博弈论的构成要素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博弈论的构成要素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博弈论 囚徒困境 日常生活 最优化

一、博弈论基础

（一）博弈的基本概念

博弈论，又名“对策论”，它研究的是决策者为获得最大利益如何选择适当的策略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博弈论在运筹学领域也有重要地位。它研究的是在彼此依赖的条件下，决策者为获得最大利益如何抉择适当的策略的理论和方法。

（二）博弈的基本内容

博弈的构成要素有五个，分别是：参与者、行动、支付、规则以及均衡。参与者是博弈的决策主体；行动指参与者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案；支付指根据决策结果获得的收益；规则指对参与者行动的先后次序等内容的规定；均衡指一切参与者的最优策略的组合。

（三）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是指参与者在作出决策后，所得到的支付结果是稳定的，并且任一方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得到更大的收益，因此，参与者都不会改变策略来打破这个均衡。博弈的结果总为纳什均衡，因此，我们用纳什均衡来表示博弈的结果。

二、囚徒困境模型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具典型的案例。警察抓捕两个作案嫌疑犯，并将其关在不同的房间受审。警察告诉每个嫌疑犯：若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一人坦白而另一人抵赖，则释放坦白嫌疑犯，对抵赖嫌疑犯判刑十年。在这个博弈中，每个嫌疑犯都有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每个嫌疑犯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则被释放，不坦白则会判刑一年，总之，坦白要比抵赖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八年，抵赖则被判十年，坦白还是比抵赖更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这就是囚徒困境。

运用博弈论分析，参与者为嫌疑犯甲和嫌疑犯乙；行动集分别为嫌疑犯坦白或者抵赖。若两名嫌疑犯均选择坦白，其支付结果为（-8，-8）；若嫌疑犯甲坦白而乙抵赖，其支付结果为（0，-10）；若嫌疑犯甲抵赖，乙坦白，支付结果为（-10，0）；若嫌疑犯甲、乙均选择抵赖，其支付结果为（-1，-1）。运用下划线法进行分析，支付矩阵为表2-1：

由囚徒困境案例得知，一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不一定可以满足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了个人选择和集体理性的矛盾。

三、囚徒困境模型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一）购买火车票时的应用

火车出行方便快捷、价格合理，因此乘坐火车出行已成为人们内剧增，火车票的购买难度便明显增加。因此，抢票是无法避免的。

假设学生甲和学生乙同时购买仅剩的一张火车票，运用博弈论进行分析，该博弈的参与者为学生甲和学生乙；行动集为学生选择放弃或者继续坚持；若学生甲坚持，学生乙放弃，其支付结果为（1，-1）；若学生甲坚持，学生乙坚持，其支付结果为（-∞，-∞）；若学生甲放弃，学生乙坚持，其支付结果为（-1，1）；若学生甲放弃，学生乙放弃，其支付结果为（0，0）；运用下划线法进行分析：划线后的支付矩阵为表3-1：

（二）马路行驶中的违章问题研究

为了节省时间，大部分驾驶员会选择加速、超车甚至闯红灯，所以造成了日益突出的城市交通问题和交通拥堵现象。

运用博弈论对该现象进行分析。假定在不全违章的情况下，违章的成本低于不违章的成本，违章成本为1，不违章成本为2；若驾驶员同时违章，会造成交通堵塞，产生额外的成本2。假设马路上有两名驾驶员：驾驶员甲和乙，即为该博弈的参与者。行动集为：驾驶员违章或不违章；若驾驶员甲违章，乙不违章，则支付表示为（-1，-4）；若驾驶员甲违章，乙违章，支付表示为（-3，-3）；若驾驶员甲不违章，乙违章，支付表示为（-4，-1）；若驾驶员甲不违章，乙不违章，他们的支付表示为（-2，-2），运用下划线法分析后的支付矩阵为表3-2：

从支付矩阵看，该博弈的策略组合：驾驶员甲不违章且驾驶员乙不违章为唯一的纳什均衡。但是，由于每位驾驶员都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违章，从而引发交通问题，既损害了个人利益，也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利益。

第2篇

【关键词】游戏教学法 博弈论

项目支持：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双语教学“多位一体化”教学方法研究（SGH140755）。

引 言

博弈论是研究策略性决策行为的社会经济科学分支，提供一种思维方法，帮助在互动行为中的行为方提高发现和引用有效策略的技能[1]。博弈的思想起源于游戏，数学家冯・诺伊曼运用数学模式研究游戏者应该如何在游戏中选择自己的策略，奠定了现代博弈论的基础[2]。由于博弈论和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相同，强调个人理性，所以博弈论在经济学中获得了最广泛、最成功的应用，博弈论已成为经济分析最合适的工具之一。目前，博弈论课程作为相关本科专业的选修课，开设时间尚不长。授课方式以教师讲授理论为主，不利于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加之博弈论的研究过程和分析方法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数学工具，需要一定的数学基础，学生在学习时觉得抽象有难度，课堂教学普遍沉闷、乏味[3]。因此，博弈论的课堂教学方法急需创新和改革。

游戏教学法

游戏教学法是游戏和教学的结合体。游戏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一种自愿的活动，其规则是游戏者自愿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4]。就游戏的内在精神而言，教学可以成为游戏。

最早对游戏法进行系统阐述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1952年教育和发展心理学大师皮亚杰将游戏理论延伸到教育学领域。1976年日本索尼公司在学员培训中创立管理游戏。此后许多世界知名大学相继将管理游戏引入课程教学[5]-[6]。1996年北京科技大学率先引入管理游戏，国内一些学者从理论角度探讨游戏教学法的可操作性[7]-[8]；另一些学者从实践角度，将游戏教学法应用到历史、体育、管理学等诸多课程中[9]-[10]。然而，却鲜见在博弈论课程教学中引入游戏教学法。

博弈起源于游戏，无论是其英文原名（Games）还是中文翻译（博和弈是中国古代的象棋和围棋），都体现了与游戏的关系。博弈论课程主要分析互动行为，论文提出在课堂教学中引入互动性很强的游戏教学方法，并实施一个具体的课堂游戏，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游戏和学习活动中，期望这种新的教学方法对博弈论的课程教学有所裨益。

“选字母”游戏的设计实施

游戏互动教学法主要用在课堂引入或重难点讲解过程中，设计一些让学生参与其中的实验性游戏，在游戏中独立思考，组织策略，得到游戏结果，进而讨论、反思，学习理解理论知识。

1.游戏设计。博弈的组成要素，是理解和分析博弈过程的基石。在博弈论的首次课程中，作为课程引入，设计“选字母”游戏，引入介绍博弈基本要素、静态博弈的得益矩阵等知识。通过游戏激发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加深对博弈组成要素知识点的理解。

2.游戏参与。给定游戏规则：学生互不商议参与游戏，字母a、b二选一。之后将随机把学生分为两人一组，根据得分判断胜负：同选字母a各得2分，同选字母b各得3分，不同选择时选a得5分，选b得1分；两人中得分高者胜。给学生充分的时间理解规则，同时在纸上写出自己所选择的字母。

学生独立思考选择后，随机挑选两位同学为一组判断胜负。为增加参与性和趣味性，可随机多选择几组同学，判定胜负。

3.游戏讨论小结。游戏暂时告一段落，请几位同学阐述自己选择的理由，进而分析游戏，讲解知识点。

首先，引导学生分析游戏构成，借以学习博弈的基本要素。完成游戏需要有参与游戏的人和游戏规则。游戏参与者在博弈中称为“博弈方”。游戏规则是所有参与者都了解的内容，在博弈中称为“信息”。游戏规则 “字母a、b二选一”，规定了参与者在游戏中可以选择的行为，在博弈中称为“策略”；游戏要求所有人同时作出选择，即规定了游戏的参与顺序，在博弈中称为“次序”；得分标准即个人在游戏中所得的结果，在博弈中称为“收益”。进而具体讲解博弈的基本构成要素：博弈方、策略、信息、次序、收益。

其次，在这个简单的博弈游戏中，个人的收益依赖于自己和对手的选择。引领学生用表格的形式表现游戏结果，下图1为自己的收益，图2为对手的收益：

观察发现两个表格基本一致，为表现更简便，引导学生将表格合二为一，用数组方式表示收益：第一个数字表示左侧博弈方收益，第二个数字表示上侧博弈方收益，如下图3。图3所示的表格即是博弈的基本表达形式“得益矩阵”。

至此，通过“选字母”游戏，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学生已经基本掌握了博弈的基本要素及得益矩阵的表达方式。过程简洁易懂，可让学生通过自己总结完成，以达到这节课游戏教学的教学目的。

最后，还可以提出思考问题：在考虑他人的策略下，如何选择，可以使得自己的得益最大？如果游戏允许两人商议，又应该如何选择？通过开放问题的设置，引发学生思索讨论，为后续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博弈求解等知识点作好铺垫。

游戏教学法实施过程及原则

1.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并设计合适的游戏。游戏教学中，课前游戏设计是关键，主体是教师，应在对课程内容充分理解和全盘把握的基础上，确定游戏教学实施的章节和知识点，进而设计游戏。课堂游戏的设计，一方面要与知识点相关联，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趣味性和群体参与性。游戏是一种辅助教学手段，课前应准备相应的游戏道具，细化游戏规则。原则上游戏应简单易行，灵活可调整，易于实施，结果便于分析。同时，应充分考虑到游戏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方案。

2.课堂游戏引入。教师要在合适的时机介入和结束游戏，避免学生只关注游戏而忽略知识点。根据知识特点和游戏规则，合理组织学生，分小组或个人参与游戏。游戏进行之前，教师介绍游戏的基本内容，阐明游戏的基本规则，可执行的基本行为。结合实际情况，帮助学生理解和分析游戏中隐藏的信息和行为方的可选策略，对一些较有难度的策略，给予提示和简要分析。

3.游戏体验。游戏参与实施环节主体是学生，在理解规则的基础上，独立思考，独立决策，理性分析，给出自己的游戏方案。游戏过程中，教师暂时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游戏的主持人或参与者，要营造宽松、自由的环境，让学生充分发挥主动性参与其中，体会游戏带来的乐趣。

4.游戏结果分析讨论。博弈研究的是相互影响的决策行为，其结果依赖于博弈方的不同选择。因此游戏的结果，由于参与者的不同行为而呈现多样性。教师应引导学生一起思考其他人的行为策略，讨论各自的行为对游戏结果带来的影响。必要时还可将游戏进行多轮，在其中体会不同策略组合下的不同游戏结果，讨论导致不同游戏结果的原因及博弈结果的影响因素。

5.游戏总结评析。对游戏结果的分析讨论和反思，是课堂教学组织的重点。有些学生可能只享受了游戏的乐趣，却没有思考其中的知识。教师借助游戏讲解相应的知识点，结合游戏的组织完成过程，充分理解其中包含的博弈基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利用游戏帮助学生理解理论。通过这些游戏性的实验，提高学生的兴趣，然后针对不同实验结果，教师逐步切入主题并解释分析。有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再加上亲身体验，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将更深刻。

进一步，还可以让学生尝试用所学的知识分析游戏，思考如何在游戏中更理性地给出行为策略，以获得最好的结果。引导学生理解理论体系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体会合作意识对博弈结果的重要影响。

结 论

博弈论是一门理论及应用性均较强的课程。论文尝试在课程中引入游戏教学法，打破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以游戏为桥梁，让学生充分参与到学习活动中，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情境、独立探索思考策略的习惯和能力，同时在模拟游戏分析的过程中，感受理性与合作的重要意义及实施过程，自发在学习生活中运用博弈的思维模式，形成一种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游戏教学法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在其组织过程中，对课堂的掌控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

[2]尉洪池：《博弈论和语言游戏》，《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第126-138页。

[3]李太龙：《博弈论公选课的教学内容与方法探析》，《教育探索》2012年第1期，第42-44页。

[4]周建平：《游戏教学观论要》，《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22期，第56-59页。

[5]Pearson P， Webb P.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ames teaching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Sport. 2006，9（1）：11.

[6]Demirbilek M， Tamer S L. “Math teachers’ perspectives on using educational computer games in math education”.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0（9）：709-716.

[7]蒋璐：《游戏教学中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的统一》，《中国教育信息化》2010年第8期，第16-18页。

[8]张臻、张世波：《从熵的角度反思游戏教学》，《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31期，第51-53页。

[9]侯雁飞：《美国数字游戏教学模式对我国历史教学改革的启示》，《教育科学》 2013年第29期，第82-85页。

第3篇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 公司绩效 博弈分析 人力资源管理评价 绩效评估

一、引言

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要想不断的发展壮大、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力，需要企业能够清醒的认识到实现企业目标的关键所在。人力资源管理评价机制和绩效考评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评价机制能够很好地提高公司绩效，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同样公司绩效的优劣能够真实地反映人力资源管理评价体系的实效性和可行性。

二、博弈论概述

1.博弈论的概念

博弈论也叫做对策论或者竞赛论，它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或者说是“游戏理论”。博弈论主要是指参与博弈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者组织，在一定的的环境和规则约束下，依靠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者先后、一次或者多次的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策略并且加以实施的过程。

2.博弈论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博弈论的分析中，一场“游戏”或者对局，应该具备五个最基本的要素：

第一，对局者。对局者就是博弈的参与者，通常为组织或个人组成，他们都是利益极大化的理性人；

第二，博弈信息。博弈信息是博弈双方自身所掌握的、有助于进行策略选择的、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

第三，博弈双方可选择的策略。在博弈论中，有多种策略可供对局者选择。例如，在价格竞争中，企业可以选择降价或者不降价的策略；在非价格竞争中，企业可以选择做广告或者不做广告的策略。每个对局者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根据现有的信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选择自己的策略。

第四，报酬。对局者通过选择自己的策略得到一定的报酬，报酬可能是利润，也可能是效用，每个对局者分别选择自己认为是最好的策略，但是其最后得到的报酬却是所有对局者采取的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五，博弈的次序和次数。就是对局者进行策略选择和实施的先后顺序以及进行博弈的次数。

三、人力资源管理评价过程的博弈分析

人力资源管理评价是指对企业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完成成果、综合素质以及工作绩效等方面的评价。由于参与博弈的评估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致使博弈的评估方所采取的策略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造成评估可信度低、缺乏公正的现象。由于博弈过程具有动态性，一方的决策会极大地影响其他对局者的行为决策，直至博弈过程最终达到纳什均衡。

人力资源评价不仅需要对员工的招聘与培训、职业管理状况进行评价，还要对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行评价，因此，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的博弈分析需要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

1.员工招聘与培训的博弈分析

在员工招聘的过程中，会对员工进行综合能力的考核，然后根据最终的考核结果确定录取或者不录取，因此，在招聘的过程中决策者主要有两种策略选择。在员工培训的过程中，同样要对员工的培训结果进行评价，评价时同样面临着两种策略选择，即通过和不通过。员工在招聘和培训的过程中无法了解竞争对手的信息和资料，因此，信息的不对称会加对局者互相评估的难度，但是对局者会选择能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

2.职业管理状况的博弈分析

对企业的职业管理状况进行博弈分析需要考虑两个评价指标，即员工的流动性以及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员工的流动性不仅会影响企业的聚合力，还会破坏整个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影响员工的工作热情。因此，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评价时，会对员工的流动性采取两种措施，分别为控制和不控制。企业会根据对局者的行为多采取控制决策。

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是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因此，对员工满意度和忠诚度进行分析有助于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提升满意水平。

四、公司绩效评估中的博弈分析

绩效评估是对员工或者组织的工作行为、表现和效果的综合评价。对于组织而言，绩效就是任务在数量、质量以及效率等方面完成的情况；对员工而言，就是上级和同事对自己工作状况的评价。企业通过对其员工工作绩效的考评，获得反馈信息，便可据此制定相应的人事决策与策略，调整和改进其效能。

1.自我评价中的博弈分析

自我评价中的博弈分析就是在自我评价的过程中相对于他人而言，选择一种能够凸显自身优势和特长的最优评价策略。自我评价中的博弈分析主要是对自身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然后进行扬长避短的过程。

2.群众互评中的博弈分析

群众互评博弈主要表现为同事之间的评价，具体的评价过程有两种情况：有小团体型和无小团体型。后者较前者相对比较公平。

无小团体型是指互相进行评价的成员之间不存在串通，仅依据个人看法进行相互评价，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公平，而博弈的最终赢家可能会是全方位都比较优秀的人员。

有小团体型是指由于人为因素或者自发形成的团体组织，有小团体型之间存在串通，从而导致博弈的结果会随着小团体的意志而发生转移，这种情况多出现于名次等级的评选上。

3.领导测评中的博弈分析

领导者在测评博弈的过程会夹杂着自我评价博弈，因为领导者对下属的评价情况会侧面反射出领导者的自我评价，如果给予员工高分则是对自我的肯定，给员工低分则是对自我的否定，但是面对同样的员工，领导者同样要进行等级优劣区分，因此，领导者测评的博弈过程相对较为复杂。

五、人力资源管理评价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博弈分析

由于人力资源管理评价的博弈分析和公司绩效的博弈分析是两个系统性较强的博弈过程，因此，二者之间进行博弈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各系统的博弈因素，然后构建两大模块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实现人力资源管理评价体系与公司绩效评价体系的统一，帮助企业选取最佳决策来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员工的满意水平，增强员工的企业归属感和忠诚度。

六、结束语

人力资源管理评价的博弈分析能够更好的完善和健全人力资源管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优化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公司绩效的博弈分析能够帮助企业建立科学而公正的度量方法，从而实现评估的科学性。总之，将博弈论引进绩效考核和评价中，能够调动员工和领导者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润滋.基于博弈论的企业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研究[J].理财研究，2008（6）

[2]吕占峰.博弈论在工作团队绩效考核体系中的应用[J].理论月刊，2007（3）

第4篇

道格拉斯・诺斯 著

钟正生 邢华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经济变迁是当代经济学研究中最为迷人的主题，因为其中的故事令人困惑。公元十四世纪，孟加拉还是一个丰产富足的国家，当时的欧洲正在黑死病的魔爪下苦苦挣扎。而今天，孟加拉已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欧洲却出现了持续的增长并成为全球的富庶繁荣之地。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经济变迁结果？

答案是制度！当代的经济学家大多这样认为。但这个答案并不完美，因为我们还会继续追问:不同社会是如何形成其制度性基础的？制度性基础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轨迹？

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不能回答上述问题，演化范式的经济学也难以完全回答上述问题。它虽然可以比较好地解释全球制度的多样性，也可以通过随机因素解释不同国家形成不同制度安排的结果，但纯粹演进主义者所主张的无意识演化观点恐怕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现实。

诺斯(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之一)则站在一个比较中间的立场，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他从演化主义的角度认为，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适应性效率。他又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把人类行为的意向性视作关键的分析变量。是的，人类社会的变迁并不适合直接套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考察。生物演化的一个特征是无意识性，自然选择的机制并非由生物关于最终结果的有关信念所决定;人类社会却不一样，人类社会的演化往往由参与者的感知所支配。经济变迁，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中的人们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塑造的深思熟虑的过程。

上述的观点，来自诺斯的近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在这本书中，他抛弃了交易费用这个曾经倍受推崇却有点似是而非的概念，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都旨在对付非各态遍历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制度的运行需要支持性框架，人类也会建立起这种支持性框架。人类会通过学习来积累个人以及前人的经验。在社会互动中，学习的积累会体现为文化。语言、神话故事、信念和行为方式等，都是文化的构成要素。文化不仅决定了某一时期的社会绩效，而且通过其支持性框架约束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了长期的变迁过程。

文化塑造了人们的观念和制度的支撑框架，而制度架构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支撑框架，并影响着文化的演化。结合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诺斯还揭示了意向性是怎样成为社会学习的结果及其随后是怎样影响经济的制度基础的;其分析框架不仅有助于解释过去的制度变迁，而且也有助于解释当今各经济体之间的不同经济绩效。

第5篇

关键词：系统稳定性；复合系统；团体贷款

中图分类号：F83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4-0063-05

引言

第6篇

随着人们的消费理念、消费行为的变迁以及通讯技术、研发、物流、金融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变化，商业环境也在发生着改变，企业之间不再只是先进技术、产品差异化、低成本等传统方面的角逐，亦或说高明的企业会通过构造适合自身的商业模式来获得以上方面的优势，因此好的商业模式已成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或消除成长瓶颈的利器。

一方面，虽然至今对于商业模式的定义尚存在争议，但确实也取得了许多关于商业模式的定义、构成要素及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对于“商业模式”如何转化为“财务绩效”这一复杂过程的研究还十分有限，而深入到两者之间的传导过程并揭示这一复杂过程的规律和本质，将会对我们更好的把握商业模式的本质及推进商业模式的运行、演化和重构产生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将以利益相关者理论、“魏朱六要素商业模型”为理论基础，并借鉴博弈论、共生理论的原理，以揭示作为利益相关者交易结构的商业模式如何产生预期的财务绩效。

二、商业模式：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

人是社会人，同样企业作为经济社会中的一个“细胞”，它的存在和发展也会涉及一系列的主体，这些主体之间凭借自身的资源能力禀赋进行交易，获得各自赖以生存发展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如果想让这一交易成为常规则需要结构和合约的支撑，因此，我们把商业模式描述为“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要研究商业模式对财务绩效的传导机理，首先要明确何为商业模式，在“魏朱六要素商业模型”中将商业模式定义为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并包含以下要素：定位、业务系统、关键资源能力、盈利模式、现金流结构和企业价值，每个要素都反映了交易结构的一个侧面。对于交易结构中的角色即利益相关者他们具有独立的利益诉求，有相对独立的资源和利益的输入与输出，可具体分为内部利益相关者、类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

一个企业想作为焦点企业为自身打造一个商业模式，首先需要确定包含哪些利益相关者，然后设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业务系统，明确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定位、盈利模式、关键资源能力、现金流结构及预期实现的企业价值，完成商业模式的设计。商业模式的设计则需要进行机会识别，例如企业经营累积形成的资源和能力的变化会使得自身的相对实力和利益诉求随之变化，亦或是创新、进取、承担风险、机会敏感的企业家精神的推动，形成调整甚至是重构商业模式以谋求更大利益的内生力量。企业价值获取的前提是价值满足，即通过准确的把握客户的价值主张，并成功的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传递，企业才能实现价值的获取。因此，客户需求的变化亦或是企业主动引领需求都会促使企业重新审视自身的商业模式。经济社会的实践已表明需求、技术、竞争环境、经济、政策等因素都可能会对企业的商业模式产生巨大影响，成为商业模式演化或重构的外生力量。在短期内，商业模式作为一种构成框架会保持相对稳定。但商业模式不仅具有静态表现，更是一种动态形式，即商业模式同时反映了某种构成框架和过程机制，因此在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的作用下会引起商业模式的动态变化。通过SWOT分析方法对企业内外环境进行分析其实就是机会识别的过程，企业通过机会识别可以掌握什么时候进行、从哪里进行、朝什么方向进行商业模式的调整或重构？

三、利益相关者对商业模式认同及参与的形成机理

商业模式影响财务绩效的前提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并与引发资源能力的投入，当一个企业完成商业模式的设计后，接下来的关键是获得利益相关者对这一交易结构的认同，达成交易契约，并受交易契约的约束。商业模式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契约的达成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是一个以自身的资源能力禀赋为资本，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博弈。博弈的过程中不论是拟加入的利益相关者或是已经存在的利益相关者都会有自身所面临的交易价值、交易成本及交易风险的考量，最终博弈的结果就是达成各自在商业模式中的定位、盈利模式、现金流结构和对整体利益划分方案的契约。商业模式的价值与焦点企业的价值具有不一致性，两者并不一定相等，若焦点企业为进一步提高自身企业价值而调整商业模式，对于现有的利益相关来说利益很可能被剥夺，选择退出还是接受，最终结果就要取决于双方资源能力禀赋在交易结构上的博弈。

四、多元资本支持进而影响财务绩效的形成机理

共生理论最早是1879年由德国的真菌学家德贝里提出，他认为共生是指不同的属种生活在一起，那么，从共生角度看，商业模式实质是交易结构上的利益相关者及其所代表的多元资源能力的共生。利益相关者认同商业模式所赋予的在业务系统中的角色及关系、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方式、收支来源和收支方式、时间序列上的现金流后，便引发多元资本的投入，而多元资本的投入是否会转化为财务绩效，有赖于多元资本是否为商业模式所需，是否可产生共生能量，因此将多元资本支持划分为质量支持和共生支持。

多元资本的质量指关键资源能力的水平，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可得出商业模式代表了多元资本的集合体，多元资本是商业模式运行的基础，资源的异质性无疑会成为商业模式具有竞争力的背后支撑力量。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有独立的利益诉求，他们投入的资本不同，追求的目标也存在差异。投入的每一项资本作为一个共生单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共处于一个共生环境中，不同的共生单元能否都以共生系统的原则管理自己的行为，提高利益一致性，这样共生关系才会稳定，共生能量才会产生，企业价值才会提高，商业模式的最终目标才会实现。在应用木桶原理，多元资本的质量支持好比构成木桶的木板，否则若有一个环节的资本质量不够高，都会成为商业模式运行的短板，这就是为什么同一商业模式会因关键资源能力的异质性产生业绩差异。当木板已经具备，怎样很好的将它们粘合在一起，发挥木桶的作用，与焦点企业怎样实现内外协调，多元资本怎样实现共生有异曲同工之处。多元资本共生需要商业模式具有动态管理机制，具有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柔性化的组织结构、外部网络、资源整合能力，实现要素协同、组织协同和价值协同。因此多元资本的质量支持和共生支持才会使多元资本的合作产生合作绩效。需要注意的是，商业模式影响财务绩效，不是指影响某一主体或焦点企业的财务绩效。而是商业模式的运作会产生整个交易结构的整体绩效，然后各利益相关者通过之前博弈达成的方案进行利益的划分，进而商业模式影响了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绩效。

第7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一般企业合作问题的角度出发，在对创新网络中企业合作内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目前网络内企业合作的策略，以期为我国创新网络的建立和企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在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引导下，从1985年起，我国也在深圳、北京等地相继建立了各种经济开发区，随后我国也出现了许多科技园、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特色工业园等形式的企业聚集现象。这些科技园区都是在政府驱动、企业地域化聚集、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联动的思路下建立起来的，主要表现为大量企业在区域内的聚集和区域资源优势的发挥。

从国外发达国家的创新网络构建来看，企业的聚集活动只是创新网络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企业与中介机构、政府、大学之间的交互关系，才是网络发挥其功能、保持创新动力，进而保持企业和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

但是，纵观我国各地创新网络的发展，尽管大量的企业在空间地理上实现了集聚，但由于这些创新网络或称科技园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大多是由政府出面规划建立，所以企业间、企业与研究机构及大学等主体合作相对较少，或者合作效果不好，合作关系不稳定，致使创新网络的协同效应、企业的交互作用较弱。因此，本文从一般企业合作问题的角度出发，在对创新网络中企业合作的内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目前网络内企业合作的对策。

基于创新网络的企业合作

（一）区域创新网络内涵

区域创新网络（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的概念在理论上并没有严格的限定，英国卡迪大学的库克(Cooke)教授对创新网络进行了较早和较全面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他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创新网络）主要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而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

其他学者如Dloreux等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创新网络的概念。Cooke比较明确地指出了区域创新网络的地域性和网络性特征，而Doloreux则把主体要素和主体间互动形成的网络关系等量齐观，既重视创新主体的多元性，又注重创新的网络性。尽管视角不同，但是所有的定义都是建立在对创新系统和区域科学两方面内容归纳的基础上，前者重视技术经济的演化过程，后者则关注创新产生的社会、制度环境。

Sternberg等人认为创新网络具有协同特征，即创新网络中不同的创新参与者共同参与创新的相关活动，网络的整体创新能力会大于个体创新能力之和。Freeman指出创新网络构架的主要联结机制是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末，创新网络的概念引入我国，结合国内区域创新的实践，不少学者也提出了对此概念的不同解释。如冯之浚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一书中认为，创新网络是指由某一地区内的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地方政府构成的创新系统；是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盖文启、王缉慈则指出从狭义上说创新网络是企业有选择性的与其他企业或机构所形成的持久的稳定关系等。总之，我国学者在定义中多是从结构分析的角度入手，强调体系中的构成要素，但忽视了要素间的互动、协同，忽视了创新的过程。 综上可以得出创新网络的概念至少应包括以下基本内涵：具有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和开放的边界；以生产企业、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地方政府机构和服务机构为创新网络的主要单元；不同创新单元之间通过关联，构成创新网络的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创新单元通过创新（组织和空间）结构自身组织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实现创新功能，并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产生影响；通过与环境的作用和网络自身组织作用维持创新的运行和实现创新的持续发展。

（二）企业合作行为的本质与特征

较早对企业合作进行研究的是科斯（Coase），他认为合作是企业在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之间博弈的结果，这为人们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企业之间的合作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Parkhe认为企业间的合作是指相关企业间长期的合作安排，通常以联盟组织的形式出现，企业可以通过利用联盟组织的资源或管理结构等来实现自身的目标,他强调企业合作的共性。Steven则从动态角度把企业间的合作看成是合作双方相互作用的一种连续性的循环。

Brandernburger和Nalebuff首次提出了合作竞争的（coopetition）概念。企业间合作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矛盾就是合作双方在合作的同时，还常常伴随着彼此的相互竞争。尽管合作的企业双方具有共同目标，但仍有利益不一致之处，企业为了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就有可能采取投机行为，故意减少合作努力或信息的限制来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合作伙伴的选择、合同的签订、确立适当的管理模式以及谨慎合作来避免机会主义的发生就非常重要，而信任则是确保企业间有效合作最重要的前提。

在解释企业间合作的驱动因素上，学者们从交易成本理论（Coase和Williamson）、基于资源观点理论、专业化分工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规模经济理论等多种理论观点来解释为什么企业之间会寻求合作。目前，我国学者大都围绕着国外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合作动因展开探讨，同时有规模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专业化分工等理论流派。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企业资源和能力理论、战略选择、理论、学习理论与制度理论等多种理论。

在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分析企业间的合作过程，设计有效的合作方式，并加强对合作关系实施过程的管理和控制是建立合作关系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学者主要运用博弈论和委托理论来分析该问题。

国内王永平等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合作竞争的动态过程，结果发现，该系统的演化方向与博弈双方的支付矩阵相关，并受到系统初始状态的影响。另外，合作产生的超额利润、双方因合作所投入的初始成本以及其贴现因子是影响供应链合作竞争关系演变的重要参数。只有遵从合作利益的极大化，建立良好的合作环境以及坚持长远的观点，企业才能建立和保持稳健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双赢的境界。

刘松先则从战略联盟的角度对联盟内各企业成员间的合作进行了博弈分析，得出建立合作博弈关系的六个约束条件，特别强调博弈必须是无限次重复博弈才有合作的可能，在合作中有效信息沟通和信任关系的建立是合作稳定而长久的前提。

冯春花把企业合作看成是委托关系，她认为企业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基于此基础去与其他企业合作，所以企业之间是通过一种协商机制来谋求共赢的目标，而能力较强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为委托方，能力较弱的一方则为方。委托方要设计一种合作方式使对方在合作中能积极参与，双方必须通过协商或者讨价还价最终形成一种使双方都满意的合作方案，从而双方的利益能互相均衡。该委托模型有时候不存在最优解，只有次优解。从动态博弈的角度来看，企业间的合作带有不确定性，合作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企业间的合作不应该追求合作的最优解，而应寻求合作的动态均衡。

（三）基于创新网络的企业合作内涵

在我国，很多学者围绕着企业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王辑慈等人对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的根植性和区域创新环境进行了分析，认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企业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通过企业在本地的植根和结网所形成的地方集聚可以使企业构筑起交流和合作系统，从而增强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企业在本地之间合作越频繁越有利于营造当地的创新环境。

贾若祥在《企业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一书中详细研究了不同企业合作模式以及跨区域合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重点提到了企业间研发合作不仅直接关系到企业运营，而且由于研发技术的外溢性，可以给相关毗邻企业带来收益，促进地区创新网络形成，增强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他认为企业合作的“涓滴效应”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推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网络化，而企业跨区域的合作则促进了区域生产要素的区域间流动。

可见在创新网络中企业的合作行为是保持创新网络的活力，发挥网络优势，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创新网络中，与一般企业的合作问题相比，企业的合作对象更多样化，合作会更频繁，而且环境对其合作的影响更大。

因此，在借鉴国内外创新网络与企业合作的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基于创新网络的企业合作概念。即在创新网络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各种机构、大学之间进行的包括合作生产、合作研发、人才交流在内的各种以创新为目的的活动，目的在于整合网络资源，追求知识共享及风险分担，实现企业与网络的创新功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促进创新网络中企业合作的建议

在创新网络的建设中，鼓励诚信合作的经营理念，塑造诚信合作的网络文化。通常企业在合作伊始会签订正式的契约协议，通过协议来约束双方，～旦发现合作伙伴有投机行为发生，可以要求对方赔偿。但在现实中，由于合作的努力程度是一个定性的判断，要将它转化为定量的判断标准在操作上还有一定的难度，加上违约赔偿的履行也很难，尤其是在创新网络的发展初期，各种服务机构及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形下，协议的实施就更加困难。因此，协议的约束力度不足决定了某些情况下合作是不可能得到充分执行的。因此从制度层面，政府或企业协会等部门要重视网络中企业的信用体系建设，可以尝试以企业合作的结果及双方的评价为依据建立企业的诚信档案，公布企业的诚信纪录：对合作行为进行鼓励，从而促进网络诚信文化的建设，以降低合作中的交易成本，促进合作关系的稳定性。

第8篇

【关键词】税收效率；税收经济效率；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制度效率

税收是政府依据其国家管理者的身份对社会再生产产品的二次分配，政府对社会再生产进行二次分配实质是将社会财富在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间进行重新配置，这种资源的二次配置对各社会经济主体都将产生深远影响，这也是评价税收效率的重要内容。税收效率是政府对私人部门的征税所引起的对资源配置以及社会制度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税收所引致的收入再分配产生的各种成本与效益的比较。税收效率分析的目的在于分析税收活动对经济影响、税收征管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影响。税收效率包括税收经济效率、税收征管效率和税收制度效率三个方面内容。

一、税收经济效率

税收经济效率是从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角度对税收制度的考察，税收除了使纳税人的收入减少外，还会导致纳税人在资源配置中的选择，歪曲消费者对消费品和生产者对生产要素的选择，这被称为超税负担。税收对社会经济主体以及整个社会就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由于政府课税，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减少，造成了福利损失。当然，政府课税能带来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如果国家通过税收提供的公共产品产生的经济效应小于给纳税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样的税收就产生了负的效应，这种负的效应属于税收资源配置上的超税负担；二是税收对经济运行产生的超税负担。税收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影响了经济主体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这时税收就产生了经济运行方面的超税负担。对税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方面产生的超税负担的分析是税收经济效率关注的重点。当然绝对中性的税收是不存在的，税收经济效率分析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市场机制的人为干扰，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而在此基础上，把握好税收额外负担的量与度，有效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最大程度的增加额外收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二、税收的征管效率

税收征管效率是指税收本身的效率。税收是以国家法律法规形式征收的，代表了国家的意志。税收征管效率也叫税收征收效率，是指努力使税收行政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征税对产业活动的额外负担，以最少的征收费用或者最小的额外损失取得同样或较多的税收收入。税收的征收需要大量人力资源和信息收集成本，现代税制结构也日趋复杂，庞大的税务机构和人员构成了税收行政支出成本，这部分费用虽然不构成税收的直接支出，但也间接由纳税人负担的。

税收征管效率是税收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两方面来考察。征税成本是税务部分为取得一定数量的税收收入所发生的各项开支，比如税务机关的各项办公费用和人员经费的支出、税务部分设备的购置和日常办公经费支出等。纳税成本指纳税人为了缴纳税款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例如，纳税人完成纳税申报所花费的时间和交通费用，以及雇用税务顾问、会计师所花费的费用等。此外，由于税制体系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在税收实务过程中，还存在纳税人为了合法纳税带来的税收遵从成本，比如为了解税收相关法规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等。纳税人无论对税收的遵从还是偷逃税，都要发生对税收法规的信息收集成本以及税务咨询和等成本，这些成本构成了税收的遵行成本。相对于征税费用，纳税费用的计算比较困难，因此，有人把纳税费用称为“税收隐蔽费用”。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二者统称为税收成本，它代表一定时期内国家为筹措税收收入而加大社会的全部费用或损失。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同税收成本的大小密切相关，现代税收理论十分重视对征管效率的研究，信息社会到来以后，如何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征管效率是税收实务界研究重点。

三、税收制度效率

制度并不是只限于经济，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人们行为的准则。人们依靠制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制度包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等。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种种现象和经济主体的运动都有其内在发展的规律性，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必须与之相适应，税收制度亦是如此。

在讨论地方税收制度效率之前，借鉴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制度和制度效率先进行初步分析。纵观制度经济学发展的相关理论，对制度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凡勃伦从心理学角度对制度进行界定，他认为，制度是由人的心理动机和生理本能所决定的思想和习惯形成的，因而制度不过是一种思想习惯或精神状态。康芒斯认为，所有的社会活动主体的话动的共有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的抑制，这种对一个人的行为的控制，其目的和结果总是对其他的个人有益的。在此基础上，康芒斯提出了他的制度概念，他认为制度的实质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2]

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制度的设计和产权安排来实现的，制度效率的高低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作用。经典作家也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辨证统一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力，社会制度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社会制度能否适应所处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发作用力。地方税体系作为现代财政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与一国社会经济背景和财政管理体制相适应，地方税效率高低对促进我国各地经济协调发展，提高资源合理利用水平意义重大。

Douglass C.North认为，制度包括：（1）以规则和管制形式对行为施加的一系列约束；（2）检验行为是否偏离了规则和管制的一系列程序；（3）一系列的道德和伦理行为规范，它们定义了规则和管制可选择的订立方式和实施方式。上述制度框架是建立在三个基础假设前提之上的，即，（1）个人行为假设；（2）订立和实施作为合同基础的规则要花费成本的假设；（3）思维形态改变最大化行为的假设。青木昌彦基于博弈理论对制度和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在对传统博弈理论进行修正，在传统博弈理论假设，博弈参与人和分析人对博弈过程的客观结构有着彻底认识；青木昌彦放弃了传统博弈论的假设，相反，他认为，博弈参与人对博弈过程的客观结构只拥有有限的了解。基于此，青木昌彦将制度定义为“参与人主观博弈模型中显明和共同的因素――即关于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当这些主观博弈模型所导致的行动决策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便会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主观模型，直到新均衡实现为止。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就等价于理解参与人协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能够分析技术和环境变化、政治因素、法律条文、创新试验和文化遗产等等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切必须在我们分析了共时性问题之后才真正有可能进行[3]。所有组织活动的原则或规则都或多或少受个人受集体行动的控制。组织本身是一种制度，也是制度的产物。在康芒斯的理论中，集体行动的种类甚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如家庭、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工会、联邦储蓄银行甚至国家。所有这一切集体行动的共同特征在于个人的行动受集体行动的制约。

从上述分析分析可以看出，对制度内涵的理解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制度是一种社会活动的规则，是由各类组织创造的，用于约束组织个人的活动规则。制度构成要素包括交易成本、产权、国家和契约等因素。制度效率的提高有赖于制度效率因素能否适度运行。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生产活动。其二，制度与人的行为、动机和心理有密切关系。汉密尔顿指出，一种制度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或某种广为流行的、经久不衰的行动，制度根植于人群的习惯或风俗。从根本上看，传统意识形态对制度创新的作用就在于人们的制度选择总是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或价值观念，而人们的价值观念总是受他们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作为组织中的个人的行为必须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活动的。经典作家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应该有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想适应。所以决定上层建筑（包括制度）在内的应该是生产力因素。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统一关系中，离不开人的主管选择，所以马克思说“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制度作为人主观选择的产物必然要受到人主观思维的影响，与人的心理有密切关系，因此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文化的一部分，可统称为意识形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西方经济学建立在人的经济人理性选择基础上，人的动机和心理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化效用，但人对个人最大利益的追求是建立在一定规则制约背景下的，这些制度的约束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前提。其三，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制度是为一定的组织内全体人员制定的，而不是为某一个个人服务的，制度是一种公共规则，尽管在制度的某些阶段，制度只为少数人设定，但大多数情况下，制度的依从少数服从多数的运行原则，因此，制度与一般公共品不同，制度具有排他性的原则。

地方税收制度是基于财政分权理论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对地方税制度效率的研究也应该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研究不同地方税制变迁带来的交易成本与效益的对比变化。税收的制度效率是指税收在社会公平、道德伦理、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效率。现代社会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实际上是一国政治体制、历史文化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地方税制度效率的定性研究可以从制度层面找到促进一国地方税效率提高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凡勃伦,蔡受佰译.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9.

[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90.

第9篇

关键词：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基本原理；必要条件

作者简介：王枫云（1969―），男，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9.57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9-137-02

广佛都市圈是由广州市、佛山市及其各自下辖的区、市所构成的一个在地域上紧密连接、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日趋融合的，以广州和佛山中心城区为核心，并以其有效吸引和辐射的空间距离为半径所组成的城市和城市辖区的有机整体。广佛都市圈是整个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带，推进广州与佛山两城的协调合作与协同并进，促进两地资源优化配置与互补共享，全面加快广佛同城化进程，是提升珠三角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关键环节。而促进两地资源优化配置与互补共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进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目标的达成，须遵循科学的原理并具备必要的条件。

一、推进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优化配置须遵循的基本原理

（一）互补原理

互补原理是丹麦物理学家玻尔1927 年提出的,其核心的理论内涵是：世界上多种多样的事物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性，即使同一事物，从不同的侧面考察，也具有多重属性，这是事物之间互补的哲学基础。换言之, 客观事物间的互补是其不同性质与属性的客观反映。不同事物之间以及同一事物内部的和谐，是由一些看似矛盾、冲突的方面在互补中形成的。[1]

以互补原理为指导，我们可以发现：广佛都市圈内各城市和城市辖区的教育资源在数量、质量、分布、流动、开发潜力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这表明广佛都市圈内各城市和城市辖区的教育资源存在互补的基础，关键问题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充分认识、发觉并很好地利用这些差异，并以此为基点，推进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系统原理

自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一般系统论以来, 系统原理已为人们广泛的认知和接受。系统原理认为，系统是由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组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由若干要素组成；（2）要素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3）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特定功能。[2]同时，一个高效运行的系统必须遵循下列原则：一是着眼全局原则，即系统一切构成要素的运行都应从整体目标出发，为了整体目标的实现，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二是合理组合原则，整体优化来源于构成要素结构的变化或结构的调整，面对有限资源和约束条件，只有采取要素结构重组和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达到整体优化的目的；三是系统开放原则，在系统与环境之间以及系统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必须开放，通过开放交流物质、能量和信息。[3]

立足于系统原理的基本观点，我们在推进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进程中，首先，应该把广佛都市圈的教育资源看作是一个紧密联系、互相作用的独立系统；其次，应着眼于都市圈教育资源的整体，并根据环境条件对教育资源配置进行科学设计，使教育资源配置与外部环境保持动态平衡；第三，要对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从整体、开放、关联、动态的视角来应对都市圈教育资源配置中出现的问题。

（三）协同原理

“协同”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为共同工作。协同原理是20世纪70年代初联邦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创立的，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协同的本质不是参与协同各要素功能的简单叠加，而是各要素按照特定的方式协同运作，实现参与协同各要素功能的聚合放大和功能倍增。第二，参与协同各要素的配合在时空上应是同步的。时间上的同步性要求参与协同的各要素紧密衔接，遵循共同的时间参数，空间上的同步性要求参与协同各要素之间协调配合，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内实现有序、理性的布局和安排。

从协同原理的理论要求出发，推进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要强化都市圈各城市和城市辖区的人、财、物、信息等各种教育资源之间的协调配合，促进各种不同类别、不同形式教育资源在配置中达到时间上的前后连贯和空间上的无缝隙化。

二、推进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优化配置须具备的必要条件

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目标的实现，除须遵循科学的原理外，还须具备必要的支撑条件，具体包括:成立协调组织、制定协作规章、构建资源共享平台、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等。[5]

（一）成立推进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官方协调组织

广佛都市圈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以及教育资源禀赋的互异性，需要都市圈内各城市和城市辖区政府的主动介入，成立官方协调组织，保证都市圈教育资源合作性配置的顺利开展。通过官方协调组织的顶层设计和宏观协调，使得都市圈内参与教育资源配置各类主体可以按照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合作，形成都市圈教育资源配置的协作网络，最大限度地整合都市圈教育资源，形成整体系统效应，从总体上扩大都市圈教育资源的产出规模。

（二）制定推进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协作规章

推进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协作规章，是按照都市圈教育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要求，将各教育资源配置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详细列举，并经过多方磋商后订立的，是规范都市圈教育资源配置合作关系和确立都市圈教育资源配置合作的目标、内容、途径、手段等的一系列制度性规范的总和。作为一种约定，协作规章是连接都市圈各种教育资源配置主体利益关系的重要中介，对都市圈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各方主体均具有制约力和保障性。制定推进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协作规章，对于确保都市圈内各城市和城市辖区教育资源配置活动的理性有序、配置进程的顺利进行和配置目标的有效达成具有重要意义。

（三）构建推进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资源共享平台

从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配置的现实看，当前都市圈内物质资源、教师资源、信息资源等教育资源的共享程度尚有待提升，流动性也尚须加强。因此，有必要彻底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构建推进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资源共享平台。

首先，要构建教育基础设施的共享平台。鼓励都市圈内各种教育资源配置主体之间开展协作，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教育基础设施的整体利用效率。特别对于利用价值较高、共享性较强的基础设施，如图书馆、体育设施、实验实习基地等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共享。

其次，要构建教师资源的共享平台。通过建立教师资格的相互认证制度、教师的交流和互聘制度、教师自由流动制度等，形成统一的都市圈教师资源共享平台，充分挖掘都市圈教师资源的潜力，发挥其最大价值。

最后，要构建教育信息资源的共享平台。都市圈内各个城市和城市辖区应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其辖区内的各种教育资源信息，并通过互联网、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等各种传媒，定期、详尽地，这样既能适时监控具有地方保护倾向的资源配置政策，又可以促进都市圈各教育资源配置主体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确保教育资源配置行为取向正确性。

（四）建立推进广佛都市圈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利益补偿机制

依据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广佛都市圈内各方教育资源的配置主体，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往往会依靠其所掌握的信息，选择实施对自己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益的行为或策略。这就使得都市圈内关于教育资源配置的合作，仅靠各方资源配置主体的主观自觉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因此，需要建立能够促进长期合作的利益补偿机制，即通过一套有效的制度设计，使在资源配置中利益受损的一方得到合理、足够的补偿，从而使得都市圈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合作能够长期、稳定地进行。

参考文献：

[1] 陈建中.互补原理及其认识论的新形势[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03)．

[2] 吕兴田.系统原理与我国行政改革[J].鲁行经院学报，2003，(04)．

[3] 孙科、张美华.系统理论视野下的高等教育管理与学校技能[J].高等农业教育，2002，（11）．

第10篇

    关键词 会计职业道德 囚徒博弈 政府监管费用 社会损失成本 惩罚性收益

    会计职业道德问题是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最根本原因之一,面对会计人员出现的职业道德问题,仅靠会计人员的市场行为是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会计市场失灵”。面对会计市场失灵,政府必须介入,对会计市场进行政府监管。但是,在考虑政府监管所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必须考虑政府实施监管所付出的成本,因为政府监管也是一种经济活动,效益成本是并存的,只有当其效益超过成本时,在经济上才算是合理的。因此,在考虑是否实施某项政府监管时,必须首先分析和确定政府监管的成本。

    1 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政府对会计市场的监管,按照发生时间的不同可以分为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措施。事前、事中监管是在会计人员进行会计行为之前或正在进行会计行为时,采取一些控制措施降低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发生的几率,笔者用“监管力度”来表示事前、事中监管力度的大小,监管力度越大,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时被惩罚几率就越大。事后惩罚主要是对已经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进行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其力度用“惩罚金额”表示。

    本文通过博弈论来分析政府监管的必要性。根据博弈理论,不同企业之间的会计人员存在一种“囚徒困境”的博弈。

    1.1 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

    假设A和B是两个不同企业的会计人员,A和B在提供会计信息决策的时候有2种选择:遵守职业道德、违反职业道德。在没有政府监管措施的情况下(即不存在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构建会计人员行为的“囚徒博弈”(见表1)。

    表1中,如果B遵守职业道德,A违反职业道德可以获得6个单位的利益,遵守职业道德可以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A违反职业道德可以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同理,如果B违反职业道德,则A违反职业道德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2个单位的利益。由此可见,无论B是否违反职业道德,A违反职业道德都比遵守职业道德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A必然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同样,B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违反职业道德就成为会计人员的普遍选择。

    1.2 政府监管惩罚力度不够大的情况

    如果存在政府监管,但监管力度和惩罚金额不够大,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假定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被惩罚几率为1/3,政府对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的惩罚金额为2个单位(见表2),当B遵守职业道德时,A遵守职业道德可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违反职业道德可获得的期望利益为6×2/3+(6-2)×1/3=5.3,则A违反职业道德可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2.3个单位的利益;当B违反职业道德时,A违反职业道德仍可比遵守职业道德多获得1.3个单位的利益。因此,A仍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同理,B也会选择违反职业道德。可见,违反道德仍然是会计人员的普遍选择,政府监管惩罚措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3 政府监管惩罚力度很大的情况

    政府监管惩罚力度很大,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被惩罚几率就很大,假定为1/2,同时政府的惩罚金额很大,假定为8个单位,则“囚徒博弈”表现为(见表3):如果B遵守职业道德,A遵守职业道德可获得3个单位的利益,违反职业道德时,其期望利益为6×1/2+(6-8)×1/2=2,则A违反职业道德会比遵守职业道德少获得1个单位的利益;如果B违反职业道德,则A违反职业道德比遵守职业道德少获得2个单位的利益,对A来说,在权衡利弊之后必然会做出遵守职业道德的决策。对B来说,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遵守职业道德就成为会计人员的理性选择。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要想促使会计人员做出遵守职业道德的最终决策,仅靠会计人员之间博弈是不够的,政府必须介入,采取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措施,而且监管惩罚的力度一定要足够大,才能促使会计人员做出有利于社会的决策。

    2 政府监管成本分析

    由上述博弈分析可知,政府应当介入会计市场,进行政府监管,并且监管力度和惩罚金额应当足够大。那么,监管力度是不是越大越好?笔者认为不是,因为监管行为也是有成本的,随着监管力度的不断增大,政府将付出更多的监管成本,当付出的监管成本大于所得到的收益时,政府监管就得不偿失了。政府监管总成本是由政府监管费用、社会损失成本和惩罚性收益三部分组成。政府监管费用是政府监管部门通过一些监管措施防止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所耗费的物质费用和劳动消耗等;社会损失成本是会计人员出现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给社会所造成的损失;惩罚性收益是政府监管部门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会计人员进行惩罚所获得的收入。社会损失成本和惩罚性收益之差,笔者称之为社会净损失。这三部分的确定如下。

    2.1 确定合理的政府监管费用和社会损失成本

    假设惩罚性收益一定时,用a表示政府监管力度,t表示政府监管费用,m表示社会损失成本,r表示惩罚性收益(为常数),则政府监管总成本T为:

    T=t+(m-r)

    其中,t=f(a);m=g(a)。

    随着监管力度a不断增大,社会损失成本m会不断降低,根据经验统计数据可知,社会损失成本m可以表示为监管力度a的非线性函数,假定此函数为g(a),因为假定r为常数,社会净损失m-r也是a的非线性函数;政府监管费用t是随着监管力度a的增大而同方向变化的,也可表示为监管力度a的非线性函数,设为f(a),则:

    T=f(a)+[g(a)-r]

    用横坐标表示政府监管力度a的大小,纵坐标表示成本的变化,政府监管费用t和社会净损失m-r的大致关系见附图,随着政府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管力度a的不断增大,政府的监管费用t不断增大,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引起的社会净损失m-r将会越小。

    根据函数的性质可知,我们在图中总可以找到一个点,使得政府监管费用t和社会净损失m-r之和最小,即政府监管的总成本T最小。一旦找到这样一个点,就可以确定政府监管力度a和对应的政府监管费用t、社会损失成本m的大小。

    当然,要确定成本函数的具体形状并不容易。从长期来看,政府监管机构可以通过统计数据和过去的经验,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确定,从而得到政府监管成本曲线的具体函数。

    2.2 确定合理的惩罚性收益

    假设惩罚性收益由r提高到r′(r′>r),如上图虚线所示,此时的社会净损失为m-r′,在惩罚性收益在r′水平下的监管总成本为T′。由附图可以看出,随着惩罚性收益的提高,政府的理性选择总成本会下降,使总成本最小点向左下方移动。由此可见,惩罚性收益对总成本曲线的位置有重要影响。

    目前,对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惩罚金额是根据其违法收入的数额来确定的,但这种惩罚金额确定的方法并不合理,因为任何惩罚都是希望达到遏止犯罪的目的,而不在于报复,对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也是如此。对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进行惩罚的目的是消除或减少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可能性,而要消除这种可能性,政府必须有科学的惩罚依据。

    要减少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其原因是这些行为给社会造成了损失,因此,政府对会计人员违反道德行为的惩罚金额,应当根据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数额来决定。但也不是说社会损失是多少,惩罚金额就是多少,惩罚金额应该是该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给社会所造成损失的数倍才合理,因为并不是所有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都受到了惩罚,特别是由于监管力度的限制,有相当一部分有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会计人员并没有受到惩罚。如果对被查出的会计人员的惩罚金额只相当于给社会造成的损失,那么仍然很难阻止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因为如果这些行为没被查出的话,会计人员将不会受到任何处罚,而且没被查出的机率是很高的。

    除了让被查出的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负担自己行为的惩罚以外,还必须让他们替没被查出的会计人员接受惩罚,这才能真正达到遏制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目的,惩罚性收益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政府对某会计人员的惩罚性收益=该会议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给社会造成损失×监管机构计算的惩罚倍率

    监管机构计算的惩罚倍率=1/被惩罚几率

    例如,假定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会计人员被惩罚几率只有1/4,那么对被查出的会计人员,惩罚性收益就是该会计人员行为给社会造成损失的4倍。

    3 结论

    面对会计市场出现的职业道德问题,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介入,进行会计市场监管。如何确定政府监管的力度,使政府付出最少的监管成本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就有一个成本分析的问题。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政府监管部门来说,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找到政府监管总成本最小的点,得出政府监管力度的最优数值。而该点的寻找可根据统计数据和成本性态拟合出的政府监管费用和社会净损失曲线中求得。

    参考文献

第11篇

当今世界，经济正在日益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构成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两大支柱除了国际贸易活动之外，便是国际投资活动。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以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为主要特征的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领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加入WTO后，中国将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FDI必将以更大的规模进入，对中国未来的市场结构和经济走向产生更加巨大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初步分析。

一、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的理论回顾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1998）。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参考文献】

[1]李太勇：《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北京]《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11期。

[2]王洛林：《2000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第12篇

我国大学教师来源于本校毕业生的比例普遍偏高，即所谓学术“近亲繁殖”，由此引发了诸多不利于学校健康发展的问题。许多学者针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大学开始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如北京大学于2003年开始进行的人事制度改革，就明文规定不留本校应届毕业生。这场改革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存在很大的争议，也激起了更多人对有关学术“近亲繁殖”研究的兴趣。

一、学术“近亲繁殖”的概念

学术“近亲繁殖”衍生于大学教师学缘结构，即大学教师学历来源于毕业的学校以及所学的专业、类型、层次等构成状态，这种构成状态反映着学术思维的多样化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大学创新能力的强弱。近亲繁殖是个生物学概念，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指近亲之间繁育的后代容易出现生物衰退现象，表现为生命体的质量不高，生产力、生活力、繁殖力、智力、免疫力等方面相对低下。有人把这一概念借用到社会科学中，认为学术研究也有类似情况，学术“近亲繁殖”也导致学术衰退以及研究人员学术水平一代不如一代的问题。 “近亲繁殖”的英语单词是academic inbreeding，又称institutional inbreeding 或faculty inbreeding ，主要是指选留本校毕业生任教（通常是讲师）。德国是最早在大学中采取措施限制留本校任教授的国家，德语中相应的词汇是Hausberfung，这个词由两部分合成而来，即“Haus”和“Berufung”。前者的通常含义是“房屋”、“家庭”、“住所”，这里借指“在同一个屋檐下”；后者是“任命”，这里特指对教授的任命 [1 ]。对于学术“近亲繁殖”的范围又有不同的界定，最典型的是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的学历都在一所学校完成，然后又直接在母校任教；另一种情况是部分学历在后来工作的学校完成，但中途在其他学校学习过，或工作过。后者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完成最高学历后留校工作；另一种是完成最高学历后，先到别处就业再被返聘回母校。后者被称作“衣锦还乡者”（silver-corded f aculty ），一般不被归属于“近亲繁殖”。学术“近亲繁殖率”，是指毕业于本校专任教师总人数占该校专任教师总人数的比例，是测度学缘结构优化程度的关键指标 [2 ]。与学术“近亲繁殖”相对的观念是学术“异缘杂交”，被认为是解决高校学缘结构优化的核心理念，其首推举措是不直接留任本校毕业生任教，目的是斩断“近亲繁殖”之根，招纳“异缘人才”，构建多元文化交融、多学科交叉糅合、多视角思维互补、多途径理论实践的开放性学术文化，促进学术争鸣与合作，最终实现学术创新。

二、学术“近亲繁殖”命题的真伪之辩

在自然生态中，近亲繁殖会严重影响到生物的进化，导致一代不如一代，是一种生物进化的逆淘汰。在学术界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议论题。正反双方都能罗列支持本方观点的大量例证，也能进行长篇的学理分析。

支持学术界也存在“近亲繁殖”效应的学者认为，相似的学缘结构必定导致大学学术的衰退，因为同事之间接受的教育相同或相似，没有宽广的眼界，没有多元的文化，很难产生交叉文化碰撞而迸发的创新思维火花，而且师生同校，甚至祖孙同校，学术晚辈生活在学术长辈的阴影之中，受到压抑，很难有所作为。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就有大批学者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瑞夫斯（FIoyd W. Reeves）、埃尔斯（Walter CrosbyEells）、克里夫兰（Austin Carl Cleveland）等人的研究，通过对“近亲”和“非近亲”教员的职业发展进行对比性分析，他们获得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即“近亲”明显“比非近亲”的教员在经济报酬和专业发展上要迟缓，对于“非近亲”教师而言，他们的学术发展、学术产出和外部认可可能性远大于“近亲”教员 。

但也有研究表明，留校任教者的学术成果并不劣于外来者，即“近亲繁殖者”的学术成果并不见得比“衣锦还乡者”和“异缘杂交者”差，甚至更加优秀。他们认为，根本就不能套用自然界的近亲繁殖概念，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如美国学者麦基（Reece McGee）在1960年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部分为大学所能够自我支配的领域，如学术产出和资助，“近亲”比“非近亲”的学术产出要低得多，“近亲”获得的研究资助比“非近亲”的要低得多；然而，在完全不为大学所支配（外部控制）的领域，如在学术社团身份和职位、在全国性参考文献作者排名，两个群体间反而是“近亲”略为占优，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具有博士学位的低级别教师群体中，无论是在著作论文综述，还是其他方面的成果数量上，“近亲”比“非近亲”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6 ]。有人认为，单从学术研究 的角度考虑，不必刻意避讳“近亲繁殖”，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学术研究倒需要在“近亲”中展开。梁建洪（2013）以经济学家为例反证了近亲繁殖的优势，比如：詹姆士·穆勒和其儿子约翰·穆勒，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和儿子里昂·瓦尔拉斯，卡尔·门格尔和儿子小卡尔·门格尔，约翰·贝茨·克拉克和儿子约翰·莫里斯·克拉克，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和儿子约翰·梅内姆·凯恩斯，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不仅出自近亲繁殖，甚至出自嫡亲繁殖；又如：师徒之间的近亲繁殖或嫡亲繁殖代表有奥地利学派，从其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开始，著名的后继者是他的学生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之后是他学生的学生米塞斯，再之后是他学生的学生的学生哈耶克。像奥地利学派这样的经济学派得益于学术“近亲繁殖”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没有师徒之间的薪火相传和发扬光大，很难想象这个学派能有经济思想史上的学术地位。在学理论证上，反方认为，根据库恩的范式定义出发，认为 “近亲繁殖”比“异缘杂交”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优势：第一，“近亲”学术团队更接近科学范式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常规科学研究；第二，其他范式研究人员的进入，难以在既有范式的学术团队做出实质性科学贡献 [7 ]。

确实，如果抛开行败、管理腐败等学术外因素，只从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上求证，很难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证明学术“近亲繁殖”命题的真实性，同时在实证研究中也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反过来，更难证明不存在学术“近亲繁殖”的危害性，即使能够找出个别案例表明学术薪火相传的优越性，也无法证实留校任教更有利于学术繁荣与发展。一个既难证实，又难证伪的命题，却引起如此广泛而热烈的探讨和争论，并且被越来越多的大学所重视和关注。也许，跳出“近亲”是否有繁殖能力及繁殖的后代是否正常的纠结，换一个角度思考，能够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学术“近亲繁殖”，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思路。

三、学术“近亲繁殖”的博弈论分析

学术“近亲繁殖”的命题真伪尚未辨明，其危害更难证实，但各大世界名校都在小心应对毕业生留校问题，都在警惕学术“近亲繁殖”，国内学者和大学也在积极探索和实践“近亲繁殖”的防范制度。两个事实足以证明国人的担忧并非多余，一是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等学者对23所知名高校的财经类院系专职教师来源的调查结果显示：17所内地高校接受调查的987名教师中，604人在最高学历毕业后，直接在母校任教，占所有教师的62%，其中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为80%。而海外著名高校极少留本校毕业生当教师，比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86%的教师从未在本校就读；哈佛大学经济学院47名教师中，只有1人最高学历学校是本校 [8 ]。另一个事实是，中国大学的学术成果投入—产出比明显低于世界名牌大学。与国外名校相比，国内大学的毕业生留校工作受到矛盾式的人性假设、家族主义等传统文化影响，以及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作用，负面影响更加突出。钱穆认为，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 [9 ]。在中国家族式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大学管理难免深深地刻上传统文化的烙印，教师从本校毕业生中留任便是家庭式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另外，我国经历了相当长的计划经济时期，毕业生的就业完全由国家统招统分，本校毕业生择优留校任教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人性判断标准、人情世故、计划经济、行政思维等多重因素一齐掺杂其中时，毕业生留校任教就不只是学术能否“近亲繁殖”、“近亲”能否繁殖优良后代的问题，而是一个多重博弈的复杂活动了。业已形成的高“近亲繁殖率”是博弈的结果，现在强烈呼吁反对“近亲繁殖”也是博弈的需要。在招聘学校之间、求职者之间、招聘方与应聘者之间，存在多重博弈，前两者的博弈心理、博弈行为与毕业生留校任教关系密切，因此本文重点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博弈论分析。学校和导师选择博弈策略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新教师的学术发展潜力、学术交叉优势、对学术团体的忠诚度、学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缓解、学校识别人才的风险。在这五个主要影响因素中，新教师的原有学术基础和学术发展潜力不受“近亲繁殖”或“异缘杂交”的影响，至少没有明显影响；在学术交叉优势方面，“异缘杂交”者接受了不同文化的熏陶和不同思维方式的训练，接触了不同的知识和观点，占优势；学术团体忠诚度方面，“近亲繁殖者”占优势，他们是本校毕业生，今天的同事是昔日的老师，甚至是感情深厚的恩师，长期的学习不仅培养了深厚的个人感情，对学术共同体从事的科学研究也更容易达成共识；接纳本校毕业生工作，肯定有利于减轻本校学生的就业压力；对自己的学生知根知底，在人才识别方面把握更大，风险更小。比较情况见表1：

表中“+”表示优势，“-”表示劣势，“0”表示没有明显的优势或劣势。为了便于计算，暂且撇开各种机会与风险的概率计算，令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平均为“1”，一个“+”为“1”，一个“-”为“-1”，各项相加的得数为局中人在博弈中的支付值（或称得益）。其博弈模型如图1：

学生选择博弈策略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学术交叉优势、就业机会、发展空间（要考虑学术前辈的阴影）、发展平台（包括人脉资源）、待遇风险。在五个因素中，“异缘杂交”者具有学术交叉的优势，也很少有老师的阴影，在超越学术前辈方面，心理压力和人情阻力较小，发展空间较大；“近亲繁殖”者在发展平台方面有优势，更便于获得老师的支持和关心，也容易融入学术共同体；在中国的人情社会，在导师的支持下更容易在母校获得就业机会，如果到一所陌生的大学，没关系，获得就业的机会要小得多；在待遇方面，招聘单位在广告上开出的承诺不一定能够兑现，而那些模棱两可的条款让人琢磨不透，如果是自己的母 校，就比较熟悉，并且能够从老师、学长那里获得更加详细的信息，待遇风险较小，到陌生学校，风险就大多了。如表2：

应聘者（求职的毕业生）的博弈模型如图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家族文化、性善—性恶双重标准人性论、计划经济思维、区域文化排他障碍、行政权力泛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管是招聘方还是求职者，为了获取自己最大的得益，都会采取博弈策略组合（近亲繁殖，近亲繁殖），从而导致我国大学教师的高“近亲繁殖率”。另外，中国人缺乏一种对制度和规章的敬畏之心，即使大学建立了学术“近亲繁殖”的防范制度，也不会认真贯彻执行，总有一批为数不少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寻找制度的漏洞，以不受制度约束、拥有特权为荣。德国的“留校任教授禁止”原则中的“有理由例外情况”不会造成人才引进时的混乱，没有出现高“近亲繁殖率”，但在中国，“有理由例外情况”往往会成为制度执行的硬伤，“例外情况”将会很多，这也是国内大学防范学术“近亲繁殖”时，通常采用“一刀切”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张维迎教授在北大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的一句感叹“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在选择人才引进的博弈策略时，考虑到太多无关学术和人才的外生变量，那么选择的结果必定会偏离人才引进的初衷，已经超乎学术“近亲繁殖”与“异缘杂交”孰优孰劣的议题。如果去除这些外生变量，单就学术发展的角度来选择博弈策略，结论将会反转。

四、博弈思维在高校人才引进制度中的灵活运用

虽然多大程度的学术“近亲繁殖”会有损学术发展，并无定论，但无需论证，只按常理思考就能明白，教师学缘结构中的高比例“近亲繁殖”肯定会打破学缘结构的平衡，不利于学术眼界的开阔，不利于不同观点和思维的交叉融合，不利于多元文化建设，容易形成相对封闭、单一的学缘结构和比较沉闷的学术氛围，当然也不利于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而且还会滋生学术腐败和行败。正因为如此，1999年，教育部提出高校学缘结构优化规范性标准：“十五”期间全国高校教师队伍在校外完成某一级学历（学位） 教育，或在校内完成其他学科学历（学位）教育的教师，应占教师队伍总人数的70%以上。纵观世界名校，几乎都主张“异缘杂交”，反对“近亲繁殖”。如前所述，我国大学高比例的学术“近亲繁殖”是受多种外生变量影响的博弈结果，与学术发展的直接关系不大。在引进人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博弈行为、博弈心理不可避免，也没有必要回避，而应该根据人们在博弈中的心理规律，进行正确引导，发挥博弈的积极作用。结构良好的游戏规则能够敦促参与者按规则出牌，合理的制度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自觉性，引导人们走向自觉 [10 ]。

1. 明确具体要求，严格博弈的准入资格

如果对需要的人才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只要按照严格的标准符合要求，引进的是货真价实的人才，具备学术“繁殖能力”，那么，不管是“近亲”，还是“异缘”，不管是留本校的毕业生，还是引进外校的毕业生，在学缘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对学术发展的影响不会产生很大的差别。要防范的是，不要因为学术腐败、行政干预，将不合适的人引进来了，而真正需要的人才却被无情地拒之门外。对岗位要求作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包括学历、职称、学术成就、教学能力、社会反响等构成要素一一明示，还应根据学缘结构的需要，对应聘者的毕业学校给予相应的限制，给所有应聘者确定准入资格，致使每一个有资格参与博弈的局中人都具备岗位的基本要求，再在此基础上进行筛选。对于“有理由的例外者”，也要像德国的大学一样，对“理由”和“例外”作出明确规定，比如，来自本校应聘者已被别的知名大学录用，证明其综合素养获得了学术同行的认可，本校岗位没有招到合适的外来人才，且学缘结构允许，方能聘任。不仅如此，甄选人才的评委的准入资格也应严格限制，因为只有伯乐能识千里马。如果评委能力有限，或者人品不佳，就会出现无意的识才有误，或者有意的学术腐败和行败，没有选取合适的人选，就会出现包括高比例的学术“近亲繁殖”的不良后果。对评委的学术水平、人品声誉做出严格要求，并规定外来评委的比例，既能保障评委队伍的识才、选才能力，又能保障录用人才的公正性。经过筛选的参与人在博弈中更能遵守游戏规则。

2. 公开招聘全程，压缩违规出牌的空间

人们痛恨的并不一定是学术“近亲”，而是学术腐败，是人才引进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违规出牌。要减少这类现象，就应该更加公开透明，减少博弈中的囚徒困境，压缩博弈中违规出牌的空间。比如，欧美名牌大学招聘人才时，面向世界范围，招聘之前在发行量大的刊物和影响面广的网页上广而告之，并且预留充足的时间，以便大量符合基本要求的求职者获得消息，而不是像国内某些高校招聘人才时只在小范围内仓促公布消息，让人一看就觉得已经内定人选，不必浪费时间、精力来陪衬，采取拒绝游戏的博弈策略。招聘过程公开，招聘结果公示，接受内外人员的多维监督。这样，就算评委和应聘者中有人心存侥幸准备进行暗箱操作和违规出牌，也慑于强大的监督力量不敢冒险。

3. 完善退出机制，延期对局结果的定论

如果人才招聘只是一锤定音的单次博弈，即使严格博弈准入资格，公开博弈全程，仍然难以保证招聘的质量。如果改单次博弈为重复博弈，改一次决定结果为延期决定对局结论，则能增强结论的长效性。对新进人员给予一定的试用期进行观察，符合要求者正式录用，对不符合要求者，不管是“近亲”，还是“异缘”，都要有相应的退出机制。随着事业单位聘任制的推广，高校教师的“铁饭碗”正被逐步打破，即使对于事业编制员工的辞退有困难，至少可以采用转换岗位或降低待遇进行调整。这种延期定论，虽然给招聘方和应聘者增添了一些麻烦，但肯定有利于阻止浑水摸鱼者的侥幸得逞。

总而言之，引进人才不必纠结于“近亲繁殖”还是“异 缘杂交”，应惟才是举，“举贤”不必“避亲”。如果痛恨招聘过程中的学术腐败和行政干预，则可以通过完善制度的途径规范参与人的博弈行为。

参考文献：

[1]叶菊艳.美国研究型大学学术“近亲繁殖”防范制度的演变及其启示[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1）：125-129.

[2]吴丹英.高校教师的学缘结构与逻辑终点[J].教育评论，2013，（3）：60-62.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1984，（1）：21-30.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6）：78-85.

[5]Handschin，C. Inbreeding in the Instruetional Corps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J].Science，New Series，1910，（829）：707-709.

[6]Reece McGee. The Function of Institutional Inbreeding[J].Th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0，（5）：65-75.

[7]梁建洪.高校学术近亲繁殖的范式理论解读——以经济学家为例[J].江苏高教，2013，（2）：6-9.

第13篇

关键词：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利益；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017—04

近些年来，随着长三角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带、辽宁沿海经济带、长株潭城市群、中原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圈”、“带”、“群”、“区”的纷纷涌现，构建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便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然而，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还鲜有探讨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概念、内涵和结构要素等问题的。而这些问题的探讨对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期望本文的探讨能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推进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有所俾益。

一、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概念、内涵区域是指社会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和交流频繁的一个特定空间。在一个区域内会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主体（如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等），这些多元主体的利益和区域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辅相成。多元主体必须相互协调其关系，进行协同合作治理，才能促进区域的持续发展。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由于各地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各个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区域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这些利益矛盾与冲突如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协调，就会进一步演化成不同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损害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构建区域协调合作机制来推动和保障区域经济合作的健康深入发展，其中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核心。

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指通过有目的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区域内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涵：首先，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具有一定的目的导向。社会领域中的机制一般都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设计的，因而带有明确的目的导向性。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建立也具有相应的目的，即是为了实现区域公共利益。其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区域内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结。机制一词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后被用来借指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较为稳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机制设计良好，那么当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它便会自动迅速地作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实现优化的目标。机制是一种联结，是一种有机联系，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也是一种有机联结，可以看做是一种由多个政府主体相互联结和互动的运作系统，并利用这种互动关系产生新的整体功能作用，即通过协调合作来保障区域经济的顺利运行。再

收稿日期：2012—08—10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背景下的北部湾区域公共管理研究》（089600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褚添有，男，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桂林541004）。

马寅辉，男，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桂林541004）。

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一种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相互联系是指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的联结，其联结组合方式可以看做是机制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不是按照上下层级组成的纵向结构，而是多个主体基于平等基础上组成的动态的、富有弹性的网状关系结构。相互作用是指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交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主要表现为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等形态的运作过程。其作用方式主要表现为对话、协商、谈判、合作等。最后，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一种制度安排。

要想使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稳定下来，成

为各地政府所遵循的行为规则和程序，就必须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外在形式上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就表现为一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或制度。

二、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构建

必要性的经济学解析建立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不仅是基于现实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

其一，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的空间分布不均衡提供了区域政府合作治理的客观必要性。要素可分为自然要素和非自然要素，前者包括矿产、河流、人口、气候等，后者包括资本、技术、文化水平、设施建设、制度环境等。区域间的这种要素分布不均衡性必然导致各地区经济方式和经济内容的差异，天然地形成了一种互补性，进而促使地区之间资源、要素的交换与流通。①然而，各地在根据各自生产要素的差异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时，都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非站在整个区域全局的高度来考虑，这就往往导致区域内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因此各地政府之间必须积极进行协调，加强合作，才能使各地区作出正确的产业发展定位，形成错位竞争。在这种相互交流、合作中，优势互补，形成彼此依存、相互联系的关系，使得各地区以各自的资源禀赋来实现“部分之和大于整体之和”的区域经济效益。

其二，根据博弈论，破解“囚徒博弈困境”需要区域政府合作。人是“理性经济人”，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博弈局中每一个人可能会选择合作博弈，或是非合作博弈，从而陷入一种所谓的“囚徒博弈困境”。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皆以追求本国或本地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逻辑。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各地政府也面临着类似“囚徒困境”式难题。各地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会偏好选择一种“先要利己，不管利他”的主导策略。这种理性选择，从短期来看能给自己一方带来利益，但与此同时却让对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而是一种正负相抵的“零和博弈”。一旦各方都采取不合作、不协调的主导战略，那么其直接的后果便是各方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既损害了各方的现实利益，也不利于区域整体利益的实现。但是，如果区域内各政府能够从整体上考虑，而不仅仅从自身利益的角度选择合作策略，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多赢的局面。不过，由于各方还有隐瞒其他局中人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因而各方政府之间即使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合作，也是不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各地政府除了要达成合作共识外，更需要建立起一种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制定统一的合作制度或规则，建立统一的协调合作组织，提供统一区域公共服务，这样才能使合作更加充分可靠。 其三，避免“公地悲剧”需要区域政府合作。由于各地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式博弈，使得在区域合作过程中，一些共享的、稀缺的、可流动性的资源被过度利用。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共享着一种或多种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这些资源都具有非排他性。基于自利性考虑，各地都想尽可能多地使用共享资源，甚至有些时候是不负责任地掠夺使用或破坏，而一个地区对共享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会刺激其他地区效仿，从而最终导致资源和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即便是某一地区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对某一共享资源实施了保护性措施，但却不能促使其他相邻地区也采取同样手段，也不能阻止其他地区“搭便车”享受由于其保护性措施所带来的效益；或者是当某一地区主动限制自身对共享资源的使用量时，它也不会因此而得到合理足够的补偿，相反只会给那些不限制自身使用量的地区带来不需成本的好处。这就进一步导致了各地对共享资源无度使用，酿成公地悲剧。因此要想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避免公地悲剧问题，就必须加强区域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建立区域合作过程中行为约束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实现区域政府对共享资源的保护和有效使用。

其四，根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破解“集体行动困境”需要区域政府合作。“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种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中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③

此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内多元主体为了实现区域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大团体，十分强调区域内多元主体之间的共同协作，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同样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即每时每刻都在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各个主体不会促进集团的公共利益，即不能实现区域的最大利益。因此，为了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为了促使集团成员采取合理行动促进集体利益，保证区域公共物品的供给，必须通过区域内政府间的合作，建立起“外部强制规则”和“选择性激励机制”。外部强制规则就是通过规则力量和强制手段压迫或说服理性个体去服从集体行动的要求，也可以理解是通过法规及执行机关，强令群体的成员履行对生产区域公共物品的职责；选择性激励机制是通过一定举措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搭便车者”和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作贡献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健康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有利于解决区域间的市场失灵问题，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有利于降低区域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利于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制度框架，确保合作顺利运行；有利于解决区域公共问题，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

三、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构建的结构框架

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一般是依据系统要素合作的系统性原理而构建的。系统的运行需要有动力机制、组织机制、约束机制和协调机制存在，因而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也应包括动力、组织、约束和协调机制这四大要素。这些机制相互关联，并在共同协调作用下，确保各要素在战略上实现其各自的价值目标。如果机制不健全，将会影响系统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对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中上述运行机制进行有效的构建。

1.动力机制

利益是人们（包括政府在内）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属点。区域经济合作实质上就是追求实现区域共同利益，只有利益共享，才可能有稳定的、长久的合作。但在区域经济合作结构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优势方和劣势方，以及由此产生的双方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这就需要合作优势一方给予劣势一方以必要的补偿，让区域内所有的地区都共享合作的收益，否则，合作关系就会破坏，彼此利益都会受损。因此，区域政府有效合作的前提条件取决于能否平衡各方利益，从而实现合作双方或多方的双赢或共赢，这就需要区域内各方从战略高度上摒弃一事一物上的争夺，设计出一套区域内各个行为主体都能分享利益的制度，建立“区域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

区域利益分享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契约型分配方式、股权型分配方式和分工型分配方式等三种类型。④据此，区域利益分享机制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一是跨界合作机制。在区域边界开展形式多样的跨界合作，快速推动区域的发展和融合。二是项目带动机制。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选择和推进一批对各方都有利的项目合作。三是区域产业分工。区域产业分工的本质是在充分利用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实行专业化生产，通过提升产业竞争优势来获得区域整体利益。由于产业利益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实现产业利益分享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它可以是一种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存在比较优势，也可以体现在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合理安排。它还可以是不同产业合理的空间分布体现出来的结构利益。产业分工的目的就是要逐渐形成有区域优势的产业结构，从而分享这种合理产业结构带来的利益。⑤四是区域贸易。区域贸易是区域合作收益分配的基本形式。各方通过区域贸易，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收益的分配。⑥五是第三方调节。它是区域合作收益的补充，主要是通过中央政府（上级政府）的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实现。

区域利益补偿机制是通过纵向的和横向的利益转移来使区域内各方的利益分配达到一种比较公平的状态。主要有如下几种途径：一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用于调节上下级政府之间纵向财力不均衡和各地区之间财力横向不均衡，缩小地区间基本行政能力的差距，促使地区间财力向均衡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各地区政府都能提供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二是产业调整的利益补偿机制。在区域产业调整中，优势一方必须给予劣势一方必要的补偿，让双方都共享产业分工与合作的收益。三是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

制度。借鉴欧盟的经验，设计多种扶持基金（如结构基金、聚合基金、团结基金等）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借助这些扶持基金的组合使用来落实区域协调政策，使落后区域能追赶发达区域，重构那些衰败的区域，振兴萧条的农村区域，扶持城市或跨界地区的滞涨区域。四是对提供具有外部性公共物品的地方政府的补偿机制。中央政府需要通过各种财力补助和转移支付的形式对那些提供具有外部性公共物品的地方进行补偿，实现地区间的利益协调，而其他地方政府也应该通过横向转移支付方式承担外部性公共物品的部分成本。五是区域生态补偿机制。这是保证区域内各地区之间保持长效合作的利益机制，根据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生态效益的受益和受损情况，按资源和环境容量有偿使用的原则逐步建立生态补偿体制。 制

有效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区域内政府合作的顺利实现需要有实施具体合作事宜的组织载体，即通过区域政府协调合作组织来进行。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多层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组织体系至关重要。

首先，在中央政府层面，需要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专门负责全国性区域公共管理的协调机构——区域协调委员会。这个权威性的协调机构必须能够跨越原来的中央政府的条条块块限制，能够综合各个部门的资源，为区域公共管理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它负责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政策制定进行指导，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相关的法律和规则的制定，对区域管理机构进行约束和监督，以促进和保证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其次，在地方政府层面，需要建立一个得到区域内各个地方政府认同的、民主的和高效的跨行政区的区域协调合作机构——区域经济合作管理委员会。这个区域协调机构主要是负责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统一的区域公共服务，协调和解决各地方政府之间矛盾，并且根据专业、精简、高效的原则下设各种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再次，在非政府层面，鼓励建立各类半官方及民间的跨地区的咨询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研究区域发展战略和推进地区协作。

此外，还要建立区域政府协调合作的组织服务平台，如资金平台、信息平台、中介平台、人才平台和其他专业化服务平台等。

3.约束机制

构建一定的合作约束机制，对合作过程中各政府的行为加以规范，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没有适当的法律规范，那么区域政府合作就会陷入一种不确定状态，合作行为的成本和风险就会大幅度增大，从而为合作的顺利进行带来一定的障碍。国际经验也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的快慢与有否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直接相关。因此，在区域政府合作的进程中，区域内各政府间针对区域整体发展所达成的共识，必须以法律制度性的合作规则来保证。这种区域合作规则应达到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为区域合作行为提供足够的激励；二是对违反“游戏规则”者与“搭便车”者予以有效的惩罚以使违规者和搭便车者望而生畏。具体而言，区域合作规则的内容可包括：一是明确区域合作章程中的行为规则条款。二是制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合作规则。如制定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开放共同市场，促进人才交流；建立协调的基础设施网络，统一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统一整治和保护环境；建立协调与管理制度，在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方面加强行政协调，联手构建统一的制度架构和实施细则，以此协调各地区的政策行为；在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营造无特别差异的政策环境。三是明确有关违反区域合作条款后应承担的责任与经济赔偿规定。四是建立协调区域合作冲突的组织，负责区域经济合作中矛盾和冲突的裁定。五是通过相关政策和法规对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进行规范，对非规范性行为作出惩罚性的制度安排。

4.协调机制

区域政府间合作需要建立基于平等互信基础上的多层次的协调合作机制。区域政府就区域经济合作的各种问题进行广泛的、真诚的对话、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形成相关的区域公共政策并采取一致行动，这是区域政府合作其他机制得以建立健全的政治前提。首先，建立区域省（市）级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制度和定期磋商机制。据此协调各行政区间的利益，解决各行政区间的公共服务问题；统一行使跨行政区的职能，在中长期发展战略及总体规划思路、重大政策举措、市场

则、产业布局及结构优化、跨地区重大建设项目布局等方面加强统筹、协调与衔接。其次，建立区域内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跨行政区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推行区域内干部交流和相互挂职制度，消除隔阂，增进了解，培育协作精神和共赢意识，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再次，建立以国家部委、区域内各地经济专家为主体的“区域发展咨询委员会”、“区域经济协调联合会”等咨询参谋机构，为经济一体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最后，鼓励民间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区域产业一体化中的积极作用，组成跨行政区的行业联盟，共同制定区域行业发展规划、区域市场共同规则，联接和整合区域各类市场资源，培育和建立区域统一、开放的市场。扩大和加强经济区内民间团体、企业、行业协会之间的沟通交流，构建多层面的有效合作协商机制，广泛推进这些组织的联动、联合。

此外，区域政府合作还需要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区域协调手段与政策工具，提高协调效率。

第14篇

关键词：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创新；学术争议；主导逻辑；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企业竞争优势或价值创造的源泉在哪里，或者企业绩效异质性的成因是什么？这是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最核心但也是最困难的研究议题，战略学者们也为此坚持不懈孜孜以求。20世纪60年代，Bain和Mason提出“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S-C-P），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Porter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尝试从企业外部的产业组织及竞争结构的视角来探讨该议题的答案，提出是不同吸引力的产业竞争结构导致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Rumelt和Barney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企业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s，RBV），试图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战略要素来探寻该议题的解答，认为稀缺的和异质性的资源是企业绩效的源泉。类似地，20世纪90年代初，以Prahalad和Hamel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企业能力观（capability_based views，CBV），认为隐藏在资源背后的能力具有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性，是竞争优势的本源。进一步地，20世纪90年代末，Teeee等在核心能力的基础上演绎出动态能力观（dynamic capabilities views，DCV），提出对能力进行管理的能力，这种更为抽象和特殊的动态能力才是竞争优势的源泉。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兴起，以及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指数的迅猛增长，实务界和学者们提出了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BM）的概念，并以商业模式创新（business modelinnovation，BMI）来解释竞争优势或者绩效异质性的源泉。时至今日，竞争优势本源的理论解释和框架工具依然是“百花齐放”，商业模式并没有替代其他流派成为主流。商业模式（BM）是指跨越核心企业边界的互相依赖的运营活动体系，或是将技术价值转化为顾客价值的一系列流程，或是界定为企业向顾客传递价值并诱使其付款而获利的方式，或是企业构建价值网络及创造、传递、获取价值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BM概念的提出也是为了更直接地回答价值来源的议题。商业模式创新（BMI）与竞争优势和价值的因果关系，虽然历经15载的进化，在战略、创新和营销等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也伴随着“百家争鸣”式的批评和责难。学者们批评BM的概念五花八门，构成“包罗万象（all-encompassing）”，功效是“故弄玄虚（ad hoc）”和“混淆的（confusing）”，因而BM是“新瓶装旧酒（old wine in a new bottle）”、“借壳隐喻（skeumorph）”、“完全多余（strong on redundancy）”、“缺乏理论基础（weak on theoretical grounding）”、“存在悖论（paradox）”、“毫无价值（little value added）”，因此，该领域的研究则是“渺茫（hopeless）”或者“沉闷（dreary）”。

因此，本文旨在梳理BM的学术争议，理清BM与价值创造之间关系的主导逻辑。首先，本文将追溯BM的衍生背景及其理论渊源，梳理BM研究在概念、构成、主导逻辑等层面的正反方学术争议的焦点及其缘由。同时，本文尝试重构BM“构成-属性-价值”的主导逻辑框架，提出该框架的理论依据及应用价值。最后，阐述BM传承了传统的创新理论、战略网络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理论基础，并且沿用价值网络以及平台经济学等现论基础，论证BM创造价值的主导逻辑及作用机理与这些理论是内在统一的。

1.梳理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的学术争议

BM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Management Science》、《Harvard Business Review》等顶尖学术期刊发表了诸多相关的论文，甚至《Long Range Planning》在2010年和2013年、《strategic Organization》在2013年、《R&D Management》在2014年分别出版了BM研究论文的专刊。经理人、咨询师、商业刊物出版商以及学者普遍认为，工业化时代企业赢利的方式在互联网时代遇到极大挑战，互联网时代中企业成功可以归因于BM的成功。但是，BM重要性认识的极高水平与BM共识的低水平之间却存在很大的落差，进而使部分学者开始质疑该术语在管理学文献中的价值。如，Porter提到“BM方法对管理学是一个误导（faulty think）和自我妄想（sel-delusion）的杜撰”。下文逐一梳理学者们在BM的分析单位、内涵、构成要素、理论基础方面的争议。

1.1商业模式能作为分析单位吗？

BM能否作为价值创造的基本分析单元，这是该领域首要的学术争议。对于BM能否作为价值创造的基本分析单元，持反对意见的，下文简称反方；持同意意见的，简称正方。质疑的理由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BM作为分析单元，与现有分析单元是交叉重叠的，缺乏独立性。BM被认为是高度依赖特定情境、特定企业或者特定时间，即BM不是独立于企业、产业或者国家层面的，因而缺乏独立性。②BM作为分析单元，缺乏独特性。如前文所述，在之前的竞争优势本源的理论基础中，从微观要素来看，“资源”和“能力”已成为价值分析的单元；从企业层面来看，“价值链活动”等是基本分析单元；从产业层面来看，“战略群”是基本分析单元；从网络层面来看，“网络”是基本分析单元。反方认为，在现有文献中，BM作为分析单元，最终都是与上述基本单元相关联的，只是“借壳隐喻（skeumorph）”的新花样。如，Amit和Zott把BM作为独立的分析单元，但是却把它界定成交易的分析层次，并以此度量它，而Morris等认为BM是介于运营流程与战略之间的，体现了运营、策略与战略（operational vs.tactical vs.strategic）三者之间的差异，而Malone等认为，BM的分析边界应当是介于产业层次和战略群层次之间，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它介于战略群和资源之间，况且每个企业都存在某个BM。因此，BM没有显示出作为新分析单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正方则对此提出反驳，认为BM分析边界应当定位于企业和网络之间，即专注于核心企业，但是跨越核心企业边界，包括了核心企业创造或传递价值所交互的利益相关者。如此说来，虽然BM与其他分析单元是相关联的，但它是不同的。事实上，BM与其他分析单元是相关联本身就不是个问题。反而，它需要进行多个层次的研究和整合不同的理论视角。与此同时，每个企业都拥有各自的BM，这并不意味着BM这个概念作为分析单元缺乏差异性，或者没有战略意义。BM是否能够作为新的分析单元，关键在于该术语能否被学者们持续下去。当然，Zott和Amit也提醒“学者们有责任要谨慎地清楚地界定好BM的内涵及其分析边界”。

本文认为，界定好分析边界是探讨新术语内涵、构成及其功效的前提基础。如前文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解释企业绩效成因的理论从S-C-P-RBV-CBV-DCV-BM不断进化，分析的基本单元从产业-资源-能力-动态能力-商业模式演变，呈现从宏观-微观-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趋势，从外部-内部-内外结合的趋势，从有形的具象的-无形的抽象的-具象和抽象结合的趋势。因此，“分久必合”的趋势，需要正反双方不断探索，透过现象看本质，简化互联网商业世界中复杂的网络关系，将已有的分析单元（资源、运营活动、顾客、网络关系）整合成内在一致的独立的分析单元。

1.2商业模式的内涵清楚吗？

反方认为BM缺乏一致的术语定义。Arend指出虽然术语一致（terminological convergence）在战略或创新创业管理等领域并非是必要的，但是，目前BM的定义显得太空泛，甚至包括了矛盾的表达。界定BM的术语五花八门，如某种陈述（statement）、描述（description）、表现（representation）、架构（architecture）、概念性工具或模型（tool or model）、结构性模板（structural template）、方法（method）、框架（framework）、模式（pattem）、集合（set）、逻辑（logic）。界定BM的内涵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Casadesus-Masanell和Ricartt认为简单竞争环境下BM与战略是一一对应的，Teece认为BM对应于战略的核心问题，Borgh等认为BM与创业机会的利用开发相关联。Bock等提出BM既不能理解为与产品或运营创新相关，也不是响应现有市场的更好方式，而是多个维度的增长战略。因此，反方质疑学者们没有明确BM的内涵，自然也就显得“价值不大”。

正方学者对此质疑无可奈何，但也不完全同意。一方面，正方完全同意反方所说的有必要提供一个简洁和清楚的BM定义，否则BM的“对话”将会引起歧义、模糊、混淆；另一方面，BM与现有概念交叉重叠对BM的某些研究议题是个问题，但并非对所有的议题都是问题。反方只是简单地假定只存在单一的、完全共识的BM概念，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无须反驳。进一步地，Zott和Amitt指出Arend尝试区分“商业的模式（business model）”和“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前者强调商业，后者强调模式）似乎是“故弄玄虚（ad hoc）”和“混淆的（confusing）”，况且Arend把BM定义为“传统企业如何运营的描述（description）”是空泛且不准确的，更不应该在此基础上指责BM领域的研究是“渺茫的（hopeless）或者沉闷的（dreary）”。类似地，Zott等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深度分析，观察到BM定义向主题一致的收敛趋势。正方学者坚信，即便缺乏唯一的、共同的定义，BM的研究仍然可以取得进展。因此，该领域的现状也并非如Arend所说的毫无是处。

本文认为，理清BM的概念及未来研究目标是更好地回答BM“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重要前提。因此，需要正反双方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的判断，在BM的内涵上尽快达成共识，学术上强调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因果逻辑”，实务上关注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基本框架”，相互促进，使之成为学界或实务界更有效的“共同语言”，更好地促进该领域研究的发展。

1.3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明确吗？

反方认为BM构成要素是不明确的，一方面构成要素“包罗万象”，另一方面，不同文献构成要素数量都不同，从3个要素到9个要素不等。①战略视角下，学者们倾向于将BM看作是企业实施公司层成长战略或业务层竞争战略的交易活动体系。Amit和Zottt认为BM是以利用商业机会创造价值而设计的交易活动体系，它包括交易内容（活动体系）、交易结构（活动问的联系）和交易治理（活动主体间的关系治理）3个要素。Casadesus-Masanell和Ricart也赞同这个观点，认为BM是由诸多相互依赖的活动所构成的活动体系，如价值链活动、顾客选择、产品或服务选择。②营销视角下，学者们强调BM是为顾客创造和传递价值而创造企业价值的基本原理。Osterwalder认为BM包括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和重要伙伴等9种要素。③技术创新视角下，学者们则将BM当作是技术价值的“转换器”，即创新性技术经过某种独特的BM来商业化而实现经济价值。Chesbrough认为BM包括价值链、价值网络、赢利模式等6种要素。④还有一些学者将上述不同视角综合起来考虑。如，Johnson等提出BM包括顾客价值主张、核心活动、核心资源、赢利模式等4种要素。总之，商业模式研究“虽然吸引不少学者的关注，但仍是“不稳定的研究框架”，因为商业模式框架本身的不一致性”。对此，正方代表Zott和Amit也同意BM构成要素的确是“五花八门”，包括了企业所有的要素：资源、活动、产品、价值主张、激励、组织政策、收入来源和成本结构等，这使得人们难以识别BM不是什么，它与企业在整体上是如何不同。因此，反方指出BM在某些重要的层次上缺乏一致性，没有界定清楚它的内涵和构成，很难去分析其理论价值。

正方认为这个意见是一个“有效的提醒”，因为它的确需要更合理的概念界定，以更好地在概念上和实证上区分于现有文献中相关概念。从统计意义上，BM构成同样需要实证证明其构架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和区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因此，学者们如果泛泛地界定BM的构成要素，是缺乏特色的，并会导致模糊、误解和重叠。

本文认为，BM框架的衍生目的在于为企业经理人向利益相关者阐述价值创造时提供了某种有效的“共同语言”和可视化的认知工具。但是，五花八门的构成要素，表明BM远未达到该目的，其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盲人摸象”的现象，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摸到BM这头“大象”不同的部位，从而归纳出不同的构成要素。因此，需要学者们在BM"是什么”上多传承、少自作主张，即结合BM的组合内涵，内部过程包括要素层的资源能力、产品层的价值主张、价值链层的运营活动，外部过程囊括顾客层的价值主张、网络层的价值网络，结果包罗收支层的赢利模式，即“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赢利模式”，内外平衡和重点突出。这样可以让学者们把研究精力放在解释和论证“为什么”和“怎么样”相关的问题上。

1.4商业模式的理论基础坚实吗？

反方认为解释BM及BMI创造价值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现有理论的应用也存在不一致。一方面，不同文献在某些基础假设和命题上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同文献应用不同理论从不同视角解释BM创造价值的源泉。如，Amit和Zott应用交易成本理论、企业资源观、价值链分析等解释BM创造价值的机理，而Chesbrought则从技术创新、开放式创新的视角来解释价值创造的机理，Osterwalder从营销学上的顾客及其价值主张的视角来论证BM与绩效的关系，Casadesus-Masanell和Zhu则从博弈论的视角予以阐述。不同理论视角侧重于BM不同构成要素的作用，因而得到多样化的解释。与此同时，现有文献较多沿用传统的理论，如价值链分析、企业资源观、交易成本等理论，较少借助前沿理论方法解释价值创造的源泉。

正方对此也提出相应的批评意见。Zott等推断，原有孤立的分析框架已难以全面解释BM的总体价值创造，每一种理论在解释价值创造时都存在局限性，尤其是考虑到高度相互关联的电子商务市场；同时各个主要理论存在交叉，并不存在单一的普适性的理论来解释BM的作用，因此，整合不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BM价值创造源泉是更有效的。

本文认为，正反双方都承认BM实践是先于理论，关键在于两者的差距是相互驱动还是相互牵制。该争议也表明学者们在解释BM创造价值的“为什么”方面似乎遇到了理论瓶颈，呼唤结合当下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情境下BM创新实践的新理论解释。一方面，传承传统竞争优势或价值创造的理论基础，如企业资源观、价值网络、交易成本经济学等，另一方面，引入动态能力观、平台经济学等前沿理论，构建内在统一的组合理论，更有效地论证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和赢利模式等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实现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因果逻辑。

1.5商业模式创新能创造价值吗？

反方质疑BM能否创造价值，主要依据是两者的因果关系缺乏有效的实证证据支持。现有文献只有很少量的大样本研究，大多数研究是定性的。如，Markides指出BM创造价值的诸多结论绝大多数采取了概念性或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少量应用案例研究来验证，缺乏清楚的理论基础，他还发现与BM相关的4500篇论文和36部专著中，仅有9篇研究是大样本的计量实证研究。现有实证方法也存在诸多局限，如多采用传统的调研问卷，“MBA学生成为打分专家”，等等。进一步地，Arend还对发表于《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的Zott和Amit两篇重要实证论文进行评论，批评它们检验BM与竞争优势的关系时，没有对其他变量创造竞争优势的效应进行控制，如何时区分文中5种相关理论的效应，缺乏特定企业所产生效应以及外部环境影响效应的控制。

正方虽然同意反方所提出的需要更多的实证证据的观点，但现有文献的实证研究表明，已有的实证研究支持BM能够创造价值，而且普适性实证研究也应当遵从理论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正方代表还从其他学科的发展速度来反驳反方的观点，因为新兴理论的发展是缓慢的，验证需要较长的时间。Zott和Amit举例说，企业资源观（RBV）在出现重要的实证研究之前，早就被广泛地接受，且用于解释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ity）与绩效的关系，更何况BM的研究才历经10余年的时间。

本文认为，BM实践先于理论，反过来理论还需要实践来印证。该争议也表明学者们需要在研究方式方法上进行突破，扎根田园积极实践，从中归纳更科学、更合理的规律和经验。传统解释价值创造的框架过于单一、侧面、失衡，BM正是顺应跨界互联互通的网络化趋势孕育而生，它跨界不同视角的分析单元和组合不同理论来论证价值创造及分配的因果逻辑，以更有效地解释新情境下企业绩效的异质性成因。

2.重构商业模式创造价值的主导逻辑

根据上述讨论，BM的5个争议的核心是：构成、功效及理论基础。本文尝试将BM的“构成-属性-价值”的关系归纳成“543”主导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BM的构成要素是基础，基于Johnson等、Osterwalder、Chesbrough文献，即价值创造过程的内部层面选择“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为要素，外部层面选择“顾客价值主张、价值网络”为要素，而价值创造的结果层面选择“赢利模式”为要素，将BM细分为价值主张（VP）、关键活动（KA）、核心资源（CR）、价值网络（VN）和赢利模式（PM）5个模块。BM的内在属性是驱动BM创造价值的重要动因，基于Amit和Zott、Zott和Amit的论文，从构成模块、组织载体、微观要素、运营过程4个方面识别内在属性，即构成模块的新颖程度、价网络关系的相应特征、微观要素的存量和增量、运营和交易活动的效率等。因而本文借助Amit和Zott两位学者所提出的新颖性（N）、锁定性（I）、互补性（C）和效率性（E）4个术语来表示上述4个方面的内在属性，并且整合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其内涵和作用机理进行演绎和延伸。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VC）是BMI的结果，即VC=f{N；I；C；E}，基于Osterwalder、Teece等文献，将价值细分为顾客价值（CV）、企业价值（FV）、伙伴价值（PV）3类价值，因此，VC（CV，FV，PV）=f{N；I；V；E}，其中f为某种函数。

（1）新颖性（N）是从BM的构成模块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客户细分、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和赢利模式等5大构成模块的新旧程度。BMI通过调整5大构成模块或者它们的组合关系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熊彼特创新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1（H1） 商业模式新颖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2）锁定性（I）是从BM的组织载体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构建包括多个主体的价值网络或者平台等。BMI通过跨越企业边界构建网络关系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战略网络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2（H2） 商业模式锁定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3）互补性（C）是从BM的微观要素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价值网络中不同主体所拥有的资源的交叉和依赖程度等。BMI整合不同的资源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企业资源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3（H3） 商业模式互补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4）效率性（E）是从BM的运营过程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BMI运营过程中效率的高低。BMI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运营效率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交易成本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4（H4） 商业模式效率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543”框架的应用价值在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该框架较直观地构建BM的构成模块、内在属性及其结果的因果关系。同时，该框架为理论上的质性分析或者实证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也方便各个变量的度量。再次，该框架为BMI的实践者提供重要的指导框架，遵循普适性的标准来判断BM的创新时机，采取合适的创新路径来更新BM。此外，本文认为探讨BM与价值创造的因果关系除了从BM本身的构成外，更应当从BM的内在属性来推导和论证。正如前文理论基础的分析表明，每一种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解释BM创造价值的源泉。但是，表面上看来，每一种理论在解释价值创造时都存在局限性，而且价值源泉的多样性，也产生了价值来源的准确性问题。因此，本文主要强调四种理论的内在统一作为建立“543”框架的理论依据。换句话说，上述四种理论与BMI的相关性并非是独立的，它们还相互交叉共同解释BMI实现价值共创。

3.厘清商业模式创造价值的理论基础及其作用机理

针对上述主导逻辑，下文进一步梳理现有文献中BM创造价值的理论基础及其解释，论证上述“543框架”中4个命题的理论依据。本文将解释BM创造价值的理论发展脉络梳理如图2，分别从BM的构成模块、组织载体、微观要素、运营过程4个方面，借助熊彼特创新、战略网络、企业资源观、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理论来识别价值动因，并且解释BM的价值创造。

3.1熊彼特创新理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BM的构成模块来看，BMI本质上是对构成模块及其组合进行优化和重构的过程，与熊彼特创新理论（Schumpeterian innovation）是统一的。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①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因此，创新包括了新市场、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原材料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等5种类型。②创新能够创造价值，即“熊彼特租（Schumpeterian rents，sR）。上述5种类型的创新是价值创造的价值动因（value driver），这个观点是熊彼特理论的核心，其作用路径是“新技术-资源新组合-新产品-新生产方式-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即：SR=f1（vd11，vd12，vd13，vd14，vd15）。SR表示熊彼特租f1表示某种函数关系，vd11、vd12、vd13、vd14、vd15分别表示新市场、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原材料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5类价值动因。下文函数f2、f3、f4，以此类推。也就是说，熊彼特创新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认为资源的新颖的组合作为新产品或者生产方式的基础，进而导致市场和产业的转型，最终促进经济发展。类似地，BMI本身是某种“生产函数”的变动，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利润的创造或获取（见表1）。

1）熊彼特的5种创新类型与BM构成模块的变化本质上是异曲同工：新市场（vd11）体现为发现或者创造新的客户细分市场，新产品（vd12）体现为创造了新的价值主张的产品，新生产方式（vd13）和新材料（vd14）来源则体现为价值链活动的变革，新组织形式（vd15）则是构建新的价值网络关系。BM的创新体现为企业家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f1）”，即客户、价值主张、关键运营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赢利模式等“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把某种从来没有的BM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新组合”引入运营体系中去，创造新的BM，而“新组合”的目的就是获得潜在利润，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

2）顾名思义，熊彼特创新与BMI在创造价值的主导逻辑上是内在一致的，即客户、价值主张、关键活动等BM构成模块的组合发生某种变化，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从而创造某类熊彼特租（SR）。首先，两类创新都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也就是它们是从企业体系内部发生的，并因此创造了新的变化。其次，两类创新都是某种“革命性”变化。熊彼特曾作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不管你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问题。”这就充分强调BMI的突发性和间断性的特点，主张对企业成长过程进行“动态”性分析研究。此外，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一般而言，“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创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即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建筑铁路，而恰恰相反，铁路的建筑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所以，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织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这与颠覆性创新的观点是统一的，因此，BMI常常伴随着组织形式的调整。

3）熊彼特创新理论随着时间而进化出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破坏式创新和价值创新等。事实上，这些创新类型也逐步衍生成某种典型的BM类型。如，开放式创新不同于封闭式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外部及内部创新资源，通过创新市场商业化内外创新资源以提升技术水平”的创新范式。类似地，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跨界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而颠覆式创新则是从市场和价值主张创新的视角来探讨商业BMI。颠覆性技术出现后，先从非主流或低端市场开始突破，随着颠覆性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一步步蚕食传统企业的市场份额，最终取代传统技术或产品的主导地位。开放式创新可以理解为资源组合层面的创新，协同创新则是组织层面的创新，而颠覆性创新则更多体现市场层面的创新性。它们一方面体现为某类BMI，另一方面，其理论也为BM的理论基础“添砖加瓦”。

综上所述，BMI作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情境下新的创新形式，其价值动因、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熊彼特创新、破坏式创新和开放式创新、价值创新等理论是内在统一的。因此，命题H1的理论推演可借助这些创新理论及新进展。未来研究应用这些新旧理论，论证BM内在属性之一――新颖性（N）创造价值的机理，即BM构成要素及其组合关系的新旧程度如何创造价值，一方面考察BM构成要素的变化或者更新，包括客户细分市场（CS）、价值主张（VP）、关键活动（KA）、核心资源（CR）、价值网络（VN）、赢利模式（PM）5个方面的调整变化，尤其是价值主张由功能化向情感化和体验化、商品化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的进化；另一方面，重点关注BM构成要素之间相互组合关系的更新调整。应当注意的是，新颖性是相对而言的：从纵向的时间层面来看，相对于本企业以往的BM而言的新旧程度；从横向的空间层面来看，相对于其他企业，尤其是现有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

3.2战略网络理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BM的组织载体来看，BMI本质上是跨越企业边界构建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网络以实现价值创造、价值转移和分配的过程，这与战略网络理论（strategic network theory）是统一的。战略网络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①战略网络理论把网络看成是介于市场与单个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它是在电子商务模糊了传统的价值链和企业边界的情境下，不同主体形成优势互补共同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s）。本质上，大多BM研究者或明或暗地将BM与价值网络关联起来，Chesbrough、Amit和zott、Osterwalder等学者都明确以价值网络作为BM的重要构成要素。②战略网络理论以单个联盟关系作为价值分析的基本单元，进而用关系数量、关系强度、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结构洞、嵌入性等术语用于刻画关系特征和网络特征。本文可以将战略网络创造价值的价值动因归纳为关系广度（vd21）、关系强度（vd22）、网络密度（vd23）。同样地，这些也是BM创造价值的驱动因素。③联盟和网络关系创造了价值，即关系租（relational rents，RR），因而，RR=f2（vd21，vd22，vd23）。

下面具体从关系租、博特租（Burt rents）以及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分析网络关系创造价值的内在机理。

1）联盟关系创造了关系租。BMI本质上是建立了一系列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基于交换关系产生的价值就是关系租（RR）。交换关系包括核心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沿着价值链方向所建立的纵向或横向关系，具体包括企业与供应商、分销商、顾客、竞争对手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基本假设是，不同主体共同新创某种开放型的BM，为了从某种跨界的网络中获得所期望的利益，愿意做出长期承诺和建立信任。关系租说明合作网络状态下企业之间的交易并不完全是在非人格化的市场中为获得利润进行一般市场交易关系，而是深深地嵌入在紧密互信的长期关系之中的。同时，关系观（relational views）认为，关系租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关系专用性投资、知识共享、互补性资源以及其有效治理4个方面。其中，关系型专用资产是指专门用于和联盟伙伴的资产进行最优整合的投资；知识的共享规则是指联盟伙伴之间转移知识的有效机制，能促进企业间的知识传导；互补性资源是指企业能够通过联盟组合的方式获得更多类型的创新资源；有效的治理节约了联盟成员之间协调和相处的维护成本，并促进创新。这些创造关系的价值动因有助于解释BM的价值创造。

2）网络结构创造了博特租。战略网络理论认为，网络结构是指嵌入于企业内的所有关系结构模式，关系强度和关系密度⑧因而是企业竞争优势之源，对企业绩效有直接影响。比如，Gulati等将网络结构当作是某种“网络资源”，它是一种特殊资源，具有独特的历史沉淀过程和路径依赖性，也就具备难以模仿的属性，其可增加企业面临的战略机会，丰富企业资源增量、信息和知识。同时，随着网络结构的进化，节点之间的关系密度越来越大，核心企业的资源禀赋日益丰富，使得它比网络之外的竞争对手更快地行动，网络的优势也就越来越大，从而创造了博特租。也就是说，开放型的BM具有较大的网络密度和较多“结构洞”，能够获取联盟伙伴的资源和信息，进而缩短新产品上市时间，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创造价值。

3）网络规模创造了网络效应。战略网络理论的新发展也为BMI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如图2所示，平台（platform）、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都是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繁荣而催生的新网络形式，其创造的价值被称为直接或间接网络效应。BMI所建立的网络关系创造了网络效应，包括直接或间接网络效应。直接网络效应是指同一市场内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即使用同一产品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增加其他消费者的效用。间接网络效应主要产生于基础产品和辅助产品之间技术上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导致了产品需求上的相互依赖性，即用户使用一种产品的价值取决于该产品互补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一种产品的互补性产品越多，那么该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就越大。BMI中，核心企业构建了相应的价值网络所创造的总体价值，是任何一方单独所无法达到的。类似地，这些术语与BM的价值网络构成是相一致的。总之，未来研究应当关注开放型或者基于相关者视角的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因为正是互联网的交互性、连通性，促进企业与企业之间也交互和连通成网络组织，进而改变了传统线性创造价值的商业逻辑。

综上所述，价值网络既是BM的重要构成模块，也是其运行的重要组织载体。BMI作为互联网时代组织载体的创新形式，其价值动因和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战略网络、社会网络、价值网络等理论都是内在统一的（见表1）。因此，命题H2的推演应当借助这些理论及其新进展。未来研究机会借助这些新旧理论，阐述BM内在属性之二――锁定性（I）创造价值的机理，即关系广度、关系强度、网络密度等动因的作用机理，重点关注开放型商业模式中跨界关系共同创造价值的机制。

3.3企业资源观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BM的微观要素来看，BMI本质上是对资源要素的获取及其应用的过程，与企业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s，RBV）是统一的。RBV主要观点如下。①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因而资源是最小分析单元。早期，学者从资源的类型入手，探讨资源的不同类型影响竞争优势的源泉。如，他们把资源分成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人力资源，显然后两者创造的租金更持久。后期，学者转向探讨资源的属性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源泉。如，资源的独特性或者异质性是竞争优势的价值源泉，具体又细分为4大价值动因：价值性（vd31）、稀缺性（vd32）、难以模仿性（vd33）和难以交易性（vd34）。价值性（vd31）是指该资源要素是有价值的。稀缺性（vd32）是指资源的供应是缺乏的，既不能“固定”也不能“准固定”，前者是指资源供应在长期和短期内都缺乏弹性，后者是指资源供应在短期内缺乏弹性而长期内有弹性。难以模仿性（vd33）是指资源存在模仿的壁垒或者企业存在隔离机制，而难以交易性（vd34）是指资源难以交易。资源作为BM的核心构成要素，其价值创造也须考虑这些价值动因。②RBV认为，资源是竞争优势的源泉，即资源创造帕累托租（Paretianrents，PR）。更进一步地，资源要素的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难以替代性创造了价值，即PR=f3（vd3l，vd32，vd33，vd34）。

在RBV视角下，BM中核心资源能够创造价值有3条路径。①在战略要素市场或者控制资源的供应数量创造李嘉图租。李嘉图租的动因是资源的稀缺性，因为拥有某种优等资源的企业，其平均成本比其他企业的平均成本要低。在均衡状态下，产品供需达到平衡时，高平均成本企业不盈不亏，而低成本企业可以创造超额利润。②在产品市场上产品差异化垄断市场而创造垄断租。假定某企业开展BMI，其需求曲线的向下倾斜的斜率更小，因而具有市场垄断力，可以通过有意地控制产出而最大化利润，这要求企业的产品及其资源具有相当程度的异质性或者创造了移动壁垒和进入壁垒。③更有效地利用和开发资源而创造帕累托租。帕累托租是指某种资源的最优利用而创造的价值与次优利用而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某种资源的机会成本与某个企业资源的价值之间的差异。简言之，这种优势同样使得企业的平均成本低于其他企业，进而创造了相应的价值。因此，这些“创租”路径都为解释BM创造价值提供非常重要的基础，尤其是第3条路径，与熊彼特所提及的新的生产方式或者关键活动是“异曲同工”。正是因为有BMI，即使不存在垄断租和李嘉图租，某种资源也完全可能创造帕累托租。因为它既不需要在产品市场上垄断的条件，也不需要在要素市场创造稀缺性或难以模仿的条件，所需要的条件就是某种资源对某个企业具有特定性，即该企业能够比其他企业具有更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该资源的能力。从这一点来看，帕累托租是基于能力而产生的租金。因此，互补性有助于促进BMI的价值创造，互补性越强，则创造的价值越大，RBV为BM创造价值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BMI中关键活动的使役对象是各种资源要素，其价值动因、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企业资源观是内在统一的（见表1）。因此，命题H3的推演可借助企业资源观及其衍生理论。未来研究可应用这些新旧理论，解释BM内在属性之三――互补性（C）实现价值共创的机理，重点考察资源的不同价值动因的价值创造。当然，未来研究还应当突破传统的RBV，即资源的对象由传统的有形资源向无形的能力以及知识转变，重点关注动态能力与BMI的结合；资源的边界由企业内的资源向网络层面的资源转变；资源的组合方式由传统的简单整合，向更复杂的重组转变。

3.4交易成本理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商业模式的运营过程来看，BMI本质上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运营效率的过程，与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是统一的（见图2）。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交易成本与管理费用的权衡比较决定企业边界，而交易成本的动因包括人为因素和固有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包括机会主义（vd41）和有限理性（vd42），固有因素包括资产专用性（vd43）、不确定性（vd44）和交易频率（vd45）。交易效率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即应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TC），而降低成本则是通过改变上述5个成本动因，即TC=f4（vd41，vd42，vd43，vd44，vd45）。类似地，BMI不是供给层面的技术或产品创新，也不是需求层面的市场创新，而是供给与需求连接方式的创新，本质上就是交易方式降低交易成本的创新形式，从运营过程上通过减弱不确定性、复杂性或信息不对称性、促进供求整合加快交易、增大交易规模性，以及减少协调成本和交易风险等成本动因来降低交易成本。因为BMI过程中，交易透明化降低了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减弱交易活动的复杂性，进而降低交易成本。同时，BMI提高核心资产的利用程度，即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提升资产在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的利用程度。此外，BMI还降低了不确定性，既包括事前只能大致甚至不能推测的偶然事件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可以事先预料但预测成本或在契约中制订交易措施的成本过高的不确定性。如，Amazon的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交易透明性，组合以效率为中心的设计要素，包括交易内容、交易结构和治理，从而提高利益相关者的转换成本，并锁定相关参与者，而且减少直接交易成本，提高潜在顾客、伙伴和供应商的交易效率。因此，效率性有助于促进BMI的价值创造，效率性越强，则创造的价值越大。

综上所述，BMI中运营过程重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率而创造价值，其价值动因、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内在统一的（见表1）。因此，命题H4的推演应当借助交易成本理论及其新进展。未来研究应考察BM内在属性之四――效率性（E）创造价值的机理。当然，未来研究还应当突破传统的TCE，即引入新制度经济学或机制设计等理论新进展。

总之，上述讨论从多个理论视角及其新进展推演了BM的新颖性（N）、锁定性（I）、互补性（C）和效率性（E）、创造顾客价值（CV）、企业价值（FV）和伙伴价值（PV）的价值动因（vd）及其作用机理。论证过程可归纳为

第15篇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似传统人事管理中那样简单。现代化或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更多的是通过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对“人”这种具有潜在价值的资源进行合理的招聘、培训、组织、调配，进而形成一个动态的人力资源管理循环链。循环链中最不能忽视的两个关键的元素便是人力资源的招聘和培训机制。只有对这两方面的内容及其关系有了清楚的认知，才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把握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向，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二、人力资源的招聘管理

招聘作为企业获得人力资源的一个核心方式。换言之，从目的上来讲，招聘就是为了为企业选拔、招揽高素质人才并为企业所用。相较于传统引荐式的人事管理，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模块中的招聘环节要更为复杂、多变，尤其是如今时代“互联网+”时代技术的高度普及，无论是招聘渠道还是招聘流程，在这应聘者胜任力的评判等都有着非常讲究的学问。

1.招聘渠道

企业招聘环节的渠道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比如传统的广告、现场招聘、校园招聘会以及衍生的互联网招聘、猎头公司等，各有千秋，但最主要的招聘形式以校园招聘、网络招聘、猎头公司三种为主。其中，校园招聘不同于广撒网的传统广告招聘，由于学校严谨的专业限制，企业定向选择人才更为便利；网络招聘虽然在质量上不能够得到完全保障，但是在数量上却能够给予企业巨大的选择空间。例如在企业基层员工极度缺乏的情况下，通过网络招聘能够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猎头公司主要针对于企业中高层，能够为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战略和方向保障。

2.招聘流程

当前企业招聘的流程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1）应聘者通过各种方式投递简历；（2）企业对应聘者的简历进行筛选，然后安排笔试和面试；（3）最终通过测试并获得企业认可的应聘者加入到企业中成为企业员工。尽管这种模式确实能为企业选拔人才提供一定的依据，但是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层面上分析，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要按照这种模式来进行人才招聘的。企业应该根据所处的不同行业的特点以及企业的战略需求来综合考察应聘者胜任能力是否能够满足企业未来发展的需求。然而一个难以规避的误区，便是许多企业更多地关注应聘者现存的能力或价值，但事实上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员工要比一百个有能力的员工更具有价值。

3.胜任力评判

“胜任力”的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麦克利兰（David?McClelland）提出；美国学者R.博亚特兹（Richard Boyatzis）对其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提出了“素质洋葱模型”，展示了素质构成的核心要素，并说明了各构成要素可被观察和衡量的特点。

一个企业可以利用胜任力来识别求职者是否可以帮助整个企业达到预定的发展目标，而且胜任力对预定目标的影响是可以衡量的。因而，企业可以据此评定应聘者胜任力，以发现其与工作方面存在的差距以及未来需要改进的方向和程度。对此，常用方法有三种：行为事件访谈法、专家小组讨论法和问卷调查法，这三种方法各有利弊，应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予以选择。

三、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培训管理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人力资源的定义不仅仅是对能力的考核，同时也是对人潜力的评判。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企业要想实现长期发展就必须要招聘具有发展潜力的人才。但是光有潜力还不行，企业还必须通过内外部资源来挖掘员工潜力，使其发挥个人最大价值反馈于企业，这便是人力资源培训管理的意义所在。

现代企业员工培训不仅仅是讲解企业相关规章制度、培养相关工作技能，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价值观、未来技术创新思维等内容的培训，尤其是中基层领导干部，不仅要提高管理能力，还要增强企业发展的战略意识。另外，企业要为员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与指导，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

现代企业发展不仅考量企业的综合实力，也考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是否做到科学合理。然而面对当前全球化竞争的浪潮，我国许多企业还没有建立科学有效的员工培训体系。对此，我国企业只有充分把握人力资源管理模块中招聘与培训职能的深刻含义，才能够乘风破浪，并在全球市场中占据真正有利的地位。

四、招聘与培训的内在联系

据世界顶级创意公司IDEO总裁蒂姆?布朗（Tim Brown）设计思维观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不应该是线性思维，而应该是“思维导图”，即不能局限于某一模块，而必须与其它模块相衔接。虽然HR招聘和培训模块的工作各有侧重点，但就像生物链一样，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失衡。换言之，招聘与培训既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容和体系，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1.招聘为培训提供依据

首先，培训是招聘环节之后必不可少的后续工作。新员工进入企业后所面对的是全新的环境、知识和技能，因而，“先培训，后上岗”是新员工进入岗位之前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同时如果新员工配置不合理，不但会影响到人力资源使用效率，更会影响到企业新招聘员工的稳定，这就要求员工招聘模块设计时，必须把培训纳入其中，作为企业招人和用人中间的一个必要环节。

其次，在培训的过程中，培训需求的确定也要以职位说明书对业务知识、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的要求为依据，培训开发的内容和难度也决定于招聘的质量。

最后，招聘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素质和效能的关口，招到好的人，培训可以少投入，少花时间，甚至他可以作为母体来培训影响其他人，考核方面会减少博弈成本，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这一点将后文详细展开。

2.培训对招聘的促进作用

首先，培训日益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法宝。随着从业人员需求层次（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提升，企业要想招到优秀的人才，除了保证一定的薪酬福利外，企业内部良好的企业文化以及培训机制，“为人才提供培训和发展机会”也成为了重要砝码。

其次，培训可以促进企业招到最合适的人才。培训可以作为企业人才招聘选拔的条件，贯穿于招聘选拔过程当中，有助于企业择优录用有相应岗位培训经历或获取资格认证的员工。另外，对于一些难以通过企业外部找到合适人才的岗位，企业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可以从内部培养候补人才。

最后，培训的合理安排可以提高招聘质量。只有对招聘人员进行培训，使之充分了解对企业所需人才的要求制度等，才能在招聘过程中正确传递招聘信息、企业文化，减少员工组织社会化过程中的内心挣扎；同时通过培训沟通，企业可以尽可能多地了解内心真实想法的信息，提高招聘质量。

3.都围绕“人”开展工作

资源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人对财富形成能起贡献作用的不是别的方面，而是人所具有的知识、经验、技能、体能等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人力资源的本质就是能力，其载体就是人。因而人力资源的招聘和培训管理和服务的对象都离不开人，其管理只不过是过程，目的是为了促进个体和组织的系统优化，发挥最大效率。根据系统论观点，把模块割裂开来，单个模块做的好，综合效果不一定效果最优。例如某些垄断型的企业，尽管丰厚的利润会支持人力资源管理的投入和改善，但其管理水平不一定与投入成正比。

4.招聘成本与培训成本博弈分析

企业人力资源的招聘和培训是相关联的，企业在雇佣人力资源时究竟把招聘或培训哪个环节看得更重要，则体现了不同的经营哲学，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招聘成本和培训成本之间的互补关系。对此，我们不妨大胆借鉴博弈论思想排除两种极端做法，即（ ， ），（ ， ）；同时根据财务管理复利现值内容，建立模型求解最优方案。具体如下：

应聘者

现假设企业与员工的雇佣关系延续 年期，前 期是投入期， 为无风险收益率； 为投入期员工的劳动生产率， 为回报期劳动生产率； 为投入期给员工的工资水平， 为回报期工资水平；这里仅考虑招聘成本 和培训投资 ，尚不考虑福利支出等成本； 为企业期望利益现值。

假设企业不给员工提供培训，则上述模型简化，没有投入期和回报期的区别，企业从市场雇佣到所需劳动力，对其劳动生产率 提供一个固定的工资水平 ，也就是说工资总额等于劳动生产率；

假设企业提供培训，投入期的劳动生产率 由于员工自身技术还不够熟练，但 高于 ，加之培训支出，因而投入期企业真正的损失是 - - ；回报期，结合货币时间价值可知，在招聘成本和培训支出情况下，员工工作为企业带来的利润现值为

通过人力资源招聘成本与培训成本关系的博弈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双方在博弈中各自的地位。在此基础上，人力资源管理者可以选择出最优化战略，在最大化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有效控制成本，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