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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不得强迫自证有罪沉默权如实供述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原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五十条，与原法条相比，该条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内容。这条规定是本次刑诉法修改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是与1998年10月5日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接的一个重要举措，紧跟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不得强迫自证有罪”原则，更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刑事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
一、“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理解及作用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是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不得强迫自证有罪”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布莱克法律大辞典》将该原则表述为：“要求政府在没有被告人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的情况下证明其犯罪，尽管该特权仅仅保护言词证据而不是诸如笔迹和指纹等物证。任何违背其意愿被传唤到证人席的证人都可以求助于这一权利，无论是在审判程序、大陪审团听证程序中，还是在调查前的程序中，但当证人自愿作证时，该特权则被放弃。”1966年12月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三）（庚）就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被强迫承认犯罪”。我国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除声明予以保留的条款外，应当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使国内法符合国际人权公约规定。很多国家的国内法都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作出了规定。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我国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第 50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之后增加了一句话，即“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表明了我国在遏制和打击刑讯逼供方面的决心和立场，以及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相接轨的态度和行动。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会对防止刑讯逼供起到极大作用。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文内容可知，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责任人员应该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即他们不应当实施强迫，不得以任何理由，也不得指使、纵容其他协助办案的人员进行违反本条法律的行为。如果发生违反本条法律的行为，指使的人员应当承担责任，其他协助办案的人员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另外“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条文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强迫”的含义。强迫即所谓“刑讯逼供”。我国新出的刑诉法解释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该解释也可以认为是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中强迫的解释，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刑讯逼供。司法解释起草人周加海也进一步解释到：使精神上遭受痛苦的行为也属于刑讯逼供，这是针对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的，比如说有些案件中尽管没有使用肉体上对被告人进行摧残的行为，但是在精神上给人以威胁、恫吓，形成精神上的强制，这种情况也应当是认定形成刑讯逼供。
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沉默权”
沉默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各国法律直接关注的焦点一般都是狭义的沉默权。狭义的沉默权是指受到犯罪嫌疑的人和刑事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来自追诉者的提问拒绝回答或者完全保持沉默的权利，是犯罪嫌疑和被告人特有的权利。一些人认为我国在刑诉法中新增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表明我国在法律中确定了沉默权，因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即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就包括可以不说话、保持沉默，这就等于有了沉默权。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认为:“这是一种延伸的理解，更是一种推论。修正案中并没有规定沉默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不等于就有了沉默权的规定。
首先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沉默权二者产生的先后顺序不同。纵观世界诉讼发展的历史，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在前，沉默权在后。1791年美国《宪法》就已经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司法原则，但直到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判决中确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后，沉默权才真正浮出水面。
其次不得自证其罪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基于该基本目的，此项权利多见诸于各种人权公约之中。而沉默权的基点除了保障人权外，更多的是为了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保持控辩双方的平衡关系，因而有关沉默权的规定更多的出现在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的法律条文中。
另外沉默权的理论渊源正是“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理念。“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理论渊源也是“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所以会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能因为两者的理论渊源相同，就将两者简单地划上等号。“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其中最常见的是通过赋予被指控人沉默权的方式。不强迫自证其罪还可以通过任意自白规则实现。其含意是被告人的陈述必须是出于自愿的(voluntary)才可以用作证据。我国刑诉法中新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应该是“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中任意自白规则的体现。
三、结语
新修订的刑诉法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内容，这对于我国的刑事诉讼发展进程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将进一步对遏制刑讯逼供起到更为显著的作用。但是刑诉法中加入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不等于我国有了沉默权的规定，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但是还是存在区别的，我们应该正确理解“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参考文献：
第2篇
论文关键词：反倾销；司法审查；《规定》
反倾销是遏制不正当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若运用不恰当，则可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白手套，此时对反倾销进行司法审查就显得尤为重要。反倾销司法审查就是对反倾销这种行政行为进行司法救济，由独立与调查机构的法院来对反倾销的合法性进行再审查。
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首次在200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第53条中予以明确，但是这些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实践可操作性，加之反倾销的行政案件的复杂性与专业性，远非一般行政诉讼所能解决，这样，在人世一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一司法解释，它不仅是我国为履行人世承诺的又一重大举措，更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对于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在当今世界各国中以美国和欧盟的规定堪为表率。本文正是在研究美欧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新颁的这一司法解释进行了探讨，希望有助于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活动的规范化。
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应扩大
对于司法审查的范围，美国法律规定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有两类，主要体现在《美国关税法》第516a(a)中，一类是不发起反倾销程序的即时判决；
另一类是已公布的最终裁决。其中对于第一类，有以下三种情况：l、由商务部作出的不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裁决；2、由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的不存在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实质性妨碍的裁决；3、由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的不审查基于情势变迁的决定；对于第二类，主要表现在美国不对临时性措施的裁定进行审查，只限于已公布的最终裁定，有如下四项内容：1、由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后肯定或否定性的裁决；2、商务部根据出口商所作的协议而停止调查的决定；3、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依《美国法典》第19卷~1671c(h)或~1673c(h)作出的损害影响的裁决；4、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协议是否已完成消除损害性的决定。
欧盟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效之诉，另一类是不作为之诉。所谓无效之诉是指当事人通过诉讼，请求法院做出关于欧洲议会、理事会所颁布的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不具有效力的宣告。而不作为之诉则是指当理事会或委员会因未能采取行动而违反欧共体条约时，各成员国或共同体的其他机构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便使法院确认此项违法行为。但是此诉必须有一个“预先提起程序”，即原告必须在获悉共同体机构不作为违法行为之后一定时期内，向共同体机构提出请求，要求其履行某种行为以遵守法律的规定。只有当共同体机构在接到原告的提请2个月内仍未采取一定行为，原告才能向法院提起不作为之诉。
由此可见，欧盟不仅可以对调查当局的最终裁定提起司法审查，而且还可以对初步裁决提起司法审查，而美国则不予受理，可见，欧盟规定的范围更加广泛，此外，双方均可以对不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欧盟对于调查机构的不作为之诉还规定了一种类似行政复议的必经程序，即“预先提起程序”，以防止滥诉的出现。我国《规定》在第一条中，便开宗明义的指出，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四类反倾销行政案件：“(一)有关倾销及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二)有关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三)有关保留、修改或取消反倾销税以及价格承诺的复审决定；(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反倾销行政行为。”我国的这一规定借鉴了美国的终裁审查原则，也就是说，对于倾销及反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的初裁不在司法审查之列，这主要是因为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决并不会影响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不具有终局性，同时如果司法机关连初步裁定这样的行政决定都要一一过问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行政机关的活动造成阻碍，必然会损害行政活动的效率，更何况还有行政救济的存在呢，所以笔者认为我国这一款的规定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规定》并没有对申请反倾销调查的不立案调查的决定做出是否受理的规定，从国外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普遍做法和法治要求来看，也不存在任何的障碍，从逻辑上来看，《反倾销条例》第27条中规定的终止反倾销调查决定也是一种最终的行政决定，既然最终的行政决定都应该进行司法审查，为何又将其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呢?这样无疑会给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留下了缺口，其公正的目标显然是打了折扣的，所以笔者认为，在《规定》的第一条中还应该加入一条法院受理的范围：“有关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不立案调查的决定。”
二、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的界定应该明晰化
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即原告和被告主体资格的确定。按照美国法典' 1667 (9 ) (1994)的界定，凡不满反倾销裁决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均可起诉，对主管当局的裁决提起司法审查。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四类:(1)被调查的外国生产者、出口商，美国进口商等;(2)生产或制造该产品的外国政府;(3)美国同类产品的生产商、批发商等;(4)被认可的代表生产同类产品的美国工人的联盟以及同类产品的生产者的行业协会。由此可见，美国对利害关系人的规定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而欧盟关于诉讼主体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欧共体条约》第173条，主要包括成员国、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欧盟反倾销调查的申请人，他们既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对于是否是成员国的国民以及是否有永久居住地或经常居住地没有限制。但是欧盟规定，只有那些同国外出口商有关联交易的国内进口商才有诉权，而独立的进口商一般不具有原告资格。同时，在欧盟的法律里，有一个“特权原告”(privileged applicants)的概念，如各成员国、理事会和委员会，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修订《欧共体条约》第173条之后，连议会和欧洲中央银行也成为了特权原告。
从对美国和欧盟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和欧盟的规定的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他们都对原告资格的范围放得比较开，一般都包括被调查的外国生产者、出口商、进口商，只是欧盟限制进口商必须与国外出口商有关联交易，因为独立的进口商可以将征收的反倾销税转移到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同时，美国还将利害关系方扩展到“同类产品的生产者”，并且十分重视工人联盟以及同业协会的作用，并赋予外国政府原告资格，这是欧盟所没有规定的。欧盟略显保守之处还表现在它对于“特权原告”的规定，其原告资格主要来源于其地位，其着眼角度主要是为了维护欧盟自己的反倾销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第二条和第三条也对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其中原告是“与反倾销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利害关系人是指向国务院主管部门提出反倾销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有关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及其他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被告则限定在“做出相应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国务院主管部门。”可见，我国对于“利害关系人”的规定基本上是与欧美的规定相接轨的，并且与美国保持一致的是我国并没有对进口经营者进行分类，也就是说独立进口经营者也享有诉权。笔者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进口经营者是反倾销税的直接承担者，一旦若被征收了反倾销税，为了能够确保利润，他必然会将高额的税负转移到进口商品上来，这必然会使其在商业价格激战中处于不利地位，可见征收反倾销税与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本不应该征收反倾销税，损害了其合法利益，他当然有理由成为原告。根据美国法典的有关规定，外国政府也可以成为原告，《规定》里面显然将其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符合我国国情的，一旦涉及政府，便可能引起的不仅是国际经济方面的纠纷了，还可能转化为国际政治纠纷，这样既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安定与团结，在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程序机制刚刚启动和不完备的情况下，就更不应该像欧美那样作扩大解释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规定》中指出“其他具有利害关系的组织”，这个组织包不包括美国法里所说的“同业协会”呢?笔者认为是包括的，同业协会在国外反倾销应诉中的作用已经有目共睹，而在国内的反倾销司法审查中也理应成为带头人。至于被告，《规定》只是以概括性的语言指出是做出相应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国务院主管部门，一般认为有三家：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有学者提出，关税税则委员会不应列入被告，因为它从始至终都只是起到“橡皮图章”的作用，只是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做出决定的，只有名义上的决定权。笔者不那么认为，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9条、第38条、第46条、第50条的规定，虽然关税税则委员会是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做出决定的，但是关税税则委员会仍然是依据国家赋予其行政权，独立行政，国家经贸委也只是一种建议，所以也应该列入，只是当原告提起诉讼时，可以将其列为共同被告，以防止出现双方互相推诿的局面。总结之，《规定》对于被告规定得过于原则化，含糊其辞，应该具体明确化，以增强实践可操作性和透明度。
三、司法审查的管辖法院应当专一化
对于司法审查的管辖法院，欧美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模式。美国模式是在原本的法院组织体系外另设专门的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院进行审理；而欧盟模式则与此相反，它仍是在原有的法院组织体系内来进行司法审查，不再另设专门的法院。具体而言，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初审法院是国际贸易法院，而上诉法院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法院一般只审查法律问题，而不审查事实问题；在欧盟，既可以直接向设在卢森堡的欧共体初审法院(欧洲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反倾销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也可以根据欧盟各成员国的相关法律提起诉讼。欧洲法院的职责是对共同体机构所实施的反倾销措施的不合法性进行评价和鉴定，而依共同体法律规定而征收反倾销税，是成员国的事务，对成员国机构征税程序中的不公正行为，相关企业不能通过欧洲法院来进行干预，而只能通过成员国法律来实现其权利。
我国司法审查的管辖法院主要集中在《规定》的第五条。《规定》的第五条对第一审管辖法院作了如下规定，认为是：“(一)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因为国务院主管部门均在北京，所以实际上也就是北京高院以及北京高院指定的北京中院来受理，其中有一个隐含的信息就是如果不服一审判决，有可能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规定》没有公布前，学术界有过很激烈的讨论，基本上是分为两派主张的，一种是主张美国模式，另一派主张欧盟模式。就目前《规定》而言，采取的是欧盟模式。笔者认为，还是建立一个专门的法院来对国际贸易方面的纠纷予以管辖比较好，反倾销是一个非常复杂、技术化的行政程序，在相关事实判断的背后需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政策意识来作为后盾，而我国现行的司法体系内存在着诸多弊端，如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稀缺性以及法官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加之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经济交往会越来越密切，而我们立法应该做出超前立法，即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形成以前便预先以立法的形式对这种社会关系做出调整，更何况已经有一系列的司法解释作了奠基，不能仅仅因为行政案件与经济、民事和刑事案件相比数量较少，或是考虑与法院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不一致而不敢迈出改革的第一步。所以，笔者认为还是设立一个专门法院比较好。
四、司法审查的过程应细化
对于司法审查的过程中，欧美也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模式，欧盟采取的法律审的模式，而美国采取的是法律审和事实审相结合的审查模式。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516a(b)(1)条中，规定如果法院认为行政记录或行政案卷不能完全或不能充分支持行政裁决，法院就可以将案件发回，这种事实审并不是事必躬亲，它是在对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的基础上，对证据是否确实和充分以及是否符合取证程序等进行的裁决，不适用“重新再来标准”，并且法院不应当考虑案卷记载以外的事实，在更多程度上体现出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尊重。至于法律审则主要是行政机关是否违反律规定的程序以及当特定问题含混不清时，法院还应当让行政机关对其所作的行为进行法律解释，以裁判其自由裁量权是否出格，这是美国法上的“法律解释原则”欧盟采取的是法律审，欧盟在司法审查上采取了“司法自限”，欧洲法院是一个区域性的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其管辖权是通过区域组织法律的明示或默示授权，非基于一个国家主权而取得的，所以它一般对事实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只对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审查。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73条，欧盟审查如下：“(1)没有能力，主要针对欧共体主管机关采取的措施超越其权限的情况；(2)违反基本程序要求的；(3)违反条约或有关适用的任何法律规则(4)滥用权力。”由此还可以看出，欧盟还可以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
第3篇
[关键词]网络有害信息；行政法；治理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20）20-0086-02
作者简介：杨菲（1994-），女，硕士，任职于黑龙江海天庆城律师事务所。
当前网络生活中对于有害信息的讨论非常多，网络有害信息涉及社会大众的隐私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人民生活的权利以及安全性，在法律的角度进行网络安全的维护以及治理，在行政法的角度进行规范以及约束，维护立法体系，进一步完善网络有害信息的治理，本文从行政法的角度优化网络治理结构，分析如何规避网络有害信息的危害。
一、行政法治理网络有害信息的现状
（一）行政法指导网络有害信息治理体系基本形成
随着《网络安全法》的出台，互联网网络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规整以及治理，在《网络安全法》的指导下互联网对有害信息的基本治理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对于网络中出现的有害信息传播以及编纂的情况，相关部分已经出台了部门治理条例，对不同的有害信息乱象进行了分权治理，各个部门之间承担的责任和分工较为清晰，正处于逐步完善有害信息行政立法体系的过程中。
（二）行政法指导网络有害信息治理构建多头治理，形内分离的管理方式
随着互联网结构以及功能的逐步完善，法律法规在立法的时候注重完善不同等级行政机关的权利，法律法规授权行政法体系强化研究互联网发展，尤其对其中的有害信息传播进行细致要求，授权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对有害信息传递乱象进行深度分析研究，对其中的不良行为进行警告等处罚，各个部门之间在网络有害信息治理上协同合作，明确有害信息的治理主体，例如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以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监督部门，对治理主体明确授权，颁发相应的资格机制，明晰不同的治理主体在事件处理中的责任。行政法规在立法的过程中明确了不同的有害信息传递事件的法律性质，对于违法法律、行政法规尚不构成犯罪的，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对于事态严重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上报到上级机关进行法律再定性。不同的法律行政机关在处理事件的时候肩负着不同的职责，我国在处理网络有害信息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建立了分散处理以及联合处理的协同机制，主要的处罚形式有主管部门单处和两个部门分别处罚的体系。
（三）行政法在处理网络有害信息的过程中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
当前对于互联网乱象事件，我国的行政法规部门虽然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初步构建了法律处理体系，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问题，各个部门在实际操作和处理有害信息事件的时候往往存在缺乏配合、沟通不足以及事件处理效率太低的情况。
例如：对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提到的“制作、复制、、传播‘九不准’内容”的时候，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对主要相关人员进行处罚，但是对于涉事主体是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者还是非经营性信息服务者有关机关采取的处理措施以及处罚措施都是不同的，在定性事件的时候存在发证机关、备案机关的责任落实，涉及不同的行政部门，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电信主管部门等等，这些部门在事件处理的过程中谁先谁后，如何衔接和交接的问题行政法都没有做出明确地指示，由此会间接地导致网络有害信息事件的处理效率降低，处理效率低必然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和后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优化行政法网络有害信息治理结构的措施
（一）基于司法判断标准进一步完善有害信息治理途径
网络安全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了网络有害信息的现象，但是有害信息的问题仍然不能得到根治，行政法规在原有的架构内只是对有害信息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引导网络运营者构建自我监督以及检查的机制，除此之外还可以不断适应网络空间的变化，基于立法主动授权和语言的开放结构，从立法、行政以及司法平衡的角度进行分析以及定义，以司法判断为切入口，学习先进的言论审查标准以及确立过程，从我国网络现状出发确立最新标准的司法审查的程序，在行政法的立法上做缺位弥补，优化立法途径，提升行政法规的建设效率，也明确网络有害信息司法审查的标准，弥补以往处理体系中存在的不足。
（二）成立专门的行政机构承担规范和监督网络有害信息治理的职责
基于行政法规和互联网发展的动态变化，行政部门基于网络有害信息的内容和传递渠道进行治理体制的确认，部门之间优化权利结构体系，做到权利擴展性、排他性以及规范性运作，各个层级都针对网络有害信息构建专门的有害信息治理工作小组，整理当下的行政法规治理思路，确定统一的标准，规避以往法律主体以及权利行使混乱的情况。同时，各个部门之间也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对于网络有害信息事件传递书面的指导意见，对期间出现的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让行政部门的网络有害信息治理体系变得愈加稳定，专门的处理机构之间做好协同交流，有效提升专门机构的网络有害信息事件的处理效率，让网络治理体系符合我国网络生活的实际情况，所有的行政部门在执行事务的时候也变得更加符合国情，处理网络有害信息事务更加具有针对性。
（三）行政保证保障体系内部加大信息公开信息力度，最大化地保障网络信息安全
在网络有害信息治理的过程中，行政部门要强调所有治理事务公开、公平，确保所有的民众对有害信息法律定义有清晰地认知，引导所有的民众对相关的行政法规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这样可以吸引所有的民众参与到有害信息的抵制以及科学防御中，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氛围。
行政部门在群众内部进行网络有害信息相关知识的宣讲以及培训，做好民众之间的普法知识宣传，对于违反传播有害信息的人员要及时惩处并向民众讲解惩戒的标准，将相关的处罚依据以及法律文书公开，使得民众对网络有害信息的防治意识大大增强。借助网络平台的优势以及工具的有效性选取部门有代表性的行政案例在网络上进行分析以及讲述，扩大舆论空间，使得社会大众对于信息有害性的两面性有所认知，也引导民众建立正确的网络防护以及信息传递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