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知识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政治哲学知识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高中政治；哲学知识；高效课堂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包含极为复杂的理论知识和基于实践的经验的总结，因此，在高中政治哲学课堂中，要提高学生的整体的哲学素养，就必须深度地剖析政治哲学知识中的重难点，科学地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加强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在生活中分析和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一、深度剖析哲学中的重难点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中包含有很多的重难点知识，这些知识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反复的讲解，进行深度的解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在引导学生进行重难点知识的掌握时，首先，应该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哲学知识理论体系，即哲学包含有三大部分，分别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并对三者的关系有准确的认识，其中唯物论和认识论相对于辩证法的知识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因此，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的重难点就集中在辩证法这一大块知识点上，这一知识点包含有联系的原理、发展的原理、矛盾的原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原理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原理以及内因与外因这几大知识点。在这一阶段，重难点主要集中在矛盾分析法这一哲学知识点上，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要对矛盾这一知识点进行深度的剖析。首先，要引导学生掌握矛盾的原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主次矛盾原理、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理。在了解这些原理的基础上，教师要着重对引导学生辨析矛盾的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原理。首先，引导学生从内涵上进行区分，主次矛盾是存在于复杂事务中的，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同一矛盾中的两面；其次，从作用来看，在事物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要认清办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想问题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即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哲学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生活

哲学知识是来源于实践的，因此，学习哲学知识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所学的哲学知识指导实践，在课堂中，教师就要积极地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教师可以选用生活中的小故事进行讲解，也可以选用一些寓言故事进行相关理论的分析，或者是联系形势与政策中相关的知识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哲学理论知识点。如教师可以就最新一期的地质学报刊载封面文章（英文版）介绍到的我国科研人员首先在自然界中发现金属铀，这一发现对核能原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自然界没有金属铀，最新一项研究打破了这一惯常认识，教师可以结合这一时政信息，来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的认识论知识。此外，还可以结合我国提出的要打造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创新是关键，质量是根基。这一时政新闻让学生掌握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同时，还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知识，如，古时候有一位父亲，买了一只猫来解决鼠患，但是鼠患缓解的同时，猫也偷吃了鸡，他的儿子很生气，父亲告诉他，没有鸡我们不会挨饿受冻但是没有猫却会，他的儿子就不再抱怨了。通过这个故事，让学生理解矛盾的相关知识。

三、引导学生用哲学的观点解决问题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学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哲学知识不是学习哲学最为重要的目的，学习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可以用所学到的哲学知识紧密地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能够分析和解决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政治哲学课堂中进行多角度的引导，让学生树立起用哲学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同时要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品质，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学以致用。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进行相关问题的提问，尤其是要以分析论述题的形式进行，让学生对材料或者问题用哲学的观点进行科学地分析，同时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其次，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实际的训练，如鼓励学生观察学校的布局，班级规章制度的设置，学校整体的管理制度等这些生活中的事物，对这些事物进行分析，找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地方，说出理由，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通过这样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用哲学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结语：总之，高中政治哲学课堂的高效构建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在教学中，教师要针对学生难以理解的知识进行深度的讲解，同时要注意讲解的方式，让学生真正地理解，并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灵活地运用。要明白，哲学是来源于生活又能够指导生活的，只有能够在生活中进行合理地运用，才是真正高效课堂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张满顿.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J].学周刊,2011,18:46-47.

[2]郭强.以哲学思想引领高中政治体验式课堂[J].教育实践与研究(B),2014,12:5-8.

[3]陈维.浅谈高中政治复习中如何突破哲学重难点[J].群文天地,2012,09:196.

第2篇

关键词：高中政治;哲学知识;高效课堂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包含极为复杂的理论知识和基于实践的经验的总结，因此，在高中政治哲学课堂中，要提高学生的整体的哲学素养，就必须深度地剖析政治哲学知识中的重难点，科学地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加强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在生活中分析和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一、深度剖析哲学中的重难点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中包含有很多的重难点知识，这些知识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反复的讲解，进行深度的解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在引导学生进行重难点知识的掌握时，首先，应该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哲学知识理论体系，即哲学包含有三大部分，分别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并对三者的关系有准确的认识，其中唯物论和认识论相对于辩证法的知识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因此，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的重难点就集中在辩证法这一大块知识点上，这一知识点包含有联系的原理、发展的原理、矛盾的原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原理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原理以及内因与外因这几大知识点。在这一阶段，重难点主要集中在矛盾分析法这一哲学知识点上，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要对矛盾这一知识点进行深度的剖析。首先，要引导学生掌握矛盾的原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主次矛盾原理、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理。在了解这些原理的基础上，教师要着重对引导学生辨析矛盾的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原理。首先，引导学生从内涵上进行区分，主次矛盾是存在于复杂事务中的，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同一矛盾中的两面；其次，从作用来看，在事物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要认清办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想问题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即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哲学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生活

哲学知识是来源于实践的，因此，学习哲学知识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所学的哲学知识指导实践，在课堂中，教师就要积极地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教师可以选用生活中的小故事进行讲解，也可以选用一些寓言故事进行相关理论的分析，或者是联系形势与政策中相关的知识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哲学理论知识点。如教师可以就最新一期的地质学报刊载封面文章（英文版）介绍到的我国科研人员首先在自然界中发现金属铀，这一发现对核能原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自然界没有金属铀，最新一项研究打破了这一惯常认识，教师可以结合这一时政信息，来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的认识论知识。此外，还可以结合我国提出的要打造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创新是关键，质量是根基。这一时政新闻让学生掌握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同时，还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知识，如，古时候有一位父亲，买了一只猫来解决鼠患，但是鼠患缓解的同时，猫也偷吃了鸡，他的儿子很生气，父亲告诉他，没有鸡我们不会挨饿受冻但是没有猫却会，他的儿子就不再抱怨了。通过这个故事，让学生理解矛盾的相关知识。

三、引导学生用哲学的观点解决问题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学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哲学知识不是学习哲学最为重要的目的，学习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可以用所学到的哲学知识紧密地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能够分析和解决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政治哲学课堂中进行多角度的引导，让学生树立起用哲学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同时要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品质，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学以致用。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进行相关问题的提问，尤其是要以分析论述题的形式进行，让学生对材料或者问题用哲学的观点进行科学地分析，同时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其次，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实际的训练，如鼓励学生观察学校的布局，班级规章制度的设置，学校整体的管理制度等这些生活中的事物，对这些事物进行分析，找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地方，说出理由，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通过这样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用哲学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总之，高中政治哲学课堂的高效构建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在教学中，教师要针对学生难以理解的知识进行深度的讲解，同时要注意讲解的方式，让学生真正地理解，并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灵活地运用。要明白，哲学是来源于生活又能够指导生活的，只有能够在生活中进行合理地运用，才是真正高效课堂的体现。

作者:宝力高 单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三十八中学

参考文献：

[1]张满顿.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J].学周刊,2011,18:46-47.

[2]郭强.以哲学思想引领高中政治体验式课堂[J].教育实践与研究(B),2014,12:5-8.

第3篇

永远不能被别人夺走的东西只有三样：学到的知识、心胸中的梦想和吃到肚子里的食物。所以，我要做一个知识渊博、胸怀大志的吃货。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高中政治生活与哲学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高中政治生活与哲学知识1唯物论

一、哲学的物质概念

1.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

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2.物质与物质的具体形态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二、世界的物质性原理：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1.理由：(1)自然界是物质的;

(2)人类社会的产生及其构成要素，具有客观的物质性;(3)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的产物，物质决定意识。

2.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反面是从主观出发的主观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包括夸大意识作用的唯意志主义。】

三、物质世界的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

1.运动指宇宙间一切事物、现象的变化和过程。

①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运动是绝对的、无条件、永恒的。

②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物质是运动的承担者。【熟读P31，四个唯心主义的运动观点。】

2.静止是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

①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事物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时期，其根本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二是物体相对于某一参照系来说没有发生某种运动。静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

3.物质世界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

只承认静止而否认运动是形而上学的不变论，只承认绝对运动而否认相对静止则导致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熟悉P32，几个素材。】

四、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

1.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

2.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要求我们必须遵循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①规律是客观的。它既不能被创造、被改造、被改变，也不能被消灭。

②规律是普遍的。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都遵循其固有的规律。

③方法论：必须遵循规律、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做到实事求是)。违背规律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3.人在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

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人可以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形式，利用规律改造客观世界，造福人类。】

4.主观能动性即人的主观努力。

认识和利用规律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高中政治生活与哲学知识2哲学的基本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1.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决定意识。

有三种基本形态：

①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本质上是正确的。但只是一种可贵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它把物质归结为具体的物质形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熟读P12：“五行说”、荀子、王夫之的哲学观点。】

②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总结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但具有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等局限性。

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哲学。

2.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意识是世界的本原，意识决定物质。

具有两种基本形态：

①主观唯心主义：把人的主观精神(如人的目的、意志、感觉、经验、心灵)当作世界的本原。

【典型代表：王守仁的“心外无物”;慧能的“仁者心动”;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物是观念的集合”。】

②客观唯心主义把客观精神看作世界的主宰和本原。

【典型代表：朱熹的“理生万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切宗教鬼神观念;儒家的天命观。】

3.哲学史上的“两个对子”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高中政治生活与哲学知识3哲学的基本问题：

1.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亦即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

【注意：不是意识与物质的辩证关系问题。】

2.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内容：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即思维和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

二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即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3.为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因为：①它是人们在生活和实践活动中首先遇到和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②它是一切哲学都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它贯穿于一切哲学的始终。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哲学的基本性质和方向，决定着对其他哲学问题的回答。

高中政治生活与哲学知识4哲学的作用

1.哲学与生活

①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生活处处有哲学】

②哲学就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哲学的任务就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2.哲学与时代精神

①任何哲学都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精神上的反映。真正的哲学正确地反映了时代的任务和要求，牢牢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正确地总结和概括了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②真正的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体现在它 A.可以通过对社会的弊端，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B.它可以预见和指明社会的前进方向，提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指引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

C.它动员和掌握群众，从而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

高中政治生活与哲学知识5哲学是什么?

1.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①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②世界观人人都有，但一般人的世界观往往是自发的、零散的、不系统的;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哲学与世界观的研究对象都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包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客观世界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主观世界指人的意识领域。】

2.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人们用世界观作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成为方法论。所以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都正确与错误之分，不一定科学。】

3.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①具体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揭示的是某一具体领域的规律和奥秘。哲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知识进行概括、总结和反思的一门学问。

②哲学与具体科学是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4篇

关键词：马克思；阿伦特；哲学；政治；政治哲学；不同路径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008-01

马克思和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给现代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也引起了人们对他们哲学思想的极大关注。其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核心和关键。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合理掌握与正确看待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认识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关键所在。

一、西方传统政治哲学

早在古希腊开始，哲学就与政治纠缠不清。哲学真正从关注自然转到人与社会中来是在古希腊时期的智者学派。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深受这种学派的影响，他虽然对智者学派提出的一些政治评判标准持反对态度，但也积极发展了智者学派对现实问题的广泛关注。对苏格拉底来说，哲学就是依靠科学辩证法来关注人与社会中的一切事务，这也是为人类的幸福生活寻找到了坚实的根基。这之后，柏拉图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希望通过哲学去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王国，以充分实现哲学的伟大政治抱负，以此来完成老师苏格拉底的让城市更贴近真理的政治夙愿。后来，亚里士多德虽然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积极反对两位老师，但是在哲学关注人与社会的问题上，却发展与推动了老师柏拉图的思想观点。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提出人向来属于政治动物的观念，并出版发行了其第一本政治哲学思想巨著《政治学》。

对阿伦特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是诞生于苏格拉底之后。在苏格拉底死后，他的学生柏拉图对人和社会政治生活实现的可能性已经持绝望态度，他开始怀疑起苏格拉底政治学说的有效性 。正是因为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学说的这一怀疑，才让苏格拉底对人和社会的关注由政治转到了哲学当中，并开辟了西方政治必须服从与哲学的传统。从这一形式来说，不管是柏拉图还是黑格尔，其政治思想都没有脱离以政治学观念来作指导的前进方向。可以说，柏拉图创设的西方传统政治学是把政治理念看作高于一切的思考生活之路，这实质上就是获得政治真理的途径是经过沉思而不是积极活动来取得。这一观念思想，在西方传统政治学中是非常有威慑力的，很少有人去突破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虽然是在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起步并发展的，但他没有对其政治学思想进行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阿伦特认为，从柏拉图开始，经历了三次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大颠覆，分别是克尔恺郭尔的存在主义、尼采的行动主义和马克思的辨证主义。在这三个哲学思想中，马克思哲学思想最具有影响力，他的思想直接对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决定作用。同时，阿伦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也十分重视，他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就是一个反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思想。

二、哲学的政治实现

哲学的政治实现是哲学的主要思想。马克思在年轻时虽然受德国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没有被这种思想所左右，因此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反对传统哲学中闭关自守的自我直观，积极强调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和文明的灵魂。在这一基础上，阿伦特注重强调马克思放弃哲学转变到研究历史和政治思想上来。早在1984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就明确阐述了自身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的政治思想过多关注自然而很少关注政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质上是用资本主义的观点去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才能从传统的政治哲学中解放出来，步入到历史政治活动中 。

三、政治的哲学实现

政治的哲学实现是阿伦特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以前，阿伦特是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自从纳粹上台以后，尤其是一些哲学家与纳粹进行合作后，让阿伦特认为柏拉图的传统意义哲学是与纳粹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从哲学转到政治中来，重新来思考和看待西方传统政治哲学，重新审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阿伦特认为，哲学与政治之间产生隔阂是开始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死对柏拉图有着很大打击，也让其对苏格拉底的学说产生了质疑，这就让柏拉图重新开始了沉思生活，哲学也开始逐渐从人类事务中一步步撤离。正是因为哲学的这种撤离，让柏拉图认为哲学就要离开政治，以后的政治行动就要服从于哲学，这种情况下，柏拉图就用哲学消融了政治，这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在这个基础上，阿伦特就开始为了政治而审判哲学，通过对哲学的重新反思来更好地实现政治。

在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基础上，阿伦特分析与总结了两层政治与哲学的关系含义，首先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问题也是对人类事务领域中的态度问题。态度问题本身也涉及到了哲学体验与人类现实体验之间的关系，他说明了自身的哲学体验与人群中公共经验的直接关系。其次是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事实上，政治哲学本来就处于一种张力之中，要么用哲学来统领政治，要么用政治审视哲学。因此可以说，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追求的是政治哲学的实现，在根本上也是一种反哲学的哲学思想。

四、结语

当前，伴随着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的政治哲学再一次火热兴起，政治哲学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阿伦特力图诉诸某种道德上的复古主义来应付现代性的基本问题，相对比之下，马克思的理论很难说已经过时，不管马克思哲学的预言是否已经实现，但他的思想对现在社会政治状态起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批判与治疗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晓勇.论阿伦特哲学的时代性[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1）.

第5篇

三种理解模式的争论

客观地说，政治理论研究模式是起点，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概念史的研究模式是它的发展及反思的结果，并共存于当代政治哲学之中。一般而言，人们对基本概念的兴趣往往来自于个人境遇、实践经验或制度理想，而非这个概念的理解史。这决定了人们需要借助理性及政治理性的思维方法来“理解”基本概念。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应运而生，它通过设置和修改某些假设、增加一定的概念设定、采取特定的推论演绎、借助格式化的理论图式等方法塑造政治概念。当理性重建遭遇历史时，“历史重建者”就粉墨登场了。正如洛夫乔伊所言，大思想家和经典文本中对基本概念的阐释不一定具有社会代表性，它们与常用的政治和社会用语之间很可能缺乏钩稽。在这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研究的出现就再自然不过的了。只不过前者更加偏重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主张放弃当代政治哲学，反对当代政治哲学对“哲学技术”和“现代宇宙观”的迷恋，进而回到朴素的古典时代;而后者则试图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考察政治概念，既关注概念的自主的历史演进及其历史语义的嬗变，又注重这一过程中不同阶段概念涵义与其“大环境”(社会背景、语言形态)和“小环境”(文本的语境、作者的意图、作者的行为等)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理性重建还是历史重建，从它们的思维方法看，政治理论研究模式是“化约主义”的，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的研究模式则是“复杂主义”的。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强调对统一的政治观点的论证，往往具有明显的学理范畴和基本框架，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在相应的论证框架内才具有意义，这种融入和应用体现为对历史理解的化约处理。如约翰•罗尔斯提出:“政治观点是关于政治正义和公共善以及哪种制度和政策更好地促进政治正义和公共善的观点。”［8］(P．5)为此，“思考关于正义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它试图对这些价值做出合理的、系统的和连贯的说明，试图弄清楚，这些价值如何被组织起来以便应用于基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政治哲学的大部分著作(即使它们历史悠久)都属于一般性的背景文化的一部分。”与此相应，政治理论研究模式的学理范畴和基本框架大都是在政治人性的基础上，从政治理性和政治道德出发，逐渐形成政治平等、政治自由、自由民主等政治生活的规范标准，并建构以政治公正(或正义)为鹄的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协调关系，由此通向更加文明的政治生活状态［。与此不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论认为历史理解是复杂的，而将复杂性因素化约或者进行简单化处理，并不能真正建立一致的概念解释的逻辑体系，概念框架不同于政治学说、政治理论及其背后的政治理性框架。他们主张历史理解成为一种概念解释的历史主义意识，要用历史的方法而不是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思想史。由此才催生了复杂主义，即从基本概念历史理解的历史特性出发，展示它的具体性、过去性、变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上重视任何历史理解都是发生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和具体氛围中的，尽量按照过去的样子来理解过去，不能在不断变动的时间之上建构绝对的一致性，应该承认历史理解受到史料的制约而具备未知的复杂性，不能用固定的、单一的、整齐的模式对待历史。就概念分析的相关度而言，历史主义政治哲学与概念分析的关系较为薄弱，而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和概念史研究模式都较为重视政治概念的分析。

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有两个基本要件:概念分析与历史分析。尽管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十分注重历史分析，但是它对于概念分析的态度却不太明确。这并不是说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没有政治概念的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旨趣较为宏大。其核心“是古代与现代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而施特劳斯更明确指出:“‘政治哲学’这一措辞中，‘政治的’这个形容词与其说指明一种主题，不如说指明一种处理的方式;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哲学’的首要涵义不是指以哲学的方式来处理政治，而是指以政治的或大众的方式来处理哲学，或者说是指对哲学的政治指引。”［就此而言，政治理论和概念史的研究模式都更为重视概念分析。政治理论的概念分析致力于发现某种受到普遍认可的概念意涵，反对存在本质上是争议性的政治概念。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正是对政治概念存在最佳解释的有力论证，它试图通过引入一项逻辑大前提来从另一个几乎无限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内涵的精神构造，并在剥离概念的价值负载同时强调概念仅仅是用来分析的工具。同时，他们认为对抗和分歧对把握概念的本质是重要的，但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对概念史研究模式而言，概念分析更是其核心。它的一切研究都是围绕概念展开的，是纯粹的概念分析。即便是近年来出现了其与社会史、政治史合流并逐步关注现实政治的倾向，它的出发点也是概念分析。概念史研究模式的概念分析认为，“概念，就像个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历史，并且镌刻着无法磨灭的岁月风霜”。其意在使“人们远离那种静态的、非历史的‘概念分析’事业，而走向一种更为动态的、历史主义的、强调‘概念变迁’和‘概念建构’的‘概念史’。”［由此可见，因为政治理论和在历史分析上的态度不同，所以它们二者的概念分析并不是一致的。就研究模式的逻辑而言，三种研究模式也各有千秋。其一，政治理论研究模式中，研究者一般以经典文本对概念的界定为题材，分析它们的内涵以及相互之间的传承、发展和影响。他们一般认为不同的历史理解都是针对某一政治概念的若干相同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而集中最多思考和解答的政治概念就是基本政治概念，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正义、共和、权力等等。这些基本政治概念的根本含义是不变的，只是在定义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维度、层面和领域的差异。因此，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存在确定的逻辑或体系。其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在历史理解的结论方面恰好相反，认为探索“政治现象的本质以及最好的或公正的政治秩序”必须“面对过去思想的正确性”［。它继承了历史主义的“历史意识”，但并不同意历史主义的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历史主义政治哲学认为历史理解存在“显白”和“隐喻”的表达方式，这使得政治知识和政治意见同时存在历史理解之中，它的任务就是从政治意见之中遴选出政治知识。继之，有关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政治知识也有“独立的”和“传承的”之分，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旨在探究前者的研究模式。其三，概念史研究模式强调“概念史”真正体现了政治世界(即政治生活及其历史发展)的概念特性，提示人们应保持对政治世界的概念争论及其后果的敏感，它希图说明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普遍境况。作为人文科学的新分支，“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探讨概念的历史语义”。“概念史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彰显其理论假设，即历史见之于一些基本概念;它分析历史经验和理论嬗变的语言表述。不同概念的起源及其含义嬗变，是我们今天认识文化、语言和概念的决定性因素。”其包括了词语(词源、词义)史、概念(概念要义、概念表述)史、范畴(概念场域、概念情境)史、实现(概念运用)史等主要内容。以外，三种研究模式的时间观亦有不同。政治理论承认政治概念历史的理解存在“时间距离”问题。对于这种“时间距离”，政治理论研究模式采取以今涵古的态度，认为概念史的演进就是概念边界不断扩大的过程，“时间距离”是在这种概念意义的包涵与扩张中被克服的。而在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的视野中，时间距离是存在的，是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但克服时间距离并非获得历史理解的惟一途径，我们应该承认时间距离的客观性，从不同阶段的历史理解中理解政治概念的整体意义。因而，历史理解的绝对条件意味着历史语义在理解政治概念所有条件中居于首要地位。与它们不同，概念史研究模式将时间距离作为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惟一可能存在的领域，以此反对“教义神话”、“连续性神话”、“预期神话”和“狭隘主义神话”。这一模式认为，概念史是“历史的历史”。由“时间距离”带来的理解困难并非绝对的，只要真正理解历史性质的要求，借助那些基本概念存在的时代语境、实践环境和意识形态(或话语)背景，谨慎而持续地加以探讨，就可能描绘出一幅符合基本概念历史理解的画卷。换言之，能够克服时间距离的不可理解性，从而在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与现实解释之间建立起一些有益的联系。

三种理解模式的启示

对于理解公正的概念史而言，上述三种模式既有关联，又有不同。它们提出的观点为我们科学地理解公正概念史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原则和方法。第一，理解公正的概念史首先要具有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是指在理解公正的概念史时应将其作为一种意义的“出现”的历史。具体而言，就是要注意公正的历史含义及其侧重的变化，以认识这一现象为目的，力求重现公正的各种基本意涵。真正的历史意识反对片面的、孤立的“自我认识下的历史”和“意识的历史自我认识”，而主张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不能离开自由、平等、正义、公正、共和、权力等现代政治术语，离开它们就无法真正回到历史文本中去思考相应的概念表述和研究题材;另一方面，应该谨慎使用较新的、当前的概念解释，特别警惕将今人的观点强加给古人，为了建构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系统性、融贯性、普遍性和永恒性而做出以今譬故、以新取旧的举动。之所以说概念的历史是作为一种意义的“出现”的历史，是因为这一思维将“自我意识的‘近’路和意识的历史的‘远’路重合在一起”［15］(P．17)，就是说“在理性方面，哲学家假设理性阐明了历史，因为理性属于要求、任务、义务、调节概念的范畴，因为一项任务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实现;在历史方面，哲学家假设历史通过某种价值的出现和提高获得了纯属人的资格，哲学家能再现价值和把价值理解为意识的发展”［15］(P．18)。这种双重保证和证明体现了历史意识在政治概念历史理解中的重要性，它是理性的概念分析和历史的概念理解的“缝合线”。历史意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能够通过描绘具体的历史对象、再现历史主体的说话方式和语言所指、梳理术语符号的多样性以及回归文本当时的词典(或借助工具书、大众媒介)等具体途径和方法加以体现。即便是学术话语或经典文本中的概念分析，研究者也可以借助多种文本的比较和梳理等方式有益于从而形成较为准确的历史理解，减少主观臆断，谨慎避免印证式解释。第二，理解公正的概念史必须认真对待时间距离问题。按照科泽勒克的观点:“所有的概念都包含了一种时间上的联系结构。根据有多少此前存在的体验被融入其中，根据有多少创新型的期待内容被纳入其中，每一个概念都有着不同的、历时性的价值。”［16］(P．21)存在是有时间性的，亦是有限的。这意味着，“时间总是表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时间性的距离，这种距离由于历时久远而成为我们读解古典遗传物及古典文本的障碍，它妨碍我们对它们的理解。”［17］(P．129)公正作为基本概念无法在跨越时代的观念或问题而独善其身。三种研究模式都承认时间距离的存在，只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理时间距离的问题上有所不同。不过，不论它们是主张现实超越历史、古典代替现代还是实现概念史的“串并结构”，它们的任务都在于“克服”时间距离。但是，“时间距离”真的需要克服吗?对公正的历史理解不是“死”的素材而是鲜活的创造。在概念的转换中，历史理解既在索取意义，又在创设意义。由此可见，历史理解创造的知识是理解公正概念史的必要条件和真正动力，在这里，时间不再是一种由于其分开和远离而必须被沟通的鸿沟，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而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只有从某种历史距离出发，才可能达到客观地认识［18］(PP．420～421)。总之，时间距离不要被克服，而应被展示，“展示”时间距离中的历史理解自然就能够体现概念演进的逻辑，为概念的解释框架提供“历史前见”的基本内容。第三，理解公正的概念史需要审慎处理概念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概念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对公正而言，在术语层面它可以与正义、公平、平等、公义、公道等术语相互替换，而其符号形式更是难以枚举。在政治理论利用统一的符号形式将概念分析的历史与实践建构成一个有目的性的解释框架，这样就是为什么正义与公正可以不加区分地被使用且justice成为公正概念的普遍符号的原因。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发现了“符号”的历史多样性，并主张最原初的语言符号反映出最直接和准确的概念意义，而复合与变形的语言符号则不可避免地具有“隐喻”的性质，因而需要甄别。概念史研究模式则力图从语言学、认识论、符号理论等学理层面上区分“符号”和“概念”。显然，纵然不同研究模式的处理方式不同，但理解公正概念史就必须注重“概念”、“语言符号”及“意义”的相互关系。择要述之:“一个‘概念’是一个已经‘吸融其被使用时的全部意义语境’的‘词语’。‘词语’因而具有‘多种潜在的意义’。而‘概念’则内在地聚合了‘大量的意义’，并且‘与语词相比，概念总是隐晦而多歧义的’。”［4］(P．78)但意义一旦与概念相结合，就从可能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事物的品质。对于作为确定意义的概念而言，语言符号是其标准化存在形式。简而言之，语言符号具有形式的单纯性，却是复杂的意义合成物;而概念则与之相反，它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式性，却具有单一的意义指向。例如，“分配正义”概念就是符号相同而具有不同概念意涵的术语，“开始于亚里士多德、消失于十八世纪后期的那个概念，和由约翰•罗尔斯根据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一些直觉而提出的概念存在很大不同”［19］(P．168);而“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则出现在正义、公道、国家、公权、均衡、平均、公平等很多术语中。显然，处理好“概念—语言符号”之间此种“复杂—合成”的意义关系是进行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方法论基础，以符号的一致性证明概念意义的独断性，或者以概念意义的复杂性否定语言符号的确定性都是值得商榷的。在这里，符号选择与概念意义的建构应该具有一致性。第四，理解公正的概念史不能忽视历史理解的所处的语境。语境主义对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积极意义在于为抽象枯燥的概念的历史语言理解(例如概念与语言符号)提供了具体真实的理解网络，从而为发现或重建一套完整的概念语汇、意义结构及与之配套的语词符号的概念分析结构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语境主义认为:“历史都以高深莫测的方式，融合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经验的厚重语境与对这一语境的含义极为重要且常常高度创造性的探索活动，它既力图理解那种语境，又力图促进或阻挠其中的某些特定目的。”［20］因此，语境主义方法的“注意力不应放在个别作者身上，而是放在更具普遍性的他们那时代的话语之上”［21］(P．118)。语境主义充分展现出历史意识、时间距离感与概念意义的复杂性，是“普遍主义”的天敌。正如斯金纳质疑“永恒正义”时所言:“不仅在于每一个思想家都是以他自身的方式来回答关于正义的问题，还因为表述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词语在他们的不同的理论中是以如此相去甚远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认为可以挑出任何稳定的概念来。不过是明显的混乱。简而言之，错误在于假定存在着以某一组问题，是不同的思想家都会想自己提出来的。”［21］(P．86)不过，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并非无懈可击，它对文本语境的强调时常会被诟病为“相对主义”。

第6篇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第7篇

一、引言

所谓生命哲学，从广义上来看，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所有的人本主义哲学如唯意志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现象学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等，都可以称之为生命哲学。从狭义上来看，生命哲学则专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流行的以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借助肯定人的生命价值来冲决理性绝对主义哲学观念的一种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亨利?柏格森、威廉海姆?狄尔泰和乔治?齐美尔是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生命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生命现象当作一种非理性的心理体验或本能冲动，一种绝对自由的创造力量和最真实、最直接的实在。例如，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或生命之流是世界的本质、万物的根源”、“这种冲动变化是在时间上永不间歇地自发地流转，故称为‘绵延’或‘生命之流’。”[1]他说：“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新的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2]“对于有意识的生命来说，要存在就要变化，要变化就要成熟，而要成熟，就要连续不断地进行无尽的自我创造。”[3]所以，在柏格森看来，生命本质上就是绵延和持续不断的变化与创造的生命之流。生命哲学家们还认为传统哲学和科学所使用的理性概念和方法只能把握凝固的、静止的、表面的东西，而要把握生命，就必须深入到生命本身中，深入到现实生活当中去，而这只有依靠非理性的直觉。柏格森说：“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这种方法绝对地掌握实在，而不是相对地认知实在，它使人置身于实在之内，而不是从外部的观点观察实在，它借助于直觉，而非进行分析。”[4]

西方生命哲学启发我们通过对生命的思考来寻求生活的意义以及对人生价值实现的追求，这正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反思的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生命是所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石和载体，离开了人的生命，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成了脱离实际的抽象的东西，失去了其存在价值。所以，从生命哲学视角看，就是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人的生命”的发展，用生命的意义及价值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

二、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生命关怀

（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偏重于意识形态灌输，功能单一化、功利化

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也越来越重视能带来实际经济效益的物质生产和科技创新，而精神家园的建构却被忽视。学校教育也更多地关注社会对人才的知识水平、 科学技能和创造财富能力的需求，为社会塑造了一个又一个 的“知识人”， 却忽略了受教育者的内在精神品质的塑造。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也日益趋于工具化、功利化，违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发展的本质。具体表现为：学校教育者从社会的需求出发，向受教育者极力灌输社会政治思想，将受教育者当作培训的工具，将教育教学作为获得功利的手段，而忽视了受教育者的思想需求和个性特征，忽视了与其进行生命交流，从而抑制了受教育者的个性和创造性。例如， 有的教育者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在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的同时，否定或忽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性，片面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及其坚持和实现，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单一化和教育形式的呆板化”。[5]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确立、内容设置、方法选择时忽视人文关怀，致使 “本可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读物有时成为政策、文件、语录的简单汇编与转述，本可情趣盎然、文采飞扬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时成为枯燥、空洞的政治说教与道德说教”。[6]等等 。柏格森指出：“我们若将目的性理解为一种事先设想的（或是能够事先设想的）意念的实现，那么，生命便超出了目的性。因此，对于整体性的生命，目的性的范畴就过于狭窄了。”[7]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衡量其实效的标准，培养的学生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政治觉悟是否高等，而学生的实际需要、学生是否得到全面发展却被无视。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之一，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同样重要的目标。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僵化

1.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远离生活，缺乏创新性

作为传递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与时俱进，并根据学生的实际增设相应的内容，而在实际教育内容中，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却越来越疏远。大多数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局限于书本内容的教学，大学生现实生活比较关注的焦点不能得到充分满足；过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理论体系建设，没有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实际需求。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而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却陈旧落后，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和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学生普遍表现出对“两课”不感兴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在教学的过程中没能把理论的内容融入学生的实际生活中。

生命哲学视阈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2.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忽视学生个体差异性

传统教育有两个根本的弱点，“第一是它忽视了个人所具有的微妙而复杂的作用，忽视了个人所具有的各式各样的表达方式和手段。第二个弱点是它不考虑各种不同的个性、气质、期望和才能”。[8]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采取的是统一的教学模式，即在教育内容中片面强调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忽略了人的个体差异性，导致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用统一的标准塑造全部的学生，忽视了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从而导致我们的教育目标与学生的全面发展相脱节。大学生的个体差异要求教育者在施教中应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个性特征。

（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忽视学生主体性

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师道尊严的教育学观念中，教师和学生设定为主导作用与受动地位的形象，两者具有对立性。在课堂上，一直是以教师为中心，将教师看作是实施教育的唯一主体，强调教师作为权威的中心地位，过于关注对学生的控制，使大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完全附庸于教师，对教师所传递的思想言听计从，不能提出任何的疑义。这种听话式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对课堂上的知识很少有机会思考，限制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教师没有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进而严重削弱了学生的能动性、创造性，学生成了考试的机器，造成了学生个性压抑。教师与学生之间这种从属、依附的关系，表明了师生之间地位不平等，学生缺乏主体性，合理需求达不到满足，使他们缺少自主学习和自我发展的机会。这种传统教育方式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宣教，这与素质教育要求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是背道而驰的。

（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单调刻板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适当采用灌输方法是必要的，但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对灌输方法的应用有偏差，过于强调单向灌输，通常诉诸直接的问答式教学、说服、强迫执行、训诫、奖惩以及榜样等，试图使学生接受并最终形成社会所要求的特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把学生当作盛载知识的“容器”，以知识来衡量教育的价值，以学到知识的多少来评价和判断学生，这是一种强制、封闭的教育教学模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这种“填鸭式”、“满堂灌”的单向灌输模式，教育者把系统规范的思想以一种不可置疑的态度灌输给学生，学生完全是被动的，学生的心理需求和个性发展被忽视，他们的感受和实际接受性很少被兼顾，于是就产生思想政治教育课上学生逃课、睡觉的现象，最后导致出现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问题。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化”路径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以生命关怀为价值取向

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讲是育人教育，而育人教育不仅是一个阶级统治行为、政党政治行为或完成教学任务的行为，而且是要努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全面提升生命质量的教育行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使每个学生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拥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过程都贯穿着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主线，因此，离开对生命的关怀和敬畏，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其本来的面目。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不单是为了统治阶级意志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灌输、宣传， 或者纯粹的知识传授， 也不单是为了实现思想认识上的统一， 更不单是为了完成一项工作任务， 而是为了育人， 为了给学生以智慧、道德和情感的启迪， 引导学生向真向善向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也不只是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大学生，而是要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大学生的生命质量。从本质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是要唤醒人性、健全人格、完善人生，指导学生怎样做人，使学生成为真正“人”的育人活动。另外，思想政治教育要真正实现教育目标，达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关注学生的生命活动、情感变化，不断地进行情感渗透和激励。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既重视学生的思想问题，也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只有尊重学生、关心学生、理解学生，才能切实从思想上教育学生。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应满足大学生生命成长需求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及时更新，这样才能及时、有针对性地关怀到大学生个体，真正焕发出人文关怀魅力，这也是由当今大学生成长的特点和社会背景所决定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选择上， 不能不顾实际，停留于照本宣科， 满足于传达文件精神，而应该立足于现实，对内容进行精心编制， 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丰富的人文内涵， 使之更贴近大学生、更贴近现实生活。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除了应该与当今世界形势发展以及当今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特点相适应外，必须贴近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与需要。针对当代大学生个性张扬、价值观模糊、社会责任感不强、耐挫力弱等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大学生的团队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其辨别是非的能力；要深入了解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积极开展感恩教育、诚信教育，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使大学生能够在逆境中学会坚强，学会发现生活的真谛，从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要高度重视大学生中出现的自杀、自残和其他暴力倾向，积极融入法制教育和生命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与珍惜生命的价值，找寻到生活动力与生存价值，树立积极、健康的生命观和幸福观。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符合大学生生命成长规律

生命哲学视阈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不断促进大学生生命质量的提高，不断推进其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要满足大学生对完善人生、充实灵魂、提高思想境界的需求，又要促使大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从而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生命个体的全面发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实现以下三个转变：

1.教育目的由“知识‘量’的积累”向“生命‘质’的升华”转变

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知识越来越显示出其巨大的价值和威力。知识价值的凸显就必然使得知识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知识“量”积累的多，并不代表个体发展能力就强、生命质量就高。教育不能为知识的积累而教育，因为积累知识的目的是为人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是要让生命更有价值、人生更有意义。然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知识“量”的积累，而忽视了对生命的关怀。“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是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教育基于生命，生命融入教育，最终使教育成为生命的诗意‘栖息地’。”[10]因此，生命哲学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传授给学生知识、培养学生能力的同时，使学生心灵净化、人格完善、生命升华， 是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和滋润心灵的统一。

2.大学生由教育“客体”向“主体”转变

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只把学生当作教育的客体和被动接受者，“看不到”学生旺盛的生命力及其多方面的发展需求，“看不到”学生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之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关注“教”的过程而忽视“学”的过程，过于关注“被动接受”的过程而忽视学生“自主发现”的过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仅仅当作个体应该遵守的外在规范和约束，而不是当作有益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由于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了纯粹的政策宣传、知识灌输和行为约束，本来应该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因此变得枯燥乏味，使学生对教育的内容难以接受和内化。生命哲学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教育者要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思想状况，遵循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有意识地创设机会与情境来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让他们去自觉、独立地思考问题，开发其智力，鼓励其创造。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主动认可教育目标，自觉内化、接受教育的内容。大学生只有具备了良好的主体性人格，才会真正自觉地意识到生命的价值，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完善自己。

第8篇

[关键词] 政治文化传统；圣人政治；全能政府；契约政治；有限政府

【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63-2

政治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理解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治时，政治文化是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政治文化，我们就不会理解政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因为政治文化第一为政治体系的确立提供合法性说明；第二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第三为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提供指导作用。我们深入地研究中西政治文化，了解二者各自的主要特质和差异，对于理解两国不同的政治行为和建立我国新型的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6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用来代替“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识”等概念。接着，在他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于该体系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最后，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他进一步将政治文化明确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根据这种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徐大同教授认为“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政治行为是它的外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因为政治文化是超越阶级、党派界限和时间界限的，它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所以政治文化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根源因素。

哲学框架为我们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因为哲学是文化的基础。哲学包括三大部分：方法论、形而上学和价值论。方法论又可分为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和宇宙论；价值论可分为伦理学和美学。价值论来源于对世界的形而上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方法论又是形而上的认识的基础，所以方法论是价值论的基础，而价值论就是文化的核心。

首先来看中西哲学的方法论差异。方法论包括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逻辑从事寻求种种最后的标准，以便用以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根据又使得我们可得到真的知识。蒙塔古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观念与信仰源自见证、直觉、理智、知觉和实践。人们在事实上也已经把每个这种源泉当作断定哲学真理的主要标准，因而跟这五种信仰源泉相应的有五种类型的逻辑学说：权威主义、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经验论和实用主义。也就是说，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靠这五种逻辑方法。从不同的逻辑方法出发，就会得到不同的认识论、世界观和政治伦理价值。

在中国哲学的开端时期，就逻辑说，表现为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精神境界、心理体验的可能性的寻求和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现实伦理生活的可能性的寻求两类问题的互补。按照蒙塔古在《认识的途径》一书中对逻辑方法的分类标准，中国哲学的逻辑方法可归为神秘主义的逻辑方法，因为蒙塔古将神秘主义定义为：“通过超理智的、超感觉的直觉官能来达到真理”。神秘主义逻辑方法注重直觉，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所以中国哲学“没有明确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

从这种重直觉的神秘主义逻辑出发，中国哲学发展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和用“道”表示的本体论。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与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正是这种对天地四方的直观感觉和想象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从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为象征的空间观念出发，由此推彼，“人们会产生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于四方的想法。”当这种观念延生到社会领域，就会成为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构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由于这种政治结构象征天地的器物，拥有与天地的“同构性”，而这些器物并非全体所有，所以只有拥有权力和能体察“天地之道”的人才能拥有它。对于宇宙时空即“天道”的探索、体验与玄想最终在思想世界积淀了一个大体成型的观念性框架，即人类生活在一个由“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等整饬有序的概念构筑起来的，天地、社会、人类同源同构的宇宙之中，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是流转不居的，整齐有序的流转时正常的，同类联系的感应式正常的，在这一秩序中体现的“天道”，是一切最终依据也是一切的价值来源。

那么人们怎么才能感知“天道”呢？“天道”就体现在“圣人”身上。《尚书・洪范》篇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圣人是唯一能体察“天道”的人，所以圣人作为价值的代表，指导社会的一切行为。谁又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是皇帝。《洪范》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或君主秉承“天道”来治理天下。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圣人体察天道，而君主又是圣人的代表，所以对君主的命令需要绝对的服从，于是形成了“圣人政治”。圣人为王的理论在逻辑上不仅没有对限制君权的思想留有任何余地，反倒帮助君主无限制地扩张权力，形成绝对的专制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对其子民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最终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同构”、“君国一体”的认知。在“圣人政治”体制中，君主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享有随时对官员和民众的生杀予夺的权力，“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由于皇权至上，而治理国家的官员又依附于君主，所以君权可以通过层层社会网络直接扩张到社会最底层。国家无所不及地全面支配整个社会，形成了全能政府。

从根本上来讲，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并辅之以理性主义。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治体制时就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曾说：我们通过观察和归纳得到演证推理的可靠前提。虽然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哲学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西方哲学逐渐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世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重新成为主要的哲学方法论。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拒绝任何天赋观念，认为人们的一切观念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某种经验而产生的，所以主张知识应当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论把宇宙一分为二：人和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人是认识外部世界的主体，而外部世界对人来说就是认识的客体。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虽然在人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上，西方哲学有过巨大的争论，但是经过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西方成功的将依靠超自然力量（上帝）的方法排除在可行的认识途径之外，从而将人的经验确立为认识主要途径。

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生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相反的“天人相分”的宇宙观。随着经验主义认识论取代神学认识论，西方的神权政治也走到了尽头，逐渐被权利政治论所取代。当神已经不能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的时候，人就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于是人民的同意就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圭臬。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西方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成为政治的组成单元，公民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和国家构成的基本单位。人们从自身经验认识到：个人无法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从而组成家庭、村社、部落和国家，所以国家是基于“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也就是说，国家的产生是人们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国家统治者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方为合法的统治。这种古希腊的政治传统被伊壁鸠鲁总首先提出，后来经过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发展，最终由卢梭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推向顶峰。

第9篇

关键词： 职校政治教育 创新教学 创新性

职校生的学习兴趣主要倾向于专业知识技能，对政治课并不感兴趣，从而使政治课很容易成为一种摆设。如何让职校的政治课迸发出更强大的活力，有效提升职校学生的创新性，是摆在职校政治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如果职校政治教师还抱着传统的教师口授、学生耳听笔记的教学方式不放，就必然会让学生感到政治课的乏味和枯燥。所以，新时期的职校政治教师必须突破传统教学模式，不断引导学生发掘政治课的魅力，用政治课的灵魂与魅力吸引学生，从而让更多的职校生对政治课产生兴趣。下面，我结合多年的职校政治课教学的实践，谈谈如何提升职校生的创新性。

一、提升职校生创新性的涵义

提升职校生的创新性是指职校政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着力指导学生通过积极主动地掌握政治理论知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让职校生有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新情况、解决问题，敢于在思维上标新立异，从而不断推动学生深化对政治知识的理解。

二、提升职校生创新性的基本措施

政治课教学必须着眼于当代社会发展和高中学生成长的需要，增强政治课教育的时代感、针对性、主动性，切实提高学生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以全新的创新思维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政治素质基础。这就要求在职校政治课中不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有效培养和提升职校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从而使学生敢于在思维上标新立异，真正培养学生的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思想道德素质和创新实践能力。

1.着力放大学生的创新意识

培养职校学生的创新意识就是不断提升职校学生的求新、求异、求变意识，从而强化职校生创新活动的原始动力。

（1）从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挖掘新意。从职校生已经掌握和熟知的旧知识出发，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不断鼓励学生提出新问题，这样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政治知识的理解，而且可以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比如在教授“规律的客观性”这一知识点时，我就举以下教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价值规律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的经济规律，那么请大家思考一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是也存在着价值规律？是不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经消灭了价值规律？通过创设该问题让职校生有效区分价值规律的客观性及价值规律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客观性。

（2）转换切入点挖掘新意。从职校生已知的政治知识出发，通过转换切入点的方法不断挖掘新意。比如针对如何战胜风灾、水灾等自然灾害，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从矛盾转化角度去看待问题、思索问题，引导学生从拉动内需、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角度重新认识灾区重建，从而让学生不断转换切入点挖掘新意。为了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教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出发：一方面要着力引导学生依据现有知识去挖掘新意。先验概念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指从自身狭隘的经验出发，形成对具体事物的片面看法和观点。在职校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抓住学生的先验概念与科学概念的矛盾，不断激发学生的创新探求的欲望。比如：将生活中的“钱”与经济学上的“货币”进行类比。又如：将日常所说的“物质”与哲学上的“物质”的相异之处进行类比，有效引导学生依据现有知识不断挖掘新意，从而培养学生的求异意识。另一方面要着力引导学生转换角度挖掘新意。引导学生不断从事物的另一角度思考问题、寻求创新。比如：以“没有小偷，就没有更加完善的锁”为例，启发学生从事物的另一角度寻找答案。

2.着力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时时可创造，事事能创新。这就要求学生除了具备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以外，更要具备创新的能力。提升职校生的创新能力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着力提升学生主动积极求知的能力。新时期，新形式，新要求。主动积极求知的能力已经成为适应未来社会的重要能力，这也是开展创新活动的基本条件。职校政治课应该重视提升学生的自我求知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必须重视引导、重视讲解、重视鼓励、重视讨论，尽可以地少开展传授、少实施讲解、少进行批评，真正使职校生乐于学习、善于创造、长于创新。

（2）着力提升学生主动获取信息的能力。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每时每刻都发生着社会热点、发展难点，这就要求职校政治课教学不断有针对性地贴近热点、难点，从而让学生迎着热点、难点，主动获取信息，积极开展创新思维。这也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地运用互联网、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有效提升职校生对信息的敏感度，不断强化学生获取信息、分析信息、运用信息的能力。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采取通过组织专题辩论的方法，培养学生不断在辩论过程有效捕捉对己方有利、有用信息的能力。

（3）着力提升学生良好思维的能力。只有职校学生具备创造性思维才能不断结出创造性之果，这就要求职校政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效培养学生的良好的思维能力，通过正面引导、积极鼓励的手段，不断训练、培养和提升职校生的发散性、逆向性、批判性、系统性思维。在此基础上，职校政治教师还要帮助学生强化解放思想，改正学生不良的思维定势和思维习惯。

总之，职校政治课应该不断结合学生的实际，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把握学生的个性差异，着眼于职校生思想活动的可塑性、多变性等情况，在帮助职校学生提升思想政治素质、树立正确价值标准、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的基础上，不断强化职校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杨淑萍.培养问题意识提高创新能力［M］.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

第10篇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理学说；善；中道；政治哲学

一、政治学乃最高的善的学科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哲学性，只不过是观察人事的结果罢了。”以前我没读《尼各马可伦理学》之前，也同样带有这样的偏见。觉得伦理学早就分出去了，真正有哲学趣味的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和《形而上学》。但当我读完《理想国》、《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后，发现真正的哲学思想是来源于实践，离不开人类的生活。罗素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大概是站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上看待哲学的缘故。

将研究人的行为规范与道德的哲学定名为“伦理学”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第一章区分理智的品德和伦理的品德时说：“理智的品德是由于教导而生成和培养起来的，所以需要时间和经验。伦理品德则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成，所以‘伦理’这个名称是由‘习惯’这个词略加改动而产生的。由此可见我们的伦理品德不是自然生成的，因为自然生成的东西是不能改变它自己的本性的，例如石头的本性是向下降落，纵然你将它向上抛掷一万次，也不能让它习惯上升。所以我们的伦理品德既不是出于自然本性的，也不是违反自然本性的，而是我们自然地接受了它们，又通过习惯使它们完善的。”由此可知，伦理道德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行为规范，伦理是做的、行动的知识，只能在生活习惯中完善起来。

《尼各马可伦理学》全书十卷，内容可以分为（一）第一卷至第三卷第五章是伦理学总论，讨论“善”是什么，伦理品德是什么，以及中道、选择和意志等问题；（二）第三卷第六章起到第四卷讨论各种个人的品德如勇敢、节制等；（三）第五卷专门讨论正义；（四）第六卷讨论道德和理性、实践智慧；（五）第七卷讨论自制和不自制；（六）八、九卷讨论友爱；（七）第十卷又回到总论，批判当时流行的各种有关快乐的学说，提出思辨生活是最高的幸福。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一章开宗明义地说：各种技艺、知识、行为和考虑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善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目的论色彩）。我们试想：如果在实践中有一种仅仅以它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都是为了它，而它却不以其他东西为目的，那“它”是什么？它必定是最高的善。因此，如果人们努力探求关于这种最高的善的知识，必定给实际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研究最高的善的学科也就是政治学（是实践知识方面的最高学科，不是从理论知识角度谈的）。他说：正是政治学规定城邦需要哪些知识，哪一部分人应该学习哪一部分知识，学习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到那些高贵的才能如战术、理财和演讲术都从属于政治学，为政治学服务。政治学还规定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因此这门学科的目的便包括了其他一切学科的目的，因此人们的善也就是政治学的善。个人的善和城邦的善即使是相同的，但是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比个人的善更大更完满。一个人获得善是有价值的，但为了民族和城邦获得善，更加光荣，更加神圣。所以最高最有权威的知识应该是政治学。

如上面所言，既然一切知识和行为都以某种善为目的，那么政治学要达到目的（即最高的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是谁也会承认那个目的就是幸福。然而，关于何为幸福，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明了最高的善即幸福不是一般人认为的享乐、荣誉或财富，又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善的理念”，而是符合最好的最完善的品德的活动。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这种幸福观和当时一般人对于幸福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古希腊人普遍认为一个人的命运是多变的，幸福或不幸福是来自机遇，人们只能消极地接受它。希腊史诗和悲剧中就充满了这类故事。

既然幸福是符合最高的最完善的品德的活动，那么怎样的品质才是合乎道德的呢？亚里士多德指出，伦理品德有这样一种性质，它们总是被过度或不足所破坏。一个人在恐惧、勇敢、欲望时都会感到痛苦或快乐，或多或少会处理不好，造成过度或不及；只有在适当的时机，对适当的人和对象，以适当的方式去处理，才是最好的，这就是选择适度的中道。

二、最好的政治制度——由中产者执政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过：好的品德在于实行中道，这个原则在城邦生活中也可以适用。

《政治学》第四卷第十一章开始讨论对大多数城邦说什么是最好的政体，对大多数人说什么是最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这不是通常人不能接受而只有具有天赋并受过特殊教育的人才能达到的标准，也不仅是有雄心壮志的人提出的理想国，而是大多数人能够实践的生活以及大多数城邦能够实行的政体。这就是现实的政制。

一切城邦中的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最富的，最穷的，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中产者。他认为中产者最能服从理性，而出身在财富上趋向两极的人都是不听从理性指导的。极富者逞强放肆，极贫者懒散无赖，无论在军事和文职机构中，他们都很难管束，容易对城邦造成大害。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应该尽可能由平等或相等的人组成，中产者最具备这样的特征。只有由中产者组成的城邦才能得到出色的治理，也最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中产者是最安分守己的，这样的城邦是最平稳的。

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者掌权。凡是中产者强大到超过两个极端的富人和穷人时就可以防止政权向极端方向转变，而由富人掌权的就成为极端的寡头制，由穷人掌权的就成为极端的民主制，这二者都可能变成最坏的僭主制或暴君制。而且只有这种合乎中道的政体可以排除党派之争，凡是中产者庞大的地方都较少党争。大邦比小邦少有党争，因为在大邦内中产者人数较多，而小邦的公民往往不是富人便是穷人，中产者微不足道。

民主政体比寡头政体更加稳定持久，就是因为在民主政体中的中产者的人数和地位都超过了寡头制；如果民主政治中的中产者人数较少，穷人占绝对优势，内战就很快发生，城邦也就解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可以作为证明中产者优越性的事实是：很多优秀的立法家都出身于中产的公民，如梭伦和莱克古斯。

亚里士多德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现在大多数城邦不是民主制就是寡头制的原因了，因为大多数城邦的中产者人数不多，富豪或平民的任何一方占据优势，便会压迫中产者，将政体拉向自己一方，建立寡头制或民主制。好比当时希腊称霸的两个大城邦——雅典和斯巴达，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坚持自己的政体，一个鼓励民主制，另外一个鼓励寡头制，之照顾本邦的利益，而不照顾各邦的公共利益。亚里士多德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间形式的政体——共和政体——很少出现，只有在少数城邦出现过。

亚里士多德还指出：无论建立哪一种政体，立法者都得照顾中产者的利益，即使制定了民主制性质的法律，也要将中产者拉拢到政权中来。当中产者超过其余两部分或其中之一时，政体就有可能保持稳定。

【参考文献】

第11篇

关键词：高中；政治哲学教学；诗词渗透

政治哲学是非常深奥的学问，同时也是让人增加智商的学科，哲学有助于学生对人生和科学以及世界有良好的认识，但是在高中政治哲学教学中，却存在着一些问题，学生不能够很好的了解这些深奥的哲学知识，而高中教师也没有很好的教育方法让这些哲学知识很好的让学生接受，通过不断的实践，高中政治老师，在传授政治哲学过程中，恰到好处的使用诗词，从而让高中政治哲学课堂的氛围更加的良好，通过在教学中的诗词渗透，使高中生在政治哲学的学习中能够更加投入，也能通过政治哲学学习更好的熟悉自己。

一、在教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学生在高中阶段是整个学生生涯对于思想和思维发展最好的阶段，而通过高中政治哲学

的学习，可以让高中学生更好的学习到思想和思维的方式，对学生以后的大学和社会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现阶段高中政治哲学的教学中，高中学生不能够很透彻的了解和获取哲学讲述的深层内涵，而哲学又是很深奥的一门学问，是在思想上和思维上的一种知识，这种不是具体的能够了解的知识是很难让学生在课堂上活跃起来，高中学生在不能获取知识，感到枯燥乏味时，就不会对这种政治哲学知识感兴趣，不能更好的配合老师的教学，让高中教师的教学出现问题。

二、教学中灵活运用诗词的几点建议

政治哲学知识是高中学生的今后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的一门学科，对高中生的思想和思

维上都有很大改善作用。因此高中教学时，高中政治哲学老师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也要进行一定的认真研究，才会使深奥难懂的高中政治哲学课堂变得更加的容易让高中生接受，从而使高中政治哲学教学得到很好的发展。

（一）运用诗词来营造气氛

高中政治哲学这门学科，相对于其他高中课程来说是十分深奥难懂的，也是单调抽象

的，由于这种高中课程的情况，高中政治哲学老师的教学就要好好的去运用诗词来营造学习氛围。由于政治哲学这门课程是非常锻炼思维的，然而在之前的陈旧的教学中，政治哲学教师都是生搬硬套政治哲学的书本上的知识来教育学生，在政治哲学课堂上不能够很好的去让学生主动参与政治哲学学习中。而现在我们运用引入诗词，通过诗词的意境以及讲解诗词的意境来营造整体高中政治哲学课堂的学习氛围，通过诗词的讲解，通过诗词营造出来的气氛，能够引发学生的兴趣，同时让学生能够主动的进行学习哲学方面的学习，如果高中政治哲学老师能够很好的将诗词的意境营造出课堂上的一种学习意境，很容易就将哲学的知识引入到学生的思维中，这样就更加好的让学生对学习政治学习有更好的兴趣，才能够很好的让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政治哲学的知识。

（二）完善高中教师的课堂教学

通过完善高中教师的课堂教学，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使学生在政治哲学课堂上能够

自主的去学习政治哲学知识，在学习到政治哲学知识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思想和思维，主动的去了解哲学知识，更好的接受知识。通过诗词在高中政治哲学的课堂上运用，使高中生在政治哲学的课堂中获取更好的哲学知识，通过高中教师运用诗词来完善自己的课堂教学方法，通过运用诗词的意境和含义，来引导学生进行哲学思考和思维，让学生在兴趣中去学习原本枯燥的哲学知识，让学生通过具体的实际例子来更好的了解如何能够更好去理解之前不能够了解的深奥的哲学知识，通过这些诗词的运用，让学生更好的理解政治哲学知识，提高学生的思想和思维能力，提高高中生的思想涵养。

（三）改善教学方面的方法

政治哲学这门课程，很多知识是非常抽象的，不能够具体的去讲解，这是很大的难点

和问题，但是这些抽象的知识却又是重点主要的知识，而高中政治哲学教师要通过改善教学的方法来使高中学生更好的去理解和学习政治哲学的这些难点和重点，才能够使高中学生更好的去获取哲学知识，能够锻炼出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思维，这对于以后的人生规划有很大的重要意义。因此高中政治哲学教师应该以更多更好的教学方式来引导和激励高中学生去学习政治哲学知识，通过诗词的灵活运用，熟练的融入政治哲学课堂上，使高中政治哲学课堂变得更加的有氛围，有学习气氛，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课堂中，学到政治哲学的知识，同时通过诗词的运用，营造出良好的课堂意境，进而让高中学生学习哲学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大，从而能够让学生主动去学习政治哲学，主动参与到高中政治哲学教师的课堂授课中来，这样才能更好的达到通过学习政治哲学，来开发高中生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提高高中生的政治思想觉悟，让高中学生更好的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细想基础。

结论

政治哲学这门课程，主要是通过哲学知识让高中学生学会去思考，学会用思想去解决一些问题，从而让高中学生的更好的为今后的人生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政治哲学的学习能够更好的去引导高中学生去建立更好的人生目标，指导今后自己的发展方向。而教学过程中，通过诗词的运用，让高中学生更好的参与到政治哲学学习中来，使高中学生更好的理解深奥的政治哲学知识，更好的去锻炼自己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能够让学生更容易记忆，理解哲学知识中所要表现的事情，帮助高中学生理解今后的人生道路。此外，高中政治教师要注重诗词的适当使用，要运用的恰到好处，否则一定会适得其反，不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意义。因此，高中政治哲学教师一定要注重不要过于依赖诗词的渗透，要结合实际哲学知识来正确引导高中学生来学习政治哲学知识，进而达到让高中学生有兴趣自觉的去学习高中政治哲学这门课程。

参考文献：

[1]浅谈高中政治哲学教学中的诗词渗透，刘娜，科学大众，2016-07-20

第12篇

【关键词】红色旅游；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审视

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红色旅游的发展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党的十报告中提出的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要求，为红色旅游价值的实现提出了最高要求。近期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会议着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如何将会议精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是会议的重点。因此，从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红色旅游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有助于从哲学的高度把握其本质。

哲学原理是红色旅游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对红色旅游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种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交互渗透，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特点，红色旅游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在中国，红色旅游的旅游地是新思想、新理论的代表地，理论的诞生和发展都与这些地方有着深厚的联系。红色旅游中所展现得红色革命精神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传统精神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民族精神的新内容，既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内涵，又有与时俱进、价值永恒的普遍意义。

一、红色旅游中蕴含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原理

列宁认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飞跃，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过程。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以感性认识为基础，而感性认识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上升为理性认识。认识客观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我们所进行的一切认识世界的活动都是为了创造出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只有来源于实践的理论回到实践中去，为群众所掌握，才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真正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显示出理论的作用来。而理论也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红色旅游中意识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人们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实践改造主观世界，而主观世界的改造又影响着人们在客观实践中的行为。

红色旅游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连续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遵循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不断深入的。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而红色旅游中得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受教育者认识的不断升华，最终指导实践的目的上来。从参观者的认识活动来看，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参观者通过对游览红色景区，对革命历史有了主观性的认识，通过方方面面的革命教育对红色革命精神，英雄人物，革命遗迹有了感性的认识。其次，在参观的过程中，通过景区的陈列、情景再现、亲身体验和讲解人员的深入介绍，这种感性认识也会慢慢的上升到理性认识，对红色文化的本质和内涵，包括理论背景和内在结构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最后，在参观者回到实际生活中后，把领悟到的红色精神融入到生活中指导实践活动，用高标准，高要求约束自己的言行，真正用理性认识指导实践，使其价值在生活实践中得以体现。

二、红色旅游中传达认识的主、客体关系原理

“在认识论中，主体和客体是表示活动者和活动对象之间特定关系的哲学范畴。主体是指在活动中处于主动和主导地位，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等功能于一体的一方；客体则是指在活动中处于被动和服从的地位，具有受动性、非主导性等特点和功能的方面。认识论中研究的对象只可能是人的认识，人始终是主体。”的认识论科学的界定了认识的主体、客体和中介。客体主要是指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客观存在，或者说，人的认识活动所现实指向的事物构成认识的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主体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不断的认识和改造客体，在这种情况下客体又发过来作用于认识主体。但是不论改造客体还是认识客体，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是主体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

在红色旅游过程中，教育对象成为能动性的主体，而教育者和实践活动、教育内容、教育对象自身等成为被认识的客体。参观者对历史知识的寻求、对年轻一代的教育需求、企业和事业单位进行的红色精神教育等需求，这些受教育的群体充分说明，他们并不是被动的接受教育，而是以自身为实践对象，主动进行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过程，参观者在游览的过程中自觉的将认识与客观实践结合起来，把知识教育与价值教育结合起来，这种认识和改造过程贯穿于红色旅游的整个过程当中，为以后的生产生活创造一种潜在的价值。

同时，人们在参观的过程中认识的程度，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程度和效果也受到客体的影响。如果红色旅游的产品单一，体系不健全，线路组织不合理，景点设计不科学，导游讲解不到位，游乐项目缺乏亲身参与的体验性，那游客就会在旅游过后对其景点乃至整个红色旅游产品产生排斥或怀疑心理，情况严重时会产生否定甚至逆反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客体就对主体的认识过程及认识程度产生负面影响，使人们参观之后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能将红色精神带到工作生活的实际中去，使参加红色旅游的目的性不能在实践中体现，从而，起不到提高思想觉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三、红色旅游中涵盖内化、外化关系原理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将社会要求内化为受教育者的动机和意识，然后再由受教育者将这些意识外化为行为并产生良好的行为结果。因此内化和外化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密不可分的两个环节。内化是指教育者帮助受教育者，把符合社会基本准则的政治观点、思想体系、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意识，使受教育者自觉遵守的，并以此作为道德标准及行为准绳的过程。外化是指受教育者将个体的思想、意识转化为外在行为，并使这种行为产生良好的外在效果，被人们所接受的过程。内化与外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内化是基础，没有内化就谈不上外化，而外化是根本。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塑造良好的个人素质，而良好的个人素质的外在体现就是良好的行为及结果。

红色旅游的过程是内化与外化的不断转化的过程。红色旅游通过将革命年代遗留的纪念地、标志物以及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等基本内容，内化为参观者的内在精神，这个过程就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人们在参观的同时，潜移默化的实现他教与自我教育的有效结合，将这些外在的红色精神通过参观游览的形式内化为内在的精神，但这个内化的过程中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内化过程中，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人们在旅游的过程中，景区的管理者和讲解人员的专业水平直接影响着参观者的理解程度。一些景区的讲解人员只是照本宣科，机械的背诵，而不能很好的结合新的时代背景，进行融会贯通，这就会给参观者造成一种革命精神已经过时，把红色旅游仅仅当成一次外出游玩，从而起不到内化教育的作用。同时，内化的另一方面就是接受。参观者有目的的到红色旅游景区参观时，对所要参观的内容有一个初步的认知，在参观的过程中，就会将以往的经验和现实的环境融为一体，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将这些精神传达的大脑，内化为自身所需要的内在精神，接受并得到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参观红色旅游的目的，是要把红色旅游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转化为人们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人们在结束参观，回到各自的生活环境之后，怎样将内化的精神外化为行为，是一个重要的过程。红色旅游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具体就体现在外化的行为上。这个外化的过程受到时间、地点社会环境、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一系列条件的制约，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克服种种制约，严格要求自己，以优良的革命传统和爱国热情激励自己，以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激励自己，在生活中处处以学习到的精神规范自己的言行，将内在的精神转化为外在的行为，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 陈先达，杨耕.哲学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第13篇

事实上，边界意识由来已久。近代自然权利思想产生伊始即秉持明确的边界意识，目的在于划清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线，以保障个体的自然权利。只要稍微用心就不难发现，洛克的《教育漫话》与卢梭的《爱弥儿》都在探讨家庭教育，这应该不是什么偶然；他们所讲的家庭教育完全打破家庭教育是父亲职责的传统，都将教育孩子的权利给予家庭教师，这也应该不是什么巧合。他们都主张限制父权，主张父亲的权力仅限于儿童需要他帮助之时，否则父子平等。这种对父权的限制，对儿童独立的崇尚，意味着家庭关系的变革，这种“家庭罗曼史”甚至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的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家庭秩序想象。这就是说家庭秩序与政治秩序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启蒙思想家正是企图通过家庭秩序的重建来重构国家的政治秩序。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既存在着鲜明的界限，联系又十分紧密，私人领域的教育思考不仅成就了私人领域中的个体权利，而且意在成就公共领域中实现个体权利的想象。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洛克与卢梭的家庭教育思想是否成就了个体权利教育理念的集体无意识。应该说，这种意识是有的，只不过还没能达到集体的程度。日常生活是个领域分殊的状态，早在十九世纪斯宾塞在论述教育为生活做准备时，就将人的生活划分成五大活动领域，各领域有各自的功能；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得意弟子波尔坦斯基将人的生活划分为六大领域：圣灵（宗教）领域、家庭领域、舆论领域、民事领域、商业领域和工业领域，重要的是他提出每一生活领域都有自己遵循的最高价值、自己的秩序观念和自己的价值合理性的证实方式，各领域之间根本没有价值一致性，不能将其中的任何一种价值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代替所有其他领域的价值。

领域分殊的认识所以没能成为集体无意识，原因在于对国家的认识。自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并相互竞争开始，教育成为推动民族国家发展的工具，由于国家的发展往往以追求国家利益掩盖个人利益，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教育的发展以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国家需要为前提。教育所奉行的价值观通常是国家在特定时期特殊利益的笼统表达，非常容易导致以某个领域的特有价值代表所有领域价值的不良倾向，原因就在于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那就是不同领域之间所遵循价值的一致性，即边界意识的缺失。但遗憾的是，一直作为国家发展工具的教育没有自身的独立性，也就没有了关于教育本身应该拥有什么权利的探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边界，在其内部的发展中也就难以形成边界意识。当国家利益成为教育自身存在合理性的最佳明证时，个人也就只能充当工具，一切服从于国家需要。所以，要使权利个体成为现实个体，需要观念的转变，需要将洛克与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关于家庭教育中的个体权利思想发展成一种个体权利教育理念的集体无意识，以边界意识代替“统一”思维。唯其如此，个体权利才有望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得到双重实现。

二、个体意识———整合现代教育文化

“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权利文化”是现代教育制度在西方首先建立的精神条件。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是基督教，基督教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来自于犹太教《摩西五经》中的约法精神，是近代社会契约精神、法律观念及道德规范的重要来源，这种契约意识与近代政治哲学中的自然权利观念相结合，形成了西方特有的权利文化，成为西方特有的文化精神风貌，是西方现代社会制度建立的精神保障。当然，西方现代教育制度建构的过程充满权力与权利的博弈。权利要求打破少数人的特权，实现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而特权的持有者当然不会轻易让自己“把成本强加给他人的能力”即权力受损，由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秩序转变的背后，是以权力为核心的文化与以权利为核心的文化之争。但历史的脚步不会停歇，文化也需要“动态化”的发展。动态化的文化突破了文化对过去原有规范的保存功能，使文化由“产品”转向“策略”，由“过去”指向“未来”，“整合”是文化发展的策略。对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是简单的取舍，而是整合后的再生，是植根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与历史的新文化规范的创造。权利文化对于中国是一种泊来品，其中的个体观念、个性自由、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价值取向是相互冲突的，这种冲突与其说是“东”与“西”之间的冲突，莫如说是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这种认识在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中早已达成共识，他们已经认识到古代文化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是相对落后的，中国应取法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学习西方的民主，发展工业经济，振兴民族文化。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走向市场，中国社会已经走向法治，实践已然提出了创建新文化的要求，也已经具备创造新文化的条件，所要做的是将西方的权利文化与中国现有的国情相结合，与中国特有的时代精神气质相融合，“整合”出适应中国国情的权利文化，作为统领现代教育制度的精神支柱。

整合的现代教育文化要有明确的个体意识，突出个体权利，个体尊严至上，其精神内涵如下：一是个人观念。杜威对于个人心灵重要性的强调值得我们关注：“实用主义和工具的实验主义强调个人的重要地位，个人才是创造性思想的承担者、行动者和应用者。……个人的心灵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只有个人的心灵才是那个使传统和制度发生变化的器官……”。权利文化是一个个体本位的文化，对于个人的重视落实在教育中应是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个人。二是个体良知。杜威的观点一方面提醒个人观念在文化中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将个人心灵理解为思想与行动的力量源泉，这激发了另一个联想，即“整合”的权利文化要张扬个体的良知。“良知是人类必须坚守的不可或缺的堡垒，在这个堡垒里人们完成其性格的塑造并发展出抵御榜样和众多法律条文之影响的能力来”。“良知越是更积极地走上社会生活的前沿，那么，我们考虑得更多的就不是国家已做了什么，而是国家允许人们能做什么；……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及其对权力的分立。社会要优先于国家———个体心灵要优先于国家权力。”只有打破权力的垄断，才有可能保证教育制度的道德性。

三是宽容精神。宽容是民主生活的内在要求，是权利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因为没有宽容就无法完成权利的下移。文艺复兴的重要文明成果之一就是宽容精神，有了这个精神才会有受教育对象的扩大，从而突破贵族阶层的垄断。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洛克也强调宽容，意在为权利下移创造良好的思想空间。有了宽容才会有良好的竞争，才会有有序的市场，才会有更多的教育选择，才会为教育制度的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因为“一个社会能够演化到何种文明高度，最终取决于这一社会的精英群体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宽容、开放、明智和自我批判的态度，从而在相应程度上保持着恰当的纵向流动性，以及相应地，让精英群体分享的权利以相应的程度不断扩展到弱势群体”。四是让权利意识成为大众的生活常识。套用杜威关于民主的论说，那就是当权利是个人习惯或个体生活方式时，它只能是一个“道德理想”，只有当权利成为大众的生活常识时，它才会是一项“道德事实”。

三、服务意识———强化教育保障机制

前现代教育建立在等级化与特权传统之上，而现代教育制度则以个体权利为坐标，是以个体权利为本的制度。为实现教育制度由特权向权利的转向，法律是最关键的制约力量，现代教育制度是建立在教育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的。回顾西方现代教育制度建立的过程，无论是初等义务教育的推行，还是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无论是教师教育的发展，还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完善等等，不仅得益于国家法律法规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法律法规的落实，国家成为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强化国家权力的同时，西方现代教育的发展得益于多种保障机制，其中，来自于社会的制约是不可小视的力量。因此，我国教育制度欲实现由权力向权利的现代转向，建构自身的教育现代性，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建设，实现教育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另一方面则要重视挖掘社会力量，以社会制约公共权力。只有国家与社会同时建立起为个体发展服务的教育意识，才有可能在教育实践中实现个体权利。

完善国家法制建设，服务个体发展需要。完善国家法制建设就是要强化国家权力，走强国家之路，让公共权力服务于个体发展。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形成了“初见端倪的教育法体系”，即第一层次的《教育法》，第二层次的单行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层次的教育行政法规，第四层次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第五层次的政府规章。目前的法律、法规解决的是制度化教育中公共领域的教育问题，在公共教育权力如何保障个体受教育权利方面，建立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但是，由于教育实践中权利问题众多，加之《教育法》中的权利处于被“虚置”的状态，因此，研究教育实践中的具体权利问题应是当下教育法律建设所应努力的方向。

教育实践中的具体权利问题研究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按照领域分化的思维方式，细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各自的权利问题，二是权利实践中的具体操作路径问题。按照边界意识与领域分化的思维方式，在原有法律公权利与私权利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教育领域中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中所有相关权利主体的权利问题，使领域分化后各自都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按照这个逻辑，除需完善国家与地方的教育法律法规外，特别需要加强私人领域教育权利的研究。如同制约公权力需要一部民法典一样，教育领域要确保个体权利同样需要一部保障私人领域权利的教育法，以保障教育公权力介入个体私人生活领域的合法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赋予个体什么权利，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权利实现的社会成本，以保证制定法律的可行性。同时，对于法律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确保权利落实，这也可以适当借鉴公共权力制约的司法机制，在执法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可行路径。

加强社会监督，服务个体发展需要。从法律上赋权到实践中真正的享受权利，需要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而加强监督则要寻找制衡公共权力的有效方式，确保公共权力能够服务于每个个体的利益，这对于强国家理念下的个体发展尤其重要。西方的实践表明，以社会制约权力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然而如托克维尔所说，“指导社会机器运作的手是看不见的”，特别是当把目标锁定在公共权力的运行上，这就更为复杂，其中涉及诸多相关因素。如何让个体权利能够规避各级政府的权力异化而落在实处，社会学家的想象是建立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让公共领域中形成的公众舆论与国家公共权力形成制衡，以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而导致个体权利落空。公共领域的形成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基础的，需要“重新发现社会”，中国虽然以家国同构为传统，但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的力量正在崛起，建构公共领域是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如今发达的网络为公共交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有利于人们积极参与公共问题的辩论与商讨，有利于形成共识，借助于公共理性反映民意，保障权利的真正落实是可行的。以扁平化的权力制约垂直的权力或许可以使权力更好地服务于个体发展。

四、结语

第14篇

文章编号：1674-9391（2014）03-0073-03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13XWD-S0101）。

作者简介：李元光（1962-），男，哲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宗教哲学。四川 成都610041

在藏传佛教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教）与修行体系（证）中，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智慧。也正是这一丰富的哲学智慧，构成了藏传佛教一千多来自我发展创新之智慧源头；也正是这一丰富的哲学智慧，通过历代论师的深入阐发和艰辛的创造而“担负起帮助信仰者体悟人的生命真谛的责任，而且要为众生觉悟成佛，进入涅??之境，最终脱离轮回之苦进行哲学理论论证，也就是扮演着为神学主旨服务的角色。”然而，如此重要和根本的藏传佛教哲学，却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梳理和体系化的呈现。刘俊哲先生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最终成果《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研究》[1]（后简称“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藏传佛教既是追求出世又在世间，把出世和在世有机统一起来，所以其哲学既是世间的哲学又是出世间的哲学”。这段文字不仅道出了作者对藏传佛教的哲学智慧的精髓的把握，也不仅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和灵魂，而且还以最精炼的语言概括了“研究”的自身主题和宏观思路。

宗教因为信仰而产生。信仰是对彼岸的守望，因而宗教始终是神性的，更是神秘的。然而正如费尔巴哈所指出：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神学就是人本学。揭开宗教的神秘面纱，就其本质讲，真的信仰，乃是人对自我生存的诚念；宗教，不过是人性学，或者说宗教就是人学，就是人类的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历史学和创造学。因而，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人文宗教都既要面对存在的现实而耕耘现实，又必朝向未来而守望理想；或者，任何一种宗教都必须以完美的自我理想而引导和规范现实。这就是宗教的入世原则和出世精神的对立统一，藏传佛教亦不例外。刘俊哲先生的《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研究》，其洋洋60余万字，其实就是围绕藏传佛教的入世原则和出世精神来探讨藏传佛教的丰富哲学思想智慧，并对其予以爬梳、提炼，再创造性地呈现藏传佛教所蕴含的深刻的哲学思想体系和方法体系。这种探讨和设计思路的创新，应该是“研究”所体现出来的一大特色。

汤用彤先生曾说：“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2]方东美也指出“亦哲学亦宗教为佛学的特质”[3]更进一步讲，关于佛的学问，它的“致用”的形态是宗教，它的“致道”的内容是哲学。所以，哲学与宗教构成了佛学之表里。宗教作为佛学的致用形态，敞开为两个层面，即在世之用和出世之用：佛学的在世之用就是为摆脱苦海、走向涅??之佛境而修行与做人；佛学的出世之用，就是对彼岸的信仰和对来世的想望。佛学的致道形态，就是哲学思想和方法，具体地讲，就是形上论、知识论和实践论。“研究”就是透过佛学的致用形态的系统梳理来揭示佛学的致道内容――即构建藏传佛学的哲学思想体系。“研究”围绕在世和出世两个维度的致用而展开对藏传佛学之哲学体系的构建，亦体现其自身的创新特征。

首先，对藏传佛教哲学体系生成的主题的把握，这个主题就是性空论：性空论就是藏传佛教哲学的一根红线，将其宇宙论、知识论、心性学、伦理学、人生哲学、修行论等等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整体：“一句话，离开了空性之智就无法真正理解和把握佛法，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脱离轮回之苦也就根本不能实现。”

其次，藏传佛教哲学虽然博大精深，但“研究”以性空为主线，分别从形上学、知识论和实践论三个方面，对藏传佛学哲学予以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的探讨，使一个复合性的藏传佛学哲学体系得到首次呈现。

其三，揭示藏传佛教的根本哲学性质，并且其整个研究都是印证其本有的、相对其它宗教而论却是独有的哲学性质：藏传佛教就“致道”层面的哲学而言是反“神创论”的，带有唯物论性质。因为藏传佛教哲学直接继承了印度密宗的六大缘起论，认为世界由五大物质构成，即世界上所有的有情感的生命物，都是由地、水、火、风、空五种物质实体所构成，并且藏传佛教中的“六大”中的“识”，同样是以其“五大”为基础、为土壤生成出来的。

正是藏传佛教哲学的唯物论指向，才形成了藏传佛教哲学的合理性。“研究”指出，藏传佛教哲学的科学特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空性论与现代物理学的对接性上。“空性论与量子理论虽然属于宗教与科学两个不同的领域，但不是如同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不可进行相互之间的对话。实际上，它们之间是能够对话的，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对话的一定的哲学基础：佛教空性论对于一切现象的独立存在和最终实存性的否定，与量子力学引发的对主客体关系、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存在着哲学上的相似性。因此，量子力学理论与作为佛教哲学最高成果之一的佛教空性论展开对话，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一观点同美国Colgate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的曼斯菲尔德（V.Mansfield）教授“尝试理解重要的和经实验证实的哲学论断，使得关于某些量子属性缺乏独立存在的个别化理论独立化，并将其与中观的空性原理结合起来”，[4]不谋而合。

“研究”从三个方面对藏传佛教的形上学内容予以了归纳和概括：这即是宇宙本原、生成论和本质论。

本原论即是本体论，藏传佛学的宇宙本体论即是五大论，即地、水、火、风、空这五种物质，宇宙万物、生命、包括人的精神（即“识”）都是以此“五大”物质形态为基础并从此“五大”物质形态中生成出来的。但它又认为地、水、火、风、空这“五大”物质形成的最终根源却是“因缘”：因缘构成藏传佛学之宇宙本原论的内在根源。缘起才能缘生，“研究”指出，缘生才构成藏传佛教哲学之宇宙世界万物生成的的最终根据，即“只有缘生才是宇宙生成的真正根据。”。缘起缘生，缘生“五大”，五大生“识”（包括理念、理、上帝、自我、绝对精神、意志等），地、水、火、风、空、识，此六者生成宇宙万物生命，这就是宇宙生成论。“研究”指出，宇宙万物生成于缘起，而内在地规定其“五大”本体的却是性空：“性空论就是宇宙万物的本质论。”。“研究”还指出，藏传佛教关于宇宙的性空本质论，与希腊前期自然哲学的“始基”论、唯物主义的“唯物”论、唯心主义的“精神论”完全不同，因为这些本质论都只讲的是“物质或精神就是世界的实体性本原。”而藏传佛教的性空却是从有无自性而言的，具体地讲，佛教性空论是对独立性、单一性和不变性的否定，“性空论寻求宇宙万有的普遍的本质和一切事物的共同性，它既否定了世界是神秘的上帝所创造的创世说，又否定了本质是精神性的实体论的唯心论”，“宇宙间没有一个事物不是缘起之物，而都是由众缘和合而生，又由众缘分散或消失而灭，即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间内的可变的、暂时的、相对的存在，而不是永恒的、绝对的不变存在。”

哲学形上学，解决的是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拷问乃目的于生存，因而，通过形上学而对存在论的构建，不过是谋求生存展开认知之路而奠定一个出发点，一个参照系，一个最终依据和标准、尺度。藏传佛教哲学同样如此，当其构建起了以缘起为最终根据、以“五大”为本体、以缘生为动力、以性空为本质规定的存在论思想，必然要指向对知识论和实践论的构建。“研究”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在系统探讨藏传佛教哲学的存在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考察藏传佛教哲学的知识论，提炼出藏传佛教哲学的知识论体系。最后“研究”从人生论、生死论、伦理道德观、修行论这四个方面予以概括，并由此总结、提炼出藏传佛教哲学之实践论学说体系。

第15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科尔伯格；哲学

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是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典范，他对道德教育的研究推动了美国的道德教育，他的道德认知发展建立在道德哲学的基础之上，这使得他的理论具有系统性。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重点探讨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启示。

一、尊重学生自主性，打造民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承认人都是天生的道德哲学家，每个人对道德问题都能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因此，它反对浪漫主义和文化传递论主张的灌输教育，坚持进步主义的教育哲学，把道德教育看成是在尊重个体道德判断能力的基础上的个体和社会情境的交互作用，而不是人的内在潜能的发挥，也不是对既有规则的学习。这种进步主义的教育哲学前提就是主张人的自由和发展。它把个体能自主的对道德问题进行判断和选择当作道德教育的出发点。这种教育思想在科尔伯格的公正团体策略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团体中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都有对集体的各种事情自主表达看法的权利，强调通过学生的民主参与来解决学校的实际问题。在实行公正团体策略的集体中到处洋溢着民主的芳香。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方式上大多是“灌输式”的填鸭式教学，它过分强调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要求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绝对服从，抹杀受教育者的自主性，这种教育方式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对塑造具有无产阶级政治思想觉悟的大众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的个性的增长，人们对民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种教育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抵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响应人们的要求，力求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平等地进行交流，注重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这种受教育者主体地位的实现必须以尊重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自主性为前提，要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敢于表达对思想道德问题的看法，尊重他们的选择，然后可以根据他们实际的思想道德状况，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只有尊重受教育者的这种自主性，才能让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展示个性，并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来，才能激发受教育者的主动性，激发他们的内在需求，让他们主动地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变被动的学习为主动地学习，从而变专断的教育为民主的教育。

尊重学生的自主性，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尊重受教育者学习的自主性，让他们进行自主性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主性学习，是相对于传统的“被动性学习”、“机械性学习”和“他主性学习”而言的，就是让受教育者能够根据自己的思想道德伦理知识、思想道德判断能力的缺陷，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要求，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自主性地学习思想道德理论知识，提高思想道德判断能力的学习活动。这种学习活动的顺利开展，首先要求学生对自己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状况有充分的了解，在此过程中教师的任务是提供引起学生思想政治品德认知冲突的情境，让学生认识到自身思想政治品德发展与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水准的差距，产生提高自身思想政治品德水平的需求和动机；其次，要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但不要规定学生应该完成的学习目标，而是由学生自己制定自己的学习目标，自己选择需要的学习材料，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学习动力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最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活动进行反思和监控，启发学生多问几个“为什么”，并引导学生向着符合社会主导价值取向的思想道德品质发展。

二、坚持普遍价值导向，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

科尔伯格认为心理学上把心理学研究的“是什么”的结论，当成人的价值追求和人的本性的结论，就是把“事实”等同于“价值”，而心理学家往往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直接作为教育应该达到的目标，往往会犯“心理学家的自然主义谬误”。这样很容易导致教育目标的低下和价值相对论，不能达到道德教育培养人的优秀道德品质的目的。为了克服这种谬误，科尔伯格提出道德心理学研究要从哲学假设出发，为此，他用元伦理学假设来解决道德教育的普遍价值取向，并确立了这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公正”。这就使科尔伯格的道德教育既尊重学生的认知水平的发展，符合他们道德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又有原则性的价值导向，引导他们向最高的道德目标前进。同时，承认个体在道德选择面前具有道德判断的能力，也并不是主张价值相对论，如果只是单纯的允许每个人对道德问题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解释和选择，而不对错误的选择做出引导，很容易导致人的思想混乱和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低下。

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承认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问题的自主性，以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营造民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但不应该仅仅把满足受教育者的现实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发展要求，而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否则将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低下。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尊重人们思想的多元性、个性的多样化和自身的利益要求，但绝不是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单纯迎合人们的利益追求，弱化其培养人、塑造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