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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认同危机;越南和中国民间画;异同
2016年1月17日一些文化活动家在越南美术博物馆举行了“一起来探究和创造年画”的项目,其中包括下列活动:了解年画并亲手印刷或绘制年画、猜关于年画的谜语。除了让年轻人意识到年画的价值与意义之外,在活动中,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答:越南年画是否起源于中国?越南年画是否与中国年画相同?从这些主观性的问题出发,本人会按照文化认同危机论将越南和中国民间画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从而了解两国的文化交流过程以及越南民间画的特色――不能与其他民族混淆在一起的民族传统文化之美。
1 认同危机论
1.1 术语“认同”
认同(Identity)属于当代哲学的范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盛行。爱利克・埃里克森,一位犹太心理学家以创造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术语而著名。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自我心理学家(ego psychologist)爱利克・埃里克森发现了社会与自然中的普遍现象,就是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Identity的概念:今日英语中的identity源自idem,原意是多次重复。这也是哲学中的identity跟两种事物完全相同的现象有关系的原因。Identity属于外观的范畴,能通过直觉来识别的。
1.2 文化认同危机
一个出自《庄子・秋水》的故事,“战国时期,一个燕国人听说赵国邯郸人走姿很漂亮,便来到邯郸学习邯郸人走路。未得其能,又忘记自己的走姿,最后爬着回到了燕国”。这就是成语“邯郸学步”的典故。故事虽然有些夸张,但其中的忧虑却是真实的。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中,也存在跟故事里燕国人一样的现象和人物。比如在2010年,越南也兴起了过年挂灯笼的潮流,连最纯朴的乡村也跟上了这个潮流。灯笼上写的都是汉字:恭喜发财、吉祥如意、大吉大利等等,而没见到任何一个越南字词。Indentity的首要问题就是:“人们如何把我认出来?我是什么样子的?”在原始社会,这问题似乎很简单。但在全球商业化背景的当下,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价值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 越南和中国民间画之间的异同
民间画源自西方的语folklore,指的是劳动人民贺年的年画。其主要主题是祭祀与祝福,同时也反映日常生活和流传于民间的文化作品。表达方式是用笔画和色彩在纸上构建形象。
2.1 题材
许多越南民间画研究者已就其分为不同的题材,但这里为了便于跟中国民间画对比,本人将其大概分成以下四方面:
(1)祀画。在东湖、鼓行街、金黄、生村等越南民间画之乡绘制出的画中,祀画占了很大比例。我们在许多祠堂、庙宇、寺院中都能看到印着驱魔符和祀画的木板。这也是越南与中国民间画在题材和功能方面的共同点。首先是守门将的画,画了两位穿着武服、携带武器,严肃站立的人,名为《武丁》和《天乙》(图1)。《武丁》与《天乙》也可以视为中国《门神》(图2)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在越南,这种画的表现更为概括和简约,没那么凶狠。画一般贴在家的正门上。走过了家的院子,进屋之前会看到贴在门上的画,名为“进财”和“进禄”。画上的神灵穿着文官服,是主人希望自家康泰昌盛的表示,这也可以说是门神的另一种。除此之外,人们还在门上贴着两幅公鸡画,画上写着“迎春大吉”四个大字,也是用来祈福和辟邪的。这画和其他公鸡画都与中国的“开市大吉”类似。进屋之后,墙上或重要位置上一般贴着《紫微镇宅-玄坛镇门》之画:一位骑狮子手拿八卦,一位骑老虎手拿剑,有时候两位都在一幅画中,中间是八卦图。此题材在中国民间画中较为普遍。每位神灵被画在单独一幅画,属于三教图的种类。灶神、土公、先师位之画也受到平民家庭的敬重,是主人希望得到诸位神灵保护的表示。中国人对这些神灵也极其尊敬并以绘画形式来表现。对于越南平民,这些神灵已经成了传说之神,有了相关的童话故事和典故。其中,灶神画中有两男神一女神;土公画中是一对老夫妇;先师画中却只有一位男神。主人的愿望也在画两边的对联上得以体现。如《先师降福-大道生财》或《日日享荣华-年年增富贵》。除了拟人化的神以外,还有一些动物形状的神灵,其中又以虎神最具特色。鼓行街民间画中的五虎与灰虎画在许多神殿出现,并受到神灵崇拜者的深厚信赖,就如他们辟邪驱鬼的神符一样。在中国民间画中,老虎没有麒麟出现的频率高,但也是一位重要的神灵,并在一些画作里出现,如《五虎》、《白虎》、镇宅神灵。
(2)祝福画。越南民间画通常把这种画俗称为“鸡猪画”,从这一点就能看出鸡在劳动人民的生活中有多么重要。画中的公鸡是驱魔的标志,代表驱散黑暗的太阳。此外,这画还是人生五德文武勇仁信的表征,更是繁荣兴旺的迹象,因此能代表新年的祝福。中国民间画有《开市-大吉》的祝愿,越南最美好的就是《荣华》与《大吉》鸡画、还有雌雄鸡画及其“夫妻同心,子孙满堂,家业兴旺”的祝愿。《子孙满堂》确实是越南与中国古人的共同愿望,因此两国民间画中的小孩形象占较多的比例。在这题材里,虽然表达形式不同,但寄托在字词中的意义却是相同:《桃献千春》的小孩与桃子、《榴开百子》的小孩与石榴、《连生贵子》的小孩与莲花等皆为普遍的主题。《荣花》中抱着小鸡、《富贵》中抱着鸭子或乌龟、小鱼等的小孩都表示了人民的梦想。鼓行街的《七童》(图3)画也是中国民间画《五子夺莲》(图4)的另一种表现。《子孙万代》的题材也是画好者所寄托的希望。鼓行街艺人的《陆合同春》画与中国的《九九消寒图》虽然名称不同,但题材的意图和表现方式却是相似。即都以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安排画中的人和物的位置,从而表明促进实物发展的阴阳规律。另一种祝贺的对象是老年人。鼓行街民间画也有福禄寿三星题材的大幅画。中国艺人对此题材也用画作来表达,主要仔细描写他们享受祖宗之福、君王之禄和上天之寿。两国艺人还利用汉字的方块性质来将福-禄-寿如画书写,画中布局紧密并以花草点缀。
(3)生活画。在日常生活中,中越两国的文化因素存在一些相同点,这也使得两国民间画有许多共同的题材。首先是有关春节的画作。春乃万物生之时,人们不管吃喝还是玩乐都要开开心心的。龙舞、狮舞等春节游戏也在两国的民间画中出现。东胡民间画有一对《迎龙-奉麟》之画,两幅画左右平行贴,而中国民间画将这两个情景融合在横向的一幅画中。两国农历都是干支历,以十二生肖为十二年的象征,顺序排列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越南的卯是猫)、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顺华生村民间画有特写每个生肖的小幅画,而中国民间画却把十二生肖合在一起,让赏画人能看日期和出行方向的吉凶。一年分成春夏秋冬四季。在此基础上,越南与中国的民间画艺人创造了四季画,每个季节选出一种典型的花:春季的桃花、夏季的莲花、秋季的、冬季的玫瑰花。鼓行街画有许多不同的四季画,最为普遍的是每种花跟一种动物搭配在一起。如:桃花-孔雀、莲花-鸭子、-蝴蝶、玫瑰-鸡,每个季节画在竖向的长纸上。而中国画中,以《四季平安》画中的四季为例,每个季节有一个小孩手拿着一篮花(桃花或玫瑰)或是抱着一瓶花(莲花或)。小孩们穿着美美的衣服漂亮可爱,满脸堆笑,是对平安生活的希望。就连两国民间文学中如“老鼠荣归拜祖”的寓言故事也成为年画的题材。中国民间画的《老鼠娶亲》(图5)、《老鼠嫁女》、《狸猫山》跟越南民间画的《老鼠荣归拜祖》和《老鼠婚礼》(图6)有共同的题材。只不过在文学中故事中,体现了老鼠受到猫的欺骗并被猫吃掉的悲伤;而在民间画中,表现的是付出代价后的和睦相处,寓意是指社会中的行为处事。
2.2 关于技术方面
越南和中国民间画都有一些画社,每个画社在表达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征,因此形成不同的风格以便研究者能认出每个画社的作品。
中国著名的民间画社中最为突出的是苏州桃花坞和天津杨柳青。桃花坞的画大部分画线与颜色都是木版套印的,很少要手工彩绘。因此,画中的色块很简练、清楚、色度统一。而杨柳青的画却偏于纸上的黑色线纹,颜色主要是手工彩绘。以矿物制造的套印颜色很少褪色;而手绘颜色却是化学色料制造,颜色鲜艳但易淡化。印刷画作画线简练,围住各个色块,是划分色块的线条;而手绘画作线纹较粗,不连接,只是大概地划分色块以便艺人涂色。手绘时用的是毛笔,所以会有色度渐变,造成多层面的感觉。在尺寸方面,印刷画作要使用许多块套色版,每块是一种颜色,一般尺寸为25cm×40cm;而手绘画作主要用的是线版,颜色是手工填绘,所以画的尺寸可以扩大,较为普遍的是60厘米×110厘米。
在越南,东胡民间画的制作技术与桃花坞的相似,而鼓行街民间画的制作技术与杨柳青的类似。由此,在制作方法上,越南画派和中国画派也有一些共同点。
除印制画作与手绘画作以外,越南与中国都有剪纸画。但由于技术的特殊性,剪纸画既不丰富多样,也不大普遍。
2.3 关于造型方面
在纸上表达艺术思想时,越南与中国艺人在布局、光线、背景等方面上具有共同的想法。两国的画工都想让自己的人物在明亮却很阴凉的大自然中活动,让画中各种形象都很简练,毫无阴影,没有自然的反光。色块之间的联系都由着各个形象进行安排与配色。人物在纸上横向排列,有时又堆叠在一起,形成上层下层,但一般不会彼此遮挡,一切都摆在赏画人的眼前。
对于祀画来说,作为主要人物的神与佛往往都在画的中心并被放大。而次要人物,尤其是平民都被安排在画的两侧并被缩小。这种画风代表着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希望得到神佛的保佑。在祝福画之类,苹果、石榴、葫芦、莲花、硬币、蝙蝠、小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也经常被放大,以强调和夸张的手法来吸引赏画人的注意,同时达到传达主题的意图。艺人不以远近的固定观察方式来塑造祝福画、生活画与文学――历史图示画中的人物形象,而往往用“骑马”或“飞鸟”的方式来描写人物。所以,虽然主要人物在画的中心,画中所有人的比例还是要跟真实生活的相同,大小的差别微不足道。不过为了使装饰性更突出,有时花果形象也被放大。而其他静物,尤其是房屋却被缩小。天与地几乎没有分别,也就是说画中没有地平线,若是有的话也被移到很高的地方。为了画面对称,各个形象一般在画的两半均匀分配。
两国民间画中的调色板中很少见灰色,一般都使用绿-红、黑-白、红-黄等成对互反色,在整个画面散开,看起来鲜艳夺目。虽然画的题材相似,作画技术类似,在艺术规律上的看法相同,但每个国家的民间画仍然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因此不难辨别。
至于作画用纸,中国民间画一般用的是用稻草制造的纸。这种纸柔软并有吸水性,表面平滑,颜色大多为象牙黄。越南民间画每个画派反而选择一种独特的纸。东胡民间画用的“Dó”纸,①纸上涂抹了贝壳粉,②以保证画的色彩光亮和持久性;鼓行街民间画从宣纸转用白色的楮纸或报纸;金黄画的纸却是红纸、红条;生村画用的纸与鼓行街画的相同。总之,越南民间画用纸较为丰富多样。
在颜料方面,中国民间画偏于使用化学色料,涂色时多用红色,另外还有同步的木版套印。越南鼓行街画也受了中国只用化学色料对主要色块手工彩绘的影响。顺华生村画也使用化学色料,但只是点缀的画线。较有特色的是东胡传统画,使用的都是竹叶炭、鹅卵石、蓝靛叶、贝壳、槐花、苏木、生锈的铜等源自大自然的色料,因此颜色深沉又耐用。
中国民间画中的画线大多细小、技艺精巧,许多色块带有粗画,偏于细节。越南民间画的鼓行街画派也多用细小和卷曲的画线,与中国民间画的类似,但还是较为粗大。其他画派画线也有些粗,最为典型的是东胡画派,画线宽大又清楚,适度卷曲,看起来自由大方。
中国民间画的造型已被总结为一套画法,所有民间画工都要遵守。最为典型的是杨柳青,几乎所有人都能作画,但都得严格遵守那些公式。从八种不同的画笔使用方法到九种对景色、事物、动物、衣服、静物,尤其是人(小孩、成人、文官、武将……)的描写方法。连建筑也有十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正是因为民间画规定了画法,所以民间画能代表着国家的智慧。然而,由于要严格遵守公式,所以不同画作中年龄、性别、地位相同的人物样貌仿佛相似。祀画的神灵、祝福画的小孩和少女、生活画的贵族、神话画的少女等总是有类似的相貌和身材。相反,越南民间画没有归纳过,每个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表达方式,并以自己的思路为艺术准则,所以能够自由地创造。因此每个画派在风格方面上具有相当的统一性,而在每一幅画中却有丰富多样的具体表现。
中国民间画的大画社都在沿海地区,因此华南地区民间画能够通过许多不同的渠道(尤其是水路)进入越南,与越南的各个画社交流。虽然两国的民间画互相有交换与发展,互相影响,但试着把两国民间画如《老鼠婚礼》《七童》《三星》《子孙万代》《榴开百子》《桃献千春》《门神》等同一题材的作品混在一起,仍然能够辨别并加以区分。
3 对民间画建设大概的认同
3.1 对文化价值的维护与发挥
民间画是具有长久价值的艺术语言,促进了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并成为国家的骄傲。可如今这些画派却在逐渐埋没与失去。其原因可能是这种画派难以满足现代大众的喜好,并且不能跟上社会、文化与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在越南,金黄画已经失传,东胡村现在只剩下两家还在制作。鼓行街的画厂也都埋没了,只剩下一些画作收藏于各个博物馆。生村还有四家画厂,但制作出的画已没有以前的特征与本色。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交流是的传统文化,其中包括民间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许多研究者认为越南目前不仅经济全球化,而且文化艺术也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民间画将何去何从?民间画如何才能在融入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能够维护与发挥文化价值与本色?
“世上所有贵重的东西若丢失了我们还能找回来,唯独文化价值是不可能。”[1]建造先进又有民族本色洋溢的越南文化并将其发展与维护,以及通过宣扬民间艺术画作流传下来的价值都不是在短暂的时间内能做到的。重视人力因素也是一种办法,以文化主体的资格把人的生活活动跟社会与文化的环境连接起来。换句话说,应该把民间艺人视为活着的珍宝,他们具有创造与流传民间艺术价值的潜在能力。
此外,我们也要注重对年轻人一代的教育,让他们能够深刻了解民族的文化历史及文化艺术所表现的巨大价值。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应该把艺术,这里更具体的是民间画当作货物。依我看来,为了能够发展并使这种画更接近大众,我们应该采取广泛营销的措施。如:参加展会、在便利且人口密集的地方出售、开画廊展出、在纪念品商店出售等等。
3.2 从细节来认同本色
在“一起来探究和创造年画”的项目中,年轻人除了参加印刷或绘制年画活动,还根据历代所流传的图案亲手画出充满创造性的作品。与此同时,年轻人还提出一些问题,如:在如今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为何要使用灯笼、剪纸等中国的物品?为何要把本色这一因素放在第一位?就如越南民间画也要在Dó纸上印刷,如此特殊的材料在其他地方也很少见,因此只有Dó纸才能反映越南的灵魂。只有做到这些细节,我们才能维护具有越南民间特征的画派。
4 结语
纵观越南与中国民间画的起源以及两国民间画派之间在历史上的交流与发展的过程,我们能够看出: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每个民族的创新风格与特征,但它们之间也存在许多形式与内容上的共同点。今后的年轻一代需要探究、维护并且发挥历代人民流传的价值,更为需要的是有选择性地交流以便吸收人类文化的精髓,让民族的传统之美日益精致与稳固。
注释:①Dó纸是按照越南一些工艺村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由越南鼠皮树制成的一种纸。
②制造画纸时,人们把栉孔扇贝的外壳磨成粉并加入浆糊(糯米粉)然后涂抹在画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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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开幕式上,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张学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校长赵心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分别致辞。张学立首先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就论坛召开给贵州民族大学相关学科发展带来的推动意义进行了阐述。赵心愚在致辞中强调,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共谋学科理论发展,共同推动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一个开放性学术平台。张昌东指出,本次论坛从区域、社会与文化角度来探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田野方法,对深化当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作了题为“学科兴衰的原因”的主旨报告。报告以我国著名民族学家闻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会议记录为例,回顾并反思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开幕式由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主持。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5.关于民族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探讨了道路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从环境人类学视角探讨了西南民族糯文化变迁的政策因素。贵州民族大学陈玉平教授将国家通道的路线与傩文化传播的路径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思考。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以贵州黎平黄岗村为田野点,讨论了国家控制与地方互动中的普适性规律。华东师范大学徐赣丽教授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幸福指数高的表现和原因。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陈晓毅研究员重点探讨了西南民族地区都市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问题。
闽南童谣教材是富有闽南特色的适合幼儿特点的童谣教育素材。本文所阐述的闽南童谣教材是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实际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闽南传统文化中的闽南方言童谣,对其进行整理、改编、配曲、游戏设计(包括游戏情节、玩法、规则等的制定),有目的、有计划地在幼儿园开展闽南童谣音乐活动。同时根据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各环节内容、时间、具体情况需要开展不同类型的闽南童谣音乐活动,验证童谣内容、玩法的可行性,进一步完善童谣内容和玩法,丰富幼儿园音乐活动类型及活动内容,进而推进幼儿园课程发展,创造性地开发、使用童谣教材。
二、选择闽南童谣作为教材的依据和动机
(一)理论依据
福建省文化厅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中指出:“继续完善乡土教材编写,在学校进行普及型教育。在幼儿园推行闽南童谣和游艺教学;小学开设方言、传统艺术、传统技艺课程;初、高中开设闽南民俗、乡土文化等文化课。”闽南方言童谣是阐述乡土文化的象征性素材之一,是闽南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过程中,我们更应充分挖掘和利用闽南方言童谣,通过闽南童谣教学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
(二)闽南童谣的艺术教育价值
1.闽南童谣是伴随儿童童年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而民间流传下来的童谣更能激发幼儿丰富的想象力。如《古古古,鲤鱼娶查某》:“古古古,鲤鱼娶查某,龟担灯,鳖拍鼓,水鸡扛桥目吐吐……”就将好几种动物串在一起,或具体,或虚构,形态各异,足以令孩子们浮想联翩。
2.闽南童谣素材来自生活,源于民间。许多闽南童谣里将山水、树木、房屋、动物、气候等融为一体,或描述幼儿游戏,或刻画年节喜庆活动,或表现田园风光、农家生活,充分体现了与大自然的互动、融洽、和谐,对于幼儿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细品闽南童谣,其内容均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方式诙谐幽默、生动活泼。如童谣《不识字文字真是惨》:“不识字文字真是惨,亲像青瞑欠人牵,有人写批来给咱,央人看批人嫌没闲。”这首童谣不但有其独特的韵律美,还蕴含着生活情景、做人道理、简单哲理等。
3.闽南童谣描绘了闽南地方风俗民情,是闽南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它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多数童谣句式整齐、韵律明显,在语言组织上及方言表达上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让幼儿领悟童谣的作品风格、艺术特征和闽南方言深厚的文化底蕴,还传承和弘扬了民族、民间的文化。如描述闽南传统节日的童谣《正月点灯红》和《烧肉粽》就是让幼儿通过欣赏、表演、感受童谣的同时,了解家乡、祖国传统的文化以及民族的不同特色,感受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只要闽南人生活中涉及的内容,都有可能出现在闽南童谣中,它具有浓厚的民族情感与乡土气息。
4.闽南童谣虽然来源于生活,与幼儿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并不是所有的闽南童谣都适合幼儿,关键在于童谣作品的艺术形象要鲜明、生动,所描写的内容应是幼儿生活中比较熟悉和兴趣的事物,这样更能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唤起他们欣赏的兴趣,充分发挥幼儿的联想和想象。因此,我们决定对《闽南童谣教材的选择和创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以闽南童谣为载体,以多种形式的音乐活动为背景,选择和创编适合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需要的童谣教材,进一步提高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力、理解力和表现力,培养幼儿对闽南童谣活动的兴趣,有力地推进闽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三、选择和创编闽南童谣教材的原则
当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丰富多样的闽南童谣后,首先对闽南语童谣进行筛选和改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再对它们进行配曲。在教学中,我们主要为童谣配上流畅、朴实的旋律,将童谣与音乐有机结合,通过节奏、韵律、旋律的贯穿,提炼出童谣中的艺术教育契机,使它们更具音乐魅力,从而打动和熏陶幼儿的心灵,引导幼儿热爱童谣、热爱音乐。在选择和创编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科学性和教育性原则
科学性和教育性原则即所选童谣应该是健康向上的、具有教育作用的。如《请外婆》中 “外婆无嘴齿,猪肚炖莲子。莲子清又甜,豆腐煮豆生,豆生真幼嫩,外婆吃了笑纹纹……”短短几句惟妙惟肖的语言表现了孩子有趣的想法,培养了孩子尊敬长辈的情感。我们认为幼儿通过学习这些富有节奏、韵律的童谣,不但可以形成幼儿良好的思想品德,还能引发幼儿积极的情感,进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游戏性和趣味性原则
游戏性和趣味性原则即所选的童谣内容要生动,有角色、有情节,也就是说尽量考虑到童谣本身的趣味性和游戏性。游戏是最受幼儿欢迎的基本活动,它能满足幼儿好动、好玩、好模仿的心理特点。所以在很多童谣中,我们都尽可能设计成有游戏情节的活动,以更好地调动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如闽南童谣《孤鸡》:“孤鸡,伊密,白鸡子,去找贼,找若有,做新妇,找若无,做乞食婆”,我们配上《头发肩膀膝盖脚》的音乐,并设计了类同“熊和石头人”的游戏:边按童谣节奏边跟着“大熊”走,等到童谣念完后“石头人”马上不动,幼儿做各种造型……这些童谣采用了念、唱、逗的不同艺术形式,易学便记,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活泼韵律,具有浓厚的游戏性和趣味性,使幼儿在欢歌笑语中领略生活的真谛,产生对闽南童谣活动较为持久的兴趣和向往,并获得更多的体验审美愉悦的机会。
(三)歌唱性和表演性原则
歌唱性和表演性原则即所选童谣内容的艺术形象特点要鲜明,要富于歌唱和用动作来表现,让幼儿可以运用脸部表情和身体动作与他人进行交流,享受和体验歌唱与表演的和谐与快乐。如《阿婆去买蚝》中幼儿边唱“阿婆阿婆去买蚝,寄人蚵,嫌臭鹾。掺蒜仔,好味素。吃依饱,去踢陀。”边自由结伴,两两相对愉快地进行表演,在情感交流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同伴友好相处的良好情绪体验。
(四)时代性和创新性原则
闽南童谣教材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它要不断反映时代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不断增加和创编反映时代内容的新的童谣教材,就是要把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童谣中表现出来。二是要求不断赋予传统的童谣教材以新的内容和形式,使之更适合现代孩子的需求和实际。创新需要想象,而想象又是创新的前提,在闽南童谣活动中,注重童谣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不仅能激起幼儿学习的兴趣,萌发幼儿热爱童谣、热爱家乡的情感,而且能培养幼儿的创造能力,让幼儿在闽南童谣活动中体验到快乐。如我们在创编闽南童谣《泉州小吃真正好》中,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童谣的特点,另一方面结合“闽台一家亲”的特殊关系,把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的心愿编到童谣中,继而运用角色扮演和打击乐的形式来表现童谣。这样赋予了童谣本身很强的生命力,受到了幼儿的喜爱。
总之,闽南语童谣教材中所蕴含的教育价值,是其他素材所不能比拟的。让我们用“心”体验,用“意”创造,用“情”耕耘,不断挖掘和创编出更多符合幼儿要求和时代特色的闽南童谣教材,使闽南童谣这一朵传统文化之花放射出夺目的光彩,让那些有益幼儿身心健康的闽南童谣教材更好地发挥它的独特作用。
参考文献:
[1] 《文化传承与幼儿教育》论文集
[2] 让本土民族文化走进幼儿园.学前教育研究,2005(1).
[3] “文化、民族艺术与幼儿园课程”.学前教育研究,2004(1).
作者简介:
关键词:民营企业;企业文化;闽南文化
一、泉州民营企业文化形成
(一)经营历程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民营企业家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艰苦创业,突破旧生产模式,借助侨胞的外来基金开始尝试创业,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经济的新路子。80年代的家庭作坊到90年代的家族型企业和合资企业是那个时代最明显的企业特征,泉州民营企业兴旺的时期却是从90年代的合资创业时间开始。民营企业是80年代比胆识,90年代比技术,跨世纪的泉州民营企业家为应对入世,如创业一样务实:听专家论坛、外出“取经”、聘请企业顾问,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而质量体系的建立,是泉州民营企业发展的又一次进步,建立质量体系,是推动品牌的创新。从企业发展历程看,泉州民营企业抓住改革开发的大好时机,以闽南特有的“爱拼敢赢”精神,利用廉价的人力成本优势和地理优势,凭借敏锐的市场直觉,运筹帷握,迅速抢占市场,可以说品牌的推动和创新是泉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闽南文化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台湾海峡西岸,中原文化、古越文化、海洋文化在这里经过长期的相生相长、交汇融合,形成了泉州人敢冒风险、勇于拼博、重商务实和开放的人文精神。泉州地方文化特征之一:富有冒险进取精神。从明清时的冒禁出海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沿海贸易,处处都体现了闽南人“铤而走险”的人文特点。今天,“敢拼会赢”成为泉州人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闽南文化是多种文化及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在这种文化系统影响下,闽南商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热爱家乡、热心奉献、团结和睦等精神,这些都是是闽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文化的尚义精神对泉州民营企业企业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闽南人只要家庭有收入,只要经济获得发展,他们就想做些好事,以此扬名,如铺桥修路、修建学堂、扶危济困、修宫建庙等。
(三)企业家素质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早期的泉州民营企业家总体文化水平低,企业主要从事传统性行业,由于管理理念、制度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等制约,导致企业虽大但难以达到现代化大型企业的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竞争环境的日益加剧,家族企业家们开始认识到了传统家庭观念和落后思想的消极影响,逐步形成了大家风范意识。有些人误解泉州民营企业缺乏现代企业文化,其实只要有企业就有企业文化。新世纪以来,泉州民营企业家已经意识到自身文化素质低将局限企业发展,并开始注重知识的深造。许多企业家不但攻读MBA,还带动企业员工参加学习,组织相关培训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泉州市政府实行的“二次创业”和“二元制”教育其实就是对企业文化的思想引导,政府出钱,派人进企业开展特种工种等培训,就是把企业文化正确地、更好地引导进企业里。
(四)家族式企业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家族企业是泉州早期民营企业的组织形态,由亲朋好友共同集资而兴办起来,这种基于血缘、亲缘或情感纽带的联合在很大的程度上形成一种天然无形的凝聚力,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全体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增加过程中,传统的家族式经营管理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日减,内在弊端不断显露。家族企业由于在管理上任人唯亲,管理决策上情大于法,对外交往采取特殊主义等,当这种决策方式的弊病凸显,企业管理便开始缺乏效率,最终将给企业带来灾难。家族企业管理方式往往使制度虚设,最终使企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文化无法开展。因此企业不但必须在研发、生产和营销等一系列环节中坚持科学和现代化的运作模式,而且必须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完善管理体制、用人机制。
二、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特征
(一)勇于拼搏,敢为天下
先泉州民营企业起步发展较早,是改革开发初期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企业的发展扩展大多是企业的内在自发行为,自发性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的痕迹。泉州人多为晋人后裔,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鉴于晋人“衣冠南迁”的艰辛创业史,素来就有“爱拼敢赢”的风骨,深具海洋文化特有的冒险精神,形成了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泉州民营企业文化,这种“勇于拼搏,敢为天下先”文化精神在泉州诸多民营企业主中得以彰显。在泉州民营企业发展的早期,泉州人追求财富敢于冒险,开拓进取爱拼敢赢,民营经济在改革开发后得以快速发展,涌现出大量的成功的民营企业。这种“勇于拼搏,敢为天下”先地域文化为企业提供了文化资源和内在冲动,成功地促成民营企业快速成长。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地域文化中落后因素,如自我中心意识、法律意识淡薄等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
(二)讲究实效,注重功利
性受闽南海洋文化的影响,泉州民营企业家开创企业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改革开发初期,这点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很容易实现,激发经营者的潜力和创造力,实现了资本积累,使民营经济迅速崛起。但是过分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导致眼光短浅和贪图小利,这严重阻碍了企业上台阶、上规模。这点在泉州民营企业发展的后期更为显现。讲究实效性固然无可非议,但是过分追求实效,使得企业缺乏长远战略目标,决策短视目标模糊不清,难以真正做大做强。而一些民营企业虽然制定企业长期发展规划,但真正按规划贯彻执行仅为少数。“讲究实效,注重功利性”倾向促使泉州民营企业将业务范围局限在“投资少、见效快”等行业。
(三)血浓于水,讲究伦理性
在改革开发的初期,泉州民营企业大多以家族式企业的方式快速发展。没有什么能比“血浓于水”这句话更适合于解释民营企业发展初期的那种简单而又具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了。以血缘所凝聚起来的企业,往往富有情缘,企业管理中更为注重乡亲、熟人等的感情联络。据统计,泉州民营企业大多存在家族式的管理的组织模式,这是泉州民营企业文化最显著特征之一。这种家族式企业所形成的企业文化,在企业早期的成长发展中提供了土壤和养分,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泉州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其创业初期所凭借的文化资源,开始转化为消极因素妨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其产生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对家族外的人不放心、聘请优秀人才但有职无权、职能部门有事不敢决断等等问题和矛盾,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故在泉州民营企业说面临的更为广阔的市场时,对家族企业所出现文化排挤便难以避免。
三、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发展建议
(一)企业家素质提高与观念创新
“企业文化即老板文化”是民营企业的典型缩影。大量研究都显示,企业家素质对企业文化有直接影响。泉州民营企业的文化发展也需要通过企业家自身转变来实现。转变企业家的观念,就是将企业文化定位到经营理念、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上。企业家既要掌握现代企业的管理知识,吸收优秀管理经验,制定国际化发展目标。避免企业管理中的短期狭隘的功利主义,将企业定位在长期发展目标,真正将民营企业家成功的“无形资产”建设成为特殊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家的自身素质对企业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
(二)企业文化中核心竞争力培养
从国内外成功企业成功案例来看,“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民营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群体心理积淀过程,需要时间并不断强化。归根结底,现代企业间核心竞争力就是是人才,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意识。所以,要构筑员工发展平台,在制度建设上,奖惩机制上,人文关怀上,重视、尊重、理解、关心员工。只有这样,寓教育于企业经营的日常管理中,凝聚人心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目标和信念,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打造一支优秀的员工队伍。
(三)企业制度与文化创新
企业制度发挥发挥需要企业文化的辅助,但企业文化功能的有效发挥也需要依托与企业制度。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上,重视制度文化建设是泉州民营企业发展中重中之重。一是建立重视和体现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观的企业制度,二是,让企业价值观成为员工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加强企业制度建设,推动制度创新,实现企业管理者、企业员工、企业工作环境三者相互关联和制约,用制度建设来强化和体现企业文化的精髓。用开放企业管理模式实现柔性管理,用现代企业制度来淡化家族色彩,实现新时期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管理转型。例如:安踏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团队、供应商、经销商、合作伙伴在制度管理方面匹配。让供应商的发展水平与公司的发展相匹配、从流通批发的“坐商”转轨为商和专卖店的“行商”模式、聘请国际一流的广告公司开展品牌营销、和国际知名人力资源公司合作建设人力资源体系、采用全方位质量监控体系等,系统化、制度化管理是确保安踏企业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黄碧秀.泉州民营企业二次创业中企业文化建设浅探[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3(1).
[2]黄身发.浅析民企转型升级中的企业文化建设———以泉州市民企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13(6).
[3]黄身发.浅析新泉州模式下的企业文化创新[J].经济研究导刊,2015(4).
[4]吕振奎.论新泉州模式[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9).
[5]吕振奎.泉州民营经济发展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
[6]颜志煌.泉州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创新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9.
[7]李文庚.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现状及发展研究[D].厦门:华侨大学硕士论文,2014.
中新网7月1日电 据印尼《国际日报》消息,中国华侨大学在印尼雅加达和泗水两地开设了“学士”和“硕士”级的招生,至今已培养出一批批华教事业的人材。6月27日,在雅加达“智民学校”第4楼的多功能会议室里,举行了华侨大学文学系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
当天出席者除有雅加达的13位男女学员和来自泗水的3位,还有由华大校方派遣的,由文学院副院长率领的一行4人及各界来宾。
首先由雅加达组的付若玫的论文题“汉语,印尼语构词法对比研究”拉开核心的教授们的审阅与辅导。随后,黄万秋的“印尼华人马来文学中的闽南语言研宪”,邓金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印尼华文师资培训研究”等相继展开。教授们在此期间并没有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审阅。
最后才轮到泗水的班长顾长福,他的论文题目是:“海子诗歌的文化解析”。同时他也写了一首题为“那棵树就是您,华侨大学”的短诗并当场朗读於表达对“华大和众多教授们”的感恩。 (顾长福)
【关键词】音乐非遗 传承探讨 实践
福建漳州是闽南文化主要发祥地之一,根植于深厚肥沃土壤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漳州锦歌”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一块瑰宝。然而,由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人们审美的转变,漳州锦歌没有得到青年观众的喜欢,与其他传统艺术形式的命运一样正面临危机,甚至濒临失传。虽然社会各界一直对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问题进行着广泛的探讨和实践,政府对保护和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做着积极的、新的有益尝试,文化馆、中小学、民间艺人等都在进行研究与普及,但真正坚持并研究得深入的人并不多。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每个人都要有责任感、紧迫感与使命感,特别是高校传承与发展要有切实行动。为此,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2007年以来,从教育保护、音乐创新和学术研究方面,对高校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和实践。
一、教育保护
1.高校音乐专业传承环节的设置
(1)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音乐专业的课程建设里,纳入教育环节中,成为专业的必修课授课环节。学生通过选修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乐器,在乐器的学习实践中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些音乐形式。其实,音乐的重要表达方式除了人声就是乐器,在必修课里开设漳州锦歌的特色乐器有月琴、洞箫、南琶,还有打击乐四宝、拍板,特别是用喝功夫茶的小茶杯叠在一起,运用特殊的奏法产生奇特的音效,这些传统的奏法及丰富的弹唱技巧,看似简单,却能给学生带来无限乐趣,从而使其了解到本民族文化和民族音乐的多彩多姿,体会到本土音乐的韵味、节奏变化、旋律的丰富及即兴表演的高质量,这是传承的突破口之一。
(2)后续课程的设置。传统乐器学习之后的后续课程设置上应多样安排,如,闽台闽南语民歌、闽南歌曲创作、地方戏曲音乐、闽台少数民族音乐、民间音乐采风,特别是学生的论文写作课,引导和鼓励学生通过田野考察、录像、录音、摄影、笔录等方式采集本土原汁原味音乐的第一手资料,感受本土音乐风格,发现和搜集闽南民间音乐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风俗、仪式。在学生论文选题上大力提倡研究地方本土音乐和音乐教育活动,设置这样的教学环节,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和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同时可以极大地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并经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采风整理,逐步完成对音乐遗产的存储和整理。学生在“非遗”传统音乐的学习活动中,培养对地方本土音乐文化的兴趣和爱好,最终形成学习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传承环节。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在6届的276篇毕业论文中,选择对本土音乐研究的共有56篇,占毕业论文总篇数的 20.2%,并逐年增多。
2.音乐类“非遗”引入高校公共选修课
培养观众、普及推广是极为重要的,每个地区都有独具地方色彩的音乐品种。如,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在全校公共选修课《音乐鉴赏》中,不仅讲授音乐知识、音乐欣赏,还专题介绍本土音乐“漳州锦歌”的来历、形成、兴盛、传承及音乐特色,学说闽南方言,观看由方言演唱的锦歌和学生对本土音乐采风拍的DV。当看到年轻人上课时双眼发光,感到他们的享受、喜悦和感动,特别是看到自己学校学生演出的场景更觉亲切。因此,通过这一形式让在校学生在欣赏课上认识乡土音乐“锦歌”,改变他们对传统艺术的想法,引导学生对传统音乐产生兴趣,集聚人气,培养观众,扩大影响,也培养了直接和间接的爱好者和追随者,这是活态形式传承之一,也是把锦歌引进高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体现。
二、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坚持传统,不是固守老法,因为时代在前进,人们的审美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从音乐上创新、改进演唱形式、对服装进行大胆的设计,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1.音乐上的创新
(1)自觉地根植于传统音乐文化的土壤中。可以说,离开本剧种的音乐母汁,任何音乐形式都将失去其灵魂和价值。在创作时努力将传统思维方式与现代音乐观念有机融合,尽量发扬锦歌的特点与优势,同时将现代音乐创作技巧,如主题音调贯穿发展、复调、和声、对比、模仿等技法加以综合运用等,只要是有利于锦歌音乐继承和创新的因素,都兼收并蓄,巧妙用之。
(2)传统的创新,创新的传统。许多在锦歌的曲牌基础上通过“创新”的唱腔,保留住了浓郁的“传统风味”,使唱腔有“传统风味”,但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曲牌,就是在创作中将传统音乐思维与现代音乐观念有机融合,赋予其新的活力,保证创新不失法度,促使锦歌在“创新求变”中获得迅速发展。
(3)创作题材、体裁和形式的多样化。用新的形式演绎漳州锦歌,西洋音乐讲究乐器之间的和谐,也讲究音乐个性的张扬,尝试西为中用,将西方的东西用到锦歌音乐中,重视从传统音乐中汲取养分,运用乐器表现性能、音域、音区特色及演奏技巧,将所要表现的音乐形象在乐器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创作及编排的作品锦歌弹唱《寻租》获福建省2009年艺术院校文艺调演二等奖,2010年“第六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鄞州赛区比赛”节目入围奖。这些作品充分利用传统音乐资源,以其主题发展改编,将传统音乐韵律与时代音乐语言相结合,在原有的基调上进行新的音乐设计,创作出具有地方色彩的、广大师生喜爱的新锦歌作品,体现了既继承又创造性地发扬锦歌音乐的优良传统,也顺应了音乐创作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的趋势。
2.演唱形式的改进
传统的锦歌演唱形式包括:(1)走唱,是锦歌的最原始形式,演唱者手持月琴,自弹自唱,也可双人齐唱;(2)坐唱,坐唱或对唱,加有伴奏乐器;(3)歌仔阵,边走边唱,除演唱者还外加有锣鼓和笛管,演唱者身挎乐器吊,随队行走,这样的形式为“出阵”;(4)表演唱,是坐唱发展而来,把说唱内容戏剧化处理,由演员上台表演,乐队伴奏。在这些传统演唱形式的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在运用坐、走、出阵等形式的基础上,还通过演员在舞台上活动位置的安排与转换,演员形体动作的过程中构成艺术语汇,使舞台生活形体化、视觉化,通过形式的创新使舞台语言在视觉形象上有更好的体现。
3.唯美的演出服装设计
服装是塑造角色外部形象,体现演出风格的重要手段之一。时尚是当代大学生新的审美追求,追新求异是大学生的天性,为满足年轻一代的审美要求,对服装设计应要求唯美、亮丽,既时尚又有浓郁的传统风格,能帮助演员塑造角色形象和利于表演、符合演出风格。因此,服装设计是需要用心的,演员一出场就应让人眼前一亮,获得美感,舞台上的美感动了观众,自然也能让观众有想要进一步了解设计服装的意念,这就是教学想要达到的真正目的。
三、学术研究的无悔坚持
学术研究是重要的,与教育保护、创新构成一个整体工程。高校教师必须是身体力行,在学术研究上做到无怨无悔地坚持。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全体教师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研究,用很大力度打造艺术系的亮点工程,2007年以来,在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A类社科重点研究项目,福建省教育厅A、B类社科研究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参与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等共9项,还有出版专著一部,专著获福建省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漳州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作品获省百花文艺二等奖,获全国高校音乐教育学会论文奖。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命脉,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每个公民的职责。近年来,通过实践我们总结出,一要做好高校传承;二是坚持传统与创新;三是坚持学术上的研究。继承与创新应是高师音乐教育任重道远的任务,大学人才集中、学科齐全,思想活跃且具有雄厚的理论储备,在传统音乐的更新和创造上有巨大优势,应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总之,作为教育者,我们有义务共同努力做好高校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让青年人成为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发展不可缺少的主力军,使其更好地保存并发扬光大。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南音
南音生南国,曲曲寄深情。
海外寻故旧,泉城有知音。
这是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为泉州南音所题的诗。诗中的“南国”,即指南音的发祥地,有“温陵”之称的福建泉州。“南音”一词,古代就有,泛指音乐或南方音乐。而南音作为一个乐种的名称,是1952年“泉州南音研究社”成立时才出现的。泉州南音的演奏演唱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洞箫、二弦,执拍板者居中而歌,与汉代“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表现形式一脉相承。南音的文化历史价值在于,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被誉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南音(泉州弦管)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泉州南音的文化价值愈发受到社会的重视,保护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了世人的职责。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所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谓保护,是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项措施,包括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
进入数字化时代,图书馆迎来了服务方式的革命,传统的图书馆提供纸质书籍的服务,而现在,音视频、网络等方式都可以成为图书馆为公众服务的新型载体。数字图书馆的理念由此诞生。数字图书馆是以信息化思路为核心建设理念,以数字化服务为主要手段的网络信息服务体。它诞生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时期,并将在信息社会中承担重要的信息和知识服务功能。
那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数字图书馆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下面,笔者结合对泉州南音的田野调查,阐释数字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1 泉州南音的传播与传承概况
1.1 对南音演出团队的调查:年轻传承人少
在泉州工人文化宫和府文庙广场经常有南音演出队的表演。这些年轻的表演者,有的是在乡镇里学南音,有的则是附近艺校或师范院校南音专业的学生。关于南音有这么一个现象:解放前,只有男性才有资格学习和表演南音,女性是被禁止的;解放后,女性才有了学习表演南音的权利。南音在当前还未发展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演出,承担养家重任的男子也就不学习南音,在学习的年轻人中以女性居多。泉州南音具有辉煌的发展历史,现在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年轻人喜欢流行乐,南音似乎成了老人家才听的音乐。
1.2 曲簿:手抄和印刷的纸质载体
曲簿是保存南音曲目的重要载体,有曲词、工乂谱、琵琶指法、撩拍符号,能够有效地把各首曲的乐音记录下来。在录音录像技术发明之前,它是记录弦管音乐最完善的手段。民间多用普通纸张抄写曲簿。印刷术发明后,才有了刊刻本。南音的历代传承除了师徒之间的口传身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依靠曲簿。透过纸间,曲词、琵琶指法等得以一一传播开来。
1.3 卡式磁带:老年人的娱乐
音像技术问世之后,开始有南音卡式磁带的出现。南音老艺人通常都收藏有磁带,闲暇时间播放磁带听听南音已经成为老人家的一种娱乐方式。另外,南音磁带在传播上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在闽南方言区,各地有不同腔调,而南音唱语以泉州“府城音”为准,又称“泉腔”。闽南各地的南音爱好者们,正是通过磁带逐字较音、逐音练习地道的“泉腔”。因此,磁带还发挥了校准唱音的作用。
1.4 网络:跨越空间的影音体验
网络也参与到南音的传播中,现有泉州南音网和福建南音网两个较大的南音网站。在这两个网站上,有关于南音近期活动比赛的新闻报道、已出版的南音影像资料的查询,更可以收听和下载到一些南音经典曲目,南音的概说、乐器介绍、传承人风采、以及当前南音的一些学术研究论文都有收录。值得一说的是可以收听和下载到的南音经典曲目,这极大地方便了各地听者利用网络收听南音。有些网友把录制的南音表演的音视频上传到网上,在泉州网温陵社区,就有网友展开关于南音的讨论。
1.5 众声喧哗:各种社会活动以及传媒的关注报道
从1981年元宵节开始,泉州南音大会唱已先后举办了十届。可以说,历届的南音大会唱为海内外弦友交流南曲和情感提供了舞台。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都对此做了相关报道。南音的历史、演奏演唱形式、传承人、南音社团的演出、南音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等都会成为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
在对泉州南音传播传承状态的田野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泉州南音在传承保护中的几个问题:
传承人大多年老,而年轻人愿意学习泉州南音的甚少;
曲簿仍是学习南音的重要载体,而个人收集大量曲簿的能力有限;
分布于网络的各种南音曲目良莠不齐,需要收集整理出大量且唱音规范的曲目;
各路媒体对泉州南音的报道信息纷繁复杂,受众面临信息选择焦虑,需要一个系统实时更新信息的网站;
泉州南音在全社会的推广宣传仍有限,对其文化历史价值的挖掘有待深入系统地进行。
2 数字图书馆建设在泉州南音保护中的优势
数字图书馆建设依托于公共图书馆这一载体,以文化共享工程的地方特色文化信息资源为基础,借助于公共图书馆的资源、人员、设备、场所优势,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拥有各方面的便利条件。
2.1 资源优势
一些图书馆,尤其是省、市级公共图书馆,还承担着从民间收集整理地方文献的工作。经过长时期的积累,福建省图书馆、泉州市图书馆已经从民间收集整理大量与泉州南音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曲簿以及各种研究文献。这为曲簿的系统化整理工作以及泉州南音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极大的资源便利。
2.2 人员优势
图书馆的人员中有大批是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他们经过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方面的专业培训,因此在文献分类、编目、索引、古籍文献的整理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近几年来,随着文化共享工程的开展,很多图书馆吸收了一批年轻的广播电视专业人才,他们在拍摄反映地方特色文化的电视片中,承担着策划、拍摄、剪辑的职责,为图书馆系统创作影视作品提供了专业人才队伍。这一切为泉州南音的文献分类整理和电视片制作工作提供了专业人才。
2.3 设备优势
目前,福建省图书馆配置有文献信息资源采集设备、传统载体资源的数字化转化所需摄像机、扫描仪,以及专业影视制作所需的摄像机、摄影机等设备,这为图书馆从事泉州南音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以及电视专题片的制作提供了设备上的便利。
2.4 场所优势
各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免费向社会大众开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首先,图书馆向全社会提供借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文献的便利;其次,可以利用图书馆的空间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摄影展、邀请专家学者做讲座报告、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做展演等相关活动,向社会大众宣传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数字图书馆在保护泉州南音中的实践成果
3.1 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对泉州南音的系统研究起到基础性作用
目前,福建省图书馆馆藏泉州南音文献资料共计有60余册,包括有指谱、教程及各类研究文献。目前能找到的关于南音的最早刊刻本,是两部从海外回归的明代刊本:《荔镜记》和《明刊戏曲弦管选集》,馆藏提供有影印本。
3.2 电视专题片《古乐南音》的摄制对南音起到宣传推广作用
福建省图书馆从2007年底起拍摄,历时一年,摄制组奔波于闽南各地,采访专家、老艺人、国家级大师和传承人100余位,完成了反映闽南文化的十八集电视专题片《闽南文化》,并制作成光盘用于保存以及文化交流。其中就有揭示泉州南音的专题片《古乐南音》,该片时长30分钟,从历史渊源、技艺、传承等各方面向世人介绍了泉州南音的文化意蕴。摄制组在拍摄过程中,同时采集有大量的泉州南音图片。该系列电视专题片作为文化共享工程地方特色资源建设成果,在全国乃至海外地区宣传地方特色文化,泉州南音也得此便利,在更大范围内通过官方路线宣传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
3.3 数据库建设为泉州南音曲目以及各种动态信息提供系统化整理
目前,福建省图书馆建设有“闽南文化”专题资源数据库和“福建文化记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资源数据库。数据库通过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各种载体,从南音的历史渊源、器具、技艺、传承谱系等方面介绍泉州南音,同时有图片荟萃、精选曲目、视频《古乐南音》、学术研究、新闻动态等相关资讯,数据库旨在为受众提供集泉州南音重要信息为一体的信息集合。
3.4 通过邀请民俗专家做讲演、非遗传承人做展演等活动在全社会宣传泉州南音
走出闽南地区,福建其他地方的人们对泉州南音充满各种未知。这几年来,福建省图书馆通过闽图讲坛平台,先后邀请过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等机构的学者专家介绍包括泉州南音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历史价值;与相关摄影机构合作,开展包括泉州南音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摄影展;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展包括泉州南音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校园、进社区活动。这为在全社会宣传推广泉州南音,尤其是吸引大批年轻人了解甚至是学习泉州南音提供了重要的渠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近年来受到各方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族群乃至一个国家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乃至整个人类都有重要的意义。各级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理应义不容辞承担起传承和保护的作用,数字图书馆建设为这种保护提供了各种可能和便利,我们应当善用并用好数字图书馆这一平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尽力。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育科技文化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9月29日到10月17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32届会议上通过
[2]王芬林 吴晓.数字图书馆发展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14.
关键词:民俗文化;海洋性特征;海南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3-0088-03
海南省是我国国土面积(陆地面积加海洋面积)第一大省,其中陆地面积3.54万km2、海洋面积200万km2,海洋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海南是我国移民海外历史最早的地区,500万海南籍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已成为我国第三大侨乡。华侨文化的血缘、地缘亲情形成了海南独特的民俗文化。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海南北部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为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东南和南部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海南的区位优势愈发明显。
一、海南民俗文化概说
海南有汉、黎、苗、回等30多个民族,古朴独特的民族风情使海南社会风俗显得更加异彩纷呈。历史上有多次移民海南的,尤以秦朝、西汉、隋唐、五代、元朝、清朝等时期为盛。各民族迁入海南,带来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汉族文化,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民俗与文化。各民族的民俗与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多元的海南特色民俗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南的民俗与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王天津等主编的《明珠海南的民俗与旅游》,邢植朝主编的《海南民俗》,焦勇勤、孙海兰合著的《海南民俗概论》,李明天等主编的《海南椰文化民俗三月三》,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王养民、马姿燕合著的《黎族文化初探》,王建成主编的《首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王学萍主编的《中国黎族》等,研究内容包括生产、建筑、饮食、服饰、人生礼仪、、民间艺术、民间语言文学、民间文体娱乐等民俗与文化,但研究重点主要是海南陆地的民俗与文化,极少涉及海南的海洋性特征。
二、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海洋民俗文化是指人类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敬畏海洋和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准则。具体而言,就是沿海的人们由于受海洋广阔、宽宏、潮汐、风暴、神秘、流通等特性的影响而衍生的人文特性和精神,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形成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处世方式[1]。山东、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香港等地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内容主要包括:(1)区域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刘芝凤认为,区域民俗源于该区域民众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相互磨合、影响及认同,闽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民俗文化,两岸文化的共性较多,为海洋文化共建提供了丰富的对接项目和资源[2]。(2)移民与海洋文化关系研究。曾少聪研究发现,明清以后随着闽南人大批移居海外,在闽南侨乡形成了一些海洋性习俗,使得闽南文化兼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征,如国内亲人将客死海外者的灵魂引渡回来的“引水魂”仪式[3]。(3)“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民俗文化相关性研究。杨国桢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4]。(4)海洋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的影响研究。徐晓望、徐思远认为,台湾从开始发展海洋经济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5]。(5)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黄玲指出,海洋民俗体育是海岛民众在海洋生产生活中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海洋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海洋民俗体育活动从娱乐性、随意性转向竞技性、正规性,由娱神、娱己向娱人转变,其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和传承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其保护和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急需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6]。(6)海洋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传承研究。毛海莹指出,海洋民俗文化反映了海岛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表现了当地渔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应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解读海洋民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内涵,传承与保护海洋民俗,凸显其生存智慧与文化内核[7]。(7)海洋文化比较研究。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了闽台海洋文化发展,认为台湾的海洋文化虽然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其发展迅速[8]。安成浩从海洋史和海洋文化两个方面考察了中、日、韩三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动向,认为需要进一步拓展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生态研究,打破一国史观的界限[9]。(8)海洋民俗文化著作相继出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等“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6月陆续出版,许桂香主编的《中国海洋风俗文化》等“话说中国海洋系列”丛书也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海南的海域面积达200万km2,但海南既不是海洋经济大省,也不是海洋文化强省。海南大学海洋学院由水产系演变而来,以海洋自然科学研究为主,海洋人文研究严重匮乏[10]。海南的海洋民俗与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海洋民俗文化论文仅有9篇,研究成果不多。(2)海洋民俗文化专著仅有1部,专题研究严重不足。陈智勇的《海南海洋文化》从古代海南的海洋文化发展历程、海洋性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海洋信仰、海洋文学、海洋文化、海路文化、海洋旅游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综上,国内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系统研究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不仅有利于充实“海洋民俗学科”的内容,完善海洋国土研究中人文资源学科建设[11],而且有利于促进海南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国际旅游岛的文化软实力[12],助力“海洋强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三、海南民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长期以来,海南坚持以农业为主,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海南的民俗文化“陆地性”特征明显。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洋强省”战略的实施,海南的陆地旅游与海洋旅游协调发展,古朴的海洋民俗文化获得了新生,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
(一)勇闯南海,耕海民俗文化特色鲜明
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海域面积200万km2,耕海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海洋特色节庆。一是潭门南海的传统文化节内涵极为丰富。自宋朝、元朝开始,潭门、文昌等地的渔民就自编自用了南海航道《更路经》,并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2015年8月1日,潭门第6届南海传统文化节暨首届赶海节隆重开幕,既有传统的祭海仪式,也有多项赶海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万多名观众。二是传统节日与海洋习俗相融合。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海南很多地方,农历五月初五既是端午节也是渔家的“平安节”。是日,博鳌渔民先去祭石,然后成群结队去海边“洗龙水”,祈求身体健康、平平安安。(2)黎族船型屋。黎族人普遍认为船型屋是为纪念渡海而来的祖先而建,因其外形酷似船篷而得名。船型屋的建造技艺已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保存了81间船型屋,被誉为是“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和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活化石”,这些船型屋承载着黎族人诸多的传统文化和原始记忆[13]。(3)海洋特色饮食。一是黎族特有的风味美食“南杀”(黎家酸菜),腌制方法独特,无论是鱼类、肉类,还是野菜、野果类“南杀”,都有一股浓郁的气味,是黎族招待贵客的佳肴。二是回族的美食“酸汤鱼”,以三亚产的天然酸豆、酸杨桃等为配料,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极鲜。可见,海南少数民族在征服、利用海洋的过程中,饮食民俗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二)河海情深,民间海神信仰文化浓厚
海南岛上的各民族漂洋过海而来,以海谋生,海洋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同时,岛上有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宁远河、松涛水库、南丽湖等河流和湖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使海南具有河海特色的民间信仰独树一帜。一方面海南天后圣母节、二月二“龙抬头”祭海大典、七月半“祭船公”等海洋神灵信仰文化浓厚;另一方面妈祖、水尾圣娘、108兄弟公等河海神灵雕塑或建筑遍布海南。其中,妈祖信俗于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妈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早在宋元时代,妈祖文化便随福建或广东商人传到海南,现在每逢妈祖诞辰(三月廿三)和忌日(九月初九),海口各天后宫都要举行妈祖祭典。
(三)内外交融,海洋民俗文化异彩纷呈
海南是个移民岛,岛内、外各民族交流频繁。一方面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汉族、苗族、回族亦是海南的世居民族,与彝、侗、瑶、壮等少数民族交往密切,为海南的区域特色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海南与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为海南民俗的多样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4]。据统计,海外的琼籍华人华侨有320万之多,尤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较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海南“临高渔歌”,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口“天后祀奉”,别具一格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祭船公”,孕育渔民智慧的“南海航道更路经”,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椰子节”,初现活力的海南“赶海文化节”,延续至今的农历五月初五渔家“平安节”,规模越来越大的“二月二龙抬头”祭典仪式,蔚为壮观的端午节海边“洗龙水”,人气越来越旺的海南“欢乐节”等,为岛内、外民众的交往打造了平台,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形成了海南多元一体的海洋民俗文化。
(四)内容与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民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天文历法、科技水平、等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科技繁荣和各民族交往频繁,民俗活动逐渐集信仰、经济、社交、教育、娱乐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成为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琼海至今仍然保存着一条商埠古道———溪仔古道,其西连溪仔码头,是嘉积的通商发源地。古时,很多大陆商船行经琼海的嘉积万泉河,为求妈祖保佑,便在河畔筹资修建了“南天圣娘庙”。1969年,因修建嘉积水电站使万泉河的海河通道被阻断,但码头右边的“南天圣娘庙”得以保存。现在该庙不仅是单纯的海上保护神形象,而且成为了附近居民求子、求财、求平安和求姻缘之地,妈祖信俗的内容及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四、结语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向纵深发展,“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逐步实施,以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往进一步频繁,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将得到改观。加强海南民俗文化与海洋民俗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强化海南与其他省市和南海诸国的海洋民俗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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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集乡土文化,占有写作素材
写作实践表明,只有广泛地占有素材,才能保证选材的质量。作文教学应引导学生从乡土文化中汲取写作素材。漳州地处福建省的最南端,于公元686年(唐垂拱二年)建州,是一座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漳州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不仅创造了一个花团锦簇、花果飘香的富庶宝地,更创造了一个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闽南金三角文化。闽南文化至今仍然保留着多样而独特的风貌:方言中保留了古汉语音韵词汇;艺术方面有唐宋音乐遗响南音、宋元戏曲活化石梨园戏、傀儡戏等;有世界各大宗教与独有的地方信仰;工艺建筑有造船、瓷器、制茶、手工艺以及闽南民居、寺庙等。还有婚嫁寿庆、崇宗敬祖、饮食文化、生活习俗、行业习俗、礼仪习俗、民间歌舞、民间工艺以及方言谚语和传说故事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和资源。教师应重视这个资源,引导学生开发、利用好这个资源。
在发动学生搜集乡土文化的过程中,教师不应放任自流,而应传授方法,进行有效的引导。在发动学生收集材料之前,笔者先把漳州本土文化设定为七个主题内容:名胜古迹、特色建筑、地方名士、漳州小吃、民间故事、民俗风情、文化艺术(包括表演艺术、手工技艺、以及民间歌谣、方言、谚语)。让班上50位学生分为七个小组(前六个主题模块每个小组5人,剩余的人负责文化艺术这一模块),每组负责一个主题模块,形成一个研究性学习小组。然后组织学生参观游览南山寺、威镇阁、云洞岩、古街石牌坊等景点,向学生介绍漳州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特点,并指导他们实地调查。他们或通过走亲访友了解古城历史、传说,或围绕古迹向知情人士问长道短,或通过图书馆搜集有关民间故事的文献资料,或上网点击相关术语查找网络资料,或从乡土报刊、杂志、书籍中摘录、剪辑民间歌谣、谚语等资料。最后,指导学生将调查资料进行编辑、整理,制成课件,分批分主题用专题报告的形式在班上交流、讨论,互通有无,形成资源共享。
二、思考乡土文化,探寻写作话题
学生搜集的素材是表面的、肤浅的,他们对于乡土文化中内在与本质的东西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这样还是没办法好好利用搜集到的资源。有些学生写作时痛苦至极,抓耳挠腮,最后还是腹中空空,没法运用上搜集的文化资源。还有一些学生写作时不顾文章的主题简单罗列“大量而丰富”的乡土文化素材。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学生没有认真地思考,挖掘素材的思想内涵,写文章时自然就不知如何运用素材了。教师应指导学生学会从搜集的材料中提取话题,对乡土文化资源进行再次加工,形成自己独特的作文素材库。
笔者要求学生按不同的类型对搜集的素材进行整理。比如,按乡土文化的不同形式分类,可分为人物事迹、名胜古迹、地方小吃、歌谣、谚语、传说故事等。除分类外,更重要的是要思考每一乡土文化素材能够适用的写作话题,并在素材后补上这个话题。假如任凭学生自己思考整理素材,有些学生可能会手足无措,教师的要求就会落空。所以,教师进行适当的介入是很有必要的。在他们整理之前,笔者先从每种形式的乡土文化素材中拿出一个事例做示范。例如,林语堂先生的生平事迹简略为:“山乡孩子”、“文化巨人”、“桑梓情深”、“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3]――勤奋、乡愁、文化融合、兼容并包等;土楼:斑驳厚实的土墙,历经风雨的黑瓦,土楼人艰苦奋斗的经历――土楼人团结、坚忍、勤奋、乐天的禀性;“猫仔粥”[4]――夫妻恩爱之情;《人心不足蛇吞象》[5]――知足常乐;“庭院难走千里马,花盆难栽千年松”[6]――自古英雄多磨难;一些民间故事表现的主题更是十分鲜明、深刻,大多反映了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鞭挞。做好示范后,学生或自己思考或小组探讨或向老师咨询,很快对素材进行了清晰而深刻的梳理。
为了让学生更灵活地运用素材,教师要启发学生多思考、挖掘素材的内质,做到一材多用。由于各人对材料的理解不同,立意的角度有异,一则材料可以从中挖掘出几个不同的观点,“一材”可以“多用”。一材可以多用,但运用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应根据不同观点的要求,作一定的取舍,表述时要突出强化与所证观点有关的地方。如上文林语堂先生的事例,既可论证勤奋,又可阐释乡愁,还可用于谈论文化融合、兼容并包等话题。但在表述时要注意侧重点:论证勤奋时,重点叙述他由“山乡孩子”到“文化巨人”这段经历;阐释乡愁时,重点叙述“桑梓情深”;谈论文化融合时,侧重叙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对与观点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则应一笔带过。
对素材进行多思考深挖掘,不仅可以加深对素材内涵的理解,还能达到灵活自如地运用素材,写出优秀作文的目的。
三、展示乡土文化,丰盈写作表达
巩固知识,激发兴趣的最佳办法就是对知识的运用。所以,在平常的习作中要让学生尽量地展现乡土文化资源。而学生在写作中能否用到乡土文化资源,教师的命题至关重要。好的命题,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使学生感到有话可说,有情可抒。教师命题时,要根据学生掌握乡土文化的情况,及时引导学生进行写作训练,让他们以激情去写他们搜集的素材。
笔者把乡土文化作文教学与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的“表达交流”模块结合起来,学生从“表达交流”模块中的写作专题可以获得很多写作话题和写法指导,还有丰富多彩的写作练习,再运用上自己整理的乡土文化素材库,就不愁写不出好的文章了。
在指导学生写记叙文时,笔者要求学生尽量写家乡人家乡事家乡景。每一块土地,每一处山水,都装点着不同的乡土胜迹,流传着荡人情怀的风俗民情,哺育出造福桑梓的志士仁人……教师应指导学生去展示乡土文化中独特的、积极的、美的方面,当然也要引导学生去思考发现乡土文化中不足的一面。在写法上学生可以从课本的写作专题中获得写法指导,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模仿他们熟悉的名家的乡土文化作品,如鲁迅的《故乡》、《社戏》,老舍的《济南的冬天》,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特别是漳州本土作家的一些作品,如《圣地三平》、《悠悠古文庙》、《千年古街大同路》等写的都是学生身边物、身边景和心中情,能够引起学生们的兴趣,激起他们写作的欲望。
在指导学生写议论文时,主要是让学生学会运用本地俗语、谚语,名人经历、名言等乡土文化素材作为论据来论证主题。命题时可直接采用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表达交流中的练习题目,也可采用自拟题等形式,让学生做到灵活运用素材,自由表达对社会、人生、自然的认识、追求和感受,反映学生对善恶、是非、美丑的鲜明态度和情感。
这样既锻炼了学生找米下锅的能力,又加强了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识,增强了地方自豪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要我们有意识地收集、整理乡土文化,将其与作文教学有效结合,就能提高作文教学效果。
(注:本文为福建省级课题《乡土文化与作文教学》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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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漳州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漳州市分卷[M].华安县印刷厂,1991.
论文摘要:旅游是一种文化产业,旅游景区的持续发展需要进行主题化策划,突出景区的灵魂与主线,而主题选择取决于景区的地脉、文脉和人脉。在主题化策划过程中,以环境调查、提炼亮点、主题选择、主题项目策划为路径,确定旅游景区发展主题,并以浙江省温岭市石塘旅游景区的主题策划作实证分析。
1旅游景区主题化策划的背景分析
伴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我国旅游资源开发及“硬件”建设正不断增加和完善,旅游产品已进入过剩年代,旅游项目的雷同建设客观造成了各个景区独特性的丧失和市场辐射范围的缩小,造成游客量和利润量的下降,也大大增加了投资风险和经营难度。如何面对近地域的市场竞争、拓展客源市场、提高经济效益,这是景区经营管理者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旅游是一种文化产业,旅游需要景区与项目策划,而策划的质量状况会影响到旅游持续发展的程度。旅游景区策划的兴起是近几年的事,其内在动因是景区从模仿他人走向个性化发展道路,满足旅游产品终端购买者的多元化需求,改变过去“有什么就卖什么”的产品初级销售模式。
旅游景区策划需要有鲜明的主题,该主题是旅游项目的旗帜和形象,是景区内涵的具体化,也是旅游景区策划的核心。而文化是主题永恒的灵魂,没有文化的主题是没有品位的主题,是没有生命力的主题。可以说,旅游景区的文化特色性越明显,其效益释放量越大。因此,旅游景区通过旅游景区主题策划,选择合适的“主题”,以“主题”为招徕,强调“主题”的主导作用,使与“主题”相关的各种资源在有限的空间里高度聚集,形成一个整体,集聚吸引力,实现区域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
2影响旅游景区主题策划的关键要素
旅游景区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正确地确定旅游开发主题。而主题的确定又取决于对当地地脉、文脉的准确把握和对客源市场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旅游景区主题选择及具体策划内容明显受到地脉、文脉和人脉3个要素的制约,其模式见图1。
2.1地脉
地脉是一个地域(国家、城市、风景区)的综合自然地理背景,即自然地理脉络,它代表着区域自然地理的地域性、季节性和整体性等显著特征,表现为时间变化上的动态性和空间分布上的系统性,包括地质地貌、气象气候、生物、水体和自然区位等五大因子。而旅游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在一定自然环境基础上形成的,正如美国地理学家马特勒说:“影响旅游活动场所的一切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自然因素”。因此,人们称自然环境为旅游的第一环境。欧阳修的“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说明了牡丹之“奇”缘于洛阳的“地脉”。分析地脉、把握地脉,对旅游景区主题策划具有基础性作用。
2.2文脉
“文脉”的概念是陈传康、李蕾蕾等最早提出并加以应用的。他们认为,文脉是指旅游点所在地域的人文地理背景,包括当地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特征,是一种综合性的、地域性的自然地理基础、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积淀的四维时空组合。旅游发展到今天其功能已不再是传统形态,而应具有更高、更丰富的内涵,即所谓“玩到最后是文化”。高层次的旅游往往是以文化的互异性为诱因,以文化的碰撞与互动为过程,以文化的相互融合为结果。而旅游景区的开发说到底是对文化的开发,文脉的价值才是旅游景区的“本”、“神”、“韵”和“格”,对文脉的揭示深度和对文化的把握程度将直接影响旅游地吸引力的强度和吸引力的衰减速度。文脉是旅游景区的内核,旅游景区主题依文脉而立,只有准确地把握旅游景区的文脉,挖掘特色卖点,提升文化质感,才能增强旅游地的吸引力。
2.3人脉
关于人脉的提法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源管理和市场营销领域,在旅游界也少有提及。费思和维拉在《强势人脉》一书中指出:人脉是一种互相提拔,让彼此形成“合则两利”的共荣圈。简言之,人脉就是“施”与“受”的过程,也就是必须展示自己的实力,让自己有能力“布施”帮助他人,未来才有机会“接受”回报。对旅游行业而言,这种“布施”应该是指只有旅游地为游客提供热情周到的温馨服务和新奇独特的愉悦空间与景区,才能获得旅游消费者的青睐并“接受”回报。从这种角度说,人脉就是指旅游目标市场的不同层级消费者群体所组成的脉络系统和旅游消费者对旅游景区或旅游地的认可程度。因此,旅游地应有针对性地设计符合旅游目标市场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的旅游景区,为旅游者提供快乐的体验和享受的价值,旅游地才有人脉资源的深度、广度和关联度,才有旺盛的人气指数。旅游景区主题策划与地脉、文脉、人脉之间的关系是:地脉是旅游景区主题策划的切入点,文脉是景区策划的核心点,人脉则是旅游景区与旅游市场的和谐点,这几点既相辅相成,又统一构成旅游景区主题策划经脉体系。
3旅游景区主题策划的路径分析
旅游景区主题策划是在深入调查基础上,经过挖掘、分析、筛选、对比,运用智力为旅游地开发提出发展主题及整体运筹规划概念的过程。其具体路径共分45"-阶段,见图2。由于旅游景区主题策划工作流程是时空交叉,诸多环节又同步进行,所以工作流程并非是平面、时序、二维的,而是立体、系统、三维的。
3.1景区环境调研阶段
景区主题策划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就必须通过景区环境调研,准确掌握旅游地的地脉与文脉,及时了解旅游市场动态变化信息,使策划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旅游景区环境词研涉及到旅游地的地脉、文脉、人脉,其主要内容见表1。
3.2提炼亮点阶段
旅游景区的主题设计是以旅游资源为基础。由于某些旅游资源具有普遍性和类似性,景区策划者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转”的原则,对一定区域空间的旅游构成要素进行空间组织和空间比较,尤其与周边地区旅游资源的时空特征对比,提炼出具有一定理论层次的分析结论,找出最能反映当地历史和文化所积淀下来的资源特色,最终提炼出旅游地的亮点和特色,形成与其它地区的旅游景区之间的差异性。即使与其他旅游地拥有同类型的旅游景区,也需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旅游景区的新亮点,吸引旅游者。
3.3主题选择阶段
主题是旅游景区整合的核心。每个旅游景区可能有若干个较为鲜明的主题,在主题提炼与主题化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到所选择的主题能够充分展现当地的“文脉”特征,富有地域特色;其次要特别体现人性化的特点,考虑“人脉”需求的广度和深度,使产品感知化和稀缺化,对游客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第三能体现旅游体验活动以形神兼备的意象,能产生游客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主题选择是整个旅游景区策划的关键,它是资源配置的凝聚点、产品制作的创意点、市场营销的兴奋点、主题阐述的出发点和景区收拢的归宿点。
3.4主题项目策划阶段。
旅游景区功能设置因主题而展开,而项目是景区功能的载体。系统清晰、目标具体的项目策划,有利于强化景区的主题形象,从而在旅游市场上形成独特的销售主张,产生巨大的旅游吸引力、诱惑力和感召力H]。主题项目策划是根据旅游主题的功能要求和目标进行旅游项目的方案策划,其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功能设计、选址建议、开发时序、策划依据、项目内容等五大方面。项目方案策划相对于项目设计是较为粗略的,但其策划的好坏直接影响项目的未来实施效果。
4石塘旅游景区的主题策划
4.1石塘“三脉”分析
温岭石塘镇是中国大陆新千年第一缕阳光首照地。该镇位于浙江东南沿海,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环境宜人,是我国东部陆地的天涯海角。石塘海岸线蜿蜒曲折,长达58.6,渔港、海湾、岛礁、沙滩,处处风光旖旎。海域岛屿有94个之多,岛间航程均在0.5h之内,其中石塘镇外围有l1个岛屿,岛上石芽嶙峋、绿树成荫、环境幽静、空气清新。
在宋、元年间,石塘已有民居生息。石塘大部分渔民的祖籍来自福建惠安,这里民风民俗大多沿袭闽南传统,在语言、节日传统、生活生产方式等诸多方面都保留有闽南遗风。其传承完好的渔风渔俗,既有闽南民俗的遗韵,又有台州本土海洋文化的特有构架,具有原生态特征,为海天一色的自然景观中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古老的渔家风情和浓烈的地方民俗,如大奏鼓、扛台阁、小人节等具有渔家独特的情趣;而闽南风味的小吃与渔民的生活习俗交融在一起,形成独特、别具个性的石塘渔区饮食文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石塘镇在传统建筑风格上形貌独具,依山傍海、疏密相间的石墙、石屋、石街、石级高低错落有致,石头在这里仿佛成了时空的符号、历史的语汇和生活的载体,以融合天工之巧和人工之妙的特色闻名遐迩,有“画中镇”及“东方巴黎圣母院”之美誉。总之,石塘历经几百年的历史积淀,闽南文化与海洋风情融汇一体,本地风俗与异域习惯相互杂陈,形成了世代相袭的独特民俗。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21世纪新的五大时尚旅游产品是海洋旅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沙漠旅游和探险旅游。石塘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拥有其中的两项时尚产品,一是海洋旅游(包括海洋探险旅游和海洋生态旅游);二是文化旅游,石塘的石屋、石街、石城,渔家、渔港、渔俗等,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潜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具有较高的地位,并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4.2石塘景区的主题选择
在充分考虑到石塘的地脉、文脉和人脉基础上,认为以“阳光石塘,风情渔镇”为主题较为合适。一方面,“阳光”资源是石塘所独有的、含金量最高的资源,“阳光石塘”则体现了国内绝无仅有的“阳光”文化资源,对旅游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渔村民俗文化的吸引力始终是旅游者最为重要的一种吸引力,而“风情渔镇”主要突出体现在民俗旅游满足了旅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因此,石塘旅游发展应以海滨环境为依托,阳光文化为特色,海滨风情为主题内涵,形成海上(海岛观光)、海滨(海滨度假、海滨休闲)、腹地(文化体验)的空间开发结构,建成融海滨休闲游、海滨文化体验游、海上运动体验游、海滨度假游、海滨特色岛屿游等旅游项目为一体的发展体系,使石塘成为具有吸引力的休闲地、具有想象力的度假地和具有魅力的居住地。
4.3石塘旅游项目策划内容
在旅游项目策划时,必须有意识遵循“阳光石塘,风情渔镇”的主题,并对石塘旅游资源进行功能整合,形成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与分工的功能区块,从而促进“整体个性”的形成。根据石塘各区域的自然、社会、经济状况,建议将石塘旅游空间组织结构确定为“5区1带”。所谓“5区”即为千年曙光沐浴区、渔村文化体验区、风情生活休闲区、海滨沙滩休闲区、海上运动体验区;所谓“1带”即为环岛旅游带,其具体内容见表2。
论文摘要:语言使人类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认识到自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台湾原住民族论述在建构文化身份的时候首先要解决语言问题。他们利用罗马拼音文字直接书写、原汉对照书写及各种语言杂揉的三种书写策略进行探索。虽然原住民的探索保护了自己传统并加深外界对其了解,但是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其发展充满艰辛。
文化身份是台湾原住民论述的最重要焦点,原住民文化复振、文学书写及原住民叙事都是围绕着文化身份的认同、重构来展开。但是如何重构文化身份却是原住民知识分子面临的迫切重要问题。语言是建构知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涉及的范畴、行为模式均与用户的文化背景有着深远联系。因此,原住民的文化身份建构首先要涉及到用何种语言来建构。事实上,原住民无论是使用汉语还是母本族语言,创作者、读者都是在原住民抗争历史脉络下进行思考与解读,因而使语言不可避免地附带着政治论述意义:“虽然作家、文学作品‘使用语言’的问题其实少有语言学、文学本身的理论基础,只是一种策略论述,然而作为研究问题,似乎必然触及语言作为文学的符号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学书写置于在台湾社会整体论争与族群关系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将会对台湾原住民族的书写有一个重新认识与思考,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台湾原住族的语言策略。
一 创制文字与交掺对照——符号背后的意识形态
原住民族语言按语言发生学归属于南岛语系。台湾现在约有30多万人使用着南岛语系的十几种语言。但是正如台湾学者何大安等所指出的:“高山’和‘平埔’之分并没有语言学上的意义。唯一可说的是,平埔族由于汉化深,她们的语言也消失得快。大部分的平埔族语言,现在已经没人会说了。”由于多年来,台湾当局并不重视对原住民族语言的保护,甚至有意进行弱化和消除;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交流越来越密切。原住民族语言在这种潮流里并不能发挥其交流作用,反而容易造成交流障碍。在这两种潮流的裹挟下,即使是在原住民里,口语也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更何况他们没有发展出书写文字。因此,从延续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个角度出发,有人提倡创制一种新文字,也有人提出利用罗马拼音文字对原住民的语言进行保护性定制。但是,如果从现实的书写状况来看,原住民作家里确实有一大批已经熟练掌握了汉语,要求他们重新学习一种新语言是不太符合现实。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作家既保留了原住民族的拼音文字,同时也利用自己娴熟的汉语来进行创作。
夏曼·蓝波安就是既使用汉语用得纯熟而又善于表达原住民族的独特生命感受的作家之一。例如他在(
夏曼·蓝波安不但有创作汉语作品,他还通过利用原住民拼音语言与汉语的互相交掺,构出一个新的书写模式。如一九九二年晨星出版发行的《八代湾的神话》,就是以每一则口传故事,都以原汉语隔页对照注记,如《小男孩与大鲨鱼》一文:“Kowyowyod na no Kanakan a Zokang ori ranam,do Jimasik rana yam,amiyan SO tawo amiyaven do vahay am,amiyan SO kapaka nateng SO awawan am,abo pa O kanen da sospa ya,am aboji rapong sira a paciwalaman,ta ji sira mangononong SO kalahetan NO keilyna ya,no manireng sira yam,marang—kong kaminang—kongk Wan da,ori tonadpodponi no tawo do naworad da a mangononong.
小男孩与大鲨鱼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在Jimasik社有对夫妻结婚了八年膝下仍无子女,在社里他们被喻为模范夫妇,除了天天上山外,在休闲之余成以微笑迎人,甭谈李家长、张家短,因而,社里大大小小,男女老幼皆喜欢到这家人的凉台(Noworad)(类似汉语的院子)说故事。”
在使用何种语言上,作家显然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迷失。而夏曼·蓝波安的创作表达了一种民族的取向。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信息交流的载体。语言使人类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认识到自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因此,语言在一个民族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是鲜而显见的。其次,语言的差异反映的是一系列繁杂的生活系统。每一族群语言文字其背后都有一个实际的“经验世界”与“生活世界”来支撑。卡西尔说“语言间的差异不单单是声音和标记有所不同的问题,而是关于世界的概念各不相同的问题。”因此使用民族创制的新文字背后隐藏着的是建构自己民族身份的努力:“母语得以保留后,文字便成为纪录的绝佳工具。‘有语言无文字形同无文化’的观感多少存在为数不少的汉人朋友的片面印象中;历史的发展也看到不少殒落的民族,因为仅有语言没有文字,即使苟活一时,也必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变迁而遭淘汰的命运。原住民自主意识的抬头,重建母语及发明原住民文字便成为符合时代潮流的诉求。……‘原住民作家有必要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书面语,唯有如此,它才能把作者的心声传达给自己的族人。”
孙大川指出:“显然语言文字不仅能通人情而已,其象征性的力量是人类生存、行为规范、文化社会形式之张本。尤其重要的是:语言文字使人类经验的累积和传递成为可能,使人因此成为一个历史的存有。语言文字的使用,使人们能够了解并族类整体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他因而不再是其所属‘环境’的奴隶,他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没有文字,不但无法形成一个以族群为主体的历史传统,也无法将民族有血有肉的情感和想象藉文学的力量绵延下去。”
台湾学者提出创制新的文字策略显然在实践中存在较大的难度。在口语都被迅速同化的当代,如果没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创制语言最终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孙大川就创制文字指出其范围狭小,容易导致生命力与延续力不强:“这些努力和成果,或只限在少数宣教者身上,或只适宜流传在研究报告里,始终不是一个统一且具有生命力的存在。……不少原住民文化及文学工作者,如泰雅族的娃利斯·,以罗马拼音文字从事原住民的文学创作,……这些当然是值得肯定、鼓励的……但是就原住民文学之可能这个角度说,母语拼音有它一定的限制。”诚然,创制新文字虽然有利于保护传统,但是这种文字如果没有现实的支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青年一代会学习与运用这种语言,那么创制出来的新文字其传承作用就大大减弱,最终还是逃不出消失的命运。如果提侣以创制的新文字进行文学书写,却会成为原住民族文学推广的阻碍。原住民族的创制新文字文学必须通过翻译才能进入到主流的研究视野里,这对于已经处于边缘战斗的原住民族来说无疑更为艰难。
但是面临现实的要求的时候,原住民作家又必须使用汉语。由此才有孙大川在提出鼓励原住民语言符号化之时,还提出原住民族文学使用语言的策略:一、母语的保存不能等同于文学创作。二、相对于意义和经验本身,语言文字:“相对于意义和经验本身,语言文字终究只是一种‘工具’”,应该积极地去开拓原住民汉语创作可能。但是他也提醒要时时警惕汉语的强大同化作用的:“向族群经验回归,重构部落之古典,可以使我们的汉语写作具有族群的纵深,而不是漫无限制的任性想象,更不是对汉语全面之投降而任其宰割。”坚持原住民的特殊经验,才有可能使语言变成一种工具,否则原住民作家很容易会向更为强大的汉语思绪投降。如何表达原住民的特殊经验呢?孙大川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如在《久久酒一次》书中,他指出酒是原住民的重要经验所在:“就像世界各地的部落族群一样,山地饮洒现象本有它宗教、社会、艺术想象以及集体活动等之丰富内涵。在山地社会未完全崩解之前,饮酒不是‘孤立的行动,它总是和宗教祭仪、婚丧喜庆、歌唱舞蹈等伴随而生;更多的时候它和劳动生产密切地关联着”当然,孙大川也关注到了山地酗洒问题,但是他认为“与其从‘涵化’压力的角度来考虑,不如从‘原始生命力’的扭曲和丧失来构思。”
二杂揉语言——第三条道路的可能与分歧
不同于孙大川的语言“工具”说,瓦历斯·诺干则将“语言”视为是否为原住民族文学的标准。他主张母语书写,以此强迫读者进入作者的世界,理解和阅读作者所试图表达的内容。他注意到原住民族语言在面对强大的现实挤压时的危险处境:“语言文学本身就是一组权力中介的萤要作用,当原住民使用‘帝国语言’(中文)以定义自己的时候,除非是毫无反抗的、拒斥自己的本源、向中心吸纳的欲望靠拢的这种‘向中心模仿’的态度……否则,弃用或否定中心的优惠以及对中心语言的挪用与重构便会发生”。由此,瓦历斯·诺千认为文本中对于汉文词语、逻辑的‘挪用’和‘弃用’,正是向中心对话、挑战、对话与寻求多元并存的重要形式之一。这种以杂揉为手段的语言使用方式,得到其他学者的赞同。傅大为认为一旦介入、寄生、繁殖于主流书写文化中,便在某个程度撼动了汉文逻辑,进而产生颠覆、挑战等效应。”。删这种书写策略就是采用各种语言的杂揉,通过这种杂揉展现原住民族的经验与思考。
杂揉语言的采用绝大多数是在一九八零年代以后才开始的,特别是在一九九零年代以阿美族阿道·巴辣夫(江显道)发表的作品,此后,原住民文学的小说、新诗、散文、以及报导文学的语言叙事策略均有意识、有目的地向超越出汉语书写模式,转向族语、双语、混语书写的实验,从而强化了原住民在台湾的差异性文化存在。特别是进入到一九九零年代以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台湾的中文发生了很大的杂揉趋向:“……是揉合了中文、福佬话、日语、英语、客家话及其它所有流行于台湾社会的语文。
对于这种杂揉语言的写作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未翻译,直接采用原住民语言。如拓拔斯·塔玛匹玛的忏悔之死趴最后的猎人里大量运用原住民的神祗名称而不加以翻译。夏曼·蓝波安在也有类似的杂揉方法,如“雅玛,在海上看天空很漂亮啊!Yaro mata nO angit!’他的母语脱口而出:‘好多眼睛的天空!同样,原住民作家里的奥威尼在其《云豹的传人》以及《野百合之歌》里都有原汉语言并列的情况。在云豹的传人》里,鲁凯族的母语基本上还是运用汉语拼音。但是在《野百合之歌》里则用罗马拼音字进行标注,使得发音及语法更靠近鲁觊族的使用习惯。如在《野百合之歌》里利用汉语音译再加上罗马拼音,并且不做解释:“底哦得尔(Tiethedrerr)的声音从另一个地方夜深人静着温柔地啼叫。”
另一种方式是把地方方言与普通话进行杂揉,即在中文内部的杂揉。像拓拔斯·塔玛匹玛《冲突里就把大量的闽南话用中文的音译方式采用,整个文本读起来显得很怪异。阿道·巴辣夫是这其中的代表者。例如在《好想“弥啁啁”啊,现在》:“牧师在讲摩西还在埃及的故事时,我的眼睛才会睁得好大——大啊,原来,天使的‘阿灵0’所飘之处,哀豪遍野……除非‘宰羊’的门楣上有血涂抹,那一家人能得平安外,其余,‘莫宰羊’的……都死得好惨”。在这个作品里,阿道写其听到传教故事,不禁与阿美族的传统故事‘阿灵0’的传说相对照。阿道用“宰羊”、“莫宰羊”来理解《圣经》里的故事,而闽南语发音里,这两个词分别是对应“知道”、“不知道”,而这也与文本的意义相符合,知道者可以避过灾难,而不知道者则毁于灾难。汉语、外来故事、阿美族传说、音译的闽南语都在这里面形成一个特异的文本。阿道·巴辣夫很善于把台湾各种不同的语言进行杂揉,其中以他的《说:我们才是爱币力君啊!——给雅美勇士》为代表。这首诗里看似粗俗的标题里用了英语、闽南话的音译和阿美族一些特殊服饰将台湾当局侵犯原住族的生活,批判其短视近利,只是跟着钱走的“爱币力君”,将其政治讽喻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后一种杂揉就是采用所谓的句法融合。在最后的猎人》序里,吴锦发透露拓拔斯·塔玛匹玛在创作小说时,是先在脑中用“布侬语”写好,再脑译成中文写出。通过这几处策略,原住民文学里特有的杂揉语言也就产生了一种微妙的“疏离”式的效果。但是这种方法运用必须靠着作者的叙述才能得到证明,而事实情况是否真如作家所言,其可信度值得怀疑,因此,在实践中也引起许多争论。
关键词:畲族;畲话传承;通语提升
中图分类号:H2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2-0327-02
畲族原居住在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的地区,是闽南、潮汕主要的原住民。大约在元明清时期陆续迁徙到福建东部、浙江南部、江西东部、安徽东南等地山区或半山区。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畲族总人口数为709592,目前在全国31个省市区都有分布,其中90%以上居住在福建、浙江广大山区。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畲族自治县。
畲族极少部分使用畲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专家认为保留畲语的畲族,主要分布在广东省海丰、惠东、博罗、增城等地,据1979年的调查,四地总计畲语使用人数为965人。大部分畲族使用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畲话。[1]畲族无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
一、关于畲语畲话的研究
学界对畲族语言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是争论畲族语言的系属问题,近来更关注畲族语言的变体和社会文化成因等社会语言学问题。早期以沈作乾为代表,他认为畲语为粤语。董作宾虽不赞成畲语等同于粤语或近似粤语,但他也认为畲语和汉语同属一个语根。1950年代,国内学界普遍认为畲族没有自己的语言。1960年代后,黄家教、李新魁发表《潮安畲话概述》,首次提出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之后,1980年,罗美珍、蓝周根分别发表《畲族所说的客家话》、《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对畲语的系属与特点展开了争论。1982年毛宗武、蒙朝吉发表《博罗畲语概述》,1984年陈其光又发表《畲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前文认为畲语与苗瑶语族中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比较接近,后文认为畲语更接近苗瑶语族中粤北盘瑶的勉语。1985年,毛宗武、蒙朝吉发表《试论畲语的系属问题》一文,重申自己的观点。1986年二人出版的《畲语简志》进一步的阐述自己的观点。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人质疑畲族有自己的语言。1980年代以后,一些民族学学者如施联朱、朱洪、姜永新、雷先根、游文良等也相继加入畲语研究队伍。他们相继发文指出畲族使用两种语言,一种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苗语支,另一种类似于汉语的客家方言。赵则玲2004年发表《试论畲话的归属》一文,通过所掌握的畲话调查材料以及有关畲族族源的史料,从理论上阐述了畲话的性质,认为畲话是一种比客家方言古老、超地域分布、与客家话关系密切、历史层次复杂的,具有汉语特性的畲族人所说的话。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畲话非客家话,而是一种与客家方言分立的特殊的汉语方言。应该说,畲语系属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到现在都尚无定论。2002年游文良出版了《畲族语言》一书,这是畲语研究迄今为止调查和研究最深入的论著。该书指出现代畲语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古代畲语的底层成分、汉语客家方言的中层成分和现代畲族居住地汉语方言或普通话的表层成分。并将现代畲语划分为9个方言区域,即:闽东区、闽北区、闽中区、闽南区、浙南区、浙中区、浙北区、粤东区和赣东区,各畲语方言区大同小异。近年来,畲语研究的论文,大多探讨畲语的地方特色、双语现象或语言接触等问题。如《浙江畲话的变调式方位短语》、《丽水畲话形容词AA式的变调》、《景宁畲话语音系统中的粤语成分》、《浙江景宁畲话特色词选录》、《景宁畲话尖团音分混现象研究》、《浙江景宁畲话的语音特点》、《谈畲族幼儿口头汉语的培养》、《温州畲语》、《浅谈吴语、畲语方言区的双语教学》、《现代畲族的语言和体质特征》等。畲语的语法研究有陈延河的《惠东长坑畲语疑问句的基本结构》,雷艳萍的《试析丽水畲话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功能》、《丽水畲话形容词重叠式的语义分析》、《丽水畲话形容词重叠现象研究》等。
二、关于畲语畲话的传承研究
赵志研《抢救濒危语言,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指出现在能够使用畲语的不到1000人,而且基本上都在40岁以上,畲语急待抢救。赵峰《闽东畲语濒危现状考察》一文在对闽东畲族语言使用现状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畲族语言危机现象进行了重点探讨,指出随着社会变革速度的加快,畲语使用功能衰退的趋势越发明显,应该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并采取特别的保护性和发展性措施。林清书《山羊隔畲族村的语言传承和语言使用现状》探讨了福建省漳平市山羊隔畲族村的历史沿革、语言传承和语言使用的基本概况。赵峰《闽东畲族母语的传承与保护》指出随着闽东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来相对闭塞的畲族人民与周边汉族的生产习俗日趋融合,随之而来的却是畲语的日渐衰弱。认为在海西发展的新形势、新背景下,探讨闽东畲族母语传承的途径与手段,对于推进闽东畲族文化传播,振兴畲族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赵峰《畲族母语使用现状探析》指出从界定濒危语言的各项指标来看,畲语的使用功能已经处于比较危机的状态,而且随着社会变革速度的加快,畲语使用功能衰退的趋势将越发明显,应该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王远新《广东博罗、增城畲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途径》依据实地访谈和入户问卷调查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分析畲族聚居地的语言使用现状、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进而探讨畲语得以保留的原因。认为要保护一种濒危语言,首先它的使用者应当拥有自己的聚居地,同时,这种语言应当成为家庭内部和本族聚居地的主要交际用语。杨姝《广东潮州凤凰山畲族语言现状与保护对策》指出广东潮州凤凰山畲语是本已濒危的畲语中最危急的一部分,应大力开展凤凰山畲语普查、开设多渠道学习和研究通道,加大保护力度。
三、关于畲语畲话教育与通语教育
这方面研究著作和论文极少。有点相关如刘纶鑫的《贵溪樟坪畲话研究》,其中有一节内容是樟坪畲话与普通话音系的比较,赵则玲《浙江畲话研究》有介绍景宁畲话的特点和音系,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有畲语语音、词汇、语法简介,甘春妍《博罗畲语研究》、游文良等的《凤凰山畲语》、游文良的《畲族语言》等也都有类似的介绍与研究。景宁畲族自治县编写了《畲族语言简本》,是一部畲族语言教科书,汇集了畲民之间的称呼、植物、节气、交通工具、文化用品、方位用语等50多个方面的畲语用语,用文字的形式让畲语得到更好传承。论文方面,我们仅找到两篇,一是赵峰的《闽东畲族双语形态的文化考察》,考察闽东畲族之前的语言总体上体现出的“畲>汉”的双语形态,到改革开放后畲族语言呈现出“汉>畲”的双语形态,呼吁从保护畲族语言文化的角度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文明与畲族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平衡点;一是雷阵鸣、蓝德生的《浅谈吴语、畲语方言区的双语教学》分析了吴语、畲语方言区的双语教学现状。
从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一方面学术界非常重视民族语言的传承与保护,另一方面也显得有些后继乏力,特别是畲语畲话的传承与畲族学生通语能力的提升的研究,前者的研究有待深入,后者的研究几乎为零,急需大力加强。其他民族语言多有学普通话的通俗教材,而针对畲族学生学普通话的教材几乎找不到一部。而且现有的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特别是对语言接触的相关研究方法尚未得到有效应用;研究视角略显狭窄,主要局限于揭示畲语畲话的内部规律,缺乏对相关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人文主体的关注;理论深度还有待提高,对语言的习得机制研究不够,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能力提升研究尚未涉及;过于侧重于对现状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对建立长效语言教育机制的现实价值与战略意义研究还不够深入。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畲语)[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836.
[2]赵峰.闽东畲族双语形态的文化考察[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6):53-56.
[3]杨姝.广东潮州凤凰山畲族语言现状与保护对策[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01):6-8+26.
[4]赵则玲.畲族语言研究八十年[J].浙江学刊,2008,(05):2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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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普通话 中介语 动态演变
“地方普通话”又称“方言腔普通话”“方言区普通话”“蓝青官话”等,是各方言区的人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受自己母方言影响而形成的、带方言色彩的普通话。“地方普通话”研究不仅可以为普通话的规范和推广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为国家制定相关语言政策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还可以帮助方言区人提高普通话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应用价值。本文从研究历程、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梳理和总结三十年来“地方普通话”的研究成果,探讨其发展前景。
一、研究历程
“地方普通话”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林宝卿在《闽南方言区学生常见语病初析》中首次提到“受方言影响的普通话”,引起人们对“地方普通话”的关注。此后,陈亚川、李如龙、陈建民、陈章太、姚佑椿等多位学者纷纷发文探讨这一问题。不过,80年代的“地方普通话”研究仍处于萌芽时期,研究内容主要局限于其性质、特点及其地位等方面,且研究成果不多。
1990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举办“普通话与方言问题学术讨论会”,60多位学者提交了与“地方普通话”相关的论文,“地方普通话”成为该次会议讨论的热点,有力地促进了“地方普通话”研究,并使之得以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地方普通话”的地位得以确立,学界普遍认识到“地方普通话”研究的重要性,展开对各方言区“地方普通话”的探讨。
21世纪以来,“地方普通话”的研究进入繁荣时期,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地方普通话”的性质、特点和功能等问题;研究方法多样化,除采用描写法,还有学者尝试结合语音实验的方法对“地方普通话”进行深入与细致的定量研究。个案研究和理论研究更是齐头并进,不仅补充了语言学理论,更推动了各地方言与普通话研究的进程。
二、研究范围
三十年来,“地方普通话”研究范围逐渐扩大。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性质、特征、地位及规范等方面。此后,研究范围扩大到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发声学、语言测试等方面。
(一)“地方普通话”本体研究
本体研究着重描写“地方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比如:陈亚川《闽南口音普通话说略》(1987)、姚佑椿《上海口音普通话说略》(1988)、王文虎《四川口音普通话的语音特征》(1994)、王咏梅《龙岩新罗区“地方普通话”的语音特点》、陈蒙《“济南普通话”语音研究》等描写分析了“地方普通话”的语音特点;邝永辉《粤语影响下的韶关市城区普通话词汇的特点》(1996)、田皓《地方普通话常见词语失误分析――以湖南腔普通话为例》(2006)等描写了“地方普通话”的词汇特征;周润年《析金华“地方普通话”》(1990)、曾子凡《“港式普通话”剖析》(2000)、张建强《铺门“地方普通话”语言特征分析》(2008)等则全面描写了“地方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
(二)“地方普通话”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从语言接触角度出发,研究普通话与方言的接触规律、变异机制等问题。如:顾钦《语言接触对上海市区方言语音演变的影响》(2007)、陈建伟《临沂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研究》(2008)、傅灵《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研究――以长沙、上海、武汉为背景》(2010)、曹晓燕《方言和普通话的语音接触研究――以无锡方言为例》(2012)等论文以语言接触理论为指导,研究方言与普通话的共变规律;劲松、牛芳《长沙地方普通话固化研究――地方普通话固化的个案调查》(2010)、李庐静《地方普通话方言变项的使用和扩散――以福建永安普通话“来去”句的调查分析为例》(2013)、《福建永安地方普通话共时变异研究》(2013)等论文运用语言变异理论,研究地方普通话的变异规律。
从语言规划角度入手,研究“地方普通话”的规范问题。相关研究如:陈建民、陈章太《从我国语言实际出发研究社会语言学》(1988)、陈海燕《浅析海南腔普通话在词汇方面应该规范的问题》(2001)等。
(三)“地方普通话”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学界对“地方普通话”形成的机制和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学者从偏误分析角度出发,研究“地方普通话”中介语的特点及如何纠正地方普通话等问题。如:许长安《大田普通话的普及和偏误》(1991)、顾英华《民族学生汉语口语语音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2003)、王磊、张颖《普通话中介语负迁移及应对策略》(2007)、韩玉华《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浅析香港人普通话中的词汇偏误问题》(2007)等论文探讨了“地方普通话”偏误的表现及其原因。
(四)语言测试中的“地方普通话”
1994年,普通话水平测试正式启动。随着这一工作的开展,大批学者以语言测试为切入点,针对各方言区使用普通话的难点进行研究分析,探讨提高普通话水平的策略,有力地推动了普通话的普及工作。这一方面的成果,如:韩玉华《香港考生在普通话水平测试“说话”中几种常见的偏误分析》(2006)、张建强《中介语理论与PSC论略》(2006)、周萍《上海地区普通话水平测试中韵母偏误的比较研究》(2006)、张玉梅《吉林方言中介语及语言测试》(2009)等。
(五)“地方普通话”的发声学研究
传统的语言研究多凭语言学家用口耳来摹仿语音并依靠音标对语音进行描写。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可以使用仪器分析各种语音,使语音研究更加科学和准确。近几年来,出现了很多从实验语音学角度入手、探讨“地方普通话”语言特征的成果,如:李爱军、王霞、殷治纲《汉语普通话和地方普通话的对比研究》(2003)、韩维新《粤语常用入声字的普通话声调习得偏误研究》(2010)、银沛月《成都口音普通话“去声+去声”双音节词重音研究之简介》(2010)、李宁、孟子厚、李蕾《山西普通话的语音特征分析》(2011)等。
在上述研究中,以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成果最为丰硕,认知语言学和发声学研究则处于新兴阶段,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三、研究内容
“地方普通话”研究的内容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理论研究和个案分析。
(一)理论研究
学界对“地方普通话”的名称、性质、特征、界定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
目前,学术界对这种不标准的普通话还没有统一命名,如:李如龙(1988)等称之为“过渡语”,姚佑椿(1988)、汪平(1990)等称之为“XX口音普通话”或“XX普通话”,陈建民、陈章太(1991)等称之为“地方普通话”,还有人称之为“XX腔普通话”“蓝青官话”“椒盐普通话”等。究其原因,这与每个人对“地方普通话”这种现象的性质和特征的认识不同有关。
“地方普通话”是一种既非标准普通话又非地方方言的语言现象,这已得到学界公认,然其性质如何,各人看法略有不同。侯精一将其视作“标准普通话的地方变体”,郭正彦认为这是“在各方言地区的运用中带有一定程度地方特色的普通话”,李如龙认为它“是方言和普通话这一对立统一物之间的中介,是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相互影响的中间环节”,陈亚川认为“是方言区的人学习非母方言的共同语的过程中产生的中介语现象”。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地方普通话形成于方言区人们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与第二语言习得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很多人赞成陈亚川的观点,如韩玉华、顾英华、刘艺、肖劲松等。
通过对“地方普通话”的性质进行讨论,学界对其特点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如:李如龙(1988)认识到“地方普通话”“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并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在一个方言区的一个时期里,多数人所说的过渡语的两种成分构成又是具有大体一致的系统性的”,具有动态性、系统性、模糊性等特点;陈亚川(1991)进一步谈到“地方普通话”“有其不易改变的顽固性”的特点。
在如何判断“地方普通话”方面,姚佑椿(1989)提出区分普通话的严格标准和功能标准,认为普通话的下限是“能沟通不同方言区的人的语言交际”;谢俊英(1999)进一步提出语音是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是普通话的首要条件,同时应兼顾词汇和语法等方面;肖劲松(2007)提出普通话中介语的七个语言表征。
(二)个案分析
从成果数量来看,“地方普通话”的个案研究远多于理论探讨。笔者共搜集到108篇有关“地方普通话”的研究成果,其中80%属于个案研究。目前,全国各地的“地方普通话”都受到学者关注并作了一定研究。如:陈亚川对闽南口音普通话的研究;姚佑椿、汪平对上海口音普通话语音特征的分析;曾子凡对“港式普通话”的剖析;张淑敏、张兆勤对甘肃“地方普通话”特点的剖析;邵敬敏、石定栩对“港式中文”形成原因、性质和变异手段的探讨;高山对武汉普通话的解析;陈秋娜对柳州普通话的语音体系特征的探讨等。
四、研究方法
20世纪80~90年代的研究以定性法为主,多采用描写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如:陈亚川、刘新中等运用描写分析法对地方普通话的语言特点进行了详细描述。
2000年以后,学界除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还引入调查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如:汪平、杨金凤、赵玲等运用比较分析法将方言与普通话进行对比,对当地地方普通话的特点进行分析和解释;陈松岑、劲松、李庐静等运用抽样调查和比较分析法探讨方言普通话与社会变项的共变关系;刘艺使用定量分析法分析了粤方言区普通话字音的偏误类型及字音习得;韩维新、李宁、孟子厚等使用语音实验法探讨了地方普通话在发音方面的情况。
五、结语
总体来说,国内地方普通话研究已发现不少语言事实,也有一定的理论探讨,在描写其静态语言特征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但总体上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注重对地方普通话的调查描写,但对其形成机制和动态演变的研究不够;其二,个案研究多集中于非官话方言区,官话方言区的成果较少;其三,研究过程未能更好地凸显地方普通话的应用价值。有鉴于此,未来还应该加强“地方普通话”研究。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专项资助项目[11JK0278];陕西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2K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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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应用写作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技能性课程,应注重写作能力的培养。建构主义提倡情境教学和协作学习对应用写作实际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把抛锚式、支架式、随机式等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运用到应用写作教学中将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加强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人际交往能力。
论文关键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抛锚式;支架式;随机式
应用写作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技能性课程,应注重写作能力的培养。改变以往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探讨能确实提高学生写作技能的教学模式是从事应用写作教学的教师们应该考虑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从宏观的指导意义到微观的课程教学的运用都有所涉及,但探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应用写作教学中的应用还较少涉及。借鉴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探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视野下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应用写作教学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应用写作教学的启示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内涵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指:“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不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不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教师在教学中要起到组织者的作用。建构主义提倡情境教学和协作学习,情景、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是建构主义理论的四大要素”。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应用写作教学的启示
应用文是在各种社会实践中产生、使用和发展的文体,是用来处理社会实践中各种具体事务的,“应用性”是其本质特征。该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应用写作的基本写作格式的理论知识不难掌握,难的是如何让学生参与写作实践,用什么题材让学生训练,怎样循序渐进训练学生。应用写作能力的培养只有与学生从事某种实践活动紧密结合,才能获得好的教学效果。换句话说即应用写作能力的培养在一定的情境中进行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建构主义提倡情境教学和协作学习对应用写作实际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l、强调“情境”对意义建构的重要作用
建构主义认为,学是在一定的情境中进行,在实际情境下进行学习,可以使学习者能利用自己原有认知结构经验的经验积累去顺应新知识,丰富新知识的内容;或是应用原有认知结构对新知识进行改造与重组。在应用写作教学中,创设一些模拟情境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一些新知识。如在讲授一则关于电脑买卖合同的写作,让两组学生分别扮演校方和经销商方进行模拟谈判,然后根据谈判结果,在了解完合同的基本写作技巧后,让学生拟订这一则合同。
2、强调协作学习对意义建构的关键作用
建构主义非常注重学习者与周围环境的联系,学生在协作学习的环境中积极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这样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知识。在应用写作教学中,让学生一起协作查找资料、确定写作提纲、完成写作文稿等显得颇为重要。如在调查报告写作的教学中,把学生分成几组,让他们去调查、讨论,一起合作形成文章。
3、强调对学习环境的设计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环境是学习者可以在其中进行自由探索和自主学习的场所。平常的教学环境,学生并未有自主学习的机会。在学习环境中,学生在老师和其他学生的帮助与支持下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在应用写作教学中,学生不应只是被动的学习文种写作的基本格式,更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加强自主学习的能力的培养。
4、强调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来支持“学”
建构主义认为,在学习过程中为学习者提供各种信息资源获取和使用的方法,主要目的是用于支持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式探索。在应用写作教学中,教师提供课外例文等信息资源不仅仅为写作技巧的讲授服务,更要让学会从海量的信息中进行归纳和整理的能力。
5、强调学习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完成意义建构
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中的教学设计主要是为学生创设有利于学生意义建构的情境,老师的指导以及学生的相互合作与交流都围绕意义建构的中心。这一点对应用写作教学的启示是应用写作教学的目标不仅是让学生了解、掌握不同文种写作的基本的格式与写作技巧,更主要的是让学生在一定的模拟或现实的情境中完成某项工作任务。这样,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不仅要会写作,也必然要求具备处理问题的能力,甚至是人际交往能力。
二、应用写作教学中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运用
(一)抛锚式
“抛锚式教学模式是使学生在一个完整、真实的问题情境中产生主动学习、主动参与的学习需要。通过师生共同创设各类文体的写作情境,从而引发学生的写作动力,通过学生共同拟订实施方案。展开应用写作定向,并通过交流、讨论、评价、验证假说及修定应用写作方向来完成应用写作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
抛锚式教学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l、创设情境。教师创设与现实生活相吻合或与现实生活基本一致的情境。2、确定问题。确定一个学生熟悉的与现实密切关联的真实性问题(一个真实的工作任务)。3、自主学习。教师引导学生如何解决问题,教师不是简单给出答案,而是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至于具体的解决过程交给学生解决。4、协作学习。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5、效果评价。效果评价既有学生在协作学习过程的经验交流,也有老师对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动态效果评价。
如要写一份有关班级出游计划的会议纪要,可以进行如下步骤:1、创设一个班级出游计划主题班会的情境。2、让学生确定班会讨论的大致方向和会议纪要开头、主体、结尾如何写的问题。3、让学生自主学习会议纪要标题、开头、主体、结尾的写法。4、让学生5人一组发表出游地点、出游意义、出游活动组织、出游安全等事项的观点,其他同学做记录。5、学生5人一组提交会议纪要的写作文稿。6、学生与教师一起教师对学生习作进行评改,对较好习作进行修改并给出范文。
另外,如要讲授有关启事等的写法。教师可以在上课前事先让学生各自收集材料校园内各类启事的原文,接着对学生收集的启事的范文进行归类,对属于同一类型的学生重新分在同一组。接着确定如何把握启事写法的问题,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让学生分小组探讨各类启事的写法形成文章,教师在学生讨论的观点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指出学生总结的不足之处。教师同时引导学生注意收集的各类启事的写法的不足之处,总结写作此类型的启事应该注意的事项。
再如在讲授“公文的拟办”(操作性非常强的过程)一节时,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一一讲授公文拟办的各个程序,学生印象不深刻。而运用抛锚式教学模式,可创设一个现实的情境,某服装企业要制发一公文,教师可在写作模拟实验室内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让学生完成从草拟、会签、核稿、签发、缮印、校对、用印、分装、传递到立卷、归档相关程序。每组同学可以查阅相关资料一起商量如何完成任务,当然,有问题也可以与老师一起沟通,教师要起到启发的作用。然后,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从草拟、会签、核稿、签发、缮印、校对、用印、分装、传递到立卷、归档,进行流水作业。最终,教师再点评每组学生的优缺点。当学生立体地把公文拟办各个环节完成,其实就可以把抽象、繁杂的理论化为具体的、实在的操作技能。
抛锚式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因此教师创设的情境要符合学生心理,要符合学生的现实情况,教学的“锚”抛在学生的关键点上,要能激发学生内部学习动机,能掌控整个教学进程。有时,在使用抛锚式教学模式时,还要与启发式等教学模式相配合使用。
(二)支架式
“支架式教学是为学习者建构对知识的理解提供一种概念框架。这种框架事先把复杂的学习任务加以分解,以便于把学习者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一般具有如下过程:l、搭脚手架——围绕当前学习主题,按‘最邻近发展区’的要求建立概念框架。2、进人情境——将学生引入一定的问题情境。3、独立探索——让学生独立探索。4、协作学习——进行小组协商、讨论。5、效果评价——对学习效果的评价包括学生个人的自我评价和学习小组对个人的学习评价。”
如讲授调查报告的写作,要写一有关《闽南文化色彩的美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的调查报告,将问题拆解为确定闽南文化色彩的美育的内涵,闽南文化色彩的美育开展情况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调查报告写作等。接着让学生了解:1、闽南文化色彩的美育的内涵、校园文化建设内涵、闽南文化色彩的美育与校园文化建设关系等问题。2、调查的范围与调查方法。3、调查报告的写作。再接着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以上问题。
然后是让学生小组讨论,如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让学生在收集有关闽南文化色彩美育、校园文化建设资料的基础上,在课堂上进行讨论闽南文化色彩美育内涵、校园文化建设内涵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关于调查的范围与调查方法的问题,假如调查的范围定在本校,接下来让学生先讨论将如何确定具体的调查对象,是典型调查还是抽样调查还是普遍调查,根据学生所提供的调查对象进行分组,每8人一组。让几组学生各自用现场调查法、访问调查法(问卷调查、电子邮件、上门访问)等调查学校闽南文化色彩美育的实施现状。第三个调查报告写作技巧的问题。在学生独立探索调查报告开头、主体、结尾的写作技巧的基础上,引导每组学生进行写作,让每组学生在课堂上交流共同完成的文章,对不同组的学生的习作各自优缺点作比较,然后给出具体的范文供学生参考。
在支架式教学模式中,教师不再是将知识“灌输”给学生,而是以知识为载体,以学生的观察能力、探究能力和学生的合作能力为主要教学目标,将学生的能力发展为教学的主线。支架式教学过程的展开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各个环节的教学设计有利于学生的主动学习,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接受知识,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
(三)随机式
“随机式教学是指:教学中就要注意对同一教学内容,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下、为不同的教学目的、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呈现。随机进入教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1、呈现基本情境——向学生呈现与当前学习主题的基本内容相关的情境。2、随机进入学习——取决于学生随机进入学习所选择的内容,而呈现与当前学习主题的不同侧面特性相关联的情境。3、思维发展训练。4、小组协作学习——围绕呈现不同侧面的情境所获得的认识展开小组讨论。5、学习效果评价——包括自我评价与小组评价’’。
如要训练请示的求批性与求示性不同类型的写法,可以把一些具有相联性的文种打通,成为一个实训单元。如通知、请示、批复为一个训练单元。计划、通报、请示为一个训练单元。第一个训练单元主要解决的是求批性请示的写法,第二个训练单元主要训练求示性请示类型的写法。第一个训练单元中,如学校后勤管理处发了一个加强学校桌椅管理的通知,某班级教室存在桌椅毁坏的情况,请你以班级的名义向系里写一份有关更换桌椅的请示,同时以系里的名义写一份批复。
第二个训练单元中,如某服装公司准备接待一批外国客户考察,让办公室秘书拟定接待计划,在外国客户考察期间,XX车间XX等工人在上班期间打牌,违反公司规定,损坏公司形象,让你以分公司的名义写一则批评通报。在写批评通报之前,分公司先向总公司请示该给予XX工人怎样的处分。
在讲请示的写法时,在不同的训练单元中随机进入。让学生在不同的情境中强化对请示的理解,拓展思维能力。在此期间,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从事物的不同层面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在学会独立探索的同时,教师还要组织好学生的协作学习,让小组共同完成一个任务(如接待计划)的制定,对批评通报的写法进行讨论,协商完成,从而构建共同的意义,并通过成果展示,在更大的学习群体中回顾共同意义来构建可以共享的集体意义。
把一些相联性文种打通,成为一些实训单元,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课程教学内容的讲授就不是简单按照挑选公务文书、事务文书、财经文书中常用的文种来进行讲授,而是要在构建一定的项目任务,把可能常在一起出现的文种合在一起讲。对于一些非常常见的文种可以在多个训练单元中体现,以达到强化训练的目的。
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视野下的教学质量评价
笔者把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教学模式教学的班级(08文员班)同未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教学模式教学的班级(07物流班)进行比较。运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尽管在课堂上讲授得再精彩,学生因为是被动的学习,学校效果并不理想。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模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是起组织和引导的作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增强,学生可以有效地建构自己所学的知识。如在讲授会议纪要时,前者(08文员班)运用抛锚式教学模式讲授,通过让学生积极参与班级出游计划的班会的讨论,学生们因为有了写作素材的积累,在接下来的有关正文写作的把握中更清晰、更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