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水平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社会治理水平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需要，更是提升政法队伍素质，改进政法工作的需要。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刻内涵，必须坚持“四个统一”，即：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办案的统一，坚持政治工作与政法业务的统一，坚持严格执法与执法为民的统一，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厚德载法，德正法严，当前，桐柏的政法队伍整体状态良好，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桐柏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也是我们多年来坚持政治与业务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还不够完善，我们的队伍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融入到各项政法业务工作中，贯穿于政法业务工作的全过程，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我们的政法干警只有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才能使宪法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落到实处，才能把打造平安桐柏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才能更好的维护人民利益，才能促进桐柏社会和谐发展。因此，政法各部门要认真组织，联系工作实际，把法治理念教育与当前各部门的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与荣辱观教育结合起来，通过教育活动推动工作更好开展。在具体工作中，政法各部门不仅要实行业务工作目标责任制，也要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研究、分析、检查、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落实“下管一级履行职责，上连一级追究责任”的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对确因管理不严造成干警违法违纪的有关领导要真查处，真追究，绝不宽容手软。

做到“四个坚持”扎实开展好学习教育

坚持领导带头。党委政法委和政法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安排部署，切实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自觉主动，工作上狠抓落实。政法各部门要根据中央和市委的安排部署，制定好教育活动的具体措施，保证教育活动有条不紊地扎实开展。要注重培养和树立先进典型，努力发挥他们在工作中的示范带动作用。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大力宣传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及其取得的显著成效，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政法部门领导要带头参加学习，带头查找问题，带头制定整改措施，带头抓好落实，要按照省、市委政法委的具体要求，制定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要加强专题调查研究，积极探索好的形式和方法，不断增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断总结好的经验做法，不断推动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取得更大的实效。

坚持学习与工作并重。要正确处理好教育活动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特别是在当前任务比较繁重的情况下，要克服把开展教育与抓工作对立起来的思想以及不联系自身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把理念口号化、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当前各项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力争在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完善维护稳定领导体制、推进基层平安建设、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取得突破，真正把教育活动的成效体现到解决突出问题、促进各项工作上来，要善于在工作中学习，通过学习推动工作，做到“两不误、两促进”，用推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来衡量和检验教育活动的成效。

坚持密切联系实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关键取决于能否紧密联系政法干警思想和政法工作的实际，真正解决好认识上和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政法各部门要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要对近年来发生的执法不公正、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对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剖析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深入开展大讨论，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切实解决“权从何来，为谁掌权、为谁执法，如何执法”的重大思想观念问题，真正在促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上取得明显成效，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政法队伍和政法工作的满意度。

坚持建立长效机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新时期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政法思想政治工作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注重制度和机制建设，确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能够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取得新的成效。政法各部门要积极探索建立干警个人自学、集中教育、定期培训等制度，帮助干警树立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理念，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和业务素质。要加强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考评制度，提高考核针对性，有效运用考核结果促进干警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自觉性何主动性。

搞好“四个结合”全面提升基层政法工作水平

一是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同我们政法系统当前开展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广大政法干警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打牢政法干警“公正执法、一心为民”的思想基础。

二是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同争当争先创优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学历教育、岗位培训、岗位练兵和创建示范岗等多种方式，树立起一批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工作的先进典型，在全县政法系统形成一种争先创优的良好风气，以先进典型带动教育活动的全面开展，营造政法干警“争先创优、乐于奉献”的工作氛围。

第2篇

本文结合民生银行公司治理实践,就如何加强董事会建设、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谈几点看法与体会。

正确区分“三会一层”的职责界面,明确董事会职责定位

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董事会具有“决策与控制”的职能,居于公司治理的中心环节。董事会的有效运行,决定着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健全与否,从而直接影响着商业银行的效率与风险状况。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唯有强大的董事会,才有强大的公司。”其正是强调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强调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果,首先要抓好董事会建设。但是,突出董事会的核心作用,并不是说董事会可以在公司治理中“包打天下”、“唯我独尊”,而是应该在正确划分并明晰“三会一层”职责边界的前提下,界定清楚董事会职能定位和工作重点,要保障董事会工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从根本上讲,只有保障“三会一层”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才能提高公司治理的整体效果。

以民生银行为例,划分并明晰“三会一层”职责边界及其基本工作机制是通过不断修订《公司章程》来实现的。我们认为,《公司章程》是银行内部的“基本法”或“根本大法”,一个完善的《公司章程》是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高效运营的关键和基础。民生银行成立伊始,即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通过自身的公司章程,该章程借鉴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对各方的责权利、职责边界进行了约定。但由于当时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认识不足以及相关部门也缺乏明确的指引,使得最初的公司章程显得比较肤浅(整个公司章程仅有32条)。随着公司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化及监管部门对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不断完善,民生银行公司章程也经历了一个反复修订、不断完善的过程。目前民生银行公司章程已经历20余次修订,几次重要的修订时机主要是在A股上市、《公司法》及《证券法》的出台和修订、监管部门(包括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关于公司治理法规的出台及其修订、适应申请香港上市要求等时进行的。每次修订我们都十分重视,董事会设章程修改小组,并在法律顾问的配合下,力争使公司章程满足监管要求并适应本行公司治理的实际需求。目前,民生银行公司章程全文23章,共计336条。通过公司章程的修订和完善,民生银行“三会一层”之间权责划分越来越明晰,为民生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界定清楚了董事会的职责范围后,确定董事会的重点工作就成为董事会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人认为,战略管理、风险管控、绩效管理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是商业银行董事会的基本职责,也是商业银行董事会的工作重点。紧紧抓住这四个环节开展工作,才能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在这四项基本职责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战略管理。董事会必须为经理管理层明确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及发展路径。通过风险战略制订、资本管理及督导完善内控框架和风险管理体系等方式履行风险管控职能。要倡导良好的绩效文化,重点做好高级管理层的绩效管理工作,对高管层组织实施发展战略、风险战略情况以及经营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的考核与奖惩。对于民生银行,董事会也把建立“公开透明、高效和谐”的公司治理机制作为重要职责,力争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经营管理层负责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但在经营管理中必须贯彻执行董事会制订的发展战略、风险战略,并根据董事会制订的发展战略、风险战略制订年度经营计划和经营目标,上报董事会审议批准。在民生银行,董事会不直接插手日常经营管理,而是通过制订发展战略、风险管理战略去指挥银行的经营活动,并通过经营绩效的考核与评价,兑现业绩薪酬,来保障战略规划的实施。

然而,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三会一层”各司其职开展工作,仅仅是完善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效率的角度讲,仅仅强调“三会一层”各司其职是不够的,还必须强化“三会一层”之间相互协调和配合问题,要形成合力,步调一致。否则,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矛盾,公司治理的效率就必然会下降。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中心环节,必须加强“三会一层”之间的沟通交流工作,对重要问题要通过沟通交流达成共识。本人认为,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起核心作用的一个关键就体现在沟通交流环节上。“制度与规定”是冷冰冰的东西,缺乏人情味,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能够促进“三会一层”之间的相互配合,从而提高公司治理的水平。另外一个问题是,商业银行董事长也要有一个良好的定位。在民生银行,本人是董事长,但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老板、最高决策者。本人对自己的定位是:董事会的牵头人,会议的主持人。作为董事会的牵头人、协调人,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加强“三会一层”的沟通交流工作,促进公司治理的和谐高效。同时,作为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的主席,本人工作的重点是战略制订、战略调整,推动战略规划的实施,包括推动战略性的重大改革及经营模式的转变。

董事会要贯彻科学发展观,抓好战略管理

董事会工作不能陷入具体事务,必须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围绕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和发展战略三个环节输出“软实力”,其中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决定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银行健康发展的灵魂,而发展战略则是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集中体现。商业银行董事会应在树立正确经营发展理念、优良企业文化的基础上,集中力量编制出一个符合自身实际的行动纲领,这是董事会行使战略管理职能的关键环节。就民生银行而言,我们的董事会主要从战略制订、战略实施、战略调整三个方面强化战略管理职能。

战略制订。2006年,本人当选董事长后,着手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订《民生银行五年发展纲要》(简称《纲要》)。当时,董事会专门设立了工作组召开研讨会,认真回顾民生银行十年发展旅程,研究分析国际国内金融发展趋势,工作组起草了《纲要》。那时我们认为,民生银行已经成功渡过了生存阶段,正步入战略转型阶段。《纲要》分析了实施战略转型的必要性,描述了转型期战略性调整的涵义,确定了战略转型阶段的总体目标,并从公司治理、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对外并购、风险管控、国际化、人力资源管理、文化与品牌等八个方面构建了目标体系及其实现策略。本人认为,董事会研究制订发展战略的过程也是董事会内部对重大发展问题充分沟通交流、达成共识的一个过程;发展战略作为一个共同的行动指南和纲领,有利于统一董事会成员的思想认识,也有利于提高未来董事会的决策效率。

推动战略实施。《纲要》编制完成后,经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研究通过,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然后开始组织战略实施,主要举措包括:一是宣讲《纲要》,统一全行思想认识。董事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宣传与推广活动,包括印制下发《纲要》单行本、邀请总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分行领导班子畅谈五年规划、在分行行长会议上召开“五年发展纲要专题会”、组织《纲要》巡讲团分别到分行进行巡讲。这些活动促进了基层员工对《纲要》的深入理解,得到了全行各级员工的广泛认同,使之成为全行上下一致的行动指南。同时,通过媒体见面会、投资者交流会等多种形式对外宣传《纲要》的精神及民生银行未来的发展蓝图。

二是在宣传推广的基础上,制订《五年发展纲要实施方案》,对《纲要》的实施工作做出具体安排,并编制《五年发展纲要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推动总行和相关责任部门制订初步实施方案。对于《纲要》的实施进展情况和行内重大改革情况,全面启动监测评估工作,以保障《纲要》的顺利实施及董事会决议的全面贯彻落实。

三是适应战略转型需要,全面实施内部的调整提升。为适应战略转型的需要,董事会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集中全行上下的智慧,反复研究讨论,推动经营管理层制订了《公司金融事业部改革方案》,对全行公司业务主要产品线和行业线实行事业部管理体制,并重新界定了分行、支行的定位与职能,优化中后台机构设置,按照流程银行的要求打造专业化管理与专业化销售模式。

四是探索多元化、国际化的发展模式。经营多元化、国际化是《纲要》确立的发展方向,根据《纲要》实施方案,在董事会的统一领导下,探索推进多元化、国际化的发展进程,目前以民生银行为主体投资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基金公司已经开业运营,另外,民生银行于2009年11月26日H股成功发行上市也实现了资本国际化。

战略调整。战略发展规划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必须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战略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是董事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目前,《纲要》已经实施了几年的时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也发生深刻的变化,现在看来,原来的《纲要》还是稍显单薄,内涵不足,因此,民生银行董事会于2010年着手修订《纲要》,进行战略调整。未来目标是要把民生银行办成一家最具特色、盈利能力强的银行,那么,市场该如何定位?如何实现未来目标?这些就成为目前实施战略调整的具体内容。

董事会要明晰风险管理政策,推动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做好风险管控工作

依据中国银监会的监管要求,董事会对银行风险负有最终责任,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中要发挥核心作用。我们的体会是:董事会主要是通过风险管理基本政策的制订、资本管理以及督导完善内控框架和风险管理体系等方式履行风险管控职能,发挥在风险管理中的核心作用。民生银行董事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风险管理:

制订年度风险管理基本政策并监督执行

民生银行每年由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牵头,组成领导小组和起草小组,聘请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参与,共同编制《中国民生银行年度风险管理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紧密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和民生银行风险管理工作实践,指出年度风险管理的关注要点,提出年度风险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明晰风险管理政策、风险标准、风险偏好,并对《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与评估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指导意见》编制完成后经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研究讨论,报董事会审议批准。

《指导意见》作为董事会风险管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董事会要求全行上下应高度重视,积极贯彻落实。管理层要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做出具体安排部署,提出定量指标的年度目标值,落实风险管理各项工作的目标责任和完成时限,于《指导意见》发文后15个工作日内报董事会备案。二季度末和年底,管理层要对《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自检、自评和总结,并分别于6月和12月后10个工作日内向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提交专题工作报告。同时,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要加强对《指导意见》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评估工作,每半年向董事会做一次报告。全行各级机构要将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的情况作为银行经营管理工作绩效评定的重要内容。

督导促进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根据董事会的部署,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会同管理层已经制订了《民生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规划》(简称《规划》),并已经提交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议通过。在规划期内,民生银行将以建设成为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领先的银行为发展愿景,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COSO全面风险管理总体要求,借鉴国际国内风险管理先进银行的最佳实践,立足于民生银行实际情况,根据业务发展战略需要,坚持“风险与业务发展相协调,风险与收益相均衡,风险与资本约束相适应”的风险管理原则,建设体制完善、技术先进、流程高效、服务优良的风险管理公共平台,大力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实现民生银行风险管理的六大转变。即:从“单一信用风险管理”转向“全面风险管理”,从“控制风险”转向“主动管理与经营风险”,从“资产负债管理”转向“资本管理”,从“简单关注风控指标”转向“全过程风险管理”,从“经验定性管理”转向“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管理”,从“静态创利与不良考核”转向“动态风险调整后收益(RAROC)和经济增加值(EVA)考核”。董事会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将督促管理层依据《规划》要求,建立领先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督促管理层制订实施《新资本协议实施工作方案》,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新资本协议从表面上看是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的改进,但其核心是完善风险管理体制和制度,将风险管理视野拓展到全面风险管理,保证银行的稳健经营。因此,为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根据董事会部署,由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督办,民生银行已经制订了《中国民生银行新资本协议实施工作方案》,并已经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目前民生银行董事会也已审议批准。民生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总目标是到2013 年底前,成为被银监会批准的新资本协议达标银行。

加强超风险限额业务审批管理,强化董事会风险管理职能

为加强董事会对银行重大风险业务的把控能力,切实发挥董事会的风险管理职能,根据董事会风险管理工作的需要,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制订了《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会超风险限额业务审批管理办法》。风险限额是指董事会在资本耗用、资本收益、风险控制等方面设定的额度、条件及标准,超风险限额业务须经审批后方可办理。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将受董事会授权,负责设定与调险限额,审核超风险限额业务的审批要件,并遵照节约资本、提高收益、降低风险的原则进行审批与管理。

完善资本管理制度,加强资本管理与规划,努力保障资本充足

为了强化民生银行的资本统筹管理,强化资本约束观念,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牵头修订了《中国民生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新修订的《资本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民生集团层面的资本管理架构、工作要素和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等内容。同时,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制订了《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会资本分配与考核管理办法》,其基本原则是根据经营环境和融资环境的变化,建立资本提前配置和有偿使用机制,明确对经营管理层的资本考核指标、资本分配流程和资本考核与评价等具体内容,目的是防止发生资本充足率失控的现象。另外,董事会也加强了资本规划管理,2009年8月份,根据银监会的监管要求(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0%),民生银行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牵头制订了《中国民生银行2009〜2011年资本规划》、《中国民生银行2009〜2011年资本补充规划》,力争保障资本充足稳健。

建立风险报告制度,确保董事会的风险知情权

董事会及其风险管理委员会必须有渠道获取有效的风险信息,而且风险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全面、易于理解和重点突出,否则,董事会无法履行风险管理的指导与评估职责。为此,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制订了《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会风险报告制度》,对风险报告的内容、时限、报告方式以及隐瞒不报的责任等都做了明确规定。风险报告制度的建立,确保了董事会的风险知情权,有利于发挥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中的核心作用。

完善绩效考评制度,发挥董事会绩效管理职能

董事会绩效管理的主要对象是董事会直接聘任的高级管理层人员,其绩效管理职能首先要倡导积极健康的绩效文化,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一般而言,董事会绩效管理要以发展战略为导向,建立绩效考评制度,不断完善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并严格依据考评结果兑现奖惩,就能够有效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在民生银行,董事会绩效管理主要工作从以下方面着手:

建立高管人员尽职考评制度

为了建立、健全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高级管理人员不断提升胜任能力,促进经营目标的实现,董事会研究制订了《民生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尽职考评试行办法》。在民生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尽职考评是董事会发起组织的,基于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岗位职责,完成董事会下达的经营管理目标情况所进行的考评工作,不同于上级组织部门发起和实施的领导班子及成员年度综合考评。高级管理人员的尽职考评内容分两个部分即领导力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依据制度规定,董事会每年组织一次考评工作,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

不断完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早期民生银行绩效考核指标比较注重净利润指标的完成情况,而且考核指标单一。近年来董事会根据《纲要》的要求,为了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注重股东回报,修订了高级管理人员关键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体系,考核指标扩展到净利润、净资产回报率、市值增长率、不良资产率、营业费用占营业净收入比例。近期,民生银行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又进一步完善高管人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增加了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的考核指标,这对于提高全行资本收益水平、风险管理水平将起到很好的积极作用。

督导管理层完善对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

董事会应督导经营管理层按照董事会确定的经营发展理念和战略发展目标,结合战略转型和业务结构调整的需要,完善对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引导全行“一盘棋”地去争取实现战略发展目标。比如,为贯彻民生银行董事会提出的“资本约束理念”,董事会在考评上引导高级管理层必须在资本约束下实施精细化管理,改变高资本消耗和粗放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同时,督促高级管理层建立以资本收益为核心的考核体制,开展对分支机构资本收益考核,促进各分支机构节约使用资本,鼓励分支机构转变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收入业务,积极采取差异化发展政策,尽快改善客户结构、业务结构和盈利结构,提高资本收益和整体经营效益。

加强董事会自身建设,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民生银行是一家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股份制银行,产权清晰,股权比较分散(单一最大股东也只占股份的百分之几),主要股东都是国内著名的民营企业家。这种股权结构决定了民生银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具有高度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因此,在民生银行董事会的讨论中,董事踊跃表达观点甚至出现激烈争论,是常有的现象。

本人向来认为,股权结构合理,产权关系明晰,是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础,由此产生的民主决策也有利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科学决策。这本身不是什么坏事情。但是,新闻媒体往往不这样看。媒体一看到董事会公告中有反对票,就得出“民生银行董事会争斗”之类的结论。其实,每年民生银行董事会都要召开多次会议,审议上百个议案,每年总会有董事对议案提出异议,从而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这在民生银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难道每个议案都全票通过就正常了?难道董事会一团和气没有争论就正常吗?在本人看来,存在争论和反对票,恰恰表明了民生银行公司治理的优点和民主决策的特点。

另一方面,股权分散、决策高度民主化,虽然有利于科学决策,但容易产生不同意见,往往影响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因此如何构建“和谐、高效的董事会”就成为民生银行的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2006年本人当选董事长以后,就把“公开透明、和谐高效”作为公司治理的追求目标,并采取多种措施以加强董事会的自身建设,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其主要如下:

加强制度建设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我们修订或者重新制订了近40项公司治理的制度,包括议事规则、工作程序、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等,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完善制度建设,优化决策程序。比如修订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把董事会会议分为“决策性会议”和“非决策性会议”,即增加了“非决策性会议”制度,并制订了“非决策性会议规则”。简单地说,就是把务虚和决策分开,每个季度董事会要召开一次议事务虚会,努力把它办成全体董事信息共享、沟通协调、达成共识的交流平台,董事们可以把各种声音充分表达清楚。但到了决策时间,董事就要独立行使自己的表决权,不能再议而不决。再比如,原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责范围不够明晰,工作程序也缺乏可操作性,必须修订。因此,我们借鉴国内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运作的经验,根据公司章程赋予的委员会职能范围,细化了各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职责权限,进一步明确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工作程序分为提案工作程序、决策事项工作程序、报告工作程序、临时特殊提案处置程序及反馈,提案工作程序又分为提案动议、提案审议、提案提交),使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根据不同委员会的职责范围,确定其授权决策事项。

强化董事履职责任

为强化民生银行董事自律约束,促进董事勤勉尽责,提高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水平,民生银行制订了《中国民生银行董事履职尽责自律条例》。该条例明确了全体董事的义务,规定了基本职责、尽职要求、不当行为及失职问责,并对董事履职情况进行评价与通报。对董事履职情况,民生银行监事会每年都要进行监督,出具监督评价报告。

做实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

首先,从制度上强调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我们规定:“董事会决策性会议提案必须先由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研究,讨论通过后再提交董事会审议,委员会审议不通过的议案一律不上董事会。”

其次,明确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和授权事项。

再次,制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年度工作目标。

最后,委员会主席要向董事会报告议案在委员会讨论的情况、表决的情况以及不同的意见。

民生银行的体会是:委员会工作做实了,董事会决策效率和决策水平就容易提高。据统计,2009年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共召开会议10次,风险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5次、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7次、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召开会议7次,提名委员会召开会议4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会议3次,共审议公司财务报告、决算、年度预算、不良资产的核销,设立信用卡公司、设立民生村镇银行等提案100多项,为董事会的高效工作和科学决策打下坚实基础。

实行独立董事上班制度

依据国际经验,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发挥独立董事的专家作用,以强化董事会工作的有效性。但是,独立董事一般为兼职董事,多为社会名流或专家,工作繁忙,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履行董事义务,因此,独立董事及以独立董事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就很难有效地开展工作。为解决这一矛盾,民生银行自2007年3月份开始实施了独立董事到行内上班制度,规定独立董事每月上班1〜2天,并为独立董事安排了专门的办公室和办公设备。目前6名独立董事均能够按规定执行上班制度。民生银行董事会下设6个专门委员会,其中5个专门委员会的主席由独立董事出任,独立董事上班制度将有利于推动专门委员会工作的开展。从实施情况看,独立董事上班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所属委员会的工作事项,研究并确定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听取管理层或总行部门的工作汇报,讨论制订相关制度等。

据统计,2009年董事会6名独立董事累计到行内工作超过60个工作日,工作内容函盖课题研究、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听取业务部门汇报、提出专业性指导意见等,有力地促进了委员会和董事会的工作。

加强董事培训

董事培训是董事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民生银行每年都制订《董事培训计划》。通过专家讲座、同业研讨会、出国考察、参加监管部门统一组织的培训等形式的培训活动,使得本行董事会成员能够跟踪国内外先进公司治理的模式和实践,学习金融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新知识新理念,了解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熟知各项监管法规,深入了解本行经营状况。通过培训,有利于提升董事会的决策能力、决策水平和决策效率,迎接多元化、国际化的挑战,保障银行战略转型和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在2009年,利用四次董事会非决策性会议平台,先后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投行专家、监管部门领导,给全体董事做了12个主题培训。2009年下半年,还安排了一次董事、监事到欧洲国际化大银行的考察、学习活动。

打造研究型董事会

主要方法是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席或独立董事为主体,结合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精选调查研究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形成阶段性研究成果,为董事会主动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公司经营管理提供前瞻性的指导意见。2008年,根据《纲要》和董事会的相关决议,精选出九个研究课题开展研究,到2009年初,这九个课题全部完成,质量非常高,并得到了银监会和证监会领导们的高度评价。2009年董事会成立了专题研究小组,研究公司价值管理、品牌建设问题,确立未来公司价值管理和品牌建设的目标体系,拟定品牌建设规划和相应策略,不断提升公司品牌形象。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先后就微小企业贷款、信用卡业务风险、董事会风险治理、董事会风险指标体系、通胀预期下的信贷行业趋势及调整、通胀预期下民生银行业务发展等内容开展了六项调研工作。

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加强信息沟通

实践表明,影响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决策效率和决策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足够的信息。信息不及时、不对称,直接影响对议案的讨论和决策。为此民生银行建立了多层次的信息沟通机制,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加强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共享及沟通。主要措施包括:逐步完善经营管理层面向董事会的经营报告制度及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建立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与总行相关部室工作对接联系制度;编辑《董事会工作通讯》(2009年有12期)、《内部参考》(2009年出了50期),及时反映董事会重大决策、中心工作及热点问题,从而促进董事会与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沟通;专门委员会组织的内部调研与座谈。另外,独立董事上班制度、董事会非决策性会议平台本身也是加强信息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

第3篇

强化社会监督，推动公开管理，近年来在我国各行政执法部门大行其道，成为依法治国的新战略、大趋势。我局顺应时代潮流，牢牢把握行风建设为税收工作保驾护航这一要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将税务执法和税收工作置于社会有效监督之下。二oo二年，我局在全县范围内实行了“以票管税”和公开评定“双定”户税额，奠定了“社会化评税”活动的雏形。二oo三年四月，**市国家税务局印发了在全系统《开展“社会化评税”活动安排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安排意见》）。该《安排意见》中提出了评议、监督的五个方面和八种方式。即：评议监督全市国税系统执行国家税收政策、法规情况，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改善投资软环境情况，“双定户”实行社会化评税情况，“服务窗口”优质服务竞赛活动情况。活动方式为开展税收宣传活动，税务咨询活动，行风评议活动，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参与“双定户”评税工作，纪检监察明查暗访活动，举行听证会，方便纳税人和人民群众投诉，公布相关税风税纪规定等。文件的下达，对我局“社会化评税”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在实践中不断的摸索与完善，我局已形成了“社会化评税”活动在认识、方法、步骤和措施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具有自身独特的方式方法。

广开公开、公示渠道

在办税服务窗口公开税收法规、岗位责任、办税程序、服务标准、办税时限、违章处罚、工作纪律、社会监督八项制度，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公开办税的系列制度放大上墙，在显耀位置安放税法宣传栏、告示栏等，个体户税额、纳税户完税情况一览表、欠税情况一览表等征管资料均对外公示。充分利用**国税信息网站和《**税务》期刊以及电视台、报刊等媒体通报工作情况，宣传税收法规。在宣传对象上坚持面向社会各阶层，面向纳税人，面向党政领导。在宣传形式上以税法宣传月活动为基础，进行经常化的宣传活动，做到大型活动定期搞，小型活动不间断。在宣传内容上加大对纳税人权益保障的宣传力度，让纳税人明白并享受到自己的纳税权益；更多地宣传了税收职能和作用，使群众真正理解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还把公开办税列入工作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在我局涉税服务和税法宣传不到位、不作为责任追究制度中规定：在税法宣传、政策咨询、纳税辅导等工作中态度不端正的给予处罚。同时把报刊、内部信息期刊上发表涉税稿件的数量也列入综合考核的计分范围。

完善社会评议办法

税额评定。在“双定”户的评定中严格遵循“业户自报、典型调查、民主评议、分局核定、县局审批、三榜定案、社会监督”的程序，在内部管理中也实行了调查、考核、拟定税额分离制度，使税收公平、公正的原则得到充分的保障。在个体工商户税额评定工作中，争取到工商、地税、财政、个协、党政、人大、政协等方面的力量，直至有关个体工商户的亲友，共同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把矛盾化解到最低程度。三榜定案过程中，不仅纸质张榜，黑板报公布，还在有线电视台上公布。每次公布留十天申诉期。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先后变动五次才最终定案。其结果，不仅赢得了广大纳税人的满意，还对一批原定税额偏低的个体户调高了税额。如个体户黄向宁，过去定税每月120元，本人还不断提出“定高了”，要求调低的请求，实行“以票管税”、多家对其评税和定期定额相结合的办法后，月均纳税1300元左右，本人心服口服。

行风评议。在社会化评税理念的影响下，我局在地方行风评议活动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积极参与。常年聘请了社会义务监督员16名，聘请范围主要集中在人大、政协、纠风办以及社会各界名流，他们有威望，处事公道，评议能力强，很有说服力。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征求他们对税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还采取同样的方法了解纳税人的需求，对合理要求尽量满足，对不合理的要求耐心解释，依法释疑，以理释疑。

评议监督。与每位干部签定了廉洁从政、诚实守信责任书，与干部家属签定了家庭廉洁承诺书，并将税务人员十五不准等廉政规定印成小册发给每位税干家属，明确了反腐倡廉、勤政为民的责任。通过明察暗访、问卷调查、使用廉政监督回复卡、执法监督卡和稽查回访等方式方法，广泛深入地征求和采纳社会各界、广大纳税人对每个国税干部的意见。对所征求意见进行认真梳理，有针对性地下茬一一整改，对于违纪问题随发现随处理，做到防微杜渐，警钟常鸣。

优质服务竞赛。两年来，我局实施了“优质服务明星”、“优质办税窗口”等评比竞赛活动。对涉及提高服务质量，为纳税人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服务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整合，分为是否着装挂牌上岗，举止、仪容端庄，有无制服混穿现象；工作是否热情周到，有礼貌，文明用语是否规范，有无存在讲粗话、文明忌语和同纳税人争吵现象；是否推行“首问负责制”，视其工作程序和工作时限，提倡“马上就办”，对纳税人来访或来电，第一接待或受话人是否作为第一责任人并及时办理。对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是否积极主动联系具体经办人，有无相互推诿、搪塞了事现象；对纳税人的咨询或来访，是否耐心细致地做好解答，有无方法简单粗暴，不耐心，怕麻烦现象；是否按时上、下班，有无存在上、下班迟到、早退、旷工以及上班时间闲聊、溜岗、串岗、擅离职守现象；工作是否积极主动，是否创造性、开拓性地完成了本职工作，有无存在工作主动性不强，工作效率低等六类。各专业局、分局，按月评选出一名“优质服务明星”和一名相对后进人员，对连续三次评选出的“优质服务明星”，县局给予适当经济奖励，并作为公务员评先树优的依据；对评选出的相对后进人员，作为年终公务员考评和公务员末位待岗的一项重要依据，纳入综合考评。同时还在办税服务大厅开展了纳税人评选优质服务明星活动，每月由考评办负责收集选票，对当选者予以通报表彰。今年还将采取每季度末，由监察室、人教科随机抽选纳税人代表若干名，实行背靠背地对办税人员进行评议打分，使其评议结果更具真实性。

评议纳税人。税企互动评议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在税法宣传月期间召开诚信纳税户表彰大会，对先进纳税户进行表彰。近期，我们还按照上级下发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办法，与地税局一起，已评出第一批a级诚信纳税户。对当选的a级诚信纳税户，县局规定每年实施一次检查，对连续两年检查无偷税等问题的纳税户，实施2年或3年检查一次。随着评议纳税人活动的逐步展开，诚信纳税被社会视为企业的金字招牌，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发展。

打造优化服务品牌

社会化评税活动的开展，对国税机关和广大税务干部来说是鼓励，是鞭策，是挑战，更是机遇。我局今年将以社会化评税活动为载体，打造优化服务品牌，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深层次的服务，增强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的自觉性。根据纳税人的实际需求，提出了“实行政策咨询服务、效率服务、执法服务和科技服务”，并为此推出了限时服务、上门服务、朝九晚五工作制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服务措施，初步搭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服务体系。

增强服务观念，由监督打击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在长期的税收工作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要转变服务观念，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税收执法的内涵，公平、公正、公开地服务于纳税人，改变以往注重对纳税人防范、检查和惩罚的观念，相信大多数纳税人都能够履行公民义务，依法申报纳税。因此，我们积极推行“一窗式”申报等服务方式，进一步简化了办税程序和有关审批手续；突出税源监管和纳税人合理需求，强调税收公共服务功能，营造优良的办税环境，使执法和服务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征管效率和质量不断提高；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由浅层次的服务向深层次的服务转变，由一张笑脸、一杯热茶的服务向公正执法的服务转变。纳税人既需要办税人员热情的态度，也需要办税效率，更需要执法公正，不收人情税、关系税。淡化权力意识，牢固树立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义务的观念，充分认识到搞好服务是提高征管水平的重要手段，始终把尊重纳税人、理解纳税人、关心纳税人贯穿在税收征管的全过程，积极、主动、及时地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便捷、实惠的服务。

拓宽服务体系，创建一个便捷服务场所。我局在税收征管改革中建立了征前稽核、发票领购、发票开具、税款入库等功能较全的办税服务厅，这是目前纳税服务体系的重要场所。在有了较好 “硬件” 的基础上，更注重加强“软件”建设，使之功能齐全、服务便捷，可以集中、高效地提供所有的纳税服务，既包括税务登记、申报纳税、票表供应、涉税事项审核(批)等征管前沿性工作，又包括税务公开、宣传送达、辅导咨询、办税培训、受理申诉等征管基础性工作。在办税服务厅里，纳税服务的有关制度，如首问责任制、限时服务制等，都能直接得到体现；县局及时开通了一条电话服务热线。建立纳税服务热线并向社会公布，及时为纳税人提供税收基本法规和办税指南咨询；提供纳税申报、预约服务等；建立了一个税收服务网站。利用网络资源共享、信息互通、随时在线的特点，建立了**国税网站，同时向所有纳税人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纳税服务，包括宣传税法和税收政策，解答纳税人的疑难问题，进行税收执法公示，公布税务案件，收集纳税人意见等；开辟一份纳税服务指南。通过编发纳税服务指南，及时进行税法宣传，普及税收知识，报道税收工作动态，进一步加强征纳双方的沟通与联系。

完善服务手段，积极探索个性化服务。由于纳税人的情况千差万别，普遍服务不能完全满足所有纳税人的需求。因此，我局在普遍服务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纳税人的特点和需求，主动提供更加周到细致的个性化服务，如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开通流动服务车、征纳双向互动服务等，及时解决纳税人的合理要求。纳税服务是一种提出需求和满足需求的动态过程，其关键在于征纳双方及时准确传递信息，使征纳双方实现双赢。因此，我局建立健全了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如通过信件、电话、网络等建立固定的收集纳税人意见和进行反馈的渠道，努力减少信息不对称，增进征纳双方的了解沟通和双向互动。许多纳税人纷纷反映：现在的国税局执法公正了、办税透明了、服务水平也提高了，虽然我们有的个体户税款比以前交的还多，但我们心服口复。2003年底，**县城关镇黎胜秀等十余纳税户为我局赠送的“执法公正，服务一流”的牌匾，证明了社会化评税活动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纳税人的普遍欢迎。

我们的体会

通过对社会化评税活动的实践和对其认识问题的探讨。我们对这一活动有了一些肤浅的体会。

1、“社会化评税”是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监督、评议税务机关和税务工作人员的行政执法活动和整个税收工作的活动，是广大纳税人对税收服务质量的评议和征纳双方的互动。其核心内涵是让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帮助和配合，促进税收队伍的建设和税务执法征管工作，确保我们税收事业的健康顺利发展，实现依法治税的战略目标。

第4篇

关键字： 留级生心理社会支持

留级生是大学中的“弱势群体”与“边缘群体”，很多降级学生或多或少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很容易产生悲观、失望、焦虑、抑郁、恐惧等负面情绪。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特点：1、留级生普遍存在自卑心理。2、留级生中普遍存在学习目的性不明确的问题。3、难以约束，不服从管理。4、形成一个孤立的“边缘群体”。 5、自制力差、意志不坚定。6、高校留级生基本都是男生，退学比例大。

一、开展大学生留级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支持的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问卷的收集与使用。为了保证二本次研究的科学性与可靠性，研究采用了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两个的调研量表。进一步对大学生留级情况在局部进行了摸底调查，得到了珍贵的数据。针对各个数据运用专门的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留级大学生的现状又有了新的认识，为以后留级大学生的各方面关注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调查对象。采取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对南航航空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留级生进行集体测试。总共发放问卷 40份，回收37份，有效问卷 35份。

（三）统计工具。采用SPSS11.0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二、大学生留级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支持的研究的结果分析

1.留级生心理健康状况

根据SCL-90使用手册，量表的评定分为5级，分别为：0=从无，1=轻度，2=中度，3=相当重，4=严重，由此可知，当因子分为2时，其实表现出在此维度上其问题的严重程度为中等。在表1中，将SCL-90中的10个因子值大于2的进行检出，按人数进行排序，得出顺序为：强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际敏感因子、恐怕因子、其他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偏执因子、精神病性因子、躯体化因子。由上表可以得知，在留级生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强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际敏感因子、恐怕因子。

2.留级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

由表2相关性分析可知，留级生社会支持的3个维度与SCL90部分因子和总分都存在相关。客观支持与强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际敏感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偏执因子存在显著负相关（P

三、进一步分析探讨

1.本研究结果表明，发现留级生强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际敏感因子、恐怕因子是排在前三位的因子，强迫因子高使留级生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产生强迫行为，会使得其身心健康严重下降。抑郁因子高的留级生平时表现对生活没有兴趣，学习没有动力，对未来失去信心。人际敏感因子分高的留级生平时表现为独来独往，极易形成一种孤立状态，如果不能自我进行心理调整，甚至会产生怨恨心理。

2.留级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的测试结果表明，客观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强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际敏感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偏执因子存在显著负相关。客观支持主要是物质上的支持与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参与，所以要保持高校留级生的心理健康，可以通过与留级生有关的老师、家长沟通，让他们在平时中，多给留级生主动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还有一些心理健康社团和留级生群、论坛等。

主观支持与焦虑因子、偏执因子存在显著负相关。若要改变留级生的焦虑和思想偏执状态，必须让他们感受到有人在帮助他们，所以家长、班主任、辅导员、朋友等都可以在平常中深入与留级生进行沟通，这样才能更好地让留级生在情感上得到支持。

因此，当留级生的社会支持系统完善，学会如何利用社会支持，如何帮助自己，帮助他人，用适当的方式来化解遇到的困难与困惑，缓解心理和生理的压力，可以增强留级生的心理健康，减少高校留级生管理负面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第5篇

[关键词]保险中介保险代价中介制度社会福利

一、保险代价——“逆向选择”和“道德危险”

经济学中竞争性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前提是买方和卖方都具有完全的信息。在保险经济模型一般的分析中，我们隐含的假设前提是保险人和投保人相互之间有充分了解，双方都是理性的、善意的。然而在现实中，这些假设很难成立。第一，信息不对称是绝对，买卖双方不可能完全知道对方的底细。潜在的投保人总是比保险人更清楚自己面临哪些危险，危险程度如何，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而保险人在这方面的信息劣势是绝对的。第二，虽然保险合同要求投保人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但投保人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其做事以自身经济利益为标准，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投保人一定会利用各种可能来为自己牟利。因此，投保人必然会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隐瞒自己真实危险状况，使保险人相信自己是低危险的投保人，从而达到交纳较少的保费转移较大危险损失的目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发生在交易之前，是合同前的机会主义，对市场的影响是导致“次品”驱逐“良品”，信息经济学将这种情况称为“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问题普遍存在于保险市场中。现在假设市场上只存在两类投保人，一类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较大，假定为H；另一类是后损失的可能性较小，假定为h。如果保险人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投保人面临的危险情况，他将对两投保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而实际上保险人很难清楚地了解每一个投保人面临的危险情况，无法区分H和h，那么他将按照平均水平收取保险费，这介于应向H收取的高额保险费和应向h收取的不足额保险费之间，实际上是h补贴了H。显然，H乐于接受这一水平的保险费而h可能灰拒绝，最终可能会出现只有H和保险公司进行交易。保险公司在知道了h可能放弃投保后，自然会提高保险费。而保险费提高后也可能失去部分“中危险者“参保的机会。显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可能会给双方带来经济利益的损失。

与逆向选择发生在交易之前相反，道德危险发生在交易之后。所谓的道德危险是指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签订保险合同后，其行为发生变化的倾向，其后果是导致双方收益的减少。无论是投保人还是保险人都存在道德危险的倾向。

对于投保人而言，道德危险有包括事前道德危险和事后道德危险。事前道德危险是指投保人在防损方面行为产生背离。

当然道德危险也会出现在保险人身上。譬如保险公司可能会滥用保险基金进行投机性活动，是保险基金受损的可能性增大。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不负责的行为都可以被看成道德危险问题。

从上文分析中不难看出，保险人和投保人的特定行为可能会给双方带来经济利益的损失；而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特定行为的存在既可能增加了风险损失程度又降低了福利水平。而保险中介制度的引入，尤其是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的建立，则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现状。

二、保险中介制度对提高福利水平的定性分析

1.有利于沟通信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保险中介在保险市场上作用的发挥，是由其在保险信息沟通、风险管理咨询、专业技术服务等诸方面的功能所决定的。

保险信息沟通功能，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保险市场中，建立保险中介制度，并利用其专业优势，为保险合同双方提供信息服务，是加强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沟通，协调保险合同双方的关系，促进保险经济关系良性发展的最佳选择。

风险管理咨询功能，是指保险中介公司凭借其专业技术和专家网络优势，为社会公众提供风险评估、防灾防损等风险管理咨询服务，这种特殊性的专业技术优势，使保险中介公司在保险市场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专业技术服务功能可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专业技术，在保险中介公司中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专家技术人员，能够弥补保险公司存在的人员与技术不足的问题；二是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经济合同，非一般社会公众所能理解，在保险合同双方发生争议时，由保险中介人出面，不仅能解决专业术语和条款上的疑难问题，而且容易缓解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三是协商洽谈。由于保险合同双方在保险的全过程中存在着利益矛盾，意见分歧在所难免。由于保险中介公司的介入，能够提供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的资证，供保险双方或法院裁决时参考，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和消除。

2.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

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可以改善保险市场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保险市场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产生，从而起到抑制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作用。譬如保险人，可以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投保人的信息，对投保人加以筛选，从而减少逆向选择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保险经纪人，通过其为投保人所提供保险咨询、设计投保方案、宣传保险知识等服务，既能够使投保人的风险管理更加科学，使其保险利益得到维护，又能够增强人们的保险意识，从而减少道德风险的产生；而保险公估人，通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客观地对事故发生原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进行评判，以及对保险标的损失范围、损失程度、损失数量等进行计算和确定，并出具保险公估书，然后由保险公司负责审查和赔付，这样就可以杜绝“滥赔”、“少赔”等现象的发生。

可见，保险中介制度，对保险公司而言，可以节省人力物力、缩短理赔时间，促进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对投保人而言，由第三者参与理赔活动，既公正客观，又准确及时。

3.有利于建立和完善保险公司信誉

众所周知，保险公司信誉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其市场竞争能力的强弱。尽管影响保险公司信誉的因素有诸多，但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对其信誉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保险人通常代表着保险公司的形象，而规范、完善的人制度可以使保险人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无形之中可以在人们心中树立良好的保险公司形象；而保险经纪人，则通过自己手中掌握的大量有关保险公司的信息，为保户做出最优化的选择决策，这种通过对保险公司资本实力、产品价格以及服务质量的优选，给保险公司形成了较大的市场压力，使保险公司处于被选择的境地；保险公估人的参与，使得保险事故核实、理赔等客观又及时，也会提高保险公司的可信度。

由此可见，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不仅促使保险公司极力提高自己的保险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增强竞争实力；而且，也为那些服务质量好、可信度高的保险公司向市场发出信号，为其树立良好的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

三、保险中介制度对提高福利水平的定量分析

1.从保险公司角度分析

假设在一般的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由于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机构的加盟所获得的收益为R；由于保险中介机构存在而使得保险公司管理费用的减少为M；保险公司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而给获得的赔偿损失的减少为S（这个损失包括核赔、理赔等发生的费用）；保险公司由于改善经营管理等因素所带来的收益为T；由于保险费率下降而导致保险公司收入的下降为r；保险公司支付给保险中介机构的费用为f。则保险公司的收益为：R=M+S+T-r-f。在该公式，我们可以发现收益R的大小取决于M、S、T与r、f的比较。若前三个数值M、S、T数值越大，同时后两个数值r、f越小，则R就会越大。由于保险中介机构的介入，承保费率降低使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下降（公式中的r），支付给保险中介的佣金（公式中的f）则使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提高。在保险市场比较完善的上海，由于保险中介的存在，使一般财产保险产品的费率都下降了40%~60%，而同期支付给经纪人的佣金比率一般为10%~20%。在保险中介发展的实践过程中，R可能有正有负。也就是说，仅就这方面的收益来说，具有不确定性。但加上T这个因素来看，保险中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有利于保险公司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保险公司长远发展的。

2.从投保人角度分析

从投保人角度看，其直接的收益就是保险费率下降，所缴保费的减少(公式中的r)。北京某卷烟厂，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每年财产保险所交保费约1300万元。现在该厂经过保险经纪人的投保设计后，保费支出下降了60%，近乎同样的保险保障保险费却只需约600万元，少了一半。由此可知，投保人收益甚多。另外，由于投保人保险意识逐步的增强，保险事故的发生率大大降低，以及避免了不必要的索赔，从而节省了时间和精力，获得精神上的效用(公式中的S)。

3.从整个社会角度分析

假如保险公司的人员分流到保险中介机构，则保险公司支付给保险中介机构的费用f可以补偿这部分人的劳动，保险公司由于人员减少而节约的费用可能高于支付给保险中介的佣金。所以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M的降低对社会而言就是净收益；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减少，一些事故的发生就可以避免，减少了损失S，相对而言这也是一种净收益；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下降与投保人所缴保费的减少相互抵消，对整个社会而言收益可以看为零。此外，投保人获得的精神上的效用S和促使保险公司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所带来的收益T，这是都潜在的效用。因而，整个社会从这里所获的收益为M+S+T，用这些收益去增加人们的福利，就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总之，保险中介是保险产业分工与保险组织专业化、市场化发展的产物，是保险人的合作伙伴，客观上能够促进保险市场的繁荣。保险中介制度引入到保险市场之中，可以有效改善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一定程度上降低保险代价问题，而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则是可以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1]唐运祥.保险中介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张洪涛，郑功成.保险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王德印.保险[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4]马鸣家.中国保险市场[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

第6篇

住院的妇科癌症患者作为妇科癌症组， 106例妇科良性肿瘤患者作为对照组，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分析两组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以及不同年龄段妇科癌症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 并进行比较。结果 妇科癌症组客观支持评分为（7.63±2.61）分、主观支持评分为（18.23±6.74）分、社会支持总分为（33.79±8.32）分， 均低于对照组的（8.62±3.45）、（20.88±6.61）、（36.97±8.46）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 妇科癌症患者；社会支持；护理干预；生活质量

DOI：10.14163/ki.11-5547/r.2016.35.075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social support condition in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and to investigate nursing 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There were 106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as gynecological cancer group and 106 patients with benign gynecological tumor as control group.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was applied to analyze social support level in both groups and their social support level in patients of different ages for comparison. Results The gynecological cancer group had objective support score as （7.63±2.61） points， subjective support score as （18.23±6.74） points， and total social support score as （33.79±8.32） points， which were all lower than （8.62±3.45）， （20.88±6.61） and （36.97±8.46）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ir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Key words】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Social support； Nursing intervention； Quality of life

社会支持是指来自社会各方面包括家庭、家属、朋友、同事、伙伴、社团等个人或组织所给予的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援。近年来有报道[1]认为， 社会支持能减轻疾病的症状和发展或改变患者的行为， 影响患者对治疗方案的选择， 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 进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癌症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 妇科恶性肿瘤在我国癌症发病中占有重要比例， 约占所有女性癌症发病的12%～15%， 是严重威胁妇女健康及生命安全以及生育能力的疾病[2]。本研究106例妇科癌症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进行了调查， 旨在了解妇科癌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现状， 分析原因并给予相应的护理干预， 提高其生活质量。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2015年12月在本院妇科住院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106例作为妇科癌症组， 患者均经病理报告确诊为癌症， 包括宫颈癌46例， 卵巢癌38例， 子宫内膜癌22例。排除有精神疾病， 认知障碍及有严重并发症患者， 年龄最大75岁， 最小28岁， 平均年龄（54.88±9.18）岁。

[3] 肖水源.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1994（2）：98-100.

[4] Wilcox VL， Kasl SV， Idler EL. Self-rated health and Physical disability in elderly survivors of a major medical event. J Gerontol B Psychol Sci Soc Sci， 1996， 51（2）：S96-S104.

[5] 李丹， 张洁， 张黎黎， 等.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社会支持与生存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重庆医学， 2016， 45（4）：501-503.

[6] 余喜云， 张美芬. 妇科恶性肿瘤病人疾病不确定感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现代临床护理， 2006， 6（4）：7-10.

[7] Peden AR， Hall LA， Rayens MK， et al. Neyative thinking mediates the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dpressive symptoms in coolege women. Nurs Res， 2010， 49（4）：201.

[8] 高洋洋. 癌症患者照顾者照顾负荷、家庭功能和社会支持的调查研究. 大连医科大学， 2014.

[9] 刘红伟， 郑晓波. 浅谈护患沟通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重要性. 健康必读（旬刊）， 2011（12）：125-126.

[10] 王雪仙， 周东华， 王秀平. 癌症患者社会支持水平的调查. 护理杂志， 2011， 28（16）：17-19.

[11] 罗晓红， 王国平， 陈红梅， 等. 癌症患者社会支持状况调查及护理干预. 中国误诊学杂志， 2010， 10（32）：8057.

[12] 刘艳， 徐家林， 黄俊波. 晚期癌症患者社会支持状况的调查分析及护理对策.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08， 24（31）：62-64.

[13] 沙立民， 胡秀娟. 癌症患者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因素的调查分析.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2003， 24（1）：64.

[14] 王文慧， 姜矗 杨芷， 等. 癌症患者家庭适应性与家庭坚韧力、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 护理管理杂志， 2016， 16（4）：232-234.

[15] 沈燕君. 对患者和家属的心理沟通. 国外护理分册， 2001， 20 （10）： 452-453.

[16] 邢沫， 郎晓涛， 马双莲， 等. 癌症患者疼痛状况与社会支持调查研究. 中国护理管理， 2007， 7（1）：28-31.

第7篇

关键词：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多目标模糊层次分析法

Abstract: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valuation is alway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o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But real problem is the current social impact post-evaluation not formed a complet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dex to differentiate too chao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dopts expert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summary method, from society, econom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three aspects recognition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project social impac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ase analysi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multi-objective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verify the index system of application.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social impac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multi-objective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中图分类号] F540.3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 引言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一直都是牵涉到国计民生的大事，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关于扩大公共基础项目建设要求的号召，更为其发展前景提供了导向。基于此，如何落实有效的评价工作以实现对水利工程项目的准确度量自然成为服务于水利工程实施的保障性环节，而在这其中，水利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后评价又成为其重要一环。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社会影响后评价的研究主要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维度展开。其一研究内容方面：夏立明等[1]以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为出发点，构建了关于国家、地方、项目社区三个层面的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陈媛媛等[2]在阐述新校区建设项目对社会影响内容的基础上，从对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当地社区三个方面建立了评价体系。其二研究方法方面：罗时朋等[3]提出运用逻辑框架法来实现水电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后评价；唐小娟等[4]则指出应用有无对比的方法实现水利灌溉项目的社会影响后评价。

因此，综合来看，由于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问题复杂，涉及众多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常常包含着主观性、随机性和模糊性，这使得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缺乏科学性和操作性。所以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的可靠性进行检验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创新。

2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的概念

总结以往文献，在对水利工程项目的社会后评价、社会效益后评价、社会影响后评价等相关概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将其社会影响后评价的概念定义为：已建成水利工程项目在社会经济与社会环境影响等方面为社会发展目标所作贡献与影响的评价。

2.2 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笔者将相关文献中关于水利工程社会影响后评价的评价指标分成三个层次，用以构建其社会影响后评价的指标体系。从高到低依次为：综合指标、分领域指标、和具体（单项）指标。该指标体系是一种纵向与横向相结合、上下贯通、环环相扣的有机结构：纵向结构上，一方面指标数值自下而上依次递进由具体到抽象不断综合，直至形成一个最终的综合指数，另一方面指标概念从上而下逐层由抽象不断向具体分解，直至形成个体的原始指标。横向结构上从第二层次开始，每层次都包括若干指标，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或方面。上述三级指标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整体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指标体系构建的整体框架

资料来源：自行绘制

以上述指标构建框架为基础，同时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与规范性、系统性与完备性、可操作性、指标权重的合理性、评价方法的适应性原则，采取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手段，通过专家意见及相关数学方法进行指标的分类合并和筛选剔除[3―6]，最终构建出水利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如图2所示：

图2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自行绘制

2.2 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评价准则

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完成以后，需要以单项指标为对象，对其展开针对性的评价与描述。具体评价准则如表1所示：

表1 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评价准则

3 实证分析

以天津市某一泵站项目为例，结合项目后评价理论，从已给出的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入手，引进多目标模糊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并开展有效评价，用以实现对该水利工程项目的可行性验证。具体实施与操作步骤为：

第一步 建立指标体系评价等级。依次为：Ⅰ很好、Ⅱ较好、Ⅲ一般、Ⅳ较差、Ⅴ很差。

第二步 构造各层的模糊评判矩阵。由专家采用1―9级及其倒数的评定标度给出各层次指标的判断矩阵。

第三步 确定各因素在模糊评判中所占的权重。根据专家给出的判断矩阵,计算出它们相对于上一层的相对权重。求解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评价指标权重

资料来源：自行绘制

第四步 建立评价矩阵。为了提高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的准确度、真实性与可靠性，通过对有关部门及技术人员进行指标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76份，得到综合数据统计表如表3所示：

表3 综合数据统计表

资料来源：自行绘制

依据（为各指标问卷统计数，为总问卷数），得到各评价矩阵分别为：

第五步 计算最终权重。根据每层计算得到的权重，通过底层和高层之间的层次关系可计算得到最终权重。

首先依据公式（为指标第二层各权重，为各评价矩阵）求得层的综合评价为：

=

同理计算得：

然后依据公式 (此处为上面求出的层的综合评价)得：

=

综上所述，得出该泵站项目的最终评价结果。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评价结果中认为很好的比例占24.29%，较好的比例为37.96%，一般的比例为33.77%，较差的比例为2.76%，最差的比例为1.22%。总体来说，认为该项目较好以上的比例占到62.25%，已超过一般，因此说明该项目达到了总体建设的要求。

4 结论

通过对天津市某一泵站项目引进多目标模糊层次分析法进行社会影响后评价的数据计算与分析，进一步验证应用于水利工程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正确性和实用性，使其可以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得以推广使用。然而如何结合指标体系运用更加科学的评价方法实现对水利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成为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 夏立明，陈树平，孙丽. 高速公路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建筑经济，2010（3）：92-95.

[2] 陈媛媛，朱跃钊，汪霄．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社会影响的后评价主要指标的分析与构建[J]. 价值工程，2008 (5)： 24-27.

[3] 罗时朋，张松. 基于逻辑框架法的水电工程社会影响后评价[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31(15):69-72.

[4] 唐小娟，李元红，刘佳莉. 甘肃省节水灌溉项目社会影响后评价研究[J]. 人民黄河,2010(1): 65-68.

[5] 毛春梅，胡维松. 关于水利工程的后评价[J].水利经济，1998（7）： 70-73.

[6] 曲炜. 水利工程项目后评价理论探讨[D].南京：河海大学，2001.3.

作者简介：（1）陈树平，天津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管理学硕士，助工，主要从事水利工程合同管理研究；

（2）李伟，天津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工学学士，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利工程项目管理研究；

第8篇

论文关键词: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性　非均衡性　农村社会养老

论文摘要: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结构及社会化程度，我国农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农村东中西部收入及各地区内农民收入差距明显。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应区分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分别进行设计，建立非均衡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探索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新途径。然而，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农村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大，发展极不平衡，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起各地都在积极探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制度设计缺乏可行性，总是问题多多或中途流产，以致1999年国务院中途叫停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设计、建立与地区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等方面着手，对我国建立非均衡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人。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施中需要国家给予财政支持，实施范围愈广，保障规模愈大，所需要国家财政拨款愈多。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由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其社会养老保障的规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在我国历年的国民收人中，消费基金一般占70%左右，而消费基金的大部分用于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的工资部分，只有大约占消费基金10%的部分用于社会保障，这一部分仅占国民收人的7%。而这部分的社会保障基金也只有小部分被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所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很小，只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各种保险项目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需求受到抑制，也只能选择低水平的保险项目，无法选择高水平的保险项目，从而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表现为低层次性和不完整性。反之，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有充足的财力满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农民有缴费的经济能力，就可以选择高水平的保险项目，这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就会依据社会成员多方面的需求走向项目齐全化和体系完整化。我国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民的财力有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仅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是反映其模式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包括筹资的社会化、保障对象的社会化、服务的社会化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主要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当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时，农民支付能力高，保障模式水平的社会化程度就比较高，资金来源渠道多，保障对象全民化，保障的覆盖面宽。如瑞典模式，其社会化程度较高，保障对象为全体公民，实现了保障对象社会化;在资金来源上，实行个人和企业纳税并与国家财政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筹资的社会化;在资金的筹措与管理上，普遍采用了基金化、经营化、货币化的方式。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因而其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筹资渠道也比较单一。

二、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1.我国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从表1可以看出，2004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纯收人9 421.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仅为2 936.4元，由此可见，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人均收人水平还相当低，而且差距显著，因此，不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只能建立不同于城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农村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人差距明显

党的之后，针对当时的国情，我们党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收人水平基本持平，但进人1985年以来，地区收人水平差距逐渐拉大。从表中可以看出，西部和中部发展相对较慢，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1985年，东部农村家庭总收人为西部地区的142%，2004年达到169%(见表2)。

3.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人差距不断拉大

我国农村居民的收人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收人分配极不均衡，低收人农户与高收人农户的收人差距进一步扩大。按农户人均收人水平进行5等份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 0，6 ) ，2001年高低收人组农户的收人比为6.76:1(以低收人组农户的收人为1)，2002扩大为6.88:1，2003年进一步扩大为7.32:1(见表3)。

由上述可见，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省市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农民的经济实力也较雄厚，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水平还很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在目前不可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只能进行分类设计和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供物质基础，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必须遵循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规律，非均衡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这种经济主导性规律是导致农村养老非均衡保障的支配性规律，其内涵是农村养老保障实质是一种经济现象，其保障的非均衡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一般而言，农村不同地区，经济愈发达的地区，社会化养老的需求愈高，保障水平愈高，而落后的地区则相反;农村同一地区，收人愈高的群体，社会化养老的需求愈高，保障水平愈高，反之亦然。

三、非均衡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

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条件，应积极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努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了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参照城镇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体做法为:

1.保障项目多样化

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富裕，观念也比较开放，除了基本生活以外，他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还有更高的需求，在保障标准上，可以多设定一些档次，并适当地提高每个档次的水平，以适应发达地区农民的保险需求。

2.加大集体补助与财政支持比例

经济发达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大发展，集体经济的厚实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集体经济支持，集体经济承担部分农民养老保险的保费也是其责任和义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集体经济对改善当地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对农民养老问题却很少投人，多为直接的现时支付，应该利用集体经济这一优势条件，加大农民养老的集体经济支持力度。同时目前经济发达地区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当地财政很少支持，保障制度抗风险能力很脆弱，必须从制度上规定连续性向基金注人适量财政资金，加大基金的公共积累水平。

3.规范缴费基数，实行与城镇一体缴费

以农村劳动力人均纯收人作为缴费基数，以与农村劳动力的收人状况相适应，一方面保证征缴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实现保障与生活水平的对等性，缴费率与城镇一致，实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

4.向农民开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税，实现农村社会养老的“社会性”

将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费改为社会养老保障税，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困难和参保群体不稳定性问题，开征保障税在实现扩面的同时，更能强化征缴，降低管理成本，保证基金的征收和稳定。

5.健全基金的保值、增值机制

发达地区的保障资金的各种管理机制比较健全，投资的机会较多，应该健全机制，有效地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经济欠发达地区是指收人水平介于贫困与富裕之间的地区，这类地区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据的比例较大。从收人水平角度而言，是介于贫穷与小康之间的一种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农业的产业结构有所调整，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表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已经走出了贫困线，但还没有达到富裕阶段。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且区域内部经济差异也很大，不完全具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经济条件。

欠发达地区应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体，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养老保障体系。欠发达地区以家庭养老为主体是指在条件不具备或不适合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地区暂不普遍推行农村社会化养老，当一些地区满足了社会化养老条件后再实施，以及在一些已经满足了实行社会养老的特殊人群中率先实施社会养老。欠发达地区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过程中应注意下列问题:

1.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基本原则

欠发达地区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时，在保障标准上，应坚持宜低不宜高，以能保障其基本生活为前提，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切忌保障水平超出当地经济承受能力，给国家造成困难和负担。

2.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管理与财政支持

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一定要建立监督机制，增强透明度。由于欠发达地区投保档次一般较低，每年收取保费较少，因此，其各级管理机构的人员工资应由财政拨付，其办公费用，每年按所收保费的一定比例由县管理处统一提取，分级使用。

3.优先保障重点对象

欠发达地区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社会保障能力和群众承受能力有限，因此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保障必须坚持优先保障重点对象的原则，包括五保对象、残疾人、优抚对象、特困户等，这对于稳定社会，促进欠发达农村经济发展，密切干群关系，加强国防建设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养老

我国农村经济落后地区所占比例比较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贫困线的标准为206元，在此线以下的低收人农村人口有1.125亿，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4.8%，到2004年农村贫困线的标准为668元，在此线下的农村人口有2 610万，贫困发生率为2.8%，其中东部地区人口为374万，中部地区为931万，西部为1 305万。农村低收人人口为4 977万，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5.3%，东、中、西部低收人人口分别为837万、1 744万和2 396万。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主要表现在生产方式原始，生产手段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农民的收人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收人低，消费差，投人少，自我发展能力弱，生活困难;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低，仅能维持最简单的消费。由于收人水平低，有限的收人全都用于生活消费，决定了其生产的低投人，导致了自我发展能力弱。

第9篇

[关键词]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保基金；社会养老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163-1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意义

（一）建立农保制度，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落实计划生育国策的配套措施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92%，高出城市1.24个百分点，进入了老年社会，而且老年人口将以每年3.3%的速度增加。据预测，2020-2030年中国将迎来老龄化高峰，届时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4.46%。建立农保制度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如果我们不抓紧着手建立农保制度，不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难以实现，而且将很难承受老龄化高峰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压力。

（二）建立农保制度，是确保中国现代化、城镇化顺利推进的必然选择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二元结构明显的发展中大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目前，中国进城务工农民约1亿人，乡镇企业职工1.38亿人，还有被征地农民4000多万人，农民工收入低、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大；被征地农民失去土地后多数难以正规就业，他们面对诸多的社会风险，又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相当多的人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农村土地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例下降，务农农民的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功能在弱化，相当多的农村老年人成为特殊的困难群体。

（三）建立农保制度，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缓和社会矛盾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

当前中国城乡收入差别过大是一个突出问题，仅仅通过税收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还不够，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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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擞蒙缁岜U洗胧├唇杏行У氐鹘凇8莨示椋比司DP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应为1.7：1左右，而中国为3.24：1。目前中国城乡人均社会保障资金比例为24：1，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如果考虑城乡社会保障差异等因素，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约为6：1。这种差距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民权益的保护和全社会的稳定。

（四）建立农保制度，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中国有9亿农民，满足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始终是我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农村的重点难点在于建立健全农保制度。农保制度不仅是重要的利益平衡机制，而且也是市场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支撑，还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安全体系。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这项制度因保障人数最广、保障时间最长、所需资金最多、占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最大，而被市场经济国家高度重视。因此，建立农保制度，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制度保证。

二、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已经走进一段艰难的历程，目前依然面临许多的困难和问题。

首先，有关方面的认识不尽一致。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开展了十多年，但至今还在有没有必要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上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农民有土地，养老靠儿女，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这个责任为农民建立养老保险；也有人认为目前城市还保不过来，农村更没有能力去搞这个制度。即便是主张在农村有必要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人，也在“目前能不能搞”和“怎样搞好”这项制度上意见不能统一。

其次，必要的配套政策和扶持措施难以落实。作为一项涉及人口最多、保障时间最长、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最密切的社会保险制度，政府应该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民政部1992年制定下发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已经试行了十多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提高政策法规层次。

再次，基金安全增值难度大。在基金运行机制上，由于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金融资本市场不够规范，适应个人账户储蓄积累的模式的市场化运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仍然是用管理统筹资金的方式管理个人账户的资金，不仅面临巨大的保值增值压力，还面临较大的风险。

还有，目前的管理体制不顺。虽然1998年农村养老保险这部分职能转移到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但是省、地、县、乡，还有相当多还没有转过来。特别是基层，劳动保障部门在多数乡镇没有推广。而农村养老保险的服务主要靠乡镇村组去做工作。在农村目前形成了“三驾马车、五龙治水”的现象：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养老保险，卫生部门负责合作医疗，民政部门负责经济、低保和优抚，还有计划生育部门负责计生对象的奖励扶持，扶贫部门也负责农村扶贫开发等。

参考文献：

[1]张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J].调研世界，2003，（4）.

[2]刘芳.农村养老问题探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6）.

第10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12YJCZH297）；国家社科基金（09CSH030）；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正勇（1983-），男，安徽合肥人，博士，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社会责任会计与报告、公司治理研究；吉利（1978-），女，四川成都人，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责任报告研究；毛洪涛（1970-），男，云南昆明人，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信息披露研究。

中图分类号：F25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107-05收稿日期：2012-04-18

一、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关于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及高管激励等视角，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马连福等（2007）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两个变量均不显著。王建琼等（2009）、沈洪涛等（2010）、杨伯坚（2012）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社会责任披露水平要高于其他公司；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社会责任披露显著正相关。肖作平等（2011）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管理层激励与社会责任披露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两职合一与社会责任披露负相关。

我们认为，这些差异和争议归因于以下三个问题：（1）在研究样本上，之前研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社会责任披露数据选自年报而非社会责任报告，但年报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十分有限、散乱且多为定性内容，使得结论推广性和适用性受到质疑；（2）在研究方法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度量通常简单区分定量与定性，其暗含假设是定量披露水平高于定性披露，但并没有计量披露是否与决策相关、是否真实可靠、是否可比等特征，使得结论缺乏说服力；（3）在研究视角上，先前研究的共同特点在于仅从公司治理结构某些变量来孤立探讨其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但这些变量的影响既有正向，也有负向甚至不相关，这使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综合作用。

本文基于以上文献基础上构建了公司治理综合评价系统——公司治理指数，应用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

二、研究假设

信息披露的根本目的在于降低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帮助利益相关者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决策。而在两权分离的决策环境下，公司内部人有动机、也有能力操纵和扭曲信息披露。研究表明，通过对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如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合理安排，能有效地解决管理层与利益相关者之间问题，提高自愿性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张学勇 等，2010）。基于此，我们提出一个总的研究假设：公司治理水平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接着，我们围绕这个总研究假设结合中国制度背景理论分析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和委员会等公司治理机制如何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一）股权结构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股权结构决定公司控制权的分布。本文研究由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联盟、国家股比例等构建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如何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La Porta 等（1999）认为，信息披露水平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股权结构来解释，其中产权性质、大股东持股比例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控股股东性质。Joyce 等（2005）发现，国有控股公司会有更多动力披露社会责任信息。Xiao 等（2007）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但同时，Healy 等 （2001）认为，增加少数股东比例能够有效地激励其监督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是一股独大，中小股东所持股份很少，且第一大股东多具有政府背景，特殊的制度环境决定了国有股东所属企业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会更多地考虑履行社会责任的职责。

由此，提出假设1：股权结构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负相关。

（二）董事会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理论上，董事会监督能力随董事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伴随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董事会整体专业水平和经验能力会随之增加，对信息披露水平要求也会随之提高。同时，董事会监督能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董事会的独立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能力越强，从而促进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杨伯坚，2012）。此外，Beasley（1996）认为，董事会会议可以使股东受益，董事会会议越频繁，董事们则有更多时间交流意见和监督管理层。

由此，提出假设2：董事会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三）监事会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在引入独立董事的同时设置监事会是我国公司治理所特有的一个做法。理论上说，监事会的设置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利益相关者利益，提高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我国公司监事会规模普遍较小，监事会规模的扩大、监事会会议次数的增加有助于提高监事会的代表性与话语权，更好地发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由此，提出假设3：监事会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四）管理层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Joyce 等 （2005）认为，管理者持股有助于管理者和外部股东的利益趋同，管理者拥有的股票期权越多，越能促进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他们会通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向委托人传递在为其利益努力工作的信号，但前提是管理层权力不存在过度膨胀。管理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缺陷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当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总经理时，将会产生权力的高度集中，削弱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同时助长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即通过操控董事会对公司信息披露施加不利影响（Xiao et al，2007）。可见，在不存在管理者权力过大的情况下，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增加将有助于公司对其利益相关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由此，提出假设4：管理层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五）委员会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大量研究证实，公司各种委员会的设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成本，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沈洪涛 等，2010；肖作平 等，2011；杨伯坚，2012）。

由此，提出假设5：委员会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三、样本、数据和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样本为2009年～2011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公司特征数据来自中国证券市场会计研究数据库（CSMAR），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电子版系我们通过巨潮咨询网等官方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手工收集整理而得。公司治理指数、行业竞争程度系我们自己手工收集整理计算而得，并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剔除ST等和数据缺失样本。

（二）研究变量设计

1.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

（1）问卷发放与回收。从2010年7月到2010年11月历时4个月，共计发放问卷406份，回收168份，剔除11份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57份，回收率38.67%。其中，实地回收24份，占1529%，电子邮件回收133份，占84.71%。

（2）问卷效度和信度。我们通过三个方面来保证编码效度。一是依据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基础；二是请7位社会责任领域的专家对问卷设计进行指导；三是根据访谈和试调查结果，对问卷进行修订。调查结果表明，项目均值在4分（有点重要）以上占88.5%。在此基础上， 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抽

表1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符号变量定义被解释变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RDI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评估得分解释变量公司治理总指数CGINK公司治理指数公司治理分指数CGINKSH股权结构治理指数〖3〗CGINKBOD董事会治理指数〖3〗CGINKSC监事会治理指数〖3〗CGINKMI管理层治理指数〖3〗CGINKCOM委员会治理指数顾客远近度CP纺织、服装、毛皮、食品、饮料、药品行业公司取1，否则取0再融资动机SEO公司在t+1年提出增发或配股预案取1，否则取0行业竞争程度HHI公司营业收入除以该行业所有公司当年营业收入总和得到百分比，再将百分比的平方按照行业每年进行加总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自然对数财务杠杆LEV总负债/总资产公司盈利能力ROA净利润/总资产公司性质SOE国有控股取1，否则取0上市地点LIST上交所上市取1，否则取0行业类型IND重污染行业取1，否则取0

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提炼因子通过删除因子载荷量≤0.5载荷量完成，最后得到25个测量题项。克朗巴哈α值为0.914，超过0.7可接受水平，表明问卷信度较高。

（3）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构建。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项目权重赋值，采用加权汇总权数方法。为降低评分主观性和偏差性，将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项目分成五种状态，依次为每个指标赋值：完整且明确的定量与定性信息结合披露4分（满分）；定性与定量信息都有，但披露不充分3分；翔实具体语言陈述披露，但无定量信息披露2分；仅字面提及，无展开且无定量信息披露1分；无任何信息披露0分。

2.公司治理指数

与对公司治理结构各个变量单独回归检验方法相比，公司治理指数法优点是便于从更加综合的视角对公司治理水平进行评估（李维安 等，2005）。从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联盟、国家股比例、流通股比例）；董事会（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监事会规模、监事会会议次数）；管理层（管理者持股比例、两职合一）、委员会（委员会个数）五个公司治理机制共12个变量对上市公司治理情况进行评价，并借鉴张学勇等（2010）方法寻找所有指标线性组合来最大化描述公司治理变化情况，取第一大主成分得分为公司治理指数。

3.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控制。表1列示了本文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

具体的计量方程设置如下：

CSRDIit=β0+β1CGIit+β2CPit+β3SEOit+β4HHIit+β5SIZEit+β6LEVit+β7ROAit+β8SOEit+β9LISTit+β10INDit+β11YEARit+ξit

需要说明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为更好考察公司治理机制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我们分别将公司治理总指数以及五个分指数引入模型单独进行回归。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CSRDI均值为31.6，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整体水平不高，同时CSRDI在12.1和83.2之间变化，表明不同公司间披露水平差异较大，良莠不齐现象突出。CGINK均值为3.7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9.37和-0.49，说明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不高，且公司间治理水平相差较大。此外，有37.1%公司是消费者熟知企业，153%公司计划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一年内增发或配股，68.3%公司为国有控股，42.0%公司属重污染行业。

表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平均值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差CGINK3.703.43-0.499.371.80CSRDI31.628.712.183.211.69CP0.370010.48SEO0.150010.36SOE0.681010.46IND0.420010.49

（二）计量结果及分析

1.公司治理总指数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表3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与公司治理总指

表3多元回归结果（N=1205）

变量（1）（2）（3）（4）（5）（6）公司治理总指数 0.27*

（1.75）股权结构治理指数〖3〗-2.94**

（-1.98）董事会治理指数〖4〗0.20

（0.64）监事会治理指数〖5〗-11.09

（-0.50）管理层治理指数〖6〗0.30*

（1.76）委会员治理指数〖7〗21.36

（0.48）顾客远近度5.62***

（9.28）5.41***

（8.97）5.37***

（8.85）5.47***

（9.03）5.45***

（9.09）5.36***

（8.88）再融资动机-0.22

（-0.29）-0.06

（-0.08）0.01

（0.02）-0.01

（-0.01）-0.24

（-0.32）-0.01

（-0.00）行业竞争度18.04***

（4.89）17.42***

（4.72）17.41***

（4.70）17.78***

（4.81）17.86***

（4.85）17.62***

（4.76）公司规模3.97***

（16.86）4.25***

（18.55）4.39***

（19.68）4.30***

（19.29）4.20***

（18.59）4.36***

（19.71）财务杠杆-7.11***

（-3.93）-7.42***

（-4.07）-7.91***

（-4.36）-8.02***

（-4.43）-7.17***

（-3.95）-7.96***

（-4.39）公司性质2.49***

（3.77）2.52***

（2.80）3.90***

（4.94）3.56***

（4.63）3.36***

（4.20）3.72***

（4.77）Adj.R20.3680.3630.3620.3620.3540.361F54.8360.0259.6959.8656.7259.48注：括号中报告的是t统计量，***，**，*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1%，5%，10%。常数项和行业变量结果省略。

数的回归结果。CGI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即公司治理越好，公司愿意披露更高水平的社会责任信息。显然，公司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促进作用，但不同治理机制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为进一步探究公司治理作用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机理，我们着重验证了五种公司治理分指数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

2.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公司治理机制

表3分别利用五个分指数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股权结构治理指数CGINKSH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究其原因，由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多具有政府背景。与非国有控股公司更为注重自身经济利益实现不同，国有控股公司在注重本身发展的同时需兼顾各方利益的均衡，因而当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时，股权结构治理水平会相应降低，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则会相应提高；CGINKMI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管理层治理水平越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CGINKBOD和CGINKCOM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董事会和委员会治理对于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一定效果；CGINKSC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监事会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中没有发挥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主要来源于股权结构治理和管理层治理，而董事会、监事会与委员会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关系，一方面说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效率不高，另一方面说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更依赖于外部监管，这就要求监管机构有必要加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

（三）稳健性检验

针对同时发行B股或H股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监管环境可能与其他公司有所差异的情况，我们引入虚拟变量，发行B或H股为1，否则为0。第二种方式是去掉所有发行B或H股公司进行回归，变量符号及显著性没有变化；鉴于深交所强制要求深证100指数公司、上交所要求公司治理板块及发行外资股公司必须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考虑到这几类公司可能有所差异，引入虚拟变量，强制披露公司为1，否则为0，主要结论依然不变。这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是提高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制度基础。本文实证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整体上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主要是股权结构治理与管理层治理两种治理机制的影响明显，董事会治理和委员会治理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一方面说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效率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更依赖于外部监管，这就要求监管机构有必要加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

为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1）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为了将社会责任理念贯彻至公司治理结构中，应尝试让职工董事、消费者董事、环保董事等利益相关者代表进入董事会，改造公司治理结构，确保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时考量利益相关者诉求；（2）就委员会治理而言，随着履行并披露社会责任的理念逐渐被我国企业认可和采纳，监管部门可出台政策鼓励、引导公司在董事会层面建立由外部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社会责任委员会，帮助公司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责任战略规划，提高公司社会责任绩效；（3）就监事会治理而言，让职工、中小股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进入监事会，强化监事会责任，解决监事会虚置问题，监督公司经营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责任要求；（4）监管机构应大力引导和推动媒体舆论监督，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曝光力度，更好地发挥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以提高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参考文献：

李维安，程新生. 2005. 公司治理评价及其数据库建设[J].中国会计评论（3）：387-399.

马连福，赵颖. 2007.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7）：4-9.

宋献中，龚明晓. 2007. 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与决策价值评价——上市公司会计年报的内容分析[J].会计研究（2）：37-43.

沈洪涛，杨熠，吴奕彬. 2010. 合规性、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J].中国会计评论（3）：363-374.

王建琼，何静谊. 2009. 公司治理、企业经济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J].经济经纬（2）：83-86.

肖作平，杨娇. 2011. 公司治理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证券市场导报（6）：34-40.

杨伯坚. 2012. 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和公司业绩[J].经济经纬（3）：95-99.

张学勇，廖理. 2010. 股权分置改革、公司治理与自愿性信息披露[J].经济研究（4）：28-38.

BEASLEY M S. 1996.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oard of director composition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fraud[J]. Accounting Review， 71： 443-465.

HEALY P M， PALEPU K. 2001.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disclosur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1（3）： 405-440.

JOYCE V D， RASOUL H T. 2005. Exploring differences in social disclosures internationally： a stakeholder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4（2）： 123-151.

XIAO H F， YUAN J G. 2007. Ownership structure， board composition and corporate voluntary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J].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22（6）： 604-619.

Dose Corporate Governance Affect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ZHANG Zhengyong1， JI Li2， MAO Hongtao3

（.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46， China； 2， 3.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第11篇

关键词 :企业;积极环境行为;层次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2-0157-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2.027

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推卸社会赋予它的环境责任,主要表现为不违反环境法律法规,按照国家相关要求严格执行排污标准;二是主动承担超越环境法规以上的环境责任,主要形式是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来进一步降低排污量,提高环境治理水平。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出于对环境压力的积极反应,即,积极的环境行为可以有效的规避政策风险和社区压力,降低成本;一是出于对积极环境行为市场收益的期望,即,通过市场对积极环境行为的认同而获得回报。

1 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目标层次

外部性理论认为,环境污染会给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带来非意愿接受的成本。污染产生企业为消除或者弥补这个非意愿接受成本的行为,一般被称为“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在“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中,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会发生偏离。因为企业治理环境污染或者补偿环境污染对第三方带来的损害时,它的支付意愿小于整个非意愿接受成本。这是由企业的最优污染控制模型决定的。在模型中,环境污染给第三方带来非意愿接受的成本是可以确定。而污染治理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污染治理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这就决定了污染治理存在一个最优的水平。很显然,这个最优的污染治理水平小于完全治理的水平。那么,无论如何,环境污染给第三方带来非意愿接受的成本都是无法完全弥补的。

同时,由于企业的污染治理的边际收益小于社会在污染治理中的边际收益,所以,企业的污染治理最优水平小于社会的污染治理最优水平。所以,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至少有三个目标层次:第一,实现企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第二,实现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第三,实现污染的完全治理,即零排放。

图1描述了最优污染控制水平下的企业环境行为目标层次。图中横轴代表污染控制量,纵轴描述了污染控制的边际收益与引致的边际成本;图中的MC线代表污染控制的边际成本,边际成本线向右上方倾斜反映了污染控制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MPB线代表污染控制的私人边际收益,MSB线代表污染控制的社会边际收益,MPB和MSB线向右下方倾斜反映了污染治理的边际收益的递减特征。MSB线高于MPB线表明,污染治理在实现负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中,社会所获得的收益要高于排污者的私人收益。

P点和E点分别为污染控制私人边际收益、社会边际收益与污染控制边际成本的交点。P点和E点在横轴上对应的C点和D点则分别为私人最优污染控制量、社会最优污染控制量。那么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第一个层次则为OC段的污染控制行为,第二个层次则为CD段的污染控制行为,第三个层次则为DB段的污染控制行为。

短期来看,由于技术水平是给定的,故企业目前的最低污染水平是确定的。长期来看,受益于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企业的最低污染水平是不断的趋于降低的动态变化过程。受益于技术进步,污染的边际治理成本是较低的,OA的倾斜程度会降低,所以长期来看,私人最优污染控制水平与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都会呈现向右移动的趋势,即最优污染控制水平会不断的提高。但即使如此,在可见的将来,仍然有一部分的污染治理是得不偿失的,即AEB的区域将长期存在。

2 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行为层次

根据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目标层次,企业积极环境行为起码有三个行为层次。在不同的层次下,企业环境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是有差异的,企业对待环境治理的态度也有所不同。由于污染控制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所以从私人最优控污量到社会最优控污量,再到完全污染控制,企业所要投入的污染控制成本是递增的,故,企业在实现这三个污染控制目标时,其动力是逐步降低的。

第一层次,企业私人最优污染控制水平内的污染治理,这个层次企业污染治理水平将停留在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和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的相等处,故此层次中,企业治理环境可以获得收益的,比如循环经济,废物利用。这一层次,我们称之为循环经济层次。第二层次,企业在私人最优污染控制水平与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之间的污染治理,在这个层次,污染治理水平将停留在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和社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的相等处,故此层次中,企业治理环境要付出超越其收益的成本,但这个成本被社会所吸收,就整个社会来讲,此时的污染治理仍然是有利可图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利益调整机制,使其他主体一起承担环境成本的。这一层次,我们称之为利益调配层次。第三层次,在现行技术条件下,超越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的污染治理,在这个层次,污染治理水平将超越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和社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的交点,直至达到零排放的水平,故此层次中,企业必须以牺牲环境来获取利润的,企业治理环境反而是得不偿失的。这一层次,我们称之为非此即彼层次。

2.1 循环经济层次

在这一层次,企业将一直治理环境直到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和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的相等,企业可以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边际收益为正,企业可以在环境治理中获得收益,也就是图1中OC段的污染控制可以获得OPF区域的全部收益。这种特征符合循环经济的特点,因为“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3R”本质上就是利用废物的再生利用促进资源的持久利用。降低企业环境治理成本,提高企业环境治理受益是循环经济的典型特征。而且这种收益是一种显性的,并能在财务上直接表现的收益。所以,企业对这一层次的环境治理往往具有很大的积极性。

实际上,就微观层次上来说,许多企业由于技术水平限制,循环经济水平往往不能达到最优。而在中观或宏观层次,在产业链内或不同产业之间,由于存在环境资源市场的不完善,市场资源配置水平局限,循环经济在市场上的应用水平仍然不能达到最优水平。事实上,目前企业的环境行为事实上并未获得图1中OPF的全部收益。

2.2 利益调配层次

在这一层次,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将实现从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相等到和社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的相等的跨越,企业治理环境将会获得图1中PECD区域的社会福利收益。在企业循环经济达到理想水平后,即企业获得循环经济层次的全部收益后,企业将不会超越循环经济层次进行下一环节的污染治理。此时的污染治理就是如图1中CD段的污染控制,因为此时的污染治理虽然能够使社会福利增加,但是企业却是得不偿失的。此时,要使企业积极治理环境就必须通过利益调配机制弥补企业在这一层次的环境治理中所支付的超越收益的成本,也就是图1中PEM区域。实际上,图1中PECD区域作为整个社会环境治理的收益,往往是由企业亏本垫付PEM治理成本获得的。

可以说,利益调配机制是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环境政策设计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即企业治理环境要付出超越收益的成本,但是可以通过利益调整机制,使其他主体一起承担环境成本的,就像十七大报告所说,把环境责任要落实到政府、企业、每一个家庭和个人。

这个利益调配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应用环境政策工具,使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能够为政府所承担。如排污税费就可能因为所销售产品的弹性差异,不同程度上被企业转嫁给消费者。而环境治理补贴则是典型的政府辅助承担环境治理成本的方式。当然,要使企业环境治理成本为大家所分担需要设计一整套的环境政策工具体系,以界定企业、居民、政府所要承担的比例和范围。

二是,理顺企业环境治理与企业市场收益之间的传导机制,建立积极治理环境能够获取市场认同、扩大市场占有的良性机制,从而使企业治理环境成本,通过居民市场行为对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承认,以对该成本进行补偿。这要求最大程度的消除市场上环境信息的不对称,广泛使用各种环境信息工具,使居民能够明确分辨绿色企业,并通过购买绿色产品来实现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回报。

2.3 非此即彼层次

在这一层次,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将实现从社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的相等到零排放的跨越。为实现污染零排放,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将大于社会污染治理的边际收益。实际上,在超越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的环境治理中,治理环境除了产生新的损失以外,社会福利不会有任何增加。此时的污染治理是超越帕雷托最优水平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低污染产生水平。因为,此时,企业盈利与环境保护处于非此即彼的尖锐矛盾中,二者只能选其一,即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无法使企业生产所得的收益大于其破坏环境后修护的成本,也就是图1中DB段的污染控制将导致AEB区域的社会福利损失。这一部分的生产实际上是达到帕雷托最优之后的过度生产。不同的是,企业通过破坏环境获得了小于环境价值本身的收益。这往往和企业技术规模和技术水平有关,而环境政策无法使环境损害计入企业成本是导致这类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

从企业内部微观上看,企业内部不同的生产线,往往技术级别也是有层次的。企业积极环境行为就是关闭落后生产线,进行产业升级。最后还是要逐步淘汰能耗高、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这时的环境政策要建立各类标准,指导有关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及先进的节能技术标准,改造落后的生产工艺;在计量方面,帮助企业加强能源计量工作,建立计量检测体系。

而从企业外部宏观上看,市场上的企业,技术从高到低也是有排列的。最低等技术级别的污染企业要逐步淘汰。如小造纸、小化工、小酿造、小制革、小电镀等“五小”企业往往都是高耗能、高污染、生产工艺相对落后的企业。我国大量关停并转“五小”贯彻的就是这个思路。对于整个市场来说,这实际上是在促进行业升级,加强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可以说,我们所有的针对企业的环境政策工具也应该依以上三个层次,分别进行。针对循环经济层次,就应该通过政策引导,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政策环境和支持。而针对利益调配层次,就应该广泛应用各类环境政策工具,设计一整套利益调配机制,使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能够被社会力量所分担。正对非此即彼层次,则应该广泛使用禁令,禁止企业生产,企业为环境让路。

3 针对企业积极环境行为层次的配套政策

要设计出促进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环境政策,就必须从企业经济环境行为的层次出发,针对各个层次环境行为的特点制定合宜的环境政策。

3.1 循环经济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

对于循环经济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更多的是依靠政策引导和政策激励。因为循环经济实际上是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扩大企业经济收益的。目前,企业无法完全获得图1中OPF的全部收益,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在国家层次的循环经济政策支持不够,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源环境的产权和价格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的激励循环经济市场上资源的合理配置。这就要求,进一步通过制定更多的循环经济政策和法规,并创造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可以有力的促进循环经济在微观、中观、宏观层次上的全面发展。

3.1.1 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推进循环经济的法规制度

第一、修订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充分体现循环经济的思想和适应循环经济实践的需要。第二、制定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和《资源综合利用条例》。第三、建立具体资源再生行业(如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法律。

3.1.2 加大经济激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第一、资源环境产权和价格体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二、绿色财政税收信贷投资制度。

3.1.3 制定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布局

第一、制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第二、优化经济布局,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链。

3.2 利益调配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

利益调配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是整个环境政策设计的重点。在这一层次中,企业要达到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就必须付出图1中PEM区域的全部损失,而企业的该损失恰恰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利益调配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相关的环境政策设计使政府和居民分担企业在PEM区域的全部或部分损失。这就需要在该环境政策体系下,企业通过积极环境行为既降低规制风险、获得政府补偿,又在市场上获得公众消费者的回报。我们认为这一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仍然需要三个方面的努力:命令――控制式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和信息工具。

3.2.1 命令――控制式工具的固定威慑和规制预期

如果命令――控制式工具缺失,许多企业的最优策略是不进行积极的环境治理。因为企业对环境政策的感受是具有异质性的,企业减污的成本是不确定的。如果企业的排污控制失去了政府的压力,而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够理性、敏锐的感受到其他政策激励并去努力实现的。同时,稳定的规制的预期,可以使企业根据现有的以及预期未来的环境规制水平做出最有利于实现赢利目标的资源配置。

3.2.2 合理的使用补贴

补贴政策是典型的实现利益在分配的环境政策。在图1中表现为,政府将PEM区域的社会收益部分的返还给企业,以弥补企业达到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后的负收益。在宏观层面上,给予环保产业、生态治理或生态建设产业适当的补贴或采取减免税,能有效促进资源的综合利用。适当的政府补贴有利于增强环保企业的竞争能力,扩大产业的示范性影响。在微观层面上,政府以补贴形式资助企业改进生产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安装排污设施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分担污染治理成本。

3.2.3 利用环境税费的再分配功能

环境税费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商品价格弹性较低时,企业可以通过产品价格将环境税费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弥补其在图1中PEM区域的部分甚至全部损失。在商品价格弹性较低时,消费者作为税费的主要负担者很难抵制这类政策生产者转嫁成本就相对较为容易,这是因为即使生产者提价,消费者由于选择替代品的余地很小,或即使有替代品,由于转移成本很高也会导致消费者不得不承受较高的价格。所以,消费者对税费政策的态度取决于企业转嫁成本的难易程度。可以考虑,在商品价格弹性为中性的行业实施环境税费政策,让消费者适当分担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可以一定程度提高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3.2.4 利用信息工具,促进居民分担环境治理成本

随着居民环境偏好的日益壮大,居民愿意为环境治理和改善支付“溢价”。 也就是说,居民愿意为环境声誉良好的企业支付在图1中PEM区域的部分甚至全部损失。一个完全信息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排污指数和企业的产品是搭配出售的。企业的积极环境行为可以直接提高产品的价格,从而弥补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信息工具的广泛使用可以消除居民了解企业环境状况的信息障碍,从而使积极环境行为的企业得到消费者的认同,从而的市场上获得公众消费者的回报。几种常见的环境信息工具包括:环境信息公开、标签、环境听证等应该广泛的推行和使用。

3.3 非此即彼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

在这一层次,企业生产与环境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只会产生图1中AEB区域的社会福利损失。此时,已不存在一种机制来调整二者之间的矛盾使社会福利最优,也即,在现行技术背景下,企业的生产除非牺牲环境,已无法创造价值。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生产,并逐渐淘汰该类企业。就整个社会来说,产业结构越粗放,技术水平越低,则图1中DB的距离越长,AEB区域越大,环境污染则越严重。这一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相关政策设计缩短图1中DB的距离,缩小AEB的区域,其具体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3.1 命令――控制式工具循序渐进的严格

非此即彼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主要是依靠命令――控制式工具。这就要求大量使用标准、禁令、(不可交易的)许可证或配额、分区、责任等工具,并逐步严格起来。命令――控制式工具循序渐进的严格,使企业确信政府会进行越来越严厉的规制,从而使企业放心大胆地进行积极的环境治理。不仅要对企业治理污染或生产采用的技术做出详细规定,而且对污染企业的产量、排污量或排污强度也要实行限制。通过大量的技术标准的设立,各种认证体系的设立,严格执行禁令和配额,限制低技术市场准入,完善污染责任负担的法律法规制度,降低低技术层次企业和生产线的生存空间,实现图1中B点向D点靠拢,缩短DB的距离,缩小AEB的区域,从而降低社会整体污染水平。

3.3.2 引导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要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加快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建设形成以节能、节材、节水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实现图1中B点向D点靠拢,缩短DB的距离,缩小AEB的区域,从而降低社会整体污染水平。

3.3.3 开发建立技术支撑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

同时,通过开发建立技术支撑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提高企业的环境技术水平,降低企业控污成本,实现社会最优控污水平,即图1中的D点向B点靠拢。从而减少社会整体污染水平。这要求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开发环境技术支撑体系。第二、建立健全环境技术信息咨询支持服务系统。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Johnstone 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Corporate Behaviour [M]. Elgar: Cheltenham,2007.

[2]Hontou V, Diakoulaki D, Papagiannakis L. A Multicriterion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fo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Firms [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7, 14(1): 28-41.

[3]Bauman Y. FreeMarket Incentives for Innovation: A Closer Look at the Case of Pollution Control. [OL]省略/yoram/research/maxincent.pdf [28 May 2007].

[4]Kusku F. From Necessity to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or Corporate Envir onmental Citizenship Activities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ies Perspective [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7, 14(2): 74-87. DOI: 10.1002/csr.119.

[5]Salzmann O, IonescuSomers A, Steger U. The Enterprises Case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Options [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05, 23(1): 27-36. DOI: 10.1016/j.emj.2004.12.007.

[6]Vatn A. Rationality, 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5, 5(2): 203-217. DOI: 10.1016/j.ecolecon.2004.12.001.

[7]Becker R A. Pollution Abatement Manufacture by U.S. Manufacturing Plants: Do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Matter? [J].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2004,3(2): 1-23.

[8]Child J, Tsai T. The Dynamic Between Firms'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in Emerg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Taiwan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5, 42(1): 95-125.

[9]Clark M.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ur Research: Informing Environmental Policy[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5, 16:422-431.

[10]Collins L, Usher S. Project PASCALEA-public and Stakeholder Consultation in Developing High Profil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4, 11: 95-102.

Hierarchy on Positi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nterprise and the Policy

ZHU Qing YU Ruixiang LIU Jiangyi YU Yu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Positi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is important to constru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ciety. Enterprise having positi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s the aim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Because the enterprises have three hierarchical objectives in the choice in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amely: the optimal level of pollution control of enterprises, the optimal level of pollution control of society and complete pollution control.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differs in each hierarchical objective. Enterprises have three hierarchal behaviors in a positi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namely: the circular econom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and alternative choice,i.e. enterprises choosing either to controlpollution,protect environment or to pursue economic profit,the latter choice leading to punishment from governments or even closing down of enterprises. Every hierarchal behavior corresponds with related hierarchical objective. Hierarchical environmental behavior

differs in the driving force of behavior

第12篇

关键词：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经济价值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8-0183-02

一、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的困境

20世纪末期兴起的治理理论，为社会运行和发展打开新的视角，引起学者对社会治理的探究。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政策主要解决社会冲突、民主失灵、市场无效和危机风险等问题，而我国的社会治理政策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现象而灵活调整和变迁的，需要政府主导、各阶层广泛参与，在此基础上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主要按照管理―治理―善治的轨迹演变和创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不断创新，主要是基于以下背景[1]。

（一）社会矛盾引发的治理成本增加

社会的深入发展引发各种类型的矛盾，矛盾的集中和频发成为社会治理成本增加的诱因，尽管我国采取多种手段治理社会矛盾，但仍然是有增无减，反而愈演愈烈，如城市拆迁、贫富差距、劳资矛盾、分配失衡、雾霾危害和等，矛盾的出现必然阻碍社会的发展，成为社会和谐的隐患，政府为了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有必然会采取有效对策予以解决和处理，拆迁补贴、利益调节、处罚没收、局部微调等方法的运用，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反而增加了治理成本，激化了社会矛盾。

（二）社会组织畸形发育造成社会力量弱小

社会治理应该打破政府一家独大，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但在长期政府主导的体制下，社组织发展受限，往往没有发挥出更多的力量治理社会问题，他们表达自身意愿的渠道狭窄，权力范围较小，都没有能够有效参与到社会治理活动中来，政府也没有根据社会组织的特点进行合理定位，“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依然没有打破，由此造成社会力量弱小，无法独立承担社会责任，其自身的功能和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三）社会认同危机使社会缺乏共识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竞争性经济形态，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使个体、组织等认同出现危机，其本身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没有真实有效的发挥出来。多数个体和组织都隐藏自身的能力和要求，社会认同必然出现危机，加之社会组织和个体的信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差异，引发了更多的社会思潮，给社会的和谐带来束缚，使社会缺乏共识，多样化的社会理念引起认同的危机，也不利于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整合[2]。

（四）社会阶层分化导致更多的社会失范

由于阶层利益、结构、地位等方面的分化日益明显，社会行为的表现也多种多样，不同阶层的个体和组织的生活方式、生产水平、收入比例和价值导向都不同，根据收入、权力、成分、文化等又区分为更细的社会阶层，阶层固化逐渐让位于阶层流动，社会风险、危机和冲突更加多样，社会失范现象比过去更多，出现假冒伪劣、投机取巧、偷税漏税、坑蒙拐骗、腐败交易、诚信危机、道德缺失等不良的社会失范现象，必然给社会的安全稳定带来严重影响。

二、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的对策

为有效解决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的困境，就要从政策上实现社会治理的创新。

（一）通过机制构建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健全社会治理机制，以法治化和现代化推进社会治理的良性秩序，找到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点。通过建立有效的理性问责机制、信息公开机制、矛盾预防机制、风险评估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等，保障公众权益，调节公众矛盾，真正建立行政和司法调节的联动体系，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当前，我国不断强调和凸显依法治国的重要性，针对社会矛盾强调通过法治方式来化解，解决社会各阶层的违法和不作为现象，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处理社会治理问题，尽可能发挥各阶层、组织的力量，凸显法律法规、章程公约的积极作用，体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理念[3]。

（二）赋予社会组织更多的治理权力

推进政社分开，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明确社会组织的地位并赋予其合理合法的权力，激发社会活力，壮大社会力量，这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要避免政策的中断，就要在政策中明确社会组织的治理范围、领域、环节和权力配置的长效性，为推进治理现代化提供信息平台，畅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交流环节，增强政策的平衡，尽可能设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沟通渠道，发挥更多社会组织的监督和控制职能，稳定社会运行方式，加快社会民主进程，提高社会公众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参与水平[4]。

（三）重构社会认同体系

通过扩大政策机制，重构社会认同体系；通过政策的宣传教育及沟通，强化思想意识体系，完善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沟通政府与公众的对话，实现不同阶层、群体和组织利益的平衡，凝聚社会共识；通过优秀文化成果和传统思想引导，实现观念整合，针对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突出重点、树立典型，以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主流意识引导社会文化思潮，提高社会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列主义为作为政策平衡的主流思想，扩展政策宣传的渠道，使这种主流思想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实质性弘扬。发挥政策的鼓励性和煽动性，在公众价值观念和行为多元化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并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社会公众的观念、思想和行为，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5]。

（四）合理搭建阶层平台减少失范行为

通过政策构建政府牵头、社会组织和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发挥各阶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要构建道德、体制和法律三位一体的管控体系。道德和体制要通过政策的教育、引导和共识，以社会道德规范为核心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调节社会公众的观念和行为，确立适应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范和标准，使之成为社会治理的自觉道德精神。科学的治理体制强调政府的核心地位并转变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在明确法治政府、透明政府、分权政府、服务政府作用的同时，赋予社会较大的自，由社会公众自发组成不同类型的管控组织，对失范行为和现象实施有针对性的控制，将社会失范控制在有效范围内，从而保持社会和谐。法律的管控则要构建适应社会治理的法治体系，按照法律程序推进依法治国，凸显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6]。

三、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社会治理政策创新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经济发展决定社会治理的水平和政策的调整，社会管理与计划经济及计划向市场转轨的经济形态有关，而社会治理又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直接相关，未来社会的高度和谐化必然要求社会治理政策以善治为导向来具体实施。

根据社会治理政策的演进，未来的创新必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符，才能解决现实经济形态下的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的出现和矛盾的爆发都是社会运行到一定程度，经济决定下的产物，而社会治理政策的设计也要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突出重点，符合社会实际情况，才能便于执行，发挥社会治理政策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符合经济发展水平

过去的计划经济束缚下，我国社会治理工作相对简单，没有多样化的社会矛盾和分歧，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市场经济本身的竞争性、盲目性等使社会各阶层以经济利益为驱使和导向，社会各行各业都以经济水平和地位为衡量标准，此时的社会治理政策主要强调管理社会，保持社会的高度统一，而21世纪后，我国强调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以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为向推动社会的发展，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进程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必然出现利益分化、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也出现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的雾霾现象，更出现强拆、高速建设等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现象，充分说明了社会治理政策的不断创新要符合经济发展的水平。

（二）经济引导下的社会治理政策更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而出现的。在经济引导下，各阶层、各组织都要按照经济发展方向和重心明确自身的利益诉求，按照经济地位参与社会治理过程。政府要为维护经济利益而不断扩大社会治理主体的范围，营造更加灵活的治理环境，从而满足各阶层的利益，提升社会治理的水平。在经济利益的引导下，各社会治理主体要求在政策的创新中摒弃治理环境中的不当措施和方式，调动和激发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性，使其能够以经济为导向，按照社会运行规律和市场经济水平开展相关的治理工作，将社会治理的积极要素调动起来服务于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领域和范围，构建符合经济水平的新机制。

（三）明确社会治理标准的基础上构建相应的经济指标

社会治理标准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拟定，主要从公共服务、养老保障、卫生医疗、公共交通、公共住房、就业创业、环境保护等众多方面设定相应的标准，各地区、各单位和部门还要考虑经济实力和水平有针对性地设置相应的标准，在此基础上，还要有效构建科学的经济指标，经济指标要与社会治理标准相协调，要清晰明确、具体可行、便于操作，使之更能符合社会治理的发展要求，成为激励和约束社会治理主体的主要依据，对各社会治理主体起到引导和监督的作用。这样的经济指标才能与社会治理标准相得益彰，推动社会治理的有序发展和渐进创新。

总之，从经济学视角解析社会治理政策的创新，就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入手，衡量相应的社会治理标准，推动社会良性运行，以政策作为主要引导力量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缓解社会矛盾，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

[2] 吴晓燕，关庆华.从管理到治理：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的挑战与变革[J].理论探讨，2016，（2）：147-152.

[3] 赵涟漪.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河南社会科学，2014，（9）：26-28.

[4] 杨丽，赵小平，游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理论、问题与政策选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5-12.

第13篇

狮城治理者的独特意识，主要包括了忧患意识、前瞻意识和全球意识等。

狮城地寡人少、资源匮乏、市场空间极小。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任何微小变化，都有可能对狮城带来重大影响。因此，自建国以来狮城治理者始终保持着忧患的意识、超前谋划与防范的意识、以全球视角考虑发展与应对危机的意识。

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狮城治理者坚持对自己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效果定期进行检讨。通过检讨，回顾与反思政策得失，巩固和提升政策效果。坚持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最大限度借助外部资源和力量，发展和繁荣国内经济。

狮城治理者的独特理念，主要包括了精英治国理念、高薪养廉理念以及亲商理念等。

狮城地小人少，犹如世界经济中的一叶小舟，舵手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狮城坚持精英治国的理念。狮城不但努力将精英人士吸引到治理者的团队之中，而且有计划地在接受学校教育的狮城人群中遴选、培养未来的治理者精英。

为了保持治理者队伍的稳定与清廉，狮城又确立了高薪养廉的理念。狮城治理者的薪酬水平，是以市场水平为基准来确定的。治理者的收入即使不是市场上最高，但也肯定是相当好的水平。由此可以有效避免因治理者收入水平低而引发寻租等腐败问题。

由于狮城治理者的收入和身份均比较体面，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招商引智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之中。经济社会发展好了，治理者的收入水平又随之提升。由此，亲商亲民亲环境的理念便成为狮城治理者的不二选择。据2014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在全球最易经商的经济体中，狮城排名第一。

狮城治理者独特意识和理念的配套性规则制度，主要包括了法律制度、诚信制度、政府组屋制度和中央公积金制度等。

狮城法律制度之完善、执法之严厉，有目共睹。在狮城的各类法人和自然人，无论是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还是日常的工作生活，如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约失信等行为的，将会付出沉重代价，受到严厉处罚，直至失去在狮城的立足之地。

狮城治理者在完善与严肃法律法规、打造诚信社会的同时，积极推行富有狮城特色的政府组屋制度，该制度解决了低收入家庭住房的问题，最终实现狮城人居者有其屋。

政府组屋制度建立的同时，治理者对狮城人在政府组屋申购、持有、转让及其利益分享等各环节的规则设计与具体操作的明确规定，保证了低收入家庭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狮城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也是国际上独具特色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它是一种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为一体的综合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14篇

【关键词】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 社会治理 立体化

构建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党的十提出的重要社会治理目标，对于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至关重要。作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通过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可以夯实社会发展基础，为经济社会层次的不断提升提供基本的治安保障。从体系建设内容来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是一个孤立的工作，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不断整合资源，优化管理体系，推动整个体系的完善。

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理论简析

对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从不同视角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论结论与基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作为一种警务工作系统，是整合警务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形式，是一种治安性防控体系。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一种社会治理体系，是一种高效科学的管理机制。基于此，通过理论总结，不管如何界定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都含有一些必然要素，就是构建相应的治理体系，通过整合社会治理要素，实现社会治安防控目标，其价值与意义就在于保障社会的平稳、安全运转。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过程中，公安机关是主体力量，发挥着支柱性的核心作用，在整合资源，优化管理体系过程中，具有主导性作用，是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核心与关键。

二、社会治安防控w系的定位

在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过程中，如何有效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进行定位，是体系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从理论视角来看，很多理论学者认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公安警务工作的一种特殊模式。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实践工作中，也是主要依托公务警务力量，当时公安警务包揽体系建设工作的方式并不可取。从目标本质来看，公安警务的主要工作在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由于公安警务工作力量有限，要想通过公安打击犯罪的方式维护社会治安，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并不十分现实，同时存在很多局限性。基于此，要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系统性工程，不断整合相关资源，提升社会治理的综合手段，通过社区、团体等多种平台，不断优化管理内容和管理体系，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水平的有效提升。在党的十召开后，越来越强调社会综合治理水平，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与科学化程度，基于此，开展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并不应当局限于公安警务工作当中，而是要构建管理系统，通过扁平化、矩阵式的管理方式，构建综合管理体系，实现社会资源与力量的有效调动与整合，进一步优化整个工作体系。

三、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构成要素

（一）防控力量

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体系中，防控力量是基础性要素，是开展体系建设的根本保障。在防控力量组成当中，政府公权力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公安警务、军队、国家安全机关及司法机关等，这是开展体系建设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治安强化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政府公权力制约的方式，可以有效实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目标，为该体系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增强社会管理目标与手段的可预期化，提升综合管理水平。

（二）防控目标

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防控目标是重要的要素。从体系建设长远规划来看，明确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目标，对于优化工作体系，明确工作职责，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明确防控目标，也可以最大程度吸引社会力量，让多种社会治理力量融入体系当中，实现综合化、立体式的管理目标，推动社会管理与治安水平的不断提升。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实践中，要将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作为最基本的工作目标，让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真正服务社会百姓，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运行。

四、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有效路径

（一）探索多元体系建设路径

在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过程中，要实现立体化管理目标，必须整合多种社会力量与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积极性。我国社会复杂，人口众多，单纯通过公安警务开展治安防控工作，一般都体现为事后处理，无法实现预先消除安全隐患。基于此，通过开展社会建设，引入社会治理力量，提升管理的综合型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实践中，要推进矩阵式和扁平式管理模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治安防控中的作用，实现全社会治理模式。通过社会诚信建设与历史记录等模式，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层级，强化思想理念引导，实现综合性建设目标。

（二）利用现代社会治安管理手段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开始与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深度融合。在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过程当中，要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从治安管理实践来看，大数据思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大数据处理，可以及时发现并排查治安管理安全隐患。此外，随着社会监控体系的不断完善，也提升了治安管理的综合水平，通过“天眼系统”建设，可以提升违法犯罪被发现并查处的几率，提升违法犯罪成本，进而实现社会治安保障的目标。

结语：综上所述，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是开展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对于保障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同样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创新管理理念，提升综合管理水平，实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综合化和立体化管理，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目标。

参考文献：

[1]杨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之基本内涵、运行模式和功能界定[J].学海，2012（3）：134-139.

[2]刘金龙，李波，彭蕾等.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论要[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28（4）：40-50.

第15篇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从历年来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年报检查的结果看，盈余管理始终是影响中国资本市场会计盈余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实现短期盈余目标，许多上市公司不惜利用各种手段调节会计利润，大大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不仅会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甚至导致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严重干扰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所以，如何治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一直是资本市场监管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者运用会计手段或者安排交易操纵财务报告结果，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报告数据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1]，其产生的根源是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企业产生的道德风险[2]。在信息不对称的掩护下，拥有信息优势的企业管理者为了个人私利或组织局部利益而产生道德风险，违背会计信息的中立性原则，利用盈余管理手段操纵会计盈余水平，误导利益相关者的决策，甚至导致其利益受到损害，所以，盈余管理不仅是一种会计违规行为，也是一种不符合企业合法诚信道德伦理的行为。从产生根源出发，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降低信息不对称，弱化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信息环境优势；二是促进企业提高商业伦理道德，依法诚信经营，降低道德风险，从主观上约束盈余管理行为。

一直以来，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的治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如何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现有文献多从独立审计、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来研究盈余管理治理机制[3]，同时，为提高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中国的监管层也一直致力于各种制度建设来促进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虽然这些研究和实践对降低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会计盈余指标在中国资本市场股票发行、再融资等重要决策中的政策刚性，许多上市公司还是会在制度监管的空隙中，想法设法利用各种盈余管理手段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所以，企业盈余管理仍然是干扰中国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增多，人们普遍认同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且以符合社会道德伦理的方式从事经营活动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4-5]，因此，注重社会责任的企业会诚信守法经营，减少企业及其管理层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机会主义倾向，那么，从降低其道德风险的角度看，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应该能够发挥治理作用。诸多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责任中的企业伦理会引导经营者遵守更高的行为标准，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约束管理层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减少利润操纵，提高会计盈余质量[6-8]。但是，也有学者从信号传递理论出发，认为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赢得良好的企业形象，分散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因此当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之后，可能会利用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其掩饰工具，如McWilliams等[9]、Prior等[10]、邓学衷等[11]的实证研究均发现，企业经理人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为公司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减少利益相关者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承担社会责任可能成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庇护工具。由此可见，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是否能够发挥治理作用，相关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而在中国当前的经营环境下，一方面，在监管层和社会各界积极推动下，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实践不断得到增强，另一方面，为谋求资本市场的各种利益，企业往往有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那么，在这种环境下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够对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发挥治理作用吗？还是仅仅作为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掩饰工具呢？

本文结合中国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对当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与其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且考虑到以往文献较多关注了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而对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考虑较少，本文就企业的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进行综合考虑。研究发现：当前中国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其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治理作用，并且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而且当企业面临较强的资本市场动机时，社会责任的这种治理作用并不会减弱，依然能够较好地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不同，本文综合考虑了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以及总盈余管理水平，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细化和拓宽了关于盈余管理治理机制的研究。此外，本文的研究发现当企业盈余管理动机较强时，社会责任依然能很好地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为监管层有效解决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学术界普遍认同Carroll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的理论框架[4]，经济责任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法律责任和道德伦理责任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12-13]。此外，《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中也明确将信息透明，遵守诚信、公平和正直的行为道德标准，尊重法治和规范等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基本原则[14]。所以，杨萍指出企业不仅是经济主体，而且是道德主体[15]，要以符合法规和诚实守信道德伦理的方式开展经济活动，实现经济利益。而盈余管理行为是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企业为了个人私利或组织局部利益，违背会计信息的中立性原则，人为调节会计盈余水平，违背企业诚信道德伦理的一种欺骗行为，会误导包括投资者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甚至导致利益相关者的重大损失，所以盈余管理是企业社会责任所不支持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会减少或抵制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此外，在社会责任框架下，人们评价企业的指标更加多元化，经济表现和社会道德表现都是评价企业绩效的重要内容，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够为企业赢得声誉资本[16]。盈余管理等欺骗手段也许能够为企业谋取短期经济利益，但这种不诚信的行为一旦暴露，将会大大降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道德表现的评价，损害企业的声誉，甚至导致严重的声誉资本和企业价值的损失。Davison等的研究就表明企业财务报告违规等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旦曝光，资本市场会作出强烈的负面反应，从而导致企业股价发生显著的负面异常变动[17]。所以，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为企业积累的声誉资本增加了企业从事诸如盈余管理等不诚信行为的道德成本，可以降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倾向，进而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但是，有学者基于信号传递理论视角的分析认为，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也可能会庇护和掩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企业会基于特定目的积极自愿地向市场传递利好信息，进而争夺有限的资源，提升企业价值。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多边契约关系，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不仅会损害股东的利益，而且也会造成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损失，因此盈余管理作为一种负面信号，一旦被利益相关者发现，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来惩罚管理层，包括顾客的流失和忠诚度下降、政府的行政处罚、债权人的借款限制等，这会使企业声誉受损，企业价值降低。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减少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企业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其积极为他们谋求利益的正面信号，努力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从而得到股东的认可，同时也会赢得债权人的信任，加强顾客的忠诚度，提高公司的吸引力，降低社会公众与政府的监管等，这些积极效应会提高企业的声誉，掩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或者缓冲企业盈余管理负面信号的影响。McWilliams等的研究就表明企业管理者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所树立的良好社会形象，可以减少利益相关者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9]；Prior等也发现管理层为了降低利益相关者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警惕性，会通过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来赢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缓冲利益相关者对其盈余管理的激进性惩罚行为[10]。由此，企业社会责任也可能会成为企业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庇护手段和掩饰工具。

基于上述分析，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既有可能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对其盈余管理行为发挥治理作用，也可能会充当管理层庇护和掩饰盈余管理行为的工具，故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假设A：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治理作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其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

假设B：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具有庇护作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其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深沪A股主板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连续性，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样本数据做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的公司；（2）剔除变量值缺失的公司；（3）对连续变量在上下1%分位上进行缩尾（Winsorize）处理。最终形成一个包含7 798个有效观测值的数据样本。

文中所需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社会成本支出从公司年报及相关科目附注中手工搜集。

（二）主要变量定义

1.盈余管理（EM）

由于采用方式不同，企业盈余管理包括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企业会结合自身特点权衡这些利弊，综合或替代性地使用这两种方式进行利润操纵[18]，使不同企业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分别采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总盈余管理水平三种方式来度量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1）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

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的估计采用Dechow等提出的修正的Jones模型[19]，通过分离出操纵性应计利润而得到。具体模型为：

其中，NIt为第t年净利润，CFOt为第t年经营现金净流量，At-1为第t-1年总资产，ΔSt为相比于上一年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变化额，ΔARt为本期比上期应收账款的变化，PPEt为第t年固定资产净额。通过对模型（1）分年度分行业（制造业按二级行业分类回归，其他行业按一级行业分类）截面数据混合回归得出的残差即为操纵性应计利润，用Z-score方法标准化后作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的度量。

（2）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的估计利用Roychowdhury的方法，通过计算企业的异常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期间费用后加总而得到[20]。该方法分为三步。

①估计正常生产成本。具体模型为：

其中，PRODt代表正常生产成本，为第t年主营业务成本与第t年相对上年存货增加额之和，At-1为第t-1年总资产，St为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ΔSt为相比于上一年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变化额。利用模型（2）通过分年度和行业进行回归估计出的残差ε即为非正常生产成本（AbPROD）。

②估计正常费用支出。具体模型为：

其中，DISXt代表企业的正常费用支出，为第t年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之和，At-1为第t-1年总资产，St-1为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利用模型（3）通过分年度和行业进行回归估计出的残差ε即为非正常费用（AbDISX）。

③计算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一般来说，具有真实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表现为较高水平的非正常生产成本AbPROD和较低水平的非正常费用AbDISX，因此，构造一个综合变量：

RM=AbPROD+（-1）×AbDISX（4）

经Z-score标准化后作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的度量。

（3）总体盈余管理水平（TM）

由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分别反映两种方式下各自的盈余管理水平，而实践中公司管理层会结合自身特点综合或替代运用这两种方式[18]，所以为全面反映企业的盈余管理总体水平，本文定义总体盈余管理水平TM为标准化后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之和。

2.企业社会责任（CSR）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目前国外学者主要采用声誉指数法、内容分析法、声誉评级法、KLD指数法等，而国内学者受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局限，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方法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朱松[8]和翟华云[21]选用润灵环球责任评级得分进行度量，而潘妙丽[22]、沈洪涛等[23]和张川等[24]则选用每股社会贡献值等指标。考虑到润灵环球责任评级倾向于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形式完整性进行评价，而每股贡献值的概念与Carroll[4]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四个方面的内容框架相一致，并且也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契合，所以本文选用每股贡献值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标准。

每股贡献值的概念出自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该指标用来反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计算方法为：

每股社会贡献值=每股收益+每股增值额

考虑到由于增发、配股、股票股利等因素导致的企业股票数量变动会造成不同期间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可比性较差，本文采用研究期间内（2008-2012）的年度平均股票数量（即2008-2012各年年末股票数量之和/5）作为分母，对每股贡献值指标的计算方法进行修正，即：

修正后每股社会贡献值=[净利润+（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偿付利息支付现金+公益捐赠支出+赞助费-因环境污染等造成的其他社会成本]/研究期间内年度平均普通股数量（5）

3.盈余管理动机（Motivation）

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包括薪酬动机、资本市场动机和监管动机等[1]。在中国，由于上市资源的稀缺性，满足资本市场关于取得上市和再融资资格、避免亏损退市等监管文件中的盈余指标要求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25-26]。刘颖和陈小悦等的研究均发现处于亏损边缘和净资产收益率再融资阈值（6%）附近的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27-28]。所以本文研究的盈余管理动机主要考虑避免亏损、再融资这两种在中国较为典型和普遍的资本市场动机。

为研究较强盈余管理动机下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本文借鉴陈小悦等[28]和肖成民等[29]的研究，采用净资产收益率分布变化的方法，对样本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进行区分：净资产收益率处于0～2%范围内的公司属于避免亏损动机较强样本；2008-2012年5年内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在6%～8%之间的公司属于再融资动机较强样本。然后，将这两类样本作为强盈余管理动机样本，定义盈余管理动机虚拟变量Motivation取值1，其他样本Motivation取值0。

4.其他控制变量

借鉴Kim等[6]、饶茜等[30]的研究，本文又对企业的盈利能力、成长性、财务风险能力、公司治理、审计质量等指标进行了控制。相关控制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研究模型选择

为检验前述假设，本文借鉴Kim等[6]、万寿义等[31]的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上述模型的回归分析中，通过设置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对行业和年份的影响进行了控制。为减小异方差的影响，回归方法采用普通OLS稳健性回归。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是按照全样本和依盈余管理动机强弱将样本分组后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全样本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最小值为-0.682，最大值为9.447，表明现阶段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很不均衡。大部分变量的标准差均小于均值，说明离散系数相对较小，数据的稳定性较好。进一步按盈余管理动机强弱将样本分组后的统计结果显示，具有盈余管理资本市场动机的公司（避免亏损、再融资）总盈余管理水平TM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RM的均值和中位数均显著高于其他公司，但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与其他公司没有明显差异，初步说明当公司具有避免亏损、再融资等资本市场强盈余管理动机时，会倾向于较多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此外，具有资本市场动机的公司在获利能力、成长性、现金获取能力、股权集中度等方面均显著低于其他公司，而其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却比较高。

（二）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3是主要变量的pearson（左下部分）和spearman（右上部分）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责任与企业的总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初步表明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抑制作用。此外，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比较低，在模型回归中不会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4是针对模型（6）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责任CSR与企业的总盈余管理水平TM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具有良好社会责任表现的公司总体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较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增强管理层的道德伦理意识，合法诚信经营，降低道德风险，从而减少盈余管理行为。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不断提升，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积极实践能够约束管理者的盈余管理倾向，减少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假设A得到验证。虽然列②中显示社会责任表现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但不具有显著性，所以假设B中的庇护作用并不明显。综合看，中国当前环境下，良好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主要是发挥治理作用。

此外，综合列②和列③针对不同盈余管理方式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责任与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显著负相关，而与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没有显著关系，说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约束管理层从事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而对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主要是企业为实现特定期间的盈余目标，利用会计法规的灵活性来调整会计盈余在各期的分布，并没有改变企业的整体经营结果，对企业业绩的扭曲较小；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往往违背正常经营原则，通过操纵交易活动来达到盈余目标，是以牺牲企业的长期价值为代价来满足当前盈余需求的短视行为，将对企业未来的经营现金流量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企业价值降低[20，32]。所以，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相比，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企业自身经营以及利益相关者决策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其对利益相关方的危害较大，一经发现对企业声誉和价值的损害也比较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对道德伦理和声誉的重视会更好地约束管理者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而对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并不明显。

（四）拓展性分析

王亚平等[25]和张昕等[26]的研究表明，满足资本市场监管要求是中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历年来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年报的检查结果也显示，濒临亏损和有再融资要求的公司盈余管理问题较为突出，所以，如何约束这类有强动机的公司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和提高投资者利益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前文分析可知，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治理作用，那么，在强盈余管理动机下这种约束作用是否还会存在？本文又针对强盈余管理动机下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及其治理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1.盈余管理动机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

Cohen等认为仅仅依靠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存在着隐蔽性差、调节范围有限的风险，当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不能满足需求时， 管理者会进行基于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32]。刘启亮等的研究也表明当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不同时，会灵活地使用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来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33]。由此可见，随着盈余管理动机的增强，企业的盈余管理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并且前述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也初步显示强盈余动机下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与其他企业有显著差异。为全面了解这种变化，本文构建模型（7）如下：

针对模型（7）的普通OLS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盈余管理动机Motivation与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和总盈余管理水平TM显著正相关，而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的关系不显著，说明当具有避免亏损、再融资等强资本市场动机时，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较为普遍，并且由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到会计准则弹性空间的限制而对会计盈余的调整幅度有限，再加上其隐蔽性较差会导致其风险较大，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更具隐蔽性[20]，调整范围较大，所以，当企业盈余管理动机较强、盈余需求更迫切时，会更多地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手段，这与张俊瑞等[34]和李彬[35]的研究结论一致。

2.盈余管理动机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关系的影响

根据前述结论，当盈余管理动机较强时，企业会更多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手段，虽然社会责任对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可以发挥治理作用，但其治理机制主要是出于道德约束，企业是否遵从具有弹性，所以当企业面临避免亏损、再融资达标等重大经济利益决策时，社会责任的道德约束是否还能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发挥治理作用，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因此本文构建模型（8）作进一步的分析。

上述模型中，Motivation与CSR的交乘项系数η3反映盈余管理动机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关系的影响[36]。表6是针对模型（8）的回归结果。

从表6可以看出，与表4、表5结果一致，社会责任CSR与企业总盈余管理水平TM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均显著负相关，而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关系不显著；盈余管理动机与企业总盈余管理水平TM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均显著正相关，而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关系不显著；盈余管理动机与社会责任的交乘项Motivation*CSR的系数η3在三种盈余管理度量方法下均为负值，但都不具有显著性，表明盈余管理动机不会影响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强盈余管理动机下，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没有减弱。这说明社会责任的道德约束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良好社会责任所形成的较高企业道德标准对道德风险的防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使在面临亏损、再融资限制而产生较强盈余管理动机时，社会责任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依然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表7）

考虑到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还没有较为准确和一致的方法，为减小变量度量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其他方法来度量社会责任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Carroll[4]的社会责任结构金字塔模型，慈善捐赠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层级，属于自愿性责任，积极从事慈善捐赠活动表示企业具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意识。所以，本文借鉴孔东民[37]的研究，用企业是否有捐赠行为来度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CSR_d）：当企业当年度有捐赠支出时，CSR_d取值1，否则取0，针对模型（6）和（8）的回归结果见表7中Panel A所示；同时，借鉴贾兴平等[38]的研究，本文又以财经专业网站和讯网社会责任评价系统中对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综合评分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度量（CSR_hx），但由于和讯网的评价数据始于2010年，所以稳健性检验中只针对2010-2012年的样本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中Panel B所示。

由表7可以看出，无论是以捐赠指标还是以和讯网社会责任评级来度量社会责任表现，回归结果均与前述结论一致，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特别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能够发挥治理作用，并且，当盈余管理动机较强时，社会责任的治理作用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