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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将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要想更加深入的从事外国文学研究,首先对这两种文学有明确的区分。翻译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以中国文学的思考方式并使用汉语的形式诠释和阅读西方文学,将外国文学中国化、本土化,是将中外两种文学思想、文学背景、以及中外两种文化通过语言进行互通和交融的一门学科,它是一种文化内部的研究,具有单语性。而外国文学,是跨文化的一种语际研究,相对翻译文学来讲,它明显的带有双语性。通过上述的概念区别,我们已经了解,外国文学并不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不等同于各个国别的文化简单的进行累加,它是一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文学研究。并且可想而知,它面向的主要教学对象应该是中文系的学生(对于外文系的学生来讲,它就不能称之为“外国”文学了),那么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以及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必须将外国文学教学与比较文学的教学结合起来。翻译是各种语言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种媒介,虽然它的最终结果还要归属于语言,但它是连接各国之间进行交流的桥梁,是自然语言非常特殊的研究对象,另外还应该是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跟最初级的翻译文学研究不用的是,比较文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对于语言的研究上,更侧重的是将翻译中所涉及到的文学现象放在民族背景、社会文化的层次上进行研究与考察。其次,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把外国文学当做翻译文学来讲授,还要注意翻译文学的局限性,同时还应该经常性的将译本与原着进行对照,去考察其中是否有增删、更改?两种文学版本之间是否存在变异?有什么错讹的地方?然后进一步思考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和效果又是怎样?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文学翻译的可能性、必要性、丰富性和局限性。
二、当前我国高校对外国文学研究的优势
当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主要主要分布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各高等院校的外语系、中文系以及相应的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正是由于以上的分布特性,我国当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着以下的优势:人力优势,当前我国各大高校分布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内其他的研究机构,其人员优势是其他机构所不能相提并论的,这为我国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根本的基础;国内高校的教学涉及多个国家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涵盖的领域之广也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相应的学者可以更加完善的进行研究;在学校中,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应用于教学的,使学生通过这些研究的学习可以更充分的了解各国文学的背景、文化底蕴以及文学差异,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人员师资的稳定性,当前国内的各大高校中,都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师资队伍,有资深的教授引导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而同时也不乏中青年研究力量的加入,研究队伍前赴后继不断壮大;各国高校之间经常会有一些学术交流会,这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团队可以不断的接收到新的思想,与各国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接轨,丰富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课题。
三、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优势很是明显的,从国家规划到具体学术研究机构以及研究人员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还是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方面。
1.我国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国家高度的宏观调控手段,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不同高校的不通学者之间欠缺必要的交流,信息不能互通,所以难免会发生学术研究重复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的浪费。
2.当前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学者都会趋之若鹜于某一个时期热门的课题以及热点的作家,而面对较有难度的课题或者学术难题时,就会很少有学者敢于接受挑战,对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之处也很少有人问津,以至于这些领域遭遇搁置和冷落。
3.虽然当前不乏国际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但是我们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的最新动态的了解还是会相对滞后的,仍然会有很多的作品仅仅是对外国文学的简单的翻译和罗列、盲目的跟风,缺乏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研究。
4.虽然目前国内对于外语的热衷程度很高涨,但还是以英语为主流,而且主要还是处于普及的程度。在研究外国文学的队伍中尚存在一大批外语水平较低、无法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原着,只能依赖于相关的翻译作品或者其他的评论着作,这也会从一定程度上造成曲解,影响到了对于原着内涵的领悟。
5、我们的文论话语尚存在问题。面对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大交流、大撞击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实践中往往处于一种比较艰难的境地。
四、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接下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还应该是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当前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的挑战。
1.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
2.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一向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以来,虽然很多国外的文学理论都有相应的译着作品,而这些作品也都由很有途径进入中国,从而被国内的广大读者阅读。但是,至今现在国内或缺的仍然是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
3.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外国文学作品的译着以及评介文章等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着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中国文化和对外国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立创见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4.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束缚了我们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这种状况亟待解决,需要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外国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
5.最大力度的减少重复劳动,加强各高校师资之间的学术探讨、信息交流、互通有无,避免学术封闭研究,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重复浪费,提升资源的有效利用。另外加强我们当前外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的各项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填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上一些空白的项目等等,遮羞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6、外国文学教学与教材编着标准需要转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潮流的推进,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受到了政治环境的极大影响,政治性成为外国文学研究及教材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开个开放的大局影响,外国文学在教材编着以及教学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地变化,审美性也开始成为教材编着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7、外国文学学科建设的更新于调整。首先要从学科性质上带来更新与调整,要求我们大胆的突破现有的教材体系和框架,吸取全新的科研成果,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充分的体现新课程要求;其次要更新学术理念,在外国文学教学中高度注意翻译作品的价值与局限性,重视文学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的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另外要注意到教学方法方式等方面的调整和更新,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让课堂变成了知识的硬性灌输,课堂变得枯燥乏味。
很多人会将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要想更加深入的从事外国文学研究,首先对这两种文学有明确的区分。翻译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以中国文学的思考方式并使用汉语的形式诠释和阅读西方文学,将外国文学中国化、本土化,是将中外两种文学思想、文学背景、以及中外两种文化通过语言进行互通和交融的一门学科,它是一种文化内部的研究,具有单语性。而外国文学,是跨文化的一种语际研究,相对翻译文学来讲,它明显的带有双语性。通过上述的概念区别,我们已经了解,外国文学并不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不等同于各个国别的文化简单的进行累加,它是一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文学研究。并且可想而知,它面向的主要教学对象应该是中文系的学生(对于外文系的学生来讲,它就不能称之为“外国”文学了),那么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以及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必须将外国文学教学与比较文学的教学结合起来。翻译是各种语言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种媒介,虽然它的最终结果还要归属于语言,但它是连接各国之间进行交流的桥梁,是自然语言非常特殊的研究对象,另外还应该是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跟最初级的翻译文学研究不用的是,比较文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对于语言的研究上,更侧重的是将翻译中所涉及到的文学现象放在民族背景、社会文化的层次上进行研究与考察。其次,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把外国文学当做翻译文学来讲授,还要注意翻译文学的局限性,同时还应该经常性的将译本与原着进行对照,去考察其中是否有增删、更改?两种文学版本之间是否存在变异?有什么错讹的地方?然后进一步思考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和效果又是怎样?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文学翻译的可能性、必要性、丰富性和局限性。
当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主要主要分布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各高等院校的外语系、中文系以及相应的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正是由于以上的分布特性,我国当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着以下的优势:人力优势,当前我国各大高校分布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内其他的研究机构,其人员优势是其他机构所不能相提并论的,这为我国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根本的基础;国内高校的教学涉及多个国家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涵盖的领域之广也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相应的学者可以更加完善的进行研究;在学校中,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应用于教学的,使学生通过这些研究的学习可以更充分的了解各国文学的背景、文化底蕴以及文学差异,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人员师资的稳定性,当前国内的各大高校中,都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师资队伍,有资深的教授引导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而同时也不乏中青年研究力量的加入,研究队伍前赴后继不断壮大;各国高校之间经常会有一些学术交流会,这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团队可以不断的接收到新的思想,与各国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接轨,丰富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课题。
三、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优势很是明显的,从国家规划到具体学术研究机构以及研究人员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还是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方面。
1.我国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国家高度的宏观调控手段,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不同高校的不通学者之间欠缺必要的交流,信息不能互通,所以难免会发生学术研究重复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的浪费。
2.当前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学者都会趋之若鹜于某一个时期热门的课题以及热点的作家,而面对较有难度的课题或者学术难题时,就会很少有学者敢于接受挑战,对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之处也很少有人问津,以至于这些领域遭遇搁置和冷落。
3.虽然当前不乏国际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但是我们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的最新动态的了解还是会相对滞后的,仍然会有很多的作品仅仅是对外国文学的简单的翻译和罗列、盲目的跟风,缺乏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研究。
4.虽然目前国内对于外语的热衷程度很高涨,但还是以英语为主流,而且主要还是处于普及的程度。在研究外国文学的队伍中尚存在一大批外语水平较低、无法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原着,只能依赖于相关的翻译作品或者其他的评论着作,这也会从一定程度上造成曲解,影响到了对于原着内涵的领悟。
5、我们的文论话语尚存在问题。面对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大交流、大撞击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实践中往往处于一种比较艰难的境地。
四、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接下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还应该是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当前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的挑战。
1.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
2.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一向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以来,虽然很多国外的文学理论都有相应的译着作品,而这些作品也都由很有途径进入中国,从而被国内的广大读者阅读。但是,至今现在国内或缺的仍然是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
3.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外国文学作品的译着以及评介文章等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着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中国文化和对外国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立创见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4.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束缚了我们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这种状况亟待解决,需要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外国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
、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 5.最大力度的减少重复劳动,加强各高校师资之间的学术探讨、信息交流、互通有无,避免学术封闭研究,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重复浪费,提升资源的有效利用。另外加强我们当前外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的各项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填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上一些空白的项目等等,遮羞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6、外国文学教学与教材编着标准需要转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潮流的推进,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受到了政治环境的极大影响,政治性成为外国文学研究及教材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开个开放的大局影响,外国文学在教材编着以及教学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地变化,审美性也开始成为教材编着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7、外国文学学科建设的更新于调整。首先要从学科性质上带来更新与调整,要求我们大胆的突破现有的教材体系和框架,吸取全新的科研成果,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充分的体现新课程要求;其次要更新学术理念,在外国文学教学中高度注意翻译作品的价值与局限性,重视文学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的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另外,!要注意到教学方法方式等方面的调整和更新,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让课堂变成了知识的硬性灌输,课堂变得枯燥乏味。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需要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参与
在多元文化交流的今天,如果还将文学研究局限在某一国家的文学研究,已经难以适应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从全球化语境的角度来看,当今国际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已经上升到跨地域、跨文化、跨语言的层面,并且这也是未来文学研究的基本发展趋势。从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发展情况来看,很多研究还存在表面的研究上,泛论比较多,对于中西方原有的古典文献研究不够深入。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深入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较少,因为要深入研究外国文学,就要有较高的语言功底要求,这就限制了很多研究者的深入研究。如果只是通过阅读译本来进行外国文学研究或者比较文学研究,研究效果难免会大打折扣。因为对于文学翻译来说,虽然大部分译者努力想要表达出作者的原意,但受到跨文化和跨语境等因素的限制,再加上译者自身的用语习惯、文化、教育背景等,都会导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掺入自身感情。所以,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阅读译本就失去了一手资料的优势。这种现象也就促使研究者开始逐步把研究点放在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学科定位上。
对于比较文学来说,如果只是把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放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一学科的范围内,就很难将比较文学本身应研究的跨文化跨语言等综合性内容的优势显示出来。因此,国内已经有学者提出要把比较文学的灵魂还给比较文学,从学科定位上给予比较文学肯定,让比较文学真正体现出跨学科的一般特征。并且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不应该完全认定比较文学究竟属于中国文学研究还是外国文学研究,因为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定位就应当属于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方面。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拥有较高的外语水平,但从语言来说,如果深入掌握某一门外语的难度是很大的。不仅仅是日常的听说读写,而是要深入研究文本,研究某一个句子、短语或是词组的含义。当今中国的比较文学发展已经呈现出一个比较良好的态势,也已经从最初的普及阶段走向了提高阶段。在这种研究的新时期,更需要外语研究者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参与进来。
二、学科建设中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需要互相交融
全球化语境已经在很多场合被人们提到,尤其在文学研究领域,全球化语境更是人们所需要关注的问题。对于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来说,如何加强二者的学科建设,提高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水平成文学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问题。从外国文学的学科定位来说,高校中的外国文学往往会放在外语院系中加强学科建设,具体课程一般都有语言教学、语言学及语言学理论三方面。但从目前外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发展的主要趋势来看,更具有生命力的学科建设方法就是进一步打破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之间的阻隔,让二者互相交融发展。比较文学的本质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具有跨文化的连通性,通过比较文学可以进一步开阔研究视野,从而将我国原有的外国文学研究推到新的发展阶段。而外国文学的研究中加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也可以促进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考虑到全球化背景,国际学术界希望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国外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外国文学研究,如果我国学者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对已经有研究成果的东西继续研究,而又没有新的研究角度,这样的研究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国际学界也提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们,在研究外国文学时,可以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为外国文学作品提供一种全新的解读视角。
目前,在我国一些外国文学研究中,例如:对德国文学的研究中,我国已有学者指出,在当今欧洲文化的背景下,国际上的德国文学研究早已不仅仅局限在国别文学的范畴内,而是更加强调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从知识结构本身出发,不仅仅是德国文学研究者,对于所有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来说,更应该有意识地增强本国文学功底,以此为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中国思路。在教育学界,很多大学教师也认为在外国文学课程中加入比较文学的内容,更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尤其在我国的高考模式下,很多学生虽然可以很好地应对考试,但实际上却非常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缺乏人文素质。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引入比较文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学,从而让让他们在未来的文学研究过程中,在研究外国文学时可以更好对比中国文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往往过于注重对语言本身的教学,而忽视了语言背后文化的教育。无论是外国文学研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其本质上都是文学的研究,而文学的根本在于文化。缺乏文化素养的文学研究是失去灵魂的研究。
三、在互识与互补中推动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发展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o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出现这种良好局面的原因不仅仅是外国文学研究队伍自身的活力,也离不开相关学科的互动作用。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始终存在一种互识与互补的关系,甚至有些学者提出“比较文学就是外国文学”的理论。笔者虽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但也确实能从这种说法中获得启发,因为从长远的研究目标看来,二者确实是在互相交融、补充中发展的。
比较文学的理论革新方面给予了外国文学很多启发,同样也拓展了外国文学的研究视野,推动了外国文学的研究。从近年来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互动关系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比较文学已经开始稳步发展,在众多成果中,无论是中外文学比较研究还是翻译研究,抑或是中西文论比较研究、文学与宗教研究等多种领域,比较文学始终与外国文学和跨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国内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中外文学比较是非常重要的领域,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几乎占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大半。而到21世纪初期,中外文学的双向研究著作则明显开始增多。很多比较文学的研究者都有外国文学的学术背景,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翻译在文化中的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者的研究点往往不在于翻译的一般过程,而是更加注重不同的文化环境对翻译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文化层面的研究。针对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果没有外国语言和文学方面的积淀,是很难进行深入研究的。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仍旧在不断发展,其中也存在不少薄弱之处。但从总体上看,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原因有很多,而双向的良性互动始终是根本原因。
四、结语
关键词:外国文学;比较文学;教学改革
引言
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十八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多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1]
一、比较文学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美国比较文学大师亨利•雷马克于1961年在其《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一文中曾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2]事实上,比较文学就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从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比较”的真谛并不在于单纯的对比,也不单是一种文学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跨学科、跨语言、跨民族的多维度、多层次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跨越性、开放性的特征决定了其广泛的应用范围,因此不能从字面上来认识比较文学,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同文学的比较相对等。比较文学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的前沿学科和重要分支。纵观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走过的是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程。比较文学这个学科在国外确立已经有一个世纪,在中国正式开展研究也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但它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3],它的基础依旧薄弱,并且基础性的工作还需要加大力度。面对比较文学的“危机”,夯实基础、加强研究、改变思路显得尤为重要。比较文学被认为是外国文学研究的前沿学科,究其原因是当前比较文学的意义转向。当前外国文学的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一种总趋势:各文学学科均向意义转向,即当前外国文学越来越注重对跨领域内容方面的研究。比较文学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与许多邻近学科——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研究,我们将能更准确、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外国文学中的比较文学,进一步完善比较文学的探究方法,使之更加规范化;通过研究,我们还将进一步提高我们对外国文学的认知水平,丰富跨文化、跨语言的知识体系,使比较文学能更好地为外国文学教学及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流服务。
二、将比较文学嵌入外国文学课堂的策略
比较文学的研究呈现出这样几个显著的特点:跨语言、跨学科、多维度和多层次。曾有学者指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必修课之一的外国文学课本身便是比较文学课,因受其本身汉语教学这一语言环境的影响,外国文学理论知识及经典名著的学习便具备了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典型特征,该观点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相关方面的专家早在30年前就呼吁将比较文学纳入外国文学的课堂,然而直至现在,比较文学却仍在外国文学的课堂中缺席。如何改善这一局面?如何让比较文学占领外国文学的高地?不妨从引入多样的教学手段及转变教学思路入手,寻求改革与发展之路。
(一)多样的教学手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引入多样的教学手段,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视野;又可以提升文化理解的效果。
1.多媒体教学
利用PPT技术编制课程提纲、定义和基本内容,预设动画。利用超级链接将主板书与副板书联结在一起,使视觉画面更加生动和饱满。插入大量来自网上或数码相机拍摄的图片和自己制作的图表、地图、中西方文化对比鲜明的照片等,使教学手段更加丰富。还可以播放一些关于经典名著的电影片断供大家欣赏。因为电影可以营造比较文学所需要的学习环境,影片中所表现的社会本身又有着文化、语言、生活的内涵,可以提供后续的教学内容,使学习者更自然地接近目标文化。外国文学的课堂不要仅仅局限于理论的讲解,还可以借助丰富多彩的游戏。游戏的特点有许多,最重要的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能够刺激学生更积极地融入课堂学习。如果所采用的游戏是经过精心选择并且非常恰当的话,那么它就可以用于课堂教学的任意一个环节:导入、呈现材料、进行控制性操练、开展交际练习、复习巩固等。例如,可以使用将同主题的中外文学名著分别改编为课本剧或者将外国名著中国化等方式进行学习,学生们就能在亲身参与的精彩演绎中将比较文学的方法灵活应用其中。通过此种方式让学生感受中外文学之间的差异与比较文学的价值,同时激发表演者在智力、情感上的潜力,也使观众在欣赏中获得共鸣,加深对比较文学的理解。学习成果的检测也可以通过此类方式进行,对学生进行全面综合的了解。
2.专题讲座
教师可以设计一系列比较文学专题讲座,通过明晰的叙述,借助解释、分析、对比等各种手法向学生传授外国文学知识。比如,为配合外国文学教学,对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组织一个介绍比较文学历史和现状的讲座作为比较文学学习入门的指导;对于功底扎实的学生,不妨让其整理比较文学的相关资料,鼓励其参与专题讲座的准备工作,以完善其已有的知识体系。通过亲身参与实践,能够让学生真正走近比较文学,使其切实感受到比较文学对外国文学而言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当然老师也要给予学生一定的指导。鉴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性,老师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制定精而短的文化系列讲座,形成比较文学特有的文化微课堂;也可以明确讲座主题,形成招标项目,鼓励学生去招标,有计划、有目标地去完成一个个专题讲座;同时对讲座的质量要严格把控,让专题讲座的内容丰富、翔实,并且最终将讲义内容汇总成册,为比较文学教学提供范本。
3.文化实践
带领学生一起进行文化实践活动,也不失为一种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文化实践可以作为专题讲座的补充与支持,成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学习与传授方式。同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相关的文化实践可以是与主题相关的一个子课题,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都要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地位。文化实践可以充分调动学生们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使其学会提取有效的信息,提高其处理信息资料的能力,并通过图片、文字、实物等直接感知信息载体来增强记忆。文化实践开始后,应适时鼓励学生展开交流讨论、分享实践感受等,从而使他们比较文学的知识得到巩固与加强。
(二)改革教学思路
根据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通过对传统教材的学习,基本上了解了西方文学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历程,对各个时期代表作品也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却无法理解各国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及相互影响,更考虑不到文化、哲学、心理学等和文学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4]因此,根据时代的发展、学科的要求、知识体系的完善需求等应对传统教材进行整合与创新。教师在整合教材的同时也应该调整自己的教学思路,将比较文学的方法渗透进外国文学的课堂。从文学视角进行分析,需要正视东西方文化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性,并借此来探索中西文化的异同。如果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将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方法联系起来,不失为一种好的教学思路。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多层次的分析,既可以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又可以调整教学思路,还可以提高课堂的有效性,丰富学生们的知识,开拓他们的视野。举例如下,在讲述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先后在法国、英国、俄国等地兴起这一部分时,首先将比较文学的方法应用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之中;[5]在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特征完成概括后,再对以上几个国家进行细致的分析。这样既可以把比较文学的方法渗透到外国文学之中,又可以锻炼学生们的概括分析能力。教师一定要加强学生对于原著阅读的督促,不可让学生远离原著。同时,对中外名著的比较阅读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缺乏对于原著的阅读及文本分析,会使很多学生无法真正深入文本、理解文本,进而无法完成比较研究。例如,可以将《红与黑》(法国作家司汤达的著名小说)与《人生》(中国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进行比较阅读,通过比较文学的方法可以使学生深入地理解一个悲剧性人物的社会因素及时代烙印。
三、结语
总之,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比较文学的介入不仅有利于重新审视本民族文学的优势和不足,更可以培养学生开放性的思想,而这是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6]多媒体教学、专题讲座、文化实践等多样的教学方式及教学思路的改革与创新都不失为将比较文学嵌入外国文学课堂的有效策略。
参考文献
[1]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亨利•雷马克,姜源.比较文学:再次处于十字路口[J].中国比较文学,2000(1).
[3]孙海英.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6).
[4]张云.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研究[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1(5).
[5]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关键词】外国文学;文化;身份
一、前言
探究外国文学在我国的交流以及发展,不难看出,外国文学令大众基于汉语环境欣赏了不同国家文学风貌,并令我国文化资源全面丰富,令中西方话语的交融逐步渗透至我国文学领域内。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外来文化以及本土文化突破了界限,并蕴含了一种潜在的同质化风险,可激励民族主义,掀起反全球化的呼声。基于当前背景,应科学探究外国文学与文化内涵,开创属于我国的话语系统,有效的明确文化身份。
二、立足本土文化,基于外国文学开创我国话语系统
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就全球化以及本土化展开探讨,足以见得创建我国话语系统的科学重要性。外国文学评论便开辟了有关文化变迁以及融合的专栏,学者们展开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张德明指出,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令本土文化的保护与捍卫呼声进一步增强,并变成政治冲突的又一个焦点。其主张,应注重研究民间知识,基于其不可通约以及移译性特征,可映射出更加真切原始的民族文化。更多学者普遍认为,新时期,探究中西方的比较文学才是重中之重,并渐渐从外国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探究逐步转变成中国文学位于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传播与推广。我国国人要快速的加入到国际理论的争鸣之中,立足本土文化,开创基于外国文学的我国话语系统,进而真正的发出属于我们的声音,这正是契合时代需求的发展策略。由此不难看出,未来外国文学与文化的学术探讨显现出我国学者面对文化霸权以及原教旨主义的碰撞环境中,立足本土文化,树立公平合理的原则主动积极参加行业全球性对话交流的决心。同时勇于基于全球化发展以及本土化交流互动中创建我国话语系统,显现出我国文化应有的主体意识。
三、明确文化主体意识,提升外国文学研究水平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创建我国外国文学探究话语系统,应合理明确文化主体意识。基于外国文学学科特征,主张文化主体性,树立主体意识尤为必要,其成为当前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科学指导思想。文化主体意识势必包含民族性问题,其属于个人终身同时可靠的社会特征。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在与西方文化斗争,反对政治经济殖民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对立方,本土化作用长久发挥,同时未来文化建设发展势必基于全球化以及本土化的碰撞对话中进行。一旦人们从民族属性内探寻自尊的过程中,民族情感便发挥了补偿效果。而民族情感倘若过高,跨文化认知便会更加面向本土方向。我们所看到的的是,西方理论以及文化思想发展传播过程中,民族特征仍旧得到广泛重视。
透过较多事实明确,西方国家强势者由始至终并不能同他人进行公正平等的对话交流,也就是说世界大同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身处在弱势地位的各个民族,为了获得公平合理的地位,享有良好的对话权,则只有提升自身实力,方能实现。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创建话语系统,应将自有理论作为核心基础。由于各个国家文学研究具有较多学派,为此应明确理论切入点,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我国在全球文艺理论系统中自成一派,因而要想创建具有我国特征的外国文学学科系统,应合理探究我国古代积淀形成的优秀传统。排除那些同西方文化相似内容后,便呈现出独特的民族特色,体现科学合理性,是民族艺术的精髓。因此在我国研究外国文学系统中,不应将这一宝贵财富不良忽略。而应基于该基础,将各类文艺理论融合集成,通过不同文艺角度、应用方式的比对研究,创建新方法,树立新视角。应基于外国文学学科探究的整体全面性,令其发展变成更为合理的体系,最终令我国理论系统进一步完善,提升外国文学发展研究整体水平。
四、融通异质文化,体现开放性与包容性
新时期,不同文化百家争鸣的态势对于创建民族话语系统极为有利。基于后现代以及后殖民主义背景下,应以异质身份参与到全球文化的互动对话行列,逐步融到世界文学的系统中心,进而积极的应对时代挑战,契合发展需要。应真正明确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民族同国家非共时性,进而可令第三世界国家文学不但可映射西方问题,还可预示今后发展动向。
在创建民族话语系统,预防强势文学单向输入的阶段中,也赢得了一定共鸣。各个民族文化的建设发展均处于动态阶段,因此只要不呈现封闭状态,便会经受外来文化作用影响。为此,在开创我国话语系统阶段中,不应基于民族身份感以及同一性不承认外国文化。而应积极探寻融通引进异质文化,令其通过更新发展形成本土化价值内容,完成互相对话,实现双方尊重与互相欣赏。民族自我意识以及长期积淀的文化记忆始终同外来文化持续的进行接触,在不断碰撞阶段中,变得日渐成熟并凝聚起来。
我国话语体系应基于保护本土文化具有统一性以及独具特色的基础上,明确本土文化可为更宽泛文化范围的内容部分,进而可良好的突破自身文化区域形成的语境束缚,形成文化反思,锻炼认知技能,令理解关照中的再阐释得以实现。学者们应不断的容忍并承认差异,形成豁达之心。民族话语系统始终为动态变化的理论,因此需要同他类文化作用中展开自我规定。应突破片面民族主义,开阔视野。目前我国文化问题同样为现代文化的相关内容,文化身份并不是怎样明确现代性以及西方文化具体范围边界,而应探究现代话语历史结构内,基于普遍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的视角进行自我阐述。为此,对于民族文化本真性应有所重视。不应将民族文化单纯的看做静态空间实物,将时间维度内的发展变化全面否定。实际上,生活方式、精神均处于发展变化状态,我国历史文化则为世界文化的构成,后者是国人关注的内容,因此应努力变成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我国文化虽注重自我具备的独特性,然而,我国悠久文明历史,体现了开放性以及传统性,进而可同西方文化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应合理的引进西方文化取得的丰硕成果,体现开放性与包容性,将精髓内容加以消化吸收。丰富文化融合势必引起创造与发展,并激励平等对话沟通。因此,我们应基于自身具备的特有话语模式,积极与全球国际领域并轨,探究外国文学,实现持续全面的发展与提升。
五、结语
总之,外国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化身份定位,只有明确文化发展内涵,积极交流、互动融合,方能开创我国特有的话语系统,激发外国文学核心价值作用,继续推进其实现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日前,“近三十年来外国文学史研究及教学”全国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2008年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林精华教授主持,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贺祥麟、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建设、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等先后致辞,分别从不同方面肯定此次会议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举行的重大意义。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60多位学者与会,就外国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史观念更新、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
刘意青在题为《当文学遭遇了理论》的发言别指出,在采用文学理论处理文学文本后,我们的文学教学和文学评论明显进步了。应用理论,能揭示文本无穷尽的先在内涵,多元文论不仅在重新认识文学经典方面功不可没,也造就了一批中国作家。她强调必须在教学和科研中更好地把握理论尺度,认为在文学评论中过分强调理论框架,也会带来不少问题,如可能造成理论的喧宾夺主,或者误导学生重理论轻文本,造成浮夸不实学风。刘教授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热烈讨论。刘建军认为当前文化发展的三个重要趋势是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冲突日趋激烈;人的身份、角色的不定性愈演愈烈,在文学研究中体现为“边缘人”的概念;个性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冲突愈演愈烈。肖锦龙从米勒的《小说与重复》谈解构主义批评的洞见与盲区,指出在梳理近三十年文学成果时,发现套用方法论的现象十分明显,存在在理论上转圈而没有进入到批评文本本身等问题。他认为这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研究者没有将理论做透。吴俊忠则就此提出了如何区分理论指导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问题。
在涉及文学史和具体文学文本的发言中,杨慧林讨论了“莎士比亚历史剧”的讲授案例与批评史线索中的文学史研究。王立新在发言中分析了希伯来神话的文化品格与民族特质。刘亚丁分析了《一个人的遭遇》中的叙事和隐喻,认为文本包含了和平与战争两种状态,并构成强烈冲突。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内,作品中的很多内容被屏蔽了。吴康茹联系史学对原罪说的争论,重新评价了法国启蒙文学的成就,进一步思考了法国启蒙文学的发生机制以及文学领域的建制;认为哲理小说利用了故事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启蒙思想家运用时将重要思想隐藏在叙事中,利用文学符号化力量达到启蒙的作用。唐岫敏详细论述了传记文学评价中的三个关键原则即思想性、时代性和艺术性。
外国文学教学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来自教学一线的学者们纷纷结合自身实践和感触,为外国文学教学建言献策。李明滨回顾了曹靖华先生为俄苏文学学科创建所做出的贡献。郭英剑总结了近三十年来英美文学教学情况,强调外语文学教学属于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在培养人文精神,教师应该具备双重文化立场,教会学生批评性思维。夏忠宪指出科技时代中的科技性和功利性等会影响到高校里的人文教育,她建议在教学当中,教师和学生同时与文学文本形成间性、同时作为主体,教师与学生应该对话。张世君介绍了自己以建构主义理论指导外国文学教学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视、听、读、写、做、编、演”的新教学模式的建构。
黄晋凯在闭幕式上总结了近三十年外国文学研究及教学繁荣的原因,包括冲破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及外国文学领域各位同仁不断克服自我局限等因素。他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及教学过程中所体现的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人文意识固然很可贵,但应对其进行科学定位,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否则会给教学和研究造成很大压力。会议代表普遍意识到这三十年来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主要成果是解决国内问题,即在恢复和完善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让中国了解世界文学进程,从而打破封闭的历史格局,促使中国融入世界。而未来随着中国卷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所面临的任务,就不再是解决国内问题,而是要参与世界文学研究进程,研究和教学要关注世界学术进展、学科建设要直接和国外发达国家接轨。
“中国文化失语”这一概念在外语教学中最早是由南京大学的从丛教授(2000年)提出来的。他发现有许多英文水平很高的中国青年学者,在与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不能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显示不出来自文化古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风范,当西方同行怀着敬意探询Confucianism/Taoism(儒/道)的真谛时,我们的学者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他发表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人们对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关注。同样,在比较文学领域,曹顺庆教授早已指出我们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
我们中国学生,尤其是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对外交流时同样也有“失语症”的病症。这种失语症,同样也体现在我们的英语专业学生的对外交流和交际中。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我们的学习事实上也是进行一种跨文化交际实践。这种实践应该是在对目的语和本国文化都非常熟知的基础下,才能够很好地进行平等交流。而现在我们英美文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部分对于中国文学不熟悉,更加不用说用英文熟练地介绍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学和文化。我们的学生在对外交流时,能非常从容地用流利的英文谈论狄更斯、马克吐温、海明威、福克纳,但是当我们说道自己国家的文学作品,却很难用地道的外语说出自己本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甚至无法用流利的英文来说我们的中国故事,这样的现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情况下,更是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仅仅从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出发,缺乏一种更为比较和广阔的视野,这样的教学方法,既与我们现在的社会语境相隔离,同时也与我们国际化形势下文学研究的新趋势不相符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将我们现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策略引入我们的文学教学,拓展我们的文学教学思路,无疑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问题。因此,在当下提出一种文学教学中的中国视野是非常及时,也非常值得尝试的。事实上,在当今英美文学研究界,这样的一种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中国视野,也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我们国内已经有一大批外国文学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并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这样一个重要课题,并且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样一种研究趋势的改变,也能为我们的英美文学教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学术大师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可以看到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哲学大师的影响和对西方文化的熟悉;近代鲁迅、、郭沫若等文学巨匠同样都学贯中西、熟读中西经典。吴宓决心把国外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引入中国。而这种“文化精华”“融会贯通”的思想,成为吴宓比较文学观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吴宓通过教育的方式传播比较文学的思想。现当代另一个重要学术大师钱钟书先生同样如此。钱先生漫游在不同语言、文学和文化中,如鱼得水,体现了钱先生对中西文化的熟谙。
正如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校长所说:教育人们服务于社会并不意味着教育必须集中于掌握实用性的技能。耶鲁追求为学生提供一个宽广、自由的教育面,而非狭窄的、职业性的教育,以便使他们具备领导才能和服务意识。永远强调对社会的责任感、蔑视权威、追求自由和崇尚独立人格被认为是“耶鲁精神”的精髓,它是耶鲁人奉献给世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同样也为我们的今天的大学教育给予很多启示。
培养真正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人才,对国学的了解,并能用英文流利地表述和介绍自己本国的优秀文化对于我们大学英语专业的教育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上所述,现在我国的外语教学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学生知识面窄,除了课文内容不愿多读书。因为专业是英语,很多学生甚至认为只要把听说读写掌握好,熟读经典,尤其是中国文学经典没有用。以“实用性”为主要标准,成为今天英语专业学生的方向之一。这样造成的一个后果综合人文素养不足。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上课提到相关的文学作品,大多数同学都是一问三不知。这样的话,同学们很难做到深入理解作品和全方位了解文学的涵义。
同样,我作为从事英美文学教育10年的教师,对这个问题也有着深刻的认识。我记得每一次上美国文学课的第一堂课,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和西方文学、文化的源头是什么?中国的经典四书五经如何用英语表述?令人深思的是,这样的问题,很少有同学能完整准确地回答上来。大多数同学即使知道儒家经典的中文,也不会用英文表达。而喜欢读中国文化典籍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问及原因,都是不置可否。有调查显示,现代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冷漠原因很多。传统文化不能带来实际利益,传统文化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太忙没有时间学习,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们忽视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理所应当的借口。这样的一种现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这使得我们开始反思英语专业的文学教学现状。
事实上,中美文学中有很多可以贯通之处。而在我们的英美文学教学中,在适当的时候将中国元素融入英美文学教学中,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英文表述的熟悉,同样也能让我们对英美文学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并提高我们对文学学习的兴趣。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当代文学受到西方影响颇深,然而,西方文学同样在不同的时期也同样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讲解美国文学的时候,一旦涉及这些内容的时候,为学生清晰阐明中国传统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不仅可以拉近学生的距离,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一种异质文化时,以本土文化作为参照,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外国文学的深刻内涵。
事实上,美国文学中有很多本身就蕴藏着许多中国文化的影响。赵毅衡先生的《远游的诗神: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详尽地阐述了中国文学如何影响了美国现代诗歌和作家。这一著作,无疑是为我们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开启了比较研究的视野,同样也能启发我们的英美文学教学。
在美国文学教学中,意象派诗歌无疑是重要的一环。而庞德则是20世纪美国文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作为意象派诗歌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美国现代派诗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是一名著名的翻译家。他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如《长干行》等,而且还翻译了《论语》。他的意象派诗歌,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唐诗中言简意赅、微言大义的精髓。他学会掌握了中国诗人构建意境的技巧,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事实上,在教学过程中,诗歌是师生都感到头疼的一环。英语诗歌,由于文化隔膜,同学们更是觉得晦涩难懂。这时,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用中国古代诗歌来进行比较,会使得意象派诗歌的特点更为明显,也更容易理解。例如最有名的那首《在地铁站》,短小,却言简意赅,具有日本俳句的特点,而俳句又深受中国古诗的影响。在课堂上,作为尝试,我例举了日本俳句和中国的古诗《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应红;以及一首著名元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来解读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中意向的叠加,中间没有动词连接的特点,学生就容易理解多了。通过揭示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在形式和意境建构方面的内在联系,我们对意象派诗歌会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理解。
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运用在解读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因为我不能停下李等待死亡》。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中国古代文化中对凶神恶煞的死神意向与狄金森笔下温文尔雅、具有绅士风度的死神意向,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狄金森笔下的死亡意向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我们在阅读艾伦·坡的《安娜贝尔·李》时,将苏轼的《江城子》来对比,同样能更好地理解英语诗歌中体现的爱情观和对死亡的态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爱默生和梭罗著作中体现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体现了中国思想对西方的影响。而在讲解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时,我们可以与中国的烂柯一梦相比较,这二者同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像这样,在美国文学教学中加入中国元素,不仅能给学生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
在美国文学教学中引入中国元素的尝试,常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采用这样的教学,我们可以在教授英美文学的同时加入中国文化的比较视野,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一种外来文学或文化。同时,我们还可以采用逆向思维,探讨西方文学和文化中的中国文学元素,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同样,这样的尝试,也可以引导我们的学生更为重视和熟悉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文学,使我们的学生在日后进行跨语际交际时不再失语。
本文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学教改项目“国际化视野下的英语专业文学专业的新思路”资助。
【关 键 词】赫尔曼・麦尔维尔 发展脉络 论文类型
赫尔曼・麦尔维尔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第一个把他引入中国译介的是曹庸,曹译《白鲸》(1957 上海新文艺版)是《白鲸》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大体而言,国内学者对麦尔维尔的研究可分为四类,即评论、译序、论文和文学史。本文主要考察论文这方面的研究。
笔者在中国知网里面输入关键词“麦尔维尔”,大致情况如下:
大部分论文是对《白鲸》的研究,各时期情况如下:
周珏良的《河、海、园――、、的比较研究》(《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04期)开了麦氏作品在中国研究的先河。最新的是刘海燕发表在《荆楚学院学报》2011年04期上的《有形的樊笼无形的囿囚――解读中“墙壁”意象与象征》。
一、发展脉络
国内对麦氏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比较突出的除了周珏良还有吴加和李万钧。八十年代对麦氏作品的研究还不多,论文只有8篇。
九十年代国内对麦氏的研究逐步深入,涌现了钱满素、汪义群等有影响的研究者。钱满素的《含混:形式兼主题――文书与的联想》(《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03期)指出含混开拓了多元化的理解层次,有利于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汪义群的《论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纪念麦尔维尔逝世100周年》(《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04期)指出《白鲸》处处闪耀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芒。
进入新世纪国内对麦氏作品的研究急剧深温,南京大学的杨金才尤其突出。他撰写了9篇相关论文及1部专著。他的专著《赫尔曼・麦尔维尔与帝国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掀起了麦氏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另外比较显著的有韩敏中和林元富。
二、研究类型
1、总论型
这类论文总共才三篇,一般是对作家的生平、创作特点及作品的综合研究。杨金才在《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0年第1期)发表的《赫尔曼麦尔维尔创作简论》并将其作品大致分成三大类。另外两篇是曾艳兵的《麦尔维尔与大海》(《东方论坛》1999年04期)和聂庆娟的《麦尔维尔:敢于说“不”的探索者》(《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创作特点研究型
此类论文涉及到《皮埃尔》、《泰比》等很多作品,从叙事特点、创作意图、人物塑造等方面入手进行研究。
长期以来,《玛迪》一直因文体的杂乱无章被许多评论家讥讽为小说中的“异类”。于建华和杨金才的《之“奇”形:一次关于小说的冒险》(《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05期)指出作者刻意用这种方法对小说的叙事结构进行探索和实验,是一次关于小说的冒险。这一论文扭转了其他学者的偏见,为麦尔维尔进行了。
视角比较新颖的文章还有:杨金才的《从人物塑造看的文本内涵》(《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03期);安芝丹《试论的哥特成分》(《文艺理论》2009年11期);郑然在《麦尔维尔短篇小说中的艾伦・坡元素》(《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
3、比较研究型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类论文占的比例也较大,内容丰富多彩。
周汶在《四川外国语学报》(1999年01期)发表的《一脉相承 异曲同工――和比较分析》通过对两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动机、人物刻画、主题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探讨了菲次杰拉尔德对以麦尔维尔为代表的美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对美国小说创作技巧的完善。杨金才的《从看麦尔维尔与狄更斯的近缘关系》(《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比较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和主题意蕴间的近缘关系,并指出麦氏对狄更斯进行了借鉴。
4、作品分析型
绝大部分研究都属于这一类。这类论文除了少数几篇涉及到《奥穆》、《皮埃尔》及其诗歌创作外,主要集中在对《白鲸》的研究。大致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1)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分析。吴格非在《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02期第27卷)发表的《荒谬境遇中的生命抗争――麦尔维尔小说的存在主义解读》运用存在主义阐释了该小说的现代意义。此前已有很多评论家对该作品其进行过各种解读,运用存在主义进行新的解读,不落俗套,发人深思。
对亚哈进行解读的文章也很多,但对他的评论却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人类进取力量的化身,也有人说他是魔鬼的化身。主要论文有:戴雪芳的《论亚哈船长的“疯狂”》(《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02期),王传顺和杨敏的《亚哈之死》(《美与时代》2006,01)。
(2)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进行解读。这类文章一般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寻找《白鲸》中主要人物的原型,这类研究重复现象比较明显。主要论文有:韩德星《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02期)《谈人物形象的“圣经”原型》;雷锋莲《论中的圣经原型》(西北师范大学,2001)等。
马文霞在的《对中原型意象的探析》(《时代文学》2009年02期)指出麦尔维尔并非“为原型而原型”或“原型至上主义”。这一原型解读并不是一味地寻找作品中人物的原型,而是注重于追溯其神秘原型产生的原因,不落窠臼。
(3)解读《白鲸》的宗教意义。评论家在这一方面的争论较少,一致认为《白鲸》表现了麦氏矛盾的宗教观。他一方面怀疑《圣经》中上帝的仁慈,但又不愿抛弃《圣经》教义的约束。主要论文有:孙筱珍的《的宗教意义透视》(《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04期);朱喜奎的《中的宗教思想》(《时代文学》(下半月)2008年12期)。
(4)从生态伦理批评的视角分析作品。随着近年来生态批评热潮的兴起,从这一视角研究《白鲸》的论文急剧增加。这一方面的主流观点是《白鲸》表现了作者前瞻性的生态危机意识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持这些观点的主要论文有:郭海平的《中人与自然多维关系的伦理阐释》(《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03期);徐明和李欣湘的《论的生态意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6期)。
有些观点认为《白鲸》表现了作者矛盾的生态伦理观。周海燕和杨正和的《解读的生态伦理困惑》(《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年05期)阐释了麦尔维尔在生态伦理问题上的思想冲突和内心困惑。
(5)探讨《白鲸》的主题
一直以来学者们对《白鲸》主题的阐释都没能达成共识,有的视其为一部反映现实的作品,有的揭示其复仇主题,众说纷纭。
韩军利的《中复仇主题的神话原型分析》(《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01期)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对其复仇主题进行分析。用原型分析解读主题,可谓别出心裁。熊伟和侯铁军在《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03期)的《清教预表法与美国文学中的救赎主题――以、和为例》指出作品中救赎主题与《圣经》中三种救赎主题的相似性,论文把救赎主题上升到宗教的高度。
(6)探讨《白鲸》的象征意义
这类论文所占比例也较大,一般探讨白鲸、主要人物、白色等的象征意义。
张立新的《对于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白色”象征意义的重新建构》(《国外文学》2006年03期)指出:麦氏不仅支解了美国文学中“白色”的神话,并对“白色”的内涵和象征性进行了重新建构。陈秋红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02期)的《象征意义的文化阐释》从三个不同层面对《白鲸》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剖析。
三、结语
纵观国内对麦氏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广度和深度都不断增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美中不足的是重复现象极其突出,例如关于《白鲸》的悲剧性、象征意义和生态批评解读等一再重复。虽然我们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然而一些毫无新意的重复显然是应该避免的。此外,国内的研究只涉及到麦尔维尔的一部分作品,主要集中在《白鲸》,他的诗集和其他作品如《雷得本》、《白外衣》等则少有涉及,以后的研究可以致力于这些之前不被关注的作品,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一位作家。另外笔者注意到国内与国际麦尔维尔研究的对话与合作研究几乎没有,以后应多加强国际合作。总体而言,我国对麦尔维尔作品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整体学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Robert S. Levine. Herman Melville [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韩德星.谈《白鲸》人物形象的“圣经”原型[J].外国文学研究,2000(2).
[3]韩军利.《白鲸》中复仇主题的神话原型分析[J].世界文学评论,2009(1).
[4]孙筱珍.《白鲸》的宗教意义透视在[J].外国文学研究,2003(4).
关键词:文学研究;语言问题;语言思考
一、前言
文学是一种语言上的艺术,所以立足于语言这个角度进行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应文学研究发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一种本质方面的研究,同时也是一种本体方面的研究。分析目前的实际情况得到,大部分中国所谓的“外国文学”一般都是选择翻译这一个形态来完成行世工作的,在实际工作中,外国文学研究的“第一问题”就是有效的“翻译”,但是,翻译的本质其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问题,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立足于语言这一个角度,来实现外国文学的有效研究,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本真性的更深刻认识[1]。
二、辩证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同语言情况
我们可以在辩证分析文学史发展、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对于文学史发展、文学理论发展等,其中非常重要的重要标志或者表象就是语言,同时,文学史发展、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也是语言,所以,语言是文学史发展、文学理论发展最为主要的基础。语言不同是中国现代文学跟中国古代文学最为不同的一个点,在分析两者外形差异的时候,其中最为显著的差异就是语言上存在的差异。汉语文学同时包括古代文学跟现代文学两种类型,但是古代文学跟现代文学两者可以算得上是不同类型的文学类型,古代文学其实质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古代性的古代汉语的文学,对于古代汉语体系来说不同类型文学其发挥的影响是不一致[2]。同时,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性的现代汉语文学类型,对于现代汉语体系的现代性来说,其所存在的现代性跟其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联系。一般情况下,现代汉语其实质上是白话文的形式,相比较于古代口语白话文来说,其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可以实现古代汉语语言词汇的吸收,同时还可以从根本上吸收西方词语,实现西方思想文化以及科技词语等的有效融入,跟中国古代的词汇、语法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同时跟西方语言体系之间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区别。
三、在语言的层面的文学研究思考
研究文学理论的话语,同时研究文学问题的关键词研。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曹顺庆等学者对文论话语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同时还相对提出了“失语病”观点以及“中国文论话语重建”观点。并且完成了系列论文的发表以及专著的写作。同时也完成了文学话语问题的研究。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文论话语方面的研究以及文学语言专题方面的研究等,侧重于文论术语以及文论概念的研究分析。因此,比较研究范畴以及中西方文论也是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部分,其中,《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项著作,同时还有《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侧重于比较分析中西诗学,同时还取得了中西文论范畴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但是需要重点关注自觉语言意识的培养,同时还要关注话语意识的培养[3]。立足于语言这一个角度来完成文学的研究翻译,同时还要完成其跟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存在的联系的研究翻译。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深已经逐渐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目前在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正在实现西方文学的学习以及借鉴,所以一般会选择使用翻译文学的中介来实现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所造成的影响。需要从根本上说明,中国文学怎样对西方文学进行学习,同时还需要定位在学习西方文学具体该学习些什么,所以都可以在文学翻译这个部分得到其应有的解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翻译文学并不可以跟外国文学想等同,其还是明显区别于真正外国文学的,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其存在明显的汉语性,逐渐汉文化、汉文学汉语的特性,其本质上是在交流和碰撞中西方两种文学的过程中产生的妥协。因此,需要从根本上立足于语言这一个角度来完成翻译文学的研究,重点分析在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翻译文学所造成的影响,同时重点分析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立足于语言这一个角度对文学理论、文学史等内容进行研究已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过程中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在学术方法上述得到明显的创新,同时还创新了学术模式。但是需要重视的是目前语言视角文学研究过程中还是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的,还需要重点研究史实清理,同时研究理论方法,在上述的基础上实现研究的深入化以及细致化。随着各方面研究的深入,促使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了语言哲学、语言学等内容,将来在语言视角文学问题方面的研究将会更加的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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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小梅.浅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问题[J].群文天地,2012,14(34):78-79.
几乎所有学生在中学时都学习过外国文学并有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为什么上大学后却对这门课不感兴趣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从学的角度看,由于文化隔阂,只是像中学时代那样阅读个别作品、作品的部分章节还可以,系统地学习外国文学则感觉困难,有较强的陌生感;多年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基础差,接收能力差;从教的角度看,教材内容更新慢,模式老套,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欠妥等;从整体的学校和社会氛围看,很多人不读或很少读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的大部头的作品;再加上近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日益重视,儒学复兴的浪潮把外国文学进一步边缘化了。如何解决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作为教师,笔者关注的是教的方面。一则,笔者认为,教的问题解决了,学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或得以主要的解决;二则,应试教育、整体的外在氛围等问题,不是教师的一己力量能解决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并面对这些事实,但是只要教师找到并坚持较好的课堂教学,或多或少,或早或晚,对问题的解决会产生积极地影响。解决教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如何通过教师的努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在积极、主动的学习中获得知识,获得精神滋养,提高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一般而言,主要涉及教材的选用或编写;课堂教学内容及其设计;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的运用等几个方面。
其中,笔者认为,课堂教学内容的设计是关键,而内容的设计又是由教师对本课的理解即教师的关于本课的教学理念决定的。从教学理念讲,文学院开设的外国文学,应该强调一个区别,一个联系。一个区别指与外语学院开设的国别文学课相区别。外语学院开设的诸如英语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等)、日语文学(日本文学)等,是把外国文学作为学生学习非母语的第二语言的资料,在教学中以语言解读为主,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同时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文学院开设的外国文学,是把外国文学当作文学研究的资料和部分,正像以中国文学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一样。因为这种区别,文学院的外国文学教学要有整体视角,史的意识,要把作家作品放在纵(史的发展)横(同时代)构成的坐标系上加以解读。教师可以以作品为主,甚至可以以俄国形式主义或英美新批评的方法解读作品,但这种解读不能以语言理解为目的(语言理解是手段)。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外语学院的教师越来越试图摆脱语言解读而表现出较强的文学理论研究的能力,正如文学院的教师越来越具备较强的语言解读能力。然而,外语学院教师面对本科生的教学,毕竟与面对研究生的教学以及教师自己的研究有所不同,文学院的教师也只能是具备一门或两门外语的能力,而他们要教授的却是由诸种语言构成的多国多民族的世界文学。
当面对由诸种语言构成的世界文学并且是以翻译成汉语的作品为主要阅读文本时,教师能否让学生认识到语言、故事所孕育、传达的“意味”(艺术激起的审美情感以及诸如价值观、思想意识、文化倾向、社会趣味等)和如何体会、理解这种“意味”就显得尤为重要。与强调一个区别相关,强调一个联系指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联系。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是两门课,有各自的理论范畴、学科体系、研究对象。有人强调两者的相同相通而忽略两者的差别从而主张将两者合并[1],笔者以为不妥。篇幅所限,在此存而不论。但文学院的外国文学,以从异质语言翻译成汉语的作品为主要阅读文本,这就内在地使外国文学具有了比较文学的性质,以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教授外国文学应该成为教师的自觉。以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教授外国文学,不是简单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是各科研究和教学都可以运用的方法),而是以比较文学的视域,把握一种文学与异质文学的关系。当强调了这种区别、这种联系,不难看出,外国文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它是我们了解异质文学和异质文化,从而更清晰、准确地了解自己的文学和文化的必然途径,20世纪以来,这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不学习外国文学,对本民族的认识,对现实的了解,对世界的把握,都将是残缺的、片面的。儒学的复兴、对传统本民族文学的重视因而都不是外国文学学习的不利因素,而可以转化为学习的动力。教师要确立这种认识并把它贯穿到教学中去,以图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确立了以强调这种区别和联系为基础的外国文学教学理念,便决定了外国文学教学内容的设计应该注重两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古典与当代的关系;其二,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外国文学涉及多国多民族的上下几千年的文学,内容庞杂。在极其有限的课时中,试图面面俱到,是困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有的教师抱怨教材不好,如内容不全面、重欧美轻亚非拉等。
关键词:外国文学经典;教学困境;对策研究
“外国文学经典”课程是我校秘书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拓展课,一般安排在大学四年级开设。它主要讲授从古希腊文学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约三千多年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家作品,是秘书学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随着新的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外国文学经典”成为了选修课,课时量也随之减少。通过笔者近两年的讲授发现,在选课的学生当中,有的是出于纯粹的兴趣使然,但大多数仅仅是为了修够学分,“外国文学经典”教学由此陷入到了困境之中。
一、当前“外国文学经典”教学面临的困境
(一)学生作为接受者,缺乏主动性
作为一门专业拓展课,“外国文学经典”课程囊括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直至20世纪当代文学的内容,时间跨度大;而且本课程包含了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所涉及到的民族和国家非常多,代表作家作品更是不计其数;此外,在几千年文学发展史中,文学思潮迭起,流派纷呈,学生作为接受者在学习过程中,有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错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涉及到的作家作品太多,再加上外国人名太长,不好记忆,容易混淆,总是张冠李戴,读作品时往往很难顺利读下去。如古希腊文学中的古希腊神话,在神话体系中涉及到几十位神话人物,几乎每一位神的名字都很长,到古罗马时期一些希腊神的名字又被改为了古罗马姓氏,学生在刚开始学习外国文学时便遇到了难关,这些冗长难记忆的外国人名已经让学生望而却步、难以理解了。二是经典文本距离现实生活久远。许多学生更喜欢富有喜剧性、轻松化的作品,如《傲慢与偏见》;侦探推理类的作品,如《福尔摩斯探案集》;科幻类、魔法趣味类的作品,如《哈利波特》、《指环王》等。学生审美趣味与教学内容背离的现象令人担忧。三是“外国文学经典”是在大学四年级开设的,之前已经系统学习了“中国文学简史”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西文学的迥异性使得学生认为只有中国文学才是经典,中国文学容易学,学好中国的就够了,对外国文学缺乏兴趣。
(二)教师作为讲授者,缺乏创新性“外国文学经典”
任课教师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再加上学历结构参差不齐,在授课过程中容易持保守心理,缺乏创新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师在讲授作家作品时,往往拘囿于教材中所持的观点,如“哈姆莱特性格上的延宕揭示了当时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性”、“安娜是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贵族妇女形象”等等。这种批评方法拘囿于政治性和阶级性,缺乏深刻的人性内涵解读,使得本来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变得暗淡无光,单调乏味。二是“外国文学经典”教学多年以来几乎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即主要讲授经典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创作分期”、“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地位影响”等,这种常令学者诟病的教学方法将文学现象和文学内容割裂开来,使学生认为“外国文学经典”教学即是由这些固定板块组成的,缺乏整体的把握和审美上的定位感。三是大学课堂和中学课堂最大的不同,即“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也被应用到了“外国文学经典”教学中。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导致教师本人在唱独角戏,而学生的参与互动是缺席的,不在场的。这使得本应丰富多彩且充满幻想的异国文学世界变得沉闷、枯燥。
二、当前“外国文学经典”教学对策研究
针对上述问题,如何改变目前沉寂的状态,让“外国文学经典”课程释放出新的活力,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不仅是学科建设的要求,也是高校培养综合性人才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改进:
(一)发掘人性内涵,提升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作为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教学目标之一。从某种程度上看,外国文学就是一部关于“人”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类认识自身、发现自身的历史。因而,教师对于“人文精神”的讲解一方面需要贯穿整个“外国文学经典”课程,另一方面也要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使他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人文精神”。如现代人在纸醉金迷的社会中迷失了自我,片面追求钱财,淡漠感情,造成了人的异化,已成为广泛现实。20世纪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深刻洞察到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其代表作《变形记》中,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的卑微做了最大限度的表现。工业化生产给人类带来丰富物质享受的同时,却并不能给人带来持久的幸福,灵魂与肉体的对立仍然在困扰着人类,精神上的失落和迷茫在呼唤着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回归。
(二)引入比较意识,注重中西对话
“外国文学经典”课程一般安排在秘书学专业四年级开设,学生们已掌握了一定的中国文学基础知识与理论思维能力。学习本门课程时,能较容易地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加以比较认识,并且均可将两者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新的阐释,这样更能显示各自的特色,使学生加深对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学的认识。中外文学比较的例子俯拾即是。如在讲古希腊神话时,可以将中国神话引入其中,通过中希神话的比较来使学生加深对古希腊神话特点的认识。首先,希腊神话具有系统性,分为谱系分明的三代神族,而中国神话则相对零散和杂碎;其次,希腊神话中,每一代神王都是通过暴力性夺权来成为新一代的统治者,而中国神话中的权力更替则通过和平的方式即“禅让制”来获得;最后,希腊神话中的神具有“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中国神话中的神与希腊神相比,在外貌上具有“半人半兽”的特点,但是他们道德高尚,注重节操,都是人类心目中的“道德楷模”。古希腊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它重视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强调主观能动性,崇尚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而中国神话衍生的中国文学则以“教化至上”、“文以载道”为文学传统。再如,《荷马史诗》中的两部作品由于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在此种情境下可以带领学生引入对“中西英雄崇拜”的讨论,分析中西英雄界定标准的差异;在古希腊悲剧的讲解中,让学生思考“中西悲剧的异同性”;在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品《哈姆莱特》中,引入的《原野》,让学生讨论哈姆莱特和仇虎“复仇”主题的差异性、奥菲莉娅和金子两位女性形象命运的不同性;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中西文学比较的例子,如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和中国的古典诗歌对比、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歌和中国现代派诗歌对比、作品《飘》中独立自强的郝思嘉和《红楼梦》中精明泼辣的王熙凤女性形象比较等等。通过这些比较,学生已不再被禁锢在某一个民族的文学世界中,而是本着拓宽视野、积极思考的方式,使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作家作品进行交流碰撞融合,实现中西文学的深层次对话。
(三)创新教学模式,提升课堂品味
“外国文学经典”的课堂教学本应充满人文性、社会性和生活性,但是传统教学忽视课堂教学中人的生活体验,重视书本知识的“记诵之学”,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大都习惯于不动脑筋的被动的“听”学。听老师讲课,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试完后把笔记忘得一干二净。“外国文学经典”教学面向现实生活世界,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创新教学模式,对学习环境进行重新建构设计。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世君提出可在教学中创建以“视、听、读、写、做、编、演”于一体的教学模式,这对当下的传统外国文学教学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如“听”即欣赏经典音乐歌剧作品,《费加罗的婚礼》、《茶花女》、《浮士德》、《奥赛罗》等等皆是歌剧界的翘楚;“写”即撰写外国文学论文,将文学作品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论述;“做”即制作多媒体作品,在课堂上与教师同学进行双向交流;“演”即演出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使学生切身地去体验作品角色。这种模式是实施课程内容设计的保障,学生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角色发生了改变,并对其创造性学习提出了新的要求,能够积极发展自我,承担起主动学习的责任。与此相关,为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模式活动的积极性,还可改革考试形式,采用多样化的教学评价机制,平时成绩可占到总成绩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加大其在总成绩中的比重。平时成绩的内容除了最基本的考勤和提交作业之外,还包括学生的研究论文、读书心得笔记、多媒体作品、演出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等,将评价机制贯穿于学生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促进课程的多元化发展。
三、结语
当然,在“外国文学经典”教学过程中尚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我们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去思考和总结,“外国文学经典”教学理应走出原有的局限,教师应及时改进与教学相关的各个环节,引发学生学习兴趣,顺应时代的潮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外国文学经典”课堂教学质量,推进“外国文学经典”的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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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法国文学史学家、理论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他历经数十载编著的《法国文学史》,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多卷本外国国别文学史;他主编的《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雨果文集》等卷帙浩繁,自成体系;理论文章《走近雨果》《自然主义文学大师左拉》《法兰西风月谈》等鞭辟入里,娓娓道来;翻译作品《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局外人》等精妙绝伦,引人入胜。近日出版的15卷本《柳鸣九文集》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问:您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为什么您后来选择走上研究法国文学之路?请问法国文学的吸引力在哪里,让你60年来孜孜不倦?
答:我是随着共和国的诞生而成长的学者,也就是说,我是共和国培养出来的学人、文化人,我完全是后天塑造成型的,而基本上没有什么先验的命定性,因为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从小没什么条件与我后来从事的学科有任何渊源。第一次知道法国文学,说来还带有一点喜剧色彩,那是我在前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念初一的时候,有一天在校园的告示牌上,见到了一则寻物启事:校内一位有名的教师,说他丢失了一本左拉的《小酒店》的中译本,如有拾得者归还给他,可得半斤花生米的酬谢。我也就记住了这两个名字:左拉与《小酒店》,这是法国文学第一次走进我的心里。
稍后,我在重庆的求精中学念书。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外国文学,我所借阅的图书中,有屠格涅夫的《春潮》与洛蒂的《冰岛渔夫》。从此以后,一直到建国初期,我通过学校的图书馆、街上的书店以及小书铺,读到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如:李青崖译的莫泊桑,毕修勺译的左拉,傅雷译的巴尔扎克与《约翰・克里斯朵夫》,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等等,所有这些都只是我的课余爱好,我从来没想到过,我将来要研究外国文学,更没有具体地想到要搞法国文学。如果就我的课外阅读来说,好像倒是俄国文学对我更有吸引力,我也读了不少俄国文学的中译本。
后来我投考北大西语系,我选了法文,原因也很简单,英文已有一定的基础,既然来到北大,当然是再多学一门外文为好。这里我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当时的北大西语系全名为:西方语言文学系,明确以培养该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人才与教学人才为宗旨,它的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最对口的岗位,就是高等学校的西方语言文学师资、研究机构与文化机构的同类研究人员与编辑人员。
应该说,我之所以在法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做了一些事情,最初也得益于我的大学毕业分配比较理想。我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担任《西方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辑与翻译。这个时期,我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我的西方文艺批评史的进修,我对法国古典文艺理论的翻译,以及译丛的编辑工作,实际上都成为了我后来法国文学研究工作的基础,而且是比较扎实的基础。我这个时期的导师与业务领导是著名的美学家蔡仪先生,我所得到的培养与他是分不开的,他是我第一个伯乐。但是,我这些工作与我所学的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毕竟不是吻合得严丝合缝,我有点不知好歹,不知满足,割舍不掉对原本专业根深蒂固的情结,因此,告别我的伯乐蔡仪先生,而选择致力于法国文学研究的道路。
我为什么做了这个选择?我当时的如意算盘是:先去搞一二十年的法国文学史研究,然后,回过头去再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但是法国文学就像一个辽阔深沉的大海,我一旦跳入了这片水域,游了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才发觉我已经没有力气游回原来的理论陆地了。不过我感到庆幸的是,我在改向之后,结合法国文学研究的心得,在文艺理论方面,又做了一些工作,如:系统地批判“”的“彻底批判论”,对日丹诺夫论断进行全面的批驳,重新评价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以及对自然主义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等等。如果没有在蔡仪麾下所打下的那点文艺理论基础,那我就做不出这几件事儿来。
当然,我选择了法国文学研究这条道路,并且几十年孜孜不倦、奋发有为,与法国文学对我强大的吸引力有关,其缘由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法国文化法国文学是世界上最优秀、最灿烂、最有魅力、最在全球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之一。
问:改革开放后,您作为第一批促进新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将西方现代思想介绍到中国,被誉为“开放的翻译家”,与大师李健吾和罗大冈并称为“三贤”。您为什么要坚持把西方文学与思想,尤其是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当时有哪些支持力量?又存在哪些困难与压力?您怎样理解“洋为中用”?在您的研究和作品中是怎样体现的?
答:法国文学蕴含着、承载着丰富、优秀、有启迪力的思想,比如十六世纪反对封建禁欲主义,渴望人的解放,渴求智慧、渴求知识如沐甘露的人文主义文学,如十八世纪主张人自然而健康的发展,追求合理社会制度、合理社会构建的启蒙主义文学,以及十九世纪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深刻认识与剖析、对劳动人民有深切人道主义同情的现实主义文学,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思想成果宝库中的瑰宝,是全世界人共同拥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都曾得到过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誉。不要因为这些思想产生于外国,就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我们有权继承,我们也应该继承。不能凡是对着洋思想洋玩意儿就侧目而视,怒目而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优秀遗产,已经有经典的表态在先,我们学着就是了。这是法国文学对我有思想吸引力的所在。另外,法国文学也体现了令人叹服的艺术创造力,众所周知,法国文学是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思潮的发源地,是几乎所有风格流派产生的摇篮,从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直到象征主义、荒诞派戏剧,以至新小说派,这种强大的活跃的艺术创造力、艺术创新力几乎成为了世界文学不断日新月异的发动机,这都是值得中国人研究、总结、借鉴的东西。作为一个学者,其工作内容就是研究这种优秀的文化,就是取其精华、译介推广,为中国的文化积累服务,这种职业简直就是一种享受,这正是我平生最大的幸事,这也就是我孜孜不倦、全力以赴的原因。
至于我为什么要坚持把西方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且不说我自己的爱好,首先是因为职责所在,既然我出自北大西语系法文专业这样一个特定的国家教育机构,这样一个特定的科班,我的职责与我的使命就是更好地把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做好这个文化搬运工作,这与其说是我个人的志向与兴趣,不如说我身体力行了共和国教育制度的意图与要求,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这一科班的设置,显然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欧洲优秀文化遗产的经典态度为理论根据的。
当然应该看到,任何意识形态都有自己产生的现实条件,既有自己所能适用的现实范围,也有自己不能适用的现实范围,也就是说,不是所有外来的文化,无一例外适用于本土范围,我理解社会主义中国对外来文化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就是由此而来的,也是言之有理、行之有理的。因此,对外来文化,在深度认知、深度理解、透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进行译介、加以传播,既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也是一种难度很大的劳务。要把这个工作做得好,充足的学识、清醒的头脑、理性的思维、准确的把握、慎重的态度,缺一不可。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工作,得以在正常的环境、正常的氛围中进行,因而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我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有所作为的。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反映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曲折进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确为外国文学工作带来了春天,工作环境工作氛围正常了,倒轮到我们这些外国文学工作者考虑如何更好地“洋为中用”,使外国文学工作更好地为我们本国的文化积累服务。
问:改革开放初期,您公开对“日丹诺夫论断”作出声讨,并大声疾呼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和左拉及其自然主义的历史地位,在当时面临着怎样的舆论压力与风险?您为什么坚持这样做?
答:改革开放初期,我对日丹诺夫揭竿而起,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给萨特以历史地位,的确碰到了风险,受到了舆论压力,对这些往事,我只想讲三点:
其一、我当时提出这些问题,是自信认识到了日丹诺夫论断不符合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实际,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中国对萨特的否定与批判,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既然我认识到了,我就应该讲实事求是的话,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其二、我之所以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不作违心的改口,仅仅是因为我信任改革开放这个时代,我不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这点事会招致“倒大霉”,果然,这一切不久就过去了。“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我庆幸我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
其三、我之所以今天不再细谈过去所受到的压力与付出的代价,是因为已经成为了过去。凡过去了的,就是值得欣慰、值得庆幸的。
问:研究方法上,您曾经有“旁征博引”情结、“东施效颦”之举,但后来您解脱于这种情结,去探索自己的研究方法。最后您总结出哪些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呢?这对于年轻的研究学者,以及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呢?
答:我在研究工作中旁征博引的情结,来自对钱钟书的崇拜,但后来发现很吃力,因为我没有钱先生那种强记博闻的天赋与浏览万卷书的本领,而且发现旁征博引有时会影响顺畅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观点。没有那种天分,就不用操练那种把式。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一个问题讲透,以必要的材料、必要的例证把一个问题讲透了,这就够了。我中等偏下的智力水平,适合这种方法。研究工作不是堆积材料,而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何其芳先生的名言,我是他这句名言的信徒与学生,我力图这样做。要这样做,必须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全面、准确、深入的认知与把握,必须有提出问题的勇气与胆识,更主要的是要在解决问题上下扎实功夫,要把提出的问题讲透,令人信服,这不仅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而且要收集与占有必要的、充分的、有说服力的例证与事实根据。如果能够提出一两个问题,也能解决一两个问题,那就是不小的成绩了。说实话,提出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而解决问题则难度很大,但即使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只是对问题有所解决,那也是值得研究工作者高兴的。
问:您评价自己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从事的是“摆渡”和“搬运”工作,您也非常推崇西绪福斯的故事。而我们看到的是您丰硕的研究成果,可谓著作等身。那么,您为何如此评价自己?您认为做学问需要怎样的品质?您又如何看待外界的名和利?
答:芦苇是易损的、速朽的,西绪福斯推石上山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我以这两个形象来比喻自己,多少表现了我的彻悟意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过程,既像芦苇,也像西绪福斯,这就是对人生、对人存在状态的彻悟。这两个先哲的形象比喻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前一个比喻强调了“会思想”,这就是人类伟大的所在,后一个比喻强调了推石上山的坚毅和与生俱有的本分感,以这两个形象来比喻自己,更多的是要激励自己多思,激励自己要有坚毅的精神与推石上山的使命感,以及推石上山过程中的自得感与成就感。关于评价问题,我的确按我自身的条件,尽我的努力,做出了一些事情,但与其我来评价自己,还不如任人评说。
[关键词] 双语教学 外语水平 原著 翻译本
一、双语教学――外国文学课的大方向
作为高校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教师,我经常会对自己教学工作产生怀疑:我是在教外国文学吗?这种看似荒唐的追问实际上却是在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课的老师都可能遇到的尴尬和困惑。多年来,几乎所有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一直是全汉语教学,学生阅读和教师作品分析时使用的也是翻译本。一位长期在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的老师痛感于这种现状,激愤地说:“外国文学教学实际上脱离了外文原著,完全与外文无涉,以此而论,中文系讲授的外国文学课并非真正的外国文学,而是翻译文学或曰‘中国的外国文学’。”
中文系外国文学与其他课程的最大不同,是学习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语言障碍。而要想学好这门课程,就需要读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近些年,有人提出了双语教学的设想,这既是中文系外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符合教育部对高校教学的相关要求。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高校新专业目录中,将中文师范专业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取代了以往的外国文学。2001年9月,教育部下发了教高【2001】4号文件,要求“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把以上两个信息联系起来,再考虑到中文系外国文学课的教学情况,可以说,“中文系传统课堂全部用汉语讲授外国文学史的教学方法已经满足不了课程改革的要求,师范学校的中文系学生必须放开眼界学习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
的确,加大双语教学的分量,让学生读原著,将是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的方向。但目前,在中文系外国文学实施双语教学尚有一定的难度。就教师来说,中文系外国文学课时一般都比较少,外国文学本身又是一门内容多的课程,教师每次讲课都要面对大量的教学内容。如果实行双语教学,一般需要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细读,这就会占用相当多的时间,无法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从学生方面说,虽然很多学生公共外语考试(主要是英语)过了四级甚至六级,阅读原著仍有一定的困难。就算是学生愿意读原著,也往往只掌握一门外语,要求他们用一种外语阅读所有外国文学作品是不现实的。别说学生,教师也会是受到语种的限制,因为懂几门外语的教师毕竟也不多。
鉴于上述情况,目前在高校中文系实施双语教学只能属于一种理想。实际情况则是:外国文学教学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用汉语教学。老师在分析作品时,要借助翻译本,学生阅读也是以翻译本为主。如此,翻译本的使用仍然是外国文学教学中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国内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大致情况
内行人都懂得,翻译是门很大的学问。虽然老一辈翻译家早就提出了翻译应遵循“信、达、雅”的原则,但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文学翻译不仅考验翻译者的语言能力,还考验翻译者的文化功底、文学功底等多种能力。就文学作品本身而言,不同文体的翻译难度也不相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体的可译性较强,诗歌翻译的难度就大得多,甚至很多时候诗歌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曾给学生阅读过一些被翻译过来的外国诗歌,还专意挑了名家翻译的名作来读的,同学们听了以后觉得这些所谓名作连中国三流诗人的艺术水平也达不到。我告诉学生诗歌是不可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一些“诗味”要失去,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找来几首中国近体诗的英文翻译读,大家发现原本非常优美近体诗被译成英文后也黯然失色。诗歌这种文体最讲究语言艺术,每种语言的诗歌都有其他语言难以表达的语言特点。如中国近体诗讲究平仄,对仗,押韵等方面的技巧。其中,平仄是汉语才有的语言特征,翻译成英文后,这些特征就得不到表现。同理,外国诗歌也是如此。外国文学不同流派对翻译的要求也有很大的差别。大致来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流派的作品可译性强。这些作品与现实生活贴近,意义相对明确,不容易出现歧义。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后期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等流派的作品,意义容易产生歧义。如有人曾问贝克特(《等待戈多》的作者)“戈多”是谁,他竟然回答,“我要知道就告诉你们了”。这并不是作者故弄玄虚,而是荒诞派的特征。这种状况使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作品的翻译难度增加,也导致了许多现当代作品长久得不到翻译。如《尤利西斯》发表于1922年,中国直到1994年才出现了萧乾和文杰若的中译本,时间相隔了70余年。这固然与长期以来国内排斥现代主义文学有关,但意识流文学难以翻译也是重要原因。我们至今可以想象译者在翻译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女主人公摩莉似睡非睡时的内心独白的困难。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说两位翻译家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译的,能否传达作者“愿意”就很难说了。又如,著名学者赵萝蕤翻译长诗《荒原》所付出的艰辛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诗歌本身是难以翻译的,何况还是后期象征主义诗歌,何况艾略特在写作《荒原》时除英语之外,还使用了包括希腊语和梵文在内的六种语言!
目前,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在国内大致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些古代、近代的名著大多有了中译本,19世纪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成果尤为卓著。这主要得益于老一辈翻译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这些翻译有许多已成为翻译经典,非常值得信赖。这并不是说老一辈的翻译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反复强调翻译是个再创造的过程,但老一辈翻译家的翻译有些确实是难以超越的,如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作品已经成为国内最权威的译本,一般翻译本很难取代它们。
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作品的翻译要薄弱一些。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些流派代表作品的翻译本,但一般还缺少主要作家作品的全部翻译。在现有的译本中,高质量的译本也不多。中文系的学生在学习外国文学时将不得不接受这种现实。
有一种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近些年,国内出版业相对自由,于是出现了重译经典作品热潮。有的名著出现了几个甚至十几个译本。我们相信译者大多是严肃的,但也产生了个别人受利益的驱使,借重译名著的名义出书捞钱,结果粗制滥造,弄出来一些参差不齐、鱼龙混杂译本的现象。这些所谓的“新”译本的对读者的危害非常大,因为拙劣的翻译者往往把杰作翻译成二三流的作品,学生如果借来这些翻译本来读,不仅不能被激发起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兴趣,反而会大倒胃口,降低了对名著的信赖程度。
三、如何使用译本
如何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译著,教会学生鉴别译本的好坏,是外国文学教师的责任。
我觉得,好的译本应该符合下面一些要求:
首先,专业出版社出版的译著。专业出版社出书一般都非常慎重,不会轻易拿劣质译本糊弄人。国内现有几家出版社在出版译著方面已是公认的权威,读这些出版社的译本一般比较可靠。它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另外,近些年译文出版社的一些译著质量也很不错。
其次,挑专业学者的翻译。只有从事专业研究者才有能力把翻译做好。在这方面,我宁愿相信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这样的专业研究机构的翻译,相信知名大学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教授们的翻译。
第三,如果一个作品的中译本有多个,不妨都读一读,在阅读过程中自会辨别出优劣。现在很多中文学生都具备一定的外语水平,把原著与译本对照着读,更容易看出翻译是否忠实了原著,翻译的技巧如何。困难在于,学生毕竟不是专业研究者,没有太多精力把几个甚至十几个翻译本都一一阅读。这时,老师的意见就非常必要。我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就坚持对各种译本反复比较甄别,然后告诉学生哪个译本相对好些。由于诗歌翻译要求相对要高,向学生推荐好的译本更为重要。我每次讲普希金时,都会向学生推荐查良铮的译本,因为查良铮既是翻译家又是诗人。他的翻译往往会考虑到诗歌自身的特点,在翻译中尽可能译出诗歌的“味道”。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双语教学毕竟是外国文学教学的大趋势,读翻译本是不得已的事,最好还是阅读原著,学生在阅读中不仅可以提高外语水平,还可以读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真正领略到外国文学的妙处。
参考文献:
【关键词】网络环境;俄罗斯文学;教学
就当代中国的文学教育而言,在高校进行文学教育、重视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要求所有的大学生、研究生都要选修一定学分的人文素质课,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如果一个学理工科的大学生对于文学与文化一无所知,对于论文写作与发表也没有自己的认识与操作性,那他的发展空间就可能非常有限。更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最近一百年以来,世界文学发展史以事实证明,在世界作家队伍中,学理工出身的人员占到了全体作家的三分之一以上,有许多学理工出身的人最终成为杰出的诗人与作家,而真正学文学与语言出身的人从事文学创作而取得成功的,却不是太多。因此,面向全体大学生与研究生的文学教育,是必须的与必要的。
外国文学教育也是文学、语言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外国文学教育大众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在高校只是靠教师的言传身教而去实现文学教育的大众化目标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高校的师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传统意义上认为要实现文学教育真正的大众化目标,非有数种以至于数十种专门的文学教育期刊不可。而在当今时代文学教育大众化的真正实现,网络的作用却最为重要。据统计,人类历史与文化科技知识的网络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人类历史上所积累起来的大部分知识,都可以在网络上生存与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这些已经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库。一座图书馆的所有藏书,甚至一个国家的所有藏书,都可以搬到网络上,并得到永久性的保存。因此,对于外国文学与文化网络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就成为我们外国文学及语言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俄罗斯文学,特别是18、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这个时代的杰出作家人才辈出,经典作品层出不穷。作为俄罗斯的近邻,通过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的开展去深入了解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背景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现在如果想要了解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作品,只要到书店查找一下就会发现,大量的俄罗斯文学的译本琳满目,凡是著名作家的作品,甚至是选集、文集与全集,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在外文书店的原版作品,也有相当多。在著作本身的获取方式上已经相对容易。因此,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爱好者,只要你对俄罗斯文学感兴趣,那么你就可以获得你所需要的原著书籍。而对俄罗斯文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论文,现在也可以在多家专业的文学研究杂志和外语学术研究杂志进行查阅、发表。
第二,网络对普通人学习研究的影响。从前我们中国人了解俄罗斯文学的渠道非常有限,而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时代。如果资金有限,买不起那么多俄罗斯经典文学名著特别是原版名著,或者是因为携带不便等原因,学习者就可以通过直接上网的方式,到网络上阅读多种多样的外国文学名著译本、原文。而如果你想对著作本身的背景、作者信息或作品研究感兴趣,可以通过谷歌或一些国内知名的搜索引擎例如百度、搜狗等进行搜索。
第三,网络对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学习研究的影响。中国权威的全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中有自1979年开始到现在中国学者发表的关于俄罗斯文学方面的论文;有全国优秀硕士、博士论文文库,关于该方面的优秀论文都可以找到。据悉,现在正在建立“重要会议论文数据库”的论文可以全文下载。国外的许多图书馆、著名的网站,文学作品与研究著作几乎应有尽有。并且凡是著名的作家,几乎都有其研究性的网站存在,内容丰富,形式生动,并且许多也都是免费开放的;如果我们俄语比较好,就可以进行阅读与研究。俄罗斯本国的文学研究也相当深入,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有其相应的研究网站,在这些网站上你可以查阅到作家生平、分不同阶段的作品、对不同作品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资料虽然比较浅显,但是相对国内较少的研究资料,这些相对比较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就显得尤为可贵了。
第四,俄罗斯现代文学发展现状及其研究现状。近年来许多文学作品首先是在网络上发表的,许多有名的作家最初也是网络,在中国也是类似的情况。作品首先是以网络写作方式发表的,我们也是通过网络最先了解与阅读的,然后再根据点击阅读量进行纸质的印刷出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具有原创性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已经网络化。作家作品的传播与阅读已经实现了网络化,文学已经不再只是基于纸质文本的才进行传播的东西。当今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不可能离开网络这样一个具有时代性的背景。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让自己进入网络时代,也有必要以自己的方式让俄罗斯文学知识的积累与理论的批评在网上进行。
第五,网络环境下的俄罗斯文学教育。在国内的高校里,不论是外国文学的教学大多还是传统的授课模式,通过教师在课堂上的口笔相授来完成知识的传输。但现实生活中高校大多已经建立了校园网,而我国的教育网建设也日臻成熟完善。学生们不但可以通过上课这种传统的面对面的授课方式获得知识,而且可以通过网络来获得大量的作品、作家信息。
外国文学的学习对于外语教学有推动和促进作用,能够在外语教学中起到帮助了解学生的学习内容的背景,提高文学修养等方面的良好媒介,对于文学学习的掌握和应用是促进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桥梁,对俄语的外语教学工作有锦上添花的作用。
俄罗斯文学及俄语语言教学的教师可以通过资源整合进行立体式教学。在课堂面对面教学的基础上同时可以利用校园网络中心的服务器,上传大量的与俄罗斯文学相关的文字资料或视听资料,建立起可供学生在网络计算机终端检索查询的俄罗斯文学相关资料的资料库;同时也可以通过上传网络课件、课前课后对学生进行任务要求来促使学生对该方面知识随时进行提取学习掌握,利用网络交流平台与教师进行相关领域的交流等作为补充教学手段。
俄罗斯文学是文学教育、俄语教学必不可缺的重要资源,网络是教育的重要途径与手段。面对新的时代,我们必须有新的思路与新的办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网络在俄罗斯文学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其他途径与方法所不能代替的。毕竟,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网络时代,这是每一个文学及外语教育工作者与文学研究工作者所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
参考文献:
[1]顾曰国. 网络教育初探[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关键词: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前景;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8-00-02
一、世界文学前景
在1997年时,世界文学发展了新的变化,我国颁布了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这是一个全新的目录,其中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第一次合并在一起,第一次出现两个科学合体,引来诸多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学术意识公众论证,在新目录正式出台之前,其实也有多激烈的谈论,是在集合了意见之后总结而出的。中国语言文学是在一个新的级别之下的学科,一般都需要标注出美观学科之间的联系,这样世界学科就不再是单独的二级学科。这样一种新方案的调整,在我国引起了反响。不过很多高校都认为世界文学不能消失,最主要的理由是,第一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不能包含世界文学,更不能替代后者学科领域。第二,世界文学学位点是最为关键任务之一,这是进行培养外语系研究生之教学任务。在充分考虑之后,目录征求意见在初稿中开始讲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继续拧确认,世界文学被保留在二级学科中。一个新事物的出现总引起争议,很多的专业刊物和大学学报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根据学科之间的特点和性质进行讨论。进而比较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之间的特点,从发现的问题中开展谈论。这一时期很多学者的意见都是不一致。最近一段时间,学者谈论到两个学科之所以可以合二为一,在我国已经变成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从高校角度上看,教师教学任务发生改变,他们从教育者变成研究者,这是一个新的改变。针对该问题的疑问,可能陷入一个新的误区中,就是简单的将这两个学科合并在一起,错误的理解和定义。其实这两个学科是相互融合的,没有取而代之的说法。而且两个学科之间的合并并不是代表了比较文学就被世界文学包容和覆盖。其实这两个学科合并之后,学科的性质,学科培养的目标和研究的角度都没有发生改变,所以这不是一种覆盖行为,而是学科展现容量表现。我国一些学科研究人员,他们进行西方学科研究时,将欧洲国家学科教学理论作为真理。而且,在进行真理实践中,他们将是否符合欧洲学科理论作为最根本的评价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在进行世界文化的借鉴时,时常出现不加以辨别就净学科理论融入其中,这样的选择显得非常盲目。世界各国、世界各民族学科的资源类型不一样,很多资源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资源都是丰富多彩的,这些学科不存在游离现象。进行学科研究时,应该更新教学观念,应该转变思想,树立起多元化学科教学理念。在思想上,应该站立在世界高度上,应该做好世界文化整体把握,从整体角度进行分析。在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学科同时,正确的处理欧洲学科以及亚洲文化之间的关系。梳理了关系,可以使得学科吸收范围更加广阔,吸收外界学科的精华,从而为多元化学科教育注入新活力。当前世界是经济全球化世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在世界发展浪潮中,我们前进的步伐逐渐走向世界。我们的发展观念也开始发生改变,我们发展应该与时俱进。面对逐渐开阔的世界文化,我们应该尊重文化多样化基础上做好学科研究工作。
二、比较文学的前景
(一)跨越性和边缘性
比较文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边缘性和跨越性,这两个特性打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界限。在进行研究过程中,一般都会将两个以上的民族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表现出科学的跨越性。长期以来,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艺术和文学,宗教和心理学等等,还对这些科学进行划分处理,将其定位为不同级别的科学关系。其实,比较文学它不论是文艺学还是我国当代文学,这些作品都是有着密切联系。最直接的联系一般都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比较文学精神、意识研究的方法开始被引用到其他学科中,会使得这些学科研究人员会不自觉或者自觉的去借鉴。第二,比较文学会一直融合其他学科,它不能孤立的切断和这些科学的联系,尤其是和世界文学的联系,更不能独立存在。立足于当代我国本土文学可以看出,从事文艺学、外国文学以及我国当代文学等等研究工作者,他们会不同程度的涉足了比较文学领域。我国的文学研究人员,从辉煌的文学作品研究中总结出世界文学发展同我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这对世界优秀文化传统有重要影响。
(二)比较文学队伍
观看学术队伍,真正属于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并不多,很多都是从事文艺学或者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员。在研究的道路中,很多人都是将精力放置在专业的领域中,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认识到专业领域重点应该所有偏移。应该在研究过程中,正确比较文学学科本身特点。随着一些边缘学科研究人员的加入,使得研究队伍有了新活力,使得比较文学研究工作更加顺畅开展。观看我国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出:从吴宓、朱光潜、宗白华、闻一多、梁宗岱到范存忠、陈铨、钱钟书、季羡林、戈宝权、杨周翰等,没有哪一位比较文学大家不首先是外国文学专家,不是至少精通中国以外的某一国别―语种文学。没有外国文学,没有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就将失去自己存在的基础。
(三)超越限制
不要错误的认为比较文学会受到知识背景限制,实际上它可以超越限制可以凌驾于中国文学和某一个具体的文学之上。正如世界文学,这是一个学科名称很大之学科,研究人员只要提升自我素质,深入研究和掌握所学的外语语种,这对研究有重要影响。而且,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人员对中国文学和自身掌握的语种有着密切联系,从根本上看,掌握语种多和少对研究工作有影响。从当前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上看,前景是乐观的。这主要是因为比较文学研究者开始重视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也开始寻找新的研究出路。人们在不断研究和思考中,逐渐抛弃了本学科面临危机困境,这个途径可以强化世界文学之间的联系。从以往的过于重视比较理论逐渐过渡到重视比较实践,这是一个宏大之转变过程,是空泛转向具体之表现。可以有这样的展望,那些空大、故弄玄虚的理论将会消失,将会被遗忘,遗留下来人们兢兢业业研究出的学术成果。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学科的研究力度越来越大,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不是独立存在的学科,这是两个融合之学科。在未来发展中学科研究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将学术活动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1]邹建军.文本、文学与文化: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乐黛云教授访谈录[J].《外国文学研究》SCI PKU CSSCI -2008年1期
[2]朱利民.重新规范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范式--评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学》[J].《外国文学研究》 SCI PKU CSSCI -2006年3期
[3]托马斯・比比.论世界文学的慰藉功能――兼谈尼采与世界文学问题[J].《探索与争鸣》 PKU CSSCI -2011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