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感性的博弈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理性与感性的博弈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能源危机；博弈；秸秆回收

一、农户就地焚烧秸秆的原因

在我国农村，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对于秸秆变废为宝的观念并不成熟，且沿袭了传统的秸秆处理的方式，很多农户认为秸秆就应该就地焚烧，他们中的多数人环保意识并不强，也不懂得如何创新性的去寻求秸秆的更具有高效率的利用方式，总结来看，目前我国农村的秸秆处理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因素，主要是资金不足，时间紧凑，技术的不全，没有一个合适的市场来支撑这一行业。

（一）资金约束

如果不就地焚烧，那么农户可利用秸秆的途径可能就是用秸秆来饲养牲畜，然而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如果农户要去采用秸秆来饲养牲畜，则购买牛犊等需要的资金将在农户收入中占据重要比例，而且秸秆饲畜还必须考虑到规模化养殖。因而，由于资金的短缺，用秸秆来饲养牲畜这一秸秆有效利用的途径在农村基本无法实现，在短期内，还存在极大的困难。

（二）时间约束

目前在我国的农村，一般农户家庭的劳动力很有限，而农作物的耕种的周期却非常短，到了农忙时节，农民几乎都在抢收抢种，几乎没有时间去更好地处理秸秆，另外，由于劳动力的成本一般比较高，所以雇佣劳动力就相对而言并不划算，故而，我们说要使秸秆高效的利用存在着时间的约束，农民只好选在就地焚烧。

（三）技术约束

秸秆制沼，是农户有效利用秸秆资源的途径。且是可以推广的有效利用秸秆的途径，然而，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有限，且没有技术，因此在沼气的管理上必然存在着技术的约束，这些约束主要表现在：由于季节不同出现的冬季产气问题以及沼气池出渣的清淘工作，对于我国政府而言，如何把沼气的技术普及给农户，将是一个难点，也必将是一个突破点。

（四）市场约束

作为农户，其快捷的处理秸秆的方式除了就地焚烧就是出售了，然而由于目前我国能处理秸秆的企业甚少，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一个并不怎么值得投资的行业，而且企业还需要承担运输费用等等，所以农户虽愿意出售秸秆，但却没有合适的市场来支持这一交易行为，故存在极大的市场约束。如果政府能出台相应政策来扶持这一市场，也必将能带来秸秆处理的一个新的良好的突破口。

二、博弈模型

（一）构造模型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中，为了追求利益最大或是成本最小，每一个参与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农民也不例外，农民作为理性人，无论他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作为最终目标。理性的农民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得不选择了秸秆的就地焚烧来作为秸秆处理的唯一方式。然而由于秸秆的就地焚烧不仅污染了环境，而且浪费了资源，故而政府是一直站在其对立面，每年，政府都会相应出台一些禁令来阻止这一行为，然而显然，农民站在自身的利益角度，必然会抵制这项禁令，从而使政府的政策失灵。现仅就短期做一个假设，并建立一个博弈模型，以期在政府与农户的博弈过程中，使得农户在选择秸秆还田的条件下，政府也可以成本最小化。

（二）博弈双方模型构建

A是理性农民，农民作为秸秆的拥有者，理论上是拥有对秸秆处理方式选择的一切权利。从自身利益出发，农民会选择一部分作为自身家庭的生活燃料，一部分直接就地焚烧。B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作为监管部门，首先其明确秸秆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能源，可以部分替代煤炭，可以作为工业原料，还田和饲料，因而为使秸秆能够更好的发挥其经济价值，政府部门更倾向于出台一系列政策来阻止秸秆的就地焚烧，这就构造了秸秆利用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模型中，农民的所有策略集合为（焚烧，还田）政府的策略集合为（补贴，监管）模型的基本假设：假设博弈主体都是理性人，都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假设秸秆焚烧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为C，还田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为D，且A>B假设政府的策略集合互不相交，且假设政府进行的补贴为E，且E>A因为只有政府的补贴大于焚烧所带来的收益，农民才会放弃焚烧秸秆.政府监管的成本为F显然D

三、结论分析

从上述的表格可以看出，最优的决策集合应该是（D+E，-E）与（D+G，-G），即不焚烧加补贴，还有不焚烧加提高秸秆回收价格，秸秆作为农产品的最终废弃物，在农民眼里得不到重视，但通过对国内外的实例研究中可以得出，这场博弈必须让农民选择不焚烧，且不论在短期与长期，其都必须在最优的纳什均衡所包含的策略集合里，但由于在博弈模型里并未考虑政府的投入来源，且从长期来看，若是科研取得巨大进步，则此时的D*将远大于原来的D，且此时的D*-H将大于原来的最优策略里的D，且对于环境，对于解决能源危机都是有益无害的。

四、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结论，本文认为，要想根治秸秆的就地焚烧，在短期内当然是通过各项补贴来作为激励，然而长期内，则是技术上的创新，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如果在秸秆的使用上有一个更好地途径最为支撑，则必然会使得农民不加埋怨的接受，另外，在短期内，则应该通过补贴来鼓励农民大力发展秸秆还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在秸秆这项资源的使用上必将迎来一个重大突破。

（一）在短期内发展秸秆还田

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秸秆有更多更好地用途，在国外也有很多将秸秆变废为宝的例证，然而，由于我国目前农村的现状，由于资金，时间，技术以及市场条件的约束，农户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秸秆的其他综合利用。特别是对于一些受时间约束的农村，由于劳动力在外就业以及劳动力成本增高，采取其他秸秆综合利用方式，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秸秆全部打捆并运输到农户家庭或市场。显然，秸秆还田对农户来说其带来的短期经济效益比较低，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秸秆的特殊的生物组成，其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肥力，进而间接地提高产量，另外，由于秸秆还田还能取代肥料，不仅节约了生产成本，而且有利于环境，是政府应该大力倡导的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政府在对秸秆禁焚进行补贴的过程中，也变相的处理了环境污染问题，将这一外部性的问题内部化了。

（二）政府应加强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协调

各部门应主动沟通，协调好农林畜牧等的行政工作，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体系，以保证农户在劳动力缺乏和劳动力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能有充足的时间完成作物收割到下茬作物播种的各项准备工作。当然，最重要的是进行技术创新，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也是长期的最优纳什均衡。（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马骥.我国农户秸秆就地焚烧的原因：成本收益比较与约束条件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9（2）.

第2篇

关键词：四旋翼飞行器；升力波动；控制器；卡尔曼滤波器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5）34-0207-02

Abstract： A series of high frequency components and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the rotor speed can be obtained by the addition of a series of high frequency components and the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rotor aircraft. In this paper， the dynamic model of four rotor aircraft is establish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gh frequency and the disturbance of the angular velocity of the aircraft is established. The Kaman filter of the colored noise is introduced into the angle velocity feedback loop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disturbance of the speed.

Key words： four rotor aircraft； lift fluctuation； controller； Calman filter

四旋翼飞行器是通过借助均匀布置在机体周边的四个旋翼代替常规直升机主旋翼的一类飞行器，四个旋翼不仅能为直升机提供升力，而且还能控制直升机的姿态变化，兼具机动灵活与结构简单的特点。然而，在飞行器运行过程中，时常会出现升力波动的干扰情况，从而影响其正常的运作。因此，本文将着重对四旋翼飞行器中升力波动的干扰情况和抑制方法展开研究。

1 四旋翼飞行器升力分析

四旋翼飞行器在保持较低飞行速度时，通常认为机体产生的升力和旋翼转速的平方成正比例关系，也就是在某一特定的转速下，旋翼将会产生恒定的升力。但在实际情况中，旋翼所产生的升力除了受这一基值影响外，还会受某些高频分量的影响，升力产生过程中的此类高频分量便为升力波动，此类分量将会扰动四旋翼飞行器的控制，从而降低飞行器的控制品质。虽然四旋翼飞行器独特的结构配置特性能够确保其在振动过程中不会失稳，但由于高频振荡信号的扰动，使得飞行器的姿态信息与输出信号发生剧烈变化[1]。此外，由于一般四旋翼飞行器执行器的频带有限，很难对高频控制信号进行跟踪，导致控制信号所携带的高频变化量失去了实际意义，加之此过程中，执行器的频繁加速增加了飞行器本身的能耗，使得机械与电气环节的损耗急剧上升。

2 四旋翼飞行器建模及扰动分析

2.1模型建立

建立四旋翼飞行器的动力学模型时，通常把其视为具有6个自由度的刚体，将地面坐标系与机体坐标系分别设置为E和B，并作为机体动力学模型建立的参考基准，其中[R]（[η]）[∈][R3×3]是对E与B之间转换关系的方向余弦矩阵，[η]=[[φ]，[θ]，[ψ]]T，表示四旋翼飞行器机体坐标系B向其地面坐标系E转化的3个独立角参量2.2升力波动对飞行器的影响

通常，机体升力Fi和转速fi的平方成正比，但由于旋翼在某一转速下，所产生的升力并不是常值，而是在基值基础上附加了频率特性与高频分量获得的，故高频肥量将会对飞行器产生扰动，具体分析如下：

将旋翼在恒定转速下所产生的升力等效于：

其中，Fi1=kifi2，[Aki]与[φki]则分别对应飞行器旋翼第k次谐波的幅值和相角，故结合公式2与公式9则可得四旋翼飞行器在运行过程中的总升力F，即公式10，由此可知，升力波动的对飞行器的影响随着飞行器总升力的增加而愈加明显[2]。

3 控制器的改进

为了抑制扰动力对控制器的影响，可在反馈环节当中加入滤波器，此滤波器不仅应具有良好的实时性，而且还应具有较小的计算量，因此，结合四旋翼飞行器自身的硬件特点，选取卡尔曼滤波器对升力的干扰进行抑制。卡尔曼滤波器的应用前提是系统能够等价转化为某一随机的离线系统，但由于受到有色噪声序列的影响，并不能对卡尔曼滤波器进行直接应用，通常需要借助测量信息扩增的办法实现有色噪声的白噪声化[3]。在对滤波器的有色噪声进行白噪声化后，建立起随机的线性离散系统，在系统当中，执行器主要由电子调速器以及三相直流无刷电机共同组成。调速器主要通过滤波器的CAN口与主控芯片之间进行数据交换，而在接受调速指令的同时，也将四旋翼飞行器的运行状态以及转速等相关信息进行反馈，从而实时获取电机转速，并以此为依据计算出当前所产生的升力，并获取卡尔曼滤波器的角速度，而后，对角速度的协方差矩阵进行描述。通过将状态转移矩阵F在单位矩阵I中进行简化，进而获得最优的卡尔曼增益以及四旋翼飞行器最终的状态与协方差估计值。此后，通过组建卡尔曼递推方程，便可得到消除扰动力矩对升力进行干扰的角速度，将此时所对应的欧拉角变化率带入到四旋翼飞行器的PID控制器当中，即可实现对升力扰动的抑制工作。

4 实验结果及分析

四旋翼飞行器原型机的硬件结构如图2所示。首先，对单一旋翼在某一工作转速条件下所产生的升力曲线以及悬停状态下的角速度进行测试，从而验证飞行器升力波动的特性及其对四旋翼飞行器角速度的影响。而后，启动原型机并对其原有的PID双闭环控制器当中的控制量以及改进后PID双闭环控制器的控制量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验证升力扰动的抑制效果[4]。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引入卡尔曼滤波器并对其中的有色噪声进行消除能够较好地实现对四旋翼飞行器中升力波动干扰的抑制。

参考文献：

[1]李秀英，刘彦博.基于PWM的四旋翼飞行器控制方法[J].吉林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11，5（13）：464-472.

[2]张广昱，袁昌盛.基于自抗扰理论的小型四旋翼飞行器姿态控制[J].航空工程进展，2014，3（26）：338-342.

第3篇

[关键词]表小檗碱；大鼠；肝微粒体；代谢产物；CYP450酶

细胞色素P450酶（cytochrome P450，CYP450）是参与体内药物代谢的重要酶系[1]。某一药物对CYP450 酶的抑制或诱导，可能会影响同时给药的其他药物的代谢[2]，被认为是引起药物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3]。因此，研究药物的代谢途径，以及药物对代谢酶的作用，对了解药物相互作用、制定合理的临床用药方案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4]。表小檗碱是黄连中一种重要的异喹啉类生物碱，其互变异构体分子结构见图1。研究表明表小檗碱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5]，能够抑制醛糖还原酶，降血糖，对抗糖尿病潜在并发，其作用强于小檗碱[6-8]。表小檗碱虽然有重要的药用价值，但迄今有关其体内过程的研究鲜有报道。本实验旨在通过分析表小檗碱肝脏代谢产物探讨其在体内的主要代谢途径，并采用cocktail探针药物法同时测定6种CYP450亚酶底物的含量，评价表小檗碱对大鼠肝微粒体（rat liver microsomes，RLM）CYP450不同亚型活性的影响，为表小檗碱的开发和药物相互作用预测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

1.1 仪器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TSQ Quantum液质联用仪（包括Surveyor AS，Surveyor LC Pump，Surveyor PDA，TSQ Quantum），配有大气压化学离子源（APCI）和电喷雾离子源（ESI）及Xcalibur数据系统；Agilent高效液相色谱仪HP1100系列（美国Agilent公司）；TGL 20M型高速冷冻离心机（长沙湘智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VORTEX GENIVS 3漩涡混匀仪（IKA）；DKZ-450B型电热恒温振荡水槽（上海森信实验仪器有限公司）；MTN-2800D型氮气吹干仪（天津奥特赛恩斯仪器有限公司） 。

1.2 药品及试剂

盐酸表小檗碱（批号must-12111601，纯度>98%）购自成都曼思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美托洛尔、氨苯砜、非那西丁、氯唑沙宗、甲苯磺丁脲、氧化型辅酶Ⅱ二钠（NADPNa2）、 D-葡萄糖-6-磷酸二钠和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均购于北京拜耳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Sigma公司分装）；尿苷-5′-二磷酸萄糖醛酸三钠盐（UDPGA）、丙甲菌素、D-糖酸-1，4-内酯均购自BD公司；乙腈为色谱纯（Fisher Company， Inc.美国）；水为超纯水；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1.3 动物

清洁级Sprague-Dawley （SD） 雄性大鼠，体重（220±20） g，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中心提供，许可证编号SCXK（京）2013-0001。

2 方法

2.1 肝微粒体制备

采用钙盐沉淀法制备大鼠肝微粒体[9]。空白大鼠，麻醉放血处死后，取出肝脏称重。按1∶3加入Tris缓冲液，用内切式组织匀浆机在冰浴中制成匀浆液。将匀浆液于4 ℃，9 000×g离心20 min，再取上清液与88 mmol・L-1 CaCl2溶液混匀，使终浓度为8 mmol・L-1 CaCl2，冰浴5 min；4 ℃，27 000×g离心20 min，用上述缓冲液洗涤沉淀1次，所得微粒体以0.15 mol・L-1 Tris-0.25 mol・L-1蔗糖缓冲液（pH 7.4）混悬，分装，-80 ℃冷冻保存备用。用考马斯亮蓝法测定肝微粒体蛋白浓度[10]。

2.2 温孵条件及样品处理

2.2.1 表小檗碱肝微粒体Ⅰ相反应体系温孵 肝微粒体孵育体系包含终浓度为1 g・L-1的RLM 和30 mmol・L-1的表小檗碱，和1倍体积的NADPH再生系统（相当于终浓度为0.5 mmol・L-1 NADPNa2，10 mmol・L-1 G-6-P，1U・L-1 G-6-PDH，10 mmol・L-1 MgCl2）和一定量的KCl缓冲液。总体积为200 μL。采用5 mL聚丙烯离心管37 ℃水浴孵育，除NADPH再生系统外，其他组分首先37 ℃预温孵5 min，然后加入NADPH再生系统启动反应，37 ℃水浴振荡有氧孵育40 min后，加入3倍体积的冰冷甲醇终止反应，1万×g，4 ℃离心20 min后取上清进样10 μL，进行LC-MS/MS代谢物分析，每个样本均做3个重复。

2.2.2 表小檗碱肝微粒体Ⅱ相反应体系温孵[11] 将RLM、磷酸钾缓冲液和丙甲菌素冰浴15 min后，加入D-糖酸-1，4-内酯37 ℃温孵5 min，然后加入NADP启动系统和UDGPA系统启动反应。反应总体系为300 μL，其中含有 1 g・L-1 RLM，25 mg・L-1丙甲菌素，5 mmol・L-1 D-糖酸-1，4-内酯，1 mmol・L-1 NADPH和5 mmol・L-1 UDPGA，表小檗碱终浓度为30 mmol・L-1，反应体系中有机溶剂质量分数不超过3%，37 ℃水浴振荡有氧孵育40 min后，加入3倍体积的冰冷甲醇终止反应，1万×g，4 ℃离心20 min后取上清进样10 μL，进行LC-MS/MS分析，每个样本均做3个重复。

2.2.3 探针药物肝微粒体温孵 将各探针药物与RLM于37 ℃水浴中预温孵5 min，加入NADPH发生系统（终浓度含1 mmol・L-1 NADPNa2，20 mmol・L-1 G-6-P，2 U・L-1 G-6-PDH，20 mmol・L-1 MgCl2），用0.15 mol・L-1的KCl缓冲液（pH 7.4）定容使整个温孵体系终体积为0.4 mL（含有美托洛尔20 μmol・L-1、氨苯砜25 μmol・L-1、非那西丁25 μmol・L-1、氯唑沙宗25 μmol・L-1、甲苯磺丁脲25 μmol・L-1）和1 g・L-1蛋白，于37 ℃水浴中均匀振荡40 min。取出体外温孵样品放入冰浴中，按1∶3加入冰冷的甲醇终止反应，同时加入内标物0.06 g・L-1五味子醇甲20 μL，振摇30 s，于4 ℃，1万×g离心20 min。吸取上清夜氮气吹干，甲醇（400 μL）复容，4 ℃，1万×g，离心20 min，取上清进样20 μL，进行HPLC分析，每个样本均做3个重复。

2.3 色谱条件

2.3.1 表小檗碱肝微粒体代谢物LC-MS检测条件 色谱条件Agilent Eclipse XDB-C18 Column （4.6 mm×250 mm， 5 μm）；流动相乙腈-0.1%甲酸溶液（25∶75）。流速1 mL・min-1；紫外检测波长270 nm；柱温30 ℃；进样量10 μL；柱后1∶4分流。

LC-MS/MS条件：ESI离子源，扫描范围m/z 50～700，喷雾电压3 500 V，毛细管温度350 ℃，鞘气（N2）流速10.0 L・h-1。采用自动迸样器迸样，正离子模式检测。

2.3.2 探针药物HPLC检测条件[12] 采用Agilent SB-C18柱（4.6 mm×150 mm，5 μm），流速1.0 mL・min-1，柱温40 ℃，进样20 μL。流动相A为磷酸氢二胺缓冲盐（pH 3.6），B为乙腈，梯度洗脱0～4 min，32% B；4～25 min，32%～55% B；25～35 min，55%～32% B。检测波长230 nm。

2.4 表小檗碱对各亚酶活性的影响

在孵育体系中，保持美托洛尔的浓度为20 μmol・L-1、氨苯砜的浓度为25 μmol・L-1、非那西丁的浓度为25 μmol・L-1、氯唑沙宗的浓度为25 μmol・L-1、甲苯磺丁脲的浓度为25 μmol・L-1，变化表小檗碱的终浓度至10，20，40，80，160 μmol・L-1。温孵反应分为不加NADPH的对照组、不加表小檗碱的阴性对照组和实验组进行，反应样本数均为6个样本。根据2.2.3项的步骤温孵和处理样品，HPLC测定孵育液中底物剩余浓度，计算代谢消除率（RMCR），考察表小檗碱对各底物代谢的抑制能力，并计算半数抑制浓度IC50。

2.5 数据处理

探针底物相对代谢消除率（RMCR）的计算方式： RMCR=C0-CtC0-Ct=0×100%。C0，温孵体系中探针底物的初始浓度；Ct，实验组探针底物的剩余浓度；Ct=0，阴性对照组探针底物的剩余浓度。

3 结果

3.1 Ⅰ相代谢产物的鉴定

将表小檗碱20 μmol・L-1与RLM和NADPH共温孵后，发现新增2个色谱峰，其保留时间分别为4.49 min（M-1）和5.02 min（M-2），见图2。这2个色谱峰在肝微粒体灭活样品和不加NADPH样品中均没有检测到。M-1（m/z 322）的分子离子分别比原药分子离子（m/z 336）少14 Da，同时，M-1分子离子的主要二级碎片离子为（m/z 307），比M-1的分子离子少15 Da，是M-1脱亚甲基的碎片。因此，M-1是原药脱甲基的产物。M-2（m/z 324）的分子离子比原药分子离子m/z 336少12 Da，其主要碎片离子为（m/z 309），比M-2少15 Da，说明m/z 309是M-2脱甲基的碎片，见表1。由此可推测M-2可能是原药加氢开环后再脱甲基的产物。

3.2 Ⅱ相代谢产物的鉴定

30 μmol・L-1的表小檗碱在大鼠肝微粒体孵育系统中孵育40 min后，生成3个Ⅱ相代谢产物M-3，M-4和M-5，其保留时间见图3。进一步质谱分析发现，M-3（m/z 498）， M-4（m/z 500），M-5（m/z 514）的分子离子及其二级碎片离子分别为m/z 498/322， m/z 500/324， m/z 514/338。由于M-3～M-5的主要二级碎片离子分别与原药的代谢物M-1，M-2以及m/z 338的分子离子一致，因此，它们应是这些代谢物的Ⅱ相轭合物。以M-3（m/z 498）为例，其特征二级碎片为m/z 322，且M-3（m/z 498）较M-1（m/z 322）多176 Da，故M-3是M-1的葡萄糖醛酸轭合物。同理，可推测M-4和M-5分别是M-2和m/z 338的葡萄糖醛酸轭合产物。其代谢途径见图4。

3.3 表小檗碱对CYP450酶活性的影响

通过表小檗碱对各探针底物代谢消除百分率测定及IC50计算结果表明，表小檗碱仅对CYP2D6显示较强的抑制作用（IC50为35.22 μmol・L-1），对其他亚酶的抑制作用均不明显，见图5，表2。

4 讨论

在肝微粒体孵育体系中，通常分别添加NADPH或者UDPGA来单独检测P450酶或者UGT催化的代谢，少有将2种代谢通路同时检测。本实验研究表明，在肝微粒体系统中让P450酶通路和UGT通路同时工作是可行的。当单独添加NADPH催化反应时，生成脱甲基的Ⅰ相代谢产物，当同时添加NADPH和UDPGA催化反应时，既检测到了脱甲基的Ⅰ相代谢物，又检测到了葡萄醛酸结合的Ⅱ相代谢物，说明表小檗碱在肝脏同时发生了Ⅰ相和Ⅱ相代谢反应。

本研究中只检测到2个Ⅰ相代谢产物M-1和M-2，却检测到3个Ⅱ相代谢产物M-3，M-4，M-5，可能的原因是表小檗碱Ⅰ相代谢生成加氢开环产物m/z 338，但是由于表小檗碱的同位素峰m/z 338的干扰，没有检测到。在Ⅱ相代谢反应中，Ⅰ相代谢反应生成的m/z 338含有羟基进一步与葡糖醛酸结合，生成M-5，其保留时间改变，而表小檗碱的同位素分子m/z 338由于不含有羟基不能发生葡糖醛酸结合反应，其保留时间不变，从而可以检测到M-5。

生物转化是许多药物消除的主要途径，因此当2种或多种药物经同一代谢酶代谢时，或其中一种为另外一种药物代谢酶的抑制剂或激活剂。药物间则可能由于对肝药酶的竞争而发生相互作用[13]。研究证明，90%的药物主要由CYP2D6，CYP3A4，CYP1A2，CYP2E1，CYP2C9这5种同工酶代谢，因此选择了探针药物（美托洛尔、氨苯砜、非那西丁、氯唑沙宗、甲苯磺丁脲）来研究CYP系的5种主要代谢酶CYP2D6，CYP3A4，CYP1A2，CYP2E1，CYP2C9的活性，评价了表小檗碱对这5种酶的抑制作用。表小檗碱对大鼠肝微粒体中的CYP2D6酶活性产生较强的抑制作用，其IC50为35.22 μmol・L-1。当表小檗碱或含表小檗碱的药物和其他药物联用时，可以有效预测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评价药物的安全性，从而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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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metabolites of epiberberine in rat liver microsomes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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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Xiao-yan， YE Jing， SUN Gui-xia， XUE Bao-juan， ZHAO Yuan-yuan， MIAO Pei-pei， SU Jin， ZHANG Yu-jie*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Epiberberin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oquinoline alkaloid in Coptidis Rhizoma， possesses extensiv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In this paper， th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was used to study phase Ⅰ and phase Ⅱ metabolites. A Thermo HPLC system （including Surveyor AS， Surveyor LC Pump， Surveyor PDA.USA） was used. The cocktail probe drugs method was impo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change of metoprolol， dapsone， phenacetin， chlorzoxazone and tolbutamide simultaneously for evaluating the activity of CYP2D6， CYP3A4， CYP1A2， CYP2E1 and CYP2C9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piberberine in rat liver microsome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epiberberine may have phaseⅠand phaseⅡmetabolism in the rat liver and two metabolites in phaseⅠand three metabolites in phaseⅡare identified in the temperature incubation system of in vitro liver microsomes. Epiberberine showed significant inhibition on CYP2D6 with IC50 value of 35.22 μmol・L-1， but had no obvious inhibiting effect on the activities of CYP3A4， CYP1A2， CYP2E1 and CYP2C9.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piberberine may be caused drug interactions based on CYP2D6 enzyme.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reliable experimental basis for its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piberberine.

第4篇

【关键词】企业竞争；博弈；完全理性；参与者行为

0 背景

西方博弈理论研究做了一个基本假设：参与者是完全理性的。博弈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开展的。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被打破，现实生活中基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强烈影响和各种外部环境等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博弈的参与者并不完全理性，信息也并不完全。在这一点上，东方的博弈研究，更准确的说中国的博弈研究就是在参与者不完全理性的事实基础上进行的。古人的智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的大成智慧是在经验和实战的基础上考虑到双方的所有可能情况而衍生出的博弈智慧。在商业竞争中，企业会以自身获得最大利益为目的，但是同时也会根据实际的市场情况、竞争对手的策略变动计划，选择对己方利益最大对敌方利益最少的策略、中间策略、双赢策略或者双失策略。后面谈到的三种策略，是在商业博弈中的参与者不完全理性的体现。所以企业中既存在完全理性又存在不完全理性的竞争。这种综合性竞争方式的存在充分说明了参与者人的人格特征：感知与认识层面上的感性与理性并存。此背景下本篇讨论博弈参与者行为情况，并对各类情况进行分析。

1 故事

1.1 参与者的明确

我们在一个商业背景下阐述一个故事。有A、B两个公司企业（假定两个企业规模类似），消费者，旁观者政府，背景是在政府赋予相对完全市场权利条件下，充分竞争。

消费者没有直接参与竞争，但是是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是A、B公司设定博弈策略的条件。在A、B两个公司博弈阶段，消费者不会自己制定策略来和A、B竞争，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影响选择队列或弃权以此来干系A、B公司竞争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间接博弈参与者。所以在此归类为参与者之一。

对于两个公司来讲，竞争的产品市场。产品的关系，可以是同类产品，可以是相关产品，可以是不同类产品，也可以是实体或虚拟产品。消费者，即购买者，从事产品购买行为或非购买行为。A、B公司可以是竞争关系，也可以是合作关系。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我们看作是与公司的合作关系，非购买行为为不合作关系。此外，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关键角色以旁观者身份间接参与，在恰当时候作为协调者。

总体来讲，相对于有限的博弈边界企业竞争不限制理性。这是任何环境下默认的相对规则。

1.2 参与者的行为

上文简略提到几种情况，参与者之间有以下几种行为：企业A和企业B竞争市场或合作开拓市场，消费者购买使用或不购买使用企业产品，政府干预。鉴于讨论的意义，不考虑企业A和企业B放弃市场的行为。

企业进入市场，首先需要分析市场，搜集信息并处理，制定相应策略。鉴于前文的假定：两个企业规模类似，信息的搜集处理程度和策略制定的优越程度成正比。如《孙子兵法》第二章所说“未战而庙算”，则有如下讨论。根据A、B公司的关系，有下面几种不同情况。我们设A公司搜集处理的信息为信息集{A}，B公司搜集处理的信息为信息集{B}，收益概率为P。

在AB竞争时存在两种情况，根据人的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情况，有如下解释。

当A和B竞争时，如果信息集{A}>{B}，那么A制定的策略会优于B，从而A盈利概率PA大于B盈利的概率PB。但PB存在着两种情况，大于0和小于0。根据参与者的完全理性分析，当处在竞争情况下，两个参与者会以一方的失败而告终，从而使获胜的一方达到最大的盈利而不顾及失败方的利益，他会以最大限度的盈利来制定策略霸占市场，从而导致失败方的利益破坏，所以当AB竞争时，会有PA>0>PB；而根据参与者的不完全理性分析，当双方竞争时，获胜方会存在给失败方留有余地的可能性，因为获胜方可能会有利用失败方促进自己长久获胜的长久备战不懈怠来促进产品的继续优化，通过失败方的策略调整也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来达到长远发展的目的，所以所以当AB竞争时，会有PA>PB>0。当当A和B竞争时，如果信息集{A}={B}，A、B的策略会具有类似效果，所以PA=PB。但根据人的完全理性分析，竞争双方都希望获得最大利益，所以会尽力使自己盈利，所以有PA=PB>0；根据人的不完全理性分析，当双方竞争时，可能存在恶性竞争，双方宁可鱼死网破也不愿让对方利益得逞，有“破釜沉舟”嫌疑，所以有PA=PB

当A、B合作，参与者完全理性时，会尽力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但由于双方是合作关系，A盈利会带动着B盈利，由于信息集的差异导致策略的差异，所以会有当信息集{A}>{B}，PA>PB>0，信息集{A}={B}，PA=PB>0，信息集{A}0，信息集{A}={B}，PA=PB>0，信息集{A}

对于消费者来讲，该参与者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福利的体现。消费者通过购买行为影响企业的行为，从而影响A、B企业的均衡态，使它处于动态均衡中，企业A、B所提供的产品所满足的消费者的需求、服务、功能就是企业的社会福利的一方面。我们将消费者购买行为视为合作，不购买行为视为不合作。那么，消费者存在以下四种行为：与企业A合作与企业B不合作，与企业B合作与企业A不合作，与企业A、B均合作，与企业A、B均不合作。我们通过决策树来分析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与A企业合作与企业B不合作时，企业A会获得消费者提供的利益。那么消费者会选择A而不选择B的原因用逆向归纳来解释。企业要获得利益，要做出让消费者购买其产品的策略，通过产品的质量或价格等优势吸引消费者的注意，而产品所提供的质量保证或价格优势等正是消费者获得利益的一方面，消费者关注所获得的产品能否满足个人需求能否达到其所注重的产品性价比，这里解释为产品提供的福利。

当A所提供的产品福利大于B时，那么以参与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消费者会选择A的的产品而与A合作，A盈利。以参与者不完全理性的角度来看，消费者可能已经习惯某企业的产品，不论双方企业所提供的福利如何都不会影响消费者的决定，那么消费者可能选择与A合作，A盈利；消费者可能选择与B合作，B盈利。当A、B所提供的福利不相上下时，以参与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消费者可能选择A，A盈利，也可能选择B，B盈利，或者二者皆选，故有与企业A、B均合作，双方盈利。以参与者不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无关产品福利，消费者可能认为两者都可以选择，不抱有比较的态度，所以也会存在与企业A、B均合作，或者与企业A、B均不合作。当A所提供的福利小于B时，那么以参与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消费者会选择B的的产品而与B合作，B盈利。当A、B所提供的福利不满足消费者要求时，从参与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不论双方哪方所提供的福利较高，消费者也选择均不合作。

2 总结

通过在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两种条件下对参与者多种可能行为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参与者处于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情况下时，做出的行为可能存在差异，也可能相同。这与我们常规人始终完全理性条件下的博弈有着一定偏离和耦合。但是，这也正是实际中存在的多角度分析下的结果。实际中的分析更侧重于两种情况下的综合分析得出概率最大的可能情况，然后做出策略选择。又由于信息量的不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博弈双方仍然可能做出差异策略表现出不同行为。这就类似于条件概率原理，只要条件有些许差异，分母就会改变，当你的策略即分子相同时表现出的行为是不尽相同的，而当策略有偏差时又可能表现出相同的行为。

【参考文献】

第5篇

在任何国家的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出现与完善总是与之如影伴随。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律专家特别是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的法典化国家地位引人瞩目，他们精于法理擅长逻辑，对于推进法治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发现素以民众的代言人身份的法律专家开始并不那么依顺于民意了。一方面，法律专家用法律的理性来搭建法律体系，用法言法语解构社会问题，与民众以朴素的道德及价值观出现隔膜；另一方面，法律专家垄断了法律知识，进而掌握话语权威，产生知识权力统治，由此产生法律知识场域精英统治，并想籍此启蒙或改造民意。

然而，民众对法律发出的声音却有其自身存在的厚实土壤。因为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法律应为民众而生存。其次，在法治的进程中，民众的参与也是推进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司法需要的精英化、专业化但又离不开民主化、大众化，在笔者看来，英美法系的陪审团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用民众的常识来纠正法律职业者的某些偏执。再次，民众的思维存在一定惯性，这种惯性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最后，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民众对于运用法律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有足够的信心并渴望参与其中，如果这种信心被专家话语权威过份的压制而不是一种有益的疏导或启蒙的话，很容易形成一种偏执。

应当说，在过去的法制不健全的岁月里，我们的法律及法律人过份迁就民意，以民众的感性取代法律人的理性的事件居多，民意成了法律的睛雨表。但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民意控制法律场域的局面逐渐改变, 专家话语在这一场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出现一些专家过份看轻民意的趋向，民意成了嘲笑的对象。然而，民众声音并不甘于如此轻易退出，在法律场域与专家话语进行一场博弈便在所难免。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民众与法律专家就刘涌案产生这么广泛持久的对话与争论。作为这场博弈的副产品，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史无前例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

在笔者看来，这场博弈是非常有益于我们法治化进程。只要参与博弈的人以一种平心静气的态度参加，其结果必将是双赢的。一方面，民众将对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关系有所认识，将更加理性地看待死刑的问题。另一方面，民众的知情权得以更广泛的尊重，一度为法律专家热衷的专家论证意见书的公正性也得到理性的反思。

民众声音与专家话语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中的都不可缺失，尽管从整体考虑两者是辨正统一关系，然而在相当多的问题上两者的又时常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两者之间的博弈不会减少，法律将在这种博弈中寻求发展，由此看来，法律不仅是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产物，也是掌握知识不同的民众与法律人之间博弈的产物。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第6篇

关键词：博弈；策略思维；爱情

什么是博弈论？如果你恰好和笔者一样看过《策略思维》本书，那么太好了，这是一部关于博弈论应用的普及性著作，它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丰富的案例，向我们介绍了一门原本复杂、晦涩的科学，书中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是一门了解对手打算如何战胜你，然后战而胜之的艺术。不过我估计你看过这本书的可能性比较低，或者说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去看专业书以外的，特别是老外翻译过来的，这种比外语都要晦涩难读的书，那么也没关系。也许你看过那部广为流传，感人至深的电影《美丽心灵》（这是一部讲述现代博弈论奠基人约翰·纳什的电影，极具催泪效果，好像还是哪年获奖的？）。如果你连电影也懒得去看，那么我这样说吧：博弈论，就是研究下棋的理论。你可以想象就是在下一盘棋，你和对手互相揣摩对方下一步可能怎样怎样，然后自己又会怎样怎样，最终怎样的…它的应用如此之广，我们只是未曾注意到。大到国际政治、军备竞赛，小到体育赛事、做生意、买东西，甚至于邻里相处，夫妻相处，都可能用到它。它告诉我们，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一环扣一环的漫长博弈。甚至于我们的爱情，用博弈论的观点就是：爱是一种优势策略。诸如此类感性的话题，究竟有没有理性思维在里头？答案是肯定的，人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我们从产生爱情、到缔结婚姻这种“协议”（婚姻本质上也就是一种协议）、到经营婚姻、维持婚后生活，竟处处有博弈，无怪乎有人说：爱情是一场游戏。此处的游戏，不带任何贬义，正是博弈！

二、爱是一种优势策略。英国诗人艾尔弗雷德·丁尼生爵士那令人耳熟能详的名句：This better to have loved and lost than never to have loved at all。“爱过之后失去总比从来没有爱过好。”在博弈中无论对手采取何种策略，你若有一个策略能让你取得比其他策略更好的结果，那么这个策略就是你的优势策略，而你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照办。因此，现代博弈论的奠基人约翰·纳什（这人你必须知道一点，人家可是获诺贝尔的哦）说：爱是一种优势策略。我想关于爱是一种优势策略这句话，可以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表明在人生的漫长博弈当中，无论命运对我们采取什么策略，疾病或其他挫折，献给爱人与朋友的忠贞之爱将使我们得到比采取其他策略比如抛弃病人或自暴自弃更好的结果，爱是我们的优势策略，所以我们应该勇敢的去付出自己的爱。另一方面是当爱情来临时，是用于接受，还是害怕以后会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失去，担心受伤害而畏畏缩缩，躲避爱情，答案也是肯定的。对待爱情，无论是感性角度，还是理性分析，都应该是勇于付出，勇敢接受，因为选择爱是比其他选择以及放弃选择都要好的选择。

三、选择的过程，你向前展望，倒后推理了吗？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临许多选择。爱情也是如此。无论你是浪漫派也好，现实派也罢，你都在选择。当然选择的过程或快或慢，而且可能一次选择不成功，还要面临放弃后重新选择。即便你是相信一见钟情的，认为自己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是命运的安排也罢。这只能说明你心里有提前预设的一个“选择”，一旦遇到一个貌似完全符合你预设的人，你便迅速的把其他爱情“分支”排除在外了。无论是自己画的条条框框，还是父母的择婿标准、标准媳妇，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浪漫的，其实都一样，我们都经历过向前展望，倒后推理的过程。我们都设想了以后打算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然后从这个结果倒后研究，找到自己现在的选择。

四、结婚—给她可信的承诺。博弈论告诉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口头承诺是不能当真的。这就是经济生活中为什么需要签合同，立字据。为什么有了爱情还不放心，还要结婚？为什么恋爱中昏了头的女人突然变得理智而坚决，必须要那一纸婚姻？不错，落实到纸面上的东西，终究比口头上说说的东西要可靠一些，无论你说的是甜言蜜语也好，是真情流露也罢，毕竟爱情是风险投资，变数太高，这一路走下去不知道要经历多少分叉路口，尽管她可能在选择的时候做过充分的向前展望、倒后推理，砍掉了她认为当时能够识别出的干扰项目，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在这场孤注一掷的漫长的“游戏”里，将会再生出什么变故来。所以她需要可信的承诺。所以如果给的起，那就结婚吧，先签合同！

五、陪她逛街，胜过在家打游戏。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女人那么喜欢逛街，特别是对于不喜欢逛街的男人来说。他们认为，逛街太无聊了，看到中意的就买了，为什么还要从头逛到尾呢？博弈论告诉我们：逛街，也是一种策略思维的实战应用。购物要“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是一门很高的学问，你对要买的商品需要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心理估价，这样你才不至于在提出自己的价格时直接被卖家轰走。这就要求你逛街之前要做功课：上网查，或是来源于平时的经验积累。对于不经常逛街的男人来说，可能国家大事上可以高谈阔论，但是一颗白菜多少钱，一件衬衣成本大概多少完全没数。购物要用到“威胁与许诺”，陪女人逛街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她底气十足的对卖家提出这样的“威胁”：就这个价，不卖我走了。或是“许诺”：穿的好，我让我的同事、姐妹们都来。等等，卖家也欣然接受。购物要有耐心，正应了 “耐性自有回报”这句。购物要货比三家，你见了就买，此为不完全信息博弈，而她们要把整条街逛完才决定买哪一个。逛完整条街再决定，则可能获得较为充分的信息，大大提高买到物美价廉商品的概率。当你明白了这点，你还在纠结究竟是在家打游戏，还是陪老婆上街讨价还价吗？打游戏与逛街，同样是既费时又费力，而逛街则既提高了智商、情商，又不需要特殊装备的从事了户外运动、锻炼了身体，重要的是博得了女友欢心，何乐而不为呢？

六、夫妻对峙，结束冷战—囚徒困境，走出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最广为人知的博弈案例之一。大致讲述了这样的内容：两个嫌疑犯被安排单独接受审讯，他们每个人面临“认罪”和“不认罪”两个选择。如果他们在接受审讯之前或当中可以好好沟通，那么他们一定都会同意拒不认罪，这样的结果是两人的刑期都会大大缩短，早日获得自由甚至被无罪释放。而一旦他们被分开，审问开始，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种企图通过出卖别人而换取一个更好判决的想法就会变得非常强烈。最后导致，他们最终都选择了似乎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就是认罪、坦白，导致双输的局面。囚徒困境的案例告诉我们，我们做决策时如果单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可能导致共同利益丧失。婚姻生活中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 两口子闹矛盾有别扭之后，会寝食难安茶饭不思，反复揣摩对方心思，陷入“冷战”胶着状态。有时也可能两人都想主动了，但谁也不先迈出这一步，在不知道对方策略和想法的情况下，一权衡一算计就总害怕自己亏了。如此僵持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如同囚徒困境的结局一样，双输，感情破裂，爱情结束。而要有一方让步，则看似个人吃了亏，可能成全了爱情，打破了僵持，走出困境，重新收获稳定生活。有时候过于固执于个人利益，导致“夫妻同盟”的整体利益丧失，而适度的让步，则可能带来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人生是一环扣一环的博弈，爱情里面同样也有许多讲得通的策略思维的道理。博弈论的奠基人纳什，倾其一生研究的种种道理种种逻辑，最后发现，都蕴含在伟大的爱情里面。我恰好曾经看过这部电影《美丽心灵》，它描绘了一个数学、经济学天才如何执着于自己的研究到痴迷状态，如何不幸罹患精神分裂症，而如何又在自己的妻子，一个更加伟大的女人，和同学、朋友们的帮助下挑战命运，战胜自我，最后取得伟大成就的感人故事。爱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她富含逻辑，是一切逻辑的源泉，却不能完全用逻辑来解释。这里送上约翰·纳什的诺贝尔获奖感言作为本文结束：

…I have made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of my career，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of my life： It is only in the mysterious equations of love that any logical reasons can be found.

I'm only here tonight because of you（his wife， Alicia）. You are the reason I am. You are all my reasons.

Thank you.

我终其一生最重要的发现，不是别的，正是：爱情，这种特殊的东西，她才是一切逻辑思维的根源。

今夜，我要感谢你，我的妻子（艾利西亚），这是你的功劳！你是我活下去的理由。你是我的全部。谢谢。（作者单位：兖矿集团电铝公司）

参考文献：

第7篇

[关键词]《庄子》；审美文化；生活；感性；多维构成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1 — 0042 — 03

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1〕及周来祥主编的《中华审美文化通史》〔2〕都有庄子的重要位置，古代审美文化中的庄子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理论形态，与“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庄子并无二致。异彩纷呈的当代审美文化，庄子也没有缺席，不过显现的不是理论形态，而是当代人从中读出的生活智慧，甚至不乏感性形态。2007年《于丹心得》的大热引发了一场庄子文化的风潮。2007年至今，大学教授、媒体人、作家等各类作者出版的有关庄子的“心得”式、“生活宝典”型的大众读物不下100种，若从当代审美文化的宏观视域观之，《庄子》的文化风潮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庄子》当代审美文化”。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审美文化讨论将其理论内涵聚焦于生活与感性层面，《庄子》当代审美文化也不缺乏这两层维度。有关《庄子》的大众读物大都将自己定位为面向大众生活的指导书，如《给大忙人看的庄子》（企业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庄子叫我们想开点》（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而说庄子感性，似乎有点困难，庄子是历史人物，仅从画像上来看，他的确不够帅气，更谈不上性感。但当代审美文化中的感性没有局限在视觉，它是一个“穿越”性的词，在很多场合和境域都能遇到。比如我们说“于丹讲得好”、“书写得好”，这个“好”字就包含着感性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将之替换为“痛快”、“过瘾”等一些明显带有“感性”色彩的词。看来，当今《庄子》的生活与感性维度并不匮乏，但它们不是《庄子》的本然属性，而是当代审美文化中媒介、消费、经典符号及文化博弈等要素多维形成的结果。

于丹讲得好

于丹现象的成因首先是于丹讲得好。《百家讲坛》开播十余年来，真正大红大紫的人物就两位，一位是学术超男易中天，另一位是学术超女于丹。“学术”与“超男（女）”联系起来显然有谐谑甚至是挖苦的味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称谓也分明表明了学术与流行文化现象的分离。易中天、于丹来自学界，但他们所讲的内容并非学术，充其量只是治学的衍生品。学术不可能大众化，其衍生品却可以畅通无碍地进入大众生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当代社会，取得大众的关注是文化事件成长的前提，于丹无疑做到了。

于丹讲得好，“好”字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形式，其二是内容。就“形式”而言，于丹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她讲课铿锵有力，声情并茂，与那种一板一眼的学究式讲法有很大不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第一时间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是有效传递信息的关键。抓住注意力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注意力留驻，这就要靠内容了。于丹讲的是《庄子》，《庄子》是众所周知的文化经典，但这不是留住大众的关键理由。于丹吸引大众的法宝在于她讲《庄子》的具体方式，她首先把《庄子》玄妙的哲理还原为一个个生活道理，再用小故事进行串接，这样的《庄子》浅显易懂、精彩生动。于丹传布的庄子思想是与当下生活对接的生活智慧，自然能受到大众的欢迎。

形式侧重于感性，内容侧重于理性，二者并不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由形式的好进而关注内容，内容好又会引人反观形式，这时的形式已不是给人以第一印象的形式了，而是观众经过对内容与形式的全面评价之后形成的身心愉悦的整体表现形式。在这种高级形式中，感性和理性融合在一起，而更加侧重感性。如我们常说听人讲课“如坐春风”，这个比喻形容的分明是一种舒畅的感觉。看来，说于丹讲得好，这个“好”字的含义中，感性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当代审美文化中，“感性”已超越了经典美学对它的限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庄子》作为当代审美文化现象，感性元素实是一种基础构件。

媒介的“超链接”作用

于丹讲得“好”，如果只在高校课堂上讲，知道她的人毕竟有限；在电视上讲，就不一样了，广大的受众都有成为于丹拥趸的潜力。虽然，由于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电视一家独大的局面早已被打破，但现在的媒介也早已超越了各自为政的阶段，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媒介组织。电视、网络、纸媒等媒介已经形成了联动，电视节目火了，网络、纸媒肯定顺势而上；同样，网络、纸媒上有什么新鲜事，电视节目也会有选择地进行追踪。这样，电视、网络、纸媒等媒介已经成了彼此的超级链接，只要在一种媒介上引起关注，就很有可能迅速成长为一个颇具影响的文化事件。可以想见，于丹讲《论语》初期，关注她的人并不多。当时于丹的名气还不够大，《百家讲坛》是一个老牌节目，也无需进行刻意炒作。于丹的大热完全是由于她讲得好，继而在网络、纸媒等媒体上传布，更多的人被吸引来看于丹的节目，于丹由此迅速成长为一个文化新星，她趁热打铁讲得《庄子》自然也引起了人们的青睐。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发达的媒介，也就没有今天的于丹和《庄子》。

媒介不仅仅是成因，其本身也是《庄子》文化现象的构成要素。“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这句广为人知的话意在说明“对人的组织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3〕，也就是说媒介操纵着社会文化现象的结构过程。他在《理解媒介》一书第二版序言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过程。”这句话如果放在《庄子》审美文化现象中可以理解为：多种媒介组成的媒介帝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环境，这种环境保证了于丹、《庄子》等信息的迅速流动，并最大限度地将之与大众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火热的文化景观。媒介在这种景观中绝不是一个外在的装饰，而是深入文化肌理起积极构造作用的关键元素。没有发达的媒介，也就没有当代瞬息万变的文化现象，也可以说“当代”一词本身就内置有媒介的意义。麦克卢汉还将媒介分为“热媒介”和“冷媒介”，提供高清晰度信息、受众参与度低的媒介就是热媒介，提供低清晰度信息、受众参与度高的媒介就是冷媒介。热冷媒介的分类或许还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但清晰度与参与度的对比的确指出了媒介传播作用的一个重要事实。当代的媒介帝国，就其整体效果而言偏向于“热”的一面，信息的记载、传输等都维持了较高的清晰度，高清晰度也就阻断了受众对信息的深度加工与介入，受众更多的是停留在感性认知的层面，从而确立了当代文化中感性的统治地位。大众对信息浅尝辄止的接受促生了大批的“热”文化现象，《庄子》现象也是其中之一。

消费的文化参与

“消费”是一个中性词，是人类社会中一种常见的经济行为，不过，这种中性的理解较适用于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时代。生产力水平较高、社会物质财富大为丰盛的时代，“消费”一词就承担了远超过经济行为本身的意义。如波德里亚所说，消费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4〕，也可以说，与“媒介”一样，消费不仅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它带来的社会变化也使其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在波德里亚看来，生活在丰盛时代的人们被“物”包围着，这种物不只是单纯的消费材料，还包括附加在消费材料上的意义。如日常生活用品，在功能大致相当的情况下，不同品牌及广告宣传对该品牌的定位就成了这种消费材料的意义。当代社会，消费的内涵更多的指向消费材料的“意义”，“功能”倒成了一种附加的东西。

任何热文化现象都有导向消费潮的潜在可能，因为“热”也就意味着流行与时尚，用现在一个比较时髦的词来说就是“人气”。如果一种文化现象人气旺盛、关注度高，商业策略运用恰当就很容易引起消费热潮。西美尔时代的时尚与今天有很大不同，但他对时尚的言说却有穿越时代的力量，“时尚的目标特别接近于纯粹的金钱拥有”〔5〕，这句话明确指出了时尚与消费的密切关系，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一些人用极端手段获取金钱、追慕时尚的行为。消费热潮中，人们购买的主要是一种感觉，一种由时尚孕育出的狂欢心态，这就是消费品的意义，其物质形式仅仅是承载这种意义的外壳而已。

于丹的大热自然引发了《心得》的热卖，数百万册的销量无疑创造了一个消费神话。而我们不禁要问的是，在这数百万的购买者中，真正认真品读此书的会有多少呢？这个数字无法统计，但可以想见的是，认真读这本书的人不会很多，它作为时尚品的意义要大于作为一本书的价值。或许象其他许多时尚品一样，它最为合适的归宿就是房间里的某个角落，在那里它只是它的主人曾经追逐时尚的一个见证。《心得》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时尚物品，它还承载着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而这种文化意义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仍然要靠消费来引导。《于丹心得》热卖之后，出版商看到商机，纷纷推出《庄子》的“心得”式作品。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休闲、娱乐指向，其热度虽然无法与《于丹心得》相比，但连续几年的出版、100多种的数量也使这些作品渐成气候，人们已渐渐接受这种解读《庄子》的方式，《庄子》的影响范围因而也在慢慢扩大，《庄子》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占据当代文化的一席之地。毫不客气地说，消费导引的这一出版现状正在悄悄改变着当下的文化格局，消费作为当代文化的构成元素由此可见一斑。

经典的符号价值

“经典”的身份并没有在《庄子》“热”现象中起到关键作用，但“经典”的广告效应确乎提升了受众的参与度。在于丹掀起的《庄子》热潮过后，《庄子》并没有像其他流行文化现象一样淡出大众的视野，而是在出版商的推动下继续维系了一定的热度。《庄子》能够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发挥余热”无疑受惠于其“经典”的文化地位，只不过“经典”的内涵已悄然发生了转变，即由学界的、官方的经典转变为大众的经典。

《庄子》成为经典应始于魏晋。魏晋时期尚清谈，《老子》、《庄子》、《周易》被视为“三玄”，谈论注解者甚众，“三玄”的名号也就意味着《庄子》“经典”地位的确立。自是之后，历代解庄注庄者不绝如缕，《庄子》的经典地位遂得以巩固。西学东渐以来，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庄子》自然不会受到轻忽。学界对《庄子》的研究一方面延续了注解的传统，另一方面则融入了现代内涵与西学视野，后者在现代语境中尤其重要。同时，作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也在普及之列。直至今天，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在扎实推进，《庄子》的经典地位当然毋庸置疑。但对于大众来讲，《庄子》更多地是一种橱窗里的经典，只能观赏而无法触碰。《庄子》艰深的思想将很多人挡在了封面之外，人们只知其名，难知其味。

《于丹心得》为大众打开了《庄子》，后来跟风出版的众多《庄子》读物走的也是大众路线，这一现象给人的印象就是《庄子》这一传统经典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大众终于接触到了传说中的经典。但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经典与学界的经典已经大不相同，“心得”类《庄子》摆脱了注解传统、学术理路，融入当代生活智慧，成了一种通俗读物，这也是于丹饱受争议的根本原因。此时的《庄子》如果还被视为经典的话，它已经是被当代文化重新建构的经典了，或者说《庄子》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获得了重新编码，官方的、学界的经典在当代的《庄子》这里只留下了一个厚重的符号。当然，重新编码后的经典在内涵上并非与此前的经典完全割断了联系，因为很多“心得”类读物的作者都是学界中人，他们的作品肯定有对传统的承续，只不过在写作目的上更多地侧重于当下生活。

中国的当今社会已有比较浓厚的后现代氛围〔6〕，很多经典在当代语境中都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虽然解构之风盛行，但经典思维依然存在，因为解构的同时也在建构，建构的过程仍然会出现经典。当代娱乐文化尽可以对《庄子》重新编码，也可以将这种重新编码看作解构，但要注意的是，它消解的是《庄子》的经典阐释，而不是其符号性的经典地位。不仅如此，这一编码过程还须大大借重《庄子》的经典地位。即使在重新编码的读物中，也能分出等级来，名家、著名出版社的书相对来说较受重视，人气较旺，这也能反映出经典思维的存在。“经典”的问题非常复杂〔7〕，不论如何，《庄子》的经典价值都在其当代审美文化现象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博弈的力量

一谈到博弈，我们自然会想到博弈论。博弈论是一种有关策略的理论，力求在双方或多方势力较量中寻求均衡。而文化博弈，如果不考虑经济、政治等元素的介入，完全没必要涉及策略，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总能激发出文化活力，促进文化的良性发展。王国维曾大赞“佛教之东”对“吾国思想凋敝”的补益作用，近世传入的“西洋思想”又被他称为“第二之佛教〔8〕”，可见“西学东渐”所带来的文化能量的巨大。庄子躬逢其时，西学与中国文化不同的观念、方法等极大地丰富了《庄子》的诠解空间，庄子也因而焕发出新的活力，游走于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代以来对《庄子》的新阐释主要是学界的努力，而在当代审美文化中，《庄子》又不得不遭遇大众文化的语境，传统与当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博弈也使庄子迅速成长为一个文化明星。

学界对《于丹心得》的指责是显见的文化博弈，但在此之前，有关《庄子》的文化博弈已然展开，《于丹心得》可以说就是博弈的一个结果。于丹在讲《庄子》之前考虑的问题应包括《庄子》的本文、经典的阐释、传播的效用、观众的接受能力等，这几方面的问题其实就是传统与当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于丹在其中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赢得了大众，也为自己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其后引发的争议可以视为已经潜存的文化博弈的外显化，赢得大众的于丹几乎没费什么口舌便在这场大众瞩目的博弈中占取了主动。于丹赢得了经济利益，不能说于丹赢得了文化博弈，文化博弈很难用输赢来论。学界中人的退却不代表精英文化的萎缩，《庄子》的经典阐释依然是学界一以贯之的研究热点。这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角力最显著的一个结果就是扩充了庄子文化的影响力，大众可以不必掩饰他们对晦涩的经典阐释的厌恶之情，但他们最起码知道了学术的庄子与大众的庄子存在着不同。所以，文化博弈，受惠的是文化自身。有关于丹的争议结束了，但《庄子》引发的博弈并没有结束，《庄子》大众读物的撰述者不得不面对多种文化势力的交锋，况且很多作者属于学界精英阶层，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在他们身上的拉扯可能更为剧烈。正像西学与中学的碰撞激发了中国文化的活力一样，经典阐释对大众读解的渗透也会提高庄子的文化活力，大众文化的兴盛同样会引发精英阶层对庄子审美文化的重新定位。

〔参 考 文 献〕

〔1〕 陈炎.中国审美文化史〔C〕.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2〕 周来祥.中华审美文化通史〔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008.

〔3〕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4.

〔4〕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6-227.

〔5〕 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吴燕（上燕下曰，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74.

〔6〕 曾艳兵.东方后现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第8篇

关键词：资产评估；议价；模拟；演化学习

中图分类号：F091.34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008－04

1 概述

资产评估是伴随着资产业务(资产购并、重组、租赁、抵押、投保等)而进行的中介性活动，在维护资产权益、促进交易、提供资产现时价值，以及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欧美评估业发达国家，资产评估业是金融、财务咨询业的一个重要部门。

资产评估的一般性职能是以中介人的角色提供资产的公允市场价值。依据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解释，资产的市场参与人只是被动地接受资产的价格，资产评估师的作用主要限于在市场上寻找这一被接受的价格，而无须研究这一价格的形成过程。随着经济学的演化发展，博弈论打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所依赖的基本假设，解决了互动决策、多市场均衡同步实现的问题，并在博弈理论框架下进一步说明非理人之间的策略互动如何导致了竞争性的价格接受行为。

资产评估一直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试应用博弈论相关知识对资产评估过程进行的模拟分析，旨在对资产评估过程有更深刻的认识，并为资产评估理论研究探寻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2 资产评估的模拟性与模拟模型选择

按照Ratcliff提出的理论，资产评估师应复制买卖方的决策过程，进行相应的市场模拟，并在该框架下选择评估方法。Orion机构（2002）指出，评估资产价值的目的是形成一种对资产拥有方和使用方来说都公允的价值。资产评估的任务是模拟假想的资产买卖双方，在充分的信息下，达成欲交易资产或资产权利的一致价格。姜楠也指出，资产评估目的是评估人员利用假设条件把被评估资产限定在某种状态下和某种市场环境中得出的“模拟价格”。

综上，资产评估是以第三方中介的角色对资产价格形成过程进行模拟，因此寻求适当的模型来描述这一模拟特征，并且应用这一模型来进一步研究资产评估机理成为评估理论研究的关键。

实际资产双方进行交易时，买卖双方会经历如搜寻、相遇、匹配、谈判、实施等过程。作为中介方，评估师不仅揭示了可能相互匹配的参与人与匹配概率，也模拟了双方交易的关键环节――谈判。资产评估师正是借助其专业职业特性得以节约交易成本，消除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搜索、匹配、谈判环节。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资源配置有三种方案：有效配置、双边讨价还价配置和市场均衡配置。三者之间有一个经典的结论：讨价还价均衡和市场均衡可以导出有效配置，并且市场配置是讨价还价配置的特例。可见讨价还价（或称谈判）模型是资产评估有效的模拟工具。由于博弈论中双向叫价拍卖模型可以视为同时出价的讨价还价过程，符合作为第三方中介的资产评估师模拟评估过程的模型特征，所以本文对有限理性资产评估主体模拟过程的描述将应用该模型予以说明。

右图示意了资产评估师模拟环节与交易成本节约渠道。

3 有限理性资产评估主体的演化博弈学习模拟过程

资产评估师的知识、智慧、经验直觉、推理、偏好和价值观直接影响着评估的原则标准和结果，资产评估师需要“再学习”或“次级学习”过程，即学习如何检查自己的学习并进行探索式学习的过程，有人分别称之为适应性学习、重构性学习和过程学习。由于资产竞价过程是在一个具有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空间里进行的，资产交易者之间的策略又是相互影响的，因此，自发演化的竞价策略对应于演化博弈模型的一个演化稳定策略（ESS）。

3.1资产评估主体的有限理性

主流博弈论常把“理性经济人”放在不确定性和存在信息问题（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经济环境中，虽增强了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但由于其仍然没有考虑到局中人的有限理性使之存在欠缺。

资产评估师由于处于特殊的情境，如信息处理过载、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客户与时间压力等环境约束，给资产评估师的估价决策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另外，资产评估师受到知识、信息、计算等认识能力的限制，以及注意力广度、选择性感知、目标认同等心理因素所限，难于进行复杂的信息加工和概率计算，他们常依赖于一些判断规则或经验性判断策略来简化复杂的决策情景，削减认知努力，说明资产评估师只能是有限理性主体。

3.2 模型建立

在资产评估的谈判模拟中，博弈是随机配对的，可以应用鹰鸽模型进行模拟。下面分析资产评估师基于有限理易人谈判博弈复制动态过程的一般式:

由上，资产评估模拟买卖方形成的演化动态系统的相位图可表述如左图：

3.3 模型解释

从图中不难看出，（1，0）和（0，1）都是这个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最终收敛到哪个策略要看系统的初始状态，当初始状态落在区域A中时，系统将会收敛到（0，1），即卖方群体将会采用不合作的策略，买方群体将会采用合作的策略；当初始状态落在区域B中时，系统将会收敛到（1，0），即卖方群体将会采用合作的策略，买方群体将会采用不合作的策略；当初始状态落在区域C、D中时系统演化的方向是不确定的，有可能进入A区域而收敛到（0，1），也有可能进入B区域而收敛到（1，0），这反映了市场竞争策略多样性的现实。从上面的分析还可以看到，该系统具有复杂系统的演化特征。 是系统演化特性改变的阈值，当系统的初始状态在这两个值附近时，初始状态的微小变化将影响到系统演化的最终结果，这是系统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当系统的初始状态落在A、B中时，系统演化的最终状态是确定的，表现出系统演化的结果对初始条件的依赖性，如稳定状态与谈判的初始位置。若资产谈判一方有充分的信息、持久的耐心或运用冷酷战略，体现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进而形成威胁局势走向的恒心，从而使得谈判局势有利于自身支付的取得，这些条件当然与交易群体的适应性或竞争力有关。

4 结论

从演化过程的推导中，可以预见资产评估师能够发现，资产交易价格向不成交或均分剩余收益的稳定均衡结果发展，资产评估师可以在演化分析中，按照无偏仲裁与协调的原则对资产的剩余收益进行分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费希尔和尤里的论断，即客观而又公正的标准之上的论证在真正的谈判中最为有效，也验证了有限理性资产评估主体可以通过适应性学习形成与完全理性评估主体相一致的资产评估结果判断，也验证了资产评估师可以实现公允判定资产市场价值的仲裁性与协调性职能。

参考文献：

[1]Norman G. Miller, PhD and Sergey Markosyan. The Academic Roots and Evolution of Real Estate Appraisal. Chicago. Appraisal

Institute[J]. The Appraisal Journal 2003,(4): 172~184.

[2]Orion Sub. Submission on Issues Paper: The Review of Asset Valuation Methodologies. New Zealand.省略com.govt.nz/elec

tricity. 2002,(10): 1~19.

[3]姜楠.对资产评估基本目标的再认识――兼论公允价值与市场价值[J].中国资产评估，2002，（2）：11-14.

[4]罗杰・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M].于寅，费剑平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193-418.

[5]Paul Gallimore. Valuer-Client Relationships: A UK Case Study of Professional Self-Regulation. School of Property & Construc

tion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2002: 1~16.

[6]张永鹏，邱沛光.市场操纵过程的进化博弈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5，（6）：214-216+221.

第9篇

关键词：战略联盟；合作风险；信任；控制

尽管战略联盟作为一个很有潜力的价值创造选择，许多联盟还是失败了，研究表明联盟的失败率高达50％，这一比率大大高于内部投资和公司购买的失败率，因此需要发展一个对战略联盟风险的好的理解和解释，学习系统的处理方法。

以Das和Teng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联盟的管理中存在两种风险，绩效风险和关系风险，绩效风险是指在充分合作的情况下战略联盟无法达到预期目标，风险来自于合作之外的因素，如环境变化、合作者能力的缺乏；关系风险指其他合作者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是联盟所特有的，是合作者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本文称其为合作风险，联盟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合作风险的控制不力，因此分析如何降低合作风险是联盟管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点，限制机会主义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正式的手段进行控制：①契约和监控，Williamson(1975)称其为“法律安排”；②激励，如分享专用投资的所有权，为保证合作未来所创造的利益而对机会主义行为的限制；③声誉机制和抵押，Williamson(1975，1985，1993)称其为“私人安排”，尽管相关学者也认识到“气氛”的作用，但在以后的工作中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些想法，因为他认为信任只有超过计算性的利益才有意义，其研究维持了计算性利益的中心地位，没有空间来发展信任的研究，另一个极端情况，如IMP(Industrial Marketing and PurchasingGroup)的研究中，把信任作为一个核心变量，信任被认为是普遍的，以至于自利的作用和机会主义的诱惑被忽视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相信，信任是维持商业合作关系的主线(Barber，1983；Killing，1988；Lorenz，1988)，综合这些研究，我们认为信任对合作风险会发生作用，控制在其中也发挥着不可缺失的作用，三者间的关系对战略联盟来讲犹如三角形的三边，缺一不可，又相互制衡，因此在战略联盟管理中研究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缺少其他因素的引入，只有在三者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研究才有意义。

本文从分析这些要素的分类维度着手，建立关于不同维度的信任、控制和合作风险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和假设，并进行实证，明确三者之间的关系．

1　定义与分类

1．1合作风险

关系风险是关于合作公司对联盟缺乏投入和可能不利于联盟发展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根据基于资源的观点，公司参与联盟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得到其他公司的资源，为现实创造竞争优势；是维护自己有价值的资源，保护公司以后的竞争优势，相对应，联盟的合作风险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方是否会不公平地使用或占用己方的资源，可称之为侵占风险；二是对方能否向联盟投入其所承诺的资源，可称之为投入风险。

1．2信任

信任是关于一个人相信另外一个人的话、行动或决定，并愿意以此为基础行动，信任不仅包括人们对其他人的信心，而且包括他们愿意以此为基础进行行动，信任的建立有三种机制：①由声誉产生信任，即根据对他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②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一般来说，相似性越多，信任度越高；③由法制产生信任，即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一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契约等的保证而给予信任(zucker，1986)，因此，从信任动机特征的角度来看，可以将信任划分为两个方面：①理性信任，即另外一个或团队将实施一个特定的影响自己行动的主观可能性水平；②感性信任，主要由双方间的感情纽带组成，合作者问相互进行感情投资，表达出真诚的关心和对合作者伙伴的关注，相信这种关系的内在品质，以及这些关系是互惠的信心。

1．3控制

控制是一个限制过程，用以使一个系统的要素通过在追求某一期望的目标和状态的过程中听建立的标准而变得更加可以预测。

从管理学的观点来看，控制从其基本特征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外在的基于措施控制和内在的基于价值控制，第一种控制强调建立和利用正式的规则、程序和政策来监控和激励期望的行为，要借助于法律或社会制度等强制性力量实现，因此称其为权力控制，交易成本经济学所设置的控制方式大部分都属于这一范畴，第二种控制依赖于建立组织标准、价值、文化和内在的目标来鼓励期望的行为和产出，就是说用来减少组织成员目标的不一致性和偏好的多样性，使受控者实现自我控制，可称其为社会控制。

2　结构模型与假设

2．1信任与合作风险的关系

在理性信任的情况下，由于被信任者往往对信任者有着较强的依赖关系，信任者往往会充分意识和利用这一点，保证合作者有着较好的表现，具有较低的主观投入风险，使对方在进行机会主义决策时有更多的顾忌，从而资源对联盟进行有效的投人。

资源依赖的观点认为，组织在网络中的地位和权力是由其所掌握的关键资源的多少决定的，组织都在争取获得对关键资源的控制以降低对外在单位的依赖，同时提高其他组织对自己的依赖，研究者还发现无论一个组织相对于其他组织地位的高低是否相同，都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H1 对合作者的理性信任水平与其对合作的投入风险是负相关关系；

H2　对合作者的理性信任水平与其对合作的侵占风险是正相关关系。

感性信任是对合作者好的信念、意图和忠诚度的信心，是表明合作者是否具有一个公平交易和关注联盟中其他合作公司利益的声誉，如果对方具有这样一个声誉，合作者将会更加确信对方将会以好的信念和目的，而不是进行机会主义行为，许多理论观点都认为随着合作历史的增加机会主义风险随着其对立面——信任的增加逐步减少，总的来讲，感性信任暗示着好的意图才能使联盟更好的运作，合作者将会不太担心合作问题。

H3 对合作者的感性信任水平与其对合作的侵占风险是负相关关系；

H4　对合作者的感性信任水平与其对合作的投入风险是负相关关系。

2．2控制与合作风险的关系

适当的联盟控制(如整合机制，管理者的社会化，利益联盟激励计划的使用)可以支持信息流的管理，满足联盟和个体合作者的需要，为了防止对方侵吞自己的资产，合作者将会制定尽可能完备的契约来规定合作中的资产利用方式和过程，保证己方的利益。

投入风险主要是关于合作者投入资产、努力以及产品和服务质量和数量的不确定性，因为合作者至少某种程度地依赖他们的主要合作伙伴，这一合作伙伴至少具有实施对合作者决策的能力，限制交易者的自主权，如在经销商与供应商的关系中，大多数经销商会尝试维持他们的自主，可能会采取一种方法，就是机会主义行为，Brehm(1966)的心理反应理论认为个体的自由受到的限制，他们可能拒绝抵抗，采取行动改善他们的状况。

H5 对合作者的权力控制水平与其对合作的侵占风险是负相关关系；

H6　对合作者的权力控制水平与其对合作的投入风险是正相关关系。

合作者间正式的契约只是将合作中的一小部分义务条文化，而更广泛的内容是非正式决定的，本质上合作者要维持合作关系必须既要履行正式的也要履行非正式的义务，在组织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中，都蕴含着某种不言而明的知识，共同的工作风格和价值取向会有助于双方在工作标准上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为了获得对方较好的投入，合作者将倾向于共享组织价值、惯例和文化来鼓励预期的行为，使对方能够自觉按照合作者的预期行动。

H7　对合作者的社会控制水平与其对合作的投入风险是负相关关系；

H8　对合作者的社会控制水平与其对合作的侵占风险是负相关关系。

2．3信任与控制的关系

在理性信任的情况下，由于双方的合作主要是基于一种利害关系，如Williamson(1983)意识到可置信的承诺部分来自于形成共同的抵押，如不可回收的投资，这些投资在联盟失败后会失去大部分的价值，理性信任还意味着己方掌握了某些关键资源，按照资源依赖的观点，资源越关键，资源控制者的权力就越大，实施权力控制的能力就越强，同时由于这种利益性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处于优势的合作者为了保证双方关系的稳定性会倾向于通过外在法律等措施将这种关系加以确定和固化，保护自己的长期利益。

在理性信任的情况下，双方间往往有着一种比较强的依赖关系，为了保证双方合作顺利，进行良好的沟通，保证双方在合作上的认同也非常有必要，因此双方将尽可能通过文化、关系等因素对合作者进行渗透，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本位的社会里，双方既有很强的利害关系，如果又没有达成良好的默契，那样会导致合作的不稳定。

H9 对合作者理性信任水平与对其实施的权力控制水平是正相关关系；

H10　对合作者理性信任水平与对其实施的社会控制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Vryza和Fryxell发现公司问的(感性)信任中非正式控制和合资企业绩效的关系，Das和Teng(2002)认为善意信任便于控制机制的实施，通过较为简单的措施实现控制目标，从而降低了实施高的权力控制的必要性，在感性信任的情况下，合作者对对方的品质与动机有着较高的信心，这意味着实施高的权力控制假设前提难以立足，因此没有必要实施很高的权力控制。

社会控制往往借助于长期的合作培养起来的感情因素来发挥作用，导致成员问的更好的相互理解和价值共享，通过行为标准因素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引发期望行为。

H11 对合作者感性信任水平与对其实施的权力控制水平是负正相关关系；

H12　对合作者感性信任水平与对其实施的社会控制水平是正相关关系。

因此可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参见图1)。

3　实证分析结果

(1)问卷设计，借鉴国内外有关度量合作风险、信任和控制的有关指标，结合本研究中的具体分类内涵和特点，采用了18个具体指标来度量模型中的6个要素(具体指标略)。

(2)数据收集，在陕西(70家)、山西(45家)、河南(134家)、四川(51家)、上海市(30家)、深圳市(98家)、山东(105家)、辽宁(52家)等10个省市对各类企业(主要包括国有独资与国有控股、三资企业、集体(合伙)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等)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585份。

(3)模型验证结果，本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描述各要素的具体指标进行了检验，18个指标分别在各自的要素中几乎都有较高的因子载荷，都能够非常好地描述其相关的要素，而且各要素的可靠性系数也都超过了0．70，符合统计检验应该具备的基本要求。

本文使用AMOS软件包对预期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模型与实证数据的拟合情况较好(见表1)，可以采用这一模型，并具体分析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4)假设验证结果与讨论，假设1的通过证实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博弈论等学派关于理性合作者行为的一些判断：合作的本质具有交易的一面，要保持己方的存在价值，有必要维护己方资源的安全。

假设2的通过证实了博弈论对合作风险的判断，在合作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偏离制度规则的激励的条件，合作者在不影响合作进行的情况下，会尽可能地利用对方资产，学习对方的知识，获得对方的资源(即使以一种不公平的方式)。

假设3、4的通过说明对对方品质、价值观的信任是联盟中降低风险的重要因素，是双方对合作信心的源泉，因社会相似性而产生的人际关系网络特别讲究内外有别的差序信任格局，内部核心交易利用信任，而外部非核心交易主要利用价格，越到外层信任越低，相应地，越到内层契约和抵押的需要也越低。

假设5没有得到实证数据支持，说明即使进行了很高的权力控制，实施侵占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一结果也表明中国企业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公平、公正合作的原则仍然没有深入人心，企业在合作中不能实施自我控制，自觉地保护对方的合法利益。

假设6的通过进一步证实了Brehm(1966)的心理反应理论，也说明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的观点对于合作控制的观点有所偏颇，他们的研究局限于正式的权力控制，忽视了权力控制的副作用，把合作者纯粹看作是一个理性人，只受利益驱动，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感情、心理特征等因素对合作管理的影响。

假设7、8的通过表明我国企业提高合作质量主要依赖于社会控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或关系来固化合作，这证实了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在中国这种东方古老文化传统的国家，

假设9的通过证实了理性信任下交易成本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的关于控制的观点是成立的：合作者是理性的，而且是自利的，需要通过权力性的手段来管理他们的关系。

假设10的通过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中庸之道，即便出于较有利的合作地位，仍然会采取“怀柔”的儒家风范，来感化对方更好的合作，另外处于有利地位的合作者更具有文化输出的倾向，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动风格灌输给对方。

假设11没有通过，这可能与实验方法有关，在感性信任较高的情况下，双方已在很多方面达成了默契，只需简单的契约就可将双方的责任义务规定清楚，无法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则由双方的这种默契来解决，这实际上给人们一种假象：合作问题都已经通过契约、行事规则或其他包括心理契约方面的约定所解决，形成了权力控制很强的错觉。

假设12的通过进一步证实了社学研究的一些观点，如关系模型所阐述的各种组织内、外的社会关系和管理体系对人际信任行为的产生和泛化过程的作用，以及心理学关于社会性动机的观点，如自我表现欲、社会角色的需求和动机等因素，都能促使人际信任行为的产生。

4　结论与建议

从整体上看，本文的实证结果基本支持了预期结构方程模型和相关假设，综合分析所得到的实证结果，可以明确以下一些结论。

理性信任与感性信任下合作风险的程度是不同的，感性信任下合作风险较低，说明感性的信任有效加强了合作者的关系；建立理性信任对控制合作风险的效果较差，而且由于双方关系的不均衡，人处于不利的合作地位，导致侵占风险更高。

相对于权力控制，社会控制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实证结果表明，权力控制不但没有很好地控制侵占风险，而且还可能引发投入风险，其主要作用表现在可以提高联盟绩效；社会控制独立地担起了控制合作风险的重任，成为企业解决合作伙伴的忠诚和守信等问题的主要手段，这体现了中国企业经营中人情因素或关系的重要作用，与西方的管理哲学有着很大的区别。

第10篇

【关键词】感性 社会 艺术教育 自觉 创造

人在制造和使用复杂工具的过程中产生思想意识，通过理性地回忆、思考和推断，发明技术与工具，从而改变生存环境。人膜拜技术与工具的魔力，感恩它带给人的福祉，缅怀创造者的能力素养与思想意识，追慕、幻想与学习前人的技术与思想，拜服理性的伟大。在与自然博弈的胜利中，人类开始失去了理性。绘画艺术中人物的处理，微妙地说明了二者地位的轮转。工业技术创造了财富，却留下环境破坏与人性异化，使人考虑理性意识创造力的局限和人与自然的平衡，思考理性与感性的关系。科学家在创造过程中对感性的眷顾、对直感形象思维与顿悟灵感的赞赏，使我们在培养人才的时候，在注重理性意识与技术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感性力量的认识与重视。

一、感性唤醒人性与艺术创作的自觉

理性认识是对事物整体、本质的把握，是一种高级别的认识方式。感性认识是片面的、个别的、现象的、表面的。感性认识为理性认识提供了认识的材料。没有感性思维的参与，理性思维不能持续正常地工作。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中还会出现感性直觉直接解决问题的现象。

客观事物刺激了人的感官后，引起感官的注意。感官把这种刺激传达给感觉神经，在大脑内经过加工处理再反馈给人的意识。感官会有选择地接受并传导客观事物的信息给神经。理性认识所接收的材料是被感官筛选过的，所以阿恩海姆提出视觉思维的概念，即视觉乃是思维的一种基本工具（或媒介），而且视觉思维的知觉特征不仅仅限于直接的知觉范围内，广义的知觉还包括心理意象，以及这些意象同直接的感性把握之间的联系。因而它也就有了一般思维活动的认识功能。

把艺术当作生存技能、提高人的文化修养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与手段。解剖学、透视学、光学、色彩学等科学理性思维成果促使艺术与艺术教育发生了巨变。唐宋艺术的传播与西艺东渐，理性化的认知与教育方式清晰可辨，从整体入手，运用几何形体的空间、明暗关系的基本规律，分析、理解、概括、锤炼各种形态事物，最终习得对客观物象的镜像模拟。中国画中的僵死程式、艺考中的速成范式、儿童简笔画的训练等或将是理性走向极致后的悲哀。这种方法在社会实利主义教育中的价值功不可没，是教育科学的有力证明。但使人奴化于技术思想而缺乏灵动的艺术创造，也致使我们培养的学生进入社会后缺乏思想创新。

政治关怀的是族群，艺术关心的是个体。关心政治只是艺术价值的一方面。艺术连结着不同地域、民族的人，优秀的艺术品是人类共同思想情感的结晶，所承载的内容与形式是人类理性与感性的高度统一，是艺术与技术的和谐把握。在艺术技术化的教育中要警惕理性对艺术创作的背叛，反省和尝试用感性的意识与方法培养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唤醒艺术创造的自觉性和人性意识的自由解放。

二、感性是冲破社会陈规的高级思维方式

理性与感性共筑社会生活。在需要创新的时代我们更提倡感性的价值与意义。突破理性逻辑的惯性，大胆摸索多种解决问题的路径。牛顿从苹果落地的现象中发现万有引力，爱迪生在梦幻中获得发明电灯的灵感，达芬奇通过艺术的想象设计了飞行器，爱因斯坦、钱学森感谢艺术对科学研究的贡献。感性是理性的初级形式，其神秘性因科学不能破解而体现出艺术的高贵与不可思议。

理性因子像一种负荷让人承载，感性可以超越这种压抑。通过对形式的直觉把握进入自由的境地，艺术教育在培养人的感性积淀上有着十分优越的资质。人在成长的初年，主要依靠对事物的感觉印象来处理各种信息。一个人所积累的感性材料越丰富，在进入成年期之后进行抽象逻辑推理的整体调度的范围就越广，宏观把握世界的能力越强。人们都难以忘记自己童年的回忆，无论童年是什么味道，在多年后回忆起来都能品出新的滋味。人的感性思维一旦激活，可以冲破陈旧的社会秩序，自由意志会深层次挖掘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一个好的社会是能激发个体创造潜能的社会。人从原点出发，不满于现实，破坏并创造一个新世界，最后走向一个新的原点。人的创造潜能的大小决定着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感性思维的积淀对一个人的发展起着基础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艺术教育是培养感性思维的利器

（一）创造刺激感官的感性思维环境

对婴儿进行胎教，给婴儿的房间设置明丽的光色，穿戴能吸引婴儿注意力的服饰，调动婴幼儿对周围世界的认知兴趣和能力，刺激其感官敏感性。在学校教学中多使用直观形象与动态音画结合的教学手段，适时地变换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教学效率。福禄贝尔“恩物”系列学前教材的畅销，儿童艺术类生活与教学用品的丰富与精美，为促进儿童视、听、嗅、触等感官的发育起到很好的作用。在学校教育中多设置一些活动课程，能够让学生自由潜心地投入其中，调动其主体意识和兴趣。多带孩子到大自然和艺术馆中，体验自然的博大丰富之美和艺术作品的精微韵致之美，让孩子陶冶其中，在广泛的文化艺术情境中去学习、感受艺术，潜移默化，不教而教。

（二）显化感性思维的优越性

陈景润先生的数学老师曾在班上幽默地说，在座中有一位将会摘取“哥德巴赫猜想”皇冠。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为一位数学家埋下了奋斗的种子。但是大多数人受经验和自身狭隘的视野所限，认为当前所找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条捷径，并且出于对晚辈的关爱，剥夺抹杀了其他有效路径，让后学者错误地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从而抹杀了其主体创造的潜能。社会越来越民主，尊重每个个体存在的独立价值，不以一家之言独尊，听百家争鸣的合奏才是民主文明的新声。尤其是对于儿童，艺术是他们施展天性自由的天地。他们天真无邪，没有功利的城府顾虑，在民主自由的氛围中最能充分挥洒个性情致，产生奇思妙想。当我们赞扬孩子做得很好，鼓励孩子寻找别的办法，然后再肯定、再激励。儿童凭借感觉与直觉地肯定，体验与判断事物，学会应对外部世界的方法，在他进入抽象理性思维后会有更多的思维加工材料。在学生掌握一题独解的基础上，设置一题多解的可能，发散思维，鼓励创造，解读答案形成的具体主要条件和多样条件，多提启发性的问题。艺术教育答案的多样性和相对宽松的环境，比起其他教育形式有着天然的优越性。

（三）持之以恒地信任艺术教育的价值，以美与善的感性支配理性地求真

科学的科目可以采用量化的办法给出精确标准，结果显而易见。人在物质资料还不够丰富的追寻价值功利的时代，常常从利己的角度短视事物的价值，这样的生态系统要想长久地持续发展是令人担忧的。有人曾做过实验，在学校总课程数量不变的前提下提高艺术课程的比例，不仅没有降低其他课程的质量，反而能够提升。艺术素养的养成非一日之功，是长期积淀的结果。艺术的直觉感悟更是如此，谁也不可预知感性的领悟何时能够助力人生际遇。人之幼年与人之老年对艺术情有独钟，青壮年因生计而对艺术及其教育往往有心无力，甚至不屑一顾。当没有物欲的压迫，自觉追求高雅艺术的心灵净化，抵御破坏社会与自然持续健康发展的形迹，一种向善向美的正能量，感性地支配着理性的务实求真。

结语

感性在我们的思维、艺术、人与社会的发展中的意义时常是隐性的。其突发性、易逝性等神秘特征让人无法慢慢地去细细考究，致使今天我们仍然对它不甚了解，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它的一些零散规律。它不会随意地帮助我们成长和发展，而需要我们用一颗虔诚的心去感知、去体验、去领悟、去实践；它对人的精气神的消耗绝不低于我们用理性对事物做出的解释。我们只有用百倍的能量去努力研究、认识它，才能获得更多有利于艺术、人与社会发展的有价值的内容。

参考文献：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心理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4]奚传绩.艺术教育丛谈[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

第11篇

高负荷的工作吞没了白领的很多生活，我们的时间分配和交际范围，决定了我们很难遇到意中人。更重要的是，工作练就我们思维严谨，谈话理性，即使遇到了意中人，也很难打开“恋爱频道”。这里所说的频道是指人际互动的方式，包括谈话的内容、氛围、感受等。人交流时都有很多频道，比如工作频道友情频道、恋爱频道。当我们长期处于工作频道，即使遇到心仪的人，交流气场依旧是工作频道，情感方面就很难有进展。

年龄越大爱越难

只要是享受独身的生活状态的，无意结婚的都不算“剩”：只有超过了某个年龄(一般是27、28岁)，有结婚或恋爱的意愿却尚未达成现实才能算“剩”。

年龄对应着感性与理性的偏重比例，年龄增加，生活经验把我们训练得理性成分越来越多，感性成分被压抑，很难像年少时轻易就爱上一个人。

以前人们到了年龄会顺应社会观念而结婚，现代人自我意识越来越强，更加尊重自己的感受，会觉得“嘛要凑合着适应别人?”自我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幸福感，是好事，但不应过于偏执。很多人在择偶上的偏执跟连续考8年非要考上清华没什么区别，认为适合自己的只有某一个人，非他不可。这并不可取。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在不断鼓励这种偏执的思维，尤其是对成功人士的鼓吹宣扬，让很多人对金钱和名望有着偏执的追求，而他们又把这种偏执迁移到情感中来，想要爱上一个人就变得特别困难。

事业成功的气质　不是性吸引力

从对男性的吸引力角度，我把女人分成了四个等级，按照吸引力从低到高的顺序，端庄、清秀、艳丽，妖艳。这并不是对相貌身材的单纯划分，而是对一个女性整体气质的划分。对于男性来说，妖艳的女性应该是最有诱惑力的。

第12篇

1.1价值网理论的发展1985年，英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3]中首次提出价值链的概念，后来不断有学者对价值链理论进行拓展研究，并将价值链理论应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4]．随后，美智管理顾问公司的亚德里安•斯莱沃斯首次提出价值网概念，在《发现利润区》[5]一书中指出，价值网内成员企业间的协同、资源共享为客户提供服务，完成优势互补及价值增值；之后，大卫•波维特等在《价值网》[6]中提出价值网是一种新业务模式，价值网的本质是在专业化分工的生产模式下，通过价值传递机制，由处于价值链上不同阶段、相对固化的彼此具有某种专用资产的企业及相关利益体组合在一起，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此后，不断有学者对价值网进行理论创新．价值网是通过价值网节点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完成战略资源分配，以顾客为核心的一种价值创造体系，且其价值创造的目标是优越的顾客价值．企业的核心能力作为价值网得以存在和运行的关键环节以及合作关系建立的基础．价值网内的相关利益主体在关注自身价值增值的同时，将更加关注价值网络上各节点企业间的联系，并冲破传统价值链各环节的壁垒，提高网络在价值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价值网整体的价值创造[7]．

1.2价值网价值创造机理价值链是企业实现价值增值的一个传统工具，面对需求增加、国际互联网的冲击以及市场高度竞争，都要求房地产企业应将传统的供应链、价值链管理模式转变为价值网管理模式．价值网作为价值链的补充发展，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和竞争优势的获得．价值网的基本理念是企业不应将目光局限于自身，而应当向生存发展的整个市场环境扩展，洞悉整个网络上所有节点企业间的相互合作、竞争的关系，并进行决策，然后实施战略以保证企业价值增值．价值网的战略思维即以顾客价值为核心的竞争战略，以紧密合作为机制的共享策略，以及以塑造核心能力为主要手段的成长途径．价值网的价值创造机理是：以顾客价值内生化为内在要求，以节点企业协同创造价值为基本途径，以产品创新与整合为辅助工具，以价值网节点企业之间核心能力的互补性为整合点，价值网领导企业作为价值网中枢创造价值[8]．

2房地产企业价值网模型

2.1房地产企业价值网相关利益者的角色定位房地产企业通过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整合，以自身核心能力为基础，选择优势能力要素提供规划、设计、施工、材料、监理等服务，最后将房地产产品销售给客户的过程称为房地产企业的价值活动过程．根据市场经济的特点，房地产企业将按照优胜劣汰的机制进行经营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如何能在市场调控下生存．价值网结构可以为房地产企业的发展提供最优化的企业效率结构，房地产企业通过价值网管理，整合企业战略资源，参与市场竞争，资源整合能力与价值链管理能力则作为房地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房地产开发市场竞争中，以房地产企业为核心组成的战略联盟，形成了价值网体系，价值网内利益相关者包括房地产企业、竞争对手、供应商、消费者[9]．其中，供应商主要包括作为土地供应者的政府，在中国现有的房地产开发市场下，政府同时充当宏观调控者；提供规划设计图纸和服务的规划设计单位；BIM技术软件开发单位；施工企业、材料和设备的供应商；非自有资金的供应机构，即各种融资机构等，涉及的中介机构主要有市场调研公司、房地产经纪公司、营销策划顾问公司、广告策划公司．这些参与者通过自身的价值活动相互联系，为房地产开发产品的价值增值和资源分配提供帮助．房地产企业可利用的战略资源数量和竞争优势强弱程度，与价值网中专业合作商的资源整合能力、数量及互信关系成正比关系．

2.2房地产企业价值网解构模型将价值网定位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价值网参与者则定位为系统内部的利益相关者而不作为外生的变量．在价值网理论基础上，针对所研究的房地产企业，建立了在BIM技术应用环境下以房地产企业为核心企业的价值网解构模型，以便更加详细、清晰地表现价值网络的解构、流程及增值机制，如图1所示．在解构模型中，房地产企业价值网结构清晰，明确价值网价值集成机理，反映了整个价值网体系的运作模式及价值网各主体之间的组织网络链接关系，确立了以顾客价值的实现为最终目标．在BIM技术的动力驱使下，房地产企业的价值网内部在价值分割的同时，更加注重价值的创造，即各个节点企业通过协同创造共赢的过程，达到整体最优化．以房地产企业为核心，由供应商、消费者构成房地产企业动态价值网体系，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得到充分传递，其房地产开发产品与购房者需求契合，实现房地产企业价值网的整体价值增值．

2.3解构模型分析首先，在BIM技术驱动环境下，通过对房地产企业价值网体系中主体供应链条和内部结构的优化，以及对战略资源进行流程整合，使顾客价值重要性充分体现，构建与外部环境相连接的敏捷性价值流通链条[10]．进而价值网主体之间横向的单链连接关系转向纵向交联的组合形式，彼此的价值增值环节纵向交互，实现整个价值网络资源结构和价值流通的集成管理模式．其次，在竞争驱动下，房地产企业价值网中传统单一供应链结构被整合为房地产企业、供应商、中介、消费者等价值网主体共同参与的集成化供应链结构，亦即结成了一个高度市场化的战略联盟，企业通过将非核心业务外包，以增强自身组织的应变能力及对市场需求的敏感性．价值网此时构建的虚拟组织则更加强调BIM技术作为信息工具的效用、价值网系统的整合结构化、战略资源共享以及市场敏感性．房地产企业作为价值网系统的“盟主”企业，对价值网各个主体企业进行管理，促进整体竞争优势的获得，并在沟通界面嵌入企业规则，进行参与企业活动的约束限制，出现了以资源整合和价值共享为主题的价值网管理模式．最后通过对组织开放系统的信息集成，实现价值活动集成和供应链集成，最终实现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集成化运营．最后，在BIM技术发展的推动下，房地产企业价值网参与主体形成共存、交互的协同增值关系，各节点企业通过协同竞争，参与资源增值分配，定位新的价值链，并以价值网节点企业间的博弈关系作为支撑，通过参与者之间的协同作业，实现价值网的战略资源价值协同．新的价值网络体系为企业间产品和服务流通提供了高效渠道，以房地产企业为核心，供应商、消费者的市场需求信息充分传递，整个价值网体系达到了动态平衡状态，而价值网中流通的战略资源也不断得到最优配置，价值网系统的协同优势由此产生．

3房地产企业价值网相关利益者博弈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企业、政府、供应商、消费者构成了价值网体系，这些价值网参与主体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边界，且每个节点企业的行为是直接影响的．根据博弈理论，任一主体进行决策时，都将以其他主体已有的决策作为参考[8]．因此，价值网主体间的博弈存在必然性．BIM技术作为现代信息化发展的产物，在房地产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应用即成为市场趋势下房地产企业价值网主体之间博弈的必然结果，BIM理念的未来推广及广泛应用，亦是这些价值网利益相关者的理性选择和不断博弈的过程．BIM理念下房地产企业价值网主体的相关博弈，主要有房地产企业与消费者、房地产企业之间、房地产企业与政府、房地产企业与供应商四个方面的博弈，本文将对前两个博弈进行分析．

3.1企业与消费者对应用BIM技术的房地产产品的选择

3.1.1博弈假设条件房地产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物是房地产产品，房地产产品对于消费者的价值是效用和消费者剩余，而消费者剩余等于消费者偏好减去购买价格的差额，房地产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这种交易是房地产市场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最核心的部分．消费者与企业在选择自身策略时，将对方策略作为外生变量．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消费者是否购买应用BIM技术的建筑产品，取决于其效用评价与购买成本的比较；企业是否采取BIM技术进行房地产开发，则取决于利润判断．非合作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描述房地产开发商与消费者之间的静态博弈．

3.1.2博弈模型的建立P表示产品交易价格(P≥0)，S表示产品的差异性指数，(P,S)为产品向量，设θ为消费者针对某种房地产产品特性的偏好指数，作为随机变量，通过预测方法可确定其分布函数F(X)=Prob{θ＜X}，消费者购买单位产品获得的效用函数。

3.1.3博弈分析本次博弈中，假设提供给消费者进行选择的房地产产品只有应用BIM技术的产品(bbP，S)及未应用BIM技术的产品(nnP，S)，可以得到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结果：当bbnnθ⋅S−P＜θ⋅S−P时，消费者选择未应用BIM技术的产品；当bbnnθ⋅S−P=θ⋅S−P时，两种产品对于消费者是无差异的；当bbθ⋅S−P＞θ。

3.1.4博弈结果由以上分析可得几种情况下的房地产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纳什均衡解：房地产企业应用BIM技术将极大提高房地产产品的附加值，使房地产产品品质大幅提升．消费者作为独立的理性经济人，基于自身利益，对应用BIM技术的房地产产品的偏好指数将大于未应用BIM技术的房地产产品的．应用BIM技术可以使房地产企业进行高效的大数据管理，提高项目质量，降低项目成本，并增加项目收益．因此，在博弈模型中，应用BIM技术的房地产产品收益增加额大于成本投入增加额．由上述三种不同情况下的博弈纳什均衡解分析可以得出：房地产企业基于自身长期的发展及利益获得，在与消费者的博弈中将选择运用BIM技术开发房地产项目；而消费者同样从自身利益出发，将会选择购买应用BIM技术的房地产产品．由此，在以后的房地产市场竞争中，房地产与消费者(应用，购买)将会成为唯一的纳什均衡解，BIM技术在房地产开发产品中的应用也将成为必然趋势．

3.2房地产企业之间的博弈：产品策略选择

3.2.1假设条件首先，假设在房地产开发市场内存在a和b两个房地产企业，即将博弈主体简单化．a、b均为理性经济人，其目标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其产品的性质、价格、单位成本随机增量相同，企业对BIM技术的引入条件也相同；其次，a、b企业在完全信息市场条件下进行的企业策略相互独立，且无政府干预，市场容量一定，但对不同产品的需求程度不同．

3.2.2博弈模型建立设房地产企业产品价格为P，且P＞0，单位成本为C，成本可由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前期可行性研究及项目预算获得，在博弈中设为已知量，产品差异性指数为[]12S∈S，S；在此次博弈中，企业a、b首先根据产品差异性S进行产品选择，之后进行价格博弈．由此，本次博弈实际为两阶段的动态博弈．

3.2.3博弈结果由以上博弈分析可知，房地产企业a、b在企业资源能力相同的条件下，选择高特性商品的策略对于企业自身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并且越早进入市场，企业所获得的期望利润越多．从企业角度来看，顾客是企业产品或服务价值的最终评判者．因此，BIM技术的应用需要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充分了解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以顾客需求为导向进行企业决策．

4结语

第13篇

关键词：环境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

一、引言

十期间，生态环境问题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之相应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也已成为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必然要求。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向政府、环保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报告其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情况的主要形式之一，既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也是公司内部管理的需要。目前国内外关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文献，多是基于影响因素和价值相关性两个方面采用大样本法构建统计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影响因素方面，Karim和Lacina等（2006）从公司特征出发，发现盈利能力、公司规模等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公司绩效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之间的并不存在相关关系；价值相关性方面，MarlenePlumlee等（2009）将行业划分为环境敏感性行业和非环境敏感性行业，得出前者披露环境信息的质量与资本成本负相关，后者披露环境信息的质量与预期现金流量负相关；但是胡华夏和胡东（2008）研究发现由于信息需求者并不关心环境信息，公司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与否并不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看出，目前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理论分析方法与实证方法，采用博弈方法的研究较少。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动因的研究中，大多利益相关者的文献仅限于研究一方相关者与信息披露的关系，将利益相关者汇总研究的比较少。正是基于此，本文以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为主题，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构建不完全信息下的三方博弈模型进行相关研究。

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三方博弈的作用机理

（一）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

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正是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他们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促成了企业最终得以持续经营。由此，看出利益相关者之间息息相关，作为企业要为其他利益相关者服务，以达到更好的管理和治理有效资源。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利益出发点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环境会计信息需求的差异，以及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得到的效用不同。（1）管理者的价值取向。相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一方面，管理者的职责之一是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效益的最大化，为了达到其经济目标，他就需要考虑环境问题的负面影响，因此管理者的环境会计信息需求比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全面具体。另一方面，管理者的再一职责是向股东反映其委托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可靠地信息，因此管理者必须披露环境信息造成的经济效益。（2）股东的价值取向。首先，为了避免自身遭受投资损失，进而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股东非常重视企业的环境会计所带来的问题是否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其次，股东为了自身价值创造，通过获取的环境会计信息可以对管理层进行有效激励，以确保管理层忠实于股东。所以，股东希望掌握全面的环境会计信息，明了环境影响，及时纠正企业活动，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3）注册会计师的价值取向。注册会计师的职责便是独立公正的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审计，这也是注册会计师的主要收入来源。通过环境审计不仅保障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且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社会形象，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可见环境审计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之大，注册会计师为了增加其业务来源，也乐于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审计。（4）证监会的价值取向。证监会的职责之一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以确保证券市场健康运行。这其中有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包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原则、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法律框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等。还有对会计事务所等相关机构的监管，包括：参与会计事务所的审批过程、对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行为进行监管等。因此证监会需要知晓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履行情况。

（二）上市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两方博弈分析

从整个博弈全局的一般顺序出发，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证监会的三方博弈必须以上市公司内部的博弈均衡为出发点，由此需要构建构建管理层与股东间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1）模型的假设。假设1：博弈方公司股东与管理层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其中管理层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股东考虑的是企业的价值升值假设2：管理层的战略空间（顺从，不顺从），股东的战略空间（激励，不激励）具体参数设置如下。A：为管理层按个人意愿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获得的效用；B：为股东未采取激励政策时股东获得的效用；H：为股东对管理层披露信息实施的激励成本；X：为管理层顺从股东的披露要求获得的额外效用；x：为管理层未顺从股东的披露要求通过激励政策获得的额外效用；Y：为管理层顺从时股东获得的额外效用。其中：x>0。（2）模型构建与分析。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得管理层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拥有直接决定权，出于自利原则，管理层只披露那些对自身有益的信息，而不管隐瞒信息对股东的价值。这不仅影响了股东利益实现，还反映了公司治理过程中的缺陷。由于股东无法直接到公司经营治理过程中，相应的全面了解环境会计信息对其来说有些困难，出于理性原则，股东就要选择是否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以鼓励管理者采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动，再者管理层也会选择是否顺从股东的要求，这就要取决于政策对他们而言的额外收益。由此构建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其博弈树如图1所示（M代表管理层，S代表股东）。其中①～③为管理层与股东双方收益函数，表达式如下。①：管理层的收益为A+X，股东的收益为B+Y。②：管理层的收益为A+x，股东的收益为B-H。③：管理层的收益为A，股东的收益为B。首先看M节点的策略选择，当管理层顺从股东的要求其所获得收益为A+X；当管理层不顺从股东的要求所获得收益为A+x。这里分两种情况：x>X时，管理层选择不顺从，也就是说此时股东的激励报酬过低，不足以让管理层放弃依个人意愿的披露；x<X时，管理层选择顺从，也就是说此时股东的激励报酬带来的额外收益大于按个人意愿披露的额外收益。再看S节点的策略选择，当股东选择不激励时获得收益为B-H；当股东选择激励时，这里同样分两种情况：x>X时，管理层的不顺从使得股东收益为B+Y；x<X时，管理层的顺从使得股东收益为B。综合考虑股东的两种策略其选择结果如下：当x>X时，股东选择不激励，此时收益为B；当x<X时，股东选择激励，此时收益为B+Y。在现实企业中，股东为获得企业价值最大化会制定一系列策略使管理层与自己站到同一立场。例如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管理层出于自身收益最大化，相应的会做出增加企业价值的行动。在实施股权激励的过程中股东还需综合考虑支付报酬的方式、数量大小等因素，只有恰当的激励方案才会带来股东价值最大化。上述动态博弈模型中，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将展开重复博弈，最初也许股东的激励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但随着股东对信息的掌握，其会加大激励力度，使得管理层改变策略，从而管理层与股东达到博弈均衡状态，结果便是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有选择的披露，以使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最终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三、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假设前提

假设1：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上市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利润最大化，是理性的。审计师也是偏向于利己的选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证监会同样会考虑自身成本效益问题，故而也是理性的假设2：注册会计师在审查出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不真实时，上市公司可能会贿赂注册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为了得到额外收益，可能会选择与上市公司合谋，出具不独立的审计意见假设3：注册会计师针对不同的公司选择不同的审计质量策略。一般的，高质量的审计策略要比低质量的审计策略所需成本要高假设4：证监会随机审查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对于查出虚假披露的上市公司给予行政处罚假设5：证监会的审查技术有限，不一定会审查出虚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上市公司，查出与否与由自然决定假设6：在这个博弈模型中，有四个参与人，即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政府等监管部门和自然。设参与人的集合为I=｛1，2，3，N｝，其中1代表上市公司，2代表注册会计师，3代表证监会，N代表自然假设7：设S为参与人的策略集合，Sabk表示参与人a在第b个博弈阶段的第k个行动。那么S111=真实披露，S112=虚假披露，S221=高质量审计，S222=低质量审计，S231=独立意见，S232=非独立意见，S341=检查，S342=不检查，SN51=查出，SN51=查不出具体参数设置如下。V：为上市公司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的收益；v：为上市公司虚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获得的额外收益；B：为上市公司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成本；D：为正常情况下，上市公司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d：为公司虚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审计合谋支付给注册会计师的金额；C：为注册会计师采用低质量审计策略所耗用的审计成本；c：为注册会计师高质量审计策略比低质量策略多耗用的审计成本；F：为监管机构的检查成本；J：为审计师因选择独立审计，遭到上市公司的惩罚，即失去以后年度对该公司的审计及相关业务；L1：为当公司污染环境严重，选择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给企业带来的股价大幅下降、融资困难和声誉等的损失；L2：为上市公司虚假披露信息被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处罚金额；K1：为注册会计师因为合谋被查处造成的审计诚信缺失；K2：为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被注册会计师协会等监管机构处罚金额；P1：为外部审计师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概率；P2：为外部审计师选择发表独立的审计意见的概率；P3：为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随机抽查，被抽中的概率；P4：为监管机构查出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的概率；r：为上市公司选择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概率。

四、博弈模型建立与分析

（一）博弈模型建立

博弈顺序为：第一阶段，上市公司选择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还是虚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第二阶段，由被聘请的会计事务所估测决定审计质量高低，是派出经验丰富和审计技术较高的审计人员执行审计工作，还是选择级别较低的审计人员审计上市公司；第三阶段，当注册会计师审查出上市公司作假时，注册会计师决定是出具独立的审计意见，还是接受上市公司的贿赂款，出具不独立的审计意见；第四阶段，政府监管机构对环境会计信息和审计意见进行抽查监管，上市公司可能会被抽查到，也可能被漏掉；最后一个阶段，政府监管部门对抽查到的公司进行审查，并不是百分百可以查出问题的，这由自然决定。由此本文构建了三人多阶段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如图2所示。其中（1）～（12）为各个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收益函数，表达式如下：（1）（S111,S221，S231，S341）=（V-B，D-C-c，-F）（2）（S111,S221，S231，S341）=（V-B，D-C-c，0）（3）（S111,S222，S231，S341）=（V-B，D-C，-F）（4）（S111,S222，S231，S342）=（V-B，D-C，0）（5）（S112,S221，S231）=（v-L1，D-C-c-J，0）（6）（S112,S221，S232，S341，SN5）=（v-L1-L2-d，D+d-C-c-K1-K2，L2+K2-F）（7）（S112,S221，S232，S341，SN52）=（v-d，D+d-C-c，-F）（8）（S112,S221，S232，S342）=（v-d，D+d-C-c，0）（9）（S112,S222，S231）=（v-L1，D-C-J，0）（10）（S112,S222，S232，S341，SN521）=（v-L1-L2-d，D+d-C-K1-K2，L2+K2-F）（11）（S112,S222，S232，S341，SN522）=（v-d，D+d-C，-F）（12）（S112,S222，S232，S342）=（v-d，D+d-C，0）本文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博弈的完美贝叶斯均衡，分析得出如下均衡结果：

（二）注册会计师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条件

（1）注册会计师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期望收益E（U2（S221））为：rP2（D-C-c）+（1-r）｛P2（D-C-c-J）+（1-P2）P3［P4（D+d-C-c-K1-K2）+（1-P4）（D+d-C-c）］+（1-P2）（1-P3）（D+d-C）｝（1）（2）注册会计师选择低质量审计策略的期望收益E（U2（S222））为：rP2（D-C）+（1-r）｛P2（D-C-J）+（1-P2）P3［P4（D+d-C-K1-K2）+（1-P4）（D+d-C）］+（1-P2）（1-P3）（D+d-C）｝（2）注册会计师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条件为：E（U2（S221））>E（U2（S222））整理得出：rP2+（1-r）<0分析得出：审计独立性的概率和上市公司真实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概率越大，注册会计师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可能性越大。

（三）注册会计师选择发表独立审计意见的条件

（1）注册会计师选择发表独立的审计意见策略的期望收益E（U2（S231））为：r［P1（D-C-c）+（1-P1）（D-C）］+（1-r）［P1（D-C-c-J）+（1-P1）（D-C-J）］（3）（2）注册会计师选择与上市公司合谋的期望收益E（U2（S232））为：P1｛P3［P4（D+d-C-c-K1-K2）+（1-P4）（D+d-C-c）］+（1-P3）（D+d-C-c）｝+（1-P1）｛P3［P4（D+d-C-K1-K2）+（1-P4）（D+d-C）］+（1-P3）（D+d-C）｝（4）注册会计师倾向于选择出具独立的审计意见策略的条件为：E（U2（S231））>E（U2（S232））整理得出：（1-r）J-P3P4（K1+K2）+d<0分析得出：审计独立性与上市公司真实披露信息的概率、监管机构的审查概率、监管机构的查出概率以及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受到的声誉和罚款损失成正比例关系。审计独立性与上市公司支付给注册会计师因审计合谋的贿赂款成反比。

（四）监管机构策略选择条件

监管机构选择审查策略的期望收益E（U3（S241））为：r［P1P2（-F）+（1-P1）P2（-F）］+（1-r）｛（1-P2）［P4（L2+K2-F）+（1-P4）（-F）］｝（5）监管机构选择不审查的期望收益等于0。监管机构倾向于选择审查策略的条件为：E（U3（S341））>0整理得出：-rFP2+（1-r）（1-P2）（P4L2+P4K2-F）>0（6）分析得出：加大政府监管部门监督审查的可能性，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实现：政府监督审查技术和经验提高，即是提高审查质量；给予上市公司和注册会计师的法律罚款加大；监督审查的成本减少。此外，当上市公司可能受到的惩罚金额与审计师可能受到的惩罚金额大于监管机构的审查成本时，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的概率越大，政府监管机构监督审查内部控制信息的概率加大。（五）上市公司真实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条件上市公司选择真实披露信息的期望收益为：V-B（7）当上市公司选择虚假披露信息，注册会计师选择采取高质量的审计策略时，上市公司的期望收益E（U1（S112，S221，S-1））为：P2（V+v-B-L1）（1-P2）｛P3［P4（V+v-B-L1-L2-d）+（1-P4）（V+v-B-d）］+（1-P3）（V+v-B-d）｝（8）当上市公司选择虚假披露信息，注册会计师选择采取低质量的审计策略时，上市公司的期望收益E（U1（S112，S222，S-1））为：P2（V+v-B-L1）+（1-P2）｛P3［P4（V+v-B-L1-L2-d）+（1-P4）（V+v-B-d）］+（1-P3）（V+v-B-d）｝（9）显然得知：E（U1（S112，S221，S-1））=E（U1（S112，S222，S-1））上市公司选择真实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条件为：E（U1（S112，S221，S-1））=E（U1（S112，S222，S-1））<V-B整理得出：v-P2L1-（1-P2）d-P3P4L1-P3P4L2<0分析得出：当L1<d时，P2越大，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虚假披露信息。当L1>d时，P2越大，上市公司更倾向于真实披露信息。当L1越大，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信息被公布，公司遭受的声誉、股价等方面的损失越大；当d越大，即上市公司贿赂给注册会计师的金额越多；当P3越大，即证监会监督审查的可能性越大；当L2越大，即上市公司虚假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受到证监会的处罚金额越多，上市公司更倾向于真实披露信息。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证监会的三方博弈分析，可以看到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证监会等都不同程度地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起到促进作用，但同时又会在某些方面阻碍着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因此我们可以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探析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深层次原因，而不是仅仅限于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角度分析其宏观表象原因。第一，上市公司角度。由于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层和股东双方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督，披露出于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大部门上市公司还没有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能做到自愿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同时，由于披露成本过高使得真实披露得到的社会形象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或者虚假披露获得的额外收益超过真实披露获得的额外收益；政策上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如监管部门对其监管惩罚力度的不明确，导致上市公司在提供环境会计信息过程中产生逃避处罚的侥幸心理和机会主义倾向。第二，外部审计师角度。审计市场不完善，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行为不规范，证监会等监管部门还未能实施有效监管；目前注册会计师行业还没有完全触及环境审计领域，缺乏环境审计的全方位知识体系，以至采用高质量审计手段还是低质量审计手段判断不足；当事务所出具了令公司不满意的审计意见时，公司可随意撤换事务所，使得事务所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从而容易造成审计合谋事件发生。第三，政府等监管部门角度。政府、证监会等部门在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好它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引者导的角色，现实中甚至存在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经济指标与公司合谋的现象；环境会计法规的不完善使得上司公司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不能有法可依；监管部门惩罚力度不够或者检查质量不高使得部分上市公司以及相关注册会计师疏于管理。

（二）建议

（1）加强公司相关人员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首先要加强上市公司内部相关人员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其克服信息供给的“有限理性”。此外，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企业的股东和管理层不仅要努力提高专业素能，还要进行常规性财经法规教育，以加强其守法意识，将其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2）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工作或鉴证业务时，理应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恪守职责，不受委托单位或其他单位的影响，出具真实的审计意见。同时，应该从加大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督惩罚力度和规范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行为两方面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3）加强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监管。信息必须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审查力度：对于虚假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上市公司，对公众造成严重影响的，应当严惩不贷，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没收非法收入的同时，应给予数额较高的罚款。

参考文献：

［1］胡华夏、胡冬：《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市场效应》，《财会通讯》2008年第5期。

［2］包刚：《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分析》，《财会通讯》2010年第10期。

第14篇

荷兰艺术家英格丽・巴尔斯创造了一系列数码摄影拼贴作品，作品的灵感来自非洲经典艺术。受非洲立体木雕的巨大魅力感染，英格丽・巴尔斯认为将古董和木制品组合成人的血肉非常具有挑战性。她以女性的形体为主题，将她们与其他有生命的物体一起摄入镜头。这些二维图片经后期处理后散发出三维木雕的气场，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创造了强烈的视觉感。

英格丽・巴尔斯认为摄影是有限的，她希望让平面的二维图像具有逼真的三维感染力，这个有趣的过程似乎更加令她着迷。她选择探索非洲艺术的初衷在于非洲艺术十分具有创造力，充满着自由和渴望，反过来还能影响西方现代艺术。强烈的表达和存在感以及附带柔软的感性是英格丽・巴尔斯最感兴趣且一直追求的东西，选择女性为作品的主题是因为女性浪漫、柔软、甜美与性感，她认为如果没有柔弱，那么力量也不复存在。英格丽・巴尔斯试图捕捉人性的光辉，呈现的作品拥有令人感动的真实：美丽女人纤细的脖子、胎记、轻柔的皱纹、带有颗粒质感的皮肤、细小的发丝……这些可在后期用Photoshop修掉的不完美恰恰是作者所珍惜的，更是她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英格丽・巴尔斯说：“经典的非洲艺术非常特别，尤其是对人的形体塑造是无穷无尽的。这激励着我去探索、激发自身未知的创造力。我不喜欢做一个安全的人，而是更喜欢全身心地投入于自由和我将探索的地方。除此之外，将西方现代艺术与非洲艺术相结合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不会单纯地创作一种物体，它必须是有活力的，同时也必须是一件独立的、有力量的、不可亵玩的作品。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我用没有生命的物品和脆弱感之间的对比来实现这种感觉。有时我也会和男人在一起工作，特别是一些舞者，我可以在他们的身体和脸上找到硬朗的线条和漂亮的弧度。但我更喜欢同女性在一起工作，因为我需要将浪漫、柔美、甜美、唯美同粗糙的力量形成对比。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博弈是我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女性的感性更能给予我灵感。我塑造的作品都发自我的内心，是对我自身的诠释。

第15篇

摘 要：“治乱世用重典”可能存在一个可以令人接受的感性认识：既然轻刑无济于事，那就只好用重刑；用轻刑不能抑制犯罪时，用更轻的刑罚更不可能抑制犯罪。本文通过构建博弈模型来分析犯罪率，指出如果犯罪率达到一个均衡点，更重的刑罚不会更多的减少犯罪的发生，这时司法机关如能从查处犯罪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能够减少查处成本，将对犯罪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博弈论；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犯罪率

引言：意大利著名学者恩里科·菲利曾提出著名的“犯罪饱和法则”，他指出：“就像我们发现一定数量的水在一定的温度之下就溶解为一定数量的化学物质但并非原子的增减一样，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下，我们会发现一定数量的犯罪。”[1]

美国学者波斯纳认为：“一个人参与犯罪的原因是犯罪这一活动（或职业）能为行为人提供比其他任何可选择的合法职业更大量的净收益。”[2]

一、引入博弈论

犯罪是行为。从犯罪的形式概念上说，犯罪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具有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从实质意义上说，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无论从形式特征还是实质意义角度来描述，犯罪概念的基础首先是行为。古典学派强调行为本身的现实意义，认为行为是直观的现实存在；近代学派认为客观行为本身不具有意义，行为只是行为者人格的征表。然而确立犯罪概念是以行为的观念为核心，这点毫无疑义。

关于人们行为的规律，不同的社会科学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这其中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即使有如此众多的对人们行为规律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都不能各自完成对行为规律的整体把握，对于行为规律的理解仍是不完整的、零散的。但是，作为对人们行为规律系统研究的博弈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正使这一局面得到极大改观。不仅如此，源自于数学的博弈理论“没有政治、道德的含义，它不作道德上的劝告，在伦理上是中性的”。[3]

二、建构博弈模型

“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4]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又分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不是预防犯罪人，而是通过对犯罪人科处刑罚来对尚未犯罪的社会成员起到警戒与抑制作用，预防其实施犯罪。特殊预防是通过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适用死刑、对其他犯罪人适用其他刑罚，或者剥夺其重新犯罪的能力，或者使其不敢不愿再犯罪来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5]因此，司法机关对于犯罪人科处刑罚是影响犯罪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现在通过使用一个传统的博弈理论模型——标准形式博弈来模型化潜在犯罪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作用，反映犯罪率是怎样受到影响发生变化的。标准形式博弈包括三个元素：1.博弈的参与人；2.参与人可能的战略；3.每一可能战略组合下参与人的收益。

在这里只有两个参与人：潜在犯罪人和司法机关。每个参与人可能选择的战略称为战略空间。潜在犯罪人和司法机关可能的行动范围是宽泛的，但在此模型中，每个参与人只有两个选择——犯罪和不犯罪，查处和不查处[注：此处的查处不仅指犯罪后被科处刑罚的查处，还包括犯罪前的预防查处]。标准形式博弈的最后一个元素是收益结构。在此构造的模型中，潜在犯罪人选择实施犯罪而司法机关查处了，潜在犯罪人将受到刑罚（此模型中刑罚为常量）获得-10个收益，司法机关因查处犯罪获得4个收益；潜在犯罪人选择实施犯罪而司法机关不查处，潜在犯罪人将因实施犯罪获得4个收益，司法机关获得0个收益；潜在犯罪人不实施犯罪而司法机关查处，潜在犯罪人获得0个收益，司法机关获得2个收益；潜在犯罪人不实施犯罪而司法机关不查处，潜在犯罪人获得0个收益，司法机关获得4个收益。

这样已经建构了一个标准形式博弈来反映潜在犯罪人和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模型化这种相互作用时，还要考虑参与人拥有哪些信息。在潜在犯罪人和司法机关的博弈中，博弈双方都既知道自己的收益，也知道对方的收益，同时还知道可供自己选择的战略以及可供对方选择的战略。但是对方具体选择了哪一种战略，是双方都不知道的。这是一个具有完全信息但不完美信息的博弈。

用一个二元矩阵（每一格有两个数字称为二元矩阵，通常的矩阵中每一格只有一个数字）来表示涉及两个参与人的标准形式博弈，二元矩阵的每一格给出了相应战略搭配下每个参与人的收益情况。在图中，假定潜在犯罪人是行位置的参与人，司法机关是列位置的参与人，每格中的第一个收益是潜在犯罪人的，第二个收益是司法机关的。

三、求解犯罪率

以上已将反映犯罪率和刑罚关系的潜在犯罪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作用归结为一个标准形式的博弈，接下来要求解这个博弈。先确认参与人可能选取的战略，然后预测博弈可能的过程。博弈是利用解的概念来求解的，解即为关于理性参与人将如何选择战略以及给定参与人的目标这些战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等。求解博弈即为确认参与人将选取哪一个战略的过程。

在这里需要对参与人如何决策做出一个基础性假定：参与人理性是指相对于更低收益的结果，参与人总是更偏好于更高收益的结果。有了这样一个参与人理性的假定，就可以来确认潜在犯罪人和司法机关可能选取的战略了。在这个博弈中，潜在犯罪人选择实施犯罪将获得-10或4个收益，这取决于犯罪是否被查处；不犯罪获得0个收益；司法机关选择查处犯罪将获得4或2个收益，不查处获得0或4个收益，这取决于潜在犯罪人是否犯罪。

在这个模型中，无论是潜在犯罪人还是司法机关都没有一个不论对方选取什么战略对于自己来说都是最好战略的占优战略。另一个求解博弈的方法得到的解被称为纳什均衡，它是基于下列原理：在参与人将选择的战略组合中，每个参与人选择的战略都是对对方所选战略的最优反应；在给定对方战略选择的情况下，没有参与人能通过选择其他战略而使状况变得更好。一个纯战略均衡是一个纳什均衡，其中均衡状态下的战略是确定地运用的或者是以1的概率运用的。当纳什均衡只包括确定地运用战略时，这时就有一个纯战略均衡。除纯战略均衡之外还有一种称为混合战略均衡，其中均衡状态中每个参与人随机地在许多纯战略中选取一个战略。由于无法确定哪个潜在犯罪人会真的实施犯罪，也不能让司法机关做到只查处犯罪不查处未犯罪，所以两参与人将选择混合战略。

那么如何找到该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只有当参与人选择任何一个纯战略都没有区别时他才会在两个纯战略中随机地选取。当潜在犯罪人选择实施犯罪的收益超过不犯罪的收益时，潜在犯罪人将选取犯罪的纯战略；而当不犯罪的收益超过犯罪的收益时，潜在犯罪人就选取不犯罪的纯。战略。因此，只有当从两个纯战略中获得的收益相等时潜在犯罪人才愿意选取混合战略。司法机关同理。

回到矩阵图可发现，除非潜在犯罪人不犯罪，否则司法机关选择查处就更好；除非司法机关查处，否则潜在犯罪人选择犯罪收益更高。用P来表示选择犯罪的犯罪人占潜在犯罪人的比例即犯罪率，相应地不犯罪的人数占1-P。用Q来表示司法机关查处的概率，则不查处的概率为1-Q。

对于潜在犯罪人的犯罪率为P不犯罪的为1-P，则司法机关从查处犯罪中获得的收益为4P加上2（1-P），这一数量可能大于或小于司法机关从不查处犯罪中获得的收益，这取决于P的数值。

只有司法机关从犯罪中获得的期望收益与不查处犯罪获得的收益相等时，司法机关才会任意选择查处或不查处的战略。司法机关从不查处犯罪中获得的期望收益为0P加上4（1-P）。二者收益相等，求得P的值是1/3。当1/3的潜在犯罪人选择实施犯罪的混合战略，司法机关在查处犯罪和不查处犯罪之间就是无差异的；给定潜在犯罪人的混合战略，司法机关采取的任何战略包括混合战略都是一个最优反应。

对于司法机关以概率Q查处或1-Q不查处，则潜在犯罪人从犯罪中获得的期望收益为-10Q加上4（1-Q），从不犯罪中获得的期望收益为0Q加上0（1-Q）。同理，当潜在犯罪人从实施犯罪和不犯罪获得的期望收益相等时，潜在犯罪人才会选择任意战略，这时求得Q的值是2/7。

四、分析犯罪率的变化

（一）加重刑罚或提高犯罪成本

在原博弈中，潜在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被查处受到刑罚获得的收益为-10，现在将刑罚加倍即-20。加重刑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犯罪的发生，这样的目的是否能达到？

用二元矩阵图来表示刑罚加倍后的博弈，如下图：

用P*来表示犯罪率，不犯罪的为1-P*，则司法机关从查处犯罪中获得的收益为4P*加上2（1-P*），从不查处犯罪中获得的期望收益为0P*加上4（1-P*）。二者收益相等，求得P*的值是1/3，与刑罚加倍前的犯罪率相同。

观察二元矩阵图可得出，行位置的潜在犯罪人的犯罪率与列位置的司法机关的收益相关。因此，无论是用加重刑罚还是提高犯罪成本来减少犯罪收益的方法对犯罪率都没有影响。

（二）提高查处收益或减少查处成本

既然犯罪率与司法机关的收益相关，可以通过降低查处成本或者提高查处犯罪获得的收益来降低犯罪率。

如将提高查处犯罪获得的收益至5，此时求得的犯罪率为2/7，比原犯罪率1/3小。

假设降低1个查处成本，则原查处收益从2增加为3，求出犯罪率为1/5，也比原犯罪率小。

五、小结

博弈具有相同的参与人和相同可供选择的战略时，通过改变参与人的收益情况可以改变战略均衡解。例如，为了减少司法机关的工作量，可以加重刑罚（刑罚加倍后的博弈中，求得的司法机关查处概率为1/6，相较于刑罚加倍前的2/7小）。当然，将结论运用到现实中，还必须考虑到现代刑法精神，不能为了降低查处成本减小犯罪率，就再来个“连坐”制度。

就像所有的模型一样，博弈理论研究从给定社会状态的简化入手并通过舍弃与所研究问题无关或关联度不太高的许多细节而进一步深入。尽管对于模型做了很多假设条件，这可能导致与现实情况有所出入，但运用博弈理论来分析问题仍然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 [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M].郭建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

[2] [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3

[3] 姚海鑫.经济政策的博弈论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1

[4]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