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调控；财政

1 金融危机的影响

(1)背景。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进而使发达国家几乎整体陷入衰退。日本、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悲观的情绪在市场上蔓延,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使

(2)国内影响。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存度高,我国出口占gdp比率约为40%,外贸依存度约为70%,世界经济衰退会降低世界市场需求,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面临下行的风险。危机从外部增大了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显示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2篇

关键词：优先股；融资；证券形式

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A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的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融资困境，通过银行借贷、发行债券及发行普通股这三种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因而寻找新的融资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作为一种在国外使用已久的融资工具，优先股兼具债券、股票特征，形式多样、灵活，满足了不同融资者、投资人的需要，是传统融资工具之外较好的补充，在资本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优先股的属性

（一）不同类型的优先股合约

对于优先股属性的讨论，可先从不同类型的优先股合约的比较开始。投资者在认购优先股时通常最为关心分红收益安排，故优先股的结构安排重点在于分红收益的安排，发行人可通过不同方式来设计优先股的结构，而不同的结构设计体现不同的合约属性，对于不同投资者的吸引力也是不同的。

从表1可知A、B合约设计着重于从股息率角度来制定优先股合约条款，其注重于公司分红的成长性，更多体现的是普通股的性质；而C、D合约注重固定收益，更多偏向于债性，其中C合约强调附加收益，D合约注重投资者权利的灵活使用。

（二）优先股与其他证券比较

为更清楚了解优先股的性质，本文将普通股、债券、优先股这三类证券的主要特征进行对比，如表2所示。不难看出优先股的权利属性更接近于普通股，在投资回报、公司控制与会计方面的特征更类似于债券，但与“纯正”的债券相比，对发行者的硬性约束较少，在税务处理上也不一致。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见，优先股是介于股票与债券之间的一种有价证券，至于是股性多一些还是债性多一些，取决于不同的优先股合约设计。

二、国内外优先股的发展概况

（一）国外优先股发展概况

1.美国

优先股在美国的实践最早可追溯至1836年，但规范法律始见于1950年颁布的《标准商事公司法》。现今优先股在美国被广泛使用，据统计，1990-2005年的15年间，优先股市场规模从530亿美元增长至1 930亿美元，发展势头平稳。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曾把优先股作为挽救市场的主要金融工具。当年10月，美国政府使用优先股的形式为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九家主要银行注资1 250亿美元，缓解了这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从而防止了危机进一步蔓延。

2.英国

第3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机构；并购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0-01

一、前言

在过去约十几年里，为迅速扩大资产规模、增强竞争实力和抢占市场份额为，金融机构并购重组的规模越来越大、辐射面越来越广，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演变为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并购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大背景下，一股空前的兼并大潮也正在发生，如何把握住金融危机催生的并购良机，推动和完善我国金融并购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的并购市场一直表现比较活跃，2008年1月到10月份我国企业并购交易量同比增长37%，非国有产权的交易已经超过50%以上，企业并购重组已经涉及到20几个省市的近万家企业，并购活动呈现出纵向并购增加、大量中小企业加入并购大军、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联动并购频繁等趋势。但我国的金融机构大多没有参与全球金融并购，而这一空白也在随后得到填补。在2011年9月26日普华永道了一份最新报告《新兴机遇：亚洲2011年金融服务业并购》，该报告显示：逾75%的中国金融机构正在积极考虑在未来的12个月进行并购，而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重点迅速转移到东方，中国和亚洲的交易数量预计将在2011年后期及2012年加速增长。这表明中国和亚洲的金融服务并购预计将在2011年后期崛起，并在2012年加速增长，中国金融并购市场即将扩大。

二、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并购呈现的主要特点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金融并购呈现不一样的特点：第一，金融机构的并购规模越来越大。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并购是为了避免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带来的损失和冲击，也是为了以大规模并购来实现协同效应或是优势互补的需要。如美国银行以500亿美元收购美林证券。第二，金融机构的跨国并购显著增多。在这一轮金融并购的浪潮中，在金融国际化、一体化的推动下，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并购的跨度由过去以国内并购为主逐步走向跨国并购。据统计，2007年前10个月世界银行业并购金额达到的3700亿美元，其中跨国交易占到55%左右，是上年这一比例的两倍多。第三，金融机构的跨行业并购不断增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行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就给一些有意跨行业发展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机会。如摩根大通收购了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将其最需要的大宗经纪业务和全球交易处理业务收入囊中。第四，金融机构危机救助型并购在快速上升。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际金融并购多以强强联合为主，然而，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强并弱或以大并小的救助型并购不断增多，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如巴克莱银行收购雷曼兄弟部分业务。第五，金融机构并购出现国有化浪潮。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大批金融机构倒闭或陷入困境，为了促进金融体系的重整和金融危机的化解，减少社会震荡，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干预力度更大的手段，由原来的市场干预变为直接收购，采取政府注资的形式并购或接管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据统计，2008年10月份金融机构的部分国有化总额达740亿美元，占当月全球并购总额的约30%。

三、对推进和完善我国金融并购的启示

近几年，我国金融机构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寻求通过海外并购或没立分义机构提升综合竞争力，加快国际化进程。通过分析金融危机形势下国际金融并购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结合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提出推动和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并购的应对策略。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努力：

首先是政府层面，要努力创造和稳定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并且懂得利用海外金融周期。一方面是要保持国内经济与金融环境的稳定，为跨国金融并购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另一方面要重视对国际金融周期的利用，充分认识到并购是化解危机的有效手段和实现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有利时机。利用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跨国并购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适度支持开展跨国金融并购，但同时也要注意选择适合中国金融实力的跨国并购战略。

其次是金融机构自身的层面。金融机构通过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财务协同效应，有效增强金融机构的竞争实力和发展后劲。而且当前国际金融并购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跨行业并购增多，国际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日益明显。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可以让金融机构能够同时提供多种不同的金融业务，充分发挥业务多元化下的风险分散优势和资源共享带来的效率优势，达到规模经济中的“帕累托改进”。中国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跨国并购来达到做大做强的目的，实现综合经营，与国际接轨。而同时跨国并购的成败最终取决于金融机构自身的实力强弱和并购整合的难度大小。因此，要积极推动国内金融机构的改革，增强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提高金融机构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并采用合适的金融工具和交易方式来开展跨国并购，同时可以在国际和国内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以降低跨国并购整合的阻力。

参考文献：

[1]Berger，Allen N.，R. DeYoung，H. Genay，G. F. Udell（2000）.Globaliz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vidence from Cross -Border Banking Performance [J]. Brookings -Wharton Papers on Financial Services， 2000

[2]Pilloff Steven J and Anthony M Santomero. The Value Effect of Bank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M]. Bank Mergers and Acquisitons， 1998.

[3]熊良俊.当前国际金融并购主要特征及启示[J].中国金融家，2010（2）.

[4]徐涛，刘阳.20世纪末以来美国金融业并购的特征及其效应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7（11）.

[5]孙芙蓉.国际金融并购风云与趋势[J].中国金融，2007（23）.

[6]束庆年.日本跨国金融并购的经验与教训[J].NEW FINANCE，2009（1）.

[7]何德旭，毛文博.金融并购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影响与趋势[J].当代经济科学，2003（2）.

[8]傅鹏.全球金融并购动因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09（4）.

[9]颜剑英，朱衍强.国际金融并购与中国金融安全[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5（2）.

[10]沈洪溥.海外金融并购——是新机会还是新挑战[J].财会研究，2008（22）.

第4篇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银行;金融体系;金融风险

金融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探讨国内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金融行业的逐步开放,中国相对封闭的银行业开始了融入全球化世界金融体系的征程。可以说,金融全球化对于一国银行业的发展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给予银行业更多机遇的同时,也加大了银行业发展的风险性。由此,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以及认识此背景给银行业的发展带来的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一、金融全球化及其主要特征

金融全球化是一种金融现象,其表现为:金融业跨国发展,金融活动按全球同一规则运行,同质的金融资产价格趋于等同,巨额国际资本通过金融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运转,从而形成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相互交往和协调、相互渗透和扩张、相互竞争和制约,进而使全球金融形成一个联系密切、不可分割的整体。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快速的资本流动、衍生市场的迅猛发展和广泛的金融自由化等是金融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金融全球化促使资金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不仅使欧美等国的金融中心得以蓬勃发展,而且也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获得了大量急需的经济发展启动资金。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但是,金融全球化所体现的金融业的全球性合作也有其另一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家债务危机、区域性和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逐渐加大,对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也逐渐加深。如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由美国开始并波及全球的次贷危机,以及近期的迪拜金融危机等,不仅对当地经济造成全方位、多层面和深层次的影响,更使得全世界经济受到极大的影响。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利弊,经济学者一致认为融入全球化金融体系是发展和壮大中国银行业的必经之路,要使得中国银行业稳定和快速地在全球化金融环境中良好的发育,其关键是要理清在此背景下,尤其是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还没有消亡的情形下,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

银行处于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同时也是中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里,中国银行业一直遵循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阶段的审慎开放原则,逐步融入世界金融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金融行业的逐步开放,中国银行业融入全球化世界金融体系的速度加快。在此情况下,尤其是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还没有消亡的情形下,中国银行业面临着诸多风险。

(一)海外业务拓展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部分商业银行在积极应对外资银行竞争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开展海外业务,并将其视为应对全球化银行市场竞争的重要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金融动荡为中资银行走出去,特别是参与国际并购提供了较多机会。随着外资金融巨头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损失,中国银行业在海外逐步显示出优势,海外业务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

海外并购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是中国银行海外业务的主要形式。工商银行于2006年收购印尼哈里姆银行,完美进军南亚。2007年工商银行收购澳门最大本地银行诚兴银行。2008年工商银行悉尼、纽约分行相继开业,完成“突破美澳”阶段性战略目标;收购非洲最大银行南非标准银行股权打开非洲市场大门;迪拜子银行和多哈分行成立,填补中东地区的空白。截至2008年末,工商银行境外机构资产规模较上年同期增长了约15%,盈利能力继续提升。截至2008年底,中国银行已在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800多家分支机构,并与1500家国外行及其47000家分支机构保持了业务关系。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末,中资银行海外资产已达到2727.6亿美元,比1987年的123.2亿美元增长了22倍。

然而,在良好的发展态势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海外发展是一盘极具挑战的棋局,其间充满了许多风险。一方面,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法律制度,“落棋子”方式各不相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复杂的财务情况极有可能会将中资银行拉入深渊;另一方面,海外扩展必然会受到来自当地银行业的猛烈冲击,尤其是在新一轮的国家或地区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下,中资银行的海外业务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

(二)信用风险凸显

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收益占银行总收入的85%以上,由此可以看到,信用风险仍是银行业的主要风险。现代意义上的信用风险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贷款违约风险,也包括借款人违约可行性发生变化而给银行资产造成损失的风险。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2002年,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高达23.6%,不良贷款余额达26300亿元。2007年年底,不良贷款率虽已降为6.7%,但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12684.2亿元,其中,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仍高达9.3%,历史存量不良贷款包袱还有6900亿元,其中贷款损失约在4000亿元,这些不良贷款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巨大程度的信用风险。同时,在保增长、促发展的金融政策的指引下,以及面对息差收窄和资本市场不景气所带来的非利息收入减少的压力,商业银行仍然钟情于有政府背景的贷款项目,这必然带来对国有大型企业、各级政府重点项目的信贷集中投放,势必会给银行埋下潜在的信用风险。同时,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运行下行的影响,行业风险日益凸显,特别是以房地产、出口型企业等为代表的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的行业信用风险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业的发展具有典型的顺周期特征。从2003-2007年,中国GDP已经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均增长10.8%;与此同时,银行业机构资产规模年均增长17.35%,税前利润年均增长96.28%。近两年来良好的经营环境极大地改善了国内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由2003年的17.9%下降到了6.7%。截至2008年9月末,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7万亿元,比年初减少30.2亿元;不良贷款率5.49%,比年初下降0.67个百分点。虽然整体不良贷款水平持续“双降”,但是正因为银行具有亲经济周期性的特征,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周期中客户的偿债能力的下降使银行业的信用风险上升,这主要反映为过去几年中所表现出的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良好态势难以继续维系。数据显示,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有上升势头,关注类贷款向下迁徙的趋势增强,这都将最终影响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

(三)操作风险突出,盈利能力将会受到挑战

目前银行内控还不完善,操作风险问题也比较突出,近年来部分银行相继发生了一些违规操作和重大的操作风险案件。目前来看,无论是大型银行,还是中小银行,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内控是银行风险管理中的一个短板。过去几年以来,银行利差在逐步缩小,目前,中国银行的利差还保持在2%-3%的较高水平,长期来看此水平也是比较高的,竞争激烈的国际银行利差要远远低于这一水平。此外,金融脱媒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国内信贷渠道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形势将会有所改变,直接融资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趋势总体上说会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化,但对银行业而言竞争和盈利的压力会越来越明显。

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应对风险的措施

(一)依据实际情况调整海外业务战略与策略

随着中国银行业的海外业务拓展的速度加剧,所遭受的预期阻力也会越来越多。为此,中国银行业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海外业务的开展应立足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中国银行业拓展海外业务、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必要前提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面对当前的金融形势,中国银行业需要立足自身发展,摒弃机会主义投资思维,以企业长远战略作为国际化经营的基础,理性的战略投资才是明智的选择。第二,中国银行业的海外业务必须建立在价值投资的基础上,应做好对国外情况的深入分析,并将海外业务风险纳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中来,对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估,并实施有效的监控。第三,积极与外国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交流、沟通和磋商,做好宣传攻势。中国大多数开展海外业务的银行都具有国有化背景,因此,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其商业行为常常被“扣上”政治的帽子,这些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银行业海外业务的开拓。因此,积极地宣传对于打消外国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身份的疑虑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二)积极防范信用风险

目前中国银行业潜在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中长期贷款比例偏高、大额贷款比例偏高、政府背景类企业贷款比例偏高。由于中长期贷款占比上升,定期存款占比趋降,存贷款期限结构错配压力开始显现。要使得信用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重点防范房地产贷款的违约信用风险。中国银行业要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吸取足够的教训,要高度重视防范购房者和房地产开发商贷款违约的信用风险。必须认真执行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相关规定,必须严格房地产开发贷款管理。第二,银行要定期对大额贷款施行信用评估,对于新产品或业务风险,银行应制定恰当的风险管理程序和风险控制措施。第三,必须坚持在授信标准下运营,并且对单个交易对象和关联交易对象群体都建立授信限额。第四,在防范衍生产品的信用风险方面,是要选择能守信的交易对手与其交易,同时从事衍生产品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有能力每天对信用风险、交易头寸和市场变化进行监控,能及时发现风险,及时采取止损措施。

(三)加强操作风险管理,大力推动金融创新

操作风险管理方面,中国银行业要从内控入手,大力防范操作风险。要进一步完善中国银行业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控机制,严肃案件查处制度,落实责任追究,加快建立防范案件风险的长效机制。同时,要积极应对金融脱媒挑战,大力推动金融创新。中国银行业要根据新形势,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和信贷结构,加大持续创新力度,大力开拓以增加非利息收入为基础的中间业务。同时,必须考虑到投资者经验不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现实国情,循序渐进,要着眼于明显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万建伟.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中国金融业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J].河南社会科学,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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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海刚,李建军.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业务拓展的进程、问题与对策[J].银行家,2009(3).

第5篇

近十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在学术界引起了有关“中国贸易量增长之谜”广泛探讨。在这一背景下，很多观点认为，在中国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的情况下，中国外贸增长势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对世界市场供需平衡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从而引发剧烈的贸易摩擦。与此同时，中国高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也面临着一系列现实约束：能源和资源约束日益严峻、环境责任日益加重，等等，也使得中国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尤其是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外需减弱，对中国开放型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不少学者认为，危机充分暴露了中国“外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应该改变原来外向型发展模式，采取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内需和外需关系问题，应该从下述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外需”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否仍然具有重要作用，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真的不需要“外需”了；第二，“外需”和“内需”之间是并行不悖的协调关系还是相互冲突的矛盾关系。

先看“外需”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总需求角度，构成经济增长的四大因素分别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前三项加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内总需求或曰内需，净出口即为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之差，其中出口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需，也就是总需求中的出口需求部分，表现为一国商品向国外出口的部分。显然，当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时候，外需增加也即出口增加，对一国经济的增长具有拉动作用。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任何一个时期来说都是成立的。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意义却不尽相同。美国的发展经验表明，进出口贸易是美国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手段。从1870年至1914年，除了个别年分外，美国进出口持续增长，其制成品出口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也是持续提高，最高的年份在1900年达到15%，在20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基本上维持在13%左右。可以说，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当前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是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出口或者说外需随着国际分工的演进，其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在当前以要素流动和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形式下，“出口”或者说“外需”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国民收入恒等式中表面的统计意义。如果说在传统的产业间和产业内以“产品”为界限的分工和贸易形式下，外需主要是通过跨国交易而实现商品价值，进而刺激产出扩大和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在以要素流动和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情况下，外需则成为“全球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因为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之前，会要求中间产品进行多次跨国流动，且最终产品是面向全球的需求。所以，此时的“外需”绝不是什么内需不足所致，而是一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必然表现。如果忽视“外需”，实际上就是轻视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全球资源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性，就是放弃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再来分析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并不矛盾，二者之间具有协同拉动的作用。在受到金融危机的短期冲击、国际市场需求下降时，我们采取扩大内需的手段来缓解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改变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大方向，转向“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而忽视了“外需”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国内市场庞大，需求层次呈现多样化特征，不少产业依靠国内市场也能够达到规模经济要求。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将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对立起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两者都并非是对立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仅仅停留在产出扩大的层面上，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而引发的中间产品流动和要素流动带来了更强的知识、技术、观念等溢出效应，并且加强了产业间的关联性、强化了竞争效应、促进了企业的技术改进和效率提升，推动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需要强调的是，从本质上看，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增加人民的收入，要增加收入，就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中国全面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符合中国现实的比较优势，极大地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水平。就业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相应也就提升了，内需也就自然扩大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通过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和大幅度提高，这不正是“外需”促进“内需”的最好说明吗？

“内需”的增长同时对“外需”也有促进作用。实际上，“内需”对出口的重要性或者说对“外需”的促进作用，国际经济学理论早已有过深入分析。如瑞典经济学家林德的偏好相似论认为，潜在出口是由国内需求决定的，更准确地说，使一种产品成为潜在出口产品的必要条件是该产品必须是国内消费品或投资品（资本品），即产品存在国内需求，这种国内需求通常被企业家称为国内市场支持。之所以如此，理由有三：第一，企业家得到的有限信息将阻止他们察觉本地现在不消费的那种物品潜在的需求；第二，即使企业家准确地预见到国外对一定质量的产品的潜在需求，但是由于不熟悉这种需求，也将妨碍企业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第三，即使生产出了基本合适的产品，但由于远离市场，使得企业为了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而不断调整产品质量的工作变得很困难，并且代价太大。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生产开始是面对国内市场，只是到后来才有一部分产品开始出口。即，出口总是以国内需求作为基础的。

第6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政府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82—0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渐行渐远，但是危机治理政策还在发酵，一些国家宏观和微观层面均出现良性运转，长期和短期的治理效果都较好，而有的国家却出现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及长期效果与短期效果不一致的现象。就我国而言，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2013年6月短暂的钱荒引发股市波动。虽然要求政府救市的呼声高涨，但政府却表明态度决不救市。前后比较可以看出，近些年政府政策变化较大。至此，有必要研究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到底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以及政策制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正确评判过去政策制定的依据，也有助于理解当前政府的行为及未来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是非完全理性的偶然的渐进过程，且受到权威人士的影响较大。因此，可以说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黑箱过程。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还存在及时性特点，参与决策的人数更少，因此相对于其他政策，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黑箱特征更为突出。基于此，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和论证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因素。

一、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一）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宏观因素

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宏观国素主要包括：一是国家制度。所有社会力量和利益联盟的政策诉求。都要通过国家机器以及由此构建的政策平台才能实现。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在金融危机救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里仅限于有货币国家）——为银行的负债担保，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在金融危机救治过程中，国家（最后贷款人）首先要确定的问题是救谁和救什么，而“救谁和救什么”是由国家制度决定的。然而，国家制度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三是社会经济意识。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经济意识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偏好和价值判断，而这些社会经济意识会影响到政策的选择。如果不顾及社会经济意识，不仅使经济得不到恢复，甚至会把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社会经济意识的主导者一般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言行影响着居民对经济政策的解读。同时，社会经济意识也是传统、文化乃至习俗相结合的产物。三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从两个方面影响政策的制定，即国际经济环境本身和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得越紧密，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因此，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把国际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不过，超级大国可以利用其经济地位，率先实施某项金融危机治理政策，而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该政策的影响。超级大国也可能为了避免引起众怒而采取政策创新，乃至按照大国利益修改国际惯例。

（二）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微观因素

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微观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政府行为。政府可以分为强政府和弱政府。强政府政策颁布和执行的时滞较短，而且一般可以实现预定目标；弱政府的政策时滞较长，且往往流于形式。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政府为了确保政局的稳定，不论强政府还是弱政府都会采取强制政策。从效果来看，弱政府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尽管时滞较长，但政策往往科学性、公平性相对较好；强政府治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较高，但政策的结果往往不能准确把握。二是企业。公共政策的实施结果总会是一部分人受益或者一部分人受益更多，但大部分情况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对此，企业会通过寻找联盟或者代言人的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以使政策对自己更有利。这是企业间的博弈，也是企业与政府间的博弈，而这种博弈是以企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三是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直接参与危机救治行动、承担危机的损失，是源于官方救助资源的有限性。影响金融危机治理的国内社会组织主要是工会和行业组织，但其行为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积极影响表现在，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行为和自救行为，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度难关，还可以推动政府制定更有利的危机治理政策。消极影响表现在，游行示威、罢工等破坏行为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此外，国际社会组织也会对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如IMF作为重要的国际社会组织，对各国政策的制定影响很大。

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践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尽管从结构上看，各国的治理政策都是扩张性政策，但各国的政策手段存在很大差异，且从结果上看，不同国家相同政策的效果也有很大不同，而这是多种政策制定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宏观影响因素具有趋同性

根据2008—2010年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制定的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反推其政策的属性——制定的政策是否与国家制度、经济意识和国际环境一致，如果一致，就说明国家制度、经济意识和国际环境影响了政策制定，反之就没有影响。具体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具有以下特点：维护资本利益、采取凯恩斯主义方式、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也就是说，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宏观因素具有趋同性。宏观因素的趋同性给予了政策决策者一道保护屏障，因为纳税人能够较容易接受整体宏观环境的状态，从而减少了对决策者的质疑。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更加重视资本的权益。所以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危机治理的首要考虑对象，尽量减少资本所有者的损失不仅是国家制度的要求，也是资本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其次，社会经济意识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后社会可能产生的反应。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但要破除这种意识的影响还有待时日。从理论角度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政府干预经济已基本成为共识，但政府干预经济的背景仍是自由市场经济，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不过是短期应急行为而已。尽管有学者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但是已经没有政府敢冒这样的风险，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已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共识。最后，国际环境对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不一。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几乎成为危害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尽管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已成为共识，但实施过程仍然障碍重重。国际货币体系、贸易体系的扭曲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但其变革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与此同时，国际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国际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等也在影响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总体而言，政治经济大国可以利用国际环境制定利己的经济政策，并实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而一般国家只能适应国际环境，在既定国际环境中尽可能制定有利于提升国民福利的政策，或制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政策。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实际上是对国际环境的适应性选择，而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意识只不过是以适应国际环境为前提，进而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

（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微观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

根据2008～2010年世界各国制定的金融危机政策，比较政策制定后各利益群体所获利益的大小，其中获利最大者也就是影响力最强的。各国不同的微观基础决定着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微观影响因素中，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日本则依次是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欧盟和美国则依次是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意识存在趋同性，且资本利益是金融危机救治的首要选择。资本可以分为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当国有资本占据重要位置时，就可能出现强政府；当私人资本占据主导地位时，就可能出现弱政府。当出现强政府时，政府能够很快做出决策，而且政策会以政府利益最大化或倾向某一利益集团为前提。相对而言，弱政府面对的是实力强大的私人资本，治理政策的制定必须要充分考虑资本的利益，所以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中能够发挥更大影响，并导致较长的政策时滞。同时，在金融危机中，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受到危机的冲击最为严重，而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又占据重要位置，因此治理金融危机便要拯救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一般而言，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在国民经济中都会处于相对或绝对的垄断地位，并会形成相对强大的利益集团，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于弱政府而言，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较大，而且也只有在金融资本的风险解除后，政府利益才会得到保障。此外，伴随金融危机的是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和居民有效需求下降。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会采取扩张性政策，而扩张性政策的结果是普通纳税人的利益受损。而且不论政府采取何种政策手段，如果其政策立场是倾向于资本的。那么普通居民都会因为这一政策而遭受损失。政府扩张性政策的资金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财政收入和政府发债。金融危机导致财政收入减少，所以政府发债是较为普遍的选择，但发债的结果是居民负担加重或是忍受发债导致的通货贬值。从目前来看，除了提高失业救助和社会保障，以居民利益为主导的危机治理政策相对较少。

第7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IMF，国际汇率

一、金融危机的起因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危机急剧恶化，掀起全球金融海啸，从而最终演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从深层次来看，这一切又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息息相关。因此，随着危机的不断发展，蔓延，人们开始思考金融危机背后国际货币制度方面的原因。

二、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又称货币制度，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支付的需要，对国际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从历史上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

（一）国际金本位制。国际金本位制是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黄金为本位货币的制度，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制度，是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继推行的货币制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1）黄金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可以自由输出输入国境，是国际储备资产和结算货币；（2）金铸币可以自由流通和储藏，也可以按法定含金量自由铸造，各种金铸币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199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经融会议上通过了美国主导拟定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为：1、确定了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美元与黄金挂钩：①官价：35美元=1盎司黄金；②美国准许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随时按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③其它国家的货币不能兑换黄金。 2、建立永久性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规定美元的发行和兑换方式，4.确定固定汇率制，5.提出了资金融通方案。借此美国成了世界金融的霸权。

（三）牙买加体系。牙买加体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70年代崩溃后沿用至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1976年IMF通过《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其具体内容为：1.黄金非货币化：黄金与各国货币彻底脱钩，不再是汇价的基础。2.国际储备多元化：美元、欧元、英镑、日元、黄金、特别提款权等。3.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单独浮动、联合浮动、盯住浮动制、管理浮动制。4.货币调解机制多样化：汇率调节、利率调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调节。

三、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问题

（一）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放纵了美国的负债消费。美元本位是对美元霸权地位的一种描述，有相关数据可以看出美元是国际储备的主要货币，所以以“美元本位”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美元本位使得各国大量储备美元可以不受任何类似于黄金的实物支持。由于可以倚仗美元作为各国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了“先储备，后消费”的任何负担，完全可以靠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举债进行消费。美国政府负债由1973年的5000亿，到达2007年末的9万亿多。然而美国的负债消费进一步加大了美国的进口，将美元输出到世界各地。

（二） 国际汇率失衡。现行的汇率制度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美元，欧元，日元三者之间的浮动；二是其他工业化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与三者之间保持相稳定的汇率水平。然而主要国际货币国家通过汇率调整掌握着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竞争力调整的主动权；国际支付手段的供给由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国际收支状况决定，而不按照国际经济基本面的客观需要提供相应的国际流动性，这造成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局限性。IMF的作用始终受到发达国家的制约，使得它在危机中的表现捉襟见肘：首先，IMF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监护人的角色缺失，IMF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既不能实行国别监督也不能实行跨国监督，因而对美国有毒资产的泛滥有重大责任；其次，IMF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错位，作为了华盛顿共识的“吹鼓手”成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跨国传递，从而掀起全球金融风暴的重要推手；再次，IMF作为国际谁会最后贷款人和救助者的角色缺失，IMF对遭受国际收支危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救助贷款时，往往无视这些国家的实际而非常苛刻的条件，许多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的国家，没有得到IMF及时有效的救助和支持。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途径

（一）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缺乏完善的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又一原因。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已成为当务之急。一要公开披露有关信息，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二要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管理；三要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

（二）改革现行的IMF。首先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比重发言权，更多地体现透明与开放的原则。第二，要培养IMF事前监控和时候控制的机制：一方面，当成员国外债不断增加，国际经济出现泡沫的时候，IMF应适当对成员国及其公众提出忠告，与此同时，作为但当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重任的IMF还要放宽带快条件，目前IMF在援助时，贷款具有鲜明的政策性和较为苛刻的条件。

（三）完善汇率体系。完善的汇率体系可以品以汇率的大幅度波动，长期以来汇率波动剧烈的原因有许多，如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收支恶化，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等等，因此，为维护汇率稳定，必须加强地区和世界的金融合作，维护正常的国际金融秩序，共同防范国际游资过度投机的冲击，以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1]韩玉珍 国际金融[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2

[2]孙杰 汇率与国际收支―现代西方国际金融[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3]冯畅 姜文景 [A]危机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2009

第8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体系;构建;启示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09)11-0045-01

随着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我国金融体系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在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格局中,为了能更好地发挥世界逐步一体化的金融活动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促进具有中国的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们有必要探讨出一个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中国金融体系。

一、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体系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金融危机爆发后,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金融体系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金融抑制

金融危机使得我国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滞而不前,具体表现为: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纪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二)金融业整体缺乏竞争力

从银行业看,主要表现为资产质量恶化,资本严重不足,收益急剧下滑。银行的资产质量是决定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按国家规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不得超过15%。而我国银行的不良债权已大大超过了这一比例。金融创新乏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很落后,且存在两大问题:其一,金融创新过于依赖政府。由于我国的金融机构还不是真正的企业,金融创新主要依靠政府和金融主管当局,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过程。其二,在有限的金融创新中,各领域进展失衡。例如,金融工具、产品、服务的创新步履缓慢;在业务创新中,负债类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在资产类业务中,真正能够保证受益、转移风险的金融创新寥寥无几。显然,金融创新的不平衡性和行政主导降低了金融资源的效率,削弱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创新竞争力。

从外部监管看,首先表现为金融法规建设滞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法律手段极为缺乏。其次,监管信息不完全,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业监管的主要依据是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类报表,这些报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金融企业的实际情况很难确定。最后,监管方式结构不合理,存在监管的体制性腐败。我国的金融监管往往凭借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长期的人事往来关系,管理监督很少量化指标,形成了“人为裁度、随机变化”的监督方式,使监管人员与被监管人员的关系过于密切。这种监管体制必然造成监督的腐败,降低监管的效率。

二、后国际金融阶段我国新型金融体系的构建

金融危机爆发到现阶段,国际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

(一)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

首先,国有银行要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制度。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制度,必须从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方向入手:(1)外部治理,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遵循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内部治理,对国有银行内部进行治理,建立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对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建立经营权、所有权和监督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形成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使银行的市场化经营获得制度上的保证。

(二)加快金融监管创新

针对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必须在保持防范金融危机、保持金融稳定、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的原则下实行金融监管制度创新。首先,要加快政府金融管理职能的转变,使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和加强调控的有效性上来。其次,打造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选准创新的突破口。我国金融机构之所以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金融机构本身产权不明晰、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是重要内因。针对金融工具的有限性,可利用股票市场的先发优势,适时发展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针对负债类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积极发展票据和国债回购市场,推进金融资产的证券化进程;针对金融效率对交易和清算手段的依赖性,着力进行金融电子信息化建设,使金融运作基于电子化的平台而获得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 雷蒙德W歌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第9篇

一、浙江中小企业拓展拉美市场的一般态势

绍兴和宁波地区是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较发达的地区，也是拓展拉美市场的主要地区，通过调研，可以分析浙江中小企业拓展拉美市场的现状，掌握浙江对拉美的外贸、外资、合作等动态变化。

（一）绍兴地区中小企业拓展拉美市场的主要特征

1.战略上重视拉美市场。绍兴地区的产业结构与拉美地区的产品需求和自然资源形成互补之势，具有经贸合作的自然态势。所以，绍兴每年都有2000多家中小企业克服距离成本，拓展拉美市场。有些企业已经在拉美地区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甚至在某些产品上具有较强的市场控制力，开始逐渐向规模经济演变。绍兴地方政府适应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适时地积极发挥服务职能，将拉美市场列为重点开拓的新兴市场，给予中小企业国际化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有力支持。近年该地区中小企业与拉美的经贸活动量增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2011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35.1%。。

2.出口产品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绍兴地区的产业竞争优势是块状经济，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所以，其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市场萎缩，需求下降，促使绍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是，较高的转型成本促使绍兴中小企业拓展拉美市场，不仅降低了转型成本，而且能够继续发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出口产品主要为纺织服务，占到出口总额60-70%，其次依次为机电产品、贱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近年，铜管出口规模也呈现递增趋势。

3.出口国家以巴西为主。拉美地区各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差异较大，巴西经济实力居拉美首位。2001年至2010年，巴西GDP年均增长3.6％，人均GDP年均增长2.4％，是近30年经济发展最快的10年。巴西人口在最近10年里增加了12.5%，从2000年的1.67亿增加到2010年1.9亿，平均每年新增人口230万。所以，巴西市场是绍兴中小企业拓展的主要市场，2010年外贸出口额同比增长了75%。其次是墨西哥、智利、巴拿马等。特别是墨西哥，近年对中国的纺织品贸易政策开始有调整的迹象。

（二）宁波地区中小企业拓展拉美市场的主要特征

1.以欧美市场为主，但是近年与拉美地区的外贸进出口总量出现递增趋势。宁波地区历来以外贸为主，外贸企业总体特征是量多、规模小，素有“千军万马”之称。近年，宁波外贸企业与拉美地区的进出口额，都出现较明显的递增趋势。据宁波外经贸局统计数据显示，除了2009年受金融危机冲击，出口额同比降低20.7%之外，从2006年起，同比增长保持较高的水平，其中，2010年达到58.33%；进口额虽然也受到金融危机冲击，降低了进口数量，2011年宁波与拉美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56.5%，出口额同比增长58.3%，进口同比增长29.7%，基本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比例。宁波进出口额在全省和全国的比重亦是名列前茅。这都表明，宁波与拉美地区的经贸往来有扩大化的态势。

2.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的同比增长速度较快从表1可以发现，宁波外贸企业拓展拉美市场以一般贸易方式为主，出口额比重为77.4%，进口额比重为77.6%，进出口额比重为77.5%。其次为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但是从同比变化来分析，加工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速度最快，达到75.94%；其他贸易进口额同比增长速度最快，达到90.51%，而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70.45%和80.40%，都超过了同期一般贸易的同比增长率。表明拉美市场的开拓积极地适应了金融危机后宁波贸易方式均衡发展的战略需求，也将为今后的贸易转型奠定基础。

3.出口商品种类以机械制品和纺织制品为主,进口则以原材料为主从表2可以发现，出口商品以机械制品和纺织制品为主，而且同比增长速度较快，2010年分别为63.75%和50.24%，其次为贱金属制品和矿产品。同比增长最快的为运输设备制品，达到惊人的121.95%。而进口产品主要以各类原材料为主，包括纺织原料、贱金属、仪器设备原料和矿物质等。表明，虽然拉美贸易份额在宁波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较低，但是，宁波与拉美贸易类型呈现明显的垂直分工特征，都能够发挥彼此的比较竞争优势，促进双方贸易福利的增长。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宁波与拉美的贸易额同比增长迅猛，有利于克服世界经济增长疲软引致的发达国家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提高宁波中小企业国际化水平和加速国际贸易的转型发展。

二、浙江中小企业拓展拉美市场的具体问题

（一）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显现机会主义浙江中小企业虽然国际化热情高涨，表现出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对于海外经营企业准备不足，表现在：国际化经营理念不成熟；收购企业后的资源整合难以应对；继续融资困难等。结果，导致能够“走出去”，却不能“稳下来”的刺猬效应。所以，浙江中小企业具有国际化的资本实力，但是，缺乏国际化的战略规划和经营能力，容易陷入国际化悖论的发展困境。

（二）国际化复合型应用人才短缺

1.外贸人才业务技能的复合性难以满足企业需求。传统的外贸人才技能培养一般偏重外贸专业理论知识的积累和应用，以及实践技能的形式化，从而导致外贸人才较低的商务英语写作和日常交流能力，空白的外贸产品知识背景，迟钝的国际环境洞察力和较弱的国际环境适应能力等。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外贸企业一方面利用当地的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对国内外贸人才的复合型技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外贸人才的职业素养令企业担忧。根据我们的访谈，企业扩大再生产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人力资源的流动性较大，表现在员工的高跳槽率和人才的难留住。这不仅发生在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和工作强度高的企业，在比较人性化管理的企业依然存在这种现象。所以，这与员工缺乏敬业精神的价值理念和职业素养也有很大的关联性，影响了企业做大做强。二是员工的综合素质不高。我们了解到，企业发现的普遍现象就是，那些“优秀”大学生，在考评中表现出比较差的心理素质、交际能力、应变能力和较狭窄的知识视野等不足。

3.投资拉美地区的风险相对较大。巴西经济环境相对比较排斥外来企业。表现在：政治上，税负较重且复杂、政策不透明，且随意性大、效率较低。经济上，产业链不完善，而且开发区以综合体为主，不能实现产业链的配套互补，导致规模不经济；当地企业的融资成本非常高，所以，贸易中偏好延期付款。由于拉美企业普遍存在诚信问题，所以，增加了贸易伙伴的贸易风险。社会环境上，巴西对环境保护力度比较大，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存在不少约束。

三、中小企业拓展拉美市场的战略思考

（一）出口产品以传统纺织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轻工业的中低端消费品为主

根据浙江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体现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且具有产业集群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即使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含量不高，但是，与拉美地区的产业结构形成垂直分工互补关系。所以，浙江中小企业转移海外市场，拓展拉美地区，应挖掘传统竞争优势的巨大潜力，根据拉美地区的消费文化和社会习俗，制定差异化产品的竞争策略。这不仅可以适应世界经济增长疲软带来的消费需要下降，而且可以提高中小企业国际化的成活率，为企业的长远发展积累资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浙拉经贸合作方式应以合作合资为主

拉美地区实施较为复杂的税收保护政策，是中小企业拓展拉美市场的重要屏障。由于拉美地区贸易自由度不高，政策调控不灵活，所以，贸易摩擦较多。在拉美地区较发达的国家，如巴西，可以采用本国生产———与当地大企业合作组装———批发销售或与当地企业合作销售的模式，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拉美市场的占有率，而且还可以克服信用风险。对于拉美地区的单一小市场，则可以采用合作的形式，以降低企业管理成本。

（三）投资拉美地区应有战略规划

由于拉美地区投资风险较大，产业配套也不完善，所以，对于中小企业拓展拉美市场的短期收益无法保障。但是，从长远来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几乎饱和，金融危机后，消费需求也持续下降，而且这些地区的中小企业具有较高的竞争力，这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相比较而言，拉美市场潜力巨大，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只要充分适应当地的竞争环境，抢占市场，就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和国际竞争力度的提高。因此，拓展拉美市场，应具有战略眼光，不能一蹴而就。

（四）浙拉经贸发展需要培养和储备国际化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国际化复合型应用人才体现在专业技能，不仅要掌握外贸基本知识，而且要重视产品、行业知识的积累和应用；英语水平，不仅要有等级水平，更要有实际交流能力。非专业技能，也强调适于企业发展的综合职业素养，包括心里素质、职业道德和企业忠诚度等。尤其是职业道德和企业忠诚度，在很多企业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专业技能。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德才双馨”作为衡量人才的一般标准，从实践经验来看，外贸企业衡量人才的第一标准依然是“德”，其本质就是人才的职业素养问题。

第10篇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金融危机 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 2001

第11篇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2001

第12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危机管理;集团化经营;酒店业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 (2010)28-0118-02

饭店是为旅游者的活动提供住宿、餐饮、娱乐和其它服务的旅游企业,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旅游业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旅游业是否发达的标志。饭店发展的数量、规模、档次和服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我国饭店业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全年入境旅游人数13003万人次,比去年下降1.4%。其中,外国人24店是为旅游者的活动提供住宿、餐饮、娱乐和其它服务的旅游企业,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旅游业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旅游业是否发达的标志。酒店发展的数量、规模、档次和服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我国酒店业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33万人次,下降6.8%;港澳台同胞10570万人次,下降0.1%。国际旅游外汇收入408亿美元,下降2.6%。

全球金融危机对酒店业的影响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不敢肯定未来再也不会发生金融危机。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对酒店业的影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意义重大。

1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酒店业的冲击

美国次贷危机宛如一场大流感迅速波及全球金融业,这场金融流感病毒持续蔓延,迅速侵入很多国家的实体经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酒店业同样很难全身而退。它对我国酒店业的冲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酒店出租率下降,价格大幅下跌

从2008年9月份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主要城市酒店的出租率普遍下滑。例如:锦江酒店、金陵酒店、如家旗下酒店等入住率普遍下跌。大部分城市的酒店出租率与去年同期相比,都出现大幅度的下跌,一些酒店面临着客房闲置的局面。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企业收益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将直接减少包括旅游在内的消费需求。国内游客归巢,海外游客锐减是旅游目的地酒店价格大幅回落最直接的诱因。

1.2对高星级酒店的冲击远大于低星级酒店

金融危机对五星级酒店的冲击高于对其它酒店的冲击。由于高档酒店的境外客源比重较大,在这场由外而生的危机中, 高档酒店成了最大的受灾户。同时,受到物价上涨的影响,酒店的赢利空间将不可避免的出现下降,而随着部分城市在建高星级酒店数量的增多,各家酒店的客流量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国内多个城市高档酒店出现经营困难的局面。

1.3对外向型经济地区酒店的影响大于内陆

从城市表现来看,国际化程度越高,外向型经济依赖程度越高,受金融危机影响程度越严重。例如上海、广州、深圳等东南沿海一线城市由于经济发展较快,国际化程度较高,在此次全球金融海啸中受到的波及相对较大;而我国中西部大范围地区由于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1.4酒店投资项目减缓

目前的酒店投资总体呈现非理性的发展趋势,主要特征是:酒店的投资档次偏高;相当多的酒店投资者,把酒店当作是房地产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酒店投资者过分引进国际品牌。这些行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无疑加大了金融机构和酒店的资金压力。资金链断裂,酒店投资商资金紧张,许多已经开工的酒店项目进程放缓,未开工的项目被取消。例如原本美国拉斯韦加斯金沙集团计划在澳门兴建庞大的项目,但2008年11月其亚洲区总裁突然宣布,将暂停所有项目。

1.5酒店间的恶性竞争普遍存在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在当时酒店供给严重不足的状况下,多渠道的投资迅速进入酒店业,酒店数量急剧增长,造成供求不平衡。在前几年乐观预期的刺激下,我国酒店的数量规模又不断扩充,从高星级酒店到经济型酒店,都可看到不同层次不同品牌、不同规模的酒店在扩张和圈地。原本酒店间的竞争就非常激烈,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竞争的惨烈度。恶性的削价竞争,扰乱了市场的秩序。比如说原本是三星级的酒店提供五星级的服务,只收二星级的价位,那么五星级的酒店该如何生存,如何才能招徕客人并保证投入控制在成本之内值得探讨。

2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酒店业的应对策略

2.1扩大内需

我们应瞄准内需市场,创造需求,要充分利用我国市场容量大的特点,开拓国内市场,这是我国优势的根本体现,只有这样才能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巨大的市场容量使我们长期存在发展的空间。

我们要充分利用旅游节的带动作用和“奥运效应”的正效应,扩大需求。已经举办的或将举办的新疆国际旅游节、云南体博会、上海世博会、温州森林旅游节、徐霞客国际旅游节、马鞍山李白户外旅游节和中国北方旅游交易会等,足以起到宣传、增加客源的作用,将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商,刺激经济发展。

2.2加强市场营销

通过市场营销调研,酒店企业可以了解营销环境及变化情况,从而进行市场细分,确立目标市场和特定的顾客群体。同时,酒店企业可以根据市场营销调研的结果,在进入目标市场后,针对不同顾客群体的需求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营销战略和市场竞争战略及营销组合,改善酒店的经营管理。进一步了解市场状况和发展趋势,制定出更合理的计划,增强活力,提高酒店的经济效益。

2.3突出品牌化建设

在现代社会,品牌已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酒店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有其自己的品牌。品牌不但有助于酒店形成核心竞争力,赢得长久竞争优势,而且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带来客观的经济效益。酒店的品牌内涵就是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做品牌必须全方位的投入,靠长期的积累,不能靠几个策划就能够出品牌。并且,要脚踏实地,从质量抓起,不断创新,才能锻造出市场竞争的利器――品牌。

2.4加强管理和运用多种经营方式

由于我国酒店业起步较晚,在管理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就要求酒店需要一批高素质的管理者。管理的提升,工作流程的改善和整体效益的提升,能使企业增强内功。管理者在危机面前应树立信心,并用这种信心来指导行为,而不要看到别人怎么干自己就怎么干;勇于开拓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发新产品,形成一套特色的管理方法和服务技巧。

3金融危机后的中国酒店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殃及中国酒店业,但总的来看程度不大,不足以阻碍中国酒店业的持续向前发展。酒店业在面对金融危机时应摆正姿态,正确看待问题,遇到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只有坐以待毙,并不是每一场危机只会给企业带来破坏。金融危机将导致部分经营不善的酒店退出市场,但更多的是,金融危机给酒店的经营管理能力的切实提升带来了机遇。位于亚特兰大的研究机构PKF在报告中称,尽管中国近年的旅游业前景存在不确定性,有关人员也预计近年中国的增长率将会放缓,不过分析师们预测,中国市场旅游需求将依然保持强劲,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压力会比较轻。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戴斌教授说,酒店资产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相关性非常高,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了我国旅游酒店业长期仍然看好。

金融危机虽然带来酒店客源在一定程度上的趋缓,但是它并没有打乱酒店业正常的竞争秩序,反而使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酒店业应该将金融危机下的压力化为动力,积极的提升自己,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从一般的规律来看,由于危机的滞后性,全球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将很长。因此,酒店要作好长期准备,苦练内功,转变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抵抗金融危机的袭击,将危害降低到最小。

参考文献

[1] 程艳.中国酒店业四招数应对金融危机.中国食品科技网,2009.

[2] 刘辉.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及中国的政策走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6).

[3]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北京:人民日报,2009-02.

[4] 王新盛.金融流感来袭[J].酒店现代化,2008,(27).

[5] 马勇.金融危机下中国酒店业的发展趋势及应对.搜虎旅游网,2008.

[6] 陈丹,孙静宇.中国饭店业如何安然度过金融危机[J].酒店现代化,2009,(2).

[7] 吴峡燕.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开拓市场能力[N].北京:经济日报,2009-03.

[8] 韩默,陈瑞华.世界旅游组织:中国是振兴亚太旅游市场中坚力量.新华网,2008.

第13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调控；财政

1 金融危机的影响

(1)背景。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进而使发达国家几乎整体陷入衰退。日本、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悲观的情绪在市场上蔓延，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使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和重大考验，全球经济步入寒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由于我国经济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的萎缩，我国经济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国内影响。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存度高，我国出口占GDP比率约为40%，外贸依存度约为70%，世界经济衰退会降低世界市场需求，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面临下行的风险。危机从外部增大了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显示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经济涉足美国经济程度毕竟不很深，中国金融体系相对独立和稳定，中国工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内需强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困难不少，经济持续增长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毕竟美国是巨大的经济体，对华尔街危机的影响还要继续观察，现在，华尔街危机对我国影响有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势头。所以，要办好自己的事，强身健体，提高警惕，谨慎应对，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稳定社会经济发展预期。

2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财政政策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环境下，我国经济正面临一个短期经济快速下滑的风险，长期面临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为了防范经济景气指数持续下滑，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最近政府各部门高强度、高密度地出台了大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外贸政策、价格政策、农村政策、就业政策、区域政策、经济改革政策。其中动作最为明显的可以简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财政政策及时掉头。众所周知，1998年之前宏观调控基调是“从紧”，不仅财政从紧，货币政策也从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拉动内需，当机立断改行积极(扩张)财政政策。

其次，适度放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两大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最后，稳定人民币汇率。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周边国家货币一边倒，纷纷贬值。而中国政府一诺千金：人民币不贬值。当年朱总理说，人民币不贬值，一是中国要担负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的出口结构不同于周边国家，出口会受影响，但无大碍；三是可迫使国内企业实行产业调整与升级。现在看，朱总理做得好，完全对。设想一下，要是当时不稳住汇率，让人民币贬20%，那么现在就得升50%，大量投机热钱涌入，局面恐怕更难应付。

3 策略的弊端

(1)弊端。首先，政府没有及时减税。经济学说，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中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鞭长莫及，政府不可能关照到所有企业。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可遗憾的是，国家虽允许出口退税，但主体税率却未作调减。其次，把物价问题看得太重。物价事关民生，不论东西方，政府都重视物价，没有错。但如果把物价看得过重，则势必会影响政府的大政决策。想当年，为把CPI控制在3%以下，政府始终不敢放开物价。不料后来物价负增长，通货紧缩，令原本疲软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其实，消费者有个心理，买涨不买跌。商品涨价就抢购；降价则持币观望。最后，没有大幅加薪。平心而论，朱总理当年是有意加薪的。记得2000年秋天朱总理来中央党校演讲，正好我在场，那天朱总理说，三年内要给公务员涨工资，涨三倍。可结果呢？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我想过，之所以会如此，是政府没法给职工涨工资。官涨民不涨，必引发社会矛盾。另一层原因，政府未减税而加工资，会加大企业成本，抑制投资。 转贴于

(2)改良措施。第一，义无反顾地减税，刺激民间投资。实际上，只有民间投资才能显现出中国经济的真正活力，在央企利润好转的情况下，应把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的重点放在民企投资上，全面减税。只有减轻企业负担，才能释放企业的活力，尤其是民企。同时，这也是鼓励民企投资的重要手段。第二，放松信贷与利率管制。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应当是降低对于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赖，逐步引入市场化的调控措施，巩固前一阶段主要通过行政管制措施取得的调控成果。第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曾说过多次，相对10%的GDP增长率，消费物价涨5%不算高，关键是工资增长要跟上物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对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倒逼企业提升管理水平有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渐进地、不断地进行；要综合考虑物价、经济增长等各方面情况；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监管，保证落到实处。

4 迎难而上——抓住危机中的最佳机遇

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GDP的6%增速，虽然与全年8%的增速有一定的距离，但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一增速仍然是令人振奋的。虽然全世界都在鼓吹未来中国将是新的救世主，中国也毫不掩饰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然而此时，中国却是“有心无力”。中国现在紧要的问题是面对“楼市寒冰难融”、“港口业将遇十年低谷”、“中国外汇储备面临双重风险”、“严峻就业形势”、“外贸出口压力增大”等种种经济难题，也急需寻找医治的良药。

中国经济复苏的速度和质量要想突围，不但与国际经济危机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国内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力度。从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综合看，处于世界“金融恐怖平衡”一端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需求，外部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调整，及由此形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内部则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转型压力。

第14篇

关键词：危机后；普通高校；创新型金融人才；实现路径

一、培育金融创新型人才的紧迫性

伴随危机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同时，金融业务创新层出不穷，加之金融业又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的行业，因而需要拥有一大批创新能力的高智能、高层次金融专业人才。然而，高校教育培养模式是满足这类金融人才培养的前提条件。我国高层次金融创新人才的匮乏，致使金融企业整体素质不高和创新能力不强，这既与建设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相匹配，也不能适应我国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1]。也可以说创新型高层次人才缺乏也是制约我国金融业做大做强的诱因之一。因此，应加快培养模式改革，来满足社会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

二、创新型金融人才的主要特征

从创新型金融人才的主要特征来看，首先，创新思维能力强。表现在金融专业知识的前瞻性、独创性等方面具有良好思维品质，这需要金融人才在注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基础与较强实践能力的同时，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以有助于创新思维能力的开发。其次，抗挫折能力强。金融创新是对某些既存的金融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期间会遭遇极为复杂的问题，而这需要坚韧的创新意志才可战胜。抗折挫折能力还表现在：金融业之间竞争带来人才流动；金融业综合化经营对金融人才提出的更高要求。这些只有富于“挑战”精神并能抗压力的金融人才能胜任。第三，金融人才国际化特征。当前我国金融业国际化、本土化的趋势并存：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对金融人才产生需求外，另一方面，随着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在国际化人才需要方面日趋旺盛，各金融机构更加重视对“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兼具的人才引进，并希望利用他们增强区域市场的竞争力。

三、创新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提出要“探索並推行创新型教育方式方法，突出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2]。创新型金融人才应具备金融相关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3]。培养模式上就应该将金融专业学生的这种“创新”充分地展示与发掘出来，同时还要注重形成一个时创新型人才不断涌现的环境，这样才有利于创新型人才得到培育和成长。

1.培养目标着眼于社会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对人才需求

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结构在由传统的重化工业向商贸、金融、信息、旅游中心城市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本科普通高校金融学专业应立足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例如，通过课程的特色化设置，在专业方向课设置上，设置证券交易模块、投资理财模块，一方面培养精通期货、证券、银行、投资、基金、外汇等跨行业复合型人，另一方面培养外语和专业双强的国际型金融人才。二是注重高校与银行、期货业等金融实体联合办学，加大力度培养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应用型人才。

2.培养方案着眼于经济国际化需求

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教学中的重要行动方针。当前，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国内金融业开放程度日益突出，人才需求更加显现国际化特征。对此，普通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方案应着眼于外语与金融技术“双强”为主要目标，应构建以人才需求为导向的“重视基础知识、外语与专业技能、增强综合能力”的课程体系。确保实现“具有国际金融知识和较高外语水平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适应经济的国际化发展的要求。

3.在教学计划上的体现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

在金融教学实施中，专业教学计划强调整体上对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十分重要，而实践教学计划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保障。普通高校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充分认识到实践教学在对学生创新思想和实践能力培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地，可从以下方式构建：一是加大素质教育力度；二是教学安排上注重专业与个性化培养；三是结合“研究性学习”构建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为出发点，以锤炼学生的思考力为纽带，引导学生的自学水平为主推动力，构建培养学生的系统金融理论和综合运用能力为目标的现代教学新模式。

四、结语

创新型人才是一个民族进步、经济发展的源泉性资源。在普通高校创新型金融人才培养方面，应主动适应社会经济与金融发展的需求，从教育理念与教育制度上，进行深刻的变革，使我们的教育体制更加符合创新型金融人才成长规律，让创新型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我国普通高校应根据学科发展趋势与社会服务需求，以培养金融创新应用型技术人才为己任，努力创新教育模式，使金融人才更加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学峰、夏建新.创新高效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J].上海金融学院报，2012.（2）.113

第1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调控；财政

1金融危机的影响

(1)背景。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进而使发达国家几乎整体陷入衰退。日本、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悲观的情绪在市场上蔓延,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使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和重大考验,全球经济步入寒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由于我国经济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的萎缩,我国经济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国内影响。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存度高,我国出口占GDP比率约为40%,外贸依存度约为70%,世界经济衰退会降低世界市场需求,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面临下行的风险。危机从外部增大了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显示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经济涉足美国经济程度毕竟不很深,中国金融体系相对独立和稳定,中国工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内需强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困难不少,经济持续增长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毕竟美国是巨大的经济体,对华尔街危机的影响还要继续观察,现在,华尔街危机对我国影响有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势头。所以,要办好自己的事,强身健体,提高警惕,谨慎应对,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稳定社会经济发展预期。

2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财政政策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环境下,我国经济正面临一个短期经济快速下滑的风险,长期面临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为了防范经济景气指数持续下滑,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最近政府各部门高强度、高密度地出台了大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外贸政策、价格政策、农村政策、就业政策、区域政策、经济改革政策。其中动作最为明显的可以简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财政政策及时掉头。众所周知,1998年之前宏观调控基调是“从紧”,不仅财政从紧,货币政策也从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拉动内需,当机立断改行积极(扩张)财政政策。

其次,适度放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两大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最后,稳定人民币汇率。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周边国家货币一边倒,纷纷贬值。而中国政府一诺千金：人民币不贬值。当年朱总理说,人民币不贬值,一是中国要担负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的出口结构不同于周边国家,出口会受影响,但无大碍；三是可迫使国内企业实行产业调整与升级。现在看,朱总理做得好,完全对。设想一下,要是当时不稳住汇率,让人民币贬20%,那么现在就得升50%,大量投机热钱涌入,局面恐怕更难应付。

3策略的弊端

(1)弊端。首先,政府没有及时减税。经济学说,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中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鞭长莫及,政府不可能关照到所有企业。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可遗憾的是,国家虽允许出口退税,但主体税率却未作调减。其次,把物价问题看得太重。物价事关民生,不论东西方,政府都重视物价,没有错。但如果把物价看得过重,则势必会影响政府的大政决策。想当年,为把CPI控制在3%以下,政府始终不敢放开物价。不料后来物价负增长,通货紧缩,令原本疲软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其实,消费者有个心理,买涨不买跌。商品涨价就抢购；降价则持币观望。最后,没有大幅加薪。平心而论,朱总理当年是有意加薪的。记得2000年秋天朱总理来中央党校演讲,正好我在场,那天朱总理说,三年内要给公务员涨工资,涨三倍。可结果呢？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我想过,之所以会如此,是政府没法给职工涨工资。官涨民不涨,必引发社会矛盾。另一层原因,政府未减税而加工资,会加大企业成本，抑制投资。

(2)改良措施。第一,义无反顾地减税,刺激民间投资。实际上,只有民间投资才能显现出中国经济的真正活力,在央企利润好转的情况下,应把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的重点放在民企投资上,全面减税。只有减轻企业负担,才能释放企业的活力,尤其是民企。同时,这也是鼓励民企投资的重要手段。第二,放松信贷与利率管制。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应当是降低对于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赖,逐步引入市场化的调控措施,巩固前一阶段主要通过行政管制措施取得的调控成果。第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曾说过多次,相对10%的GDP增长率,消费物价涨5%不算高,关键是工资增长要跟上物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对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倒逼企业提升管理水平有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渐进地、不断地进行；要综合考虑物价、经济增长等各方面情况；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监管,保证落到实处。

4迎难而上——抓住危机中的最佳机遇

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GDP的6%增速,虽然与全年8%的增速有一定的距离,但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一增速仍然是令人振奋的。虽然全世界都在鼓吹未来中国将是新的救世主,中国也毫不掩饰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然而此时,中国却是“有心无力”。中国现在紧要的问题是面对“楼市寒冰难融”、“港口业将遇十年低谷”、“中国外汇储备面临双重风险”、“严峻就业形势”、“外贸出口压力增大”等种种经济难题,也急需寻找医治的良药。

中国经济复苏的速度和质量要想突围,不但与国际经济危机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国内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力度。从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综合看,处于世界“金融恐怖平衡”一端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需求,外部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调整,及由此形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内部则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转型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