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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7.02.017
1 经济增长的相对性
“经济增长”是一个相对概念,对经济增长的测度即可说明这种相对性:对同一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形的跨时期比较,同一时期的跨区域比较;对不同经济体的同时期比较。因此,孤立的谈论经济增长缺乏意义。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既包括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包括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收入增长率可以理解为改变初始收入水平的强度。这里的收入包括国家收入(总量GDP)和国家内部个体的收入两个层面,同样也存在两种类型的不平等:国家间收入的不平等和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近百年来,上述两种不平等性趋于强化。长期依赖基础资源出口的国家,深受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所累,与发达国家差距日益扩大,而从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新生的经济体,包括印度、中国等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则濒临警戒线,基尼系数已偏离国际公认的安全范畴。
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走向“负增长”。这里的“负”并不是经济数据的走低,而是经济增长路径对未来发展的负面约束,也包括其对发展初衷的违背。实际上,“国富民弱”的增长模式以伤害普通个体利益为代价,其所实现的国家繁荣不可持续。占据较大人口份额且消费倾向显著的低收入群w消费能力缺失,其对于依赖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而言将产生极大的负面激励。经济增长本质上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的归属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带来的两种差距,在现实中存在,在逻辑上成立,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历程,这种不平等性是对伪经济增长的讥讽。
2 经济增长的要素体系及其内在逻辑
2.1 实物资本
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在许多关于经济增长动因分析的实证研究中,资本都被赋予较为显著的份额,包括Solow模型、Ramesy 模型等。这些模型的构建为理解和认知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便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学家的主观认知中存在如下演变过程:大卫・李嘉图以及托马斯・马尔萨斯时代的古典经济学家在生产的要素中,比之于资本,其实更为青睐于土地这种要素。而伴随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实世界中资本作用的扩张在经济学家的主观印象中开始日益强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关键因素的认知开始深入人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曾经说过:“经济发展事实上就是资本的快速积累。”持相似观点的学者还包括著名经济学家罗斯特。
“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这样的认知从发达地区开始扩散到发展中国家,许多期待实现繁荣的地区开始采用资本取向的政策。尽管现实世界中,通过盲目实现资本扩张达到经济增长的企图最终证明都是低效的,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实并无法否定,只是今天的经济学家,或者政策制定者都更为强调资本与其他要素的结合。
2.2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同属于要素积累,拥有资本属性,即实现资本增值的能力。对于经济增长动力分析模型中存在较多的未知因素时,将人力资本变量引入模型都使得原本模糊或者困惑的问题得到清晰的说明。人力资本不同于实物资本的一个显著方面是其具有外部性,而且是一种正的外部性。关于创新激励的文献中,将这种外部性称为溢出效应。通过进行更为高端的教育行为,个体素质的提高推动了自我能力的提升,人力资本在个体层面的积累开始增加。人力资本通过向邻近个体传递所掌握的基本能力,包括对技术、技巧以及认知世界途径的更好理解等。这种正的外部性,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也提升了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因此,人力资本增长率的下降将在逻辑上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2.3 人口
人口规模决定了消费需求以及生产能力的基数,人口增长率则决定了人口规模的未来特征。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人口结构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模式特征。实际上,人口规模一方面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得经济增长成效在面对个体时被弱化,这种悖论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人口的负面作用,诸如人口的资本稀释作用,将使得我们在面对人口问题时需持极为审慎的态度。如今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加拿大这样的寒冷国度,人口开始负增长。我国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规模在可以控制的速度范围内变动。在较为落后的印度,人口增长依旧可用“泛滥”二字形容。人口规模在为经济增长贡献基础要素的同时,创造了这个印度长期的贫穷。因此,人口数量及质量决定了有效劳动的供给水平,人口规模则是需求市场的决定因素。如同创新的扩散一样,人口在特定社会中的变迁,我们同样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扩散过程,人口的增长同样遵循一个S形的过程,人口增长的速率在达到峰值之前,将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在峰值之后,开始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并最终走向零增长的过程,以趋于稳定的状态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
2.4 技术进步与生产率
技术的本质来源于技术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既定的实物资本以及人力资本量可以实现更多的产出。通过研发活动,改变旧有的技术模式,即所谓的技术创造。有计划地投入必要的资源实现技术创造的成功。作为一种创新,新技术同样会遵循一个典型的扩散过程:自一种新的技术被研发出来开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经由特定的渠道,从某个企业、某种产业开始向更多的企业以及其他产业扩散、渗透,从技术研发地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这个过程即是技术转移,然而技术转移的障碍没有弱化的趋势。技术进步之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明确的是需要采用的是适用技术而不是技术残留物。技术进步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培养完整的科研队伍,尊重科学和人才,并为各种研发活动提供便利,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所谓的“技术跨越”。
生产率是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有效性,并由要素积累及其转化效率两个方面共同决定。要素积累决定了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的数量,而生产率则描述了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情形。强化要素的积累过程,并提升生产率有利于实现更多的产出。这两种选择的侧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增长模式选择的差异。盲目依赖要素积累的发展方式并不符合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最优积累规模的解决或许对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可以给出一个说明。
2.5 开放与竞争机制
19世纪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由当时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所致。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与友邦进行丝绸、瓷器等贸易的记载非常之多,这是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实现国家繁荣的例子。实行开放政策,走出封闭经济的困惑,实现要素的国际流动,发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市场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有效以及更稳定的环境。自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历经32年,我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日益深入人心。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如何才能从低附加值产品的输出国转变为技术转让国,扩大国内需求,提升13亿人口尤其是7亿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或许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不应继续沿袭一条低端的开放道路。开放经济比之于封闭经济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无论对于国家改善国际形象或者对于追求国家收入,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发展模式。开放经济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开放过程中会出现环境问题、国家问题。当然,开放将是相对的,而且开放经济对国家内部个体收入的改善可能较为微弱。
3 政府角色:适度干预
济学研究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对“看得见的手”以及“看不见的手”这两者作用的表达以及争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克服这些市场失灵的低效对经济的伤害。政府通过实施各种经济发展政策、贸易政策、教育政策、薪酬政策、产业政策等构筑了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并灵活地对因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公共品、垄断等低效形态进行干预,实现最优的市场绩效。与此同时,政府对因市场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进行干预,缩小国际内部区域以及不同个体间的收入差异,缓和社会矛盾,营造经济发展的稳定氛围。因而,政府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到经济之中,却通过提高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干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因而,经济增长的不同轨迹是对政府作用的极好证明。
尽管如此,并不能盲目地相信政府。如同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在《经济学》中所揭示的那样,政府由于竞选、寻租或者其他原因会出现无效的状态,即所谓的政府失灵。因此,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忽视,更不能盲目依赖。最好的发展模式应当是“大市场,小政府”。如果经济增长是由政府推动而不是由市场自发实现,这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或许是一种悲剧,至少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是这样。改革的阵痛其实是政府最不愿看到的,这是因为这种痛苦的过程如果持续的时间太久,可能会对经济发展的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原本向好的经济增长趋势可能会被逆转。这其实是政府在短期抑制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决策问题,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以及时滞性等问题,我们在思考或许政府采取这些政策的初衷可能无法在其有效任期之内完成,因而这种存在负面作用的政策,尽管将会预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其被采用、被实施以及真正的发挥作用,可以料想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4 结论及反思
经济增长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的同时,也有可能为改良经济增长中个体收入差异以及提高个体的福利水平或者称之为幸福感等问题的解决制造麻烦。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而真正的目标应当是实现经济发展。盲目追求“数字”或者“增长率式”的增长诉求应当被拒绝。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低增长周期,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占领国际贸易市场。,这些不利因素均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出口需求显著缩水。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出口”面临悲观预期的情形之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成为必然趋势。
我国的经济结构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问题:产业结构、地区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二三一”格局为主,产业高度化不够,致使我国经济的知识化和服务化特征不明显。地区结构以“东中西”收入差距扩大为典型特征,甚至有“东部崛起,西部发展,中部塌陷”之说,三个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无法发挥联动效应,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需求结构是指我国过于依赖出口,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这个问题更趋严峻。
因而扩大内需,实现需求结构的优化非常必要。
悲观地讲,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收入差异、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经济结构低效,甚至“幸福指数下降”都是由其所致。乐观地讲,经济增长本身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这些问题由经济增长而来,通过对其的解决即超越了经济增长自身,而实现“经济发展”这一更有效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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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要素流动;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机理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进行分析能够了解到,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经济呈现着各国独立发展的状态。在世界市场形成之前,区域贸易出现在了世界经济之中。但是各个贸易区之间并没有联系,一直到航海技术以及科技革命后,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逐渐体现。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跨国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更加紧密,推动了国际贸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数量增加和规模增大使得直接投资(FDI)的流入量也不断增加。笔者经过分析发现,随着跨国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直接投资波动幅度明显加快。受到投资本身特性的影响,以及其波动与跨国公司数量的关系密切,所以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活跃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整体的趋势进行分析能够发现,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比国际贸易要快,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现阶段,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流入量显著提升,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可以说,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吸引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就目前的发展形式来说,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国际直接投资,已经完成了国际贸易为主要特征的转变。这使得对世界经济增长受到要素流动影响进行重新的分析更加重要。
二、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要素观的应用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本质问题为经济体的想差异性和真实收入随时间增加而增加的原因。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广大经济研究学者探讨的重点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增长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由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机理会随着世界经济运行特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所以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都成为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斯密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动力则来自于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不同的工人由于分工的不同,进行专业化的操作也有所不同。通过工人的反复操作,提升了物品的产量。在不同的工艺制造中,进行有效的劳动分工,能够使得劳动生产力得到成倍的增长。同理,在不同的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尽相同,使得国际分工产生。不同的国家专门进行某一种专长的业务操作,在世界范围内提升了生产率,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在索洛和斯旺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的。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假设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的是价格机制。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指出,资本与劳动可以互相替代、规模报酬不变以及技术的进步是外生的。结合道格拉斯函数能够得出:第一,经济最终总会趋向均衡增长。第二,短期的经济增长受到储蓄率变动的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由技术的发展情况所决定。第三,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可能会存在趋同。在内生增长理论中,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都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该理论中假设了人力的投资、资本积累知识外溢会影响技术的进步,对其产生推动的作用。所以,能够实现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相比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要素有了更多的要求。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不仅需要要素的量变,还要求着要素的质变。
三、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分析
(一)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分析
人均实际产出持续的、稳定的增长就是经济增长。在目前跨国公司的数量以及直接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要素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为:要素流动有效提升了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在实际的生产中,有多种的要素相互配合、共同组成了生产过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中,包含着技术、资金、管理等等要素,可以统称为资本K。所以,要素流动的过程可以由资本流动的过程进行直接的体现。为了分析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可以进行如下假设:在生产过程中,只包含着资本K以及劳动力(可以用字母L进行代替)。这就意味着,资本K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就是要素的流动。对于资本K的流入国来说,新流入的资本结合学习效应,能够完成对L的边际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资本K与新的L相结合,在保证了原有生产效率的基础上,由于科技含量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原有的边际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升。对于资本K的流出国来说,剩余K的边际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使得L逐渐转移到资本部门,有利于新的资本K的生成。由此能够得出,要素流动对于两个国家的要素边际生产效率都有所提升。可以说,要素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就是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的提升。
(二)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中观效应分析
1.对国家要素结构的影响。在国家的要素构成中,各种要素之间的比例就是国家要素结构,这种结构主要是由该国家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国家要素结构中,各个要素的比例以及要素的总量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在国际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下,要素的流动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尽心更直接投资。由于经济增长会使得要素以及要素结构得到更新,所以要素的差异是无法消除的。这就会使国家的要素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结合直接投资的调整形成新的国家要素结构。例如,在发达国家相互投资时,由于国家之间的需求结构有着一定的差异性,所以更好的刺激了相互投资。2.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构主义认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产业结构也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的调整。不同的要素结构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改变也影响着经济的增长,所以,要素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进行的。可以说,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相互推进的。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规划时,除了要对该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行考量,还要将要素结构纳进考虑的范畴。在要素流动后,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升级。对于要素的流入国来说,因为流入了高端要素,所以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都得到了优化;对于要素的流出国来说,资源不断的流向高端的产业,实现了产业的升级。
关键词: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协整检验 回归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分析我国或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文献有很多,但是分析的视角和方法差异明显,其中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的文献不占少数。袁靖在《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着重研究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可知节能减排并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基于能源视角对经济发展提出建议。石贤光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河南省经济增长影响要素分析》中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影响河南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资本和能源进行了回归分析,从而表明河南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资本和能源的投入。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于198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得到劳动力投入与固定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情况和短期调整状况。
2、经济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增长既是经济发展的总量表现形态又是取得经济成就最重要的标志和过程。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被认为是一国、一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柯布和道格拉斯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经典模型。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常见形式是 ,具有以下性质:
(1) 是产出对劳动投入的弹性,它度量着资本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投入变化1%时,产出的百分比变化。
(2)同样 是产出对资本投入在劳动投入保持不变下的弹性。
(3)总和 给出规模报酬的信息,就是产出对投入比例的反应。
(4)参数 可看作是效率参数,因为 的大小在 与 固定的条件下直接影响产出量。
a、当 时,规模收益递增,即一倍的投入将带来多于一倍的产出。
b、当 时,规模收益不变,即一倍的投入将带来一倍的产出。
c、当 时,规模收益递减,即一倍的投入将带来少于一倍的产出。
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主要分析我国的固定资本投资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及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3、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过程采用1980-2011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对于模型中采用的变量,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指数部分缺失,均以1980年为基期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对 、固定资产投资 进行平减,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单位均为亿元;另外,本文选取年底就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力投入量 ,单位为万人。
在实际回归中,为避免异方差性,本文对模型 两侧取对数,得到线性模型: ,再作相关的分析与检验。
3.2 对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3.5 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1)计量经济学分析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和 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方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拟合度高,说明 和 对 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与劳动力投入量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
(2)弹性系数分析
劳动力投入的弹性为0.7380,固定资本投入的弹性为0.6300,这表明劳动投入和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均会带来产出的相应增加,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产出会增加0.7380%;固定资本投资每增加1%,产出会增加0.6300%。另外, ,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3)要素贡献率分析
通过计算可得,1980—2011年,我国的 年均增长率为10.04%,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4.34%,劳动力投入量年均增长率1.92%。结合各要素的产出弹性,由
固定资本投资的要素贡献率:
劳动力投入的要素贡献率:
计算可得,1980-2011年间,固定资产投资与劳动力投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89.98%、14.11%,其中,固定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尤为突出。
3.6 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单位,产出变化率同向变动0.4936个单位,当劳动力投入变化率变动1个单位,产出变化率同向变动0.6699个单位。并且短期调整系数显著,这说明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有一定力度。即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29.22%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4、结论与相关建议
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从反映长期均衡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均会带来产出的相应增加,固定资本投资增加1%,产出会增加0.6300%,劳动力投入增加1%,产出会增加0.7380%。从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可知我国的经济增长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从短期角度考虑,误差修正模型间接衡量了短期内固定资本投资和劳动投入量对产出的影响,通过变化率的变化来反映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我国的本期固定资本投入变化率变动1个单位时,产出变化率同向变动0.4936个单位,劳动力投入变化率变动1个单位时,产出变化率同向变动0.6699个单位。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29.22%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综上所述,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与资本的投入,技术进步贡献较小,仍旧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因此,为使我国的经济呈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态势,应积极的转变这种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调整与优化经济结构、推进科技进步、加快体制创新等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袁靖.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2010,(1):5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