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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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DOI]10.13939/ki.zgsc.2017.02.017
1 经济增长的相对性
“经济增长”是一个相对概念，对经济增长的测度即可说明这种相对性：对同一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形的跨时期比较，同一时期的跨区域比较；对不同经济体的同时期比较。因此，孤立的谈论经济增长缺乏意义。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既包括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包括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收入增长率可以理解为改变初始收入水平的强度。这里的收入包括国家收入（总量GDP）和国家内部个体的收入两个层面，同样也存在两种类型的不平等：国家间收入的不平等和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近百年来，上述两种不平等性趋于强化。长期依赖基础资源出口的国家，深受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所累，与发达国家差距日益扩大，而从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新生的经济体，包括印度、中国等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则濒临警戒线，基尼系数已偏离国际公认的安全范畴。
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走向“负增长”。这里的“负”并不是经济数据的走低，而是经济增长路径对未来发展的负面约束，也包括其对发展初衷的违背。实际上，“国富民弱”的增长模式以伤害普通个体利益为代价，其所实现的国家繁荣不可持续。占据较大人口份额且消费倾向显著的低收入群w消费能力缺失，其对于依赖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而言将产生极大的负面激励。经济增长本质上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的归属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带来的两种差距，在现实中存在，在逻辑上成立，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历程，这种不平等性是对伪经济增长的讥讽。
2 经济增长的要素体系及其内在逻辑
2.1 实物资本
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在许多关于经济增长动因分析的实证研究中，资本都被赋予较为显著的份额，包括Solow模型、Ramesy 模型等。这些模型的构建为理解和认知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便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学家的主观认知中存在如下演变过程：大卫・李嘉图以及托马斯・马尔萨斯时代的古典经济学家在生产的要素中，比之于资本，其实更为青睐于土地这种要素。而伴随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实世界中资本作用的扩张在经济学家的主观印象中开始日益强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关键因素的认知开始深入人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曾经说过：“经济发展事实上就是资本的快速积累。”持相似观点的学者还包括著名经济学家罗斯特。
“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这样的认知从发达地区开始扩散到发展中国家，许多期待实现繁荣的地区开始采用资本取向的政策。尽管现实世界中，通过盲目实现资本扩张达到经济增长的企图最终证明都是低效的，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实并无法否定，只是今天的经济学家，或者政策制定者都更为强调资本与其他要素的结合。
2.2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同属于要素积累，拥有资本属性，即实现资本增值的能力。对于经济增长动力分析模型中存在较多的未知因素时，将人力资本变量引入模型都使得原本模糊或者困惑的问题得到清晰的说明。人力资本不同于实物资本的一个显著方面是其具有外部性，而且是一种正的外部性。关于创新激励的文献中，将这种外部性称为溢出效应。通过进行更为高端的教育行为，个体素质的提高推动了自我能力的提升，人力资本在个体层面的积累开始增加。人力资本通过向邻近个体传递所掌握的基本能力，包括对技术、技巧以及认知世界途径的更好理解等。这种正的外部性，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也提升了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因此，人力资本增长率的下降将在逻辑上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2.3 人口
人口规模决定了消费需求以及生产能力的基数，人口增长率则决定了人口规模的未来特征。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人口结构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模式特征。实际上，人口规模一方面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得经济增长成效在面对个体时被弱化，这种悖论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人口的负面作用，诸如人口的资本稀释作用，将使得我们在面对人口问题时需持极为审慎的态度。如今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加拿大这样的寒冷国度，人口开始负增长。我国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规模在可以控制的速度范围内变动。在较为落后的印度，人口增长依旧可用“泛滥”二字形容。人口规模在为经济增长贡献基础要素的同时，创造了这个印度长期的贫穷。因此，人口数量及质量决定了有效劳动的供给水平，人口规模则是需求市场的决定因素。如同创新的扩散一样，人口在特定社会中的变迁，我们同样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扩散过程，人口的增长同样遵循一个S形的过程，人口增长的速率在达到峰值之前，将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在峰值之后，开始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并最终走向零增长的过程，以趋于稳定的状态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
2.4 技术进步与生产率
技术的本质来源于技术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既定的实物资本以及人力资本量可以实现更多的产出。通过研发活动，改变旧有的技术模式，即所谓的技术创造。有计划地投入必要的资源实现技术创造的成功。作为一种创新，新技术同样会遵循一个典型的扩散过程：自一种新的技术被研发出来开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经由特定的渠道，从某个企业、某种产业开始向更多的企业以及其他产业扩散、渗透，从技术研发地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这个过程即是技术转移，然而技术转移的障碍没有弱化的趋势。技术进步之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明确的是需要采用的是适用技术而不是技术残留物。技术进步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培养完整的科研队伍，尊重科学和人才，并为各种研发活动提供便利，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所谓的“技术跨越”。
生产率是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有效性，并由要素积累及其转化效率两个方面共同决定。要素积累决定了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的数量，而生产率则描述了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情形。强化要素的积累过程，并提升生产率有利于实现更多的产出。这两种选择的侧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增长模式选择的差异。盲目依赖要素积累的发展方式并不符合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最优积累规模的解决或许对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可以给出一个说明。
2.5 开放与竞争机制
19世纪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由当时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所致。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与友邦进行丝绸、瓷器等贸易的记载非常之多，这是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实现国家繁荣的例子。实行开放政策，走出封闭经济的困惑，实现要素的国际流动，发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市场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有效以及更稳定的环境。自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历经32年，我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日益深入人心。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如何才能从低附加值产品的输出国转变为技术转让国，扩大国内需求，提升13亿人口尤其是7亿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或许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不应继续沿袭一条低端的开放道路。开放经济比之于封闭经济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无论对于国家改善国际形象或者对于追求国家收入，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发展模式。开放经济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开放过程中会出现环境问题、国家问题。当然，开放将是相对的，而且开放经济对国家内部个体收入的改善可能较为微弱。
3 政府角色：适度干预
济学研究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对“看得见的手”以及“看不见的手”这两者作用的表达以及争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克服这些市场失灵的低效对经济的伤害。政府通过实施各种经济发展政策、贸易政策、教育政策、薪酬政策、产业政策等构筑了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并灵活地对因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公共品、垄断等低效形态进行干预，实现最优的市场绩效。与此同时，政府对因市场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进行干预，缩小国际内部区域以及不同个体间的收入差异，缓和社会矛盾，营造经济发展的稳定氛围。因而，政府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到经济之中，却通过提高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干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因而，经济增长的不同轨迹是对政府作用的极好证明。
尽管如此，并不能盲目地相信政府。如同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在《经济学》中所揭示的那样，政府由于竞选、寻租或者其他原因会出现无效的状态，即所谓的政府失灵。因此，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忽视，更不能盲目依赖。最好的发展模式应当是“大市场，小政府”。如果经济增长是由政府推动而不是由市场自发实现，这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或许是一种悲剧，至少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是这样。改革的阵痛其实是政府最不愿看到的，这是因为这种痛苦的过程如果持续的时间太久，可能会对经济发展的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原本向好的经济增长趋势可能会被逆转。这其实是政府在短期抑制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决策问题，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以及时滞性等问题，我们在思考或许政府采取这些政策的初衷可能无法在其有效任期之内完成，因而这种存在负面作用的政策，尽管将会预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其被采用、被实施以及真正的发挥作用，可以料想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4 结论及反思
经济增长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的同时，也有可能为改良经济增长中个体收入差异以及提高个体的福利水平或者称之为幸福感等问题的解决制造麻烦。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而真正的目标应当是实现经济发展。盲目追求“数字”或者“增长率式”的增长诉求应当被拒绝。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低增长周期，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占领国际贸易市场。，这些不利因素均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出口需求显著缩水。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出口”面临悲观预期的情形之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成为必然趋势。
我国的经济结构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问题：产业结构、地区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二三一”格局为主，产业高度化不够，致使我国经济的知识化和服务化特征不明显。地区结构以“东中西”收入差距扩大为典型特征，甚至有“东部崛起，西部发展，中部塌陷”之说，三个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无法发挥联动效应，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需求结构是指我国过于依赖出口，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这个问题更趋严峻。
因而扩大内需，实现需求结构的优化非常必要。
悲观地讲，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收入差异、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经济结构低效，甚至“幸福指数下降”都是由其所致。乐观地讲，经济增长本身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这些问题由经济增长而来，通过对其的解决即超越了经济增长自身，而实现“经济发展”这一更有效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小鲁，樊纲，刘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 经济研究，2009（1）：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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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易纲，樊纲，李岩.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 经济研究，2003（8）：13-20.
[4] 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 经济研究，2008（11）：4-15.
第2篇
关键词:要素流动；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机理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进行分析能够了解到，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经济呈现着各国独立发展的状态。在世界市场形成之前，区域贸易出现在了世界经济之中。但是各个贸易区之间并没有联系，一直到航海技术以及科技革命后，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逐渐体现。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跨国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更加紧密，推动了国际贸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数量增加和规模增大使得直接投资(FDI)的流入量也不断增加。笔者经过分析发现，随着跨国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直接投资波动幅度明显加快。受到投资本身特性的影响，以及其波动与跨国公司数量的关系密切，所以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活跃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整体的趋势进行分析能够发现，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比国际贸易要快，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现阶段，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流入量显著提升，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可以说，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吸引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就目前的发展形式来说，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国际直接投资，已经完成了国际贸易为主要特征的转变。这使得对世界经济增长受到要素流动影响进行重新的分析更加重要。
二、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要素观的应用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本质问题为经济体的想差异性和真实收入随时间增加而增加的原因。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广大经济研究学者探讨的重点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增长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由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机理会随着世界经济运行特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所以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都成为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斯密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动力则来自于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不同的工人由于分工的不同，进行专业化的操作也有所不同。通过工人的反复操作，提升了物品的产量。在不同的工艺制造中，进行有效的劳动分工，能够使得劳动生产力得到成倍的增长。同理，在不同的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尽相同，使得国际分工产生。不同的国家专门进行某一种专长的业务操作，在世界范围内提升了生产率，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在索洛和斯旺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的。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假设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的是价格机制。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指出，资本与劳动可以互相替代、规模报酬不变以及技术的进步是外生的。结合道格拉斯函数能够得出：第一，经济最终总会趋向均衡增长。第二，短期的经济增长受到储蓄率变动的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由技术的发展情况所决定。第三，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可能会存在趋同。在内生增长理论中，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都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该理论中假设了人力的投资、资本积累知识外溢会影响技术的进步，对其产生推动的作用。所以，能够实现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相比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要素有了更多的要求。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不仅需要要素的量变，还要求着要素的质变。
三、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分析
(一)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分析
人均实际产出持续的、稳定的增长就是经济增长。在目前跨国公司的数量以及直接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要素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为：要素流动有效提升了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在实际的生产中，有多种的要素相互配合、共同组成了生产过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中，包含着技术、资金、管理等等要素，可以统称为资本K。所以，要素流动的过程可以由资本流动的过程进行直接的体现。为了分析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可以进行如下假设：在生产过程中，只包含着资本K以及劳动力(可以用字母L进行代替)。这就意味着，资本K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就是要素的流动。对于资本K的流入国来说，新流入的资本结合学习效应，能够完成对L的边际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资本K与新的L相结合，在保证了原有生产效率的基础上，由于科技含量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原有的边际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升。对于资本K的流出国来说，剩余K的边际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使得L逐渐转移到资本部门，有利于新的资本K的生成。由此能够得出，要素流动对于两个国家的要素边际生产效率都有所提升。可以说，要素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就是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的提升。
(二)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中观效应分析
1.对国家要素结构的影响。在国家的要素构成中，各种要素之间的比例就是国家要素结构，这种结构主要是由该国家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国家要素结构中，各个要素的比例以及要素的总量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在国际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下，要素的流动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尽心更直接投资。由于经济增长会使得要素以及要素结构得到更新，所以要素的差异是无法消除的。这就会使国家的要素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结合直接投资的调整形成新的国家要素结构。例如，在发达国家相互投资时，由于国家之间的需求结构有着一定的差异性，所以更好的刺激了相互投资。2.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构主义认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产业结构也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的调整。不同的要素结构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改变也影响着经济的增长，所以，要素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进行的。可以说，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相互推进的。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规划时，除了要对该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行考量，还要将要素结构纳进考虑的范畴。在要素流动后，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升级。对于要素的流入国来说，因为流入了高端要素，所以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都得到了优化；对于要素的流出国来说，资源不断的流向高端的产业，实现了产业的升级。
第3篇
关键词：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协整检验 回归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分析我国或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文献有很多，但是分析的视角和方法差异明显，其中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的文献不占少数。袁靖在《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着重研究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可知节能减排并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基于能源视角对经济发展提出建议。石贤光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河南省经济增长影响要素分析》中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影响河南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资本和能源进行了回归分析，从而表明河南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资本和能源的投入。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于198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得到劳动力投入与固定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情况和短期调整状况。
2、经济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增长既是经济发展的总量表现形态又是取得经济成就最重要的标志和过程。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被认为是一国、一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柯布和道格拉斯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经典模型。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常见形式是 ，具有以下性质：
（1） 是产出对劳动投入的弹性，它度量着资本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投入变化1%时，产出的百分比变化。
（2）同样 是产出对资本投入在劳动投入保持不变下的弹性。
（3）总和 给出规模报酬的信息，就是产出对投入比例的反应。
（4）参数 可看作是效率参数，因为 的大小在 与 固定的条件下直接影响产出量。
a、当 时，规模收益递增，即一倍的投入将带来多于一倍的产出。
b、当 时，规模收益不变，即一倍的投入将带来一倍的产出。
c、当 时，规模收益递减，即一倍的投入将带来少于一倍的产出。
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主要分析我国的固定资本投资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及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3、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过程采用1980-2011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对于模型中采用的变量，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指数部分缺失，均以1980年为基期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对 、固定资产投资 进行平减，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单位均为亿元；另外，本文选取年底就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力投入量 ，单位为万人。
在实际回归中，为避免异方差性，本文对模型 两侧取对数，得到线性模型： ，再作相关的分析与检验。
3.2 对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3.5 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1）计量经济学分析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和 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方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拟合度高，说明 和 对 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与劳动力投入量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
（2）弹性系数分析
劳动力投入的弹性为0.7380，固定资本投入的弹性为0.6300,这表明劳动投入和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均会带来产出的相应增加，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产出会增加0.7380%；固定资本投资每增加1%，产出会增加0.6300%。另外， ，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3）要素贡献率分析
通过计算可得，1980—2011年，我国的 年均增长率为10.04%，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4.34%，劳动力投入量年均增长率1.92%。结合各要素的产出弹性，由
固定资本投资的要素贡献率：
劳动力投入的要素贡献率：
计算可得，1980-2011年间，固定资产投资与劳动力投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89.98%、14.11%，其中，固定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尤为突出。
3.6 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单位，产出变化率同向变动0.4936个单位，当劳动力投入变化率变动1个单位，产出变化率同向变动0.6699个单位。并且短期调整系数显著，这说明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有一定力度。即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29.22%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4、结论与相关建议
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从反映长期均衡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均会带来产出的相应增加，固定资本投资增加1%，产出会增加0.6300%，劳动力投入增加1%，产出会增加0.7380%。从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可知我国的经济增长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从短期角度考虑，误差修正模型间接衡量了短期内固定资本投资和劳动投入量对产出的影响，通过变化率的变化来反映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我国的本期固定资本投入变化率变动1个单位时，产出变化率同向变动0.4936个单位，劳动力投入变化率变动1个单位时，产出变化率同向变动0.6699个单位。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29.22%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综上所述，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与资本的投入，技术进步贡献较小，仍旧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因此，为使我国的经济呈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态势，应积极的转变这种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调整与优化经济结构、推进科技进步、加快体制创新等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袁靖.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2010,(1)：56-60
第4篇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C-D生产函数；索罗余值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最早由索洛在1957年提出，是经济增长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即广义的技术进步，是指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物质要素投入数量增长的作用之后，所有其它能使产出增长的因素之和，即经济增长中去掉资金和劳动力增长之外的余值。在TFP测量中，基于“索罗余值”的生产函数应用最广泛。
一、方法的选取和模型的构建
TFP不能直接观测，它的核算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核算；第二种方法被称为“增长核算”；第三种方法是用条件收敛进程来获得TFP。本文采用要素收入份额可变的增长核算法来测算TFP的变动。
1.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假设下，设新疆的生产函数为技术进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0eaTtKakLaL ，其中，aK和a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且此函数随时间而变化。取对数后为：LnY=LnA0+aTt+aKLnK+aLLnL，（1）。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是普遍存在的，所以aK+aL≠1。通过方程（1）回归得到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aK和aL，然后对其进行正规化：α■■=■，α■■=■，（2）。定义全要素生产率：TFPt=■（3）。因此第t年的TFP增长率可以表示为：tfPt=■-1，（4）。t1-t2年间的TFP增长率可以表示为：tfP■=■-1（5）。
2.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以及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根据索洛增长方程：■=■+α■■+α■■，（6）。令y=■，α=■，k=■，l=■，则（6）式变为：y=α+α■k+α■l，（7）。其中，α是TFP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长速度；y是产出的平均增长速度；k为资本投入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l为劳动投入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进而可计算TFP、劳动力以及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分别记为EA，EK，EL表示，则其计算公式为：EA=■×100%，EK=■×100%，EL=■×100%，（8）。
3.数据处理。第一，总产出。本文采用1991～2010年新疆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总产出，并按1991年的不变价格进行折算，其计算公式为：t年不变价格GDP=■×基年GDP值，（9）。第二，劳动投入。在TFP的分析中，劳动投入应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数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第三，资本。本文采用戈登斯密在1951年提出的永续盘存法对实际投入的存量进行修正，即：Kt=It+（1-δ）Kt-1，式中，Kt是第t期的期末资本存量，It是t期发生的实际资本投资量，δ是折旧率。相对于1991年的基准存量，本文援引美国经济学家帕金斯的“1953年中国资本-国民收入之比为3”的假设，即假定1991年新疆资本产出比为3，且以GDP代替产出。由于1991年新疆GDP为335.91亿元，故大致推算出新疆1991年的资本存量为1007.73亿元。对于各年的实际投资额，本文使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替，以1991年为基期，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折算。折旧率取5%。
二、新疆总量生产函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利用相关数据，使用eviews5.0软件对（1）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LNY=0.8263425036+0.06215779806*T+
0.5707461003*LNL+0.1856104382*LNK，经检验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由上式我们可以求得新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Y=2.28495e0.062165L0.57075K0.18561，（10）。由（10）式知，αK+αL=0.18561+0.57075=0.75636
图1 1992～2010年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TFP增长率变化
由图1可知，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78%，资本的平均增长率在10.93%，并且逐年增加，劳动力的增长率一直在0附近徘徊，而全要素的增长率以5.6%为中心上下波动。根据（3）～（8）式，可得各要素每年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图2所示：
图2 1992～2010年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1992～2010年新疆经济增长的过程中，TFP对经济的贡献率最高，虽然不断的波动，不太稳定，但基本上都在40%以上；资本对经济的贡献率次之，一直保持在20%～40%之间；劳动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最低，基本在20%以内。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新疆的GDP以平均9.78%增长率在不断的增长；资本的投入也以平均10.93%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但资本对经济的贡献率却很有限，平均保持在28.04%；劳动力的投入也在不断的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都不断的在增加，但其对经济的贡献率却均是很有限的，这说明新疆经济的增长方式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在新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制度进步等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都是以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投入为载体的，新疆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意味着我们不能忽视要素投入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新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性，毕竟很高的要素投入增长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参 考 文 献
[1]杨飞虎.江西省总量生产函数与全要素生产率估算：1952～2007
[J].当代财经.2009（7）：27～33
第5篇
关键词：劳动力；资本要素；河南经济；贡献
一、引言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河南市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河南经济不仅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正在实习由以传统农业为经济主体向以新兴工业为经济主体的重大转变。河南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五大经济体。
近年来，河南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总量快速扩张的阶段和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长主要由二三产业拉动。受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劳动力素质较低的制约和制度约束相对缺失的影响，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耗大，经济效益低，资源消耗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废弃物排放量大，污染严重等粗放型特征比较明显，所以对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资源高消耗的依赖性还比较大。本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各要素对河南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分析，目的是分析河南在投资政策上应对措施，为正确处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高效运用投资资金提供理论支持。
（二）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领域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索洛（1956）提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人均资本存量与技术外生条件下，经济将以固定速度均衡增长。根据索洛模型，储蓄率的提高在短期内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无法提高长期的均衡增长率。查理―柯布和保罗―道格拉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该函数说明了资本、劳动、技术以及管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袁靖在《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运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着重研究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可知节能减排并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基于能源视角对经济发展提出建议。石贤光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河南省经济增长影响要素分析》中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影响河南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资本和能源进行了回归分析，从而表面河南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资本和能源的投入。
二、生产函数模型的构建
（一）经济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考虑促成经济增长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穷尽其全部要素。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从宏观总量出发，做定量分析。因此只考虑最具影响力的三个因素：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科技进步。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为：Y=A（t）LαKβμ.式中Y是工业总值，At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单位是万人或人），K是投入的资本，一般指固定资产投入净值（单位是亿元或万元，但必须与劳动力数的单位相对应，如劳动力用万人做单位，固定资产净值就用亿元做单位），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
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济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根据α和β的组合情况，它有三种类型：
①αβ>1，称为递增报酬型，表明按技术用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有力的。②αβ
（三）模型的构建
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为了数据出了力的方便，首先将原模型线性化，两边取对数：
lnY=lnA0+λt+αlnK+βlnL+μ
其次两边关于t求导数得：
1YdYdt=λ+α1KdKdt+β1LdLdt+dμdt
其中，1YdYdt=ΔYY=y 1KdKdt=ΔKK=k
1LdLdt=ΔLL=l dμdt=μ*
其中，y、k、l分别表示各变量的年增长率，μ*表示随机干扰项，从而将最终的理论模型确定为：y=λ+αk+βl+μ*
这样就能通过资本产出弹性、劳动力产出弹性，将产出增长率与资金投入增长率、劳动力投入增长率联系起来，并且产出增长率是资金投入增长率和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的线性函数。本文通过参数估计确定α和β的值，进而求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而求出各要素的贡献率。具体的测算公式为：
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Ek=aky×100%
劳动投入贡献率：El=βly×100%
三、河南省历年来固定资产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数据的收集
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要取得各要素数据。用GDP来测度经济发展情况。其中产出增长率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GDP指数计算、劳动投入增长率按照现成的从业人数统计资料计算、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采用价格指数将其调整为1990年不变价格的固定资本的投资额，然后计算增长率。具体数据如下表：
（二）参数估计与模型检验
根据表1的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1）F检验：F=11.41，相伴概率为0.000495，所以认为F检验是通过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本投入有着显著的线性关系，所有通过F检验。
（2）t检验：对于常数项、α和β的t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分别为0.0000、0.0005、0.6759，在显著性水平为0.05下，说明技术进步和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劳动增长率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太显著。
根据以上检验可知模型估计合理，得出的回归方程为：
y=8.198+0.138k+0.286l
在资本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劳动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产出将增长0.286%；在劳动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产出将平均增加0.138%。河南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显著的。因此，为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福利，要注重节约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
根据上文介绍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度公式，可以估算历年来河南省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见下表：
从表2可以看出，资本投入要素贡献率长期以来处于较高值，而劳动力要素的贡献率有逐步递减的趋势。劳动力要素弹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从而生产同样产品需要的劳动力减少的结果。
四、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并保证正常的投资秩序，同时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努力推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保持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是促进河南省GDP增长的主要方式。（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晓婧，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要素分析[J]，中国市场，2013（41）.
[2] 袁靖，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56-60.
[3] 石贤光，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河南省经济增长影响要素分析[J]，科技和产业，2011（4）：76-78.
第6篇
[关键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贡献率；地区经济差异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069
1引言
辽宁省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自1949年后，建立了名副其实的现代工业基地，成为中国主要的工业与原材料基地。但是进入2014年来，辽宁省14个地级市中有10个城市的实际GDP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另外，产业结构方面出现第二产业占比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下降，最近几年辽宁省名义GDP的增长动力不足，其原因在于其增长主要依靠于大量的扩张投入，而并非依赖于新技术、改进设备与科技来增加产量。
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和TFP是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源泉[1]，那么要素投入和TFP哪部分才是导致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源泉，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争议颇多。而关于TFP对辽宁省经济差异贡献的研究虽然有，但是无一例外地都忽略了经济发展中能源投入和环境容量的问题，这可能导致TFP的测算出现偏差。
能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动力，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环境污染。因此，将能源消费量引入到投入指标中，将工业“三废”作为非期望产出来重新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测算值很可能会低于传统的生产效率测算[2]。由此考虑能源投入和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记为GTFP）对辽宁省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将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驱动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2实证研究变量设计
21投入指标
211资本投入
资本存量估算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单豪杰（2008）的数据统计完整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测算了以1952年为基期的1952―2006年期间的全国30个省份及全国总量的资本存量。因此，在后续研究中资本存量数据依据其估算方法推算而来[3]，即资本投入指标采用年均资本存量（亿元）表示。
212劳动投入
一般情况下对生产率的测算如果采用年均囊等嗽保ㄍ蛉耍，表示仅仅考虑了资本与劳动的投入要素，在本文中我们还加入了第三个投入要素：能源。这是因为，在计算中加入了非期望产出，而其主要来源是能源[4]。因此在这里可以将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作为衡量劳动投入的指标。
22产出指标
221国内生产总值的期望产出
考虑能源要素可以作为投入要素，因此期望产出采用了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表示，又以2005年为基期将其他折算为实际GDP。
222工业“三废”的非期望产出
在改革开放期间，工业GDP占我国总GDP的401%，但是工业消耗却占据了全国能源的679%，排放的二氧化碳量高达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831%，[5]由此可见，工业是造成经济活动中的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工业“三废”的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
现有文献中关于非期望产出指标的选择问题一直没有统一标准。笔者将研究时间的起点设为2004年，我们在选择非期望产出指标时主要考虑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立方米）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万吨）三个要素。
3模型的建立
31研究方法
以2004―2013年辽宁省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测算并比较分析辽宁省地区在考虑环境约束和不考虑环境约束两种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根据DDF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的特点对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值进行分解，探寻辽宁省经济增长效率的改善方向。
32建立模型
321非期望产出的生产可能集
如图1[2]所示，x轴代表非期望产出，y轴代表期望产出。假设有C、D、E三个生产单位，关于第i个单位，用xi表示投人要素、yi表示期望产出、zi表示非期望产出，生产可能集表示如下，即用第i个生产单位的生产产出表示：p=（xi、yi、-bi）代表xi能生产（yi、bi）。由图示可以知道，E的期望产出是最大的，过E点且与x轴平行的直线与y轴交于点B。根据生产可能性集的单调性、凸性以及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零联合”处置等假设，此时的生产可能性集为包络线OCDEF与x轴之间的部分，而包络线OCDEF即为生产可能性前沿面。
322考虑环境因素的产出集
环境技术可以表示为以下产出集合的形式（Fare等，2007）：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可以被分解为技术变化变化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二者的乘积，即：
4实证结果分析――辽宁省TFP的再估算
41辽宁省GTFP的测算
411测算结果
基于2004―2013年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投入产出数据，分别在有无环境污染影响的条件下，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基于DDF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辽宁省生产率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见表1、表2和图2。表1给出了辽宁省年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分解与贡献份额的测算结果，而表2报告了近9年来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情况（即含能源与环境要素的情况下）。图2报告了两种情况下的时间趋势。
412分析测算结果
（1）辽宁省环境的管理缺乏效率。由于辽宁省各个地级市能源消费量这个指标数据的缺失，我们只研究了近9年来的变化趋势，但是仍然不难发现，在考虑环境污染的条件下，GTFP指数普遍低于TTFP指数。除了2010年GTFP指数高于TTFP以外，另外的8个年份和均值都是TTFP要高于GTFP，这与朱承亮（2014）的研究结论一致，在考虑了环境污染的非期望产出后，TFP的增长率要低于传统的TFP增长率，由此可看出辽宁省环境的管理缺乏效率。
（2）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由表1可知，近9年来辽宁省的TFP总体上是负增长的，并且GTFP与TTFP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为负，这不仅仅说明了辽宁省经济增长的方式属于资本拉动型，也说明了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也就是说，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能源、劳动力、房地产及信贷的成本在急剧上升，同时，另一方面，辽宁省的公司收益却变得越来越少。这就是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马来西亚、巴西等国的不少新兴经济体早在经济发展之初便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过发现尚早，还有机会扭转这种不好的局面。同时，该研究结果表明，产能过剩、私营企业及过度建设市场提前进入一种效率低下的状态，这就使辽宁省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拖累了辽宁省的经济增长。
（3）辽宁省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环境承载能力弱。导致辽宁省GTFP增长率为负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其产业结构相对不合理，在工业“三废”排放非期望产出多，严重影响了辽宁省经济的发展，造成环境绩效低下，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对于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来说，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来越发依赖政府的直接投资。同时，中国逐渐倾向于使国有工业巨头合理化来增加经济增长率，因为它们所依赖的金融市场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变化。这样一来，辽宁省的经济发展就受到了影响。先前对辽宁省的TFP增长率的估计中，夸大了包括GDP增长在内的过往经济增长率。这就意味着，金融危机过后的时期，辽宁省的实际TFP增长率就变为负值，自1995―2004年TFP增长率从26%的均值下降到了2005―2013年的-553%。这个时期是从1971―1977年以来，生产率第一次连累了辽宁省的经济增长。
（4）辽宁省经济增长方式为资本和能源双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根据图2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因素的变动趋势来看的话，将辽宁省GTFP分解为技术进步增长率GTC和技术效率增长率GEC后发现，近9年间技术进步增长率约为03%，而技术效率增长率约为-02%。这说明技术进步对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贡献率很小，而技术效率阻碍了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根据以上核算，可以看出，能源消费与资本均对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产生影响，第一驱动力是资本，能居于第二位。由此可以看出，目前辽宁省经济增长为粗放型，即同时依靠于资本与能源的驱动，并且在GTFP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的这个研究成果，并没有在辽宁省近9年的经济增长中应验。
42辽宁省各地区GTFP增长率与贡献率的比较
第一，在测算出辽宁省各地级市GTFP增长率和名义GDP增长率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计算出了辽宁省各地级市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结果见表3。
通过表2和表3的数据对比分析发现，辽宁省各个地区的GTFP增长率每年都有很大的波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差距显著。GTFP增长率排名前五的是阜新、抚顺、铁岭、辽阳和本溪，排名后五的分别是朝阳、锦州、丹东、盘锦和营口。GTFP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排名来看，排名前五的是鞍山、抚顺、锦州、本溪和葫芦岛，排名后五的城市分别是盘锦、丹东、铁岭、沈阳和阜新。但当我们结合环境资源因素，即考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时，两者结果出现了不一致性。这种差异性多来源于辽宁省各个城市实际GDP增长率逐年降低。
第二，把辽宁省划分为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和辽西沿海经济区三大区域。其中，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包含沈阳、辽阳、鞍山、铁岭、抚顺和本溪6个地市。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包含丹东、营口和大连3个地市。辽西经济区包含朝阳、葫芦岛、盘锦、阜新和锦州5个地市。在此基础上，我们计算出这三个地区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结果见表4。
从表4中不难看出，辽宁省只有辽宁中部地区的GTFP是保持正向增长的，而其余两个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是负向增长的。而辽西地区的排名在辽东半岛之前，和辽西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及环境承载能力强有关。以锦州和葫芦岛为例，第三产业在锦州和葫芦岛的产业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三产业的兴旺，优化了市场结构，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工业“三废”排放等非期望产出较少，创造了较高的环境绩效。
5结论与政策建议
关于辽宁省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题，本文在环境资源约束条件下，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辽宁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再估算，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如果忽略环境因素，我们将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最终导致我们容易对辽宁省的经济增长盲目乐观。第二，目前来看，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属于资本和能源双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在2004―2013年的考察期内，GTFP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趋势，而GTFP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多数年份里为负，因此很难看出GTFP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在考察期内对GTFP分解发现，技术进步呈现缓慢的增长态势，但是技术效率却逐年降低，技术效率的改善进程缓慢。
提出针对辽宁省经济改革等方面的建议：第一，要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总体上看，辽宁各地区都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就需要不断去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加大创新力度。不断优化要素配置结构，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扩大对外开放，去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提高辽东半岛和辽西地区的GTFP增长率迫在眉睫。分区域来看，只有辽宁中部地区的GTFP增长率为正。因此提高辽东半岛和辽西地区的GTPF增长率就迫在眉睫。这就要求辽东半岛和辽西地区能够加快生产技术进步的进程，从而进一步促进各类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升。经济活动更加细致地分工合作和更加优化经济结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起到更加充分的作用，也能有更高的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因此为了辽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为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必须全力发展科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加强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的能力，让资源通过市场机制向高效利用的产业和行业流通，政府在引进外资企业时，也应限制高排放、高能耗企业的进入。
参考文献：
[1]Bosworth B，Collins SThe Empirrics of Growth∶An Update[J].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3（2）：113-206
[2]朱承亮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与来源分解[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6）
[3]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的再估算：1952―2006年[J].数量经济技术研究，2008（10）
[4]张雪基于面板数据的辽宁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沈阳：东北大学，2012
[5]陈诗一节能减排与中国工业的双A发展[J].经济研究，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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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涂正革环境、资源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性[J].经济研究，2008（2）
[8]陈诗一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J].经济研究，2009（4）
第7篇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投入产出
作者简介：王沙沙，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硕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周勇，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F061.5；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3.3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3-92-03
一、引言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最早由索洛于1957年提出，是经济增长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即广义的技术进步，是指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物质要素投入增长的作用之后，所有其它能使产出增长的因素之和，即经济增长中去掉资金和劳动力增长之外的余值。[1]其影响因素较多，包括技术进步、制度安排、经济结构、管理水平的提高等等。
投入产出模型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其基本思想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列昂惕夫（Leontief）提出。投入产出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投入产出表；二是投入产出数学模型，两者密不可分，形成一个完整的模型体系。由于投入产出表反映了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由这一时期技术进步状况、经济结构和组织管理水平等因素决定的。因此，把投入产出模型应用于测量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中，是投入产出模型应用的一个新发展。
一般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章多用“索罗余值”法、Malmquist方法等方法。而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量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文献并不多见。李斌（2003）基于投入产出的行模型 X=（I-A）-1Y， 认为总产出的变化来自于两个方面：一部分由最终产出的变化解释，另一部分由技术进步解释， 并据此测算了全国1995-199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绝对数[2]；李景华（2007）应用投入产出行模型 X=AX+Y， 采用国家统计局的1987年和1995年以1990年当年价格作为基期的可比价基础价格的30个部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1987-1995年间各部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胡振华（1995）在研究和实际编制企业劳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技术测度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4]。而用投入产出模型来研究新疆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章几乎没有。本文应用价值型投入产出行模型，从中间流量矩阵出发，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模型的设计与解释
价值型投入产出行模型的基本关系：
AX+Y=X（1）
其中，表示总产出列向量，表示最终使用列向量，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中的元素aij表示j部门生产单位产品对第i部门产品的直接消耗量，将aij称为第j部门对第i部门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它反映了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第j部门与第i部门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因此又将直接消耗系数称为技术系数、投入系数，用它可度量全要素生产率。
由（1）式可以推导得到：
（2）
其中，（I-A）-1称为列昂惕夫逆系数矩阵，也称为完全需要系数矩阵，通常记为B 。该矩阵中的元素bij表示j部门生产单位最终产品对i部门产品的完全需要量，这里既包括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又包括对最终产品本身的需求，即对总产品的完全需要。
用B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下面式子中1，0分别表示计算期和基期：
（3）
可见，总产出的增量X可以分解为两部分：第一项为B1Y，可视为由最终产出的变化解释的总产出的增加；第二项为BY0，可看作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引起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的变化所解释的总产出的增长。
将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的变化所解释的总产出的变化视为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因为在投入产出模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生产技术联系是通过矩阵A，即直接消耗系数来建立的，并且通过计算B来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再生产各环节之间的间接联系。在价值型投入产出模型中，A除了受生产技术变化的影响外，还受到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的影响。因此，若能消除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的影响，则不同时期的A所反映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从而BY0代表的便是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所解释的总产出的变化，即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消除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对直接消耗系数A的影响之后，通过（3）式，我们知道BY0表示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令， ，则Wi为第i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额（n表示第n个经济部门）。
（4）
λi为第i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5）
λ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采用新疆统计局的《1997年新疆40部门投入产出表》与《2007 年新疆42部门投入产出表》作为原始数据。由于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消除价格变化和部门构成变化对直接消耗系数的影响，因此，必须对原始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针对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根据《新疆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收集到1997-2007年间上述部门的价格指数对《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以1997年为基期的200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针对部门构成的影响，我们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为基准，将1997年、2007年两张表中的部门均调整为相对应的30个部门，并对调整所涉及的部门的数据进行了处理，达到尽量消除部门构成变化对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影响的目的。
（二）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额与贡献率
通过（3）、（4）式对处理后的数据计算，我们得到表1的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1997-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他工业、电力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及邮电、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23个部门带来正影响，其余的7个部门带来负的影响。这个实证结果基本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使一些部门的产出率提高了，也使另一些部门的产出率下降了，并且正影响的部门数多于负影响的部门数。
表1 各部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之所以会出现部分经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广义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为负值，是由于（3）式是由投入产出行模型（1）式推导出来的，投入产出行模型侧重于经济部门 i（i=1，2，…，n）作为产出部门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出的影响。对于投入产出表的中间产品矩阵来说，每一个经济部门都具有双重身分（既是产出部门也是投入部门），而经济部门 i（i=1，2，…，n）分别作为产出部门与投入部门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出的影响往往具有反向的作用（这种反作用是通过直接消耗系数A的反向变动来反映的）。因此，如何综合考虑经济部门的双重身分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出的作用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
根据（5）式，计算得到新疆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为57.93%。在《新疆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这篇文章中测得全要素生产率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7.13%，本文的研究结果与之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1997-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新疆的经济增长贡献较大，这也与新疆的实际情况基本上是吻合的。
四、结论
本文考虑部门之间的完全消耗关系、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模型的分解方法、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来测算新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为实证研究，利用新疆统计局的《1997年新疆40部门投入产出表》和《2007年新疆42部门投入产出表》，考虑价格因素和部门构成因素的影响，对1997-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并进一步得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为57.93%。综合分析，实证结果基本符合新疆经济的实际状况。
参考文献：
[1] 王沙沙.新疆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J].企业导报，2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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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 全要素生产率文献综述 金融抑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集聚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解 中国农垦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与分解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认识 基于DEA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中国保险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我国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政府资助、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全国及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新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 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 OFDI、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 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综述 全要素生产率与汇率走势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⑤格罗宁根大学增长与发展中心数据库，http：///p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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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关键词：灰色关联度；城市经济增长；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2）26-0020-02
在国内城市化进程加快步伐的过程中，这种关系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劳动力市场的逐渐成熟，城市人口大量地流入和流出，形成大型的人口流动潮。广东省在2011年的GDP为52 673.59亿元，高居全国各省区市经济产量的首位，同时广东省在2011年拥有常住人口
10 430万人，是全国各省区市人口集中程度最大的省份，也是全国各省区市中流入人口最多的省份，这种巧合关系让人们对人口流动潮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产生各种遐想。
其中，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就曾在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中将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动相结合，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分别为传统的农业部门和城市的工业部门，其中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为城市工业部门中扩大再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劳动供给和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外，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在其人口迁移模型中证明了影响农民做出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决策的是对城乡收入的预期差距，在存在很大城乡差距情况下，即使城市中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农民也会具有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倾向。
在国内，王德等在研究1985~2000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人口流动的关系中，得出人口流动在1990年前后对我国十几个省的GDP产生平均1.5%的贡献；段平中在其人口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其过程存在一种收敛性。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很好地阐述了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统一证据支持了人口流动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这个论点。但这些研究大都专注于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略了城市之间的平行人口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也缺乏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但在现实中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结构除了由产业特性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外，还有由政策偏向、机会倾斜等引起的城市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匀。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样，这种城市区间的经济不均匀发展也会引起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经济欠发达城市地区的劳动者会产生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的高收入差距预期，从而衍生出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流动的倾向。这部分人群的流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如今暂未得到论证。本文将以广东省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人口流动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结合人口流动的心理要素来分析其原因。
1 实证建模
1.1 样本数据的选取
人们通常由于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学习培训、搬家迁移、婚姻关系、亲友收纳等方式由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而形成人口流动，在此过程中，由于流动人口的户籍变化更能反应其对城市经济建设的长期贡献作用，因此本文采用户籍迁移人口作为标准界定流动人口，并选用广东省2011年统计年鉴中2010年的各市数据进行分析。
2 灰色关联度实证分析
3 结 论
①广东省人口因素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关联。由表1可知，无论是流入、流出还是本地的人口，与广东省城市经济产量之间的关联度都超过0.7，达到较高的关联水平。就流向而言，流入人口都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提供了廉价的和高质量的劳动力，成为城市各类行业的劳动主体；同时，人口的向外流出也缓解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降低了福利分享规模，提高了流出城市的边际生产力；本地人口作为城市的源动力，对城市经济建设做出的贡献自然功不可没。
②留在城市内的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离开城市的人口的贡献水平。广东省中留在城市中的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7 245、0.8 683和
0.7 214，高于流出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0.7 184。留在城市中的人口通过提供劳动力和带来消费和投资等对城市经济比较直接的贡献，比离开城市人口创造的缓解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和福利分享规模的间接贡献更具有长远而深刻的推动作用。
③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本地人口的贡献水平。从表1结果来看，不论是省内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还是省外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都高于本地人口的贡献水平，这其中的最重要原因莫过于本地人口在进取心和奋斗欲望等心理因素上都差于流入人口。一般来说，本地人口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使本地人具有稳定的未来环境期望，且这个优势越明显，其创造能力越差。相反，外来人口本着为了能改变现状和衣锦还乡的淘金理念，迸发出热情与创造力为这个城市带来更大的发展动力。
④省外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省内其他城市流入人口的贡献水平。表1中，省外流入人口对于广东省城市的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0.8 683，远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流入人口0.7 245的贡献度。本文认为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流入人口在心理因素上的冲劲通常会因机会成本的增加而增加，而这种机会成本往往和城市的地理距离及经济差距成正相关关系，即其返回原城市的成本越大，其冲劲越强。其二，广东省作为中国历来的经济大省，其本地人的从商意识很强但是对教育的关注并不高，尤其与山东、江浙等重视教育的省市差距明显，因此，从重教育的外部省份流入的人口在知识积累方面相对本省人口更具有优势，对如今知识化社会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实证结果证明，人口流动尤其是省外流入人口对广东省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重要。本文认为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经济增长，取消户籍限制制度等人口流动的约束和限制势在必行，才能引导各省区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以更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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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第10篇
关键词：风险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19－03
一、理论模型
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长期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此可以认为，风险投资也是通过这两种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将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进行分解，一方面风险投资通过要素投人数量的以生产要素的形态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风险投资通过要素质量或效率增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即假定风险投资还通过改变各类要素的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经济增长，并且两者之间存在指数关系。基于以上分析，通过构造相关模型检验风险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利用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内生到生产函数之中。得到：
K1表示除风险资本以外的资本总额，K2表示风险投资总额，L1表示非风险投资部门劳动要素投入，L2表示风险投资部门的劳动要素投入，At表示第t年的技术进步水平。α1、α2、β1和β2分别表示K1、K2、L1和L2的产出弹性，其中α2和β2分别反应风险投资通过要素途径对产出的影响程度。假定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除了要素投入数量的贡献方面以外，其他因素主要通过改变各类要素的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经济增长。本文借鉴目前表示技术进步的通用模型，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时间成二次关系指数关系的基础上引入风险投资通过高科技产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对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二、实证检验
(一)变量和数据
实证检验模型中需用到的变量取值如表1所示。
lnY代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lnK1，lnL1分别表示各地区历年国内一般资本投入和各地区非风险投资部门要素投入(也就是传统的非高科技产业部门)。
lnK2，lnL2分别代表风险投资部门中通过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
high在模型中表示风险投资通过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t表示随着时间的增加，其带来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数据取自中经专网区域经济数据库、《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国创业投资发展年鉴》以及《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各省GDP缩减指数折算为2003年不变价格；本文用资本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即投资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一般资本投入水平，资本形成额按资本缩减指数折算为2003年不变价格。
本文选取了2003－2005年我国风险投资较为集中的地区，以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浙江、江苏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和广东，福建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关数据，由于这些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且风险投资产业也较为发达，数据相对齐全，便于开展研究。
(二)模型设定及估计结果
根据前面的分析，下面运用面板数据建立非观测效应模型来考察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
上述模型中，i为地区，t为时间，α1，α2，β1，β2为变量的弹性系数，b为时间平方的系数，a为截距项，μ，ε，υ随机误差项，模型(Ⅴ)式是不包含技术进步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只体现风险投资从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层面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模型(Ⅵ)(Ⅶ)为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包含技术进步等其他促进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不仅体现风险投资从要素层面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体现风险投资通过其他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其中模型(Ⅵ)引入了时间作为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模型(Ⅶ)在模型(Ⅵ)的基础上引入高科技产业总产值增长率与工业产值增长率之比这个变量(high)。
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模型(Ⅴ)、(Ⅵ)和(Ⅶ)均接受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从三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1)1nK，和lnLl的参数估计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lnK2和lnLl的系数分别为稳定在0.006-0.1和0.024－0.036之间。(2)模型(Ⅴ)、(Ⅵ)和(Ⅶ)中的lnL2参数估计值均为正值，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lnL2的参数估计值均为负值。(3)在非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模型(Ⅴ))中，lnK1，和lnK2的参数估计值均显著，且前者大于后者。lnK1的系数为0.0989388，即风险投资增加1％，人均GDP增加0.099％，lnK2的参数为0.012，即风险投资增加1％，人均GDP增加0.012％，前者的弹性是后者的8倍；而在模型(Ⅵ)和(Ⅶ)中，lnK1不显著而lnK2显著。
(4)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Ⅵ和Ⅶ)估计的结果中，时间t显著而high不显著。
(三)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风险投资通过劳动和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不仅单纯作为资本要素推动经济增长，而且通过拉动劳动要素的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符合风险投资本身的特点，它不单纯是一种资本。
2、风险投资通过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风险投资部门的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要素投人相对于传统风险部门的劳动力要素投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三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中，LnL2的系数稳定在0.03左右，而LnL的1系数却为负，同样是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刚好相反。这也是两部门劳动力要素质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果。风险投资部门的劳动力要素是受过高等教育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产出效率高。而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大多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非技术性劳动要素，这种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带来的产出的增长低于这种要素本身的增长，因此人均GDP反而下降了，另一方面我国低技术劳动力基数庞大，劳动力边际产出递减。两者的生产力不同，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必然不同。
3、风险投资通过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一般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差异。在不考虑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情况下，一般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风险投资通过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引入技术进步因素的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中，一般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风险投资通过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依然显著。
4、风险投资通过要素层面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明显的同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进方面的贡献并不显著。对比模型(Ⅴ)和模型(Ⅶ)的结果可以发现，引入高科技发展水平这个指标后，传统部门和风险部分的要素投入数量方面的贡献得到了下降，LnK1，LnK2，LnL2的系数分别从原来的0.099，0.01，0.036下降到0.026，0.007和0.025，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了体现，代表高科技产业发展水平的变量high的系数为0.00075，但这个变量的显著水平只有15％。高科技产业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明显的贡献。即风险投资通过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种中介机制还不明显。即：风险投资――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经济增长这个环节的作用机制还没有发挥出来。
我们对风险投资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研究，运用面板数据建立非观测效应模型，变量含义如表1所示。
结果发现风险投资对于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从而证实了“风险投资――高科技产业”的传导机制存在。由于高科技产业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已经得到许许多多经济学界的证实，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这个传导机制也存在，即从风险投资――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这个传导机制也是顺利的。因而可以认为风险投资的中介机制没有发挥出来主要原因是我国当前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明显。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总是显著，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非无条件(方旭升，2007)，而且许多研究表明，我国当前经济的增长还主要是粗放型的增长，要素投入相对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陈林生，2004)。
三、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风险投资作为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与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相比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风险投资通过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作用存在，但如今还没有明显发挥出来，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当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明显。
第11篇
关键词可持续；包容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系统广义矩估计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101-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资源耗竭与环境恶化并存的局面，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从而制约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显著弊端，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因此，要体现出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必须既要提高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又要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达到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相协调。
1文献回顾
如何判断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投入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贡献的此消彼长成为判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标准［1］，也是衡量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指标。随着资源与环境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一部分文献将资源与环境因素纳入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2-5］。这些研究虽然考虑了资源与环境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忽视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决定作用，显然无法全面解释经济如何实现对可持续的包容。
另一部分文献则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角度分析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蔡昉、王德文［6］通过对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发现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传统要素投入的贡献大于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贡献，但从弹性系数来看，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在未来有巨大潜力。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7］通过论证高投资、高污染、高能耗的增长模式给政府带来的宏观成本来说明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转变增长模式，指出只有采取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提高TFP和企业竞争力，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王小鲁、樊纲、刘鹏［8］通过构建包括人力资本贡献的生产函数，实证检验说明，经济增长中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正在被人力资本提高的依赖取代，这反映了增长方式的转换。这些文献虽然都论证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但是没有考虑到资源与环境因素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硬性约束，因而对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综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沿着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还是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贡献。都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增长模式的状态及其转变。本文试图将资源与环境约束，人力资本投入纳入到包容性增长的统一框架中，测算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程度，并实证分析影响经济增长包容性的决定因素，从中找到实现经济可持续的路径。
本文的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介绍经济增长对可持续包容的理论解释；第三节介绍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计算方法及使用的数据；第四节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程度；第五节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2经济增长对可持续性包容的理论解释与评价方法2.1经济增长对可持续包容的理论界定
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虽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从经济增长的结果来看，包容性增长意味着经济在保持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导地位，同时资源节约利用、环境污染治理在可控范围。现有文献研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环境与资源可持续性问题，而本文中对可持续性的界定包括：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据此可以看出，要实现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必须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2.1.1经济增长对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的包容
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的使用来讲，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因此，按照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可以分为粗放型发展方式或集约型发展方式。发展中国家在发动经济增长的初期因为生产要素的成本较低，在实施赶超战略，试图在较短时期赶上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表现为传统型、粗放型特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刚性约束以及居民消费需求的升级，片面追求数量、速度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相应的发展方式也必须转变为质量、效益型的发展方式，即在适当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基础上，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贡献更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对可持续性的包容。
第12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要素投入;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22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10-03
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国际竞争逐渐激烈,知识与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越来越关注,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源泉。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作用于一国的经济增长,它们各自对增长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国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水平、技术水平的改变,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会有所不同,因而其经济增长方式也会发生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中贡献大小的转变,随着世界范围内竞争的日益激烈,单纯依靠要素投入规模增加推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保持其持续性和长期性。
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问题,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索洛(1956)的研究首次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1]。丹尼森(1985)分析了1929-1982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因素,并指出知识进展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增长因素[2]。格里利彻斯(1986)也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过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生产率提高均有关系[3]。我国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丰富。李京文等经济学者(1993)与美国的乔根森、日本的黑田昌裕等人合作编著的《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对我国的生产率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4]。此外,谢千里等(1995)、郑玉歆(1999)、王小鲁(2000)、张军和施少华(2003)、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等也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5-9]。笔者将对采用OECD推荐增长核算方法,对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要素贡献进行实际估算,从而分析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估算方法
在要素的增长贡献分析中,增长核算方法显然更具有国际对比性。美国劳工统计局(BLS)从1983年开始公布用增长核算方法估计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OECD每年公布的其成员国生产率数据也均是基于增长核算方法测算的,因此用增长核算方法有利于我国生产率估算结果的国际比较。笔者所用估算方法为增长核算并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
假设总量生产函数为H,则增加值可以表示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时间的函数。
Q=H(k1,k2,L kn;l1,l2,L lm;T)(1)
Q表示增加值,k1,k2,L kn表示不同种类的资本投入,l1,l2,L lm表示不同种类的劳动投入,T表示时间。假设各种类型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以加总为单一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指数,用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则生产函数就可以表示为:
Q=AF(K,L,T)(2)
将(2)式用超越对数函数形式表示,增加值增长就等于两种投入指数的贡献和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之和。在完全竞争市场下,每种投入的产出弹性等于该投入占总产出的份额,在规模效益不变时各种投入弹性之和恰等于1,这样可以得到:
ln■=ln■+Vkln■+VLln■(3)
ln(At/At-1)反映生产率的增长,VKln(Kt/Kt-1)反映资本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VLln(Lt/Lt-1)反映劳动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VK+VL=1。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ln■=ln■-VKln■-VLln■(4)
在求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计算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二、估算采用数据说明
在经济增长分析中,产出的衡量基本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但要素投入的衡量则更为复杂并且存在争议。对于劳动投入的最理想度量是标准劳动时间,这在生产率测算比较成熟的国家有详细的调查数据,但我国在这方面的数据基础非常薄弱,因此文献中多用就业人数、经济活动人口等指标来代替。当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被引入生产率测算后,教育总年限、加权教育成本和人力资本指数等指标被用来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物质资本投入的衡量同样是一大难题。资本投入被定义为资本存量所提供的资本服务流。中国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对于资本投入多是采用资本存量总额或者资本存量净额来衡量,如叶裕民(2002)、肖红叶和郝枫(2004)等均用资本存量净额作为资本投入的度量[10-11]。
考虑到数据的约束,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2]的数据对我国199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估算,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生产函数中的因变量产出用增加值来衡量,总量层面增加值即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需要扣除价格变化的影响,因此采用按照不变价推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
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中,劳动投入的衡量指标有经济活动人口、从业人数与标准劳动时间等。标准劳动时间是最适宜的指标,但标准劳动时间的测算需要得到各类人群的工作时间与劳动报酬,鉴于资料的可得性,笔者采用了从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的衡量指标,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对于资本投入,笔者按照OECD《生产率测算手册》推荐方法[13]估算了我国的资本服务物量指数作为其增长情况的衡量。资本服务是每一时期从资本资产流向生产过程的生产投入。在生产过程中,资本的作用和劳动力的作用类似,劳动力是提供劳动服务的载体,而资本存量也是提供资本服务的载体。当要考虑某一资产对生产过程的贡献时,资产所产出的相应的资本服务的价值是最好的衡量,资本服务物量指数则反映了资本服务的数量变化。
对投入要素产出弹性即投入要素份额的确定。在生产函数中,要素的产出弹性直接影响着不同要素增长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估计要素产出弹性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计量经济学的回归方法,一种是收入份额法。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回归方法只需要得到相关总量数据即可进行,简单直接,但其主要缺点是需要假设要素的产出弹性为常数(如C-D生产函数),估计需要满足模型的假设。在实际的经济增长中,不同要素的份额会随时间不断变化,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而收入份额法直接根据统计数据得出产出弹性,不需要估计,各种投入要素份额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但这种方法同样需要假设存在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变的规模收益。在OECD(2001)《生产率测算手册》中将收入份额法作为要素产出弹性的推荐使用方法。因此本文也使用收入份额法。由于无法获得收入份额法所需的所有数据,笔者根据可得数据作出了处理。根据全国投入产出表(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得到各年份劳动者报酬与对应净增加值,然后用劳动者报酬占净增加值比重作为劳动投入的份额VL,根据规模报酬不变,求得资本投入的份额VK=1-VL,一共得到5年的劳动投入份额,对于两年间的中间年份份额用两年的平均比重来替代,并假设2005年以后的份额与2005年相同。
三、估算结果和政策建议
表1给出了产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估算结果。从结果来看,我国1995年以来,劳动投入指数比较稳定。而资本投入指数波动较大,1995-2000年资本投入指数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幅度较小,2000年以后则快速增长并维持在较高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为正值,说明我国生产率一直在改善,技术进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但是该数据呈现出下降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投入要素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笔者计算了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2中劳动贡献率为劳动贡献占产出增长的比重,其中劳动贡献为劳动份额乘以劳动投入指数,资本贡献率和生产率贡献率按类似方法求得。
估算结果反映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43%,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分别贡献了60.95%和32.61%,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资本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从1995-1999年的46.60%增加到2000-2007年的69.19%,说明近年来资本投入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依赖逐渐加重。生产率增长对经济的贡献表现出下降趋势,2000年至今的生产率平均贡献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45.07%下降到25.47%,加上资本贡献率的不断增加,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属于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最重要因素,现代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进步与知识创新。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还有很大差距。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更大力度地推进技术进步,要积极鼓励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将我国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促进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更多依赖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增强我国经济在国际舞台上的长期竞争力,并发展为一种资源环境友好型增长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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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OECD, Measuring Productivity-Measurement of Aggregate and Industry-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M].France:2001.
Factor Input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Growth
Ye Fanni
(School of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第13篇
【关键词】要素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VAR
一、前言
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问题，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根据当前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且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麻文奇（2010）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的贡献率，通过调查统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约为12%，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并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胡磊（2011）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理论，引入集约化指数，采用2002～2007年间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进口和RD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促进作用，并根据估计结果给出政策建议。吕冰洋等（2008）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通过发展战略转变、产权改革、技术模仿、价格市场化等因素，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三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角度出发，运用非参数方法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中这三方面作用进行分解，从而说明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张新（2007）试图将技术进步、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这些新增长因素结合起来，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层面来共同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源泉，尤其是在传统分析框架下引入对外贸易与吸引外资等因素，试图来构建一个分析经济开放情形下的内生增长模式。通过对模型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求解，研究发现长期稳态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研发产出效率以及贸易开放程度，因此拓展了已有增长模型对开放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实证研究则运用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检验，其中技术外溢渠道包括进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样本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而言，投资率是关键的推动因素，然而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在研发投入方面，来自国外研发外溢的技术进步作用更为显著；比较两类技术外溢的传播渠道，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可能要比进口贸易更为显著。
二、模型介绍
1928年美国数学家Charles Cobb和经济学家Paul Dauglas提出以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后经不断改进，使得模型对技术要素的描述更贴切。
改进的C-D生产函数的形式为（19）
其中，Y为产出，A0为初始技术水平，ert为综合技术因素，是与时间t相关的函数，集合了技术进步对产出的作用，包括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等综合结果。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α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当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条件，有：
α+β=1
那么，（19）为对上式进行对数变换，得到：
1957年Solow提出用总量生产函数度量技术进步的增长方程，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产出增长率，为技术技术进步率，为资本投入的增长率，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令代入（22），得：
分别用EA、EK、EL表示技术进步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采用年度数据，时间跨度从1991年―2010。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社会从业人员人数（L）、劳动报酬、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年度数据采用福建省统计年鉴的数据，地区生产总值（GDP）以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格，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二）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利用计量模型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显著水平取5%的条件下，方程整体通过F检验，各估计参数通过T检验，并且显著性较高。可决系数R2=0.983573，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由（27）式得到福建省的生产函数：
则索洛增长速度模型为：
各个要素的贡献度见表4。
注：八五到十一五阶段的平均值为五年间增长率的几何平均值，1991-2010的平均值为20年间的几何平均值，增长速度为相邻两年之差与前一年的比值。
结果表明，1991年-2010年，福建省的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度为28.47%，劳动投入的贡献度为7.30%，那么经济增长中35.77%来自要素投入。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
分阶段来看，“八五”、“九五”阶段，技术进步取得较大的发展，贡献度超过平均水平，分别达到68.95%、79.60%。而在之后的期间技术进步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的贡献度低于平均水平。说明福建省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渐放缓，经济的增长转而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要素投入的贡献度在“十五”、“十一五”阶段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主要是来自于我国投资推动政策的影响。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四、结论
1991-2010年，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要素投入的贡献度为35.77%，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但是分阶段来看，“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贡献度显著下降，因此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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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经济学界如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对经济增长的内涵及内生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3］。林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其经济增长与其它产业相比，表现为一定的独特性。因此，林业经济增长是指组成林业产业的全部企业的发展与森林资源的增长，即林业行业产品和劳务数量的增加或按人口平均的实际产出的增加，可用林业总产出或林业总产值来衡量［4］。但是在现阶段研究中对于林业总产值的界定，社会普遍承认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但由于目前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难以计量，故不计入林业总产值之中［5］。赵铁珍等进一步又把中国的林业总产值分为营林产值和木材采运产值两部分，森林的种植和培育等的产值计入农业总产值，而森林采伐、运输则计入工业总产值。这种划分对于今后的林业经济增长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参考方向［5］。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林业经济增长对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保障生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6］。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制度绩效评价中的核心内容［7］，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不少研究者从林业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评价产权改革的制度绩效。同时，林业经济增长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就业增收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8－9］。
2林业经济增长问题研究回顾与分析
2.1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首先就是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生产要素投入量是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的结果;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10］。总结近期的研究文献，众多学者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分两个层面，一是单独研究某一因素影响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2.1.1林业经济增长的单因素影响分析
单个生产要素对林业经济增长影响，主要投资、科技投入、劳动力、森林资源、林产品进口贸易等因素。林业投资可以推动林业经济增长［11］，其中科技投入与林业经济增长间存在协整关系，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还证实了两变量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林业经济增长短期变动受财政科技投入短期变动的影响不明显，而短期内财政科技投入变动受林业经济增长短期变动的影响则较大，长期来看，财政科技投入与林业经济增长相互间有显著促进作用［12］。劳动力数量、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劳动行为、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等都是影响林业经济增长方式［13］。另外，国内林产品进口贸易与林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林产品进口对林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林产品进口与林业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林产品进口是林业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反向则不成立，主要源于从长期来看，国内短缺的生产要素通过进口能够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如中国原木、锯材等初级林产品的大量进口，不仅没有对国内生产形成替代，反而释放了国内的产能，有效地刺激了林业经济规模的扩张，有利于林业实现良性经济增长［14］。
2.1.2林业经济增长的多因素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主要为多个因素贡献的结果。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认为，生产要素主要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构成，三大要素的投入水平和配置方式影响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林业经济增长也不例外，资本、劳动力投入和技术在林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营林生产以培育森林资源为主，受林木生长缓慢、林地数量有限等因素的限制，营林产值很难快速提高，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比资金要素的投入对于营林生产的贡献率更大［15］，资金投入应以国家投资为支撑力量，主要因为林业投入要素中相当部分的生态资产化，发挥了公益作用，从而降低了林业产出［16］。除上述资本、劳动力、技术的生产要素投入影响之外，经济增长还会受制度、市场、政策的影响。高岚、张自强系统地研究了产权管制和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利用1996～2007年间广东省林业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验证了林业产权管制的放松对于林业产出具有重要贡献的假设，由于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林业产权管制的放松对于林业产出的贡献有限，提出现阶段中国仍需不断完善林业产权制度，同时需要考虑到各地区的森林资源特征与农户经营行为的差异。突破了前人研究的“制度和政策变量难以量化”保守结论［17］。李微等针对国有林区比较多的伊春地区，从公共理论角度出发，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4个方面:供给因素(资源、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需求因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产业结构因素，政策及制度因素，亦认为产业结构、森林资源，消费需求，资本和劳动力对伊春林区林业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并认为科学技术及第三产业并没有对林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主导作用［18］。而李平、张俊飚持不同观点，认为科技投入为林业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12］。从不同角度的研究结果来看，学者的观点均认为经济增长是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单一因素的作用，但也不排除在某个地区的某个因素起主导作用。结合中国林业经济增长的模式，要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中国林业经济发展是以政府为主导，决定了林业制度变迁作为林业经济的重要制度因素，辅助生产要素(资金、人才、技术)进行动态优化配置，协调好四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产生一种合理的林业产业结构，从而为林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合理的经济增长整合模式［19］。
2.2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转变分析
2.2.1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向及其转变方向
从经济增长方式的一般涵义出发，以要素数量提高为主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定义为粗放型的增长，而把以要素效率提高为主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定义为集约型的增长。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仍属粗放型，其基本特征为:一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新建项目，二是林业经济增长靠多占用资源和高消耗来实现，三是产出变化与质量、效益变化不尽协调［20］。在中国目前林业资源紧缺、林业资源质量日益下降的条件下，这种粗放型的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将遭遇“极限”，当增长趋于“极限”或人们意识到这种“极限”的存在时，要使经济增长突破这种“极限”，就必然要改变这种增长的方式，转而着眼于提高要素生产率来获得有效增长。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过去的主要依靠增加大量的要素投入，转变到主要依靠提高现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近的［21］。在20世纪九十年代，学者廖雅萍主张不能将全部的林业资源都要集约化经营管理和发展，他针对当时的林业资源现状以及经营管理现状，认为林业应该分类经营，即以生态效益最大化的森林应该按社会公益事业进行经营，实行事业化管理，由政府和社会负责建设，而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森林则应该实行企业化管理，面对市场，参与竞争，进而在经营措施、运行机制以及补偿机制等各个方面对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施以不同管理方式［22］。后来，张孟德和孙秀娟均从循环经济角度出发，认为林业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林业在化解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上起到的调节中枢的作用，在林业产业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且理所当然的。在林业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应该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使循环经济具体模式中，各种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林业乃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点实质与林业经济增长集约化转变方式的观点一致［23－24］。
2.2.2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因素分析
虽然，目前的林业资源现状、林业发展现状、当前面临日益恶化的生态现状、激烈的林业市场竞争等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响，迫切需要中国的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这不是一个自发就能自动完成的过程，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农户等各个社会主体的支持和参与。刘勇、马平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分析了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瓶颈”制约因素:主观上，中国市场经济观念不强，一定程度上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改革和科技的观念也不强，林业尤其突出。客观方面因素主要有:一是当前中国林业企业自我发展机制不健全，虽然在积极稳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但进程缓慢，产权制度仍然不够明晰;二是林业产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且投资结构不合理，林业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不到1%，资金投入重“森工”轻“营林”，必定造成森林资源的不断减少;三是政府宏观调控不利，主要表现在林业企业的发展规模、分布区域和宏观生产力布局、环境保护以及科技兴企等之间的不合理［20］。总之，迫于当前林业经济发展面临的任务、形势和客观规律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已初步形成并正在趋向成熟，主要表现在林业初步形成了综合性的产业体系，科技成果在林业产业中的转化效率越来越高，林业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因此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是现实的、可能的［25］。
2.2.3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机制
在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领域中，劳动力要素、科技创新、资金投入等均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因素。首先，资本的密集程度对林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深远的影响，要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必须加大资金的投入，强化和改进林业企业物质要素效率提高的基础条件，为林业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提供载体和制度保证。因此，资金投入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转变的第一启动力。再次，林业科技创新对于林业的贡献有巨大的潜力，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当前的中国林业科技与经济脱节严重，形成“两张皮”的状况，科技成果转化无法到位，林业科技含量低下。最后，劳动力要素包括劳动力数量、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劳动行为、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等都几个方面成为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先决条件，要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规范劳动者劳动行为、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26］。魏远竹从林业企业角度出发，认为林业企业是林业经济的细胞组织，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而企业规模是否经济，又是能否实现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对林业企业来说，除了应注重科技和体制的双重创新及提高劳动者素质之外，还必须加快结构调整步伐，迅速形成有效率的规模经济效益，有效地提高要素生产率，推进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27］。
2.3调整林业产业结构促进林业经济增长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动成为一国或一部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产业结构变动有助于经济增长［28］。合理的林业产业结构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林业投入要素在合理的林业制度指导下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林业经济增长必须以一定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为基础，而其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业产业结构状况［19］。据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大部分省区的林业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对林业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仍不明显。因此，加快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改变目前中国粗放型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从现有文献来看，多数研究以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以某一部门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对此部门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则不多见，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中，对林业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基于多部门经济模型的研究。虽然林业产业结构因素在林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已得到了普遍认可，但由于林业产业是一个由自然—经济—社会组成的复杂系统，这就决定了各地区的林业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林业产业政策等条件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各个地区林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也不尽相同［29］。因此，选择个别典型省份或区域的林业发展做深入探讨更具有现实意义。黄烈亚、翟印礼等选取全国26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利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和各地区1997～2006年10年相关统计数据，就各地区林业经济系统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论表明林业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林业经济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但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其M值(林业产业结构变动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林业经济增长负相关。而产业结构调整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处于次要地位［30］。
肖泽军、铉珺玮概括湖北的林业总产值主要来源于营林、林产品和竹木采伐三部分，通过对营林、林产品、竹木采伐和林业总产值四个变量的相关分析发现，林业总产值与林产品产值变动具有高度相关性，但林产品产值增加值对林业产值增加的贡献却并不是最大;竹木采伐产值增加值对林业总产值增加的贡献最大，但与林业总产值相关性却不高，这主要源于林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太合理［31］。肖敏静和赵璟选取江西省数据为样本，研究江西省林业三大产业对江西林业经济的贡献率，三次产业的依次贡献率为49.8%、37%、11.8%，表明目前林业第一产业的发展对江西经济的增长是有比较大的贡献的，这也与江西省的省情是相符的。目前江西省林业经济的发展还主要是以营林业等基础林业为主，林产工业及林业服务业相对还比较薄弱，林产品的加工及林产品附加值的延伸相比之下还不够发达。与此同时，林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对江西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巨大的潜力和作用［32］。在对比发达国家的林业产业结构中，中国的林业三次产业比例为70:26:4，而林业发达国家的林业工业产值多数达到林业总产值的70%以上，有的已占到了90%以上，由此可见，中国林业的第二产业比重严重低下，没有发挥好林业经济增长主体的角色，并且在当前林业二次产业内部，仍然是以初级产业为主，即以消耗森林资源的木竹采运业为主，资源的综合利用为辅，属于低级的资源推动型经济增长。因此，在改变粗放型林业增长方式的发展环境下，林业除了在林业三次产业结构上需要优化升级，在林业第二产业的内部也需要调整，重点是培育林产加工业这一林业主导产业［27］。综合以上的观点可以发现，从全国角度和省域实证研究均表明，林业产业结构变动都是需要提升第二三次产业的结构比重，重点是林产品加工业，并将之培养成林业主导产业［27］。总之，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源要素的大量投入与有效配置为基础，林业产业结构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林业经济增长，进而影响林业要素预期投入产出效益。均衡的产业结构，适应于技术的发展，并且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反之则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和不稳定，该理论同样适于林业产业。因此，新时期林业的重点任务除了一味的追求经济增长外，还应该注重林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林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全面推进集约化发展。
3评述与展望
第15篇
关键词：要素商贸条件 出口导向型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引言
纵观上世纪中后期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亚洲各国经济增长的主流方式，上世纪70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后是以我国台湾地区及韩国等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同样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进展，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东南亚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将此类经济增长方式推向了顶峰，并且取得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出现的欧洲债务危机，都给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也引发了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稳定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大讨论，以出口导向为增长模式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度成为争议话题。
研究意义
其实，本文更关注的是经济内生增长方面的研究，探索内生增长与净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增长与相对价格冲击之间的关系受到比较大的重视，忽略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了更加客观、全面的衡量出口导向型经济中，作为出口部门的技术变化，和国际商品价格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全面引入要素商贸条件。从1997年到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可以发现，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验与反思，因此，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要素商贸条件变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及影响规模，成为了学术界热门的研究方向，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或增长优化转型模式也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现状
通过我国经济发展研究理论中现有的规律，可以看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离不开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若要实现有效的利用，提高其应用的效率，达到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与要素商贸条件的向好有着直接的关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的增长，可以使该国家有更多的优质资源投入到项目研发上来，技术的改进与革新是商业贸易产品质量提升的必经途径，因此该国可以获取更高的商业贸易出口价格，而更高的出口价格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直接作用于资源的优化升级，形成商业贸易的良性循环。
而经济增长与商业贸易条件之间的显著关系，还可以体现在要素与商品之间，如：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要素与商品（纯粹消费商品、消费与投资兼具的商品）的内生增长关系清晰地显示出商业贸易条件影响的增长，商业贸易条件的高低与消费品的专业化有着直接关系，二者越高，其增长率也会越高，反之则呈负相关关系。当然，短期商业贸易条件的下降会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双下降效应，但长期的商业贸易条件下降，则不会有显著的关系，虽然商业贸易条件对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有正向效应，但是二者之间表现的关系并非是对称或线性的，商业贸易条件的向好对中心国家的积极效应并不表现的比边缘国家显著，甚至更加弱化。并且，在经过对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发现，人均真实的GDP和商业贸易条件之间也联系紧密，并且相互影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小型的开放经济体更容易受到商业贸易条件的冲击，如从韩国与日本在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不同表现就可以发现其中的端倪。因此，商贸条件稳定并受影响小的国家，其经济增长更为稳定持续，同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范围与力度也会更小。
通过2004年-2008年的五年间，对全球的94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呈正相关关系。但也有少数的研究认为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关系，无论是单要素商贸条件还是双要素商贸条件，其波动只能是有利于初级产品的出口，但同时会抑制该国的经济增长，我国有部分研究者对1981年-2004年的我国出口导向型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波动和商业贸易条件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甚至提出，虽然我国的商业贸易条件出现恶化的现象，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步伐仍在持续。以上这些没有显著关系的研究，都缺少将技术变化纳入到研究因素中来，仅仅将商贸条件等价于净贸易条件，技术变动的因素没有进行充分考虑。
因此，本文以1997年到2008年亚洲经历的两次金融危机为研究分析的对象，从单要素商贸条件出发，尤其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参考研究指标，分析了其对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推动作用，研究了其对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影响。因为，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出口型经济模式和投资型经济模式为主要拉动方式，近年来，我国也在探索经济模式的发展转型方式，因此，本文研究要素商贸条件推动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推动，将对于是否应当坚持要素发展模式，还是进行根本性的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的趋势变化及影响分析
当前我国的要素商贸条件分述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价格贸易条件，或称为净贸易条件，是指该国的出口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这类商贸条件没有将投入与产出因素纳入到考虑范围，而只是以出口商品可以换回多少进口商品的价值作为参考，估算比较粗略；其二，收入贸易条件，其考虑的主要是出口对于进口的购买力，计算的方式是出口的数量乘以净贸易条件，这类概念将产出数量考虑进去了，但却忽略了投入数量的变化，也算是对净贸易条件进行了一定的改善；其三，即本文所要论述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其计算方式是以出口中某要素的生产率乘以净贸易条件，其本质不离开净贸易条件，其所体现的是该国的单位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出口商品所能具备的购买力，这一概念比较完善，其所体现的经济内容也更加客观合理，衡量该国出口劳动生产率的效益，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同时，由于技术进步的积极应用与探索，即使该国的净贸易条件下降，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单要素商贸条件的下降，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优势，完全可以抵消净贸易下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所以，我国出口价格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单要素商贸条件的下降。
从中可以看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重要性，其对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有效地抵消了净贸易条件下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起到了改善二元经济结构的作用。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计算可以体现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但至今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统计研究相对匮乏，转而是以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或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进行评估的。但劳动生产率的评估忽略了其他要素的投入增长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或者可以说高估了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此外，有些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数据虽然被统计出来了，但并不一定是源自该部门的内部数据，有可能是其他部门的投入起到了改善的作用。因此，为了对单要素商贸条件进行修正，可以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取代一般性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可以更加到位地衡量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生产率的真实情况。
全要素生产率一直被行业内的研究专家公认为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参考指标，是衡量技术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除了可以体现该国的投入-产出成本之外，还可以对规模、分配、技术三者的效率进行客观的反映。单要素商贸条件为净贸易条件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乘积，说明当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指数增加时，该国的收入和福利也会相应地增加，同时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全面进步。因此可以知晓，对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依靠技术进步取得，还是依靠要素投入取得，可以用修正后的单要素商贸条件指数来加以确认，并且此类评估方式还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现实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和技术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技术进步可以使得该国在一定投入数量的基础上增加净产出，而要素商贸条件同样如此。反之，当要素商贸条件出现恶化的情况时，会相应的导致该国所获得的净商品的数量出现下降。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已经将技术变动的成分纳入进来，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式可以更加直观地体现技术变动和价格变动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本文结合已有的实证进行综合分析，讨论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依据为出口导向型增长假说检验方法，其运用的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已有的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的基础上，对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经济增长进行考察，将出口变量因素纳入进来，而其他一些研究则用商贸条件指数来替换出口变量因素，但考虑其方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上述的函数研究方式忽略了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体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深入影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基于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引入，可以很好地弥补传统的净贸易条件评估中的不足，考察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影响，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因为，其传统的商贸条件并不能完全体现该国的经济发展是否遵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所以，需要引入新的解释变量来衡量经济体的增长关系，即出口与经济体的增长是否呈现正相关关系。由于所研究的对象数据主要是以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对单要素商贸条件变动的影响，衡量此因素对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起到了何种作用。因此，可以将两次金融危机设为虚拟变量来加以考察。
一般可以认为资本的增长与劳动力的深化，对于一个经济体有着积极的正向意义，可以明显地起到深化资本市场的作用，把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经济的作用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经济增长和出口有明显的关系，并且一般情况下表现为正相关关系，间接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通过对1980年至2011年的数据分析，其中的数据计算都以2000年为基准，如出口数据、固定资本形式和人均GDP等，数据来源为世行的数据库，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进行计算，可以得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
要素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研究
从世行已有的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长与物质资本的累积有很大的正相关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样与物质资本的累积呈正相关的关系，这得益于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以往的发展中取得了稳定持续的增长，在此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同样离不开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推动。除了韩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够显著之外，其他亚洲国家的表现都与传统的评价保持高度的一致，而韩国也在整体上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单要素商贸条件体现着技术的进步水平，从亚洲新兴经济体近30年的发展中不难看出，出口导向型中的技术进步对商业贸易条件的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出口水平，进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在亚洲各国的影响表现并不相同，并且有着显著的区别，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菲律宾，其单要素商贸条件每增长1%，能带来0.3%的经济增长；而影响最为微弱的是新加坡，其单要素商贸条件每增长1%，能够带来的经济增长仅为0.02%，二者之间差距超过了15倍。从这些差距可以发现，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虽然可以推动技术的整体进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全面增长，但其增长值有些时候并没有期望的那么高。
从1997年到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来看，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各国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不尽相同，由于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恶化了单要素商贸条件的积极效应，使之对经济增长效应的推动显得较为微弱。在金融危机期间，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单要素商贸条件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表现的并不明显。尤其在200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加坡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以马来西亚、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甚至出现了单要素商贸条件严重抑制经济增长的情况发生，金融危机重创了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从1997年与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来对比，后者由于单要素商贸条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前者要小得多，而我国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也是后者要明显好于前者，充分说明了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推动我国的出口型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以上的论述研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30多年之间，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已经形成了经济增长的惯性模式，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单纯的依靠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建立短期内难以实现，而是要依靠内需、投资和出口并重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我国经济增长在面对两次金融危机时的表现仍旧可以看出，以技术进步为单要素的商贸条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正数，即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因而，以技术进步为要素的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虽然有很大的争议，但不能否认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国际需求会弱化我国的出口规模，形成消极影响，但要素商贸条件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仍旧可以起到持续发展的作用。
第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保持一致的，即单要素商贸条件是起到了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实效。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来看，主流的表现为：随着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经济增长是与之呈正相关关系的，并且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是起着推动作用的，商业贸易条件的向好，无疑对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研究了以往的亚洲经济发展进程后，更加肯定了这一结论。因此，以技术进步为表现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可以有效的抑制净贸易条件的恶化，可以避免经济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主要的原因就是技术进步可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其主要表现在制造业当中。在30年前亚洲的制造业占总出口比重为78%左右，而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其比重已经明显提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充分说明了技术进步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取得了进步，并同时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第三，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其所标志性的变动即是商业贸易条件的波动，这些变化会传递到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当中，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因而所受到的冲击就更加明显，但受此类冲击时是一般性破坏还是创造性破坏，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析。但在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所受到了经济冲击，其冲击对于单要素商贸条件和出口导向型增长之间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较大的差别。当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价格恶化逐步累积，并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即出口价格恶化的效应超过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就会对经济的增长起到抑制的作用，由于区域的出口价格下降和需求乏力，亚洲经济体的出口转而面向西方发达国家，以应对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我国同样如此，随着出口面向美国和欧盟，经济调整后更加强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继而导致全球的生产与分销体系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亚洲新兴经济体。
整体而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的影响要小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形成的冲击并没有西方世界那么明显，除了出口价格的反弹之外，还与技术进步的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有很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推动，我国经济的出口收益不断取得增长，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虽然收益放缓，但整体的增长趋势并没有停滞。因此，在短期内没有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进行根本转变的需要，这也不符合经济增长稳定持续的现实条件。同时，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全球金融危机既是导致一般性破坏的因素，同样也是造成了创造性的破坏。
结论
两次金融危机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分析。如何严谨、科学地评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引入要素商贸条件的研究理念已经成为业内的焦点方向。
因此，评估要素商贸条件对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对于我国无论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经济转型发展方面的论证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占据我国经济增长的比重依然很大，客观公正推动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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