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发展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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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并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论述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即“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涉及的就是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所说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国富论》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从19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在价值论上的分野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价值由什么决定”的论争中，微观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阿弗里德·马歇尔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和提升，使微观经济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以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代表作。
微观经济学虽然在19世纪末就已经比较成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就已经完善了。随着西方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微观经济学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获得了许多发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些发展及其成果大大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
一、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发展消费者行为理论也叫需求理论，主要是解释单个家庭(消费者)在面临一组约束条件时如何对商品组合进行选择；它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试图找出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论述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向右下方倾斜(需求规律)。解释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先后有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和显示性偏好理论。基数效用论产生于19世纪，是需求理论中的古典理论。
虽然在19世纪末，一些经济学家就观察到效用的不可测性，提出了序数效用论的思想，如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安托内利(G．．Antonelli)、费雪(Iving Fisher)和帕累托(Vil—，埃奇沃思(1881年)和安托内利年)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就使用了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但是，序数效用论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则是得益于斯卢茨基、希克斯(John R．Hicks)和艾伦(Roy George Douglas AIlen)等人的贡献。
斯卢茨基的贡献是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斯卢茨基方程”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位前苏联数学家、统计学家兼经济学家在1915年7月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关于消费者预算的理论》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商品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实际收入不变，商品相对价格变动引起消费者用价格较低的商品的消费替代价格较高的商品的消费，从而引起对价格较低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这被称作“剩余可变性”，希克斯后来把它称作“替代效应”；另一个是货币收入不变，商品价格下降引起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增加，实际收入增加引起消费者对商品需求量的增加，这被称为“收入效应”。斯卢茨基进一步认为，这两个效应是独立的和可叠加的，二者的代数和就是“价格效应”。即价格效应一替代效应+收入效应，这就是斯卢茨基方程，后来又称之为“价值理论的基本方程式”。斯卢茨基还进一步认为，收入效应可以是正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是负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减少，而替代效应则始终是负数。
斯卢茨基方程的意义是从理论和方法上完整地解释了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完整地证明了为什么存在需求规律。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斯卢茨基在191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最终给出了序数效用函数的假设。[1](蹦∞希克斯在帕累托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了序数效用论，使之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篇主要是论述基数效用论(包括需求弹性理论)的，这种需求理论在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1939年)出版以前一直是最权威的理论而受人敬仰。还在20世纪年代前期，希克斯就对这种基数效用论提出质疑。
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认为，马歇尔的需求理论是从最大限度的总效用观念出发，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达到所购买商品的边际效用必定与其价格成比例的结论。希克斯就此提出疑问：这种被消费者追求的最大限度的“效用”是什么?什么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确切基础?他认为马歇尔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透彻的论述，而帕累托对此做过有价值的讨论。
希克斯从埃奇沃思和帕累托那里接过无差异曲线分析，用无差异曲线与消费者的预算线相切来确定消费者的均衡条件，用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取代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用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取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且讨论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推导了“收入一消费曲线”和“价格一消费曲线”。
由于序数效用论不以效用数量的衡量为基础，它用两种商品的变化量之比来间接衡量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这就克服了基数效用论“效用如何计量”的难题，从而使得序数效用论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需求理论。
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都是研究消费者如何使其偏好或效用最大化。但是，消费者的偏好是观测不到的，能够观测到的只是消费者做出的选择。那么，有什么办法说明观测到的消费者需求行为是否是由于偏好关系或效用函数的极大化而产生的?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消费者的实际选择行为推论出他的无差异曲线而不是依靠他公开声称的偏好?保罗·萨缪尔森(1938年和1947年)发现的显示性偏好理论就是用来回答上述问题的。
显示性偏好理论的优点在于，研究者不必知道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也无须知道每一种商品(或商品组合)的效用大小，只要知道消费者对有关商品组合的选择行为就可以了。根据显示性偏好理论，一个消费者之所以在两种商品(或商品组合)A和B中选择了A而不是B，只有两个原因：要么他偏好A，要么A比B便宜。如果A不比B便宜而消费者仍然选择A，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消费者对A的偏好一定大于对B的偏好。为了给出显示性偏好理论精确性的证明，萨缪尔森和于泽(H．Uzawa)等人又进一步提出了显示性偏好的弱公理和强公理，这就是一致性公理和传递性(transitivity)公理。
序数效用论以无差异曲线已知为前提。如果无差异曲线未知或不确定，则无法确定消费者均衡。显示性偏好理论可以用来确定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需求曲线。
显示性偏好理论不但用来替代偏好理论作为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基础，而且还被用于证明竞争性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这种分析技术还在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
二、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单个厂商生产者)也看作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其目标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厂商的行为和消费者的行为一样，都可以用一套最优化方法来进行分析。于是，厂商均衡条件(或生产要素最优组合条件，或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围绕这个条件展开的产量理论、成本理论和收益理论，成为微观经济学中厂商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世纪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成果：一是各种各样的“厂商管理理论”(man—的提出。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厂商的目标(实际上是企业经理的目标)不一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称作“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
二是对“理性人假说”的批评和修正。
“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起始于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对厂商决策行为的经验研究。1939年霍尔和希契在对38家企业定价决策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价格理论与企业行为》的研究报告。L31该报告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企业并不按照“MR—MC”
的原则来做出价格决策，也不一定根据市场需求圃来定价，因为企业很难获得关于单个产品的需求曲线的信息；企业对其产品定价实际上使用的是“成本加成定价法”，即根据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平均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幅度，这个利润幅度相当于一个行业内部的平均利润或正常利润。霍尔和希契认为，在“成本加成定价法”流行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不是企业经常追求的目标。1946年，莱斯特(Richard Les—通过对美国南部430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后发现，企业的产量决策和用工决策一般并不考虑“边际成本”或“边际产品价值”变动，因为企业难以估计这两个变量。这项经验研究成果也证明企业并不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
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年对厂商(企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本书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大公司在生产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些大公司里，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别掌握在股东和经理手里；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和非竞争的产品市场，企业经理将拥有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外目标的空间。
在贝利和米恩斯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非利润最大化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鲍莫尔的“销售最大化模型”、彭罗斯等人的“企业成长理论”和威廉姆森的“管理斟酌决策权理论”。
鲍莫尔在1959年出版的《企业行为、价值与成长》一书中提出“销售最大化假说”(sales maxi—。[41在这本书中，鲍莫尔把在某种利润约束条件下追求销售总收益最大化看作是寡头垄断者的典型目标。这里的利润约束是指企业股东认可的最低利润水平。鲍莫尔认为，企业之所以追求利润约束下的销售最大化，主要是因为销售量与经理人员的薪酬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次是因为销售量下降会使得企业丧失一部分客户和分销商，降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
“企业成长理论”
归功于彭罗斯和马里斯的开创性研究。
这种理论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公司经济”(corporate economy)，也就是公司企业主导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公司管理者(经理)拥有斟酌选择公司追求目标的权力，这就使得这种经济成为一种有管理的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调节的经济。这种“企业成长理论”关注的是“企业扩展的时间路径”
。在动态过程中，经理们通过把企业成长作为追求目标来满足其权力、称霸(domi—、威望(prestige)的本能，而诸如企业安全和职业成就的动机诱导经理们把“企业的评价率”
’s valuation ratio，它是企业股票市值聊与其资产账面价值是的比率，即铆／是)作为其追求的目标。资本市场通过兼并和接管机制对这种评价率的高低施加约束，如果评价率低于某一水平，企业将被购并。企业面临的这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形式化表述如下：
。一U。(g，口) ……．￡．u≥可 ……其中，U。是管理效用函数，即企业经理的目标函数，g是企业的成长率，可是对企业的评价率，可是资本市场约束，当u<面时，企业将被购并。给定一个成长一评价函数(即U。)，其中钉和一定水平以上的g负相关，经理们将面临着图所示的斟酌权衡：
矿’
／…一凇{i＼成长喾图1企业成长模型一评价曲线在A点以前，企业成长率g和评价率u正相关，在A点以后，g和曰负相关。企业经理对成长率和评价率组合的偏好可以用无差异曲线I来表示。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约束，最优点将是最高的无差异曲线I。与成长一评价曲线相切的切点B。
如果评价率不能满足资本市场约束条件口≥百，那么，最优的成长率将由受约束的最大化解(百，虿即C点给出。显然，C点的成长率要高于B点的成长率。
“管理斟酌决策权”
理论是威廉姆森在1964年出版的《斟酌决策行为经济学：厂商理论的管理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7¨管理斟酌决策权”是指公司经理们追求他们自认为有利可图的目标的能力或权力，而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竞争程度将决定着这种斟酌决策行为的范围。
威廉姆森认为，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大公司中，经理们有一种支出偏好(expense preference)，这种支出偏好通过某些企业支出如营销支出、职工报酬支出来获得满足。这些支出会给经理们带来正价值，因为通过扩大这些支出有助于实现经理们追求薪酬、威望和权力的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些“非金钱目标”(non—pecunia—，但是这些目标决定着经理行为，从而影响着厂商行为。
理性人假说是关于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说，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说基础上的。自1947年开始，西蒙．Simon)在一系列论著中反复强调经济当事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而不是理性人假说所暗含的完全理性。∽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效用论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前提条件之上的：(1)可供选择的对象是给定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2)每种选择结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指主观而言)；目的是为了使一个给定的效用函数的期望值达到最大化。西蒙认为，这些假设条件并不一定与我们想要知道的实际经济选择过程相一致；通过放松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假定可以得出“有限理性论”。
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是指那种把经济当事人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理性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西蒙认为，虽然经济当事人总是期望实现最优化，但是他们事实上做不到，因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要受到获得有关选择机会的信息成本和对不确定性未来的无知的约束，他们实际上只能追求一种比较满意的目标或满足水平，只追求实质性与程序性的理性。有限理性理论假设可供选择的对象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集，而是存在一个产生各种方案的过程；假定不知道结果的概率分布，而把这些情况的估计程序纳入分析结构；寻找那些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这种不确定性假定人们不知道其概率分布；也可以不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假设，而只设想一个令人满意的策略。有限理性理论是这样一种选择理论和决策理论：假定经济当事人希望达到某种目标，并且为此竭尽他(或她)的心智，但是在描述决策过程时又把人们头脑的实际智能考虑在内。西蒙强调，要把经济学和管理学建立在一种关于现实的人的行为描述的基础上，必须用“有限理性”来取代完全理性。
萨金特(Thomas J．Sargent)进一步把“有限理性”概念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91他假定经济行为人确切地知道行为的规律本身是不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他们努力寻找实现理性预期的方法，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此，宏观经济模型不一定要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最优化假设之上。萨金特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得出的预测很难与观察到的实际结果相符，而有限理性理论可以修正理性预期模型得出的过于严格的预测。
三、对“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证明在市场经济中，虽然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结果却会增进社会利益，即个人利益和社会(或公共)利益可以得到和谐协调。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表达的思想。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有最大的价值。确实，一般说来，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的公共利益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实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实现圃的目的。……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会促进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要促进的社会利益更大”。[10]㈣23¨‘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告诉我们，分散的市场经济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导致经济运行有秩序并且资源配置是最优(有效率)的状态。
在亚当·斯密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着力证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正确性。19世纪下半期，瓦尔拉斯(Leon Walras)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1877年)一书中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证明，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总是存在一组价格(或价格向量)，使得经济中所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恰好相等，即存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瓦尔拉斯把这个结论称作(一般)均衡价格决定定律，后来被称作“瓦尔拉斯定律”(walras’s 1aw)。当一般均衡存在时，各类市场既不存在超额供给，也不存在超额需求，每一个市场都可以自动出清，所以，瓦尔拉斯定律又可以表示为：只要效用函数是连续的、严格递增的并且严格拟凹的，经济体系中所有市场上的超额需求的价值之和等于零。在一般均衡存在时，市场交易者都能获得最大化满足，即效用最大化。瓦尔拉斯写道：“在自由竞争支配下的市场中进行多种商品互相交换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所有一种商品、多种商品或一切交换商品的持有者，都能获得他们欲望的尽可能大的满足。”[11]佃168’
但是，在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中，瓦尔拉斯是通过假定模型中的方程式(供给方程式和需求方程式)的数目等于未知数(待决定的商品市场的价格)的数目而得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这个结论无法通过数学方法来验证，因而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如果未知数的数目和方程式的数目相等，这个方程组可能无解。我们不能责怪瓦尔拉斯的数学水平不高。客观的情况是，在他提出一般均衡理论时，解决一般均衡存在性问题的数学工具——集合论、博弈论、拓扑学等，还没有出现或没有运用到经济学中来。
瓦尔拉斯之后的60年里，对一般均衡理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都力图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帕累托(Ⅵlfredo Pareto)、希克斯(John Hicks)、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麦肯齐(L．Mckenzie)、阿罗(Kenneth J．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eru)等人。尤其是麦肯齐的《论Gra—的世界贸易与其他竞争性体系模型的均衡》
年)一文、阿罗和德布鲁合作发表的《竞争性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1954年)一文和德布鲁的《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1959年)一书，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给出了形式化和公理化的证明。这些证明是简洁的并且是有力的，从而确定了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框架。此后，德布鲁和其他人还证明，一般均衡虽然不是惟一的，但是均衡的数目是有限的并且必然是奇数的。
那么，当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存在时，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是否就是帕累托最优呢?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如果存在竞争性的一般均衡，那么这种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的。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并且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函数都是凸的，那么通过初始资源禀赋在个人之间的再分配(再配置)，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瓦尔拉斯的竞争性均衡来实现。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明，如果经济是完全竞争性的，分散的市场经济可以达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这种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说明，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来实现。个人要做的只是通过市场交易或通过政府进行某些初始资源总量的再分配(再配置)。第一定理是实证的或描述性的，它说明了完全竞争的分散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如何。第二定理是规范性的，它说明了要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德布鲁、舒比克(Martin Shubik)和斯卡夫．Scarf)等人后来进一步证明，如果把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点的集合称作“核”(core)的话，那么，竞争性均衡必然位于核中；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的核配置的集合将收敛到竞争性均衡配置；如果经济是一个足够大的经济，核和竞争性均衡在极限上是一致的。
四、市场结构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市场结构理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早在年，埃奇沃思(F．Y．Edgeworth)就试图对完全竞争下一个系统而严格的定义；[12]到年，完全竞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全部确定，并成为此后经济分析的标准模式。
根据完全竞争理论，由于一个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买卖双方都拥有完全信息，每一个厂商向市场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厂商进出一个市场是自由的并且是无成本的，所以在这种市场上，单个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并且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平均收益曲线重叠。这意味着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单个厂商和单个消费者完全不能控制价格，价格由这个市场上的供求均衡来决定，他们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当完全竞争市场处于长期均衡时，产品的价格等于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市场是完全出清的，不存在供给过剩或短缺。因此，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类型，它可以保证资源得到有效率的配置。
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分别对完全竞争理论提出挑战，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或垄断竞争理论。[13][143张伯仑指出，现实中的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型的，许多厂商出售的是有差别的产品而并非是无差别的产品，这就使得有差别产品的生产者就是这种产品的部分垄断者，这种生产者面临的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说明单个厂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扩大或减少产品产量来改变其价格，他对产品价格有一定的垄断权。在长期均衡状态下，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生产能力过剩；与完全竞争市场不同，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浪费性竞争。
以1982年鲍莫尔等人出版《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一书为标志，[15]西方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完全竞争理论的发展。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是指来自潜在竞争者的竞争压力，对正在市场上的供给者“在位厂商”)的行为施加了很强的约束的那一类市场。一种市场要成为可竞争市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进入自由，退出无成本，市场在均衡状态下无超额利润，在位厂商之间的定价和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不论市场上是仅有一个垄断者还是有许多竞争者，可竞争市场总是具有这些特性；来自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而不是在位厂商之间的竞争，对在位厂商的均衡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
完全竞争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之间的现实竞争。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竞争的程度取决于在位厂商的数目；在位厂商的数目越少，这个市场的竞争程度就越低或垄断程度就越高。
与完全竞争理论不同，可竞争市场理论强调的是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压力对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对市场竞争程度的作用，竞争的程度取决于进入这个市场的障碍的大小。
可竞争市场理论假定潜在进入者具有这样的特性：(1)与在位厂商一样，潜在进入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相同的生产技术，为同一个市场提供生产。(2)潜在进入者进入一个市场无需负担额外的成本，也就是不存在斯蒂格勒意义上的进入障碍。(3)在进入一个市场之前，潜在进入者可以暂时把在位厂商的价格看作是不变的，并用这个价格来计算其进入利润。
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是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不论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的数目是多少，来自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同样可以约束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保证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是有效率的。当市场上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厂商时，潜在竞争的约束使得在位厂商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当技术经济特征要求一个市场由一家厂商来进行生产(自然垄断)时，在位厂商将按照财务可行性的原则实行按平均成本定价。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可竞争市场理论的解释是，在可竞争市场上，潜在进入者可以采用“打了就跑”(hit—and—run)的策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既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障碍，也不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劣势或歧视，如果在位厂商囡的定价行为提供了一个(超额)利润机会(这时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潜在进入者就会迅速进入这个市场，并在在位厂商做出反应(例如降价)时毫发无损地退出这个市场。因此，潜在竞争是悬在在位厂商头上的一把达摩剑。在潜在竞争压力下，为了防止进入真的发生，在位厂商——无论是寡头垄断厂商还是完全垄断厂商，就必须制定一种正好收支相抵的“可持续价格”(sustain—。因此，在可竞争市场上，一个可持续的市场结构或均衡的产业结构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有相同的经济绩效。
可竞争市场理论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垄断不一定会减少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位厂商定价的“可持续性”和拉姆齐最优性是一致的，所以，在可竞争市场的垄断均衡中，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能够实现最大化。
可竞争市场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在市场是可竞争的条件下，自由放任政策比政府管制(regu—能够更有效地保护一般公众的利益。根据传统的垄断市场理论，一个市场只有少数几家大厂商时，资源配置是低效率的，消费者的利益是受到损害的。可竞争市场理论却认为垄断不一定是有害的，甚至可能是更有效率的。但是，可竞争市场理论并不认为无约束的市场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经济问题，也不认为所有的管制和反托拉斯行动都是不应该的，都是有害的。因为现实经济中的市场与可竞争市场还是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的，市场改革的方向是取消进入市场的障碍，取消对在位厂商的人为保护，使得潜在进入的压力真正对在位厂商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
第2篇
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方针。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是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xx要发展，必须从xx县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思路，推进创新，突破重点，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三三战略”，努力探索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促进全县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转变思路为前提，着力强化“三个意识”
实践证明，思路决定出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除要具备良好的精神状态、扎实的工作作风外，关键是要有与时俱进、科学明晰的发展思路。综合分析壶关的优势与劣势、潜力与困难、机遇与挑战、县情与民情，xx把发展定位在“跻身全市经济强县、建设全省旅游大县、打造中国北方绿城、创建全国文明县城、争创全国生态名县、争当贫困地区小康建设先进县”上，把发展思路定格在坚持“兴工富县、强农富民、亮城树形、做大旅游”上。因此，我们在工作当中贯彻落实这一思路，必须着力强化“三个意识”。
（一）强化科学发展的意识。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树立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改革创新，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样才能推动壶关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努力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繁荣富裕、文明和谐、山川秀美的新xx。
（二）强化特色经济的意识。县域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特色经济。县域经济发展必须依托自身优势，立足现有特色，不断延伸强化特色；挖掘潜在特色，不断开发壮大特色；培育创新能力，不断创新再造特色，大力培育和发展区域特色产业，构筑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根据壶关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特点，要重点培育“六大特色产业”，构建“四大特色经济区域”。依托常平集团、环海集团规模经济优势，发展钢铁产业；依托西南部煤炭资源优势，发展煤炭产业；依托壶化集团进入全国民爆行业前三强的优势，发展化工产业；依托壶关丰富的石灰岩资源优势，发展建材产业；依托壶关独特的生态环境优势，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依托太行山大峡谷独特的自然风光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业。逐步形成县城北部工业园区、西南部煤炭工业区、城南绿色农产品加工区及中部原料生产基地、东南部旅游区四大特色经济区域。
（三）强化对外开放的意识。县域经济不是封闭性经济，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开放性经济。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扩大开放，借助外力求发展。开放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借助外力求发展是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xx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要实现加快脱贫、全面建小康跨越式发展，就必须抓住新的机遇谋发展，构筑新的开放格局促发展。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推进创新为保证，努力实现“三项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县域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结合点，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因此，推动xx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努力实现“三项创新”。
（一）观念创新。xx近几年年年有发展，但与兄弟县市区相比，差距还很大。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首要的、带根本性的是思路观念上的差距。目前干部群众对壶关经济发展有两种错误认识：一种是消极悲观认识，认为壶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历来基础差，底子薄，又地处偏僻山区，自然环境恶劣，资源条件较差，要想发展实在太难；另一种是盲目乐观认识，认为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省委、省政府又大力实施“两区”开发，国家、省市对壶关倾注了太多政策、资金和项目上的扶持，县域经济发展无须自己操心，存在“等、靠、要”思想。因此，观念创新就必须坚持与时俱时，突破思想认识障碍，牢固树立新的发展观，正确处理实事求是与跨越式发展的关系；牢固树立新的比较优势观，破除“县域基础条件差、招商引资无吸引力”的思想束缚，增强敢闯敢冒的市场竞争意识，破除“县域资源条件差，只能小打小闹”的思想束缚，增强办大事、兴大业的意识，破除“县级政府调控能力弱、只能依靠上级”的思想束缚，增强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意识；牢固树立新的服务观，工作职能由“管理就是管人管钱”向“为企业服务、为客商服务”转变，工作方式由“政府主演”向“政府服务”转变，工作重心由行政管理向改善环境转变。
（二）机制创新。机制障碍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要着眼于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活生产要素潜能，消除不利于发展的机制，着力创新人、财、物的管理和使用机制，创造出“进得来、留得住、发得了”的“洼地”，发挥“产业集群、要素集聚、资源集约”的“洼地”效应。首先是创新选人用人机制。建立以发展论功过、以业绩定取舍的用人机制，建立放眼四海、唯才是举、广纳群贤，不拘一格的选人机制，建立以考核定位次、以功过论奖惩、以作为求地位的育人机制。其次是创新资金运筹机制。立足常平钢铁、环海不锈钢、壶化民爆、华阳矿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旅游开发等优势产业，培植新兴财源，优化财源结构；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元投入、上下联动的原则，建立政府推动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建设资金筹集机制，做到财尽其力。最后是创新物力使用机制。坚持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放开搞活二级市场，实现土地资产的保值增值；坚持将闲置公共设施的经营权使用权推向市场，进行转让、拍卖和租赁，盘活闲置资产。
（三）环境创新。环境是形象，也是生产力。现代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环境的竞争。近年来，壶关坚持实施“亮城树形”战略，坚持“软硬兼施”创优发展环境，力促硬环境上档次，软环境上水平。在硬环境上，要继续加强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切实推动园区建设，着力强化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巩固“全省文明县城”和“全国卫生县城”成果，努力争创“全省园林化县城”和“全国文明县城”。在软环境上，要坚持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作风，优化政务环境，提高行政效能，以政务大厅为窗口，实行“一站式”办公和“一条龙”服务，综合治理治安环境、执法环境、建设环境，努力创造一个规范、有序、和谐、宽松的发展环境。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突破重点为关键，致力推进“三化进程”。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突出主导产业，努力实现重点突破。从壶关近几年的发展态势来看，实现县域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必须致力推进“三化进程”。
（一）以国区建设为载体，推进工业新型化。工业园区不仅是工业经济发展的集聚地，更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载体。要紧紧抓住xx经济开发区被列入省级开发区的优势，着力加强工业园区建设，在做大上下功夫，在做强上做文章，在做优上动脑筋，把开发区打造成全市乃至全省一流园区，构筑全县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高地，加速xx工业新型化进程。一是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对接长治，承接三晋，面向全国，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全方位开展招商引资，在引进项目过程中，注重突出重大、配套、新型、生态项目，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促进县域经济上规模、上档次。二是实施产业互动战略。坚持“准确定位、合理规划”的原则，把园区科学划分为不同主导产业区，特别是要充分依托常平集团、环海集团、壶化集团、华阳集团等具有支撑产业发展独特优势的企业，建立特色园区，做大做强钢铁、煤焦、建材、民爆等特色产业板块，加快产业集聚，推动产业互动，形成产业“一条龙”关联群体，培植县域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三是实施体系促动战略。建立基础设施保障体系。加快园区一座22万伏和两座11万伏输变电站的建设，加快园区长壶一级路与通往平顺的集李路连接线，以及引漳入壶大型引水工程的审批立项进度，加强园区水、电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此同时，还要建立服务环境支撑体系，实行“保姆式”全程服务，推行一线办公，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问题，促进园区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以龙头企业为带动，推进农业产业化。
壮大农业经济，加快农村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xx作为一个农业大县，要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谋划发展现化农业，着力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和规模化，进一步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一是培育壮大龙头企业。紧紧抓住中央、省市加大对农业扶持力度和政策倾斜的契机，牢牢把握市场趋向，按照“企业＋基地＋农户”的形式，大力发展以牛奶、陈醋、羊汤、土豆、黄花茶等为重点的农产品加工业，重点扶持九牛寨乳业、紫团饮业、裕沣酿造、辛寨陈醋、郭氏羊汤、西柏林豆制品等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联基地、联农户、扩规模，提高农副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鼓励龙头企业或其它中介组织租赁农户的土地使用权，鼓励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与龙头企业组成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逐步建立起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土地流转制度。二是加强绿色基地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按照“突出重点，打造绿色”的原则，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和畜牧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重点发展优质小杂粮、优质蔬菜、脱毒马铃薯、优质玉米、中药材等特色种植基地和奶牛、肉驴、猪、鸡、兔等规模养殖基地，形成多乡一业、多村一品的农业产业化格局。三是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以强化服务为重点，积极发展家政帮扶组织，使广大外出务工人员开心走出家门，安心在外致富。加强对农民外出务工的信息服务，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加大小城镇建设力度，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实现农民就地转移。加强对农民工跨地区就业的服务，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广泛开展农村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就业技能，增强农民外出就业竞争力。
第3篇
为把党对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巩固和发挥国有粮食部门的主渠道作用，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按照省政府办公厅苏政办发[20__]126号《关于加快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的意见》要求，我们以粮食产业项目建设为中心，项目为载体，确立20__年为“项目建设年”，推动粮食产业升级改革。粮油中心库建设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兼顾经济效益的原则，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步伐，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机遇，结合网点布局调整，举全系统之力，选择项目重点投入，实施“212”工程，永安和小纪粮管所扩建和改建成仓容量3万吨以上的中心粮库，在宜陵由总公司与天一油脂公司共同新建一座1.6万吨的储油库，总公司与天一油脂公司联合建设万吨级食用油储存油库1座，新建粮食干燥处理中心2个，以进一步提高全市的粮油收储能力。同时积极争取沿江粮食物流园区项目，为实现粮食经济的跨越发展、统筹发展、和谐发展创造条件。
一、关于建设粮油中心库的必要性
1、建设粮油中心库是仓储设施更新改造的需要。目前，全市现有35个基层粮管所理论仓容量近20万吨，网点分布散、规模小，单位仓容量最小的几百吨，且绝大部分为六七十年代建设，标准不高，仓型基本是付货仓、简易仓，收储能力较弱，且破损严重，完好率不足50%，20__年、20__年曾连续两年因仓容不足造成农民卖粮难问题。这既不适应大市场、大流通形势下的粮食购销，也无法保证储粮安全。我们将结合粮油中心库的建设，对现有的存量资产进行整合，聚合资源优势，优化网点布局，提高设施的完好率，从根本上改变我市购销企业仓库小而散且质量差的格局，建立以储备库和粮油中心库为骨干支撑、其它企业为补充的粮油购销网络，扩大全市的收储能力，保证全市粮食流通的正常需要，避免我市出现农民卖粮难现象。同时，建设粮油中心库也是提高保粮技术水平的要求。随着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粮食保管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不同步，由于设施陈旧，许多先进的储粮技术难以得到推广应用，我市现有的仓储设施和技术难以满足安全保粮的需要，客观上制约了粮食保管水平的提高。高起点地规划建设粮油中心库，完善相应的配套设施，加快储粮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步伐，提高我市整体的科学保粮水平。
2、建设粮油中心库是国家政策的要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必须常抓不懈。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今年7月，国务院通过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要求建设一批骨干收储库点，完善粮食流通体系。20__年，省政府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的意见》也提出 “各地要加快构建集仓储服务、综合运输、粮食加工制造、信息集散等现代物流功能于一体的区域性粮食物流中心，形成安全、高效、集约的粮食流出与流入通道。加快粮食物流骨干通道、关键节点和配套中心粮库建设”的目标。20__年4月颁布的《扬州市粮食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已将永安、小纪、宜陵、丁沟等中心库纳入建设规划。近期，国家为扩大内需出台了许多利好政策，这对我们上争项目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3、建设粮油中心库是提升粮食经营效益的需要。国家粮食局和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制定出台了《中央储备粮承储资格审核认定暂行办法》，要求储备粮承储企业必须具备3万吨以上的仓库条件，方可从事各级储备粮的储存业务。目前，我市只有真武储备库符合规定。从真武储备库运行情况看，每年为中央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上海市粮食局等代保管各级储备粮2.5万吨左右，仓库利用率100％，年收益100万元以上。近几年，我市与中储粮总公司、中粮集团及上海、福建储备粮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信誉度好，完全能够承接更多的储备粮代储及轮换业务，但因仓容条件不达标无法实施，客观上制约了行业的创收途径。粮油中心库的建设将大大缓解这一矛盾，有利于扩大各级储备粮的储存规模，改善全行业的运行质态。
4、建设粮油中心库是增强区域竞争力的需要。近年来各地都在加快粮食物流中心的建设，力度大、投入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就我市周边县市而言，已经对我市的粮食产业发展形成压迫之势，宝应投资近亿元建设仓容10万吨规模的粮食物流园，已形成良好收益，高邮市现有3个储备库，另新建了4个中心粮库，骨干粮库占相当比重。我们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快粮油中心库的建设步伐，否则我们的粮食市场将逐步萎缩或被蚕食，国有粮食主渠道作用将难以有效发挥。
5、建设粮油中心库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需要。粮油中心库建成后，在承担本市××吨地方储备粮油保管、轮换、供应任务的基础上，可为其他社会主体代收储各种性质的储备粮、贸易粮，在本地粮食市场出现价格波动和供求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按照粮食权属经相关方面批准后优先供应本地市场，同时延伸粮食产业链，扩大本地粮油企业加工量，增加原粮就地转化率，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20__年年初的实践证明，尽管全国成品食用油市场出现价格暴涨、供应紧张的局面，我市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天一油脂集团在关健时刻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由于骨干企业的支撑效应，我市及周边地区的食用油市场供应未出现脱供断档现象，保持了基本稳定，得到了省市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
二、关于建设粮油中心库的可行性
对拟将在3个库点建设粮油中心库，我们除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外，还邀请省粮食科研设计院有关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从网点设置、粮源状况、交通优势、地质基础等诸项条件来看，粮油中心库建设完全可行。
一是布点合理。拟建的永安中心粮库除位于产粮区这一优势外，还可辐射到高邮周边毗邻地区，产生较强的吸引力，对稳定粮食市场秩序起到保证作用；小纪中心粮库处于产粮腹地，也可进一步整合周围的宗村、富民、吴堡、高徐、华阳等粮库资源，改善流通条件，满足农民的 售粮需求；在宜陵由总公司与天一油脂集团联合建设1个1.6万吨中心油库，天一公司是扬州乃至苏北地区规模较大的食用油生产厂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该油库的建设既可作为苏北地区最大的食用成品油储存基地，服务于国家宏观调控，用于应急保供，也可作为天一油脂集团的配套设施，扩大企业的生产储存能力，促进其做大做强。
二是交通便利。永安中心库地处省三级航道盐邵河沿岸，水路条件十分优越，船舶年通行能力500吨以上，且装卸费用十分节省；拟新建的小纪中心库地处野田河边，向南可直达长江，距省道安大公路2公里，交通辐射面广；天一公司南有328国道穿镇而过，北倚新通扬运河，船舶常年通行吨位在700吨以上，并拥有专用输油管道及货物装卸码头，形成水陆交通立体网。
三是土地条件具备。永安中心库在原永安粮管所基础上实施扩建，紧邻库区有可建设所需的非耕地，也没有大规模的拆迁；小纪中心库的建设，我局将和小纪镇政府合作，结合小城镇建设，退镇进郊，采取土地等量置换的办法，易址新建；中心油库建设所需的土地，目前厂区内闲置土地可以满足要求。
四是收益保证。2个中心粮库既可作为一线收纳库使用，保证农民售粮需要，参与企业的正常购销活动，也可为其他主体实施代收代储，获得相应的保管费用，增加创收渠道；中心油库可向中央储备粮公司争取储备油计划，保证收益。
另外，拟在储备库、丁沟粮管所2个库点新建粮食干燥中心，十分必要。目前，我市所有基层购销企业没有一座粮食干燥设备，在收购季节遇到连续阴雨，农民收割的粮食无法及时干燥，造成粮食霉坏变质，产生不应有的损失，影响了农民增收致富。特别是20__年夏粮收购期间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国家实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一方面农民手中的粮食由于无法日光暴晒，水份达不到国家规定收购标准，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无法收购；另一方面农民余粮销售无出路，卖不出，客观上影响了粮食流通；同时不利于粮食保管，原粮水份高，在食用安全上留下隐患，影响放心消费工程的建设，无法保证消费者的粮油食品消费安全。
三、关于投资规模、资金筹措方案和建设工期
对粮油中心库三个项目的建设总投资约在7000万元，建设所需资金一是通过存量盘整1500万元；二是向农发行申请贷款和与合作单位融资3500万元；三是项目上争20__万元。项目建成后，将由总公司在经营收益中逐年偿还建设贷款。项目建设按照总体规划、分期实施的要求进行，在获得政府批准、相关部门立项后立即启动，预计总建设工期为一年，永安中心库力争在秋粮收购前完成，其它20__年底前全面建成投入使用。
四、建设过程中有关政策扶持
第4篇
关键词竞技 全面 发展 后备人才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码：A
Guided by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to Realize Yichang 's Athletic
Sports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UANG Derong[1], YI Fenglan[2]
([1]Yichang sports school, Yichang, Hubei 443000;
[2]Yiling District, Youth Sports School, Yichang, Hubei 443100)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comprehensively analyses how to develop aspects of Yichang 's competitive sports, and with the guide by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to Realize Yichang 's athletic sports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Key wordsathletic; development; backup talents
1 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体育强市的剂
创业富民，体育强市。建设体育强市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竞技体育为龙头、以群众体育为基础、以体育产业为后盾”的指导思想，遵循群众体育的全面普及规律、竞技体育的超越制胜规律、体育产业的市场运作规律，在全民健身、训练竞赛、体育产业、体育场馆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要求我们体育工作者在新的更高的起点上进一步拓宽发展思路，改进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
一是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的必然要求。人们生活的不断改善，精神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加快了人们思想体育意识的凝聚，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日益增强，为体育发展带来了市场和契机，也促使体育要进行整合，强化其服务平台的功能，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既然体育是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引领了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体育应积极地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体育发展规律，进行体育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创新，确保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同步协调发展。
三是体育自身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既是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体育自身发展变革完善的迫切要求。从体育自身发展的要求来看，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要同步协调发展。
目前，发展宜昌竞技体育，要切实解决竞技体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校学生的文化教育问题，读训矛盾十分突出。二是体校教练员的培训问题，教练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急待提高。三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问题，缺乏高水平后备人才。四是训练项目规划布局问题，突出重点，分类布局。五是赛风赛纪问题，弄虚作假仍然存在。六是经费短缺已成为制约竞技体育发展的突出矛盾，尽管每年对竞技体育的经费投入均有所增加，但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七是竞技水平中的科技含量亟需大幅提高。要更好的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走出一条符合宜昌竞技体育发展的新路子。
2 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是宜昌经济建设的助推器
经济建设与体育发展双赢。体育对地方经济建设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体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要加强竞技体育的资源整合。
（1）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竞技体育人才保障体系。加强政策方面的引导，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竞技体育训练。应发挥市场的作用，积极推进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形成多元化办竞技体育的格局和管理模式。
（2）扬长避短，巩固优势，扩大优势。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结合我市的特点和优势，用发展的眼光来制定我市体育发展目标和战略。要继续巩固传统优势项目，进一步挖掘优势大项中的非优势小项和基础项目中有潜力的小项。
（3）大力培育竞技体育人才。确立人才流动的近期、中期、长期目标，分段制定不同政策，切实搞好体育人才流动的宏观控制和微观调节。加强对各专项运动员人才交流的科学管理，统一协调全市专项竞技体育人才合理流动，进一步扩大竞技体育人才的发展领域。
（4）全面提高教练员队伍的科学训练和管理水平，完善教练员选拔、任用、考核制度。抓好各项目、各年龄段的后备人才培养，制定后备人才培养方案，重点加强优势项目和潜优势项目的后备人才培养，抓好与奥运周期人才年龄和水平相衔接的教练员队伍建设。
（5）充分发挥科技兴体的作用。实施奥运科技行动计划，加大科技对运动训练的指导和支持力度。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体育科技工作，逐步形成跨学科的体育科技体系。要充分发挥各科研机构，构建信息量大、准确性高、传递速度快的现代化竞技体育信息网络，为训练服务，为备战服务。加强科技成果向竞技体育实践领域的转化。
（6）发挥竞赛的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建立权责明晰、科学管理、依法治赛、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宏观竞赛调控体系。根据不同层次队伍的需要安排好竞赛，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市市情、适应竞赛市场要求、有利于服从高水平训练需要的竞赛管理体制。
（7）进一步扩大竞技体育的社会影响。抓住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化、职业化发展的大好时机，通过广泛的宣传和政策调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竞技体育。要不断引导民众对竞技体育的正确认识，发挥竞技体育的宣传鼓舞导向的作用。
3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
进一步提高体育后备人才的成才率和输送率，将以体育运动学校为主体的现行办学模式扩展延伸与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普通中小学寻求更深的层次和更广阔领域的联合，扩大选材面，多渠道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实行体教结合的模式是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必然趋势，也是适应国际体育竞争的必然需要。目前我市的竞技体育重点要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好一个基地。按照“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的评估认定标准，重点建设好宜昌市体育运动学校，要在大力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拓宽体校学生的培养输送渠道上下功夫，推动我市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2）突出二个重点。以“训练出人才、比赛出成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调整和进一步完善体校的培养模式和方向。
（3）完善三级训练网络。科学合理布局全市青少年体育训练项目，把项目建设作为重要抓手，把调整项目结构作为关键措施。形成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县市区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市体育运动学校为一体，层层衔接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网络。体教结合是竞技体育扩大选材范围，形成后备人才培养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必须从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入手，实现体育和教育的优势互补。
（4）抓好三类项目。一是优势项目要确保在全省的领先地位；二是潜优项目要转换为优势项目；三是落后项目要解放思想，探索规律，寻求更大的突破。
第5篇
一、加强价格监测预警确保市场物价基本稳定
价格关系千家万户，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波动，就会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受到影响，社会不稳定因素就容易滋生并显现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始终把确实保持物价稳定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千方百计保持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基本稳定，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的价格权益。目前，虽然价格监测与宏观调控在保持市场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仍需密切关注市场物价变动趋势。一是严格控制调价项目出台，同时加强内部调定价管理，不越权出台定价批费项目：二是加强对市场价格的监测与分析，重点突出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和钢材、水电、煤炭及重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走势预测。在此基础上，完善市场价格测报网络，做好价格信息服务，引导企业和农民形成合理的价格预期；三是强化对市场价格的紧急干预措施，建立健全价格异动预警机制与应急机制，确保价格应急预案的正常运作与落实，提高对突发市场价格上涨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四是通过召开价格形势分析联席会、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市场供求及价格动态等方式，努力提高价格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应对水平，做好价格总水平的分析报告工作，为当地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参考据。2003年上半年，我市和全国一样突发非典疫情，抗非典药品及相关商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面临严峻形势，全市物价部门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严厉打击了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稳定了市场物价，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好评。去年以来，我市又先后制定和完善了价格异常波动及化肥等农资、粮食作物种子、主要粮食销售价格等四个干预预案，加强了价格监督检查，坚决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保持了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二、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价格改革不断深化，改革成果有目共睹，价格杠杆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作用凸显。到2004年，我国实行政府定价和指导价商品的比重只占4%，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由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体制框架。今后价格工作的重点：一是放活价格，打破垄断。坚决破除妨碍市场形成价格的制度障碍，价格该放开的坚决放开、放活，真正把定价权交给企业、交给市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二是积极导价格矛盾，缓解资源约束瓶颈。尤其是要协调煤电油运等能源运输价格，坚决执行国家煤电联动等相关改革配套措施，建立和完善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合理利用资源和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是扩大地方价格管理权限，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市先后实施了粮食购销价格、城市公交运输价格和城市自来水价格、城乡电价、邮政通讯资费、药品价格入医疗服务价格等数十项价格改革。尤其是市委、市政府提出"一个目标、三个加快"发展战略后，全市农村电价和城市公用、公益事业价格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今年我们对大部分县市电网电价进行调整，除了农业、中小化肥生产、居民生活用电外，其他用电价格提高了2-3.9分/千瓦时，从而缓解了价格矛盾，使价格体系更趋合理，有力地促进了我市经济结构的调整，推动了我市的"三化"进程。
三、规范市场价格秩序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价格作为宏观调控重要经济杠杆之一，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规范经济秩序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价格主管部门要发挥好价格职能作用，大力整顿和规范价格秩序，着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价格问题，千方百计体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利益。首先，从源头上对价格政策进行清理和规范。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对制约经济发展的价格和收费政策进行清理，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全面清理涉农收费，取消农民跨地区就业、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其次，加强和改进重要价格和收费的管理。当前医疗服务、教育、电信、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等价格和收费，是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热点问题。物价部门将进一步加大价格监管力度，始终保持对价格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并且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行之有效的价格管理办法。再次，开展好价格执法，强化价格监督职能。加大对重要商品、重点领域、垄断行业的价格检查力度。开展教育、医疗收费和房地产行业的价格检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读书贵"、"看病贵"、"住房贵"的问题，依法查处价格欺诈、价格串通、哄抬价格等不正当价格行为。自《价格法》颁布实施七年来，我市三次大规模全面清理收费，取消、降低和规范了一大批收费项目和标准，累计取消637项，降标405项，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2.5亿多元。据统计，仅今年1-8月，全市共查处违价案件451起，查处价格违法金额1279.76万元。通过强化价格执法，有效地打击了价格违法行为，使我市经济领域的价费秩序有了明显好转，经济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第6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西部贫困山区：跨越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F30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112-02
永寿县地处渭北高原丘陵沟壑区，全县总人口20，34万。其中农业人口18.25万，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收入穷县。
一、推进永寿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分析
(一)有利条件
1 已奠定了跨越式发展的经济基础。一是经济总量显著增加。2004年地区生产总值为5，72亿元，2008年增加到14.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近五年来年均增幅为15％以上；二是地方财政收入迅速增长。2004年地方财政收入为1233万元，2008年为3468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近五年来年均增幅为20％以上，且2008年增长速度为49.6％；三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加大。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亿元，2008年增加到12.8亿元，近五年来年均增幅为33.75％；四是工业规模日益壮大。2004年全县工业生产总值为2.31亿元，2008年增加到7.48亿元，近两年来增幅分别为58.2％和40.2％。
2 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为推进永寿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以及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一批重点项目向西部贫困地区倾斜，向农村倾斜，东中部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等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是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3 整体社会形势一片大好。经过近几年，“平安永寿”创建活动的开展以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全县整体社会形势政通人和，干部人才环境风清气正，形成了“只要干事，就会被发现，只要会干事，能干成事就会被重用”的用人格局。一个用人透明度不断提升，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已成为促进全县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制约条件
1 经济总量小。尽管近几年永寿县经济发展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但经济总量依然偏小。2008年，陕西省83个县(市)县均实现GDP42，25亿元，而永寿县实现地区GDP只有14.9亿元，比全省县均GDP水平要低27，35亿元，仅占全省平均水平的35.27％。
2 地方财政收入低。2008年，陕西省83个县(市)县均地方财政收入1.66亿元，有16个县超过2亿元，最高的神木县达到16.45亿元，而永寿县地方财政收入只有3468万元，地方财政预算支出36559万元，财政自给率只有9.5％。
3 产业结构不合理。2008年，陕西省83个县(市)县均三次产业产值之比为16.7：61.0：22.31，永寿县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之比为41：24：35，产业产值结构为“一三二”的“V”字型分布，主要是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依然偏高，第二产业中的规模以上工业数量少，经济效益普遍较差，三产比重虽高于二产，但主要来自于传统商贸、交通、餐饮业，现代化的金融业、信息咨询业、物流、旅游业等发展尚不充分，贡献率低，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4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省为15781元，陕西省为12858元，永寿县只有10914元；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61元，全省为3136元，永寿县只有2900元。从枯躁的数字可知，永寿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处于“双低”状态，且两者之比为3.76：1，高于全国城乡差距之比。除此之外，该县二元社会结构矛盾也依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人的思想观念科技文化素质、教育、医疗、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
二、推进永寿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路径选择
1 搞好县域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县域经济规划要立足长远，着眼实际，突出特色，避免一个模式。永寿县城镇发展规划要千方百计地融入到关中城市群中，自觉接受西咸经济一体化的辐射；产业发展规划要使永寿县的产业发展及主导产业的培育与关中城市群的相关产业配套发展，做到“大树底下栽万年青”，避免经济发展的“灯下黑”现象。
2 优化投资环境，加快工业化进程。鉴于该县经济发展水平、地理自然环境等诸多制约因素，要想加快工业化进程，要吸引大量企业来园区“扎堆”，发挥出规模效应和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外，优化投资软硬环境，保障科学发展。
3 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要以该县独特的槐树林资源、文化旅游资源、沟域资源、绿色生态资源、石灰石资源等特色优势为依托，着力培育有发展潜力、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之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第一产业内部要优化粮食种植、经济作物与饲料作物三者之间的比例；在第三产业中，要大力发展旅游业、文化产业以及基层乡镇的商业设施、金融设施等。
第7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比较教学;案例教学;数学;方法论
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是目前我国高校财经类、管理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其他应用经济学科的基础课程。该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学派林立、内容抽象、偏重数学推理等特点,学生学习起来遇到的困难相对较大,对老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文章拟就笔者在这些年教学中的体验,对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改进进行探讨。
一、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
在讲授每门课程的初期,应该从整体上将该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核心思想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把握主线和方向,不至于迷失在一个个的具体原理和图表之中。本文将简要地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进行探讨。
微观经济学是通过对个体经济单位的研究来说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如图1所示,微观经济学以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而推导出市场需求曲线。生产论、成本论和市场论主要研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到市场的供给曲线。结合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就可以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并进一步理解在所有的个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而结合具体的市场形式(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垄断市场)分析每一类市场的价格、产量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果。至此,便完成了对图1上半部分所涉及的关于产品市场的研究。从图1的下半部分来看,市场论进而将考察的范围从产品市场扩展至生产要素市场。从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从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据此,进一步说明生产要素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在以上讨论了单个市场均衡价格决定及其作用后(局部均衡的研究),又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讨论了所有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证明了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存在着一组价格(P1,P2,…,Pn),使得经济中所有的n个市场同时实现均衡。这样,微观经济学便完成了对其核心思想即“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证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微观经济学又进入了规范研究部分,即福利经济学的内容,证明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肯定了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讨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后,微观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也可能失效即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并针对市场失灵探讨了相应的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如图2所示,它遵循理论基础-理论-理论应用的分析顺序,围绕着国民收入如何决定这条主线,包括一个总量(GDP),两大主题(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S-AD模型),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其中又将四大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国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和两大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分析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较为清晰和严密的逻辑体系。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力量,如图2所示,短期国民收入的决定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又取决于三个市场的变量,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总供给曲线则是把总量生产函数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的。而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都可能导致短期的经济波动。在长期中,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真实GDP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探讨储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民收入的长期决定则包含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在不同的价格行为的假定前提下(价格是粘性的还是自由伸缩的),围绕需求与供给谁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也就形成主张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以及如何干预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要注重比较分析不同理论学派在基本假定、思想渊源、政策主张等方面的差异及其相互融合的趋向。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要把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反复给学生讲清楚,在教学中途还可以反复提示,让学生知道每一节课所讲的理论知识在学科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深对每一具体知识点的理解,将全局与局部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通过学科之间及同一学科内不同理论部分之间的比较教学来增强教学效果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认识对象放在一起对照比较,从而确认认识对象属性的同异、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优劣、问题的难易或认识的正误深浅,以达到辨识、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之目的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引导学生把彼此相联系的知识加以对照,从相似中找差异,差异中找共性,从而找出其规律性和本质特征。
(一)通过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来增强经济学教学效果
一般高校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就开设政治经济学,接着在第二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分别开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要适时与政治经济学对比,理顺两门课程的关系,分析两门课程在价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价格决定理论、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的差异,在比较中同时增强学生对两门课程理论体系与核心思想的理解深度。例如,要给学生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入手,分析了生产要素的需求,并根据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理论研究了要素供给,是用效用和稀缺性来说明商品的价值的。在此基础上,两大经济学体系都各自形成自己独特的基本范畴,如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经济关系都各不相同。政治经济学将其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分割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则将它们看作是要素报酬的形式。又如,在价格决定理论上,政治经济学是以价值说明价格,将其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供求决定论,即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其价格。在政治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西方经济学则强调帕累托最优,即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并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则从未将经济周期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认为经济周期是分工、专业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结果。
当然,在对两门课程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我们要引导学生认识到,这两门课程都有鲜明的阶级性,代表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的利益。阶级属性使得两门课程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科学分析,分清哪些是属于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研究市场经济运行共性规律的合理成分,做到有批判地吸收。过去对西方经济学简单否定、批判的态度,现在对其盲目推崇、全盘接受的态度,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二)通过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及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来增强教学效果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区别,在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之间也同样如此,许多外形相似实质相异的原理和模型极易混淆,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思想与政策主张存在争论,需要在教学中适时分辨,在比较教学中帮助学生深化理解。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研究对象、讨论的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应该是在讲宏观经济学的第一堂课时就要给学生讲清楚的,上述关于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已经讲的很清楚,不再赘述。例如,微观经济学的供求模型与宏观经济学的AS-AD模型在图形上很相似,都是在供求平衡时确定最佳的产量和价格水平,但在内涵上却有很大差别:微观部分所讲的需求与供给是从经济的微观层次针对某一商品而言的,宏观部分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是从经济的宏观层次针对整个经济而言的;两个模型中坐标轴上的变量内涵不同,微观部分的供求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某一商品的价格与产量,宏观层次的AS-AD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整个经济的一般价格水平和总产量。在教学时,应给学生把这些区别交待清楚。
还有更多的是要经常进行同一课程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例如,在学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与IS-LM模型的时候,要在比较教学中将两大模型的联系与区别讲清楚。告诉学生,这两大模型都是在短期价格既定(水平的总供给曲线)的前提下用总需求分析方法探讨国民收入的决定,都是凯恩斯总需求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IS曲线还是用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推导出来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暂时不考虑货币市场和利率,投资是外生变量,只考虑产品市场均衡时国民收入的决定。而IS-LM模型将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联系起来分析两个市场的同时均衡,将利率引入而投资取决于利率,这时自主性支出的乘数效应比只考虑产品市场时下降,两个市场在相互作用中同时实现均衡。而且,IS-LM模型还是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效果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讲完凯恩斯理论体系后,可以上一堂总结课,将凯恩斯理论的基本框架用图表和数学模型分别加以概括,并将其与古典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综合比较,指出古典理论假设价格是自由伸缩的,认为国民经济由供给决定及货币中性,主张自由经营,而凯恩斯理论假设价格是刚性(粘性)的,认为国民经济由需求决定及货币非中性,主张政府实施总需求管理政策以稳定经济。
三、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法来活跃课堂气氛并增强学生的经济分析和应用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定事件中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应用性,是学以致用之学。在教学中,通过大量的经济实例来与课本的原理相对应,既可以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又可以增强学生运用基本原理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交流,是一种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方法。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针对各种案例的不同特点可以实施不同的案例教学方式。有一些小型的经济学案例与某一具体的原理或知识点相对应,可以将其穿插在理论讲解中进行分析。例如,在讲授税收分担原理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对二手房交易征收5.5%营业税的例子进行分析;在介绍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之后,马上可以给学生讲“吃包子”的故事;讲纳什均衡与囚徒困境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地方保护主义与地区封锁的例子;讲GDP核算时可以举男主人与女保姆的故事;讲费雪方程式时可以举我国近年出现的银行存款负利率的事实;讲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以当前的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为例;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时可以分析我国近年来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央行在2007、2008年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经济过热和“流动性泛滥”时的政策失效,等等。当然,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有一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或故事是必须要讲给学生听的,讲科斯定理必然要讲“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讲外部性原理时可以通过米德的“蜜蜂与果园”的例子以及庇古的“火车与飞鸟”的故事来阐述;讲公共物品时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或综合性的案例,适合于在某一章或某几章讲完之后组织学生专门来分析讨论。例如,在讲完垄断理论后,可以给学生介绍微软垄断案的基本材料,让学生讨论垄断的社会成本及反垄断社会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在讲完财政政策与挤出效应后,可以介绍我国1998-2002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情况,分析和讨论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具体措施和实施的效果评价等问题;在讲完宏观经济学国际部分后,可以介绍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分析和讨论此次金融危机与以往金融危机的不同,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的影响,给我国的启示和教训,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等等。
四、在教学中要重视和加强对学生数学分析能力的培养和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侧重定性的理论分析和思想陈述,而忽视对学生数学方法和数学推理的训练,学生也往往只对定性分析感兴趣,对经济学的思想逻辑、经典案例、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一旦涉及数学推导、证明和数学的规范分析,则有畏难情绪,不习惯接受。诚然,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可否定的是,数学对于推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经济学不使用数学方法,经济学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而学好数学已经成为真正学好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条件。田国强(2005)指出,数学在理论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语言更加精确和精练,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第二,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用范围;第三,利用数学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观就得到的结果;第四,数学可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要把数学工具与理论分析、思想阐述很好地结合,尽可能训练学生用数学来界定经济学的概念,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关于经济环境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假设,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每个经济变量和经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并且按照数学的语言逻辑地推导结论。老师要向学生强调数学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老师自己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数学涵养,以适应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趋势。当然,我们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和重要性,也要同时重视经济学思想方法和理论逻辑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于现实经济环境、经济问题良好的直觉和洞察力,尽可能弄懂数学形式下的经济学思想内涵,以避免学生迷失在各种数学公式和符号之中。
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教师在教学中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向学生讲解传授各章节知识,而往往忽视对学生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即老师在教学中一味地传授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忽视了对学生建立逻辑能力的锻炼。凯恩斯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思维过程。我们在经济学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尽可能在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语境和经济学流派的学术纷争中理解现有理论的内涵,要尽可能让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及其重要意义,让学生懂得“给定假定,简化关系;放松假定,逼近现实”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体现,让学生熟悉和掌握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法、归纳与演绎法、短期与长期分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等丰富的方法体系,让学生不仅掌握理论知识本身,更知晓理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增加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的深度与厚度。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
3、顾骅珊.如何正确处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矛盾[J].嘉兴学院学报,2007(3).
4、张继鹏,张家来.比较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J].统计教育,2008(5).
5、魏静.谈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J].昆明大学学报,2008(1).
第8篇
关键词： 欲望； 理性人假设； 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 F8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3-0107-05
Research on the Hardcore in the Formation of Inflation
WANG Fu-min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Inflation is one irresolvable problem to a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Each government might try every means or measures to fight against it whenever it occurs, but the result is always unfruitful or dissatisfactory and thus forces us to further ponder over the cause formation and relevant counter measure. Through research, we found that apart from many reasons dealt with by modern economic concerning the inflation, there seems one always neglected and never mentioned—human desire. Desire is not only a reason of infl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one which should be taken into serious consideration. Owing to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desire, the inflation caused by desire has it own distinction, and accordingly,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are taken to manage inflations caused by other reasons, 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human desire； assumption of reasonable person； inflation
通货膨胀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通货膨胀问题都得到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通货膨胀问题更是不可避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通货膨胀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纵观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史，通货膨胀总是和经济的增长相伴生，虽然有的时候表现得温和一些。就我国的经济实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物价也一直在上升，只不过有的时期上升速度较慢，有的时期上升速度较快，但始终呈现上升趋势。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价格上升的趋势依然不可改变。
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2月15日的《2011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首次明确指出，2012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预期增长14%左右，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不会无条件或自动实现，对未来的通胀风险仍不可掉以轻心，2012年一月份CPI涨幅超出市场预期，当前通胀预期还不稳定。总理在十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物价水平仍处于高位，房地产市场调控处于关键阶段，物价调控目标没有完成。2012年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经济较快平稳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很好地结合起来。
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加以控制，会给经济、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每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我们都会看到，一国政府会采取各种措施，但往往收效甚微。正如总理在2011年3月份召开的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曾指出的那样，通货膨胀就像关在笼中的老虎一样，一旦放出来，就很难关回去。这其中必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所以，我们有必要在现有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剖析形成通货膨胀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理性人假设：欲望及通货膨胀理论的不足
第9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6-0051-02
西方经济学在我国高校经济类专业课程设置中一直作为核心课程，管理类专业也视其为专业基础课。如何教授好这门课程，使学生对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运用有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是所有经济学教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探讨与西方经济学体系及原理相适应、行之有效、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对提高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笔者结合在西方经济学授课中遇到的问题，联系教学实践，谈一些体会。
一、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理论体系庞大，授课内容多且抽象，学生普遍感觉不易理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学科。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体系日益庞大，授课内容覆盖面广，涉及知识多，加大了课程的难度。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知识在日常生活和媒体中虽然频繁体现，但要真正理解其理论体系或实质问题却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缺乏社会经验和社会观察力的低年级学生来说，西方经济学更加抽象和难以理解。
2、学生对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普遍感到困难。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由各种经济变量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具有较强逻辑性的学科，它的数学模型与定量分析较多。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大多对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不习惯接受，尤其不容易把这些图形和公式的经济学涵义同文字描述统一起来，从而很难真正理解经济理论的含义。学生很容易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乏味、枯燥、难学的印象，甚至产生厌学心理。
3、教学手段、方法单一，教学中理论讲授过多，理论与实践脱节。由于高校教学设施建设滞后，导致很多教师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一支笔一张嘴，进行“填鸭式”灌输，从课程开始到结束，老师在讲台上不停地讲理论、画图表、讲模型、推公式。因为内容多而课时有限，教师只能注重理论的讲授，没有时间联系实际和补充理论以外的信息，致使教学内容更枯燥乏味。这种以教师“教”为主体的教学方式缺乏教与学的互动，使学生习惯于通过被动的死记硬背来了解基本的知识点，掌握一些结论性的原理，而对于原理的形成思路却不甚了解，不能也不会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原理背后的原因。同时，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背景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有较大差异，客观上也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另外开课年级较低，学生对社会各方面的认知度，特别是对西方经济发展的认识、理解较为肤浅，都影响了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4、教材内容老套、陈旧，重技术而轻经济思想，导致教学质量偏低。西方国家的初级经济学教材注重基础和经济学普及，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书中几乎没有数学，内容生动有趣，贴近生活，学生在不知不觉中领会了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并能在生活中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问题，适合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作为西方国家经济实践的理论研究、总结和指导，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实践的快速发展而发展，其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新古典综合派的体系和内容，而目前我国各高校所用的教材尽管版本不同，但都仍以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为主，内容老套、陈旧，无法为学生理解某些经济现象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不仅如此，由于学时的限制迫使我们的教材在技术和思想之间选择了侧重技术，即数学表达居主导地位，教师在介绍数学表达方式后再介绍经济学思想，结果使许多学生掌握的经济学似是而非。此外，高校教材市场的垄断导致教材抄袭现象严重，习题质量偏低。
二、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1、注重课程铺垫，讲授好导论。其实，经济学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学生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往往在学的过程中感觉经济学抽象、枯燥、晦涩难懂，很重要的一点是学生缺乏必要的“经济学”铺垫。因此，讲授好课程导论，对激发学生的学习意愿尤为重要，在导论的讲解上多花点时间是必要的。首先，简要讲解经济学的发展史，从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现代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的出现，再到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的形成，让学生树立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次，明确微观经济学的主体是消费者和厂商，宏观经济学的主体是政府部门，在此基础上将宏观、微观经济学进行联系和区别。再次，构建课程学习框架，引导学生顺着“框架”去学习。最后，明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均衡分析，为学生以后把握微观供求模型和宏观AD-AS模型打下基础。
2、讲授好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作为分析工具。虽然数学表述比文字性表述更具有确定性和精确性，但是经济学毕竟不能等同于数学，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初学者本来就比较抽象，如果再在课堂上大量使用数学工具，学生会觉得这门课远离生活实际，挫伤其学习积极性，所以应把教学重点放在基本概念、原理以及理解经济模型背后的经济涵义上。基本概念是决定该课程内容分析正确与否的关键，没有基本概念作为思维的根据和手段，就不可能找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基本原理是对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力图寻找出经济现象本身的客观规律，包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乘数原理等等，这些基本规律在理论上得到了证明，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实践中也得到了证实。这些概念和原理是我们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工具。只有掌握了这些概念、原理，才能提高学生逻辑分析问题的能力，深入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精髓。
3、通过对比学习达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西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是通过图形推导出来的，弄懂图形才能彻底掌握理论的实质，但学生普遍认为图形太复杂了，宁可死记硬背文字，也不愿意仔细研读图形。事实上学好这门课的诀窍之一就在于利用图形。对于图形，笔者在教学中提出了三方面要求：(1)要求看懂图形，了解图形说明了什么原理；(2)要能借助于图形来解题，不仅会看图，还要会用图；(3)对相似的图形会对比。西方经济学中很多图形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和对比性。例如，AD曲线的形状和微观经济学中市场需求曲线形状相似，它们有什么区别和联系?短期的AS线和市场供给线的关系又如何?通过对比，同学们不但温习了微观经济学的知识，还加深了对新内容的理解。又如，MEI曲线为何比MEC曲线更陡峭?这是教学难点，可以让同学们回忆垄断竞争市场中的单个厂商的需求曲线和市场需求曲线，这两个知识点在图形上很相似，从而帮助学生加深理解。长期的总供给线、长期的Pc曲线和微观经济学中土地的总供给线形状也极其相似，同样可以进行对比，等等。
第10篇
与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明显相反，英格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长期上升趋势，构成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改变的基础，而这的确是经典的由交换而获利的斯密式增长。在中世纪时期，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趋势严重限制了英格兰所能养活的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而且在大部分欧洲地区??虽不是全部??在前近代时期仍是如此。但随着英国农业的转变，相对于生存所需的剩余增加从而使得养活日益增多的转入制造业、服务业等非农行业的劳动力成为可能。从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早期，英国工业中最具活力的行业??生产未染色未加工的布??成为着重出口导向型的产业，以适应横贯欧洲的精英们（多为领主）对奢侈纺织品的需求。但在十七、十八世纪，由于人均农业产量使食品变得便宜并使英国人口能把其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大众”制造品市场 (e.g., Thirsk, 1978; Jones, 1967, 1968; John, 1965; Eversley,1967; Wrigley,1985)。
制造业在长江三角洲的兴起是通过小农家庭多元化，以纺、织来弥补维持生存的粮食生产中的短缺。与此相反，在英格兰它是与谷物生产的日益高度专业化及对家庭制造业更彻底的放弃相伴随并受其促进。在同一现象的另一面，制造业在英格兰典型的不是由农民着手以求糊口，而是由依赖于市场的商业性牧人或奶农作为副业、或是资本主义制造商利用中部适于耕种的地区相对较宽松的劳工市场来进行。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及他们中世纪的前辈不同，英国制造业者于是倾向于与直接占有生存资料的途径相隔分开，因此依赖市场并受竞争的制约。结果，英格兰农村的耕种工业单位被迫通过其生产活动之总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后果是制造业为应对市场需求与比较成本的增长与变化而扩展、变化，而不是如长江三角洲那样是为了应对小农尽管回报率日益下降仍需生产棉布并将其售往市场以弥补其粮食短缺以确保生存。
最初，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英格兰西部与东英吉利、以及北部的约克郡，其成长与这些地区的养羊业与奶业密切相连。相应地它不见于(虽非完全)中部粮仓地区。但因为农业劳动的地区分工由新作物与技术引进带来的比较优势而倒转，也即过去的牧区与垦区交换工业的地点也相应地发生转移。工业生产现在与牲畜饲养和奶业一道移往中部与北部，而离开东英吉利和西部谷物生产日益专业化及对劳力使用与之相应的农业区(Jones, 1968)。
从十七世纪前期某一时间开始且持续到十八世纪中叶，农业生产力的增长与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相结合最终导致了谷物价格的相对下降，交换率向有利于工业品而非食品的方向移动，以及最终导致实际工资的上升 (Coleman, 1977: 102-3, 表8与9; John, 1965)。消费者于是发现他们的收入中花在食品上的部分日渐减少，并因此能够分配更多的收入在可任意支配的开销上。因此而发生的制造业需求的增长将其相对于农业产出的回报率提得更高，最初工业与牧业或奶业相结合的地区不断放弃农业而完全专注于制造业生产 (Pollard, 1981: 5-12)。因此可以看到??特别是从十七世纪下半叶开始??不仅有越来越大且复杂的工业区，通常采取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谓的与某一特定工业相联系的多种互为补充行业的专业化模式。而且出现了发育完全而繁荣的主要制造业城市。在适当的时候，这些城市??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里兹??将成为工业革命的基地。
综合而言，英国农业劳动力在1500年仅只养活占总人口5.5％的居住于人口万人以上的城市劳力以及可能总共18.5%的城乡非农业人口。至1600年，城市人口仍只占6％且非农业人口仅只30％。然而到了1750年，作为农业长期转化的体现及由于农业生产率不可阻挡的上升，17.5％的人口生活在万人以上的城镇里，而且55％的人口生活在农业以外。1800年时这些数据分别达到24％和64％ (Wrigley, 1985: 698-705)，英格兰从真正意义上说已不再是农业国。
经济演化结果
彭慕兰相信直到约1800年时长江三角洲与英国经济追求的发展轨迹基本相似。然而事实上长江三角洲的马尔萨斯式路径导致的是衰退与危机，而同期英格兰经济则遵循了亚当斯密式轨迹。
长江三角洲
很遗憾我们不能赞同彭慕兰的观点。长江三角洲经济演化在十八世纪已经表现为日益增加的马尔萨斯危机症状。如果不是十七世纪内朝代更替的战争消除了七十年的人口膨胀而使长江三角洲的人口在 1690年与其在1620年时相同，这很可能会发生得早得多。彭慕兰忽视了这一巨大的对人口增长的“外生性”抑制及其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于是得以从更有利的角度描绘十八世纪的经济。但此抑制显然赋予经济以本来不会有的空间；也因此有一个在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中由人口驱动下的膨胀过程，在时间上延长至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见Ho, 1959; Hartwell, 1982; Skinner, 1985）。事实是，在整个十八世纪，尽管在土壤上施用更多的肥料并增加一茬冬小麦，长江三角洲人均粮食产出下降了四分之一或更多（见表三; 亦见张仲民, 1988: 163, 表4.3）。农业确实马上就会陷入困境，无论如何追加的劳动力也无法再提高产量，表明人口已达到或接近顶点。人口增长在长江三角洲于约1750年时接近停止(Pomeranz, 2000: 328)，这是一个经由溺婴、向外移民及预期寿命不断下降所带来的趋势。这些力量一起把人口增长率压低了大约75％，从1690年至1750年间的每年0.68％到1750年至1850年间的每年0.18％（见表二）。
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越来越依赖市场而从事家庭制造业以勉强维持生存的长江三角洲农民别无选择，只得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出口棉制品以支持由区域外边缘地区运来的粮食。这样边缘地区有一个受人口增加推动的集约增长过程，与在核心地区经由人口驱动的劳动集约形成的集约增长型式相平行。通过提供新土地，而且更多的出口粮食，这在长期内有助于在长江三角洲减缓人口压力。然而由于这些边缘地区的经济演化大致追随人口增长、与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区相同的轨迹，即人口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下降，他们满足谷物需求的能力只能是不断下降。
自明中叶起，中国农民开发了长江中上游地区、西南（云贵）、西北、东北（满洲）、台湾岛、以及包括长江三角洲自身在内的各处闲置的山坡、丘陵（郭松义, 1990）。在开发并占有大块土地之初，他们即有大量的剩余粮食出售并能以较有利的条件提供粮食以交换长江三角洲的棉布。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和长江三角洲一样也经历了田产规模与单位劳力投入粮食产出无可阻挡的下降，并最终象长江三角洲一样需要转入原始工业生产。从十八世纪开始，这些趋势因人口增长加快及殖民步伐达到空前高峰而加剧。到了该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曾是长江三角洲主要粮食来源、占其总量高达三分之一的长江中游省份湖南其出口能力急剧削弱，而这正是长江三角洲陷入马尔萨斯危机之时(Perdue, 1987: 19-20, 82, 87-88, 93-94, 134-35, 233, 236)。类似的发展也可见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当地粮食剩余下降了多达一半（潭天星 1987, 36, 表3; 张国雄1993，45，表; 蒋建平1992, 55-56）。的确，把全国作为整体来看，每人粮食总产从明到清前期看起来是下降的。按史志宏的研究，清代前期每人粮食总产只及明代的三分之二。该数字继续下降至19世纪，亦即长江三角洲陷入马尔萨斯危机的同一时间（史志宏 1994，201－203，郭松义 1994，47）。
长江三角洲由人口增长导致劳力集约的发展途径达到极限的表征为其主要出口物棉布的交换条件急剧恶化，与之相伴的似乎是边缘地区粮食出口的枯竭(Pomeranz, 2000: 290; 郭松义,1994:47; Will,1990:177,209-10)。由于以棉布易粮食的成本越来越高，长江三角洲小农尽其所能来增加棉布产量。但所导致的棉布供应增加只使得以布易粮的价格下降得更低。长江三角洲明显已进入彭慕兰非常恰当地指称的“原始工业的困境”。
彭慕兰认为长江中游家庭安排妇女劳动力到家庭原始工业上是繁荣增长的象征，对他而言这表明家庭有愿意通过接受妇女劳动力的低回报而取得支持“男耕女织”社会模式的能力；我们则认为，农民对因土地资源递减而导致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及因此直接生产所需食品能力下降的不可避免的反应。彭慕兰声称“虽然参与任何一种出口品的劳动的物质回报不断下降，原产品价格肯定能上升到足够使继续专业化比多样化报酬高”（2000：246）。但“因‘男耕女织’劳动分工是一种有时会被现实的理想，甚至可以想见它是一种令人渴望的生活方式。当长江中游在十八世纪后期变得更富庶时更多的家庭会愿意采用。（很有点象在某些西欧国家有些时期当男人挣的钱足够可以把妇女限制于只做家务那样)”（2000：249）。很难相信长江中游地区的妇女会比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妇女更能接受家庭制造业相对于稻作的低回报。除非在人口压力下分田产及随之而来的农业对家庭劳力需求降低、同时为勉强维持生存而需增加制造业中家庭劳力需求的情况下被迫如此去做。这样，整个十八世纪两湖地区农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粮食生产，而在手工业及其它非农生产上只花极少时间或根本不花时间（张建民1987，58; 蒋建平1992，56），湖南农民则似乎直到十九世纪还没有大量从事棉纺织业（Perdue 1987，36，246－47）。很遗憾我们不能赞同彭慕兰的观点，可是当这种转移的确发生时，它所表现的不是奢侈或有意识选择，而是生活水平下降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英格兰
当长江三角洲以农民为基础的经济陷入马尔萨斯式危机时，英格兰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步入自我持续的增长。在前近代时期，曾严重困扰中世纪经济并在早期近代时期欧洲大部地区继续产生作用的生存危机被抛在后面。同时，结婚年龄提高与独身率提高的结果是生育率增长减慢，有助于资本积累与消费的增加。
彭慕兰怀疑有机经济“同时继续扩展人口、提高人均消费、和增加一地工业的专业化程度”的能力（2000：211）。但在1600年至1750年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经济所达到的成就正是如此。人口增加40％ (Wrigley和Schofield, 1981: 208-9, 表7.8)，农业外劳动力增加80％（Wrigley, 1985: 700-1, 表4），实际工资增加约35－40％（Coleman, 1977: 102, 表9）。这是一个同期欧洲任何其它地方（除联省部分地区外）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成绩，并且为更大的发展作了准备。下面将会看到，1750－1850年间虽然人口增加了三倍、且工业与服务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还会持续增加，生活标准及人均收入将更为提高。
古典工业革命时代（1750－1850）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的经济
1750年后一个世纪内，也即大致为古典工业革命时代，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演化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被理解为是它们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与彭慕兰所声称的正好相反，长江三角洲在此期陷入更严重的马尔萨斯式危机表明了其在整个十八世纪业已显示的衰落趋势已达到顶点。同时，尽管彭慕兰试图缩小此期内英格兰农工业的进步，英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的确是革命性的。
工业革命时代相反的经济轨迹
长江三角洲：马尔萨斯式危机与生态危机
古典工业革命时代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型式是十八世纪期间业已显示之趋势的延长及其达于顶点??即农业生产率衰退、农业中由劳力集约提高产量从而弥补低生产率的能力下降、及制造业中劳动集约以弥补农业报酬迅速递减的能力下降。约在1800年或更早，长江三角洲似乎已达到了追加劳动投入不再能够增加农业产出的临界点。正如白馥兰在谈到整个中国时所说，“所有可耕地到那时都已开垦，靠传统生产方法已不可能取得土地生产力的任何明显增长”（1984：12，亦见Duchesne, 2001-2: 451）。帕金斯 (1969: 27) 甚至认为1780年以后，中国农业产量从整体上开始下降（亦见Elvin, 1988: 105; Chao, 1986: 216-17, 引Duchesne, 2001-2: 451）。结果是经济急速陷入马尔萨斯式危机。其标志是制造业产品相对粮食的交换价格下降及随之而来作为农民维持生存策略的家庭制造业发生危机；那些截至当时向长江三角洲提供粮食的新近开垦的较边缘地区的土地陷入生态衰退；预期寿命的持续下降；以及地主和佃农之间为土地和剩余的争端剧烈化。
长江三角洲的马尔萨斯－李嘉图式扩展途径接近最终极限在该地区的主要输出物棉布交换条件的急剧恶化上表现出来（张仲民, 1988：206）。彭慕兰承认长江三角洲棉布制造者的粮食购买力在1750年至1800年间下降了25－40％（2000：290，323－26）。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更是下降60％之多（徐新吾, 1990）。 [1] 从实际上讲，这意谓着到1800年三角洲一般农家为维持相同的粮食消费水准不得不比1750年多工作45％的时间，一个世纪以后更是不得不多花60％的工作时间。可以断言，因为几乎别无选择，原始工业家庭勒紧腰带、延长了工作时间、并试图最大限度提高棉布产量。棉作带的农民被迫更深地卷入棉纺织，被迫通过提高棉布产量来弥补其相对价格的下降，而这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达到，直至棉布成为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一行为过程只不过是加剧棉布的过剩并增加价格下降的压力，直到有时（如1820年）甚至接近于原材料成本的水平（张仲民, 1988：215）。
由于被迫降低成本，某些农民开始生产劣质纺织品以通过欺骗商人而增加其边际利润 (Bray, 1997: 224)。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农民开始生产能得到较高价格的精致棉布，但这要求比一般标准大得多的劳动投入。男人也转入织布、接管织机、并只让妇女纺纱 (Bray, 1997: 225)。通过从外地购买较贵的原棉从而进一步降低其边际利润，或通过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并接受更低的综合劳动报酬，松江农家得以获得足够的原棉去延长其棉纺织的时间以维持生存。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小农甚至开始采用更有效的三锭纺车来寻求提高总产，因这一方法缩短了纺纱时间而使更多劳动力可被用于织布 (徐新吾, 1992: 50-52; 李伯重, 2000: 41-42, 46-50, 83-84; Huang, 2002: 516注23)。随着妇女用新锭纺纱、男人接管织机、以及购买来自华北已轧的棉花，一个家庭有望增加一年之内所织之布的总匹数并因此确保生存。但为了继续用这种方式维持生存，农民在棉花产品交换价值恶化的压力下被迫减少高价大米的消费，而日益大量地以来自该区之外的粗粮为生。与明代全部食用大米相对照，到十八世纪末粗粮在一般长江三角洲农家粮食消费中占达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很清楚，长江三角洲已陷入了它自身的马尔萨斯式危机。
当十八世纪接近尾声、农业与工业中的劳动集约所产生的回报均趋于消失时，长江三角洲隐然更加依赖于从边缘地区的输入。但不仅是通过劳动集约和农业向新土地主要是长江中游地区拓展以确保进一步输入的可能性在迅速趋向终止，而且那些已有的收获也不断显示是以地区生态稳定性为代价取得的。十八世纪中期边缘地区低地被填充意谓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此后转向丘陵与高地。农民们首先用尽脆弱的山坡上的木材，一旦林木被清除，他们即在其土地上种植玉米、土豆及蓝靛，由于这些作物迅速耗尽土壤肥力，农民们除了放弃已有土地另行开荒外别无选择，可预见的空前程度的森林破坏随之而来。随着森林覆盖层的消失，粗放耕作方法的采用加快了表土层消蚀的速度，引起下游河道与灌溉系统不可避免的淤塞，这又开始导致下游水稻产量的下降 (Elvin, 1998: 20; Osborne, 1998: 204; Leong, 1997: 156-57; Li, 1998: 66; Vermeer, 1998: 278; 赵冈等, 1995: 136-42)。生态破坏在十九世纪初期长江中游地区显得最为严重，也扩展到长江下游与三角洲地区，损及浙北及长江三角洲西南部，而其中湖州的情况尤其严重 (Osborne, 1998: 216-21; Shiba, 1998: 164; Li, 1998: 66)。 [2] 总之，十九世纪完全体现出来的生态危机不仅有其十八世纪的根源，而且应被视为是该地区经济的集约与广泛性增长的整个过程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累积产物 (Elvin, 1998: 11, 21; Osborne, 1998: 203-6, 216-22)。
可以预见，始于1690年而长达一个世纪的人均粮食产量下降、1750年以后对原始工业生产者而言不断恶化的交换条件、以及截至当时为止长江三角洲主要粮食来源的地区陷入生态危机，都造成长江三角洲的农村人口损失。这种趋势导致农民逐渐放弃价格上涨的米类而依赖于粗粮。明代，江南农民的主食主要依赖于米饭，至十八世纪中期，1/3主食被粗粮及薯类所代替(洪焕椿，1989：316；方行，1996:96)。
第一个迹象是1750年后接近停顿的人口，它看来部分可以解释为溺杀女婴的增加，及农民迫于在日益恶劣的环境下维持粮食消费水平之需而采取的限制生育机制。由于进一步分产明显是越来越不现实，农民终于不得不开始严格控制其家庭规模。权衡确保家庭生计的当务之急与养老的长期需要，农民夫妇必须要做出不愉快然而是必要的选择，以减少分家??即把儿子赶出去及／或控制出生成活的子女数量以求减少分家。长江三角洲的溺婴与生育控制并不是如彭慕兰暗示的代表了为支持经济专业化与扩展而行的“最优化抉择”，而只是在长期的人口膨胀过程达到顶点时出现的对日益恶化的生活水准的反应。
最具有表症意义的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也许更早）时预期寿命下降。在长江三角洲各处，十五岁男性的平均寿命从世纪中叶之后下降了22.3－29.6％（刘翠溶, 1992：表5.3, 182－89??她没有试图估计从出生开始的平均寿命）。 [3] 在边缘区安徽，男性预期寿命自十八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前三分之一期间下降了21.5% (Telford, 1990: 133; Pomeranz, 2000: 37)。 [4] 死亡率在浙江最北部，一个毗邻长江三角洲的类似的“繁荣”区，相应地从十七世纪后半期的每年千分之13－17上升到十八世纪上半期的千分之23－24、及十八世纪下半期的千分之24－25。大灾难期间死亡率上升到每年千分之53－38（Harrell, 1995: 9, 表1.2）。Ted Telford总结说，“我们可以将男性平均寿命的持续恶化视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清代中后期儿童与婴儿死亡率的持续上升……平均寿命下降与婴孩死亡率上升（因而）看来在太平浩劫推动死亡率上升至空前高水平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形成”（1990: 133; 亦见Liu, 1995a：120）。
最后，随着地价与粮价在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急剧上升及平均田产规模下降至维生水平以下，长江三角洲的地主与中国许多其他核心区一样寻求“重新谈判”租佃条件，他们在削弱佃农土地安全性的斗争中寻求政府的支持以便从谷价上涨及农民对土地需求增长中攫取更多的收益。从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某一时间开始，长江三角洲太湖地区的地主特别成功地削弱了??尽管从没有废除??佃农对田面权的拥有权利。虽然地主从未确保随意辞佃的法律权力或能力，他们成功地减少了田面权拥有者将其出卖的权利、抓住了此前归田面权拥有者与售出者的卖田费、并强化了他们自己在驱逐欠租佃农方面的地位。某些地主甚至能从佃农攫取更高的地租和押租(Shih, 1992: 164-65)。某些地主因而基本上通过压榨那些因田产缩小到低于生存的水准而愿以比以前更多的劳力去支付较高地租的小农，而得以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事实是这些所得存在时间很短，因为在1860年对江苏的完全控制从根本上毁灭了新出现的状况，并留给佃农比以前更大的土地安全性 (Berhnardt, 1992: 159-60, 227)。
英格兰：工业革命
彭慕兰主张，如果英格兰不是免于用自己的土地去生产由美洲殖民地提供的大量谷物、糖、棉花与木材，而且如果其国内没有煤资源则英格兰也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与拖跨长江三角洲相似的劳动集约、劳动生产率下降、原材料短缺及生态危机。但他的论点无法令人信服。这是因为，首先，与彭慕兰所说相反，所有证据都指出在1750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事实上英国农业继续保持有活力，其在此期内得以供养农业外和工业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之高为任何（至少规模与英格兰相当）其他地区无法比拟、其人口增长率可能也是史无前例的。其次是因为，不存在生态危机的证据。因为英格兰并没有潜在地陷入困境??而且不同于彭慕兰所说，它可以从欧洲内部通过贸易获得足够的基本原料供应??因此无法将其视为需要美洲原料的挽救。
英国农业的成就
彭慕兰关于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濒临转向劳动集约生产之论点的中心是他认为英国农业“很少……继续开拓的余地”（2000：212），而且“英国农业生产率看起来在1750年至1850年间没有太大变化”(2000: 216)，结果“英国自己的粮食与肉类总产变得不足”（2000：217-18）。但这种断言毫无根据。事实上，英国农业支持整个此一世纪英国狂热的工业化过程的能力??包括总人口与其中非农业人口比例均有巨大增长??或许是工业革命第一阶段也即经典阶段的标志性成绩。
1750年至1850年时期对英国农业的要求之大是无以伦比的。英国人口以非凡的速度增长，此期内增加三倍。其所意味的人口膨胀速率的巨大提高于是代表了从控制前近代时期的低密度人口体制到一个全新的高密度人口体制的历史性突破。 [5] 它由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初变得普遍的较低的结婚年龄与更强的结婚倾向引起，主要是由于此期内能靠常规工资雇佣过活的人口比例迅速增长，这一现象本身则是雇佣工作总额中工业和服务业比例上升的结果。在日益易于由工业与服务业的工资劳动而获得抚养家庭的手段的背景下，自十八世纪最初十年至十九世纪最初十年之间，女性结婚年龄从约26岁下降到23.5岁，而独身率（不结婚的比例）则从约25％下降到6.5％ (Levine, 1976, 1977; Wrigley和Schofield, 1997: 134, 表5.3; 1981: 260, 表7.28)。同时，在1750年至1840年间，农业外人口／劳力占总人口比例从约55％增加到75％。最后，尽管有由人口增长与非农就业增加所含的劳力过剩的巨大趋势、以及由歉收、爆发战争、及欧洲范围的人口增长（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1815年期间）所造成的粮食价格上涨的庞大压力，名义工资仍能在此期间保持与生活费用同步增长。而在1815年至1850年代中期实际工资增加约30％ (Feinstein, 1998: 642-43; Mokyr, 1999)。使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原因非常清楚：那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上升。1750年至1850年间，当长江三角洲农业陷入危机时，英国农业中每工人平均产出增长了60％，而单位土地总产出（单产）则至少增长了40－50％ (Overton, 1996: 84-88, 表3.11)。结果，至1850年，英国劳动生产率水平据估计已经是欧洲大陆各国劳动生产率的两倍或更多（Clark, 1999: 211, 表4.2，亦见表5下）。
表五 1750年与1851年间欧洲农业生产率水平比较
国家|1750|1851
英格兰|100|100
法国|52|44
德国|36|42
荷兰|96|54
比利时|79|37
资料来源：1750年的指数来自Allen, 2000：20，表8；1851年指数来自Clark, 1999：211，表4.2。England ＝100。
直到1820年初期，尽管自175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一倍且非农人口比例从55％增加到约65％，进口到英格兰的小麦量仍少至可忽略不计。即使到了1837－46年间，进口小麦也只占总消费量的12％。而且这一进口量中约三分之一来自爱尔兰、三分之二来自俄国与普鲁士，基本上没有从英属美洲进口小麦。换句话说，在英国成为完全现代农－工业经济的工业革命经典时期，没有统计数字基础来支持彭慕兰的如下中心论题：一、英国农业有不足之处；二、由于农民生产者为生存的生产导向以及其农业更趋向国内市场，“欧洲大陆没有不断增加的剩余出售给英格兰”（2000：217）。事实上，一直到1860年，普鲁士与俄国的农民虽然无疑比美洲奴隶处境略好，可能而且确实被迫生产了几乎英国所有的进口粮食 (Schofield, 64, 表4.1; Thomas, 1985: 744, 表3; Mitchell, 1988: 229, 表18; Davis, 1979: 40-42, 62-63)。彭慕兰把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经历了日渐严重的食品短缺这看一事实看得很重。实际上，随着谷物法在1846年被废除，英国经济鼓励粮食进口以便更好地利用其在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其有能力借助增加其高度竞争性的工业出口以支持更多的粮食进口毕竟是其经济强大而非弱小的象征。 [6]
最后，显然如彭慕兰所强调的那样，英国不能与美洲以外的任何其它地方进行糖贸易。几乎所有英格兰的糖消费都依赖于从西印度群岛的进口，而且极少有其他地方能代替美洲成为糖的供应地。但正如彭慕兰自己指出的那样，糖只占英国食品总消费中的一小部分，在1800年只占其总卡路里量的4% (2000，275)。也许要附加说明的是糖是一种可能有负营养价值的消费品。假如糖的供给被断绝，英国人毫无疑问会失去一项其极为喜爱的食品。但英国通过结合国内生产与海外进口（不包括北美洲）以供养自己的能力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因为从面包确保供应一定数量的卡路里的成本比糖要低得多。在1800－19年，足以保证供应1000卡热量的面包价值为1.32克白银，而用以保证供应同样热量的糖价值为其两倍以上，达3.0克白银(Robert Allen, 2002年4月5号给罗伯特·布伦纳的个人通信; 参Allen, 2001: 431, 表7)。
资本积累与技术变迁
除英国工业源自海外殖民地或国内煤供应所得优势之外（见后），彭慕兰 (2000: 44-67)主要通过极度缩小英格兰对中国的纯技术领先，来试图贬低英国工业在约1800年之前相对于长江三角洲工业可能拥有的任何优势与其重要性。于是他否认已发生的突破（如在棉纺织业中）的广泛意义，声称其中含有大量幸运因素，并坚持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使英国领先于中国工业的发明所代表的只是略微的技术优势。但这种争论方法没有抓住要点。使英格兰工业比长江三角洲工业及欧洲工业具有优势的并不是它的技术创造性，虽然这在事实上相当丰富，而是它在技术进步发生后有能力去实行。
英格兰对长江三角洲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优势因此首先是表现在其工业的敏捷反应、及其快速连续采用来自任何地方的发明的能力。在长江三角洲，棉业扩展主要出自农民在小块田产上直接以农业生产维持生存能力的不断下降，及随后尽管其相对于农业的回报低仍必需进入家庭制造业的推动。在这一情况下，由于整个经济日趋贫困，工业单位无法超越棉业，且很少有进行投资的资源。他们因此在生产日益过剩的背景下只能以增加劳动接受更低生活标准为基础而承受更低的回报以求生存。这是一种对新近发展的技术吸收能力最为有限的环境。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工业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是对因可支配开支额上升而增长的需求作出反应而扩展。这使得工业回报率特别是与至当时为止一直与之相结合的农业生产相比上升（见前述）。由于其开始即依赖于市场，工业单位于是仅凭其在竞争压力下确保获得满意利润的能力得以继续生存：通过从一个行业换至另一个行业以取得最佳回报、将剩余再投资、提高技巧、以及吸收最新的最具生产效力的技术。结果是高度多样化的工业部分，其特点不仅表现为非常高水平的技艺，而且表现为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资本积累率与技术变化速度。来自国民收入的投资率由1760年的6.8%上升为1800年的8.5%、1840年的10.8％（Crafts, 1994: 45, 表3.1）。与此同时，与彭慕兰暗示的相反，重要变革完全不是局限在几个行业内，而是横跨广阔的范围，常常是经由采用首先在欧洲大陆形成的发明??不仅发生在棉花、钢铁以及能源技术行业，而且在机械工具制造、制陶业、玻璃制造业、造纸业、及一系列化学品制造业领域 (Mokyr, 1990: 81-112)。
不存在生态危机
正如1750年后一个世纪内英国食品供应没有出现潜在问题一样，那里也没有由开始出现的短缺所引起的早期的生态危机。这里彭慕兰完全错误领会了瓦格利的观点。与古经典经济学家相同、瓦格利认为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人口增长所加在土地上的压力迟早会将英格兰的无机经济带进停滞的状态。换一种方式说，瓦格利认为如果没有向无机经济（煤、蒸汽等等）的转变，英格兰不可能既消化了那样的人口增长又取得其在整个十九世纪所达到的人均总产增长。瓦格利没有试图证明的是，因为没有证据来支持，??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格兰处在原材料短缺的边缘，如果没有断断续续增加煤的使用，这一短缺原本将会迫使英国走上劳动集约的途径。彭慕兰完全曲解了瓦格利反事实的假设??即如果没有煤，英格兰就不会有它确实经历了的向无机经济的转变??而将其变为他自己的论点，即是英格兰在十九世纪前期急剧增加对煤的使用将其从经济内卷或生态危机中挽救出来 (2000: 218-19, 263, 276)。与彭慕兰之说相反，1800年英格兰远未“濒临[与长江三角洲]同样的悬崖”（2000：12）。
当然，无可否认，煤确实如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彭慕兰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煤在整个前近代时期的英国经济中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确实比在其它任何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都大得多。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刚好与彭慕兰的相反：英格兰利用煤达到向无机经济的转换不是代表一个使其免于向更高的劳动集约度与内卷转化的非连续性发展，而实际上它本身表现的是英格兰基于此前几个世纪的、稳定增长的工业能力。这不仅体现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使它拥有更好且更廉价的获取煤的手段，到Newcomen蒸汽机的出现（至十八世纪早期英国几乎所有的大煤矿中都已在使用）(Landes, 1969: 101)；而且表现在对煤日益增大的需求及由广泛的工业行业产生的对煤成本的负担能力。瓦格利自已认识到了此点，他承认向无机经济的转换并未等待工业革命而是始于他称为“有机经济的高级价段”亦即英国经济独一无二、迅速发展的十七和十八世纪（1998：34－57，特别是54－56）。人们只要留意长江三角洲可资利用的巨大的煤矿资源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尚未得到认真的开发就可以对这一点有极彻底的理解。 [7]
无论如何，不管对瓦格利关于煤及其他的作用的观点作如何解释与评价，都很难看出它能够支持彭慕兰独特的关于美洲作用的论点。彭慕兰断言英格兰“利用源自矿物能源而来的新世界的能力……要求各种新大陆资源的流入”（207）。但他从未解释通过什么方式或为什么会是这样，更不用说提供证据了。事实上的确难以看出怎么可能会是这样。
人均GDP的上升
最基本的事实是，1750年至1850年间，英国经济成功地沿着十七世纪较早时就开始的途径前进，从根本上加大了其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距离。当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在马尔萨斯式危机与生态危机中陷得越来越深、并且人口膨胀结束时，英国经济继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提高其人均GDP，尽管急剧加速的人口增长对其构成巨大的抵销因素。至1850年，人口已比1760年几乎高三倍，GDP则可能增长约三分之一（Harley, 1999: 178, 表3.4）。
相反的结果：生活标准问题
考虑到英国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历程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极为不同，如果它们在生活标准方面没有歧异的结果则反倒真会令人惊奇。
消费的商品
彭慕兰其实作了许多努力，以明确或暗示的方式承认了英格兰生活水平较高，尽管他最后却断然予以否定。他同意英格兰对肉和奶制品的消费高得多。毕竟，中国农业中几乎没有畜牧业，而这也反映在中国全为谷豆的缮食结构中（在二十世纪早期的长江三角洲，96％的卡路里摄入量来自非肉及非奶资源 [Buck, 1937: 419, 表7]）。彭慕兰也承认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住房质量比长江三角洲或实际上全中国要好（2000：42）。他仿佛是要争辩说中国的水质量较好，但结果他的证据好象是日本（引Susan Hanley 1997年对明治日本水质的描述）及某种程度上的东南亚 (2000: 36)，根本不是中国或长江三角洲。 [8]
彭慕兰的确号称在一系列他所谓的“日用奢侈品”如糖、茶、家具、以及基本商品如布的消费上在两地水平相当。但他自己的证据反驳他的观点。据彭慕兰自己承认，1750年英国人均消费的糖是同时代中国人的二到三倍。到1800年，英国人均茶消费量已比1840年代中国人均消费量多五分之二，而到1840年英国人消费的茶比中国人多一倍（2000：117－18, 121）。如果我们用何炳棣（1959）的1840年人口数字而非彭慕兰所引施坚雅的比何氏低15%的数字，比较之下英国人均茶消费量更大。事实是，1800年英国人人均茶的消费比中国人在1980年代末还要大（Note？）。茶与糖在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已完全不再是奢侈品 (McKendrick 等, 1982: 28-29)。至于家具，彭慕兰承认荷兰在十七世纪可能就有比中国1930年代还精致的家具，而英国在约十八世纪后半期就已超过荷兰的生活水准 (2000: 145-46; de Vries, 2000: 448-49)。
至于布，彭慕兰提出英格兰的人均布产量 (1800年12.9磅, 引Deane与 Cole 1962) 与长江三角洲的人均布产量相当，并暗示这可能转化为相同的消费水平（2000：138）。然而，为了使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的人均消费水平相似，彭慕兰必须得出长江三角洲棉布总产达到（3亿匹）的结论，这一数字要比此问题上的权威学者徐新吾(1992)得出并被李伯重(1988)所采用的 1亿匹的数量估算高三倍，而他们的估算已经比范金民所得出的数字7.8千万匹（1998，30）要多出2.2千万匹。要达到彭慕兰所估计的数字，江南所有年龄介于10岁与50岁的妇女每年要纺织210天(2000:331)。但在松江、太仓、苏州北部之外棉纺织业并没有达到彭慕兰所说的这样普及。即使江南纺织中心，迟至十八世纪末，棉纺织业才达到如此繁荣水平(张仲民,1988)。彭慕兰自己对人均消费的估计甚至假设所有三角洲所产棉布都就地消费了，尽管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该地不得不大量输出所织之布以换粮食维持生计(2000: 138; Huang, 2002; Li, 1998: 范金民, 1998)。彭慕兰承认，如果将棉布输出考虑进去，江南的消费水平将非常可能会比英格兰的消费水平低。而长江三角洲的棉布消费的确是低于英格兰。彭慕兰还大大低估了长江三角洲用于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因此很大程度上高估了可以用于种棉花的耕地面积，因此也过高估计了可用于纺织的原棉数量。在水稻栽培面积的计算中，彭慕兰未能将粮食生产中用于交租部分的土地考虑进去，而这一部分可能占水稻收成的20％－25%、同时他的估算也未包括用于支付种子、肥料、牲畜等项的部分。总和起来，地租和生产成本将使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有相当大的增加，并相应地降低他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均棉布产量和消费的估测而使其更为低于英格兰的水平。
最后，彭慕兰只选择了极少数的消费品进行比较。1770年英国的制造业经济为工农业中的消费者生产了种类繁多的商品??餐具、金属制品、陶瓷器、镜子、蜡烛、鞋、钮扣、带扣等等，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得到相当数量的这类商品。虽然彭慕兰提出欧洲的消费激增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还限于狭窄的领域，他不能也没有对1650年至1800年的英格兰用同样的观点。工业革命前（1625－1725年间）的英国工资劳工与小农场主已经极常规性地拥有桌子、壶与锅、白蜡器皿及陶器，以及较少常规地拥有书、钟、图画、梳妆镜、餐巾桌布、窗帘、瓷器、甚至银器。自耕农更经常拥有所有上述商品并且还加上图画、刀叉及喝茶之类热饮料所用的器具 (Weatherill, 1984: 168, 表8.1)。到1800年，对这些及许多其它物品的拥有在英格兰变得更加普遍，它们已深深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中 (McKendrick 等, 1982)。十八世纪在烟草、肥皂、蜡烛、印花织品、烈酒、廉价布、钮扣、陶器、带扣、烛台、钉子、刀叉、帽子、手套、皮带、假发、鞋、衣服、炖锅、青铜与黄铜厨具、椅子、桌子与桌布、门把手及门环等方面消费兴旺 (McKendrick 等, 1982: 23, 26-27)。这一“消费革命”的基础??正如我们所提出的??是可自由支配开支的上升。而后者最终是建立在食品价格不断下降与实际工资持续上升的基础之上，这些又有赖于农业生产率的长期增长。
预期寿命
最后，彭慕兰被迫将其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生活水平相当的论点几乎完全建立集中在平均寿命的基础上。他争辩说，任何英国在消费上超过长江三角洲的明显优势都只是它真正能使英国人“更健康、长寿、和精力充沛”（2000：36）的情况下才能被接受为真正的优势。在彭慕兰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中国人的寿命跟英国人一样长。
彭慕兰引用的研究显示中国人预期寿命在安徽从39.6岁降到34.9岁 (Ted Telford)、在东北是男子35.7岁与女子29岁（李中清、康文林）、及皇室成员的40岁（李中清）(Pomeranz, 2000: 38-39)。但有必要对这其中的一些数字的意义作限定，因为它们只包括至少存活了六个月（满洲人口）或一年（皇族）的人口，因此无论如何，除了皇族外，作为其基础的人口记录是相当不完全的，即没有包括那些夭折的婴孩。二十世纪有关预期寿命的数据更为可靠，而所得出的数字明显较低。
Barclay-Coale (1976) 研究发现在华南40％的婴儿与幼孩在满五岁之前死亡，50％的婴儿与儿童在满十岁前死亡，并且总出生人口中有55％以上在十五岁之前死亡（620，表12）。1906年台湾更好的数据显示十岁以内的死亡率为40％（Barclay, 1954：172，附录）。 [9] 这些高婴幼孩死亡率转化为很低的预期寿命。Barclay和Coale（1976）对1929－30年中国农村人口的研究得出自出生算起的男性预期寿命为24.6岁，在华南为21.5岁（620，表12），而当时长江三角洲的农民拥有比十九世纪时更多的土地。就台湾来说，Barclay发现甚至在日本统治之下十一年后男性预期寿命在1906年还是27.7岁。 [10] 日占以前的预期寿命当然要低于27.7岁，因为到1906年它已经上升相当快，1909－11年达到32.4岁、1921－30年达到34.5岁。只有在日本殖民当局大规模介入卫生与学校教育——消除流行病、让大量的孩童登记入学——及持续经济增长——1910年至1940年间总产增长三倍而同期人口只增一倍——的情况下台湾的预期寿命才出现急剧上升（Barclay, 1954：133－72，表37）。当然，用这一时期的数字去说明十八世纪的情况会有一些问题，但考虑到1920年代台湾肯定较好并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很难想象十八世纪的长江三角洲怎么可能会有相同或更高的预期寿命。
总之，很难看出十八世纪后期长江三角洲自出生时计算的预期寿命能够大大高于30岁，而1800年至1810年间英格兰自出生时计算的预期寿命是44.8岁（Wrigley和Schofield, 1997：295，表6.21）。 [11]
注释
[1] 徐新吾1990年的研究指出在十九世纪中叶棉价太低以致一个长江三角洲妇女70天纺织所得仅够买一石米（见Huang, 2002）。这暗示自1750年起购买力全面下降了约60％（参Pomeranz, 2000：319）。
[2] 李伯重提过长江三角洲西南部浙西山区的垦殖：“至清中期，除安吉外湖州西部的所有县份均依赖粮食进口。为增加当地粮食供应，某些移民或 ‘棚民’ 开垦山地种上红薯与玉米，但开垦山地造成水分损失与土壤侵蚀，并因此常被政府与当地人禁止”（1998：66）。
[3] 在刘翠溶有资料的九个地区（总共49个家族）中的每一个地区，在整个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早期预期寿命均下降 (刘翠溶, 1992; 亦见Heidjra, 1998: 437)。在长江三角洲的江苏部分，1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在1600年至1800年间从54岁下降到38岁； 在长江三角洲的浙江部分，1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则在1700年至1825年间从46岁降到31岁（刘翠溶, 1992: 表5.3，182－89）。Harrell与Pullum在浙江北部靠近长江三角洲的地区（绍兴府）发现了类似的下降（Harrell与Pullum, 1995：148）。彭慕兰不接受这些发现主要是因为技术问题，家谱记录中漏掉了的资料由模式生命表填补 (2000: 37)。这样家谱中前几代预期寿命当然会有偏于上升的趋势，但五代左右之后这种偏向看起来就消失了，暗示1750年后的结果是相当合理的 (Zhao, 2001: 190)。
[4] 在他的研究中，彭慕兰理解由Ted Telford 表现出来的预期寿命下降的完全程度。彭慕兰注意到预期寿命从1750－69年的39.6下降到1800－19年的34.9 (37)，但他未能指出它在1820－39年时下降得更厉害、降至31.1，亦即总数的21.5％ (Telford, 1990: 133)。
[5] 然而从这里争辩的观点出发，则英格兰在（大致的）中世纪、早期近代、工业革命时代分别成功地从农民占主导转换到依赖市场生产者为主导、到工资劳工为主导地位的人口体制。
[6] 英国的情况当然与长江三角洲通行的情况完全相反，长江三角洲类似的以越来越不利的比率用布交换边缘地区的粮食，因为它要在棉布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农民劳力以购买任何既定数量的粮食。
[7] 美洲当然提供了工业革命在棉花生产上所需的原棉。但在这样做时，它并没有满足任何严重的、且曾拖英国经济后腿的纤维短缺；因此难以看到它与彭慕兰观点的相关性，彭认为美洲在让英格兰克服“土地制约”方面不可或缺。此外，彭慕兰似乎把美洲提供了几乎所有英格兰的原棉之需的事实当作英国市场没有替代品的象征。但英国棉市场对美洲的准垄断完全表明没有其它地方能象美国南部一样如此有效或廉价地生产原棉；它并不表明没有其它地方能够提供原棉。毫无疑问生产成本会高些，价格因而也会高些。但考虑到棉花制造业中成本真正革命性的降低??这种降低经由工业革命的技术变迁得以保证，难以相信市场没有能够吸收终极产品可以得到的高一些的价格。例如纺棉的价格在1780年代至1830年代之间下降了90％，反映出纺棉所需操作时间的减少：纺一百磅棉花的时间从用印度手纺车所需的50,000小时（十八世纪）到Crompton精纺车所需的2,000小时（1780年）、到动力驱动精纺车所需的300小时（约1795年）、到罗伯特自动精纺机所需的135小时（约1825年） (Chapman, 1972, 表2)。正如彭慕兰自己指出的那样，在1861年，随着美国内战开始，尽管美国棉花仍能有办法到达英国市场且仍占该市场的65％，印度棉花能利用其在价格上（仍有限）的增长（超过1860年价格），突然向英格兰出口接近美国出口量的一半，一年之内其占有率增加到80％，多数基本上是通过把“已经存在”的、否则会销往其它市场的棉花转运到英国市场（2000：277；Farnie, 1979：142）。
[8] 即使东南亚的情形也不是决定性的，证据表明在人口凑密的地区水质量很差，只有煮开后才能喝（Reid, 1988：37）。
[9] 如果晚期帝国人口研究的发现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得出十八世纪死亡率可与1920年代早期台湾（日占后二十五年）的死亡率相比（约每千人二十五人死亡）的结论。
第11篇
关键词：经济学导论；问题导向；能力主导；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5-0161-02
经济学导论既是经济学科的入门课程，同时又是一门针对非经管大类开设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我们从分析W生学习状况出发，针对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环节设计上进行了课程改革尝试，以提高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和有用性。
一、学情诊断
由于学生的专业背景不同，知识结构、前期积累，甚至学习能力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满足不同梯度学生的学习要求，使得课程内容有益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及个人成长，就需要对学习过程中学生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诊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学习目标模糊，甚至学习目标功利化。经济学是一门显学，其研究范畴已涉及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甚至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有的学生认为，因为其他同学都在学经济学，所以自己也跟风来选。加之目前经济、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普遍较高，在部分学生中甚至存在着一种误区，认为学习经济学可以帮助就业，学了经济学能够找一个好工作甚至可以挣大钱。学习目标存在偏差将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2.学生对通识教育投入的时间精力不足。一方面，学生的课业压力较大。部分学生的学期平均修读学分在25学分左右，个别学生的学期平均修读学分甚至超过了28学分，学生的课业负担普遍较重。另一方面，学生对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学生认为，学习的关键在于学好专业课，通识课程的内容仅需要了解即可。由于学生在通识教育课程上不愿意投入较多的时间、精力，导致了学生在通识课程学习上缺乏主观能动性。
3.修读专业不同，知识背景多元化。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经济学导论的学生专业构成丰富，知识积累水平不同。从初次接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对经济学学习的担忧不同。人文社科背景的学生往往担心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是否涉及大量数学与计算的内容，担心自己的工具学科知识不够扎实；而理工科背景的学生则担心经济学的内容是否需要大量识记与背诵。从另一角度看，不同专业的学生一起学习、讨论也更能产生新思维。例如，学物理的学生会提出如何从实验的角度理解经济学理论，而学法律的学生会思考经济学与法学的联系。
学情分析表明，为了解决选课学生在学习上存在的共性问题，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就需要科学设定教学目标，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与教学难度，有效设计教学环节与教学进度。
二、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学目标设定
为了解决学生学习目标模糊，甚至功利化的问题，在教学目标的设定上，仅仅围绕课程的时代性和有用性展开，力图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目标的设定充分围绕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践以及今后的工作需要展开，分为三个维度：（1）学习宏观经济的基本概念和简单的理论，以使得学生能够正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宏观经济政策。（2）学习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使得学生能够理解“稀缺性”，进行权衡取舍。（3）掌握正确的经济学知识，使得学生能够在各种信息中去伪存真，培养学生严谨的学术精神。在第一堂课对课程的介绍中，将这三个维度的目标概括为通过学习本课程，应当具备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修身齐家的能力，明辨是非的专业态度。
三、以内容广度为导向的教学内容安排
围绕经济学导论课程的教学目标以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时间、精力有限的问题。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综合考虑知识点的重要性、章节之间的关联性、学习内容的实践性、教学案例的趣味性。
从教学内容的板块上看，主要分为微观经济学部分和宏观经济学部分两大板块。在微观经济学板块中，安排了供求理论、弹性分析、消费理论、企业行为、市场与福利共5章内容。其中，供求理论是本课程的基础性理论，要求学生理解供求规律、价格机制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弹性分析重在要求学生运用弹性的知识分析、解释经济现象；消费理论的内容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学生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从多个角度理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等重要理论；企业行为的内容较为抽象，重点要求学生掌握不同市场结构的区别与特点，掌握企业长期决策与短期决策的区别；市场与福利则帮助学生认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宏观经济学板块中，安排了宏观经济运行概览、国际贸易基础、货币银行基础三章的内容。在宏观经济运行概览中，要求学生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掌握GDP、GNI、CPI、失业率等核心概念，纠正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培养学生从经济史、社会发展史的大视角来理解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要学生将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密切联系，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国际贸易基础中，主要介绍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以及汇率的基本知识。在货币银行中，主要帮助学生认识货币的特点，流动性与货币的划分，货币创造过程与货币乘数，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帮助学生理解经济中各部门的联系。
从教学内容的类型上看主要分为知识点、图形、案例、热点问题四大类。在知识点的教学中，强调学生掌握内容的准确性，通过课程的学习，重点厘清容易被误解或容易混淆的知识点。例如，强调GDP指标的地域概念、流量概念、生产概念，区分失业者与非劳动力等。在图形的教学中，强调定量分析的工具作用，例如要求学生作图分析在不同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的条件下，价格管制带来的不同影响。在案例教学中，强调教学案例的生活化，例如引导学生分析日常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价格歧视的现象。在热点问题教学中，注重教学内容的时效性，根据一周内发生的大事件，或者颁布的最新经济政策，又或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及时补充完善教学内容。
在每个知识点的教学内容安排上，择基础性、工具性、代表性的问题讲解。由于学生普遍存在对通识教育课程投入时间不够的问题，因此需要充分挖掘课堂教学效率，提高学生在课堂上对知识点的识记和理解能力，以减少学生的课后负担。从这两点出发，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设计了大量提问，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巩固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1）比较类问题，这类问题主要为了区分相近的知识点，让学生充分理解两个知识点的区别与联系，避免记忆混淆，如：GDP平减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有何不同？（2）“反常”类问题，这类问题主要甄别人们在学习经济学以前容易误解的问题，例如：充分就业水平下是否仍会有失业存在？（3）实践类问题，这类问题主要将知识点融入到日常生活实践中，例如：全职太太算不算失业人口？（4）拓展类问题，这类问题主要引导学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深入思考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四、以案例为特色的教学环节设计
在教学环节上，充分开展了以小组合作为基础的案例教学。
第12篇
同济大学学科设置涵盖理、工、医、文、法、哲、经济、管理、艺术、教育学 10 个门类，优势专业主要有建筑学、城乡规划、土木工程(类)、交通运输(类)、环境科学与工程、海洋科学与地球物理学、车辆工程、经济学(类)、管理学(类)等。学校努力使培养的每一位大学生成为具有工程基础、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国际视野四方面综合特质的"专业精英，社会栋梁"。我校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在对德为主的合作基础上以对欧洲为中心，拓展北美、辐射亚非，先后建立中德、中法、中意、中西、中芬等 8 个国际化合作平台学院，与 200 多所海外高校签订合作协议，与众多跨国企业共建了研究中心。
秉承"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的优良传统，同济大学积极为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项目及社会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我校与校区所在地方政府联合推动建设"环同济知识经济圈"，产值从不足 30 亿元发展到 2014 年的280 多亿元，开创了校地合作的典范模式。
同济大学国际班简介
本留学语言培训针对的英国、美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高校均得到我国教育部认可。学员通过在我院培训半年或一年达到留学语言要求后，申请赴海外知名大学进行深造，经过3-4年的海外学习，毕业后获取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学士学位。项目全程由中外教联合授课，师资配置优秀，教学严谨，管理严格，确保每一位学员都能够学有所成。
项目优势
1)学历国家认可
v 海外合作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均得到中国教育部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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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模式
学习阶段
学习地点
学习
时间
主 要 课 程
费用标准
第一阶段
同济大学
1年
·雅思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及应试技巧、英语语法及泛读等
·高等数学、商务沟通、商务入门、商业分析、微观经济学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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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68000元
宿费：3000/年
（有空调）
第13篇
关键词:城乡商业保险;差别定价;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8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4-0062-03
我国农村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农村保险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然而,当我国城镇保险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业务量蒸蒸日上之时,农村保险业务却较为冷清。商业保险公司利用城乡保险差别定价策略,有利于打开农村保险市场,扩大其保险业务规模和市场份额,同时也有利于更多的农户得到保险保障。
一、城乡商业保险实施差别定价策略的现实背景
在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如果企业具有充分的信息可以甄别具有较高和较低收入水平及需求弹性的消费者,并且产品转售很困难,则具有一定市场势力的企业可以实施三级价格歧视。 下面笔者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需求弹性进行了分析。
(一)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特征
城乡居民缴纳的保险费是其可支配的货币收入的正函数,因此货币收入水平的高低影响着保险需求量的大小。货币收入水平越高,对保险费的承受能力越强,保险需求越会增加。反之,保险需求会减少。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农民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但城乡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由图1可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从总水平来看,城镇居民收入要明显高出农村居民。从绝对数看,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为628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为2253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并不太大;但到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781元,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4761元,相差11020元。从图2的相对数来看,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农村的2.79倍,2008年该数据已经达到了3.31倍,而且还在继续扩大。
由于存在城乡收入的差距性,城乡居民承担保费的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对保险的支付意愿也不同。具有较高保费支付意愿的居民可以通过支付更多的保费获得更好的保险服务,而较低支付意愿的居民则可根据自己实际的偏好和支付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而目前我国保险公司“一刀切”的保费支付方式使那些具有低保费支付能力和意愿的农户拒之门外。保险公司实施三级价格歧视可以降低农民保费支付的门槛,将一部分具有较低支付能力及意愿的农户吸引进来,同时通过创新险种激励具有较高支付意愿的城市居民购买更好的产品服务。通过三级价格歧视,保险公司不仅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也吸纳了更多的农户进行保险,扩大了农村保险的范围。
(二)城乡商业保险需求弹性的差异特征
保险需求弹性是指保险需求对其诸影响因素变动的反应程度,用公式表示为:保险需求弹性=保险需求量变动百分比/影响需求量的某因素变动百分比。其中,保险需求Ep价格弹性为保险费率的值,每变动百分之一而引起保险需求量变化的百分率,即 。
在城乡居民中,城市居民的保险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即0
实行价格歧视虽然是一种垄断行为,但在保险公司初期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参保范围和提高社会福利方面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实行价格歧视能够提高保险公司的收益,吸引更多的保险公司进入农村保险市场,促进农村保险市场的发展。
二、城乡商业保险差别定价策略的理论依据
城乡商业保险差别定价策略要求保险公司针对城市和农村采取不同的定价水平。从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实行三级价格歧视的保险公司把保险市场分隔为A城镇市场和B农村市场,这两个市场的保险产品需求曲线如图3所示。
在整个保险市场上,为了取得最大利润,保险公司根据MRA+B=MC的原则确定均衡点,该点的均衡数量为城乡两个市场的总销售量,即Q=QA+QB。保险公司为获取最大收益,必定将两个市场的销售量调整至MRA=MRB,即每个市场销售最后一个单位产品取得的收益是相等的,并都等于整个销量的边际成本,记MRA=MRB=MRA+B=MC。由于城镇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小于农村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尽管两个市场的边际收益相等,销售价格则是城镇市场的价格PA高于农村市场的价格PB,证明如下。
在城镇市场有: ;在农村市场有: ;根据 = 的原则,可得 ;整理得 ;因为 ,所以 。[1]
由此可知,三级价格歧视要求在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市场实行较高价格,在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市场上实行较低价格。在低收入、需求弹性大、价格敏感度高的农村市场执行相对较低的价格,以此保证难以获得保险产品的农民能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基本保险保障,同时在高收入、需求弹性小、价格敏感度低的城镇实行相对较高的公平费率,这不仅能为打开并扩大农村保险市场做铺垫,且能给公司带来不可缺少的利润动力。
此外,从微观经济学理论角度看,差别定价未必会损害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甚至有可能导致帕累托最优 的结果,显示更有必要对城乡商业保险实施差别定价策略。
三、城乡商业保险差别定价策略的风险和防范
城乡保险差别定价策略虽在理论上可获得消费者剩余,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需加以防范。
(一)防范定价风险
鉴于城乡商业保险差别定价仍是以公平保费理论为基础,对城乡保险市场的细分必然使样本变小,从而影响大数定律的准确性。[2]本文从三个方面考虑保证城乡保险差别定价的安全性:第一,提高我国保险精算技术,尽可能提高预见城乡损失的准确性;第二,运用联系的方法,将若干相近的投保人联系起来全盘考虑,从而达到扩大样本的目的;第三,在保费中适当增加风险附加费用,其要求保险产品服务质量提高,相应有一部分经营费用的增加,但要使成本的增加幅度低于价格提高带来的收益增加幅度。
(二)防范价格战风险
实施城乡商业保险差别定价的条件之一,是竞争者没有可能在这个市场上以低价竞销。如果竞争者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在这个市场上竞争,那么消费者都会转向竞争者。这要求保险公司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降低保险产品的相同程度,从而获得一定的市场势力,此种情况下价格不再是市场竞争的唯一手段,这是避免恶性价格竞争的根本办法。一是保险公司要大力培养和引进险种开发与设计的专业人才,大力开发新险种,创出自己企业的名牌产品和拳头产品,树立产品竞争优势,适应多层次保险需求。保险产品创新包括设计全新险种,旧险种组合改造,从海外保险市场引进成熟险种,针对客户需要量身定做。[3]二是通过提高保险服务质量来使产品差别化。产品由三部分构成,即核心产品、形式产品和附加产品。目前,各保险公司取得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附加产品,即保险产品服务,通过增加保险产品的服务,提高理赔效率,使核心产品更具个性化,给消费者树立一个良好的行业作风和服务风范,让消费者满意地享受保险服务。[4]
(三)防范法律风险
价格歧视是新经济时代的典型行为,是企业的常态,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种现象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违法判断标准。从法律角度看,实行价格歧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违法的,但对城乡保险差别定价策略行为的判定,关键是对其行为后果进行考察,这需要分析其对社会福利、对社会公平的影响,一般只有垄断企业进行价格歧视时明显损害了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才会引起法律审查。[5]在当前我国保险市场上,在城乡商业保险之间进行差别定价,保持高收入阶层的城市居民保费,降低低收入阶层的农民保费,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防范逆选择现象的发生。[6]因此,城乡保险差别定价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在城乡保险差别定价之初,保险监管部门或保险行业协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制定某种险种费率作为基准费率用于指导保险费率的走向,通过它所掌握的基准费率操纵市场费率的变动,促进保险业有序、持续、稳健地发展。
参考文献:
[1]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刘凤.价格歧视的法律考察[J].价格月刊,2005(3).
[3]姚启霞.商业医疗保险定价方法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北方工业大学,2008.
[4]罗乐娟.网络营销差别定价策略分析[J].价格月刊,2007(6).
第14篇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情景；案例
金融学专业的三个方向：银行、证券、保险，以证券方向的实践性要求最高。金融学本科专业证券方向的核心课程《证券投资学》，主要研究有价证券的理论与实践知识。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所有参与者都将体验管理与预测，从而进行决策的个体成就感。有价证券市场紧跟国家经济政策的走势，风险与收益并存，可能为个体带来莫大的收益，也可能遭受不确定性的风险。本文将着重探讨《证券投资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方法论的应用环节，力求突破这一课程改革与建设的瓶颈，缩小与学生预期的差距，增强实战的体验感，获得基本分析、技术分析能力的提升，培养优秀的独立实践和创新人才。
一、《证券投资学》课程的教学现状与问题分析
期望值过高，理论难度大，技术分析的前期知识储备要求高，学生隔靴搔痒感明显，是这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影响教学效果的直接原因。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高等院校的本科生们通过对经管类专业课程的学习对经济发展环节有了一定的认知和理解，尤其是金融类专业的学生往往有一种去有价证券市场进行“大展拳脚”一把的想法，均形成了对该门课程的强烈的学习欲望，问题是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是否能够被充当引领角色的主讲教师延续下去。《证券投资学》以其他专业课程为基础，其先导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基础会计学》、《公司理财》、《财务报告分析》、《统计学》、《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涵盖了经济学、会计学和数学领域，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知识架构做支撑，对学生的知识储备要求较高。大多数高等院校开设的《证券投资学》采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并辅助以实习基地参观和实验室模拟平台开展教学，但仍然在教学效果上达不到理想的目标。教学过程的方法论值得探究。
二、《证券投资学》课程的教学过程目标要求
专业教师的专业水平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然而专业人才难以被复制之说也说明了专业教师的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应是在普适的教育方法上体现的以学生为主体的独立实践和创新思维方式的养成，而这正是实践性较强的应用经济学课程《证券投资学》所需要的认知。该课程是理论经济学实践性检验的承接课程，同时也为其他金融学的课程例如金融市场、投资银行、投资基金提供先导，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独立的思维范式的养成依赖于一种惯式的方法论，这就是一种捻熟的教学理念的具体实践过程。《证券投资学》的教学过程目标应围绕使学生理解和运用市场运行规律进行管理和决策的独立实践和创新人才。
三、《证券投资学》课程的教学过程方法论实现途径
1.“一以贯之”，以研究性学习教学理念成就科学精神
每一门课程的主讲教师都应在学期开始前做充足的教学设计，有明确的教学思想并通过引领、组织的过程表达出来。就本科教学的要求来说，“研究性学习”是《证券投资学》课程教学理念很好的选择。以问题为核心引领，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展开对问题的分析过程，以大盘的走势作为检验的工具是该门课程研究性学习的过程。宏微观的市场行情趋势预测是引领学生进行基本分析技能掌握的桥梁。例如，美国政府以及欧盟的对俄罗斯从外交、经济、国防、能源等方面进行制裁的决定将对全球的能源需求结构、价格有何影响，与此相关的有价证券市场将会何种反应。该问题紧密联系时事热点，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师引导学生利用宏微观经济学的知识背景，分析稳定性相对强的外汇市场上相关货币的走势和短期行为见长的股票市场上相关能源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以此为例展开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微观结构的关注，进行为期整个学期的基本分析能力的实践过程。思维的连续性和创新性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累积行为的成果，以研究性学习的理念去指导整个教学过程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维养成能力。
2.“无独有偶”，以发展史再现情景的方式学习技术分析
波浪理论、K线图、WMV型等技术分析的形态和MACD、RSI、KDJ、OBV、轨道线等技术指标趋势线单独看来不仅晦涩，且展现不出其意义，利用情景再现的方式能够摒弃以上两种弊端。当然，这对主讲教师的能力要求较高，需要教学团队的分工协作与经验积累。查找出不同时期的个股、板块或者大盘的典型形态作为技术分析内容中形态理解与运用的方法是适宜选用的形式，结合学生的模拟炒股平台验证过程的结果将与学习能力的养成相得益彰。
3.“有的放矢”，微观个案检验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
《证券投资学》的案例方法具有特殊性，是所有高等院校本科课程中时效性要求最强的案例，注重微观个股走势和形态的差异而不是趋同或者普适，以情景再现为依托，以模拟平台为工具，指导学生在学期起初选择某一类行业中的某一家上市公司的个股作为观察对象和实践依据，进行证券投资的技能养成过程。每3---5名同学形成学习小组，同一小组的同学所选股票必须属于同一行业。在分组中应注意按行业和不同的板块均应有呈现，小组讨论所选公司的财务报告，重大事项、大股东和董事的稳定性等基本管理层面和财务层面的信息，在比较中预测微观个体的未来发展趋势和股价走势，选择技术指标进行短期预测，形成报告提交给主讲教师，主讲教师于每周进行综合评价，并选取不同板块的个股进行重点点评。从学生选股到实时评析贯穿于整个学期，是该门课程中的复杂案例应用过程。
在具体的授课环节中，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单独的知识点。例如专有名词、专有指标，可选取短小精悍的案例进行单独解析。例如对股票定价的过程学习，债券收益率的计算学习等宜选取具体的案例进行详细的论证分析。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收益实现过程宜选取真实的对应品种的交易工具的操作过程进行详细学习。
由兴趣引发的持之以恒的学习热忱和愉悦的课堂气氛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教师的任务是以专业的素养和专业的态度将这个两者延续下去。以研究性学习的教学理念为核心，突出情景再现加深对形态和趋势的理性认识，结合精心挑选与组装的案例保持学生求知的兴趣是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方法论应用过程。注重实时性、趣味性、衔接性的行业个股和板块的案例选取，增加学生的知识的广度，注重技术分析指标的实际操作，提高学生的知识的深度。
参考文献
[1]李晓莉.“证券投资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1.
[2]于丽红，兰庆高.证券投资学课程研究性学习教学理论与实践[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
[3]马文波，蒲涛，蒲适.证券投资学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初探[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107.
作者简介
张薇薇，1982-9-8，女，吉林榆树人，长春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创新创业管理.
第15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
四、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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