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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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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基本逻辑

第1篇

【关键词】 经络;穴位;结构;针刺;基本机理

《素问·异法方宜论》篇首论针刺工具——九针:“南方者,……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1]这段论述点明“微针”因治疗“挛痹”的需要而产生,而且其治疗病位相对狭细,在肌肉之间;但相对于祝由所治之病的无形,其治又为有形之病。从中可得出针刺治疗方法在产生之初含有一种“缝隙”思想。

1 经络初始和穴位初始

1.1 经络初始 《难经·二十五难》曰:有十二经,五脏六腑十一耳,其一经者,何等经也?然:一经者,手少阴与心主别脉也。心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而无形,故言经有十二也。[2]

十二经来源的初始物质基础是体内较大的血管,要表述的功能也是血液的物质、能量输布功能。《素问·三部九候论篇》所指的“九候皆有脉动”就是证明:是说除了手足太阳经、手厥阴经以外的九经都有脉动,脉动是动脉的特征;因人体内可以流动的物质是气和血,所以担当沟通表里、运送人体可流动物质的十二经也理所当然地表述气血的布输功能。关于各经气和血的状态,《素问·血气形态篇》给出清晰描述:“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少血多气,阳明常多气多血,少阴常少血多气,厥阴常多血少气,太阳常多气少血。此天之常数[3]”。这段论述表明十二经是表述气血运行通道的一个工具。脏腑居于内,十二经将脏腑气血向外输布,体表皮肤是气血输布的终端,经之终端必定细小,所以络脉应“细小”表述之需而产生。《素问·皮部论篇》:“阳明之阳,名曰害蜚,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阳明浮络也。其色多青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寒热也。络盛则入客于经,阳主外,阴主内。”[3]这段文字是描述阳明经皮部的病变症状,并以络脉的五色变化论病性,可有颜色变化的络脉就是浅表的小血管,因为只有浅表血管中血液的质和量的变化才能产生五色改变,可见络脉初始内容主要指小血管。

1.2 穴位初始 《内经》中穴位正宗来源有两个:一是气穴和气府,另一个骨空。《灵枢·气穴论》、《灵枢·气府论》、《灵枢·骨空论》三篇文章是穴位的专论;气穴是从脏腑的精气从里向外布散的角度论证穴位的,气穴是脏腑精气布散于体表的易达间隙;气府是从精气流通的角度论证穴位的,强调穴位是气的流通汇聚之点,用气穴和气府为篇名分论穴位是彰显穴位功能的多样性。《内经》中岐伯对“溪、谷”的定义比较清晰地点明了穴位的解剖定位所在;“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溪,肉分之间,溪谷之会,以行荣卫,以会大气。”[3]就是说溪穴、谷穴在肌肉相衔接处的空隙中,这也就是一般穴位的解剖定位。“肉分之间,溪谷之会,以行荣卫,以会大气”这句话对穴位之内和穴位之间运行之物进行了界定:是气,即不是血。所以说“以行荣卫”,就是说相对于经络的以论血为主,穴位以论气为主。但血气不分家,气不是脱离血而单独存在的,穴位及穴位之间的流通也有血的存在,为了照顾这两点,就用“以行荣卫”论述,荣卫即血也,不说血,而用荣卫,突出穴位所论内容主要在气。同时,因荣行脉内,卫行脉外,用“以行荣卫”更突出了穴位之间的连通空间是脉内和脉外的两种空间。

骨空也是穴位主要来源之一,因为人体很多穴位都位于关节间隙之中,如督脉之穴。“肉之分”、“骨空”、“肉分之间”强烈地突出了穴位和穴位之间连接空间的缝隙性,穴位中另一种穴位是阿是穴,不具备中医穴位产生初始时的解剖特异性,它的意义只有在临床治疗时才得以体现,并完全可以用经典穴位的生理和病理内涵将其纳入其中。

2 经络和穴位走向统一

《灵枢经》开篇两章《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和《灵枢·本输第二》将十二经及任督二脉和穴位基本统一起来;《灵枢·经脉第十》详细描述了十二经、十五别络的循环路径及其病变表现和相应病机;《灵枢·经别十一》详细描述了十二经别的循环路径;《灵枢·经筋第十三》详细描述了经筋的循行路径及病变表现。经和穴统一使经络学说初具根基,使经之论血和穴之论气相统一;十二经别和十五别络的加入强化了经络学说产生之初即肩负的表述气血沟通、输布功能的角色,使人体各组织器官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实质和理论得到进一步体现;十二经筋的提出,则重在强调“筋”的功能,因为除了骨骼、肌肉外,与运动有关的肌腱、韧带、筋膜、神经等组织的生理功能是被归气化之中,其组织形态被归入筋的范围,十二经筋的加入,使经络功能表述更全面。穴位正宗来源有二个:一是肉之会;二是骨空。人体前正中线是最大肉之会,人体后正中线是最多骨空所在,若不将人体前后正中线用经脉串起来纳入经络系统,经、穴统一就名不符实。而且两处穴位不能用三阴三阳经中任一经来串连,因为三阴三阳经在人体循行路线要体现人体的对称性和阴阳表里的层次性,一旦用其中一经去串连人体前后正中线的穴位,经脉循行就失去了章法,所以任督二脉应需而生,这就是有专著《十四经发挥》的原故,因十二经加上任督二脉是将穴位和经脉串起来,是使经穴统一的主体,其它六条奇经则是十四经功能的再综合和再抽象。

3 从现代病理生理学角度阐释针刺治疗基本机理

人体总的免疫态势是祛除异物、自洁机体,在物质、能量、时空三个维度上趋向自稳的“阴平阳秘”健康状态。针刺治疗正是利用人体这种自体免疫态势,以针作为工具和信息介导,因势利导、扶正祛邪以治愈疾病。

3.1 “治血”机理 当致病原(邪气)从体表侵入络脉时,人体的免疫细胞通过趋化作用向病灶汇集,力图将其拦截、限制、杀死、祛除,这就形成了一种正气祛邪外出之势。针一旦刺在邪气聚集的“结上”或血盛之处,聚邪之血则应势而出,邪去正复则病愈。

3.2 “治气”机理 针刺穴位是否到位是以是否“得气”为衡量标准,得气即酸、麻、胀、痛等被刺者的主观感觉,或者刺针者手下紧涩等感觉,这是由神经系统感知的;只是由于中医的理论表述中没有神经系统,其形态归入髓和筋的范畴,其功能被归入气化(还有神)范畴,所以针刺感被称为得气。针体进入穴位后,至少从两个维度向人体传递信息,一是物质维,如果针刺时针体触及神经或其末梢感觉结构,患者就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如果针刺时针体没有碰到神经或其末梢的感觉结构,非感觉组织会因原始的应激反应而紧张,吸紧针体,使行于其中的针体有被鱼咬的感觉;另一个是空间维,因为相对于人体自身组织,针体是异物,针体进入体内之后,人体将会正确地探知这一导入物信息;针体进入人体后,将会导致局部组织空间关系的微小变化,这一变化也会被人体探知。不同的行针方法(进针、运针、出针方法)在物质维和空间维上向人体传递了不同信息变化,人体就会根据这些信息变化做出相应的反应(应激反应和去应激反应),这样针刺就达到了治疗目的。烧山火和透天凉两种典型的针刺方法就是针刺“治气”机理的古老描述:“方夫治病,其法有八:一曰烧山火,治顽麻冷痹,先浅后深,用九阳而三进三退,慢提紧按,热至紧闭插针,除寒之有准。二曰透天凉,治肌热骨蒸,先深后浅,用六阴而三出三入,紧提慢按,寒至,徐徐举针,退热可凭。……”[4]。

4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经络穴位系统是在中医因病设法治疗思想指导下,因临床治疗“缝隙处”疾病的需要,逐步发展综合而成的空隙空间系统,象其它中医重要概念一样,经络穴位系统是一种表述空隙空间的综合。

针刺治疗是借助经络穴位系统的相关功能取效,而经络穴位系统的相关功能是人体所有缝隙和调节功能的综合,所以经络穴位系统的“实质”和功能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对经络穴位系统的相关功能的研究应该是未来的研究重点,会有很多重要发现;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经络实质的发现”,如各种传导现象,其实都属于经络和穴位的功能范围。经络、穴位、针刺机理是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概念和表述,只有认识了这个事实,才正真理解经络和正确指导其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南京中医学院.黄帝内经素问译释[M].3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98.

[2]秦越人.难经[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89.

第2篇

关键词:计算机 网络教学 基本素养

现代化的教育模式要求,教育教学必须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单就网络教学来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信息资源共享化,一方面给网络教学带来了资源利用的空间,另一方面,对传统教学模式造成了冲击。信息不断更新加速的网络环境,要求教师和学生在思想上进行“革新”,以跟上网路教育的步伐,更好地实现网络教学的优化效果。

一、网络教学简介

广义上的网络教学在不同的环境下具有各不相同的内涵。笔者结合网络教学的基本定义,结合学校实际教学环境,对网络教学内涵做一简介。网络教学是指借助于网络技术,使之成为构成新型学习环境的有机因素,以探究学习作为主要学习方式的教学活动。在功能上,网络教学是传统课堂教学的有力辅助。

二、影响网络教学因素

从网络教学的定义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借助于网络的教学方式,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具有优势化的教学形态。基于这一点可以判断出影响网络教学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教师对网络教学的敏感度。教师是网络教学的指导者,负有启发、引导学生认识新模式教学的责任和义务,而具体的方式方法需要教师不断探索,所以教师要尽可能多地参与有意义的网络教学活动,以提升自身对网络教育发展的敏感度和更新度,使网络教学的开展更加游刃有余。

其次,文化背景的差异性。网络信息化共享的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文化上的共融性,而对网络教学来说,教师在教学和学生在学习中要有差异地来接受知识,要注意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知识的差异性,尊重带来的不同文化要求。

再次,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律性。网络是一个信息化共享的平台,没有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无障碍的开放性要求学生学习网络知识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自律性,借助于网络知识的丰富和便捷,要主动积极地去学习相关知识,而不是漫无目的地“闲逛”。

三、网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应具有的基本素养

1.网络教学基本素养之教师

结合上文中影响网络教学的因素,笔者认为网络教学中教师的基本素养是基于网络教学的特点来谈的。网络信息的共享性,要求教师在开展教学中转变传统的教学思想,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互动教学。教师要放开手,敞开心和学生共同讨论课题文化等,可以以学生有效的参与性来作为课堂绩效的评估,同时要鼓励学生间相互进行学习成效上的评价,以实现网络教学的民主和平等化,提高学生网络化学习的兴趣。此外,作为网络教学的“新兵”,教师要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心态,多多请教网络教学学科专家,不断优化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

2.网络教学基本素养之学生

结合上文中影响网络教学的因素来看,学生是网络教学文化的接受者。对学生来说,网络就像是一个知识的“大染缸”,学生要做到“清者自清”方能真正使网络达到“为我所用”的学习效果,因此自律性和主动性的素质必不可少,同时还要有相对的敏感性。在老师的指引和教导下,行走在网络传媒中的学生,要具有辨别网络知识有效性的能力,对于学科文化有帮助的知识,要主动积极地探索掌握,反之,则要做到“绕路而行”。

网络能够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能力。网络教学中的互动性恰是提升学生交往能力的途径。因此学生要积极响应和配合老师来完成教学中的知识互动环节,主动参与,快乐分享,具有网络共享的意识,并严格遵守网络学习的三个步骤,协作性―针对性―真实性。通俗来讲,即网络学习首先是合作共享,其次是有目标任务,再次是要具有实效价值。同时,在与人交往方面,要懂得尊重文化背景和个性的差异性,培养积极开放的心态,善于接纳他人。

四、小结

近年来,网络教学已成为现代化教育的大势所趋,网络文化的开放性和便捷化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增效利益,但随之亦出现了相关的负面影响。作为网络教学的实践者,教师担负着网络教学趋利避害的责任。这就要求从“我”做起,转变教学思想和观念,跟上网络时代教育的发展步伐,有效地指导和启发学生,意识和认识到网络文化的积极性和消极作用,明确学习目标,拓展思维空间,积极探索与课本知识相关的深化知识层面,从而实现网络教学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胡艳华.网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基本素养[J].中外企业家,2013(28).

第3篇

慕课真正的市场在哪里

慕课真正的市场在哪里?在校外。虽然慕课在中小学、在职教、在大学中都有巨大机遇与市场,但实际上对于慕课来说,更大规模的市场、更深层的市场、更多元化的市场,应该是在校园之外,在社会上。

从2014年起,IBM开始大力推广其“独立工作者(Independent Worker)”的概念。这些IBM的雇员不用每天到办公室上班了,而是凭借互联网,尝试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办公。这些雇员与企业的关系由原来服务一个单位演变为游走于多个企业之间,在“兼职”的状态下把多个公司的工作做好,同时赚取高的报酬,这很可能是未来人们的工作方式。

当然,这对工作人员的知识与技能的要求会更高。这也就催生了人们谈论已久的话题――终身学习。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感慨“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终身学习是 21世纪的生存概念”。

多少年来,人们都在谈论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确实,随着知识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人人都要不断地学习,都要终生学习。终身教育有其泛在性、非正式性、社会性、情境性、适应性的诸多特点。而传统的教育方式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着少、慢、差、费的特点。

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如此多样化的继续教育需求来说,现有的教育机构与教师是应付不过来的。这么多年来,由学校办的继续教育只是部分地满足了很少的一部分学历教育需求与高端的MBA和EMBA。更多的继续教育需求,他们根本就顾不过来。

现在,我国创新创业缺乏的不是人,不是意愿,也不是资金,缺的是好的创意,好的模式,好的执行力。我们可以到全世界去寻找,看看别的国家,别的企业正在创些什么业?如何创业?每年硅谷都有很多新点子,新试验在进行。我们为什么不能派出一些团队去,或者干脆就在硅谷成立若干个创业创新教育公司,成批量不间断地把各种好的创新创业的模式与案例引进来,通过慕课的方式向大学生、向城市蓝白领、向退伍军人等开放。让对创新创业有兴趣的人,能够得到不断的培训。

假如我国有这么一套创业培训系统,有这么一个大产业,我们还愁就业吗?我们还用愁创业企业不够吗?

如果创业课可以用慕课这样上,为什么其他行业,其他技能的,不能用慕课的方式来培训呢?为什么慕课,为什么教育就只能在校园中呢?

在没有互联网,没有慕课的时候,有多少仁人志士考虑过这些问题,都在质疑现存的这套传统教育体系,都在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推行终身教育。但是,从总体上来说,都不很成功。主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的面对面教育模式规模太小, 成本太高。学历教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有政府公共财政的大量投入。而对校园外的培训,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所以,如此大量的培训需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

如何开拓慕课市场

现在,借着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慕课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培训的效果和减少了成本。我们不能再犹豫,再彷徨了。我国的产业,我们的企业在竞争中就要落后,我们的年轻人、中年人,就会失去很多发展良机。

我还想谈一谈机制的问题。对农民工的培训,对退伍转业军人的培训,对社会人士的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千万不要被垄断起来,交给自己的学校,自己的机构来做。政府可以定规划,定规则,由民间,商业性的或公益性的组织去做。

举一个例子,多少年来有多少外语学院外语大学外语系都在做英语培训,都赚了一笔小钱,小富即安。而就是在英语培训领域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出国英语培训,就出了新东方这么一个大公司,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后来又出现了华尔街英语等一批又一批的民间英语培训机构。

近两年来从沪江网的崛起也可以看到民间的智慧与力量。几年前我到上海去调研时,沪江网还是几个小青年在小隔间里埋头苦干。2013年去参观,他们已经做成了上千人的大公司,服务上亿人。仅跟他们签约的外国英语教师就有好几百人。试想如果这个网是由某一高校的英语系来办,几年过后的今天可能还是与原来差不多的模样。

社会是有分工的。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能把学历教育办好,已经是满负荷了。不要把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重轭再加到他们已经是很沉重的负担上去了。特别是不能让他们自己做不好,还不让别人去做,把这个重要领域给垄断起来。这个领域一定要充分的放开。

网校就是一个垄断失败的例子。这么多年来,我国的网络学院只让那么几十个公立大学去开办,结果是网校都是开得半死不活。学校不重视,投入不够,而学校还想把网校当成摇钱树。

这个关系到几亿人的大市场,关系到众多人的职业生涯,关系到中国工业转型,关系到民族生存的大产业,应该让有能力、有创新的企业去竞争,让他们打得头破血流,优胜劣汰,由教育消费者们来选择课程,选择平台。笔者认为,显然是后一种方式更有效,更可持续。

说了半天,慕课到底为什么免费?好像清楚了,又好像还是不清楚。不管怎样,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不用为那些慕课的投资者担心他们能不能赚到钱,我们只管免费去用就是了。

1P理论

我的同学北大光华学院的王建国教授,近年来专门研究一个在互联网上常见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企业不但不收顾客的钱,还倒贴给顾客,他自己还能赚钱呢?

为此,他创造了一个名字有点怪的理论,叫1P理论。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1P理论是利用网状经济形成的外部效果,在企业价值链环节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引入第三方利益攸关者分摊成本,把企业之间竞争博弈的赢利模式转化为合作共赢的赢利模式的理论。1P理论的本质,就是通过引入第三方,可以使产品价格低于平均成本还能赢利,从而创造自动营销,同时他把烦琐的营销理论归结为价格的竞争,两点的提出是对传统营销理论在网络经济时代的深化,营销的创新就是要符合时代的需要,市场的需要。”

没看懂吧?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经济学就是把老百姓一眼就能看懂的问题忽悠到他看不懂为止的专业。”让我用非经济学家话来解释一下他的理论。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微信。 马化腾的团队把微信的软件做好了挂在网上,一天,你的朋友邀请你加入微信。从此你不但可以跟朋友发微信,还可以免费打电话等。腾讯没有因为你的加入多花一分钱成本。你也没有给腾讯交一分钱。如果你住在美国,还能拉5个朋友进微信,腾讯还会给你一个25美元的餐弧D慊箍梢缘教迫私置夥寻壮砸欢佟L谘恫簧担他会找投资者,找广告商等第三方来买单。结果是皆大欢喜。腾讯拿到了钱。第三方也通过广告等赚到了钱。这就是王教授说的:“免费还能赢利,神奇在于第三方买单!”

更有意思的是,王教授还把他这一理论进一步推广。他创造了一个新词,叫边际非稀缺产品。它是指一个产品一旦用一个起始固定成本生产出来后,就可以无穷复制而不需任何追加成本,例如软件就是典型的边际非稀缺产品。产量完全由需求Q定,需求即生产!

边际非稀缺产品的普遍存在形成了边际非稀缺经济。而当一个国家的边际非稀缺经济的成分比重大于稀缺成分的时候,经济过热时会导致通货紧缩,也就是总体物价下降。而我们平常看到的是当一国经济过热时,物价会上涨。他说:“这一结论是惊天动地的,它对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且被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多年持续增长而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事实所验证。它对微观经济理论同样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整个微观经济学的结论同宏观经济学一样,是以资源稀缺为假设前提的。现代经济学认为,没有稀缺就没有经济学。我们看到,没有边际非稀缺照样没有经济学!”

边际成本为零的慕课

免费慕课对专门研究定价的经济学是一个什么挑战?未来的世界是不是一个免费的世界?作为经济学家,在谈到费用问题,总得拽点理论才行。如何用经济学来说明慕课免费或不免费的道理呢?

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经济学有两个重要概念,一个叫边际成本,一个叫边际收益。边际成本是指生产最后一个产品时的成本的增量。边际收益就是指卖出最后一个产品时的收益。当企业卖出最后一个产品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获得的利润是最大的。这是因为销售最后一个产品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再多生产就能赚更多的钱。反之,当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企业就赔了,就会减少生产。

你在小摊上砍过价吗?摊主说,卖100,你说买20;摊主说80,你说40;经过几次讨价还价后,你心里大概知道这玩意到底值多少钱了。然后你扭头就到第二摊,以比这底价再低一点的开价。货比三家,当你到第三摊砍价时,就已经很接近摊主的那个边际成本了。你开的价要比这个还低,就没有摊主理你了。

经济学家假设,市场上每个买家都跟你一样精明,每个摊主都跟上述的一样傻,三个摊主一竞争,他们只能卖出一个成本价或略高过成本价。于是他们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

这套精美的理论正好用于互联网上。计算机、软件和通讯技术的进步遵从“摩尔定律”,处理器芯片的计算速度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也就是说,同样性能产品的价格会降低一半。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网络服务商可以用越来越低的成本去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存储、宽带、移动互联技术成本的降低,使得服务提供商可以同时面向海量的用户。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种产品,像互联网那样,可以以如此低的成本扩张用户。在互联网里,新加进一个客户成本往往为零。

更要命的是,你不免费,你的竞争对手迟早也会免费。谁先免费用谁就能占领广大的市场,那么与其等着对手置你于死地,还不如先下手为强,把市场先占着再说。360把金山毒霸赶出市场,腾讯微信抢夺中移动市场,用的都是这一招。

对于慕课来说,如果“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是市场规律,慕课的课已经录下来了,多加一个学生并不加成本,边际成本为零。这也就是说,慕课的免费就不只是校长们、网校老板们的慷慨、慈善,而它就应该是免费的。它是经济规律。作为我们这些慕课以及其他互联网上免费的使用者来说,不应该感谢edX、学堂在线、100教育,感谢应该是经济学家,是他们发现了市场这个上帝定出规律。

可是,有的人问,为什么微软就不按边际成本收费呢?它那一个光盘,一个纸盒,一份说明书的边际成本不应该值这么多钱呀。经济学家们也有招,他们说,你砍价的那个小摊贩市场叫完全竞争市场,而微软的Window市场叫垄断市场。全世界只有一个微软,Linux又不很争气,大家都在用Window,你不用还不行。加上比尔?盖茨又比小摊贩们聪明,因此,它的定价方式就不用按边际成本,而是按一般人能承受的最高价格。 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都对微软恨得咬牙切齿,不断地发起反垄断诉讼了。

为什么很多互联网公司不收费?还有一种经济理论可以证明,收费还不如不收费。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尼克?萨博提出了一个叫“心智交易成本”(mental transaction costs)的问题。他发现,在很多场合,对消费者仅仅是收取一分钱,也会让大多数消费者掏腰包的动作马上停下来。尽管谁都不会出不起这一分钱。

那么为什么一分钱的价格也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他说,一旦要收费,我们的脑子里面马上就会立起一面小旗:“掏钱值得吗?”而如果商品的价格是零,我们脑子里的那面小旗就不会立起来了,做决定时也会觉得轻松多了。因此,免费能帮助消费者加速做出购买决定,让更多的人愿意尝试一下某种新商品。萨博仔细研究了很多收费很低的网上产品,例如在浏览某个网页的时要交一分钱的费用,或是下载网上某个连环画支付千分之一欧元的费用。他断言,这些做法注定都会失败,不如干脆不收费。

第4篇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本质;科学内涵;逻辑路径

【作者简介】陈秀,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安徽安庆246113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3—0010—04

人的问题,是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家永恒探索的斯芬克斯之谜,法国18世纪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过:“在人类所有的各种知识中,对我们最有用但是我们掌握得最少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以往一切优秀文化的成果,首次对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实践的、历史的、现实的系统而深刻的科学研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伟大时代,更加系统地梳理和研究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重要论述,科学把握其逻辑路径,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内在逻辑关系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精辟论述,包含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内容。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体现。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问题,学界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亦取得了丰硕成果,综合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二是“劳动是人的本质”;其三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若要历史地、系统地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重要思想,仅将上述三个重要命题纳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范畴进行研究。难免缺少系统性、历史性和科学性。

深入系统地研读马克思在历史上的重要经典著作,会发现马克思在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上至少存在以下七个命题:第一,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第二,马克思在《导言》中进一步强调:“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第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肯定了黑格尔“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即“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第四,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论述强调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有意识的活动。”第五,在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强调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第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论述:“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这段论述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第七,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对上述七个重要命题,少有系统的梳理和思考。有人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是对人的本质的经典定义,把握此一命题足也。因此,往往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其他命题关注不够,甚至忽视其他命题的历史地位、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些研究者侧重于从概念性和常识化理解出发追问“人的本质是什么”,而较少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上去分析理解,以致于出现误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偏离历史语境。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命题的提出,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因此,在理解时,如果偏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仅从命题出发看命题往往会由于出发点的偏执造成误解。在“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这个命题上,有学者认为,不能把人的需要理解为人的本质,更不能抽象地把需要与人的本质等同起来,因为“需要”和“本质”属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有当作为主体的内在需要转化为人的外在的作用对象的实践活动,主观见之于客观,精神转化为物质,人的本质才得以生成,人的力量才得到发挥,需要才能得到实现和满足”。仅就命题本身而言,似有其道理。但是。如果联系马克思当时提出这一命题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看。这样理解可能欠妥。因为,“马克思所谈的需要是与人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的需要本质上是自然物质长期进化的结果,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受社会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因此,人的需要是与人的社会存在紧密相联系的产物,它具有客观必然性。第二,割裂内在逻辑关联。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是系统的,但在学术研究中,有人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就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著名命题,这未免有失偏颇。因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思想是有机的逻辑统一体,且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命题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如果把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说成是某一命题而对马克思其他命题视而不见。势必割裂这一命题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之间的系统性和命题内部的内在逻辑关联。第三,理解缺乏整体性。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每一个命题都有其产生的科学方法,若断章取义,就会背离原意。有人在理解这个命题时,忽略了“在其现实性上”,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实际上,在这里,马克思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告诉人们把握人的本质要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给人的本质以一成不变的定义,即不是通过直观,而是通过现实的社会关系去考察。人通过劳动创造了社会关系,人是社会关系的创造者,社会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就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社会关系是人劳动的结果,而这一切的前提正是“在其现实性上”,如果离开了现实性,社会关系何以存在呢?

正确理解、科学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要求我们认真分析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善于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逻辑建构上去把握。在逻辑的建构上,马克思首先从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和扬弃作为切入点,以现实的个人作为逻辑出发点,阐述人的个体本质即现实本质,到人的类本质,再到人的社会本质即群体本质,通过内在的逻辑联系,使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内涵有机结合,从而构成一幅线索清晰、结构严密的逻辑图景。

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逻辑起点

历史上看,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研究有着系列重要思想。马克思这些重要思想的形成同时经历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和扬弃、由唯心主义者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转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早期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影响,对人的理解还处于抽象人的本质阶段。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等同于人的自我意识,他肯定通过抽象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意识和创造性活动的能动性。因此在他那里,人成了纯粹理性的人,成为抽象的自我意识。针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抽象人”,费尔巴哈创立了人本主义哲学,确立了“人”的地位,提出了“自然人”。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他把人看成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在他那里,人仍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抽象的人,人完全脱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实践活动,仅是一种自然的感性存在,是只有自然属性的人,而不是真正社会历史活动中的现实的人。马克思一方面同意费尔巴哈对宗教所作的批判,另一方面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像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则结束和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并从中找到了人的出发点。

以“现实的人”取代思辨哲学家的“抽象的人”,是马克思人的本质观得以建立的必要前提。1844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充分肯定并扬弃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观点,指出劳动是人的现实活动,并把人的社会性和劳动结合起来,认为劳动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基础,人的类本质只能通过人的社会性劳动来体现。同时,人的本质是根据劳动性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通过对历史活动的深入研究,指出现实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创造一切历史活动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用精辟的语言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者的人的本质观,从社会关系中全面把握人的社会性本质。在其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加深入地阐述了人的需要本质。可见,从黑格尔的“思辨人”到费尔巴哈的“自然人”,再到马克思的“现实人”,从批判“抽象的人”到扬弃“劳动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遵循着步步深入的过程,这是基于实践的认识而非形而上的独断,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非思想的判断,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彻底转变,实现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的质的飞跃。

三、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逻辑展开

从实践出发,从现实中把握人,是马克思与所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时说:“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可见,宗教神学是以神为出发点的。在马克思看来,“神”是异化了的人。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说:“哲学家无权构造一个人造的人,而必须描述一个实在的人。”而要对这个实在的人进行描述,就必须要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那么,如何才能了解人的生活为行为呢?卡西尔告诉我们说:“只有一条能揭开人类本性秘密的途径,那就是:宗教的途径。”可见,卡西尔了解人的途径仍然是宗教,而宗教使人神秘,人也始终是一个神秘的人。尽管他主观上也努力去把握现实的人,但实际上。“人”在他那里仍然是抽象的,因为他把“人”溶化到“符号”中去了,因此,使人失去了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

与唯心主义者具有本质区别的是,马克思一切人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同时,先后多次明确强调了他的理论出发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生命的存在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揭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内涵。而自然存在物必须以个体需要的生产和满足作为前提,以需要的生成与满足的动态关系为其内在动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的需要。个体的生命存在直接就是他们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因此需要是实现个人天然的内在必然规定性,只有它的力量才是本质的力量,所以,“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质”这个命题,无疑揭示了人的自然本质。需要作为人的自然本性并不局限于自然的界限中,而是在这一基础上打开了一个人与人交往的无限界域。人自身需要的满足往往以自己作为他人的需要为前提。那么,这里的“人”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马克思认为,要从对象、现实、感性的方面去理解,要诉诸实践的方式去理解,要从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中去把握人,而不是直观地去理解。人作为人而存在,是实践活动、劳动的结果。人的世界是人创造的,人创造了什么样的世界,就与什么是一致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从马克思原意可见,人是自我生成、自我所造的,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创造了自己。

人的个体本质与人的类本质之间有何关系呢?让我们认真审视来自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命题对进一步理解人的类本质和个体本质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绝不可忽视。在这个命题里,前后两个“人”所指向的内涵显然不同。“第一个‘人’指向的是大写的人即作为族类存在物的人,第二个‘人’指向的则是小写的人即作为个体存在物的人。”因此,“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命题可以理解为:“作为族类存在物存在的大写的人是作为个体存在物存在的小写的个人的最高本质,小写的个人要作为人存在,他必须具有作为族类存在物存在的大写的一般人的本质;否则,便不能作为人存在,或不能称作是真正的人。”换言之,每个个体作为人存在,就必须作为类存在物存在。而类本质是既作为自然界中的一员、又作为人类社会的主体的人类每个成员所具有的共同特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充分揭示了人的类特性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我们常说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从人的本质的内在规定性上分析,如果没有这个类特性,人就不能成其为人。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作为自然界最特殊的存在物与动物界的根本区别。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从生物学角度讲是人,而从哲学角度讲不是真正的人,因为奴隶没有类的特性,没有自由自觉的活动,完全是被迫的。而只有人能够不局限于自然的界限,能够通过实践、劳动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通过人为了人”的生活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因此,马克思说,人是作为人的最高本质,只有具有类特性才真正是大写的人。

四、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逻辑落脚点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步步深入、层层推进,这与人的具体的历史发展和“人”的概念的逻辑展开是一致的。“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这一命题,强调了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内在差异性、特殊规定性;“自由自觉的活动”无疑强调了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类特性、类本质。作为群体存在物,人与人之间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是对人的本质论述的逻辑推进。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表现在其社会本质,是具体的人所具有的现实规定性。因此,把人类和动物相比较,马克思得出了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思想;把人和人相比较,得出了关于人的现实本质的思想。

第5篇

关键词:逻辑学;存有论;本质;

作者简介:洪凯源,德国波鸿大学黑格尔档案馆及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心;

黑格尔的“本质结构”指的是“本质”(Wesen)与其异己的规定性(Bestimmtheit)之间的自身关联(Selbstbeziehung/-bestimmung),这一结构主要出现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将《逻辑学》构想为一种自身构建自身的“认识的绝对方法”,(1)它是思维本身(Denkenalssolches)从“有”(Sein)发展到概念的自身运动,包括三个阶段,即有论、本质论和概念论。在有论中,思维还停留在“直接性”(Unmittelbarkeit)的阶段,单纯地与自身相等同。在这一阶段的最后,思维反思到主体和客体之间“相异性”(Andersheit),(2)思维进入了本质论。由主体和客体的同一体构成的“有/规定性”过渡到了一个由相区别的主体和客体所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即“”。然而,在这两个结构之间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作为整部《逻辑学》最困难的部分,(3)这一重要的结构转换成为了后世黑格尔研究的难点。学界将其称为《逻辑学》有论和本质论之间的逻辑不连贯性问题。

一、《逻辑学》的逻辑不连贯性问题

(一)什么是逻辑不连贯性问题

所谓的逻辑不连贯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在有论的结尾,“有”超越了“直接性”,得以返回自身,成为了“自为之有”(Fürsichsein)。而后者作为与自身的关联也就同时意味着对与他物关联的否定。因此,“自为之有A”与另一个“自为之有B”相互排斥,它们相互之间是无差别的。然而,形式上作为“自为之有A”的否定的“自为之有B”在内容上恰恰也是“自为之有”。那么,“自为之有A”对作为其否定的“自为之有B”的否定也就是对其自身的否定,是它的自身关联。从而,两者之间的无差别性被扬弃。“自为之有”成为了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结果的、被反思的“自为之有”,成为了“被在先的东西建立起来之有”(dasvom-Wesen-Gesetztsein)。这一“被建立物”的存在又必然地要求在先的建立物,即“本质”的存在。这一从有论向本质论的逻辑推演可以被简单概括为:“有”“本质”。

其二,这一逻辑推演虽然引入了本质论,但此时逻辑上在先的毋宁是作为“被建立起来之有”的“有”(Seinalsvom-Wesen-Gesetztsein),或者用DieterHenrich的话说:“‘有’将本质作为其根据,这意味着‘本质’恰恰是被‘直接性’建立起来的。”(1)然而,这一结论显然与本质论中对“有”和“本质”这两个概念的一般性定义相矛盾。因为“本质”才应该是逻辑上在先的,而“有”作为“本质”对自身的规定才是被“本质”建立起来的规定性。相比于前者,该逻辑推演可以被简单概括为:“本质”“有”。

因此,在这个过渡阶段的前后两个环节之间就存在着逻辑不连贯性问题(见表1)。在下文中,本文作者将首先提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路径必须满足的有效性标准。

(二)《逻辑学》系统连贯性的标准

正如上文所述,黑格尔关于《逻辑学》的构想是通过一个自身构建自身的“存有论核心”(selbstkonstruierenderOntologiekern)来引领思维的自身运动过程。那么,当其中个别环节之间出现了逻辑不连贯性问题时,一种有效的解决路径应该首先假设《逻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其组成部分之间必须是相恰的,而各个组成部分自身也都是必要的。这对于展开为一个发展过程的《逻辑学》而言就意味着诸环节之间的连贯性以及各个环节自身的必要性。

事实上,所谓的逻辑不连贯性问题也并不仅仅存在于有论和本质论之间。长久以来,学界也一直对其他环节之间的逻辑连贯性存在着争议。例如,在有论的开端:一方面,作为《逻辑学》的第一个环节,“纯粹的有”(reinesSein)是一个不可回溯的、绝对的存有论事实(SachverhaltderOntologie);而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纯粹的开端却又能独立地从自身给出新的环节,即“无”和“变”。然而,同时要将这两个方面都包含在“纯粹的有”这一环节中却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倘若将这一位于有论开端的逻辑不连贯性问题与之前的问题同时置于系统的语境下整体地考察,就不难发现:前者的问题在于,当一个环节作为一个无前提的开端时,其产生后续环节的能力无法与其纯粹性相统一;而后者的困难则在于难以统一“本质”对先行环节的连续性与其相对于“有”的独立性。换言之,所谓的逻辑不连贯性问题都根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之间的根本矛盾:《逻辑学》中思维自身运动过程的连贯性以及这一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独立性。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逻辑不连贯性问题,同时也就构成了任何一种对这一问题的有效的解决路径都必须满足的标准。在下文中,本文作者将基于这一标准,通过对现有解决路径的系统性考察来反证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有效性标准的必要性。

1.第一种解决路径:贯穿不同阶段的基础结构

第一种解决路径尝试通过对《逻辑学》展开过程中个别阶段的分析得出一个可以同样应用于其他阶段的基础结构。倘若所有阶段都是基于同一个结构构建的,那么,它们就可以被归纳并还原到这一基础结构上,从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逻辑不连贯性问题。简言之,这种解决路径将《逻辑学》中思维自身运动过程的连贯性置于个别阶段的独立性之前。其代表是ThomasKesselring对有论开端的重构。

Kesselring的解决路径的关键在于将有论的开端置于和本质论的开端的类比中,通过将本质论开端才出现的“外在的反思”(dieuβereReflexion)引入有论的开端来区分黑格尔所系统性地混淆的三个层次:“所思(Gedanke)的层次,思维本身的层次和黑格尔的表述以及对于这一表述的一般性理解的层次。”(1)“外在的反思”所对应的正是第三个层次。基于这一区分,Kesselring指出,作为《逻辑学》开端的任务,思维思维本身(dasDenkenalssolcheszudenken)毋宁是对前两个层次的混淆。从第三个层次,即“外在的反思”的视角来看,这一混淆导致了第一个二律背反,即黑格尔所谓的“纯粹的有”,因为对思维本身的思维本身也是一种主观思维,在不考察理论前提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内在于理论本身表达出一个理论与其目标域之间的关系的”。(2)因此,要么思维本身,即“纯粹的有”是无规定性的(unbestimmt),但无规定性本身也是一种规定;要么“有”是被规定的,而这又与其无规定性相矛盾。这一二律背反只有通过抽离思维思维本身的主观思维,将无规定性视为没有规定时才能被消解。而这一抽离又会导致第二个二律背反,即黑格尔所谓的“无”,因为对思维本身的抽离本身也是一种主观思维。因此,要么没有任何规定,即“无”,但没有规定本身也是一种规定性;要么有规定性,而这又与没有规定相矛盾。要消解这一二律背反就必须恢复主观思维,将没有规定视为无规定性。然而,这一恢复又会再次导致二律背反A。因此,两个二律背反相互过渡到对方,它们共同构成了第三个二律背反,即黑格尔所谓的“变”。

尽管Kesselring的解决路径统一了“纯粹的有”产生后续环节的能力与其纯粹性两个方面,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将“外在的反思”引入有论的开端使Kesselring能够区分被黑格尔系统性地混淆的三个层次并统一“纯粹的有”的两个方面;否则,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是无法从自身内部加以区分的。然而,“外在的反思”是直到本质论才出现的环节,这一解决路径无疑忽视了有论和本质论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取消了各自的独立性,因为在有论中还未被思维反思的、主客体之间的“相异性”和本该在本质论的开端才出现的“外在的反思”被混淆了。

首先,缺乏对这两者的区分将使后续阶段的独立性和必要性陷入质疑:既然在有论开端就已经出现了“外在的反思”,那么,本质论的必要性何在?对此,Kesselring在文章中也同样提出了疑问:“似乎并不需要本质论来厘清在有论开端被混淆的三个层次。”(3)然而,除了“为了贯彻辩证运动的三分法”这一牵强的理由之外,Kesselring始终都没能对其解决路径所带来的问题做出充分的解释。

其次,就有论的开端本身而言,倘若单纯地从“外在的反思”的视角来考察“直接性本身”(Unmittelbarkeitalssolche),那么,后者也就不再是“直接性本身”了。假设Kesselring的解决路径是可行的,那么,在有论中出现的毋宁就是反思的结果,即“被建立起来之有”(Gesetztsein)和“被事先建立起来之有”(Vorausgesetztsein)。而这两者的含义与有论中的“直接性本身”的含义完全不同。正如Henrich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永远无法扬弃作为《逻辑学》整体的开端的直接性,也永远无法通过后续更加丰富的结构来充分地解释它。”(4)因此,“任何一种基于《逻辑学》后续阶段来寻找有论开端真正的核心和动力的路径”(5)都是不允许的。类比于Kesselring的解决路径,笔者还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解决路径,例如,基于概念论第一部分“第二章:判断”的结构来重构有论的开端,或者将《逻辑学》的最后一章,即概念论第三部分“第三章:绝对理念”理解为所有在先行的阶段中被遮蔽的原则的显现,以此类推。但正如上文所述,所有这些路径都将无一例外地陷入同样的困境。

2.第二种解决路径:以个别阶段的独立性为前提

和第一种解决路径相反,第二种解决路径将个别阶段的独立性作为前提,置于《逻辑学》中思维自身运动过程的连贯性之前。其代表是Henrich对本质论开端的重构。

Henrich首先预设了有论和本质论结构上的不同。黑格尔在有论中用以展开思维自身运动的考察方式(Explikationsmittel)本身在本质论中成为了考察的对象。具体而言,在有论中,“现有的东西”(das,wasvorhandenist)(1)还只是被直接性地把握,是“作为对与他物关联的否定的直接性”(U1)。在有论的结尾和本质论的开端,思维通过对作为U1的否定物的否定得以反思这一作为考察方式的“直接性本身”,而“直接性”也由此成为了“作为否定的自身关联的直接性”(U2)。也就是说,“映象”(Schein)的直接性特征在否定的自身关联,即“本质”中被重新发现了。Henrich称之为“意义推移”(Bedeutungsverschiebung,U1U2)。然而,被反思的“直接性”也就不再是“直接性本身”了,而是被反思的考察方式,即“否定的自身关联”。也就是说,“映象”的规定性通过U1和U2之间结构的等同被转移到“本质”的规定性中了。Henrich称之为“意义等同”(Bedeutungsidentifikation,U1=U2)。

这一被Henrich称为“思想实验”的解决路径统一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本质”避免了成为“被建立起来之有”建立的“本质”。相反,通过“意义等同”,它与“映象”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本质结构”的两个方面;否则,“我们就无法将‘本质’作为一个自身充分的思想进行概念地把握”。(2)另一方面,通过“意义推移”,“本质结构”也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继续作为“直接性结构”的后续概念而存在;否则,在这两个结构之间就存在着断裂,而“自身为自身奠基的思维自身发展也不再可能了”(3)(见表2)。尽管如此,这一解决路径仍然会带来新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既然作为系统的《逻辑学》展开为一个发展过程,那么,它首先就必须是连贯的。而按照黑格尔的构想,它还是思维的自身运动过程。因此,这就必然地要求能够从黑格尔在其开端预先设置的前提引出一种能够贯穿有论、本质论和概念论的考察方式,使得其中每个阶段都能独立地从自身给出后续的阶段,从而保证整个过程的逻辑连贯性。然而,黑格尔又同时坚持认为《逻辑学》在有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之间进行了方法的转换。正因如此,Henrich对在思维自身运动过程的语境下保持逻辑连贯性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从来没有人能够借助某种可以解开《逻辑学》秘密的关键得出一个可以为整个《逻辑学》的文本奠基并从而实现一种合理解释的机制。”(4)在他看来,倘若严格地遵循黑格尔的构想,就会必然地陷入矛盾:要么坚持《逻辑学》三个部分之间方法的不同,那么,其展开过程就不能被视为思维的自身运动过程,因为不可能存在一种考察方式能够独立地从自身给出一种与其自身不同的考察方式,以此类推;要么将《逻辑学》视为思维的自身运动过程,那么也就无法进一步将这一过程作为整体来进行重构,因为“使《逻辑学》中每一个章节的考察方式都有效”(5)的条件是不尽相同的。在从有论向本质论的过渡中,前者的考察方式就成为了后者的考察内容,而后者又是基于另一种考察方式。因此,倘若要保证作为系统的《逻辑学》展开过程的连贯性,它就不能被理解为一个思维的自身运动过程。Henrich将它理解为一个意义发展过程(Bedeutungsentwicklung),而这正是其解决路径的前提。在这一前提下,他的目标并不是保证《逻辑学》展开过程的逻辑连贯性;相反,他仅仅是通过“意义推移”来保证考察内容之间的意义连贯性,进而保证作为系统的《逻辑学》展开过程的连贯性。

诚然,黑格尔在《逻辑学》的第二版序言中仍然坚持有论和本质论之间方法的区别。然而,在有论的第二版(1832)(1)中却出现了本质论第一版(1812/1813)的考察方式。根据Henrich的解决路径,这一考察方式本该在本质论的开端才出现。因为黑格尔没能完成本质论和概念论的第二版,学界也无从断定他是否会在计划中的本质论第二版中沿用其第一版的考察方式。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本质论的第一版(2)中,黑格尔就已经将本质论中“直接性”与“自身反思”(Reflexion-in-sich)的关联置于与有论中“有限物”(dasEndliche)和“无限物”(dasUnendliche)的关联的类比中了。这说明,事实上早在写作《逻辑学》第一版时,黑格尔就已经意识到了有论和本质论两者考察方式的相似性。因此,本文作者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在完成了《逻辑学》第一版之后,黑格尔产生了对有论新的构想,即要在其中进一步贯彻《逻辑学》思维自身运动过程的逻辑连贯性,因而直接在第二版的有论中使用了本质论的考察方式。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但假如黑格尔真的计划在本质论的第二版中沿用第一版的考察方式,那么,这就意味着在有论和本质论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逻辑连贯性。正如Henrich所言,这一结果对于其解决路径而言则无疑是致命的,因为他首先预设了有论和本质论结构上的不同。因此,其解决路径成功与否也就完全取决于推测是否成立,从而是有条件的了。

Henrich坚持这一并不完善的解决路径的原因在于黑格尔关于《逻辑学》的构想自身内部存在的矛盾。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他看来是无法调和的,以致于他必须另辟蹊径。然而,这一路径同样面临着与文本的矛盾。那么,Henrich所指出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否确如他所言是不可调和的呢?是否存在一种解决路径,能够从黑格尔在《逻辑学》的开端预先设置的前提引出有论的考察方式,而这一考察方式又能够独立地从自身给出本质论的考察方式?倘若存在这一可能性,那么,就能够在满足有论和本质论之间方法的不同的同时保证作为思维自身运动过程的《逻辑学》的逻辑连贯性。相比Henrich的解决路径,这一解决路径不但独立于推测结果,而且更加符合黑格尔关于《逻辑学》的构想。

反观Kesselring的解决路径,虽然它导致了与作为系统的《逻辑学》的矛盾,却从另一方面佐证了有论开端和本质论开端之间考察方式的相似性。引入“外在的反思”之所以能够区分无法从自身内部加以区分的“所思”和“思维”两个层次正是因为有论的开端也同样包含着一个外在的维度。

在下文中,本文作者将首先尝试提出一种能够同时满足两个有效性标准的、系统性的解决路径。

二、位于有论开端的“存有论核心”的基础结构

这一解决路径以黑格尔所构想的、自身构建自身的“存有论核心”为基础。

在下文中,笔者将首先从对黑格尔对整个思辨哲学的目标设定及其关于《逻辑学》的构想的考察出发,再现黑格尔在有论开端预先设置的“存有论核心”的基础结构。

(一)黑格尔关于《逻辑学》的构想

在《逻辑学》的第一版序言中,黑格尔强调逻辑学要成为“构成真正的形而上学或纯粹的思辨哲学”(3)的原则。而新的精神要在这一原则中“显出痕迹”,(4)使得逻辑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Wissenschaft)。他进一步地对所谓的“科学”进行了规定:“只能是在科学认识中运动着的内容的本性,同时,正是内容这种自己的反思,才建立并产生内容的规定本身。”(1)换言之,只有当内容的本质毋宁是被反思的内容,而反思也因此同时赋予了思维以实体性特征时,逻辑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这一“主体的实体性特征”(SubstanzcharakterdesSubjektes)理论是黑格尔哲学革命的标志,是其“科学”以及思辨哲学真正的内容,也是他对《逻辑学》的目标设定,即将原有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合二为一,从而将原有的逻辑学发展为一种作为存有论的逻辑学。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黑格尔将《逻辑学》构想为一个从“现有的东西”出发的,并作为“认识的绝对方法”自身构建自身的发展过程。因此,“现有的东西”首先是一个发展过程的开端。又因为这一过程同时还是思维的自身运动过程,那么,作为一个自身运动过程的开端,它又必须是黑格尔在《逻辑学》开端预先设置的前提,一个包含之后任一阶段成立所需要的所有前提的前提,一个能够引领思维自身运动过程的前提。因此,一方面,它作为前提蕴含展开作为存有论的《逻辑学》的动力,是其“存有论核心”;另一方面,它又位于其开端,是这一“存有论核心”的基础结构。

(二)作为有论开端的“现有的东西”

就黑格尔的哲学科学体系而言,作为《逻辑学》中思维自身运动过程开端的“现有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一个绝对的存有论事实。它还是《逻辑学》所继承的《精神现象学》的结果。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意识发展过程的开端设置的前提是主体和客体之间原初的、绝对的“相异性”。(2)在这一过程开始之前,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主体还没有反思到这一绝对形式的“相异性”(absolutförmlicheAndersheit)。而当主体打破沉寂,开始整个哲学科学体系中的第一个主体活动时,它首先是意识活动。正如德文“意识”一词的构词方式所展现的那样,主体首先是通过对对象的意识(bewusst-)而“有”(sein)的。然而,此时还未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毋宁是将自身作为对对象的确定性投射(hineinversetzen/projizieren)到对象中,从而主客体之间的“相异性”也被相应地转换为对象和对对象的确定性之间的区别。换言之,主客体之间的“相异性”不再是绝对形式本身,而是作为内容的形式(AndersheitalsinhaltlicheForm)。在《精神现象学》的结尾,意识终于意识到对象毋宁是主体的所思,对象就是对对象的确定性,进而达到了绝对知识,即作为绝对形式的“相异性”,亦即思维本身。这一结果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思被从思维中抽离,而剩下的思维本身成为了考察内容;另一方面,对象和对对象的确定性之间的区别被消解了,原本绝对形式的主客体之间的“相异性”也以新的形式,即作为所思和思维(dasDenkende)之间的“相异性”而再次出现(见表3)。

笔者将这两个方面分别称为内容的方面和形式的方面。作为同一个结果的两个方面,内容的方面首先作为形式的方面的原因过渡到后者:通过将所思从思维中抽离出去,思维得以和所思区分开来,而对象和对对象的确定性之间的区别也被所思和思维之间的“相异性”所取代。同样,形式的方面也作为内容的方面的原因而过渡到前者:由于对象和对对象的确定性之间的区别被消解了,思维扬弃了对象和思维,并回到自身,将“现有的东西”,即思维本身作为考察内容。这两个相互过渡到对方的方面正是黑格尔系统性地混淆三个层面的原因,因为,倘若对形式的反思只意味着坚持形式的方面,那么,被反思的形式就会像在《精神现象学》中发生的那样再次被转换为作为内容的形式,反之亦然。真正对形式的反思必须是对相对于内容的形式的反思。换言之,真正对形式的反思也就同时包含着对与之相对的内容的反思。或者正如Kesselring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在《逻辑学》开端所明确继承的唯一前提就是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的非分离性(Ungetrenntkeit)和不可分离性(Untrennbarkeit)。”(1)这也正是《逻辑学》思辨的方法之根本性地区别于《精神现象学》现象学的方法的地方。

因此,当思维的自身运动从把握“现有的东西”这一任务出发时,它真正的出发点正是同时作为内容和形式的思维本身。内容的方面和形式的方面也分别作为“直接性的元素”和“相异性的元素”构成了“存有论核心”的基础结构。作为基础结构的元素,它们首先是不可回溯的(unhintergehbar),无法被通约的,因为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区分是绝对的。同时,它们也不能被相互割裂开,因为两者始终处在向对方的过渡中。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开始了对“现有的东西”这一绝对的“存有论事实”的“科学”考察(wissenschaftlicheBetrachtung):第一步是基于“直接性的元素”从直接性视角的考察。而由于“直接性的元素”又同时过渡到“相异性的元素”,那么,第二步就是基于后者从“相异性视角”或者“第三视角”来进行考察,并扬弃之前的结果,以此类推。这样一种对同一个“存有论事实”的考察视角的交替转换正是“存有论核心”(selbstkonstruierenderOntologiekern)自身构建自身,并引领思维自身运动过程的动力所在(见表4)。

以有论的开端为例,黑格尔正是通过这一视角的交替转换来开启思维的自身运动过程的:首先,从直接性视角来看,在思维面前的是被直接性地把握的思维本身。它是无规定性的“纯粹的有”,即黑格尔的第一个环节。然而,从第三视角来看,“纯粹的有”事实上是被思维的所思,其无规定性本身仍然是一种规定,那么被规定的思维本身也就不再是“纯粹的有”了。因此,思维扬弃了它对思维本身的规定。没有任何规定也就是“无”,即黑格尔的第二个环节。然而,从直接性视角来看,“无”事实上是思维的“无”,其本身仍然是一种规定性,那么进行规定的思维也就不再是“无”了。因此,思维又恢复了对思维本身的规定性,即“纯粹的有”。所以,通过从第三视角向直接性视角的转换,“无”过渡到了“纯粹的有”。而通过从直接性视角向第三视角的转换,“有”又将再次过渡到“无”。这两个过程分别对应黑格尔所谓的“发生”和“消灭”,两者共同构成了他的第三个环节,即“变”。

可以看到,正是通过两个视角的交替转换,思维获得了其自身运动的动力。在下文中,本文作者将基于这一“存有论核心”过程的基础结构来重构本质论的开端,并验证它“是否在每个阶段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实现和保持了”。(1)

三、位于本质论开端的“存有论核心”的结构转换

本质论的开端包括了本质论第一部分“第一章:映象”(DerSchein,下文简称第一章)的三节,即“本质的与非本质的”(A.DasWesentlicheunddasUnwesentliche)、“映像”(B.DerSchein)和“反思”(C.DieReflexion)。在下文中,本文作者将它们分别命名为阶段1、阶段2和阶段3;每个阶段又包括两个环节,即环节1:直接性视角的考察和环节2:第三视角的考察。例如,第一节“本质的与非本质的”就由阶段1的环节1(环节1.1)和环节2(环节1.2)构成,以此类推。

(一)“本质的与非本质的”

倘若“相异性”在有论中还是直接性的,那么,它在本质论就被建立起来了(gesetzt),成为实在的(real)相异性了。存在谓词(ist)在有论中还只是直接性的规定,作为不定式或者名词的“有”(Sein)被思维投射到所思当中。此时,“存有论核心”的结构还是:es/Sein。

第一节“本质的与非本质的”包括以下两个环节。

环节1.1(对应该节的第1段):从直接性视角来看,首先在思维面前的是通过对无差别的扬弃回到自身的“本质”。作为被扬弃的“有”,它单纯地与自身相等同。

环节1.1:Dasein(式1)

对环节1.1的扬弃:然而,“本质”还同时处在与“直接性”的对立中:“有与本质以这种方式,一般相互作为他物而彼此相关”。那么,“本质”也就不再单纯地与自身相等同了。作为“他物”,作为“另一规定了的实有”,(2)它扬弃了自身。

环节1.2(对应该节的第2段至第3段):此时,思维终于反思到了第三视角。后者在有论中始终是隐含的,现在则开始作为“一种外在的建立”、“一种把实有的一部分从另一部分隔离出来而不触及实有本身”、“一种归入一个第三者的分离”以及“一种外在的观点和考察”(3)而出现。“那个在此实有中的有”对于作为基础的“实有”(Dasein)的层面而言是外在的,或者说,“本质”“只是就规定的(bestimmt)观点对其他的自在自为之有而言”(4)才是“自在和自为之有”(Anundfürsichsein)。

从第三视角来看,直接性视角的考察毋宁是对“实有”的规定,是作为名词的否定(Negation)。通过这一否定,“有只会变为实有,实有只会变成一个他物”。(5)

向阶段2的过渡(对应该节的最后一段):从直接性视角来看,第三视角的考察是作为动词的否定(Negieren)。作为这一否定的结果,“有”“既是作为直接性的有,也是作为直接性的否定”。因此,它不再是直接性的了,而是“自在自为的、无的直接物”,(1)从而“扬弃自身而回归到本质”。(2)

这是“有”向“本质”的自身回归(Sich-Zurückkehren)。它标志着“存有论核心”的结构转换:。(3)此时,主体终于通过思维对第三视角的反思作为“本质”出现了。与主体同时出现的还有它的存在谓词(ist)。“有”不再是作为不定式或者名词被投射到所思中的“有”了。相反,它是主体直接性的规定。

(二)“映象”

第二节被黑格尔分为以下两个环节。

环节2.1(对应该节的第1段至第3段):从直接性视角来看,首先在思维面前的是通过对直接性的否定的扬弃而被把握为否定物(Negatives)的“有”。作为“非本质”(Unwesen)或者“映象”(Schein),它在其“无”(Nichtigkeit)中获得其“有”:“有是映象。映象之有全在于有之被扬弃,在于有之虚无”。(4)在环节1.1中,“有”是对与他物的关联的否定,并且被直接性地规定为另一个他物(einanderes)。与之相比,“有”在环节2.1中毋宁是否定的自身关联,即“本质”的他物(dasanderedesWesens)。这一环节对应的正是Henrich所谓的“意义推移”(U1U2),因为“映象”的直接性特征在“本质”中被重新发现了。

对环节2.1的扬弃:然而,“映象”仍然拥有“一个直接性的前提,一个独立于本质的方面”。那么,“映象”也就不再是直接性的规定性(Bestimmtheit)了。作为“本质”的规定性,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本质”的规定性的“无”(Nichtsein),它扬弃了自身。

环节2.2(对应该节的第4段到第5段):通过对“映象”的扬弃,所思成为了思维的规定性。两者相互构成了对方的“自在之有”(Ansichsein):“它的自在的虚无就是本质自身的否定的本性。但是,这个非有所包含的直接性和漠不相关性,就是本质自己的绝对的自在之有。”(5)在环节1.2中,否定是对另一个他物的直接性的否定。与之相比,否定在环节2.2中已不再是直接性的了,而是“本质”对其他物的否定。这一环节对应的正是Henrich所谓的“意义等同”(U1=U2),因为“映象”的规定性被转移到“本质”的规定性里了。

向阶段3的过渡(对应该节的第6段至最后一段):从直接性视角来看,在“本质”中的“映象”仍然是“自在的映象,即本质自身的映象”。因此,“映象”不再是“本质”的规定性的“无”,而是扬弃自身,成为“在有之规定性中的本质自身”。(6)或者说,“本质”扬弃了“映象”,成为了单纯地与自身相等同的否定性(Negativitt)。

这是“本质”的自身运动,是“其在自身中的映现(dasScheinenseinerinsichselbst)”。(1)它标志着“存有论核心”的又一次结构转换:。黑格尔用“一个外来语,即反思”(2)来命名这一新结构。

(三)“反思”

第三节被黑格尔分为三个小节。

环节3.1(对应该节“第一小节:建立的反思”(diesetzendeReflexion)的第1段至第5段上半部分):从直接性视角来看,首先在思维面前的是通过扬弃对“本质”自身规定性的否定而单纯地与自身相等同的否定性。作为“被‘本质’建立起来之有”(dasvomWesenGesetztsein),它是在直接性中的“本质”,因为“当前并没有一个他物,既没有反思从那里出来,也没有反思回到那里去的那样一个他物”,而“直接性绝对只是作为这种关系,或说作为从一个否定物的回归……作为规定性,或作为自身反思”。(3)在环节1.1中,“有”是对与他物的关联的否定,并且被直接性地规定为另一个他物。在环节2.1中,“有”是否定的自身关联,即“本质”的他物。与之相比,“有”在环节3.1中毋宁是“本质”本身,但是在“直接性”中的“本质”本身。正因如此,反思“本身是对对象性的反思性构建,是真正的、‘本质性的’建构反思”。(4)

对环节3.1的扬弃:然而,“本质”同时又排斥自身,将自身推向“直接性”,并因此而扬弃自身。“作为否定物的扬弃”,它“是对它的他物的、即直接性的扬弃”。(5)或者说,它将自身扬弃为“直接性”,“是否定物本身的扬弃,是与自身的消融”,(6)是“本质”回到自身。那么,对立的“本质”也就不再保持在“直接性”中了。作为“被‘本质’所事先建立之有”(dasvomWesenVorausgesetztsein),它扬弃了自身。

环节3.2(对应该节第一小节的第5段下半部分至第6段上半部分以及最后一段的下半部分至该节“第二小节:外在的反思”(dieuβereReflexion)的最后一段):通过对“本质”的扬弃,所思成为了“被思维所预先建立之有”(dasvomDenkendenVorausgesetztsein):反思“依据这种规定而具有一个事先建立,并且从直接物,即从自己的他物开始”。(7)在环节1.2中,否定是对另一个他物的直接性的否定。在环节2.2中,否定是否定性对其他物的否定。与之相比,否定在环节3.2中已不再是对他物的否定了,而是反思,即否定性对其自身的否定。

向“第二章:本质性或反思规定(DieWesentheitenoderdieReflexionsbestimmungen)”的过渡(对应该节“第三小节:规定的反思”(diebestimmendeReflexion)):从直接性视角来看,“反思在直接物中所规定和建立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对直接物说来,便是外在的规定”,(1)而反思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外在的反思”。然而,“外在的反思”并没有单纯地扬弃自身,而是与“建立的反思”一起被统一在“规定的反思”中。作为整个第一章的考察结果,“规定的反思”不仅是对两者的统一,还同时是对直接性视角和第三视角的统一。它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外在的反思”是实在的反思,是“直接性”和反思的中项。通过“外在的反思”,“直接性”在“相异性”中被建立起来了,从而“相异性”通过被建立起来的“直接性”才自为地作为“相异性”被建立起来,并过渡到“直接性”中,扬弃自身。也就是说,所思被思维规定了;而这些规定对于所思而言却是外在地被建立的。因此,第三视角的考察结果现在毋宁是对“被作为他物事先建立起来之有”的否定(NegierendesalsanderenVorausgesetztsein),也就同时是“自身反思”。简言之,从第三视角来看,规定现在毋宁是“直接性”,但自身反思的“直接性”,即“反思规定”(Reflexionsbestimmungen)或“在相异性中的直接性”:DasSeinistReflexionsbestimmung。

另一方面,“建立的反思”则是反思和“直接性”的中项。通过“建立的反思”,“相异性”在“直接性”中被建立起来了,从而“直接性”通过被建立起来的“相异性”才自为地作为“直接性”被建立起来,并过渡到“相异性”中,扬弃自身。也就是说,“有”对于思维而言是单纯地与自身相等同的规定;而这些规定毋宁是被思维所事先建立的规定性:“反思从这个直接物开始映现,就像从一个异己之物开始映现那样,而这个直接物也只是以反思开始才有的。”(2)因此,直接性视角的考察结果现在毋宁是“被作为单纯地与自身相等同建立起来之有”(alseinfachmitsichgleicheGesetztsein),也就同时是回到“本质”。简言之,从直接性视角来看,规定性现在毋宁是“相异性”,但是回到“本质”的“相异性”,即“本质性”(Wesenheiten)或“在直接性中的相异性”:DieBestimmtheitalsWesenheit。

这两个方面相互过渡到对方,构成了“本质”的自身运动,即“本质”的自身规定。正因如此,黑格尔将本质论第一部分第二章命名为“本质性或反思规定”。这一相互过渡是“一个理性本身基本的事实”,一个“所有理论不可回溯的开端”,而“关联的起源在反思的自身关联中”(3)被隐藏了。在这个意义上,本质论的第一个规定毋宁是“对同一性的规定,它是对《逻辑学》开端的‘纯粹之有’的继承”。(4)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纲要》版的《逻辑学》(1830)中也删掉了原版本质论(1813)的第一章,而直接将第二章的第一个环节,即“同一性”作为新版本质论的开端。

结论

可以看到,一方面,第一章中思维自身运动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是开始于从直接性视角的考察,最后通过对第三视角的考察的扬弃过渡到下一阶段。因此,第一章的三节都是基于同一个“存在论核心”的基础结构构建的。这一基础结构贯穿了整个第一章(见表5)。

另一方面,每一个阶段在其自身内部都是一个独立但又各不相同的结构。来自两种视角的考察在三个阶段中都以不同的方式相互关联,并构成新的“存有论核心”的结构:

第6篇

关键词:网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征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276-02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各教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技术和交流工具,传输快捷,信息海量,交互性强,覆盖面广,形式多样。目前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网络环境一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借助网络现代的科学技术,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主进行的网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拓展。作为受教育者同时也是网民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接触网络更加广泛也更加主动。尤其近年微博、微信、腾讯聊天工具等即时通讯软件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普及使教育者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既要拓展和延伸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方式及领域,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和模式,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因此,要推进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就必须准确把握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各个构成要素的主要特征。

一、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双方的身份具有双重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是教育主体(教育者)与教育客体(受教育者),二者也是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二者的关系、地位一直都十分明确:即教育者占据主动地位,按自己的要求和方式向受教育者“灌输”教育信息,受教育者只能被动地接受“灌输”。但网络时代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作用形成的,网络环境下主客体互动的本质同样是主客体之间你来我往的往返活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这种双向互动是教育者由“灌输”者转变为“对话者”,受教育者也由单方面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为“互动主体”,主客体双方身份表现出了双重性,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教育主客体互动的模式由主客分开向双重角色转化

网络的虚拟性、超时空性促使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二者角色的相互转化,同时,大学生作为我国网民的主要构成主体,近年来智能客户终端设备的飞速发展也使微信、微博等即时通讯方式在各个高校生根发芽,这使他们接受外界的教育信息更加主动和广泛,接触的信息也更加多渠道更加复杂,大学生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些通讯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教育者已经不再是必然的教育主体。网络时代,信息资源获取的机会是平等的,这就使教育者不再占据获取教育信息的先导和支配地位。另一方面,教育客体日益表现出明显的主体性特征,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和广泛的影响,是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具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价值认同。

(二)教育主客体互动的方式由传统的人―人的直接互动向人―机―人的间接互动转变

在传统的教育活动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人与人“面对面”的直接互动,在时间和空间始终保持一致,角色是不平等的:一个是占据主体地位,一个是被动接受的客体地位,教育的方式也一般采用训导、要求、批评等。但现在,面临网络时代不可逆转性的到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将迎来颠覆性的转变,电脑逐步成为虚拟社群成员的沟通媒介,“键对键”这种即时的在时间上空间上不要求一定一致,更加宽松的接受信息教育的方式将会逐步取代“面对面”的教育方式,在这种“人―机―人”的互动方式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网络世界是绝对平等的,都拥有平等的话语倾诉权、意见表达权、信息使用权。引导、启发、倾听等已经成为教育者使用的主要手段。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趋向模糊,地位日渐平等,发展成为一种朋友式的角色关系。

二、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播的拓展性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在教育的动机、内容、形式等方面并没有太多选择和自,教育信息的内容比较单一。但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截然不同,网络兼有报纸、广播、电视、智能客户端等多种媒介的优势,微信、微博、QQ、MSN等对话平台提供了更加广泛全面的信息。在这种环境下,大学生已经由“给什么,就吃什么”的被动接受性状态,转变为“我喜欢什么,就选择吃什么”的主动选择性状态。具体表现在校园网络新载体上:

(一)校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

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利用网络技术,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用丰富的形式表现出来,增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通过建立专题网站开展专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依托其他网站进行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各类媒体提供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等形式,着力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二)校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是化解学生思想问题的渠道

网络信息的开放性、互动性和隐蔽性等特点,为在网上开展思想工作、解决学生思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平台。通过网上心理咨询、网上职业咨询、专家在线答疑等多种形式。可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生涯发展教育、心里测评、性格测试等,帮助大学生科学正确地评价自己,了解自己,启发学生正确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疏导学生的思想问题。

(三)校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是掌握学生思想动态的窗口

大学生在校园网上的信息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其中蕴涵了青年大学生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通过BBS、聊天室、校园论坛、网络调查、咨询信箱等各种形式,可以了解学生的真实思想动态,随时收集、存储、检索、分析、处理来自学生哥方面的思想信息,全面了解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深度分析原因,妥善处理解决。

三、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持久创新性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下,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在课堂上的说教灌输为主,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一般是在课堂上,课堂以外很少进行交流。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也和其他各门课程一样进入网络。这对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工作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改变了灌输式的教育,变成双向互动的教育方式,内容更丰富,吸引力更强。同时,大学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积极主动的运用最新的网络发展成果,由于网民利用网络的平等性,只要具备基本的电脑操作能力,就可以利用你要用的任何合法的技术,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运用一切对大学生思想、心理健康等有利的因素来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赋予网络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新的网络技术,这样不但与社会上最新的观念想法保持一致,而且能让大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接受教育信息,这样就会事半功倍,提高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但同时利用最新的网络技术成果,必须从大学生最真实的心理需要出发,关注学生关心的内容,换位思考,与学生在虚拟世界里更好的沟通。

网络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和跨时空性,即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手段,提高了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出了更高地要求,另外,网络这一特点也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应该发挥网络的优势,积极推进思想道德教育网络化,即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利用网络交换,传输包括文字、数据、声音、图形、图像、动画等形式的教育信息,达到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进行感知、教育、激励、调控的目的。

四、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持久创新性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创新有其科学的理论依据:首先,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创新依据是新的教育理论。新的教育理论是教育界理论最新的发展成果,是教育界建立在长期的实践上的最新教育成果,具有对教育规律更科学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也属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遵守教育的一般规律,因此利用最新的教育理论,可以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创新。其次,网络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创新具有不可阻挡的持久性。就像大学生手中的智能手机更新换代的速度让人目不暇接一样,网络时代的到来是颠覆性的不可逆转的,网络技术的运用只能是螺旋式上升或者波浪式前进的。因此,运用这些技术来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会不断地持久地创新。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的教育方法必须是持久创新的。不同时代的大学生接受所在大学的教育与心理辅导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能不断的提高自己与时俱进的能力,不断的与学生的心理、想法保持一致,才能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学生才会更加配合工作,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更好的完成工作。第二,作为受教育者的大学生,他们的心理、想法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今时展如白云苍狗,日新月异,大学生都是身心刚刚发展成熟的成年人,他们的可塑性极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极强,并且更加积极主动接受新鲜事物。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也加入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为了在网络环境的影响下,要想很好的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必须深入大学生的心理,弄清楚他们的想法,站在他们的角度上看问题想问题,做到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檀江林,等.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2]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唐亚阳,杨果.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探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4]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第7篇

关键词 经济学 假设条件 意义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1经济学假设的意义

1.1包含了理论演绎的大前提

经济学的大前提是经济理论假说或经济学假设的核心,它决定了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结论。它的形成是人的认识中深入创造性的结果,而不需要什么严格的逻辑推理或者经验事实依据;不同的理论或者不同的学派的主要思想分歧或者创新,往往正是表现在其演绎大前提的不同。因此,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具体过程中,首先要找出并把握其假说的核心假设(演绎大前提),它是认识和理解经济理论的根本前提。

1.2是确立研究对象的必要条件

确立假设条件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地简化显示复杂性,从而确立现象间联系的核心结构。一般来说,不同条件下所形成的分析思路、分析对象和分析方法往往是不同的。不明确提出假设条件,理论本身将显得含糊不清,无法形成理论讨论中的共同规范,往往会造成对同一理论认识和理解的不同,容易引起理论基本概念的混乱,这将阻碍理论研究中广泛探讨统一基础的形成,最终破坏理论知识反之以积累方式形成的过程。

1.3是进行逻辑演绎的必要条件

理论中的假设条件往往在一定条件下,确立了逻辑推理的大前提及其明确具体的数量关系、演绎方向等。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过程可以简要概括为:提出假设条件(大前提)――逻辑推理(数学推理)――结论(并检验结论)。根据假设演绎法的特点,如果理论的结论不对(或不能通过经验检验),问题一定出在假设条件部分,而与逻辑推理过程无关。这是因为在演绎法中,研究结论往往是其假设条件(大前提)必然的逻辑结果,也就是逻辑推理(特别是数学推理)一般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因此,假设条件的明确提出似乎表明了科学研究中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它似乎明确告诉了读者和其他研究者,一是理论提出者的研究水平(具体反映在假设条件的创新方面),二是理论存在问题是肯定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即问题肯定存在于假设条件中,理论的创新在于对原来假设条件的调整或者创新。

1.4是理论可检验性的必要条件

证伪主义判断理论科学性的唯一标准是看理论是否具有可证伪性或者可检验性。一般说来,假设条件的明确提出将使理论研究的对象更加具体,变量之间的关系数量化以及保证逻辑推理的严密性,从而保证了理论假说具有科学性的主要特征。

1.5是理论继承发展的必要条件

各种理论假说、学派的分歧表现在其假设条件的不同,特别是根本的分歧在于其核心假设(大前提)的不同。新旧理论的一般演变形式主要表现在其假设条件的演变方面。因此,假设条件的提出是科学理论不断规范发展的基础。

2经济学假设的现实性问题

2.1任何假设都不可能完全具有现实性

进行经济学研究,必须首先从庞大而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中抓住少数关键而容易于控制的要点(变量),当这些要点运用某种方法形成一定的模型后,就在成为经济现实本身的替代结构。而这种合理简化所要求的假设条件,正是理论假设形成的基础和核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理论假设条件都不可能是完全真实或客观的,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

2.2修正假设条件使之接近现实性

第8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旧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学者并不是陌生的东西。且不说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如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著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即使30年代以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如加尔布雷思、熊彼特等人的理论,也都时髦过一阵子。更不可忘记的是,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也是一种“制度经济学”,并且还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先驱。然而,人们在狂热推介新制度经济学时,却很少有人比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甚至还断然否认它们之间存在任何理论关联性。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历史演进和逻辑联系两个方面,把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一番比较研究,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一、新制度经济学比旧制度经济学有质的飞跃

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有百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形成时期,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为主要代表;第二阶段为过渡时期,以艾尔斯、贝尔、米恩斯、加尔布雷思等为主要代表;第三阶段为发展时期,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等为主要代表。如今,制度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众多、成分复杂的庞大理论体系。虽然加尔布雷思等人的理论曾经被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而风行一时,但时过境迁,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成了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的专有名词,而把科斯之前的一律称为旧制度经济学。

科斯本人似乎不承认他的理论与旧制度经济学有什么关系。他把新制度经济学称为当代经济学,而旧制度经济学则称为近代制度经济学。他认为,当代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当代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还是对立的。科斯的主要理由是:“近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反理论的,他们尤其反对古典经济理论”。施蒂格勒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失败是因为它没有提出实证的理论学说,它当时所表现的仅仅是对正统经济理论的不满和批判态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东西,近代制度经济学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没有留下什么理论工具(或范式)供别人或后人去使用”。科斯和施蒂格勒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划清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的界限,都是可取的。但他们否认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则不符合实际。

且不说新制度经济学派在重视制度因素分析这个基本点上与旧制度经济学一脉相承,继承了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传统和思路;在许多基本理论范畴上,也可以明显看出新旧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或者说,在旧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有新制度经济学基本范畴的雏形。例如,科斯理论最核心的交易费用范畴,与康芒斯的交易范畴就有理论渊源关系。康芒斯把“交易”作为与“生产”概念相对应的经济学的范畴,并且对交易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与分类。在康芒斯看来,交易活动是“制度”的最基本单位,制度只不过是无数次交易活动的结果。因此对不同类型交易的分析,也就转化为对不同经济制度的分析。这样,就使“交易”概念一般化了,从而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不过,由于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哲学、心理学、法学及社会学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因此,他也就不能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认识交易本身的内涵,提出“交易费用”概念。又如,新制度经济学作为最重要经济制度的产权范畴,从旧制度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遗传更多。凡勃伦提出无形财产的概念,并认为它是公司的真正基础,这样就为公司产权分析开辟了道路。康芒斯强调所有权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从所有权稀缺到制度稀缺展开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采取集体行动来建立秩序的制度体系。艾尔斯、贝尔和米恩斯等人继承凡勃伦传统,以技术与制度的矛盾为主线,深入分析公司内部权利结构的变化。诸如此类的研究,直接为产权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如果进行更仔细的比较分析,几乎所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或深或浅都闪耀着前人思想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学派继承了旧制度学派的传统,在研究出发点上都是以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理论生涯的。凡勃伦摈弃了边际效用概念和均衡概念,认为马歇尔建立在资本主义“和谐”基础上的一整套“均衡理论”,与事实不符。并且,庞巴维克把人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抽取出来,孤立地分析个人的欲望及其满足途径,也是错误的。他强调对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的分析,主张建立分析制度变迁的“演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沿袭着“凡勃伦传统”,无不通过对新古典学派的“经济人”基本假定的修改,从制度方面或经济结构方面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建立一个与新古典迥异的制度经济学体系。

指出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传承关系,不是要抹杀它们之间的区别。恰恰相反,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的新意所在。的确如科斯和斯蒂格勒所言,新制度学派的革命性转变就在于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来展开制度分析,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实证科学的范畴,从而使制度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真正成为了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简明起见,如果不考虑在具体理论观点上的创新,从总体上看,新制度经济学相比旧制度经济学的创新主要有四点:一是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凡勃伦采用的主要是心理学方法,康芒斯应用的是法律制度分析,而新制度学派严格按照实证性的新古典方法进行研究。诚如科斯所言;“利用正统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是用经济学方法去研究制度问题,大大拓宽了理论视野和提高了理论的逻辑实证性。二是理论体系上的创新。除了康芒斯试图创建一个理论体系之外,可以说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完全不成体系。而新制度学派依托较为成熟的新古典体系来展开理论分析,就使其理论大致能够保持逻辑一致性。虽然目前新制度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初步可以自成体系了。三是基本理论范畴上的创新。旧制度学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凡勃伦的“无形财产”、“有闲阶级”、“既得利益者”和“制度导向”等等,但基本上没有形成严格的理论范畴。相比之下,新制度学派不仅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范畴,而且范畴的界定相对严格规范。例如,著名的“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提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辟了一片新领域,形成了经济学上的一场革命。“交易费用”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产权结构、关系、外部性问题、集体行动、寻租活动、多种体制组织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史、政治制度等研究领域。最后,表现为研究领域方面的创新。旧制度学派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在企业层面或微观经济领域,新制度学派的理论视野却要广得多。虽然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及组织仍然是一个研究的重点,但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及其理论应用,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到国家,从经济到政治,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到历史的制度变迁,已经涉及到社会经济一切领域,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庞大的理论体系。

二、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创新

与旧制度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创新是把制度分析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轨道。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最具新意的则是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的缺陷。新制度学派以新古典批判者的面目出现,研究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忽视的制度因素,但其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新古典经济学。即凭借新古典的分析架构和分析方法,从新古典理论的缺陷出发进行制度因素研究,补充了新古典体系的不足或完善了新古典理论体系。正因如此,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看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第9篇

内容摘要:方法论是一门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一些探析,在金融学是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范畴内,从分析经济学的科学性入手,探讨了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阐释了金融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并认为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更加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关键词:金融学 经济学 方法论 科学

我国金融学研究正在从货币金融理论发展到现代金融学的新阶段。目前,在金融领域普遍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理论创新上,对金融研究中的方法论范式研究尚显不足,而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与理论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故本文尝试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一些探析。

一直以来,金融学被认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一直是一门属于经济学类的学科。更具体地来看我国,在学科划分上,金融学被归入了经济学类中的应用经济学。既然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金融学研究的方法从本质上讲也应该是经济学的方法论了;当我国的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发展时,也就必然要求我国的金融学向现代金融学发展。从本质讲,对金融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就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经济学的科学属性

对经济学内涵的理解,直接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我国学术界曾对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这一命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而且这种争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最终统一的答案。科学一般概念是对现象规律性的系统解释。从这个角度说本文认为,判断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核心标准,在于经济学对经验世界(或者说现实社会)的解释力是否足够强大,如同数学、物理学对经验世界的解释能力一样,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探讨经济学理论是否有国界。如果经济学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在不同制度下的社会环境里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的时候,那么经济学就是科学了,否则就还只是一门学科。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学理论是没有国界的,而存在不同的是约束条件即社会制度环境、文化、政治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从边际革命那天起,经济学就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科学。

(一)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的差异

经济学科学化的过程就是对经济学问题研究采取技术化手段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把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混为一谈了。经济问题是现实中涉及经济现象的所有问题,而经济学问题则是可以用经济学去解释的问题。正如,当我们讨论婚姻的法律效力确立的时候,婚姻是个法律问题而没有成为一个经济问题,但我们把婚姻的法律效力确立看成是一个契约过程时,此时它已经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了;而当我们谈论农民工待遇过低是否公平问题时,我们是在谈论这一社会经济现象,但它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引入了价值判断,而当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时,经济学家们就应该住嘴了。这还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是有边界的。

(二)经济学问题研究的技术手段

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回顾科学发展的历程就可以明白,在人类社会目前的发展水平下,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人们所研究的经济学问题还相对较为简单时,人们普遍使用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而当人类社会日趋复杂化而形式逻辑不能满足经济学研究需要的时候,数理逻辑就取代了形式逻辑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经济学研究走了一条被很多人称为“数量化的道路”。从对学科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无疑是经济学的进步。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这种技术手段的使用,使得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开始规范,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发生转变。经济学理论模型对经验世界进行了简化,经济学家们利用技术手段构造了一个理想中无摩擦的经济学世界,并且以这个“无摩擦的世界”作为比较基准去解释经验世界(张树民,2006)。

(三)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

由于经济学讨论的关键问题是稀缺性资源的如何配置,因而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在于效率,这就要求经济学家们在进行经济学分析时不加入价值判断,因而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不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内容。正义与公平这些含有价值观取向的内容,不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而应被归入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经济学对现实世界有着极为强大的解释力。于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逐渐扩大到其它社会学科的分析中去,产生了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等交叉学科,这些新学科分析的基本框架依然是建立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上的。有人把经济学研究范围扩大的现象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说明了经济学科学属性的结果。一门学科之所以能成其为科学,就是在其对经验世界具有普遍的解释能力,只能局限于解释一定范围内世界的学科是不能成为科学的。

金融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总的来说,金融学理论发展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那么金融学研究的基础也就是经济学研究。尽管迄今为止的金融学科相对于经济学学科而言并不完整,这种不完整不仅表现为金融学的假设前提、范畴、理论或研究的方法论均有待于完善和发展,还表现为金融学科边界界定的不完整。但是,金融理论使用了对于所有现代经济理论都很关键的基本假设,金融学的范畴亦是以经济学的范畴为基础,其研究的方法论依然根植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中。经济理论及其某一分支的发展影响和拓展着金融理论,反之亦然(冯用富,1998)。正是随着经济学日渐科学化,金融学的发展也逐渐沿着科学的道路发展,金融学研究的边界逐渐清晰,也逐渐拓展。

(一)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现代经济学是已经被定义为最优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研究,即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研究。被最大化的对象以及施加在选择上的约束,从一个背景变化到另一个背景:家庭的消费和劳动的供给,企业的生产和政府的政策。但是,所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数学结构,这一数学结构又反过来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经济学直觉(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2006)。

Zvi•Bodie和 Robert•C•Merton 在他们合著的《Finance》一书中认为“金融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这一金融学的概念与经济学含义已经十分接近了。这一金融学的定义可以解读为,金融学其实就是以金融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纵观现代金融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一个针对不确定环境的研究体系,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为资产定价,而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金融实现了从单期到跨期、从个体决策到市场动态一般均衡的拓展,形成了独特的无套利分析方法,从而得以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这一学科的两个基本要素是时间(跨期)和风险(不确定性),其目标则是通过确定合理的资产价格获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市场均衡。因此,Bodie和Merton所说的“金融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的确是对现代金融学的一个准确描述。

现代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微观经济学基础,这是金融学逐渐发展成一门科学的表现。有学者把金融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相融和的趋势看成是金融经济学的形成。金融学探寻微观基础可以理解为金融学家对整个现代金融学科体系统一理论基础进行归纳和总结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可以说正是对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化,使得现代金融学初具系统性和完整性。从总体研究框架来看,现代金融学是从个体效用最大化出发,试图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最优化投资、融资行为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析,去考察跨期资源配置的一般制度安排方法和相应的效率问题,这一研究体系显然和微观经济学已经相当近似了。

(二)金融学研究主要的方法

在什么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无套利分析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以此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金融学的分析方法存在重大的差异。无可置疑,无套利分析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但无套利分析背后的基础相对价格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在众多的金融学理论模型中,主要包括两种分析方法:其一是均衡分析方法,如典型的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等;其二则是无套利分析方法,其经典运用包括APT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等。

从金融均衡分析法来看,它就是经济学中的供求均衡分析在金融学中的运用,金融均衡分析法与经济学均衡分析在本质上是同一种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首先,均衡分析法的整体研究思路是从市场投资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出发,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获得均衡状态的资产价格,该价格是最终的输出变量,这和经济学中消费者理论的演绎过程相当接近。其次,它们都属于均衡分析方法,更进一步说都属于绝对定价法。它们的核心都在于理解和度量那些导致金融资产(商品)价格变化的各种经济因素,用以解释资产价格的形成和变化过程。第三,金融学均衡分析和经济学供求分析的理论演绎过程,都比较侧重于问题的纯理性描述,往往形成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均衡价格,其缺陷在于常常和市场相去甚远而难以实际运用,但在描述资产价格形成和变化的整体影响因素方面却往往具有更大的一般性,因此都被较多地看做一个分析资产定价问题的理论框架。

从无套利分析法来看,其基本思路其实非常简单,研究者唯一需要确定的是当市场中其它资产价格给定的时候,某种资产的价格是多少才使得市场中不存在套利机会。很明显,无套利分析法的诸多方面都是与金融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点相吻合的,既然数量―价格机制不存在,无法从均衡数量推导出最优价格参数,无套利分析方法就不再考虑价格运动后面的数量变化,而是将市场价格作为输入变量;既然金融产品之间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投资者随时可以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切换,他们关心的只是各种金融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无套利分析方法就以“相对定价”为核心,寻求各种近似替代品价格之间的合理联系,通过对“无套利”目标的追求确定合理的市场价格。通过对无套利分析法的基本思路分析,可以发现其实质和核心是经济学中相对价格的分析方法,只不过这里是对资产这一商品定价而已。

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科学化方向

现代金融学在研究方法上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金融学在大量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后,其研究范式正在走向规范。实际上,金融学研究方法已经和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那些涉及到时间和不确定性等领域,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加科学的分析工具。 在现代金融学已经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凭借传统式的简单直觉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需要运用更加精密复杂的数学工具帮助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将直觉转化为理论和模型。诚然也承认思想的重要性,但是更要明白的是,思想的正确性要靠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这也正是数学技术在现代金融学中大量运用的原因。可以这样说,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逐渐科学化,作为经济学分支的金融学,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更加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参考文献:

1.冯用富.金融理论的经济学基础.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张树民.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程[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经济理论中的最优化方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邵宇编著.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郑振龙,陈蓉.金融学和经济学的相关关系探讨[J].经济学动态,2005(2)

6.Bodie,Z.,and Robert C.Merton, Finance. London:Pearson Education Inc,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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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我们在进行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前应该对其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认知,并将这些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学习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运用其做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掌握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后,要将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理论研究之中。

一、科学理论思维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同时也体现着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特质和侧重点。事实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作指导。因此要将科学的理论思其贯通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学科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此来指导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在对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方法探讨时,在结合本学科的具体特点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即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传统的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突出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特色。然而,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思维作为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才能使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完善。这是民族经济学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的思维方法。要想在理论思维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个方面,就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就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研究方法。将这两种方法辩证统一于理论研究中,才能达到科学理论思维的层次,从而也才能对民族经济学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指导方法,始终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全部研究过程中,才能保证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地创新、发展。

二、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经济学是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的具体探讨。田野调查方法是在科学理论思维指导下的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探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从而使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首先,明确主体。在做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明确主体,明确主体就是明确研究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通过其思想代表将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识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来表达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概括其阶级利益和意识,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民族经济学也要明确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次,重视矛盾。矛盾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矛盾时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辩证思维的关键,同时,在做研究时要体现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运动。概念运动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以概念运动为核心,通过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概念的运动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运动。概念体系的建立是民族经济学的形成的标志。概念是不断运动的,伴随着概念运动,概念体系也会随之不断进行演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学说的概念体系,而应该有若干个概念体系相互支撑和补充。研究就是要创新,就要在对既有和新的现象材料进行实证的基础上不断抽象,进而规定新概念,改造和完善旧概念,充实已有的概念体系,甚至创建新的体系。最后,构造体系。《资本论》的体系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非常严谨的,马克思将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在其论述体系中聚合了概念运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更加严谨。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要通过民族经济概念的运动来构造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逻辑严谨、论述清晰的体系。

四、结语

第11篇

[关键词] 李嘉图恶习经济学方法论论战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李嘉图恶习”及其评价

李嘉图独创性地运用了一般分析体系,这种分析体系基于相对少的原理而获得广泛的结论,是演绎推理过程的一个纪念碑。熊彼特把李嘉图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

李嘉图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具有独创性,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影响巨大。李嘉图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

二、回顾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的“三次论战”

经济学方法论是有关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经济学方法论发展过程中有过多次哲学上的论战,其中最主要的有三次: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之争、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通过论战,经济学方法论不断发展和成熟。

1.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之争。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归纳主义可追溯至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的著作,它把归纳法作为发现规律、建立公理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20世纪出现的实证经济学方法的思想来源。运用归纳主义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马尔萨斯也强调归纳法,他根据其掌握的某些史实,运用绝对稀缺等概念,归纳出了“人口论”。经济学中的演绎主义来源于17世纪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它认为思维的理性至关重要。李嘉图最早抛弃历史描述法,强调抽象演绎法,他把抽象化的理论推理和演绎看做是分解和简化复杂的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力求把复杂的经济活动简化为若干经济变量之间的模型。西尼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演绎的科学,是一个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演绎出的一个体系。

2.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实证经济分析和规范经济分析的论战由来已久。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主张将实证和规范经济学区别为“科学”和“艺术”形式。“科学”是一系列现实经济的真理命题,指实证经济学;“艺术”则是一组规范性的经济准则,指规范经济学。凯恩斯则提出经济学的“三分法”,即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他创造性的将“政治经济学艺术”作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一个缓冲器,应用政策经济学即归入此类。

3.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个体主义在经济学中表现为个量分析,而整体主义则对应经济学中的总量分析。个量分析主张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出发理解整体的市场行为,总量分析则认为社会经济生活是一个整体,整体的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只能从历史的演化中来把握这种特定的联系。

三、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这里所说的现代经济学主要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数学和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以均衡分析为主要内容和方法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逻辑实证主义已逐渐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主导思维。在数学媒介即逻辑实证主义思维的支配下,经济学实现了数理逻辑与经验主义、演绎主义与归纳主义、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结合。一般认为,逻辑实证主义强化了经济学理论的形式逻辑一致性,并导向了经济学的二元化发展(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

1.提出研究的问题。针对特定的经济环境,提出研究的问题及研究这一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

2.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考系。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而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个人选择理论――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这就是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平台。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在研究个人选择理论的基础模型中,经济人被假定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的决策就是在给定的价格参数和收入的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3.运用分析工具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数学模型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强有力的分析工具。运用数学模型这个分析工具把各主要变量及相互作用机制、方向和作用数量化的基础上,做出其明确的数学表达式。

4.进行数学推导证明并得出结论。进行数学推导也许是现代经济学家最擅长做的一项工作,在一系列假设的前提下(他们力求使这些假设与现实接近或相符),进行繁杂的数学工式方程推导证明并得出结论。

5.实证检验。计量检验是经济学中实证检验的一个主要方法。理论模型为了简化起见,通常把给定的条件尽量简化,在做计量检验时,应该将其他可能影响的因素尽可能地考虑进来,以便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分离出理论模型中所重点考察的因素的影响。

四、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极端化

然而,正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思维的支配下,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实证检验和模型构建从而形成了两种主流研究路向。一方面,主流的数理经济学偏重于数理模型方面,形式逻辑似乎越来越严密和一致了,但却因缺乏经验材料的实证而使得理论模型离经验事实越来越远。另一方面,主流的计量经济学偏重于数据统计方面,理论与事实之间的一致性似乎得到维护,但却因缺乏理论的指导而往往停留在个案或局部材料的经验层面。

五、结语

李嘉图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基独创的抽象演绎法在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实证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上诸多方法的大融合,它具有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无可比拟的优点,但由于基内在逻辑上的矛盾性,现代经济学家在运用这种方法时将基极端化了,因而这种当前最流行的方法仍饱受诟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必定层出不穷,对经济学的探讨也永远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第12篇

[关键词] 数学 经济学 特征 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学方法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更为明显。数学逻辑的严格性,以及它的结论的确定性,应用的广泛性都是经济学所必需的东西。因此,现代经济学将数学作为研究工具、并使经济学研究日趋“数学化”。

一、数学的本质和经济学特征

1.数学的本质

数学本质上是从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两个层面去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实际上,人们在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之初,就是通过对数的认识和思考开始的,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数学。早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把数作为认识世界的基本概念,认为“数是万物的原理”,数学本质上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认识世界。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也逐渐体会到,客观世界本质上可以通过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来认识,于是,近代数学大师笛卡尔得出了“数学是科学之母”的结论。

2.数学是揭示经济客观规律的有效工具

事物及其变化规律的客观性,主要通过与事物有关的各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来表现,而数学又是用以揭示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专门工具,因此,数学无疑是揭示事物客观性的有效工具,这就决定了现代经济学选择数学作为研究工具。数学是贯彻理性精神最彻底的科学,当然也应该是以理性假设为前提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的必然选择。

3.数学是一种理论信念和方法论

数学的经济学特性还体现在其思想性上。数学作为一种理论信念、方法论和研究手段,十分明显地体现在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中。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描述的基本理论,对我们经济学研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学习和研究的角度看,可以明显感觉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的特征之一表现在其数学性方面。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理论形式、研究方法是公认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按传统流行的科学观,一门学科达到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能否充分运用数学方法。而在经济学中,对于经济现象、经济运行及其规律的描述与研究,正需利用要数学方法与数学思想,从而使它达到科学性。

二、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1.数学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工具

科学观认为,一门学科达到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能否充分运用数学方法。运用数学知识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同时,由于经济活动的多样性,研究中存在许多变化的因素,数学作为经济研究的基础工具,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利用数学语言我们可以将经济学中的某些问题描述得非常清楚,并且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错误,应用已有的数学知识我们还可以推导新的结论,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而在经济学中,对于经济现象、经济运行及其规律的描述与研究,正需要数学方法与数学思想,从而达到它的科学性。

2.数学使经济学理论更为严谨推理

数学方法为经济学理论的突破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它的运用大大拓展和加深了经济学科,使经济学的推理和分析过程更加严谨。数学推导具有数理逻辑性,运用数学模型结合经济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可以使经济学的推理和分析过程更加严谨。数学方法是使经济学向科学迈进的重要工具,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使得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晰,在经济学的理论更新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3.数学提高经济学理论的实用性、科学性

数学方法不仅能对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进行数量方面的定量分析,而且还能对经济现象进行定性的质分析。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经济现象也不例外。运用数学方法对事物的本质进行研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对象从量到质的转化,从而加深对质的认识。数学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提高经济理论的实用性,以及经济政策的科学性。数学的逻辑性和严密性更使得使经济学的结论具有明确性,如只需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即能直观地表述出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分析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可操作的理论依据。

三、科学地使用数学研究经济学

数学方法是使经济学向科学迈进的重要工具,但经济学毕竟不是数学,经济学是社会学科,其研究需要掌握除数学以外的多方面的知识,仅仅使用数学方法,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取得进展。只有合理地运用数学方法,科学地使数学与经济学融合,才能使两者相得益彰。过分强调数学方法在经济学分析中的作用、把数学方法作为经济学研究惟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滥用数学,或者不赞成使用数学方法、或者很少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都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贾根良徐尚:经济学怎样成了一门“数学科学”――经济思想史的一种简要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5).

[2]刘颖华:经济数学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商场现代化, 2007,(25)

[3]董玉龙王宇红韩振芳:试论数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J]. 商场现代化, 2007,(26)

第13篇

关注理论体系建设,就是为学科发展服务。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教育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理论体系依然处于构建之中,一系列体系构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本学科理论体系构成现状如何?每个研究领域在整个学科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如何?如何建构一个合理的理论体系?这些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从教育经济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后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探索,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己经初具规模,并继续不断丰富和深化,为本文对其进行统计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还不够成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状进行审视与分柝有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现状分析

我国教育经济学与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比较,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不尽相同。教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应该涵盖更为一般、广泛的问题它的研究对象应该存在于教育的一般领域不仅包括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普通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都脱离不开它的疆域。而高等教育经济学是教育经济学科的一个特殊领域或分支领域使教育经济学的支流主要研究高等教育活动中存在的经济问题。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笔者对目前国内外较有代表性的32部着作(国外9部我国23部)中的各基本内容进行统计分柝计算它们在教育经济学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得出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框架,并对其中5部以“高等教育经济学”为名的着作所反映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进行统计分柝与教育经济学的体系结构进行对比,希望发现目前教育经济学与高等教育经济学在理论体系结构上的异同点,以教育经济学体系结构为鉴,寻找高等教育经学体系中有待完善的地方。

1.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从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既与教育经济学有重合的领域又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畴。将上表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按比例大小排列:投资理论、概述、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供求关系及其调节、成本一收益理论、筹资收费问题、产业理论、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及产学研研究。我们进行对比发现,教育经济学将关系到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元研究”放到了重要位置(该内容在所有着作中占到了81.5%,在我国着作中占到947%)而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对这部分内容却关注甚少,这也反映出我国教育经济学在学科体系建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学科指向性,而高等教育经济学却以问题研究的思路来构建理论体系缺乏对“元研究’的思考其理论体系还不成熟和不完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将教育投资问题不约而同地放在了重要位置,而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供求关系理论、成本一收益理论、筹资等问题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这些在教育经济学范畴内也是重要内容。

高等教育经济学不同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产业研究、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探讨以及产学研研究等充分体现出高等教育经济学不同于教育经济学的独特研究领域,显示了高等教育的特点。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以问题研究为主各着作的理论体系也主要从问题研究出发进行构建,即使其中遵循了学科构建的规范,其要素也不完整,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还不够规范与完善。

2.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与国外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我们发现数据所体现出两大特征。一方面,我国与国际研究相接轨的内容主要为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成本——收益理论、投资理论和经费问题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由此可知,无论是前苏联的高等教育经济学还是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都把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核心理论来构建本国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研究、高等教育产业理论以及产学研研究是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独特的研究内容可以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纳入了诸多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

(二)理论体系结构的分类

纵观我国20年学科发展从宏观上来说,我国目前着作中所反映出的学科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经典型或传统型.

经典性或传统型的体系主要是指在学科发展一开始在借鉴前苏联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由学科最基本的一些研究领域构成能够较为全面的学科研究的各个方面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读者通过对它的学习可以对该领域的基本范围和基本问题有一个全面了觯但是这种体系结构下一般不会对问题研究的太过深入常常是一些概述性或常识性的探讨,研究方法也较为传统和规范。我国大部分着作都属于这种类型。

2个性型或专着型.

这种类型的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体系完全不或不完全按照传统型体系进行构建而是作者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或研究优势对学科某一(些)领域或某一(些)方面以独特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来对问题进行细致和深入地研究,得出一些有创新性的结论形成富有个性化的体系结构。这种结构的作品常以专着的形式出版,其体系结构的个性化特征极为明显。如张万朋的《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对高等教育产权、经济规制、产业融资、后勤社会化和高等教育投资问题进行探讨。

(三)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1以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中国特色

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起步较晚,这便有了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机会。在学科理论体系构建之初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就吸收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合理内核,探讨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高等教育成本——收益问题、教育投资和经费等问题。同时,在理论构建上并非生搬硬套,而是运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决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乘市场浪潮参与市场运行机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经济研究以理论为本,放眼实际对许多高等教育领域中显现的重大问题进行探索,如高等教育的产业问题、高等教育产品的属性问题、产学研研究、产权制度研究、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等等。这些内容既丰富了理论体系扩展了研究内容,又显示了中国的特色。

2以问题研究为主注重解决现实问题^

由于西方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问题研究为思路的。我国在借鉴西方理论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以问题研究为主的特点。总结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发现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不够严密,缺乏一个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主线,即逻辑起点,理论体系的结构总体上是问题式的。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高等教育成本——收益理论和高等教育投资理论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传统理论部分;一部分是以后勤管理理论、产学研研究、学生就业研究、筹资收费问题研究甚至包括产权制度研究、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研究等问题理论部分。问题研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头戏也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实指向性。

3强调与社会的外部联系,突出社会服务功能^

高等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社会服务功能。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研究高等教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必然会将高等教育的这一功能作为研究的重点。如高等教育资金筹措、学生就业问题、产学研研究、后勤社会化、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和区域经济问题都是高等教育经济学特有的研究内容,体现了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高等’性注重从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科研功能的角度来探索高等教育经济理论。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高等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经济学具有明确的社会指向使得研究获得的所有结论和成果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为高等教育的运行服务。

4研究方法注重实证兼用规范分析。

注重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高等教育经济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验证问题,明确事实。从大的范围来说主要有: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甩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问题(包括高等教育规模效益现象研究、资源合理配置问题等)高等教育经费筹资多渠道的可能性、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负担与补偿、成本与效益。在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中,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采取调查统计、量化研究、数理模型、经济学模型等多种方式。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另一部分属于规范研究的范畴他们涉及道德规范、价值判断等问题。主要有:高等教育的性质、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财政资助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等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在各自适合的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二者的融合所获得的结论优于单独使用其中的一种。我们应该走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彼此补充,互为支撑,更加有利于学科理论建设。

三、主要存在问题及展望

(一)理论体系亟待逻辑化

1.逻辑起点的确定。

每一门科学都有特定的理论体系而每一种体系都应该有各自的逻辑起点,它在学科体系的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构建学科理论体系首先应当确定逻辑起点借助逻辑推导,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构成严谨的逻辑系统。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倾向于问题研究其理论体系不严密也不完善,并且缺乏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教育服务。无论是从逻辑学中队逻辑起点的规定性还是从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思路来看,将教育服务作为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都具有科学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2概念体系的重构。

可以说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成熟与否,其核心是概念体系的建构是否科学,概念体系是理论体系的核心。总结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现,现有的基本概念体系存在不完整、逻辑层次不明显的特点。因此应该从对概念体系的现状研究出发剖析目前概念体系存在的问题。笔者观点从“高等教育服务”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明确高等教育服务存在的环境及运行机制理顺基本概念之间的逻辑性和层次性,构建科学的概念体系.

3理论体系的重建。

理论体系应该具有严密的逻辑范畴,它是通过作者的认识逻辑而展开。概念是基于人们对现实事物的理性认识而产生的抽象要素,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层次递进关系构成了概念体系的逻辑,沿着这种逻辑对理论内容的展开就构成了理论体系的逻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行程对现有的理论体系进行重构以凸显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

(二)研究视角多样化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教育学的范畴当中,具有一定的局限丨性科学、成熟的理论体系应该以系统性和逻辑性为其重要标志,因此,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有系统论的观点和逻辑性的视角。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探讨高等教育与社会系统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发生联系时产生的现象问题和理论问题,对该学科研究传统所累积的庞大理论知识进行合理的重建,运用系统化的方法把己经获得的各种理论知识——现象、概念和原理构成一个科学的理论系统.

科学的理论体系都应有严密的逻辑性。它们都应当是采用一定的逻辑方法,按照逻辑的必然联系组成的严密系统。爱因斯坦曾对理论体系的概念逻辑进行论述。他说“在发展的第一阶段,科学并不包含别的任何东西。我们的日常思维大致是适合这个水平的。但这种情况不能满足真正有科学头脑的人因为这样得到的全部概念和关系完全没有逻辑的统一性。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人们创造出一个包含数目较少的概念和关系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第一层’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作为逻辑上的导出概念和到处关系而保留下来,这个新的'第二级体系’由于具有自己的基本概念(第二层的概念)而有了较高的逻辑统一性。对逻辑统一性的进一步追求使我们到达了'第三级体系这种过程如此继续下去,一直到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体系:它具有可想象的最大的统一性和最少的逻辑基础概念,而这个体系同那些由我们的感官所作的观察仍然是相容的。

(三)研究领域丰富化

1.加强微观领域研究。高等教育经济学从研究层次来看,应该从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构建,并结合实际问题完善理论体系;但从分析结果来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主要以宏观和中观领域的教育经济问题研究为主,而对教育经济学的微观领域仍然缺乏研究兴趣,特别是教育内部的经济问题如学校、班级教育中显现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关注较少。

2重视主体研究。从上文分析我们还可以明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主要集中在对教育的客体研究上,而对教育主体即人所引发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力度不够。一些教育经济学着作己经注意了对教育者即教师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但受教育者即学生在参与教育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有学者关注也是势单力薄,没有形成一股整体力量来推动其发展。论文也会从人的角度提出这一现实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第14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15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教学障碍;创新路径

一、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地位及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科斯1937年的著作《企业的性质》,而其兴盛则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致力于考察制度非中性环境下如何实现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的耦合。它在放宽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设的同时,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来研究制度问题,努力把制度分析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引入了以交易费用和产权等概念、研究视角为内核的理论体系,对现实经济世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所以又被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区别于抽象掉制度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学,后者由于脱离现实世界而被称为“黑板经济学”。由此,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逐步渗透到经济学各领域,并悄然成为经济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常识之一。可以说,在学派林立,学术观点异彩纷呈的学术界,以制度为主题和标签的“思维范式”已然成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91年、1993年和2009年新制度经济学的三位重要代表人物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无疑提升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全球影响力。新制度经济学的独特视角和理论范式契合了转型国家的理论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以交易费用、产权、契约、企业、制度变迁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始传入我国并得到迅猛发展,以其理论方法研究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如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热点问题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高校全面传授新制度经济学别具一格的理论观点、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势在必行。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一直被列入我国高校教学计划之中,成为国内多数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有的高校还设置了新制度经济学硕士点或博士点。[1]在教学实践中,新制度经济学的讲授有助于学生运用其理论解释与分析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以及深度参与经济学理论研讨和撰写学术论文,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思维能力。

二、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作为一个兴起仅半个世纪的经济学新分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尚未成熟。而且,我国开设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起步较晚,所以各高校在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均显露出诸多局限性与缺陷。

1.从教材视角剖析教学内容。虽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视角独特、思想已经广为人知并且被广泛应用,但其理论体系尚未成熟,明显区别于其他成熟的经济学分支。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过研究的学者不难发现,该理论体系庞杂、概念和逻辑不统一、新成果层出不穷、争议此起彼伏,且基本共识和学术规范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就国外而言,新制度经济学教材并未完全按教材式规范来编写,最初的内容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论文的汇编,之后演变为不同学派观点的文献综述,发展到现在的教材主要是通过对不同发展时期具有承继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大体勾勒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与经典内容,为各国学习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入门的基础知识,但仍表现出“思想史杂陈”的特征,在概念、术语、假设前提和逻辑系统上千差万别,尚未形成以教材式规范来呈现的普遍共识和结论,容易使初学者最后陷入无所适从、无处下手的困境。[2]就国内而言,一些新制度经济学教材将关注重心放在了叙述及解释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上,由此形成了理论性较强和内容较抽象的特征,还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教材试图“另辟蹊径”,依照作者自己的逻辑框架、学术观点构建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重新创立一套符合国内教学需求的新制度经济学教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及推广,但由于这些教材在某些观点上属于“一家之言”,同时也省略掉了一些通常被视为学术共识和基本常识的部分内容,导致初学者在理论结构上存在缺漏,以及在学术共识与作者个人观点之间难以甄别,容易被“误导”,最终感觉整个理论体系晦涩难懂与枯燥乏味。

2.从教学实践洞察教学方法。透视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实践,不难发现,教学方法存在诸多缺陷与短板。首先,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内容抽象与理论性强,且理论体系与学术规范还有待完善,所以各高校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会比较偏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较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而且,案例教学实践也暴露出各种问题,如直接采用学生不甚了解的国外案例而疏忽实用的本土化案例;选用的国内案例素材不具有针对性与典型性;分析不到位与不深入,不能有效促进学生通过分析本国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来深入参透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其次,在传统的新制度经济学教学活动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注入模式较为盛行,学生和老师之间以及学生之间很少共同探讨教学内容,教学基本成为学生无法真正参与其中的“独角戏”,这样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其对一些概念、观点、理论似懂非懂、一知半解,以及无法培养和提高他们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再次“,填鸭式”教学的推行使得大多数高校忽视将文献阅读法引入教学实践中。“灌输式”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了解交易费用、科斯定理、制度变迁等理论的基本内容,但无法使其掌握理论的来龙去脉、演进历程以及实际应用。而经典文献清晰呈现出学术渊源,其逻辑分析和问题解释能力较强。显而易见,阅读经典文献法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潜能,推动其更系统、更深入地掌握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不断提升专业理论素养与综合能力。

三、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创新路径

为有效提升新制度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须确立以教学交往性、教师主导性、学生主体性、知识建构性为典型特征的现代教学范式。这要求我们以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为重点突破口,全面创新教学思路与教学路径,由理论传递向既传授理论也传授方法与培养综合能力转变。

1.完善与变革教学内容。高校应从教材选用与教师讲授两个层面入手,不断推进教学内容的改革和创新,实现教学内容规范化、合理化与多元化。其一,在教材选用上,应重点关注国内外比较权威的教材,同时注重多样化与丰富化,即以一本教材为主,多本教材为辅。值得强调的是,鉴于本科生的知识结构与知识需求考虑,主教材应较为规范、系统、全面,且不宜太复杂、太难及带有浓厚的专著色彩。同时,教师在实际讲授过程中,也应依据本科阶段的学习特点,对主教材内容进行合理的取舍和调整。其二,教师需注重吸取各教材之所长,并采用中国思维方式与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国际范围内所公认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内容,同时对国内外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对比与梳理,探索一条介于“思想史杂陈”与“一家之言”之间的“比较—综合”式路线,提炼国际视野下的理论共识以构建符合教学规范的逻辑框架和理论范式。其三,教师必须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努力探索及向学生传输学术前沿动态,不断补充与更新讲授内容。在迄今为止存在争议的一些学术观点上,还需充分挖掘学生独立思维潜能,激发其从独特视角形成独特观点。其四,除了阐述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学术观点外,教师还应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引入其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与融合,使学生能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分析现实问题。

2.优化与创新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应打破陈规,从教学实际出发,着力营建启发式教学、参与式教学和讨论式教学等各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的多元教学模式,不断增强学生主体性和参与性及教学互动性。其一,重点结合本国发展实际,完善与深入推进案例教学法。首先,教师应利用网络、书籍等各种可获取资源,精心收集既具有针对性也不乏多样性的素材,并注重尽量选用具有现实性与典型性的国内案例,尤其关注当前持续升温达到关注沸点的经济社会现象与问题。其次,克服“只重案例,不重分析”的普遍缺陷,激发学生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原理深入分析现象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及消除障碍的治理对策。其二,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之特点,大力倡导与推行文献阅读法。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争论接连不断,要客观、正确地做出判断与取舍,除了要理论联系实际外,更重要的是在大量阅读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推敲。教师应向学生列出重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包括专著和论文),学生可从中选择各自感兴趣的专著和论文反复阅读、比较式阅读与讨论式阅读,甚至可以撰写读书笔记以深化理解和强化交流,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逻辑思维能力与学术论文写作能力。其三,全方位与多层次推行问题教学法,激活学生主体性和教学动态性。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全面创设问题情境,构建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前思考、课堂讨论和课后交流的创造性教学方法,旨在改变教师单一信息传递模式为信息全沟通模式,不断建立健全师生间、同学间的合作与互动机制,这不仅可以推动学生认真学习本学科知识,以及建立行之有效的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自主学习方式,也能促进不同思想观点之碰撞与交锋以实现理论升华。

参考文献:

[1]刘甲朋.新制度经济学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网络财富,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