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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近年来已在我国护理领域迅速推广,意为“遵循证据的护理学”,可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所获的临床资料,结合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考虑患者的愿望和价值,制定完善的护理措施。实践步骤为:确定问题;检查有关文献资料;评价证据的真实可靠程序及临床价值;根据资料、护理人员、患者三者之间的能动关系制定最佳护理计划;实施计划进行自评和评议。中医基础理论以整体观念和辩证施治(护)为特点,以中医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生理与病理为基础。中医一贯重视护理,古训有“三分治疗,七分护理”之说,中医护理包括精神修养、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护理与禁忌及用药护理等方面的内容。为适应现代护理模式的转变,在护理工作中充分发挥循证观念,围绕以“患者为中心”创造特色整体护理。
2循证护理与中医基础理论的联系
2.1以实证为依据循证护理的核心思想是寻求证据,应用证据。以有价值的,可信的科学研究结果为证据,提出问题,寻找实证,应用实证,以对患者实施最佳的护理。中医基础理论是通过整体人体感官的“望、闻、问、切”获取患者宏观物理表象及自我感受,将这些信息“四诊合参”,经过归纳、辨析,形成对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功能状态的认识,作为论治施护的目标和证据。两者都重视临床证据和文献依据,但层次、角度和目的有区别,循证护理注重的是对诊断和治疗结果的量化,标准化分析与评价,主要用于指导临床决策,而中医护理更重视患者个体的主观感受和客观表现,对文献研究也偏于定性而无量化,缺乏统一标准。
【关键词】 中医理论;左传;内经;医学史料;传统文化;五行
Abstract: The medical historical data in the “Left Biography” show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s of TCM basic theor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 article exposes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to develop and carry TCM from the relative items concerned in “Left Biography” on Yingyang Five Elements,causa morbi and mechanism,healthykeeping,diseaseprevention,treatment principle and methods.
Key words: TCM theory;“Left Biography”;Internal Classic;medical historical data;traditional culture;five elements
到目前为止,春秋其时的医学史料惟有从先秦经史诸子文献中寻找。《左传》是传《春秋》经的重要著作,刘知幾在《史通·杂说上》称其“著述罕闻,古今卓绝”[1]。以往,人们更多地以之为了解春秋历史的文献,或是研究先秦文学的范本。然而《左传》的内容远远超出历史和文学的范畴。这本著作,保存了许多医学史料,藉此可窥春秋时期中医学之概貌。
中医学以我国传统哲学为理论架构,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阴阳五行学说。春秋时期尽管卜筮依然存在,但阴阳学说已被社会认可,成为人们日常解释自然现象的重要工具。僖公十六年,周内史叔兴评论六鹢退飞过宋都之事时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天人合一的吉凶观在当时已经动摇,许多奇异现象在当时的有识之士看来不过是阴阳变化的作用所致,然而天人合一的吉凶观仍然是劝导君主实行德政的重要政治工具。在《左传》中尚未见到人体脏腑阴阳之划分,惟有僖公十五年论及“阴血”和昭公元年论及“阴阳疾”。虽然凭此还不能明了阴阳在当时是否已用于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但至少可以证实其已经应用于医学领域。
1 五行
《左传》对五行的记载尤多,正如襄公二十七年子罕语:“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充分说明人们对五行的重视。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故有五行之官,是为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其采用“木、火、金、水、土”的次序,木生火,金生水,土之所以列于最后,应是因为人们尊崇职掌稼穑农耕之大神后土,而且人们在论方位时,属土的“中”往往列在最后。再如《尚书·洪范》之谓“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2],亦以“土”为最后。因此,可以认为春秋之时“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理论已经形成。
再就是五行相克的关系,如昭公三十一年及哀公九年,史墨明确指出:“火胜金”,“水胜火”[3]。而文公七年,郤缺言于赵盾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六府”之中,水、火、金、木、土,完全是以五行相克的准确次序排列,充分反映人们已认识清楚了五行相克规律。
五行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联系也多有阐述。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则昏乱,民失其性。是以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比照《素问·六节藏象论》之谓:“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4]两者前后传承,何其相似乃尔!此外,五行方位与颜色的匹配也可从昭公十二年,子服惠伯谓南蒯:“黄,中之色”而知其一。《左传》并未记载五行与五脏的关系,或许当时还未产生五脏配属五行的理论。尽管在后世医学中五味、五色、五声、五位皆与五脏有联系而与五行相属,但实际上是前者先配属五行而后才产生与五脏相联系的理论。
2 病机
在疾病机理方面,从《左传》之中亦可以看到许多有探讨价值的证述。僖公二十四年,富辰劝谏周王勿以狄伐郑时说:“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昧,即目不明。不良情志因素的致病作用也引起人们的重视。哀公五年,齐景公劝大臣无忧君位时说:“二三子间有忧虞,则有疾疢。”而严重的情志刺激甚至造成致命的心疾。僖公三十年,卫国周歂正欲参加太庙祭礼,刚到门口,突然“遇疾而死”;襄公三年,楚国子重伐吴,军士伤亡惨重,又失一将一邑,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周歂之死,或许是因为其在杀害正直的元咺后内心惶恐不安,以致猝发心疾;而子重则完全是因为忧虑抑郁,内心不堪压力而疾作。再如昭公二十五年,在酒宴上,宋公使叔孙昭子右坐,两人语调甚是忧郁,几似哭泣,乐祁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素问·六节藏象论》亦谓“心者,生之本”[5],忧郁哀戚而心之气丧失,魂魄离散则生之本湮灭,现代所谓“抑郁是隐形杀手”就是这个道理。不良的环境和嗜好亦能导致严重的心疾。昭公二十一年,周景王将铸大钟“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则和于物。……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窕则不咸,槬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次年,“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锜氏”。“槬”指声响很大。这种喧嚣环境能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近有很多研究资料表明,长期置身于喧闹的噪声之中,不但听觉器官受损,而且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都会受到损害。周景王就是因不堪大钟音响的惊扰而猝发心疾致死。当今不少青年男女恣情于蹦迪摇滚大分贝噪声之中娱乐,若沉溺过度不知持养之道就会严重损害心身健康。
《左传》中提到了一些病名。昭公元年,赵孟问医和:“何为蛊?”医和对曰:“溺惑乱之所生也。”蛊疾是由于过度神志昏乱所致。这种疾病往往使人丧失工作能力。宣公八年,晋胥克有蛊疾,郤缺为政。秋,废胥克。《左传》还两次提到“痁”,即疟疾。昭公二十年,“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孔颖达疏曰:“疥当为痎,痎是小疟,痁是大疟。”隔日一发之疟曰痎,多日一发之疟曰痁。再如,哀公二年,晋郑铁之战,繁羽诈称赵罗“痁作而伏。”此外,昭公四年,叔孙豹梦见竖牛“黑而上偻”。哀公十四年,齐公孙告诉阚止:“有陈豹者,长而上偻,望视。”“偻”即佝偻,“望视”即远视。襄公十九年,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瘅疽”即热毒炽盛的痈疽,“疡”即已破溃的疮疡。
《素问·调经论》:“黄帝曰‘余闻刺法言,有余泻之,不足补之’。”[6]《灵枢·邪客》:“伯高曰:‘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7]其中体现的治则都是“补不足而泻有余”,从而达到《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的“以平为期”。[8]这种认识乃源于传统思维理念,也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在《左传》之中,这一理念已经充分体现。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可见不仅医道讲究“反之以平”,饮食之道亦讲究“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而平君子之心。音乐之道亦是如此,雅乐讲究“中正平和”,哀而不伤,乐而不,思无邪。“中庸”并非消极思维,去有余而补不足正是人为干预的积极措施,以达理想之境界而非一时之苟且。随着千百年来社会风气日渐颓废,“中庸”成了世故圆滑之术的代名词,丧失其真已久。
3 总结
《左传》中的医学史料可以清晰地反映在《内经》之前中医学基本理论形成及医学实践的轨迹,尽管这些记载是零碎不全的,但是足可说明传统文化与中医学是一脉相承的!《左传》以她载述之厚重,文笔之细腻激起我对先秦文史的深深向往,并由她引领我进入优秀主流传统文化的殿堂。遨游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融和碰撞的海洋里,可以历炼辨析与思维,提升认识和智慧。《左传》所记述的医和名言:“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医道的崇高在于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千载道统,天下谁御!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倘若每一位中医学人都能如此,那么我们就可能有一个通古达今的智者所具备的目光和胸怀,应对机遇和挑战就会多一份理性少一份浮躁,从而较准确地把握中医学的发展方向,并使之尽量接近其客观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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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就有“药食同源”“寓医于食”之说,它是指,有些中草药既是药物,又可作为食物的原料,将药物作为食物,又将食物赋以药用,药借食力,食助药威,既具有营养价值,又具有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延年益寿的功效。成书于东汉末年的《神农本草》收载药物365种,其中大枣、枸杞、当归、百合、地黄等既是药物又是可作为药膳的原料。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中专设有“食治”篇,其中收载可食用的药物154种,分别按果实、菜蔬、谷米、鸟兽四门加以论述。
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在传统中医实践中,具有药物的属性,其又具有相当长的食用历史,具有食品的属性。在临床工作中护士没有处方权,但对于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护士就可以在没有医嘱的情况下来指导患者根据其疾病具体来服用。本文通过对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卫法监发[2002]51号)中公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对名单中的物品的性味、归经、功效与主治、用法与用量及饮食禁忌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希望帮助临床护理工作者对患者进行正确的饮食指导提供依据,进一步和谐护患关系,提高护理质量。
1 根据性味及归经,结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1]的中医四季养生原则,归纳出四季适宜服用的物品。
1.1春日养阳宜多食甘而少食酸,养脾疏肝。适宜食代代花、黑芝麻、枸杞子、山药、甘草、白扁豆、白扁豆花、龙眼肉、鸡内金、麦芽、莱菔子、薏苡仁。因为代代花味甘苦,入胃、肝经,有舒肝,和胃,理气的功效。黑芝麻性平味甘苦,入肾、肝、大肠经,有补肝肾,益精血,润肠燥的作用。枸杞子味甘性平,归肝肾经。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作用。山药、甘草、白扁豆、白扁豆花、龙眼肉、鸡内金、麦芽、莱菔子、薏苡仁,这几种药均是性温或平,味甘,都具有健脾养脾的功效。
1.2夏季应少食苦味,多食酸味、咸味,饮食不可过寒贪凉,过食冷饮。[2]养心。宜食莲子、酸枣仁。
莲子性温味酸甘,入脾肾心经,具有养心安神功效。酸枣仁性平,味酸甘,具有宁心功效。
1.3秋季应多食些滋阴养血、清燥润肺之品,少食葱、姜等辛味之品,适当多食一点酸味果蔬以利肺气。顺应肺气清肃下降的特点。适宜食用乌梅、白果、苦杏仁、薤白、蜂蜜、黑芝麻、阿胶。乌梅性平味酸,归脾肺肝大肠经,具有敛肺的功效。白果性平味甘、酸、苦,归肺经,具有敛肺功效。苦杏仁性温味苦,归肺大肠经,具有降气功效。薤白性温味苦辛,归胃肺大肠经,具有行气导滞功效。此外蜂蜜、黑芝麻可以润燥生津,阿胶较为滋腻,如果使用不当,会产生食欲减退、消化不良等副作用。应配合健脾理气的物品,如山楂、麦芽等,以防产生副作用。
1.4冬季饮食上要多食苦味及辛味食品。注重养护肾气,使肾精充足。宜食丁香、八角茴香、肉桂、益智仁。几种物品味均为辛,归肾经,都具有补益肾精之功效。
2 根据性味、归经及功能主治,归纳出适用于一些常见证型的物品
2.1对于脾胃虚寒、食少吐泻,寒性腹痛的病人,适宜食用:丁香、八角茴香、小茴香、肉豆蔻、花椒、砂仁、香薷、生姜、益智仁、紫苏、黑胡椒、藿香、肉桂、干姜、高良姜。这些物品的性味,除后三种外属于辛温,肉桂、干姜、高良姜性味属辛热,全部归经均入脾胃经,均具有温中散寒,理气止痛的功效。
2.2对于肝胃气滞,胸胁胀痛,脘腹痞满的病人,适宜食用佛手、香橼。这两种物品性温味为辛、酸、苦,均具有舒肝理气的功效。
2.3对于食积不消的病人,适宜食用鸡内金、麦芽、郁李仁、莱菔子。这四种物品性味为甘平,均入脾胃经,均具有健脾开胃消食作用。
2.4对于脾胃虚弱,久泻或大便溏泄的病人,适宜食用山药、甘草、白扁豆花、芡实、麦芽、茯苓、莲子、黄精。这些物品性味均为甘平,入脾胃经,具有健脾功效。
2.5对于燥热咳嗽,干咳无痰的病人,适宜食用玉竹、胖大海、桑叶。这三种药物性味均为甘寒,入肺经,具有清肺润燥的功效。
2.6对于小便赤涩淋痛的病人,适宜食用蒲公英、鲜白茅根、鲜芦根。这三种物品性味为甘寒,蒲公英入胃经,鲜白茅根入胃、肺经,鲜芦根入胃、肺经,均具有清热利尿的功效。
2.7对于目赤疼痛的病人,适宜食用决明子、栀子、桑叶、、槐花、槐米、蒲公英。以上物品性味属苦寒,除栀子外,均入肝经,但均具有清热降火的作用。
3 用法用量
有些物品含挥发油或是气味芳香,因而不能加热时间过久,加热时间过久,将使挥发油大量损失,则治疗和食用效果均会减弱。因而具有这种特点的物品入煎剂,不宜久煎宜后下。[3]这样的物品有:丁香、八角茴香、小茴香、鱼腥草、紫苏、薄荷、砂仁。此外山药也不能久煮食用,否则破坏山药中所含的淀粉酶,减弱山药的健脾助消化作用,还破坏山药所含的其他营养成分。
有些物品不宜加碱煮食,加碱会破坏物品所含的营养成分,使营养价值降低。这样的物品有:刀豆、山药、薏苡仁。
有些物品生食是有毒的,必须加热以后才可以食用;而链子性涩滞,可影响脾胃的功能。所以也不可生食。总结出不可生食的物品有:白果、桃仁、莲子、白扁豆花。
有些物品不能过量服用,过量服用会引起中毒。例如,百合、苦杏仁、桑椹。百合可引起心烦心悸、瑟色潮红、坐卧不安、全身有蚁行感,以头部为甚的过敏反应的报道,大量服食时候宜慎[4];苦杏仁中含有苦杏仁苷,苦杏仁苷食后可被酶水解产生氢氰酸。氢氰酸吸收入血和组织呼吸酶结合,使酶的功能减弱,造成组织缺氧,甚至抑制呼吸中枢,出现呼吸困难、抽搐、昏迷、瞳孔散大等急性中毒症状,抢救不及时可导致死亡。故苦杏仁不应过量食用。桑椹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物质,这种物质能使肠道内的各种消化酶,特别是胰蛋白酶的活性减弱,破坏C型产气夹膜杆菌释放B毒素的能力,引起出血性肠炎,还可出现鼻出血、头晕、昏迷等症状,故桑椹不宜多食。此外榧子,多食助火,滑肠,故也不宜多食。
有些物品可以外用的,例如,马齿苋、赤小豆、鱼腥草、蒲公英、蝮蛇、藿香。
另外,由于牡蛎属于贝壳类药物,因其有效成分不易煎出,应先入煎30分钟左右在纳入其他药同煎。阿胶容易粘附于其它药渣及锅底,既浪费药材,又容易熬焦,宜另行烊化后,再与其它药汁兑服。
4 中药的饮食注意与禁忌
4.1证候用药禁忌
有些物品性温味辛或伤阴助火,故阴虚火旺、阴虚内热者慎用或忌用,如,小茴香、生姜、黄芥子、橘皮、香橼、砂仁、胡椒。
有些物品药性寒凉,对于脾胃虚寒者,会加重病情。所以脾胃虚寒者忌服。如,小蓟、枳子、鲜芦根。
有些物品有清热泻火的功效,所以对于脾虚便溏者忌服。如,鱼腥草、栀子。
有些能耗气,所以气虚者忌用。如,桔红(橘红)、莱菔子。
溃疡病及慢性胃炎患者忌服青果。
4.2与中药配伍(合用)禁忌
服用中药黄芪、黄芩、葛根时不宜食用苦杏仁。《本草经集注》说:“杏子恶黄芪、黄芩、葛根”,故服黄芪等药物时不宜食用苦杏仁;丁香与郁金为相畏之品,故不可同用;肉桂不宜与赤石脂同用;桔梗不宜与白芨、龙眼、龙胆草、猪肉同服;莱菔子不可与地黄、首乌同服。
4.3与西药配伍(合用)禁忌
服螺内酯、氨苯蝶啶和补钾药时不宜食用刀豆,以免引起高钾血症;服糖皮质激素时不宜食用山药,因为山药含糖分较高,糖皮质激素能促进蛋白质分解,加强糖元异生,并抑制外周葡萄糖的分解,故服糖皮质激素后应间隔一定时间后进食;服用维生素K时不应食用山楂。维生素K 为止血药,山楂为活血药,中所含的维生素C可使维生素K分解破坏。服磺胺类药物及碳酸氢钠时不宜食用山楂,山楂为酸性,食用可使磺胺类药物在泌尿系统形成结晶而损害肾脏,使碳酸氢钠的药效降低;服用糖皮质激素时不宜食用龙眼肉(桂圆)。糖皮质激素有抑制糖分解,促进糖元异生、升高血糖的作用,服用糖皮质激素时不宜食用含糖量高的食品。[5]龙眼肉含糖量较高,故不宜食用;服苦味健胃药及退热药时不宜食用龙眼肉。服苦味健胃药及退热药时不宜食用甜味含糖分高的食品,因甜味含糖量高的食品能影响药物疗效。龙眼肉为含糖分高的甜味食品,故服苦味健胃药及退热药时不宜食用。
4.4与其它食物禁忌
山楂不宜与猪肝同食,降低营养价值;不宜与黄瓜、南瓜、胡萝卜、笋瓜同食,山楂所含维生素C会被分解破坏;不宜与海味同食,否则,可引起便秘、恶心、呕吐、腹痛等症状。蜂蜜不能与寒凉物品同服,如豆腐、韭菜,否则易引起腹泻。青果不宜与萝卜同时食用,萝卜含有较多的抗酸酵酶,会破坏其他水果中的维生素C,青果为含维生素C较多的食物,故青果不宜和萝卜同时食用。
有些物品含有较多的鞣酸,海味食物中含有较丰富的蛋白质和钙质,二者同时食用,鞣酸可与钙和蛋白质结合,影响食物中营养成分的吸收,还会导致肠胃不适。故不宜与海味同时食用。如青果、桑椹。
4.5特殊人群禁忌
有些物品是有毒的,或是活血祛瘀药,或是温热性食品,可生热助火,变生热性疾病,对妊娠妇女可能造成流产,所以应忌用。如山楂、白果、龙眼肉(桂圆)、肉桂、苦杏仁、鱼腥草、香橼、桃仁。
小儿脏腑功能薄弱,容易生热生寒导致疾病,不宜多食偏热偏寒的食品。龙眼肉甘温助热,小儿多食可以积热发病。故不宜多食。
有些药物还有回乳的作用,所以哺乳期的妇女应忌用。如麦芽。
有出血倾向的病人忌用活血的药物。如肉桂。
4.6食用时注意
空腹不宜多食山楂,山楂消积化滞之力较强,所含的酸性成分较多,空腹多食,会使胃中的酸度急剧增加,容易导致胃部疼痛不适,诱发疾病,甚至导致溃疡;体弱、久病体虚不宜食用山楂。
蜂蜜食用时不宜用沸水冲饮。食用蜂蜜最好用水温不超过60摄氏度的温开水冲饮,不可用沸开水冲饮。如果用沸水冲饮,不仅不能保持蜂蜜原有的天然色、香、味,还会不同程度地破坏其中的营养成分,能使蜂蜜所含的维生素C损失1/3或1/2。还会使淀粉酶产生分解,其他营养成分发生变化。故不宜用沸水冲饮。不宜食用生蜂蜜。蜜蜂在酿制蜂蜜时,常会采集有毒的花粉,华源短缺时,采集的有毒花更多,不慎食用有毒花粉酿的蜂蜜容易发生中毒。蜂蜜在收获、运输、保管过程中还容易污染细菌,人食后将会感染疾病,食用污染肉毒杆菌的蜂蜜,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加热即可杀灭病原微生物。
不宜食用已经腐烂的生姜。腐烂的生姜会产生一种毒性很强的称为黄樟素的有毒物质,它能使肝细胞变性,动物实验表明能诱发肝癌和食管癌。故烂姜虽辛辣味仍存,毒害已非常明显,是不能食用的,尤其是有肝炎病史的人,更不应吃腐烂的生姜。
不应食用两仁的桃子。桃子有两仁者,《食经 七卷》说:“桃有两仁者有毒,不可食。”食用容易出现腹痛,泄泻的中毒症状。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胖大海含胖大海素、西黄芪胶黏素及收敛性物质。它的浸出液可明显增加肠蠕动,有催泻、利尿作用。若老年人突然失音脾虚便溏者,盲目使用胖大海,会带来脾胃虚弱、大便溏薄、饮食减少、胸闷憋气、身体消瘦等副作用,从而损害身体健康。由此可知,不可将胖大海泡水当作日常保健饮料长期加以服用【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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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世界历史 资本 意蕴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观点,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机制的探讨也就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人们以往关注较多的是生产力与交往及其互动关系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而对资本的积极作用却关注不够。本文旨在对资本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深入探讨,并彰显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历史与资本的本性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的结果。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要拼命“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呢?马克思认为,这主要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值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制地攫取最大利润,为此,它必然要打破以往行会制度的限制和地方上的限制,使整个世界和所有生产方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民族社会内部,资本把任何劳动都变为雇佣劳动,并打破生产和交换上的一切行会限制和地方限制;另一方面,在国外,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使世界上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服从自己。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随着资本的发展,国内市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以致成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要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资本家必定要突破国内市场而走向国际市场。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资本的本性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虽然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资本事实上就是这样开创出世界历史的。
资本走向世界,开辟国际市场,最初是由商品流通领域开始的。随着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不断渗透,生产的国际化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趋势,并且,生产的国际化最终战胜流通的国际化而在整个市场体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在生产国际化的带动下,各种经济因素也日益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最终使各国经济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世界市场总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值得指出的是,资本的这种国际化扩张,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日益显现出强劲的势头。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资本已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
资本开创世界历史的冲动完全是出于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但是,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却不自觉地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从“普遍性”的角度看到了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光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体系,而且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这就必然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社会发展进程。因此,马克思讲:“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可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还是世界历史的开拓,都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是资本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二、世界历史与资本的形成、发展
马克思不仅从资本的本性上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而且从资本的形成、发展上考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
最早的资本,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集中在城市的行会里面。这些城市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由于交通和交换不发达,资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不同于现代资本,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的(用货币来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是一样的),而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因此,它是一种等级资本。这种等级资本,虽说是一种最初级的资本形式,但相对于旧的剥削方式来说,它毕竟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这种等级资本,总起来说,发挥作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它产生并生存于等级森严的行会之中,自然首先要受到行会制度的严重束缚,封建割据和行会的种种措施使得它的交往能力极其有限,同外部的交往不多,尤其是同本民族、本国家以外的交往更是微乎其微,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很不密切。所以,等级资本不可能真正打破地方限制而建立起世界性的联系。但它确是朝着世界历史方向走出的第一步。
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商业和生产发生了分离,商人阶级开始形成。“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受商人的出现所制约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随着商业往来集中在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于是在生产和商业之间也产生了相互作用。商人可以根据市场的预期变化来组织生产,因而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发展,同时,也扩大了生产内部的分工。城市彼此间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也引起各个城市间在生产上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商人资本的“活动”性又使交往不断冲破地域的限制,使民族交往、国家交往日益发展起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继商人资本之后,资本的又一跨越就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相对于商人资本而言,工业资本是一种更高级的资本形式,能满足更大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工场手工业一出现,就吸收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同时,它还吸纳了大量力求摆脱行会控制的农民充实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这样,工场手工业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和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而且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残酷。这种竞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工场手工业由于其本身的脆弱性,是不能离开保护的:“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尽量实行差别关税。本国生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鼓励,国内出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禁止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压制(如棉花在英国)”。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集中创造了大工业。大工业使竞争走向普遍化,它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这样,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人类开始步入世界历史时代。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是伴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形成,既是资本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
三、资本与世界市场
伴随着资本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起步阶段。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直接诱发了欧洲商业革命的爆发,加速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移,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逐渐孕育成熟,由此开始了资产阶级开创新的世界市场的历史进程。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造成新的世界市场”。“资本的现代生活史,是从16世纪现代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出现的时候开始的。”马克思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起步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它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
第二阶段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殖民地的开发所带来的巨大的商业利益,一方面促使那些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商品生产超出本国市场的需求而以各殖民地为消费对象;另一方面引发了这些国家争夺、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并进而达到殖民地的垄断。这个时期的世界市场实际上已经在空间上扩展至全球范围,并以宗主国、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为基本格局。在这一阶段,欧洲一些主要的国家如英国、法国等相继爆发了工业革命,完成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体现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取代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自然经济,这不仅意味着欧洲这些工业国家的商品生产能力和输出能力全面增强,而且意味着整个世界市场被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
至19世纪中叶,世界市场的发展达到了第三个阶段。1847年欧洲经济危机之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交通、通讯技术的变革,使资本的扩张获得了全新的技术手段,从而真正开始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而“自1867年最近的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显然,这时的世界市场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显著的跃进,商品和资本的输出无孔不入地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民族经济,并借助于政治和军事手段打破那些试图闭关锁国的国家的大门。自此,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避开世界市场的牵制,经济全球化虽然尚未达到今天这样的深度和广度,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世界市场标志着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全球化的开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可能停留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资本的扩张本性决定了它一定要打破一切限制,而“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因此,“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没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
四、资本与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主体作用
如果说没有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没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那么,没有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主体作用,也就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了客观评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总量,而发达的生产力正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前提。“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第二,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而且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消除了以往各民族之间的孤立隔绝状态,迫使落后国家的民族不自觉地加入了世界历史进程。它在亚洲等落后社会造成“惟一的一次社会革命”,这对于表现不出历史首创精神的落后地区不能不起历史进步作用,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世界成为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
第三,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根本问题即人自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已提上历史日程,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人由对人的依赖状态发展到人的独立性状态。资本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在人身上的各种依附关系,人成为人身自由的个人。虽然个人不免受到各种物质关系的制约,尤其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制约,但人的主体价值终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对自然力量的征服而宏扬出来。
第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锻造出将世界历史推向纵深发展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正是这样,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的使命,不自觉地担负起了开创世界历史的历史使命,充当了历史发展的工具,“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关键词】:医院经济管理;成本核算;应用
医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就是医院经济管理对医院成本核算的进一步加强,同时也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选择[1]。这就意味着市场规律是医院经济管理的指导核心,将医院的有效资源充分的利用起来,通过科学的、合理的手段对医院成本进行核算、管理,从而有效的将医院成本降低。基于此,本文就医院经济管理中成本核算的具体应用进行以下几点的分析。
一、建立完善成本核算体系
财务会计制度和准则是我国当前经济管理采取的主要制度,但是医院成本核算的体系没有明确的、具体的制度和准则,因此完善成本核算体系是成本核算顺利实施的基础。根据相关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对医院成本核算体系进行完善,并且综合各类要素对医院内部成本进行全面的控制。在建立医院成本核算体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医院管理者一定要考虑医院的社会公益效益,将成本控制好,最大化的提高医疗服务水平[2]。第二个方面就是医院成本控制需要满足医院、患者、社会等方面的需求。
二、存在成本意识,对成本意识加强重视
现如今,随着我国国门的打开,我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就意味着控制成本才是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生存的关键。制约医院经济发展永恒的话题就是成本核算,对医院内部成本核算采用低成本扩张的方式进行控制,积极的开拓服务领域,增大业务量的总收入,争取将医疗服务做到最强,从而适应激烈的市场需求[3]。医院内部全体员工一定要有成本意识、以及投入产出意识,医院院长一定要充分意识到成本核算在医院管理当中的重要性,对成本支出积极探索出一条有效的途径。
三、健全成本管理机制
医用材料、公用经费、人员工资成本等等都是成本控制的主要内容,医院领导对成本核算观念进行更新和重视是实现成本控制的第一个条件。医院领导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更而不断对成本管理观念进行更新,将计算机网络化建设应用到医院经济管理当中,从而使得医疗成本管理通过计算机网络应用技术实现成本核算,实现数据的自动收集、存储分析等,有效的提高医院成本核算效率,减少成本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并且能进一步的调动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医院管理者一定要组织医院的所有员工都参与到医院成本管理当中,对成本核算的内容、目的等都进行明确的说明,只有这样才能将成本控制切实的应用到日常工作当中,从而有效的实现控制成本、减少浪费,最终实现成本管理的最终目的。
四、将监督系统建立健全
医院成本控制的主要内容就是成本核算,成本核算的规范有序是靠多层次的监督管理手段,并且一定要做到每天都要进行成本核算,全面进行监督。现阶段,人们最常见的监督管理方式就是必须符合监督管理系统,并且监督方式一定要简单,要全面进行监督,从不同的环节、不同角度、不同阶段等,明确相应的监督人员对成本管理进行监督。最后还要学会使用科技手段,从而有效的提高成本核算的效率,对成本质量管理进一步的加强。医院管理者一定要将将医院的收入、付出等数据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将医院经济营运能力的真实的反映出来,并及时的向医院的管理者进行反馈,产生一个反应机制,各科室要对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从而有效的加强成本效益的全面监督,同时还可以激发科室人员对成本控制的积极性。对每一个从医人员进行全面的监督、检测、反馈,从而使得从医人员将成本核算理念应用到日常的工作当中,全面提高医院的运行效率、服务水平,进一步的加强医院经济管理中的成本管理,使得医院走向可持续发展战略。
五、用客观的角度分析经济成本
医院管理人员在进行成本管理的时候,一定要将成本管理与社会效率综合考虑,将现实当中的经营分析,并将所得的结果进一步的、客观的、合理的进行全面的视角分析,具体的做法例如:医院的检验室想要开展一个科研项目,医院管理人员就需要对这次的科研项目使用成本效益方法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是否要开展这个科研项目。在项目成本控制方面考虑的是大量的试剂选购,科研人员的人工费,以及培训教育费,水电资源的消耗,所需要的硬件设备等等,都可以进行量化的成本[4]。在效益方面需要考虑,科研的研究成果,将原操作的流程进行简化,从而将工作效率提高,对准确性的检验,最终达到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从实际的操作当中,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在对成本管理的经营分析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隐性的效益是无法进行估算的,但是可以采用正确的成本效益分析,通过评估的方式对这类效益给予一些权重,之后间接的转换出来。每一个医院行为准则的核心理念就是:“医疗质量、效益及满意度”。并且在理念的正确指导下,社会效益成为了一个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全面的、客观的将经营分析结果表现出来。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应该要求相关部门对医院事业投入并构建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
结束语
随着我国的市场与国际的市场融合,成本核算便是整个医疗事业发展的必然规律。医院经济管理使用成本核算可以让医院管理者一目了然的清楚医院的资产,从而达到明确的投入成本,资金的回收、补偿,最终达到明确真正的收益。因此医院应该将成本核算当成每天都必须做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陈珏燕. 全成本核算在医院经济管理中应用的问题和对策[J]. 中国卫生资源,2014,06:422-424.
[2] 刘清梅. 全成本核算经济管理模式在医院绩效考核中的应用[J] 财经界(学术版),2014,17:32.
关键词:医院;成本核算;重要性;管理
中图分类号:TU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作为医院的经济管理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成本核算所具有的价值成了医院管理者密切关注的问题。医院的成本核算可以说是其经济管理最基本的工作,只有认真搞好成本核算,才能够使医院的服务,管理,建设等工作建立在扎实,科学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成本核算,根本谈不上医院的经济管理,更不能促进医院的优质发展。
医院中的成本核算内涵
医院在疾病的预防以及疾病的康复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其价值体现就是所花销的货币。历史成本分期核算是目前我国医疗成本测算所遵循的原则,遵循的原则按照口径的一致性和直接成本实计且权责发生制与间接成本分摊等原则,成本核算的基本框架是:①医院一级的②科一级的③项目一级的④病例一级的⑤病种一级的⑥诊次一级的。现阶段医院的成本控制管理中体现的丰富内涵和应用广阔范畴中管理层面应包扩:①预算、②计算③核算、④分析。监事前、事中、事后的管理督程序则体现了从时间的排序上进行医院成本管理及控制的管理理念,对医院的各类成本数据的精确核算是管理到位与否的具体体现,管理理控制的实施基础实施的过程涉及到市场的方方面面包括环境和效率效益,其中医疗的质量好坏和技术服务水平的高低以及服务的态度的好坏和信息化的程度到财务的控制管理的力度和法律以及法规等众多个领域,其成功标志就在于:事后发现了的问题能够在事发之前准确的预测并且做到事中控制的有效程度。
医院的成本核算具有两个特征:
1、成本核算难度大和方法多样化。由于医疗机构服务项目和病种众多,技术更新较快,成本变化也相对较快,这些综合因素决定医院的成本核算进行中存在过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成本核算比较繁琐和复杂。 另外,公立医院长期以来存在着不计成本投入,不计效益产出的不科学、缺乏系统的经济管理的方式,这些历史原因,使得医院的成本在核算手段及数据、信息应用方面基础相对薄弱,增大了成本核算方面的难度。作为一个系统复杂的机构,医院由众多不同部门及各种相关单位构成,每一个部门或者单位都会由于各专业不尽相同,使得成本内容及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多种的成本分类方法和成本构成形态造成了成本核算方法的多种多样。
一、经济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所有权关系的本体论基础
所有权在经济领域体现的是人与劳动对象的法定关系,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开始其研究思路由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所有权关系成为其讨论中的基本关系。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是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其二是人与自身活动对象化结果的关系;前者体现为劳动与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的关系,后者体现为劳动与劳动结果的关系。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关注这一问题:一方面是纵向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展开;《大纲》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第一分册》”是马克思在《大纲》基础上尝试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六分册中的第一册,实际上也是这一计划中出版了的唯一一册;该分册出版后,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计划发生了改变。我们在该分册的初稿片段中能够看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反思,这其中就包括所有权问题。
在《第一分册》的初稿片段中,马克思对所有权问题的关注对象,除了洛克的劳动本体论,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对其劳动对象的所有权解释之外,还列举了其他经济学家对所有权问题的认识,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归纳,指出:无论是偏重于经济学还是法学的所有现代经济学家们,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是最初的所有权依据(即洛克观点),与此相应,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亚当?斯密就持这样的观点。(cf.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I/2,S.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348页。下引只标卷数和页码)
不过,他们的这一理论解释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颠覆了。因为,劳动所有权作为经济交换关系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建立在以交换价值为前提、而并非以简单交换关系为前提的基础上的。(ibid,S.48-49;同上,第348-349页)言下之意,由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其创造价值的价值不相等(这在《手稿》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劳动所有权的基础受到了侵犯。
显然,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指向劳动所有权这一原则本身,而是指向劳动所有权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被颠覆的现象,而政治经济学原理则试图论证劳动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区别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把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观念,即劳动所有权理论,称为一般规律,又把这一规律的现实性延伸至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原始时代)(ibid,S.49-50;同上,第349-350页),也就是说,将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占有规律看作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一切发展进程中的永恒的规律。
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关系中去理解这一观念的形成,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此进行解释。
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批判不是指向他们对所有权的劳动基础的解释,而是指向他们将所有权规则抽象为永恒的规则。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的这一认识方法在两个方面引起麻烦:第一,从不存在所有权的史前社会那里去寻找所有权的本体论基础;第二,看不到劳动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悖论。(ibid,S.50;同上,第350页)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去解释资本主义所有权理论的生成,进而从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去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家们的两个麻烦:第一,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第二,这一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颠覆。
不过,在这里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条件与这种经济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是解读这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认识维度:一方面,我们看到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及其被颠覆的客观性,这是马克思尝试去论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进一步看到并且分析这一悖论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仰赖于普遍原则的批判,促使他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这是第一个认识维度。他对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悖论现象的揭示,促使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这是第二个认识维度。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对前者的分析维度能够包含后者,但是不能够取代后者。
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纵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这一条件的形成历史和运行机制的分析,一方面进一步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将这一研究思路与哲学家的思路区分开来。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因素:其一是与劳动相关的对劳动对象(如土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对外化了的劳动结果(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其二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并非简单交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程序;在一定的程序中,前提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条件,被资本雇佣者的劳动所有权受到颠覆。对于自然劳动对象的占有问题,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类学的历史资料来关注的。
国民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他们既然没有将资本的利润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就不会去关注劳动原则的被颠覆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权原则是对自然状况下存在着的原则的延续。而哲学家只是提出了抽象的原则,而没有去分析这一抽象的原则为什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扭曲;哲学视角中的异化劳动并不能够对这一扭曲现象进行论证。
根据马克思对财产与劳动所有权分离的历史程序及其结果的阐述(cf.Bd.II/1.2,S.367-369;参见第30卷,第2版,第450-452页),我们可以理解,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为什么能够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增加了的物质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上集中起来,而大多数人则陷于贫困(或者相对贫困);而且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能够成为进一步颠覆这一原则的客观条件。
显然,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从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所有权的形成及其原则。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原则的形成与原则的实现条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其一,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与原则形成的历史路径,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其二,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否认原则本身的存在,它仍然能够成为其自身被扭曲了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支撑;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已经成为“幻想‘幽灵'被颠倒了的意识形态,但是仍然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支撑着这一社会。
二、经济关系中的哲学问题:原则、程序与悖论
我们看到,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分歧,并非产生于对所有权形成的自然基础在认识上的差异;虽然马克思强调的是其形成的历史性,不过这是纵向意义上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早期生产方式、财产权形式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先入之见或者抽象原则: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都非常关注历史资料和人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差异,植根于对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原则的一致性及其背离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一分歧缘起于对异化劳动的认识,有待于对剩余劳动的论证。这里已经存在着如何理解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权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一步构成了自由和平等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在《大纲》中,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关系之中,从原则的形成与原则实现的程序上来分析悖论的形成:
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程序,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dieFreiheitundGleichheit)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程序中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体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再现出来。(Bd.II/2,S.60;参见第31卷,第362页)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些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的和政治的方面再现出来。这是马克思的理解思路,对于马克思而言:一方面,观念是现实的产物(cf.ibid;同上),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对这些观念的背叛(cf.Bd.11/1.2,S.685-686;同上,第230-231页),体现出来的是不平等。
那么,反映现实的观念是如何形成于被扭曲了的现实的?换句话说,既然观念是现实的反映,为什么不直接反映被扭曲了的事实,而是反映被扭曲前的假设?
一方面,抽象的观念是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关系体现的是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它自发地依据于自由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由观念和平等观念;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扭曲了这一观念,但是这一观念仍然是其奉行的原则,是其基本的理念支撑。
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非始于马克思,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为什么带来的是非自由和不平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尝试揭示这一观念被扭曲的现实依据。
如果说自由和平等观念是支撑资本主义体制的理念,那么作为经济关系的产物,它们形成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简单的经济交往关系即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等价(值)交换为基础,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这种简单商品经济的状态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资本因素,也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交往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经济关系并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关系。
但是,当这些观念被高举着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用来支撑资本主义社会时,在现实中它们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一发生转折的契机,存在于简单商品交换向劳动与资本交往关系的发展进程中;这是历史的程序。
在《手稿》中,马克思比较充分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进程,并且揭示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交换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的区别:
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空谈,只是要用适应于简单交换的财产权关系和法的关系的标准,去衡量交换价值的较高发展阶段上的财产和法的关系。(Bd.II/1.1,S.236;参见第30卷,第279页)
将前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区别开来,是为了彰显后者在质上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使得简单经济交换关系的理念不再符合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他已经清晰地看到劳动与资本交换的表面平等与实质不平等。
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观念在用来评价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基本内容:自己拥有(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自主权),规则平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强调或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平等观:这里的平等并非指收入或者物质财富的分配平等,而是指经济交换关系中的原则平等),等价交换。前者体现为自由原则,后两者体现为平等原则,三者缺一不可。
从现象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似乎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但是实际结果为什么走向了反面呢?换言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不断分裂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是由于其前提而走向了反面呢?
马克思的批判并没有针对前提本身,而是从前提进入其得以实现的程序:马克思的分析对从价值的形成(劳动)到价值的实现(工资、利润)的整个过程的程序进行层层解析、剥离,将问题的症
结归结于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这是_个不等价(值)交换。不过,这_认识本身也有着一个过程,而并非是一下子完成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所使用的“劳动”概念向“劳动力”概念的变化中看出。另外,从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留下的一些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以及对抽象的价值概念的论证问题等等中,我们又看到问题并未完结。
显然,对原则与其结果之间的悖论关系,从原则的实现程序中去进行批判,与对观念的虚假、颠倒进行的批判比较起来,要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深刻。后者是哲学领域的批判,前者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
三、经济关系中的伦理问题:个别性与普遍性
个别性与普遍性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是经济伦理概念,对后者的问题在抽象的意义上进行讨论,或许就是(政治)经济哲学问题。这样的区分可能显得机械、累赘,但这个问题是在反思基础上必然要生成的问题: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者对于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的马克思来说,他们对这同一个问题的讨论有时是在非常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下,以普遍性形式存在着的自由、平等原则在现实的资本关系中被颠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意味着社会分裂的进展,对象化了的劳动脱离其创造主体而日益集中于其他少数人之手。马克思看到的普遍性是以个体、阶级之间的对抗为基础的。
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情况既可以通过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非生产领域发生,例如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信息产业与信息消费现象的出现,后者预示着新的需要进行研究、发掘的领域。
黑格尔在哲学观念上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不同层次进行推论,用抽象的普遍性统一特殊性、个别性。这其中的具体关系并不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他的使命似乎是构建一个能够把握社会的概念体系,用自在和自为的统一预测未来的社会。
而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甚至今天以所有权、契约原则、等价交换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原则的普遍性是最重要的,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至于现实社会为什么会因为普遍原则的实施而日益分裂,他们对此又有着非常不同的解读和认识。诺齐克并不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在原则上具有逻辑一致性。罗尔斯也没有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但是他试图在原则的现实化程序中对其极端的社会分化结果加以矫正。
各类非理论家并非诉诸于一种有违伦理的理念作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支撑,相反,在他们看来,只有普遍的原则才能符合伦理的基本要求。至于奉行普遍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为什么不断强化着贫富分化、从而产生整个社会的不断分裂,这似乎没有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至少在信念上,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原则在现实社会中被颠覆,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并不认为社会分化是因为奉行普遍原则的结果。
马克思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尝试揭示使普遍性原则受到颠覆的现实社会条件,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普遍原则作为虚幻的、颠倒的意识形态并且满足于抽象的批判。即使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甚至当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不是借助于整个社会关系体系,那么只依靠一种抽象的普遍原则,少数人是不可能仅仅凭着一种能够积累起来的符号(从实物货币到数字信息)而占有整个社会、自然的大部分资源的。
因此问题就在于:这一普遍的原则借助于什么样的魔力,在合法的途径下产生了社会分化的现象?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在自觉意识中又是如何认识这一矛盾的现象的?
在《大纲》中,马克思在当时的语境中尝试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自欺欺人的普遍性:主体还尽可以有这样一种神圣(erhebende)的意识:他不顾他人而谋得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Bd.II/2,S.56;参见第31卷,第358页)
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观点。个别性与一般性体现在人们意识中的矛盾,是以现实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个体与整体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相关性、冲突性为基础的: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是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识到一般(allgemeine)利益或共同(gemeinschaftliche)利益只是自私(selbstsUchtigen)利益的全面性(Allseitigkeit)。(Bd.11/2,S.56-57;参见第31卷,第358页)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个人的“自我利益”这一中性词汇,而是选择了“自私利益”这一贬义性词汇。这说明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来看待各个个体的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这个一般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集合,在财产权占有发生社会分化的前提下,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分裂的、异化的。在互为手段和目的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资本的利益是在牺牲和占有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而获得的。
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仅使得所有权的持有原则发生了悖论,而且使得劳资关系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也发生了悖论。于是,从所有权的持有到所有权的交换原则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普遍的原则成为虚假的观念一颠倒了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认识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以异化劳动理念为基础的。
这是马克思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所在。这一分歧并不产生于对抽象原则的认同与否,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其原则之间存在着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人们的意识中又以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体现出来。在马克思那里,对这一悖论的认识是以其劳动价值理论及其核心内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换言之,只有借助于剩余价值理论才能论证原则及其悖论的存在。
在马克思的研究维度中,哲学问题与政治经济学问题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人们的对象化劳动结果具有个别性,但是当人们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交换价值与他人进行交换时,他的个人劳动产品已经具有了社会性,他的个别性在一般性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正是这一对象化的程序、交换过程,或者说个别性转向普遍性的过程,孕育了社会分化的可能性。
这一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取代简单商品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成为现实性: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中存在着的等价交换,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过程中被否定。不过,这一可能性一方面并不涉及这一转折的契机,作为结果的现实本身不能够又成为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形成。
这一理论解释模式具有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它仰赖于剩余价值理论,首先仰赖于劳动价值概念的形成。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那里承袭了劳动价值概念,但是已经赋予其不同的涵义。
为了更加清晰地使用这一概念去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cf.MarxEngelsWerke,Bd.^,S.83;参见第4卷,第1版,第94页):个别性只有在一般性意义上被认同才是有效的,否则少、慢、差、费也在创造着劳动价值,这种一般性的认同程序自然地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但是,这只是劳动价值概念的一部分内容,另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劳动者的生存成本(同样以劳动价值来衡量)。(cf.Bd.II/1.1,S.72;参见第30卷,第84-85页)劳动者获取的报酬(部分劳动时间),不是以其创造的价值(全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以其生存成本(部分劳动时间)被支付的。两者之间的差价构成了能够被异化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或者积累劳动)。
剩余劳动的情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并且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剩余、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直至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和支配,并且是在原则平等、公平交易的理念中进行的。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个人自主活动变为被动活动,对象化了的劳动变为被异化了的劳动一这是从劳动者一方来说的被异化现象。从劳资双方来说,或者从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关系中的个体来说,人们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出自于个人的自由意愿,这是一种自主行为;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共同体,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又形成了规律性,具有必然性,超出任何个体的可控性。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涉及到个体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的自主性与异己性问题:经济规律作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存在,是个体不得不受其约束的力量,它们对于个体来说具有偶然性。这一思路的发展,就是个人的自由交换行为与客观的、异己的规律性问题,例如难以为个人所预料、所抗拒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金融危机(信贷过度)。但是,这一必然性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制约与普遍原则的制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可同日而语。
简言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从以下几个不同层次涉及了经济交往关系中个别性与一般性的关系:第一,现实中个体、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第二,意识到了的伦理关系及其困惑;第三,个人自主行为与其社会结果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自由时间,以人为本,现实意义
一、引言
人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我们今天在谈论人口老龄化给日本带来发展的停滞,实际上就体现了“人”作为生产力主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社会人之所以强调经济发展最终也是为自我的发展服务。因此,我们国家倡导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有科学依据的。事实上,以人为本的思想在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中就有所体现。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论依据之一。在马克思看来,“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二、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
1.自由时间的界定。马克思对于自由时间的定义,是一个人本的概念。自由时间,就是指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具体而言,自由时间就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自由时间实际上是人生命存在的内在需要。由于有了自由时间,人才能成为一种“积极存在”,一种能动的、主体的存在。人不同于动物的生存活动,是由于人通过自由时间可以把自己的活动变为意识的对象,创造出生命价值,从而超越自然生命,称之为“人”。人类只有充分地占有并支配这种自由时间,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
2.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辩证关系
(1)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在量上的对立性。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在量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一天的时间总量是固定的。人不可能在一昼夜中处于持续劳动的状态。除去劳动时间,剩下的是非劳动时间。由于满足生理的需要,人每天必须有一定的时间用于吃饭、睡觉、穿衣等,这是非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说,自由时间等于时间总量减去劳动时间,再减去非自由支配的时间。
(2)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在质上的促进性。劳动时间是自由时间的基础。当剩余劳动创造出剩余产品时,表明在社会现有的正常生产条件下,社会成员不再需要花费全部的时间来创造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也就是说,有多余的时间留给人们从事自己的事情。因此,社会剩余时间和剩余劳动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由时间的获得创造了物质前提。
人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辩证过程中不断发挥着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通过节约劳动时间,实现生产力发展,也给自己扩大自由发展的平台,而不仅仅是作为物质生产者存活,沦为生产的工具,这种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绝对对立出现在阶级社会里,使人失去了本性。
三、马克思自由时间的“异化”
在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所提倡的自由时间存在严重的异化。马克思曾写到:“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的时间,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的需要所引起的间断之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末,他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还不如。……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资本家为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毫无顾忌的占用工人的自由时间,而即使在少的可怜的自由时间里,工人们也大多是无所事事,或浪费在酒店里。另一方面,资本家宁愿把时间大把的花费在阳光海滩或是灯红酒绿的享受上,也不愿挤出丁点的时间投入技艺的创新或对高雅艺术的追求中。
无论是工人的自由时间被资本家所窃取(当然这是主要部分),还是资本家与工人缺乏发展的意识,都体现了对自由时间的异化。马克思把目光投向这些“不自由”的人,尤其是被剥夺自由时间的劳苦大众,处处体现着人道主义的关怀。马克思呼唤人本质的复归,通过批判旧世界而发现了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把生命价值作为劳动的目的,把自由时间作为幸福的享受。自由时间代替劳动时间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人才能变为真正的生产力。
四、自由时间理论中人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1.自由时间为人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自由时间为人的发展腾出了新的活动和创造空间,自由时间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人的发展空间的大小。人通过主体的、能动的积极实践,使人的活动不断分化,由物质领域分化出精神领域,由生产活动分化出社交活动……人的活动领域的扩大产生出新的需要,从而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人的全面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可见,自由时间给人的发展腾出了空间并创造了手段。自由时间越多,人的发展空间越大。
2.以人为本,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人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强调劳动对人的本质发挥有重要的作用,个人通过劳动证明自己的才能,获得财富。我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创造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始终尊重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发挥劳动者自主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消除自由时间的异化和低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新阶段,自由时间异化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对自由时间的利用依然处于低效率状态。例如,一些企业用相对较高的加班工资吸引职工主动加班;一部分低收入人群选择提早退休;还有些人闲暇时打牌,无所事事等,甚至还有赌博,参加迷信活动等行为发生。这些表明普通群众缺乏发展概念,政府“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没有得到贯彻实施。所以应该加强对人们自由时间观念的宣传教育,帮助人们形成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观念,远离不文明的、有害的生活方式。同时政府应当进行闲暇教育,鼓励劳动者发挥个人才能;建立免费的休闲活动中心;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程慧敏,李和平.马克思时间理论的内涵及其意义[J].理论学刊,2011(8)
1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对受众生理需求的满足
对于环境艺术设计而言,生理需求主要是指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所具有的景观以及视觉效果。在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无论是对景观的设计还是对视觉效果的设计都应当将受众的意愿做为重要的考虑内容。在景观的表现中,尤其是在城市景观的表现中,应当考虑到受众对高楼林立的厌倦以及对生态自然地向往,并将设计的重点集中在自然回归方面,通过成荫的绿树、潺潺的流水来为人们提供一片休闲舒适的环境。在视觉效果的设计与展示中,要根据环境艺术设计作品受众的不同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如在艺术造型的设计中,稳重庄严或灵活时尚,或平定安详或激动紧张、在色彩的设计中,或明快或庄严、在设计材质的选取上或是选取淳朴自然的木材或是选取充满冷峻深沉之美的钢材等都需要根据主要受众群体的需要和性格特点来调整。
2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对受众安全需求的满足
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满足受众的安全需求即是要求环境艺术设计作品能够给受众足够的安全感。首先在设计施工中,环境艺术设计要做好地质勘探,并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无论是在施工过程中还是在使用过程中,都应当做好安全工作以保证施工人员及受众的人身安全,从而保证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作品能够发挥出自身的功能;其次在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避免因为过分的追求奇、险而埋下安全隐患,环境艺术设计强调创新与特色本无可厚非,但是因为在选址、空间设计上过于奇、险,则有可能在使用中对受众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再次在环境艺术设计中要考虑周边受众的需求,如在一条道路的设计中,地形变化的地方要设置照明装置,在坡度较小的地段避免设置台阶而应设置缓坡等,从而让受众在环境艺术作品中体会到设计者的人本思想。
3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对受众归属感的满足
归属感是受众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重要精神需求,而通过环境艺术设计作品让受众体会到归属感则是设计者在设计理念中融入人本思想的表现。为了让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满足受众的归属感,在设计过程中,设计者首先要善于利用屏蔽和围合,让环境艺术设计作品具有维护感与围合感,从而让受众在整个环境中由足够的安全感;其次要重视依靠的设计,如对树木、墙等能够让人依靠的建筑和元素等;同时公共设施的设计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如供人们交流、休息的亭廊、座椅或者娱乐设施等。
关键词: 《高等教育哲学》 “高深学问” “以人为本”
一
“高深学问”贯穿于《高等教育哲学》一书的始终,并围绕“高深学问”形成一种严密的逻辑体系。布鲁贝克立足于“高深学问”这一基点,提出:“在二十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然而,这种对知识的探究不仅是闲逸的好奇了,只有越来越精确地知识验证才能使人们得到满足。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不仅要求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尽量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真理能够站得住脚的标准是它的客观性或独立性、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来自于德国大学所称的价值自由,教授们依据这一原则力求得出“不受价值影响”的结论,尽力排除所有的感彩[1]。强调政治论的人则认为探求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即政治论哲学强调“政治目标”和“为国家服务”,这两种哲学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冲突不断,或此消彼长或“并驾齐驱”[2]。
二
尽管这两种教育哲学观在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上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忽视高等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作用,远离了教育最根本的对象――人,尤其是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领域。这不可避免地淡化了长远的责任意识。这种对人的忽视,并不是说高等教育完全不重视人,而是说它所重视的是“经济人”、“政治人”,却不是“完整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高等教育要超越社会现实文化,为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根本的还是取决于高等教育能否超越自身,追寻被工具理性文化所遮蔽的本质和本体价值,使高等教育真正是属于人的教育,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完美的人的教育[3]。
高等教育何以存在?人是生命存在物,但人的生命存在和动物的生命存在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4]“人是一种双重生命的存在,既具有自然生命,又具有超自然的价值生命,是自然生命与价值生命的统一体。”人的价值生命的获得,不能通过基因遗传,而是通过社会遗传、文化遗传。而社会、文化的遗传是由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来完成的。康德在其著作《论教育》中写道:“动物终身为本能所支配,只有人是需要教育的生物,而人因为教育而成为人,发展人,人的目的是‘做人’。”人的这种生命特性在高等教育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高等教育的主体是有一定思想,并已形成一定价值观的人,高等教育给予他们的将是一种和他们未来生活一体的、内在的东西,是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对生命的一种更高程度和层次的提高,是生命的一种升华,是获得超自然价值生命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形式。所以,高等教育的几点只在于生命本身,因生命而发生,生命才是高等教育的“家”。高等教育当以人的生命为基点来展开,任何偏离这个基点的教育,都不是真正的教育或是多教育的异化。
高等教育因人的生命而发生,离开了生命及其活动,就没有了教育。人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中,体现自己的生命,完善自己的生命。因此,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充分理解生命的内涵,尊重生命的逻辑,倾听生命的律动,不断地创造条件,促进生命的发展,提升生命的意义,增大生命的价值,创造新的精神生命。高等教育关注的就是人的这种自我创生的超越性发展,是以人的生命存在的“应然”为理由的不断超越的过程,是生命自组织的过程。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高等教育从各个方面充分印证和展示了人的生命特性。所以,只有把追求自由、幸福、公平和生命质量的不断提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才是高等教育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动力[5]。
三
理解高等教育,不能离开生命,不能离开人。高等教育对人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高等教育立足于人生命的视角,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教育。人的生命特性和教育的关系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基础[6]。
存在主义是二十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指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存在时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后者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史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十至六十年代、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目的”。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二十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性的[6]。
四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对人的关怀和塑造,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探索高深学问、促进政治文明、提高经济效益的高等教育功能。这就意味着必须自觉地重新思考和认识高顿成教育价值观上可能有的偏颇和片面化,平衡地看待经济成就、民主和公民意识、生活的自主豁达等重要的人生目标,力求使自己平衡全面地获得所有这些人生意义的取向。因此,现代高等教育哲学应“以人为本”,即不仅要始终关注当代大学生当下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且要关注其未来发展潜力。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做到“人文见长”,亦即培养的学生,既要有谋生技能,又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懂得何以为人,为何而生。总之,哲学为学,现实为实,哲学与现实总存在差距,教育则是解决二者难题的方法。只有当魅力的教育与智慧的人结合时,教育才会更具魅力,人才会更加智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是将人具体地塑造成某种工具,而是使人成为存在的人、不断发展和超越的人。高等教育要引导人走出自我中心和欲望的藩篱,将他们的兴趣引向更宽广的社会、生活和创造的领域。因此,高等教育哲学应“以人为本”[8]。
参考文献:
[1]姜国钧.《高等教育哲学》镜诠[J].大学教育科学,2009,(06).
[2]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李仙飞.再论高等教育哲学以何为本――基于高等教育哲学“内在紧张”的思考[J].高教探索,2008,(0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6][8]郭芳芳.高等教育哲学应走向人――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质疑[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关键词:《资本论》信用;商业信用;中国进出口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7-0010-02
一、《资本论》关于商业信用的相关研究
马克思《资本论》所论述的商业信用有三个特点:
(1)被贷出的资本总是处于再生产一定阶段的资本,生产资本或者商品资本,经由交换从一个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其利息需要到约定的时间由购入者支付;
(2)这种信用是职能资本家之间相互提供的信用,其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是只能资本家;
(3)商业信用的扩展与收缩和生产的扩大与收缩一般意义上是同步的,其主要表现是,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生产扩大,商品增多,商业信用也随之扩展,而在危机阶段,生产下降,市场萧条,商业信用也就随之收缩。
二、我国进出口企业商业信用的现状
我国进出口企业商业信用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进出口企业因商业信用缺失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近几年我国一些进出口企业由于信用却是而导致了大量的经济损失,我国进出口企业遭受逃废债、合同欺诈、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等各种信用缺失给企业带来了上万亿的经济损失。
2.我国进出口企业商业信用基础薄弱。目前我国进出口企业投资主体一般比较单一,经营管理相对比较粗放,生产产品的科技含量很低,不具备自身核心的竞争力,产品质量不高,经营状况较差,亏损往往比较严重,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弱,这种情况下,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偿债能力必然较弱,商业信用的基础十分脆弱。
3.我国进出口企业部分从业人员素质低下。我国进出口企业多数是规模不大的中小型企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偏低。
4.我国进出口企业内部信用管理观念不强。当企业应收账款居高不下、坏账数量急剧增加,影响到企业正常经营时,企业管理人员不是从根本上去加强企业的内部信用管理,提高内部信用管理水平,而是从表面上去改变结算方式,只采用现金交易或信用证交易,以此来提高货款收回的保险系数。
5.我国进出口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机构不健全。我国大部分进出口企业没有专门设立内部信用管理部门,有的企业将信用管理作为财务部门的一项附属工作,只负责结算和应收账款的记账;有的企业则把企业信用管理放在销售部门。
三、《资本论》商业信用理论对我国进出口企业商业信用体系构建对策的启示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信用关系运用到几乎所有的支付活动和交易过程,企业间信用支付方式已经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我国进出口企业要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贸易,必须构建完善的商业信用体系,以此来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扩大投融资渠道,保持持续的发展能力。结合《资本论》商业信用理论启示,中国进出口企业商业信用体系的构建对策包含进出口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个方面:
(一)我国进出口企业内部
1.要强化企业内部商业信用管理。一方面,设立专门的商业信用管理部门,专门负责企业的商业信用管理;另一方面,逐步建立起客户资信管理制度,避免在国际贸易中因客户信用不良而授信不当造成严重的损失。
2.推进我国进出口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企业的产权制度决定了其信用主体,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进出口企业产权改革,规范治理结构,是提升我国进出口企业商业信用的必由之路。
3.提高我国进出口企业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素质。目前,我国很多进出口公司产权不分,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合二为一,企业经营者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
4.形成良好的信用记录,树立信用形象。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逐步完善,企业的信用记录越来越容易得到,我国进出口企业应当遵纪守法,形成良好的信用记录,这样在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就不担心交易对方对自身的资信考核。
5.加强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质量。
(二)企业外部信用环境的建设
1.强化信用意识和信用理念,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积极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规范政府行为,强调政府宏观调控,打造政府信用,在企业和全社会树立诚实信用的公德意识。
2.加强信用立法,完善我国信用立法体系。由于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不开放,影响了信用报告的质量,进而影响了市场需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信用法律体系的建设与信用体系的建设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在我国信用缺失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应当首先开展信用法律体系的建设,及早出台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3.建立高效的政府信用监督管理体系。由政府建立一个信用监督管理部门具有重要意义,以指导和监督相关部门相关企业的信用制度的建立。
4.逐步建立起基础性的信用数据库。信用数据库的建立,对于国内企业来说,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激励,二是惩罚。
5.建立市场化现代信用服务体系。市场化信用服务体系是信用体系的主体,其本质就是将信用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行经营活动,主要包括:资信调查、信用征集、信用评级、信用担保、信用咨询等,信用服务业是智力密集、技术密集、专业化程度高、市场集中度高的新型服务业,在防范信用风险、促进交易发生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谭中明.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理论、模式体制与机制[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3]韩喜平.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及我国信用制度的构建[J].当代经济研究,2000(7).
【关键词】思维方式;中医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R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09)08-0034-01
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指出:“我们所观察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由我们用来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 这里“探索问题的方法”指的就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着医学研究的角度和视野,支配着医学研究的思路,制约着研究方向,内在性的决定着研究成果的性质和水平,对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先导作用[1]。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医学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认识才逐步明确,从定性的角度来看是系统论的,从发展水平来看是朴素的,尚未达到现代系统论思维方式的水平。中医学朴素的系统论思想,是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其主要内容体现在它的六个基本原理(非加和原理、元整体原理、功能性原理、有机性原理、有序性原理、自主性原理)中,下面就从中医系统论的六个基本原理认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1非加和原理
该原理是从只存在于“人”的整体层次,不能分解为机体的各部分的内容或其相加和角度出发,来解释精气神、阴阳、藏象、经络、“证”等内容。
2元整体原理
该原理指出中西医学具有不同的整体观看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西医学是“合整体观”,中医学是“元整体观”,即西医认为“部分”是产生决定“整体”的原因,而中医认为“部分”是由“整体”产生和决定的;西医重视“部分”,而中医重视“整体”。 如下图所示:
整体(果)产生、决定反作用部分(因)整体(因)产生、决定反作用部分(果)
[西医学“合整体观”][中医学“元整体观”]
3功能性原理
该原理指出中医学注重功能性病变,重视阴阳失调、气机失调和正邪相争;相对而言,西医较为重视器质性病变,重视局部的组织结构的病理改变。
4有机性原理
该原理又称联系性原理。该原理认为中医学是“关系中心论”,认为健康的本质是“关系”(阴平阳秘)正常,疾病的本质是“关系”(阴平阳秘)不正常。
5有序性原理
该原理指出人是典型的耗散结构,有如下特征:①人的机体的稳定是高有序度上的稳定。②人的机体的有序稳定是靠耗散物质、能量建立和维持的。③人的机体的有序稳定在热力学上是非平衡的。该原理的重点在于正确认识到“阴平阳秘”不等于“阴阳平衡”:人体阴阳的运动变化反映着生命过程中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和转化。①在热力学上,阴、阳的任何一方,其自身都不能是平衡的。“阴平”是“阴藏精”过程流的最佳,“阳秘”是“阳化气”过程流的最佳,都是远离平衡的。②阴与阳之间的关系更是不能平衡的。阴与阳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和转化,形成“互根、互用、互生、互化”的相互关系,这些都是以阴与阳之间的非平衡为前提的。另外,“阴平阳秘”作为人身的健康态,它不只是“稳定”,更重要的是“有序”,且“稳态”是其外在表现,“有序”是其内在本质。故“阴平阳秘”是阴阳统一体的“非平衡有序稳态”。“阴平阳秘”这一最佳状态的“失调”有两种基本情况:①“失稳”但不“失序”。此时阴阳运化能力仍强,有序度没有改变,故虽有偏离但“阴阳自和必自愈”,往往不药而愈。②“失序”必致“失稳”。这是“失调”的较重状态,此时阴阳的运化能力失常,机体有序度下降,进一步恶化会发展到“阴阳离绝”,这种“失调”必须通过调理和治疗才能恢复正常。
6自主性原理
该原理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阴阳自和必自愈”。“阴阳自和必自愈”首见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原文58条指出:“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可见,“阴阳自和”是机体所固有的调节阴阳的消长、平衡,以及进行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及过程。“阴阳自和”是“必自愈”的前提条件[2]。“自”不表示“自身”而意为“理当”、“自然”。《说文》:“和,相应也。”五声和而后悦耳,五味和而后适口,故“和”是适合,和谐,是恰到好处之意。和,是治疗的目的。在疾病过程中,机体本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修复,从而表现出一定的“自愈”趋向。从《伤寒论》中的自愈证来看,都是以“阴阳自和”为前提的[3]。“阴阳自和”论的要害不在“和”,而在“自”。它所解决的已不是什么健康态的问题,而是阴平阳秘这种有序稳态的健康态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它的回答是,阴平阳秘这种“和”的健康态不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控制作用形成,而是由阴阳本身的内在矛盾运动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自和”,不是“他和”。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并非人体被动地被损伤的结果,而是自主性地反映过程。因此,中医治疗疾病的中心环节是依靠、调动、发挥机体固有的抗病祛病的机制和能力,治病的本质并非“治愈”,而是“自愈”。
人的机体是通过自我复制、自我更新、自我调节组织起来的“自组织”系统,人是靠机体固有的调节能力进行自主性调节。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中医学指出的“阴阳自和必自愈”与现代的诸多理论精巧吻合:《从现代系统理论探讨张仲景“阴阳自和”观》一文从“物理统一场论”和“现代非线性系统理论”来解释“阴阳自和”[4]。《“阴阳自和必自愈”新解》一文对“阴阳自和必自愈”的解释是“顺势疗法”,即不直接针对病因和病灶产生特异性的治疗作用,而是作为外加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作用于机体的“中介”或“气化”过程,推动机体的自组织,即顺势调节,因势利导。并指出阴阳自和在时间方向上不可逆[5]。现代系统自组织理论揭示出,一切自然系统都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和过程,即在自然条件下,自己走向有序化,并建立和保持有序稳定。耗散结构理论指出“耗散导致有序”,协同学指出“协同导致有序”,超循环理论指出“超循环导致有序”,这些理论均揭示了自然系统普遍的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它像“一支看不见的手”,能把环境提供的条件有选择的进行利用,组织为系统自身,提高系统的有序度,保持特定的有序稳定状态。
经过20多年的挖掘总结研究,发现中医学系统论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是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形成科研和临床诊治中的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根据已有的研究,其主要内容是:非加和观、元整体观、功能观、联系观、有序观、自主观。现代系统科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在中医学里已经以朴素的形式体现出来,印证了中医学的思维是朴素的系统论思想之说。
参考文献
[1]祝士讷.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M].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1.
[2]梁华龙.伤寒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24.
[3]纪立金.伤寒析变[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5.
[4]张敬文.从现代系统理论探讨张仲景“阴阳自和”观[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9(5):34-36.
巴塞尔委员会在监管原则中引入IRB方法的演变
巴塞尔委员会此次提出在监管原则中引入IRB方法,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一些国际大银行发展出各种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 并且计算经济/风险资本〈economic capital〉。这些银行意识到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公布的旧版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并不能准确、敏感地体现真实的风险水平, 因此, 在衡量风险时更多地采用经济资本, 而不是监管机构所规定的资本。另外, 随着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asset securitization)与衍生产品的出现与日益复杂, 更加突显1988年的资本协议不能准确衡量实际风险的问题, 1988年的协议面临重新修订的必要。
委员会了解现行资本协议的不足,也致力研究改善的方法, 其中一个里程碑是1996年的修订, 将市场风险包括到资本协议中,并允许银行采用风险模型来衡量市场风险(VAR, value at risk)。当一些银行运用风险模型来衡量与管理信贷风险之后, 委员会面对重新考虑有关信贷风险资本的规定。委员会在1999年6月公布的《新资本充足比率框架》(“A new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文件中, 首次提出三大支柱的概念, 并在第一支柱的信用风险中提出IRB方法。在提出与不断改善IRB方法的过程中, 委员会做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了业界比较常见的两大类信贷风险模型:Default mode paradigm (简称DM) 与Mark-to-market paradigm (简称MTM)。虽然从2001年初公布的新协议中, 尤其是IRB的支持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两类信贷风险模型对IRB方法的影响, 但是委员会在新协议中并不允许银行完全采用信贷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及其相应的资本准备。1999年4月的信贷风险模型研究报告中得到的最主要结论是:信贷风险模型尚未到达与市场风险一样的成熟阶段, 信贷风险模型受到数据有限与未能验证模型的准确性这两个主要问题的限制, 因此委员会暂时不会考虑让银行使用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或计算应提取的资本准备(在新协议中的IRB支持文件第七点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明)。但是委员会同时也意识到信贷风险模型将来会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因此在新协议中不能完全忽视银行在衡量信贷风险方面发展出的各种工具。
于是,这造成2001年初公布的IRB方法有个明显的特点:委员会将IRB方法中的主要信贷风险因素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在以往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认为可以接受的衡量信贷风险工具, 在新协议中, 委员会允许银行在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银行内部的风险因素, 主要包括所有IRB方法中的银行内部评级、与评级挂钩的违约率PD, 以及高级IRB中的衡量违约风险暴露EAD与给定违约损失率LGD的方法, 使用一些减轻信贷风险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的做法〈虽然委员会对这些做法做出比较有争议的修改〉。委员会为此作了不少准备工作:包括于2000年1月公布的《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做法》(“Range of practice in Banks’ internal ratings systems”)、2000年八月公布的《信贷评级与信贷质量的补充资料来源》(“Credit Ratings and Complementary Sources of Credit Quality Information”)与2000年1月公布的《业界对减轻信贷风险工具的看法》(“Industry Views on Credit Risk Mitigation”)。另一类是委员会认为还不够成熟, 不能在新协议中使用的衡量信贷风险理论与工具。委员会在这些工具的理论基础上做了大幅修改的,主要包括可预见风险EL与不可预见风险UL的理论〈即银行认为只需要为UL提取资本准备, EL可以由银行的一般准备与利息收入覆盖。 而委员会要求银行为EL与UL都提取资本准备。〉;利用PDF函数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of Loss)计算信贷风险VAR的风险模型(主要是DM与MTM模型)。委员会在这些其认为不够成熟的理论基础上做了大幅修改,制定出IRB方法中的计算风险权重(risk weighting)的公式, 调节授信组合中的风险集中度(Granularity, 简称G)的做法, 对减轻信贷风险做法的调整,主要是加入了w因素。委员会对这类理论的大幅修改成为业界在反馈意见中引起最多争议之处, 也是委员会在研究业界的反馈意见之后, 可能做出修订的主要方面。由于第一类的风险因素, 业界与委员会的分歧比较少, 因此, 以下简单分析IRB方法中对于第一类风险因素的构思, 着重分析第二类风险因素的主要构思与特点, 业界的不同意见, 委员会可能采纳业界的哪些意见并做出修订。
二 IRB方法中关于第一类风险因素的主要理论框架
巴塞尔委员会总结1999年至2000年底对银行的衡量于管理信贷风险的做法所做的调查与研究, 认为比较多的银行有能力运用内部评级系统来衡量于管理信贷风险, 并且能将客户评级与违约率PD挂勾。另外, 银行在衡量与预测违约率PD时,有比较充足的数据, 并且可以参照外界评级机构对各借款人评级相应的PD资料, 从而能比较准确地衡量与预测PD。
但面对数据有限的问题, 比较少的银行能够准确地衡量与预测各种产品与客户的给定违约损失率LGD。而且不同银行对LGD的预测结果有很大不同, 银行之间的可比性比较低。另外, 与PD相比, 在LGD方面, 可供银行参考的外界资料相对少了许多。因此,委员会根据对银行的调查研究结果,在酝量IRB 方法时提出了基础IRB与高级IRB两种方法, 以便让有能力、有条件的银行能够更多地运用其现行的衡量、管理信贷风险做法。尚未有能力的银行在使用银行内部的方法衡量部分风险因素的同时, 对于目前尚未有能力衡量的风险因素, 如LGD与EAD则使用委员会的统一规定。
需要留意的是, 委员会在制定基础IRB中由监管机构统一规定的风险因素时, 由于要平衡简单、易行与准确衡量风险两方面的需要, 以及银行之间风险水平的差异, 因此, 在制定一些统一规定时偏于保守, 从而造成了采用基础IRB方法的银行比采用标准法的银行可能提取更多的资本准备的不合理结果, 这个结果也是与委员会的理念不相符的(即为银行提供提高衡量风险能力的动机, 对于相同的风险资产, 能更准确衡量风险的银行可能提取比较少的资本准备)。 造成基础IRB偏于保守的特点在委员会关于基础IRB的LGD规定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以下略作说明:
基础IRB方法对给定违约损失率LGD主要以下规定:
1 按照是否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 对LGD有以下规定﹔
对于有优先索偿权,但没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 LGD是50%。对于没有优先索偿权,又没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 LGD是75%。委员会承认这样的规定偏向保守, 因为在基础IRB 方法中, 委员会认可的押品十分有限, 银行的大部分授信将被当作无抵押的授信。
2 即便是对于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按照押品值与授信额度的比率, 对LGD有以下规定:
(1) 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
委员会根据押品值与授信额度的比率(the ratio of collateral value to the nominal exposure, 简称C/E), 订出两条线:30% 与140%。委员会再制定这两条线的主要构思时﹔担保授信的押品一定要达到授信的一定比率之后, 才对LGD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才能在计算LGD时得到认可。这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基础IRB方法中为委员会认可的押品对LGD所起的作用。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 若C/E小于或等于 30% 的, LGD为50%〈这实际上等于不认同押品对LGD有任何影响, 因为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无抵押授信, LGD也是50%。 委员会的理由是, 当C/E小于或等于 30%时, 银行在处理押品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可能超过处理押品能够得到的金额, 因此, 银行没有足够的动力妥善管理押品, 从而认为应该将这类授信等同于无抵押授信〉。若C/E大于 140% 的, LGD为40%〈140% 的C/E相当于授信与押品值的比率为70%, 银行在借出$70元的贷款, 而该贷款由$100的押品担保, 委员会认为当借款人公司违约时, 银行即便出售押品, 也可能面临$28, 即$70x40%的损失。 请留意, 这类押品已经局限于委员会认可的很有限的押品种类。〉。若C/E在30% 与140%之间的, 用(1-0.2x(C/E)/140%)x50%的公式计算LGD。
(2) 对于没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即便有委员会所认可的押品作抵押, LGD仍为75%。 即等同于无抵押授信处理。
委员会对于所认可的押品范围, 以及对于基础IRB方法中的LGD规定引起业界比较大的反向, 也是委员会可能做出修订的内容之一。
三 IRB方法中关于第二类风险因素的主要理论框架以及全球金融界的反馈
由于计算公司授信的风险权重以及决定风险权重的各类风险因素是IRB方法中最详细与复杂的, 因此, 以下的分析主要围绕公司授信。
(一) 计算公司授信的授信期限(maturity, 简称M因素)
委员会承认M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 在其它风险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M越短, 风险越低。 银行在衡量信贷风险, 风险定价, 资本准备与调节风险后的回报时, 往往都会考虑M所起的影响, 并通过主观判断或信贷风险模型来调节与体现该影响。
【关键词】以人为本 家具设计 应用
由于现代家居设计是一种适应人们生活的设计模式,在设计的过程中要从人的心理和行为角度出发,使人性化原则贯穿于家居环境,只有这样才可以满足人们对现代居室环境的要求,使人们生活更加舒适,工作和学习效率更好。
1 人性化设计的理念
所谓人性化设计理念,主要是一种以家具功能为中心的设计思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求,人性化的设计首先应该在物质上满足人们的基本要求,并体现相应的功能作用,从而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也就是适应人们的经济条件,使其设计最终能为人服务。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是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在家具设计的时候更加关注人的因素,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物”的精神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文化氛围。由此可见,在使用家具的过程要让人们从中真正地体味生活,使生活更加丰富并充满意义,能够在家具的使用过程中找到情感的共鸣,把室内环境的各种要素与人有效的结合在一起,才可以使家居设计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2 “以人为本”理念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2.1 从人的心理反应分析家具设计的原则
由于家具设计的服务对象是人,家具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功能空间,因此,在家具设计的过程中,应该首先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家具设计的空间造型可以对人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和人们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人们在特定的生活中逐渐形成自己独有的观念,并且每一个人对家具设计的观念都存在差别,所以在家具设计的时候应该考虑人的心理反应,要从家具设计中了解居住者的审美特征和文化素养。例如,对于一些年轻的人来说,他们喜欢色彩明快和图案新潮的家具装饰风格,对于年长者来说,他们则注重端庄典雅和色彩深沉的风格。由此可见,作为家具设计师,要从居住者的心理反应和设计需求来进行分析,设计出符合居住者要求的居住环境,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家具设计的满意度。
2.2 做好结构设计,使用功能的合理分区
在家具设计中,较为重要的就是如何有效的使用室内空间,由于人的居住活动存在一定的互相性和秩序性。因此,作为家具设计师应该根据这一特点,从居室空间的机构层面上出发,确保功能的合理分区,使其更加具备人性化,对于设计师来说,家具的设计,不光要注重美化室内的环境,还应该进行有效的生活设计,这样才可以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要求,使家具设计呈现相应的文化气息。由此可见,以人为本的家具设计思想,不但可以从根本上确保家具设计的人性化,还可以达到人们高水平的生活要求。家具设计同使用者在某种意义上有如艺术家和观赏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存在着心理上的相互沟通的基础,存在着对同一形象信息的意义概念和情感概念的一致性。家具设计师应充分利用这种关系,预想使用者对家具的需求,从而使设计出的家具能满足使用者的心理期待,既满足了其使用功能,又体现了人性的关怀,从根本上提高“以人为本”理念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意义。
2.3 家具材料人性化
由于材料是构成家具的重要基础,也是家具设计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设计师在设计家具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和人体接触的家具材料多选择软的材料,这样才可以方便人们调整坐姿,使人们得到较好的休息。在家具材料选择上较多使用的是木质材料,木质的家具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手感,对于现代人来说在家具材料选择上较多强调环保,要求自然材料和人工材料有效的结合在一起,从中体现人性化。例如,在儿童家具设计的时候,就要从安全上进行考虑,要避免使用金属家具,应该以实木为主,这样才可以符合儿童的需求。
2.4 家具尺寸的人性化设计
家具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人,家具的尺寸个性化也是根据人的舒适度来进行设计的,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为目的的。在家具设计中,要针对不同的使用群体来进行家具尺寸设计,例如,对于普通人来说在写字台设计的时候,要考虑人体的坐姿尺寸,了解座椅和写字台之间的关系,而对一些轮椅的使用者,则应该考虑使用者的人体坐姿尺寸。一般情况下,设计座椅的时候,高度在400mm左右,设计轮椅的时候,高度应该在500mm左右,并且要考虑轮椅扶手的位置,使轮椅能够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2.5 人性化理念在家具造型设计方面的体现
随着人们对家具设计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只是以实用性作为家具使用的基础,那么就不能完全满足家具使用者的需求,许多家具使用者把目光集中在了家具的外型上,这也是给消费者带来的最直观的印象,通过外型可以使消费者从中感受到家具的舒适感,使消费者具备视觉体验,从而激发消费者的审美情感。“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家具造型设计中,要充分利用多元化的影响因素,除了要考虑家具的安全性外,还应该考虑家具造型的趣味性,在家具的棱角设计上要多以圆滑为主,确保家具的稳定性,特别是对于书架等一些较高的家具来说,要根据使用者的情况来进行造型设计,这样才可以满足家具使用者的需求,从而体现家具设计的人性化理念。
2.6 色彩搭配中的人性化
色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心理产生相应的影响,对于设计师来说做好色彩设计显得极其的重要,由于浅色调可以给人一种宁静、轻松的感觉,所以对一些室内空间较少的居室来说,可以使用浅色来进行处理,这样才可以满足人们开阔空间的心理需求。中灰度色调给人一种收缩的视觉效果,对于一些面积较大的地方来说可以使用中灰度色调。除此之外,如果想要达到使空间变窄的效果,可以使用深色系的色彩,这样的处理可以给居住人营造出一种亲切、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根据我国建筑的情况来看,在家具设计时普遍采用的是浅色调来处理,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房屋顶面给人带来的压迫感,与此同时,配合上光照,就可以使室内具有较好的照明度,以便于人们看清室内物品,由此可见,想要做好家具色彩设计,就应该做好各方面的色彩搭配,使家具的色彩互相衬托,给人一种层次感和人情味,从而营造出一种舒适的居家环境,提高空间的立体效果。
2.7 家居照明设计中的以人为本
在家具设计中,照明设计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确的灯光运用可以有效的改变居住空间的氛围,给人营造一种温馨的感觉,因此,作为设计师在进行灯光设计的时候,首先应该结合居室的物品,设计要以协调为基本原则。在灯具的选择上面,应该选择一些眩光的灯具,对于床头灯来说,最好能够调角度和亮度,这样就方便居住者在床上看书和查阅资料,在设计背景照明光线的时候,应以柔和的光为主,使整个家居空间更加呈现人性化。除此之外,居住者想要获得更加理想的光线,可以采用反射自墙面和天花板的光线,这样做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出现亮点,不会在使用者的脸上产生阴影,通过这样的设计来达到使用者的不同需求。
2.8 做好无障碍设计,注重特殊人群的需求
在家具设计过程中,做好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的无障碍设计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满足特殊人群的基本要求。在位置的选择上,应该选择阳光朝向好的空间做卧室,要与有声响的客厅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可以保证老人的休息质量。除此之外,要在室内放一些比较牢固和圆滑的家具,避免特殊人群经常活动的范围出现障碍物,要从特殊人群的心理需求出发,可以考虑把房间和卫生间相连,在厕所安置相应的夜灯,尽量根据特殊人群的需求来设计家具的高度,这样才可以达到特殊人群无障碍设计的目的。
结语
综上所述,家具设计的“以人为本”可以使家居环境更加协调和舒适,延续居住人原有的生活方式,满足人们对家具生活多功能的需求。所以,首先应该从人的心理反应分析家具设计的原则,做好结构设计,使用功能的合理分区,并且实现色彩搭配中的人性化,使家居照明设计以人为本,做好无障碍设计,注重特殊人群的需求,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居住人的生活品质,改善了室内居住环境。
参考文献
[1]沈瑜.“城市家具”人性化设计浅析[J].浙江建筑,2005(04).
[2]刘娜.浅谈家具的人性化设计[J].美术大观,2009(06).
关键词:货币理论; 货币流通; 通货膨胀
早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有思想家对货币问题进行解释。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货币曾作了深刻的。但是,“两千多年来人类只会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科学的货币理论是马克思创造的,要认真学习马克思货币理论并将其应用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
一、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1、 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在资本论中第一次出现“货币”时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等价形式同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特殊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货币的本质有三个理解点:首先,货币是一种一般等价物;第二,货币是一种商品,并且是一种特殊商品;第三,货币的本质体现的是货币的社会属性,货币和其他商品的交换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互换劳动的关系。
货币的职能就是货币在交换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商品的价格用若干单位的货币表示时货币体现其价值尺度的职能,当商品转移和货币转移同时发生时货币起的是流通手段的职能,当货币转移滞后于商品转移时货币发挥的是支付手段的职能,人们将货币储藏起来以实现跨期消费时货币起贮藏手段的职能,当有一种货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并使用时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世界货币。
2、 信用货币和纸币
信用货币即代替金属货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信用证券,如汇票、银行票、支票等等。纸币《资本论》中马克思特指的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在现代经济社会,国家法定货币一般由中央银行发行,因此可以将纸币看作是银行券,归于信用货币。关于信用货币和纸币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信用货币和纸币出现后,资本主义的货币运行有了重大变化,强大的信用货币不断挤出金属货币,进而引起了相当一大部分商品的交换通过票据的抵消得到实现,完全不需要货币支付,同时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信用货币的广泛使用带来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国家可以利用管理信用货币和纸币来调节经济,也就是货币政策。
3、 货币流通理论
马克指出,作为流通手段发挥职能的货币取决于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货币需求量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当作支付手段发挥职能的货币量还取决于到期支付总额、债务相互抵消状况和同名货币流通次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流通中货币总额规律—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的支付的总额,减去彼此抵消的支付,最后减去同一货币交替地时而充当流通手段时而充当支付手段的流通次数。对于银行券,其性质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其流通也受货币流通量规律的支配,其发行数量也应限于流通中必要的金量。
三、根据马克思货币理论治理我国通货膨胀
1、依据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当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量时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控制通货膨胀的根源就在于控制纸币发行量使其符合实际需求。
1) 中央银行应依法独立制定货币政策,保证货币供应量维持稳定。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流出渠道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各经济主体,显然中央银行在控制货币量供应过程中不仅具有权威的地位,还起着中要的作用。
2)控制货币发行量作为最终的目标,可以通过中间目标如利率等实现。例如当流通中的货币过多时,应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减少商业银行的可放贷货币量进而削弱基础货币的乘数作用,同时提高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以吸收社会中的流通货币并且减少消费者的货币需求。但我国的长期利率管制严重阻碍了间接金融调控的进程和绩效。因此我国要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并且进一步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
2、依据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需求公式,除了控制货币供应量以适应经济需求外,当社会中流通的货币量突然增加时也许可以采取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或者增加商品价格总额即总供给的措施,以提高货币实际需求量。
1) 货币流通速度指单位货币在一定时期内的周转次数,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主要因素有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及生产专业化状况以及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从经济发展的方向来看,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效率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必然的,货币流通速度职能越来越快,不会呈现减慢趋势,因此降低货币流通速度几乎是不可行的。
2)增加商品价格总额即社会总供给是切实可行并且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方法。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就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这就需要政府对有发展能力和前景的行业和企业实施减免税收、研发补贴等宽松的财政政策支持,同时银行应对这些企业进行优惠放贷或者提供信用担保如信用证业务等,鼓励企业扩大其生产。(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 陈征,李建平.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与发展.[M].厦门: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6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