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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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音乐美学的内在含义与音乐艺术实践的关系

伴随着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出现了一门以研究美、美感、创造美和美的规律为主要内容的美学学科。音乐美学作为美学的一部分，是研究音乐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基础理论学科。只有通过对音乐艺术表演的实践研究，才能准确掌握其美学规律，才能更精准地把握艺术本质从而进行音乐艺术表演。

音乐美学的目的是理清音乐艺术的本质和内在规律，重点研究音乐的本质、内容和表现形式，音乐对人的感觉、想象力、情感和理智产生的作用，音乐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以及音乐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音乐美学涵盖面较广，研究内容复杂，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和在自然科学中取得的成果，从而进行对音乐艺术的深刻和精准综合研究与高度概括。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是音乐艺术实践活动，音乐艺术实践活动又是音乐美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通过对音乐艺术实践活动的研究，才能得到音乐艺术的本质，把握音乐美学的精髓。反之，音乐美学史音乐艺术表演的基础，在了解音乐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才可以再艺术表演中自如发挥和创作，不断吸收和创新，以到达将音乐艺术表演发挥到极致。

二、音乐美学研究角度以及对音乐艺术的作用

音乐美学要从四个角度来进行研究，分别是哲学、心理学、广义社会学以及音乐作品自身美学特征这几大角度。哲学这一角度主要需解决的问题是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内容、音乐与现实的关系。这些问题是研究音乐美学的基础，具有本质性，与哲学认识论关系密切。心理学的角度即是研究包括创作者、表演者、欣赏者的心理状态和感受，创作者是出于何种感受创作作品，表演者是如何理解并演奏作品，而欣赏者对音乐艺术作品又产生了何种感情，这些都是这一角度研究的内容。在这一研究中，心理学提供了研究方法，成为理论基础和前提。

广义的社会学角度就是从社会学出发，研究音乐的社会属性、社会功能、社会价值、阶级因素和音乐存在与发展等等社会性一系列问题。音乐作品自身美学即是对音乐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作品要素、作品结构和特性，从这些角度出发来探讨音乐美学。

音乐美学对音乐艺术表演的作用极为重要，因为音乐表演不仅是技术的发挥，更为重要的是对音乐作品内在含义的理解，准确传达艺术精髓是艺术表演的本质。倘若表演者只注重表演技术，而忽略了对作品的感受，没有理解创作者的意图，忽视了作品所要表达感情，那么表演即是空泛的，无法使人产生共鸣。因此音乐美学是音乐艺术表演的核心价值，直接作用于艺术表演，决定艺术表演质量。

三、音乐美学对音乐艺术实践的现实意义

出于音乐美学的重要性，音乐家也将其称之为音乐哲学。它对每一位音乐人士都有极重要影响，无论是在演奏还是在欣赏过程中，音乐美学都有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在表演过程中，以下三点美学原理需要时刻遵循掌握：第一，表演上与原作品统一，再次创作要不得违背原作品本质含义。在表达自己对作品和对音乐美的理解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原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创作者的作品表达意图。第二，音乐演奏风格在历史背景下符合当代精神。在音乐表演时既要注意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又要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用当代的视角来观察历史背景，精准完美的再现音乐作品。第三，艺术表现与表演技巧相结合。单纯炫技却忽略作品本质只会使艺术表演显得空泛，而没有精湛的表演技巧，也就意味着缺少将音乐作品完美演绎的基础条件和表演手段。只有做到以上三点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音乐美感，提高表演技巧，使音乐表演能力愈加精湛。

四、结语

第2篇

摘 要：提高教学有效性是新课程改革以来每一位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师所梦寐以求的事情。在初中阶段，历史与社会学科占据十分重要的教学地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作为每一个中华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怀有一种温存与敬意。历史与社会的教学工作历来都是初中阶段各学科教学之中的关键，通过有效的教学能够塑造学生良好的历史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关于如何有效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谈一些心得体会。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有效性

自新课程改革以来，教学有效性成为每一个初中一线教师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学之中，对于有效性的追求也是每一位一线教师孜孜不倦的努力。为了有效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师很有必要从自身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入手，秉承新课程改革以来的终身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观和历史思维。同时，也要注重对学生历史与社会学科学习兴趣的激发，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积极调动学生的课堂情绪，鼓励学生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为学生未来更高阶段的历史和社会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笔者现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关于如何有效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总结如下。

一、激发学生的课堂主体意识，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

长久以来，初中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效率提高困难，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学生的课堂参与程度较低，学习积极性不高。教与学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个教师与学生进行有效互动的过程，而以往的初中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中，教师过度地占有课堂，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能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久而久之，学生的思维就会产生惰性，对教师的依赖性也会不断提高。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学习效率很难得到真正有效的提高。

为了有效地做好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教师应该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精心安排课堂教学环节，给予学生以适当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能够有机会参与课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地发挥。这样，不仅教师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到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自身的教学策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而且学生的思维也会由被动变为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也会显著地提高。有了这些作为基本的保证，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才会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革新教学理念，促进W生学习动力的形成

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学并不是仅仅为了让学生获得某些知识，记住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正确的历史观，而这也是长久以来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一直没有做到的事情。单纯的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必然会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疲惫感，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因为很多学生都会意识到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内容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对于其自身并没有太多实在的意义，有了这样的情绪，学生自然就会渐渐地产生一种怠慢心理。而且这样的教学理念也与新课程改革以来的终身教育理念背道而驰。

基于此，教师应该从自身的教学理念进行反思，是要继续坚持知识传授式的教学，无视学生在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心理感受，还是勇于跳出原有的思维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观和历史思维，培养学生对历史和社会事件的分析和见解能力，鼓励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思考，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位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师作出深入的思考。

历史与社会学科知识的学习是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好地认清现在，展望未来，有道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与其强调让学生记住枯燥乏味的社会知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倒不如让学生能够形成一种思维能力。而且初中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对于学生很多的思想品德和道德素质方面的教育将会影响学生的一生。因此教师要明确自身教育责任的重大，秉承新课程改革以来所形成的终身教育理念，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和社会价值观，以此为目标促进学生持久学习动力的形成，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打好基础。

三、合理利用教学情境，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情境的有效创设毫无疑问会对初中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很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需要以一定的历史背景作为烘托，如果脱离了这个背景而独立存在，则学生很难准确地分析和理解。因为毕竟初中阶段的学生生活阅历非常有限，对于很多事物的理解能力还很欠缺。这时教师就可以充分利用教学情境来作为铺垫，让学生能够如身临其境更加全面地分析和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例如，在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很多学生对这段历史并不陌生，不论是从电影还是电视剧都或多或少地了解这段历史。但是学生了解的毕竟是影视作品之中的历史，而且电影和电视剧只能够从一个侧面来讲述一段时间之内的历史。要想真正综合性或者是总结性地来看这段历史，还需要学生具备更强的历史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如，如何理解对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学生会从多个方面来阐述，但是很多学生在阐述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不是很全面，有很多分析不是很到位。于是我用多媒体视频将前后的中国现状以文字、图片以及视频等方式展示给学生，为学生创造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学生仿佛置身于这个时代当中。学生通过这样的背景烘托很好地理解了当时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屈辱以及平静之下激流涌动的革命力量。

在经过这样的背景烘托之下，学生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明显准确了许多，很多学生还横向联想到了法国、英国以及俄国等资本主义革命，横向比较了各国革命发生的时间以及其必然和偶然的原因，这种横向综合比较让学生更加准确地把握了历史的脉搏以及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历史思维的形成，而不仅仅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掌握。

四、丰富课堂教学手段，凝聚学生的历史思维

历史与社会学科的学习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对历史和社会知识的理解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对于这一点教师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将教学过程设计得更为开放。例如，可以采用分组合作学习或者探究式学习等方式，积极调动学生的课堂思维，让学生积极进行思考和总结，踊跃表达自己对历史和社会知识内容的见解，加强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不断交流和互动，学生的历史思维会更好地凝聚，历史能力也会得到更好的提升。另外，在这样开放式的交流和沟通过程中，教师将会更加准确地把握学生在历史和社会学科学习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正确引导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及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成长。

总之，在初中历史和社会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对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调动，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提高学生的思维活跃程度。在课堂教学之中，更加注重课堂教学手段的丰富，关注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实际感受，准确把握学生内在品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轨迹，通过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学，塑造学生良好的的人格，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第3篇

理论范式的更迭内在地包含了范式间的紧张关系，学术批判正是这种紧张关系的外显。从行政思想史上看，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这一奠基性范式的质疑与学术批判蔓延达百年之久。它们在推动行政学说范式变迁的同时亦保留了政治—行政二分法的部分思想特质。本文试图运用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以政治—行政二分到事实—价值二分再到决策—执行二分的演进过程为主线，深入地分析与这些过程存在紧密关系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学术共同体的一般状况，以期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思想特质在学术批判所引致范式变迁中的“遗传生命”，亦展示出一个相对全面的政治—行政关系的范式变迁过程。

一、知识社会学①：一个思想史分析模式的引入

一般认为，知识社会学奠基于马克斯•舍勒，成熟于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经典定义认为，它“是一门探讨每一个知性立场对其背后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并且它把追溯各种立场的进化视为己任”［1］61。因此，思想是知识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它的目的之一在于揭示思想的演进过程，即在展现思想在内容与形式的变化之时亦揭示出其中思想的“遗传生命”［1］35另外，它旨在揭示思想的起源与演化对一定社会群体的依赖作用。知识社会学虽然可以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怀疑论传统以及维科的《新科学》，但它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学共同体中形成的。曼海姆在将知识社会学与哲学和史学比较的过程中确立了其独具特色的分析模式，这一分析模式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图略）：（1）知识社会学持着动态的思想观，它认为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会随着社会与历史的进程发生变化。与哲学倾向于将对思想史建立在没有时间性的和绝对的理性之上不同，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应该关注于思想的演化［2］4-5。故此，对政治—行政关系的考察不应局限于最早的政治—行政二分法，而应将视野延伸至这一范式变迁的整个过程。（2）知识社会学认为思想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对思想的考察需要借助社会—历史背景的视角。曼海姆认为，哲学与思想史学都始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即“思想的产物总是可以与它的心理学或社会学起源相分离”，而知识社会学对此持相反态度。因此，每一种行政理论范式的出现亦依赖于一定的社会与历史条件。（3）知识社会学考察的是产生于群体的思想，它认为只有群体而非个人的视角才能真正理解思想。知识社会学所考察的是“从群体行动的背景产生出来的具体的现存思想方式”［3］3-4。知识社会学认为，人的思维方式、思想实际上是他所属群体的产物，也唯有从社会学的角度才能真正地理解思想。因此，对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分析离不开对学术共同体的考察。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考察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框架。该框架力图从纵向上展示出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变迁，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思想特质在此过程中的传承；并致力于从横向上较为全面地从社会—历史背景与学术共同体的外—内双层结构中揭示出影响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主要因素。社会—历史背景主要包括时代的实际经验世界兼其精神气质两项内容，学术共同体则主要考察学术立场业已分化的学术群体或学派（为了表达的方便，亦可能选取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并审视这些思想对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影响。社会—历史背景构成了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条件约束，既间接促进范式变迁又设置了变迁限度；学术共同体亦受到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约束，它是推动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直接动因。用曼海姆的话来说，以上分析进路使得知识社会学拥有了对思想“精确论述”的能力［3］52。知识社会学分析框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为了发挥它的这一优势，从而相对完整地展现政治—行政关系范式的变迁过程，亦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在此过程中的“遗传生命”。

二、政治—行政关系的范式变迁

根据丁煌［4］、陈世香［5］等人的观点，我们可以将政治—行政关系的范式变迁分为：政治—行政二分、事实—价值二分与决策—执行二分三个阶段。政治—行政二分法在行政思想史中曾经被称为“美国公共行政的圣经”［6］，然而，对它的质疑与批判之声亦从未中断过，这种批判与重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行政关系范式的变迁。威尔逊是学界公认的行政学鼻祖，他于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被认为是行政学的开山之作。作为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法，行政领域的价值中立性使得行政学的独立及其科学化成为可能。从发生的意义上看，政治—行政二分法主要是从工作性质与从业人员差异的角度，对政治与行政活动进行区分［7］。古德诺在1890年出版的《政治与行政》中从政府功能区分的角度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证。古德诺认为，政府存在着“政治”与“行政”两种性质不同的功能，“政治与政策或国家意志的表达相关；行政则与这些政策的执行相关”［8］10。但是，古德诺认识到行政与政治抽象的、绝对的分离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能，“政治必须对行政有一定的控制”，因为政治功能对民治政府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8］14-25。早期行政学者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批判是零散的，这种批判尚未成为一种学术自觉。怀特的《行政学导论》为行政学科学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然而，就行政学研究旨趣而言，怀特认为：“公共行政研究需要与涉及正义、自由、服从和国家在人类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等政治学相结合”［9］。古利克则拒绝接受政治—行政二分法，他通过对政治概念的再定义和行政人员角色扮演的分析指出，行政不应该也不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分离出来［10］107-109。行为主义行政学与新公共管理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批判已经走向学术自觉，并且这种批判是全方位的，故而促成了政治—行政关系的范式变迁。（1）行为主义行政学：方法论转向。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行政学派尝试从方法论的高度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进行理论颠覆。该学派将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静态的原则、程序等转向了动态的行政行为。西蒙指出，行政行为本质上是组织不断决策的过程，而决策与政治紧密相关，所以政治—行政二分在理论上无法成立。作为一种理论替换，西蒙提出了事实—价值二分说，认为就政治而言，决策的主要衡量标准是价值因素，对于行政，决策的主要衡量标准是事实因素。（2）新公共管理：概念重塑。新公共管理扬弃了政治—行政二分的观点，提出了决策—执行二分的新模式，该模式将其理论基础置于经济学之上，并在执行层面大量借鉴企业管理的理性模式。科尔巴奇认为，行政学主流的学术用语经过由管理到政策，再到治理的过程，政治与行政的边界已经模糊［11］，因此，语义更明确、外延更易界定的决策与执行分离的观点登上了历史舞台。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新公共管理乃是要致力于建立“一种把政策制定（决策）同服务提供（执行）分开的体制”［12］。以上学术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行政学范式的更迭，但是范式的更迭并不意味着全然的断裂。从研究对象上看，它们一直都是在围绕政治—行政关系探讨两者的边界及其分离的可能与限度。从思维方式上看，外显为肇始于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学科科学化的公共行政现代性思维贯穿了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整个过程。这种理论层面上的科学化趋势及其内在地对经验层面的技术化要求，体现了普遍主义的、统一的、可通约的、整合的、总体化的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思维模式。

三、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社会—历史背景与学术共同体

由政治—行政二分到事实—价值二分再到决策—执行二分的变迁，是社会—历史背景间接推动与设置变迁限度的情况下学术共同体努力建构的结果。其进程展现了“行政科学”之科学性的三个面相：普遍性公理（原则）、自然科学化、公理性假设和数理逻辑。

1.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与普遍性公理之行政科学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作为行政学现代性叙事的开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引致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存在直接经验关联，工具理性社会蔓延的时代精神气质为行政管理领域的分离提供了精神动力。这一范式下的行政学试图以普遍性公理（原则）为其科学性奠定合法性基础，这与唯理论哲学存在紧密的思想关联，它并不具备太扎实的科学哲学基础。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政治—行政二分提出了要求，既有的政府实践则赋予了它现实可能性。首先，生产力的发展对行政领域的专业化提出了要求。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政府职能与机构急剧膨胀，威尔逊认为政府活动的困难“正在堆积成无以伦比的高峰”，政府急需行政改革和行政知识，“这就是为什么应该有一门行政科学……的理由之一。”［13］此外，政治领域中的三权分立和政党制度为行政与政治分离提供了制度基础。三权分立实际上承认了行政与政治的差异性，也意味着政治对行政的制约；政党政治与人事更迭所引致的政局动荡亦迫切地需要相对中立的行政系统。最后，欧洲的行政实践，如普鲁士的任官制度和英国的文官制度等，亦为这一范式的建立提供了一些借鉴。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作为那一时代重要的精神气质为行政从政治中分离提供了动力。贝尔甚至认为，一部现代文明史，就是工具理性高歌猛进而价值理性黯然失色的历史［14］。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导致了现实生活的计算性与数学化，进而引致计算型人格的出现［15］。同样的逻辑，人的工作领域亦面临着精细谋划和计算的侵蚀。从现象学的视角看，当“生活世界”被工具理性浸没的时候，“意向性”发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信息，不仅符合逻辑而且也与经验相符。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作为行政学科学化的源头与唯理论哲学有紧密关系。科学的内在品性是严格的数理推论和经验观察的对立统一，如巴伯所言，“科学必须既是理性的又是经验的”［16］。就本质而言，科学的内在张力更多的体现于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上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行政学科学化之路长时间表现为这两种路向的分离。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从根本上来说是偏向唯理论一端的。首先，它表现了行政学对普遍性知识建构的冲动，对普遍性（一般性）行政原则的研究构成了那一时期行政学最重要的表征。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学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从经验性实践的混乱和浪费中拯救出来，并使它们深深植根于稳定的原理之上”［7］。古德诺认为：“人类毕竟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人类，人们的各种政治组织因此必定基本上具有相同的目的，并且必定会为了满足这些目的而普遍地采取同样的方式。”［8］4其次，行政领域价值中立使得效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最终上升为普遍性的“效率原则”，而效率从根本上体现的是以理性主义为渊源的合理化逻辑［17］。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研究的目的之一便是在于政府如何能在花费最少的情况下，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完成行政活动［18］。在唯理论思想的影响下，政治—行政二分范式的建构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知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