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古代文学传记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人物传记 官职术语 积累
一、《张衡传》举例及释义
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
举：推荐，推举，汉朝由地方官向中央推荐品行端正的人任以官职，被举荐的人称为“孝廉”。 辟：音bì，征召，由中央官署征聘，然后向上荐举，任以官职。“连辟公府不就”意即：他屡次被公府征召，却不去。
②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
③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
④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征：征召，特指君召臣，即由君王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充任官员。
拜：授给官职。《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迁：调动官职，一般指升官。
⑤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
转：一般的调动，调迁。
⑥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
徙：一般的调动，调迁 。
⑦永和初，出为河间相。
出：指出京受任，这里指张衡离京任河间王的相。（与“入”相对，古人一般以入京任官为荣。）如：《琵琶行》：“余出官二年。”
⑧自去史职，五载复还。
去：卸职离任。
《陈情表》虽非人物传记，但其中古代官职术语较多，值得积累。
①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
察：考察和推举。
②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
拜：授给官职。除：任命，授职。
③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
拔擢：提拔、提升。用于由低级到高级的升迁。
二、归类补充
1.关于任职授官的还有：①任：担当，担任。②授：授官，任命。
用于布衣任官的多为“征、辟、荐、举、起、拔、点”等。①举：人教版九年级课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这五句中的五个人都是从平民被举荐为官的。②起：起用人任以官职或重新启用，任以官职。③提：提拔。
此外，还有：①封：帝王授予臣子土地、封号或爵位。②赠：用于追封已故者以爵位。③赐：赏赐有功之臣以爵位。④赏：由皇帝特旨颁布，赐予官职、官衔或爵位。
2.关于提升职务的有：①进：用于较高职务。②起复：恢复原职务。③超迁、超擢：越级破格提升。
3.关于调动职务的有：①陟：升迁，指官吏的提升和进用。诸葛亮《出师表》（人教版九年级）：“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中，陟：提升；罚：处罚；臧：表扬，褒奖；否：批评。泛指对下级的奖罚或提拔，处分。 ②补：补充缺职或由候补而正式任命。
4.关于兼职的有： ①领：本职之外兼较低它职。 ②摄：暂时兼代本职外更高职务。③权：临时代职。 ④假：暂时。《汉书・苏武传》（高中语文必修4）：“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 ⑤行：官职。⑥署：也有“，暂任”的意思，指无本官的职务。⑦护：原官员短期离职，临时守护印信，“护”有“统辖，统率”的意思。
5.关于降级免职的有：①罢、免、解、黜、夺：官员因过失而被解除职务。②放：“委任委派”的意思，有时也指京官调任外地。③贬、谪：因过失而降级。《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④左迁、左降：降级使用，贬官。《琵琶行》：“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
还有“开缺”（官员因故去职或者死亡，职位一时空缺，另选他人充任）、“致仕”（带职退休）等等。
三、延伸课外
1.阅读下面文言文，指出其中官职术语，理解句意。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礼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①迁都官员外郎：后来又任命为都官员外郎。②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韩愈觉得自己很有才，但却常被朝廷排挤解除职务。③改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委任（他）为礼部郎中和史馆修撰。④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过了一年，又提升（他）为负责政绩考评的官员，起草政令，然后封为中书舍人。⑤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他们）说韩愈曾经降职到江陵府做属官期间。⑥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因这事（韩愈）又被贬为太子右庶子。
2.（2011・课标全国卷）阅读下面文言文，指出其中官职术语，理解句意。
何灌，字仲源，开封祥符人。张康国荐于徽宗，召对，问西北边事，以笏画御榻，指坐衣花纹为形势。帝曰：“敌在吾目中矣。” 提点河东刑狱，迁西上阁门使、领威州刺史、知沧州。以治城鄣功，转引进使。诏运粟三十万石于并塞三州，灌言：“水浅不胜舟，陆当用车八千乘，沿边方登麦，愿以运费增价就籴之。”奏上，报可。未几，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间田千顷，湟人号广利渠。徙河州，复守岷，提举熙河兰湟弓箭手。入言：“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则人乐应募，而射士之额足矣。”从之。甫半岁，得善田二万六千顷，募士七千四百人，为他路最。
①张康国荐于徽宗：张康国向徽宗推荐何灌。②迁西上阁门使、领威州刺史、知沧州：（何灌）升任西上阁门使、兼任威州刺史、沧州知州。③以治城鄣功，转引进使：因为治理城鄣有功，转任引进使。④徙河州，复守岷，提举熙河兰湟弓箭手：（何灌）又被调任到河州，不久又回到岷州，提议在熙河兰湟一带选拔弓箭手。
第2篇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理念；“经典诵读”；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9255（2014）01-0064-03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作为传统性较强的基础课程，它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和方法，而这种教学模式和方法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并不完全适用。而且，现如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那就是教学内容的庞杂与课时数有限之间的矛盾。因此，树立新的教学理念，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应该是课程改革探索的首要任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应该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以文为主并实行“经典诵读”，以此回归文学本位；教学中要尽量做到贯通古今，并把审美教育提升到相当的高度，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
一、实行“经典诵读”，回归文学本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受到一直以来文学史模式以及史学本位的课程观念影响，很多都是讲文学史必讲作家生平、思想、艺术成就和影响，讲文学作品必讲创作背景、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审美性重视不够，导致了学生对文学作品直观体悟能力和审美能力的逐渐丧失，导致“文学作品已经失去了在文学学科中应有的基础，而处在一种知识传授的辅助地位”。[1]尤其是受课时被压缩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教师在教学中一味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规律的把握，而忽略对文学作品细微的情感、艺术和审美质素的阐发，往往将鲜活的文学作品变成了注解文学史的史料，这样的教学理念不仅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不适宜，更不适用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笔者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不应该以文学史为主，而是需要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的以文为主，回归文学本位。要想真正让学生回归文本阅读，实行“经典诵读”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文学经典是历经了几千年风雨历练和时间考验的人类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积淀着广博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之魂，充分体现了先人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尤其是那些反映积极进取、忧国忧民、识礼重义等儒家人文传统的作品对于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平复急功近利的心态，塑造健全的人格很有启发和帮助。
“经典诵读”能够使学生从道德修养、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等方面受到熏陶，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无疑比直接对他们进行说教更有效，而且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力，这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文学发展和历史文化的背景上，对一些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诵读和基本分析、鉴赏的文学作品的能力。与此同时，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在作品讲读、分析的时候，多运用描述性、抒情性的语言，重视意境的感染和心灵的触发，并注意加强诵读指导。“经典诵读”不仅仅能够提高人文素养、夯实专业基础，同时也能够扩大学生的文学知识视野，培养敏锐的感知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理解力，进而磨砺思想、提纯情感、积蓄能量、放飞理想，而且，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艺术的典范，诵读经典同时也是对汉语言精妙境界的至高体验，可以说，“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对语言艺术的精微训练，这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打好专业基础很有助益。
目前，一些高校采取以“经典诵读”为辅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并以背诵默写中国古代文学名篇的方式进行考核，这种做法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或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学中都值得推广。学生一开始可能会感到难以接受，感到不适应，而他们一旦真正进入作品，形成诵读习惯，就会逐渐被吸引。而一旦这些经典所承载的价值观、审美情趣在学生的思想中确立了主流地位，这对于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塑造健全的人格均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二、弘扬中华灿烂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它更是一个贯通古今的过程。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针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实用性、现代性，努力想办法注入更多的时代内容，拉近学生和古代作家作品的距离，引导学生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及其历史变化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师还应该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的人文价值，以创造性的解读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意义，让学生深刻感受到这些经典作品与他们不是遥不可及，而是血脉相通的，尤其要注意发掘这些作品经过时代的大浪淘沙后，对他们的思想、情感、价值建构起到的重要意义，以此启发学生的思辨能力，拓展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与广度。
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历经数千年的积淀与传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有些办学者和研究者似乎有意无意地把具体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和汉语言专业完全等同视之，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科教学和专业教育的区别，只注重语言的学习和训练，忽视文化知识的传授”。[2]尤其是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每人都是光荣的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传承者。那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就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传承使命感。通过与作家和作品穿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能够建立起与前贤今哲对话的平台，拉开与现实世界的距离，看到一个有别于现实功利世界的更加丰富博大的精神世界，使学生在功利追求的人生中看到一种更加高尚的人生，懂得更多处事做人的道理，懂得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与此同时，因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生将来很可能成为跨文化的交流人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注意引导学生在世界范围内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并注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余秋雨先生曾经指出，“文化在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3]所以，教师要注意中外文学比较时的态度问题，并引导学生在将来的教学和文化交流中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对待各国文化，包括能够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勇于过滤其中的糟粕。
三、把审美教育提升到相当的高度，
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
作为艺术结晶的文学作品，它不是简单的再现现实，而是体现了经提升之后的理想的精神境界。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承载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感受，其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和美学特质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过程中，审美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之所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多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极好材料。然而，现如今的教学大多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个性化的文学体验，以及心灵的感悟和审美的熏陶，把本来生动的、立体的文学变成了缺少生气的、平面的知识。很多教师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的时候，往往是直接灌输给学生一些死记硬背的条条框框，根本没有进行真正的审美阐释，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长此以往，学生会渐渐失去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
对此，教师首先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的审美素养，使自己成为一名成功的文本鉴赏和阐释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试着先撇开围绕作品的外在说明，直接把学生领到作品面前，并努力为学生创设自由的审美氛围。比如使用一些诗性的、形象性的语言，或音乐等多媒体等手段，把学生带进作品所表现的意境之中，帮助学生进入一种自由的审美状态，鼓励他们对作品本身的结构、语言艺术等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而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重新唤起学生的文学感觉。例如唐诗名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一首极富诗情画意的诗篇，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是按部就班地讲授作者生平、师生朗读作品、分析诗歌内容、师提问生回答等传统教学方式，很难激发学生对这首诗的审美感受。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效运用多媒体课件，播放专业人士的朗读录音，并让学生充分朗读作品，再加上教师在讲解中运用富于感性和诗意的语言，可以丰富学生的视听，激发学生的审美感受。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绝非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它更是一个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的过程。具体来说，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领悟那些蕴含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包括经世报国的博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豪迈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等，使他们懂得更多做人的道理和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写的是日常生活中偶遇风雨这样一件小事，苏轼却赋予了它深刻的人生哲理，那就是人生的起伏是多变的、是突然的，是无法预知的。在人生的风雨中，重要的是心态，如果能以乐观洒脱的态度去面对坎坷，泰然处之，总会有云散日出的时候。教师由此可以联系苏轼在黄州的经历，引导学生学习体会苏轼在这种超然物外的旷达背后，仍然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之精神。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古代文学知识的传声筒，更应该肩负起传道的责任，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文学教育者最重要的责任。
总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应该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以文为主并实行“经典诵读”，实行“经典诵读”，以此回归文学本位；教师应该努力想办法注入更多的时代内容，拉近学生和古代作家作品的距离，并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的人文价值，以创造性的解读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意义；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传承使命感；鉴于中国古代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美育功能和特性，教师在教学理念上应把审美教育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以诗性阐释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
参考文献：
[1]杨柏岭.文本・美育・文化：当代高校文学类课程教学的问题与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10（9）：44.
第3篇
近年来，随着国际范围内汉语热的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国内高校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以下简称汉教）。中国古代文学（以下简称古代文学）则作为学科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被诸多高校的汉教专业写入培养方案。然而，汉教专业的古代文学课程建设仍有待加强，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缺少真正切合汉教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的古代文学适用教材。这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课程的教学质量、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该课程的规划、建设与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现用教材存在哪些问题、探究问题成因，并进一步思考汉教专业古代文学专用教材编写方面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一、汉教专业古代文学教材选用现状分析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网》提供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2年，我国共有259所高校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教材选用方面，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成为汉教专业古代文学课的首选，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也受到很多高校的青睐。可见，汉教专业古代文学教材使用情况与中文专业并无二致。
毋庸置疑，上述两部文学史都是当今学科领域内的优质、权威之作。然而，优质、权威并不代表适用。汉教专业有着独特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业务要求，忽略这些因素，直接借用相近专业教材，必然导致水土不服的结果，最终影响教学效果。这种水土不服已经在诸多院校汉教专业的古代文学教学中体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材容量与教学时数不匹配。
汉教专业古代文学课时安排各学校略有出入，但一般都在100至140学时之间，分两个学期完成。而中文专业古代文学课则至少安排200学时，分三至四个学期授课。两者学时相差近一半。反观两个专业的共用教材，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共四卷，总字数约179万，内容丰富全面，资料翔实；另一部广为汉教专业选用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为三卷本，共110万字。可见二者皆为卷帙浩繁之作。这样的教材篇幅与信息容量与中文专业课时安排非常匹配，既能满足教学需求，又为师生学术视野的拓宽提供了丰富信息。然而，对汉教专业的古代文学教师而言，要通过仅一百多个学时来完成授课任务，前文所及两部教材就只能“仅供参考”了。老师们的教学要做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线索明晰，就需要首先在教材提供的大量信息中淘金，更多教材内容只能无奈舍弃或布置学生课外阅读。
（二）未体现该门课程在本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应用价值和专业特色，影响人才培养质量。
汉教专业和中文专业虽属同一个一级学科，但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却有着明显区别。汉教专业学位是与国际汉语教师职业相衔接的专业学位，主要培养具有扎实的汉语、外语基础，具备较好的语言应用能力和教学技能，具有良好的文化传播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专门人才。由此可见，汉教专业除了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也尤为注重学生文化知识的积累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这与中文专业的要求截然不同。
基于此，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在汉教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必然有别于中文专业。笔者认为，文学既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显性符号。对于汉教专业而言，通过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学生不仅可以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更能由此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特色与精髓，而某些内容上适当设计中西文学比较环节，更能加深学生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体认，同时增强跨文化认知及交际能力。这项任务的完成，又需要有教材为最基本的依托，而现在高校通用的教材还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一教学需要。
综上可知，目前国内高校汉教专业在教材选用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究其形成原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对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在汉教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目标定位不清，对该课程应发挥什么作用、怎样让课程发挥作用等问题的认识模糊不清。正因为认识不清，造成汉教专业和中文专业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过程、教材选用的同质性。这不仅不利于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也不利于汉教专业古代文学课程建设的良性发展，编写汉教专业古代文学专用教材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汉教专业古代文学专用教材编写的几点建议
结合当下教学实际，笔者认为，在汉教专业古代文学专用教材的编写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几个问题：
（一）内容精当，与教学时数相符。内容集中在一流作家、作品、重要流派及文学现象的介绍与讲解。
第4篇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学习；学习方法
一、汉语言文学简介
汉语言文学是文学类别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的语言类专业中有着很高的地位。汉语言文学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引导学生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可以丰富学生的语文知识，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可以提升学生的修养和涵养，使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成为一个具有良好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优秀高素质人才。我国拥有五千年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在这几千年中，语言一直是精髓。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汉字，我国的语言文化一直在发展。汉语言文学承载着传播我国人文精神风貌的历史重任，一直是我国传统的人文类学科。汉语言文学的主要内容是对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学习研究，更深层次的是对汉语词语、句法的研究。通过研究文学作品，可以极大地提高语言功底和写作表达能力、道德推理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强化口头表达、理性批判等能力。
二、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方法
汉语是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最先接触的语言，从幼儿园起的各个学习阶段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汉语言文学教育，各个阶段选择的学习方法以及学习内容都有不同的地方。在高等教育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学好相关的知识，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程度，提升自己的阅读水平，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如果要想把汉语言文学学习好，那么也一定要掌握好学习方法，探索出一套适合自己而且高效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注重系统性学习
汉语言文学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重系统性，把每个模块系统化，找出相关联的地方和有区别的地方，形成一套自己的学习系统。系统性学习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像是字音、字形、词语等，尽量把基础打牢，不遗漏任何一个基础知识点。其次，课上认真听讲，课下及时阅读。上课的时候要跟着老师的步伐，遇到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弄清楚，可以自己去检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直接去问老师。做好笔记，课下及时复习。老师在上课过程中提到的一些文学作品，课下有条件阅读的尽量去看一看，如果实在是没有条件就把这个作品的简介看一看，了解一下作品的内容。再次，自己及时梳理相关的知识结构，把自己积累的以及老师讲的都整合在一起，构建自己的学习体系，保证各个部分之间的良好衔接。最后，及时复习老师课上讲过的知识点，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拓宽自己的知识面，逐步提升自己。
（二）结合实际
在学习中，把自己所学习到的知识结合实际。在每一个阶段的学习中都要认真学习相关的知识点，借鉴一些好的文学作品中的写作手法和表现方法，尝试去自己创作文学作品。例如在写作过程中，从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借鉴他们对于场景和结构的描述，模仿他们的写作手法，自己创造出一套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
（三）多阅读文学作品
汉语言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语言文字和多种体裁、类别文学作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需要具备比较扎实的语言功底以及较好的写作能力，还要具备很好的人文修养和艺术修养。如果想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只有多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吸收他们优秀的观点和写作手法，并且灵活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在阅读的时候要注意挑选阅读对象，一是教材和老师要求的文学作品尽量去读，这类作品一般都很有特点，可以选择精读，为自己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二是课外推荐读物，这类作品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吸收作品中好的写作和表现手法，确保能从中获取到有用的知识点。
（四）拒绝机械化学习
在步入大学之前的学习阶段，都是“机械化”学习。在进入大学之后，尤其是深入了解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后，应该改变自己以往的学习模式。建议采用分层次的方法学习汉语言文学，把知识点按照从难到易的方式排序，先学习简单的基础，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把基础打牢了再去学习困难的知识点，分好层次，由易到难。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离不开对文学作品的研读，在作品中不仅仅要学写作手法和表达方法，更要从中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深层意思。如果能够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这就是应用。在文学作品中学习和体会到的社会人生百态和历史人文景观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在社会中交流思考的能力，具体就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
（一）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用科学的眼光去分析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其目的是为了做出了更好的决策、判断事情的对错。批判性思维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通过分析和评估做出更好的判断。各个行业都需要这种思维能力去思考问题。具有批判性思维，就可以从问题的出发点思考，纵览全局去考虑问题。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就是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一个较好的方式，政治、历史、社会、艺术等领域的文学作品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好教材。
（二）写作和表达能力
不论何种专业，都需要表达，都需要阐述问题，进行交流。良好的书面表达能力和口语能力是一个人值得骄傲的资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就是中文和文学，培养写作和表达能力是重要的培养目标之一。
四、古代文学学习及案例
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的智慧结晶。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古代文学。通过学习古代文学，可以理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古代汉语中的一些修辞、字音字形、语法、词汇等。在学习古代文学的时候要注重比较和分析，在朗读和背诵的基础上深刻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境。
案例：以柳宗元《江雪》为例，分析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幽静寒冷的画面。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中垂钓。通过夸张的修辞手法，使读者仿佛就在江边看着老渔翁，甚至能够感受到那咄咄逼人的寒气。这首诗的结构也非常巧妙，以“江雪”为题，但是直到最后才点题，开始的时候作者先写千山中的静谧，没有一个行人，随后笔锋一转，顺势推出在江中独自垂钓的渔翁，直到结尾才点题，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古代文学作品中包含了非常多的修辞手法，古人常常把这种手法和意境结合起来，使作品生动形象，饱含感情。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多留意这种手法，分析一下作者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怎么引出的修辞。比较相同作者的不同作品，深刻体会这个作者的写作手法，考虑自己能不能借鉴这种修辞手法，将其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
五、现代文学学习及案例
在学习现代文学的过程中，往往都是学生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听老师讲解相关内容，老师教会学生鉴赏和评论文学作品，养成审美的能力。这种方式有一个弊端就是学生缺乏自己的思考。老师的讲解很重要，但当老师和自己的见解不一致时一定要提出来，和老师进行探讨。
案例：以鲁迅小说《阿 Q 正传》为例，分析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创新思想。
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有着重要的创新思想。小说名字就体现出了一种创新，因为《阿 Q 正传》这个名字不符合中国传记文学体例。传统的传记文学都是先从主人公的姓名、籍贯、家庭情况写起，而鲁迅先生则从一个不知道姓名的人开始写，这就是一种创新。从传主的身份来看，阿 Q 不是达官显贵，也不是英雄豪杰，更不是王侯将相，而是一位打工的人，为这种人写传记在文学史上也是一种创新。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古代为某个人写人物传记的时候，里面描述的都是主人公平生获得的荣誉和功德，一般都是美好的事物，而鲁迅笔下的阿 Q 却是一个欺负弱小者，赌博、酗酒，还会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鲁迅先生把难登大雅之堂的阿 Q 搬到了现代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远的一笔。在自己写作的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些不同以往的创新，不要囿于以往的写作思路，大胆创新，勇敢写作。
学习的方法有很多种，关键是找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中不断总结经验，争取能够达到最大化的学习效果。在学习中要勤加思考和总结经验，优化学习方法。
参考文献
第5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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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国学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也随之受到更多的瞩目，这一切都将成为大学里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助推力。而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学生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更是课程设置的重中之重，不管是立足于当代中国日趋重视国学的现状，还是着眼于该专业学生的能力培养上，这一点都毋庸置疑。然而近些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安排却出现了种种弊端，严重影响了本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迫在眉睫。在解决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审视问题的根源出现的所在，这样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笔者认为我校的本学科课程上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课程设置中时间的拓展
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中国古代文学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是一个时代积累的过程。基础的牢固与否将直接影响学生整个本科时期的学习状况，而很多学校对本学科的课时安排相对较少，不少学生在接触该学科之先，明显力不从心，无所适从，甚至抓不住正确的学习方法。
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课堂时间毕竟有限的，那么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另外的补充课堂时间，例如专题讲座，选修课等形式。可以鼓励教师根据教师自己的兴趣或者研究特长开设专题课程，这样既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教师的能力，同时又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上升空间。
二、学生专业意识的加强
当代社会的浮躁气氛也影响到大学生，学生学习的功利性很强，在这些学生眼里，学习追求速成，而忽略专业基础的积累，学生甚至对每学一门课发问：学这门课将来有什么用？他们急于在短时间内获得极高的专业技能，而对于中国古代文W来说，欲速则不达。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整个中文专业注重的是一种文化的熏陶与继承，这一点却鲜有人注意。当然这不能简单的把问题归结于学生，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本身所处的现状：在教学中，教师很容易割裂古代文学与当代社会现状的密切关联，使得两者之间发生断裂，甚至让有些学生认为古代文学已经不适合我们当代的社会了。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改革中，应该让该专业立足于当代，让古代文学的教学跟上时代脚步，化古为今，古为今用。
根据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特点，教师可以课堂导入中引用古人的历史典故或者逸闻趣事，这样的方式很容易激起学生的好奇心理，也就为课堂的顺利开展奠定下良好的基础。教师找对课堂切入点，拉进跟学生的心理距离，才能找到学生听课时的兴趣点，因为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和谐的课堂氛围，师生才能配合的更加完美，从而更能调动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积极性。
三、学生科研意识的培养
目前大部分高校的教学模式，属于灌输式，教师大多在课堂上给学生灌输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而缺少了对学生科研意识的培养。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之下，学生刻板的接受知识，掌握不了合理的学习方法，更没有科研意识，这就导致学生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无从下手，很难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而正确的教学模式应该启发学生的科研能力，教师应该致力于挖掘学生对古代文学的科研兴趣。
为了克服学生科研意识缺乏的弱点，教师应该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如：在给学生布置课后作业的时候，可以出一些启发性的题目，有时候并非学生能力不足，而是没有得到教师合适的启发。再如：在课堂上教授的时候，拓展一些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给学生分析学术界常用的研究方式。教师们应该改良传统所使用的“作家传记加作品述评”的方法，采用其他的教学方式作为辅助，例如采用体裁教学，即按照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诗词、小说、散文等体裁的历展演变状况。这种方法能让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形成整体架构的建立。同时，也可以采用题材教学，如才子佳人、游子思乡、怀才不遇等题材，以启发学生进行归类研究。这样教学方法能够启迪学生归类对比作品的能力，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笔者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经验中，见过不少对学术界的成果很感兴趣的学生，甚至有学生大一的时候就自己尝试写论文，而且很有自己个人独特的见解。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是很可取的，这不仅为他们将来的毕业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也有利于他们毕业后进一步在学术界深造。
四、多元知识的链接
任何专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国古代文学更是如此。而目前中文专业的学生在知识的链接上面很欠缺。大多数的学生仅仅埋头于某一专业课的学习，缺少知识范围的扩充，很难在专业课中有所建树。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对边缘课程的合理链接，如历史知识、哲学知识等。在此方面，笔者认为需要进行以下改革：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合理的插入相关历史知识，因为任何文学都是在其所处的时代绽放出来的花朵，文学和历史的结合，很有利于学生提起对文学的兴趣，更有利于教师教学提高趣味性。
总而言之，笔者在平常的教学过程中所得出来的一些思考，认为需要分别从课程设置中时间的拓展、学生专业意识的加强、教师科研意识的培养与多元知识的链接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旨在此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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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课程体系；问题；优化
【中图分类号】：G423.07【文献标识码】：A
古代文学课程是本科院校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传统课程。从长期发展看，虽然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古代文学课程本身的非功利性，不与学生就业发生直接关联，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有所下降。不少学校以此为依据，大量缩减古代文学学时。以湖南科技学院新闻传播系为例，2013年上学期前，《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开设了两个学期，每学期48学时，但2013年下学期后，古代文学课程缩减至一个学期，每学期32学时。
不仅湖南科技学院如此，其他一些本科院校，甚至以文科为主的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课时也大量减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课程的合并，大多数院校将原来分开的《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合并为一门课程，而在学时的分配上，却没有做相应增加，这实际上导致了古代文学课程的减少；二是授课学时的直接减少，在上个世纪前十年，不少院系古代文学开设在四个学期以上，进入本世纪，大多数本科院校缩减至三个学期。但即使如此，许多学生仍然认为古代文学课程太多，希望进一步缩减。
一味地迎合学生的要求，不一定会带来好的教学效果，不少人发现中文系学生不像中文系学生，没有应具有的文气。他们进入工作单位后，也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师范类学生教不好古代文学，文秘类学生写出来的文章缺乏文采。忽略了中文系学生基础课程的学习，导致了学生参加工作后后劲不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学生对古代文学学习兴趣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其实也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不少学校开始对古代文学课程进行了改革，改革的结果有成功，也有失败。其中，复旦大学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现简单介绍如下：复旦大学目前从事古代文献或文献学研究的教师有22人，《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基础课开课三个学期，合计118学时，6学分。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誉，但在基础课程的开设上，似乎名不副实。实际上并非如此，它除了基础课外，还开设了大量与古代文学或文化相关的选修课程，主要有：《唐代政治与文学》《中国文学史料学》《文化新诗学》《屈原与世界文化》《中国古代游侠文化与文学》《商人与文学》《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国古典美学》等，另有《东亚古代文学关系史》《东亚汉文学史》《女性文学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等选修课程与古代文学紧密相关。这样的改革，无疑极大促进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有利于培养学生学有所专、学有所长、学有所好。
南京大学也是如此，在开设四学期《中国古代文学》之上，又开设了《古代文化史专题研究》《校雠学》《近代学者治学方法》《唐宋笔记研究》《石刻文献学》《佛道二藏文献研究》《辞赋研究》《诗经研究》《楚辞研究》《史记研究》《文选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杜诗研究》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也开设了四个学期，另外还开设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先秦韵文研究》《汉赋研究》《研究》《六朝诗歌研究》《陶渊明研究》《宫体诗研究》《唐诗传播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古典文学学术史》等。这两个学校在开设《古代文学》时，同时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做到基础课和选修课、必修课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极大加深了学生对所授课程的理解。湖南师范大学则把《文献学》教学和毕业论文写作结合起来，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
这些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的成功经验对于我校中文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借鉴和启发作用。湖南科技学院古代文学学科有教师16人，学科建设分四个方向，即先秦汉魏与舜文化研究、唐代文学与柳宗元研究、宋元文学与周敦颐研究及明清文学与潇湘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基础课程，开设了五个学期，除此之外，还开设了专业任选课《中国古代诗词专题》《柳宗元研究》《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专题》等课程。古代文学教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与一些重点院校的中文专业相比，本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课程的设置与地域文化结合不紧密。湖南科技学院是一所地方本科院校，所处地永州地方文化丰富多彩。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四个方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从研究层面看，舜文化研究、柳宗元研究、周敦颐研究、潇湘文学研究在省内乃至国内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课程的设置却处于滞后状态。除开设了《柳宗元研究》外，其他与地方文化结合紧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且能与《中国古代文学》相互补充的课程却没有开设，古代文学的地域特征得不到彰显。
其次，课程重复开设现象严重。《中国古代文学》在本校开设了五个学期，每个学期48学时，合计240学时。这一学时量，是复旦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的2倍多、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1.7倍，《中国古代诗词专题》《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专题》等课程虽在这些学校有所开设，但由于他们基础课学时较少，开设这些，是对基础课程的一个有益补充。但我校基础课学时充足，所授内容与选修课程重复严重，如《诗经》《红楼梦》等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都作了重点讲授，再开选修课程，学生受益不大，故学生在选修课程时，开设的课程学生选课率不高。
再次，应开设的一些课程没有开设。由于师资的缺乏或其他原因，一些基础课程讲授较少，而目前国内研究已经成熟的一些课程得不到开设。如文献学在许多重点本科院校中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有专门的教师队伍，但在本校，文献学不仅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甚至连课程也没开设，结果导致了许多学生在写作论文时所引文献错误百出，对于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后思维条理是否缜密也有重大影响。
针对本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加强与本土文化紧密相关的课程建设，对于已具备开设条件而未开设的的课程，应及早开设。就本校中文专业而言，《舜文化研究》《周敦颐研究》都已具备了开设的条件。《潇湘文学研究》《永州摩崖石刻研究》稍显薄弱，但也可以以教促研，只要有老师愿意开设，就应及早开设。这些课程的内容，基础课程涉及较少，又与永州本土文化紧密结合，可以把理论授课和实践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使培养学生较好适应永州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是对基础课程的一个有益补充。
二、调整已有课程机构，优化课程设置。对于选修课与基础课重复严重的现象，可以采取两种办法进行调整。或者缩减基础课学时或学年，或者减去与基础课重复严重的必修课。这样，既能为学生节约大量的时间以选修其他课程，又能有效避免因授课内容重复而导致学生选课率不高的现象，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在优化课程设置时，要注意师范方向和文秘方向的差别，这不仅要体现在专业限选课上，同时也要体现在基础课的授课上，要适当把握好不同方向的学生在史集作品的讲授上时间分配的不同，从而有效培养出具有不同技能的不同方向的学生。
三、增开专业选修或必修的课程，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一些与古代文学学科关系紧密，与《古代文学》相互补充的课程，如果在师资力量具备或可以具备的条件下应及早开设。如《文献学》《校雠学》等在条件成熟时应及早增设。另外，基础课程较少涉及，但在国内已经成熟的课程可以增设。如《老庄哲学研究》《文选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敦煌文献研究》《历记小说研究》《禁毁小说研究》《域外汉文学研究》等都是可以增设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将极大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结语：总的看来，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又必需的任务。改革过程中，也许会触动少数人暂得的利益，但从长远的目光看，改革不仅会给学生带来益处，会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且对于教师科研的转向和重新定位也具重大意义。
第7篇
提高教学质量既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即将启动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最为关切的一个重大问题。正如教育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度工作会上所指出的：“质量是教育的生命，没有质量的持续提高，规模和数量扩大的社会效益就会大打折扣”。[1]对中文系而言，《中国古代文学史》等课程是专业核心课程。在课堂教学仍是保障大学教育教学质量主要途径以及当前推进大学教学改革呼声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状况与教学效益值得反思。其中，改革课程实施方案，改进教学方法，构建比较和谐的师生互动教学关系，对于提高《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效益意义显著。
一、课程实施方案关联“教什么”的问题，构建师生互动的教学关系关联“怎样教”的问题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首先要在明确认识课程定位与要求、该课程在专业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作用的基础上，精心准备课程实施方案；要确定以学生能力和专业素质培养为核心、符合课程特点及学生实际、并兼及知识能力情感与价值观等的教学目标，明确课程对内容大纲的要求，准确把握重、难点，变传统的知识性教案为知识与教法设计并重、尽可能较好体现高教性、专业性及应用性的教案。笔者在准备古代文学史课程实施方案时，既突出了课程定位、课程沿革、国内代表性教材优劣分析以及各章节重难点知识的梳理与完善，也突出了前沿知识介绍，重难点如何突破的设计，力求既备课程，更备学生，使课程实施方案的内容切近时代和学生接受的实际，教学效果比以前明显提高。比如在向学生介绍该课程沿革、定位时，笔者表述如下：“自我国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以来，即在中文专业开设此课程。该课程也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最为核心、教科研实力最为雄厚的主干课程之一。在目前高校教学受商业文化、实用思想冲击的情况下，该课程坚持以‘立人’为本，既着眼于本科毕业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以及与中文有关的社会工作所需，也注重突出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在学习中通过具体的文学现象，去思考一代代前贤的心路历程，并由此培养我们对传统文化、对社会人生抱有一种积极的情感，保证我们精神世界的平衡性、完整性与丰富性……”。学生听后对此课程的性质、意义的认识比以前更为全面。
又如在学习《古代文学史•宋元部分》时，我先通过问卷和个别交谈的方式了解学情，发现大多数学生认为宋代文学、文化如同其衰弱的国势、外交一样，也很衰弱。于是，我就课前推荐阅读书目：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赵仁奎的《宋诗纵横》、沈祖棻的《宋词赏析》、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学术著作，并要求学生写出阅读摘要，课上交流。结果，学生普遍感到“惊讶与欣喜”：原来宋代文学、文化如此“炫目夺人”并初步形成以下共识：“尽管在版图、国力和事功方面，宋代远不及汉唐盛世，但在文化与学术方面，却呈现出承前启后、宏通广博的繁盛景象。论学术思想，宋学向来与汉学并称。讲文学艺术，且不说入宋后大放异彩的宋词，就传统的诗文创作而言，诗有‘唐音宋调’，文有‘唐宋家’之说。言及书画艺术和话本戏曲等通俗市民文艺，则又是宋元同列。……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宋代都是一个文化发达而文学昌盛的时代，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特别强调儒家道统文统而鼓吹文学的政治伦理功用价值与追求表情写意并行，维系社会政治次序而自觉产生的普遍深广的忧患意识与人生悲凉所导致的对个体生命珍视巧妙结合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使得宋代士人普遍具有一种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不过于热衷社会政治而趋于激进，亦不因淡泊名利而坠入空寂，无论穷达进退，都能在内心精神领域保持主体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精神风貌，从而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士大夫文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砍材不费磨刀功”，以上准备活动由于考虑到学生的学情与需要，普遍提高了学生学习宋代文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为后面的进一步学习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与氛围。
1．完成了“教什么”的问题后，教学方法的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改革教法有许多途径，本文主要就构建师生互动的教学关系加以阐述。课堂的主体是由师生共同构成，师生课堂关系的和谐与否将直接关联课堂教学的效益。但大学教学重知识轻方法，重理论轻实践，重实用轻人文的总体倾向直接导致大学课堂教学时至今日，师生课堂关系仍以老师的讲授，学生的记、背、练、考为主，师生双方处于彼此割裂孤立的状态。就《古代文学史》教学而言，上述问题仍然存在，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一般认为大学课堂只要老师知识渊博、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即可，即使有学生讨论、发言等环节，也是给予学生的时间与机会很少并缺乏系统性，这实际上还是传统“教师中心主义教学观”的反映。事实上，大学老师教学的成功与最高价值不仅在于你自己在教学中不断成长与提高，更在于你的学生在你的“导与讲”中逐渐“爱学”、“会学”、在于你的学生在你的“导与讲”中完善知识完善人格。
如此，学生就有课堂“主人翁”的感觉，就有成就感和被尊重的感觉，师生的课堂关系也就会逐渐实现由“教师以讲为主”的单向方式到“师生共同学习”的双向和谐关系的转变，课堂教学效益自然会不断提高。这就需要大学老师也要研究每一届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学情，制定相应的课程实施方案和便于学生“接受与提高”的教学方法。比如围绕教学目标、学生学情精心设计有序有效的提问，适时点拨启发，展开讨论，让学生多读、多说、多讲、多提问，教师适时调控学生发言、讨论的方向、深度。而这又意味着作为古代文学科任教师要在保证“专”的前提下努力成为“杂家”。广泛阅读，不止文史哲史地生，乃至音乐、艺术都要涉猎，并要批判性地阅读，有识见有眼光有继承也有创新的阅读。同时，要让课堂富有知性与诗意的美好，要让学生成为有思想、有素养、有情趣的人，教师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不喜欢不认同，不学习不研究，不阅读不思考，没有良好人格与优雅情趣的古代文学史教师，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一个认同和喜欢古代文学，进而体认和喜欢传统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生活抱有积极情感、有思想有情趣有素养的学生来。所以，在日益物质化的当下，做一名古代文学授课教师是艰辛的，做一名真正地、优秀的古代文学老师更为艰辛。首先，这意味着你要在物质化、商业化的大氛围与人文性、精神性的大趋势所构成的巨大矛盾与阵痛中努力去平衡和坚守，使在围困与迷茫中，你也不能逃避，只能在讲台上担当。因为你首先是一名师者！“师者，孔子誉为‘万世之表’；韩愈认为‘传道授业解惑也’；古往今来的前贤都认为师者是能够在尘世中也‘仰望星空’的一类人。”[2]#p#分页标题#e#
2．作为《古代文学史》教师尚要注意细节、以及对细节的理解和运用。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每个章节后的注释要加以关注，每个章节中所选作品的注释、评析以及如何发挥袁版教材信息量大、学术性强、语言表述饱含深情等优点的问题。但又要思考如何克服袁版教材零散不系统，与学生中文功底相距甚远的问题？又比如教师要熟悉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章培垣《中国文学史》、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代表性教材的异同，并在教学中相互参证、补充，必定为教学增色不少。
3．作为《古代文学史》教师还要有针对不同学情及时处理文学史与作品选、文学史与实践性教学关系的能力。“目前的大学中文系普遍压缩古代文学课时，比如文学史由传统的每周6—8节变为每周4节。这使得知识量宏大的古代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许多老师往往赶进度且略讲宋元以后的文学史，作品赏析与研读就更是浮光掠影。”[3]这样的教学模式最终使学生增加了从理论角度的理性认识，减少了从作品角度的感性积淀。这种失衡的知能结构既不利于学生以后的深造学习和研究，也不利于学生将来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因此，加强古典文学作品的诵读、背记、品评、讨论、改编、创作、表演以及板书等直接关联学生习得，关联学生古典文学素养提升与情趣培养的实践教学活动就很关键了。
二、课堂的主体是由师生共同构成，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不仅与教师直接有关，也与学生密切相关
总体而言，目前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多是针对教师，对学生的分专业、分年级的具体学习要求与评价尚不系统、不深入，多为专业点或科任教师个人制定要求，进行督促，尚缺乏普遍的约束力和科学的导向性。具体到学生和古代文学的课程学习，有以下问题需要学生关注，以求实现师生的良性互动，并最终实现古代文学教学艺术的构建，课堂教学水平的提高。
1．学生要逐渐、也要尽快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从中逐渐增强自主学习的意识，增强阅读资料、筛选有效信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与学习的成就感，尽快实现“他律”向“自律”的转变，“要我学”向“我要学，我会学”的转变，中学语文学习状态向大学中文专业学习状态的转变。《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中文专业时间跨度最大，知识量最大的一门课程。在课时压缩的大背景下，同学们走在老师的前面，提前预习相关章节及相应的作品选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预习包括小到字词的读音释义，概念的辨析界定；大到前后知识的衔接比较，相关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社团的基本情况等等。这样的预习可以是个人完成，也可以是几个人合作完成，然后将归纳、整理的结果或者发现的问题在课堂上讲述或者提出来，师生一起讨论、解决、归纳，如此将会有机统一课内外并大大提高《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效益。
2．学生要逐渐、也要尽快养成课余重视古代文学经典原著的阅读，牢牢树立广泛阅读、及时点评、及时笔记的意识。有量变才会有质变，中文学习需要广泛阅读。但大学时代的绝对时间相当有限，这意味着大家要精读、细读、慢读，更要泛读、略读、速读。对代表性的作品或者经典作品一定要细读，有感想要及时记录，并要注意相关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特别是学术史、思想史、文学批评方面的信息。如此，我们方可埋头读书，也可抬头看路，不至于“走进去”而无法“走出来”。比如“十三经”，“四书五经”，教育部曾推荐的中文专业必读书目，傅璇琮所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系列、罗宗强所编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系列、李泽厚《美的历程》、朱青生所著的《读书十九札》以及王国维、、鲁迅、朱自清、季羡林、陈寅恪、钱钟书、程千帆等人的论著，包括他（她）们的传记及其人生历程、治学得失了解、熟悉得越多越好！
第8篇
【关键词】心得体会；整体感知；悬念；故事穿插；兴趣；拓展；提升
普高语文课本中选入了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必修与选修大概有40篇左右的文言文。职高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数量也不少。每次一上文言文的课，学生就昏昏欲睡，那些“之乎者也”让学生觉得无比厌烦。身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我总想让这些古代经典的课文，如阳光一样射进学生的心灵空间，让圣人的智慧照亮他们，让古人华丽的辞藻感染他们，但是，学生总是觉得这些文言文面孔冷峻，不愿接近。在文言文教学中，我发现学生遇到了不少困难，一难字词理解，二难背诵，三难文言考试……因此老师怕教，学生怕学，我们的文言文教学变得有些枯燥，课堂气氛沉闷。怎样带领学生走进古代文学这座殿堂，让学生浸染古代文化时，传承文化遗产呢？
我在百家讲坛中有了惊喜的发现：借鉴名家阅读古代文学的方法和讲解的方式与风格，可以打破文言文教学的僵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曾播放“易中天品《三国》”，易中天把三国故事讲得通俗易懂，且趣味横生，就是文学水平不高的普通百姓，也能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又播出了于丹谈《论语》，原本高深的《论语》在于丹的口中变得浅显易懂，品味起来味道十足，我依然觉得不过瘾，又买了于丹的《论语心得》品读，为什么如此深奥的文字他们能讲得如此生动呢？在寻找原因中，我豁然开朗，找到了文言文教学的出路。
一、教师要做好充足的课前准备，不可照本宣科，要读出“自己”的心得体会
回想名家的讲述，他们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活解文本，对原本深奥的文字用自己的话娓娓道来，他们的娴熟先缘于对文本的熟悉，在对文本的研读中对知识有了自己独到的阅读体验，感悟。所以，要使自己的文言文教得精彩，首先要吃透文本，有些教师教一些课文，一看自己比较熟悉，书本往腋下一夹就走上讲坛；有一些老师匆匆读了一遍，教参一看就“胸有成竹”，这样讲解起来只能干巴巴的，味同嚼蜡。学生听得索然无味。要想像于丹那样用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化难为易，深入浅出把古代圣贤思想的精髓传递给读者，只有研读文本。曾记得自己教《勾践灭吴》，给学生翻译课文，边看注解边翻译，讲得枯燥、乏味，我在台上“言之谆谆”，有的学生在台下“听之藐藐”，还有的学生“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后来再次教授这篇课文时，我采用了这样的讲解形式：我们中国古代社会向来是重男轻女，而在春秋时代的越国却重女轻男，生儿子只奖励两壶酒和一条狗，生女儿却能奖励两壶酒，一头猪。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请从文中找出答案……然后一步一步将学生引入我预设的题目中，这样大大提高了他们对文言文的兴趣。
二、重视整体把握文章内容，走出字词误区
名家们讲解，从来不会从字词入手，总是用口语化的表达方式说出整体意思，说出自己见解，再从原句中寻找依据，而现在的文言文教学，大致形成了几大板快：朗读、翻译、思想内容、结构层次、主题思想、艺术手法。更有教师逐字逐句翻译，教学进度极其缓慢。看了《百家讲坛》之后，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认为这种传统的做法使文意支离破碎，课堂教学变得一潭死水，毫无生机。那么怎样改变这一局面呢？借鉴名家的做法，应引导学生整体感知，用粗读和复述法组织教学，先对照注释，粗读文章，理解大意。传记文应让学生了解事件的经过，人物的性格，如《烛之武退秦师》中，让学生复述故事情节，归纳烛之武的形象特点，让学生从文中去找相应的语句，把重点字词梳理一遍即可。而散文，应让学生体会作者真挚的情感，如《项脊轩志》《祭十二郎文》，让学生体会作者难言的创痛；议论文则让学生找观点，列材料，谈认识。如《逍遥游》，作者借“小大之辨”，把朝菌、蟪蛄和鲲、鹏，殇子和彭祖对比，表达出“圣人无己，神人无功，至人无名”的观点。夸美纽斯说“一切语言通过实践去学，比通过规则去学来得容易”。粗读和复述就是最好的实践活动，通过整体感知，学生就会领会全文大意，就可以通过文意揣摩那些疑难语句的含义，通过句意把握那些难解字词的意思，所谓“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这样既解决了学生对字词理解不透的问题，又避免了肢解课文的毛病，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活泼。
三、巧设悬念，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
自宋代以来，说书在民间很盛行，说书人说到情节精彩处，观众兴致最浓时，把醒木一拍，留下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便停住了，把观众的胃口吊得老高，对下回的分解非常期待。同样，易中天在说三国时，也利用了观众这一心理，常常巧设悬念，引人入胜。在课堂中，假如我们能很好地采用这一艺术，也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四、穿插故事，开阔学生视野
翻开于丹的《论语》心得，你会发现里面有许多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旁征博引，帮助我们理解论语的内涵。如里面孔子提到交友一要“仁”，二要“知”，就引了晏子车夫的故事；为了阐述遇事要拿得起，放得下的道理，引用了“和尚背姑娘”的故事。这些趣味横生的故事稀释了《论语》的浓度，于丹像一位优秀的调酒师把一杯杯酒调到恰倒好处，送到了观众的口中，观众轻松地品到了酒的醇香。所以在文言文教学中，假如能适时引用故事，能增进对文章的理解，给课堂带来不少乐趣。
第9篇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开始，经历运动、第二次、、、、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一)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学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及大学选科、通儒院)。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著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著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一)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第10篇
朱自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作家、学者、教育家，也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战士。他在五雨的狂飘下步入文坛，直到1948年去世，几乎经历了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朱自清先生是五四以来最著名的散文作家之一，他的散文虽然不算最多，但却写出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可以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下)》所评价的那样: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足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
朱自清曾称赞闻一多身上集合着斗士、诗人、学者三重人格，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李广田称赞朱自清具有最完整的人格，他在《朱自清先生的道路》一文中说:朱先生是积极的捐者，是并不止于有所不为而已的，这使他免于成为迂腐的捐者或乡愿式的捐者，这使他成为一般知识分子所最容易追随的先驱，成为一般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在朱自清去世以后，他的学生以及好友纷纷发表纪念性文章，文坛大家郑振铎、叶圣陶、俞平伯、朱光潜等许多文化名人都撰文称赞他的道德文章，怀念其一代宗师的风范。
朱自清一生致力于新文学的写作与研究，在诗歌、散文、学术研究等方面均有所建树。朱自清以散文名世，文学起步于诗歌，写过小说，进入清华以后，又把多数精力放在了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他的教学和研究以古代诗歌开始，讲李白、杜甫、李贺、陶渊明、谢灵运，而讲得最多的还是宋诗。后来，他又讲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散文研究、文辞研究乃至文学史，他还开过两门最具意义的课: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歌谣。此外，他关注新诗发展，写过多篇论文。如果我们把朱自清放在与他同时代以至不同时代的学者中进行比较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既教大学又兼教中学者，有之;既从事创作又进行研究者，有之;既勤勉学问又关注教育者，有之;既推崇古代文学又倡导现代文学者，有之;既偏重文学又看重语言者，有之;既著述学术论文又撰写普及读物者，有之。但把这几种工作合在一起进行的人，恐怕就少了。
朱自清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在五四作家中，朱自清是少有的经过高等学府系统学科训练的作家，是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的文人典型，是作家型的学者，又是学者型的作家，他的身上既有知识分子风骨，又有着学者风度和文人的风范。
朱自清辞世后，他的旧日相知好友虽历经艰辛却多半活得长久，成了文化老人，而这些老人在岁月的隧道中所一再回味的却是朱自清那匆匆离去的背影。朱自清的离世引发了国内的纪念风潮，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杨晦、和以香港邵荃麟主编的《大众文艺》同人名义刊发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强调朱自清作为自由主义作家向民主战士转变的意义一一晚年朱自清成为一个标本，他的选择被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
因此，在尊重史实的原则下，书写一部权威性和文学性俱佳、既生动有趣又扎实耐读的朱自清传记意义非凡。作为一代文学大家，朱自清的生平事迹和精神思想还远远没有被普通读者所熟悉，即便是从专业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部传记也是他们所共同期待的。
在已完成的《朱自清传》篇章中，我写得十分谨慎。许多人都以为，历史久远的传主不好立传，因为牵扯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事实，稍不注意就会落入戏说乃至胡说的境地。其实，近现代人物的传记也不好写，因为史料过于丰富，有许多资料都是读者所耳熟能详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传主进行重新发现。对于朱自清传记的写作，我给自己列出了一个底线:就是宁愿慢一点，也要把这本书写好。
第11篇
关键词：初中语文；古文教学；思路
古文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古文与现代汉语的差异较大，加上枯燥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对古文学习兴趣索然，教师教学困难重重。因此，我们应当改变教学方式，进行多样化教学，展现古文魅力，使学生体会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古文的教学效率。
一、发挥古文作用，注重情感体会
古代文学是经过千百年的积累而流传下来的文化精髓。如散文、辞赋、诗歌、传记等记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内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仅初中语文课本选录的就有先秦诸子、唐宋诗词、明清小说等。古文教学使学生具有对古文的分析阅读能力，并培养学生对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进行独立阅读、思考鉴别和传承的能力。因此初中古文教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文化价值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古文教学还具有思想教育的意义，尤其是爱国主义和历史主义教育。我国初中语文课本的入选作品，或是歌颂山川锦绣，或是记述爱国英雄事迹，或是作者自己抒怀言志，表达了我国古代人民的爱国情怀和对真善美的渴望追求。在对这些古文的学习中，学生领会其含义，体会作者情感，思想受到感染和熏陶，无形中得到了情操的陶冶、思想的教育。比如，汉乐府《长歌行》中“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教育学生勤奋学习，珍惜时间，养成“今日事，今日毕”的良好习惯。读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领略诗人的爱国情怀和不惜为国捐躯的浩然正气。这些文章读起来字字千钧，正气长存，具有不可估量的思想教育作用。
二、借助有效资源，提高学生兴趣
要想提高学生学习古文的积极性，首先要使学生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展现古文的魅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多读、多看，知识面不断拓宽，他们就会抱着极大的热情对古文进行研究学习。教师应该借助各种教学方法，淡化课本教学的枯燥内容，激发学生对古文的学习兴趣。如创设情境教学，教师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根据所教的课本内容做成课件，或创设不同情境，使学生对课本内容有直观的感悟和意境欣赏。例如，在讲《智取生辰纲》时，先播放一段与其相关的电视剧视频，学生先了解课文故事内容，知道晁盖、吴用等人物，引起其兴趣后再进行课文讲解。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会更迫切地想对课本进行深层次的了解，想知道更多关于梁山好汉的故事，有利于课外拓展阅读。
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借助学习工具先扫清字词障碍，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图书室等资源，查找与课文诗词内容相关的资料，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等。这些方法如果能够坚持，可以使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加深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学生对古代文学进行深层次研究探索。
教师还可以利用文言文句式规整、读起来朗朗上口的特点，在课堂或课外活动中进行多形式的朗诵表演，改变传统枯燥的课文背诵模式，使学生感受到古文的韵律美。古文诵读应该引导学生进入作品意境，去和作品里的人物进行心灵交流，把自己和作品里的人物交汇在一起，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品味作品。如在朗诵《隆中对》时，学生可以想象一下，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时表现出来的思想抱负，那种不慌不忙、稳如泰山的沉稳态度，以及刘备三顾茅庐的谦逊诚意，都可以在朗诵中表现出来，这对提高学生的朗诵语感和审美能力有很大的帮助，也有助于记忆课文。同时也对学生的人格培养、情操陶冶有很大帮助，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三、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在古文学习中，词的理解是难点也是重点，所以在古文教学中必须在这点上下功夫。通过联系旧知识，来对新的知识进行理解；通过同词异义的比较分析，使学生能够辨清不同语言环境下的词义；通过古今同词异义的比较，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古今词义的变化。
将绘画引入古文学习中也是个不错的尝试，既发挥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又体现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教师根据课本内容进行图画描绘，用于辅助教学，学生也可以把所学的内容描绘出来以便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如教师在讲《塞翁失马》这一课时，由于篇幅较长，要求学生全篇背诵有一些难度。因此，教师可以先要求学生看一遍教学图画，了解课文内容，教师再指导写作顺序，这样学生理解了课文内容，再背诵就容易多了。
教师要指导学生辩证地学习了解古代人的文化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了能使学生批判地学习古代思想文化，让学生把课文要点和作文联系起来，通过写作表达自己对课文的理解，这样做既加深了学生对古文的理解，又提升了其写作水平。
参考文献：
第12篇
文学即人学，古代文学教学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挖掘传统文化的底蕴，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这既能提升思想道德修养水平，也增强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而地域文化的引入，一方面深化了教学改革的内容，拓展学生的视野，另则也培养了学生的乡土意识，为地方文化的弘扬作出积极的贡献。下面我们以安徽文化为例，谈谈古代文学地域性教学中的一些具体策略。首先，地域文化“小传统”氛围的营造。安徽文化历史悠久，具有延续性、交融性及多样性的特征。从夏商周一直到民国时期，皖地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其他艺术领域皆是环环相扣、阶段相接，形成完整的文化链。在南北的文化交融中，安徽文化处于南北过渡地带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特点，具有一种通变的精神。在古代文学的教与学的环节中，既要从宏观整体的层面把握皖地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又不宜面面俱到，过于庞杂。应有所侧重，以点带面，通过专题的形式了解地域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体系。如对明清文学的讲授可以适时增加桐城文化及徽文化的相关内容，将《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耆旧传》《新安文献志》《新安名族志》等书籍介绍给学生，这既深化了教学内容，也能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对徽皖文化作全面地了解。其次，充分利用地域文献，重点介绍皖地文学家及其作品。明清时期，安徽经济发达，文化鼎盛一时，乡邦文献非常丰富，我们可以通过对相关典籍的整理学习作为了解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如清代安徽地域诗歌集就有《龙眠风雅》《皖雅初集》《枞阳诗选》《合肥三家诗录》《皖江三家诗钞》等。这些诗集，在选录标准上，以诗存人，以人存诗，保留了大量的诗歌文本，其中陈诗《皖雅初集》起顺治迄宣统，共一千二百余家，分为四十卷，又近人诗二卷，名宦诗二卷。这些诗歌文本为我们全面地梳理、分析明清时期皖地诗歌发展状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另外，有的诗歌选本往往通过序跋、评点和诗话的形式，展现皖地的文学传统，并形成批评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创作风气和审美趣味。如光绪年间谭献《合肥三家诗录》评徐子苓曰:“学太白骨干甚坚”;评戴家麟曰“脱胎韦、柳，取材鲍、谢，名家品味，高步跻矣”;评王尚辰曰“又似坡公，贤者固不可测”，“沉郁源于杜陵”等［2］。这些评点言简意赅，诗学祈向折中唐宋，与晚清诗流相吻合。如果能引导学生接触皖地诗学，将边缘的文学现象纳入主流的发展，并展现地域性的诗学传统与特色，这不仅是教学相长，对明清诗文的地域研究也是一种促进。另外，地域文献中尚有大量的方志与家谱，在这些乡邦文献中往往能钩稽出皖地或宦游皖地文学家的生平事迹及其创作情况。对原始文史资料的发掘利用，一方面可培养学生的学术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为皖地传统文化的弘扬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再者，地域文化内容复杂，覆盖面广，如何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组织好地域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这涉及教学方法与途径的改善。总体来看，学生知识面较单薄，问题意识不强，学习兴趣的侧重点因人而异，所以，教师在课堂的讲授过程中，应区分好必修与选修的关系。古代文学的必修课，重点在于文学本位的研究，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同时也兼及文学批评、鉴赏等内容。在保证全面地完成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内容之余，教师可以适当增补地域文学知识，而在专题选修课程的设置时，则可实现地域文学多元化的拓展，如桐城派专题研究分为桐城文化渊源论、桐城派诗歌研究、桐城派与中国近代文学关系探略以及方苞、姚鼐等著名文学家的专题研究等。这些课程的教学，既补充了文学史的内容，又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整合学术资源，促进了学校的学科建设。当然，地域文学的教学属于拓展性的方向，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实践性，所以课外的实践考察及读书兴趣小组的成立是非常有必要的。如讲授《孔雀东南飞》时，可以组织学生前往潜山县焦家畈考察孔雀台、焦家园以孔雀坟等遗址，并进一步了解当地民俗文化中的爱情内涵等。讲授近代文学中《桐城派的新趋向》的相关内容时，也可带领同学参观考察桐城六尺巷、方以智故居、姚莹故居等。这些地方文化的遗址，往往能激发学生的文化自豪感及学习的热情。除了实地考察外，教师也有必要带领读书兴趣小组的成员前往安庆图书馆、桐城市图书馆查阅本地文学家的诗歌集或书信手札及家谱等文献资料，并对其作初步的整理，这种学术锻炼，加深了学生对本地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大大地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
二、地域性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引入地域性的乡土知识，具有一定的引领文化的功能，也是实施多元化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利于增强古代文学当下性的人文关怀。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大文化与小传统的辩证统一。如果说文学史中大文化的背景侧重于整体或宏观的考量，以经典的作家及文本形成的精英文学为其典型，那么，地域性的小传统则多表现为乡土化。仅就古代文学的教学而言，国家课程的设置注重主流知识传承的体系，而地方性的乡土文学多反映区域文学的发展嬗变，两者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因此，教师在讲授乡土文学的时候，不能以偏概全，过于强调或热爱“局部”的内容，忽略了整体框架的完整性与多样性，甚至顾此失彼，将两者割裂开来。如明清时期，桐城派古文影响甚巨，但桐城诗学，虽以流派称之，但若以“海峰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继之，然后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及元明诸大家之美无一不备”，而认为“桐城诗派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产生的影响是超过桐城文派的”［3］341。这是值得商榷的。另外，地域乡土知识与主流文学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我们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传承地域知识，保护传统文化，但也要将其融入国家课程体系中来，在价值观与审美情趣方面与国家主体精神保持一致。
第二，客观性与层次性的结合。地域文学的教与学，必须重视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解读，特别是对一些方志、族谱、舆图、地方诗文集等乡邦文献的考订与分析，能将底层文学创作的生态真实地展现出来，这也往往会涉及评价的客观性等问题。一些著述基于对乡贤的尊崇而标榜文化的渊源，有时会失之公允。如王昶《湖海诗传》论芜湖韦谦恒诗云:“皖桐诗派，前推圣俞，后数愚山，以啴缓和平为主。约轩承其乡先生之学，故不以驰骋见长。六一居士序《宛陵集》谓‘古雅纯粹’，汪尧峰序愚山诗谓‘简切淡远’，举似约轩，可谓得其法乳者。”细读韦谦恒诗作，与梅尧臣、施闰章相异甚远。又李绂推崇傅占衡的古文为海内第一，这种过于褒扬的态度应源自乡曲之私。另虞山二冯对钱谦益的失节之愆的回避辨析，则有为尊者讳的道德渊源。总体而言，通过对传统的体认提升乡邦文化在主流文化圈的地位，其情可以理解，但我们在整理乡邦文献时，对一些文学现象应予以客观的、真实的辨析，对他们的价值判断也应该有更为理性的认知。层次性是指对地域文学雅、俗不同层面的考察，其中雅文学多以士大夫、文人的创作为代表，反映的是地方精英阶层的文化需求与审美情趣。而俗文学则集中地体现为民间歌谣、曲艺表演等方面，这些底层的群体创作虽然“鄙俗浅近”，但发之于性情，真实地展现了市井风情。以明清时期皖地文学为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既要指引学生关注复社、几社中方以智、钱澄之及桐城诸大家的创作，也应留意桐城歌、黄梅戏、文南词和岳西高腔等内容。前者体现了皖地诗文对主流文学的引导与附和，后者则侧重于底层民众的文化消费与艺术取向，所以，如果要全方位、多层次地了解皖地文学的多样性，这两者皆应予以更多的关注。
第13篇
谢灵运出生于名门望族，祖父谢玄为当时宰相，祖父死后他世袭为康乐公，优越的家庭政治条件以及丰厚的家产使得他养成了游山玩水的好习性。
《宋书》本传记载，谢灵运经常：“寻山涉岭，必选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她把游历的经过，用诗来记述下来。谢灵运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出众的才华，以迎合贵族趣味的语言风格、新颖的内容，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给我们的启示表现在其突出的艺术成就上：
一是生动地描绘山水景物的声、色、光。
我们写东西，感到没啥写，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多角度去写，在谢灵运诗中，他描绘山水，离不开声、色、光，自然写得好于常人，甚至一般名家。如《入彭蠡湖口》中，他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验十分细致，刻画也相当精妙，描摹动态的“回合”、“崩奔”（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月下哀猿的悲鸣之声，“乘月听哀，露馥芳荪。”；色彩搭配也是让人称绝，“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他的描写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二是运用情景交融手法，写出物我交融的状态。
谢灵运的山水诗中，情景交融的诗篇较多，给人以物我两忘美感享受，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全诗融情、景、理于一炉，前两层虽是写景，但皆能寓情于景，景中含情。像“清晖”、“林壑”、“蒲稗”等，这些自然景物皆写得脉脉含情，似有人性，与诗人灵犀相通：而诗人一腔“愉悦”之情，亦洋溢跳荡在这些景物所组成的意象之中。正如王夫之所评：“谢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结尾议论，正是“愉悦”之情的理性升华，仿佛水到渠成，势所必然。前人赞其“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洵堪睥睨一世。”（黄子云《野鸿诗的》）信非溢美。全诗充满了明朗奔放的喜悦情调，确如“东海，风日流丽。”（《敖陶孙诗评》）难怪连大诗人李白也喜欢引用此诗佳句：“故人赠我我不违，著令山水含清晖。顿惊谢康乐，诗兴生我衣。襟前林壑敛瞑色，袖上云霞收夕霏。”（《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即此亦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三是运用古代文学大师的语言丰富自己的诗作。
谢灵运的山水诗，汲取了经、史、子、句入诗，给人以清新厚重之感。如“渔钓易为曲”是借用了《老子》中“枉则直，曲则全”的意思，实际上隐含了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交交止栩黄，呦呦食苹鹿”一句，则是取之于“黄鸟黄鸟，无集于栩”（《小雅・黄鸟》）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小雅・鹿鸣》）。联系到这些诗篇以后有“谁从穆公”、“此邦之人，小可与处”、“吹笙鼓簧，承筐是将”等句子，我们可以推测，诗人是想起了自己的仕途坎坷。
语言厚重、朴实，无之气，且他的山水诗篇消灭了两晋以来盛极一时的游仙文学，初步打破了玄言诗风，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谢灵运的山水诗在艺术上的成就表现为，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结构模式“记游-写景-兴情――悟理”。
读谢灵运的山水诗，我们所得的第一个启示是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第二个启示是在其局部景物描写中，通过细腻的观察与把握和非常具体的画面，表现出某一景观的情思韵味，朝着景物与情思交融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对山水诗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开后世山水诗意境创造之端倪。
“白云抱幽石，绿莜媚清涟”（《过始宁墅》），清水涟漪，竹影掩映，山石清幽，白云缭绕。用一个“抱”字、一个“媚”字把人引入宁静明瑟的美的境界，而且表现出诗人在这个境界中的感觉情思；大自然这清幽明净的美，是如此和谐一体，水云竹石，仿佛有生命跃动，两情依依。这就完全排除了功利与理性的判断，进入了审美的层次。
第14篇
一、研究现状综述
（一）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校注
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方面目录整理工作起步较早。1980年至1981间朱永邦先生搜集整理出了《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作家简介》，连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收录了58位作家，作了简单的生平简介，并附以著作名。后又有翟胜健刊于《民族文艺论丛》（现已不多见，无法考证收录作家的具体数字）的目录。两位学者的目录搜集为后来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1984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王叔磐、孙玉溱）选注了86位蒙古族作家的330多首汉文诗，这本选注是至今为止收录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比较全面，且选注作品比较多的诗选集，为后来学者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文本资料。此外，有些学者把蒙古族汉文创作译为蒙古文，付之以刊刻。丹碧和星汉编著的《汉蒙合璧古代蒙古族汉文诗词选》（2002年8月）用蒙汉合璧的形式蒙译了49位作家的108首诗歌，博、博彦在《清代蒙古族汉文诗选》（1999年）里蒙译了45位蒙古族诗人的160首诗歌。这两本书为广大的蒙古族学者认识和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媒介。《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家研究》只收录了蒙古族汉文诗人阿鲁威和梦麟。古代蒙古族汉文诗人中有诗集留存下来的很多，但都是未校注的线装本，现见于世面的校注本只有三本。孙玉溱主编出版了《那逊兰保诗集三种》（1991年），张凌霄校注了倭仁的《倭文端公遗书》11卷，题为《倭仁选注》（199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池万兴校注了和瑛《西藏赋》（2013年齐鲁出版社）。而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第一次被编入文学史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1989年荣、苏赫等人主编的《蒙古族文学史》收录了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被冷落的文学遗产才在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以上学者所搜集、整理和校注的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作品为我们探索，研究文本内涵提供了既便利又有价值的资料。
（二）作家生平的考证
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考证工作是既艰巨又考研耐力的工作，但对于渐行渐远的古代文学作品和作家不去做考证的话我们的文学评论研究就会面临有失准确、严谨的学术问题，为此对于迎难而上，孜孜不倦的前辈们感到由衷的敬仰。在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品和作家的考证中对于单个作家、作品的零星考证较为多见，而对于整个群体的考证存在很大的空白。白、特木尔巴根老师编著的《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考证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的著作。著作中写到“我们已整理出170余人的创作目录，其中刻有诗文集的作家已逾80余名。这又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文学遗产”①该著作从元代蒙古族帝王的汉文创作考略，出身贵胄世家之作家考略，科第出身之作家考略，明代蒙古族作家考略，博明生平事迹考，翰宛名流梦麟、法式善、锡缜考略，边疆重臣松筠、和瑛、三多考略，八旗蒙古作家考略等部分，对元明清三朝主要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做了详细的考证，并附有现存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及见录，主要作家传记资料擷要，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研究论著要目等，这些考证、记载不仅为我们这些后辈们研究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提供了准确、可靠的资料，而且还引导着年轻的学者们用严谨的态度探究学术问题。细查作品、作家的考证史不难发现在众多作家的族属问题上争论最多的莫过于元代作家萨都剌，对萨都剌的族属大致有蒙古族，色目人，回族，汉族等不同观点，目前尚无定论。现聊举一二例，仅供其作为参考。云峰老师1995年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上发表“元代杰出的蒙古族诗人萨都剌”，认为萨都剌为蒙古族。房建昌在《江汉论坛》（1983-02-10）发表“萨都剌为阿拉伯人”的论文，认为萨都剌为阿拉伯人。周双利《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2-31）发表“略论萨都剌的家世与族属”的论文，认为萨都剌为色目人。刘守刚在《中国民族》（1988-08-28）发表的“萨都剌的族籍”一文，认为萨都剌的祖籍为回族。对于萨都剌的祖籍问题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近50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公开发表的论文100余篇。此外，因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博明的生平资料未见与官载书，故对博明的生平也有零星的考证研究。如：王荔《文学界》2012年6月上刊登的“清代蒙古族诗人博明研究述评”。白、特木尔巴根老师著的《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里旁征博引更为准确 、明了地论证了博明的生平，履历。除外有些学者对蒙古族汉文作家的家族成员开始研究和考证。如：米彦青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11年3月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清代中期蒙古族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贾熟村在《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6月）刊登的“晚清社会的倭仁家族”等。除外，对于其他的作家的生平，履历也有零星考证和论述。对于作家生平的考证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作家作品内涵和理解时代文学的全貌。
（三）对作品的解读和评价
对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品解读和评价成果较为可观，对于单个作家或者单篇作品的系统研究也偶有可见。就作品研究现状看，对清代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探索和研究的较多。如：法式善，和瑛，那逊兰保。西北师范大学的2009级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王娟娟的硕士毕业论文“法式善及其诗歌研究”，依据法式善现存三千余首诗作，分类介绍法式善诗歌的题材意蕴，同时解读诗歌作品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法式善诗歌的总体风格，以及含蓄蕴藉、富有禅味，运用孤清幽寂，高洁脱俗等意象组合的艺术特色。对于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法式善的研究更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硕士李前进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论法式善《梧门诗话》美学观”，针对法式善诗学主张和观点做了详细的阐述。除外还有新疆师范大学2007级硕士研究生黄建光的硕士毕业论文“《梧门诗话》诗学思想研究”等等。对和瑛的创作来讲，《西藏赋》系统研究的较多。内蒙古民族大学2003级硕士乌日罕的研究生论文“清代西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评《西藏赋》”，从《西藏赋》内容，文体特征和文学、社会价值等多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西藏民族学院2006级硕士孙福海硕士毕业论文“卫藏方志 雪域奇葩”也较详细地评析了和瑛《西藏赋》。对清代蒙古族女诗人那逊兰保的创作研究主要围绕着《芸香馆遗诗》展开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玉霞2005年6月编写的硕士毕业论文“那逊兰保和她的《芸香馆遗诗》”首先，援用可靠的历史文献考证了那逊兰保的生年，世系。之后就《芸香馆遗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并据以总结概括那逊兰保的诗论。最后援据《芸香馆遗诗》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论述了那逊兰保的生活观。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李晓涛2006年6月述写的毕业论文“清代蒙古族诗人延清及其《庚子都门纪事诗》”对《庚子都门纪事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思想内容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除外对元代蒙古族汉文诗人秦不花、伯颜，清代蒙古族作家梦麟、博明，倭仁，松筠创作也有很多零星解读和研究，在此不一一举例评述了。
二、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存在的问题
1.对作品的选注、校注存在很大的空白。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各民族文化、文学交流的见证，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庞大，留存下来的作品相当可观，据白、特木尔巴根老师的统计，“从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到清朝末年，操用汉文进行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共计179名。其中元代42名，有诗集者5名。明代7名，有诗集者6名。清代130名，有诗集者75名。”②由此可见，光有诗集者就有86名，对作品的研究空间很大。但是想要研究作家、作品的话对作品的解读是首要的，没有进行原文解读的话研究只会成为空谈，因此对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校注显得尤为重要。元明清文学离我们渐行渐远，有些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只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或者各高校图书馆或者在民间，世面上很少看到此类文学的流传，现能找的校注本只有三种，一是倭仁集注，二是那逊兰保诗集三种，三是《西藏赋》校注。其他作家的个别作品选注只散见于各类作品选中。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2.从蒙汉文化交流的视角，对“汉文化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对蒙古族汉文作品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的几乎没有。很多蒙古族学者认为非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品中根本不存在民族文化特征，也不值得去探讨，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持否定态度，而汉文学研究者大多从蒙古族作者吸收中原文化视角去解读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民族文化特征，民族文化心理研究一直被搁浅。对于此荣、苏赫老师这样说过：“蒙古族文人的汉文创作，由于采用非本民族语言文字，加之有的作家远离故土，甚或生长于汉地，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与本土的传统文学相比，民族特色较为淡薄。但淡薄不等于没有，更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没有”，③可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是存在蒙古族民族文化特征的。白、特木尔巴根老师在《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中对此问题也表述过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在元明清三代蒙古族作家群中产生了许多人情陈达、世事洞晓、造诣深厚、创作丰富的作家。尽管他们使用的是汉语言文字，然而民族文化心理、时代意识与个体情绪交织凝结在他们的创作中，浑然而为一体，构成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特有的文化品性。舍弃文化品性的深层探讨，汉文创作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④显而易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民族文化特征是融合于作品之中的，解读和研究民族文化特征不仅要对作品本身有足够的理解，而且对蒙古族文化特征、蒙古族生活习俗、蒙古族心理特征有足够的认识和深入的掌握才能完成此项研究。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意义的重估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清一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数量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期的用蒙古文创作的作品。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研究任何一位作家或者作品都应将放在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探究其作品的深层内涵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自身社会地位的变迁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作者的内心和创作。如：和瑛历任西藏帮办大臣，驻藏八年之久，熟知了西藏的一草一木，并时刻抱着保卫边疆和平的使命感创作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唯一一部以赋这种文体描写西藏的巨著《西藏赋》。那逊兰保亲历两次，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体察到她的丈夫、哥哥参战离别时的悲痛心理。延清深陷危城，亲眼目睹了庚子过程后创作了《庚子都门纪事诗》。可见其作者的创作受环境影响之深。我们在研究古代蒙古族 汉文创作时不该孤立地研究其作品和作家，而是应该把它们放在当时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古代蒙古汉文创作的搜集、整理和校注仍处在停滞阶段，很多作者的作品仍沉睡在古籍堆里，此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可利用文献学的方法，将目录、版本搜集整理后进行校勘和校注，为研究者提供准确、有力的资料。从研究视角上来说，不应单从文学的角度，或者从文学交流的角度去研究，也应从从民族学、民族审美心理学、民族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蒙古族汉文创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前50年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注重了蒙汉文学交流的角度去分析汉文化对蒙古族作家的影响，如果用跨学科的视角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具体分析和阐释蒙古族汉文创作中蒙古民族心理的体现的话，能够深化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蒙古族作家独具民族特色的汉文创作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用蒙古“民族气质的眼睛”④去描述和解读了元明清时期的社会概貌，是其他民族文学所不能代替的。并且有些作者的创作水平已达到和汉族文人比肩的程度，如：蒙古族杂剧家杨景显的18部杂剧《西游记》对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蓝本。清代蒙古族作家法式善、梦麟、和瑛等人的作品思想、艺术水平已达到当时时代的高度。深入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是探索蒙古族文学发展规律和蒙汉文学交流发展规律的需要，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形成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少数学者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但这远远构不成体系。从文献的搜集、整理、校注到文本的系统研究，若能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多视角，多层侧研究和阐释的话，能够拓展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的传统视野，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去发现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社会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为推到蒙古族文学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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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②④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考[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3，170，20.
③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631.
④别林斯基.1841年的俄国文学.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78.
参考文献：
〔1〕嘎尔迪.蒙古文化专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2〕梁一儒.民族审美心理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第15篇
摘要日本奈良时代汉文学尤其是汉诗兴隆，日本现存的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就是在此时问世的。《怀风藻》中的汉诗的思想性颇受中国道教思想的影响，其诗词中既有直接使用老庄语句的，也有利用道教思想进行构思的，更有宣扬道教隐士思想和无为自然观的。本文将从此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寻觅道教思想对其影响的痕迹。
关键词：道教思想 《怀风藻》 影响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固有的传统宗教，它是在中国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吸取了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鬼神祭祀、民间信仰、神话传说、方技巫术，以道家黄老之学为旗帜与理论为支柱；以修身悟道、羽化登仙为最终目的的一种宗教。它将老子及《道德经》加以宗教化，尊老子为教主，奉为神明；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对之作宗教性的解释。
始创于东汉顺帝（126-144）时的张陵，是一种宣传互助、互济的民间宗教。道教发展的重要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其发展过程中，吸取了很多佛教的内容，充实了教义，完善了戒规仪式，逐渐从一种反抗者的宗教演变成统治者的宗教，在官方支持的氛围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唐宋时期是道教进一步兴盛和发展的阶段，唐太宗李世民立国之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为巩固政权，利用老子姓李，当作远祖同宗加以炫耀，晋封老子为道教的教主，以道教为国教，居三教之首。道教被充分重视，得到了全面发展和繁荣。在其繁荣的同时对周边的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邻邦国家自然产生了影响。其中日本所受影响最深。日本从飞鸟时代开始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前后派遣了20余次遣隋使、遣唐使学习中国的文化。在频繁的文化交流中，道教也随之传到了日本。由于道教含有许多民间信仰成分，比起形而上学的儒教、佛教更容易被广泛地接受和消化。中国道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对日本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从日本的最早的一部汉文学代表作品――汉诗集《怀风藻》寻觅道教文化的痕迹，以此来探究道教思想对上代日本的影响。
日本的奈良时代，由于受隋唐文化与文学的影响，汉诗写作蔚然成风。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在他的《日本人与汉诗》中写道：“大唐的诗，如同最美丽的长天，让人只能仰视。”在当时，贵族宴饮、迎接外国使节都要赋诗。而且当时的日本国家统一，歌舞升平。天皇经常举办诗宴，以“君臣唱和”的形式，彼此赋诗相赠，并出现了以长屋王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由此，促进了汉文学尤其是汉诗的兴隆。在这种氛围下，日本现存的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751）问世了。《怀风藻》的诗词无论从诗歌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同中国古代的汉诗属于同根同源的，所以说诗的思想性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当然也颇受中国固有的传统宗教――道教思想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直接引用老庄的语句。例如，序文中的“道格乾坤，功光宇宙”出自于庄子的“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太初”；大友皇子小传中的“天道无亲，唯善是辅”出自于老子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等。
2 利用道教的思想进行构思，通过对自然的描写，寄之于对仙境的憧憬，特别是以吉野作为仙境而赋诗。例如，藤原宇合的《游吉野山》吟曰：“清风入阮啸，流水韵稽琴。天高槎路远，河回桃源深。山中明月夜，自得幽居心。”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恍如“回桃源”，巧妙地描写了像《桃花源记》中那种幽静的仙境之美。葛野王《游龙门山》咏到：“命驾游山水，长忘冠冕情。安得王乔道，控鹤入蓬瀛。”诗中的“王乔”是王子乔，“蓬瀛”是蓬莱和瀛洲。诗歌运用得仙术的王子乔畅游蓬莱、瀛洲的典故，抒发了游龙门山的喜悦之情。诗中的蓬莱、流洲是中国历史故事中的仙界。
3 宣扬道教隐士思想和无为自然观。例如，越智广江《述怀》曰：“文藻我所难，庄老我所好。所年已过半，今更为何劳。”；释道融《山中》曰：“山中今何在，倦禽日暮还。草庐风湿里，桂月水石间。残果宜遇老，衲衣且免寒。兹地无伴侣，携杖上峰峦。”诗中虽并无直接借用老庄的语句，但已有老庄的神仙思想和无为自然的境界。
《怀风藻》收集了7世纪-8世纪（天智天皇时代至奈良时代）64人所作约120首汉诗，作者主要有天皇、皇子、官僚公卿和僧侣等。《怀风藻》中的汉诗，既出现了儒家和佛教的用语，也出现了大量的道家用语，反映了道家文献和思想在当时上层社会的传播情况。其开篇之处在介绍大友天皇时就引用了《老子》中“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句子。越智直广江所作《述怀》诗云：“文藻我所难，庄老我所好。行年已过半，今更为何劳。”作者是一名朝廷的官员，从诗中可看出，当时，作汉诗汉文对官员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者感到自己已年逾50，没有什么值得再为之付出辛苦的事了，不愿再为创作诗文辛劳，而是更加倾向于老庄思想，表达了向往闲适生活的心情。河岛皇子（天智天皇之子）在《山斋》一诗中写道：“尘外年光满，林间物候明。风月澄游席，松桂期交情。”描写了远离俗世的“山斋”的情景，表现出对自然的向往。这里的“尘外”，当与《庄子》有关，庄子向往“尘垢之外”的世界，“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茫然仿徨乎尘垢之外，迫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作者似乎不仅借用了《庄子》的词语，他的心境也与庄子“游乎尘垢之外”的意境相吻合。藤原万里《过神纳言虚》一诗，更明确地表达了诗人希望摆脱仕宦之累、向往一种远离世俗的自在生活的思想和情感：
“一旦辞荣去，千年奉谏余。松竹含春彩，容辉寂旧墟。清夜琴蹲罢，倾门车马疏。普天皆帝国，吾归遂焉如。君道谁云易，臣道本自难。奉规终不用，归去遂辞官。放旷游祛竹，沉吟佩梵兰。天阁若一启，将得水鱼欢。”
最后一句的“水鱼欢”，当源自《庄子・秋水》对“鱼之乐”的描述。“鱼之乐”是与“逍遥游”有密切关系的一个意象或理想境界，作者用“水鱼欢”来比喻和概括他的理想生活，可见其与《庄子》的密切关系。上面这些诗作中所表现的试图与俗世疏远、追求闲适自在生活的倾向，多多少少都与老庄特别是《庄子》思想有关，这是当时日本人理解老庄思想的一个侧面。
此外，也有谈到政治时涉及老庄的，如大友皇子（天智天皇长子）的《述怀》诗曰：“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宰。差无监抚术，安能临四海。”这是一首皇族执政者慨叹治国之难的诗，诗中“真宰”一语，显然引自《庄子》中《齐物论》的，“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肤。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损乎其真”。
“真宰”是《庄子》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与“造物者”、“自然”、“道”等概念属同一层次。诗中“真宰”与“天训”对，可见基本上是把“真宰”理解为天道自然一类的意思，与《庄子》的“真宰”意义相通。诗的前两句讲道德受之十天道，治国寄托十自然，是明显带有道家色彩的。其中的“道德”一词，虽然不是道家的专用语，但其含义也许与道家式的“道德”更接近。《庄子》“道德”一词见于“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地而后道德次之，道德以明而仁义次之。”（《天道》）；“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山木》）
由此可见，《述怀》诗中的“道德”，与《庄子》这种意义上的“道德”，应该说是相近的。不过，诗的后两句，羞于无治国之良策，慨叹治国之艰难，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可见，作者是在现实政治中感到困惑时将情感寄托于道家思想的。山前土的《侍宴》，是政治性赞颂的诗，其中的“至德洽乾冲，清化朗嘉辰”；“四海既无为，九域正清淳”等句显然带有道家的色彩，“无为”是道家用语，“至德”也是道家特别是庄子常用的词。大伴王的五言诗《从驾吉野宫应诏》写道：“欲寻张骞迹，幸逐河源风。夕云指南北，夕雾正西东。岭峻丝响急，谷旷竹鸣融。将歌造化趣，握素愧不工。山幽仁趣远，川智智怀深。欲访神仙，追从吉野浔。”
其中“造化”一语，当出自《庄子》。在《庄子》中，“造化”又称“造物者”、“造化者”，也就是“道”。《庄子》赞颂“造化”的伟大，主张完全顺应之。《大宗师》和《至乐》篇以歌的形式赞颂造化（人的生死）的描写。“将歌造化趣”，可能是对《庄子》上述思想的运用。“欲访神仙”更显然是道教的产物。
《怀风藻》中还有许多道家式的表达，例如，长屋王《元日宴应诏》诗云：“柳丝入歌曲，兰香染舞巾。于焉三元节，共悦望云仁。”诗中的“三元”指的就是道家的“天地水”。又如，道公首名《秋宴》诗有“昔闻壕梁论，今辨游鱼情”二句，显然来自《庄子・秋水》“壕梁之辨”的故事，下毛野虫麻吕《秋日十长土宅宴新罗客》序中的“言笑纵横，物我两忘”之句，与《庄子天地》“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等语有明显的联系；《大友皇子传记》中的“天道无亲，唯善是辅”，源于《老子》第79章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等。作者在使用这些道家用语时，对其理解、吸收的程度有深有浅，但是从诗作对道家概念的运用来看，道家的一些观念，已经渗入到了当时日本上层社会的文化修养之中了。
从总体来说，《怀风藻》接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初期多限于表层的形式模仿，如使用老庄的诗句，后开始初步把握和运用道教思想，并融贯于诗中。从以上可以看出《怀风藻》和中国道教文化的紧密关系。如果没有中国道教文化的滋润也就没有《怀风藻》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综上所述，至8世纪，道家的词句和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渗透到日本贵族和知识阶层的文化之中，并构成其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8世纪正值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是日本积极学习中国唐代文化的最盛期。这时的唐朝，尊崇道家道教，高宗乾封元年（666年），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追尊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改称《南华真经》，又设立文教制度“崇玄学”（后改为“崇玄馆”），以《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道家文献为必修经典。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大量吸收唐代文化的过程中引进道家思想，当属自然。所以《怀风藻》时代，道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如日本汉学家蜂屋邦夫所指出的：古代日本知识分子“一方面直接阅读了老庄的著作，一方面以竹林七贤作为六朝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通过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理解六朝时代的思想。这种理解虽说并不深刻，但是古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已经从中认识到，远离政治的世界也有它一定的价值。”
在研究宗教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时，学术界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过多地关注于佛教，这无疑是有偏颇的。诚然，纵观整个日本古代文学史，佛教对于日本文学创作的影响，曾经深入骨髓。但在日本文学形成的初期，道教思想，特别是当中的“成仙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即使到了日本古代文学的中后期，仍可窥见道教思想的痕迹，即它是与佛教、儒教相结合的形式，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创作产生着影响。本文在此所论及的只能起个以点带面、蜻蜓点水的作用。除此之外，如物语文学――《竹取物语》、《浦岛子传》等都包涵着浓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在此领域要研究的课题还很多，今后笔者还将深入到文化、思想与文学关系机理层面来研究道教思想与日本古代各个时期文学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福永光司：《道教と古代日本》，人文书院，1987年版。
[2] 叶渭渠：《中日古代诗歌学的传统与交流》，《日本研究》，1998年第3期。
[3] 王迪：《日本における老思想の受容》，国书刊行会，2001年版。
[4] 福永光司：《道教和日本文化》，人文书院，1982年版。
[5] 下出积出：《神仙思想》，吉川宏文馆，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