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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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教育信息化是将信息化技术应用于教育和教学，全面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和手段的信息化，并通过对教育的信息化管理，从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并最终为课堂教学最优化开辟道路。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中的运用改变了课堂教学的固有模式，提倡科学与民主的理念，更新观念，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相结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渗透力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目标，把握时代脉搏，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式，推动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互动方式 教学设计 课堂的延伸 民主教学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加快教育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促进教育的发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思想品德课堂教学改革，其主要目标：遵循构建主义教育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和信息技术理论以及中学生认知水平的特点，按照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总要求，探索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形势下的思想品德教学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努力培养新时期的合格建设人才。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课堂教学，改变了课堂教学的原有模式，教师从单纯的讲授知识转变为设计教学；学生从单纯的接收知识转变为自主学习、探究学习，激发学生主动参与的兴趣，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

一、 设计理念

总思路可概括为构建现代教育技术与中学思想品德教学改革的课堂教学新模式，以提高学生建立新的学习观，激发和提升学生的体验，注重学生的互动合作，突出探究式学习，加强学生的道德实践，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具体内容如下：

1、提倡科学与民主的理念，依据学科特点及学生的认知水平，做好课前的教学设计，注重人性化，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活化学科知识。一是实践新课程理念。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结构。二是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相结合。三是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直观性与渗透力，通过现代教育技术对思想品德课程的活化作用，使学生直观、形象的接收抽象的政治理论。

2、根据新的教学观念，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一是增加学习的导学模式，主要用在传授新课时，其目的是在认识领域提高对所学内容的认识，在心理领域引起兴趣，训练意志力，使学生有一个健康的学习心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并形成主动积极的学习个性品质。二是优化效果的活动模式。三是提高创造力的探究模式，这主要用在课堂讨论中，指导学生能发现问题、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勤于动脑的能力。

二、 具体措施

在实施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目标，建构教学过程的最优化。早在三百多年前，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就指出：“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方法，使教师可以少教但学生可以多学。”这种以“少教”达到“多学”的愿望是历代教育工作者所孜孜追求的目标。我具体做法如下：

1、把握时代脉搏，更新教学理念。

一是以新的理念指导教学，充分发挥师生双主体互动性。课堂教学活动不仅是一种认知过程，更是师生、生生之间的交往过程，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解惑者，更是知识的促进者、引导者；学生不是知识的引导者、复制者，而是知识的发现者、创造者。教师和学生之间不是传统课堂教学中的对象性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一种主体性间的意义关系。例如：在最新人教版的七年级思想品德教材中，弱化知识点，删掉了一些知识点，但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通过多媒体形式补充一些其他适合该课的相关内容，本校实际、学生身边鲜活事例等等。二是在认知规律中，注重思维方式转变的训练，其主要包括让学生了解思维的品质、特点、规律等训练学生思维的敏捷性、独立性，使学生超越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贯穿于人的各方面发展的全过程。三是调整好人的情感领域，包括好奇与兴趣、动机与效果、情绪与情感、气质与性格，以次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探索精神和独立自由发展的人格。如果教师没有丰富教学情感，不能动之以情，师生之间心理就难以亲切和谐，教与学就不能发生“共鸣”。以上所述各项的实现最佳途径，莫过于信息技术的运用。

1、实现教学空间的最佳化

教学过程的空间结构是由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及反馈五部分构成的。

为了形成最佳的教学空间结构，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必须合理整合教学系统各要素，也就是说既要考虑具体要素的改进和完善，更应从总体上关注教学个要素间的良好组合和协调。具体讲在根据社会对教育和教学的需求而提出教学目的之后，教学内容的选择就要体现该教学目的，然后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来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信息技术应渗透于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之中。例如在学习《感悟青春》一节时通过课件的形式展示这样一个画面：展示班级中学生的成长经历的照片，介绍几件有助于成长、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让大家讨论，对照自己的经验，总结自己的优点，根据学生自己的教训，总结自己的缺点。教法的选择最好要新颖，不要使教学仅仅成为一种“颈部以上的活动”。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通过开展探究、发现、讨论、试验、游戏等多种活动形式，运用启发法、问题法、情景法、研讨法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与学习对象相互作用，从而使其主动认知、主动创造，获得充分的发展。俗话说的好“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此外还必须进行反馈要对教学结果进行分析和自我分析，对学生来说反馈信息可是学生强化正确，改正错误，找出差距，促进努力。如果不能及时或定时进行反馈，得不到反馈信息，就不能及时发现存在的教学问题，从而改进教学，协调各教学要素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有效的控制教学过程，就不可能使教学的空间结构达到最优化，也就不可能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

三、 检验效果

效果的检验可以推动师生实践新课程的积极性，不断完善课堂教学效果。

1、是否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生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去查找资料，制作课件进行学习和探索，一是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了他们的自主探究精神、研究能力和与他人合作交流的能力。二是改变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认识事物的过程，使他们在操作中去感知和理解，把感知、理解、巩固、运用融为一体。三是改变了传统的教学过程，把远方的东西放到眼前，把复杂的内容变为简单，把抽象的事物化为具体。四是改变了单一的教材形式，通过充分利用学习资源，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自主的认知结构，并使教学过程空前加快。

2、是否改善了教学中的人际关系，创造了新的教育文化。一是学生在学习时不单涉及文本及围绕教师，而且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自主的收集整理信息，使教学从传统的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为中心，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二是通过讲台上师生角色的换位，教师由主宰到主导，又教材的解释者到教学的设计组织者等思想和行为换位，推动了民主教学风气的形成。三是学生在学习实践的感悟中，同步发展，智力和非智力的心理因素，不仅训练了自己对知识结构的掌握，概括问题的能力和思维能力，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组织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总之，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实现新课程背景下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对促进课堂教学方式，推动新课程的全面实施，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2、王增祥

《教学技巧》

1998

3、[苏]尤．克．巴班斯基

第2篇

一、树立全新的作业观念

《思想品德课程标准》指出：“在教学中，要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索社会现实与自我成长的问题，通过调查、讨论、访谈等活动，在合作和分享中丰富、扩展自己的经验，不断激发道德学习的愿望，提升自我成长的需求。”因此，新课程下的作业目标注重的是学生素质的整体发展，以贴近生活、走进生活、在生活中学习的新理念为指导。与传统作业目标相比，它更注重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积极情感和坚强意志的培养；注重学生的合作意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良好的道德、生活及学习习惯的养成。

二、思想品德作业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1.个性化原则

要尊重学生个体的差异，即作业能体现教学内容的层次，适合不同层次的学生。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作业的内容、形式、数量和完成方法，减少机械性的单纯以积累知识为目的的作业分量，把时间还给学生，提高单位时间的练习效率，给学生一个自主选择、协调发展的空间。

2.联系生活的原则

将社会生活充实到学生作业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作业注入新的内涵，学生可独立地完成适合自己水平和与自己生活环境贴近的作业。比如在讲解七年级上册《珍爱生命》时引导学生关注有现实教育意义的热点问题，像苏丹红等食品卫生安全的事例，进一步指导学生用书本理论知识去分析新问题。这样既增强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提高了研究性学习的实效性。

3.合作探究原则

即由独立完成走向协同合作。学生面临的作业更多的将是探究性作业，作业过程需要学生密切合作。要向学生提供充分活动的机会，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与技能，真正实现师生的“同心、同行、同乐”。

4.综合性原则

要加强课程的横向联系，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引导学生将作业内容与形式和其他各科的学习活动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和谐的学习整体，以此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协作交往的个性。

三、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作业设计，实现课堂的高效

作业设计的依据和来源是灵活的、开放的、广泛的，作业的形式也应该是多样性的。它可以是口头作业，也可以是观察性作业；可以是思考性作业，也可以是实践操作性作业；可以是书面的文字作业，也可以是图像的、音像的作业等等。我结合思想品德学科的特点，设计了一些较具体的作业形式。

1.分层作业

教学实践告诉我们，作业“一刀切”，过难或过易，缺少层次，不利于不同类型的学生尤其是学困生与优秀生的发展。因此，教师布置作业时要注意照顾到好、中、差三方面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分层布置作业，把过去同样内容、同样标准、同样模式、同样分量的作业改为A、B、C三种难度，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选择不同层次的作业。分层作业让不同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业水平完成作业，有利于因材施教，既让学困生跳一跳能摘到“桃子”，又能保证优秀生免受“饥饿”之苦。

2.自主型作业

在布置作业时，除了老师有意识地设计作业，供学生针对自身情况进行选择外，还可以让学生给自己布置作业，即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参与作业内容的设计。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态度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少了让老师逼着做作业的不情愿，多了一份主动和热情，能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师生关系也会更融洽。

3.实践型作业

学生优良的道德行为与习惯形成，必须通过自身主动的学习实践才能形成。我们要重视学生的养成教育，通过作业设计与生活相联系，使学生在社会实践、家庭生活中巩固知识、发展能力。

第3篇

[关键词] 围绝经期综合征；滋肾养心疏肝法；腹四穴埋线；临床疗效；性激素

[中图分类号] R27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5（a）-0100-05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nourishing kidney and heart， dispersing stagnated liver qi method cooperated with abdominal four points embedding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syndrom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levels of sex hormone

LIU Jimei1 WU Yanshu2

1.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Yulin Second Hospital， Shaanxi Province， Yulin 719000， China； 2.Department of Pharmacy， Yulin Second Hospital， Shaanxi Province， Yulin 719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nourishing kidney and heart， dispersing stagnated liver qi method cooperated with abdominal four points embedding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syndrom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levels of sex hormone.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ifty patients with perimenopausal syndrome treated in Yulin Second Hospital from June 2015 to June 2016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7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nourishing kidney and heart， dispersing stagnated liver qi method combined with abdominal four points embedding therapy，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Kuntai Capsules + Xiaoyao Pills， 4 weeks was as a course，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one course. The modified Kupperman scores （KI） and the levels of serum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 （FSH）， estradiol （E2）， lutropin （LH）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for 1， 2， 3 cours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KI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levels of FSH， LH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E2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treatment for 1， 2， 3 courses，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s of treatment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Nourishing kidney and heart， dispersing stagnated liver qi method combined with abdominal four points embedding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syndrome has satisfied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s， the security is high， the side effects are less，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decreasing the levels of serum FSH， LH and increasing the levels of E2.

[Key words] Perimenopausal syndrome； Nourishing kidney and heart， dispersing stagnated liver qi method； Abdominal four points embedding therapy；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Sex hormone

围绝经期综合征（perimenopausal syndrome，PMS）是指妇女在绝经前后由于雌激素水平下降而引发的以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代谢障碍为主的临床症候群，表现为潮热、汗出、情绪激动、月经紊乱、心慌、胸闷、气短、失眠等[1-2]。本病的发病率占绝经期妇女的50%～80%，且逐年呈上升趋势，发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病程持续时间较长[3]。如不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后期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给社会及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现代医学研究发现[4-5]，PMS女性的雌激素水平、雌激素受体及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活性和含量都有较为明显的变化。西药治疗虽在短暂时间内获得良好的临床疗效，但从长远来看，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较多。因此，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寻求副作用少的中医和埋线治疗。本研究根据腹部经络学原理穴位埋线并配合经方辨证滋肾养心疏肝法，观察PMS的临床疗效，并研究发病的生物学机制，探讨雌激素水平变化在PMS中的诊断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陕西省榆林市第二医院妇产科2015年6月～2016年6月因PMS就诊的患者150例，年龄40～58岁，平均（48.67±8.29）岁；病程0.8～2年，平均（1.23±0.87）年；绝经前83例，绝经后67例。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妇产科学》[6]中关于PMS的诊断标准：①年龄40～60岁；②出现月经紊乱≥3个月或停经；③临床表现为潮热、烦躁、盗汗、失眠、关节疼痛等症状；④激素检查血清雌二醇（E2）降低，促卵泡激素（FSH）、促黄体素（LH）升高。中医诊断标准参照1997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7]中肝肾阴虚、心肾不交的证候标准。纳入标准：①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②年龄40～58岁；③改良的Kupperman评分（KI）≥10分者[8]；④近1个月内未采取任何药物治疗；⑤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自愿参加试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及肝肾系统疾病；②原因不明的阴道不规则出血，且未治愈者；③原有精神、神经类疾病无法配合者；④因各种原因无法判断或临床资料不全者。遵循随机对照原则，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75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治疗组给予滋肾养心疏肝法配合腹四穴埋线治疗，对照组给予坤泰胶囊+逍遥丸，4周为1个疗程，两组均治疗1个疗程。

1.2.1 治疗组 ①滋肾养心疏肝法处方：柴胡20 g、黄芩15 g、半夏15 g、龙骨30 g（先煎）、牡蛎30 g（先煎）、板15 g、女贞子15 g、五味子15 g、远志15 g、白蒺藜15 g、当归15 g、白芍15 g、甘草6 g，用法：水煎，每日1剂，分服3次，4周为1个疗程。②腹四穴埋线治疗，主穴：中脘、天枢、气海、中极；配穴：汗多加大椎、三阴交；失眠加内关；疲乏腰困加足三里；关节酸痛加筋缩。选用器具：穴位埋线针是由扬州市华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9号一次性无菌埋线针，产品标准为ZX09；蛋白线选用扬州市智象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7号无菌医用蛋白线；埋线包选用由广东宏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换药包，产品标准为A59422010734。具体操作：穴位埋线严格遵循无菌操作原则，嘱患者先仰卧，暴露腹部，术者用押手揣摩埋线穴位，然后标记并定位，戴无菌手套及口罩，打开备用埋线包，将已准备好的蛋白线（各穴位埋线的长度取决于肌肉的厚薄）用生理盐水浸泡约1 min后用无菌镊装入一次性9号无菌埋线针，透皮进针速度要快，待患者出现酸、麻、胀、痛等针感时，轻而缓慢地推针芯，将蛋白线埋入穴位内，然后快速退针，用无菌棉签按压针孔数秒，每10天治疗1次，连续治疗3次。治疗后前2 d嘱患者禁洗澡，忌食辛辣刺激之品，避风寒，畅情志。

1.2.2 对照组 ①坤泰胶囊（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0.5 g/粒，产品批号：140408），每次4粒，每日3次，4周为1个疗程。②逍遥丸[百善唐威（沧州）药业有限公司生产，6 g/粒，产品批号：327622]，每次3粒，每日3次，4周为1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①采用KI评分法[8]判定患者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包括潮热汗出、烦躁、失眠、耳鸣、感觉异常、骨关节痛、头晕、抑郁、乏力、心悸等临床症状，给予系数1～4不等；每种症状的严重程度分为无、轻、中、重，其程度因子也以数字表示，即无症状为0分；症状很轻，偶尔出现为1分；症状中等程度，时轻时重为2分；症状持续出现，主观感受较重为3分。每项症状的系数与程度因子乘积之和即为KI值[8]，并用KI值判定疗效，KI值越高表明症状越严重，总分最高可达51分。KI比=治疗后KI/治疗前KI×100%。显效：KI比50%。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1、2、3个疗程的疗效。②空腹取前臂静脉血，分离血清，4 h内送检。外周血中E2、FSH、LH的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试剂盒（南京森贝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20146301）检测。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KI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后KI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且治疗组治疗后KI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FSH、E2、LH水平变化比较

两组治疗后FSH、LH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E2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上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治疗组治疗后FSH、LH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E2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2.3 两组治疗后1、2、3个疗程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1、2、3个疗程，治疗组的临床疗效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4。

3 讨论

现代医学认为PMS发生的机制主要有激素说、免疫说、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说、自由基说等[9-10]。实验研究发现[11-12]，雌激素τ谥心曷殉睬谐大鼠具有抗抑郁的作用，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孕酮调节功能丧失及雌激素受体数量减少很容易造成PMS妇女中枢和周围的单胺类、鸦片类神经递质浓度发生改变，最终导致植物性自主神经系统和精神症状发生紊乱引发各种临床症状。相关病理研究显示[13-16]，卵泡对垂体分泌的LH、FSH敏感性下降，引发E2分泌减少，从而使雌激素对垂体的负反馈作用减弱，导致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失调，进而引发机体内微环境改变，产生神经功能紊乱的临床症候群，血清检查以FSH、LH水平增高和E2水平下降为主，这同时也是卵巢功能减退的一项重要标志。

PMS归属于祖国医学“绝经前后诸证”“百合病”“脏躁”等范畴，绝经属于女子正常的生理功能现象，《黄帝内经》云“女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这与肾-天癸-冲任-胞宫生殖轴日渐衰老密切相关。从病因病机特点来说，主要以肾虚为本，而“女子以肝为先天，以血为本”，历经孕胎产等累及伤及肝血；田珍等[15]认为冲任二脉失调是PMS各种症候出现的重要原因，冲任二脉是渗灌气血、濡养胞宫的重要经脉，任脉为“阴脉之海”，有“主胞胎”的作用；冲脉为“十二经之海”“五脏六腑之海”“血海”，有溢蓄全身气血的作用，由此可说冲任是妇人的“生养之本”，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17-20]，中医理论中肾-天癸-胞宫与现代医学中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具有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任脉的上级是丘脑下部-脑下垂体系统，丘脑下部-脑下垂体系是五脏六腑的中枢，也是经络系统的中心。

滋肾养心疏肝法是笔者基于祖国医学对PMS病因病机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在临床治疗中发现的重要理论，该方中柴胡、黄芩、半夏、龙骨、牡蛎为柴胡龙骨牡蛎汤加减，具有调达少阳枢机、潜镇安神的功用；龟板为血肉有形之品，具有滋阴、潜阳、补肾、健骨之功；女贞子补益肝肾；五味子、远志交通心肾；白蒺藜平肝解郁，养心安神；当归养血补血；白芍柔肝止痛。全方共奏滋肾养心疏肝安神之功。药理学研究发现[21-23]，滋肾养心疏药物具有调节内分泌功能紊乱、调节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和交感-肾上腺髓质及交感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的失调、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的作用。

穴位埋线集针刺效应、放血效应、埋针效应等于一体，具有针和刀的双重作用，是目前临床中一种较为成熟的外治方法，其疗效确切，治疗间隔长，患者依从性高，能顺应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发展[24-26]。腹四穴是基于腹部经络学理论所选的中脘、天枢、气海、中极四穴，中脘为胃之募穴，是任脉、小肠经、三焦经及阳明胃经的交会穴，是六腑元气汇聚所在，具有补气化血、疏肝理气之功效；天枢为大肠经募穴，理气通瘀作用较强；气海为任脉之穴，刺激气海穴具有消炎镇痛、提高免疫力之功效；中极为膀胱募穴，任脉与三阴经交会穴，调节肾与膀胱的脏腑功能；四穴共奏疏肝、理气、培补元神之功。笔者认为埋线治疗PMS的主要机制在于：①调节女性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和交感肾上腺皮质两大系统，调节内分泌的紊乱；②蛋白线在穴位的吸收过程能够产生持续、柔和的刺激，调节神经体液，对PMS卵巢功能的衰退起到调节，这主要与机体“肾藏精，主生殖”相关。

本研究中，两组治疗后KI评分均降低，说明两组治疗均有效果，但治疗组更低；围绝经期最大的变化是内源性雌激素功能减退，导致FSH、LH敏感性下降，引发E2分泌减少，减弱或解除了雌激素对垂体的负反馈调节，使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失调，引发机体内微环境改变，在治疗中通过滋肾养心疏肝法配合穴位埋线，调节机体阴阳失衡，降低FSH、LH水平，提高E2水平，同时也说明FSH、LH水平变化与临床症状呈正相关；E2水平变化与临床症状呈负相关；在临床疗效方面，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腹四穴埋线治疗能调节脏腑气血功能，刺激相应经络，调节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平衡，从而从根本上防治PMS引发的一系列并发症。配合中医药具有全方位、多层次和多环节的治疗特点，符合针药结合治疗理念，起到较好的靶向治疗作用，且该结合治疗方案符合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和社会发展的健康需要，患者依从性高，疗效满意，同时也为本治疗方案提供了循证医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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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宁鑫鑫.戊酸雌二醇片联合黄体酮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临床疗效[J].中国现代医生，2015，53（25）：74-76.

[24] 赵慧明.围绝经期前后妇女性激素变化与血浆脂蛋白水平分析[J].中外医学研究，2016，14（8）：44-46.

[25] 布的尔坡，张兴明.穴位埋线疗法的治疗原理与临床应用价值[J].西部医学，2009，21（5）：852-854.

第4篇

经济学的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学说史、发展经济学、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国际金融、国际贸易。

补充材料：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可分为两大主要分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起源希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衍生出了演化证券学、行为经济学等交叉边缘学科。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学研究和应用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关注越来越高，理论体系和应用不断完善和发展。

（来源：文章屋网 ）

第5篇

经济分析法学最根本的核心是效益最大化

经济分析法学的最基本特征是将经济学的看法运用于分析

经济分析法学的与我国的实践还有一定的差距

经济分析法学是继法学、分析法学、社会法学三足鼎立之后有广泛社会的第四大法学流派，其最响亮的口号是效益最大化。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普遍认为，法学所要解决的基本是“公平”和“正义”问题，或者说是“合法性”问题，即法律所面临的是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合理合情地分配权利和义务问题；而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是“经济效益”问题，即如何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由于两个学科各自独立的领域，所以一直无人将法学与经济学联系起来，但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反复爆发，使得国家和法律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到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和配置中去，而经济活动在进行过程中又需要依靠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护其所需要的市场经济大环境，因此便产生了经济分析法学。

美国经济学家R·科斯（Ronald·Coase）提出的成本是经济分析法学中的理论基础和前提，被称为“科斯定理”。其主要含义是：在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无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权利和资源，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最有效率的结果；而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条件下，能使交易成本效应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就是说，在理想状态下，无论是个人还是合作行为，其交易成本都为零，则不管法律的权利义务如何配置，社会资源都会向最大效益方向流动。

第6篇

【关键词】 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新古典经济学派

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已有200年之久，其间许多经济学家都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经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派再到新古典主义学派，已经发展得越来越完善。任何学术理论都要经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经济学理论也不例外。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各个阶段不同学派的核心思想以及他们对后世的影响。

一、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十七到十八世纪在欧洲颇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认为金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来积累财富。这种政治经济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财富的意义。

二、古典经济学

在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诞生之前，经济学理论无疑被古典主义学派所统治着，并对经济学未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以后的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其中以英国跟法国的经济学家贡献最大。英国的威廉·配第和100年后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尓和魁奈。斯密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详细地分析了重商主义，让人们对重商主义有了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自从他指出重商主义的缺陷之后，重商主义也就开始走向末落。斯密从几个方面指出了重商主义理论的缺陷。首先，他批判了重商主义认为金银才是财富的组成的观点。他指出只有增加一国的劳动产出，或是增加一国的国民收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的增加。其次，他认为，尽管后期重商主义的理论有所改进，从认为必须把货币贮藏在国内到后期的放宽要求，认为只要保证输出大于输入（即有净输入）以获取货币流入本国，但是依然是值得怀疑的。综上所述，斯密是自由贸易理论的热衷者，是贸易管制理论的反对者。影响斯密对重商主义看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英国的环境，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产生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在这个时期，英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时期，英国打败了西班牙夺得了海上霸权，之后通过大量的海外殖民疯狂地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英国的资产阶级们在这个过程中攫取了空前的利润，从而为英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由于之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当时的种种贸易保护政策开始逐渐表露出对英国继续发展经济的限制。同时英国的资本家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竞争当中已经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更加促使他们推崇自由贸易的学说。从而影响到斯密自由主义的观点。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堪称古典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使得工业化不再停留于发明机器制造产品的阶段，而是真正对社会发展起了革命性的意义。如果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那么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三、新古典经济学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古典主义学派得以发展，经过一系列的革命，经济学理论被赋予了大量的新鲜血液。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众多著名的经济理论学家对此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不得不承认马歇尔是当仁不让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标志性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经济学原理》一书把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的古典经济学，以及边际主义学说等，组织和融合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体系之中。然而这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随意拼凑，而是有巧妙的构思和严密的体系。这是继约翰·穆勒对古典经济学进行综合之后的又一次经济理论大综合，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几乎包含了当时经济学界绝大部分的观点和主张，把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学作了最为全面的总结，因而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经济理论体系，居于欧美经济学界的主流和中心地位达数十年之久。他的经济学说构成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培育出来的一大批弟子。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的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实际上，庇古在帮助马歇尔传播其经济理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通过在剑桥大学为学生们讲课，帮助马歇尔传播了他的理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那就是他的另一个得意门徒——凯恩斯。在马歇尔的众多弟子中凯恩斯不算是最突出的，但毫无疑问，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一个全新的独立经济学体系的诞生。标志着凯恩斯完成了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向自己创立的新经济体系的过渡。

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了传统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古典经济学派相信经济规律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同时也认为在这种经济规律下，供给本身能够创造需求（萨伊定律），因此只要倡导自由主义，就能够实现均衡。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理论貌似非常完美，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有大量的脱离现实实际情况的假设。就比如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可以自行创造需求，因而不存在经济危机。但是1929到1933年爆发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等问题的出现，根本无法解释，更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有效”对策。这种主张自由经济的思想在国富论酝酿出版的时候可能是实用的，因为毕竟世界刚刚进入工业革命的大门，生产力的发展虽说有提高，但是没有达到无法控制的状态，当时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斯密关于人们是经纪人为了谋求自己私利而做出决定的假设。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渐递进，世界资本财富的迅速积累，垄断厂商的出现，信息量迅速上涨等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种种违背斯密经纪理性人的假设出现的时候，这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就失灵了。凯恩斯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他认为无法充分就业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是指预期可给雇主（企业）带来最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亦即与社会总供给相等从而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而总供给可以看作一个外生变量它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但是，在现实情况中，放任经济自由发展有效需求往往是不足的，因此为了提升国家的财富，他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革命。伴随着预期革命，以及张伯伦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四、结语

这一时期确实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非同寻常的一页，在近200年的时间内，有众多的经济学家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经济学理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重商主义到古典主义学派再发展到新古典主义学派，从主张贸易保护，到推崇自由发展经济，再到凯恩斯的倡导政府干预，这么快的理论发展是不常见的。正如我们所知，一种新的理论的发展一定伴随着有问题的旧的理论的消亡，如上面所述，虽然古典经济学派在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期风靡一时，但是由于他的前提假设条件苛刻等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经不住历史的考验，比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西方经济经历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无法为古典主义理论所解释，就必然会引起学者们的反思，促成新的理论诞生。这样，最终便必然导致一场西方经济思想创新的浪潮。西方经济学在上述时期所取得的重要发展和成就，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所有这些，我们应当给予高度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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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凤林.从马歇尔到凯恩斯—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一页[J].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3] 谭崇台.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第7篇

丹尼尔・布罗姆利可能是国内经济学界不太熟悉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只有《经济利益和经济制度》被译成中文。在美国经济学界，他也是非主流。如果要分派，他可以归入以威斯康星学派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此学派鼎盛时期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以前；随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在美国繁荣。如今，它的地位基本上被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取代，尽管后者也不大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

作为他的学生，我从布罗姆利那里获益良多，2000年回麦迪逊教课时，还专门补听了他的制度经济学课。那时，我就知道他在写这本书；2005年他到我们中心访问，告诉我此书已经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接受，正在出版过程中，并希望能够出版中文版，我欣然应允。

依我之见，布罗姆利此书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制度是人类有意的创造。这当然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不同。自发秩序意味着，制度是人类在“不经意间”造就的，即每个人或组织都从各自利益出发参与社会博弈，没有对社会组织形式的想法和规划。但是，他们博弈的结果却创造出对每个人都有益的制度。

自发秩序并不被新制度经济学派普遍接受，诺斯就把制度定义为对人类行为的“人为约束”，其目的是为个人行为提供可预测性。诺斯对人的目的性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基本持负面看法。他认为，人的目的性往往阻碍人类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如果制度变迁是由经济收益引导，不掺入制度变迁执行者个人的目的，制度就会朝着有效的方向演进。

布罗姆利走得比诺斯更远。布罗姆利认为把经济收益当作指引制度变迁的外生动因，是一种同义反复。经济收益是由制度定义的，也就是说，制度先于经济收益而存在。目的性参与制度的设计和变动，意味着人们先有了对未来的想象，即对一个更加美好社会的构想，然后，根据这个想象来构造当前的制度。用布罗姆利的话来说，人们在构造当前的制度时，总是“站在未来思考现在”，即依据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制度，不拘泥于当前的利益得失。观念的改变就是布罗姆利所说的关于制度变化的“目的因”。他说：“目的因让我们能够理解DDT被禁用不是因为突然间这个做法符合了经济效率的标准（机械原因），而是因为环境在与农业利益（一种事后的理性化）的较量中获得了更多的‘力量’。DDT被禁用是因为一种新的集体承诺业已形成，即秃鹫，或者其他动物，值得让农业中的害虫控制蒙受损失――‘值得’不是在福利经济学意义上的，而是指创造一个未来，或总而言之，拥有后会更好。”

对制度变迁的解释，不能只停留在寻找经济收益这样的机械原因上，要在经济领域之外寻找答案，这要求我们研究制度变迁执行者的目的。唯此，我们才能找到解释制度变迁的“充分理由”。

从人的目的性出发，布罗姆利提出了“volitional pragmatism”的概念，我们把它翻译成“能动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否定人的思想是自然的镜面反射，相反，强调个人对于周遭环境的理解必然受到他们对周遭环境印象的限制，而且，不同的人必定拥有不同的印象，因此，不存在单一或终极的真理。实用主义的核心因而是试验，能动的实用主义者的试验不是盲目的，而是受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的指导。制度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人们根据自己对未来想象的试验，导致了一些没有料到的“惊讶”；这些“惊讶”为现有制度所不容，因此，需要新的制度来消解。

中国迄今30年来的渐进式改革，是能动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为了更契合中国的语境， 我把它更名为“实践的务实主义”。渐进改革的哲学基础是对单一和终极真理的否定，因此，它是务实的；同时，渐进改革又以不断的试验为先导，因此，它在行动上又是实践的。布罗姆利此书虽然不是为中国读者而写，也不是为研究中国改革历程而作，但是，它所表达的思想对理解中国的改革历程，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布罗姆利的思想对业已在中国成为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传统提出了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把制度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并试图以经济参数的变化，作为解释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本书对此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会在中国制度经济学者中引起争论。

记得2005年布罗姆利到我们中心给学生办讲座的时候，学生们对他的思想的反应，可以用“震惊”来形容，因为他所讲的和他们所接受的主流经济学太不同了。虽然我不完全赞同布罗姆利的思想，但是，我相信，阅读他的书对于每个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的人来说，都至少会是一次耳目一新的经历。■

第8篇

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观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参考文献】

[1]　易宪容.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　N.Kaldor.The  Irrelevance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J].Economic  Journal  82(4):1237,1972.

[3]　T.A.Boylan  and  P.F.O  Gorman.经济学方法论新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诺斯.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6).

[6]　A.A.alchian.Uncertainty,Evolution,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8,1950(6).

[7]　L.a.Boland.The  Founda  tions  of  Economic  Method  [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8]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　G.Dosi.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　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　尼尔森，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第9篇

[关键词] 自由主义；历史演进；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 F0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4-0036-02

在西方国家重视并实施市场经济的近300年时间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而备受关注。我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历史背景下，完善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显得尤为重要，梳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对我们借鉴其合理经验理论、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前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形成了主张重视农业生产、经济放任自由的理论思想。色诺芬在其代表作《经济论》中最先提出“经济”一词，这里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家庭管理”，他重视农业生产，初次探究了劳动分工的现实意义。玛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将农业置于一切行业之首，奉劝奴隶主应该经营土地、从事生产的行业。他强调农业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关乎生存的重要技艺。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反对专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主张经济自由为核心，这一阶段以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为思想代表。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代表作《经济表》中提出国家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应当取消，行会制度、工业法规的实行也是没有必要的，应该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他对于工商业的自由竞争理论，就是他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直观体现。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鼻祖，其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主要强调了价值规律和自由竞争对市场的作用。他反对国家做出干预经济的政策决断，主张自由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在理性人的假设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会自发地促使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资源会得到最优配置。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学说，从供给的角度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只有商业自由，才能够实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工，个人才能更高效地利用资本和劳动；国家才能更高效地发挥资源禀赋，以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加。他的比较成本学说就是倡导各国应分工生产对自己有利且成本最低的产品，以实现互利共赢。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古典学派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至今仍是各个国家推行的贸易准则。

让・巴蒂斯特・萨伊不仅仅继承并发扬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且使其更加通俗化和系统化。他提出的“三分法”以及“萨伊定律”等无不体现了他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可和推崇。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市场会自发地达到供需平衡的状态，强调“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旨在论证供给会创造需求，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凭借市场机制自发地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旨在强调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是没有必要的。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其发扬了边际主义的理论思想，以供求为载体，弘扬了自由主义思想。马歇尔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他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探究和描述。他强调自由竞争，提倡自由竞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最大化的效用，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他认为只有经济自由才能保证生产要素投入和消费者支出的均衡，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派以马歇尔作为其代表，提出的全部理论分析均是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取代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导地位。但是凯恩斯所提倡的干预经济政策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行不悖，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他强调的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市场的自由运行提供调控和指导。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派众多，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新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是伦敦学派，以哈耶克为理论代表。广义的主要有伦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货币学派等等。下面就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派进行论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确立。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或者计划经济的实施，会使经济发展收到制约，会导致国家权力专制，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的认可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摒弃。他认为市场就应该是自由放任的，强调自由的市场、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和垄断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他强调私有制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前提条件，认为只有独立的个人拥有生产资料才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其他学派的理论观点都是以哈耶克的思想作为核心基础，哈耶克的理论对新自由主义兴起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罗伯特・卢卡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在《预期和货币中性》中提出了他的思想主张，强调市场自由运行、提倡经济自然发展。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公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不应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经济发展就越繁荣。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崇尚市场自由放任

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有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能够长期稳定的通过自发调节得到发展，市场利用配置的资源完全可以规避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二）完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保证政策的适宜性和连续性

政府为达到短期经济效果而做出的经济政策往往会带来影响范围更广更深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带来更加棘手的经济问题。（3）提倡政府应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由水平为政策目标。政府通过强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进行经济调控，会打破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站在货币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提出如果政府对经济没有进行任何干预，市场的稳定程度要高于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程度。他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造成经济的动荡和不平衡，政府不应该试图在短期内影响经济的自由运行，应该首先保证货币总量的稳定。货币总量能够以稳定的态势持续增加，那么价格就会稳定，价格的稳定就会带来整个市场的稳定，促使经济稳健地增长。他认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唯一的手段就应该是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稳定市场，而并不是靠强硬的政策企图实现短期的经济效果，例如调控失业率以及物价水平等等。

综上所述，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核心即为推崇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因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我们要客观的分析，考虑到多重影响因素的作用。我国进行政策制定应借鉴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想，规避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不利的危害。充分发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 考 文 献]

[1]陈莉.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J].经济科学，1995（5）：75

第10篇

长期以来，金融理论的核心阵地一直被新古典学派所占据，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被排斥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之外。这种情形在2005年为之改变，就在这一年，美国经济学家默顿和博迪（Merton & Bodie）在西方理论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并定义了“（新）制度金融学”。从此，制度金融学开始在经济学的理论圣殿上正式“登堂入室”，获得与新古典金融学“平起平坐”的学术身份。

在新古典金融学的视野中，由于忽略交易成本，因此金融交易由谁（银行体系或者金融市场）来完成并不重要。基于科斯定理，若不存在交易成本，则不同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会得到相同的最优金融资源配置结果。制度金融学可以帮助我们甄别不同金融制度环境的特征，并确定在某些特定的经济金融发展背景下，什么样的金融制度结构是最具优势的。

基于这种新的理论视角，在新古典金融学那里被“外生”处理的金融体系内部的特殊制度结构和组织形式已然转变成为“内生”的结果。重要的是，金融技术进步可以有效增进这些特定金融制度结构的效率，从而把金融交易成本以及相应的金融行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因此，默顿和博迪新命题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得到良好发展的金融体系中，基于金融制度结构的一系列内生变化，新古典金融学关于资产价格和资源配置的结论是大体正确的。

默顿和博迪试图通过弥合两种金融学的裂痕完成金融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新古典综合”。与经济学曾经的“新古典综合”相类似，他们倾向于将制度金融学视为新古典金融学在考虑交易成本情形下的一种特例。不管金融交易过程在制度金融学那里的表现多么变化多端，最终都要归结到新古典金融学的均衡解中来。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新范式

默顿和博迪对于制度金融理论发展的建树与其所拥有的“冠名权”并不相称。相比之下，重建金融分析制度范式更为实质性的努力早在20世纪初期已在货币理论层面展开。传统的货币理论一贯忽视信息成本、风险以及激励等制度因素，这种忽视使得货币经济学的宏观框架长期缺乏微观经济基础。2002年，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Stiglitz & Greenwald）提出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通过把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因素“内生化”于既有的分析框架，尝试性地将传统的货币理论建立在银行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在理论上扭转了微观信贷市场和宏观货币运行长期相互隔离的局面。

“新范式”的构建也是从挑战所谓“古典二分法”的基本理念入手的。由于将一些被长期搁置的因素引入货币经济学的框架，因此信贷和银行因素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该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在“新范式”中，银行因素是如此重要，它不仅为经济社会提供和记录信用依据、判断当事人的还款承诺以及确保所贷资金的合理使用，而且还是一国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的基本环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范式”还进一步注意到了银行制度结构的变迁及其影响，这就意味着该理论已经触碰到了制度金融学的要害部位。

如果考虑到金融制度结构的国别差异以及其他制度性因素，“金融竞争可以单调增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新古典金融学核心命题的普适性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货币经济学“新范式”的一个重要理论发现。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曾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借此极力“推销”和“输出”所谓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其核心理念就是“竞争越充分则经济效率越高”。基于这一理念，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低效率，就是因为在那里普遍存在着与新古典要求相左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制度因素，由此形成的制度障碍影响了金融竞争的充分性。因此，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就是尽快拆除这些制度障碍，重新打造竞争性的金融体系。由于这些国家随后被认为是原本就缺乏竞争性金融体系的基本要素，因此，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整体“引进”或者“移植”这种金融体系就成为虽然迫不得已但总归是正确的政策选择。

以默顿为代表的金融学的“新古典综合”和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学“新范式”都试图通过强调“制度”因素来修补和拓展新古典金融学或者传统货币经济学的既有框架，这种努力有意无意间为制度金融学的肇建开辟了新的道路。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的努力重新开启了观察货币金融运行的微观视角，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金融学就是包含“微观金融基础”的货币经济学或者新古典金融学。

“分工均衡”货币分析框架

及其制度涵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些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借助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交易费用经济学迅速发展的势头，分工问题开始重返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的核心位置。人们对分工演进与货币金融关系问题的重新关注和讨论实际上预示着，现有主流经济学框架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型。总体看来，此次转型将使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视角回归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命题，而制度金融学将无疑成为此次经济学转型的一个重要结晶。

在理论史上，经济学家对货币与分工的关系早已有所察觉。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学家对分工与货币金融制度关系的讨论长期停留于简单描述的层面，相比之下，有关分工与货币信贷制度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是由杨小凯（Borland & Yang）做出的。由于此研究是杨小凯重建经济学“古典传统”长期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种努力的核心之一就是为现有的经济学框架找回制度、经济组织等关键要素并形成一个全新的体系，从而重塑经济学质朴务实的气质。因此，杨小凯有关讨论对于构建制度金融学的基础框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杨小凯的真正理论贡献是将分工、货币与信贷以及法律、政府等多种因素引入一个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可信的逻辑联系，据此揭示了货币的性质以及货币制度演进的深层涵义。商品货币是一种过渡性货币安排，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含量”较低。或者说，由于它自身具有价值且“眼见为实”，经济交易双方对持有这种货币具有较低的信用需求。特别是，随着分工水平的增进和经济交易频率的提高，人们觉得，继续使用这种货币的交易成本会越来越高。就这样，商品货币触碰到自身无法跨越的交易效率边界，货币制度也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在此刻，信贷体系的重要性开始浮现，高信用含量的货币注定成为分工经济的“新宠”。

不过，要用“信用因素”替换既有货币的“自身价值”，除了基于长期的经济交易过程所逐步内生并积累起来的相互信任之外，还需要一些关键的外部条件，其中以法律和政府制度最为重要。对于货币制度而言，政府制度具有显著的“双刃剑”效应，这在理论上并非新鲜事。政府制度是一个多功能交织的复杂体系，在其效用函数中，难免存在效用目标之间的冲突。就拿维持货币体系的合理“信用含量”而言，它本身就时常包含着成本与收益的尖锐较量。如果政府制度出现“功能失衡”，一般是公共财政功能“挤出”了信用提供功能，则政府便可通过增发信用货币来向其持有者间接征税或者抢劫公民财产。由于信用货币的“信用含量”与其发行量成反比，而且信用含量过低会使信用货币变成比商品货币交易效率低得多的交易媒介，从而阻碍分工经济发展，因此一个受到约束的政府总能将信用货币规模控制在能够体现“均衡信用含量”的适当水平。

第11篇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效益　资源配置　法律现实运动　法学泛经济化　法律的经济价值　定量　事前分析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 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

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是完全必要的。”[7]　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以经济角度对既有的法律重新评价分析，同时设计出以效益优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对法律经济学的几点认识：

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发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随赞誉与诋毁，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

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第21页[5] 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

[6] 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0－22页。

第12篇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效益　资源配置　法律现实运动　法学泛经济化　法律的经济价值　定量分析　事前分析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影响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理学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B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内容，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

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PL，即只有在潜在的致害者预防未来事故的成本小于预期事故的可能性乘预期事故损失时，他才负过失侵权责任。[6]

法律经济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是完全必要的。”[7]　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经济角度对既有的法律重新评价分析，同时设计出以效益优先，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对法律经济学的几点认识：

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发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随赞誉与诋毁，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

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时代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应用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第21页

[5] 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

[6] 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0－22页。

第13篇

[摘 要]本文总结了重庆工商大学教考分离中宏观经济学教学问题。提出了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核心，拉近师生时空距离，强化学生知识沉淀，着力把抽象、难懂的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的知识等教改建议。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能力培养， 教学现状， 教学改革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重庆工商大学的学生能意识到本课程的重要性，有学好宏观经济学的热情。但学生学习、老师的教学还存在一些明显问题。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总结我校宏观经济学教与学存在的问题，探索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提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的方向。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现状

1.教考分离对教学效果提高的作用有限

自2004年起，为了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质量，学校实施了教考分离的改革。促进了教师了解教学情况、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教学水平有所提高。但教学质量评判标准还是考试成绩，老师还是以考试为中心；部分教师以“ 教” 取代学生的“ 学”。学生则很少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同课堂教学有关的资料,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强。

2.教学方式相对单一

为了学生考出好成绩，老师重点关注学生考试成绩过关，反复讲解，反复讲授练习题；学生也重点关心考试及格问题。老师一般以课堂讲授教学方式为主，尽管重庆工商大学设置了经济学实验室，建立了宏观经济运行模拟分析平台。但由于宏观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多、课时少、实验课少，学生全面了解宏观经济理论精神实质的作用有限。

3.案例教学相对落后

学校案例教学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与国内外高校的差距相当大。案例分析混于宏观经济学正文教学课件之中，没有成熟的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课件或讲义。部分教师没有实际社会经验，不能鲜活、形象地描述案例的社会背景，不能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4.考核方式相对单一

目前学校宏观经济学的考核重卷面成绩、轻素质培养。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期末考试实际上只是考察了学生的记忆能力和考前突击能力，谁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强，谁的成绩就好。

二、宏观经济学学习情况

1.部分学生学习主动性较差

部分学生主动性较差，平时不努力，课前不预习，上课不思考，被动地接收老师传授的知识，基础知识不牢固。部分学生还停留在中学时代的思维方法和学习习惯上，不会自我学习。主要表现为学习方法单一，仅限于课堂上听教师讲解。

2.学生容易误解抽象的概念

宏观经济学比较抽象，多数学生感觉看不见、摸不着，容易造成误解和困惑。基本概念所包括的口径理不清，基本原理所包含精神实质想不清，对该课程的体系难以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大多数学生是因为基本概念和原理理解困难造成不及格。

3.学生对庞杂的理论体系比较费解

宏观经济学的体系庞杂，争论颇多，由众多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构成，尽管我们主要讲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还是会涉及到众多经济学派，由于学派之间的学术排斥和对立，易造成学生的疑惑与费解。

4.文科学生害怕抽象的数学模型

宏观经济学经常采用数学模型来描述，由于学生数学基础参差不齐，特别是文科出身的学生对较深的数学推导觉得晦涩难懂。除了一部分学生的数学知识掌握较差外，课时少没有为学生留下消化模型的时间，造成学生学习中出现数学模型和理论核心思想相脱节，不懂得如何用数学模型来演绎推理经济学规律。

三、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

针对以上教与学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应着力强化学生平时学习的知识沉淀，着力把抽象、难懂的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的知识；着力弥补学生数学思维的不足，把晦涩模型变为学生能看懂的模型。

1.注重宏观经济学的平时练习

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辅之以一定的习题，使所学知识能得到沉淀。尤其是数学模型比较多的章节，会涉及到一些模型推导和求解问题，学生课后练习就变得相当重要。可根据历届学生感觉的难点、疑点，编制与教学配套的习题册，作为学生的作业。习题册一定应讲究针对性，针对学生学习的薄弱点、重点和难点。

2.强化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

宏观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内容和中国实际差异很大，学生难以把宏观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结合起来。强化案例教学是把抽象、难懂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知识的较好方法。

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应考虑各类学校、不同专业学生的表达能力、反应能力等诸方面因素，结合中国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热点问题、国外典型经济问题，编制不同的案例讲义。以案例教学增强学生对理论的现实感觉，加深对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

3.增设数学模型基础的教学内容

针对学生有数学模型障碍的问题，教师可采取回顾经济数学，如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最基础课程有关内容的形式，对宏观经济学中将会用到的知识做讲解。培养学生用数学模型描述经济规律的思维。解释宏观经济学怎样借助高度抽象和严密的数学逻辑表达经济学思想。

四、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

针对以上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应着力拉近师生时空距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改革考核的指挥棒，开导学生变苦学为乐学。

1.采用多样化教学形式

教师可通过网络资源来拉近师生时空距离，在教师个人主页或公共邮箱向学生公布本人所教课程的内容介绍、教学进度、参考书目以及学习要求。借助电话、QQ群、博客和电子邮件等网络工具，最大限度地与学生交流。

2.多媒体与板书相结合

采取多媒体教学，易造成数学模型多，难度大的章节因学生的接受节奏滞后于教师的讲解节奏，影响教学效果。可辅之以必要的板书；使教师的板书、学生的笔记和教师的讲解节奏基本一致，学生与教师的思路连贯一致。避免老师站在多媒体展台前，只顾操作机器忽略教学的互动。

3.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现有“填鸭式”教学，最大的弊端是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老师可在每次课结束时，概略地讲解下节课的主要内容，布置学生预习教材，并收集经济生活所涉及的实际例子。把抽象、复杂的理论放到具体、简单的实际问题中描述，变晦涩为通俗，又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思考习惯，让学生变苦学为乐学。

4.改革宏观经济学考核方式

宏观经济学的考核宜由相对单一的考核向多元化考核转变。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的同时，尽量丰富平时考核形式。闭卷考试增加学生对当前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热点问题分析，考核学生对知识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平时成绩的评定除了将作业作为一个考核项目外，将出勤、平时测验、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调查报告）等纳入考核之中。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Z].教高(2007)1号文件

[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2009)1

第14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模块化 教学改革

一、关于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来源于法国魁奈的《经济表》和英国马尔萨斯的“马尔萨斯人口论”。1933年，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提出《宏观经济学》的概念。现代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出版后迅速发展起来。《通论》提出的最有影响的见解是经济大萧条产生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律”和“流动性偏好”的存在，市场完全有可能出现供求非均衡状态。同时由于价格和工资存在“黏性”，市场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不能迅速发挥作用，而政府干预的公共支出却能够作为外生性工具发挥替代作用。这一见解推动了当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并且为宏观计量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一般均衡”理念的指导下，希克斯等人提出的IS-LM模型与AD-AS模型一起成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二、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模块的划分

（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的整体经济运行及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来影响经济运行等宏观经济问题的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财政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学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宏观经济学基本框架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主要模块

1.国民收入的核算。国民收入是反应整个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亦是国际投资者非常关注的国际统计项目。国民收入的核算主要包括两个指标，一个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另外一个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收入的核算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2.IS-LM与AD-AS模型。IS-LM模型是希克斯和汉森根据凯恩斯观点提出的，该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多恩布什把IS-LM称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该模型通过利用利率的传导机制，分析了政府主动干预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成为战后各国主动干预经济运行的首选理论依据。但从实践来看，该模型存在不少缺陷，特别是70年代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的崛起，对传统凯恩斯理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由于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落后，大多国内经济学教材仍然继续沿用这一思路。但在国外许多国家，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AD-AS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进一步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合起来解释国民收入与价格决定之间的关系，就是AD-AS模型。

3.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经济总量的增加，二是人均产量的增加，经济增长的程度可以用经济增长率来描述。哈罗德（1948）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多玛（1946、1947）也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两个模型几乎相同，所以一般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一般的表达式为：尽管哈罗德多玛模型存在重要缺陷，但不能否认该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经济增长理论最有影响的是索罗提出的“slow增长模型”。索洛模型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模型，是Solow于1956年首次创立的，用来说明储蓄、资本积累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自建立以来，这一模型一直是分析以上三个变量关系的主要理论框架。模型表达式为：索罗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富裕的根源在于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和高的储蓄率，并认为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两个源泉。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中期被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内生增长理论仍然处于当代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研究的活跃时期。

经济周期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主要理论有熊彼特经济周期，萨缪尔森提出的乘数―加速数模型等。

4.失业与通货膨胀的问题。1958年，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13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同时，货币工资就是通货膨胀率，这条曲线就表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的关系。1968年，弗里德曼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忽略了影响工资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人对通胀的预期。对工人来说，实际工资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名义工资变化率必须用通货膨胀率来纠正。工资变化率部分地由预期通货膨胀率决定，部分地由实际失业率决定；通货膨胀率等于工资变化率减去生产率增长率。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现代菲利普斯曲线）：短期的现代菲利普斯曲线就是预期通货膨胀率保持不变时，表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曲线；在长期，人们有充分的时间调整通货膨胀的预期，所以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一条垂直线，它表明在长期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不存在替代关系，从一地程度上解释了滞涨现象。

5.开放经济下的经济模型。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多恩布什模型为代表。Mundell（1963）、Fleming（1962）提出了一种开放经济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通过把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从而对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进行了分析。Dombush（1976）在存在适应性预期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形下，发展了汇率的波动理论。分析了汇率、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具体阐述了货币扩张政策所造成的影响，较好地解释了货币超调现象。作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延伸，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本知识模块的主要内容。

三、结论

与微观经济学不同，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整个国民收入的总体运行情况，但国民经济是个庞大的体系，需要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模块，同时需要剖析他的内部结构和相互间的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因此，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按照模块进行知识分类，帮助学生建立框架性知识体系，教给他们建立知识模块化的方法，这将有助于学生全面和系统地把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2011，第一版.

[2]Mundell，R.A.1963，“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29，pp：475-485.

[3]Dombush，R.1976，“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4，pp：1161-1176.

第15篇

关键词:神经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决策潜意识;经济行为;神经层面

理性主义历来是传统经济学家坚守的阵地，然而由于传统经济学说在一些理论推理过程中所作的假设难以衡量，又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决策行为多有违背，因而备受质疑。特别是美国Baylor医学院的科学家所做的“百事可乐”品尝实验证实了“可口可乐”市场份额高的原因并不是出自“可口可乐”的口味偏好，而是受其品牌影响，这表明与味觉相关的低级认知功能被高级认知功能所取代[1]，从而进一步说明，应用传统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存在缺陷的，经济学领域尚有未知的“新大陆”有待人们去挖掘和探索。伴随着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神经心理学研究手段的日益成熟，这片经济领域的“新大陆”很快成为学界和商界关注的热点，逐步被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深入探索神经经济学，挖掘大脑的经济决策机制，一方面可以促使经济学家重新认识经济学的核心经济理论，弥补经济学领域的空白，进一步拓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将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商业推销、法庭博弈等实践活动，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一、走出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传统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和逻辑演绎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它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所作出的各项决策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该理论经过上百年的延续仿佛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不二法则。然而，众多学者已经提出“人真的有那么理性吗?”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理性”现象对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原则形成挑战。一个有趣的实验表明，相比盛在大杯中的10盎司冰激凌，人们愿意为盛在小杯中的8盎司冰激凌支付更多的钱，原因仅仅是因为小杯盛满了。[2]此外，人们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也不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很多情况下可能因为环境的影响以及互惠关系的作用作出“利他”的行为。凡此种种均表明经济学领域尚有未被人们完全弄清楚的“新大陆”。

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经经济学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实验手段实现了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更好解释与预测。神经经济学试图为大脑复杂的决策过程探寻一种更加准确与完善的决策模型。它不仅为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建立了神经学基础，而且发现了那些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却被忽视的生理学变量。

二、神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脑电图技术

脑电图是最早引入神经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技术，它将脑细胞生物电活动的电位作为纵轴，时间作为横轴，这样把头皮上的两点之间或头皮之间的电位差通过电子放大仪器放大并记录下来。脑电图作为一种常规检测手段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具有实时性，可以直接监视大脑神经的活动;其次，它具有可得性，便于携带，方便实地检测;再次，它的造价成本相对低廉，可以支持较大范围和规模的实验。然而，由于它只记录头皮两点的电位差，因而它只能探测到大脑表面的部分活动[2]。

(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依靠追踪血液携氧变化而产生的磁性变化感应成像，图像能客观反映外界及心理因素刺激引起的大脑相应区域活动的变化，且具有无辐射无损伤的独特优势，已广泛应用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美国著名的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将其作为市场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神经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技术方法。[2]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研究手段也有一定的弊端:首先，其造影造价昂贵，仪器十分复杂，对被试者的影响较大;其次，检测过程中血液流动与神经区域被激活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然而，其最大的优势是空间延展性强，能够记录整个大脑和各个细分层面的神经区域活动情况。

(三)统计分析法

脑成像技术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带来了挑战。由于图像数据的特殊性，它需要经过预处理以消除噪音等瑕疵。

1. p值法。P值检验法在脑成像的早期应用较为广泛，其核心思想是对统计数据进行假设检验，运用P值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反复检验和修正。随着统计学的发展，目前也出现了对图像数据处理的新方法，比如Peltier使用自组织图来刻画神经网络。Mitchell也提出了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于FMRI数据集来对认知状态加以分类[3]。这些基于P值分析的新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图像对比的频繁度，提高分析的有效性。

2. 时空序列法。在脑成像研究领域里，时空序列法是一项常用的技术。在FMRI中，先将每一个体素视为独立的单元应用到通用线性模型中，然后借助指数平滑法来统一数据形式，使之便于处理[3]。此外，也可以将通用线性模型扩展为聚合模型和混合模型等更为复杂的模型。有些技术试图根据通用线性模型的参数对数据间的关系进行建模。

三、神经经济学主要的研究课题

(一)效度计算在决策中的新发现

效度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概念。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对可能的选择赋予效度，通过比较效度来做出最终抉择。然而，由于作出的选择所涉及的奖赏激励范围很广，因而对于如何计算效度仍是个未知数。尽管如此，借助FMRI，研究人员仍然得出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结论:第一，不同类型的奖赏激励通常会增强公用神经结构的活性;第二，通过FMRI实验进一步证明了预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效度是在通过对比绝对值与参照点的基础上加以计算的;第三，进一步解释了在经济决策中效度计算的跨期折现问题。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至少有两套折现结构，一种是对即刻奖赏敏感的结构，另一种是对远期奖赏敏感的结构。[3]

(二)情感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然而，由于对情绪进行定量计算并不容易，因而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忽视其对决策的影响。有别于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开始关注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这其中研究的较为成熟的是后悔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在内侧前额区、前扣带皮层和海马区，后悔程度的增加会强化这些区域的活性[4]。研究还表明，额叶皮层在协调后悔经历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所以，预期情绪的能力对作出合理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三)不确定性决策

根据各选项结果的概率是否可知，可以将不确定性决策分为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借助FMRI技术，研究人员发现个体在面临收益时厌恶风险，在面临损失时追求风险;而在含糊情境下，个体无论是面对收益还是面对损失都采取含糊规避。[4]Huettel等人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被试的主观经济偏好与相应的大脑神经活动相连。该实验要求被试者在每组博弈中作出选择，实验发现被试者的含糊偏好能够预测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并且该区域的活动与个体行为冲动的临床测试负相关，这说明大脑此区域主要负责情境分析并且抑制冲动反应。有关风险与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机制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神经经济学发展遇到的阻碍

(一)技术水平方面阻碍

伴随着以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实验技术的快速发展，科研人员已能够在较精确的范围内观测到神经反应。然而，用来进行这项研究的FMRI实验设备造价昂贵，很难做到使受试者在自然条件下接受实验。美国的调查显示，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获得动态图片，每人每小时收费1 000美元，而1个包含12名测试者的单项实验则需要花费5万美元;并且该设备难以移动，导致受试者只能在实验室中且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接受测试，从而影响实验的客观性[4]。此外，由于人的神经活动是在刹那间完成的，即便使用高精密的探测仪器，也无法追踪神经反应轨迹。

(二)伦理道德方面阻碍

在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及其应用价值日益显现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对这一研究的伦理性提出了质疑。很多人认为这种“读脑活动”会控制人们的决策行为，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这使得神经营销学逐渐在消费伦理和企业道德的边缘徘徊。美国的消费者组织——商业警报则抗议使用神经科学的手段来解决营销问题，认为这是把商业引向病态:跨国公司企图控制人的购买决策行为[5]。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也可能会研发某种神经药物来操控人们的行为。随着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愈加深入，技术愈加成熟，这些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

(三)神经活动交互不确定性方面阻碍

人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层级决策机构，从结构和功能上可以分为大脑、小脑、脑干三部分。其中大脑又包括额叶、顶叶、枕叶和颜叶四部分，每一部分又可以继续分为更为具体的功能模块。然而，当面对某一外来刺激时，并非是某一或某几个功能模块起作用，而是各功能模块协同运作的结果。虽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检测脑区所收刺激的强度来作出判断，但这种客观性也是难以保证的。比如测试人员可能恰巧受到某些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极大地妨碍实验的客观性和检测的准确性。

五、神经经济学的未来应用前景

神经经济学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应用产生了认知神经科学，它是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脑神经系统的智能活动过程进行实验研究和模拟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以两个基本观点为基础:第一，脑的结构与功能具有多层次性，而且大脑结构的多层次性导致了其功能的多层次性;第二，脑的结构是脑功能的基础，但结构与功能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5]。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可以对人类的心理感受和思维活动加以测量，从而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一)神经经济学在商业推销领域的应用

推销策略是否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以广告设计公司为例，传统营销学主要借助小范围的宣传以及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探寻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检验广告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由于存在消费者的主观偏差以及调查问卷中存在误差等因素，传统的营销学手段难以在深层面挖掘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真实意愿。而神经营销学通过探索大脑不同区域对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调整广告刺激的设计方式。许多营销公司都在试图找到一种最好的广告陈述方式，从而使广告的产品或服务更加吸引人。英国营销机构Weapon7通过在广告中添加可视图像，促使大脑下意识地储存信息，使得广告信息存入客户大脑。可见，通过神经营销学可以高效准确地找到这种“情绪按钮”[6]。

(二)神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中的应用

神经经济学能够为金融学提供神经学的理论基础，把人们的金融决策行为用神经学的观点加以分析运用，从而以更科学的方法对待和处理金融决策问题。在对金融决策过程的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大脑的前额叶系统与金融决策有密切关系[7]。人们还可以利用神经科学研究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了解证券市场信息以及投资者本身的情感状态如何驱动他们作出投资决策，从而设计出更加人性化、更具赢利性的市场投资模型。

(三)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

人们在作出决策时通常要经历大脑的博弈过程，这也是神经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所得到的决策结果已给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带来了巨大挑战。人们开始转换思维方式探索博弈论的内在机理，这其中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是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更好地理解人类思考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研究法律问题。第一，可以更好地预测法律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构建法律制度;第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成员福利的含义，为制度决策提供依据[8]。神经经济学实验通过改变“法律”，使行为主体在几种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作出选择，从而为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六、总结

神经经济学作为正在被探索和发现的“新大陆”日渐改变着人们对经济学的看法。以往传统的经济学是通过调查问卷、谈话采访等方式研究和预测人们的决策行为，主观性较强。而神经经济学则通过深入大脑来捕捉人们的潜意识，挖掘大脑决策的非理性因素。神经经济学是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有益补充，它将有助于解释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神经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揭开了依靠实验研究经济学的新篇章。它在融汇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实验经济学、实验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为指导，借助先进的神经学检测设备展开研究，从而将经济学导入实验研究的轨道上来。不过就目前来说，它的研究还是过多地侧重于大脑功能的研究，多学科融合的深度明显不足，其自身的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

在当前情况下，神经经济学只是对人们行为背后的神经学原理进行研究，但对利用这些原理来预测和指导人们行为则缺乏足够了解，这也受到了不少神经经济学反对者的批评。此外，神经经济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来自学界和伦理界的阻碍和质疑。然而其极强的应用价值和广泛的商业前景也预示着这块蕴藏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新大陆”必将为人们所探知。

参考文献:

[1]万迪昉，乔志林.神经经济学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9).

[2]朱琪，陈乐优.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的前沿[J].经济学家，2007，(4).

[3]马庆国，王小毅.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J].管理世界，2006，(10).

[4]汪蕾，林志萍，马庆国.神经经济学:经济决策研究的新视角[J].经济学家，2009，(3).

[5]余荣军，周晓林.神经经济学:打开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J].科学通报，2007，(9).

[6]马庆国，舒良超，王小毅.创新营销思维——神经营销发现“购买按钮”[J].企业管理，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