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与哲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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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内容提要: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一部刑罚史就是一部国家权力对个体征服、控制和利用的历史。英国法对自杀者的惩罚和宽宥，一方面可以用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来解释，另一方面又扩展了刑罚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英国法的历史表明，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国家权力通过惩罚或宽宥自杀者而对活着的个体进行威慑、控制和利用，与此同时权力也自我调整，从而使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与国家权力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

一、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

对于人类社会中刑罚方式的变迁，许多人都乐于将其概括为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并由此而赞美“启蒙和人性发现”的伟大。但对于以冷酷思想和锐利思维而著称的福柯(Michel Foucault)来说，这种温情脉脉、似是而非的人道主义论调显然是不够深刻的。因为据他考证，在欧洲近代刑罚史上，从酷刑转向监禁的过程相当短暂。虽然公开的酷刑在17世纪还非常盛行，但进入18世纪特别是中期以后，往昔热闹非凡的公开处决几乎都销声匿迹了，那种惨烈壮观的断头台场景再也难觅踪影。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刑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除了“启蒙”和“人性”之外，还有没有更深刻的原因？这正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一书中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福柯根据许多不引人注目且少为人知的边缘史料，细致地梳理出了三种刑罚权力运作机制：“酷刑展示与公开处决”模式、“传播惩罚符号表象”模式、“监禁”模式。他指出，在18世纪晚期，人们面对着“酷刑展示与公开处决”、“传播惩罚符号表象”和“监禁”三种组织惩罚权力的方式，它们分别以旧式君主制度、惩罚表象和强制制度为基础。在君主制度中，刑罚是君权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强烈恐怖效果的一种报复仪式，是君主及其权力的物质表现，但这种权力不连贯、不规范，总是凌驾于自身的法律之上。在惩罚表象中，刑罚被视为使人重新获得权利主体资格的程序，其采用一系列被编码的符号和表象，并使之在民众之间得到迅速和广泛的传播，从而阻断犯罪。而在监狱制度中，刑罚则被视为对人实行强制的技术，其以一种特殊刑罚管理权力的建立为先决条件，通过在习惯、行为中留下痕迹而训练肉体。

这三种模式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权力策略和技术：第一种模式基于旧式专横的君主制度；第二种模式基于惩罚的符号技术；第三种模式基于教养所的强制制度。通过阐述和分析三种刑罚模式之间的转换过程，福柯向人们展示了他从众多史料中提炼出来的刑罚政治经济学———在刑罚日益宽松的现象背后，并非温情脉脉的“人性和启蒙”，而是刑罚作用点的微妙转换，即从“鲜血淋淋的肉体”到“精神和观念”再到“驯顺的肉体”。这种转换的实质是刑罚权力策略和权力技术的转变，是国家权力对个体的征服和控制方式的转变；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刑罚史就是一部国家权力对个体征服、控制和利用的历史[2]27-34。

毋庸置疑，福柯对刑罚史的这一发现和概括是惊世骇俗的，并且犀利睿智。但是，除了活着的个体外，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涉及国家权力对自杀者的态度。而在欧洲，尤其是英国，有大量历史事实表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权力的触角甚至还延伸到了自杀者的尸体和财产。这应作何解释？在发掘和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这一问题同样可以用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来进行解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扩展了刑罚政治经学的视野———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的兴起，权力通过惩罚或宽宥自杀者(尸体和财产)而对活着的个体进行威慑、控制或利用，与此同时权力也进行自我调整，从而使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与国家权力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

二、英国法中自杀者的罪与罚

英国法中出现禁止自杀的规范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普通法，但直到封建制度瓦解后，普通法才代替了教会法和其他宗教规范对自杀进行惩罚。由于最早反对自杀的法律是以普通法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很难明确这类法律的起源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4世纪，自杀才被认为是重罪[3]253。14世纪中期以后，自杀在普通法中已被普遍当作谋杀罪，认定该罪的两个前提是行为人已成年和神智正常，这同时也是认定自杀未遂罪(被视为轻罪)的部分要件。除了所涉及的法律要件外，自杀罪还有一个特别的名称，“felo-de-se”，意思是“耻辱的自杀者”。从词源学上来看，“felo”指的是仆从破坏其与主人之间信任关系的一类犯罪；“felon”则是指实施前述犯罪的行为人，在以家臣制度(vassalage)束缚仆从的时代，这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词汇；“felony”是对“最恶劣且无法弥补的犯罪”(具体案情见Hales v。 Petit (1565)， 1 Plowd， 253， 260。)的称呼，一般认为其派生于拉丁文“fell”(“恶毒”的意思)。由于在时间上，惩罚自杀的各种刑罚要早于禁止自杀的法律出现，因此，英国普通法在界定“felonies”这类犯罪时，更多的是从法律后果方面着手(例如会导致财产丧失)，而较少涉及其实体内容[4]139。

从13世纪到18世纪期间，惩罚自杀主要有两类刑罚。一类涉及对自杀者尸体的惩罚，另一类涉及对自杀者财产的惩罚。在第一类刑罚中，根据教会法，那些自杀或者自杀未遂的人被认为是“不名誉”的，不得举行基督教葬礼[5]87。这些规则后来为英国的普通法和成文法所采纳，效力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对于自杀者的尸体，英国的传统作法是在夜间将其放置于十字路口并用木棍穿刺而过，此外还用石头压住死者的脸面，以此表征自杀者的“耻辱”。据考证，这种对尸体的惩罚源自非洲部落和澳大利亚原著民的原始宗教仪式[6]115。总体而言，公开亵渎尸体的实践意在给公众强化这样一种印象———自杀行为具有异教性，并以此威慑其他有自杀倾向的人；此外，这种实践还反映了一种鬼神信仰，即要用针将自杀者的鬼魂扎住，使其无法从坟墓中逃脱，这非常重要。

第二类刑罚是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大约在1221年以普通法的形式出现，脱胎于一系列神智正常的人实施的自杀案件。13世纪一位著名的法学者布莱克顿(Bracton)区分了针对不同自杀者而应当实施的没收财产的刑罚，认为：一个人若是为了逃避被判罚极刑而自杀，就应当剥夺其财物和土地；若是普通的自杀，则只须没收其财物[7]97。但布莱克顿并没有明确被没收的财产应当归属于谁。另一位同时期的法学者威廉姆斯(Williams)则认为，“自杀者的动产应当与重罪犯人的动产等同对待”[8]102，不过他没有提及土地。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尽管自杀者的财物常常要被没收，但没有证据显示自杀者的土地也要被没收。根据司法规则，没收自杀者的财物必须经过调查询问的程序，只有认定自杀者为“felo-de-se”(意为“耻辱的自杀者”)之后，才能没收其动产。由此，如果调查官员宽恕自杀者，认定其自杀是出于神智错乱或者其他可减轻罪过的情节，不构成“felo-de-se”，那么就可以避免自杀者的财物被没收。

在惩罚自杀的普通法出现之前，被认定为“felo-de-se”的自杀者的财产归属于其领主(Lord)。而到了中世纪晚期，自杀者的财产则开始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9]273。为了达到把自杀者的财产从其领主那里转移到国库的目的，国家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自杀定为重罪。因为根据英国的法律传统，重罪犯人的财产是要收归国王的。与普通法上的其他犯罪一样，将自杀定为犯罪要经历一系列缓慢、零碎的司法程序，要建立在法院判决、传统和惯例的基础之上，而非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哈里斯诉贝蒂特(Hales v。 Petit〔1565〕)案也许是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案件。本案中，针对有争议的没收自杀者财产这一问题，布朗大法官(Mr。 Justice Brown)认为：“自杀是违反大自然的罪犯，是最为恐怖的事情。其不但因为违反戒律而背叛了上帝，而且因为导致国王丧失臣民而背叛了国王。”(具体案情见Hales v。 Petit (1565)， 1 Plowd， 253， 260。)这种观点的最后一部分尤为重要，因为其暗示了一种还没有发展成熟的国家理论，即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国王是首领，而民众是臣属。在政治国家开始从封建秩序的灰烬中建立起来的时期，这种对国家的关注俨然成为了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所要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此外，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将自杀确定为犯罪还有助于现代政治国家的确立。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自杀者被视为重罪犯人，因而其财产要被没收并上缴国库，这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力量；另一方面，确立一个新的罪名，能够使在具体层面上的司法权力和在总体层面上的国家权力，都扩展了各自相应的干预范围，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当然，这两方面的功能与更大层面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而且只有将其置于从封建主义向重商主义转变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惩罚自杀的法律之所以规定要将自杀者的财产收缴国库，是因为一种基于土地所有和领主-仆从关系的制度(a system of land tenure and lord-vassal relations)，已经被另一种基于商业和商人-政治国家的制度(a system of merchant-state relations)所取代。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革，使得针对自杀的刑罚也发生变化：在封建制度中，将自杀者的财产收归领主，目的在于补偿领主因丧失在封地内劳作的仆从而发生的损失，同时从经济后果上也对潜在的自杀者构成威慑，警告其不得自杀，否则就会拖累家人；而在重商主义制度中，将自杀者的财产收缴国库，一方面也会对潜在自杀者产生威慑力，另一方面还从源头上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强化了国家的权力。毕竟在以“自由”和“平等”标榜的重商主义制度中，财富的基本形式表征为财物(goods)，而非对人身的控制。

三、英国法对自杀者的宽宥

尽管自杀在普通法中被界定为一种犯罪，但在英国，从14世纪到18世纪，都少有自杀者被逮捕、起诉、定罪或判刑。而负责执行这类法律的、最常见的刑事司法官员就是验尸官。为什么验尸官没有严格执行法律惩罚自杀者呢？要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英国验尸官这一职位早在1194年就已被完全确立下来，而且一直到18世纪，验尸官都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当发生非自然死亡的案件时，尤其是引发刑事责任的死亡案件(例如自杀、他杀以及其他暴力致人死亡的案件)，首先要由验尸官负责进行调查。此外，验尸官最初的一个名称就是“国王的保税官”(guardian of the king s revenue)，要通过执行刑事法律来保障国王的财政收入。验尸官甚至还被授权逮捕和没收重罪犯人的财产。当发现自杀者的尸体后，验尸官的主要职责就是进行调查并判定死亡的原因。如果无法确定自杀者死亡的地点，就如其他重罪案件一样，要全案移交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来调查，或者交由王座法院(the Court of the King’s Bench)来处理。通常，自杀者的死亡地点都可以确定，因此验尸官就成为了第一个调查涉嫌“felo-de-se”(耻辱的自杀者)案件的人。

协助验尸官询问证人和收集其他证据的是一个陪审团，其成员由12到30个与自杀者同等的人(peers)构成，而且全都是来自离事发地最近的四个乡镇。这些陪审员不但听审证据，而且还凭借个人知识或者所获悉的传闻，就自杀者如何以及为何自杀等问题，协助验尸官进行分析[10]47。验尸官要记录在调查中所发现的事实，以便为陪审团作出终局裁决提供依据。如果陪审团认定自杀者在自杀时“神智正常”，自杀者就不能获得基督教的葬礼，并且其财产也要被没收。相反，如果陪审团认定自杀者在自杀时“神智错乱”，自杀者就无须承担刑事责任，并且其家人也不会因此而负担惩罚性的后果。实践中，“因一时神智错乱而自杀”，是陪审团最为经常作出的认定结论。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随着自杀案件的不断增多，这类裁决也不断增加。到了18世纪末，已经少有自杀者被认定为神智正常的人。例如，据记载，从1780至1888年间，肯特郡(the county of Kent)的验尸官在580例自杀案件中，只认定了15例案件当中的自杀者构成“felo-de-se”(耻辱的自杀者)[11]157。

然而，验尸官和陪审团在处理自杀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慈悯，受到了18世纪一些重要法学者和史学者的尖锐抨击。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就指责陪审团在“道貌岸然地作伪证”，利用“神智错乱”这一托词来帮助自杀者逃脱刑罚制裁。根据布莱克斯通的说法，如果验尸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任何显示自杀者精神焦虑并有可能诱发自杀动机的证据，就会宣告正是这种焦虑“扰乱”了自杀者的神智；如果验尸官找不出自杀的动机，就会把自杀行为本身作为“神智错乱”的证据[12]324。同时代的霍金斯(William Hawkins)也批评了“每个自杀者必定是精神失常的”这种观念。他指出，这种推理的危险在于，一个杀害了孩童的人会据此而争辩自己当时已“神智错乱”，因为一个神智正常的人永远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13]66。尽管存在这些批评，但判定自杀者“神智错乱”的裁决还是普遍存在。这种裁决不但可以使自杀者能够获得一个体面的葬礼，避免财产被没收，而且还可以使其抚养/扶养的人能够从保险公司那里领取保险收益。人们普遍认为判定自杀者“神智错乱”的裁决反映了英国社会草根阶层(the grassroots level)民众的意见，这种裁决的效果也许正是陪审员所预见和期待的。显然，大多数普通民众都不希望自杀法中那些严厉的刑罚被施加到自己朋友和邻居身上。而且事实上，正是这种强烈的情感使得民众在司法实践中，通过陪审团阻止了自杀法的完全实施。

广泛抵制自杀罪还是19世纪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运动由罗米利爵士(Sir Samuel Romilly)发起，吊诡的是，他本人后来就是以自杀的方式来了结生命的。罗米利认为，正是刑法当中那些极度严厉的刑罚导致其自身难以实施。尤其是，他重申了布莱克斯通所说过的一个观点，即由于刑罚严厉程度与行为违法性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从而使得陪审员自己都卷入了伪证罪，常常违反证据作出裁决。罗米利还进一步指出，将重罪犯人的财产收归国家是封建压迫制度的残渣余孽，应当被废除，因为其总是导致无辜的人因为犯人的罪行而被剥夺本应可以享受的物质财富[6]211。在罗米利与其他改革者一起领导的这场运动中，自杀法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1823年的《安葬权利法》(Right to Burial Act)赋予了自杀者获得宗教葬礼的权利； 1870年《废除没收财产法》(Abolition of Forfeiture Act)废除了个人因犯罪而被没收财产的刑罚。此时，尽管自杀仍被视为“felo-de-se”，是一种犯罪，但法律已不再惩罚自杀者的尸体或财产。到19世纪末以后，与自杀有关的就只有三类行为会受到法律惩罚：自杀未遂，教唆自杀和在自杀过程中导致他人死亡。

在宏观层面上，自杀法改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自杀法的重大改革在时间上与继承法的改革相重合。这一吻合实质上显示了，针对自杀的刑罚改革在源头上与重商社会中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是相通的。财产继承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渠道，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尤为重要。然而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代际财产继承却受到长子继承制和其他封建法律制度的阻碍，迫切需要变革。为此，资产阶级兴起后，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的继承法就陆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许多新法律得到颁行，例如1833年的《继承法》(Inheritance Act)、1856年的《遗产统一分配法》(Uniformity in Distribution of Estates Act)、1890年的《非遗嘱财产继承法》(Intestate sEstate Act)和1925年的《遗产管理法》(Administration of Estate sAct)。显然，这些法律清除了诸多封建主义对遗产继承的限制，有助于其对资本财富的积累。由此可见， 1870年废除没收自杀者财产这一法律变革，与上述指向财产的制度改革和其他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革，是相契合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认识到，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实质上就是一种阻碍财富流转的封建制度。因此，没收自杀者财产这种刑罚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资产阶级改革者手中“柳叶刀”所要剖解的对象，正如资产阶级要迫切地解构封建土地法一样。与此同时，对于19世纪的政治国家而言，惩罚自杀者的刑罚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因为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导致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公众对自杀法的抵制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国家所能获得的财物和金钱；二是，相比于中世纪，此时国家已有更多其他途径来获取财政收入，例如国内税、关税等。

四、结　语

在理论上，对刑罚的解释历来存在着报应论和功利论两种视角。报应论认为，“刑罚之所以应该存在，原因不在于惩罚可以带来有益于社会的结果，而在于作为惩罚之前提的犯罪是一种道德上或法律上错误的行为”，即“为惩罚而惩罚”；功利论则认为，“刑罚之所以应该存在，不是因为惩罚本身具有某种值得追求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它具有服务于有益于社会的目的的工具价值”，即“为社会目的而惩罚”[14]2-3。围绕着报应论与功利论，有人将“刑罚进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类对刑罚理性的不断发现与追求”，甚至断言“一部刑罚进化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刑罚理性的发现和完善史，亦即以刑罚体制的更迭为表征的刑罚理性进化史”[15]8-9。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另辟蹊径，从功能意义上对刑罚的历史变迁进行理解和阐释。在福柯看来，刑罚既有报应的因素，也有其他目的；无论何种刑罚机制，对于决定其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都要从刑罚的制度性功能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中去寻找；只有当一种刑罚所发挥的制度性功能契合了社会结构、满足了社会结构的要求，这种刑罚才能获得正当性并得到贯彻。

遵循福柯的这一分析视角，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国法对自杀者的态度转变，不仅仅是“文明”和“理性”的进步，毋宁说是国家权力技术的一种革新。起初之所以惩罚自杀者，是因为在人身依附性极强的封建社会中，因惩罚尸体和没收财产所起到的威慑力，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减少封建领主劳动力的损失，另一方面还能够补偿甚至增加封建领主的财产性收入。而后来之所以宽宥自杀者，则是因为惩罚自杀者的尸体首先在政治上遭到了民主司法的抵制，而且没收财产从根本上不利于新兴资产阶级原始资本的积累，无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因此，就英国法对自杀者的惩罚与宽宥、英国自杀法的变革而言，我们首先要认清其所处的大背景是社会结构和权力架构正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是由经济力量所左右的，并且服务于那些控制着生产和积累财富的利益集团。由此，从英国法对自杀者态度的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作用于死者(尸体和财产)的国家权力技术，一种在福柯分析基础上扩展了的刑罚政治经济学。

注释:

[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2]黄永锋.历史变迁中的刑罚政治经济学[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1).

[3]Rosen， G..History[C]∥S. Perlin (ed. ) A Hand Book for the Study of Suici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4]Pollock， F. ， F. W.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w (2nd Ed.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5]Guernsey， R. S.. Suicide: History of the Penal Laws[M].New York: L. K. Strouse， 1883.

[6]Fedden， H. R.. Suicide: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y[M]. New York: Benjamin Blom， 1972.

[7]Bracton， H..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 (S.E. Thorne， trans. )[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8]W illiams. F.. The Sanctity of Life and the Criminal Law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7.

[9]Holdsworth， W. S..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 III)[M]. London: Methuon and Co.， 1909.

[10]Moley， R.. Politics and Criminal Prosecution[M].New York: Arno Press， 1974.

[11]Moore， C. A Full Enquiry Into the Subject of Suicide[M]. London: P. N. K.， 1790.

[12]Blackstone， W..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4th Ed.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770.

[13]Hawkins， W.. A Treatise of the Pleas to the Crown(6th Ed. )[M]. Dublin: Eliz. Lynch， 1972.

第2篇

【关键词】 血液透析；血管通路；中心静脉置管；并发症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200001/200207血液透析患者中心静脉置管共240例，平均年龄（47±18）岁. 颈内静脉置管110例，平均年龄（47±18）岁.股静脉置管116例，平均年龄（47±18）岁. 锁骨下静脉置管5例；永久性颈内静脉置管9例，平均年龄（66±5）岁.240例中留置导管时间3~245 d，平均31 d；其中颈内静脉置管留置时间18~90 d，平均35 d；股静脉3~245 d，平均28 d.

1.2方法中心静脉置管患者行血液透析治疗1 h后出现畏寒、发热，体温38.0℃以上，最高达39.8℃，急查化验示血象高，排除其他原因者即认为是留置导管感染所致，当即留取导管内血标本作血培养. 患者予以对症处理，严重者终止血透治疗. 血透结束后以肝素＋抗生素封管，连续3~7 d，选用的抗生素与肝素无配伍禁忌，经皮试阳性后以肝素3 mL稀释抗生素，取1.5 mL分别封双腔导管管腔或取1.5 mL封单腔导管管腔，重症者可配合全身抗生素治疗，血培养阳性者根据药敏结果选用或改用抗生素. 出现局部渗血或局部血肿经压迫止血，下机后用鱼精蛋白1∶1中和肝素. 误穿动脉后立即终止置管操作，压迫15 min以上. 流出道梗阻者以尿激酶4万单位溶于生理盐水3 mL中，取1.5 mL注入导管腔中，保留15 min后抽出，如果仍不通畅可反复以上操作2~3次.

2结果

中心静脉置管240例患者中. 出现感染的21例留置导管的时间除1例永久性颈内静脉置管外均在2 wk以上，其中细菌培养阳性12例. 经用肝素+抗生素封管3~7 d，其中2例合用全身抗生素静滴3 d，全部患者经治疗后，第2次血透时及以后均未再出现畏寒、发热等征象，复查血象及血培养均正常. 经用尿激酶处理后全部患者流出道梗阻解除，血液透析过程中血流量达0.2 L・min-1以上. 1例血肿患者经压迫止血后，第3日血肿基本吸收. 误穿动脉后经压迫止血无1例出现血肿. 全部患者未出现如气胸、血胸、空气栓塞等严重并发症.

股静脉置管与颈内静脉置管患者年龄及其导管留置的时间之间无明显差异，而出现导管感染的发生率股静脉（12.9%）较颈内静脉（4.6%）置管明显高（X2=4.92， P

3讨论

股静脉置管部位不易保持清洁，且活动受限，故有人建议4~72 h拔管，而颈内静脉和锁骨下静脉置管部位则较易保持清洁，活动也不受限，故可放置较长时间，平均可达84 d［1］；然而与锁骨下静脉置管比较，颈内静脉置管有许多优点［2］. 本文中颈内静脉置管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股静脉置管，故有条件的患者采用颈内静脉置管建立血液透析的血管通路要更为优越些.

导管感染为中心静脉置管的常见并发症，也是血液透析患者被迫拔除导管和发病的主要原因［3］；置管感染的发生率差异很大，临床观察发现2 wk内无cuff导管的感染，发生率一般不超过8%，而3 mo内带cuff导管置管引起菌血症的发生率小于5%［4］. 本文240例中心静脉置管患者出现导管感染21例，感染发生率为8.7 %，与文献报道一致；其中细菌培养阳性12例，阳性率为57.1%，阳性率不高的原因可能与留取标本的时间于血透开始1 h后有关. 曾有人主张用抗菌药封管来减少感染的发生［5］，但出现感染后如何处理目前尚无明确的治疗报道. 一般主张一旦导管感染特别是合并全身感染症状时即行拔除留置导管［4］. 我们采用纯肝素稀释抗生素封管处理导管内感染，症状重者配合静点抗生素全身治疗，使感染得到完全控制. 该方法简便、可靠、效果明显，既避免了拔管后再重新置管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又因此减少了患者的费用，值得进一步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 王海燕. 肾脏病学 ［M］. 第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460.

［2］ 林善锬. 当代肾脏病学［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815.

［3］ Kite P. Rapid diagnosis of centralvenouscatheterrel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without catheter removal ［J］. Lancet， 1999; 354:1504-1507.

第3篇

关键词：男性不育症；锌；生殖激素

中图分类号：R698+.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5-0515（2013）6-217-02

男性不育症是人类生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生殖内分泌激素与男性的发育、发生及有着密切的关系。锌对性器官和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还影响前列腺结构和功能[1]。2009年9月～2012年9月，我们对210例男性不育症患者在常规体检和分析等检查的同时，进行精浆锌、血清及精浆生殖激素（FSH，LH，T，PRL）检测，旨在探讨精浆锌、血清及精浆生殖激素水平测定，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断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男性不育症患者210例，年龄24～40岁，平均28岁（不育组）。身体健康，性生活正常，均为婚后2年以上未育。均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经男性学及配偶妇科学常规检查，均排除生殖器官先天性异常、遗传、内分泌障碍，以及损伤、感染等引起的器质性的病变。同时，以80例健康男子作为对照，年龄23～35岁（对照组），近2年内均有生育史，常规检查正常，无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1.2 标本采集与处理

要求被测对象用方法采集一次射出的全部，并排入清洁、干燥的采样杯中。收集的标本立刻放入37℃水浴中，待完全液化后取混匀lml，离心分离精浆（3000rpm，15min）。去除及其他沉淀物，吸取精浆贮存于-20℃低温冰箱中待测。被测对象在收集的当天上午9时左右抽血，分离血清4～6℃贮存待测。

1.3检测方法

1.3.1常规分析（SemenAnalysis，SA）采用计算机辅助全自动分析仪，检查结果参照WHO的分析标准，以密度≥20×109/L、活动率≥50%、a+b级活动率≥50%为正常值。

1.3.2精浆锌测定 用北京普析MB5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对两组精浆进行测定；

1.3.3生殖激素检测 用德国Roche411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两组的血清、精浆生殖激素。

1.4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用X士SD表示，采用t检验，以P

2 结果

2.1 33例无精症和87例少精症患者精浆锌含量为（105±5.71）mg/L，对照组为（139±87.10）mg/L，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浓度与血清生殖激素FSH、PRL、LH、T的相关性见表1。

表1显示，少精症、无精症患者FSH水平明显升高，与正常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通过分析精浆激素，血清和精浆激素比值（B/S）。初步得出以下结果，见表2。

表2显示：

2.3.1精浆中FsH含量比较恒定，但在少精症、无精症中FsH的B/s值增高（P

2.3.2精浆LH含量在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精浆LH和血浆与精浆LH比值（B/S），各组间无明显筹异。（P>0.05）

2.3.3精浆T含量 在存活率低下症和个月观察生精功能恢复者巾有明显增高，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3.2.4精浆PRL含量，在少精症、存活率低下症中有明显增高，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3 讨论

3.1 不孕症患者精浆锌测定的意义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的调节是人类生殖生理活动的关键，任何一个环节有异常都有可能导致男性不育。缺锌影响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可导致减退，数量减少，重者可使生成陷于停止。本实验结果显示，无症组的精浆锌含量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降低（P

3.2精浆锌对生殖激素水平的影响

精浆中微量元素锌可以通过干扰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降低性腺功能[2]，甚者影响生殖激素的分泌。我们分析了33例无精症患者的精浆睾酮，发现生精功能损害到不可逆的情况下，精浆睾酮可以降低或者不变；少精症、活率低下症，其精浆PRL浓度高于生育组，并有显著性差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看出，精浆锌隆低，生精功能障碍，精浆中T、PRL增高。而当功能受损到不可逆程度时，精浆睾酮下降或者不变。因此，精浆锌和生殖激素的测定，在男性生殖生理的研究和评价生育力的方法上可作为一项辅助指标，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3.3精浆生殖激素与血清生殖激素水平的关系

实验结果各组间精浆FSH含量无显著差异，而血清FSH与精浆FSH比值（B/S），在少精症、无精症组有明显增高，与生育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原发性少精症和无精症患者，当功能受到损害时，分泌的抑制素减少，反馈作用降低，垂体分泌FSH增加，使血液FSH浓度上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