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与哲学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政治与哲学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内容提要: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一部刑罚史就是一部国家权力对个体征服、控制和利用的历史。英国法对自杀者的惩罚和宽宥，一方面可以用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来解释，另一方面又扩展了刑罚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英国法的历史表明，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国家权力通过惩罚或宽宥自杀者而对活着的个体进行威慑、控制和利用，与此同时权力也自我调整，从而使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与国家权力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

一、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

对于人类社会中刑罚方式的变迁，许多人都乐于将其概括为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并由此而赞美“启蒙和人性发现”的伟大。但对于以冷酷思想和锐利思维而著称的福柯(Michel Foucault)来说，这种温情脉脉、似是而非的人道主义论调显然是不够深刻的。因为据他考证，在欧洲近代刑罚史上，从酷刑转向监禁的过程相当短暂。虽然公开的酷刑在17世纪还非常盛行，但进入18世纪特别是中期以后，往昔热闹非凡的公开处决几乎都销声匿迹了，那种惨烈壮观的断头台场景再也难觅踪影。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刑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除了“启蒙”和“人性”之外，还有没有更深刻的原因？这正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一书中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福柯根据许多不引人注目且少为人知的边缘史料，细致地梳理出了三种刑罚权力运作机制：“酷刑展示与公开处决”模式、“传播惩罚符号表象”模式、“监禁”模式。他指出，在18世纪晚期，人们面对着“酷刑展示与公开处决”、“传播惩罚符号表象”和“监禁”三种组织惩罚权力的方式，它们分别以旧式君主制度、惩罚表象和强制制度为基础。在君主制度中，刑罚是君权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强烈恐怖效果的一种报复仪式，是君主及其权力的物质表现，但这种权力不连贯、不规范，总是凌驾于自身的法律之上。在惩罚表象中，刑罚被视为使人重新获得权利主体资格的程序，其采用一系列被编码的符号和表象，并使之在民众之间得到迅速和广泛的传播，从而阻断犯罪。而在监狱制度中，刑罚则被视为对人实行强制的技术，其以一种特殊刑罚管理权力的建立为先决条件，通过在习惯、行为中留下痕迹而训练肉体。

这三种模式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权力策略和技术：第一种模式基于旧式专横的君主制度；第二种模式基于惩罚的符号技术；第三种模式基于教养所的强制制度。通过阐述和分析三种刑罚模式之间的转换过程，福柯向人们展示了他从众多史料中提炼出来的刑罚政治经济学———在刑罚日益宽松的现象背后，并非温情脉脉的“人性和启蒙”，而是刑罚作用点的微妙转换，即从“鲜血淋淋的肉体”到“精神和观念”再到“驯顺的肉体”。这种转换的实质是刑罚权力策略和权力技术的转变，是国家权力对个体的征服和控制方式的转变；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刑罚史就是一部国家权力对个体征服、控制和利用的历史[2]27-34。

毋庸置疑，福柯对刑罚史的这一发现和概括是惊世骇俗的，并且犀利睿智。但是，除了活着的个体外，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涉及国家权力对自杀者的态度。而在欧洲，尤其是英国，有大量历史事实表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权力的触角甚至还延伸到了自杀者的尸体和财产。这应作何解释？在发掘和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这一问题同样可以用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来进行解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扩展了刑罚政治经学的视野———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的兴起，权力通过惩罚或宽宥自杀者(尸体和财产)而对活着的个体进行威慑、控制或利用，与此同时权力也进行自我调整，从而使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与国家权力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

二、英国法中自杀者的罪与罚

英国法中出现禁止自杀的规范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普通法，但直到封建制度瓦解后，普通法才代替了教会法和其他宗教规范对自杀进行惩罚。由于最早反对自杀的法律是以普通法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很难明确这类法律的起源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4世纪，自杀才被认为是重罪[3]253。14世纪中期以后，自杀在普通法中已被普遍当作谋杀罪，认定该罪的两个前提是行为人已成年和神智正常，这同时也是认定自杀未遂罪(被视为轻罪)的部分要件。除了所涉及的法律要件外，自杀罪还有一个特别的名称，“felo-de-se”，意思是“耻辱的自杀者”。从词源学上来看，“felo”指的是仆从破坏其与主人之间信任关系的一类犯罪；“felon”则是指实施前述犯罪的行为人，在以家臣制度(vassalage)束缚仆从的时代，这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词汇；“felony”是对“最恶劣且无法弥补的犯罪”(具体案情见Hales v。 Petit (1565)， 1 Plowd， 253， 260。)的称呼，一般认为其派生于拉丁文“fell”(“恶毒”的意思)。由于在时间上，惩罚自杀的各种刑罚要早于禁止自杀的法律出现，因此，英国普通法在界定“felonies”这类犯罪时，更多的是从法律后果方面着手(例如会导致财产丧失)，而较少涉及其实体内容[4]139。

从13世纪到18世纪期间，惩罚自杀主要有两类刑罚。一类涉及对自杀者尸体的惩罚，另一类涉及对自杀者财产的惩罚。在第一类刑罚中，根据教会法，那些自杀或者自杀未遂的人被认为是“不名誉”的，不得举行基督教葬礼[5]87。这些规则后来为英国的普通法和成文法所采纳，效力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对于自杀者的尸体，英国的传统作法是在夜间将其放置于十字路口并用木棍穿刺而过，此外还用石头压住死者的脸面，以此表征自杀者的“耻辱”。据考证，这种对尸体的惩罚源自非洲部落和澳大利亚原著民的原始宗教仪式[6]115。总体而言，公开亵渎尸体的实践意在给公众强化这样一种印象———自杀行为具有异教性，并以此威慑其他有自杀倾向的人；此外，这种实践还反映了一种鬼神信仰，即要用针将自杀者的鬼魂扎住，使其无法从坟墓中逃脱，这非常重要。

第二类刑罚是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大约在1221年以普通法的形式出现，脱胎于一系列神智正常的人实施的自杀案件。13世纪一位著名的法学者布莱克顿(Bracton)区分了针对不同自杀者而应当实施的没收财产的刑罚，认为：一个人若是为了逃避被判罚极刑而自杀，就应当剥夺其财物和土地；若是普通的自杀，则只须没收其财物[7]97。但布莱克顿并没有明确被没收的财产应当归属于谁。另一位同时期的法学者威廉姆斯(Williams)则认为，“自杀者的动产应当与重罪犯人的动产等同对待”[8]102，不过他没有提及土地。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尽管自杀者的财物常常要被没收，但没有证据显示自杀者的土地也要被没收。根据司法规则，没收自杀者的财物必须经过调查询问的程序，只有认定自杀者为“felo-de-se”(意为“耻辱的自杀者”)之后，才能没收其动产。由此，如果调查官员宽恕自杀者，认定其自杀是出于神智错乱或者其他可减轻罪过的情节，不构成“felo-de-se”，那么就可以避免自杀者的财物被没收。

在惩罚自杀的普通法出现之前，被认定为“felo-de-se”的自杀者的财产归属于其领主(Lord)。而到了中世纪晚期，自杀者的财产则开始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9]273。为了达到把自杀者的财产从其领主那里转移到国库的目的，国家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自杀定为重罪。因为根据英国的法律传统，重罪犯人的财产是要收归国王的。与普通法上的其他犯罪一样，将自杀定为犯罪要经历一系列缓慢、零碎的司法程序，要建立在法院判决、传统和惯例的基础之上，而非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哈里斯诉贝蒂特(Hales v。 Petit〔1565〕)案也许是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案件。本案中，针对有争议的没收自杀者财产这一问题，布朗大法官(Mr。 Justice Brown)认为：“自杀是违反大自然的罪犯，是最为恐怖的事情。其不但因为违反戒律而背叛了上帝，而且因为导致国王丧失臣民而背叛了国王。”(具体案情见Hales v。 Petit (1565)， 1 Plowd， 253， 260。)这种观点的最后一部分尤为重要，因为其暗示了一种还没有发展成熟的国家理论，即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国王是首领，而民众是臣属。在政治国家开始从封建秩序的灰烬中建立起来的时期，这种对国家的关注俨然成为了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所要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此外，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将自杀确定为犯罪还有助于现代政治国家的确立。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自杀者被视为重罪犯人，因而其财产要被没收并上缴国库，这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力量；另一方面，确立一个新的罪名，能够使在具体层面上的司法权力和在总体层面上的国家权力，都扩展了各自相应的干预范围，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当然，这两方面的功能与更大层面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而且只有将其置于从封建主义向重商主义转变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惩罚自杀的法律之所以规定要将自杀者的财产收缴国库，是因为一种基于土地所有和领主-仆从关系的制度(a system of land tenure and lord-vassal relations)，已经被另一种基于商业和商人-政治国家的制度(a system of merchant-state relations)所取代。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革，使得针对自杀的刑罚也发生变化：在封建制度中，将自杀者的财产收归领主，目的在于补偿领主因丧失在封地内劳作的仆从而发生的损失，同时从经济后果上也对潜在的自杀者构成威慑，警告其不得自杀，否则就会拖累家人；而在重商主义制度中，将自杀者的财产收缴国库，一方面也会对潜在自杀者产生威慑力，另一方面还从源头上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强化了国家的权力。毕竟在以“自由”和“平等”标榜的重商主义制度中，财富的基本形式表征为财物(goods)，而非对人身的控制。

三、英国法对自杀者的宽宥

尽管自杀在普通法中被界定为一种犯罪，但在英国，从14世纪到18世纪，都少有自杀者被逮捕、起诉、定罪或判刑。而负责执行这类法律的、最常见的刑事司法官员就是验尸官。为什么验尸官没有严格执行法律惩罚自杀者呢？要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英国验尸官这一职位早在1194年就已被完全确立下来，而且一直到18世纪，验尸官都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当发生非自然死亡的案件时，尤其是引发刑事责任的死亡案件(例如自杀、他杀以及其他暴力致人死亡的案件)，首先要由验尸官负责进行调查。此外，验尸官最初的一个名称就是“国王的保税官”(guardian of the king s revenue)，要通过执行刑事法律来保障国王的财政收入。验尸官甚至还被授权逮捕和没收重罪犯人的财产。当发现自杀者的尸体后，验尸官的主要职责就是进行调查并判定死亡的原因。如果无法确定自杀者死亡的地点，就如其他重罪案件一样，要全案移交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来调查，或者交由王座法院(the Court of the King’s Bench)来处理。通常，自杀者的死亡地点都可以确定，因此验尸官就成为了第一个调查涉嫌“felo-de-se”(耻辱的自杀者)案件的人。

协助验尸官询问证人和收集其他证据的是一个陪审团，其成员由12到30个与自杀者同等的人(peers)构成，而且全都是来自离事发地最近的四个乡镇。这些陪审员不但听审证据，而且还凭借个人知识或者所获悉的传闻，就自杀者如何以及为何自杀等问题，协助验尸官进行分析[10]47。验尸官要记录在调查中所发现的事实，以便为陪审团作出终局裁决提供依据。如果陪审团认定自杀者在自杀时“神智正常”，自杀者就不能获得基督教的葬礼，并且其财产也要被没收。相反，如果陪审团认定自杀者在自杀时“神智错乱”，自杀者就无须承担刑事责任，并且其家人也不会因此而负担惩罚性的后果。实践中，“因一时神智错乱而自杀”，是陪审团最为经常作出的认定结论。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随着自杀案件的不断增多，这类裁决也不断增加。到了18世纪末，已经少有自杀者被认定为神智正常的人。例如，据记载，从1780至1888年间，肯特郡(the county of Kent)的验尸官在580例自杀案件中，只认定了15例案件当中的自杀者构成“felo-de-se”(耻辱的自杀者)[11]157。

然而，验尸官和陪审团在处理自杀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慈悯，受到了18世纪一些重要法学者和史学者的尖锐抨击。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就指责陪审团在“道貌岸然地作伪证”，利用“神智错乱”这一托词来帮助自杀者逃脱刑罚制裁。根据布莱克斯通的说法，如果验尸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任何显示自杀者精神焦虑并有可能诱发自杀动机的证据，就会宣告正是这种焦虑“扰乱”了自杀者的神智；如果验尸官找不出自杀的动机，就会把自杀行为本身作为“神智错乱”的证据[12]324。同时代的霍金斯(William Hawkins)也批评了“每个自杀者必定是精神失常的”这种观念。他指出，这种推理的危险在于，一个杀害了孩童的人会据此而争辩自己当时已“神智错乱”，因为一个神智正常的人永远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13]66。尽管存在这些批评，但判定自杀者“神智错乱”的裁决还是普遍存在。这种裁决不但可以使自杀者能够获得一个体面的葬礼，避免财产被没收，而且还可以使其抚养/扶养的人能够从保险公司那里领取保险收益。人们普遍认为判定自杀者“神智错乱”的裁决反映了英国社会草根阶层(the grassroots level)民众的意见，这种裁决的效果也许正是陪审员所预见和期待的。显然，大多数普通民众都不希望自杀法中那些严厉的刑罚被施加到自己朋友和邻居身上。而且事实上，正是这种强烈的情感使得民众在司法实践中，通过陪审团阻止了自杀法的完全实施。

广泛抵制自杀罪还是19世纪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运动由罗米利爵士(Sir Samuel Romilly)发起，吊诡的是，他本人后来就是以自杀的方式来了结生命的。罗米利认为，正是刑法当中那些极度严厉的刑罚导致其自身难以实施。尤其是，他重申了布莱克斯通所说过的一个观点，即由于刑罚严厉程度与行为违法性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从而使得陪审员自己都卷入了伪证罪，常常违反证据作出裁决。罗米利还进一步指出，将重罪犯人的财产收归国家是封建压迫制度的残渣余孽，应当被废除，因为其总是导致无辜的人因为犯人的罪行而被剥夺本应可以享受的物质财富[6]211。在罗米利与其他改革者一起领导的这场运动中，自杀法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1823年的《安葬权利法》(Right to Burial Act)赋予了自杀者获得宗教葬礼的权利； 1870年《废除没收财产法》(Abolition of Forfeiture Act)废除了个人因犯罪而被没收财产的刑罚。此时，尽管自杀仍被视为“felo-de-se”，是一种犯罪，但法律已不再惩罚自杀者的尸体或财产。到19世纪末以后，与自杀有关的就只有三类行为会受到法律惩罚：自杀未遂，教唆自杀和在自杀过程中导致他人死亡。

在宏观层面上，自杀法改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自杀法的重大改革在时间上与继承法的改革相重合。这一吻合实质上显示了，针对自杀的刑罚改革在源头上与重商社会中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是相通的。财产继承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渠道，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尤为重要。然而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代际财产继承却受到长子继承制和其他封建法律制度的阻碍，迫切需要变革。为此，资产阶级兴起后，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的继承法就陆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许多新法律得到颁行，例如1833年的《继承法》(Inheritance Act)、1856年的《遗产统一分配法》(Uniformity in Distribution of Estates Act)、1890年的《非遗嘱财产继承法》(Intestate sEstate Act)和1925年的《遗产管理法》(Administration of Estate sAct)。显然，这些法律清除了诸多封建主义对遗产继承的限制，有助于其对资本财富的积累。由此可见， 1870年废除没收自杀者财产这一法律变革，与上述指向财产的制度改革和其他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革，是相契合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认识到，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实质上就是一种阻碍财富流转的封建制度。因此，没收自杀者财产这种刑罚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资产阶级改革者手中“柳叶刀”所要剖解的对象，正如资产阶级要迫切地解构封建土地法一样。与此同时，对于19世纪的政治国家而言，惩罚自杀者的刑罚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因为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导致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公众对自杀法的抵制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国家所能获得的财物和金钱；二是，相比于中世纪，此时国家已有更多其他途径来获取财政收入，例如国内税、关税等。

四、结　语

在理论上，对刑罚的解释历来存在着报应论和功利论两种视角。报应论认为，“刑罚之所以应该存在，原因不在于惩罚可以带来有益于社会的结果，而在于作为惩罚之前提的犯罪是一种道德上或法律上错误的行为”，即“为惩罚而惩罚”；功利论则认为，“刑罚之所以应该存在，不是因为惩罚本身具有某种值得追求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它具有服务于有益于社会的目的的工具价值”，即“为社会目的而惩罚”[14]2-3。围绕着报应论与功利论，有人将“刑罚进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类对刑罚理性的不断发现与追求”，甚至断言“一部刑罚进化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刑罚理性的发现和完善史，亦即以刑罚体制的更迭为表征的刑罚理性进化史”[15]8-9。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另辟蹊径，从功能意义上对刑罚的历史变迁进行理解和阐释。在福柯看来，刑罚既有报应的因素，也有其他目的；无论何种刑罚机制，对于决定其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都要从刑罚的制度性功能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中去寻找；只有当一种刑罚所发挥的制度性功能契合了社会结构、满足了社会结构的要求，这种刑罚才能获得正当性并得到贯彻。

遵循福柯的这一分析视角，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国法对自杀者的态度转变，不仅仅是“文明”和“理性”的进步，毋宁说是国家权力技术的一种革新。起初之所以惩罚自杀者，是因为在人身依附性极强的封建社会中，因惩罚尸体和没收财产所起到的威慑力，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减少封建领主劳动力的损失，另一方面还能够补偿甚至增加封建领主的财产性收入。而后来之所以宽宥自杀者，则是因为惩罚自杀者的尸体首先在政治上遭到了民主司法的抵制，而且没收财产从根本上不利于新兴资产阶级原始资本的积累，无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因此，就英国法对自杀者的惩罚与宽宥、英国自杀法的变革而言，我们首先要认清其所处的大背景是社会结构和权力架构正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是由经济力量所左右的，并且服务于那些控制着生产和积累财富的利益集团。由此，从英国法对自杀者态度的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作用于死者(尸体和财产)的国家权力技术，一种在福柯分析基础上扩展了的刑罚政治经济学。

注释:

[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2]黄永锋.历史变迁中的刑罚政治经济学[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1).

[3]Rosen， G..History[C]∥S. Perlin (ed. ) A Hand Book for the Study of Suici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4]Pollock， F. ， F. W.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w (2nd Ed.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5]Guernsey， R. S.. Suicide: History of the Penal Laws[M].New York: L. K. Strouse， 1883.

[6]Fedden， H. R.. Suicide: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y[M]. New York: Benjamin Blom， 1972.

[7]Bracton， H..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 (S.E. Thorne， trans. )[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8]W illiams. F.. The Sanctity of Life and the Criminal Law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7.

[9]Holdsworth， W. S..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 III)[M]. London: Methuon and Co.， 1909.

[10]Moley， R.. Politics and Criminal Prosecution[M].New York: Arno Press， 1974.

[11]Moore， C. A Full Enquiry Into the Subject of Suicide[M]. London: P. N. K.， 1790.

[12]Blackstone， W..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4th Ed.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770.

[13]Hawkins， W.. A Treatise of the Pleas to the Crown(6th Ed. )[M]. Dublin: Eliz. Lynch， 1972.

第2篇

【关键词】 血液透析；血管通路；中心静脉置管；并发症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200001/200207血液透析患者中心静脉置管共240例，平均年龄（47±18）岁. 颈内静脉置管110例，平均年龄（47±18）岁.股静脉置管116例，平均年龄（47±18）岁. 锁骨下静脉置管5例；永久性颈内静脉置管9例，平均年龄（66±5）岁.240例中留置导管时间3~245 d，平均31 d；其中颈内静脉置管留置时间18~90 d，平均35 d；股静脉3~245 d，平均28 d.

1.2方法中心静脉置管患者行血液透析治疗1 h后出现畏寒、发热，体温38.0℃以上，最高达39.8℃，急查化验示血象高，排除其他原因者即认为是留置导管感染所致，当即留取导管内血标本作血培养. 患者予以对症处理，严重者终止血透治疗. 血透结束后以肝素＋抗生素封管，连续3~7 d，选用的抗生素与肝素无配伍禁忌，经皮试阳性后以肝素3 mL稀释抗生素，取1.5 mL分别封双腔导管管腔或取1.5 mL封单腔导管管腔，重症者可配合全身抗生素治疗，血培养阳性者根据药敏结果选用或改用抗生素. 出现局部渗血或局部血肿经压迫止血，下机后用鱼精蛋白1∶1中和肝素. 误穿动脉后立即终止置管操作，压迫15 min以上. 流出道梗阻者以尿激酶4万单位溶于生理盐水3 mL中，取1.5 mL注入导管腔中，保留15 min后抽出，如果仍不通畅可反复以上操作2~3次.

2结果

中心静脉置管240例患者中. 出现感染的21例留置导管的时间除1例永久性颈内静脉置管外均在2 wk以上，其中细菌培养阳性12例. 经用肝素+抗生素封管3~7 d，其中2例合用全身抗生素静滴3 d，全部患者经治疗后，第2次血透时及以后均未再出现畏寒、发热等征象，复查血象及血培养均正常. 经用尿激酶处理后全部患者流出道梗阻解除，血液透析过程中血流量达0.2 L・min-1以上. 1例血肿患者经压迫止血后，第3日血肿基本吸收. 误穿动脉后经压迫止血无1例出现血肿. 全部患者未出现如气胸、血胸、空气栓塞等严重并发症.

股静脉置管与颈内静脉置管患者年龄及其导管留置的时间之间无明显差异，而出现导管感染的发生率股静脉（12.9%）较颈内静脉（4.6%）置管明显高（X2=4.92， P

3讨论

股静脉置管部位不易保持清洁，且活动受限，故有人建议4~72 h拔管，而颈内静脉和锁骨下静脉置管部位则较易保持清洁，活动也不受限，故可放置较长时间，平均可达84 d［1］；然而与锁骨下静脉置管比较，颈内静脉置管有许多优点［2］. 本文中颈内静脉置管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股静脉置管，故有条件的患者采用颈内静脉置管建立血液透析的血管通路要更为优越些.

导管感染为中心静脉置管的常见并发症，也是血液透析患者被迫拔除导管和发病的主要原因［3］；置管感染的发生率差异很大，临床观察发现2 wk内无cuff导管的感染，发生率一般不超过8%，而3 mo内带cuff导管置管引起菌血症的发生率小于5%［4］. 本文240例中心静脉置管患者出现导管感染21例，感染发生率为8.7 %，与文献报道一致；其中细菌培养阳性12例，阳性率为57.1%，阳性率不高的原因可能与留取标本的时间于血透开始1 h后有关. 曾有人主张用抗菌药封管来减少感染的发生［5］，但出现感染后如何处理目前尚无明确的治疗报道. 一般主张一旦导管感染特别是合并全身感染症状时即行拔除留置导管［4］. 我们采用纯肝素稀释抗生素封管处理导管内感染，症状重者配合静点抗生素全身治疗，使感染得到完全控制. 该方法简便、可靠、效果明显，既避免了拔管后再重新置管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又因此减少了患者的费用，值得进一步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 王海燕. 肾脏病学 ［M］. 第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460.

［2］ 林善锬. 当代肾脏病学［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815.

［3］ Kite P. Rapid diagnosis of centralvenouscatheterrel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without catheter removal ［J］. Lancet， 1999; 354:1504-1507.

第3篇

关键词：男性不育症；锌；生殖激素

中图分类号：R698+.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5-0515（2013）6-217-02

男性不育症是人类生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生殖内分泌激素与男性的发育、发生及有着密切的关系。锌对性器官和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还影响前列腺结构和功能[1]。2009年9月～2012年9月，我们对210例男性不育症患者在常规体检和分析等检查的同时，进行精浆锌、血清及精浆生殖激素（FSH，LH，T，PRL）检测，旨在探讨精浆锌、血清及精浆生殖激素水平测定，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断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男性不育症患者210例，年龄24～40岁，平均28岁（不育组）。身体健康，性生活正常，均为婚后2年以上未育。均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经男性学及配偶妇科学常规检查，均排除生殖器官先天性异常、遗传、内分泌障碍，以及损伤、感染等引起的器质性的病变。同时，以80例健康男子作为对照，年龄23～35岁（对照组），近2年内均有生育史，常规检查正常，无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1.2 标本采集与处理

要求被测对象用方法采集一次射出的全部，并排入清洁、干燥的采样杯中。收集的标本立刻放入37℃水浴中，待完全液化后取混匀lml，离心分离精浆（3000rpm，15min）。去除及其他沉淀物，吸取精浆贮存于-20℃低温冰箱中待测。被测对象在收集的当天上午9时左右抽血，分离血清4～6℃贮存待测。

1.3检测方法

1.3.1常规分析（SemenAnalysis，SA）采用计算机辅助全自动分析仪，检查结果参照WHO的分析标准，以密度≥20×109/L、活动率≥50%、a+b级活动率≥50%为正常值。

1.3.2精浆锌测定 用北京普析MB5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对两组精浆进行测定；

1.3.3生殖激素检测 用德国Roche411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两组的血清、精浆生殖激素。

1.4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用X士SD表示，采用t检验，以P

2 结果

2.1 33例无精症和87例少精症患者精浆锌含量为（105±5.71）mg/L，对照组为（139±87.10）mg/L，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浓度与血清生殖激素FSH、PRL、LH、T的相关性见表1。

表1显示，少精症、无精症患者FSH水平明显升高，与正常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通过分析精浆激素，血清和精浆激素比值（B/S）。初步得出以下结果，见表2。

表2显示：

2.3.1精浆中FsH含量比较恒定，但在少精症、无精症中FsH的B/s值增高（P

2.3.2精浆LH含量在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精浆LH和血浆与精浆LH比值（B/S），各组间无明显筹异。（P>0.05）

2.3.3精浆T含量 在存活率低下症和个月观察生精功能恢复者巾有明显增高，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3.2.4精浆PRL含量，在少精症、存活率低下症中有明显增高，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3 讨论

3.1 不孕症患者精浆锌测定的意义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的调节是人类生殖生理活动的关键，任何一个环节有异常都有可能导致男性不育。缺锌影响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可导致减退，数量减少，重者可使生成陷于停止。本实验结果显示，无症组的精浆锌含量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降低（P

3.2精浆锌对生殖激素水平的影响

精浆中微量元素锌可以通过干扰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降低性腺功能[2]，甚者影响生殖激素的分泌。我们分析了33例无精症患者的精浆睾酮，发现生精功能损害到不可逆的情况下，精浆睾酮可以降低或者不变；少精症、活率低下症，其精浆PRL浓度高于生育组，并有显著性差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看出，精浆锌隆低，生精功能障碍，精浆中T、PRL增高。而当功能受损到不可逆程度时，精浆睾酮下降或者不变。因此，精浆锌和生殖激素的测定，在男性生殖生理的研究和评价生育力的方法上可作为一项辅助指标，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3.3精浆生殖激素与血清生殖激素水平的关系

实验结果各组间精浆FSH含量无显著差异，而血清FSH与精浆FSH比值（B/S），在少精症、无精症组有明显增高，与生育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原发性少精症和无精症患者，当功能受到损害时，分泌的抑制素减少，反馈作用降低，垂体分泌FSH增加，使血液FSH浓度上升。

参考文献：

第4篇

[摘要] 目的 探讨安非他酮缓释片对抑郁症患者血清P物质（SP）和神经肽Y（NPY）水平的影响及疗效观察。 方法 将70例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予以安非他酮缓释片和氟西汀治疗6周，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血清SP和NPY水平变化，并比较其疗效及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6周后，两组血清SP水平[（40.12±12.73）、（48.43±12.17）ng/L]均较治疗前[（55.17±14.76）、（54.97±15.01）ng/L]明显下降，NPY水平[（138.49±23.17）、（119.53±22.86）ng/L]均较治疗前[（104.64±21.37）、（103.26±20.56）ng/L]明显上升（P < 0.05或P < 0.01），且实验组下降或上升值明显大于对照组（P < 0.05）；同时实验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94.3%）明显优于对照组（77.1%）（χ2=4.20，P < 0.05），不良反应发生率（14.3%）明显低于对照组（3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9，P < 0.05）。 结论 安非他酮缓释片治疗抑郁症效果确切，安全性较好，其作用机制与其能降低血清SP水平及升高NPY水平密切相关。

[关键词] 安非他酮缓释片；氟西汀；P物质；神经肽Y；疗效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3（c）-0107-03

Influence and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f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on serum substance P and neuropeptide Y levels of depression

CHEN Xingyang TANG Yipi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Tai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aizhou 317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influence and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f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on serum substance P （SP） and neuropeptide Y （NPY） levels of depression. Methods 70 cases of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t random. The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while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Fluoxetine. The period of treatment in was 6 weeks. The changes of serum SP and NPY levels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medical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untoward effect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6 weeks' medical treatment， serum SP level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40.12±12.73）， （48.43±12.17） ng/L] were obviously declined than before [（55.17±14.76）， （54.97±15.01） ng/L]， while the NPY level [（138.49±23.17）， （119.53±22.86） ng/L] were obviously rose than before [（104.64±21.37）， （103.26±20.56） ng/L] （P < 0.05 or P < 0.01）， and the declining or rising rate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total clinical efficiency in experimental group （94.3%）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77.1%） （χ2=4.20， P < 0.05）. The occurrence rate of untoward effect in experimental group （14.3%）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37.1%） （χ2=4.79， P < 0.05）. Conclusion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has reliable cura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with high security， whose mechanism of action has close effect on reducing serum SP level and rising NPY level.

[Key words]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Fluoxetine； Substance P； Neuropeptide Y； Curative effect

抑郁症是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患者常悲观厌世，严重者甚至会出现自杀企图和行为[1]。抑郁症诊断较容易，但治疗较困难，多数病例病情会反复发作，有研究表明其终身患病率高达15%～20%[2]。目前抗抑郁药物是治疗抑郁症的最主要手段，其种类多样，疗效各异。安非他酮是一种新型的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多巴胺再摄取的弱抑制剂，近年来逐渐应用于抑郁症的治疗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其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明了[3-4]。本研究观察了安非他酮缓释片治疗抑郁症患者的效果及对血清P物质（SP）和神经肽Y（NPY）水平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4月～2013年1月在浙江省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门诊治疗的抑郁症患者70例。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抑郁症的诊断标准[5]；②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分。排除标准：①伴有严重的心、肺、肝、肾等器质性疾病；②怀孕或哺乳期妇女；③有严重的自杀企图及行为；④长期使用镇静类药物；⑤抗抑郁类药物过敏者。采用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5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本研究方案经我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两组患者入组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x±s）

1.2 治疗方法

实验组予以安非他酮缓释片（迪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规格：150 mg×12片，批号：111123），起始剂量150 mg/d，连用3 d，第4天开始加量至维持剂量300 mg/d，分2次服用，连用6周。对照组予以氟西汀分散片（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规格：20 mg×28片，批号：120106），起始剂量10 mg/d，连用3 d，第4天开始加量至维持剂量20 mg/d，每日清晨服用，连用6周，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不合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两组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后2、4、6周检查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及脑电图，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的血清SP和NPY水平变化，并比较其临床疗效及药物不良反应。

1.3 观察指标

1.3.1 血清P物质与神经肽Y水平测定 抽取患者外周静脉血3～5 mL，采用3000 r/min低温离心20 min取上清液分装，置于-20℃冰箱内保存待检。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SP和NPY水平，试剂盒由深圳晶美生物公司提供，操作过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2 治疗效果评定[6]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进行疗效评定，其中痊愈：HAMD减分率≥75%；显效：HAMD减分率5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内和组间比较分别采用配对t检验和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SP和NPY水平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血清SP与NPY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6周后，两组患者血清SP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t = 2.98、2.26，P < 0.01或P < 0.05），NPY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上升（t = 2.89、2.30，P < 0.01或P < 0.05），且实验组下降或上升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t = 2.25、2.19，均P < 0.05）。见表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SP和NPY水平的比较（ng/L，x±s）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 0.05，**P < 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 < 0.05；SP：血清P物质；NPY：神经肽Y

2.2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6周后，实验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94.3%）明显优于对照组（7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0，P < 0.05）。见表3。

表3 两组疗效比较（例）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2.3 两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实验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14.3%）明显低于对照组（3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9，P < 0.05）。见表4。

表4 两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例）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3 讨论

抑郁症的病因及发病机制较复杂，迄今国内外对其作用机制尚未研究清楚，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发病与心理因素、社会因素、遗传因素及大脑器质性改变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7]。近来，有研究发现抑郁症与肾上腺素、5-羟色胺、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失衡密切相关[8]。NPY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中枢和外周的多肽，具有增加应激反应、抑制肌肉及交感神经兴奋的作用，有研究发现NPY与感情培养和协作行为有密切的关系，NPY水平升高有利于缓解抑郁症患者的情感障碍，减少抑郁症患者的自杀行为[9-10]。SP是一种含有11个氨基酸的脑-肠肽激素，主要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和胃肠道内，神经激肽1是SP的受体，其主要分布于纹状体、海马、杏仁核及下丘脑等处。有研究发现神经激肽1参与了情感障碍的病理生理过程，SP水平的降低能拮抗神经激肽的作用，达到抗抑郁的效果[11-12]。因此，SP与NPY水平能够有效地反映抑郁症患者的病情，调节SP与NPY水平可能是治疗抑郁症新途径[13-14]。

抑郁症的治疗是困扰临床医生多年的难点，其最主要的问题为抗抑郁药物治疗的临床治愈率低，复发率高，患者生活质量差[15]。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是以往临床上最常采用的抗抑郁药物，但使用后仅40%左右的患者能达到完全临床缓解。安非他酮缓释片是一种新型的抗抑郁药物，其通过抑制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达到抗抑郁的效果。安非他酮缓释片与5-羟色胺受体、组胺受体等缺乏亲和力，对突触前与突触后5-羟色胺神经传递无影响，因此药物不良反应少[16-17]。安非他酮缓释片治疗抑郁症的临床效果明确，但其抗抑郁的作用机制及与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治疗的效果及安全性的优劣存在一定的争议，临床上与之相关的报道较少[18]。本研究结果发现治疗6周后，实验组血清SP水平下降幅度及NPY水平上升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且实验组临床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由此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安非他酮缓释片治疗抑郁症与氟西汀比较更安全有效，其作用机制除了与抑制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相关外，还可能与其提高NPY水平及降低SP水平密切相关。

总之，安非他酮缓释片治疗抑郁症效果确切，安全性较好，其作用机制与其能降低患者降低血清SP水平及升高NPY水平密切相关。但由于外周血与中枢间存在血脑屏障，血清SP和NPY水平变化并不一定与中枢改变一致，必要时应对脑脊液SP和NPY水平进行测定，以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雪彦，毛佩贤.住院老年抑郁症治疗方案分析[J].精神医学杂志，2013，26（4）：300-302.

[2] 和昱辰.抑郁症临床研究进展[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3，34（7）：832-834.

[3] 杜彪.安非他酮与氟西汀治疗抑郁症的系统评价[J].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2010，29（10）：797-800.

[4] 郭建雄，杜文佳，王西林，等.安非他酮缓释片治疗抑郁症对照组研究[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7，13（4）：323-324.

[5]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M].3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87-89.

[6] 马欣荣.安非他酮与文拉法辛治疗抑郁症对照研究[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7，17（5）：331-332.

[7] Rajkowska G，Miguel-Hidalgo JJ. Gliogenesis and glial pathology in depression [J]. CNS Neurol Disord Drug Targets，2007，6（3）：219-233.

[8] 张建宏，孟焱，王永军，等.安非他酮治疗首发抑郁症的疗效和安全性随机对照研究[J].实用医学杂志，2010，26（16）：3016-3018.

[9] 杨斌，王有德，张兰，等.抑郁症患者血浆P物质含量变化及其相关性研究[J].中华精神科杂志，2006，39（2）：78-80.

[10] 吕文标，周爱华，丁郁武，等.度洛西汀对伴躯体疼痛症状的抑郁症患者血浆P物质水平的影响及其与疗效的关系[J].精神医学杂志，2012，25（2）：103-105.

[11] 杨斌，王有德，叶兰仙，等.抑郁症患者血浆神经肽Y含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临床康复，2006，10（46）：106-108.

[12] Zambello E，Fuchs E，Abumaria N，et al. Chronic psychosocial stress alters NPY system：different effects in rat and tree shrew [J].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2010，34（1）：122-130.

[13] 林杏云，罗利飞.帕罗西汀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症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及作用机制[J].中国全科医学，2010，13（14）：1508-1510.

[14] 杨敏.帕罗西汀对抑郁症患者血浆中P物质和神经肽Y的影响[J].实用医学杂志，2008，24（6）：1042-1043.

[15] Papakostas GI. Dopaminergic-ased harmacotherapies for epression [J]. Eur Neuropsy-Chopharmacol，2006，16（6）：391-402.

[16] 白晓光，刘翠美.安非他酮合用奥氮平与安非他酮单用治疗抑郁症的疗效比较[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 20（10）：1467-1468.

[17] 严伟良.安非他酮与帕罗西汀治疗抑郁症的治疗依从性对照研究[J].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2012，28（10）：731-733.

第5篇

[关键词]血液净化；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临床影响

[中图分类号] R45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7）05（b）-0030-03

Effect of blood purification therapy （CRRT） o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rognosis

REN Yan-hua CAI Ying-li LI Hai-bin GAO Ming-xia LI Zhong-zhan

Comprehensive ICU，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Zhaoqing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Zhaoqing 52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lood purification therapy （CRRT） o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 and its prognosis.Methods 40 patients with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from June 2015 to June 2016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20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blood therapy， and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The treatment effect， hospitalization time， improvement of heart rate， improvement of psychiatric symptoms and improve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were observed and analyzed.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improvement of heart rate， improvement of psychiatric symptoms and improve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

[Key words]Blood purification；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Clinical impact

多器官功能障K综合征是指患者受到严重感染、创伤、休克或大手术后，出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系统、脏器出现功能障碍等，使得内环境维持不稳定的临床综合征[1]。该病的发病机制主要是因为患者在炎症、内毒素、缺血再灌注损伤等刺激下发生全身性炎症反应和代偿性抗炎症反应综合征发生失衡，是一种临床危重疾病，死亡率高。患者始终存在促炎和抗炎的相互作用，炎性反应主要表现在患者出现大量的炎性介质释放，引起免疫失衡等[2]。本研究就选取血液净化治疗对40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患者的影响和预后进行深入的研究，现总结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抓阄的方法将2015年6月～2016年6月我科收治的40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实验样本20例。对照组男性9例，女性11例，年龄23～68岁，平均年龄（22.9±8.3）岁；观察组男性12例，女性8例，年龄24～65岁，平均年龄（39.8±8.9）岁。所有患者均符合美国胸科医师协会/危重病医学学会制定的标准。收缩压

1.2研究方法

对照组常规治疗，对患者行胃肠减压，同时给予补液、抗感染治疗等；失血性休克患者给予清理创面，输血、补液及吸氧治疗，感染性休克的患者及时补充血容量，纠正患者的酸中毒，开展抗感染治疗，衰竭脏器患者给予综合疗法，密切观察患者的其他脏器，避免患者的其他脏器发生衰竭[3]。观察组给予患者血液净化，连续性血液净化方法，采用贝朗Diapact CRRT或PRISMA机器，滤器为B.BRAUN AcuteM或prisma M100，在患者的颈内静脉或股静脉进行穿刺，留置患者的双腔管，创建体外循环，每分钟血流量设置为150～200 ml，采用低分子肝素进行抗凝[4-5]。

1.3判定指标

①治疗效果。临床疗效判定分为，基本治愈：各症状消失，胃肠道功能改善好；明显有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所好转，通过各项指标检查显示，患者的胃肠道功能改善良好；基本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无明显的改善，病情加重，有死亡。总有效=基本治愈+明显有效②住院时间和心率改善情况。正常心率的范围平均在75次/min左右（60～100次/min之间）[6]。③精神症状改善情况：对患者的安静、躁动以及狂躁情况进行有效的分析。④胃肠道功能改善情况。通过对患者的APACHEⅡ评分、消化道出血、腹胀、腹泻以及便秘情况进行分析，观察患者的胃肠道功能改善情况。

1.4统计学方法

用Epidata3.0软件录入所有的数据，采用SPSS 15.0统计学软件对观察指标行有效的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进行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治疗效果分析

观察组治疗的总有效率为95.00%，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的为65.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心率改善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两组精神症状改善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各项情况症状改善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4两组胃肠道功能改善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APACHEⅡ评分为（17.03±3.6）分，消化道出血0例，腹胀1例，腹泻1例，便秘0例；对照组患者的APACHEⅡ评分为（7.09±1，32）分，消化道出血3例，腹胀3例，腹泻4例，便秘2例；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5两组住院时间的比较

对照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为（18.6±3.6）d；观察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为（10.9±0.6）d。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是一种危重综合征，患者发病的同时伴有急性肾衰竭，使水、电解质发生紊乱[7-8]。目前，随着临床的深入研究，该病患者会对机体的免疫系统发生刺激，释放患者的的体液，使得细胞因子对血管的张力、渗透性造成一定的影响，使患者的微循环系统发生一定的障碍[9-10]。正常患者的的炎症反应是一个自限性的过程，疾病时患者的损伤因子毒力较强，数量大，持续时间长，使得机体处于长期的超敏反应状态，产生大量的炎症递质和细胞因子，大量炎症递质失控性释放作用于患者的局部和全身，对患者的多项器官造成一定的影响[11-12]。

本研究中，观察组采用血液透析进行治疗，治疗总有效率（95.00%）显著高于对照组（65.00%），说明，血液透析治疗效果较好。另外，本研究结果与程文涛[15]研究的结果一致。血液透析的治疗模式是，滤过泵在外侧施压，利用滤过泵的过滤原理，将血液中多余的水分和新陈代谢废物清除，在清除过程中电解质也将会随着水分的移动被排除[13-14]。因此，再进行补液，维持体内电解质的平衡；在清除过程中，其他残余分子也将会排除，以维持身体正常功能[16-17]。血液透析的治疗作用也较为突出，除去血液中的多余水分，改善肺水肿的浮肿现象，维持输液空间的平衡；维持体内的电解质平衡；清除体内的代谢废物，避免相关疾病的产生[18-19]。

综上所述，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患者采用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效果突出，值得在临床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亢宏山，白艳，马珍，等.乌司他丁联合CRRT成功救治误输白开水致MODS一例[J].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16，25（9）：1211-1212.

[2]慧智，董宏，钱秦娟，等.连续血液净化治疗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疗效研究[J].中国医学装备，2014，11（8）：116-119.

[3]吕先念，刘辉，周飞虎，等.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重症脓毒症疗效分析[J].医学院学报，2014，35（11）：1090-1092.

[4]肖红艳，许卫江，刘彬，等.亚低温血液净化技术在瓣膜病术后心源性休克治疗中的疗效及风险评估[J].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5，27（12）：975-979.

[5]季大玺，谢红狼，龚得华，等.连续血液净化在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中的应用[J].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2001， 10（2）：176-181.

[6]王旭，董斌，李|，等.序贯性血液净化治疗蜂中毒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疗效分析[J].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15，30（6）：442-444.

[7]黎书，王峥，董丽群，等.血液净化治疗儿童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疗效分析[J].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2015，11（6）：703-707.

[8]刘安平，肖雪.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应用进展[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4，22（5）：3-4.

[9]黎婉明，翁利.连续性血液净化对重症脓毒症炎症和营养状况的影响[J].中国医药导报，2014，11（2）：57-59，62.

[10]陈艺坛，潘云虎，陈光，等.连续性血液净化联合肺泡灌洗术治疗重症肺炎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研究[J].临床军医杂志，2015，（9）：945-947.

[11]何川鄂，杨林，黄倩，等.早期血液净化治疗重症蜂蛰伤致多脏器功能损伤的临床研究[J].临床肾脏病杂志，2014， 14（7）：398-401.

[12]伍民生，周红卫，赵小琴.连续血液净化在ICU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患者中的应用[J].医学综述，2008，14（2）：292-295.

[13]张兴荣，王锦权，陶晓根，等.羟乙基淀粉联合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的临床研究[J].中国急救医学，2014，34（2）：159-163.

[14]刘立新，朱海勇，王肖铭，等.连续性血液净化在劳力性热射病合并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患者中的应用[J].现代实用医学，2015，27（4）：505-506.

[15]程文涛.连续血液净化治疗ICU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患者的疗效[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5，19（3）：136-137.

[16]王函，李清初，明，等.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合并急性肾损伤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J].海南医学，2016，27（10）：1608-1610.

[17]黄贤文，王黎，黄英.连续血液净化治疗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疗效及预后影响[J].重庆医学，2014，43（21）：2805-2807.

[18]马井生，黄江燕，邹贵勉，等.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热射病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J].国际移植与血液净化杂志，2014，12（3）：34-37.

第6篇

（一）知识目标

1.识记企业的含义和基本分类；公司的基本特征和分类；自然人和法人的区别；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含义和特点；公司的组织机构；公司经营成功的主要因素；企业兼并、联合、破产的含义。 2.理解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和联系；公司制的优点，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义；企业兼并、联合、破产的意义。3.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如何依法设立一个公司；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以建立公司制为目标。

（二）能力目标

1.本框教学，重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参与经济生活的实践能力。2.在学习经营公司时，通过相关知识的介绍，让学生了解如何创办公司、如何经营公司，从而提高学生将来的创业能力。使学生能分析不同公司类型的特点，学会在不同条件下进行选择。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培养学生国家观念，使学生认识到，创办公司、积极创业有利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2.使学生深切认识，锐意进取、诚实守信，合法经营、积极创业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价值。3.增强学生依法设立公司、依法经营等法律意识。

二、教学重点、难点

（一）教学重点：公司制企业；公司的经营。

（二）教学难点：正确认识企业的兼并和破产。

（三）教学方式及手段

教学方式：问题探究法、讨论法、设问法、讲授法、情景设置等。

教学手段：多媒体、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三、导入新课

在前面我们一起学习了“生活与消费”，生产什么消费什么，我们每个从每天都在进行各式各样的消费，我们消费的这些有形无形的商品都从哪里来的呢？企业对于同学们并不陌生，请学生说说你所知道的企业？

同学举例：中国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有限公司等等

在这些企业中，我们可看到有些是股份有限公司，有些是有限公司，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还有我们所说的公司=企业吗？在以后我们怎样去创建自己的公司呢？

第五课 企业与劳动者（板书）

第一框公司的经营（板书）

一、 公司的类型（板书）

（一）企业（板书）

1.含义（板书）；2.类型（板书）

（多媒体展示）问题探究一：

下列哪些属于企业？（BCE）

A、中国科技大学；B、中国人寿保险公司；C、沃尔玛超市；D、故宫博物院；E、乌蒙山水泥发展有限公司；F、六盘水市人民政府

教师总结：在我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其中，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总之，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国民经济的细胞。

2、公司制是现代企业主要的主要的组织形式（板书）

（1）公司的含义（板书）

（2）公司形式（板书）

（多媒体展示）问题探究二：

企业=公司吗？

教师总结：无论哪种企业，都有一定的企业组织形式。公司制是现代企业主要的典型的组织形式。除去公司制企业外，我国还存在大量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多媒体展示）

按财产的组织形式和承担的法律责任划分

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制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独资企业

（多媒体展示）模拟创业

情景设置一：

10年以后，在坐的每位同学手里有50万元的创业基金，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你们如何是进行创业呢？

请同学们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讨论（提示：小组成员可自由选择，可自己个人创业，也可相互合作）讨论内容包括：创业的形式，公司名称，经营对象，注册资本，股东各自所承担的责任，公司的机构，小组各成员在公司所担任的职务等。

小组代表发言：

教师归纳总结：

（1）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各自的优缺点。

（多媒体展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主要区别

（2）公司的组织机构：这些机构之间权责明确、互相制衡，可以有效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和管理的科学性，使公司的发展具有充分的活力。

（多媒体展示）公司的组织机构图

（3）理解法人要注意与自然人的区别。

二、 公司的经营与发展（板书）

（多媒体展示）模拟创业

情景设置二：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坐的各位董事长，总经理如何经营自己的公司，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我们的公司经营不善，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请同学们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讨论。

教师归纳总结：

1.公司经营的直接目的是利润（板书）

2.公司经营成功的因素（板书）

（1）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板书）

经营战略是指在分析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基础上，为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而作出的总体的、长远的谋划与对策。经营战略主要解决的是企业“做什么”的问题，包括如何进行投资、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如何进行生产，如何开发市场等。

举例：海尔从原来的涉临倒闭的小厂发展成为如今的世界级品牌，首先归功于它的经营战略。

（2）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依靠技术进步、科学管理等手段，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板书）

举例：海尔从亏损147万到今天全球营业额600多亿，81%的年平均增长率。最主要取决于两个字：创新。

（3）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信誉和企业形象。（板书）

举例：海尔有一个很著名的广告语，叫做“真诚到永远”。一个企业要永续经营，首先要得到社会的承认、用户的承认。企业对用户真诚到永远，才有用户、社会对企业的回报，才能保证企业向前发展。

⑷其他（板书）

3.公司经营不善的后果（板书）

经营的目的是利润，兼并的核心是竞争。兼并、破产与“强强联合”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获得更大的利益。

（1）企业兼并（板书）

兼并，可以扩大优势企业的规模，增强优势企业的实力，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提高企业和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1+1>2

举例：海尔兼并案例

（2）企业联合（板书）

它可以优势互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市场占有率，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3）企业破产（板书）

实行企业破产制度，有利于强化企业的风险意识，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竞争力。通过企业破产，淘汰落后企业，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举例：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导致破产。

第7篇

【关键词】中国语境; 政治哲学; 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9-0048-02

1西方政治哲学首要主题:建构政治秩序

西方政治哲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与政治危机相关,它的推动力是建构新的政治秩序:《理想国》是在雅典衰落之后探讨城邦和个人生活的正义,探讨真正理想之城邦的秩序构造;《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进谏佛罗伦萨统治者,以强有力的统治使意大利摆脱外敌入侵、内政混乱的危机局面;《利维坦》写于英国内战,霍布斯试图以强大的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来为英国提供和平;《政府论》则是詹姆斯二世时期国王与议会之间因“排斥法案”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洛克为议会派提供革命性理论资源的努力。可见,政治哲学的进步在于对政治制度的危机和挑战的回应,当制度无法整合政治各种社会力量、以往的价值理念和观念资源无法继续成为大多数人的信念,从而社会失序、混乱丛生、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领域都得不到安宁的时候,往往需要思想家们反思已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进而为重新建构秩序提供思路,也为未来的新制度构建意义。因此,政治哲学思考的首要主题是秩序与和平,使某种范围内作为群体的人类能够和平地生存下去。

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们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将国家当作为教会和宗教目的服务的机构,从而建构起神学的政治秩序。15至16世纪,从意大利北部地区发端并迅速波及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思想被用来反对神学。思想家们开始关注世俗事务,提倡理性和个性自由,反对神性与等级桎梏。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把个人理性当作精神信仰的唯一依据,抽空教会在上帝和信徒之间设置的思想钳制和清规戒律;加尔文在路德思想的基础上主张预定论,肯定个人的努力和现世积极谋取事业成功。经过韦伯的注解,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最为适宜的“伦理精神”。

2西方政治哲学基本倾向:理性、权利与自由

除了建构秩序之外,自古希腊至近代英国的西方政治哲学至少还有以下基本倾向,即理性、正义、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

如上所述,在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大部分时段,思想家们都在追求或运用人类理性的力量。西方政治哲学史是从理性到信仰,又从信仰到理性的过程。古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除了因为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最先写出有别于纯粹编年表的历史书,对于政治哲学而言,则是因为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这种不为任何枷锁束缚的状态就是理性的状态。柏拉图代表的古典作家认为理性可以被用来发现真实的真理或观念,因此以理性作为政治知识的基础,《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等人在言辞中建立理想城邦即是古希腊人把理性当作政治思考的基础的典范。

虽然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关注的首要的问题是构建社会秩序,但是正是西方政治哲学以人的理性为基础,探讨秩序建构和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从而达成社会正义的一面对中国近代政治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所极力强调的正是以等级制度建构的稳定政治秩序,儒家从家庭等级秩序到国家等级秩序的思想对中国政治具有最为强大的支配作用。

3现代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引入:语境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当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的时候,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它在中国的境遇呈现以下几种特点:

3.1以彻底反传统为开端。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初步认识是以“启蒙”这一关键词为起点的。20世纪初的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启蒙运动的发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阵地,把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落后的封建文化,主张为了民族生存而割裂民族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来造就全新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这与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后激起的改革呼声和举措都有所不同:之前的改革是以拯救民族及其文化为宗旨,而则在某种强烈刺激之下采取以激进方式拥抱西方文化的态度。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这与以人的理性为基础,高举科学与人权的启蒙价值完全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正如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力图摆脱古代和中世纪政治哲学中等级和信仰因素一样,中国努力做到的正是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划清界限。

3.2以经济自由为第一要义。的完全反传统思路在中国“”时期得到夸张而扭曲的附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无论知识界,还是普通大众,学术思想和人们的思维意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长期占据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空间之后的大解放中,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最为重大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答案就是中国要走向现代化。16经历了“”带来的物质、精神全面压制之后,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但80年代末的休止符被认为是思想过分自由、全盘西化的结果。当学术界热烈的思想争论被中断之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人们的自愿性选择一道(两者的力量均十分强大),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基本国策,将中国推向急速市场经济化进程。工业革命和英国在近代世界帝国的确立使人确信:经济自由的力量堤无穷的。这样的经验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市场经济起到很大的刺激和促进作用。

4当前的重要问题:一种反思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与现代化相关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结果,然而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的过程所呈现的特点也造成了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些根本性问题。

4.1以彻底反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化开端的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加上“”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再次批判,原本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决定了中国政治模式和人们政治思维乃至生活方式的儒学传统成为僵死的学说。尽管近年来有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学者做出颇有影响的成果,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传统文化已经死了,其仅仅是象牙塔内学院派研究的对象,远不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标准。

4.2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全力发展经济为主要方向的政策导向使得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经济理性取代政治理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政治哲学向经济发展的转向发生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臻于完善、代议制政府已经确立、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近年来西方实证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中用经济人理性假设研究政府行为问题,也是发生在西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责任制政府运行良好的时候。中西方政治发展的时间差导致中国在引入西方理论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其中“隐蔽的主题”——对于西方人而言已经没有必要再说出来的真理,常识,或者说,中国尚未遇到西方人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而西方人现在则不必思考中国现在的处境。

4.3意识形态作为学术研究的标准,是国内政治哲学研究另一种潜在的危险。由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以经济理性研究政治行为的倾向导致一种世俗化倾向,这种世俗化与既定意识形态紧密结合,造就粗俗的所谓政治科学。这种世俗化不追究政治理性,对政治正义和公平也不怎么关心,它仅仅是一系列极端简化的最容易理解但往往与真理并不相关的政治信念。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关注的问题是“善”和“正义”;它对政治具有价值判断,以获取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知识作为明确的目标。因而政治哲学是具有超越价值的、求“真”的,对于政治的判断使它具有未定之未来。与之相对比,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意识形态而言,“普通百姓都认为它是正确的;哲学家认为它是错误的;政治家们则认为它是有用的。”Ⅲ意识形态则具有明确方向性、自我封闭性,“强势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自我封闭性,它往往与现代知识隔绝,甚至与常识隔绝。

第8篇

黑格尔研究市民社会的大成之作是《法哲学原理》一书，马克思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不同于黑格尔及黑格尔派的立场：即不同意黑格尔简单的将市民社会扬弃于政治国家之中、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理论观点，认为应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且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这一立场对马克思从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的思想转变具有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发现的是，他对黑格尔的批判只要在于两点，其一是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这一近代社会特征的肯定；其二是批判黑格尔试图消除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分裂而作的那些神秘主义色彩的论述。近代社会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体与整体、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关系问题。黑格尔的法哲学从国民经济学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确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的理论。马克思在对官僚政治和等级制国会的批判中深刻的认识到黑格尔理论的优越性，“黑格尔的出发点是作为两个固定的对立面、两个真正有区别的领域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

但是，黑格尔总是试图要消除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分离。他试图将官僚政治和等级制国会设定为中介机关，以此来避免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想用复旧的办法来消除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性”。黑格尔发现了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但又以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将其看成是观念中的矛盾。在他看来历史运动的主体是“一般观念”，而不是具有实在意义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只有当它们成为观念中的某个环节即成为观念的产物时才有意义，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实在矛盾最终会在观念中实现同一。马克思对这种主宾颠倒的观点一语道破，“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观念中、本质中的统一，而这种矛盾当然有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质的矛盾作为自己的本质”，1马克思认为，现实的实在矛盾才是主体，才是本质的矛盾，应用这种唯物主义式的方式去解决。

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在其上设定普遍性国家的存在可以将市民社会的利益冲突，实现黑格尔所追求的同一。马克思则认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和分裂是近代社会根本无法回避的现实，“事实上，这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律背反”，黑格尔的设想只能是一种虚幻。

基于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马克思从根本上与黑格尔对立起来，在市民社会这一问题上，他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观点。虽然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对立的理论命题，但却比黑格尔还更坚持这一对立现实。如前所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以私人利益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是属于国民经济学范畴的概念，与代表普遍利益的政治国家是根本对立的；但其出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煞费苦心要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关系消除，设定官僚政治、等级制国会等中介环节，可想而知，这种根本性对立无法真正消除与国家的普遍性之中。近代社会确实是要解决个体与整体之间关系――分离的问题，黑格尔是以国家来解决这一问题，但他或许还忽略了一点，近代社会不同于中世纪的根本特征在于：物质的经济生活与公共的政治生活的分离。所以，马克思坚持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变化：

其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根本对立，这一异质性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分，就是经济与政治的二分；要了解这种异质性，就要揭示市民社会的结构；而这必须从黑格尔所讲的国民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达致。这对马克思发现物质的经济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二，马克思的研究重心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并在其后的手稿中意识到，依靠国家是不可能解决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依靠市民社会本身的物质力量。

这之后的马克思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从《导言》、《德法年鉴》、《论犹太人问题》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从研究国家哲学向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转移。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经深刻意识到市民社会的本质在于私人的经济利益关系，但仍停留在较为片面的层面，只从特殊性原理的角度去理解市民社会。他虽然强调了要从市民社会内部去克服人的政治异化，但没有提出由谁去完成这一任务。随后的《导言》，马克思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这一任务，是因为，无产阶级产生于市民社会，却失去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资格，被排除在市民阶级之外，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最有可能从市民社会内部摧毁市民社会，克服人的政治异化，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德法年鉴》中，马克思论述了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阶级分化的现象以及无产阶级的概念，但因缺乏国民经济学的知识，所以只停留在哲学的角度。

第9篇

1、理清知识脉络，构建知识体系

高三政治二轮复习应在一轮复习的基础上，将知识点串成一条线，在线条的基础上，建立知识面，最后构建知识体系。广东高考《经济生活》一共有82个考点，分布在生产活动的四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政治生活》一共有51个考点，分布在行为主体国家、公民、政府、人大、党、政协、民族与宗教、国际社会中。《哲学生活》一共有77个考点，分布在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一般理论知识中。《文化生活》一共有42个知识点，分布在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文化与文化、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下面以《经济生活》为例构建知识体系：（见下图）

2、抓住核心概念，突出重点知识

高三政治二轮复习时间紧，任务重，知识点讲解不可能像一轮复习一样，面面俱到。因此在二轮复习时要抓住核心概念，突出重点知识。综观近三年广东高考试题，《经济生活》主要涉及价格、消费、财政、收入分配公平、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等考点。《政治生活》关于公民、政府、人大、党等行为主体的考查。《文化生活》涉及文化的作用、文化的特点、文化交流、文化创新、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等知识。《哲学生活》覆盖了哲学的四大部分，即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中，近三年广东高考出现频率较高的是《经济生活》第四单元，《政治生活》第二单元，《文化生活》第二单元，《哲学生活》第二、第三单元。（见下表）

3、整合模块知识、关注知识渗透

近三年广东高考试题的主观题均有两道大题，每道题目涉及两个必修模块知识。2010年高考和2011年高考中，第一道大题考查《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知识。第二道大题考查《文化生活》和《哲学生活》知识。并且是经济部分的材料用《政治生活》知识分析，文化部分的材料用《哲学生活》知识分析。2012年高考实行《经济生活》与《哲学生活》组合，《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组合。经济部分的材料用《哲学生活》分析，文化部分的材料用《政治生活》分析。可见模块之间的知识渗透与整合非常重要。

在二轮复习时要整合模块知识，关注知识渗透。《经济生活》中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发挥财政作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政府履行职能，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经济生活》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在《哲学生活》中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政治生活》中完善四大政治制度，在《哲学生活》中就是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文化生活》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政府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生活》中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在《哲学生活》中就是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政治生活》中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党以人为本，在《哲学生活》中就是人民群众的观点，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应站在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上。

4、注重答题规范、提高答题技能

第10篇

[关键词]：；教学；哲学；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8)1020121-02

引言

如何提高马克思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一个一直以来围绕该课程的讨论从未停止过的话题，几次的教材改革目的也是为了学生能更好地接受这门课程，但是改革的方法总是以改革教材为主，而忽视了对教学对象的考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围绕教材转。或囿于教材的限制，无法在忠于教材思想的前提下，做到超越教材。要让学生喜欢这门课程，要使教师的教学产生应有的正面效果。文章的基本观点是，首先要有课程本身所具有的理论魅力，才可能达到对学生思想的影响。在此基本前提下，文章将从教学目的分析、教学对象分析和教学方法分析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教学目的分析

马克思理论课程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教学效果?按照国家教委的教材改革要求来说，就是要让本课程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的课程。理论课程是一门大学生必修的公共课，课程的定位是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更加具体一点和更加务实一点。本课程的目的是要通过教学的影响，让学生成长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人。要达到这样的教学目的，除了对教材要进行有效的改革之外，还要仔细分析一下该课程的教学对象。因为这门课程不同于其他的具体科学课程，不是重在知识的传输，而是素质的提高，但是，也要特注意，素质课程并不是说教课程，要进行良好而有效的素质教育，首先要有知识的魅力。如果理论没有理论本身应该具有的知识魅力，那么又怎么能够对学生进行素质的教育影响。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前者，后者即使装扮得再高尚再美丽，对学生是没有任何正面触动的，连触动都没有。和谈素质的提高呢?相反，现实早就证明，学生对说教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度反感。教学目的不但无法达到，有时候倒是适得其反。

因此，要达到该门课程的教学效果，首要的就是要弄清楚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影响的关系。绝对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甚至割裂开来。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的辨证关系。不能孤立地就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而是要紧密地联系知识教育的基础作用。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使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既忠于教材又能高于教材，同时，学生也能在理论的知识魅力影响下去思考，那么素质教育的目的也就水到渠成。

二、教学对象分析

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文章就从教学对象的角度开始分析这门课程的教学。

首先。从学生的知识结构来说。众所周知，我国的中学生在高中阶段无论文科理科都要接受哲学常识和经济学常识的教育，而高中的所谓哲学常识和经济学常识，实际上就只限于的哲学和的政治经济学，因此作为大学马克思理论课程的教学对象已经具有了关于这门课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并且因为会考或高考的缘故，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已经做了相当多的教条训练。因此大学的理论课程必须改变教学思路，不能再重复高中的教学内容，而又必须和高中的教学内容保持一定的连接。

第二、教学对象已经具有了自己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在教学方法上就不能一味地灌输。只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要达到预期的影响，就必须从教条的情绪化宣讲转变到知识的理性思辩，使教育回到本真。

第三、学生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网络化的开放时代，各种信息、各种资料无限呈现。因此在一些关于理论的争议问题上必须主动面对，促进理论的进步和完善。从而使学生获得真的知识。并且在真的知识的必然影响下自然而然地提升思想素质。针对教学对象的这些情况，教学思路就要相应地作出调整。下面从体系教学、“所以然”教学和讨论教学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三、教学方法分析

(一) 体系教学。由于学生已经具有对理论哲学部分和政治经济学部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了解，因此，在大学的教学中，首先就是把高中分散的知识点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让学生对该门课程的理论有一个总体印象。在总体理论当中，学生可以看到以前学到的零散的知识点之间的前因后果，这样有利于学生巩固在高中阶段所学的东西，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教师可以在总体框架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讲解，而不需要所有知识点面面俱到，全面开花。这是本门课程区别于其他具体科学课程的特点。这一方面减轻了学生重复学习的负担和反感，另一方面也使教师能够有所侧重地深入讲解和分析重点难点问题。例如在绪论部分，教师首先可以根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这个定义出发，把的整个理论体系做一个分析，从该理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理论人手，把七章的内容做一个体系贯穿，第一章讲世界一般，是总的哲学思想，第二张讲人能不能和怎样认识世界，这两章是个论证关系，在从第二章的肯定回答中论证了第一章的结论。第三章讲社会一般，和第一章是一个前后的推导关系，从世界唯物到历史社会唯物，第四、五章讲资本主义社会，即研究具体的社会，和第三章是一般到具体的关系，而第六、七章讲科学社会主义，是第四、五章理论分析的必然结果。这样就从体系上做了一个全面分析，让学生把从前学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具体关系弄清楚了。

从绪论的三个内容，即什么是，为什么有，要怎样对待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的关系是：“为什么有”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什么是”的，而“什么是”和“为什么有”都是为最后一个问题服务的，就是要学生认真对待理论。前面文章已经分析过，要达到学生认真对待理论这个教学效果，必须要在深刻理解“什么是”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之后才有的。因此，教学的重点就应该放在“什么是”这个问题上。

(二) “所以然”的教学。高中的哲学常识和经济学常识教学由于高中阶段的教学目的，这两部分的教学通常都采取应试教学的方法。学生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点大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在大学的教学过程中就完全有必要进行知识点的“所以然”教学。这样在充分了解了一个概念或者一条原理的产生原因之后，才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准确把握。例如在讲到物质概念的时候，就可以给学生介绍列宁写作

键的是由实践观推导出来的马克思全新的世界观。而这有助于学生理解旧唯物主义在世界观上的机械性和唯心主义在世界观上的主观性。又如在真理观问题上实践标准的提出背景是什么?马克思为什么宣判资本主义必然会被替代?这跟他的政治经济学里资本积累理论有什么关系?

(三) 问题讨论教学。好的课堂是一个学生和教师充分互动的课堂，而要使课堂有互动气氛，最好的方法就是问题讨论。因此在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尝试设置问题，让学生讨论甚至组织辩论。因为学生本来已经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开展讨论是有可行性的，而且在讨论过程中，加深了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和运用。在课堂上主动引进争议问题，不遮蔽不掩饰其他学者和学派对理论的批评，因为真理在争议中越来越明朗，而且也才真正体现了理论的与时俱进。前面已经提到，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网络时代，遮蔽问题是一种虚弱而愚蠢的做法。况且理论本身是一个无限开放的理论体系，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在时代中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达到自身理论的完善。课程的教学目的不是维护某个理论，而是要让学生在明白各种事实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也是作为一个教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因此不要惧怕争议和异见。

例如在哲学部分，首先就要提到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由于高中的应试教学，虽然是哲学常识教育，但是与其说是哲学常识，不如说是的哲学常识，因为当问到学生什么是哲学的时候，他们通常的反应就是对哲学的定义，当看到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时。内心五味杂陈。因为哲学本来是最自由的一门学问，现在却变成了一堆冷冰冰的教条。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按目前的情况看，的经济学根本不是经济学的教育，而是政治的教育。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教育者的悲哀。

因此，在大学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再重复以前的教条，在忠于教材思想的情况下，设置哲学和经济学的问题，通过问题扩宽学生的思想视野。例如可以设置诸如什么是客观?认识何以可能?什么是真?等等经典的哲学问题，摆出各种哲学流派和不同的伟大的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见解。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哲学理论的思辩趣味和理论魅力，又了解了不同的哲学流派，同时又因为这些问题本来就很贴近生活，学生也能进行积极的思考，在不断的设问中提高学生的哲学抽象思维能力，并且热爱哲学。

第11篇

关键词： 《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教学探究 反思

一、学习指导

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一框要求掌握的主要内容有：理解哲学与思想文化及经济、政治的关系，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运用哲学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说明哲学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作用；分析实例，说明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通过学习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培养自己的时代感和使命感，提高自觉地运用哲学理论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基于以上的要求，教师可采用以下三种学法指导：第一，个案分析法。在学习“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时，可以运用教材中所学的基本原理，联系以往所学的历史知识，选取个案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个案可以在如下时期中选择：战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等。在这些时期，人类思想文化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发展，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哲学思想，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密切而又典型。第二，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时，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否则对两者关系的理解就会停留在一个抽象的水平上。学生要热爱生活，关注时代，从自己身边的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变化中去领会时代的发展。第三，对比学习法。学生可以选择两个时代进行对比分析，看看这两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现象有什么变化，进而对比这两个时代的哲学主题和哲学风格的差异。通过对比，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二、知识点拨

本课有以下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是“哲学与时代的关系”，第二是“什么是真正的哲学”。以下作具体分析。

第一，本课是在第一课“哲学与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讲述“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是理解哲学的关键，学生可以从哲学与时代的一般关系，以及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这两个角度进行理解。从哲学与时代的一般关系来看。首先，哲学来源于时代，是时代精神的总结和升华。哲学属于思想文化范畴，是对一定社会和时代经济与政治的反映，它的内容来源于时代。真正的哲学能够正确反映自己时代的任务和要求，牢牢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正确地总结和概括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其次，哲学反作用于时代，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推动力量。哲学可以通过对社会弊端、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哲学还可以预见和指明社会的前进方向，提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指导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动员和掌握群众，从而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

第二，要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判断哲学真伪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时代的任务和要求，是否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是否正确地总结和概括了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也就是说，看它是否代表了时代的主流和历史的前进方向。其二，不能认为凡是包含着个别错误结论的哲学就不是真正的哲学，哲学家对问题的认识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因此，一定时期的哲学形态在后人看来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眼光观察问题。只要一种哲学代表了它自己所属时代的主流和历史的前进方向，我们就要承认它是真正的哲学。例如，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流，充满了伟大的智慧，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精华。但也包含着个别的错误结论。有些哲学家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水或土或气，从当时的时代看，是以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把握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看到了世界万物之间的转化，努力找到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这是他们对人类思想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代表当时的先进思想，把握了历史的主流。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的结论是不正确的。我们仍然要承认古希腊哲学是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最后，不能认为凡是和哲学有不一致的哲学，或者为所批评过的哲学就不是真正的哲学。我们要坚持用的历史分析方法观察问题，而不是用哲学的具体结论去衡量。

教材中讲道：“面对着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诸多内容，哲学家可以反映这一方面，也可以反映那一方面，可能正确或比较正确地进行反映，也可能不那么正确乃至错误和歪曲地进行反映。因而，哲学家可能是真理的发现者，也可能是谬误的制造者。”学生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能采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么正确，要么错误”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一定要运用历史的分析法。

三、课堂实录

以下是这节课的课堂实录：

师：请同学们仔细阅读课本第16页虚框内的资料与问题。请A同学回答：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

生：是由战国时期的经济与政治状况决定的。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复杂，由于经济地位、政治态度不同，不同阶级和阶层在是否建立新的封建制度、如何建立封建制度、如何对待各国的变法和改革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证，出现了百家争鸣。

师：A同学利用材料的能力非常强，回答得非常好！第二个问题：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政治变革之间是什么关系？

生：这对关系我们在学《文化生活》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时已经学过。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一定形态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

师：B同学的知识迁移能力非常厉害，能够立刻联想到我们《文化生活》的这一内容真的很不容易。那么接下来老师提出第三个问题，大家进行分组讨论，10分钟后我找小组发言人来回答问题。（投影）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哲学？第二个问题：真正的哲学=科学的哲学？第三个问题：谁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如何指导社会变革？

生：正确反映时代的任务和要求，牢牢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正确地总结和概括了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的哲学就是真正的哲学。

师：C回答正确，“剪切”教材的能力很强。

生：这个问题我们组暂时还没有讨论出结果，准确说我们对这一关系还未能理解，请老师解释一下吧！

师：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难度。举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一目了然的。远古时代，人们对打雷闪电、刮风下雨这些现象不能解释，产生了畏惧心理。有些思想家就利用人们的畏惧心理，提出了天命论。天命论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天命论要求人民绝对服从天子，因为天子代表上天的意志。我们把天命论放在三四千年以前的商周时代加以分析，应该承认它是有历史意义的。首先，它是从多神论向一神论发展的结果，它第一次提出世界性问题，把一切现象，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归结于天命。其次，在远古时代，人们都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下，没有什么科学的理论，那时也不可能产生高深的理论。那么，用什么思想能够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与外来的力量作斗争呢？这就是天命论。天命论是从当时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并且适应当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刚产生的时候也是全新的、最先进的高明理论，也是远古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生：准确地说应该是“真正的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不能简单说“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真正的哲学对社会变革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它可以通过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其次体现在它可以预见和指明社会的前进方向，提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指引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动员和掌握群众，从而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

师：第一问回答得很有水平，说明这组同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英雄所见略同，老师我自己也认为只有真正的哲学才能起到这个作用。首先，我们从这两点积极作用可以看出只有真正的哲学才能有这样的力量，其次，我们可以从结论中获得答案？“任何反映自己时代的客观要求和历史趋势的哲学，都可以成为这一时代社会变革的先导，推动时代的步伐，指导社会的变革。”“反映自己时代的客观要求和历史趋势的哲学”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为正确反映了时代的任务和要求，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正确地总结和概括了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因此就是指真正的哲学。

师：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历史知识中得到印证。你能用实例来论证真正哲学的这些作用吗？

生：西方的文艺复兴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

师：非常好。没错，文艺复兴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萌芽时期。一般把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划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去理解，即人文主义、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宗教改革运动。人文主义主张一切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的利益，抬高人、贬低神，用人权反对神权，追求个人自由和现实幸福，主要代表人物有彼特拉克、薄伽丘、伊拉斯谟等。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潮重视对自然的研究，强调理性和经验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有哥白尼、伽利略、达・芬奇、布鲁诺等。在宗教思想上，反对传统教会特权和烦琐的宗教仪式，主张个人虔诚信教即可得救，无须教会作中介，主要代表人物有马丁・路德和加尔文。

师：自觉完成课后的相关练习题，存在问题及时发问。

四、教后反思

第一，本节课中其实关于真正的哲学的解释只有三句话，如果不加以深入理解，很容易陷入误区。因此，一定要让学生理解“真正的哲学不等于科学的哲学”。所以，务必要用实例论证“真正的哲学不等于科学的哲学”。只有这样才能深入浅出地准确理解“真正的哲学”这一概念。

第二，关于“社会变革的先导”这一目，课本没有明确写出“真正的哲学”才能起到社会变革的作用，而是笼统地说“哲学”对社会变革的作用。经过与备课组及学科组老师的激烈讨论，大家最后认为只能用“真正的哲学”作主语才能与后面的作用协调一致。所以，课本是否在这里存在欠缺的确是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钻研教材并且与学科组老师讨论才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教师。

第三，大胆抛出问题给学生，这样才能引起思想上的碰撞。绝对不能轻视学生的理解问题与思考问题的深度与能力，很多问题，往往是在思想的碰撞后才得到精确的认识的。本节课以问题来贯穿课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种以问题作为主线的课堂模式关键是要设计好问题，认真钻研教材，尽量以画龙点睛式的问题一下子击中学生的理解软肋。激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学会思考，是每一门学科的追求。

参考文献：

第12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德育；体校；定位；策略

2001年，教育部印发《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意见》，把“政治课”改为“德育课”，把职业指导列为必修内容，必修课程从原来的9门精简为“职业道德与职业指导”、“哲学基础知识”、“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法律基础知识”4门。2007年，新一轮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改革，将4门必修课调整为“职业生涯规划”、“经济政治与社会”、“职业道德与法律”、“哲学与人生”，并增加了选修课。在体校，我们习惯上把“经济政治与社会”和“哲学与人生”这两门课称为思想政治课。体育运动学校独特的人才培养方式和育人氛围，使得思想政治课在体校德育课程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从知识性来讲，思想政治课在体校德育课程中占主要地位

为什么将德育课程中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和“哲学与人生”合称为思想政治课，原因有二。其一是这两门课程所教授的内容和普通高中的思想政治课教授内容一致。拿中等职业学校采用较多的财经版《经济政治与社会》和北师大版《哲学与人生》，和普通高中采用的人教版思想政治《必修1经济生活》、《必修2政治生活》、《必修3文化生活》、《必修4生活与哲学》进行对比，后者涵盖了前者的所有内容。其二是体育单独招生考试的文化课考试中将政治和语文、数学、英语并列为四门考试科目，而政治考试的内容与“经济政治与社会”和“哲学与人生”一致。每年的5月份，运动训练和民族传统体育等专业的体育单独招生考试是体校学生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主要途径（该考试要求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并具备二级运动员（含）或二级武士（含）以上技术等级资格）。该考试包括文化课考试和体育专项考试两部分，文化课考试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命题、组考。按照体育单独招生考试政治考试大纲的要求，政治试卷的出题比例是经济常识30%，哲学常识30%，政治常识30%，时事政治10%。为了更好的提高政治课学习效果，许多体校放弃了《经济政治与社会》和《哲学与人生》的教材，而是直接采用了高中版思想政治教材。

从内容上来讲，思想政治课是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课程，它对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社会主义的思想品德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是体校学生文化学习的主要科目之一。从运动员出路上来讲，文化水平低、就业难是现有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弊端，金字塔式的人才培养结构注定了绝大多数的青少年运动员需要进入高等学府进行深造而提高就业竞争力。政治课不仅使他们系统学习了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的基本知识，增强了生存能力，更是他们进一步学习深造所必考的科目之一。因此从知识性来讲，思想政治课在体校文化教育中略高于其他德育课程，占主要地位。

二、从德育性来讲，思想政治课在体校德育课程中占主导地位

运动员作为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必备的基本素质。体校德育教育的好坏往往决定着运动员道德素质的高低。体校教育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教练员、班主任和德育课教师是体校日常德育教育的主体。这三者之中，教练员对运动员的影响力是后两者无法比拟的，教练员也责无旁贷的成为青少年运动员德育的第一责任人，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教练员和班主任的德育教育缺少标准、缺少教材、缺少考核，因此随机性大，持续性不强。德育课教师虽然在体校德育系统中处于附属地位，但因其课程的系统性、科学性、规范性，而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在四门德育必修课中，其德育作用也各有不同，“职业道德与法律”和“职业生涯规划”因为其内容的职业性特点，针对性德育更强。但是由于体校过分强调输送而忽略运动员其他就业方向，使得“职业道德与法律”和“职业生涯规划”这两门课程的实际重视度和授课效果均不理想。思想政治课作为德育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学生传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有关知识和哲学知识，使学生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路线，确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想信念，具有为人民服务、奉献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青少年运动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科学的思想方法，显得尤其重要。因此，从德育性来讲，思想政治课在体校德育课程中占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体校都设置有初中部，初中开设思想品德课，是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和文明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基本环节，是初中阶段体校学生道德教育和良好个性心理品质教育的主渠道。

三、体校思想政治课要妥善平衡知识性和德育性

思想政治课作为体校德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传授知识和德育教育的双重使命。在实际教学中，体校政治课教师往往容易走向两个极端。有的教师单纯从体育单招考试出发、从课本出发，注重知识的灌输，脱离生活实际，从而忽略了思想政治课的基础德育功能。体校的培养以向高水平运动队输送为主，对于升学率没有硬性要求。因此一部分老师便疏于知识性的讲解，甚至直接把思想政治课简单等同于德育课，脱离课本而只讲运动员的道德素养。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只有妥善平衡好知识性和德育性的关系，才能不断增加体校思想政治课的魅力，既传授了知识，又做好了德育。

参考文献：

第13篇

（一）从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演变历史来考察

“赠地大学”把合法性地位建立在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服务上。这些高等学校获得合法性地位的不同途径出现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或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3］。在美国建立早期，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学院或大学被看做为培养律师、医师、牧师和教师的场所，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依据也是政治性的。随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美国大学开始重视研究，逐渐成为一个像德国大学体制一样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高等教育开始以认识论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主要根据。到19世纪末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在美国大学里面共同存在。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贯穿19世纪的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的力量以及知识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占优势或主导地位的研究性大学所提供的学术知识催生了工业生产上的奇迹。政治论和认识论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开始并驾齐驱，政治论的哲学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哲学。“威斯康辛思想”的出现被看做是这两种理论并驾齐驱的最早例证。虽然“威斯康辛思想”获得了成功，但是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之间仍然缺乏和谐。政治论哲学以价值影响为核心，而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哲学强调价值无涉并希望摆脱价值影响。这才是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矛盾的根源所在。综上所述，历史性是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产生与发展的显著特点，认识论和哲学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交替着在美国大学占据统治地位。营利性大学，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其哲学基础也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历史及人们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上的。

（二）从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发展历史与教育市场需求来考察

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地时期的私立学校，尽管它被排斥在主流的高等教育之外，然而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满足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需求。1862年“莫雷尔赠地法”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正式把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由于就业结构和产业调整的巨大变化，青少年人口的剧增迅速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自1945年后的3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年代，以非营利性大学的迅速增长为表征。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被看做是一种公共产品。它的公益性使高校能获得政府巨额的补助和捐款，使以利润为动机的社会资本难以参与公平竞争。70年代之前，普通高等学校的营利行为极其罕见，营利性大学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它被不屑一顾地排斥在主流高等教育之外。70年代后市场化理论、服务产品理论、知识经济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逐渐应用于教育领域，伴随着传统非营利性高校的营利行为的出现，营利性大学从9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1996年美国凤凰城大学公开上市，由私人资本控股的营利性教育集团开始出现，这对于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来说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从此大量私人资本开始涌入教育产业。美国教育部公布《高等教育法》（1996）新标准，高校类型被分为三大类，即公立非营利性高校、私立非营利性高校和私立营利性高校。1998～1999年，私立营利性教育类别开始定期出现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报告中“通过对九千所学校的统计，三类高校所占的比例如下：营利性高校47％；公立高校23％；私立非营利性高校29％”［4］。从国家政策与制度上，营利性大学获得了认可，并且在此领域快速发展。《2012搜狐教育行业白皮书》指出，“美国营利性学院每年的入学人数约为300万人”［5］。人的教育需求可能才是导致营利性大学产生、存在和发展繁荣的根本。这一需求被商人抓住才产生了营利性大学，才衍生出经济利益、高等学校的政治影响。“市场力量迫使营利性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哪里有人需要，哪里就有营利性教育”［6］。“营利性教育机构锁定了大批量的非精英学习者，为他们提供实用性，以就业为导向的学位。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快速增长，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运用技术远远强大于他的竞争对手———传统教育。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新形式迎合了学习者的需求，技术的广泛应用既满足国内又伸向跨境教育”［7］。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营利性大学哲学基础的产生既不是来自于认识论，又不是来自于政治论的哲学观点。那么，营利性大学产生与存在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

二、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对营利性大学褒贬不一，主要是因为人们是持认识论立场，还是持政治论立场看待营利性大学这一现象。认识论哲学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独特机构，具有知识的理性价值，政治论哲学重视高等教育应该为国家服务，通过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实现社会的公平。如果没有政治论哲学，高等教育就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国家发展就失去了发动机。如果没有认识论哲学，大学就无法成为区分善恶、区别真理和谬误的伟大仲裁者，成为树立知识标准和思想标准的精神阵地，成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8］。从两种哲学观看，营利性大学既不为国家的政治目标作出努力，也不献身于对价值无涉的真理进行探索，是没有存在理由的。杨红霞把哲学的多元化看做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资本论强调高等教育在创造文化财富时，也直接创造着经济价值。如果没有资本论，高等教育就难以脱身于经费的困扰，对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构成威胁。对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而言，建立在单一的高等教育哲学上也是难以想象的［9］。对于一所普通的高等学校来说，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主导哲学观，其发展也必然是盲目的。作为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一）从大学功能上看

无论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高深的知识，整理、分析、批判已有的知识，并创造新的学问。在现代社会中，这个机构就是大学，是人们对知识学问进行分析、鉴别、阐述与深入探究的地方。威斯康辛思想出现之前，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而现代大学又肩负起为公众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营利性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或许服务社会占得比重更大一点。因此，从大学功能上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偏向于政治论。

（二）从国家政策或制度上看

1996年，美国联邦教育部重新修订《高等教育法》，对高等教育机构给予新的解释，对公立学校、私立非营利性学校和营利性学校进行了界定。营利性大学必须开设准学士学位或准学士学位以上课程，课程授课时间在300个学时以上，学校开办2年以上并和教育部签署加入协议。1996年前，美国教育部把高等教育机构限定为那些教育部承认的认证机构评估认可的学校。这一规定将大多数营利性学校拒之门外（李丽洁，2009）。重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对营利性教育机构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分类进行管理，还提供法律保障。这清楚地表明营利性大学获得教育部所需达到的标准，并在教育领域获得一定的地位。从国家政策或制度来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也是偏向于政治论的。

（三）从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考察

伯顿•克拉克曾说过：“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他机构的产生”［10］。传统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第一，招生的学术性倾向。传统高等教育重视学生的学术测验成绩（SAT）和高中学业测评（GPA），这使得很多学生因学业成绩而无法入学。而营利性大学快速反映市场需求，向学生提供所需求的学位教育。它们所关注的不是学生入学时的学业成绩，而是如何满足学生对职业技能和实践应用方面的要求，以及如何实现高就业率。第二，课程设置的灵活度。传统高校的课程设置以学科为导向，而营利性大学的课程设置面向市场需求，课程快速更新以适应市场需求，让学生能够便捷地获得自己满意的服务。美国学者詹姆斯（E　James）认为，从需求角度看，存在着过度需求和差异需求。所谓过度需求是指政府提供的教育机会不足、学位数量有限；所谓差异需求指学生和家庭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学校教育资源具有稀缺性。非营利机构不能满足这两种需求，在适宜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中，就有寻利性的资本涌入该领域来填补非营利性高等学校留下的市场空间。James（2010）认为市场力量迫使营利性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哪里有人需要，哪里就有营利性教育。Ann（2004）认为全球化与通信技术是高等教育变革的主要动力，美国成人学习的巨大需求与传统大学的高费用，推动了营利性大学的产生。营利性大学灵活的现代市场特征也是影响营利性教育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11］。高等教育市场需求不断增大，传统的非营利性高等学校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这便为营利性大学留下广阔的市场空间。作为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的营利性大学，不仅满足了教育市场的巨大需求，而且通过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实现社会的公平，从而实现了大学的政治功能。从这一点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也是偏向于政治论的。

（四）从营利性大学与非营利性大学的区别性

特征看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学校的区别性特征看，利润动机是营利性大学的显著特征（如表1）。“营利性大学，不需要隐藏追求利润的动机，它们对使用财务资源负有责任，对追求利润的动机不需要什么借口。如果高等教育没有什么利润可赚，这些机构也不会首先考虑进军这一产业”［12］。利润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营利是股东模式企业不可避免的动机。对于营利性大学，利润动机被诠释为一种影响整个机构的要点法则。营利性大学营利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把收费标准定位在能赢利的基础上，同时在学生市场这一水平上又具有竞争性，能够被学生接受。市场经济的存在是营利性教育存在的最根本原因。利润的吸引也是营利性教育产生的重要原因。而投资收益与利润动机才是营利性大学产生与发展的内部驱动力。综述所述，在大学功能、国家政策与制度、满足社会需求及服务社会功能上看，营利性大学是倾向政治论的哲学基础，从营利性大学的办学价值理念与营利行为看，营利性大学倾向于投资收益的经济论哲学。因此，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是政治经济三、营利性大学哲学基础的经济要素教育既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投资。在过去，人们往往只是认识到教育的消费功效，而忽略了其投资的功效，认为教育是非生产性的，不会带来物质利益。1960年舒尔茨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其核心思想为，人力资本应纳入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人类的生产能力大于其他形式生产能力之总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成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构成资本，并产生生产性作用。其主要内容为：（1）人力资本需要投资。（2）人力资本对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增加的贡献大于物质资本和劳动者数量。（3）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具有成本。（4）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投资教育［13］。贝克尔于1964年发表《人力资本》，其主要贡献是对人力资本的微观分析，其创新点在于家庭生育行为具有经济决策和成本效用，如孩子培养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家庭的时间价值和时间资源配置，教育与培训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支出与收入的分析等［14］。以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对人的投资，教育带来的结果是人力资本的累积。从高等教育的特点来看，高等教育属于教育中的中高层次的部分，有利于提高个人收入，进而改善受教育者的福利状况”。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教育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投资的理念，奠定了教育市场化的基础。美国经济学家F•马克鲁普（F．Machlup）首次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15］。1971年，库兹涅茨（S．Kuznet）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知识存量的增长［16］。90年代起，“知识产业”理论逐步完善发展成“知识经济”理论。知识经济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在全球知识产业发展中，教育占主体地位和领头产业的作用［17］。知识经济理论确立了知识的经济价值，知识作为商品，具有投资与消费的价值。服务产品理论为教育成为产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背景。按第三产业经济学划分，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消费资料包括实物消费品和服务消费品。服务消费品是指生活消费的服务品，如用于生活消费的教育服务、文娱服务等，亦称服务消费品。教育的产品是教育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教育服务产品的提供者是知识拥有者，可以是学校、机构或者教师等。教育消费者是需求教育的人，可以是学生或者在职从业者等；如果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知识交易关系，营利就这样产生了。

第14篇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新时代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为全球社会化大生产和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使世界各国为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既进行着全方位的剧烈竞争，又进行着全方位的合作，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纷纷以科学技术为手段，进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制度的大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转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而登上全球经济形态的宝座。

政治全球化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并带来政治全球化，要求政治上的合作和联合，要求建立更公正、更具同情心、更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以确保越来越多的人受益，越来越少的人受害；要求确保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是全球议程的首要目标和主题。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现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大国间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上的握手、全球论坛的创造等等，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证明。

文化全球化

文化是凝结在人类劳动产品上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包括哲学信仰、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制度礼仪等。当代科学技术及成果本身就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一种高级文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普及、虚拟组织的出现等，促进了全球往，从而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往中碰撞、磨合，取长补短、相互包容，从而形成全球性文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趋势也加快了当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化下的当代科学技术哲学观

全球化下的科技哲学是什么

全球化下，科学技术发生了理论自然科学的多次革命、系统科学革命、新技术和高技术革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除了提供自然界纵向演化图景，还提供了横向的新的特征图景。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应该是人类为获得人化世界的科学图景和辩证发展而对现代科学技术整体化知识体系进行思维综合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发展论上作出的理性追求。

科学技术的主体――人是什么

全球化下，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人是具有由生理、心理、思维器官组成的自然结构，由人际交往关系、文化交流关系和目标达成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情感、意志、知识组成的精神结构，以及与这些结构相对应产生的以生理性、心理性和思维性为标志的自然属性，以实践性、角色性和个性为内容的社会属性，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精神属性相统一的存在物；人的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的自然力的唤醒、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需要性的全面满足。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新理解的人是以自然、社会、精神结构和属性为本质，以生物性、劳动性、智慧性、情感性、社会性、需要性、非特定性为本性，以本体力量、异体力量和提升力量形成的本质力量向世界展示其行为和价值的不断发展的理性存在物。

科学技术的本体――世界是什么

科学技术本体的根基是外部世界。那么，世界是什么？ 这是科技哲学终极存在追求的主题。传统自然哲学把科学技术的本体看成是自然界，而且仅仅是以物质和能量组成的自然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科学技术的对象是自然界、社会和人构成的世界。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世界进行哲学反思，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组成的多级递阶结构的整体大系统，是一个人类实践活动所能把握的和暂时不能把握的胀缩永恒循环的世界，是简单性和复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性和统计性、线性和非线性、渐变和突变等相统一的一切皆关系的世界。

人类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第15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哲学教学改革；困境；解决对策

任何一门学科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在扬弃的过程，都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的需要。哲学作为曾经的一门“显学”到如今的衰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哲学教学改革仍然没有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改革仍然被限制在高校内学科领域内，没有考虑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学校教学的影响陷入当前的改革困境。

一、市场经济背景下哲学教学改革的困境

当前，哲学教学改革已提出多年，一些高校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与改革之前相比，这些措施的实施给哲学的教学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哲学教学改革后所取得的效果仍然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成果不相对称。虽然在一些方面哲学的教学效果与学习理想的距离有所缩短，但是如果考虑到社会现实的变化，这种缩短实际上是在不断扩大。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概况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学改革难以突破现有观念和制度的约束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教育作为一项社会性的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所需人才的非盈利性事业，它与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政策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政治、文化等一系列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这些变化是不容回避必须解决的。然而，受当前教育观念的影响和制度的制约，教育仍然被认为是教育体制内的事情，哲学教育改革仍然只停留在教育的范围，教育与市场是完全不相干的事业。这一观念仍旧难以突破。例如，教材的编纂与课程的设置滞后于社会的变化发展。国内高校就哲学教材而言，国内教材基本上沿用或参考前苏联时期的教材，虽然国内一些为此做出了努力但是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教材的编纂已经严重落后于青年学生所面对的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环境。

其次，教学与学习的困境。当前在高校哲学教学过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教师教学兴趣不高，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就教师而言，尤其是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是将哲学作为一门知识来传授而不是作为一门学问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在教学过程采用“讲坛模式”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虽然在讲授的过程中利用了多媒体等现代化手段，但是仍然不能摆脱定义概念讲解―记忆―练习―考试这样一种模式。相对于原来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并没有本质上的突破建立起一个新的改革模式和路径。相对于整个应试教育的教育体制而言，这是很难得到改变的。

再次，对意识形态错误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后，在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成果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对人生信仰的冲击，社会意识形态混乱，社会行为都充满功利性、目的性而失去原来的本质。哲学在教学过程中更多的被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而被误认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全部组成。与之相对的是，由于政府行政行为的失范造成公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对哲学以及整个哲学的学习产生抵触甚至对立的情绪。

二、困境原因的探析

造成哲学教学改革困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当前的情况而言，除了自身内部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外部社会因素所导致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影响。

市场经济影响下，造成学术日趋功利性、目的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处在校园之中也难免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信仰缺乏，社会道德沦丧，政府公信力下降，这些不良影响使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都失去了科学研究应有的品质。学术活动更多的掺杂了功利的色彩，科研成了赚钱的工具。教育事业成为像企业一样的社会组织。拜金主义盛行，教师精力不再专注于教学，开始逐渐转向市场，开始寻求社会兼职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造成了教学质量的下降和学生学习兴趣的缺失。

对哲学的错误认知。正如孙正聿所说“改革哲学教学必须抓住两点：一是对哲学的理解，二是对哲学教学现状的评价。”[2]对哲学的错误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概念认识不清。哲学是一门科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发展过程，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高校哲学的学习只是哲学知识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哲学的全部。第二，指代不明。在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哲学的代名词，而现实中哲学不仅仅包括哲学还包括其它二级学科。作为一门学科是价值中立的。但是由于中国的国情哲学又具有了政治的色彩。市场经济环境下，权力寻租政府行政行为的失范，造成统治基础合法性的下降，因此对于它所依赖的理论基础也就失去了信任，最终造成对整个哲学科学的排斥。

教学与学习的被动性。大学是人类科学技术存在发展和不断创新的载体，对于青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当前的大学教育却更加趋向以市场需要为导向，以创造直接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大学不再是单纯传道授业探求真理的场所。教学与学习成了被动的接受更多的是为了完成教学目标和学业。教师授课缺乏激情与创新，学生学习被动应付。无论是从教者还是求知者，知识已经不能改变命运，学习不再成就未来。

三、解决对策的探索

现在再次提出哲学教改所面临的改革背景已经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哲学作为一门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必须考虑到它所服务的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在改革过程中不能仅仅作为一种学科或学术范围内来考虑。本文认为现在哲学教学改革应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考虑。

哲学教学改革过程要突破教育领域，不能忽视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影响。这里所说的考虑市场经济的变化指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思想带来的变化，主要是思想认识的变化并不是指教育的市场化。教育作为一种社会事业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不同，它的存在和发展不以追求利益为目标。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在市场经济被人们广为接受的今天，它的许多理论和模式是可以被教育事业借鉴和学习。比如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平等公平等可以适当引入到哲学的教学改革中。通过辨证的继承，来激发理论的探讨，促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真正的理论必然能够禁得住社会实践的检验，而不是靠一些学者和机构的敝帚自珍的坚持。只有舍弃糟粕才能迎来新的发展。

打破学科界限，促进学科间的交流和融合。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要求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原来的专门性人才。目前我国大学哲学系在专业设置上基本上是8个二级学科及相应三级学科。在课程的讲授上只要是概论、原理、通史和原著选读等。课程设置的固定虽然有利于教学的规范、检查和评比，但是却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规律。知识应该是开放的。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应该在以哲学教学为基础的同时，打破学科界限，融入其它相关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扩展哲学的学科基础和思维来源。“况且，打破专业和学科壁垒，将狭窄的专业教育转变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是我们教学体系改革的目标，显然，这样的哲学课程设置是不利于向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的模式过渡的。”改革需要魄力和勇气，思想只有在碰撞中才能产生知识的火花才能有创新和发展。

重新界定哲学概念和范围。与其它科学一样，哲学有着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范围，有科学性和继承发展的过程。因此，应该改变只把哲学界定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学科的认识，改变在哲学教学过程中只讲授知识和传播知识的错误做法。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重新界定哲学的概念，纠正人们对哲学科学的错误认识，以此来提高对哲学的学习兴趣，改变学生哲学枯燥乏味的认识。此外，哲学不仅包含哲学也包括中国哲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哲学。但是在一般非哲学专业学生而言，哲学就是指哲学。重塑哲学概念可以让学生对哲学有一个新的认识。这就要求高校在哲学具体学科划分的过程中打破原有学科界限，重新划定哲学课程和教学内容。

突破传统的教与学的模式。传统课堂的学习主要以讲授式为主。即以老师讲授为主方式，学生记忆知识通过考试为最终目标。这种方式已经严重背离了科学发展传承的本质。哲学源于社会现实又高于现实。在哲学的学习过程中应引入其他学科优秀的研究方法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例如，社会学中的调查研究，演绎推理等。哲学主要领域的系列选修课程应该链接一些与哲学领域相关的自然科学学科和人文科学学科的课程。此外，在授课的方式上可以采用案例研究与教学为方法，切入哲学教学改革与创新。“如何实现超个体的哲学理论教学的个体化视角的补充与转化，可以有多种方案。而案例化教学模式应当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总之，任何一门学问都不能脱离开它所存在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哲学在改革过程中必须立足当前社会现实，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和条条框框的限制。只有如此，才能取得突破性成果获取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孙正聿.哲学通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孙正聿.哲学改革之我见[J].中国高等教育，2000，（09）：23-25.

[3]孙思.关于哲学教学改革的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535-539.

[4]邵腾. 转变教学观念，丰富教学手段[J].东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2）：18-23.

[5]徐诚.高校哲学教学的困境与出路[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7，（1）.

作者简介：

秦亚芹，1981年生，女，河北安平人，衡水学院法政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