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思想演变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西方经济思想演变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古希腊城邦经济正义思想

古希腊城邦以小国寡民为其鲜明特征，在希腊古典时期，城邦之间的战争和城邦内部的争斗，不可忽略的贯穿着古希腊的奴隶社会。贵族与工商业奴隶主是城邦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中轴和主宰，与奴隶平民追求自己的权利的公民向往共同交织，推进整个人类社会探索历史进步的进程。古希腊城邦在矛盾和冲突中找寻生活安定、经济秩序和谐的城邦因子。经济正义成为古希腊思想家关注与调和城邦危机的实践需要。

梭伦的经济正义思想也是他作为执政官的城邦治理理念和政治理想。梭伦认为城邦内部贫富差距过大是城邦稳定岌岌可危的原因之一。在他的经济正义思想里体现的主要核心是“制衡”。无论是奴隶主还是贫民都要求“适可而止”的追求财富，有“度”的限制和情操。古希腊城邦的经济正义是以城邦政治生活为依托，经济活动受到了一定的约束，缺少相对独立的色彩。

中世纪经济正义思想

古希腊城邦经济正义观过渡到神学色彩浓厚的中世纪。中世纪的经济正义是以中世纪政治经济为背景，其正义思想也体现中世纪的政治经济的需求和历史特征。经院哲学的经济正义观认为，私有财产和经济正义之间的关系存在冲突和背离。中世纪的经济正义主张乐善好施，将上帝赠与人们的财富共享。将大量的财物据为己有定义为非义的行为。仁慈和利他丰富着中世纪经济正义思想的内涵和特征。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经济正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自己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认为商品是可以进行流通交换的，一种交换是建立在满足生活需要的交换。另一种交换是以物谋利的商品交换。他不支持第二种交换的选择和方式。这种建立在获利基础上商品交易，将会带来人们无止境的欲望追求。“从商品交换流通中低买贵卖获利是缺失公道的，因而是非义的。”财产权利不能独立于自然法和神圣法之外。但他主张私有财产存在的合法性，相对于神权紧紧束缚下的财产权利，他的观点是历史的进步。也为近代私人财产权的合法性作了证明铺垫。中世纪经济正义思想显示出封建传统和神权权威对新兴商业社会的限制，防止自由市场摆脱传统社会秩序。

近代西方经济正义思想

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使得经济正义获得进一步解放。财富带来了经济生活和经济交往的独立化突显，“市民阶级变成一个高度特性的合法阶级。”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启蒙思想家们思想荟萃，对经济正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和探索。为经济化进程正义和谐，社会良序发展献谋出策。

近代以来经济正义思想以契约论为代表的霍布斯洛克，以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促进共同体公共利益经济正义。体现人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思量和关注。探索经济正义更深层次的应有之意。扩展和充实着经济正义的效用内核。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功利主义正义思想中具有同样的地位。以能否给人们带来功用作为衡量是否正义的标准。寻求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和谐，同时对个人利益予以肯定，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权提供合理性的辩护。功利原则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有力的理论保障，为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个人，创造一个可以获得权利的正义环境。是继启蒙思想人性解放的又一次升华。但在追逐个人利益的权利背后，体现的是为大工I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市场激烈竞争的正当性作出说明。

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经济正义观，承上启下。继承与发展了休谟的效用观念。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私人财产权获得解放中，更加关注社会全局的利益和整体的福祉，实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西方经济正义思想的当代启示

在追逐财富扩张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公正与显失公平的市场秩序的无序。竞争良莠不齐，道德无力的现象。例如财富扩张过程中以获得利润最大化，投入最少化，追求经济效率作为至高的目标。以市场优胜劣汰，市场自由竞争作为积累财富、占有财物的手段原则，并以财富和收入的多寡作为人生价值的限定标准。“不义不昵，厚将崩”。

地球村，人是制造危机的主导者，同时也是化解危机的解铃者。当人们意识到危机时刻时，也是有出危机的起点。回顾2008的经济危机，涉及全球化的经济灾难。现代经济存在方式、资本化和人本性之间共同存在所产生的“摩擦”危机。经济正义理念的不明确没有与经济存在方式同步发展。人在超越自我本性的同时，忽视了它们的建构。人们的现实境遇为经济正义理念创造了一个恰当的存在契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让经济正义转化为主导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原则。

第2篇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第3篇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第4篇

将西方经济学应用于现代IT人才培养中的实际意义IT人才缺乏会成为阻碍IT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针对软件产业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所以，培养符合现代企业的要求的IT人才，已成为当前推动我国IT产业发展、实施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在我们国家中，IT人才的培养工作主要在高校进行，当然也有一些IT产业也会对自己的员工进行教育培训。在高校培养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思想与教学模式的影响，所培养出的IT人员无法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这会使得IT人才层次与知识结构产生严重的缺陷，进而造成IT人才的大量浪费。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IT人才培养存在着几个重大的问题，第一，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对专业定位不清，在我国，不论是一些重点高等院校还是其它普通的高等院校，在进行IT专业教学的过程中，不论是培养方式还是教学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内容存在着大同小异的现象，这些院校的教学目标也存在着很高的一致性。再者就是一些高职学院在培养IT人才的过程中，总是极力向普通高校看齐，这会使得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专业定位不准确，培养出的学生实际工作能力较差，无法在工作中突出自己的特色。第二，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落后，就目前的情况来看，IT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大量的软件人才，这些软件人才在工作中必须具备较强的工程意识，而且要有较强的应用能力，他们必须熟练地掌握与IT行业相关的最新技术，这就对IT人才培养中的教学内容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是我国的人才培养在这些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许多高校在教学过程中，过于注重基础知识的灌输，却忽视了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这会使得所培养出的学生在参加工作后不具备最新IT技术的运用能力以及实际应用能力。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IT技术每天都在更新，相比之下，大部分高校的教材更新速度则显得过于缓慢，这就使得在校学生无法及时地接受国际上最新的IT技术，以至于在实际工作中无法达到工作的要求。还有一些学生在进入企业之后无法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在企业中必须再接受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工作培训才可以正式上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实际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IT产业的发展。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的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严谨、深刻、逻辑结构严密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理论可以指导市场实现有效地资源配置，将西方经济学融入到现代IT人才培养中，可以有效地规避传统教学中的不足之处，使得人才培养时刻跟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才培养方向随着行业发展方向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将西方经济学教学应用于IT人才的开发培养中，有利于IT人才的高效利用，有利于我国IT行业的快速发展。

二、IT人才开发培养中的西方经济学应用

将西方经济学应用于IT人才的开发培养中，这是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体,一方面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融会贯通,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实践教学将学生掌握的知识加以具体运用,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因此,对西方经济学应用型教学首先要有准确的目标定位,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按照应用教学型的要求,提高教学水平,增强教学效果。

1.在IT人才培养过程中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要想在IT人才培养中，发挥出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功效，我们首先就要对西方经济学有一个科学的认识。通常情况下，西方经济学是财经专业的核心课程，将其应用于IT人才教学培养中，会使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一定的思想混乱。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产阶级所创立的一门学科，最初其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学科，IT行业的发展以及IT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西方经济学所包含的理论体系不会因地域的改变而改变，虽然其理论体系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我不能因此而将其全盘否定，我们应该秉持审慎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人才培养中，要以科学的态度，大胆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所包含的理论和方法，当然，在运用西方经济学时，离不开的指导。

2.案例教学和数学化

相对其它学科而言，西方经济学学科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这一课程时，会遇到许多数学公式、数学图表图形以及数学推到理论，长期教学会使学生产生厌倦和枯燥的情绪，所以，在将西方经济学应用于IT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注重案例教学和数学化的教学方式。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依然推行的是市场经济，在教授学生有关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知识时，可以通过实际的例子来让学生加深理解，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实际案例来刨析经济学原理，然后通过相关经济原理来促进学生对IT技术的学习，这样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进而促进我国的IT人才培养工作。学习数学的严密逻辑可以帮助学生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和分析，所以在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时可以加入对数学的教学和应用，通过此种培训方式，有助于学生将经济现象抽象为数学语言，然后再将数学理论演变为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进而提高IT人员的专业素养。当然，教学案例本身就具有生动性，在加之数学理论的指导，这样就可以极大地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以及实际工作能力的提升。

3.在IT人才培养过程中

结合我国国情以及行业情况分析经济问题。在IT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要注重学习者经济学思想的培养，使学习者能够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IT行业的发展情况分析实际问题。对学生进行西方经济学内容教学的目的除了让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中所包含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外，还让学生具备运用经济理论分析经济现象的能力。通常情况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之上的，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如果对相关的理论掌握不熟练就会导致理论和实际无法有效结合的后果，这样必然会导致人才培养工作产生不理想的效果。而且，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改进而发展来的，所以，我们在学习时不能全套照搬，要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将一些必要的理论对学生进行灌输，而且在教授过程中，要根据IT行业的实际发展状况，让学生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实际掌握一些必要的技能。这样可以有效地推动我国IT人才培养工作的进行。

4.适当增加非主流学派的理论和经济学前言理论介绍

经济学是一门发展比较快的学科,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应有重点的补充介绍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如博弈论、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通过向学生介绍不同流派和经济学发展前沿理论,不但能够使学生对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比较完整和动态的了解,开拓他们的视野,而且还能够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独立研究和应用能力。

5.加强对教学团队建设

高校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必须建立起一支与之相适应的师资队伍。要求教师既具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还要具备以下特点:一是善于接受先进的教学理念,熟悉教育学;二是勇于改革,善于创新;三是关心和了解与教学有关的行业发展情况,有较强的职业能力;四是掌握现代教学设备的使用方法,并能有效地运用于教学实践中。学校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处于主导地位,应制定一套激励教师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水平的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学校应根据需要,将选派骨干教师去学习、进修或去同类高校进行交流,以便获取信息,随时更新教学内容,更好为应用型教学服务。

6.探究新的课堂教学方法

西方经济学是经管专业的重点主干课程,具有独特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目前西方经济学应用型教学主要采用讲授法、讨论法、提问式和案例教学法等方法。为了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笔者认为,除上述几种教学法外,还可以采取因果式、启发式、探究式、推论式和对比式等其他教学法相辅之。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往往不同。因此,在课堂教学实践中,还应视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技巧。以此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应用型能力的培养。

7.加强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应用型教学离不开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能够给老师和学生的教和学提供必要的实际操作的条件,让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当中,以此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通过让学生到实践教学基地进行实践,可以让这些很少参加实践,对国内外经济生活了解较少、对企事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接触的很少和主动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差的学生来说,能够使他们能达到对某一实际问题的新认识、使他们具有成就感,从而激发他们主动学习、主动实践热情。

三、结语

第5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高职教育；现状；对策

我国许多地方高校为了满足市场对经管专业人才的需求，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愈加重视，而《西方经济学》也被越来越多的地方高校确定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西方经济学》中包含的大量经典经济学原理和丰富案例能够让学生进一步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世界事务的演变情况。虽然学习《西方经济学》课程有诸多优点，但是学生在实际的学习中成效却并不显著，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一、地方高校高职专业《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现状

（ 一） 教学内容比较庞杂，不能体现专业需求性

《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许多地方院校高职教育经济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在多数教师的长期的实际教学中，存在多个不能摆脱的症结，比如课程标准的制定没有真正达到专业的特色要求，教学难度趋同，教学内容也比较庞杂，不能体现专业需求性。很多教师在教授课程的时候不注意所教授专业的实际情况，习惯于把完整的知识体系不加选择的全部进行讲授，不能根据不同专业所体现的专业特色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择性的教学，面对不同的专业授课时也没有对教学方法进行多方面的创新。上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都会让高职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感觉课程负担太大、经济理论与所学专业的关联性较小、经济学常识的日常应用性较差等等。

我们必须注意到地方高校高职教育和普通本科院校教育是不同的，高职教育开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和强调各个专业的职业能力训练和与专业相关乃至与课程相关的各类实践性教学。许多地方高校的高职教育在专业开设之初，就已经周密地设计出每门理论课程所配套的实训课程和实践环节，把理论课程紧密联系实践，引导和帮助广大高职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产生形象的认识，从而较快的理解并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但是目前高职专业所普遍开设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很少体现高职教育以实践教学为特色的教育环节。课堂上的画面基本呈现是，教师涛涛不绝的讲授，学生或吃力的听课或无精打采的游离在课堂，表面上看教学秩序良好，实际教学效果和学习效果都不敢想象。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这要求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教科书上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训练他们的经济思维，并能够将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应用于日后的经济管理工作、经济理论研究和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中[1]。

（ 二） 教师以传统授课方式为主，与学生有效交流和沟通不足

地方高校高职专业更多的教师在教学中，愈加重视提升高职专业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技能的综合能力，通过课后实训练习题、建设专业实验室以及带动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即尽可能地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造能力，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主动性。但是许多高职专业的教师虽然具备了教授相应的专业学科知识的能力，但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陈旧，以及难以把经济理论与我国实际的经济生活进行有效的联系，因而脱离了中国经济土壤的经济理论让学生感到无所适从，“填鸭式”的传统讲授式占据了授课的大部分时间。一些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年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难免会因教学经验不足，出现对教学内容把握不准，以及对教学方法的选择和教学技巧的运用不熟练等问题，进而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2]。有些教师虽然注意案例教学在授课中的重要性，并且授课过程中也尽量插入案例，有时也会组织学生对热点经济新闻等内容进行简单的讨论，但是更多的时间是在讲授庞杂的经济理论，整个课堂上教师演主角而学生演配角。这样笼统的、偏重理论的、几乎没有专业需要的实践教学环节的教课方式，导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在学科上的交流和沟通无法更有效的进行，随着课程的推进，更多的学生渐渐失去了原本的课程兴趣，学生只会机械的听课，整个学期下来让教师感觉到授课很累可是授课效果不太好。

（ 三） 学生的学习基础比较薄弱，且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地方院校高职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时，多数学生表现出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他们已经习惯了中学时代形成的死记硬背为主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普遍表现出缺乏学习热情，并且他们实际的知识水平也不如普通高校专科学生的基础扎实。而《西方经济学》在讲授过程中会涉及到许多西方国家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济演变乃至文化内容；并且在学习中还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知识，高职学生往往没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知识。以上这些因素导致他们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感觉非常吃力，甚至一些学生学习起来具有很大的难度。于是相当一部分学生因为基础知识水平偏低，或者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在《西方经济学》开课的初期容易因为难以掌握课堂教学的基本知识而产生厌学情绪，这样的情况会随着该课程深入的进行而使得厌学情绪越来越严重，或觉得该课程过于枯燥和理论化。还有些学生错误的认为《西方经济学》对于高职学生将来的重视实践技能方面的工作帮助太小，因而这些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也缺乏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自觉学习的主动性。

二、改进地方高校高职专业《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对策分析

（ 一） 教学内容突出重点，授课环节要符合专业的需要

地方院校高职专业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突出的问题是不符合专业的需要。《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类和管理类高职专业中是一门专业基础课，每个经济学教师都不能错误的认为在讲课的时候内容和方法可以是雷同的，因为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专业特色和专业需求，所开设的每门专业课程都是服务于本专业的。所以不同专业的教师，要根据授课对象的教育层次、专业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教学内容，及建立多元化西方经济学课程体系[3]。授课教师应该努力钻研书本和专业，发掘出书本知识和专业特色的结合点，然后对其进行重点讲解和分析，而且必须联系本专业的发展。当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是以专业特点为出发点的，教学内容是带有学科需要的有明确选择性地进行教学时，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就被激发出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教学质量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 二） 优化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社会中有些错误的声音，认为地方高校高职专业的教师能力一般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和普通高等本科院校的教师一比高低，认为高职专业的学生比起高校普通专业的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要短。但是从教学能力这个层面上来说，如果想带领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从学生到企业合格员工的转变，高职专业的教师就更要比一般本科院校的教师具备更加丰富的理论知识与更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这就要求讲授高职专业《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师既要具备扎实完善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还要具备高职专业所需要的丰富的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经验，要能准确地寻找到专业和书本的契合点。

需要指出的是，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师队伍中，有些教师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对《西方经济学》存在天然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该课程的教学效果。还有些教师酷爱《西方经济学》，乐于深入研究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现象和经济规律，反而不太关心中国众多的经济现象和现象背后的本质，也不会对理论进行钻研，所以，在授课过程穿插的案例更多的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案例，然而我们的学生不太了解西方国家的经济状况，这样造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脱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的土壤。因而在建设教师队伍过程中，中国经济和中国国情教育必须放在经济学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使《西方经济学》的授课过程不偏离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情，当教师们用科学的教学态度对学生进行紧贴国情的授课时，才是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

再有，《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抽象性都较强的科目，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不能单一的使用灌输式的教授方法，如果大量的使用传统的讲授法，学生只会感到枯燥至极，造成课堂气氛的过于沉闷。这就需要教师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除了运用传统的讲授法之外，还要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比如启发式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案例穿插、案例讨论以及案例演讲都会让理论与实际有机联系起来。尤其要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和设备，在教学中更多的使用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具体数据和资料进行教学，让广大学生产生更多的共鸣，帮助学生对经济学原理有比较清楚地认识与理解。

（ 三） 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地方高校的高职专业的学生在入学之前，学习基础就差些、适应学习的能力也差，尤其是长期以来对于抽象理论学习的热情就不高，对高深、高难度的理论学习很是厌恶。但是很多和经济类、管理类相关的高职专业都已经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开设，所以相关专业的学生谁也不能摆脱《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而且当今社会处在经济大发展的时代，每个学生毕业后必将融入到经济的浪潮中，因而在学校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学习《西方经济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经济学教师在授课之初就要给学生讲清楚这门课程开设的必要性，让广大学生在学习最初就树立起正确的学习态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让学生逐渐爱上这门深不可测的课程，对于现实应用性较强的经济原理要鼓励学生联系实际，让学生用实际的经济现象来验证经济原理的正确性，尤其鼓励学生尽量用身边的经济小案例来证明经济原理，久而久之学生就会认识到书本看似抽象的理论实则为现实众多现象的概括和总结，更会让学生体会到的书本知识的重要性和对现实的的重大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巩芳，高磊，刘鑫.针对不同专业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设计―以内蒙古工业大学为例[J].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1） ：88 -89.

[2]李红霞.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解决对策[J].广西大学梧州分校校报，2005，15（1） ：74 -75.

第6篇

关键词: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西方经济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5-0015-02

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庞大,然而庞大的理论体系中也会存在内在的联系和区别。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用来分析理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很好方法。因此本文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视角来比较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得出对理论体系发展有利的经验。

1 文献综述及评论

国内外相关学者对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已经做了一定量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有以下几个:

(1)着重于阐述其方法论的思想内容:Carl Matheson(1996)系统地从历史主义的研究共识――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中的范式到研究方案――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再到研究传统――劳丹的科学进步理论三个方面阐述了历史主义的思想源流和历史沿革,其中包括理性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Richard Harter(1998)则从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科学的历史及其合理重建、波普尔的划界和归纳、哥白尼与托勒密的实例、牛顿对科学标准的影响五个方面阐述其思想。张高荣(2004)认为科学哲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产生了影响,而拉卡托斯则是在当代经济学家中曾经最受欢迎的哲学家。卢旺林(2006)则通过比较拉卡托斯和波普尔的理论形象地科学研究纲领比喻为一部温情的“达尔文式”进化论。

(2)其方法论在各领域的应用:在经济学领域中,Spiro Latsis主编的《Method and Appraisal in Economics》(1976)是这一方法在经济学中的最早应用。随后马克・布劳格也在《经济学方法论》(1980)一书中,利用研究纲领这一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理论史作了更为详尽的考察和评估。任静静(2008)通过对库恩和拉卡托斯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的比较,以及应用其理论解释西方经济学说中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关系,得出拉卡托斯的理论在解释有继承性的学派时更有说服力。对于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有波动说和微粒说两个纲领竞争的历史,爱因斯坦纲领和洛伦兹纲领的竞争历史问题等等。

(3)对其方法论的批判和肯定,库恩(1982)认为拉卡托斯所要求的“实际历史”只是一种神话,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实际历史只不过是实际被写出来的历史,改进它的办法就是使之适应更多的经过解释而已被人承认的事实,其它的改进办法就是重新解释现有的材料基础或加以扩充。那种要按哲学理论去重建历史的作法有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林定夷(2008)批判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所体现的“混沌的整体主义”,认为拉卡托斯过于强调研究纲领的硬核不受检验,使得科学理论的检验活动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意义。杨玉成(2003)则认为拉卡托斯的方法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工具,面临许多分歧和困境,但它确实有助于理解经济学或特定经济理论的结构。

在进行文献综述的过程中还发现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一般集中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的比较、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的演变和研究方法、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及其政策主张、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和均衡理论等等。如罗嗣红(1996)在比较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均衡理论时得出两个理论的研究目标都是社会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但是两种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前者强调动态均衡,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并重,适用于各种体制;而后者则侧重于总体经济均衡,讨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的均衡,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谭加劲、金剑峰(2006)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哲学与经济学、自然科学与经济学、假设前提的逐步放宽、国家与市场等方面研究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叶航(2003)在研究效用理论时从两方面分析了“序数效用论”和“显示偏好论”对“基数效用论”的替代存在的逻辑缺陷,并认为如果效用无法计量,那么支撑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假设――“效用最大化”就将失去科学的根基。

通过以上综述不难发现,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视角理清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内在联系和区别,无论是对于更好的理解科学研究纲领还是对于更好地把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必要的。

2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简述

拉卡托斯在批判吸收波普尔、库恩的科学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试图把证伪主义和历史主义融合在一起,从而抚平历史主义和科学哲学之间的裂缝。在其方法论中对于科学和伪科学的划界问题十分重视,并积极主张理论的竞争。

2.1 对归纳主义方法论的批判

归纳主义主张把知识的获得、科学理论的形成等都唯一地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只有通过感性认识和经验得到的知识才是可靠的。要求在观察时摒除头脑中一切先入为主的见解,未经事实证明的命题不能成为科学的理论。拉卡托斯则批判了这种偏激的论述,他认为任何外部影响都会对科学的认识产生不正确的影响,无法说明人们为什么选择某一事实进行认识和观察。

2.2 对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批判

证伪主义方法论否定了归纳主义的理论来自观察事实的累积的观点,认为科学是一种猜想或假设。在证伪主义看来,衡量一项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时看它是否提出了“可资利用的实验和数学的技术来指定某些陈述为潜在的证伪者”。然而拉卡托斯对其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通常遭到反驳的不是整个理论,而只是理论的某一个条件或方面。

2.3 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的批判

库恩范式将科学革命理解为从一种范式指导下的常规科学向另一种范式指导下的常规科学的转变。在已有的范式下会存在反常,当反常越来越多时原有的范式就面临着危机,就可能发生科学革命。拉卡托斯认为在库恩的理论中,常规时期的一种范式占据统治地位排斥了理论的竞争,有可能导致强权即真理。因此拉卡托斯的理论强调理论间的竞争,反对一种理论统治一切。

2.4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核心

为了解决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问题,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该研究纲领由一个“硬核”、一系列“保护带”和“正面启发和反面启发”构成,其中“硬核”代表着一项研究纲领的理论的根本特征,是不同理论的根本区别。硬核的存在决定着一个理论体系的存在,因此如果接受一个理论,那么该理论的硬核是不容许怀疑的。“保护带”是围绕硬核而提出的一系列辅假说与前提条件,保护硬核不受到经验事实的否定。当反常出现时,人们通过调整和改变保护带的内容,使理论与事实重新相符合。“正面启发”是指导研究者应当怎样做,起积极推动作用。“反面启发”是告诉研究者不应当这样做,起保护作用。此外,该方法论认为一种研究纲领理论通常是指带有某种共同思想的理论集合体,而不是个别理论。

拉卡托斯认为进步的代替停滞或退化的研究纲领,然而判断进步与否的标志是这一研究纲领是否预见到了新的事实。也就是说“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为止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相反,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构造出来的”。

3 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视角比较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着许多分支,笔者将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综合派、新制度经济学再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演变。

在最早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厂商具有一个在成本约束下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按照其理论,在MC=MR时,产量达到均衡产量,此时平均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并且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但是此时的新古典理论是在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假定前提下做出的,完全竞争就成了市场资源能够有效配置这一命题的保护带。然而随着市场的复杂化,垄断问题日趋明显,这一命题在预见新的事实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因此需要对该命题的保护带进行重新调整。张伯伦和罗宾逊等人针对市场上存在的垄断问题,提出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厂商行为理论。他们认为,厂商的垄断地位使他们能够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在原来的得出的产量的基础上,如果厂商继续扩大产量,平均成本仍可以进一步降低,但此时已达到均衡产量,很明显厂商不会在平均成本最低的水平上进行生产,也就是说,资源没有达到最优配置。仔细比较可以发现这一命题并没有否定新古典研究纲领,而是修改了完全竞争的保护带,引导其一步步吸收各种新的经济事实,向前进步。后来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也没有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部分,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假定条件。因此依旧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中。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及其保护带的看法有多种,总的来说硬核是存在于该理论中恒定不变的内容,使它成为与其他理论系不同的理论。

其后科斯、诺斯等人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虽与新古典经济学从表面上看,具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硬核部分还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中的各种制度做了重新考察,并把理论的正面启发引向了制度形成和效率等研究中。因此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讲,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与之形成竞争,或者说他们是同属于一个总的研究纲领的。

通过同样的比较,也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纲领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有着基本相同的硬核,如完全竞争、一般均衡等等。所不同的依旧是其保护带以及由此引出的正面启发。不难发现凯恩斯把乘数、消费函数、货币投机需求等作为保护带,引导人们研究有效需求、国民收入等问题。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一总的研究纲领,由于保护带的不同可以产生出不同的正面启发,从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学派,适用于不同的研究方向。这样更加说明了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需要不断地根据内外部的因素对自身的保护带以及正面启发部分进行调整,以产生出更多的分支理论,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保证理论不会停滞或退化。

4 结语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虽然能够很好地解释不同理论学派的相互联系和区别,并提出了在理论竞争中发展前进,但其方法论仍然存在很多缺陷,因此对于其方法论的缺陷的研究将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Carl Matheson.Historicist Theories of Rationality.The Stand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1996.

[2]Richard Harter.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3]任静静.库恩与拉卡托斯哲学比较及在经济学说史中的应用[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8,(4).

[4]托马斯・库恩,金吾伦.跛子与瞎子:哲学和科学史[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2,(2).

[5]罗嗣红.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均衡理论与凯恩斯总体经济均衡理论的比较[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6,(5).

[6]谭加劲、金剑峰.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J].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6,(3).

[7]张俊山.经济学方法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8).

第7篇

论文摘要：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入手，结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认识，探究了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的根源所在，提出了对待西方经济学以及坚持和发展经济学的应有态度。

0引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学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学说，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简单化的观点则认为，以稀缺资源配置为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那么，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由于价值论在经济学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讨论先从价值论的变迁谈起。

1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

经济学中种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归结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首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富论》。他在这部书中指出:“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最初用来购买世界全部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但古典经济学家并未严格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亚当·斯密第一个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明确指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所说的劳动有时是指购买的劳动，也即交换得到的劳动，有时是指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他认为两者是等价的，是无区别的。更为矛盾的是斯密在进一步讨论价值构成时又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人决定，并把工资、利润、地租称为商品价值的三个源泉。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二元论局限，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雏形。李嘉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大小，甚至提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但由于他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以及价值与生产价格，所以无法解决等价交换形式下利润的产生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两个矛盾，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最终破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李嘉图的学说，一方面明确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另一方面正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并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克服了那两个矛盾。

效用价值论是尔后西方经济学对抗劳动价值论的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此前的效用论主要是客观效用论，此后则演变为主观效用论。无论是哪种效用价值论，都是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客观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强调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欲望及满足程度，并且将这种欲望满足程度归结为个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由马歇尔完成的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融合。在马歇尔的学说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价值论就是价格论。他所说的价值或价格指的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其价值指的是均衡价格。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二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

自马歇尔实现了价值论与价格论的合流，以及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合流以后，原先意义上的独立于价格论的价值论便不复存在了，从此价格论的讨论代替了价值论，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也就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价值—价格论的基础和出发点。20世纪30年代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值—价格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双重合流的趋势，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价格论传统。

总之，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关于价值论的认识是这样展开的: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支持西方经济学长达一世纪之久;而后是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边界，此前以客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此后则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再后是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为主流，即在综合主观、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价格论对价值论的替代;再后便是当代学者在马歇尔价值—价格论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2价值论变迁的原因

(1)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价值论，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两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资本主义制度应不应当替代封建制度，还是有待证明的命题。因此，经济学家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公正。要说明其公正，就要说明它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呢?因为它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价值。所以，价值论的讨论便与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的热点命题。

第二，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是自由竞争的时代，资产阶级面临的最主要的敌对力量是封建地主阶级，因而要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封建地主阶级，在价值论中就不能不对无产阶级活动的合理性给以部分的承认，这种承认的集中表现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们对无产者劳动的正义性的承认仍是有保留的。这从斯密既提出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中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提出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

(2)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会由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并进一步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呢?

第一，斯密的价值论的双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人决定价值论，二者的统一在于斯密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人，都是成本，正是这种成本决定并构成商品的价值。不同的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会的主要成本是劳动，而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劳动价值论就要让位于收入决定价值论。显然，斯密的成本(收人)价值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论证资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资本的存在，为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行论证。

第二，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坚持一元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地租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这固然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根据，但他的一元劳动价值论也同时意味着否定资本本身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资本所获利润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再加之他解释不了经济现实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实际现象，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这直接导致了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

第三，边际革命使得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纪后期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不仅怀疑客观效用价值论所主张的生产自然创造需求，因而供求会自然均衡的主张，而且进一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和谐的、合宜的制度。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因此，他们对需求问题，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问题便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应地，在价值理论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满足程度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归结为价值的本质。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价值的，是正义的、合宜的，因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并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可见，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动因也还是出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价值论代替边际效用价值论。如前所述，马歇尔的价值论是对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综合。这种综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申辩的，其学说的阶级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综合。当然，之所以能够被综合，还包括它们在理论的某些共同点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处。马歇尔的价值论实际上是均衡价格论，从此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价值论向价格论转变。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才能使经济资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价值命题，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有没有价值，不需要通过论证资本与价值源泉的关系去证明资本的正义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证明其制度的有效和优越，而这种有效和谐的运行状态，恰恰是被概括为均衡的状态。所以，均衡价格的讨论替代了价值论的讨论。这种替代，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回答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制度。

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上，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从效用价值论到综合的价值—价格论，其主流地位演变的根本逻辑线索，是遵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义性、有效性、和谐性论证的需要。这是西方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论的根本使命所在。据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经济学，一切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为其所代表的阶级以及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申辩。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使命如此，马克思的价值论使命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究竟要说明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商品之间的共性，是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抽象劳动中发现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作为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本范式。

价值本身呈现着一种经济关系，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所以，我们哪怕把商品捣个粉碎，也找不到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为对象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

《资本论》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运行规律的根本。“商品的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后，马克思进一步写道:“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它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

马克思的这类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到处可见的。这些论述力图说明，价值本质上决不是生产活动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会关系，是围绕劳动这种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可见，马克思把价值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通过这种归结，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一方面，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劳而获，无论是通过资本私有还是通过土地私有来占有价值都是对劳动的盘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采取自发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异化的形式实现，本来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但却表现为人不能支配却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们劳动要通过间接交换来证明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人的经济活动的某种异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种历史的扭曲，是因为存在私有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断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人们生产的社会性表现为迂回间接的外在过程，要克服这种异化，最根本的在于消灭私有制，一切与私有制直接相联系的商品价值、货币、交换关系都是一种历史的扭曲，因而从发展趋势上，从人类理想社会的价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终是要取消的。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所昭示的是对商品关系和市场交换的根本否定。

4小结和启示

(1)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总结，

使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对立的。而经济学中不同阵营的对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异，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价值观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其价值理论上形成了尖锐对立。

(2)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呢?显然那种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持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态度。因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要以为指导，更加全面、及时和深人研究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借鉴和吸收其中合理的和有用的因素，识别和批判其中错误的成份，提高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分析和借鉴的水平。

第8篇

论文摘要：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入手，结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认识，探究了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的根源所在，提出了对待西方经济学以及坚持和发展经济学的应有态度。

0引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学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学说，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简单化的观点则认为，以稀缺资源配置为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那么，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由于价值论在经济学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讨论先从价值论的变迁谈起。

1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

经济学中种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归结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首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富论》。他在这部书中指出:“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最初用来购买世界全部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但古典经济学家并未严格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亚当·斯密第一个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明确指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所说的劳动有时是指购买的劳动，也即交换得到的劳动，有时是指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他认为两者是等价的，是无区别的。更为矛盾的是斯密在进一步讨论价值构成时又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人决定，并把工资、利润、地租称为商品价值的三个源泉。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二元论局限，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雏形。李嘉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大小，甚至提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但由于他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以及价值与生产价格，所以无法解决等价交换形式下利润的产生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两个矛盾，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最终破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李嘉图的学说，一方面明确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另一方面正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并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克服了那两个矛盾。

效用价值论是尔后西方经济学对抗劳动价值论的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此前的效用论主要是客观效用论，此后则演变为主观效用论。无论是哪种效用价值论，都是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客观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强调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欲望及满足程度，并且将这种欲望满足程度归结为个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由马歇尔完成的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融合。在马歇尔的学说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价值论就是价格论。他所说的价值或价格指的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其价值指的是均衡价格。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二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

自马歇尔实现了价值论与价格论的合流，以及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合流以后，原先意义上的独立于价格论的价值论便不复存在了，从此价格论的讨论代替了价值论，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也就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价值—价格论的基础和出发点。20世纪30年代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值—价格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双重合流的趋势，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价格论传统。

总之，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关于价值论的认识是这样展开的: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支持西方经济学长达一世纪之久;而后是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边界，此前以客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此后则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再后是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为主流，即在综合主观、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价格论对价值论的替代;再后便是当代学者在马歇尔价值—价格论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2价值论变迁的原因

(1)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价值论，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两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资本主义制度应不应当替代封建制度，还是有待证明的命题。因此，经济学家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公正。要说明其公正，就要说明它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呢?因为它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价值。所以，价值论的讨论便与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的热点命题。

第二，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是自由竞争的时代，资产阶级面临的最主要的敌对力量是封建地主阶级，因而要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封建地主阶级，在价值论中就不能不对无产阶级活动的合理性给以部分的承认，这种承认的集中表现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们对无产者劳动的正义性的承认仍是有保留的。这从斯密既提出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中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提出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

(2)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会由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并进一步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呢?

第一，斯密的价值论的双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人决定价值论，二者的统一在于斯密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人，都是成本，正是这种成本决定并构成商品的价值。不同的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会的主要成本是劳动，而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劳动价值论就要让位于收入决定价值论。显然，斯密的成本(收人)价值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论证资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资本的存在，为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行论证。

第二，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坚持一元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地租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这固然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根据，但他的一元劳动价值论也同时意味着否定资本本身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资本所获利润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再加之他解释不了经济现实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实际现象，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这直接导致了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

第三，边际革命使得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纪后期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不仅怀疑客观效用价值论所主张的生产自然创造需求，因而供求会自然均衡的主张，而且进一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和谐的、合宜的制度。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因此，他们对需求问题，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问题便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应地，在价值理论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满足程度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归结为价值的本质。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价值的，是正义的、合宜的，因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并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可见，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动因也还是出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价值论代替边际效用价值论。如前所述，马歇尔的价值论是对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综合。这种综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申辩的，其学说的阶级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综合。当然，之所以能够被综合，还包括它们在理论的某些共同点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处。马歇尔的价值论实际上是均衡价格论，从此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价值论向价格论转变。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才能使经济资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价值命题，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有没有价值，不需要通过论证资本与价值源泉的关系去证明资本的正义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证明其制度的有效和优越，而这种有效和谐的运行状态，恰恰是被概括为均衡的状态。所以，均衡价格的讨论替代了价值论的讨论。这种替代，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回答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制度。

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上，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从效用价值论到综合的价值—价格论，其主流地位演变的根本逻辑线索，是遵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义性、有效性、和谐性论证的需要。这是西方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论的根本使命所在。据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经济学，一切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为其所代表的阶级以及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申辩。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使命如此，马克思的价值论使命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究竟要说明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商品之间的共性，是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抽象劳动中发现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作为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本范式。

价值本身呈现着一种经济关系，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所以，我们哪怕把商品捣个粉碎，也找不到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为对象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

《资本论》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运行规律的根本。“商品的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后，马克思进一步写道:“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它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

马克思的这类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到处可见的。这些论述力图说明，价值本质上决不是生产活动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会关系，是围绕劳动这种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可见，马克思把价值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通过这种归结，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一方面，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劳而获，无论是通过资本私有还是通过土地私有来占有价值都是对劳动的盘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采取自发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异化的形式实现，本来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但却表现为人不能支配却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们劳动要通过间接交换来证明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人的经济活动的某种异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种历史的扭曲，是因为存在私有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断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人们生产的社会性表现为迂回间接的外在过程，要克服这种异化，最根本的在于消灭私有制，一切与私有制直接相联系的商品价值、货币、交换关系都是一种历史的扭曲，因而从发展趋势上，从人类理想社会的价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终是要取消的。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所昭示的是对商品关系和市场交换的根本否定。超级秘书网

3小结和启示

(1)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总结，

使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对立的。而经济学中不同阵营的对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异，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价值观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其价值理论上形成了尖锐对立。

(2)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呢?显然那种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持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态度。因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要以为指导，更加全面、及时和深人研究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借鉴和吸收其中合理的和有用的因素，识别和批判其中错误的成份，提高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分析和借鉴的水平。

第9篇

关键词：思想史；经济；范式规定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26－02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经济思想史要提升科学品质，研究方法上必须要有范式规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综合各位名家及众多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从理论和操作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理论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遵循的指导思想、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及服务目标

（一）以为指导思想

作为最先运用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第一人，胡寄窗先生笃信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的指导意义，并应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实践，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其亲身经历验证并加深了其对这一点的认识，比如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认识就是依据的基本原理解决了一直困扰的问题。

而另一位名家叶世昌先生则提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以为主导”。

赵靖先生则具体明确地提出：“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研究经济思想史中的运用。”

在老一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之后近些年来也涌现了一股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的思潮。资本主义思想也在逐步影响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二）迥异的研究体系

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采取何种体系有两种迥异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不要以不适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摈弃传统的受西方经济思想史影响的“商品―资本”研究模式，而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地产―地租、赋税”的研究模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编写经济思想史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应是通过现代的经济术语来分析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

胡寄窗先生从多个方面阐述了以现代的经济术语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带来的好处。比如在正确用词方面，他提出了“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即用现代语言诠释古代语言，使两个时空连接在一起。

（三）理论研究方法

1．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胡寄窗先生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他认为各类经济范畴进行对比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时，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他最终得出结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政治经济学前史》就是运用此法的实例。

叶世昌先生也指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参照西方经济学。但不要用所学得的经济学知识硬套中国的经济思想，不应对前人的经济思想做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从中国社会的特点出发，从研究对象的实际理论和主张出发，而不是从相承的某种模式出发。”

香港树仁学院宋叙五教授提出的两个时空完全不同的社会如果经济发展程度相近会产生相近似的经济思想的观点，则把中国古代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与西方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这又是一种推崇比较分析的观点。

现今又出现了通过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从中找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的文章，并且这种现象几乎成了潮流。也有学者认为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2．与现代经济理论的融合

一种意见应将古人的思想停留在原有水平，用古人的语言来解释；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将古人的思想拔高到现代水平，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和分析，即“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寄窗先生提出“古人思想现代化”，一方面遵循严格的历史性，另一方面要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准确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而不能无中生有、牵强附会。他指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需的过程：一是“转译”；二是“对口径”；三是“加工”。他的这一观点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研究的总指导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界的许多学者在努力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融入现代经济理论之中，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历史基础。比如，北京大学的石世奇教授提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概念欲望和稀缺与先秦各家的经济思想的基础相联系，山西财经大学的毕世宏认为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产业经济思想促进中国目前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等。

（四）服务目标

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服务，这是中国思想史界的共识。

武汉大学的郭笑撰博士主张引进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方法以及运用最新的研究手段特别是网络资源。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成为宏观经济的理论支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以史为鉴。

安徽师范大学戴家龙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不断对中国经济思想典籍进行的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要真正融入现代经济科学之中、在现代经济理论之林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取决于其对今天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影响能力。”

当前将古代经济思想与现实经济结合起来考察的“古为今用”之作不断涌现。

二、从操作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具体方法

（一）以人物来编排

编撰经济思想史的通常方法是根据时间、年代顺序整理研究人物思想，据此编排章节结构，另外附以点评。在分析人物时可结合多种因素，如人物的其他思想、观点，其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其经济思想的源泉与影响等。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了解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但也有一些缺点：首先，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比如理论的延续性、观点的持续变化、结论未完结、经济学者有待历史考验；其次，由于人物数量、思想素材很少，经济理论发展的面貌难以全面反映；再次，由于能够建立完整理论体系的经济学者、学派数量极少，历史的完整性难以依靠此方法获得。

（二）根据热点（或重点）问题编排

即按时间顺序以某些热点（或重点）问题为专题，然后归纳综合与此相关的探讨观点，据此编排章节结构。

其优点是由于不受时空的限制，信息量大，较为客观。但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从庞杂的思想素材中梳理出有价值的理论与科学研究成果。

（三）因循发展的线索，展现发展的过程

“写经济思想史，不能偏重于技术性的观点综述，而应着重梳理有价值的思想形成和演变的轨迹。”我们要从浩渺的思想资料中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整理、合理表现出理论史的线索，并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作理论分析和评判。

赵靖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必须也只能按照自身的特殊矛盾性来划分，而不能机械地搬用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析方法。”按照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特殊矛盾性和具体历史特点，他认为可以把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三大阶段。其中，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阶段可分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形成的时期、中国封建经济思想支配的时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又可分为近代初期带有某些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思想和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没落两个时期。

这种方法要把握两点：一要“还原历史”，而非“制造历史”。即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客观地反映考察对象的历史内容，而不能主观臆断；其二，要史、论结合。不能仅仅限于整理历史资料和描述发展流程，还需要进行理论分析、评价阐释。

“历史的方法是通过总体考察、归纳和类比分析，从诸多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范性。如果从这一方法论要求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和研究内容就有一定的限制，思想材料必须能够提炼出理论要素，可以归入一种理论线索或理论体系。”

总之，虽然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界长期存在着众多研究者及相应数目的理论和观点，但在这个领域，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显示着蓬勃的生命力，研究领域在不断延伸，愈加呈现出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多学科交叉和其他学科融会贯通的特征。我们深信，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学术体裁等方面会有更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1] 程霖，刘甲朋．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思想[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7）．

[2] 叶世昌．谈谈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1）．

[3] 赵晓雷．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论纲[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2）．

[4]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学刊，1986，（3）．

第10篇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综上几个方面，意识形态、方法论于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教学法不仅对现有的教材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对主讲教师提出新的任务。具体来说，一是主讲教师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二是教材内容在理论逻辑上要更加严格遵循规范，但在内容体系上要更加能够体现时代需要。三是统一规范各类高校和专业的课时安排。四是凸显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氛围。

第11篇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第12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坚持；走向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21―05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愈来愈高，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四大走向。

一、走向规范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客观性和历史继承性，经济学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规律和经验。为了更好地学习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也为了更好形成和完善中国经济学，宣传中国经济学，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经济学，必须通过交流、争论、分工，来实现知识的积累、体系的形成、理论的创新、理念的演进。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学家不懈努力，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1．全面理解规范的内涵。

中国经济学要走向规范，必须全面理解学科规范的内涵，并判断在哪些方面还不够规范。经济学规范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学科发展的一系列的规则。一是学术自由的规则，保证任何一种新的观念和研究角度不受压抑；二是公平竞争的规则，保证在不同观念和理论的具体竞争(如争论，发表等)中，不受学术之外因素的影响。三是连续性的规则，保障学科在连续性基础上的有序发展。在这些规则下，更有优势的观念或理论就会被更多的人接受、继承和传播，而较有劣势的观念和理论就有可能被逐渐淘汰，或者居于非主流地位。第二个层面是指研究范式。一是研究的模式，包括学科的概念、语言与文字。在学科的研究、讨论中应使用本学科规范的概念、语言、文字。二是研究的方法，深入实际，并采取多元化的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揭示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内在规律。三是学科的组织方式，包括怎么样组织学术会议，论文的选用应依据一定的标准或程序，论文体裁应遵循一定的格式。研究范式是在平时的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众多经济学家研究现实问题，慢慢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组织方式，大家都遵循它，范式便在此过程中慢慢形成、规范并指导以后的研究。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学科真正成熟的标志。第三个层面是指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进行严密的经验检验。中国经济学在第一层面和第三层面的规范相对而言做得比较好些，重点是第二层面的规范，即研究范式的规范更需要进一步加强。

2．走向规范不是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构建自己的体系。

我们需要有一个研究范式来规范中国经济学，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进行严谨的实践检验，但走向规范不是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构建自己的体系。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西方经济学家经过长期观察、思考、体验和深入求证而形成的。这些理论命题的成立是有相当严格的适应条件的，但这些条件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可能并不完全具备。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时期，不论是在传统高度集权体制下，还是在体制转型阶段，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所需要解决问题的理论，显然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使命。同时，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广泛，并且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学问题层次复杂多样；经济学并不存在一劳永逸、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研究范式。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是阶段性的、相对的，是在不断研究问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西方经济学原有的规范，必然随着世界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体育竞赛的规范就是各种竞赛规则。这些规则虽然都是人为制定的，但却是得到体育共同体的一致认同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的规范，必须由世界经济学界的学者共同制定，一致认同，否则就不是共同的规范。如果仅仅把西方经济学的规范作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的规范，是不公平的。中国经济学的规范是在研究中国问题中形成的，也是在不断地同西方经济学的交流、争论中形成的。

3．规范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过程。

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国经济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形成的。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学的立学之本。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不进行理论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加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上，注意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才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也才能使中国经济学不断发展，并且逐步规范。我们所讲的走向规范，是在创新中规范，规范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过程。

二、走向实际

中国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问题的解说力和影响力。在中国经济学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学界并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结合中国的政治特征、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合理吸收和消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应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研究的空前繁荣，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最主要贡献，是逐步地为中国找到了市场化、比较优势、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方略。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总是处于被动求解的局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难以作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

1．面对中国经济的实践

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市场制度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过程，许多制度安排，经过长期的磨合，已经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在中国，我们的改革，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如果设计得不好，那后果就可能是灾难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比西方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

因而中国经济学家更需要立足现实、脚踏实地，不仅要有大刀阔斧的勇气，而且要有小心翼翼的谨慎。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企业组织形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农村家庭经营方式与农业资源、商品市场发展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等，对这些问题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加以概括和抽象，可以加深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2．面对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因而，中国经济学必须联系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特征，全方位、多视角进行系统研究，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指导。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一方面要坚持继承中国传统优良思想，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充分考虑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我们要发展符合现实的经济理论，建立起一套反映中国实际和与时俱进精神的学科体系。中国经济学既要面向我国国情，又要跟踪世界学科发展前沿。

三、走向开放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思维框架――的形成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次，我们需要一个批判的思维框架：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

1．坚持引进来

搞市场经济并要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取得生存空间，不能不学习一直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在指导市场经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西方经济理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学?

自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理论界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引进了东西方各国的不同流派的经济理论。这种引进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工作，更为重要的还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对理论的需求。因此，对国外经济理论引进的选择大多是受到了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在改革之初，对市场化改革目标的论证和对改革道路和方案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当时现成的理论资源――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这包括对“生产目的”的讨论，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重新肯定，以及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倡导。更有意义的是，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初步运用。在这之后，对经济理论界产生影响的，是东欧的改革理论。例如，科内尔的《短缺经济学》曾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改革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状态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理论的兴趣。接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也进入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虽然在引进外来理论中，存在着对一些理论方法的简单生硬的应用，但随着中国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有关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论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家越来越把外来的理论作为自己的东西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整体中去。毫无疑问，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学要研究市场经济，还要进一步引进、学习、吸收有着悠久历史的专门研究市场经济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并融化到中国实际问题中，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

2、坚持走出去

中国经济学在引进方面已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应当关注“走出去”。那么，应当如何“走出去”?

一方面，要加强交流。经济学如果画地为牢，将无以在世界立足。所以，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学向世界的开放以及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必须走出去。通过走出去，加强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形成不同国别的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教训。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这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也是难得的深入发展的机会。西方经济学是在研究西方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经济中产生和发展的；对于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并不理解，更没有深入研究，何况西方国家的国家调控市场与中国的国家调控市场，做法也不相同，吸收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将使西方经济学理论更加丰富。

另一方面，要加强不同学科间的联系。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与这个特点相联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应用一门或几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原属另一门学科的对象，使得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科学方法的这种应用是通过研究方法的移植、渗透和融合实现的。跨学科研究的具体方法不少，但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并不是靠某一种现存的研究方法的简单的单独运用就能解决的。为此，必须通过走出去，加强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四、走向世界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一个与世界广泛对话的时代，是一个走向全球化的时代。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融入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之中。相应地，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并不完全相同。当前，与国际“接轨”的提法相当时髦。的确，市场要“接轨”，市场经济体制要开放，但是，关于如何建立、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却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做法，是很难“接轨”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积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推导出中国经济问题的政策性结论，肯定是行不通的。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并不意味着要完全与国际接轨，而有其具体路径。

1．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首先必须立足本土。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较好的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了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之一，作为科学，它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和一般的规律或原理；而作为社会科学，它又具有社会、制度、文化等特殊性，同本土化紧紧相连。中国面临许多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越是中国的，就越有可能是国际的。本土化不是对国际化的否认，恰恰是更高层次的国际化。当然，我们必须有全球意识和时代观念，对问题的回答，争取在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条件下进行，把两者结合起来。从中国经济、文化背景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拿出创新性成果，形成新的定义、新的定理。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关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所提出的诸多质疑，采取本土化渐进的改革办法，把本土化、传统化的东西放在全人类、国际化的文明系列中加以定位，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发展之路。

2．立足经济，关注技术

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经济，但是，经济与技术是密切联系的。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正在改善人们生活，改变人们习惯，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对于研究经济学发展的人来讲，当然要懂得技术。如果不懂技术，将很难有突破，不利于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在过去的经济学中，对技术没有做更深人地分析，虽然也强调技术很重要，但是没有分析过它，没有分析经济生活的实现条件。未来的经济学家应是经济和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应当立足经济，关注技术。

第13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生产理论

作者简介：刘凤义(1970－)，男，满族，河北围场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3；F0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经济学，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他们关于生产理论的渊源、具体内容等还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很多人因此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是关于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且有着较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们搞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层面的确有可借鉴之处，但在方法论上却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对两种范式的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以期为经济学的创新抛砖引玉。

一、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研究；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要素，又作为生产主体来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研究生产者如何通过对生产要素的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这一研究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生产者的决策模型。“生产函数是一种技术关系，被用来表明每一组具体投入品(即生产要素)所可能生产的最大的产出量。在每一种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存在着一个生产函数。”(萨缪尔森，1992)为了分析方便，生产函数通常表示为：Q=f(L，K)。生产理论基本内容就是通过生产函数，来研究在各种不同约束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如何通过不同组合形式，实现产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应该说，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通过建立对现实生产过程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用简洁方式描述物质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运用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可以分析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对物质生产过程做技术分析，找出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对产出的影响；掌握生产过程中的突变机理，不失时机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以促进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等等。

然而，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建立起的生产理论存在严重悖论：即“经济人”假设把每个人作为自由选择的主体与生产理论中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之间的逻辑悖论。

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终必然达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按照这一信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进行，每个行为主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标进行理性选择。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劳动者；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资本所有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可是，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看到的却是与“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另外一番图景，在那里，能够按照“经济人”行为行事的只能是资本所有者(或称之为厂商)。他们可以依据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等函数关系，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为实现最大化目标，任意选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排列组合。而劳动者，则仅仅被视为同资本一样的、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在这里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完全被剥夺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正是由于把劳动者仅仅看作同资本、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一样，都具有生产性，在生产的过程中，它们共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每个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率，可以通过边际生产力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也就成为分配理论的依据。对此，萨缪尔森(1992)直言不讳地指出生产理论是作为对收入分配理论讨论的序曲，“在经济学的生产论中，可以找到这种要素定价的关键。”所以，“对经济学中的生产论的一个概略分析可以给理解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接下来，他们自然就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搬出来：基于价值创造的贡献，资本获得利润(或利息)、土地获得地租、劳动力获得工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公平的社会制度呀!

有人可能会说，劳动者也是“经济人”，西方经济学已经论证，作为消费者，劳动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理性选择；作为劳动力的要素提供者，他们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对于这种观点，马克思(1867)早就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至于从消费者的角度把劳动者当作“经济人”的说法，马克思也作过深刻分析，马克思指出，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决不是单纯由个人的理性选择决定的。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经济学关于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历史的、现实的人基础上的。

应该说，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这一点看上去似乎与西方经济学没有区别。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决是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理解这种生产关系，才能理解这种关系中活动的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个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开生产关系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马克思把经济学分析的人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反对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也反对西方经济学把人看作生来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经济动物，并认为个人动机决定社会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就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现实性上，他必然受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强调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同时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的生产理论中，劳动者绝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成能动的生产主体。在创造财富的生产过程中，人作为独特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劳动这一要素是能动的。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创造着人类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条件。劳动者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是精神能力和躯体能力的有机统一。他们总是有目的性、计划性，即主观能动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再蹩脚的建筑师也比蜜蜂建房有“计划性”。正因为人的劳动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才不仅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社会发展既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人自身不断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

同时，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其劳动也必然是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这使得劳动不再是单个人的孤立行为，而是群体或阶级行为，劳动创造的价值也会因社会生产关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劳动可能是在共同劳动、地位平等、产品平均分配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凭借经济权利强迫另一部分人劳动，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这样一种阶级地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中进行。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最终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资本家之所以获得剩余价值，是因为他们拥有占有剩余的经济权力，决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这些要素创造价值的回报。

正是因为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生产过程，所以，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不仅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经济学的生产效率含义，不仅仅来自于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组合，还来自于对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工协作的协调、组织管理的科学等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只研究生产一般，因而使用价值(即效用)范畴是其研究的核心；而经济学则不仅研究生产一般，更注重研究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因而把价值范畴作为研究的核心

萨伊是把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引向纯粹对生产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产定义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萨伊这个关于“生产”的定义，表面看来无非一个关于“生产一般”的定义，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将发生重大转变：即这个定义把经济学引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萨伊的生产观对后来西方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继萨伊之后，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都把研究财富生产一般作为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比如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论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明确强调了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一般的观点，他把经济学定义为“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这样经济学纯粹成为一门关于“选择”的学科。经济学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探究生产和分配变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量’达到均衡的条件，……我们不再把经济系统视为一架生产总产量的机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决定这种产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种比例分配这种产量，而是把经济系统视为人与经济货物之问的一系列相互依赖而在概念上又独立的关系……”显然，在罗宾斯那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制度性因素被彻底隐藏起来了；与之相适应，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只是“人与经济货物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对生产一般研究的理论意义，然而，抽象掉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研究生产一般的生产理论，就必然使经济学“使用价值”成为研究的核心范畴，从而导致经济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突出表现在：(1)它是建立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的，把资本等同于生产工具，把资本主义生产归结为生产一般，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形成过程的同时就是价值增值过程；(2)它混同了产品和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区别，抹杀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却被用来为替资本主义分配做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做佐证；(4)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数学抽象方法只能说明渐变的有连续性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中的突变现象。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时期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生产过程，也不能正确地描述生产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桎梏时生产过程的跃变。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有参考意义的东西，建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不同层次的生产函数(吴易风、王健，1994)。

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使用价值，不研究价值，更不理解价值本质，所以，长期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厂商理论始终回避对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在他们那里，企业始终是一个“黑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看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抽象掉人与人之间关系分析厂商行为的局限性，所以，他们试图运用“契约”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入厂商理论，提出了分析厂商内部人与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从而建立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的企业理论。

然而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研究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时抛开了生产领域，而是局限在交换领域；他们所说的制度，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上层建筑层面的一些具体规则。本来，科斯在他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试图通过视企业为等级制度，把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与市场交易的自愿平等关系区别开来。循着这一思路，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企业内部契约关系不平等的深层原因问题。但在1988年的论文中，他又否定了这种认识，他甚至认为这个观点是那篇论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为它误导了人们的注意力，使经济学家

忽视企业的主要活动――企业经营。科斯这一观点表明，他批评把企业看作不平等关系所结成的契约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经济性质就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的主张，从而把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对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企业经济性质的道路彻底堵死了。因而，他们的企业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刘凤义，2004)。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侧重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相适应，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体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属于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体现在一般的劳动过程中，它是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间对生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人类社会进行生产永恒的主题。然而仅仅研究生产一般，无法真正理解具体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认为，研究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经济学研究生产理论时强调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所以，“价值”范畴而不是“使用价值”范畴才成为其生产理论研究的核心。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确立了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为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部的生产关系提供了“钥匙”。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理解，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非就是确定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的理论而已。对此，斯威齐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和攻击，在于他们看待价值问题的态度，使他们有偏重交换比例的倾向，而忽视那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批评，连篇累牍，而难得有一个字谈到抽象劳动。

正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进而指出在资本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约，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家用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就通过价值范畴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也正是运用价值范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经济的关系科学揭示出来了。国内一些学者谈到企业理论，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学派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方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学派更为科学的企业理论方法论。突出体现在：马克思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资本统治下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中揭示企业的起源与演变；在对生产过程的考察中揭示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通过科学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破译“契约自由”的神话(刘风义、沈文玮，2004)。这些深刻的内容，在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中都无法揭示出来。

三、西方经济学用个人主义方法，把生产理论仅仅置于微观领域来研究，致使其理论体系在微观与宏观上形成脱节；而经济学则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宏观和微观的有机联系中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把生产理论仅仅视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他们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量上的差别，社会就是个体的集合，总体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基于这一方法论的生产理论，只需要在微观领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观经济问题无非是微观经济问题的在量上的简单加总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总量问题时，是通过以微观领域的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加总来进行的。他们假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厂商都是理性“经济人”，都能够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投资，那么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也是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给定偏好和技术，可以求出最优解。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创造了异质品模型中的总量生产函数这一与相对价格完全不同的理论。显然，如果是单一产品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没有疑义的，但把总量生产函数套用在异质品模型中却背离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的宗旨。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中出现了像萨缪尔森这样的新古典综合派，但至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处在严重的矛盾中。尽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基础上，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起来。但问题是“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和现实经济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卫萍，2005)。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经济学不仅克服了经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思维，正确处理了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关系，而且通过在商品生产中抽象出价值范畴，建立了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桥梁。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个体是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个体，而整体又是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个体分析和整体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但二者的结合又不是简单相加，它们之间通过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有机联系起来的(胡钓、刘凤义，2003)。

在经济学中，没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严格界限，这是因为微观与宏观是相对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揭示经济规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无论是从三卷内容的整体安排上看，还是从每一卷具体内容的分析上看，处处都能体现出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在第一卷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时，马克思以单个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分析的起点，接着从第2篇到第6篇，通过对单个企业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然后，在第7篇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则是从整体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从《资本论》三卷整体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也是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马克思通过提出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微观概念，逐渐上升到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宏观概念，把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及其实现形式彻底揭示出来了。

第14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第15篇

一、西方经济学流派发展进程

（一）古典学派

古典学派诞生于1776年英国的工业革命，当时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提升，生产技术和经验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并且在世界范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市场需求也不断增长，从而促使古典经济学学派的诞生与发展。该学派遵从经济规律，认为经济规律会主导价格和要素报酬，认定价格体系可以很好地配置生产资源，十分信赖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不需要政府给予任何干预，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古典学派有两个比较著名的理论，一个是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绝对优势理论，一个是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

（二）新古典学派

新古典学派又称剑桥学派，起源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学派创始人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新古典学派产生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包括分配论和价格均衡理论，主张将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力论以及生产费用论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全竞争的前提。新古典学派的核心理论是均衡价格论，认为不同需求量和产品价格的构成是由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决定的，并以均衡价格论替代了价值论。并在均衡价格论基础上发展出分配论，对国民收入中各种生产要素所占比例的大小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比例大小由各自的供求关系主导的均衡价格决定，并认为经济总量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组成的。

（三）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高涨、产出能力严重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出现了经济倒退。凯恩斯主义可以解释为总需求管理，对经济萧条作出了科学解释：“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以需要政府发挥经济主导作用，通过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去拉动需求增长，促进经济消费和投资，进而带动经济复苏，恢复正常运转。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内容是IS-LM曲线，是由凯恩斯主义者希克斯总结并写出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最好的阐释。但是却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质疑与批评，认为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学又重新拉回了古典经济学领域中。

（四）新古典综合学派

新古典综合学派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众多追随者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对凯恩斯主义没有解决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并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例如繁荣和通胀的分析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萨缪尔森、托宾以及索洛等，学派理论观念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强调了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去调节社会经济总需求，促进就业、消除经济危机。并且提出了混合经济论，以此应对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

（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诞生于七十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涨，失业率很高，并且通胀问题严重。由此引出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分析模式，并由此演化出经济发展体系。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相信并十分依赖个体利益最大化、市场出清、理性预期以及自然律假说四个假设，认为私人经济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货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中性的，货币在短期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中性的。并对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作出了批判，认为其主张的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手段，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六）新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学流派，其汲取了凯恩斯主义中经济学理论上的不足，并在新古典宏观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发展出新凯恩斯主义，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建立了微观经济基础，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

（一）代表个体分析模式问题

经济学经典的分析模式是代表个体分析，可以将微观分析和总转化当作宏观总量，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必要工具。代表个体分析模式的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社会经济个体数量多，并且个体差异大，代表性个体分析的工作量太大，无法准确把握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和信息，容易出现误差和失误。第二是该模式的分析前提是假定个体本身存在缺陷，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代表个体的占比是一小部分，使其代表性遭受巨大的质疑。第三，在代表个体分析模式下，总量如果假定合理，其在分析时也会受到经济市场中各种因素的干扰，使得加总行为出现问题，得到的结果并不是统一的和固定的。

（二）理性预期分析模式问题

在理性预期分析模式下，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新古典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的理性预期分析需要建立在个体行为最优化的基础上，认为经济主体的发展就是宏观经济理论覆盖下的最优经济行为。但是，在理性预期分析模式下，完全理性的经济活动和行为是不存在的，个体的经济行为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会不断发生变化，如果采取理性预期分析的方式去预测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经济风险，无法做到完全准确的预测和分析。

（三）计量验证分析模式问题

计量验证分析模式在经济学中使用比较多，并且相对常规的分析方法，首先要提出问题，并引入函数模型，然后提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数据分析的形式去开展计量验证分析。经济学流派会根据自己对宏观经济微观基础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成果，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函数模型，进而对经济系统开始假设，并使用数据工具去推理、演绎，得到经济规律的数学表达。在计量验证分析过程中，分析的结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利用提出的问题脱离实际，函数模型使用不当等。分析模式的问题容易导致过于理想化的缺陷出现，并且分析过程中有很多关键性的因素是无法被准确量化的，使得分析结果存在较大误差。

三、西方经济学流派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

西方经济学流派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与演化，经历过迷茫，也获得过成功，其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还是比较到位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具体划分，应该从凯恩斯主义说起，但是其革命的根本目标是颠覆，并不是分立。当然，凯恩斯的颠覆思想也受到了很多质疑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系会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使得其相关的问题分析出现错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是无法正常开展的，无法获得正确的分析。另外，正是因为存在质疑，才会一直推动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与演变，引导经济学者不断探索着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致力于找到两者的协调发展途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对经济做出最准确的解读和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