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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governance i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government's governance function, but also includes other subjects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s an inexhaustible motive force for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is the soul of a nation's progress. In all aspects of national innovation,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urgent, especially China is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which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the golden period of development, but also is a period of prominent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social risks. Social governance is the common behavior of the whole society, which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encourages and supports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parties in society, in order to go from the traditional social management to the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the times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refore,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s imperative, and the research is imminent. This articl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justice,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risk,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social governance, whose purpose is to find and resolve various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unrest,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achie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P键词: 社会治理;社会公正;社会关系;社会治理创新
Key words: social governance;social justice;social relations;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4-0234-04
0 引言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面临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政府的治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过去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在经济领域,现在开始逐渐地向社会领域转移。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市场经济秩序也在不断完善,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复杂社会问题开始显现出来,比如发展不平衡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等,国家的维稳态势日趋严峻。
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共同治理的局面,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我国作为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的国情,虽然是社会治理,但是政府仍然起着主导的作用。
社会是系统性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构成社会系统的要素十分复杂,大体上包括物质基础、活动主体和精神生活三个方面,即物,人和思想三大类别。社会系统中的三个基本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作用,构成了种种社会活动。社会有机体通过系列社会活动实现着自身的运行和发展。社会治理承载着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等重要使命。而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深层次转变,这种变革带来的转型效应深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治理创新显现出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加强社会治理的创新将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1 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1.1 社会治理的内涵
社会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因此,社会治理的内容涵盖社会组织、社会事业、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社会秩序和社会问题六大领域,对这些领域的社会治理本质上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
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治理和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尤其需要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以社会公平、公正为前提,协调社会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规避社会风险,加强以秩序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与善治。
对社会治理的理解,应该包含这样几层含义:
第一,制度层面的社会治理,即在某种形式下所形成的统一性的规则,该规则一定程度上约束和保障具体的实施和操作过程;通过相关的程序与行为所制定出来的道德规范,能全面保障个体的自身利益。
第二,宏观的社会治理,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有秩序、有活力的基础性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技术层面的社会治理,即对社会影响进行评估、控制,甚至包括公众参与活动和参与决策的过程。
社会治理强调社会各方以合作协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创新社会治理”做出了部署,指出:“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社会治理其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防止社会问题扩大,避免社会震荡的政策行为。
1.2 社会治理的主体
社会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型政治分析框架,是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新公共管理角度出发,公共治理模式是服务型政府的理想模式,公共性是治理的灵魂和宗旨,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共同治理,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持续互动过程。从治理主体角度看,强调“三部门”合作治理,即主体应具有多元化,政府作为第一部门、市场作为第二部门、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共同构成治理的主体。三者彼此分离又相互依赖。
①政府。
无论是传统的社会管理还是创新社会治理,政府作为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必然是主体,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公权力机构。社会治理过程中,从政府单一主体制逐步转化为多元主体制,同时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部分传统职能被削弱,而新的职能不断出现。
②市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提供私人物品的私权力组织。着重加强市场的社会治理能力,完善市场的社会治理责任。此时,政府必须自觉简约放权,减少对资源配置的干预,配合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
③社会组织。
传统社会管理中,社会组织是被动的被管理者,而在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是治理主体之一,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私营机构,在众多社会治理领域发挥作用。社会组织成为了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和企业之外对资源进行配置的第三种力量。
1.3 社会治理主要的内容
社会治理主要涵盖社会组织、社会事业、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社会秩序和社会问题六大领域,在这些领域的社会治理,其本质就是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说到底社会治理就是对人的治理和服务。首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尤其需要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其次,要以社会公平、公正为前提,协调社会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最后,要规避社会风险,加强以秩序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与善治。
1.4 社会治理的功能
社会治理的目的是使社会有效率地运行,就是通过制定社会规则,通过一定的手段执行,促使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对社会治理功能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再分配功能。政府通过制定规则,通过制定政策、制度来弥补市场的不足,使社会能够良性循环,以达到目标得以完成。此时的社会治理实际上是一个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是对社会财富起到一个再分配过程的功能。第二,促使社会良性运行功能。社会有机体如同生物有机体,在其运行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当社会中的不和谐元素积累得足够多、足够大,就会产生社会问题,引发社会动荡。因此,社会治理必须从源头上避免社会动乱,保持社会稳定和良性运作,此时的社会治理起到保持社会良性运行的作用。第三,维护人类共同体的功能。人是社会的共同体,有着共同的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这种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通常发生在自己的共同体――工作社区和生活社区中。
2 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和意义
社会治理创新,其宗旨是建设和谐社会,通过社会治理,保障社会公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进依法行政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以社会发展变迁为背景,以如何m应时代变革需要来改善社会治理,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而扩大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以利于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建立和完善公正、和谐、充满活力的社会。
2.1 促进社会公正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前提基础
公正反映的是人们从道义上、法理上追求利益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标准,其中蕴涵着人们对合理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和利益格局的诉求。
社会公正不仅仅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价值取向,更是在社会不同领域有实际内容要求的具体范畴。社会公正不仅只是合理分配财富,还包括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
2.2 协调社会关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要求
社会治理是对人的治理和服务,在治理过程中缔结起来的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联动效应就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动牵引着社会结构的改变。在所有构成社会治理的要素中,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所以,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治理,其突出的特点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仅仅依靠某一种社会力量将难以治理我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难以处理我国现代化转型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难以克服高密度人口社会潜藏的巨大风险。
2.3 社会风险的规避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控制手段
社会风险具有延展性,可以超越地理边界和文化的限制,后果严重。从根源上讲,风险是内生的,是社会运行过程中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因此,在如何规避社会风险的方法上,需要通过提高现代性的反思能力来构建应对风险的新机制,既包括自然风险,也包括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
2.4 社会治理创新的主体在于民众参与
社会治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处理好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就是要解决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问题,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人翁作用,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主体。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公众全程参与的过程。公众参与已经成为推动社会治理高效完成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公众公民意识逐步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个体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区分越来越清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陷于公共空间、角色行为的来往。信息化时代加速了公民参与,各种现代化传播工具,能够满足不同阶层和喜好,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信息传播媒介,尤其互联网的发展,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更广阔的场域。
所以,社会治理创新意义所在,就是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社会变化很大,如果我们不加强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许多举措就无法真正落实。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创新在于一切从基层实际出发,一切从群众需求出发,一切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
3 社会治理创新的包容性治理
3.1 制度创新将以稳定秩序为核心
社会秩序是指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和协调的存在状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制度体系中,无论是成文的方针、政策、法律、规章、条例等正式制度,或是作为文化传统存在的风俗、习惯、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再或者是不同生活层面的社会行动方式,都通过文化传承而不断延续,其核心是对社会秩序的理解和建立。促进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关系、规避社会风险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合理有序的社会秩序会在实践中得到证实和反作用,具体表现为经济快速发展、文化欣欣向荣、社会人际关系其乐融融等。
3.2 社会失序的社会重建在于制度的规范
社会是一个具有特定行动准则和规范秩序的体系。社会阶层结构的急剧分化而引发的利益多元化与冲突,社会阶层由改革开放前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向多元化、复杂化的阶层结构转变,利益格局也发生巨大变化。急剧的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在乡土场景中,非市场化社会的传统制度仍然是社会行动的重要调节机制。在城市化社会的陌生人世界中,这类非正式制度的调节功能则明显式微。同时,许多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章程、契约、合同等的运行也常常面对现实困境。当这种社会规则体系中的柔性与刚性无法兼容并济,就会产生社会失序。而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实践具有强烈的建构功能,要遏制社会失序,就要进行社会重建,建立一个与政府、市场并列的社会。
3.3 社会治理创新需要秩序机制的整合
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建立分权的政府,这离不开秩序机制的协调和整合。一方面,完善社会治理纵向秩序机制整合。即以政府为中心的、政府内部的自上而下的秩序机制整合,当然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不是对政府作用的否定,而是在一种合理治理结构框架下,加强调政府的权威和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完善社会治理横向秩序机制整合。即以政府为中心,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开放式秩序机制整合,其基础则是建立在多中心治理结构上,依赖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公众的觉醒,表现为一种开放式的协调整合。
4 提升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途径
4.1 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多元化的体现
政府是实施社会治理的主要主体,但并不意味着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需要鼓励和大力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进而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必须依靠市场机制、非政府组织和广大民众来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建立以政府牵头、社会协同、公共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政府应当由全面治理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职能转变,开展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通过社会各方面的治理,发挥政府部门难以替代的作用,这些组织和个人构成社会治理的精英,把他们纳入到社会治理的主体中来,将会弥补政府单一领导的不足,促进社会治理的高效运转。
4.2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
社会整合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内聚力,不仅仅是直接交往的个体、群体存在着这种关联,素不相识的人也存在于这种无形的社会力量之中,所有成员无一例外的受到这种力量的牵引和控制。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势必需要对社会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结合。
4.3 培育多元化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非政府组织的一部分,是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渠道之一,因而社会组织的参与不仅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提升公众自治的能力,同时还能对政府社会治理的行为进行评估和监督,从而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在社会治理中不能过分依赖某一单一主体,应有能力应对其中任一主体失灵而带来的影响,比如当政府失灵时,其它非政府组织能够有应对措施,保证其正常运行;当社会失灵时,政府能够担负起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责任等。
总之,培育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4.4 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
我国已进人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体现,包括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等。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在获得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因此,为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应将社会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改善民生,只有这样才能加快社会事业建设。
5 结论
总之,社会治理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自身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运行规律。社会治理在当前转型时期更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认清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促进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关系、规避其社会风险是当前供给侧改革对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要求,以秩序稳定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是实现社会治理有效性的根本保障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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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科)将城市的改革发展与城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进行了有机结合,充分利用网络与信息化手段,率先提出了全新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六个一”理念,即一个开放的体系架构、一张天地一体化的城市信息服务栅格网、一个通用功能平台、一个数据体系、一个高效的运行指挥中心和一套统一的标准体系。其中,统一的标准体系、通用功能平台和城市运营管理中心是新型智慧城市运行的关键所在。
制定一套统一的标准体系
“对于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建立全新的标准体系和规范。以前我国发展信息化,不同系统之间仍然是隔离的,数据和信息并不能融合处理,因此新型智慧城市需要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通过统一的标准化体系,将数据进行整合。”中国电科公司董事长熊群力说。
标准规范是新型智慧城市规范、有序、健康发展的核心保证。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电科率先与深圳、福州、嘉兴等首批“新型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开展战略合作,并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制定形成指导新型智慧城市的统一标准。
该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中国电科从全局角度,自上而下对体制机制变革和系统体系建设进行统筹考虑,着重开展了基础理论、技术研究、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网络和信息安全等工作,并就此提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愿景、总体架构建设重点和计划进度等。
此外,该标准还能够结合不同试点城市的发展特色,有针对性地提出民生服务、城市治理、创新经济、低碳绿色、通用功能、公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项目规划和实施路径。
建设一个通用功能平台
全国各地快速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一系列共性问题不断暴露:城市资源缺乏有效利用;城市运行数据过于分散、独立;城市服务无法实现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的综合业务协调处理;城市业务应用难以互联互通操作;城市运营安全生态脆弱等等。
为解决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国电科提出了构建一个以数据的开放共享和融合利用为核心,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数据融合、网络安全等技术,将城市应用的共性能力集成到一起,做到信息共享、开放、安全的通用功能平台。
中国电科首席科学家郑爱民介绍,通用功能平台由城市数据资源、核心服务、数据服务和通用业务服务组成,着力于解决以下实际问题:
针对城市资源的使用不能统一进行管理和监控的问题,平台通过异构资源适配实现在线的资源监管和安全监管,并及时应对系统的动态演化;
针对城市信息孤岛情况严重的问题,平台提供城市数据采集、综合处理、关联分析,形成基于融合数据进行城市治理决策和提升综合业务处理的能力;
针对城市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的综合业务处理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平台从底层机制上打破系统边界,让区县、部门、机构和人员之间的信息互通、流程互联和功能互操作;
针对城市信息运行安全的问题,平台提供面向网络空间实体行为全域覆盖、全程监管的安全服务,建立从设备安全、网络安全、云安全、应用安全、大数据安全为一体的体系化安全能力。
据了解,通用功能平台一旦建成,能够汇聚城市资源进行统一配置管理,通过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形成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的综合业务信息和业务处理流程。
建立一个城市运营管理中心
目前,国内城市的行政部门在信息化系统建设方面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并且取得了很多成绩,然而也存在明显短板,突出表现在海量数据信息整合不充分、缺乏开放和共享平台、价值挖掘不够深入等方面。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承载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社会、经济活动,城市运行的方方面面相互耦合越来越紧密。”中国电科城市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陈沁表示,传统的按照细分业务领域对城市进行管理的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电科通过建立城市运营管理中心,从城市状态实时监测、城市异常智能预警、关键问题智慧决策、重大事件协同处置、事件深度学习、预警和决策模型自动训练这六方面,实现以数据和认知驱动的城市运营管理新模式。
该中心的目标定位为城市数据汇聚融合和价值发掘的数据运营中心,以及各类城市事件跨部门协同处置的业务运营中心。重点做好城市运行展现与监测预警、协同处理与联动指挥、运行仿真与统筹规划、数据开放与信息服务、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等五大业务,实现城市日常治理、公共服务、应急处置和发展筹划等业务的可视化、可控化、智能化、可预测、可量化评估与持续优化。
关键词:多元谐治;农民志愿者;乡贤动员;新型乡土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 G6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5.01.025
1对现阶段农村治理模式的反思
农村社会治理是指坚持党的领导,在党和政府既定的体制、制度的框架下,运用农村公共权力对农村地区进行领导、调控、管理和共治以实现农村社会有序发展所形成的一种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完全依靠行政命令,政府对基层全权统治模式被“村民自治”的治理模式所取代。“村政”是指依靠国家制度的强制力,以依法民选为基础组织自治机构,通过民主集中制而形成内生的行政效力。“民治”是指村民依据意愿行使民主选举的权力,强调村民自己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享有高度的自治。但随着城镇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等多重挑战,其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一方面,村民自治日益行政化,扮演了国家行政体系“末梢”的角色。当村委会运行由自愿动员转变为行政命令,有些地方甚至是行政摊派,极大损害村民的自身利益,村委会遭遇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单一,难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在乡村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问题复杂化的背景下,基层村委以完成上级政府的指令为主,缺乏对话与协商。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急需满足农民多元化需求的多元化治理新模式。
2扶余市农民志愿者参与乡村治理的案例剖析
在传统“村政民治”模式出现问题之时,扶余市的农民志愿者参与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值得借鉴。受传播文化和乡贤文化影响,该市活跃着一支以村容建设和农村德育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自发建立的“精神文明志愿者”组织,由张利和刘佩文发起,并通过道德宣讲、发展志愿服务带头人等手段不断发展壮大。经过近30年的发展,2011年5月,扶余市委宣传部牵头成立“扶余市精神文明志愿者协会”,至今已形成了分布60多个村屯,规模达到300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逐渐成为除了村委会、合作社之外的农村社会治理新主体。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1月到2014年7月末,志愿者们共植松树16435棵,安路灯2639盏,制作宣传牌1727块,立迎宾门78个,用红砖硬化路面10200延长米,农村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概言之,此类农民志愿者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内生性。与外在于受助者的志愿者提供服务不同,农民志愿者都是本村村民,自愿为本村建设出钱出力,体现出强烈的内生性。本土志愿者模式为基层农村的公共服务提供坚实的人力基础,同时保证志愿服务的延续性与持久性。
二是基层文化性。不仅参与村容建设,该志愿者组织强调将精神文明传播作为志愿服务的重要内容。志愿者们利用村里人结婚或老人过生日等人多的机会,以“三句半”、“道德讲演”、“道德小品”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主动开展传统美德等道德宣讲,以激活传统文化道德资源的形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农民自身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化和认可,解决了乡村思想教育分散较难组织的“沙滩流水不到头”的难题,最终实现农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三是成为农村治理的新主体。除了村委会、合作社等农村社会管理的载体之外,村民志愿者组织成为农村和谐治理的新型主体,发挥村民自身的积极性,不仅投身于合作社的互助劳动与村务管理之中,还对积极推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张利的带领下,王家村的志愿者们自愿捐款,耗资近70万元,兴建了近300平米的文化大院,为村民提供文体活动以及学习文化的场所。
四是乡贤动员性。村民志愿者组织充分发挥了以乡村医生、乡村教师、乡村技人等为代表的德才兼备的乡贤在动员村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扶余市农民志愿者首先是在乡贤张利和刘佩文两人大力宣传传统文化和倡导村民德育的基础上发展而起,志愿者们也都对其高度赞誉,认为正是由于乡村贤人的教化,才促使当地农民践行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积极参与到乡村志愿服务中来。
五是长期性。当地的村民志愿者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志愿服务活动,已经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这种新型志愿者形式克服了当下一些志愿服务时间短、盲目性、流于形式、服务与需求难以对接等弊端。
3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新构想
基于对扶余市农民志愿者的经验的借鉴,政府应转变农村社会治理思路,重视农民内生力量,推动建立多元谐治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所谓“多元谐治”是指“政治、经济、德育、善为”和谐治理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也对应着农村社会中四个治理主体,即政治―村委会、经济―合作社、德育―乡贤、善为―志愿者组织。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政府转变农村社会治理思路,重视农民内生力量
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过程中出现了过度行政化的问题。政府应在顶层制度设计的高度上转变过去单一式的行政化控制的治理思路,应给予乡贤、农民志愿者等农民内生力量以充分的肯定与支持,利用农村自身资源实现自我发展,着重开发农民自身潜力,激活农村社会活力,实现自我长效稳定发展,这是多元谐治模式得以实现的政治前提。
3.2充分发挥“村政”的作用
村委会在部分地区存在国家行政体系的“末梢”发展的趋势,不妨换个角度来看,重视村级自治机构现有的作用,充分利用农村社会资源,发挥村委会在行政体系中的作用,作为一个上传下达的机构。村委会作为村民经过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有责任和义务将村民的建议和意见向上进行反馈,以保护村民利益。同时,村委会可以利用自身村民代表的地位为村级建设争取到更多的行政资源,例如政策支持和财政拨款等。
3.3“乡贤”和“志愿者”成为农村治理的新主体之一
在村委会进行行政管理,合作社发展农业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乡贤和志愿者作为新主体参与农村治理的作用不可小觑。乡贤是指在本地有一定声望并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贡献和才能的地方性人才,而从未离乡离土的乡村能人的作用更是应该激活的乡村治理资源。与强调乡贤返乡建设家乡的浙江上虞模式不同的是,扶余市更为重视挖掘守土守乡的本土乡贤资源,使其发挥社会声望高的优势,开展道德教育,建立村民志愿者组织,参与村貌建设和村级公共事务管理,培育新型农村公共性。
3.4“德育”与“善为”成为建构新型乡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
公共性是指在维护私人权益的基础上,公共权力机构公正分配公共资源,同时激活私人的公共意识,共同参与到资源的合理分配中来。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性曾出现危机,村委会的公共服务功能一度衰退,农民的公共意识难以被激发。扶余模式中的“德育”和“善为”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成为建构新型乡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农民志愿者在农民认知方面重视“德育”的重要性。乡贤开展传统美德宣讲,通过道德讲堂、文化论坛等多种形式,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并将其逐渐内化于每个村民心中。在农民的行为方面重视“善为”的重要性。乡贤通过身体力行、互助帮扶等方式,利用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声望,动员村民通过义务劳动、捐款捐物等方式开展志愿服务,不仅积极参与农村风貌建设,还引导村民摒弃赌博等不良恶习,转变社会风气。
3.5“谐治”成为农村新型治理模式的核心框架
所谓谐治,就是治理主体各方形成一种目标明确、权责合理、交叉互动、互为依托的关系,成为一种完整和谐的治理架构。目标明确。不论农村社会中存在多少治理主体,但是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美好的农村社会环境。目标明确能促进各方合力,力量集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权责合理。村委会、合作社、乡贤、农民志愿者等村级治理的四大主体都有各自的分工职责。村委会负责政策与资源的上传下达,位于村民自治层面,合作社为农村建设提供经济基础,乡贤在开展德育教育、动员村民方面作用突出,农民志愿者则是其中最活跃的力量,是道德教育的践行者和村屯各项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交叉互动、互为依托。“谐治”并非分治,而是一种互动式的和谐治理。以乡贤开展的德育教育为整合核心,村委会负责村中行政事务,同时给予农民志愿者大力支持;农民志愿者带动普通村民开展道德文化建设,提升村民文化素质,使村委会的管理更加方便;合作社在受到农民志愿者的帮助和支持的同时,村委会可以为合作社争取资源。各方在相互支持中得以发展,形成一个和谐良性的农村治理系统。
4结论与进一步构想
“政治、经济、德育、善为”和谐治理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是在扶余市农民志愿者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提炼与总结而提出的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构想。实践证明,中国农民具有巨大的创造性,农村社会是制度创新与新模式探析的广阔土壤,只有立足农村社会,充分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依靠农村内生力量,才能打破农村社会治理的困境,才能促进农村社会进步。当然,依靠内部力量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借助外部资源助推发展。例如建立高校资源与农村志愿服务对接机制。高校可以组织志愿者或社会工作的专业团队以暑期活动或专业实习的形式进驻村屯,在其中扮演协调联络与鼓励支持的角色。利用大学生的活力与创新意识辅助乡贤进行道德宣传。社会工作专业团队可以利用个案心理辅导、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知识帮助农民志愿者队伍朝专业化、高效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这些方面的建设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其可行性,农村社会未来的新型发展模式的建立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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