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精神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公共行政的精神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XXXXX：

分中心工会委员会为了更好开展工会活动，使工会经费更好为工会会员服务，根据《<河北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相关文件规定，经分中心工会委员会研究，近期将参加上级工会文艺汇演活动，经费预算如下：

分中心工会组织舞蹈与歌唱参加上级工会文艺汇演活动，其中舞蹈组10人，每人服装费800元，共计8000元，预计聘请舞蹈老师18次/每半天，标准每半天不超过500元，授课费预计开支9000元；歌唱组2人，每人服装费800元，共计1600元，伴舞及编导费7600元，预计聘请声乐老师39次/每半天，标准每半天不超过500元，授课费预计开支19500元；演出制作费8000元，此项活动费用共计52100元。

因分中心工会经费不足，今特向分中心申请行政补助，望批准！

第2篇

【关键词】军队；政工人才；理性；理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G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6-0054-01

1 理性批判精神的历史回顾

对照启蒙时代的基本特征，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启蒙时代就是树立以理性为权威的时代，它的核心精神就是理性的批判精神，因此十八世纪也可称为理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启蒙思想家常常这样说到，理性的太阳高悬在地平线上，以最鲜艳的光辉照耀着大地。

1.1 理性批判精神的来源:在启蒙思想家眼中，理性来源于天赋，是人类与生俱来精神状态。在《百科全书》中这样记录到：理性是指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人们通过它能够摆脱的束缚而获得更多的真理认识。理性批判精神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对过去的总结。理性批判精神是一种思维品质，而一种思维现象往往需要从以往的实践活动中得出可以加以总结、归纳的实质与内涵。理性批判精神，在某一个侧面可以表现为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也就是说，理性批判精神，是对历史总结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过去的实践中获得智慧和力量。二是来源于对当下的审视。理性的批判精神还离不开对当下的一种理解和批判。对于现在的审视，即是对人生本质意义上的审视，是向生命本源上的回归。在这种意义上说，理性的批判精神就是来源于人性。三是来源于对未来的预见。只有对未来的科学预见，才能表现为理性的批判精神的内涵。对未来的预见，也是理性批判精神产生和发展的不竭源泉。

1.2 理性批判精神的含义:理性批判精神主要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自主探索的精神。人类意识的自主，表现为用理性的视角去看到世界。人类不再依赖于任何的权威，任何意识的产生，其决定作用的是自己的理性。二是批判探究的精神。在西方历史当中，理性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而理性就在于去批判、去质疑。理性批判精神更是一种敢于质疑、敢于否定的精神。三是开拓创新的精神。理性的批判精神并不是单纯的批判、单纯的否定，而是把理性的元素贯穿到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在不断创造、不断创新的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 理性批判精神的现实意义

伟大的实践呼唤着理性批判精神，政工人才的成长呼唤着理性批判精神。

2.1 理性批判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在对的继承与发展之上，而这种继承发展，体现为理性的批判精神的作用层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把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实践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而理性的批判精神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2.2 理性批判精神是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客观要求:当前，中国处在重要转型阶段，需要理性批判的眼光注视发展的事业。同样，人民军队的发展也面对着诸多的机遇与挑战。随着国境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军队内部的结构变化，人民军队要朝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宏伟理想前进，围绕主题主线推进军队各项建设，就需要有一种强大的思维工具。理性批判精神，就是要全面审视军队建设，用敏锐的目光去关注军队建设中的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军队建设的实践，而科学的理论一定是具有理性批判精神。

2.3 理性批判精神是革命军人完善自我、成长成才的根本保障:作为人类文明中的一员，应当以理性的眼光去关注自身、关注自我的发展。理性批判精神，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迫切需要。用理性批判精神去审视自己的成长道路，真正实现中国传统士族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性批判精神，也是革命军人成长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进步的诸多的方式，需要一种心理状态贯穿始终，这就是理性批判精神。

2.4 理性批判精神是对政工人才的特殊使命的特殊要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巩固和提升部队战斗力的根本保证。政工人才是政治工作的实践者，其素质直接影响着政治工作的开展。因此，可以这样说，政治工作开展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要求政工人才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

3 理性批判精神的时代要求

树立理性批判精神，首先应当从政工人才的自身出发。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的把握成才的内因，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此外，也应当重视外因的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1 规范对待理性批判精神的科学导向:理性批判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再有价值的事物也需要有正确的方向，才能指导实践活动正常的开展。理性批判精神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的框架内运行。以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去充实、完善理性批判精神。让理性批判精神在理性批判当中不断发展，焕发出时代的活力。

3.2 营造对待理性批判精神的和谐氛围:理性批判精神在指导实践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对一些事物的否定。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生利益的冲突。为了避免理性批判精神遭到抵制和扼杀，社会应当为其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在这种和谐的氛围当中，并不对理性批判精神的一味的包容或者抵制，而是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对待这一精神的审视。

3.3 牢固树立理性批判精神的分析视角:理性批判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求真求实的精神，是对绝对真理的追求。树立理性批判的精神，就是要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培养一种以理性批判的视角审视世界的习惯。在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政治工作中，理性批判的视角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深入分析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握时代的脉络。理性批判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时代的眼光。军队的建设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政治工作的开展也应当适应时代的要求。

参考文献

第3篇

沈阳巿精神卫生中心，辽宁沈阳 110044

[摘要] 目的 探讨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血清睾酮的含量与其攻击行为的相关性研究。方法 选取该院2012年2月—2013年10月住院治疗的男性精神分裂患者100例入组，根据MOAS量表及暴力史分为研究组（有攻击行为，MOAS评分≥5分）50例患者和对照组（无攻击行为，MOAS评分≦5分）50例患者，比较两组血清睾酮水平，两组的PANSS因子分、MOAS分量表分别与血清睾酮水平之间做相关分析。结果 研究组男性睾酮含量为（4.60±1.18）mg/mL，对照组男性睾酮含量为（3.87±0.79）mg/mL，两组相比研究组患者睾酮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研究组男性睾酮含量与MOAS的量表评分攻击行为呈正相关（P＜0.05）。结论 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睾酮含量变化与MOAS的量表评分攻击行为呈正相关。

关键词 血清睾酮；攻击行为；MOAS；精神分裂症；男性

[中图分类号] R7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12（b）－0064-02

研究发现，精神分裂患者通常高发攻击行为，且难预测后果，难控制危害。精神分裂患者的攻击行为不仅影响自身，而且威胁他人安全，可能在生活或工作中带给家人或他人不便和麻烦，也给社会和家庭增加负担和危害。因此，近年来精神分裂症攻击行为的研究越来越多，专家致力于研究患者攻击行为的相关因素及作用机制[1]。有研究认为精神分裂患者中枢5-羟色胺功能下降，直接影响患者血清睾酮水平，而研究发现精神分裂患者攻击行为与血清睾酮水平变化有正相关性[2]。该研究对2012年2月—2013年10月住院治疗的反复暴力攻击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清睾酮水平的变化，及其余攻击行为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首次住院治疗的男性精神分裂患者100例入组，根据MOAS量表及暴力史分为研究组（有攻击行为，MOAS评分≥5分）50例患者和对照组（无攻击行为，MOAS评分≦5分）50例患者。两组患者均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年龄20~30岁，平均年龄（25.7±1.4）岁，病程1个月~3年，患者无其他精神障碍，无心肝肾疾病，未服用影响垂体激素分泌的药物，无甲状腺或其他影响激素分泌的疾病。入院一周后，采用修订版外显攻击行为量表（Modified Overt Aggression Scale，MOAS）对患者进行评分。根据评分与有无攻击性行为分组，研究组和对照组年龄、性别、病程等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两组一般情况见表1a、表1b。

1.2方法

血清睾酮的测定：首次入住该院治疗精神分裂的患者根据入选标准入组，在住院一周内，由护理人员在患者空腹时采血3 mL，离心处理后，提出血清，采用增强化学发光法测定患者血清睾酮的含量（Testo）。

患者入院一周内，进行MOAS量表及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评定，评定均由医生进行评定，减少评定误差。MOAS包括四个攻击因子，分别为言语攻击、自身攻击、他人攻击，财产攻击。PANSS包括五个评定因子，分别为认知缺损、阳性症状、兴奋敌对、阴性症状、焦虑抑郁。

1.3统计方法

采用spss14.0测定临床检测所得到的数据，采用χ2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进行检验，采用Pearson和Spearson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学相关性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对照组与研究组

血清睾酮的含量（Testo）的水平与两组血清TT4、TSH、TT3、FT3、FT4的水平的比较，研究组Testo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研究组与对照组PANSS评分的比较

研究组兴奋敌对、认知缺损、阳性症状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分析两组PANSS因子评分与Testo水平的相关性

研究组和对照组PANSS因子评分与Testo水平之间无显著相关性（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4和表5。

2.4分析两组MOAS因子评分与Testo水平的相关性

对照组各因素与Testo水平无显著相关性（P>0.05），研究组MOAS评分中的他人攻击因子评分与Testo水平呈正相关（r=0.325，P=0.045），其余MOAS因子评分与Testo水平均无显著性相关性（P>0.05），具体因子评分分析见表6和表7。

3讨论

研究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与哪些因素相关，诸多研究发现，攻击行为与患者妄想症、幻听、多疑多思、幻想、敌意及容易被激怒情绪不稳定有关[3]。也有研究证实，患者血清Testo水平的变化与攻击行为正相关性。国内有学者研究认为其作用机制是精神分裂患者中枢5-羟色胺功能下降，直接影响患者血清睾酮水平，进一步影响患者攻击行为。也有学者研究发现人类攻击行为的产生与类固醇激素皮质醇和睾酮有很大关系，类固醇激素皮质醇和睾酮在影响攻击行为中起到关键作用，类固醇激素皮质醇和睾酮水平的变化，或高睾酮或低皮质醇，有促进攻击行为发生的作用[4]。也有临床研究证实，人类攻击行为冲动的产生与5-HT1A受体的分布有关，性激素影响5-HT1A受体的活性，也与攻击行为有相关性，受体活性的改变，使得人类容易发生攻击行为，容易冲动[5]，对于攻击行为的相关因素，国内文献研究并不一致。黄云、方群经过研究分析临床试验，发现精神分裂症攻击行为与雄激素无关，但是具体相关因素并未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需要进一步研究[6]。周朝昀等研究学者研究发现，酮可能起调节5-HT1A和5-HT1B受体活性，但是对攻击行为是否有影响或作用并未有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未明确其与攻击行为的相关性[7]。该研究表明：研究组男性血清睾酮（Testo）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明显高于对照组，且研究组患者MOAS里对他人攻击评分与攻击行为呈正相关（r=0.325，P=0.045）。攻击行为与5-羟色胺功能是负相关，5-羟色胺功能功能改变，影响攻击行为的产生。当功能下降时，通过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作用，影响血清中睾酮（Testo）的水平，血清中睾酮（Testo）的水平升高，促进攻击行为发生。除此之外，血清中睾酮（Testo）的水平的改变，也会影响5-HT1A和5-HT1B，因为睾酮可调节5-HT1A和5-HT1B受体活性，进一步影响攻击行为。进一步分析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发现，男性5-羟色胺的功能异常与攻击行为相关性高于女性，雄性激索尤其是酮与攻击行为的形成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可能是性激素的不同，对5-羟色胺调节左右不同，导致男女差异。但是研究并未发现精神分裂患者的血清睾酮水平超标，因此研究可证实血清睾酮水平与攻击行为有相关性，但不能作为攻击行为的指标。

参考文献

[1]刘桂花，苏磊，崔开艳，等.精神分裂症患者冲动伤人与其冲动性人格特征及相关因素的研究[J].精神医学杂志，2009，22（6）：434-435.

[2]Siever LJ．Neurobiology of aggression and violence[J].Am J Psychiatry， 2008，165（4）：429-442．

[3]Stalenheim EK，Wide L．Serum levels of thyroid hormones as biological markers in a Swedish forensic psychiatric population[J].Biol Psychiatry，1998（43）：755-761．

[4]Terburg D，Morgan B，van Honk J． The testosterone-cortisol ratio： A hormonal marker for proneness to social aggression[J].Int J Law Psychiatry，2009，32（4）：216－223．

[6]黄云，方群.精神分裂症有无凶杀行为者雄激素水平研究[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5，15（5）：279－280.

第4篇

关键词：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现代审视；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325-02

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采用民办机制办学。尽管独立学院依托公立母校主体，但独立学院采用民办机制办学的特殊性，使其在行政管理方面与公立院校又有所不同，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引入人本思想，提高独立学院行政管理效率，发挥管理和行政职能，有效地完成学校工作任务，让行政工作更好地为教学科研等核心工作服务，对独立学院的发展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管理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学校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审视当前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可以得出其存在行政服务职能尚显薄弱、人本服务意识不够强化；垂直式行政机构效率低、行政管理制度不够健全；行政人员素质发展不均、系统业务培训不够完善；行政人员待遇相对较低、职业归属意识不够深入等困境，基于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内在原则即人本化原则、效率化原则、职能化原则的考察，得出树立人本化管理理念、强化工作服务意识；组建学习型管理团队、提高整体业务素质；建立扁平式组织体系、扩大系部的自；健全人文性关怀机制、加强职业的归属感等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应对之策。

一、困境透视：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问题解析

独立作院作为一支新兴的办学产物，行政管理工作亦处于摸索与完善的阶段。独立学院既依托母体院校又独立办学的特性，决定了其行政管理工作也要与母体院校采取不同的模式与理念。审视当前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总体上呈现行政服务职能尚显薄弱、人本服务意识不够强化；垂直式行政机构效率低、行政管理制度不够健全；行政人员素质发展不均、系统业务培训不够完善；行政人员待遇相对较低、职业归属意识不够深入等困境。

1.行政服务职能尚显薄弱、人本服务意识不够强化

行政服务职能是行政工作的重要职能，这一职能也与“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与“科学发展”的发展意识相吻合。高职行政管理部门则需定位于为科研、教学、教职工与学生的各项事业提供服务与保障。然而，当前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中仍具有一定的官僚色彩， 服务意识淡薄、服务效率低下，将自身的行政色彩浓于服务色彩，进而影响工作效率。总体上出现行政服务职能尚显薄弱、人本服务意识不够强化的现象。

2.垂直式行政机构效率低、行政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独立学院在短暂的办学历程上，并未形成成熟的行政模式与管理制度，大体上沿用母体院校的垂直式行政机构，即“董事——院——系”的垂直式体制，各层级被规定于不同的层级上，层层递进，由高到低，权力也依据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配置，由高到低，由集中到分散，以上级的命令的形式将任务与要求通知并贯彻于下级。然而垂直式行政机构效率较低，既不利于沟通与积极性的发挥，还可能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从而增加行政成本，权责不明。此外，行政管理制度也不够健全，对于例会制度、财政制度、人员选聘制度、绩效管理等制度都未能健全。可以说呈现垂直式行政机构效率低、行政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的问题。

3.行政人员素质发展不均、系统业务培训不够完善

行政人员的素质是影响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因素。行政人员在素质上大体上要求有较好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管理等能力。然而，当前行政人员素质的发展不均，且存在重使用、轻培养的现象。在行政人员的职责定位上也存在误差，如部分领导将行政人员定位于接待、打杂、处理公文等事务，在人员的配置上不能做到各尽其能，也未将其与兴趣爱好、性格等相链接，使行政人员的素质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行政人员的专业与行政管理的岗位也常存在不匹配、不符合的情况，由此则导致人人不能尽其才的被动现象。当前独立学院行政人员素质在上岗前对自己工作尚处模糊，对自己工作的规划也不清晰，系统业务的培训也不够完善，因此总体上出现行政人员素质发展不均、系统业务培训不够完善的困境。

4.行政人员待遇相对较低、职业归属意识不够深入

独立学院的行政人员普遍存在发展与待遇上的困境，其发展与待遇普遍低于教学一线老师，加之其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行政人员普遍存在职业归属感不强的问题。职业归属意识的不够深入，则容易导致队伍的不稳定、工作积极性的不高、工作效率的不强，使行政部分组建合理、协作、稳定的梯队陷入一定的困境。

二、原则考察：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内在原则

基于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问题解析，考察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内在原则，得出人本化原则、效率化原则、职能化原则是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内在原则。

1.人本化原则

人本化原则即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发展为基点，人的需求为导向，发展人、引导人、帮助人。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其本质上是人的工作，要改变传统刻板的行政思维与行政方式，加强人本化意识，既提升自身个体的主动性意识，也提升服务对象的人本化意识，真正的形成人人资源共享、人人齐头并进的和谐式工作氛围。

2.效率化原则

效率化原则即以效率为标杆，以成效为要求的工作原则。独立学院既有教育事业的公益性，也有民办企业的盈利性，因此既需要秉承人本化原则，也要注重效率化原则。当前垂直式的行政管理体系既不利于工作效率，也不利于工作氛围的营造。垂直式的行政管理体系还往往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影响工作效率，效率化原则也理应成为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内在原则。

3.职能化原则

职能化原则即以职能分工为标尺，注重职能的配置、职责明确，人尽其职。职能化原则使职能的分工明晰化，健全相应的职能制度，既不使行政管理机构的臃肿，也不至于部分职能的缺失，也避免出现部分职能“一人多岗”，也不出现“一岗多人”的矛盾现象。简言之，人本化原则、效率化原则、职能化原则是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内在原则。

三、对策前瞻：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应对之策

基于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问题解析及内在原则，得出树立人本化管理理念、强化工作服务意识；组建学习型管理团队、提高整体业务素质；建立扁平式组织体系、扩大系部的自；健全人文性关怀机制、加强职业的归属感等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应对之策。

1.树立人本化管理理念、强化工作服务意识

人本化管理理念是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也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相吻合。人本化管理理念即把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落实于师生的服务，包括教学的服务、生活的服务、管理的服务等，切实把握学生的心态，营造良好的人际文化氛围，创造良好的精神氛围。同时强化服务意识，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才能具备活力和生命力，才能够把高校各个组成部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同时，教师和学生应该尊重学院行政管理工作、尊重行政管理人员，要努力实现全体师生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共同创建和谐的校园人文氛围。

2.组建学习型管理团队、提高整体业务素质

学习型组织理论既是当前组织的重要理论，也是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队伍发展应有的组织理念。学习型管理团队即保持学习的意识，不断推进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学习方式、组织方式，在积极学习、不断成长的氛围中提高整体业务素质。学习型管理团队的组建可通过学习讨论、讲座、交流、技能大赛、文体活动、学术活动等多样化的方式实现，既提升整体素质，也形成良好的团队文化。

3.建立扁平式组织体系、扩大系部的自

垂直式组织体系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借鉴公司企业当前运用较广泛的组织管理结构，扁平式组织体系或许是一个合适的选择。扁平式组织体系既改变垂直式组织体系层级式的管理模式，将行政权力适当下放，精简机构。如现在较多的独立学院实行的二级管理制度，将一部分人事权力、资源配置权等下放给下属系部，由于系部是直接接触师生的基层单位，扩大系部自，便能满足师生需求，更好地服务于师生。

4.健全人文性关怀机制、加强职业的归属感

人文性关怀机制从工作人员的生活、工作情况等点滴出发，注重其职业的发展规划，满足其适当合理的要求，以稳定行政人员队伍，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在人事安排制度上也尽量综合考虑个体的兴趣、专业、爱好等，真正从人出发，关怀人、关心人、帮助人，健全人文性关怀机制，真正加强职业的归属感，也为职业发展的稳定梯队培养奠定基础。同时，也借鉴一定的激励机制，健全科学的行政管理制度，真正使人尽其才，人尽其用，提升工作效率。简言之，审视当前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可以得出其存在行政服务职能尚显薄弱、人本服务意识不够强化；垂直式行政机构效率低、行政管理制度不够健全；行政人员素质发展不均、系统业务培训不够完善；行政人员待遇相对较低、职业归属意识不够深入等困境，基于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内在原则即人本化原则、效率化原则、职能化原则的考察，得出树立人本化管理理念、强化工作服务意识；组建学习型管理团队、提高整体业务素质；建立扁平式组织体系、扩大系部的自；健全人文性关怀机制、加强职业的归属感等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应对之策。

参考文献：

[1]那薇，曹国林.独立学院管理的研究与实践[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2]苗玉宁.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3]阙海宝.独立学院运行与决策分析[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第5篇

一、整合资源抓创新，全面建设政务公开“两网互动”平台

政务公开的渠道很多，资源丰富。为实现资源增值利用，我们把“依托信息手段，整合现有资源，创建互动平台，提高监督水平”，作为创新的重点。

对内，从监督行政管理权入手，在全省国税系统率先开发政务公开软件。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我们从去年3月中旬开始，集中力量研制内部政务公开软件，于今年初全面推行。软件功能定位可以用“全、新、严”三个字概括。“全”，是指公开内容全。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总体要求，将系统干部普遍关心和涉及干部利益的有关事项、容易产生不廉行为的主要环节，作为公开的主要内容，对内实行人事、财务、行政、廉政事项“四公开”，共设置4个一级科目、19个二级科目、78个三级科目，覆盖了人、财、物、廉政建设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环节。“新”，是指软件设计新。明确过程公开、主要环节公开、结果公开，每个公开科目都设计了流程图，实行流程按钮控制，杜绝人为干扰。“严”，是指公开程序严。本着“没有不公开的事项，只有公开范围不同”的指导思想，按照软件设定的规定程序及时公开，杜绝怕惹麻烦、怕担责任、回避矛盾而有意缩减公开内容的现象，确保公开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时效性。软件的研制和运行，引起省局领导的关注，先后两次赴泰作专题调研；并荣获市纪委20__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创新成果奖。

对外，从监督税收执法权入手，在全市市级机关中率先开通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网。根据市里统一部署，从去年4月底开始，全面清理审核税收执法权，做到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征收和行政救济等十公开，共清理上报税收执法权56项，并据此编制税收执法权职权目录；按照减少层级、理顺分工、提高效率、方便办事的原则，依法制定并公布税收执法权力运行流程图，标明承办单位、办理制度、职责要求、监督制约环节、投诉举报途径和方式等。去年7月，在全市率先开通税收执法权公开透明运行网，向全社会公开职权目录和职权行使流程图，公开权力运行过程，建立权力运行记录。今年以来，我们按照省、市要求，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编制、公布办税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切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网的日常维护和信息工作，及时向社会和广大纳税人公开能够公开的各类涉税信息，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不完备而引发的税收执法公允失范。这些工作多次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并作为市级机关代表在全市政务公开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

二、健全制度抓深化，稳步推进政务公开深入开展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在做好硬件建设的同时，在政务公开的“公示、承诺、监督、追究”四个方面建立了公开预审、投诉处理、责任追究、考核评议等具体运作办法，真正做到公示让群众明白、承诺让群众放心、监督还群众权力、追究为群众作主。

一是在公示方面，建立预审备案制度。对涉及纳税人切身利益、干部普遍关心的重要事项、重要文件，实行“预公开”制度，在正式决定或发文之前，公布方案，下发讨论稿，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并进行调整修订后，再正式。如职权目录和流程图，都是几易其稿，才上网公开。对稽查办案、税收征管、纳税评估、税收服务，以及人事改革、竞争上岗等方面的制度出台，都是经过上下讨论、充分酝酿、广泛征求意见才正式实施，夯实了政务公开基础。

二是在办税方面，建立公开承诺制度。紧紧围绕规范行为、规范权力的目标，先后通过《泰州日报》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各界文明办税“八公开”制度，公开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税收政策法规、办税结果、社会监督渠道和责任追究等，明确办事时限、办事质量和办事纪律；办税服务承诺制度，从税务咨询、税务登记、发票购领、税收优惠政策受理核批、举报案件受理等方面明确若干承诺举措，做到有诺必践。

三是在监督方面，建立公开评议和投诉处理制度。坚持内外监督结合，构建多元监督网络，自觉接受监督。各单位均设立了监督岗、监督箱和投诉电话，监督干部日常办税行为，受理纳税人投诉事宜，规范干部权力运行。在国税网站设立局长信箱，受理群众意见和建议，处理市长信箱、书记信箱、市长电话批转的涉税事项和矛盾纠纷。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共受理纳税人、

基层干部以及上级批转办理的来电、来访共56件，办结54件，办结率达96%，群众满意率达98%，受到了上级部门的好评。

四是在目标管理方面，建立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的意见》，把政务公开工作纳入全年目标管理考核，并逐步形成相配套的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办法，量化考评标准，增加分值比重，明确纪律责任、处理依据和标准，使责任追究有章可循。在推行政务公开过程中，对工作效果不明显、群众不满意的，认真查找原因，切实加以整改；对搞假公开、虚公开、欺上瞒下、侵犯纳税人和干部权益等违纪行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责任追究，真正从制度上确保政务公开的经常性和持久性。

三、统筹兼顾抓结合，努力提高政务公开工作效能

政务公开是一项政策性强、专业性强的系统工程，我们努力克服“为政务公开而政务公开”的单纯片面观点，着重突出“三个结合”，发挥政务公开联动效应。

1、把政务公开与坚持依法治税相结合，规范税收执法行为。以深入推行政务公开为契机，全面推进执法责任制软件，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促进执法责任制落实，做到执法权限法定化、执法责任明晰化、执法追究信息化。全面运行执法风险预警系统，深入开展税收执法检查，严格落实考核工作，实现税收执法检查工作的参数化和常态化。强化大要案公开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大要案审理水平。研究制定政策执行情况反馈报告工作考核办法，提高政策公开度和执行力。

第6篇

    杨澜是著名的电视人，她回忆自己童年受到的教育时说：“父母的独到之处就是老让家务，我在家里是独生女儿，他们觉得女儿太懒了，可能嫁不出去，所以有很多固定的家务是我做的，比如拖地，扫地，倒垃圾，打开不，换煤气都是我做的。高中的时候，家里买菜也是我的事。他们给了我一个很自然的环境，我想他们对我最好的教育就是他们的感情非常融洽。我生长在一个非常亲密的家庭当中，一家三口关系非常亲密，到今天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在同龄的孩子们当中是不多的，我小时候天真地认为全世界的孩子都跟我们的家一样，长大以后才知道我是非常幸运的。”

    上中学时的杨澜并不是那种聪慧过人的女孩，当然也就不是那种巧解难题的高手，她颇为自诩的是：考试时基本分上她从来一分不丢，地理历史这种需要死记硬背的科目，随便问哪道题，她马上就能说出是在哪一页上。这当然是建立在她刻苦记忆的基础上的。而且凡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她没一样不是完成得仔仔细细。

    上了大学之后的杨澜骨子里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你能相信杨澜曾经因为听力课听不懂而特别沮丧吗?

    那时好多同学听力能得A，杨澜老是得A-、B+什么的，这让她非常苦闷，每天晚上都在日记里写上：明天开始我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一定要充满信心地把自己的听力提高上去。但是第二天一上听力课，还是听不懂。

    妈妈一度害怕杨澜因为挫折感太强得了自闭症。但通过妈妈的支持、她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刻苦的学习，半年多之后，杨澜的听力慢慢上来了，她才恢复了信心。

第7篇

我局紧紧围绕此次会议的目标，积极学习、传达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并结合我局实际工作及时调整工作目标，明确工作措施，力争把会议提出的任务和要求转化为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工作，为法治政府建设贡献力量，现将贯彻落实状况汇报如下：

一、传达学习会议精神。

我局主要领导认真学习了某某领导的指示及会议精神，分管领导按照主要领导领导要求，带领分管业务处室学习会议精神，结合具体业务逐条对照落实。通过这次对会议精神的学习，切实让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都学有所思，学有所得，达到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指导实践的目的。

二、草拟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安排

草拟我局《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安排》，按照《2020年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全面推进我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三、加强内部工作

开展数据共享开放绩效考核，引导各部门、区（市、县）、开发区加快推进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及数据应用工作，进一步释放政府数据红利。

四、深入开展政府规章清理工作

第8篇

[关键词]慢性精神分裂症； 整体护理； NOSIE评定； 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 R74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0）-11-206-02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病情稳定后，尽管精神药物能有效控制精神症状，但对受损的社会功能及精神残疾却无能为力，会有明显的社会功能下降，主要表现为行为退缩、兴趣缺乏、孤独、情感反应平淡，学习、生活、工作及社会能力下降，很难适应家庭生活，近年来，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逐步由单一药物治疗向药物治疗与心理社会干预的综合治疗康复措施方面发展。我院于2007年1月～2009年6月对150例住院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实行整体护理，并与145例采用常规护理的患者进行对比，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07年1月～2009年6月我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入组标准：①符合CCMD-3中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1]；②病情控制；③SSPI评定精神残疾三级以上；并排除其他严重躯体疾病及智能障碍者，共295例，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组150例，年龄22～71岁，平均46.7岁；病程10～42年，平均21.6年，服药折合氯丙嗪为380 mg/d。对照组145例，年龄19～69岁，平均45.2岁；病程12～39年，平均19.8年，服药折合氯丙嗪为320 mg/d。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服药剂量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方法干预组150例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基础上予以整体护理，对照组145例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基础上予以常规护理。

整体护理主要是以患者为中心，以现代护理理论为指导，把患者看作一个整体，从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精神等方面全方位考虑患者的问题，根据不同问题予以相应的护理措施。精神分裂症患者整体护理的具体内容[2]: (1)健康教育:①精神疾病的基本知识，如疾病诱发因素，临床表现及如何防治复发的知识。②用药的注意事项: 按医嘱用药，常见的药物副作用。③心理卫生知识。(2) 行为技能训练方面，其方式采用引导、示范、评估、矫正指导等，训练目标可与患者协商制定。主要包括:①加强日常生活能力的训练：由护士督促患者按时起床，洗漱卫生，衣着整洁，同时整理好个人床铺，管好自己的物品等等，目的是矫正患者生活懒散，卧床少动及不良的卫生习惯，及时纠正各种不良行为，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可以采用代币疗法，物质奖励，矫正行为。②加强社交能力提高的训练：护士应该主动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增进护患感情，改善护患关系，鼓励患者积极与别人沟通，主动与他人交流，逐步提高患者的社会交往的能力。③加强行为技能的训练：根据患者的个人特点、爱好及精神状态，由护士积极组织患者参加一些简单的劳动或手工制作等等。如制作工艺品、绘画、做玩具或者其他。可以采用奖励制度，按劳取酬，以增进患者的自信与自强，并激发患者的劳动创造性及积极性，增强行为技能，适应现实生活。④鼓励患者积极参加工娱疗活动：根据病人的爱好、兴趣及需要，制定不同的文体娱乐活动，尽量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如打扑克、下棋、唱歌等，以分散其注意力，减轻不良情绪，鼓励定期写心得体会，并给予正确的心理疏导，帮助他们掌握处理突发事件的技能，提高其心理安全感，调动主观能动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增强其自信心及自我护理的能力。⑤定期每周与家属见面，家属的探视人员可以不固定，提倡亲戚朋友轮流探视，在探视后要求患者相互谈论心得，以改善情感平淡的现象，并要求患者提出合理性的建议和意见。⑥采用奖励制度，要求患者每周进行互相评比，尽量做到让每一位患者发言，对表现突出的予以奖励，对于表现差的予以精神上的鼓励。

1.3评定工具 用住院患者护士观察量表[3](NOSIE)在入院时、入院后1月、3月、6月、12月对两组患者分别进行评定。此量表主要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行为进行评定，用于观察患者的表现治疗后变化，可评定治疗及护理后的效果。

1.4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1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 检验，x±s表示。

2 结果

NOSIE 测评，在干预后的1月、3月两组在改善患者的症状、生活自理能力、适应等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6月、12月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两组患者NOSIE评分总分比较，见表1。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类以思维、情感及行为的分裂，精神活动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为主要特征的常见精神病[4]。本病病程快慢不一，约有25%的患者可临床痊愈，约有16%的患者衰退。本病的特点是慢性迁延、反复发作，严重损害患者的社会功能，从而影响其生活质量。精神分裂症的恢复过程实际上是患者社会再适应的过程[5]。长期住院精神病人社会功能缺损的严重程度与其住院时间有一定关系。本人用社会功能缺陷量表对住院8个月以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连续6个月的社会功能测评，结果患者社会功能缺陷发生率为100%，PANSS总分、病情严重程度、病程和住院时间及住院次数相关[6]。目前我国大部分精神病医院为封闭式管理，患者活动于病房与工娱室之间，生活单调而刻板，再加上住院时间长，不能感受外界生活事件的应激，患者的社会功能和生活技能出现严重退化。临床实践证明，恢复期只停留在单纯药物治疗加常规性护理不能解决疾病的康复问题[7]。本资料研究发现，整体护理的实施有助于社会能力、社会兴趣，保持卫生整洁及稳定的情绪，而在初期与常规护理无明显差异。随着时间延长，干预组疗效明显增加，同时社会功能缺陷程度也明显降低。整体护理是以现代护理观为指导，以护理程序为核心，将临床业务与管理的各个环节系统化的工作模式，以患者为中心，发现和解决患者在生理、心理、社会文化诸方面存在的健康问题。整体护理的开展提高了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降低了复发率，对恢复期和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显著疗效。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75-78.

[2] 郝伟.精神病学.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3.

[3] 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81-92.

[4] 蔡红霞,王晓慧.现代精神疾病护理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3.

[5] 刘美玲.现代护理与临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2.

第9篇

[关键词] 无抽搐电休克；精神分裂症；执行功能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01-0023-03

临床上应用电休克治疗（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治疗极度兴奋躁动、严重抑郁及经精神病药物治疗后无效的患者皆有明显的效果，但会一定程度上损害患者的认知功能。近年来，在ECT的基础上经过改良，研发出一种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MECT）的电治疗技术治疗方式，具有起效快、并发症少、不良反应轻微、安全性提高及适应证广的优点，已经越来越受到精神科的重视及推广应用[1]。本文通过研究分析无抽搐电休克（MECT）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和执行功能的影响，总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0年12月～2011年12月72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男39例，女33例，年龄22～61岁，平均（48.8±2.2）岁，病程5～13年，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诊断标准[2]，皆排除有酒精或药物依赖的患者、合并严重的躯体症状和无法耐受治疗的患者。入院前皆接受过1～2种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氯氮平治疗或者超过3种传统的精神病药物治疗，且疗程皆超过6个月。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6例，观察组采取MECT联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对照组单纯采取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治疗前后皆采取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与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WCST）对患者的临床症状及执行功能进行评价。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比较无明显的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1.2.1 观察组 采取MECT联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在使用MECT治疗前的4 h常规禁食和禁水，患者皆采取平卧位，先给予0.5 mg的阿托品（天津药业集团新郑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41021256）进行静脉推注，再根据患者的体重合理给予丙泊酚静脉推注，直至患者的睫毛反射完全消失，继而根据患者的体重给予肌松剂氯化琥珀酰胆碱进行静脉推注；采取加压面罩给氧的方式使呼吸受控，直至患者的肌束收缩完全消失，再将口腔保护器插入，依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给予电休克治疗仪（SPECTRUM公司生产，型号：5000Q型），并对应设置好参数，全程监测患者的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一般治疗12次，第1周采取隔天治疗1次，往后每周治疗2次，5～6周为1个疗程。在患者治疗期间可依据具体的病情使用苯海索（常州康普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32022135）、普萘洛尔（上海信谊黄河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31020146）等精神病药物辅助治疗[3]。

1.2.2 对照组 单纯采取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依据具体的病情使用苯海索、普萘洛尔等精神病药物常规治疗。

1.3 观察指标

分别在治疗前、后第3、6周末使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对精神病症状的改善程度进行评价[4]，其中阳性量表子项目包括情感障碍、情绪退缩、情感交流障碍、被动/淡漠社交退缩、抽象思维困难、交谈缺乏流畅性和自发性、刻板思维，阴性量表子项目包括关注身体健康、焦虑、自罪感、紧张、装相和作态、抑郁、动作迟缓、不合作，不寻常思维内容、定向障碍、注意障碍、自知和判断力缺乏、意志障碍、冲动控制缺乏、先占观念、主动回避社交；共分为无、很轻、轻度、中度、偏重、重度、极重7个等级。并使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测试软件（WCST）根据已往的经验进行分类、概括、工作记忆和认知转移的能力进行评分，对患者治疗前后的复杂任务的任务管理情况进行评价[5]。

1.4 统计学方法

本组治疗前、后第3、6周末PANSS与WCST评分的数据通过SPSS 13.0处理，采取t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的第3、6周末PANSS的阳性与阴性症状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明显下降（t = 9.231 4，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下降程度更为显著（t = 9.441 6，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者在治疗后的第3、6周末的正确数、完成分类数、总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明显提高（t = 9.032 4、12.781 4，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持续错误数与治疗前比较明显降低（t = 9.243 0、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患者在治疗后的第3周末的正确数明显提高（t = 9.664 8，P < 0.05），完成分类数、持续错误数与治疗前比较无明显差异（t = 1.021 0，P >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治疗后的第6周末与治疗前比较均明显提高（t = 9.402 0，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后的第3周末的正确数、完成分类数提高程度比对照组显著（t = 9.448 2，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后的第6周末的正确数、完成分类数与对照组比较（t = 1.012 8，P >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后的第3、6周末的持续错误数、总应答数与对照组比较明显降低（t = 9.804 4、9.062 4，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见观察组治疗后的阳性和阴性症状和精神病症状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见表1。

3 讨论

过去临床上应用ECT治疗精神分裂症效果较为明显，相对抗精神药物治疗效果要明显提高，但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近年来，许多研究中皆显示[6]，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数有认知功能损害的情况存在，其中又以执行功能障碍损害程度最为明显。作者查阅相关参考文献，发现诸多文献对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精神分裂的报道，例如Nurminen M等认为[7]，非经典的抗精神病药物对于认知功能虽然有改善，但对于既往有关的记忆、对长时记忆、总记忆水平及抽象思维能力有无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尚未有一致的结论，尤其对于执行功能影响的报道较少。近年来，随着MECT的研发及逐步推广，也让临床上逐渐重视传统疗法中对患者认知功能损害带来的严重后果。

本文选取我院2010年12月～2011年12月72例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6例，观察组采取MECT联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对照组单纯采取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治疗前后皆采取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与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WCST）对患者的临床症状及执行功能进行评价。经统计发现，MECT联合药物治疗组的患者在治疗后的第3、6周末，其PANSS中的阳性和阴性症状评分皆显著地下降，尤其在第3周末下降幅度非常大，比常规药物治疗的降低要明显，而在6周末基本能够到达稳定水平，这些数据表明MECT在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症状方面效果确切，且起效迅速，能够早期改善其症状，缓解病情[8]；其可能的机制一方面是因为通过适量的脉冲电流对大脑皮层进行刺激，可引起大脑皮层广泛性的放电，加速脑细胞出现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反应，起到有效改善认知功能的作用，另一方面与患者通过治疗后精神症状有逐渐改善有一定关系。另外，本文中也统计发现，MECT联合药物治疗组的患者在治疗后的第3、6周末，其WCST评分方面，正确数与完成分类数的评分显著地提高，尤其在第3周末就得到显著的提高，与单纯药物治疗的第3周末比较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MECT联合药物治疗组的患者持续错误数在第3周末就大幅度地下降，到达第6周末基本达到稳定水平，而常规药物治疗组在治疗后第3周末与治疗前相比，持续错误数评分无明显变化，到达第6周末才有一定下降，充分展示了MECT在改善患者认知功能中的执行能力的显著疗效[9]。通过本文研究发现MECT在改善患者认知功能中执行能力方面有确切的临床疗效。综上所述，MECT联合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效果明显，明显优于单纯使用药物治疗，能够显著改善精神病症状和执行能力，缩短治疗疗程，值得在临床上合理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孙录，徐秀梅，黄海锋，等.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8）：918-919.

[2] 张明园. 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117-120.

[3] Griskova I，Dapsys K，Andruskevicius S，et al. Does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 affect cognitive components of auditoryevoked P3007[J].Acta Neurobiol Exp（Wars），2005，65（1）：73-77.

[4] 杨道良，陈玄玄，黄佩蓉，等. 无抽搐电休克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和执行功能的影响[J]. 中国医药导报，2011，8（29）：46-48.

[5] Thornton AE，Van Snellenberg JX，Sepehry AA. The impact of atypical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s on long-term memory dysfunction in schizophrenia spectrum disorder：a quantitative review[J]. J Psychopharmacol，2006，20（3）：335-337.

[6] 薛志强，张少平，汪作为，等.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对记忆及抽象思维的影响[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7，17（1）：38-39.

[7] Nurminen M，Valkonen-Korhonen M. Enhancedattention-dependent auditory processing by electrocon vulsive therapy in psychotic depression[J]. J ECT，2005，21（1）：19-24.

[8] 张毅，陈美娟，徐斐康，等. 抗精神病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0，20（1）：23-25.

第10篇

关键词 精神残疾 精神分裂症 认知功能 阳性症状

中图分类号：R7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5）17-0047-04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degree of mental disability and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positive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ANG Fei**， ZHU Zhengren， HUANG Ping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Ganzhou City， Jiangxi Province，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mental disability and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positive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six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 2014 to Jan.， 2015 were selected as a study group， which was subdivided a mild， moderate or severe disability subgroup with 67， 25 and 34 cases each. One hundred and twenty-five cases of healthy persons participating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a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of cognitive function and PANSS positive symptom score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RBANS dimensions scores and the indexes of non continuous error rate， sustained response， conceptual level and completed classifica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ersistent error and WHO-DAS score and PANSS positive symptom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 increment trend was presented in RBANS score while a decrement trend in PANSS positive symptom score among the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disability subgroups. All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PANSS positive symptom of th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t different degree of mental disability and both are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mental disability.

KEY WORDS mental disability； schizophrenia； cognitive function； positive symptoms

日常生活和社会功能[1]。精神分裂症是慢性迁延性精神障碍性疾病，是导致精神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占精神残疾的79%左右[2]。由于疾病发生、复发和残疾率均较高，并最终导致严重的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异常，严重影响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经济和健康损失。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是导致精神残疾的重要原因。本研究探讨精神残疾程度与精神分裂症患者阳性症状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14年1月-2015年1月期间我院精神病科门诊部就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126例（男54例，女72例）作为研究组，年龄18～60岁，平均年龄（33.01±2.58）岁，病程1～5年，平均病程（1.62±0.56）年，文化程度均为初中及其以上。纳入标准：全部患者均符合《国际疾病分类》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病程≥1年，服用利培酮，本研究试验开始前详细向患者及其监护人讲解研究内容和注意事项，患者及其监护人均对本研究试验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器质性疾病、情感性精神障碍和其他精神障碍，合并肝肾功能衰竭、心血管疾病、精神发育迟滞，酒精导致精神障碍或药物依赖患者。同期选取我院健康体检者125例（男53例，女72例）作为对照组，年龄18～60岁，平均年龄（34.22±2.49）岁，文化程度均为初中及其以上。纳入标准：全部患者均能配合完成认知功能测试。排除标准：合并精神性疾病、严重躯体疾病，3个月内无酒精和药物滥用史。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一般资料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由两名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研究者对患者进行精神残疾程度、认知功能和阳性症状评估，其中精神残疾程度评估严格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残疾评定量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isability rating scale，WHO-DASⅡ）[3]，认知功能采用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RBANS）和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ing，WCST）测试，阳性症状评估严格参照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4]，评定员经过量表培训均获得良好的一致性，Kappa值为0.81。

1.3 观察指标

1） WHO-DAS Ⅱ评分。用于评定精神残疾程度，包括社会参与、日常生活、与人相处、自我照顾、躯体移动、理解与交流等6个维度，共36个条目，采用五级评分标准，得分越高提示精神残疾程度越高，社会功能水平越低，反之，得分越低提示精神残疾程度越低，社会功能水平越高。总分值≥52分提示精神残疾，WHO-DAS Ⅱ量表信度系数为0.78，表面效度较好。① 精神残疾一级：WHO-DAS Ⅱ评分≥116分，适应行为严重障碍；② 精神残疾二级：WHO-DAS Ⅱ评分106～115分，适应行为重度障碍；③ 精神残疾三级：WHO-DAS Ⅱ评分96～105分，适应行为中度障碍；④ 精神残疾四级：WHO-DASⅡ评分52～95分，适应行为轻度障碍。其中精神残疾一、二级为重度残疾，精神残疾三级为中度残疾，精神残疾四级为轻度残疾。本研究中，研究组患者轻度残疾67例，中度残疾25例，重度残疾34例。

2） PANSS评分。用于评定症状，评分越高，症状越重，共30个条目，其中阳性症状7个条目（妄想、概念紊乱、幻觉、兴奋、夸大、猜疑/被害和敌对性），采用七级评分，评分越高，症状越严重。评定人员均为经过训练的精神科医师，通过精神检查，并集合临床检查结果和知情人提供的病例信息进行综合评定。

3）RBANS测验。简明单人操作测验，用于评估的延时记忆、注意、言语功能、视觉广度、即刻记忆等神经心理状态，由12个分测验组成，测验耗时20～30 min，适用于18～89岁成年人。

4）WCST测验。测验认知转移、工作记忆概括、分类能力，测验指标主要包括非持续错误率、持续错误数、持续性应答数、概念化水平、完成分类等，适用范围于6岁以上的人群。

1.4 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认知功能测验结果比较

研究组RBANS认知功能各维度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1）；研究组非持续错误率、持续性应答数、概念化水平和完成分类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持续错误数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2）；研究组WHO-DAS Ⅱ评分和PANSS阳性症状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3）。

2.2 精神残疾程度与RBANS评分和PANSS阳性症状评分的关系

轻度残疾组RBANS评分明显高于中度残疾组和重度残疾组，中度残疾组RBANS评分明显高于重度残疾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轻度残疾组PANSS阳性症状评分明显低于中度残疾组和重度残疾组，中度残疾组PANSS阳性症状评分明显低于重度残疾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4）。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合并注意、记忆、抽象思维和信息整合等多种认知功能异常。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是由于颞叶海马和大脑额叶功能异常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容易导致稳定性的记忆损害。本研究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延时记忆、注意、言语功能、视觉广度和即刻记忆等RBANS 测验评分均明显低于健康体检者，而非持续错误率、持续性应答数、概念化水平和完成分类等WCST 测验指标均明显低于健康体检者，持续错误数明显高于健康体检者，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合并广泛性记忆损害，其与相关研究具有一致性[5]。目前研究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阳性阴性症状与认知功能损害具有明显的差异[6]。但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程度与精神残疾程度的关系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是精神病理改变类型之一，容易导致行为、情感和思维障碍。同时，精神分裂症病情迁延不愈，常常引起不同程度的精神残疾，主要体现为社会参与、日常生活、与人相处、自我照顾、躯体移动、理解与交流等适应行为的严重障碍。本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WHO-DAS Ⅱ评分明显高于健康体检者，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残疾程度更为严重，其中轻度精神残疾67例（53.17%），中度精神残疾25例（19.84%），重度精神残疾34例（26.98%）。相关研究显示，精神症状是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残疾的主要原因，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阳性症状（妄想、概念紊乱、幻觉、兴奋、夸大、猜疑/被害和敌对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急性期阳性症状的有效控制有助于减少阳性症状继发的阴性症状数，同时减轻阳性症状继发的阴性症状程度，有助于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功能和预后状况[7]。但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同精神残疾程度与精神性阳性症状的关系研究尚少。

本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RBANS评分明显低于健康体检者，其中轻度精神残疾患者RBANS评分明显高于中度残疾和重度残疾患者，中度残疾患者RBANS评分明显高于重度残疾患者，揭示了精神残疾程度越严重，RBANS评分越低，认知功能障碍程度越严重。精神分裂症患者PANSS阳性症状评分明显高于健康体检者，其中轻度精神残疾患者PANSS阳性症状评分明显低于中度残疾和重度残疾患者，中度残疾患者PANSS阳性症状评分明显低于重度残疾患者，揭示了精神残疾程度越严重，PANSS阳性症状评分越高，精神阳性症状越严重。因此，精神残疾程度与认知功能障碍程度和精神性阳性症状紧密相关。精神分裂症患者慢性迁延不愈与脑部器质性损伤具有紧密的关系，容易导致认知功能异常，执行能力下降，从而导致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功能逐渐降低。全部精神分裂症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残疾，其中精神残疾程度受疾病本身、社会心理和药物治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精神分裂症疾病本身是导致精神残疾的重要因素[8]。

综上所述，不同精神残疾程度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和PANSS阳性症状评分差异显著，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及其阳性症状与精神残疾程度紧密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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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

综上所述,积极综合训练结合了积极情绪想象、深呼吸训练和以HRV为指标的生物反馈训练,对患者自主神经调节功能和情绪调节能力有较好的训练作用,成功地应用于妇科肿瘤患者,改善了她们的身心状况和生活质量,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

致谢:感谢北京肿瘤医院妇科主任高雨农主任医师及全体医护人员的支持和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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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江苏省常州市德安医院，江苏常州213000

【摘要】目的：探讨前瞻性护理对精神分裂症病人攻击行为的影响。方法：选择精神分裂症患者32例，攻击行为量表评分在4分及以上。对32例患者实施前瞻性护理，包括临床严密观察、行为引导、心理引导、环境优化等。观察患者护理前后攻击行为评分变化情况。结果：实施前瞻性护理后，患者MOAS量表中的四项评分以及总评分均比护理前显著降低（P<0 01）。结论：对精神分裂症病人实施前瞻性护理，有利于改善患者的行为攻击性，对维护他人及患者自身安全，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攻击行为；前瞻性护理

【中图分类号】R473 7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1-0125-01

精神分裂症是发生率较高也是最为严重的精神疾病之一，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往往具有强烈的攻击行为，包括对他人进行言语上的、身体上的攻击，对周围物体的攻击，或是对自身的攻击。行为破坏力、伤害力极强，会危及到病友、医护工作者以及患者自身的生命安全，同时，也会影响到其他精神病患者的治疗环境。为了进一步控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性，笔者对32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了前瞻性护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 1一般资料选择2012年6月至2013年12月在我院精神科住院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32例，入组标准：均符合我国精神障碍性疾病的诊断与分型标准［1］；修订版外显攻击行为量表（Modified overt aggression scales,MOAS）［2］评分在4分及以上者。32例患者中，男18例，女14例；年龄23～68岁，平均（38 6±11 3）岁；病程1～10年，平均（6 3±3 2）年；住院时间3个月至5年不等，平均（2 5±1 1）年；有婚史17例，无婚史15例；受教育年限3～10年，平均（6 8±3 4）年。

1 2前瞻性护理方法①入组评估：收集患者的全部临床资料，尤其要了解患者精神疾病的发病原因、特点、个体性格特征以及是否存在攻击性行为的高危因素等，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制定有效的应对方案。②优化住院环境：良好的住院环境有利于精神疾病患者行为的纠正。因而，护理人员在日常护理中要尊重病人，言语要恰当，护理动作要轻柔，使病人对护理人员产生信赖。积极帮助病人协调好与病友之间的关系，形成和谐的住院环境。③临床严密观察：严密观察患者的临床精神症状、服药、病情控制等情况，以掌握疾病动向，及时向主治医生汇报，调整治疗方案；日常护理中仔细观察患者的言行举止，一旦出现异常，可视为攻击前兆，应采取应对方案，使攻击性行为消灭在萌芽中。④行为引导：住院期间，组织患者开展各种活动，使患者的注意力发生转移，并且在活动中，使患者体会到生活的乐趣，愉悦身心，从而降低暴力行为的发生率。⑤心理引导：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帮助患者提高疾病认知度，改善自卑、自责、埋怨的心理。

1 3评估指标在患者入组前以及入组3个月后，采用MOAS量表［2］进行攻击评分。MOAS量表包括四项：攻击他人身体、攻击自我、言语攻击以及对物体的攻击。每项评分在0～4分；评分越高，表示攻击行为越严重，总评分为四项评分的总和。

1 4统计学处理本研究采用统计软件spss16 0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加减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以P<0 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32例患者前瞻性护理前后MOAS评分变化情况，见表1。由表1显示，实施前瞻性护理后，患者MOAS量表中的4项评分以及总评分均比护理前显著降低，差异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 01）。

3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重型精神障碍性疾病，其临床症状错综复杂，会涉及到情感、行为、感知等多种方面，临床主要表现为患者出现幻听、被害妄想、冲动、暴燥等，其中，被害妄想是导致患者行为具有强烈攻击性的主要因素［3］。因而，在本组前瞻性护理中，重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观察，根据患者被害妄想的特点及内容，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同时加强患者的行为引导、心理引导工作，改善其疾病认知，纠正行为，并利用多彩的活动来吸引患者视线，以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从本组研究结果来看，前瞻性护理后，患者MOAS的四项评分及总评分比护理前均有显著下降（P<0 01），这充分表明了对精神分裂症病人实施前瞻性护理，有利于改善患者的行为攻击性，对维护他人及患者自身安全、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7-11.

［2］ 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82-115.

第13篇

中国公共行政精神的孱弱现状

（一）公共行政思维中公共性的流失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最显著的特性。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个光景，社会结构的转型对行政界域内公共性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繁杂的行政事务和膨胀的行政组织，同时对公共行政主体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行政环境下，第三部门和行政外包等新形式的行政组织展现在公共服务选择的面前。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导致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有限，而受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行政外包组织则始终以经济性为首要原则。当私有制的思维沁入到公共领域中，公、私界限模糊，难免不损害到公共行政至善、至纯的公共性，使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往往接触不到真正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平价的公共产品。针对政治体制改革回应相对滞后的我国而言，公共性的流失，必然导致政府公共管制权的增强，而对应着公民公共行政权力的缩小，这无疑加深了公民与公共行政之间的距离，增加了我国实现民主治理的难度。

（二）公共价值诉求的非理性表达

公共价值诉求的非理性表达源于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行政文化桎梏下的公共行政精神根基薄弱。家天下的时代，整个社会处于伦理教化的非理性和皇室强权专制统治之下，人情往来、个人崇拜、等级有序的伦理观念根深蒂固，政府强大、公民弱小和淡泊法律的意识深入人心，国民缺少自觉认知和遵守现代法律法规的精神是几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传统与习惯。而今，这种典型的民族心理特征突然受到外来新思潮的猛烈冲击，难免不使中国上下呈现出非理性的狂躁。行政组织内部滥用公共权力、损害行政诚信、随意制定决策等，对应着公民上学难、住房难和看病难等基本的生存问题，这些现象直接挑衅着公共行政的权威和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于是在现实中，行政主体贪污渎职、暴力拆迁、钓鱼执法公民政治冷漠、自焚抗议、郁愤难平在如此政德面前，伦理道德不堪一击，衰微的法理精神造就了公共价值诉求的非理性表达，这急迫地呼唤完善的法治社会快速到来。

（三）公共行政目的的偏颇

社会转型带动了社会结构关系的转变，多元利益集团的出现，使公共利益成为集团与政府以及集团之间博弈的产物，公民的公共利益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强大的集团利益。对利益的盲目追求，使与民争利的现象不仅显现在利益集团之间，也显现在行政组织内部，行政人员之间，致使公共行政最根本的服务目的被忽视，公共行政的社会职能和文化职能发挥不彻底。在单纯利益的驱动下，公务员队伍中出现了大批对公共服务缺乏热情、道德水平低下的蛀虫，他们贪婪地蚕食着原本应该高效、公正的公共行政。在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下，也加重了国富民衰的迹象。公共行政的现实目的直接陷入到被质疑的危机中。（四）公共行政观念的形式化趋同尽管我国行政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学起步晚，发展慢。在精彩纷呈、眼花缭乱的西方行政理论面前，我国公共行政学界稚气未脱。始终追随在各式各样的行政思潮之后，难以创新。尽管很多优秀的学者致力于在吸收西方精华理论的基础上完善创新我国的行政理论。但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社会全面发展对公共行政能力提出的紧迫要求，使得我国的行政理论不得不受到系统、完备的外来思想的同化。甚至存在部分不负责任的学者，在没有或者鲜有对我国的公共行政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状况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就直接照搬照抄国外的思想理论，用以指导我国的公共行政实践，造成了我国的行政观念与国外思想产生形式化趋同的现象。可以说，这种学习创新精神的孱弱，直接影响到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理论和治理实践的脱轨，对我国的公共行政发展百害而无一利的。

重塑中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手段

（一）扩大民主途径

本能地意识到公民的要求与呼声，这是政府必须具备的执政能力，这需要一系列民主制度的健全。我国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做到直接民主是不现实的。然而，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种电子、数字、通讯设备、互联网等高端技术，为建立、拓宽多种“民主参与”和的渠道，政府与公民的对话，以及公民民主参政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通过这种公开、民主的自由表达，实现公民对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进行广泛参与的目的，推进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复归，进而对政府行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给予必要的回应、监督和压力，这也正是民主行政的基本要求和核心内容。

（二）加强法制改革力度

完善、正义的法律制度是公民权利实现和公共行政行为有序的最强大有利的武器。特别是对于法治基础薄弱的我国来说，维系社会主义运行秩序，规范政府行为必须要加快法律制度建设的步伐。包括明确法律原则，建立制衡机制，在法律面前保证人人平等，更新法律法规内容，做到遵法从严、立法公正、司法公正、执法公正，借法律来实现权力与义务的平衡，使行政行为有法可循，行政失范有法可究。

（三）发挥大众传媒的公益作用

时代的信息化为政务的公开、透明提供了多种可行方式，其中，积极发挥大众传媒的公益作用，做到全面监督与树立典范的结合，无疑是最好的途径之一。大众传媒作为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的产物，对社会活动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效果也越来越大。而我们需要转变的是大众传媒传播商业价值远远大于公益价值的客观现状。积极发挥其舆论监督功能，加深行政人员服务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并通过树立像孔繁森、牛玉儒、白芳礼等深入人心、感动中国的精神楷模作为人物典范，激励广大行政人员自觉履行公仆职责，投身于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事业中，从教育培训、模仿学习中领会公共行政精神，教化并培育公民热爱祖国，珍视生命，勤恳无畏，甘于奉献的公民精神。

第14篇

[摘要]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是建立在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和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两分法基础上的，这种行政理论既主张价值祛除又迷信效率。但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以人的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不可能规避人的偏好和价值的影响。对这种悖论的突破与求解，就在于提倡在公共行政领域引入价值的维度。为此，新公共行政学和新公共服务理论都作了不同的尝试和努力。

[关健词]效率价值中立新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务

一、价值中立与效率崇拜：传统公共行政的二元悖论

我们知道公共行政学诞生的标志是威尔逊于1887年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的《公共行政研究》一文。在这篇公认的行政学开山之作中，威尔逊提出了政治—行政两分法，从而奠定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石。这种主流的行政理论强调事实和价值的分离，主张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中借鉴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试图建立一种价值中立的科学。这种行政理论关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对人及其价值观的存在视而不见，完全把公共行政视为独立于政治和社会之外的一种纯粹的技术领域和管理过程。

可以说，价值中立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石，它承载了早期公共行政学家们追求一门公共行政科学的梦想——古立克的行政原则、西蒙的理性决策模型莫不如此。

在组织实践中对效率的过度迷信是一种时尚，而且效率也是管理者追求的最理想的目标。传统的官僚制行政理论也把效率视为公共行政价值的原点。正如法默尔所言，自一开始，公共行政就依赖于威尔逊的范式，将组织看作分析的基本单位，并关心的是在组织完善方面应用效率的尺度。古立克曾指出，在行政科学中（不论是公共组织还是私人组织的行政）最基本的“善”就是效率。奥斯特罗姆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效率作为“良好”行政的重要标准一直是美国公共行政主流思想持续的主题。可见，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崇尚效率优先，把效率作为衡量一个行政活动成败的关键标准和尺度。

在传统行政模式下，公共行政学被当作了是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学科，完全可以通过客观的观察并以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这样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就完全把人的价值视为了“巫魅”，并把重点放到了对技术理论和工具理论无休止的探寻和追求上了。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科学”和完全被“理性”所支配的公共行政，“也不可能真正告别价值的纠缠，它在非价值化的过程中接受的是另一种价值——效率”。也就是说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虽然宣称价值中立，但它一直都是在效率价值优先的原则下展开的。既主张价值中立、价值祛除，同时又把效率和理性当作了价值考量的优先选择，这正是传统官僚制行政模式的内部矛盾与悖论所在

二、价值中立和价值祛除的荒谬

传统的公共行理性模型主张价值中立和价值祛除，通过实证科学的方法获取知识，从而忽略了人的行为的可变性以及个人的价值和目的对行为的影响等问题。实际上，公共行政学不可能完全消除价值因素的影响，因为公共行政的理论和时间决不仅仅技术或管理的问题，那种把行政作为单纯技术和价值中立的政策执行的做法是不妥的，在公共行行政中只强调有效率和经济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下价值因素。因为公共行政是建立在价值与信念基础之上的，没有价值的指引，公共行政会失去方向性，甚至“误入歧途”，“价值才是公共行政的灵魂。

在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中必须关注价值因素,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1)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关于人的行为的学科

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不同与自然科学关键就在于必须考虑人的因素。因为公共行政学是关于人以及人的行为的学科，而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价值，无论是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动，而且越是集体行动，就越会突出价值问题。”所以，在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实践中，价值中立和价值祛除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在本质上也是不科学的。因此，只有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引入价值视角，才是真正的科学化的方向。

(2)公共行政的政治性和公共性

在现实的公共行政实践中，政治和行政并不是完全分离和经纬分明的。政治和社会是公共行政必须考虑的影响因素。公共行政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能仅仅考虑技术和量化的方法，它还必须考虑公共生活，“促进公民社会所拥有的基本价值，如自由、秩序、正义、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基本价值的实现”。三、倡导价值回归：对传统行政的突破及价值中立的挑战

认识到公共行政中价值中立的缺陷，一些学者提倡在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中引入价值因素。沃尔多曾指出，对组织效率的追求可能很容易以牺牲民主和公民对政府工作的参与为代价。罗伯特·达尔也认为，公共行政领域不同于其他领域，公共行政的体系是人的行为体系。因此,公共行政学不应当把价值因素排除在行政学的学科研究范围之外，它不仅要关注效率问题还要关注甚至更要关注伦理问题和政治价值。

要是谈到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倡导价值回归的“革命性”事件，我们不得不提到新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诞生于1968年的明诺布鲁克会议。新公共行政者们对传统的政治行政两分提出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纯粹的价值中立不仅在学术研究中不存在，而且会误导行政学的研究。他们倡导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应该将价值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对效率的重视不同，新公共行政学者们认为效率固然是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之一，但绝对不是其核心价值，更不是惟一的价值准则和终极目标。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在于社会公平，在于促进公民社会所拥有的、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基本价值。

另外，还要提到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是一场基于公共利益、民主治理过程的理想和重新恢复的公民参与的运动。登哈特认为政府不应该像企业那样运作；它应该像一个民主政体那样运作。而公共行政最重要的性质和精髓就在于重新审视社会价值并确立自己最重要并且最有价值的使命——“为公民服务以增进共同的利益”。不同与官僚行政理论的X人假设和新公共管理的自利人假设。新公共服务理论采取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取向，尤为关注人类的行为要素——例如人的尊严、归属感、服务以及共同理想和公共利益的公民意识等。这就肯定了团体规范、价值、组织文化、情感补偿以及心理需要和其他“非理性”需要在公共行政和公共组织中的重要作用。

可见，在公共行政中引入价值因素已经得到了公共行政学家越来越多的认可,也必将成为未来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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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2.

［3］张康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国家行政学院报，2003，（5）.

第15篇

[关健词]效率 价值中立 新公共行政 新公共服务

一、价值中立与效率崇拜：传统公共行政的二元悖论

我们知道公共行政学诞生的标志是威尔逊于1887年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的《公共行政研究》一文。在这篇公认的行政学开山之作中，威尔逊提出了政治―行政两分法，从而奠定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石。这种主流的行政理论强调事实和价值的分离，主张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中借鉴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试图建立一种价值中立的科学。这种行政理论关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对人及其价值观的存在视而不见，完全把公共行政视为独立于政治和社会之外的一种纯粹的技术领域和管理过程。

可以说，价值中立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石，它承载了早期公共行政学家们追求一门公共行政科学的梦想――古立克的行政原则、西蒙的理性决策模型莫不如此。

在组织实践中对效率的过度迷信是一种时尚，而且效率也是管理者追求的最理想的目标。传统的官僚制行政理论也把效率视为公共行政价值的原点。正如法默尔所言，自一开始，公共行政就依赖于威尔逊的范式，将组织看作分析的基本单位，并关心的是在组织完善方面应用效率的尺度。古立克曾指出，在行政科学中（不论是公共组织还是私人组织的行政）最基本的“善”就是效率。奥斯特罗姆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效率作为“良好”行政的重要标准一直是美国公共行政主流思想持续的主题。可见，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崇尚效率优先，把效率作为衡量一个行政活动成败的关键标准和尺度。

在传统行政模式下，公共行政学被当作了是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学科，完全可以通过客观的观察并以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这样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就完全把人的价值视为了“巫魅”，并把重点放到了对技术理论和工具理论无休止的探寻和追求上了。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科学”和完全被“理性”所支配的公共行政，“也不可能真正告别价值的纠缠，它在非价值化的过程中接受的是另一种价值――效率”。也就是说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虽然宣称价值中立，但它一直都是在效率价值优先的原则下展开的。既主张价值中立、价值祛除，同时又把效率和理性当作了价值考量的优先选择，这正是传统官僚制行政模式的内部矛盾与悖论所在

二、价值中立和价值祛除的荒谬

传统的公共行理性模型主张价值中立和价值祛除，通过实证科学的方法获取知识，从而忽略了人的行为的可变性以及个人的价值和目的对行为的影响等问题。实际上，公共行政学不可能完全消除价值因素的影响，因为公共行政的理论和时间决不仅仅技术或管理的问题，那种把行政作为单纯技术和价值中立的政策执行的做法是不妥的，在公共行行政中只强调有效率和经济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下价值因素。因为公共行政是建立在价值与信念基础之上的，没有价值的指引，公共行政会失去方向性，甚至“误入歧途”，“价值才是公共行政的灵魂。

在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中必须关注价值因素,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1)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关于人的行为的学科

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不同与自然科学关键就在于必须考虑人的因素。因为公共行政学是关于人以及人的行为的学科，而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价值，无论是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动，而且越是集体行动，就越会突出价值问题。”所以，在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实践中，价值中立和价值祛除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在本质上也是不科学的。因此，只有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引入价值视角，才是真正的科学化的方向。

(2)公共行政的政治性和公共性

在现实的公共行政实践中，政治和行政并不是完全分离和经纬分明的。政治和社会是公共行政必须考虑的影响因素。公共行政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能仅仅考虑技术和量化的方法，它还必须考虑公共生活，“促进公民社会所拥有的基本价值，如自由、秩序、正义、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基本价值的实现”。

三、倡导价值回归：对传统行政的突破及价值中立的挑战

认识到公共行政中价值中立的缺陷，一些学者提倡在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中引入价值因素。沃尔多曾指出，对组织效率的追求可能很容易以牺牲民主和公民对政府工作的参与为代价。罗伯特・达尔也认为，公共行政领域不同于其他领域，公共行政的体系是人的行为体系。因此,公共行政学不应当把价值因素排除在行政学的学科研究范围之外，它不仅要关注效率问题还要关注甚至更要关注伦理问题和政治价值。

要是谈到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倡导价值回归的“革命性”事件，我们不得不提到新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诞生于1968年的明诺布鲁克会议。新公共行政者们对传统的政治行政两分提出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纯粹的价值中立不仅在学术研究中不存在，而且会误导行政学的研究。他们倡导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应该将价值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对效率的重视不同，新公共行政学者们认为效率固然是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之一，但绝对不是其核心价值，更不是惟一的价值准则和终极目标。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在于社会公平，在于促进公民社会所拥有的、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基本价值。

另外，还要提到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是一场基于公共利益、民主治理过程的理想和重新恢复的公民参与的运动。登哈特认为政府不应该像企业那样运作；它应该像一个民主政体那样运作。而公共行政最重要的性质和精髓就在于重新审视社会价值并确立自己最重要并且最有价值的使命――“为公民服务以增进共同的利益”。不同与官僚行政理论的X人假设和新公共管理的自利人假设。新公共服务理论采取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取向，尤为关注人类的行为要素――例如人的尊严、归属感、服务以及共同理想和公共利益的公民意识等。这就肯定了团体规范、价值、组织文化、情感补偿以及心理需要和其他“非理性”需要在公共行政和公共组织中的重要作用。

可见，在公共行政中引入价值因素已经得到了公共行政学家越来越多的认可,也必将成为未来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参考文献：

［1］张康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国家行政学院报，2003，（5）.

［2］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2.

［3］张康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国家行政学院报，2003，（5）.

［4］张成福.论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兼对主流公共行政理论及其实践的反思.中国行政管理,1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