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案例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债务危机案例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原告：林文骞，男，38岁，个体经商。

    原告：刘达森，男，37岁，个体经商。

    原告：林其田，男，41岁，个体经商。

    原告：潘儒山，男，55岁，国家公务员。

    原告：林文进，男，37岁，个体经商。

    原告：王生堂，男，41岁，个体经商。

    被告：林子中，男，47岁，个体经商。

    被告：刘秀凤，女，41岁，系林子中之妻。

    1989年至1993年间，被告林子中、刘秀凤夫妇因经商资金不足，先后向原告林文骞、刘达森、林其田、潘儒山、林文进、王生堂等6人借款48万元，其中林文骞17万元，刘达森10万元，林其田75000元，潘儒山45000元，林文进25000元，王生堂65000元。1992年7月10日，林子中与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旧城改造办公室签订预购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崇荣路109幢4号店面房合同，该合同规定：房屋建成后，由林子中验收，并负责办理房产证。1993年2月25日，林子中交清房价款229469元，并于同年9月28日从卖房单位接管使用所购店面房，但未依约向房管部门申办产权登记和领取房产证书。此后，因欠6名原告借款未还，被告林子中、刘秀凤于1994年2月5日与原告林文骞、刘达森达成以店面房抵债协议，该协议约定：座落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崇荣路109幢4号店面房以48万元抵偿给林文骞、刘达森，产权归其所有；林子中、刘秀凤欠林其田、林文进、王生堂、潘儒山21万元债务转由林文骞、刘达森承担；林子中、刘秀凤将购房发票交由林文骞、刘达森办理房产证，有关费用由林子中、刘秀凤负担。协议签订后，林其田、林文进、王生堂、潘儒山均同意林子中、刘秀凤所欠债务转由林文骞、刘达森承担。林子中、刘秀凤在收回6原告全部欠条并销毁后，将店面房及购房合同书、发票交给林文骞、刘达森。同年2月15日，林文骞、刘达森又与林子中、刘秀凤签订店面房租赁协议，约定：林子中、刘秀凤每月付租金2000元，继续使用4号店面房做生意至同年12月份。林文骞、刘达森一次性收取了租金2万元。1994年12月中旬，林文骞、刘达森委托他人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旧城改造办公室（卖房单位）办理店房户主更名手续，因林子中、刘秀凤与他人发生其它债务纠纷，该店面房于1994年12月被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查封，致使林文骞、刘达森未办成店房产权登记、过户手续，林文骞、刘达森也未偿还林子中、刘秀凤尚欠林其田、林文进、王生堂、潘儒山之借款，引起纠纷。林文骞，刘达森于1995年元月诉至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林子中、刘秀凤归还欠款48万元或将讼争店面房判归其所有。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追加林其田、林文进、王生堂、潘儒山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他们要求被告归还其欠款，或要求原告林文骞、刘达森归还替被告承担的欠款，并支付欠款利息。

    被告辩称：所欠6原告的借款，已经用其店面房与原告林文骞、刘达森签订以店抵债协议偿还。原告林文骞、刘达森未及时到有关部门办理房产证，是造成该房被法院冻结而无法办证的原因，其责任应由原告林文骞、刘达森承担。

    「审判

    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林文骞、刘达森与被告签订以店面房抵债协议时，被告的店面房未按有关规定申办所有权登记，也未办理过户手续，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该协议属无效协议。基于该协议而派生的债务转移及店面房租赁协议，亦无法律效力。原告林文骞、刘达森向被告收取的店面房租金应退还给被告。被告未归还所欠6原告的借款，是导致本案纠纷的原因，被告应归还所欠原告的借款，并偿付银行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六）项，《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第十条，《福建省房屋抵押管理暂行规定》第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于1995年3月17日判决如下：

    一、原、被告间所签订的以店面房抵债协议无效。

    二、原告林文骞、刘达森退还收取的2万元租金给被告。

    三、前项金额冲抵借款，被告应偿还林文骞、刘达森借款25万元及同期银行利息29737.5元（自1994年2月6日起至1995年3月5日止，按月息9.15‰计算）。

    四、被告应偿还林其田借款7.5万元及同期银行利息1040.63元（自1994年12月22日起至1995年3月5日止，按月息5.55‰计算）。

    五、被告应偿还潘儒山借款4.5万元及同期银行利息624.38元（自1994年12月22日起至1995年3月5日止，按月息5.55‰计算）。

    六、被告应偿还林文进借款2.5万元及同期银行利息2973.75元（自1994年2月6日起至1995年3月5日止，按月息9.15‰计算）。

    七、被告应偿还王生堂借款6.5万元及同期银行利息7731.75元（自1994年2月6日起至1995年3月5日止，按月息9.15‰计算）。

    宣判后，被告林子中、刘秀凤不服，以用店面房抵债属双方自愿，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原审将不存在的诉进行处理显然不当等为理由，上诉至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原告均以同意林子中、刘秀凤上诉的理由，进行了答辩。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林子中、刘秀凤应偿还所欠被上诉人的48万元借款。上诉人林子中、刘秀凤因无钱还款，将其向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旧城改造办公室购买并已实际占有、使用、收益的店面房，用以抵偿债务，系自愿所为，与被上诉人林文骞、刘达森签订的以店抵债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该协议非买卖店房，林子中个人未办理产权证，不影响该协议效力，基于该协议而产生的债务转移及店面租赁协议也合法有效。上诉人提出以店抵债有效理由成立，予以采纳。原审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于1995年7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三元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林子中、刘秀凤与被上诉人林文骞、刘达森签订的以店面房抵债协议合法有效，三明市三元区崇荣路109幢4号店面房产权归林文骞、刘达森所有；林子中、刘秀凤欠林其田、潘儒山、林文进、王生堂借款21万元由林文骞、刘达森负责偿还。

    「评析

    本案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相同，但处理结果截然相反，分歧在于对被告以其所有但还未办理产权登记的房产，与原告林文骞、刘达森签订的抵债协议应如何认定？

    从本案事实来看，被告向三元区旧城改造办公室预购了4号店面房，预购合同约定：房屋建成后，由林子中验收并负责办理房产证。此后，被告交清了购房款，取得了发票，出售方交付了房屋，被告已予以使用。从这种预购房屋关系来看，出售方交付了预购的房屋，购买方接受了预购的房屋的，房屋产权即转移到购买方，剩下的仅是购买方凭购房手续办理产权登记。因此，不能认为购买方未办理产权登记就不享有房屋产权。本案被告既然已经享有4号店面房的产权，就有权用其所有的财产向债权人抵债。债权人同意债务人的抵债行为，与债务人所签订的抵债协议，依法即成立生效。从债务人将抵债物交付于债权人时起，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抵债物所有权转移给债权人所有。所以，二审法院以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并非买卖房屋，林子中个人未办理产权证，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为理由，认定本案抵债协议有效，是正确的。随后所签订的租赁协议也随之有效。

第2篇

1、股东加速出资的法律适用

依照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公司法》[1]未对此问题进行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2]构造的补充赔偿责任，能否进行扩张性的解释，即债务清偿责任扩展到出资未到期的股东，目前争议较大，在公司非破产、解散的情况下，牺牲股东出资期限利益，履行到期债权，落实到具体执行工作中存在较大难度。

2019年出台的《九民纪要》[3]，以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为由，明确提出原则上不支持加速到期，同时规定了两种例外情形。《九民纪要》看似对于股东加速出资给出了权威的解答，但却无法作为审判执行的依据。例外规定1的实质要件与破产[4]规定并无二致，即要求加速股东出资，偿还到期债权，但在执行效果上是完全不同的。若根据例外规定1做出执行裁定，要求股东加速出资到期的财产，其结果是个别债权人受偿。若依照破产程序，将未到期的股东出资归入破产财产，其结果是由公司所有债权人公平受偿。在执行效果上，《九民纪要》的这一规定会导致偏颇性清偿。

当前关于股东加速出资的法律规定，审判、执行工作的标准无法统一，通过查找相关司法判例可知，对于是否引入股东加速出资，赋予了审判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2、司法实务中对于加速出资的争论焦点

（1）认缴出资的约定义务与补充赔偿责任的法定义务

部分观点认为，认缴出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基于公司章程，约定股东认缴、实缴金额及时间，本质上是公司内部的约定，其不具备对抗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效力。而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是法人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应承担的交易风险，应对其进行扩张性解释。股东认缴制度不能成为股东逃避补充赔偿责任的原因，补充赔偿责任应股东认缴这一行为发生时就产生效力。约定义务不能对抗法定义务，在企业无可供执行财产时，可以加速股东出资。

反对观点认为，公司作为法人实体，在设立时会对外进行信用信息公示，股东出资情况会完整的体现，股东出资情况因公示行为而获得公信力，股东基于公示行为享有出资的期限利益。第三人在与公司交易时，可以实时查询到企业出资情况，如第三人自愿与企业进行商业贸易，客观上即认可股东认缴期限，不能以债权到期为由，加速股东出资。

（2）股东加速出资清偿单独债务人与破产清算均偿的矛盾

根据《九民纪要》第6条规定两种例外情况，情况1规定，当穷尽所有执行手段后，仍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根据《九民纪要》，债权人申请执行公司到期债权时，如符合第6条规定，法院可执行未到期的认缴出资，实现债权人的到期债权。然而这一规定实施受到了批判，反对观点认为，首先，当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应依照破产法规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未到期认缴出资应由公司全部债权人共同均分，因执行某一案件而加速股东出资，是对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侵害。其次，即使在公司破产前，加速股东出资，清偿了某一债权人的债权，在进入破产程序后，其他债权人仍可以行使撤销权，撤销已执行债权，无疑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法官点评：

从执行工作角度出发，如何确保公司独立法人地位、促进股东出资自由、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是相关法律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讨论股东加速出资这一问题时，应当着眼于保持公司、股东、债权人这三方利益的相对平衡，对股东出资义务的规则进行修补。

1、明确法律适用的选择

之前已讨论过当前法律构建，根据现行法律规范体系，首先，应明确是否对公司法第3条进行文义解释，即“股东”是否包含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股东。对公司法司法解释第13条是否进行扩张解释，认为在公司到期债务无法清偿的情形下，“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当包括出资期限尚未届满而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

2、完善《公司法》司法解释

有观点提出，应跳出现有法律体系对于股东加速出资规定模糊不清的情况，完善相关立法，才能根本解决当前法律漏洞。但修法的时间成本过高，牵涉的范围太广，修法并不是最佳选择。建议在充分考量当前审判执行工作的痛点，以相关判例为研究基础，推动《公司法》司法解释的完善，统一司法审判标准。

3、短期过渡方案：实施执行转破产程序

从执行工作出发，通过参考部分执行工作处理方法，执行转破产程序可作为短期过渡方案，当收到执行申请人的执行申请后，穷尽全部执行手段，确认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后，可终结执行程序转交破产清算。这一制度设计仍有相关细节需要把控，如：执行与破产清算工作如何衔接；穷尽全部执行手段、无财产可供执行是否由相应标准，防止转破产程序的随意性等。

[1]《公司法》第3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2]《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3篇

住宅商品房过去一直沿用以建筑面积计价的方法。随着墙体材料和建筑技术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住宅使用功能有了新的要求，住宅设计也已做了相应的改进。为适应住宅建设发展的新形势，根据国发〔1992〕66号文、京政发〔1993〕4号文和（91）首规办规字第124号文的有关规定以及经市政府批准颁布的《北京市“九五”住宅建设标准》，决定对北京地区新建住宅商品房（包括危改和安居住宅售房）实行按使用面积计算首次售价的办法。具体规定如下：

一、从1997年1月1日起，新建住宅的设计图纸必须明确标出每套住宅的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

二、住宅套内使用面积的概念是每套住宅户门内除墙体厚度外全部净面积的总和。其中包括卧室、起居室、过厅、过道、厨房、卫生间、储藏室、壁柜（不包括吊柜）、户内楼梯（按投影面积）。利用坡屋顶内空间作房间时，其一半的面积净高不低于2.1米，其余部分最小净高不低于1.5米，符合以上要求的可计入使用面积；否则不算使用面积。

每户阳台（无论凹、凸阳台）面积在6平方米以下的，不计算使用面积；超过6平方米的，超过部分按阳台净面积的1／2折算计入使用面积。

三、住宅建筑施工总承包单位要认真做好施工过程中的洽商变更记录，对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的变动要准确地反映在竣工图上。

四、从1997年1月1日起，北京地区经销的住宅商品房均以使用面积作为首次计价单位。为保持过去长时期以来住宅商品房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延续性，亦同时注明按建筑面积换算的单方价格。根据市政府1992年3号令由市物价局会同市计委、市建委审批商品房价格的规定，并按照（92）京价收字第124号文规定的作价办法计算出每一平方米使用面积的售价，报市物价局批准。

第4篇

《财经》记者 金焱

在金德尔伯格关于金融危机的叙述中,他将历次危机分为疯狂、惊恐和崩溃三个阶段。而受金融危机拖累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传递的情绪一直都是惊恐。

希腊巨大的财政赤字,已经成为欧元贬值的强力推手,目前欧元对美元汇率跌幅超过10%。霍特(Hult)国际商学院教授尼科斯索拉柯迪斯(Nikos Tsorakidis)对《财经》记者说 ,“希腊的GDP只占欧元区的0.2%,经济重要性似乎不大。但对这个欧元区成员国,资本市场在等待一个说法。如果说法缺失或不被接受,同样债务压身的欧元区重要经济体西班牙、意大利怎么办?”

自从希腊债务问题在2009年年底被放置在聚光灯下以来,对希腊经济崩盘的担心,已经引发了市场连续数周对希腊股市及政府债券的抛售。

从债务危机到政治危机

全年融资530亿欧元应对资金缺口的重任,压在希腊政府肩头。1月25日,希腊政府发行了首批国债。这批五年期国债6.2%的利率比德国同期国债高出了381个基点;三天后与德国同期国债利差更扩大到462个基点。1月份希腊十年期国债利差创下自1999年欧元面世以来的最大值。希腊政府还必须在3月融资50亿欧元,4月和5月各融资200亿欧元,以便在上半年完成70%的融资计划。

尽管有评论指责一些大公司沽空希腊国债,但希腊国债遇到重挫的主要原因还是投资者对于希腊消灭赤字信心不足。

事实上,希腊政府消灭赤字的努力正遭到国内的重重阻力。

在2月11日欧盟特别峰会召开前一天,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表示,希腊将尽其所能在2010年年内,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降低4个百分点,至8.7%以内。此前希腊政府宣布,在未来一年内政府部门将停止招聘新公务员;关停并转一些政府机构;公务员工资将削减10%。为了在年底前增加收入,政府还将增加燃油税,推迟退休年龄,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现象。

这一系列举措的推出同时收到了掌声和抗议。

2月10日,数以千计的希腊公务员举行24小时,包括机场航站楼工作人员、海关人员、税务所公务员、公立医院医生、公立学校教师等,导致航空交通及公共医疗服务受到影响,全国铁路交通陷入瘫痪。

瑞典国际投资集团Proventus投资总监安德斯瑟林(Anders Thelin)对《财经》记者解释背后的原因说,过去希腊经济过热,在生产力没有提高的前提下,工资却大幅增长,期间货币贬值虽然进行了一些修正,但目前的实质减薪仍然让民众难以接受。

希腊政府财政政策的低透明度也引发了一场信任危机。

近日,希腊透过衍生工具隐瞒赤字的传闻甚嚣尘上。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希腊早于2008年之前,与15家券商银行安排掉期交易协议,其中部分券商给付希腊的款项,可能协助希腊隐瞒真实赤字规模。这些互换协议使希腊赤字规模达到标准,并在2001年顺利加入欧元区。

瑞银集团经济学家史蒂芬迪欧(Stephane Deo)从技术上分析了希腊政府的预算变化,认为在技术上难以令人信服。如果按其预算计划,2010年到2012年连续三年紧缩财政,意味着三年内结构性赤字要惊人地缩减9.5%,这本身难以实现;此外,希腊的经济增长率能否如预期表现也令人生疑。

欧盟纾困面临障碍

希腊政府对财政赤字的修正,关系到希腊的经济乃至政治稳定,而对欧元区以及欧盟则有更深远的影响。金融市场近期对希腊债券及欧元的反应,已经印证了史蒂芬迪欧的疑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数据显示,1月下旬对冲基金和其他大型期货投机组织看空欧元的头寸量较平时多出2倍多。这是自2008年10月以来欧元看跌情绪最严重的一次。

希腊的债务危机正在向欧元的危机转化。

欧元面临的困境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使任何债务违约都会对银行体系造成冲击,并扩散到其他领域,更何况欧元本身也比较疲软。史蒂芬迪欧由此说,底线是希腊绝不能违约。

若想不违约,就需要救助者。围绕着救助者的身份,媒体充斥着谣言与否定;市场上则充满了针对希腊债务危机引起的看多或看空的投机。德国和法国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最有能力施以援手;而且,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显示,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90%的外债(包括公司债和债),是由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其他欧洲国家银行持有的。

市场因此有理由猜测德国将牵头发起200多亿欧元的希腊援助计划。不过,德国财政部发言人马丁克莱恩鲍姆否认了这样的说法。他表示,目前德国还没有制定援助希腊应对债务危机的特别计划。而法国经济部长拉加尔德2月21日在希腊报纸刊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我们的整体意愿是希望在欧元区内部解决问题。”

针对希腊债务危机,欧盟已召开若干次会议,包括2月份连着的三个重要会议――2月11日的欧盟特别峰会、15日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和16日的欧盟财长会议。但没有出台解决方案的会议只能徒增人们的失望情绪。

对此,尼科斯索拉柯迪斯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希腊的危机显露了欧盟自身纠葛的种种问题。欧盟和欧洲央行没有一个应急机制来应对债务危机之类的紧急事件;欧元区也未准备好以应对投机的攻击。

史蒂芬迪欧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实质的援助形式在欧盟迟迟推不出来,主要是因为欧盟的结构安排缺陷及法理障碍。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称《马约》)推出时,被奉为欧盟经济货币一体化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马约》明文规定,禁止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中央银行向成员国或共同体的公共部门机构,提供透支或者类似透支的贷款;禁止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中央银行直接向这些机构购买债券;禁止欧洲中央银行接受或者寻求其他机构的救助指示等。如果把希腊的案例与《马约》的规定一一对应,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月22日说,欧盟目前尚无为希腊提供资金支持的计划了。

“欧盟是一个货币联盟而不是一个财政联盟。欧盟插手成员国的财政预算在法律上是行不通的。与其他一些区域不同,欧盟没有联邦预算来补偿面临崩盘危险的一国政府。欧盟的援助因而只能是通过有限的结构基金的途径。”史蒂芬迪欧说。

结构基金是欧盟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之一,包括欧洲区域发展基金、欧洲社会基金、欧洲农业指导暨保障基金以及渔业指导财政工具四大项。

第5篇

截至2011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日本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达230％。而最近20多年以来，日本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国债利率却始终较低。与爆发债务危机的一些欧洲国家不同，日本95％的国债是国内的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持有，许多人因此认为，日本的债务问题仍将处于可控的状态。

但金融市场的历史一再告诉人们，不可持续的事情一定不可持续。从长期看，日本的债务问题必将恶化。尤其是近两三年日本经济出现了一些转折性变化。冰上的裂痕已经出现，未来数年日本爆发债务危机的概率将显著提高。

从“日本第一”到“日本债务第一”

日本曾经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实际GDP年均速度达9.7％，并于1968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在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其对债务问题一直非常慎重。

1947年，“二战”刚刚结束，日本就颁布了《公共财政法》，规定政府支出不能通过公共债券和借款进行融资，只有为大型公共工程建设融资的时候，经过议会批准，才能发行建设债券。

在这之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日本从来没有动用债券工具对财政进行融资。1965年出现了经济衰退之后，日本政府才首次发行赤字融资债券，但规模受到严格控制。到1970年，日本的债务规模占GDP之比仍不到10％。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第一次经历了负增长，随之而来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使得日本政府开始将赤字融资债券作为融资的常规手段，同时也增加了建设债券的规模。但直到1982年日本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才第一次超过国际公认的债务健康线60％。

1990年之后，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和股票市场泡沫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20年”。“日本第一”的雄心逐渐被消磨殆尽，20年之后，日本变成了全世界债务第一。据IMF公布的数据，1990年日本的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为68.04％，到2000年已经上升为142.06％，2010年更是攀升至220％。

日本的债务规模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主要是因为：第一，财政支出急剧扩大，导致政府不得不举债度日。为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采取增加公共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支出总额从1980年约4万亿日元增加到2000年约8.5万亿日元。在这段时期，日本的财政扩张政策还多次出现反复。当经济稍有起色，日本政府又急于回到财政平衡。好比一个疗程尚未结束，就匆忙停止服药，结果再次生病，治疗起来更加困难。

第二，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使得日本政府入不敷出。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增长停滞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错误地推行了减税政策，以为这样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日本税收于1992年达到最高，此后呈下滑趋势，至2000年税收收入只相当于最高时期的80％。到2010财年，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只有1990财年的60％，公司所得税收入只有1990年的三分之一。

第三，随着债务的累积，利息支出越来越大，使得日本政府为了还旧债，就不得不发新债。1980年，日本所需偿还的利息总额约为4400亿日元，到2012年已经上升将近1万亿日元。按照著名经济学家罗高夫（Rogoff）的研究，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一旦超过90％的门槛，由于利息支出不断扩大，债务压力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债务规模很难再进行压缩。

第四，随着日本人口的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长。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老龄化现象逐渐严重，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9.1％快速上升至2005年的20.2％。日本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预算日益增加，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翻了1倍有余，至17万亿日元。至2011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预算已经接近30万亿日元。

日本政府并非没有注意到债务规模的膨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措施控制债务规模。1996年开始，桥本龙太郎政府曾经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终止收入税率优惠政策，提高医疗保险中民众负担金额，以及减少公共支出等。

到1997年11月，日本决定开始实施《财政结构改革法》，希望到2003财年能够将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降至60％；将政府赤字占GDP比重降至3％。但由于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衰退，随后又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新上任的小渊惠三首相继续实施减少税收和增加公共开支的刺激手段，原本通过的改革法令终成一纸空文。2001年上台的小泉政府成立了“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并推出了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纲领。

2002年到2008年，日本财政状况和债务压力略有改善。2006年到2008年，日本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被控制在2％左右，一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稳定在170％左右。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恶化引发世界经济衰退，日本的债务占GDP比重再度急剧膨胀至180％以上（除社会保障基金和短期借款）。

日本债务之谜

截至2011年，日本的一般政府债务规模在发达国家中位居首位，达211.7％。衡量日本财政健康状况的另一指标是净债务规模，2011年日本政府净债务占GDP的规模也高达127.6％，仅低于负债累累并深陷危机的希腊。

虽然日本债务规模已达到世界第一，但日本国债利率一直降低，这使得日本可以一直以较低成本借债，并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同时避免了债务危机。

按照一般的逻辑，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政府将不得不提高债券的收益率，本次欧债危机中希腊、葡萄牙等国收益率迅速攀升就是典型案例。对大多数国家的研究也显示，即使考虑初始债务、通货通膨及其他因素，债务水平上升也将导致债券收益率显著提高。

但是，2000年以来，虽然日本政府债务水平一直在升高，政府财政赤字状况也没有改善迹象，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直处于2％以下，甚至还在不断下降。到2012年5月，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跌破0.9％。这被学术界称为“日本债务之谜”。

对此学术界也提出了几种解释：

第一，与深陷债务危机的南欧诸国不同，日本国债95％都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不容易受到外部信心波动的影响。日本国债的国内持有率远远高于欧美国家。国外投资者持有日本国债的比例从2008年9月的7.9％下降到2010年12月的不足5％。

与此同时，日本国债几乎全部以日元计价，即使真的还债无力，日本政府还可以开动印钞机进行融资。Reinhart和Rogoff在他们关于金融危机历史的著名研究中曾指出，从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国内债务的违约频率都远远小于对国外债务，自1800年以来后者已经发生过近200次。

第6篇

关键词：欧债危机 欧元 贬值 挑战 应对

由于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欧元汇率出现波动下行的现象，同时也导致了世界其他地区的货币出现持续下跌的现象，其中欧元也大幅度的对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2010年11月底，爱尔兰政府开始正式给欧盟发出紧急金融求助消息，之后，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相应的债务征兆，诸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这些问题进一步强化了预期的欧元贬值，对金融体系的风险也增加了。欧元贬值及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其将深层的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我们必须给予密切的关注。

一、欧元贬值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诸多影响

1、欧元贬值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对欧出口

就微观层面而言，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出口不利。欧元的下跌，导致人民币对欧元升值，加上欧洲市场的萎缩，将影响中国对欧出口。据统计，2009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3641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欧出口2362.8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19.7%。有专家估算，我国对欧出口增速可能会下降6%―7%。但即使如此，中国今年的外贸形势也不会比去年更差，预计全年出口会有15%左右的增长。对企业来说，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由于欧元贬值，欧洲资产价值缩水，加之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经营困难，有意并购欧洲企业的中国公司机会相对增多。另一方面，中国海外企业的经营将面临新的困难，比如在建项目融资困难，被迫延期或者缩减。

2、明显降低我国外汇储备储备量

欧元的贬值不但降低了我国的外汇储备量，同时还在移动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货币收支平衡，间接的削弱了我国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根据我国外汇储备管理局的相关数据来看，2010年的一季度是欧债危机情况最严重时段，该阶段，我国的国际储备资产变动量达到960亿美元，这与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第一季度我国总外汇储备增加额――479.3亿美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究其原因，本次欧元的急剧贬值正是导致两者报告中出现重大差异的最为本质原因。同时，随着国家外汇储备量的巨大变动，还降低了我国金融市场在国际市场的信誉与融资能力，严重的干扰了我国总体经济的不稳定性。

3、影响了我国境内资本对欧投资的积极性

就我国的普通公民而言，和欧债危机发生之前相比，由于受到欧元贬值的影响，欧洲购物、旅游和留学的成本等大概降低了20％，极大的刺激了我国公民在欧洲的消费和投资。欧债危机相对于已经拥有一定固定资本的资本投资者而言，欧元的汇率下跌必然为一个负面消息。据相关数据统计，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影响，09年我国境内资本在欧盟制造业的投资平均收益率仅仅3％，这远远低于欧元对人民币的累积贬值率。这不但造成了我国投资者在欧的资产大幅缩水，同时还使得资本回流出现停顿，而且无形中给有意在欧洲投资的客户设置了较高的门槛。

二、欧元汇率走势及欧洲经济前景

1、欧债涉及的国家及中长期趋势

08年10月，北欧冰岛成为了最早出现发债务危机的欧盟成员国，同时09年所报道的希腊债务危机可以成为一个典型的经济研究案例。以希腊政府的对外正式公开财务报告为据，直到09年的第三季度，希腊政府的财政赤字以及公共债务分别占到其GDP的12.5％和112％，这大大超过了欧盟的相关规定，这极大的降低了该国政府在国际上的信任度，导致其信誉度在短时间内出现迅速下跌。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与不稳定因素进一步的激化其中本来就存在的一些不稳定因素，社会矛盾凸显。就在希腊国债的评级调低之后不久，欧盟其他四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也相继传出了其国债级别被国际金融风险评估机构调低的不利消息。其中，爱尔兰政府更是在年底开始正式向欧盟寻求金融援助，用以弥补由其国内房地产泡沫破裂而导致的高达50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这进一步的加剧了欧元汇率新一轮下调趋势。

2、欧洲经济前景发展前景分析

虽然这次的欧洲债务危机给欧洲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从经济发展全局来看，其给欧洲经济的长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的复苏所造成的影响还是有一定限度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出现债务危机的这些国家的GDP产值仅仅只占到欧盟国家生产总值的很小一部分。例如，发生债务危机的诸多国家当中，西班牙作为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其09年GDP仅占到欧盟总产值的8.8％，而希腊与葡萄牙加起来的总值也只占到欧盟总体的3.5％。所以，客观上来讲，部分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确实在一定程度延缓了欧洲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但并没有给欧元区的整体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欧元区的那些主要经济体，诸如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资产状况还处于一个相对健康的状况。同时，这些国家也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来阻止债务危机的不断蔓延。从这些情况来看，债务危机给欧洲整体经济发展状况所造成的影响还处于一个可控范围之内。尤其是随着政府方面的积极合作态度来看，欧盟经济复苏的步伐并不会因此而出现明显放缓。

三、应对欧元贬值的对策建议

1、丰富所持有的债权形式

首先应该以提高我国外汇储备自身安全性的基本原则出发，丰富国家所持有的债权的方式，通过多元化道路来实现资产的安全性能。同时，增加外汇储备资产的流动性也是一个实现外汇储备稳定性的方式。尤其是在外汇储备资产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可以选择那些转换性强，而且在国际金融市场广受欢迎的资产作为持有债权，一旦出现区域性的经济危机时，能够迅速的将自己所持有的债权兑换成资产，有效的降低资产风险，进而提高国有资产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截止至2010年6月，我国的外汇总储备额已经达到2.44万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一。其中美国国债就达到了8677亿美元。虽然从当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国债的流通性强，认可度高，而且暂时没有出现信用危机现象，但是手中持有过多的单一债权同样面临着不稳定的因素，一旦债务国的经济出现衰退时极容易受到牵连。因此，国家在持有债权时，应该本着多元化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快、尽可能多的选择进入门槛较低，而且结构相对稳定，长期投资具有良好的收益潜力的外汇储备作为投资产品，这样能更好的充实我国的外汇储备体系，增加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2、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货币汇率期权业务

对于那些有意向进行国际投资的境内投资者或者是出口型企业来说，获得及时准确的汇率预测信息，而且通过汇率期权操作来对目标汇率进行锁定，一直是国际投资者及出口企业经营者控制汇率风险，最大限度的实现自身利润提高的有效手段。在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对国际货币汇率的期权等的相关操作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绝大多数的进出口企业和金融业务企业对这种金融工具的利弊以及操作手段都了如指掌。而在国内，在短时间内通过出口押汇方式以及采用其他汇率期权组合工具对汇率操作等进行锁定的基础条件已经形成，而且很多的国内银行也开始提供金融衍生类业务产品服务。但是这类业务在国内的普及率还不够高。据相关资料表明，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中从事外贸业务的企业中了解或者是进行过类似的汇率操纵的企业还不到1／3，其他的企业对于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很少，或者是存有顾虑。因此，应该通过结合降低银行汇率期权业务操作的价格以及在国内企业进行宣传推广的方式来进行业务推广，有效的提高投资者对这些金融工具的关注程度，降低自身金融风险，强化企业对由于经济危机而引起的汇率波动的抵抗能力。

四、后欧债危机时代的思考

随着欧盟针对这次债务危机而采取的相关具体财政干预措施开始实施，同时伴随着大额的金融援助计划的启动，欧债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逐步消除，金融市场也将重新趋于稳定。同时，欧元汇率与年中的情况相比也开始出现小幅上扬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夜表明欧债危机时代暂时结束，欧洲经济开始复苏。

回顾这次金融危机，我们所能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欧元区的各个国家，尤其发生了债务危机的希腊等国家，缺少可行的新经济拉动点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由于以前有效拉动欧洲经济增长的非高科技产品开始随着全球产业转移而向海外发展，而欧洲各国对自身的产业升级的重视程度不够，忽略了产业升级和换代的重要性，导致国家出现生产力缺失的现象。同时，随着这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情况加剧，国家和政府需要投入的福利支出不断增加，这些都大量的消耗了政府的财政资产。

参考文献：

[1]王国君.欧元贬值对宁波外经贸运行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师.2010年07期

第7篇

债务危机PK限贷放松

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资金被视为房地产行业跳动的心脏。正是源源不断的信贷供给，将房地产行业演变成博傻游戏。日前，陷入楼市危机的河北邯郸市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据媒体报道，当地民间借贷利率普遍高达20%～30%，所涉金额高达93亿元，且邯郸1/10家庭卷入其中。

目前，面临最大的难题在于高杠杆可能吹破债务危机，进而演变成房地产行业信任危机，信任危机又强化了债务危机速度。

不过，与房地产市场出现债务危机打压楼市相对的是，各地信贷松动的迹象则在推高房价上涨预期。

从目前来看，取消限购政策已逐渐退出，但其作用却难以扭转房价下跌的颓势。这让地方政府寻求更大的救市尺码，也就是动用最后的武器，要求银行放松信贷。

有传闻称“首套房认定标准将放松”，“四大行将政策，只要房贷余额还清都算首套房”。假定政策得以坐实，这无异于鼓励全民通过信贷杠杆炒房。

房价投资价值大不如前

那么，在目前债务危机和信贷放松这两股相反的力量作用之下，房价将何去何从？

从房企融资成本而言，邯郸房企演绎的民间借贷高利率触发的楼市危机，尚难以断定成全国普遍现象。因为当地龙头金世纪、卓峰都不属于全国知名企业。判断全国房企真实融资成本，或许上市房企的财务数据更有标杆意义。

今年以来，上市房企融资成本出现较大的分化：上市大型房企以及央企和国企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而中小型民营上市房企的融资成本则高得惊人。例如，荣丰控股今年2月份到期的一笔长期借款的利率高达16%；而北京城建3年期的两笔贷款利率不足7%。又例如，万科3月发行的8亿美元5年期定息债券，利率仅为2.755%；而恒盛地产发行的一笔5年期2.5亿美元票据，利率则高达13.25%。这也意味着高利率不能一概而论，大型房企相对稳健的状态可能不会令全国出现楼市债务危机。

从首套房认定标准将放松传闻来看，政策的合理性在于避免更大的债务违约和房地产硬着陆拖累宏观经济。不过，房地产拖累宏观层面的失速行为，完全可以予以降息降准来覆盖。预计，下一步出现大规模利率优惠或者限贷放松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这对楼市拉动作用也有限。

未来决定楼市走向的根本性因素还是在于价格预期。究竟现在的房价有没有到达天花板？来自央行调查数据显示，目前59.55%的居民认为目前房价“高，难以接受”，33.6%的居民认为“令人满意”。按照此结果，即便房价还具备增长空间，但其投资价值已大不如从前。■

大宗资产

资产出售

项目一：北京市北三环5A写字楼

整体出售

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附近，毗邻中关村、奥体公园等高端商业群，与牡丹园地铁、公交站紧邻，交通便利。大厦于2006年落成并投入使用，为全现浇框架结构，总占地6225平方米，证载建筑面积约为3.5万平方米，总自然建筑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含人防）。地上20层，地下2层，层高约4米，每层约1500平方米。大厦现拥有地上车位25个、地下车位138个。产权权属清晰。

项目二：南昌市东湖区五星级酒店

整体出售

酒店坐落于南昌市中心城区东湖区，与滕王阁、八一大桥、南昌火车站等毗邻，是一家标准的五星级酒店。其共拥有客房327间，于1998年3月开业，2005～2009年进行了重新装修。酒店占地面积为40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3.58万平方米，共20层，其中地上3.05万平方米，地下5304平方米。产权权属清晰。

项目三：苏州市姑苏区四星级酒店

整体出售

酒店地处苏州市姑苏城区干将东路，与相门地铁站、临顿地铁站及苏州火车站毗邻。是国家四星级标准商旅酒店，拥有各类客房295间，于1995年开工兴建，1997年竣工，同年开业，2003年重新装修。酒店占地面积8001平米，建筑面积26245平方米，共8层，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117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5069平方米。产权权属清晰。

项目四：某央企北京通州区2000亩

国有建设用地拟寻求合作开发

项目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滨河路（东六环外），与大运河、八通线土桥站及延长线、6号线延长线等毗邻。总占地面积130万平方米（折合2000亩），使用权类型为工业出让，现规划为商住综合用地。市政府已基本同意由转让方自行合作开发，现拟引进合作开发商共同开发。

股权转让

项目一：某央企转让首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7.69%股权

某央企拟转让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7.69%股权，转让价格4.6元/股，P/B（市净率）倍数低于1.4。目前，二级市场券商公司平均市净率为1.81倍，随着二级市场逐步企稳走高，该项目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

项目二：厦门某电力信息（GIS）

科技有限公司20%股权转让

第8篇

2月3日，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宣布，以3.87亿欧元（约合32亿人民币）成功收购葡萄牙国家能源网公司25%的股份。这家葡萄牙唯一的国家级能源传输公司，负责葡萄牙电力和天然气输送业务。收购完成后，自2012年起，葡萄牙输电网45年特许经营权，以及天然气高压输送网络34年特许经营权，均归属于中国国家电网。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得以在欧洲收购国家级电网公司。

实际上，中国能源企业中，首次染指葡萄牙能源领域的，并非国家电网，第一把交椅早已被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捷足先登。去年12月22日，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以高达80亿欧元的总金额，将葡萄牙最主要的电力集团――葡萄牙电力公司（EDP）21%的股份纳入麾下。

像这两次，大国企出手即中，一战而成的案例不多。不得不说，这首先要归功于欧债危机。希腊方面的债务重组谈判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欧元区国债市场上的担忧情绪较为浓厚，葡萄牙债券收益率急剧上涨。1月底，葡萄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120多个基点至16.5%，而5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更是上涨207个基点至21.9%。

为应对债务危机，葡萄牙政府已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即葡萄牙政府今年开始出售其政府持有的电力、电网、航空等企业股权。而欧债危机背景下，具有收购实力的公司也成为稀缺资源。

与长江三峡集团竞争收购E D P的企业，还有来自德国、日本、巴西、印度的五家企业。其中，主要竞争对手德国E.ON集团，是欧洲最大的电力公司之一；巴西国家电力公司是巴西最大的国有企业，拥有全球第二大水电站伊泰普电站50％的股权。德国虽未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但是泥潭其中自保更为上策。因此，中国企业入主欧洲能源领域的梦想，终于借此一偿夙愿。

不过，借并购得以登陆欧洲能源领域不过是万里的第一步。深陷债务危机泥潭的欧洲国家们，虽是借出售资产得保一时，但不过是饮鸩止渴，资产出售之后如何建设的根源问题并未解决。此时，被出售的资产，既可能是被低估的潜力股，也不能排除是“烫手山芋”的可能性。

第9篇

法奈利教授本次前来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的目的，是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策研究报告。其中涉及维持公众政策、促进社会进步和增长、增加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发展社会包容性和创造生产性就业等经济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法奈利教授在宏观经济层面强调，资源型出口国家往往会有货币升值的压力，需要对传统工业增加投资，保持一定的激励政策，以避免“荷兰病”的产生和蔓延。

中国经济增长 拉动南美自然资源需求

法奈利教授解释了两种战略相结合产生的经济政策：环境变化适应型和结构转型。前者指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导致的结果进行管理，后者指通过法律和法规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一个有效的国家政策，必须是二者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举措的有效性和一致性。

他认为，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一场大冲击后，首先应以环境变化适应型的战略为主，随之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这个策略同时适用于正面或负面的冲击。一个实际的正面冲击案例就是中国2000年以来连续十年的经济增长，导致对南美地区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另一个负面冲击案例是拉丁美洲在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崩溃。

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70年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1982年，墨西哥政府因无力偿还到期的外债本息，要求推迟偿还期限，引发了全球性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增大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被称为“失去的十年”。1991年，拉美国家的平均收入占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比例达到了34%的最低点。在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之前，这个差距略有减少，从而消除了它的蔓延。拉丁美洲的增长率从2003年起开始加速，增速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收入比例缩小到40％。

法奈利教授将拉美地区的经济按南北拉美两大地区的不同特点来分析：南拉美地区（LAS）由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组成，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还具有工业发达的特点。其余为北拉美地区（LAN），由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组成，这些国家依赖于组装工业，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比如外资公司在墨西哥开办的产品回销本国的组装工厂）和旅游业，能源和食品完全依靠进口，还须依靠移民到美国打工汇款回国的美元来偿还债务。

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拉美地区的货币和金融有着直接的影响。那些资源丰富的南拉美地区（LAS）受益于货币增值和中国对天然资源的需求（所谓的正面冲击），外汇的增加导致货币升值，从而降低了其他出口产品的盈利能力。北拉美地区（LAN）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有：第一，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第二，强劲的亚洲工业的竞争；第三，美国的高失业率减少了移民的汇款总量。

南拉美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大大高于北拉美地区，数据表明，在2003年至2010年期间，“对中国出口额”占“出口销售总额”的比例增加和经济加速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财富再分配 新兴市场未完成的事业

在与法奈利教授的谈话中，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新兴市场的推动力能持续多久？法奈利教授谈到了一个相对研究较少的领域：贸易和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人口结构的转型已成为正确理解全球和拉美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简单地说，所谓人口结构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过渡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当一个国家的生活条件改善，死亡率降低，人口增长率提高，其结果导致没有储蓄或无能投资，因为每家每户都有许多儿女，出现了高抚养比的情况。当一个国家过渡到低出生率时，可以理解为出现了“人口红利”，也就是说，工作年龄的人口多于需要抚养的人口。抚养率降低能提高储蓄和人力资本（知识）的投入，从而达到提高生产率和增加财富的效应。过一段时间后，人口又开始趋于老龄化，抚养比增加，这时又失去了增长的时机，“人口红利”时期积累的储蓄需要用于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开支。

现在呈现出高增长的很多国家都得益于“人口红利”。法奈利教授指出，在“人口红利”阶段，是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的关键，韩国就是一个案例。在G20中有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老牌国家例如英国、德国、日本等，已经不存在“人口红利”阶段；第二，另一类国家如加拿大、美国、韩国等，其“人口红利”阶段会在这十年中结束；第三，仍然有较长阶段“人口红利”的国家，它们包括中国、巴西、土耳其、印度等。

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正处于“人口红利”阶段，因此按理说，应该比现有的增长更快。但法奈利教授提出忠告，有必要在该地区增加物质和人力资源投资，否则他预期，“如果一个国家资源浪费了，会带来未富先老的风险”。

说到拉美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法奈利教授谈到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里所扮演的角色，他的逻辑分析是：中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货币却不流通，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异常现象，中国应该对世界贸易平衡肩负部分责任。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结构中更需要有大国的气度，着眼化解现有的金融债务危机，提高其他国家产品的消费量。欧洲向来坚持农业保护主义政策，而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同样奉行的是货币保护主义政策，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取得了异常快速增长。

要改变现状，没有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尤其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又增加了难度，任何一个举措都会影响到某个行业或群体的直接利益。中国今年降低经济增长率的目标，对南拉美地区（LAS）的负面影响将是直接的。

第10篇

可以肯定地说，在陈金义的债务危机中，鲁冠球扮演的是一个“救世主”的角色，也许是处于英雄相惜的情怀，也许是深受浙商“抱团”文化的熏陶，鲁冠球在向陈金义伸出援助之手的同时，也赢得了整个商界乃至社会的尊敬。

而在此之前，舆论仅仅从法律的角度出发而对深陷债务危机的陈金义一度表现出指责和落井下石的看客心态，而本应被大力提倡的冒险、执着和强烈的创新欲望等企业家精神却遭到了忽视。如今，在鲁冠球对其施以援助之后，一种帮助和支持陈金义的行动和声音也风生水起。

一个最近的消息是，浙江省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三家组织，联合发文肯定陈金义，称他“不是挥霍金钱、欠债不还的‘老赖’，而是把财产和生命投入事业、但目前一时资金周转困难的创业者”。除了这种道义上的支持之外，也有浙商表示，愿意以个人名义帮助陈金义，而杭州网友甚至倡议民间捐款帮助陈金义。

“一个好汉三个帮”，英雄落难的陈金义终于获得了各界的支持和帮助，然而这种帮助的出现却充满了偶然色彩，一方面可能与鲁冠球在浙江商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影响力有关，另一方面浙商相互帮扶的商业文化传统也对这种帮助的形成产生了促进。

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问题是，这种通过人际关系的偶然性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暴露出制度必然性的缺失，正如这种在英雄落难的事后帮助暴露出企业之间事前合作的缺失一样。如果没有鲁冠球等来自浙江商界的援助，陈金义将有怎样的结局？这样的假设令人掩卷沉思。

尽管商业动机是陈金义将“乳化油”项目坚持到底的动力，但一个关系到国家能源战略的重大科研项目，却只压在了一个民营企业家“稚嫩”的肩膀上，于是，一个具有探讨性的问题油然而生——在技术创新和科研开发方面，企业之间可否进行携手共进的密切合作？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是，在燃料电池方面，日本企业就采取了联合研发的模式，这种模式是由政府部门提议，由丰田、松下、东京煤气、三洋电机等在燃料电池开发方面有实力的企业联合组建公司的形式进行，而政府也将这一研究作为国家项目予以雄厚的资金支持，以巩固日本在这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而在国内，为应对欧盟关于在电子电器设备禁止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RoHs指令，宁波的家电企业也已经组织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家电产业组建“研发联合体”，抱团进行技术攻关，共同接招。国内外的案例均已说明，在自主创新方面，企业之间完全可以开创一条联合研发携手共进的新路。

第11篇

总有个别国家会赖账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外债，国家债务是一种极为正常而普遍的政治经济现象。在老百姓眼里，举债肯定不是好事，至少和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大原则有点不太对路;但对于国家来说，举债是一件极为必要的事情，甚至是一种责任。当然，举债总有风险，比如，借来的钱被大吃大喝、发福利、搞腐败浪费掉了，根本没有创造效益;或者，原以为可以通过项目开发来还债，但是市场情况变化了――如油价大跌，这时候项目不仅不挣钱而且还亏钱了，债务也就没法偿还了。就近几年这几次大的债务危机而言，希腊的债务危机基本上属于前者，俄罗斯、冰岛的债务危机大致属于后者，而委内瑞拉的债务危机可能两者兼备。

一般来说，一旦一个国家还本付息总额占到当年出口收入20%以上，或当年的负债余额超过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0%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偿债能力就很危了。一旦国家还不起债，问题就会变得很复杂。债务是一个国家以自己的为担保对外借债，可这个东西其实是无法拍卖的抵押品。所以很多时候，一些国家索性直接赖账，干脆宣布对所有债务进行违约。当然，赖账不仅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而且对于国家信用的打击极大，会让以后的融资变得非常困难，并让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主政者都不愿意赖账。一般来说，赖账的大多是一些债多反而不愁的极不发达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反正也还不起债务，所以多苛刻的借债条件它们都同意，最后大不了以新债还旧债，再不行就直接要求免债。债主也完全知道借债给它们其实是有去无回，但是有其他的事情需要这些国家合作，所以有时候就把借债当做委婉一点的援助或是“好处费”了。真正让人意外的是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居然也会赖账。2000年的时候，阿根廷的债务整整超过了外汇收入的四倍以上，最后的结果就是国家破产，债务也就都违约了。相比较而言，阿联酋就试图做得体面一些，它把债务延期称之为“重组”。那意思就是：虽然现在还不起债，但是像迪拜世界、棕榈岛这样的奢华奇迹却是完全可以盈利的。老实说，这种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但是这个坑实在太大了，已经掉进去爬不出来的汇丰、巴克莱、苏格兰皇家银行，估计最后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阿联酋人的忽悠。

以政策优惠换取债务减免

如果一个国家不想赖账，通常只有采取两个方法，要么和债权国进行双边谈判争取宽限或是减免，要么就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款。在大多数情况下，向IMF求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因为IMF不仅不是活雷锋，而且在很多时候它的作派更像黄世仁。它通常会提出一揽子非常严苛的还债计划，基本上是要对一国的经济体系进行全面重组。因为IMF通常认为治理不善才是一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很多时候，这种经济改革都要求债务国紧缩财政预算、私有化重要资源开发项目，这不仅可能危害当地社会的稳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债务国内政的干涉。IMF不乏救助成功的例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政府就是通过向IMF求援而稳定了局势，并在IMF的督促下进行了极为痛苦的改革，从而逐渐从危机中恢复。但是IMF也有失败的例子，比如阿根廷的破产就让IMF在南美洲声名狼藉。

国与国有关于债务的双边谈判，通常就不只涉及经济上的考量。一般来说，以政策优惠换取债务减免是比较常见的情况。比如对债权国的资本开放某些重要的行业，或是在某些重要资源的开发项目中与债权国合作，或是约定以某些资源来以货偿债。这些协议的内容，往往都视两国的具体情势决定，可谈的东西很多，但是岛屿、领土等涉及国家的问题，仍然高度敏感。在现代国家的历史上，极少出现以领土偿债的现象，这是因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往往与紧密相连，丢失领土的政府往往比陷入债务危机的政府更容易。

以岛偿债的经典案例

当然，以领土偿债的方式也不是完全没有，现代社会最为经典的以岛偿债的故事就发生在联合国的两个常任理事国英、美之间。1940年，英国正处于抵抗纳粹德国最危险的时刻，急需美国的援助。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达成协议，用50艘驱逐舰和其他一些装备换取纽芬兰、巴哈马、牙买加、圣卢西亚、特立尼达等岛屿。这桩诡异的交易其实是非正式达成的，罗斯福动用了总统特权，没有提交国会表决;而丘吉尔只是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向下议院报告了此事。为了避免英国人难堪，一方面，美国人采取了和英国人窃取香港一样的方式，称只是对这些岛屿租借99年;另一方面，丘吉尔为了掩饰用领土换军舰的耻辱，称其实英国只用了巴哈马、牙买加等六个岛去交换美国的驱逐舰，而纽芬兰和百慕大这两个岛屿则是“赠借给好朋友美国的礼品”，以感谢美国的慨然相助。这个奇怪逻辑表达的含义有两层：第一，英国还是很富足，跟美国做交易如此慷慨，是有身份的表现;第二，通过这桩交易，英国得到的不仅是50条“破船”，更是一个强大而可靠的盟友。

在现代社会，几乎不可能有国家以购买或是租借的方式来获得他国领土，但是私人资本获得岛屿的途径却相对便利。时至今日，岛屿转让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全球市场。一方面是可购买的岛屿数量众多。无论是私人所有岛屿的转让还是国家岛屿的出租出售，都屡见不鲜。无论是加勒比海上的荒岛，还是印度洋、太平洋上拥有一定人口的度假岛屿，以及地中海上意大利、法国、希腊的岛屿，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购买或是租赁。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岛屿种类齐全、价格灵活，从面积只有1000多平米、价值几千美元的加拿大内湖岛屿，到面积几十平方公里、价值上亿美元的加勒比度假天堂，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近几年，由于许多拥有岛屿的国家如希腊、冰岛等纷纷陷入经济危机，岛屿市场十分兴旺，这方面做得最大的德国维拉迪私人岛屿公司已经买卖了1200余个岛屿，其负责人维拉迪因此被称为世界岛王。

买岛并非获得领土

必须指出的是，买岛并不是从售卖岛屿的国家获得领土，岛主对岛的所有权仍然从属于该国之下，岛屿也仍然处于该国的法律管辖范围。它的实质其实相当于外国人购买不动产。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其国家和国家安全都非常重视，也因此对于购买岛屿有着极为严格细致的规定。一方面，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售卖涉及国家安全尤其是处于重要战略位置的岛屿。另一方面，所谓的售卖通常也附加了许多条件，岛主没有在岛上为所欲为的权力。比如加拿大就对很多售卖岛屿有严格的环保规定，岛主不得砍伐树木甚至不得建设永久性港口，泰国甚至不允许购买者在岛上建设房屋。而根据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法律，岛主甚至无权干涉原住民在岛上的传统狩猎活动。

第12篇

关键词：信用风险；商业信用风险；银行信用风险；货币信用风险

作者简介：黄秋生，南华大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后）（湖南 衡阳 421001）

孟颖，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衡阳 421001）

马克思借用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的话指出：“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后一定要偿还。”①实际上，在商品买卖中，延期付款和货币借贷，都以守信按期偿还为条件，这就形成了经济行为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形成的准则或制度即为信用制度。对于信用制度，经典作家也有过说明：“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②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的环境下，信用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发展的同时，受信人不能或不愿履行约定契约中的义务而使授信人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也会与日俱增，即信用风险也会日积月累，因为“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③。

一、信用风险的类型划分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交易对手未履行约定契约中的义务而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即受信人不能或不愿履行还本付息的责任而使授信人的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发生偏移的可能性。根据信用风险发生的经济领域，基于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相关论述，经济社会信用风险可以划分为商业信用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和货币信用风险三大类型。

1. 商业信用风险

商业信用是在商品的买者和卖者之间赊购赊销商品的产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借贷关系，它“是信用制度的基础”④。商业信用具有三个特点：其一，它是在商品的买者和卖者之间提供的信用；其二，它是以票据为工具推动商品的买和卖的；其三，它是商业信用的规模随商品的产生和流通的发展而扩大的。商业信用的发展是产业资本最充分的扩大再生产，它的作用在于促进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正如马克思所言，“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⑤

在现代经济社会，商业信用逐渐被认可和接受，而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的商业活动与日俱增。然而，因为商业信用是以信用关系为纽带而发生的借贷关系，容易发生商品买卖双方一方无力或不愿偿还另一方的事情，所以商业信用本身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商业信用风险。那么，究竟何谓商业信用风险？所谓商业信用风险，是指在以信用关系为纽带的交易过程中，交易一方不能履行给付承诺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即买方无力履行合约或者是拒绝履行合约而给卖方带来损失的风险。商业信用风险是双向性的风险，它会使交易双方都受到影响，其最主要的表现是企业客户到期不付货款或者到期没有能力付款，引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和合同违约率的攀高，从而会产生更多的坏账、呆账，造成企业资金供求矛盾，引起资金链的断裂，并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和社会经济秩序混乱。

2. 银行信用风险

银行信用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通过银行而产生的借贷关系。与商业信用相比，银行信用的活动范围比较广，经营规模比较大，借贷期限也相对比较长（银行是可以长期信贷的）。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转账结算等业务，当然，银行只有拥有雄厚的资本，才能经营发放贷款的业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银行是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在各种借与贷之间获取差价从而盈利，即获得银行利润，它相当于平均利润。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直接说明：“银行的利润一般的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⑥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银行信用在经济交流和沟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而银行信用本身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使得银行信用成为全球现代信用的主要形式。银行信用使得银行业务规模得以扩大，业务种类得以拓展，银行利润得以增加，但与此同时，银行信用风险也如影随形。

所谓银行信用风险，是指各银行在取得盈利的同时，承担着在日常资金借贷的运动过程中有可能遭受损失的风险，即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未能及时、足额偿还银行债务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银行经营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发生在贷款中，也可能发生在担保、承兑和证券投资等相关业务中，而其中主要的风险形式是贷款业务的风险又称贷款的收回风险，即银行贷出去的资金由于各种原因贷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的风险。相对于市场风险、购买力风险等，信用风险是银行最具威胁的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包括道德性信用风险（借款人有钱故意不还）和非道德性信用风险（借款人想还，但无力偿还）。但无论道德性信用风险，还是非道德性信用风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银行出现大量的死账呆账，增大银行不良资产数目，从而导致银行资产受损、信贷能力下降，对银行的出资人、所有者和广大金融消费者造成伤害，最为严重时可能导致银行破产倒闭。

3. 货币信用风险

货币信用是伴随着以金银为固定等价物进行交换而产生的一种信用关系。后来，由于金银具有不易携带、磨损成本高等缺陷，纸币代替了金银来执行货币职能。当然，纸币只是一种由国家发行的，并强制使用的货币符号，但是这种货币符号却在商品交换和发展中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电子货币得以产生，电子货币进一步提高了人们支付的便利性。不过，在便利性提高之余，风险也同样在不断增大，这一不断增大的风险亦即货币信用风险。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到：“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⑦也就是说，自从货币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埋下了货币信用风险的种子。

所谓货币信用风险，主要是指在经济社会大环境中货币流通和信用领域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的危机。马克思认为，货币信用风险“只有在一个又一个的支付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只有在人们对信用货币失去信心时，“才会发生”⑧。今天货币市场非常广阔和活跃，潜在的货币信用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本质上，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不管是纸币，还是电子货币，它们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无疑是大众的信用和日常经济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信用体系。因此，如果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货币信用平衡被打破，那么，所有债务或者款项都被要求以实物提前支付，那些以信用为载体的观念上的、虚拟的、电子的货币将不复存在。这种货币危机如果蔓延到商业领域和其他领域，那么，一场因货币信用危机而导致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就开始了。

二、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

“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⑨然而，“现在，发达文明中存在一种风险命运。”⑩犹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11而随着这一“新的可怕的武器”亦或称为“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的“崭新的力量”不断发展变化，信用风险及其社会危害也在与日俱增。

1. 美国次贷危机

在美国，很少有人买房时全额付款，购房抵押贷款（简称房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对于那些收入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来说，买房时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就无法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标准抵押贷款。这些因信用记录不好或偿还能力较差而被银行拒绝贷款的人，往往会申请次级抵押贷款购买住房。所谓次级抵押贷款（简称次贷），是指一些贷款机构为追求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得多的贷款利率，而向偿还能力较差、信用程度较低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由此可见，次级抵押贷款就是信用被放大之后而产生的借贷关系，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新经济泡沫和“911”恐怖事件，美国开始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连续多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而为房地产市场活跃与发展创造了一个利好的政策与经济环境，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有调查研究表明，2006年美国有差不多500万个家庭牵涉次贷，而且规模金额巨大。然而，2007年初，随着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还款利率开始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房屋出售变得更为困难，进而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就难上加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者不能按期还贷。由于贷款人到期欠款无法偿还，银行和贷款机构也就无法收回贷款，因而只能收回作为抵押的贷款人的房子。然而，经济萧条，购卖力下降，房产不断贬值，收回房产的银行和贷款机构没办法完成手头房产的买卖，从而就导致资金周转紧张，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

显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被无限放大，却缺少保障信用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危机发生之初表现在次贷购房人无法还贷而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和投资基金被迫关闭，随后危机波及金融体系，进而影响了实体经济。危机不仅席卷全美，并且蔓延全球。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引发的危机持续恶化，最终酿成了一场对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和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波的全球金融风暴，它使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自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美国已推行了4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盟、日本、俄罗斯等也相继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掀起的这股“货币海啸”，无疑又会进一步引发全球货币信用风险。正因如此，与其说次贷危机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倒不如把它归结为一场信用缺失危机。

2. 欧洲债务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恢复了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迅速崛起的欧洲各国为了进一步增强竞争力，而结成联盟。实践表明，欧洲联盟符合欧洲各国和整个欧洲利益，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经济政治的发展，提升了欧洲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1999年1月1日，具有独立性和法定货币地位的超国家性质货币的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正式发行，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在欧元区国家内正式流通。毫无疑问，欧元的发行与流通不仅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推进了欧洲社会文化的融合。

然而，由于欧元区一些国家，比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各国政府为了提升本国竞争力，缩小同其他欧盟国之间的差距，盲目追逐短期利益，隐瞒政府的财政赤字，过分的透支政府信用，使政府面临着巨额的债务（这些债务来自政府为应付财政支出而大量发行的、无法按期兑现的债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述各国在发债时根据预测是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之后，由于受到全球危机的冲击，各国经济疲软，失业率激增，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从而导致政府无力偿还债务，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实际上，在加入欧盟前希腊等各国就已经开始隐瞒其财务状况，比如希腊就借助高盛公司掩盖了其真实债务状况。加入欧盟之后，变本加厉透支政府信用，大量举借外债购买金融衍生产品，这与希腊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偿还能力是不相符的，从而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边是日益扩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一边是不断透支政府信用来刺激消费，最终酿成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债务危机。

不难看出，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欧盟对某些成员国一味的经济纵容和货币保护，使得政府对国家信用无限度透支，让原本就已存在的问题愈发严重，直到无法掩盖和隐藏，最终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场由政府信用透支而引发的债务危机，简单说来，就是一场货币借贷到期无法偿还的信用危机。从危机源头上来看，欧债危机是由希腊债务危机而引起的、波及整个欧盟的债务危机。希腊一国的大量无法偿还的外债使得欧盟其他成员国因为无法回收债务而陷入债务危机的链条。而欧盟早期没有陷入危机的一些成员国，如法国、德国等，为了维护整个欧洲的利益和地位，以保住欧元的稳定，就必须不断向危机爆发国注资。这一拯救欧债危机的举措使得法、德等救援国国内的流动性货币减少，自身经济发展也受到牵连，最终导致了整个欧洲经济的衰退。

3. 中国温州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国沿海沿江地区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温州就因其繁荣的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温州所产的眼镜、打火机、皮鞋等小商品也远销海外，享誉盛名。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一个江浙沿海的小渔村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的现代化大都市。由此，温州一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的模范城市。然而，在民营经济取得成功的同时，温州的民间借贷也逐渐兴盛。这种古老的借贷方式在宽松的经济环境和高额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开始慢慢地变质，这就为温州危机埋下了隐患。

温州在经济发展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自爆出一件件老板因债务跑路、甚至跳楼事件开始，温州就被推至风口浪尖处，温州爆发的这场严重的民间借贷危机引发了社会和政府高度关注，也引起了人心惶然。面对温州的现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让原本以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的温州面临如此困境？很明显，温州经济发展中后期，很大一部分企业主偏离原本经营良好的实体经济，将资本转移到房地产等巨额利润的投机行业，以致实体经济日益空心化。同时，温州人热衷于高利息率的借贷（即我们常说的民间高利贷），它是一种靠信用关系维持的私人放贷，而且放贷的资金并不全是个人自有资金，还包括各种来自亲友的资金、信用卡和银行贷款而来的资金等。12因此，一旦这种没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的“关系借贷”没办法按期归还，一旦资金链在某处断裂，所产生的后果就变得非常严重。一方面，企业家们不仅要填补实业的资金短缺，还面临高额利息率的巨大债务，企业因为严重的资金短缺，没办法正常生产运作；另一方面，这复杂而广泛的借贷关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无法避免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表面上看，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加上中央收紧信贷，导致了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实际上，温州现象主导因素是货币的借贷泛滥超出了这个城市本身所能承受的范畴，高利息率的借贷打破了货币流通的平衡。中国房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让大部分温州人尝到了借钱生钱的甜头，纷纷将投资目标放到房市等金融领域，使发家的实业经济开始衰退并日益空虚。当国家加大对楼市的打击力度，限制楼盘的炒价，这给借钱炒楼的温州人以沉重一击，最终诱发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偿还危机。在这个被高额利润诱使的、以信用为基础的私人借贷链条中，银行也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所以，当个人信用透支，资金链在某一处断裂，银行借贷中的货币没办法按时收回，一场因个人信用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就在温州爆发，并向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蔓延。

三、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有效规避

通过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马克思论及的商业信用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和货币信用风险相比，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社会信用风险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从失信主体来看，信用风险由微观个体向政府主体蔓延。与早期的个人和企业违约有所不同，今天政府失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从欧洲债务危机到美国债务违约风险都反映了政府失信风险在不断加剧。二是从金融工具来看，信用借贷由传统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产品转化。作为在传统金融工具（包括货币、债券、股票等）基础上衍化和派生出来的新型金融产品，衍生金融产品（包括期货合约、期权合约、远期合同、互换合同等）由于能够转嫁风险而得到“青睐”，但这种新型金融产品高度的财务杠杆作用加剧了信用风险的危害程度。三是由引发领域来看，信用危机由生产制造业向房产地产业转移。1929~1933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直接原因在于制造业生产与销售之间供求矛盾的尖锐化，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则是房地产的泡沫化。基于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以有效规避现代经济社会的信用风险。

1. 强化国家债务管理，规避政府违约风险

2013年初，尽管美国两党达成了“财政悬崖”阶段性协议，但其政府未能摆脱“关门危机”。实际上，自1960年以来，美国债务上限已经上调了79次（平均计算每8个月就上调一次），如果以现有利息增速判断，十年后美国债务仅仅利息的支出就将增加到1.1万亿（占其GDP总量的4.7%），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十年必须保持GDP增速不低于4.7%，才能支付国家债务的利息。132009~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欧洲五国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分别高达130%、120%、94%、83%和63%。2013年9月5日国际清算银行（BIS）有关报告显示，2007年中旬全球债务规模为70万亿美元，到2013年已经增至100万亿美元，而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债务的最大制造者。由此可见，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是防范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首要任务。

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的最好办法是避免政府的过度负债。这就要求政府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将国家债务尽可能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对现有国家债务应该强化管理，构建反映债务危机和债务风险的管理系统，建立政府债务预警、化解和救助机制。比如，调整国家债务期限结构安排，避免债务过度集中偿付；加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G）等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多渠道监管各国政府债务风险；联合设立跨国债务危机救助的专门机构等。

2. 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监管，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

20世纪70年代，以期货、期权等证券为核心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满足了人们日益复杂的投资融资、资金保值和避险需要。作为一种高级的资源配置工具，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掉期等在内的衍生金融产品经过衍生再衍生，推进了金融市场高度的发展。据世界交易所联盟（WFE）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期货交易量达到37.8亿手合约，与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24%；全球期权交易量达到2.24亿手合约，与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17%。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杠杆效应，有利于筹资、保值和避险，但同时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场的风险及危害。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爆发，正是被誉为“金融大鳄”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牟利的结果。基于此，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监管，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成为规避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必然要求。

为保证衍生金融体系稳定运行，防止市场系统性风险发生必须加强衍生金融法制建设，提高衍生金融市场交易中信息透明度，健全衍生金融市场的内控机制，构建和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的预警系统和风险控制体系，注重开发各种管理衍生金融风险的新技术和新工具。14此外，为了适应衍生金融市场国际化，各国政府还应该加强衍生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比如，建立相关信息共享机制，注重监管信息的充分交流，以防止跨国证券欺诈和市场操纵；统一监管标准和监管规则，促成各国监管行为的协调性，降低衍生金融市场风险的外部负效用；对衍生金融行业自律进行统一规范，提升衍生金融市场自我监管能力等。

3. 平抑房地产泡沫，防范土地财政风险

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伯格的理解，房地产泡沫是指房地产价格连续上涨后引发人们产生上涨预期，由于投机资本的不断加入又将进一步助推房地产价格的无节制上涨，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严重脱离市场基础，远远高于实体价格。随着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常常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或者以繁荣的消退告终而不发生危机。”15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房地产泡沫（殃及日本、泰国、香港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迪拜危机、2011年中国温州现象等无一例外地说明了信贷风险和房地产泡沫的直接相关性。房地产的非理性发展和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必将引发房地产泡沫的潜在风险与巨大危害，仅靠房地产来带动经济增长最终无益于经济良性发展。因此，平抑房地产泡沫，防范土地财政风险是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规避的重要内容。

平抑房地产泡沫，防范土地财政风险关键在于预防过度投机。这就要求加强房地产市场开发规模的监控和投资结构的管理，防止房地产市场炒作。具体而言，一是强化土地资源管理，完善土地供应制度，有效控制土地价格；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转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防止地方政府助推房地产价格；三是加强房地产市场的信贷管理，正确引导资金流向，规范房地产信贷市场；四是构建房地产市场信息平台，增加市场信息透明度，规避投机炒作和恶意操控；五是优化保障性住房开发机制，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总之，当代社会迫切需要人们审视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揭示信用风险产生的根源，探讨信用风险的规避，寻求“风险社会”的出路。只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建立健全风险监管机制，只有构建风险预警系统，只有培育出良好的信用环境，才能有效规避现代社会的各类信用风险，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82页。

②④⑤⑥⑦⑧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0页，第542页，第546页，第585页，第547页，第49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22页。

⑨（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⑩（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序言），何博闻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2页。

12刘颖、王希俊：《信用违约互换在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管理研究》，《求索》2013年第2期。

13参见张茉楠：《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将常态化》，《中国财经报》2013年10月15日第8版。

第13篇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和类型

金融危机在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极度混乱和剧烈动荡下股市狂泻、货币贬值、利率极高、工厂倒闭、银行破产、工人失业，市场一片混乱，从而诱发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二、未雨绸缪，建立财务预警系统机制防范措施

财务风险预警是指当集团内企业出现财务状况恶化的迹象时，提醒企业经营者尽早采取措施，及时寻找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的原因，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财务状况和财务结构，化解财务风险。

（一）财务风险预警的几种情况

财务风险预警在企业预亏预损，预算完成情况出现异常偏差，财务指标异常变动，重大法律纠纷及出现其他重大财务风险时起到警示作用，提请管理层重视。当预计当年完成营业利润为负数，或预计某投资可能出现1000万元以上的损失（规模较小的企业，占企业注册资本10%以上的损失）时应提醒；当企业每季度对完成年度预算指标进行分析，主营业务收入、成本费用、利润总额等指标偏差超过20%时应提醒；当企业定期对资产收益率，流动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进行分析，以上指标与上年周期或当年预算指标相比偏差超过20%时应提醒；当应收账款回款困难，重大法律纠纷导致财务风险，造成企业非正常资金流出或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时应提醒。

（二）预警监控体系

集团企业建立两级财务风险预警监控体系，设专人在总部通过联网方式对成员企业财务系统进行实时监控，随时进行财务风险预警分析抽查、发现险情通知各成员企业排查。

各成员企业应通过明确财务风险预警程序，记录，报告财务风险的发生原因，解决措施、处理结果等，弥补企业现有财务管理及经营中的缺陷，变事后控制为事前、事中控制，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各成员企业财务部门负责对本单位财务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发现财务异常状况应分析研究原因，提出相应解决方案和应采取的措施建议，并及时上报。

各成员企业财务部门应将相应的财务风险预警分析报告及采取的措施每月汇总上报集团公司财务审计部，并继续追踪处理财务风险报告内容，将处理结果及时上报集团公司财务审计部门。

对于存在重大财务风险的单位，集团企业将要求限期整改，改善财务结构，降低借贷规模和负债比例。

对于财务风险预警控制不力造成损失的企业，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金融危机之债务危机的化解

根《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的解释：债务危机是一个普遍的用语，用于任何不能按计划还本付息由此损害其他债权人财务健康的情况，通常债权人会接着切断进一步的贷款，从而使最初的情况加剧。如果无力偿还是一个长期状况，那么可以将它看成是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在高利率的条件下，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可以迅速变为无力偿还问题。现代金融危机很难做到只表现为货币，银行，外债等部门的危机，通常会表现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而且一国的金融危机还会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人们的心理效应等渠道传染给周边国家和地区。负债可以达到资本结构最优化，实现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但同时也会产生负面效应。

（一）财务杠杆效应来化解债务危机

资本结构的财务杠杆效应通过对资本结构中负债比例的选择而对权益资本利润率的影响。MM理论认为，有负债企业的权益成本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权益成本加上一笔风险报酬，而风险报酬的多寡视负债融资程度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大小而定。

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大于负债利率时，企业适当地多借入资金，就可以提高权益资本净利润率，这就是财务杠杆产生的正效应；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小于负债利率时，企业如果不缩减负债规模，就会降益资本净利润率，侵蚀股东权益，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财务危机，这就是财务杠杆产生的负效应；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等于负债利率时，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没什么危害，但由于借入的资金无增值，因此企业如果不尽快地采取措施来扭转这种局面，财务杠杆也会产生负效应。美国两大房地产商和雷曼兄弟因严重资不抵债，大量债务到期无法偿还，最终有百余年企业在泡沫经济下破产。所以，从理论上讲，在企业里只要有固定资本成本的存在，权益资本利润率的变动幅度就应大于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的变动幅度。这一特点，在企业财务管理学中补称为“财务杠杆”，也是企业财务活动中的一种规律性。

（二）对重大财务事项建立报告制度来化解

通过对企业已经完成的资金运动全面系统的核算与监督，以为外部与企业有经济利害关系的投资人，债权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等经济信息为主要目标，而进行的经济管理活动，称之为财务会计。

关于报告内容，的确现行财务报告的计量主要限于货币度量，对于使用者非常有用的公司人力资源、客户、核心技术等就被排除在财务报表之外。另外财务会计的确认交易、事项的前提是它们必须是已经完成、至少是已经发生的。财务会计信息披露始终以表内信息为核心，适当的表外信息是需要的，但是不能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分散报表使用者的注意力。

针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局限性，尤其是近年全球性的会计造假案例的出现，改进财务报告的呼声越来越高，如90年代初新加坡巴林银行倒闭破产案，正因为缺乏对重大会计信息披露的制度漏洞，未及时上报，导致酿成悲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内部会计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对重大财务事项建立报告制度。

当集团企业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等产生重大影响，包括重大财务收支，大额资金调度，对外投资融资，贷款担保，利润分配，法律纠纷，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财务负责人是对重大财务事项的信息收集，整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除单独注明的事项外，各成员企业一般应在重大财务事项发生后立即向集团财务会计审计报告，报告应采用书面形式。内容包括：一是重大财务收支事项的报告，包括大额回款，大额资金支出，大额资金调度等。二是每周上报资金状况（资金周报表）：超过100万元以上（规模较小的企业10万元以上）的大额合同付款，每月应汇总报告。三是企业股票、债券投资应说明该投资的具体种类，金额、期限以及资金来源等，并每月将各类投资情况汇总上报。四是对外长期投资的发生、转让和收回。五是对外筹资融资。六是对外担保。七是法律诉讼事项。八是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包括（法定盈余公积金，任意盈余公积金）变化情况，应在报董事会审议之前上报财务审计部门。九是企业并购、资产重组、重大业务计划制定等事项。十是其他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第14篇

 

一、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金融危机中企业去杠杆化、政府增加杠杆使债务负担加重

 

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希腊向来以高福利、低盈余为特点，但单凭公共财政盈余也难以负荷过度的举债消费。全球经济危机推动私人企业去杠杆化、政府增加杠杆。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国际宏观经济的冲击，恶化了其国家集群产业的盈利能力，公共财政现金流呈现出趋于枯竭的恶性循环，庞大的债务成为国家不能承受之重。

 

马克思认为，货币产生以后，货币承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功能，使商品在交换过程中潜伏着经济危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会形成支付的连锁关系，一旦有债务人到期无法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一系列支付关系无法实现，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影响，社会再生产也难以正常运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发达商品经济阶段，商品经济在一国经济中居统治地位，一切生产都是商品化的，社会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来实现。在这个基础上，一方面，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这就决定企业追逐利益的本性必然迫使企业生产有着无限扩大的趋势，致使市场的发展落后于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资源配置有其滞后性和自发性的弊端，容易产生无政府状态和盲目性。因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深化和发展，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其直接的诱因。评级机构不断调低主权债务评级，助推危机进一步蔓延。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不断下调上述四国的主权评级。2011年7 月末，标普已经将希腊主权评级09 年底的A-下调到了CC级(垃圾级) ，意大利的评级展望也在 11年 5月底被调整为负面，继而在 9月份和 10 月初标普和穆迪又一次下调了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遭遇了主权评级被频繁下调的风险。评级机构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可成为危机向深度发展直接性原因。

 

(二)产业结构不平衡使经济发展脆弱

 

1、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支柱产业的希腊经济难以抵御危机的冲击。在欧盟国家中，希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资源配置极其不合理，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一方面，为了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并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希腊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房地产业加大了投资力度，其投资规模超过了自身能力，导致负债提高。2010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达到 52.57%，其中旅游业约占 20%，而工业仅有 14.62%，农业更少为3.27%。加上 2004年举办奥运会增加的 91亿美元赤字，截止2010年希腊政府的债务总量达到3286亿欧元，占GDP的 142.8%。另一方面，从反映航运业景气度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看，受金融危机影响从 08 年底开始航运业进入周期低谷，景气度不断下滑。希腊的支柱产业属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动的产业，这些产业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显得异常脆弱。

 

2、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投资拉动的西班牙和爱尔兰经济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建筑业、汽车制造业与旅游服务业是西班牙的三大支柱产业。由于长期享受欧元区单一货币体系中的低利率，使得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成为西班牙近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1999年到2007年，西班牙房地产价格翻了一番，同期欧洲新屋建设的60% 都发生在西班牙。房地产业的发展推动了西班牙失业率的下降。2007 年西班牙失业率从两位数下降到了 8.3%，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下，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西班牙失业率又重新回到了20% 以上，其中 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只有一半人拥有工作。而海外游客的减少对西班牙的另一支柱性产业——旅游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爱尔兰一直被誉为欧元区的“明星”，因为其经济增速一直显著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人均 GDP也比意大利、希腊、西班牙高出两成多，更是葡萄牙一倍左右。但在 2010年底同样出现了流动性危机，并接受了欧盟和 IMF的救助，究其原因主要是爱尔兰的经济主要靠房地产投资拉动。2005年爱尔兰房地产业就已经开始浮现泡沫，且在市场推波助澜下愈吹愈大，2008年爱尔兰房价已经超过所有 OECD国房价，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爱尔兰房地产价格出现急速下跌，同时银行资产出现大规模缩水，过度发达的金融业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受到了巨大打击，爱尔兰高速运转的经济受到重创，从此陷入低迷。

 

3、主要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的葡萄牙经济基础比较脆弱。葡萄牙在过去十几年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服务行业持续增长，这与其他几个欧元区国际及其相似。近几年葡萄牙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传统的制造业向高新技术行业转型)，汽车及其零部件、电子、能源和制药等高新技术行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政府在扶持高科技企业上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通常都是通过低息贷款来实现。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融资成本随之飙升，从而使葡萄牙企业受到冲击，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

 

(三)信用危机加速经济危机

 

《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同时，马克思认为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

 

总体看来，PIIGS 五国属于欧元区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深入，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这些国家又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得经济在危机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产生信用危机。

 

(四) 欧元区制度缺陷，各国无法有效弥补赤字

 

1、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不能统一，协调成本过高。

 

根据有效市场分配原则，货币政策服务于外部目标，主要维持低通胀，保持对内币值稳定，财政政策服务于内部目标，主要着力于促进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从而实现内外均衡。欧元区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区域货币合作最成功的案例，然而 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欧元区长期被隐藏的问题凸现出来。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平衡各成员国的利益，导致利率政策调整总是比其他国家慢半拍，调整也不够到位， 在统一的货币政策应对危机滞后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为了尽早走出危机，只能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许多欧元区成员国违反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上限 60%的标准，但是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措施，由此形成了负向激励机制，加强了成员国的预算赤字冲动，道德风险不断加剧。具体传导路径为：突发美国金融危机 -- 货币财政制度的不统一造成货币政策行动滞后 - 各国通过扩展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 主权债务激增 -- 财政收入无法覆盖财政支出 -- 危机爆发。

 

2、欧盟各国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

 

各国不同的公司税税率导致资本的流入，从而造成经济的泡沫化。

 

最初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以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为前提，并以要素的自由流动来代替汇率的浮动。欧元体系只是在制度上放松了人员流动的管制，而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存在，欧盟内部劳动力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从各国的失业率水平来看，德国目前的失业率已经下降7% 以下，低于危机前水平，但是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 21.2%。另一方面，欧盟国家只统一了对外关税税率，并没有让渡公司税税率，目前法国的公司税率最高为 34.4%，比利时为 34%，意大利为31%，德国为29.8%，英国为 28%，其他边缘国家及东欧国家的公司税率普遍低于20%，这些税率较低的国家也正是劳动力比较充足的国家，资金和劳动的结合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不断膨胀，资金主要投资在支柱性的产业，比如加工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从而导致了国内经济的泡沫化。从欧元兑美元走势可以看出，次贷危机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欧元一直是处于一个上升通道，出口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南欧国家本来就不发达的工业和制造业更少受到资金的青睐，造成这些国家贸易赤字造成贸易赤字连年增加，各国通过发债弥补，同样是因为欧元的升值，欧债受到投资人的欢迎，举债成本低廉，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主义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同社会消费能力不足等主要矛盾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欧元区各国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和社会生产的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追求剩余价值和外部的市场竞争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生产资料和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了，生产的社会性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却没有顾及到需求的限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唯一的目标就是对价值的无休止追逐，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螺旋式上升与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

 

3、欧元区设计上没有退出机制，出现问题后协商成本很高。

 

由于在欧元区建立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退出机制，这给以后欧元区危机处理提出了难题。目前个别成员国在遇到问题后，就只能通过欧盟的内部开会讨论，来解决成员国出现的问题，市场也随着一次次的讨论而跌宕起伏，也正是一次次的讨论使得危机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近年来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非常疯狂，致使其经营风险不断加大，其总资产与核心资本的比例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同行。

 

二、总结

 

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强化和加速了危机的出现。信用制度，一方面加强了货币的支付功能 ，提高了资本的流动性，“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这实际上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

第15篇

这些消息的披露，一方面表明中国官方开始认真关注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并有意识地开始披露相关数据，以警示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市场的担忧。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以及其相关风险应该作怎样的评估，是当下一个很热门却没有得到解答的话题。

债务知多少

地方融资平台由本轮金融危机后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而生。在中国政府公布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中央政府承担1.2万亿元的份额，而余下的部分由地方政府以及企业承担。

而多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一直处于较为平衡的状态，并没有过多的盈余。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不允许发债，这导致了地方政府只能寻求银行资金来撬动经济建设。

为了“大干快上”，地方政府成立了大量的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将各种项目置入其中，以“组合”的方式来取得银行的贷款。在很多情况下，为了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信用注入”，地方政府甚至以地方财政收入作为未来还款的保证，来向银行取得贷款。

这样一种政府、项目与银行之间“抱团融资”的方式，成为了引发地方债务问题的导火索，因为这样的模式导致一旦项目出现问题，地方政府将被卷入其中，并引发地方政府偿债压力，“道德风险”等问题也由此产生。

在银行之外，很多地方政府还通过信托基金的方式来获得融资，即由信托基金来为地方政府的项目募集资金，这种模式多被称为“信政合作”，但由于相关资料披露不全，信托资金进入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仍存在一定的疑问。

地方融资平台在2008年开始起步，到2010年进入，其数量从2008年的2000个左右，上升至目前的1万个左右，扩张速度惊人。同时，七成地方融资平台存在于区县政府一级，这也引发了市场对于这一级政府风险控制以及偿债能力的担忧，而与此相关的银行系统风险也不可小觑。

那么，地方融资平台现存的贷款数量到底有多少？官方数据有各种说法，大体的规模在7万亿－10万亿元的水平之间。我们的研究也证明，这一数字大体可靠，我们从银行的公开数据以及信托基金业的公开数据汇总得出，地方融资平台所有的全部债务约在7.1万亿－9.3万亿元之间，基本符合市场的主流估计。

风险待评估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是基于贷款本身的风险评估，并假设地方政府将需要全部承担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来评估地方政府在极端状态下的财政可持续性。

一般而言，银行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项目融资有这样的特点，项目融资贷款有一定的“宽限期”，在“宽限期”即项目建设期内，项目方只需偿还利息，而无需偿还本金。而在项目完成后，项目方则需同时支付本金以及利息，而本金的支付比例也会按照贷款时长来确定。

基于以上的特点，我们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做了以下的假设：

第一，项目贷款时长为五年（2009年－2013年），“宽限期”为两年，在三年“还本期”内，本金偿还比例分别为30％、30％和40％；

第二，央行将在2011年加息四次，并在后续几年内维持这样的利率水平；

第三，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增加20％，同时，中央政府将在未来几年内维持为地方政府2000亿元国债的政策。

按照这样的假设，我们的估算显示，地方政府将从今年开始进入偿债高峰期，这是因为从2011年开始，大部分项目将进入“还本付息”期。而偿债的比例将高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30％左右。如果偿债风险被大规模释放，那么这将严重影响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

按照预算法的规定，中国地方财政不允许出现“赤字”。因此，如果希望保持财政平衡，地方政府必须相应减少开支，这样的财政收缩规模将占到GDP的7％左右，对于一个仍然以政府主导的经济体来说，这将是中国经济一个较为明显的下行风险。

按照上述的这种假设，地方债务的风险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然而，我们也做了另一种假设，即如果银行能够拉长地方政府的还贷年限，那么其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又如何呢？

在这一种情境下，如果我们将贷款年限拉长至七年，“宽限期”同样为两年，结果又怎样呢？我们的测算显示，地方政府的还贷压力将大大减轻，每年需要还贷的比例约占其财政收入的10％－15％。如果需要保持财政收支平衡，那么相应需要减少的财政支出比例则占到GDP的3％左右，这样一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将大大减轻。

而在一种较为乐观的情境下，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能够从20％上升至25％，其结果又如何呢？测算显示，在五年总还贷期的情形下，地方政府需要减少大约占GDP4％－5％的财政支出来偿还银行信贷，而七年总还贷期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在“勒紧腰带”三年后，将再度出现财政盈余，即在三年以后，地方政府将无需减少财政支出。

流动性风险

以上的测算，不仅揭示了地方债务可能面临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数量研究告诉我们，地方融资平台面临的并不是一种“偿付风险”，而是一种“流动性风险”。

在对债务的研究中，“偿付风险”与“流动性风险”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偿付风险”意味着债务人无力清偿债务，并存在着破产并对债务进行违约的风险。而“流动性风险”则意味着如果债权人给出一定的宽限期，债务人将有能力逐步清偿其债务。

对于债权人来说，准确辨识这两种风险相当重要，因为如果对存在“流动性风险”的债务人施行严厉的清债举动，将可能迫使债务人违约，进而导致债权人的损失。

1997年－1998年的韩国债务危机就是典型的“流动性风险”的债务案例，当年很多韩国银行由于从海外借入大量债务，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国际资本撤出韩国，导致韩国银行无力筹措美元流动性，偿还其国际债务，导致市场对于韩国清债能力的怀疑，进而引发了韩国金融体系的大规模违约风险。

然而，在IMF以及韩国民众的支持下，韩国到了1999年就基本解决了其债务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危机期间，韩国仍然获得相关的流动性，保持了债务的清偿能力，而一旦危机过去，很多人才发现，韩国其实根本不具有严重的债务问题，债务危机的爆发则是因为短期流动性紧张而触发的。

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一个“流动性问题”，只要中国经济保持正常的增速，同时，商业银行能够有效管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偿债节奏，由于地方融资平台而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很小。

与此同时，我们上述的测算也没有考虑地方融资平台可能产生的自身现金流，即项目建成后，项目本身也能产生相当的还贷能力。按照工商银行的估计，其放出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中，约有67％左右的项目可以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覆盖银行贷款。

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都需要转向地方财政。事实上，这也是商业银行本身需要作出的判断，并非所有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都是“坏账”，也不能“一刀切”地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收紧和压缩。

退一步讲，如果中国有40％－50％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全部转为“坏账”，那么其对银行系统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发现，在这样的情景下，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将从目前的不足2％上升至6％－10％的水平。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可怕，但联想到中国在上世纪末以及本世纪初经历的动辄30％的银行坏账率，这样的坏账控制也并不是一个难以完成的目标。

允许地方政府发债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时刻，债务危机解决的最终办法是债务人能够创造足够的财富来还清债务。对于中国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其能够保证正常的经济增速，目前累积的债务并非难以控制。

减缓目前地方债务风险的另一个途径，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债券市场的发展能够减轻银行系统的压力，并解决地方政府在还贷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期限错配”的问题，而对于中国市场充裕的流动性来说，债券市场的大力发展也为其创造了一条新的去向。

目前来看，尽管很多方面提出了相关的设想，但地方债券市场的建立，仍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其中，涉及到债券发行的评级、承销以及交易等种种制度性问题。地方政府也应该引入地方人大进行监管，以避免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

建立地方债务市场的同时，地方融资平台暴露出的问题，也表明中国现行的财政体系仍然需要新一轮的配套改革。这其中厘清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尤为关键，笔者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新一轮的分税制改革，让财权和事权更为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