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价值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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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炫耀性消费;文化价值观;儒家;道家;佛家

作者简介:刘力钢(1955―),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企业成长战略、营销战略研究;袁少锋(1982―),男,湖北监利人,辽宁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比利时根特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交换生,主要从事消费行为、营销战略研究;高英(1981―),女,辽宁铁岭人,辽宁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消费行为、营销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71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6―0072―04　收稿日期:2010―09―15

一、文献回顾

在中国,人们的炫耀性消费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尽管炫耀性消费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但学者们对这一特定消费现象的本质、影响因素模型以及实证研究都很缺乏(O’Cass et al,2004)。在概念界定上,国外学者们对炫耀性消费的内涵还未达成统一认识(Shukla,2008)。结合相关研究(Marcoux etaI,1997;O’Cass et al,2002;Sivanathan et al,2010),笔者认为炫耀性消费是个体为了满足特定的心理需求,而将特定的消费活动向参照群体展示的中。只是有些人的心理需求是积极的,如提升自尊、树立自信、自我价值肯定等,而有些人的动机是消极的或非理性的,如盲目攀比、爱慕虚荣等,有些人则兼而有之。

针对炫耀性消费的已有研究,从外部情境因素出发,学者们探讨了参照群体(Mareoux et aI,1997;O’Cass et al,2004)、品牌联想(O’Cass et al,2002;Shukla,2008)、商品稀有性(Amaldoss et al,2005)以及异性吸引(Griskevicius et al,2007)对炫耀性消费的影响效应。从内在心理因素出发,研究者们还探讨了地位意识(O’Cass et al,2002,2004)、消费者自我(Shukla,2008;Sivanathan et al,2010)、物质主义(Wong,1997)、面子意识(袁少锋等,2009)等要素对炫耀性消费的作用机制。

综上,现有研究尤其缺乏文化价值观角度的探索,而文化价值观是决定人们思维及相应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研究文化价值观对特定消费行为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Bao et al,2003)。

二、研究假设

文化是特定人群信奉的一套价值观、信念、规则以及制度,是人们据此解释经历并产生特定社会行为的知识(Bao et al,2003)。文化价值观作为一种持久的信念,指导人们在特定社会中的角色扮演以及同他人关系的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主要来源于人际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取向;在中国悠久历史演化的进程中,儒、道、佛三大主流文化在人们的价值观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人们的消费行为形成导向作用(张梦霞,2005)。

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个群关系、人我关系,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承认客观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阶层差异,教导人们要了解这种客观差异,安分于自己的角色地位,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张梦霞,2006)。针对中国消费者,儒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行为与地位相符、家庭声誉以及倾听他人(张梦霞,2005)。另外,象征性自我完善理论指出,个体从事的许多活动(例如对众多商品的购买),都是为了支持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定义。因而,如果个体越是觉得其行为与地位身份应该一致,就越会积饭地表现山支持性的消费行为,以强化自我定义。印象管理理论指出,人们总是积极地控制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形成过程,希望别人以自己期望的方式来感知自己,从而向他人传递积极的形象,并促进预期目标的实现。这样,如果个体希望实现人际和谐、维护家庭声誉等方面的目标,则会通过积极的外在表现,传递良好的印象来获得他人的赞许或友谊,并给自身或家庭赢得面子或声誉。而已有研究表明,炫耀性消费具备良好的地位显示、面子提升与人际调节等功能。因此,可以提出假设1。

假设1(H1):如果消费者越是认同儒家的“行为与地位相符”(H1a)、“家庭声誉”(H1h)以及“倾听他人”(H1e)的价值观,则其炫耀性消费倾向越强。

儒家文化价值观倡导人们承认人与人之间角色和地位的差异、安分于自己角色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让人们表现真实自我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在收入代表的经济地位上,就是说人们的消费行为与其收入高低要相匹配。而西方消费者则通常希望通过超出自身经济能力的消费,来“夸大”地表现自我,从而改变自己的相对地位(Chades et aI,2009)。此外,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虽然有些群体(如学生)暂时缺乏经济收入,但个体的经济地位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因此,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针对中国消费者可以作出假设2。

假设2(H2):个体每月可支配金额与其炫耀性消费倾向正相关。

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张梦霞,2006)。道家文化高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子“道”的哲学思想认为,人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应该去尝试掌控自然,而应学会适应自然,甚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人们应该根据自然规律行事,人类社会发展应该顺应自然,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应自然而然。道家文化价值观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崇尚自然”与“和谐自然”两方面(张梦霞,2005)。然而,炫耀性消费一定程度上是个体虚荣、攀比与势利心态的表现(Corneo et al,1997)。道家和谐自然的价值观同炫耀性消费的动机倾向,在逻辑上应该是不相符的。因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H3):道家文化价值观对炫耀性消费有负向抑制效应。具体而言,如果消费者越是信奉“崇尚自然”(H3a)和“和谐自然”(H3b)的价值观,则其炫耀性消费倾向越弱。

佛家文化价值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3个层次:戒恶取善,善行善果;断欲今世,希冀来世;博爱众

生,修成正果。在佛家文化下,人们追求自身内在的和谐,倡导内外无著、任运自在、返观心源、自性解脱;教导人们修行解脱,去实现人内心世界的和谐与均衡,通过一切随缘的宿命论劝说,使人们客观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密(张梦霞,2006)。张梦霞(2005)研究指出,佛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3个维度:公正平等(或因果报应)、奢侈品无用、相信缘分。再结合心理学象征性自我完善理论,如果个体是佛家价值观的信奉者,倡导奢侈无用,则为了支撑自己奢侈无用论者的身份,就会在消费上积极地抵制与奢侈相关的消费行为。然而,炫耀性消费具有昂贵显示(Griskevicius et al,2007)和卖弄(Mar-COUX et al,i997)等特征,因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H4):如果消费者越信奉“奢侈无用”的价值观,则其炫耀性消费倾向越弱。

“公正平等”或因果报应是一种看待人生和世间万物的价值观,是判断行善与作恶的因果循环报应规律的观念;“相信缘分”则是看待人际疏密的价值观念。从消费心理动机运作的机理分析,都难以判断二者同个体炫耀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因此,后续分析中只是附带检验二者的影响效应。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针对炫耀性消费倾向的有效度量,已有研究存在较大的不一致(Wong,1997;Marcoux et al,1997;O’Cass et al,2004;等)。炫耀性消费倾向实质上是消费者对具备炫示功能商品的支付意愿。因此,为了准确度量炫耀性消费倾向,本研究借鉴Griskevicius等人(2007)在实验研究中的测度方法:让被试者设想如果银行卡里有5万元人民币可以自由支配,并正在考虑几项消费活动;则其会在一款新服装、一款新手机、一趟美妙的欧洲旅游、一款新首饰(如金项链)上花费多少钱;具体操作是让被试者选择相应的“支付区间”,每个消费项目都包括11级区间,每个区间的增量相等,并限定每种消费的支出上限。服装的支付范围是250―2750元,手机是250～2750元,旅游是5000―30000元,首饰是1500―16500元。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测度,主要参考了张梦霞(2005,2006)基于中国消费者的研究,包括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价值观三部分,共包括22个测量问项。此外,调查问卷中还涉及被试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每月可支配金额”等控制变量信息。

此后,通过笔者亲赴现场、委托他人、电子邮件、QQ在线等多种方式,共收集有效问卷337份。样本特征为男性137人,女性200人;18―25岁年轻样本占81.3%,26―35岁占14.8%,36―45岁占3.9%;学历方面,高中以下占5.3%,中专、高中占4.5%,专、本科占78.3%,硕士及以上占11.9%;每月可支配金额,800元以下占27.6%,801―1600元占42.7%,1601―2400元占16.6%,2401～3200元占4.5%,3201―4000元占6.2%,4000元以上2.4%。

四、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儒家文化价值观量表的9个问项载荷到3个因子上,分别命名为“行为与地位相符”、“家庭声誉”和“倾听他人”,3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62037%;前两个因子的克伦巴赫“信度系数分别为0.754、0.704,“校正问项一因子相关”都大于0.4;但是“倾听他人”对应的3个问项的“校正问项一因子相关”都小于0.4的临界值,并且该因子初步信度系数小于0.6,在进一步分析中删除该因子。道家文化价值观的5个问项只载荷到一个因子上,将其命名为“自然和谐”;单因子方差贡献率为45.584%,信度系数为0.701,对应题项的“校正问项一因子相关”都大于0.4。佛家文化价值观量表的8个问项很好地载荷到了3个因子上面,分别命名为“公正平等”、“奢侈无用”和“相信缘分”,3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68.576%,信度系数分别为0.707、0.718和0.826,并且所有问项的“校正问项一因子相关”都大于0.44。

对所有变量做统计优化处理后,进一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假设,结果见表1。

回归分析中还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考察方差膨胀因子和病态指数,结果表明回归分析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从预测总体炫耀性消费倾向的回归分析结果看,儒家文化的“行为与地位相符”价值观同其显著正相关,假设H1a得到支持;“家庭声誉”对总体的炫耀消性费倾向影响不显著,H1b则未通过检验;进一步,“每月可支配金额”同炫耀性消费倾向显著正相关,假设H2得到支持;道家的“自然和谐”价值观对炫耀性消费倾向负向影响不显著,H3未通过检验;佛家文化的“奢侈无用”观念同其显著负相关,假设H4成立。此外,佛家“相信缘分”的价值观对炫耀性消费倾向有正向影响,“公正平等”观念则无显著影响效应。

从预测各单个项目消费倾向的回归分析结果看,儒家文化的“行为与地位相符”价值观念对新款手机消费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声誉”对新款服装消费有正向影响;道家文化价值观对任何项目的消费倾向都无显著解释力;佛家的“公正平等”观念对新款首饰消费倾向有正向影响,“奢侈无用观”同服装、手机、旅游和首饰消费倾向都显著负相关,“相信缘分”则对旅游消费倾向有正向影响。此外,“每月可支配金额”对服装和手机消费倾向都有显著正向影响,“教育程度”对旅游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和手机消费显著正相关。总体的炫耀性消费倾向及4个分项目的消费倾向在“性别”上都无显著统计差异。

五、结论及营销启示

1.儒家文化的“行为与地位相符”价值观对炫耀性消费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越是信奉行为与地位一致的个体,具有越强的炫耀性消费倾向。信奉儒家这一观念的消费者,会积极的通过相关的消费行为来支持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定义。对中高档商品经营企业的营销实践而言,需要准确定位商品的象征意义,并通过持续的营销活动强化这种象征意义。实践中,很多的中国品牌在进行营销宣传时,仍注重的是产品的实用功效、价格折扣等低端策略。如汽车广告经常强调的是装得更多、更省油等,服装宣传经常强调的是原材料来源、质地等物质属性,都缺乏象征意义的培育,从而缺乏对消费者身份、地位的支持功效。

儒家文化的“家庭声誉”观念对服装消费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人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再加上强烈的面子意识,因此维护家庭声誉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重要事项。这一动机对新款服装消费具有积极的驱动作用。

2.佛家“奢侈无用观”与炫耀性消费倾向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如果消费者信仰佛家的“奢侈无用说”,则其炫耀性消费倾向就低。因此,就中高档品牌商品经营企业而言,需要准确地区分细分市场,避免在“奢侈无用观”上得分高的群体上投入过多的营销资源。此外,对佛家另外两种价值观影响效应的附带检验表明,“相信缘分”的价值观念同炫耀性消费倾向正相关,同“旅游消费”也显著正相关。相信缘分是一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这种观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在炫示物品上的消费倾向,特别是促进人们的奢华旅游消费倾向。另外,“公正平等”观对首饰消费倾向有较弱的正向影响。

3.道家“和谐自然”的价值观念对预测炫耀性消费倾向无显著解释力。这不同于张梦霞(2005)对女性化妆品消费行为的解释。

第2篇

纵观数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陶作为一种自然永恒的材料，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人类走向文明、走向现代，更以一种全新的艺术存在方式走向未来。原始陶器在世界各地先后出现，虽然在造型、装饰和文化理念一有不尽相同的地域特色，但其成型方法和艺术形式却存在着许多的相似性，这可谓人类的共识。

每一种物体在进化以前，其萌芽状态在形态上近似于生命的起源，空间和时间在起源上趋向一致。随着事物的发展，所有的形态都变的以各自独特的生命形式存在。而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样在变革中，其思维形态物化了的思想便趋向一致。在一个工业化发达的高速复制时代，用手工的创作方式去触及人们的感觉，从而使这个一古老的艺术形式获得现代性的划时代的转换。现代陶艺的以全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它以不同的形式、角度和内含上展示了现代人对陶瓷传统人文精神和美学品质的认识态度，体现了艺术家对传统资源、语言方式、艺术形式的当代转化问题的新思考。

中国陶瓷艺术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它的遗存非常丰富，这是任何其它门类艺术品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它的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刻，可以说中华民族将她最内在的本质，她对生命的感悟，对自然精神的心 神完美地表现在了它的博大丰厚的陶瓷艺术中了。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代表了这个民族的体验，代表深深扎根于这个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精神与人性的成熟，代表技术和形式方面精湛的表现方法，代表了这个民族对艺术价值看法的最后概括。

由于西方近几十年来现代陶艺的发展，使陶艺成为一种十分国际化的艺术语言，现代陶艺作为一种新的介质，促进了艺术国际化的进程。在中国当代艺术情境中，陶艺语言面临着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如何更好的和用传统文化资源、因势利导完成自身现代嬗变的问题。在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古代艺术家往往借助器物的造型来寻找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深深地沉浸在自然中去体味自然生命的奥妙。而我们现代的陶艺作品也有很多表现出对自然物象、物性的亲和和性感，和对商业化机械复制图像的远离逃避，力图以最生动、最富个性魅力的现代陶艺语言来表达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和性感体验，来展示他们的艺术理念和生活价值观念。

当今世界，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个人与个人之间日趋明显的相互依附性，显示出多元共存的必然态势。但正因为如此，各国陶艺家才需要通过自己富有个性的作品表达不同文化背景多元共存的合理，体现各种文化对于我们的世界都是不能缺少的重要现实。纵观中国现代陶艺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样式，大多都兼容了多重的风格式样因素和语言结构，一些作品同时具有观念表现，波普等多重风格。在对本体语言的关注上，显示出多种语义并存的现象，在题材的选择上，也显示出对生活观察的平常心境以及对人文现象的关怀。这种多原性，丰富了中国现代陶艺的人文语境，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陶艺的新的发展格局，这种格局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将会逐渐强健中国现代陶艺的身躯。塑造中华民族陶艺自身语言状态，这对西方艺术形态的日益国际化蚀食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作为一种弱势文化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一些现代陶艺作品明显带有一种西方附趋性。现代陶艺可以有时尚性，但决不能等同于时尚。在体现社会共性――现代的同时，应通过对陶瓷本质的理解，去体现个人对陶艺的认识，比如社会、文化、历史及陶瓷材料本身等。我们更多的是要在中国文化的这个大背景共性中去导求个性，去诠释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也就是说是在继承优秀传统加以深化并融纳自己的对事物的不同观察视角和内心体现而形成的个性，离开了中国传统 文化这一大背景，就无从谈起中国现代陶艺的多元性、国际性。

中国现代陶艺家在探索现代陶艺新的表述语言上，深深的直根 不可避免的变革与更新的学术思考。学习与借鉴，每交流与融会是所有文化艺术得到繁荣的重要因素，它给我们熟悉，所赞美的传统陶瓷艺术又一全新的表现形式，从而开拓了陶瓷艺术研究与创作的新空间领域。中国传统文化和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对今天中国的陶艺并非是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其足以借鉴与发展的基础，任何离开这一基础的现代陶艺都是空中楼台，传统陶瓷艺术因传统文化的感悟性特征，形成了一种神奇而富于变化的感悟性表达特质。若将这种传统特质精神地潜入到现代陶艺的创作中，将会以有别于西方的陶艺语言形式并驱并行发展，共同尊荣，而不致落入窠臼随行于他人之后。国际陶协主席东尼・法兰克斯先生在全国第七届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大会上讲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几千年的陶瓷艺术文化，将成为你们中国陶艺家现代陶艺创新和发展的基石。

第3篇

[关键词]集体主义;价值观;归属;情感宣泄

英雄是孤独的,所以谷子地注定是孤独而寂寞的,这个久经战场的热血男儿终其一生难以逾越战争的创伤。昔日的战友已化作铮铮白骨,白发将士空悲切。《集结号》不仅让观众直面惨烈的战争、淋漓的鲜血和壮烈的英雄主义,更是一次社会集体情感的洗礼。影片成功塑造了一位视兄弟情与荣誉胜于自己生命的连长谷子地在战争之后寻找部队为战友争取荣誉的故事。谷子地对战友和部队所持有的执著、坚忍、责任、视死如归等精神气质犹如一剂情感良药让人们在人情淡漠、情感匮乏、娱乐至死的后现代社会意识到兄弟情谊的价值、生命的可贵及荣誉超越一切的大爱精神。谷子地和他的战友是千万个牺牲在战场上普通军人的缩影,他们打动电影观众的不仅是角色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更是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没落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谷子地:从朴实的个人英雄主义到集体主义

影片开始,谷子地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政治觉悟低,枪杀俘虏并抢夺他们的衣服而受到禁闭,这实际上是谷子地朴实的个人英雄主义作祟的结果。弗洛伊德指出“成人个性的绝大部分源于一种基本冲突,即个人满足自身生理需求的愿望与履行富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的职责必要性之间的冲突,是本我、自我、超我三个精神系统之间的冲突。”[1]在这里,谷子地的本我占据了上风,作为一个久经战场、多次立过战功的英雄,他的本我膨胀。这个兄弟之情至上的刚烈男人无法对指导员的死视而不见,同时他又羡慕敌军的衣服和装备,他的自我呈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他富有同情心,无视军纪,率性而为。

在禁闭之后,谷子地遇到了王金存。王也是个个人导向的浪漫主义者,他厌恶战争,一心只想回家与自己的媳妇团圆,也是被集体抛弃的特殊分子。然而就是在王金存身上谷子地强烈地感觉到亲情的珍贵以及生命的脆弱。王就像他的俘虏,俘虏也是中国人,就像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战争与流血无可避免,亲情却无法割裂。如果说在此之前谷子地只有打仗报仇出人头地的念头,而在禁闭之后潜藏于心中的超我被唤醒,它冲破了本我的享乐性和自大性,集中体现为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

研究学者指出“价值观反映的是个体与群体、个体之间以及群体之间适当关系的看法。”东方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协作关系,将成就和荣誉归因于集体努力,拒绝偶像崇拜。正因为如此,作为战争的幸存者,谷子地对战死的弟兄充满了愧疚,荣誉是大家的,活着就意味着耻辱。在战争结束后,谷子地奔波于各个地方,从不放弃寻找自己的部队,当他绝望地得知无法为自己的兄弟证明烈士的身份后,他拼命挖煤窑,要把战士的尸体挖出来,为的就是要向世人证明他和他的兄弟曾经为了荣誉在这块土地留下了光荣和圣洁的鲜血,他们不是背叛的俘虏,不是无名的孩子,是为了祖国母亲和人民和平安宁生活甘愿牺牲一切的有血有肉的生命。

战争过去近60年,观影者无不动容,在城市的喧嚣和高科技当道的当代文明社会,西方文化思潮的入侵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迷恋物质,急功近利追求个人表现,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盛行。谷子地不顾险阻寻找的不仅是荣誉,更是当代社会所缺乏的献身精神、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无私精神和忘我为战友正名的他人导向的大爱精神。这正是影片令观众潸然泪下的致命一击。

集结号: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符号象征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观点认为,符号不仅具有能指和所指,所有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具有符号下的内在意义。[2]集结号看似是撤退的信号、是电影的主题,实际上是士兵对军队的承诺、责任与牺牲的象征。

在团长刘泽水对谷子地下命令的时候,他早就预知了谷子地和他的连队注定有去无回,因此,他反常地为谷子地准备了一桌酒菜、一条大黄龙香烟,对谷子地抢夺俘虏的衣服异常地宽容。谷子地庄重地重复着团长的命令“没有听到集结号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绝不撤退”。这是军人对命令的严格执行,是谷子地对团长的承诺。

然而,集结的号声从来也从未打算吹响过,谷子地坚守了对团长的承诺,却在期待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一个个倒下。当他在汶河沿岸寻找部队时得知自己的兄弟被认为是失踪而不是烈士时,强烈的使命感使他感到他有责任为这些死去的弟兄正名,他们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这种责任感驱使着谷子地隐忍着种种嘲讽和不解,他宁可牺牲自己的尊严和生命也要为年轻的烈士讨回荣誉。集结号堵着他的耳朵,更堵着他的心。

从普世的价值观来看,谷子地和他的连队所体现的服从、和善、自制和责任是典型的限制性同一性的价值观,是集体导向的,这正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他对团长的承诺和对战友的责任,又使他超越了个人主义的爱恨情仇,抛弃了个人的小我,这种他人导向的无私无畏的价值观正反映了东方集体主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社会观。

诚如冯导所说,集结号一开始就是悲剧性的,在战场上归家的路永远是艰辛的。只有那些坚持信念的人,才能够成功。当谜底被揭开时,任何一个观众都能体会到谷子地的心痛和无奈,当孙桂琴为他宣读那一纸薄薄的证明时他说“我要洗把脸。”这是对荣誉和生命的尊重,集结号声响起,一切尘埃落定。

九连:谷子地的精神家园与归属

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个人都害怕孤独和寂寞,希望自己归属于某一个或多个群体,从中得到温暖,获得帮助和爱,从而消除或减少孤独和寂寞感,获得安全感。影片中谷子地具有强烈的归属需要,九连就是他的家,部队就是他的根。

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在解决了生理和安全需要暂时安定下来,谷子地迫切地要满足他的社会归属需要。在战地医院里,被华野政工军官怀疑认定是俘虏要遣送回家时他临时冒充自己是炮兵得以留下,朝鲜战争之后他又四处打听自己的部队。这种强烈的归属感与东方集体主义导向所强调的亲社会家庭观念,视社会为个人的保障、参与社会顺应社会,互赖、互报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整体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保证。传统的中国人是向心式个体,是社会导向的,是个体归属感特别强烈的族群。而这种归属感建立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儒家思想之上。当谷子地目睹姜茂财和吕宽沟为自己去前线阵地寻找敌军军官的手表而壮烈牺牲时,这种归属感已经彻底占据了他的整个灵魂,当挚友排长焦大鹏战死,“在他旁边给我留块地”他的心早已决定随他们而去。这种独特的归属感又迸发出强烈的责任感,面对已经死去的战友,谷子地坚定地要为他们还原“烈士”的身份。他原本还可以重新开始,他才37岁,他应该会有妻儿家庭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失去了兄弟就失去了家,他一无所有,他的心空了。他的寻找只是要证明自己的兄弟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不是无名的孩子吗?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个家,那个他们曾经一起流血战斗的家,在那里47个兄弟在等他,那才是他的精神家园。影片结尾,谷子地和他的弟兄们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集结号吹响。“中原野战军独二师139团三营九连四十七名烈士之墓”的丰碑、鲜艳的五角星、沉默的号角在白雪皑皑的土地上显得异常的分明、炫目。当镜头跨过丰碑,观众仿佛再次看到谷子地和他的兄弟们整装出发赴战场的场景,谷子地检阅着他的连队,唯恐有一个兄弟落下,熊熊火光照亮了他那英武的脸庞。他的目光坚定诚挚,他是走在最后的一个,他要送他们回家,而他也要回家了。

《集结号》:电影观众“自我想象”的集体情感宣泄

谷子地是千万个战场中普通军人的一个缩影,也是深深浸染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普通老百姓。他出生于1916年,在战乱中成长,参加过、、朝鲜战争,经历沙场无数,深知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不易。他无私、英勇、坚毅、珍视荣誉、一诺千金和“太认真”的个性打动了无数的电影观众,这正是当代社会所欠缺的。

拉康认为“自我”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一个虚幻的“镜像”。镜像阶段如一出戏,它使主体为了实现被外在的空间所认同的目的,形成了从破碎的身体到对自身整体性幻想的转变。[3]电影是镜像中的世界,而每个人都会幻想“扮演他人的角色”,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当我们意识到这种悬殊的差距时,移情便产生了。我们移情于谷子地,看他在战场上拼杀、受委屈最终正名时,实际是在看那个“镜像自我”。 我们奔波于商场、工作,就犹如谷子地厮杀于战场,我们渴望成为英雄,能够被人景仰,然而事实上我们却经常像谷子地那样伤痕累累。于是在电影中我们像谷子地一样痛快淋漓地厮杀着,尽情地释放着,执著地寻找着。谷子地最终获得精神的解放和荣誉的回归,而观众也在电影中完成了自我想象和情感的大规模集体洗礼。

毋庸置疑,《集结号》是现实主义的,它没有花样帅哥美女,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情感纠葛,没有无厘头式的幽默。它真实地还原了战场中的人与人性,展示了60年前的年轻人所具备的隐忍、坚忍和执著,这正是当代社会80后、90后所缺失的。谷子地倔得有点傻,不帅又贫穷,他与当代社会的审美观格格不入。然而,46亿的票房表明观众呼唤谷子地,时代需要谷子地,在看腻了帅哥美女的童话故事之后,人们急切地期望更多像谷子地这样铁骨铮铮的男儿来带领我们完成民族复兴、祖国强大的梦想,带领我们回归社会,重塑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神家园,这才是我们民族的根。

[参考文献]

[1]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 M].张堂会,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135.

[2] 陈艳辉.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及符号的象征意义[J].作家,20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