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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管理
农村基础设施可分为生产性基础设施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生产性基础设施是指为农业生产服务,使用期限较长的设施,主要包括农用水利基础设施、农村道路、农村电网等。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 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农业生产部门的成本和效益。一而言,农村道路设施主要是通过降低农业物质投入产品的流通成本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电力供应是通过促使现代化机械设备的使用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田水利设施通过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和改善生产条件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普遍推行,形成了当今农村事实上的小农经济。在农村小生产条件下,生产性基础设施在农业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越发展,农户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依赖性就越明显,甚至成为农户的基本需求。有研究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生产力增长缓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农业投资效益降低造成的。投入不足、资金短缺,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已成为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
一、 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一)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不足
一是财政投入不足。我国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国家的农村生产性基础建设供给水平却较低。近几年,虽然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绝对数额在不断增加, 但是在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国家重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轻一般农村生产性建设,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60%都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和防汛保安的大型工程,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性支出的仅占40%左右。在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中,县乡两级政府承担供给的主要支出责任。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0%以上,而县乡两级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仅有20%左右。在此情况下,相当部分县乡政府由于缺乏可支配资金,很难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资金投入有限,导致农村基础设施普遍存在着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等问题,许多已不能发挥正常功能,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
二是农户投资意愿不强。实行以后,农户作为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主体曾在80年代大到一个,然而到了90年代初,随着土地制度改革能量的释放完毕,农户依靠土地收入增速变得缓慢,加之农民就业范围在逐步扩大,农户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大大降低。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逐步落实,农户投资意愿虽有所增强,但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从资金来源看,农户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额中,基本上均为自筹资金,依靠“自我积累,滚动发展”模式,投资能力不足; 从投资方向看,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具有高度分散、生产技术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低的特征,资金投向分散;从投资项目看,农户投资在住房上的投资占其一生投资的60%,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偏少,投资结构不合理。
三是市场主体投资积极性不高。生产性基础设施私人投资的动力,来自营利组织和个人的“经济人”动机。市场机制的本质是不同的市场主体以自愿交易的方式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风险大、报酬率低等特点,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民间资本不愿意将资金投向盈利少且风险性较大的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现实中生产性基础设施私人投资还受制于制度瓶颈,如产品产权不明晰、优惠政策难以落实等,这些都阻碍了民间资本的进入。
(二)生产性基础设施经营管理效率低下
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兴建时比较重视,建成后不注重管护。一些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仍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管理”的管护模式,相当部分工程设施处于无人管理,无人维护的状态。由此导致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必然造成“公共地的悲剧”。随着农村生产基础设施的增加,相应的管理维修费用也越来越大,乡镇政府和村庄的负担越来越重,生产性基础设施维护资金捉襟见肘。
一是农田水利设施老化毁损严重。我国农业水利设施都是20世纪50-70年代农民群众集体修建的,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增加的多数是由政府投资修建的供应城市居民和工业用水的水库、水渠等设施。而原有的小型水利设施老化失修状况十分严重,不少地方病险水利设施已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抗灾、灌溉能力非常脆弱,仅以湖南省为例,全省大中小型灌区加权平均灌溉水利用率仅为0.413,其中小型灌区灌溉水利用率为0.407。小水库、小塘坝蓄水能力不到原有蓄水量的60%。近几年来,虽然加大了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力度,但与实际需要比还是杯水车薪。
二是农村公路总体水平偏低。目前,我国农村公路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公路管养不力和公路路面质量差的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方面,农村公路点多面广,养护资金不到位,管理养护责任不落实,无法保证正常养护,特别是乡、村公路没有专门的养护人员,缺乏专业化的技术装备,导致养护质量低下。另一方面,农村公路建设的责任主体为市县政府,组织实施者实乡村一级,交通部门负责提供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由于县、乡公路技术管理人员不足,并受专业技术水平所限,难以掌控辖区内所有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导致大部分的村级公路技术等级低下,工程质量不高,农民出行难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三是电网结构设计不合理。农村电网建设是新农村基础配套设施中的重要部分,是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营、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目前在我国很多地区由于多种因素限制,导致在农村电网的建设和改造工作中,电网结构的设计并没有达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导致成本浪费、路线过长等弊端。不仅如此,在农村农电管理人员素质较差,管理平水不高都是目前比较明显的问题。
二、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管理长效机制的建立
(一)加大投入,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加大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确保项目建设所需。一是明确政府财政投资是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主渠道,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应明确今后每一财政年度要以不低于上年度政府新增财政收入增长的比例增加对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规定市(州)县政府财政预算中用于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比重。二是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和信贷资金投入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示范价值和经济效益显著的建设项目,政府应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民营资本投资,政府可采取投资参股、国家资本金投入和担保、政府财政贴息等投资方式参与投资;对一般性盈利、竞争性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完全实行市场运作,用投资回报前景好的项目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三是积极引导和组织好受益农户增加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投资,适度控制生活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
(二)构建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市场化管理的新机制。对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管理要引入竞争机制,推行市场化管理,确保其使用效率。对已建经营性设施实行市场化运作,对其产权进行卖断,所变卖资产由村委会集中起来就地专门用于农村公益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其循环发展。对容易管护和维修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实行有偿承包,由承包人定期对管护的生产性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村委会按照目标责任管理合同书的规定定期支付其劳动报酬。探索产权个体化激励机制,对山坪塘、蓄水池等农户自建、自用、自管的小微型基础设施,核发个人产权所有证,明确农户享有相应的产权及长期收益权。
(三)适当提高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增强抗击自然灾害能力
现有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质量较差、标准较低,难以应对自然灾害的侵袭。今后的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不但要强调数量、广度和速度,更要强调质量与标准。要使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能够抗击多种灾害的危害。尤其要重视农田水利设施、农村道路、农村电网等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准和质量问题。
[参考文献]
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深入推进全市应急管理行政执法改革行动,确保应急执法改革横向到广、纵向到深,江山市坚决扛起改革大旗,三个加法切实加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提升执法监管效能,筑牢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基础,截至目前,全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累计立案办理69起,累计处罚金额89.7万元,切实保障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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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在一个扩展的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论证了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生产改进之间的传导机制,并利用我国1979-2008年的宏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生产效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教育支出 人力资本积累 全要素生产率 SVAR
理论综述
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及社会生产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重要途径。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分析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其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如D.W.Jorgenson&B.M.Fraumeni(1992),Tom Krebs(2003),杨建芳等(2006),刘长生、简玉峰(2009)等。然而,在追求“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单纯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免显得单薄。本文重点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同社会生产效率改进之间的动态关系。
国内学者许和连、亓朋、祝树金(2006)在新增长理论框架下,通过一个用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及其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直接,它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作用于经济增长。李志俊、郭剑雄(2007)分析发现,1995年以后农业技术效率低下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瓶颈,而改变农业生产经营形式与提升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是提升农业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而提高技术效率的重要途径。
国外学者Huffman (1985)认为教育是一种提升知识和信息获取能力的锻炼过程,而这些知识和能力是在一个变化中的经济和物质环境下做出决策所必须的。S.E.Stefanou&Swati Saxena(1988)提出一个包含直接影响效率水平的人力资本因素的无边界利润函数方法估计配置效率,并将其运用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奶制品市场,结果显示教育和经验都对效率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同时通过优化教育和经验的组合配置,相对效率能够得到显著的提高。M.M.Salinas-Jimenez et.(2006)采用生产边界分析方法,将欧洲1980-1997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效率改进、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结果表明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欧洲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
现有文献都只是局限于人力资本水平本身同生产效率的关系分析,对于人力资本水平积累自身的形成路径与深化显然还分析不够。
理论模型
本文在Lucas(1988)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进一步加入政府教育投资因素,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政府教育投资对社会生产效率改进的传导机制。
(1)
其中,Y代表社会总产出;A为全要素生产率;K为资本投入量;L为劳动投入量;为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进一步假设,人力资本是全社会财政教育投资等因素的函数,函数设定成指数形式,其中η0为常数。
(2)
将(2)式代入(1)式,则最终的社会生产函数形式可以写成:
(3)
根据Solow()的社会生产效率推导过程,可以得到:
(4)
其中:和分别表示生产技术或技术进步、产出、实物资本、劳动力、单位人力资本、教育投入规模,以及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非教育因素的增长率。、、、、、、分别为各自对时间t的导数,表示变量的时间变化度。
最后将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效率的传导机制表示为:
(5)
指标、数据与技术方法
(一)数据与指标选取
本文的计量分析基于我国1979-2008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除特殊说明以外,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所有的绝对量数据均采用1979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消胀处理。文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tfpch)通过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得到,为当年社会生产效率相对于上一年度的环比增长指数。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以社会年度劳动投入(本文年度三大产业社会从业总人数,以年初从业人数和年末从业人数的平均值计算得到。),资本存量为投入变量,本文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度量,其基本公式如下:,其中和为第t年合第t-1年的资本存量,为资本折旧率,为第t年净投资量。对资本存量测度关键在于确定四个变量:基年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率、当年净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本文以1978年为基年,其数据来源于孙敬水、董亚娟(2007)。将每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通过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折算到基年作为当年净投资量,资本折现率为王小鲁(2000)给出的5%。;以年度不变价生产总值为产出,采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法求解得到,各变量都进行对数化处理。
预算内各项财政支出的规模大小,代表政府对社会该方面事务支持的力度。本文财政教育支出指标采用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统计口径,未包括教育费附加。笔者认为,这种规范性的确切的统计口径能够保证文章分析结论的可信度。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笔者采用Barro&Lee(1993,1996,2000)提出的受教育年限法,该方法先将劳动力分类,然后按照不同类别人力资本的人数和不同权重,对其进行加权求和,即可得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此方法计算简明扼要,而且数据具有可得性和精确性,不足之处在于其忽略了知识积累效应。但是通过比较所有计算人力资本方法的优缺点,使用“受教育年限法”计算的人力资本存量比其他方法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因此,本文采用该方法估计人力资本存量。结合我国既有的统计数据特点,采用以下公式计算:Ht=htlt,其中ht表示第t年年末的平均受教育年限,lt表示第t年年末的从业人员数。为了反映该年度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量情况,采用Humant =Ht-Ht-1的方法计算得出第t年度人力资本的社会积累增量。
(二)技术方法
简化形式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结构,它仅仅是总结数据动态特征的一个工具,如果不考虑特定的结构,就很难理解这种简化形式的VAR模型(Cooley&LeRoy,1985)。同时,VAR模型中变量间的当期关系被隐藏在误差项相关关系结构中,并存在参数过多问题,Sims(1980,1986)、Ber- nanke(1986)、Shapiro&Watson(1988)提出结构向量自回归的SVAR模型,在包含变量之间当期关系的同时,通过对参数空间施加约束条件减少所估计的参数。对这类模型的识别主要集中在残差系统,残差系统可以解释为外生冲击或者外生冲击的线性组合。本文建立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效率的三元AB-型的SVAR(3)模型,它既反映内生变量之间的同期关系,又可以反映模型系统对独立随机扰动ut冲击的响应,模型形式如下:
,t=1,2,..., T
其中变量和参数矩阵为:
;;;;
(i=1,2,3)
Educatt、Humant和TFPcht分别表示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效率序列,ε1t、ε2t和ε3t分别是作用在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效率增长指数上的结构式冲击,即结构扰动项,εt为协方差为单位矩阵的随机向量。
实证结果分析
建立SVAR模型前,首先对年度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进步均为一阶差分平稳,需要对模型包含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验证模型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各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各内生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同时,被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所以整个模型是稳定的。
模型中有3个内生变量,需要施加k(k-1)/2=3个约束才能使模型满足可识别条件:根据经济理论和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可以作出如下的三个假设,作为模型的约束条件:
当期的社会生产效率改进对本期的教育财政支出无直接影响,即:b13=0;
当期的社会生产效率对本期的人力资本积累无影响,即:b23=0;
关于当期政府财政教育支出转化成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假定,假定激励系数为2.9108,本文采用我国1981-2008年的年度数据对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得形成弹性进行测度,为了避免大多数时间序列分析中都存在的序列相关性问题,加入滞后项得到:dlnhuman=-0.3044+ 2.9108dlneducat-0.4402AR(1),R2=0.8430,DW值=2.0818,模型中各变量都显著地通过检验。,即b21=2.9108。
在模型满足可识别条件下,本文使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方法(FIML)估计得到SVAR模型所有未知参数,从而得到矩阵及和的线性组合估计结果:
本文选取滞后长度为10年,通过具体计算可以得到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对财政教育支出,社会生产效率改进对财政教育支出和人力资本积累冲击的响应轨迹。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基于SVAR模型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改进的脉冲响应轨迹。图中的横坐标表示冲击发生后的时间间隔,纵坐标表示对冲击的反应程度。
图1反映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对财政教育投入增长冲击的响应,模型中冲击效应在13期以内冲击强劲,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冲击效应逐渐减弱,同时冲击的效应也是波动的,而并非正向或者负向的单一效应。表明在现阶段我国的经济状况下,财政教育投入的增长并不能稳定有效的激励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图2是社会生产效率改进对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冲击的响应,同样模型中的冲击效应在前期表现强劲,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冲击效应减弱。在前四期内,冲击响应迅速的从负效应转变为正的效应,并在后期迅速收敛。方差分解通过将系统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分析各个变量对系统的影响大小,方差分解的结果如表1所示。
结果显示,社会生产效率提高是带来其自身波动的主要原因所在,但是随着时间推进,其自身的贡献程度逐渐减小;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的冲击对生产效率提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其贡献程度远大于由财政教育支出所带来的贡献。结合人力资本增加的方差分解结果,即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其自身的冲击作用非常显著,同时,财政教育支出增长对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具有重要的冲击作用,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财政教育支出更多的是通过形成人力资本的形式,并最终由人力资本激励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改进。
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财政教育支出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具有重要贡献作用,同时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是带来社会生产效率改进的重要因素;在现阶段,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对财政教育投入增长只具有短时期内的激励效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激励效应迅速衰减,同时冲击的效应也是波动的,非完全有效。因此,财政教育投入的增长并不能稳定有效的激励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社会生产效率改进对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冲击的响应,同样在前期表现强劲,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冲击效应减弱。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对社会生产效率改进的冲击只具有短期的激励效应,并且这种激励性具有不可持续性和不稳定性。
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扩大财政教育支出规模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实现生产效率提高和生产技术改进;此外,政府提高财政教育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激励,进而实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1.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6(5)
2.Barro., Robert. J and Jong-Wha Lee.International Data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pdates and Implications[J].Center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ing,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