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指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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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税收分权指标；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分析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078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2

一直以来，税收分权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都是我国财政分权这一领域重点研究的一个问题。从理论上看，以地方资源流动和自治水平为基础进行考量，分权会促进公共物品产出和配置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带来正面影响。但从经济研究的层面看，其研究成果同理论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差性，同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关系不同。当前研究税收分权和经济增长间管理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对二者关系以及分权对经济增长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效应展开研究，对改进税收分权指标的构建，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1 构建分权指标和经济增长间影响效应的研究现状

在我国现有的对税收分权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中，其形成的最终结论缺乏一定的统一性。其中，沈伟是在2008年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的，他以各省同全国人均税收的比值为分权指标，建立了一个包含税收和财政支出两种分权模式的多元性回归模型，通过论证的方式，得出税收分权同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负相关的关系。在他得出这一结论后，同龚六堂和张晏在2005年、章泉和周业安在2008年得出的相关研究结论进行对比。对比发现，即使利用的同是我国的省级地区、相类似的线性回归模型、在时间跨度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异、对财政支出和税收二者的分权变量也进行了全面考虑，但其研究结果同他们相比仍旧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而高玉在2012年对中国1998年-2010年审计面板数据展开固定效益回归分析后，也得出了与沈伟相似的结论，即税收分权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

2 构建税收分权指标的具体方法

相关人员在对税收分权和经济增长间具体关系展开研究的同时，应当先解决选取税收分权指标这项问题。在我国财政分权这一研究领域，认为分权指标选择的不同，是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差异和特殊性的一项关键原因。因此，结合中国国情，构建出一个适合的分权指标十分必要。现阶段，我国相关研究的进行都是以地区性人均税收收入同全国人均税收收入间的比值对税收分权衡量，但这种衡量方式却存在这两点疑问。

一是地区性的人均税收是否能够代表其所在地区的税权。从我国现行的收益权概念界定看，地方税权指的是可以被地方政府所掌握的地方税收。而我国地方政府当前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非税收、地方本级税收、中央返还税收、中央转移支付等四种税收形式。其中，返还税收是以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分税制改革所确定的税收比例和基数为依据所计算的，所以，中央政府对地方此部分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是没有控制权的，必须要将其返还给地方政府部门的。因此，地方财政税收是无法代表地方政府全部的税收收益权的，还应加入中央对地方返还的税收收入。

二是即使研究人员考虑到了中央返还税收这一因素，但其对在考察该数据占据全国人均税收比值时，是否适合对税收分权程度的衡量这一因素却没有得到细致考虑。萨卡塔和阿凯曾提出：类似地方的财政支出占据全国财政的支出份额，常用财政分权指标无法准确反映出地方财力水平，因此，政府还是要研究自己的税收收入达到何种“高度”，才能满足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对财政的需要。这两人主张使用一个独立性的财政指标，即利用地方政府的自由收入占据总收入比例对财政分权进行描述。笔者认为，阿凯与萨卡塔提出的这一思想有可以借鉴的部分，因此，在构建我国税收分权指标时，可以用分母代替地方的财政支出，这主要是因为地方财政支出对地方政府公共性财政支出的责任更有代表性。

基于此，笔者构建出一个以地方税收自给率指标对税收分权程度进行衡量的标准。这一指标主要反映了在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的需求中，可被地方政府掌握的税收收入有多少，即地方政府实际税收收入和地方实际财政支出的比例是地方政府税收自给率。

3 税收分权同中国经济增长间影响效应的分析

中国的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的施行是从我国在1994年展开的分税制改革开始的，直到2008年，我国政府部门公布了年度财政决算数据后，才对二者的具体概念和界定进行了明确区分。此外，在2006-2007年这2个年度，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返还数据，虽然没有明确显示到当前财政决算表中，但笔者通过对中国财政年鉴报告和一些文字性资料的查找，依旧可以计算出相应的数据资料。因此，笔者以自己获得的数据资料和自身知识水平，对税收分权同经济增长间的影响效应展开了分析。

3.1 描述性的统计分析

笔者通过相关数据调查计算后发现，在21世纪初至今，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行的税收返还金额呈现出一种逐年增长的状态，年增长率已经达到了5%以上。与此同时，中国GDP总量也从2006年的216 314.4亿元，上升到了2012年的519 322.1亿元，其年增长率更是达到了约25%的高度。由此可以看出，税收分权和经济增长呈现出稳定的正增长状态。尽管地方政府财政税收呈现出迅猛增长的状态，但即使加上中央政府的税收返还，其财政税收总收入已无法满足地方政府在公共财政方面的支出需求。与此同时，全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直接导致地方政府税收自给率急剧下降，6年内下降了大约15%，平均年下率为3%左右。这种趋势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的分权程度在不断降低。如果自给率提升，则表示中央政府税收集权趋势在不断加强。

3.2 相关性分析

笔者首先借助SPSS 17.0软件，对地方实际税收和GDP总量指标间存在的相关系数进行计算。计算结果显示：二者相关关系的系数为0.997，这一系数同GDP总量、同地方政府本级税收收入相关系数相比较高。这也说明二者呈现出高度正相关性。而后，笔者继续借助该软件对地方税收自给率和经济增长率间存在的相关性进行测算，其结果显示，二者相关关系系数为0.882，也是高度正相关的关系。且从散点图中各点的分布情况来看，如图1所示，相关数据基本都散落在同一l朝右上方倾斜的直线周围，具有线性关系。

图1 地方税收自给率同GDP增长率变化关系散点图

3.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用地方税收的自给率对中国税收分权同经济增长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进行衡量发现，地方政府税收的自给率越高，其对中国经济增长可以起到的正向作用越大。因此，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可以通过提升税收自给率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二者比率的提升对地方政府的自主财政税收和中央税收返还总量的增长具有一定的依赖性。此外，以文中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为基础发现，地方政府实际税收绝对额的提升和税收自主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税收的实际上升速度低于地方财政支出提升速度所导致的。

3.4 不同指标间的对比分析

由于当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不同专家学者的研究重点不同，如经常会以各地区人均税收和全国人均税收比值，与地区财政税收和全国税收比重对二者的影响效应进行衡量，而本文提出的是地方税收自给率这一不同指标。笔者通过使用不同税收分权指标展开对比的方式，对税收分权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说明。但三大对比指标通过计算所得出的同经济增长间存在的相关系数全都是负值同，与前文利用自给率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具有较大的差异。由此可以推断出，利用不同税收分权指标，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研究结果。因此，如果相关人员选择的分权指标不同，就会导致其研究结论产生较大的偏差。

4 结 语

税收分权指标的选择和构建，对研究税收分权同我国经济增长间存在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以构建地方性有关税收收入的自给率这项分权指标为基础，借助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获得了税收分权指标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但就本文的研究结果看，还需要明确的是，因为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税收施行返还政策，所以文中提出的这一研究成果不可以作为分析税收指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唯一标准，相关人员还应通过不断的实证分析，对这一结果进行验证，并找出二者间存在的更多关系，从而为确保我国税收分权同经济增长和谐发展奠定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彭艳芳.税收分权指标构建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1）.

第2篇

一、构建税收分权的指标体系

从本质上讲，各地经济增长都很可能受到税收分权导致的影响，针对税收分权涉及到的各项指标也应当予以谨慎的选择。在现阶段的财政体系中，如果设计了各不相同的分权指标，那么与之有关的调研结论也会各不相同。由此可见，税收分权指标本身应当符合现阶段的整体经济形势，在此基础上才能因地制宜选择适当的分权指标并且构建指标体系[2]。

地方如果拥有了自身的税收权，那么代表着地方政府因此拥有了针对地方税收的整体掌控权力。从现阶段来看，地方政府主要拥有如下的收入来源：本级的地方税收、地方的转移支付、中央对于各个地方返还的税收额、非税收的收入等。相比于转移支付，具体在计算返还的地方税收时应当密切结合分税制的比例与基数。因此可以得知，针对返还后的地方税收而言，中央政府实质上并不具备操控权力，地方政府因此就能获得相应的税收分权。由此可见，具体在构建指标体系时有必要考虑到返还部分的地方税收。

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地方税收就可以构建完整度较高的分权指标体系，在这其中应当包含自给率及其他相关指标。从地方支出财政的角度来讲，可以自主掌控的地方税收也应当纳入其中。因此可得如下结论：地方税收中的自给率应当等于实际的地方税收除以整体财政支出，二者相除就能?@得精确的分权指标。

二、探析影响效应

经过分析可知，在2009至2015年的时间段里，中央返还各个地方的税收总额表现为5%的年均增长状况，这种增长伴随着GDP的持续上升。由此可见，在这个时间段里GDP与地方税收都表现为正增长的稳定状态。然而与此同时，中央即便返还了特定比例的地方税收，但是并没有彻底满足各个阶段的公共支出，因此仍然有待加以完善[3]。近些年来，地方政府持续降低了自身的税收分权度，与之相应的中央税收却表现为更强的集权趋势。

经济增长率以及税收自给率二者应当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对此可以归纳为线性关系。在税收分权的整体背景下，经济增长以及税收自给率通常表现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种现状也在本质上推动了整体经济的迅猛发展。税收自给率之所以表现为显著上升的趋势，究其根源就在于返还地方的税收比例以及自主税收的逐步提高。从实务角度来讲，某些地方真正获得的税收额度并没有赶上当年的公共性支出增长速度，因此实际上的影响效应与研究结论相比还会产生特定的偏差。

此外，如果在研究时运用了各不相同的分权指标，那么归纳得到的数值与结论也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特征。某些情况下，研究人员对此选择了不适当的分权指标，因此通过归纳计算获得的经济影响结论也可能带有偏差。从整体角度来讲，推行税收分权的宏观改革具有显著的必要性，这是由于税收机制与宏观经济具有密切的联系，经济增长也不能缺少税收机制作为保障。如果能致力于改进现行的税收分权指标，重构相应的分权指标，那么针对整个的经济增长就能起到显著的推进作用与带动作用[4]。

第3篇

[关键词] 经济增长方式 指标体系 集约与粗放 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 投资推动与消费拉动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分类及指标设计的总体思想

经济增长被列为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经济政策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意义尤为明显。

对于经济增长概念的理解，各种说法略有差异，但主旨相同。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增加。对于经济增长的衡量，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济增长的绝对量和经济增长的相对率。

从绝对量来讲,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收入（NN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国范围内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的总和,计算方法主要有三种：支出法、生产法和收入法。与GDP相类似的还有一个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为: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内要素在国外的资本和服务的收入-国外要素在本国的资本和服务收入。国民收入是指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折旧和间接税，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指标。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跃居世界第四,充分显示了我国的大国经济地位。

从相对率来讲，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GDP的增长率是指在一个时间段内（一般为一年）国民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增加率。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6%左右。

从根本上来讲，经济增长是通过资本、人力、技术与制度的组合和作用来实现的。本文援引以下公式来说明：Y=A・F（K，L）（其中，Y代表服务或者产品的产出，F代表生产函数，K代表资本，L代表人力，A代表技术与管理）。这就是说，资本、人力和技术与管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同样的经济增长，会有不同的资本、人力和技术与管理组合，怎样来分析和判断各种组合的特性、合理性等，这就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了。

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方法论的概念，主要探讨不同经济增长的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即经济增长过程的实现路径。如何科学、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一直是学界和社会上讨论的热点。通过对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可以发现，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至少应包括如下四种分类：按照经济增长的成本或要素，可以分为集约型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增长的结构，可以分为投资推动型与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增长的体制，可以分为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增长的本质，可以分为发展型经济增长与欠发展型经济增长。这四种含义的经济增长方式分类虽有交叉，但其差异是明显的。当选用一定的指标体系来对各种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判定时，将会更加清楚。

目前国内对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除了集约型与粗放型经济增长外，基本是是比较宽泛的定性研究，缺少深入的可操作的定量分析。而定量分析的基础是需要设计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测定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就如同检测一个人的健康，首先需要有一套物理与化学的体检指标。因此，设计科学的指标体系来测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程度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研究的统一与规范，本文中的所有指标都必须遵循如下的原则与计算方法以及程度判断的标准：

指标设计的总体原则：

――关键原则。指标要关键。一个项目的影响因素是很多的，而决定其趋势和发展动向的往往就是一小部分关键指标，因此，在指标选择时候要选择最关键的、最具有代表性的。

――简洁原则。指标不宜过多，因为过多的指标会影响对整体的判断，使得人们很难把握全局。

――多维度原则。对整个指标体系的把握要从多个维度着手，不能仅从单个方面进行分析，保证指标的全面性。

――可操作原则。指标体系中的数据需要可操作，即要使得数据能容易从统计部门得到，否则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所以，在指标的选取上，尽可能选取易得、关键的指标，并且主要将指标分为正指标和逆指标（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设计方法除外）。所谓正指标，其数值越大，代表经济增长越趋向好的方向发展；所谓逆指标，其数值越大，代表经济增长的质量越趋不利。对于正指标和逆指标的值的确定我们主要采用以下的公式：

正指标计算公式：

公式中各指标的经济含义如下：

S:正指标综合值；X:报告期指标的当前数值；XL: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低值；XM: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高值；Wi:每个指标的权重。

逆指标计算公式:

公式中各指标的经济含义如下:

S:逆指标综合值；X:报告期指标的当前数值；XL: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低值；XM: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高数值;Wi:每个指标的权重。

在权重的确定上，主要是运用自身的经验和对相关文献的解读，必要的时候运用专家调查法来进行修正。

转变程度判断是基于对指标的分析和综合值的计算。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四种程度判断综合起来考虑，就得到了表1：

二、不同类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1.集约型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集约和粗放型经济增长可以从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来加以反应，具体为：

2.投资推动型与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从总量上、结构上衡量其在经济增长中的推动程度。而基本建设投资占总体投资的比重测定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的程度。

3.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对于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的判断，可以用如下指标来衡量: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市场化程度判断是针对地区或中心城市，而不是针对国家，所以并没有考虑关税税率等国际因素的影响。

4.发展型与欠发展型经济增长方式指标体系设计

发展型经济增长就是消除贫困、经济增长、群体和谐、政府廉洁高效、生态环境宜人、国家经济安全、创新能力强 。它是经济增长的和谐、理性和安全状态。

据此，可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经济增长方式演变概况、问题和原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进而提出发展的政策建议，促进经济增长的和谐、理性和安全。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刘易斯著 周师铭等译:《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

[2]赵月华 李志英:《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3]田春生 李 涛:《经济增长方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4]刘国光 李京文主编:《中国经济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