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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不完全契约;投资期限;增值服务;控制权
引言
创业投资作为一种对新兴的、快速成长的企业进行投资的方式,极大地促进创业企业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创业企业成立时间短、投资家与企业家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双方不能签订一份完全契约,当出现合约中未规定的事项时,就出现控制权配置问题。
由于投入资金、提供增值服务的不同,以及与企业家签订契约的条款和期限不同,投资家可以分为短期与长期投资家,短期投资家积极参与到创业企业中,提供高质量的增值服务,但是由于受到资金的约束,会选择较早的退出企业,如独立的创业投资机构(IVC);而长期投资家没有资金约束的压力,可以一直向企业提供资金,但是提供的增值服务质量较低,如附属公司的投资机构(CVC)或附属银行的投资机构(Captive VC)。由于两类投资家存在差异,导致两类投资家与企业家合作时在公司治理、契约设计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进而对企业控制权配置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从投资家投入资金、提供的增值服务等方面研究创业企业控制权如何配置,对于完善企业控制权配置、促进创业投资的成功与发展意义重大。
1文献回顾
目前,学者主要从投资家投入资金、提供增值服务等方面研究投资家的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企业控制权配置。(1)在投资家投入资金方面。学者主要研究投资额的大小会对投资家是否拥有控制权与拥有多少控制权产生影响。有学者认为投资额越多,投资家拥有的控制权越多[1]- [3]。而另有一些学者认为随着投资额的增加,企业的均衡控制权安排分别是企业家控制、相机控制和投资家控制[4]- [5]。(2)在投资家提供的增值服务方面。有学者认为投资家提供的增值服务可以提升企业绩效[6]- [7]。另一些学者发现投资家提供的增值服务影响到企业决策权,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配[8]- [10]。
学者在研究创业投资机构特征时,发现由于投入资金、提供增值服务的不同,投资机构存在不同的类型,独立的投资机构与附属公司或银行的投资机构向企业提供的资金、增值服务以及在契约设计、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较多学者认为独立的投资机构能够向企业提供更高的增值服务。Julia等[11]发现,独立的投资机构相比附属公司的投资机构使用更多的契约设计机制,能够积极的参与,拥有更多的投票权。Chemmanur等[12]发现附属公司的投资机构在培育企业创新方面与独立的投资机构存在差异。Giacinta [13]发现附属公司的投资机构比独立的投资机构分配更少的控制权。
综合国内外研究发现:首先,虽有研究投资家提供的资金和增值服务对于企业控制权配置的影响,但是很少有学者研究不同类型的投资家在投资金额、提供的增值服务质量方面存在的差异如何影响控制权配置。其次,已有研究很多是在一次性融资架构下研究控制权配置,而对阶段化投资下控制权的最优配置缺乏研究。再次,创业企业具有高度的人力资本依赖性,而现有研究往往忽略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素,忽略对企业家进行事前激励。最后,已有研究忽视了创业投资的专用性特点,忽略了投资家由于对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而产生的成本,以及投资家提供的管理监督服务对于企业家努力水平的影响,进而产生对企业控制权配置的影响。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在金融契约和控制权配置理论的框架内,应用博弈、公司治理等理论与思想,基于两类投资家在投资金额、增值服务等存在的差异,引入企业家努力水平、投资家投资额和管理监督成本、项目清算价值等变量,构建控制权动态配置模型,分析投资家控制与企业家控制下投资契约参数,在此基础上确定创业企业最优控制权配置。
2模型构建
2.1模型描述
假定企业家拥有一个市场前景良好的项目,由于缺乏资金,需要向投资家筹集资金。项目存在4个时刻, 。在时刻0,企业家计划向投资家融资;项目需要两个阶段的投资,在 需要资金I1,在 需要资金I2,投资家通过投资获得企业股份。市场上存在两类投资家,一类是长期投资家,用下标L表示,能够提供项目初始阶段和中期阶段所需资金。另一类是短期投资家,用下标S表示,只提供初始阶段所需资金,在项目中期阶段退出企业。假定企业家与投资家都是风险中性。
在 时刻,企业家与投资家签订契约,投资家投入资金,企业家付出事前努力水平( )( ),投资家付出管理监督成本( )。企业家凭借良好的项目拥有完全的讨价还价能力[14],向投资家提供契约。
在 时刻,投资家与企业家根据观察到的关于企业状态的信号,有两种选择:(i)清算项目,清算价值为L,双方根据契约分配各自获得的清算收益,投资家获得的收益为 ( ,是长期投资家获得的清算收益, ,是短期投资家获得的清算收益),企业家获得的收益为 。(ii)继续经营项目,长期投资家会继续向企业投入资金I2。而短期投资家将其持有的股份出售给外部投资家,外部投资家以 的价格购买股份( ),并投入中期阶段企业所需资金。
如果项目继续经营,在 时刻企业可以成功IPO,获得收益R,成功的概率取决于企业在中期阶段的自然状态( )。企业存在两种自然状态, 。如果企业状态好,产生收益R的概率为1,如果企业状态差,以 的概率获得收益R,否则以 的概率获得等于0的收益。企业状态由企业家付出的努力水平和企业盈利能力 共同影响[15]。因此,企业状态好的概率是 ,状态差的概率是 。由于企业家付出努力,将会产生努力成本 , 是单位边际努力成本。
2.2模型假设
根据对学者的研究发现,两类投资家向企业提供的增值服务质量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两类投资家提供的增值服务又会对企业家投入的努力成本产生影响。用 和 分别表示企业家与长期和短期投资家合作时付出的单位努力成本。由于短期投资家提供的增值服务质量更高,其对企业的贡献使得企业家可以在经营过程中投入较低的努力成本[11],即 。同时,短期投资家比长期投资家付出更高的管理监督成本,即 。
假设:企业状态好时,项目继续经营收益大于清算收益,即 ,应选择继续经营;企业状态差时,继续经营收益小于清算收益,即 ,应选择清算项目。一旦项目清算,投资家收不回投资成本,即 。投资家的激励约束是 ,即项目收益要大于投资家付出的资金和管理监督成本。
2.3确定企业家最优努力水平
首先,计算出企业家与投资家在博弈过程中达到均衡时的项目净现值,即企业收益减去初始投资、企业家努力成本和投资家管理监督成本。
接下来对比分析在企业家控制或投资家控制下的投资契约参数,确定可能的最优控制权配置。
3投资家控制权配置分析
假定投资家拥有控制权,当其认为项目不成功时有权决定清算。分别比较企业家与长期和短期投资家合作时的契约参数,选择能给企业家带来较高收益的契约,确定哪类投资家拥有控制权可以实现相对较优配置。
3.3两种契约比较分析
如果短期投资家拥有控制权,其会选择出售项目而不是清算,这会产生无效的结果,即不成功的项目未被清算,反而获得额外资金。但是,短期投资家提供的增值服务对于企业的成功十分重要,这也促使企业家投入更高的努力水平来增加企业成功的可能性。
接下来比较两类投资家拥有控制权对项目净现值的影响。通过比较两种契约下的净现值,帮助企业家选择更适合的投资家。
命题3如果下面条件成立,长期投资家拥有控制权时契约的净现值高于短期投资家拥有控制权时契约的净现值。
如果短期投资家拥有控制权,其会采取无效的经营决策;如果长期投资家拥有控制权,其会采取最佳的经营决策,但是此时企业家的努力成本较高,投资家增值服务质量较低。因此长期投资家拥有控制权时企业的经营收益应足够补偿投资家提供的增值服务质量的不足。如果上述条件满足,长期投资家拥有控制权对企业家更具有吸引力。
4企业家控制权配置分析
如果企业家拥有控制权,比较企业家与两类投资家签订的契约参数,选择能给企业家带来较高收益的契约,确定与哪类投资家合作时,企业家拥有控制权可以实现相对较优配置。
4.1选择长期投资家时企业家控制权配置分析
如果选择的是长期投资家,对于前面讨论的结果(长期投资家拥有控制权)不会产生影响。在 时刻如果企业状态好,双方会同意继续经营项目;如果企业状态差,企业家会由于不能获得中期阶段资金而被迫选择清算项目。
4.2选择短期投资家时企业家控制权配置分析
短期投资家由于受到资金的约束,在中期阶段退出企业。如果企业家选择继续经营项目,短期投资家会出售持有的股份。如果企业家清算项目,清算价值根据契约在企业家与短期投资家之间分配。
企业家根据企业状态、不同决策下的期望收益,决定是继续经营或是清算。企业状态好时,企业家选择继续经营。企业状态差时企业家会选择不同的策略。
这种情况下,短期投资家与外部投资家的参与约束条件、企业家目标函数与短期投资家拥有控制权时是一样的。约束条件产生的结果与短期投资家拥有控制权时也是相同的。
命题4当企业家拥有控制权,与短期投资家合作时,如果企业家选择不清算项目,契约参数与短期投资家拥有控制权时是一样的。
此时,企业家拥有控制权与短期投资家拥有控制权产生相同的结果,应该被清算的项目被继续经营,这支持了很多学者所发现的,企业家总是倾向于选择继续经营项目。
随着投资家投资额和管理监督成本的增大、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项目清算价值的增加,企业家努力水平随之减少。该契约下,企业家总是采取最佳的经营决策。然而,由于投资家必须向企业家分配一部分清算收益,该契约也不能获得最优的均衡结果。
4.3两种契约比较分析
文章显示不论企业家或投资家谁拥有控制权,企业家与长期投资家合作可以产生相同的契约参数和决策行为,实现控制权相对较优配置。在企业状态好时继续经营,在企业状态差时清算。
而与短期投资家合作,会产生两种契约,一种是企业家选择继续经营项目。这与短期投资家拥有控制权时一样,产生了无效的经营结果:不好的项目被继续经营而没被清算。然而,还存在第二种契约,可以剔除无效结果。企业家选择在企业状态差时清算项目。此时,企业家需要从清算项目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如果项目清算收益低于继续经营收益,企业家不会选择清算。总之,在企业状态差时分配控制权给企业家比由短期投资家拥有控制权更好。
5结论
文章以不完全契约为基础,考虑了对企业家进行事前激励,并引入企业家努力水平、投资家投资额和管理监督成本、项目清算价值等变量,在阶段化投资的条件下,构建了控制权配置模型,研究如何根据两类投资家在投资金额、增值服务等方面的差异设计创业投资契约,在此基础上研究在各变量的影响下,哪种控制权配置可以实现相对较优。
通过模型分析发现:(1)如果企业家选择的是长期投资家,投资家会采取最佳的经营决策,即在企业状态差时清算项目;在企业状态好时,继续经营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企业家或投资家谁拥有控制权,均可实现控制权相对较优配置;然而,由于长期投资家没有像短期投资家一样提供高质量的增值服务,不能实现控制权的最优配置。(2)如果企业家选择的是短期投资家,当企业状态差时,短期投资家不愿清算不好的项目,而是将其出售给外部投资家,这产生了无效的结果,不好的项目被继续经营。在这种情况下由企业家拥有控制权可以实现控制权相对较优配置。
由于企业家和投资家的有限理性,而演化博弈的有限理性基础允许参与者拥有有限的认知能力,因此,采用演化博弈的方法研究创业企业控制权的最优配置可能是后续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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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股市震荡向下,而进一步的紧缩政策、市场扩容的预期使得A股市场面临的短期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投资者的投资难度加大。在现阶段不论是投资方式的选择还是投资时点的选择,择错的风险不断累积。在这种市场情况下,投资者应如何操作呢?
分散投资
易方达上证50指数的基金经理林飞认为,在目前背景下,投资者更应该关注以下三方面情况。
首先,坚持长期投资。无论如何,只要经济长期发展趋势未发生明显变化,股票市场终将长期受益于这种增长,但中间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无法预测的短期波动。既然无法预测,长期投资成为熨平这种波动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其次,适度分散投资。市场宽幅波动引发的个股结构分化将更为明显,适度分散投资可以避免因个股选择失误带来的投资风险。
最后,关注投资的安全空间。经过上半年市场结构分化,个股估值水平变得更加参差不齐。对长期投资而言,相信其中估值水平相对较低、成长性良好的一批个股将提供相对更多的投资安全空间。
关注成长性
作为50指数的基金经理,林飞非常看好50公司的成长性。林飞表示,构成上证50指数的50只大盘蓝筹股具有相对稳定的市场代表性,同时也更为清晰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对主要上市公司的影响。2006年上证50指数的50个成份股公司创造净利润总和超过2400亿元,占全市场创造净利润总和超过60%,同时这一占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此外,50指数还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在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大盘蓝筹股同时也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2006年50成份股创造的净利润总和同比增长33.7%。根据研究分析,初步预期上证50指数覆盖的上市公司未来两年净利润仍将保持30%以上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林飞认为,现今50指数仍具有投资潜力。上证50指数具有一定的相对估值优势。目前情况下,按2007年6月29日收盘价,上证50指数2007年动态市盈率25倍左右,低于目前全市场平均估值水平,这为长期投资提供了一定的安全空间。
其次,上证50指数还具有灵活的推陈出新机制,大型国企的回归上市将不断成为50指数的新增成份股,同时也为50指数基金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关键词:经济增长;消费;投资;协整;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6-0117-05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文选用湖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代表变量,选取居民消费作为消费的代表变量,选取资本形成总额(支出法下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投资需求的代表变量,选取净出口(其中净出口:出口一进口)作为出口需求的代表变量。
研究的数据区间是1978~2004年,均为年度数据。各类指标名义量、指数的数据选取均来自各期《湖南统计年鉴》。为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分别用以1978年为基年的零售价格指数将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的各期数据调整为以1978年价格表示的实际数据;使用资本形成总额指数(环比指数)将各期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换算为以1978年价格表示的实际数据;对于出口和进口额,先将各年的数据以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换算为人民币表示的价格,然后用1978年为基年的零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将经济增长、消费、投资与净出口的实际量分别用Y、C、I和NE表示,为了减少数据的异方差和波动性,分别对各实际量取自然对数,用LY、LC、LI、LNE表示。
二、协整分析过程与结果
(一)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
如果非平稳时间序列在经过d次差分后变为平稳时间序列,则称这样的序列是d阶单整,记作I(d)。进行协整分析之前必须检验序列是否为I(I)。本文运用ADF方法对各个变量的单整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对LY、LC、LI、LNE等变量单位根的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原序列的统计量的ADF绝对值均低于5%临界值水平,这说明原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均接受零假设H0=0,因此,所有的原序列都是不平稳的。四个变量系列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其中LY、LC、LI的ADF统计量在5%水平显著,而ZXLNE的统计量则在1%的水平显著,这说明四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LY、LC、LI、LNE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
(二)协整关系检验
运用Johnsen(1988)和Juselius(1990)所提出的Johnsen检验对本文的多变量系统进行检验。根据AIC信息准则,VAR模型中的自回归滞后阶数应取为1,但是协整检验却表明无协整关系,或者协整关系中的回归系数不符合经济意义,故取自回归滞后阶数2。另外,由于各个变量具有明显的确定性趋势,因此将协整方程设定为含截距项。
采用Johnsen检验的最大特征值法,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表2结果表明在显著性1%和5%水平,最大特征值显示在四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该协整关系可以表示为:
(三)基于水平VAR的因果关系检验
选取自回归滞后阶数分别为1和2,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由以上的长期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滞后1期的检验结果证明存在从GDP到消费的因果关系,投资和GDP之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投资水平的提高可以从Granger原因上导致GDP水平的提高,GDP水平的提高也从Granger原因上导致投资水平的提高;净出口和GDP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投资不是消费的Granger原因,而消费则是投资的Granger原因,即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从Granger原因上导致投资水平的提高。在净出口和消费之间、净出口和投资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湖南的净出口水平还相对较低,对于经济的影响力度还十分有限。变量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如图所示(略去净出口的影响)。
从以上的因果分析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1)从消费到GDP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由于消费品生产领域对GDP的拉动作用主要反映在消费品原产地,而湖南却缺少全国性的知名品牌,消费对于GDP的拉动作用主要来源于商业利润。(2)尽管不存在从消费到GDP的直接因果关系,但是由于消费是投资的因,而投资又是GDP的直接因,因此消费成为GDP的间接因。这说明湖南消费水平的提高首先是导致投资水平的提高,通过投资水平的提高间接导致了湖南GDP水平的提高。(3)经济增长是消费扩大的直接因,这说明消费水平的提高来自经济水平的提高。
(四)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过程是,先估计由LY、LC、LI、LNE这四个I(0)过程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然后将前文估计出的协整关系以误差修正项的形式引入到模型中来。四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可以误差修正项形式表示为:
按照前述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形式,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设定为协整方程中含截距项,VAR中不含截距项的形式,将自回归滞后阶数设定为2。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反映了变量之间的复杂联系,对这种关系进行考察分析有助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下面对此展开分析。
1.关于各变量影响经济增长的方程。首先,滞后1期的非均衡误差项对现期经济增长有正向调节作用。当产生正的非均衡误差时,将使得短期GDP往上调节;反之,则使GDP向下调节。所有的变量通过滞后1期的非均衡误差项作用于短期经济增长。
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滞后1期的消费增长率具有正系数,这说明短期内消费增长会导致经济增长,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41,即消费每提高1%,GDP随之提高0.141%。
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在短期内,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投资增长率的系数都为正值,这说明短期内投资的增加能有效提高短期GDP水平,刺激经济增长。短期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222,即投资每增长1%,使得经济增长0.222%。
就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言,在短期内,净出口增长率的系数为正,说明净出口增长对短期经济增长有正面的刺激作用,但是由于弹性系数较低,仅为0.013,因此净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弱。
就经济增长自身的作用而言,短期内,滞后2期的经济增长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678,这说明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有一种回归正常水平的
趋势。
2.关于各变量影响消费水平的方程。滞后1期的非均衡误差项对现期消费增长有正向调节作用。当产生正的非均衡误差时,将使得短期消费往上调节;反之,则使消费向下调节。所有变量都通过误差修正项对现期消费产生影响。
就经济增长对消费水平的影响而言,在短期内,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率的系数为负,而且t检验值不显著,这说明消费并不受短期收入变化的影响,这预示着消费的持久收入理论假说是和湖南的现实相符合的。
就消费增长的自身作用而言,滞后2期的消费增长率的系数为0.336,这说明短期的消费增长对现期的消费增长有正面的作用,居民的消费习惯在短期内存在惯性的作用。这一点和杜森贝里在消费的相对收入理论中提出的消费行为的不可逆性相符合。
投资对消费的作用为0.212,但是这种作用同样不显著。
3.关于各变量影响投资水平的方程。误差修正机制对于短期投资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GDP、消费、投资水平对长期均衡的偏离不能在短期内对投资水平形成显著的影响。
在短期内,就经济增长对投资的影响而言,短期经济增长率的系数为2.485,这说明短期GDP每增加1%,能够使投资提高2.485%。而就消费对投资的影响来说,滞后1期的消费每提高1%,则会使投资增长0.6%,这说明短期内消费的增长能对投资增长起着拉动作用。短期内投资增长自身的变动对当期的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净出口的增长变动也不对短期投资形成显著影响。但要说明的是,收入和消费对投资系数的t检验值均不太显著,这说明收入和消费短期内对投资能产生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可能不太明显。
以上结论综合说明:一方面,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消费水平、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对于投资水平的提高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投资对于短期宏观经济因素还不太敏感,这可能是由于多年以来所形成的僵化的投资体制造成的。
4.关于各变量影响净出口的方程。四个变量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波动,通过滞后1期的误差修正项对短期净出口发生作用,但是由于t检验统计量较小,使得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短期内所有变量的增长率波动都不能对净出口形成显著的影响,这说明湖南的净出口水平还很低,尤其是和其他变量的相关性不强,这也表明在投资、消费、净出口和经济增长所组成的四变量系统中,净出口还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和外生性。
(五)基于ECM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基于ECM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揭示变量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各变量对短期经济增长率的因果关系,可以就相应的参数作约束检验。假设相应的变量系数为零,如果假设被接受,则可以认为该变量对经济增长没有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否则,接受该变量对经济增长存在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
限于篇幅,这里仅列出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尽管消费在长期内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并不显著,但是在短期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因。投资在短期内依然是湖南GDP增长的直接因,和前面水平VAR的检验结论结合起来,说明投资对于湖南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变量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如图4所示(略去净出口的影响)。
GDP、投资和净出口在短期内都不能形成湖南消费增长的直接因,这说明消费的变动对短期因素的影响不太敏感,消费在短期内相对比较稳定。
GDP、消费和净出口在短期内都不能形成湖南投资增长的直接因,而水平VAR的分析结论从长期来看,GDP、消费是长期投资增长的因。这说明短期内,湖南的投资对经济环境因素的敏感度不高,而长期的良好的经济环境会导致高的投资水平。
各变量对净出口的短期变动不能形成显著的因果关系,这说明湖南的净出口水平还很低,而且具有自发性,对短期或长期经济因素都还不太敏感。这一结论也是和前面的分析相符合的。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1.湖南的经济增长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消费水平对湖南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0.574,投资对湖南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0.465,净出口的作用还比较弱,为0.062。这种长期稳定关系对湖南经济增长有正的促进作用。因此,从政策上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避免经济的大幅度波动有利于湖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在短期内,投资增长对湖南的经济具有更加明显的作用,其短期弹性为0.222,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141,投资和消费均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因。在长期内,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因,消费作为GDP的直接因不显著,它通过对投资的作用形成GDP的间接因。因此,以扩大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可能不会有明显的作用,湖南的经济主要是由投资来驱动的,从政策上加大对投资的鼓励力度,对于湖南经济的短期繁荣和长期增长是重要的政策选择。
3.在短期内,投资对经济环境的敏感度还不高,这也说明原有的投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因此,扩大投资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的改革,落实企业的投资自,放开民营资本的投资领域,积极引进外商投资,提高短期投资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敏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