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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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2-0146-03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所承载的知识，研究其理论成果，加强教师专业化知识现对其进行综述。本文主要采取类比研究法，即与《中国语文教育史纲》进行比较分析，更深刻地挖掘出《简编》的个性特征、体现语文科特点等优秀成果。《中国语文教育史纲》为“语文教学法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此之后相继出现了众多本学科同类书目。《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则是其一。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找出本学科的特点，寻找进步方向，更有利于本学科的今后发展。从《史纲》至《简编》经历了十几年之久，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得出《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突出语文科自身特点”的结论。本文对“个性化语言”、“独特的历史分期”以及“实践性强”三大成果进行论述，并试分析个性成果形成的原因。
一、例举研究成果
（一）语言的个性化
《简编》语言的个性化主要体现在：整体叙述上简洁明了、详略得当；“语文味“的语言频繁出现两方面。
1.简洁明了、详略得当。《简编》的语言上的简洁，各部分内容的“点到为止”是很容易发现的。尤其是与《史纲》对比分析后，这一特点体现的更加明显。相对于《史纲》的“面面俱到”，《简编》的各部分内容是“缩减版”。犹如《名著导读》。用简洁的话语高度概括各部分内容。例如：同样是介绍《墨子》里的教育思想，《史纲》用了1000多字，而《简编》就用了300多字。对待众所周知的内容一笔带过，对待重点问题则比较详细。如《简编》对黑山北关小学语文教改经验的介绍中，对整个事件发展的介绍几乎没有，而对总结出的经验则介绍的详细。比较而言《史纲》对整个事件的发展各阶段、出现背景细致的叙述，对总结的经验没有单独列出，而是掺杂在各阶段的叙述里。《简编》的叙述更有针对性，将最有营养的“精华”陈列读者面前。
2.语言的“语文味”。《简编》的语言生动活泼，“语文味”颇浓。更体现语文学科自身特点。如其中每一章下的脉络“轨迹”、“基本内容”、“基本经验”。在《史纲》中则“思想”、“内容”、“方法”。其他书目比较泛滥的时期定名：古代、近代、现代，《简编》在其下标注自身理解即：“前语文”、“始语文”和“今语文”。又如三大历史分期下，还有更多的个性名称，如：言文教育为“潜”语文，古文教育为“准语文”此外还有“初语文”、“续语文”、“新语文”、“泛语文”和“大语文”等个性命名。这些生动的贴切的语言，和《史纲》中严谨的学术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科学的历史分期
如果说体例如本书框架骨骼，那么“历史分期”这一部分就是本书“心脏”。什么样的心脏决定全身如何运行循环。同样，本书的“分期”的个性决定了本书整体的个性。这一问题集中在本书的《导论》部分，起到了总领的作用。
1.四个原则。本书博采众长，在“自身规律”、“社会关联”、“注重特征”和“远粗近细”（又名：便利教学）四个原则下进行分期。“自身规律“原则是核心原则，其根本要求是符合本学科自身特点，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如《史纲》等书目的分期只有古代、近代、现代。这并不十分符合我们语文科的自身特点，语文教育隶属于社会发展史但不等同于社会发展史。因此分期时以语文独立社科为分水岭，体现了语文教育的自身个性。也是“注重特征”原则的前提。“社会关联“原则要求分期时，在整个社会的宏观发展中找寻自身特殊性。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注重特征“原则要求抓住各时期的相对独立性。找到区别于其他时期的真正特性。“社会关联”原则是强调共性问题，“自身规律”和“注重特征”原则则是强调本学科的个性问题。“远粗近细“原则是史学里的通用原则。有利于避免产生烦琐哲学倾向，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期的体现。
2.分期比较图。《简编》采取列图表的方式将类似文献综述的广阔内容，简洁清楚地呈现给作者。《简编》对叶苍岑、陈必祥、陈学法、顾黄初、张隆华、曹洪顺、冯守仲几位教育专家分期意见经行综述并且形成比较图。最终分期方法，大方向上仍是以“古代、近代、现代“为线索，在其基础上又有自己的独特分期，创意十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其根本方法。这一部分为本书最精彩部分。将语文本学科的“本”体现的淋漓极致。《附表：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分期比较》图，以时间为横轴，以本书分期、历史时期、各位教育家的代表书目为纵轴。直观地表达本书的分期理论依据。
无论是分期的原则还是分期的具体方法都是《简编》科学性的体现。
（三）实践性较强
《简编》的第三个成果就是实践性很强。它相对《史纲》这类的详细理论著作而言，其更倾向于总结教学实践并指导教学实践。主要可以从两方面看出它的实践性：体例上的“教材化”特征；成书过程的实践性。
第2篇
本文拟就我国四位当代著名语文教育家在《论集》中对王松泉语文教育思想的评价分别加以介绍，以就教于语文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和同行。
一、朱绍禹对王松泉语文教育思想的评价
朱绍禹先生于2008年元月，在时年86岁高龄之际，写在“王松泉语文教育思想研究课题开启之际”的《治学而又好学者》的序文，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语文教育遗产。
朱绍禹指出：“在同松泉教授的长期接触中，特别是在学术交流中，我觉得他是一位谦和而自信、勤奋而富有成果的学者，是一位既治学又好学者。”
“作为治学者，他著作累累，独著和主编的论著与教材多达数十部，文章数百篇，而且面广类多，既见其学识之广，学养之深，又见其思考之勤，劳作之繁。
“作为好学者，他还认真进行了日本国语科教育的专门研究和有关中日语文教育的比较研究，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其成果，还有他的好学精神。”
其次，朱绍禹认为，设计得好的图示式板书是一种创作，并据此高度评价了编制者的创作价值，指出王松泉的“语文导读图示”善于抽取关键性的词语、运用简练而多变的句式和形式各异的图示来表达多量而复杂的内容。这种再创作，既完全忠实于原文，不容有丝毫的随意性，表现出客观的科学态度；又反映出作者的匠心，给人以艺术美的感受。这种探求精神和创作能力，应该是教师们努力以求的。
最后，朱绍禹对如何效法别人的创作成果提出建议。他认为，我们依据创作性的课文，学习创作性的纲要图示，也应该表现出一种创作态度。因为随着知识观和学习观的显著变化，学习已不再意味着单纯的模仿，而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因此，他希望凡是具有新的知识观和学习观的教师，都必会只以别人的东西为参考，而创作出适合自身教学的成果来。
二、顾黄初对王松泉语文教育思想的评价
顾黄初先生于2007年8月，在时年74岁之际，“为王松泉语文教育思想研究课题立项而作”的序文《他为我们绘制了宏伟蓝图》，对王松泉的语文教育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同行中一致公认，大气磅礴地提出语文教育学学科大系构想的王松泉，除了人品出众，还具有高度优化的思维品质。”
顾黄初先生在文中还从如下三个方面，十分精辟地论述了王松泉这种“高度优化的思维品质”。
第一，顾黄初认为，“思维的逻辑性是松泉超越他人的显著特点之一”。这首先表现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文教育板书学方面的成就，使人们确信“具备严谨缜密的思维逻辑是成功掌握板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必要基础”。
第二，顾黄初认为，王松泉的思维“有极强的包容性”。他在学术研究中，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既不盲目自信又不固步自封，能永远在追求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且，凡有所论，皆出自机杼，发人所未发，不能不让人折服。这种海纳百川，使自己在学术研究领域游刃有余，无往而不胜。
第三，顾黄初认为“松泉思维的敏锐性，也是有口皆碑的”。人们都说，松泉做事、为文，不但是高手，而且是快手。
三、韩雪屏对王松泉语文教育思想的评价
在《论集》中收录了韩雪屏教授的《阅读教育学的诞生――王松泉的〈阅读教育学〉》一文，该文原载韩雪屏的专著《中国当代阅读理论与阅读教学》。
韩雪屏认为，王松泉的《阅读教育学》的出版，“更在阅读教学论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它标志着阅读教学论已经以全新的姿态，独立地走向成熟了”。
首先，韩雪屏分析了《阅读教育学》的诞生学术背景：一是学科教育学的孕育和萌生；二是语文学科教育学的迅速发展；三是阅读教育实践中的经验与问题亟待总结和解决。韩雪屏认为，这种学术背景也是学术发展形势交付作者的使命。
其次，韩雪屏精辟地概括了阅读教育学的对象、性质和内容结构。
最后，韩雪屏高度评价了《阅读教育学》的特色与贡献。指出，它“丰富了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拓宽了语文教育学学科理论研究的思路，完善了我国语文教育学学科大系的建构”。
这种特色与贡献，按照韩雪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四点：
第一，“全方位审度的理论视野”。韩雪屏认为，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从小处察微，而又往大处知著。
第二，“多光源聚焦的理论功力”。韩雪屏认为，以少映多，控简驭繁，广聚焦与狭景深，借他人利器为我所用等等。
第三，“重教育实践的战略思考”。韩雪屏认为，立足实践，重应用研究，既可以使理论指导实践，又可以充实和发展理论。
第四，“集众家之言，予以评说的学术气度”。韩雪屏认为，作者在《阅读教育学》中，不仅广征博引，分别评说，而且能够比较参照，形成自己的观点，从中显示出作者虚心借鉴、直言评说的学术风范和气度。因此，由综合到创新，由继承到更替。
韩雪屏作为中国当代阅读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以其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对王松泉的《阅读教育学》所作的分析、评价，可谓高屋建瓴，切中肯綮，其真知灼见，实在令人叹服。
四、曾祥芹对王松泉语文教育思想的评价
在《语文教学论教材建设的重大突破――评高教版“语文教学论”系列教材》一文中，曾祥芹认为，《语文教学概论》、《语文教材研究》、《语文教学技能训练》这三本“语文教学论”的系列教材，“它在体系建构、内容创新、形式编排诸方面均有重大突破，堪称高师语文教学论课程教材建设的一座跨世纪的里程碑”。
首先，曾祥芹指出，这套系列教材，在体系建构上，开创了三足鼎立的全新体系。这种全新体系，既各自发挥不同的功能，又互相联系，结成一体，使课程结构体系呈现出层级性、多维性、联结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动态性。既体现了语文课程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学”而兼“术”的特点，又适应了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实际需要和认识程序。
其次，曾祥芹指出，这套系列教材，在内容取舍上，吸纳了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语文素质教育的新理念、新知识、新模式和新方法。曾祥芹把这种语文素质教育的“四新”精确地概括为如下六点：
第一，从区别“语文”和“语文科”的角度入手，发展语文学科的性质观。
第二，从区别“语言”和“言语”的角度入手，建立语文教学原则的新概念。《概论》提炼的五大教学原则――语言教学为言语训练服务，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统一，书面言语与口头言语兼顾，语感训练与智力开发结合，课堂语文学习与生活言语实践联系――则完全具有语文学科的特性。
第三，从区别“文章”和“文学”的角度入手，改善语文内容的结构，丰富语文教学内容观。
第四，从辨析“专指”、“特指”、“泛指”语文教材的含义入手，阐释语文教材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建构科学的语文教材观。它是以语文教科书为核心教材，以语文教学媒体为辅助教材，以语文教学活动为机动教材，共同组成的整体网络。
第五，从区别“技能”、“能力”和“素质”等人们司空见惯的术语入手，提出训练技能、养成能力、提高素质的教学目标。
第六，筛选优秀语文教师的教学经验，概括语文素质教育的新模式、新方法。
第3篇
一、教化本体
教化本体是指语文教育以教化为立足点，语文教育的存在以教化为基石。教化本体表明语文教育是建立在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之上。古代最为典型。《学记》中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在语文教育尚未独立设科的古代，教育包括文史哲的教育。有人说，一部中国教育史，就是一部中国语文教育史。“化民成俗”成为语文教育的基础和首要目的。古代儒家一贯主张：“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明人伦”就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但“明人伦”仅是教化的一个方面。中国古代，教化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主要有“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安贫乐道思想，除暴安良思想，不畏、见义勇为思想，学无止境、精益求精思想，精兵简政、为政清廉思想，自强不息、人定胜天的思想，等等。”①为了实现教化的目标，中国古人将儒家经典著作选为教材。“四书”、“五经”是官方所定的蒙学之后的主要课本。《大学》是十分典型的一套自成体系的道德教育教材。全书提出了一个总纲“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明德”讲修身，“亲民”讲爱民，“至善”则指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讲提高自身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属于治人的范围，涉及到道德的各个方面。《诗经》本是一部诗歌总集。虽然孔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的话，意思是要学会说话，就要学“诗”。然而，他仍然主要将它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课本。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诗”有七大作用：一是感发兴趣，二是考见得失，三是团结和睦，四是怨而不怒，五是孝敬父母，六是效忠君王，七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七大作用中，没有一条真正涉及语言文字教育，除第七条外，都是有关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诗经》是进行全面教化的生动教材。即便是在近代初期，中国人仍然认为：“中小学堂注重读经以存圣教”，“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者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②将读经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了能否立国的高度，教化本体深入人心。教化本体思想还体现在教与学的方法上。古代中国人很讲究“化”，怎样化？所谓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是“化”的方法，就是在和风细雨中潜移默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要象春风那样亲切、温柔，象夏雨那样滋润心田，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感染，受到教育：将教化的内容“化”入内心，“化”进脑髓。从学的方面说，就是要得意忘言。言是获意的手段，获意后，言则可忘。在这里，“意”指思想内容，是语文教育的最终目标。这一点，柳宗元的论述较为典型。他将语文教育的目的定为“文以明道”。指出：“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已耳。”③很明显，道在文之上，学文的目的在于“明道，在于接受思想教育。“辞”只是“道”的载体，自然，“明道”之后，可以弃“辞”。根本不是学习运用语言文字，更象是在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中国历史上语文教育的教化本体，是由中国社会的泛道德主义决定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渗透于社会的一切方面，任何个人的言论或行为都严格地受道德价值的制约与牵制。整个社会，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以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或行为的好坏；而且，那一套伦理价值观念深入人心，能为一般社会成员普遍接受。伦理价值观的君临一切，独占鳌头，统治者自然就十分重视在学校教育中，特别是语文教育中强调渗透伦理道德思想教育，这是语言的特点决定的。因为，“文”总是要载“道”的，故而，“教化”成了代“文”弃“辞”的本体。
二、智能本体
智能本体是指以培养语文能力、开发大脑智力为根本进行的语文教育。近代中国，国门大开，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有感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纷纷写文章作演说出书报，呼吁开发民众智力，教育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语文”独立设科，开辟了我国语文教育的新时代。独立设科后的语文教育，开初，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将“诗书教化”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但社会的发展对人的才智的要求愈益迫切，渐渐地，以“教化”为主旨的语文教育，让位于以智能为本体的语言文字教育。1912年，《教育部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语文教育在智能上提出了要求：“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将“智”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且位居“德”之前。这是在教化本体上的一个革命性的飞跃，表明人们对语文教育的认识在不断加深，意味着语文教育以教化为本体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1923年，由叶圣陶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在突出智能这一点上旗帜更鲜明。规定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①使学生自由发表思想；②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③使学生能作文法通顺的文字；④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简单地说，就是会说，会读，会写，有兴趣。很明显，语文能力的培养已经占据了语文教育的主导地位。建国后，强调进行“双基”教学”。1952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中提出中学的教育目标之一是使学生获得“现代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双基”理论的提出，在语文教育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广大语文教师以给学生扎实的语文基础知识和熟练的运用语言文字的技能为主要目的，提高了教学的效率。随着时代的发展，“智力开发”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大课题。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知识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学校掌握的知识，形成的技能，能够终身管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反映在语文教育上，就是教学改革风起云涌，有教材的改革，有教法的改革，在全国形成了许多流派。如魏书生的自学能力培养，刘月出月出的作文三级训练体系，陆继木春的双分体系等。这些改革，都紧紧围绕培养能力，开发智力这一核心。改革者们以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一改传统的以“灌”为主的方式方法，代之以“导”，以“练”，以学生智能的开发与培养为宗旨，将语文教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智能本体，还体现在建国后颁布的几个教学大纲中。1956年的《初级中学汉语文教学大纲》提出：“教给学生有关汉语的基本的科学知识，提高学生理解汉语和运用汉语的能力。”还提出了一些思想教育的要求。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提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1978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明确指出：“中学语文必须用的观点指导学生学习课文和必要的语文知识，进行严格的读写训练，使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1980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把教学目的规定为：“中学语文教学必须以为指导，教学生学好课文和必要的语文基础知识，进行严格的语文基本训练，使学生热爱祖国语言，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1992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教学大纲（试用）》将教学目的表述为：“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基本的阅读、写作、听话、说话的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五个大纲，都有一条“能力”红线贯穿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1992年的大纲和1996年大纲，单独提出了智力开发问题。不仅如此，在语文教育的内容上、方法上，近代以来，都以突出智能培养为主要特征，限于篇幅，此不论及。
三、人文本体
人文本体是将语文教育定位于人之上，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为根本支点。智能本体是对教化本体的一个突破，使语文教育凸现出它本身的特点。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这是第一次真正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变革，为充分发现语文在其它学科乃至在社会生活中的工具性作用，奠定了基础，使语文教育象语文教育。然而，智能本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它至少有两点不足：第一，只关注语文作为外在工具的一面，忽视了蕴含于其中的人的因素，使语文教学实践变成了象使用锄头、镰刀那样的纯技术的实践，语文课堂成了木工师傅教徒弟使用锯子、刨子之类的状况，冷面无情，只见技巧不见人；第二它无视人的丰富的个性，视学生为接受知识的容器，有待开动的机器。课堂上，我讲，你听；我导，你练；我考，你背。使本来应该丰富生动的课堂，变得单调无味。有鉴于此，语文教育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重新给语文教育定位。其一，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足以证明，从本世纪初的“国文教授法”到80年代的“语文教育学”，其间经历了由“教授法”发展为“教学法”和“教材教法”的阶段。80年间，人们愈益深刻地认识到，教学法或教材教法，思路单一，只研究如何教，忽视了如何学，如何育。只重教，忽视学，不见育，只是语文教育的半壁江山，难以满足语文教育全面育人的需求，也发挥不了语文教育全面育人的功能。因而，“语文教育学”应运而生，它更加重视人在智能、道德、情感等多方面发展的需求，全面开掘语文教育的育人功能，“人”的地位日益显露。其二，陈仲梁在1996年第9期《语文学习》上撰文《期待：语文教育的第三次转变》，认为从本世纪初开始，语文教育出现过两次转变。本世纪初，从文字型教育转变为文字———语言型教育；近十年来，又出现了第二次转变，从文字———语言型教育转变为语言———思维型教育。并指出：语文教育将出现第三次转变：语言———人的发展。明确地将未来语文教育定位于人之上。其三，新编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第一次提出了‘发展个性和特长’的教学目的。”④其实，在教育理论界，早已有人提出将教育的支点定在人之上的看法。斯普朗格认为人的本体结构的生成、定向、定格，关键是教育，“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⑤语文教育，作为整个学校教育大厦的一个主体部分，理所当然，将自身固定于人的个性、人的理智、人的道德、人的情感之上，应当是很自然的，很必然的。
教化本体———智能本体———人文本体的演变，显示出语文教育本体的演变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每一次演变都是一次飞跃，一次提升。智能本体，虽然吸收了教化本体重视化的合理因素，但摒弃了唯教化思想，吸收了在蒙学阶段重视读写训练的经验，从时代的要求出发，使语文教育在能力训练、智力开发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人文本体又是一次质的变革，它力图避免智能本体的片面性，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和谐主动发展。
注释：
1 张隆华：《中国语文教育史纲》第20—21页，湖南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
2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9页，人教社1961年版。
3《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4篇
[关键词] 语文教学 教师 素质
语文课是中学课程中难教课程之一,因为语文包罗万象,社会性以及实践性都很强,几乎以人类的整个文化为背景,与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都有很大的联系。这要求语文教师必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提高中学语文教师的素质还是新课程改革的需要。课程改革将长期以来的“教学大纲”改成“课程标准”,使用各种新教材。这要求语文老师必须在教学观念、教学方法、知识结构等各方面跟上教学改革的步伐。
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也要求中学语文教师必须提高自身内在的专业化知识和外在的专业化操作技能等为基本内容的综合专业素质。
中学语文教师素质是语文教师在中学语文教育教学中表现出来的、决定教育教学效果和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各方面素质的总和。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跟得上时展的步伐和教师专业化的趋势,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
一、自觉的爱岗敬业精神
教学是一项复杂艰辛的劳动,教师的劳动是以复杂多变的人为特殊劳动对象,教师本身的劳动能够对劳动对象产生巨大的教育作用。自古以来教师在人们心中都是崇高而神圣的,人们常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园丁”来比喻教师,就说明了教师劳动的伟大和复杂。无疑,赞美的背后是老师无私、无限的付出和努力,源于教师最基本的职责――爱岗敬业。“我和语文也许是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学生时代就深深的爱上了它,有时竟达到了废寝忘食入了迷的地步。后来当了语文教师,与它朝夕相处,钻研它、理解它,感情就更深了。教中学语文,成了我终身从事的高尚事业,我为此感到无尚的光荣和自豪。”
每一位老师都应以昂扬奋发的精神、百折不饶的毅力积极主动的心情去工作,只有爱岗敬业,才会爱学生;只有爱岗敬业,才会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只有爱岗敬业,才会不断努力提高道德修养,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教育学生。
爱岗敬业是教师的职业责任,但更应成为教师的一种职业习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只有真正从内心认识到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身负怎样的重任,才会具有要成为优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自觉性,才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工作,从而为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奉献一生。
二、较强的心理素质
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具有较强的心理素质,主要包含自身心理健康、自我调控能力强、具有扎实的心理学知识等内容。
自身心理健康主要是指作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要热爱本职工作,而不是把“教师”当成一个谋生“饭碗”,甚至利用职业之便,作出伤害学生的事。如果一个教师存在这样的想法,那他绝对不能胜任人民教师这一光荣职业。相反,如一个老师心理健康而阳光,能自愿地从事教师工作,对教师工作充满热情和信心,才能抵制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克服种种困难,认真地做好教学工作,对学生施以正面的教育。
语文教学是受教材、学生制约的情感交流过程,语文教师应善于根据情绪活动规律,正确看待各种情绪,学会自己做情绪的主人,掌握有效调节、控制情绪的办法,以保持和发展积极情绪,克服和消除消极情绪。
语文教师还必需具有扎实的心理学知识。掌握扎实的心理学知识能更好地开展语文教学。因为语文教学中存在着很多与心理学相关的问题,如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培养、语文阅读能力的培养和智力开发、语文课堂提问等。一个老师只有掌握了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心理规律和心理特点,才能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有利于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过硬的专业素质
专业知识过硬是成为优秀语文教师的根本前提。新形势下,专业知识既要全面,又要开放。语文难教,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却误以为汉语是母语,谁都能教语文。事实上,语文反映的社会生活是个大千世界,涉及各种领域,与思想道德、社会生活、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都有密切关系。因此语文教师必须博学多才,博闻强记,也只有这样,才能上好充满魅力的语文课。同时,新时代是数字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各种知识蜂拥而至,呈爆炸状态,这要求老师要时时学习,终身学习,不断接受新生事物,不断创新自己的观念,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始终呈开放状态,不断包容新内容。
四、先进的教育理念
长期以来,语文教育理念的定位并不确定明晰,曾认为要突出思想政治教育,也曾认为要加强工具性的语文知识的学习,都没有很准确地把握语文教育应有的内涵。真正的语文教育既是一门科学,有其工具性、知识性,也是一门审美艺术,是一项充满美的认识和享受的人文精神活动。正因如此,语文教师必须从认识高度上纠正以前的语文教育理念,掌握真正科学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并与时俱进地更新知识结构,把美学、哲学、传播学等学科纳入日常知识结构。曾经语文教育的中心是教师知识传授,学生死记硬背,显然这既不符合语文教育的正确内涵,也不符合时代的变化和语文新课改的目标。我们都应当树立起素质教育观念,强调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统一,以教材为基本参照,以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把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容器变成主动的学习吸收者,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识和语文素养。
五、一定的教研能力
教师作为教学和科研的主体,在认真教学的同时,须认识到教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应积极主动地提升自身的科研素质和教研能力。作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应有能力和眼光独立选择合适的教材;应不死教书,更不死死参照教参,活学活用,有独到的钻研能力。教研能力依托于日常的多看、多学习、多思考、多研究。语文教师应经常学习教育理论知识,与同行交流经验教训。教师只有多学多用,使自身有一定的理论积淀,才能厚积薄发。
第5篇
关键词：传道 整体 美感
在中学所有学科的教学中，语文是最受指责和抨击的一门学科。很多专业人士为此忧心忡忡，他们对语文传统教学的质量深表怀疑的同时，却又难以指明语文教改的切实可行的新方向；教育界人士对传统语文教学也贬多褒少，认为传统的语文禁锢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无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传统的语文教育只会造就一些高分低能的书呆子，但又不能说明如何才能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似乎传统语文教学真的一无是处，语文老师也真成了不思变通的代名词。
近年，许多人一系列的探讨和尝试，在这种形势下，我作为一名高中教师，也浅尝了一下，试把感受整理与各位同仁共勉。
挣脱旧的教学镣拷，走出“一心只教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误区。语文老师能否顺应时代的发展，说到底，还是教育观念更新的问题，套用一句话说就是语文老师要做到与时俱进，永远与时代合拍。
教师要打破沉闷的缺乏生气的传统教学法，对传统的教育观进行辩证的对待，要勇敢的打破传统教法的束缚，摆正教师和学生的角色。
首先，语文老师不能把自己当成传授“固有知识”的机器，而应该侧重向学生传授获取知识的方法，给学生一个正确的方向。谁都知道要给学生一滴水自己要有一桶水的道理，但要给学生一桶水呢？我们未必有千万桶水啊。可见，教师不仅要克服知识贫乏造成的尴尬，不断地充实自己，教师更应改变角色，宁可做一个牧羊人，把学生引向知识的原野，也不能只做一个割草人，感觉能喂饱学生就可以。因为你很可能满足不了现代的学生。语文老师应该是杂家，学生也应如此。要指导学生改变单一从课堂、家庭、同学获取知识，走出误区，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其次，应改变学生的观念。应使学生明白，老师只是领路人，而不是可以把他们推向巅峰的山峰，主动的学习才能持久保持自身的活力和竞争力。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能动性，主动获取知识，才能实现“学会”到“会学”的转变。古人说得好：“善学者教师安逸而功倍，不善学者教师辛苦而功半”，一个学生有了学习的能力，独立思考，才可以为以后的生活、工作打下基础。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以上的原因就否定了前人的一切。我想，在这点上反倒是古代的教育家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古代语文教育是一种自由的教育，是一种传“道”的教育，没有过多的局限性。
古文本身就是道。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我们应该以古人研究训诂学的精神和方法来对待我们的现代教育，从各个层面分析语文教育。
我们现在谈语文教育都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说，但是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字典、辞书比比皆是，却难找到口头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长河中，古代语文教育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这说明古人在这方面的做法与今人的巨大区别。比如，古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重点是读。因为读是明经（即悟道）和写作的前提。古人特别看重朗读（包括吟诵）、默读、精读与博览。
新课标的课本设计中就非常注意这方面的教学与训练。把阅读的权利还给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学生不是机械地将看到的语言转向说出的语言，而是通过内部言语的加工编码，用自己的话来理解或改造原文的词句、段落和文章结构，从而将原文的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保存在显意识甚至潜意识领域之中。可见阅读具有全息性、体验性、内隐性的特点，阅读的内隐属性，常表现为读者与文本的“会意”，也就是指作者与读者心灵突发性的“碰撞”，是双方情感同频共振过程中境界的融合。读的过程就是一个整体感知的过程，避免了肢解文章的弊端。所以我们应改“捡骨架”为“见全身”，而不要为了读而读，只从形式上迎合新课标的要求；读和说是紧密相连的，说即是议，议即要辨是非，论曲直，其目的性和现在教师早已归纳好答案等待学生撞到“答案”这棵死树上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都明白语文学科的学习并非是为了掌握每篇课文的知识点，课文仅仅是案例而已，语文学习是阅读、感悟、欣赏的过程。传统的阅读教学习惯于将课文中蕴含的知识点从文本中剥离出来，进行各个击破式的繁琐分析，或者将知识物化为一张张雪片似的试卷，进行机械重复的训练，完全忽视了语文学科的整体性和人文性，把语文课上得等同于理性居主导地位的数学课。有人说语文是断臂维纳斯的美丽，但我们不能人为的去砍断维纳斯的手臂。缺乏整体感的任何东西——比如一节手指——你感觉到的是美还是恐怖？
同样的，在语文教育的其他方面也应该多多借鉴前人的这些经验，以上只是借以抛砖引玉。
语文学习就是对发现美、欣赏美、感悟美、表现美、挖掘美的想往。而"一部现代语言学史是汉语的人文精神与汉语的科学主义矛盾、困扰的历史。"这就准确的界定了语文的学习目的，在这方面，我们应加倍努力
所以我说，语文就是语文，语文是文化的语文，语文也是科学的语文；语文是朦胧的美——是空中楼阁般的梦幻，是荡气回肠的美妙乐曲，是意蕴悠远的诗韵，是美神维纳斯断臂的浮想联翩……当语文教学把语文的美肢解得越来越细的时候，无异于把美神解剖得支离破碎，维纳斯不美了，语文还有美吗？失去了美，语文就失去了灵魂，也就失去了她诱人的魅力，只沦为了升学的工具。
第6篇
摘 要：本文介绍了古代语文教育文化传播的历史返观，包括汉代、魏晋南北朝、宋元、明代等时期。
关键词：文化传播；历史返观；语文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在教育上主要是传播儒家文化、弘扬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兼有释、道等的文化价值观），这些无不是对儒家文化观的体现和融通。我国古代文化是儒释道并举、海纳百川的文化，其间道家一直在和儒家的融通中起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使得我国古代的文化在儒家经世致用的价值观下保持着超然物外的气度，保持着文化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塑造和提升，他们强调“行不言之教”，强调潜移默化的文化对人的影响。
1、汉代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汉代教育崇尚儒术，对后代的语文教育影响甚大，“把语文教学看成是经学的附庸，认为学语文只是治经的手段”，“重视识字写字教学”，“重视教师的讲解”。由于重视经学，就形成了对先秦书面语言的高度重视，为经学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也奠定了以经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长久占据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主阵地的基础；由于重视识字与写字，逐渐形成了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的“小学”，这为进一步巩固经学和强化我国古代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视教师的讲解，保证了传统的主流价值观的传承。但这些也为后世的语文教育带来了不小的消极影响，比如，造成了在教育内容上书面语言和历代口头交际语言的长期断裂（这一局面直到五四才得以纠正）；教育方式上的食古不化，缺乏创新，这也导致了长期以来经学文化的垄断和新文化的举步维艰。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三苍》、《急救篇》等蒙学教材，为后世的语文教育开辟了蒙学之路。
2、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混乱，官学时断时续，教育时兴时废，但语文教育却有不小的成就：家学盛行，父子传授，形成了古代教育史上的家学传统，如王羲之一家的书法教育，这一传统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语文教育，也为后世开辟了一条家学的传统；清谈玄学，为避言论得祸，这一时期清谈玄学风气大盛，虽使当时的语文教育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远离了时代的需要，但对时人的语言训练却起到积极的作用；蒙学兴起，其主要内容是识字写字，出现了以《千字文》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它们成为我国古代基础教育和文化渗透的有效工具；佛教大兴，在传播佛家经典时，为使大众听得懂，采用了当时的比较口语化的讲解方式，对一般群众进行了基本的语言教育，虽主观上起到了麻痹大众思想的作用，但在客观上对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佛家文化和汉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汉民族文化价值观里融进了新鲜的血液；文学作品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以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写的《昭明文选》为代表，这时期人们对“文学作品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人已经能够把文学与经学、史学、玄学分开，这种认识反映在《文选》的编撰上，就是经书不选，子书不选、说话的记录不选、史书一般不选，只选其中有文学价值的{论序述”18，再加上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等文论的出现，文学作品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在语文教育上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它不仅开启了我国语文教育文选型教材的先河，还重视文章的艺术成就，使得文学作品独立出来，是一种新的语文教育观的确立，对以后的语文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官话”教学和“双语学习”得到重视，这一时期是一个民族文化（包括异域文化如佛教等）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由于战乱和政权的迭次更替，为满足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人员的交流，南朝兴起了“官话”教学，北朝兴起了“双语” 学习，在满际需要的同时，各种文化也得以传播和交流，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多元文化传播与交融的黄金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海纳百川的特性得以张扬，文化内涵得以丰厚，奠定了以汉民族文化为核心融通各民族文化包括外来文化的多元向心文化的文化品性，这种文化品性为隋唐的大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3、宋元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宋元时期，宋代政治的封闭性导致了汉文化在哲学和文化思想上追求道德思想的完美、明心净性精神提升的理学思想，语文教育思想也随着“理学”（“新”儒学）产生和发展而演变。宋代的理学家大都是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教育名师辈出，唐宋家中宋代的六大家不仅继续发展着韩柳古文运动，还以他们的文学业绩极大地影响了语文教育；民族文化的交融继续发展，特别是元代文化，以汉文化和的蒙族文化交融为核心，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文化进一步交融。虽然这一时期的科举考试逐渐失去了隋唐时的文化活力，但在考试之外，为了满足民间的交往，在交际上民间语文朝着实用化发展，元曲的繁荣就是适应这一需要，其代表成果是关汉卿等人的创作不仅成为语文教育的典型内容，更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流传物。宋元时期，颜真卿、柳公权、欧阳洵、赵孟\等人的书法、绘画异彩纷呈，流派众多，成就斐然，作为文化因素深刻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在语文教育上值得提倡的还有以“三”、“百”、“千”为代表的蒙养教育和修身教育，其主旨还是通过这些教育实现“教化天下”的文化价值观。
4、明代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明代是一个旧传统教育思想逐渐僵化、新思想萌芽的时期。一方面，自明太祖朱元璋始，科举考试必须以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范本，强调“代圣人立言”，封建科举考试逐渐僵化，至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敕命翰林学士胡广等编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作为钦定语文教学内容来传播正统儒家思想19；另一方面，明中后期在我国历史上被史家认为是不同程度地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在文化教育方面，有的已经渗透了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具有近代的启蒙思想，如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想家李贽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只可惜这种思想的亮光，由于本为游牧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而没能发扬光大，清朝建立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没有继续发展，封建道统得以继续维系，科举考试继续僵化；民族文化的融合逐步走向，汉、满、蒙、藏还有西方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这无疑也促进了语言教育的发展；在教育思想上，黄宗羲等人提倡办学校要崇尚实学精神，“不是为了空学儒家经典，而要有用于天下”20；民间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四大古典小说为标志的民间文学创作渐入佳境；种种态势无疑是对当时社会主流的文化观、教育观和价值观的一种反拨。明清以来，西方文化在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中逐渐呈现出一种优势的地位，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的教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以后，中华文化第一次面临着强势的西方文化而涤荡、迷失、自省，语文教育从思想到形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直至开始并逐渐完成了一种凤凰涅似的文化变革――从文言文走向白话文。
5、结束语
以人文化成为主体的文化传播在我国古代Z文教育中一直是隐藏并立在教化明线后面的暗线，以口头语言、器物上的刻画标记、书面语言等为主要媒体的文化潜移默化在教育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语文教育同呼吸共命运。文化传播在内容上的丰厚性、形式上的多样性给今天的语文教育提供了不少借鉴，特别是在文化育人、人文化成方面的极大成功无疑是今天处于价值多元化社会的语文教育应该努力学习的。
参考文献
[1]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第7篇
关键词： 科举考试 语文教育 借鉴 作文
科举考试确有其不好的一面。主张对传统文化要有所“扬弃”，我们对科举“弃之久矣”，冷静地加以思考，从中借鉴一点对现实的考试制度和语文教育有用的东西，正当其时。
如果把现在的语文教育比喻成一棵大树，那科举考试就是它的根，不管它的根如何扭曲，如何畸形，如何被人们践踏，都不能否认其作为根的事实。或者说，中国的语文教育这棵大树，是从科举走过来的，是从科举考试这个土壤里长出来的。外国的所谓的先进理论再好，都只能是这棵大树的营养，不可能成为它的根，而且这种营养能被吸收，能对大树的生长起到好的作用，还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不论在别人的土地上那棵树如何茁壮，花儿开得如何美丽，像“天花”一样纷纷坠落到中国的土地上，也是只有其表，没有其里的，机械地照搬是没有意义的。
科举考试可以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有所借鉴，如人才选拔功能，作文训练形式。
以往我们提到科举考试，常常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是，如果是一种没有任何好处的事物，怎么会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如此大的作用，1300多年间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现在重新去对科举进行审视，有利于我们对古代的考试中的优点加以借鉴，让我们今天的考试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从辩证法上讲，任何一个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没有完全有利的事物，也不会有完全无用的东西，虽然有时某一方面可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下，对事物的发展会更有好处。在历史上，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被人们所认识。所以在中受到了当时文化界多数人的严厉批判，甚至完全否定。这在当时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人们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总是要盯住它的不足和缺点，甚至会有意无意地加以放大，以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由于政治原因，科举考试长期被加以否定和批判。在《反对党八股》中说：“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对科举考试的否定，人们还常常引用顾炎武的例子。顾炎武在《日知录・拟题》中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从成为秀才以后，科举制度把顾炎武足足桎梏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当中，社会危机又空前地加剧了。十三年的亲身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科举制度的危害性。他后来在题为《生员论》的文章中指出，科举制度、八股时文，使读书人“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这是“败坏天下之人材”，所以，只有“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也”。顾炎武通过对沉痛教训的总结，意识到不能再在这条死胡同中走下去了。严峻的社会现实，更促使他作出了同科举制度决裂的抉择。
像顾炎武这类情况在封建时代是较为普遍的，我们还可以举出蒲松龄、归有光等等人物。毕竟科举考试不可能有非常完善的选拔功能，一般每三年考一次全国性的考试（会试和殿试），录取的名额不可能像今天的高考一样多。有一个说法：只要是人才，不论何种考试方式，都可以脱颖而出。对此我是部分赞同的，每种考试都可以选拔人才；但同时，人才又是多方面的，不可能用一个标准选拔出所有的人才。更何况用今天的说法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一定的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就可以称之为人才。
在清代，鄂尔泰就较为辩证地对顾炎武的说法加以评说：“此类策问岂顾炎武一言可抹杀。科举之弊诚者，然变之未有良法也。今日官吏有几人懂此道理，远不逮旧时代进士。”
在上海嘉定孔庙、南京夫子庙（江南贡院）看到有关科举的展览，在扬州何园见到一份何声灏的“朱卷”，能说明科举考试的一些问题，知道它在中国的人才选拔方面长期发挥的作用。任何时代都需要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如果废除科举，还回到之前所采用的人才选拔制度，不论是汉代的“察举制”，还是魏晋所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不是有更强的主观性？会不会再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任人唯亲、只看出身和门第的局面？那不就会有更多的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被埋没。
在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时，听到比较多的一种说法是：“如果没有高考，我还是一个农民。”不少人对此深有感触，三十年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如果没有高考为他们的子女提供的这个平台，按照中国“子承父业”的传统，则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做个农民。高考为人才的选拔提供了一个平台，尽管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没有这个平台会更加可怕。试想一下，有几人愿意回到“”时所谓的“推荐上大学”的时代？
冷静想一想，科举考试承担了过多的罪责。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形式，没有这种形式，还会有其他的形式。我们常说“内容决定形式”，实际上“形式也会反作用于内容”。较之其前的多种形式，科举考试是一种进步，它毕竟提供了一种机会――一种平民的进仕之阶。用今天的话说，这也是一种平等――分数（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载体，八股文对语文教育关系影响深远。四书五经作为学校主要课程，所有学校概莫能外。作文训练在各级各类学校得到重视，教师也被要求钻研作文教学法。制义文章成为学生模仿对象。教师须反复研究、反复讲解，学生须反复训练。“子弟读书有成有废，乃关系门户盛衰，一家之福”。故“八股文”影响语文教育极大。
八股文的主要弊端应该是在内容上，是局限性特强的内容影响了这种形式的表达。既然千余年来长期不衰，说明它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其价值所在的。从资料来看，科举考试分不同的场，有不同的考试内容，并不像长期认为的那样只考死记硬背的内容。
八股文影响写作训练方式：拟题、揣磨试题、捉刀成风、只读程墨房稿、应试作弊，因而助长不良学风。每一种作文文体都有其较为特殊的训练方式，八股文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基本固定了下来。这里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如，为什么固定下来？为什么固定为这种形式？今天的作文训练中，人们也在不断地探讨作文的方法，虽然“文无定法”，但文章毕竟有法，如果能较快地总结出一套训练的方法，对于写作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对于初学写作的，掌握一定的格式，明晰一定的方法，可以较快地学会作文。作文训练应该是一个“无定法――有方法――无定法”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当我们成为《笑傲江湖》中的风清扬的时候再讲“无定法”吧，对于中学生，应该是早一点教给定法的时候，先让他们掌握了一定的“剑术”，才有可能悟出“无定法”的“剑术”。一开始就用无定法来指导学生的写作训练，是事倍功半，要走很多弯路的。八股文的这些发展规律或许对探寻文章写作的一般规律有所启发。
陈东原说：“拟题固是一处投机取巧的办法，但若实际尚能读书，也不为大害。乃因重视八股文之故：少年从事举业，往往连经史也不读，所读的只是八股文的刻本。”（《中国教育史》P343）
实际上，明清两代学校语文教育一刻也离不开八股文，否则不受民间欢迎。学习还是要有一定的动力的，有科举在，八股文的学习就有直接的目的，对于促进社会的学习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
第8篇
一、语文教育的目的
我国历代的家训都十分重视对子孙道德修养的培养，家训大都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要求子孙修身养德。在《颜氏家训》首篇《序致》中就指出本家训的写作目的及宗旨是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在《勉学》篇中颜之推更是直接指出读书做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颜之推认为读书可以开发智力，提高认识，以有利于自己的行动。
除此之外，语文教育可以使学生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朝廷，军旅誓诰，敷显此意，发明功德，牧民建国”则进一步阐发了写作的实际功效。这一观点对当今的写作教学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为了应付考试，学生通常都处于一种“要我写”的状态，而且学生写作的文体大都局限在记叙文、议论文等固定的文体上，对实用类文本知之甚少，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克服以往作文教学的种种弊端，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从“要我写”转变为“我要写”，并加强对实用类文本的教学。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要调整好原有的写作教学文体与实用类文体教学之间的关系，不可喧宾夺主。
二、语文教育的内容
《颜氏家训》内容涉猎广泛，虽然是以家庭教育为主，但仍然可以从书中找出关于语文方面的因素，其中关于语文教育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识字写字
语文是关于祖国语言的教育，汉字则是中国语言的载体，是与汉语对应的文字，只有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一步的W习，在《颜氏家训》中，亦是提出了关于识字写字教学过程中字音、字形以及书写的要求。
1.知音识义，注重差异
在识字写字教学方面，认识汉字的首要前提是认准字音、读准字音。颜之推强调“夫文字者，坟籍根本”。对待汉字要“皆欲根寻，得其本原”。对于不认识的字，不能“忽不经怀”，须经常翻阅相关书籍，以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去探究，而不是妄加猜测，必要时可请教老师。在《颜氏家训》中他还提出“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强调汉字读音是细节，字的词义才是文字的根本，重视读音的同时还要理解字义，做到音义结合。
此外，颜之推非常重视语言的地域差异与古今差异，在《音辞》中他指出：
“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
“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
颜之推深刻意识到语言差异存在的弊病，提出了通用语言的概念，统一语言，减少社会中因语言不通引起的弊端，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当今社会，普通话是中华民族的通用语，作为语文老师，必须具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也一定要注意对学生的言语方面进行教育，规范使用普通话。此外，方言的存在与规范普通话并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方言教学仍是语文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对普通话的重视让人们逐渐忽视了方言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明确方言的存在有利于研究地方传统文化，也为普通话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如果只注重普通话，忽略方言，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处理好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2.规范字形，正确使用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汉字也在不断地演变，由当初的甲骨文、金文到后来的隶书、楷书。在颜之推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楷书逐渐成为了主流字体，在汉字演变的过程中，流传下来的汉字、文章等存在很多的错误之处，为了避免以讹传讹，颜之推对一些经、史文章等存在的错误之处进行考证、更改，这对汉字的规范使用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此外，他还提出在写字时要时刻注意字的规范性，做到正确、美观、大方，在书写汉字时不能“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更不能造字，不懂的汉字不随意改动，养成了良好的书写习惯，在书写中体会书法独特的魅力。
（二）阅读教学
掌握了一定的汉字之后才能进行整句整段的阅读，不同的阶段要阅读不同的文本。“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颜之推认为阅读是最容易学习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技艺，在《颜氏家训》中我们可以探寻出许多阅读教学的经验，为当今的阅读教学提供借鉴。
1.勤勉好学，博览群书
颜之推在《勉学》篇中开门见山，提出“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又列举了古代文人志士勤勉好学的例子，如“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鼓励子孙要勤于学习，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颜之推勤勉好学的观点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颜之推还提到“夫学者贵能博闻也”，“涉百家之书”。广泛的阅读不仅可以积累知识，增长见识，还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当今阅读教学中我们不仅仅只局限于教材上所给的文本，还要积极拓展课外阅读，不仅仅要阅读经典文学著作，还可以广泛涉猎其他方面的文本，比如历史文献、科学著作等。不同的书籍涵盖的知识面不同，广泛涉猎可以促进学生文化内涵的提升。同时，颜之推提出不同版本的书籍对不同内容的解读也存在差异，这对当今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多元解读”教学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实际阅读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解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方面，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思考、探究的能力。
第9篇
一、科学地认识语文学科
1905年，清朝废除旧科举，兴办新学堂，学校设“国文”“国语”课，到全国解放后“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的一门主课。随着“语文”课程的历史变革和发展，关于语文课性质的争论在语文教学界持续了几十年。由于语文教学工作者看待这个问题的视角以及表述的不同，人们对语文的理解及语文教学实践也各不相同，如“语言+文化”“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艺”“口头语言+书面语言”等；在语文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亦出现“文道结合”“思想性和人文性相结合”“人文性和工具性相统一”的不同说法；特别是新课程改革以来，语文流派纷呈，理论繁杂，风格多样。尽管各家之言皆有其理，但因为审视问题的视角不一，所言重点不同，学者们在阐述各自观点时难免挂一漏万。凡此种种，让一线教师莫衷一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所特有的属性，或称本质属性。正确认识一种事物，就是要把握其本质属性。认识论语境下，揭示一个事物本质属性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下定义。一个准确的定义，涵盖了这个事物客观存在的内涵和外延。而下定义，则必须遵循逻辑学中定义的规则，而非强行加以规定，或者以“同仁之意”去猜度。现今对语文的各种不同认识，根源何在？盖有以下二种：一是语文教学工作者看待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对语文根本属性的把握存在偏差。对于把握不准的事物，我们通常习惯于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认识。
比如把语文和自然科学这两个非“同位”概念放在一起来进行比较，或是把“人文教育课程”“语言课程”等同“属”下的母语教育课程和外语教育课程这两个同位“种概念”进行比较。这种寄希望于通过和其他课程的对比来认识语文课程本质属性的方法，在比较两门课程的差异（种差）时是有效的，但一般不能准确把握其本质属性。二是在表达认识的言语方式选择上不恰当，造成语言表达与客观本质的错位。最常见的描述语文课程性质的方式是“语文的性质是……性”或“语文具有……性”。这种方式最大的问题是容易导致认识的肤浅化。比如，以“工具性”判断语文性质，就容易和作为交通工具的汽车、作为数理逻辑工具的数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工具的哲学等相混淆；比如，以“人文性”判断语文性质，就容易和表达人类终极思考的人文学科哲学、承载民族历史文化的民俗建筑学等相混淆；比如，以“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判断语文性质，更容易和一切具有实用价值的人文类课程（如教育统计学、逻辑学、文物鉴定学及上文所述哲学、民俗建筑学等）相混淆。相对于众多对语文简单化地冠以“XX+XX”或“具有XX性和XX性”的认识和界定，较为科学的定义方法是“属”加“种差”的表达方式。在学科总类之下，语文处在人文学科“分类”人文教育学科“子类”下的基础学科“属”，和同“属”的其他“同位概念”相比，语文的“种差”有三：以典范的汉语作品（古今汉语，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为教学媒介；以学生智力的启迪和发展为根本目的；以学生学习和运用现代规范语言（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传承并弘扬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生命、精神生命为任务。这样的定义，足够与同“属”的其他“同位概念”如政治、历史、地理、外语等相区分，进而比较客观地反映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
二、理性地认识课程实践
只有具备科学的思维方式，在科学性定义的基础上，方能准确地把握语文课程实践理念。《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在“课程性质和地位”“课程理念”两部分集中阐述了两个观点：语文的特点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语文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上述定义的语境下，再论“人文性”和“工具性”就不会再有认识上的偏差。那么，“人文性”是什么？“工具性”又是什么？两者如何统一？学生的语文素养又如何培养呢？由于认识的不同或者语文教学工作者的个性差异，不同理论指导下的语文教学实践异彩纷呈，风格、流派层出不穷。以于漪、李吉林等为代表的情感派（情境派）主张声情并茂，熏陶感染；以钱梦龙、靳家彦等为代表的导读派主张“三主”教学（学生主体、教师主导、训练主线）；以宁鸿彬、张伟等为代表的思维派主张基于思维分析的语言能力训练；以魏书生等为代表的管理派主张将管理学、控制论运用于语文教学；以洪镇涛、王尚文等为代表的语感派强调“感受、领悟、积累、运用”；还有目标教学派、快速写作派、快速阅读派、大语文教学派及各种以“xx语文”冠名的教学风格或流派，都是相对成功的范式，但也因为风格过于鲜明，却又经常让一线教师舍本逐末，得其皮毛而遗其精髓。于是，我们常见一些泛课堂的教学现象：或虚无缥缈，执着于感悟，使母语根基遗憾缺失；语文试卷的标准答案非此即彼，机械死板；有些老师甚至如贾志敏先生所言，“认认真真地做着愚蠢的事”……就客观现实而言，不管是母语实践和素养的缺失，还是诗意和精神的僵化；不管是工具性的刻板化，还是人文性的虚幻化，都是语文教学的悲哀，是无视生命，是对人生的摧残。
三、生命灵性烛照下的语文教学
第10篇
关键词：初中语文；教学问题；解决措施
一、 初中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的“教师中心论”
在目前课程教学中，仍然存在着传统的“教师中心论”。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我们的思想也应该跟随这一潮流不断地向前迈进。早在古时，先人对此就有着独到的见解，“师者，所以授道传业解惑也”。在那个时期，这种思想显然是具有越时代性的，以至于在今天仍备受推崇。然而，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在落实方面却有一定的难度。作为教师，想要树立在学生中的威信力难免会变得严肃起来，这就给学生带来了距离感，使他们不敢接近教师，遇到学习或者生活上的问题时不是及时地向教师反映，而是盲目地做出判断和选择。而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又不具备很好的处理事情的能力，这就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作为学生，尤其是不够成熟的孩子，考虑事情时往往容易情绪化，并且对待教师的态度也不够正确。由此看来，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是何等的重要。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给学生以足够的安全感、自信心，使他们敢于提出疑问，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中去。
（二）语文教育侧重的偏差
应试制度下，教师往往一味强调学生的文化成绩而忽略了学生的纵向发展。自我国教育制度建立以来，就产生了笔试这一筛选人才的方法，并沿袭至今。需要注意的是，文化成绩并不能代表什么，在学生成才之前要先学会做人。在这一点上，语文教师肩负着更为重要的责任。她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简单的文学常识，还要致力于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纵深发展，以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在成才前学会做人。
（三）作文被忽视
作文是一门艺术，不是单靠死记硬背就能提高的，语文教师在教育学生时往往过于注重对学生基础知识的教育，这是因为这些在考试中所占的比例很大。作文虽然也是必考的，但是学生之间的写作水平相差不多，提高的空间不大，所以就容易受到语文教师的冷漠对待。
二、针对初中语文教学问题的解决措施
分析以上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所产生的问题，大致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
其一，教师方面。作为一名初中语文教师，不应该过度的摆架子，要有耐心，给学生以自信心，对学生多加鼓励。罗森塔尔效应实验得出的结论就是，教师给学生自信，学生就容易获得高成就。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优缺点，教师应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并帮他们发掘出来，使得每一个学生的长处都可以充分展现出来。先贤孔子曾经提出过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即便放在现在也同样适用。教师可以找学生单独谈心，以帮助学生找到自身的不足，同时肯定他的优点。学校可以通过学生给教师提意见打分的方式，让教师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及不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同时这一行为也有利于新型、和谐、平等、公平的师生关系的建立，从而保障了教育质量的提高。平等的课堂关系不是只听教师在讲台上讲课，要让教师走到学生中去，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比如让学生自己思考，然后教师再提出指导性意见，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改变学生和教师传统的关系。
其二，教学方式方面。固定的教学模式早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时期的学生教育，教师应敢于创新教学方式，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自主学习。《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语文实践，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由此看来，学生应该在学习语文知识的同时注重实践，放眼观察社会，多进行练习。在这一方面，教师可以让学生每天坚持写日记，培养学生的洞察力，大量阅读课外书籍以丰富自己的视野。在这点上，可以通过开展适量的课外活动课，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提升自身的语文修养。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学生了解社会的方式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改变，课本上的东西早已不能满足学生承载信息的胃口，教师可以在网络上选取一些社会、科技、文学方面的新闻，结合新闻和报道提出相应的问题，以使学生在各个科目上都有所拓展，也让课堂变得丰富多彩。此外，教师应允许学生有不同层次的发展，支持、鼓励、引导学生的不同兴趣爱好。
其三，教学目标方面。教学目标的明确对于初中语文课堂教学非常重要，如果教学目标不明确，会导致教学过程的混乱，让学生学习起来十分盲目。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的时候，应当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例如，在学习《花木兰》这一课时，初级目标为能够对原文进行翻译；深度目标为除了能够翻译文章，还能够理解课文内部隐含的深层意思。初级目标是为学习成绩在中等及以下的学生制定的，深度目标是为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制定的，这样的目标制定使学生学习起来会更有针对性。
三、总结
不少学生会有这种感受，年龄越大，学习的压力就越大，学生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越少，然而教师的压力并不比学生的压力小。在每一个教师的心里都把学生当作是自己的孩子，自古以来父母就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教师同样有这样的心态。新时期教师的教育工作越来越难做，要想保证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就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教育体制的变革，不断创新教学模式，这也是一个合格的初中语文教师所应该做的。文章分析了现阶段初中语文教学中常见的几个问题以及简单的解决措施，以供广大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参考。
参考文献：
1.顾月琴.中国古代识字教材的比较——杂字与“三百千”的不同之处[A].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4）——中国学科教学与课程教材史研究[C]，2009.
2.张静.中华吟诵的前生今世——兼论吟诵在语文教育普及的必要性[A].新规划·新视野·新发展——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天津学术文库》（上）[C]，2011.
3.刘悦笛.比较美学视野中的“意境说”——以朱光潜和宗白华为例[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
第11篇
一 文史结合，开展研究性学习
新课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是一种开放式的学习方式，重视学生的自主学习地位，突出学习过程中学习主体的自身感悟、创新思维的能力，力求突破陈旧的教学理念，改变人们对于教学的看法，也从侧面影响着学生的价值意识和学习规范。通常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和学生都习惯于老师的风向标的作用，在教师进行知识传授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记忆和理解。而研究性学习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形成一种主动探求知识的意识，形成自我的求知方法，为日后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如，在学习《鸿门宴》这一课时，老师就可以设计一些课题，让学生自主学习，去体会课文，了解当时的历史，在难度上应层次分明，逐渐深入。第一，品读文章，体会课文中的行文妙趣。第二，课堂之外查阅相关资料，并集体讨论“霸王别姬”的历史典故。第三，楚汉争霸时期有着非常多的逸闻趣事和成语故事，让学生们集思广益，分享各自的故事，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第四，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他们独立分析刘邦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也可根据刘邦的一生或者生平片段，谈谈各自的看法。也可组织协作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思维空间。第五，有条件的情况下，班集体可以组织将《鸿门宴》编成剧本，待中秋或者元旦晚会时现场表演。
其实，语文的学习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许多学校就举办过“走近身边的历史文化名人”活动，将语文和历史紧密联系。通过对身边历史名人的调查，学生们可做出自己的调查报告。这样的活动不仅仅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也培养了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目前高考作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华历史源远流长，为高考作文的选材提供了巨大的素材库。我们纵观高考优秀作文，可以发现它们都从历史素材中汲取了营养。因此，学生的历史素养对于高考作文的影响也应得到我们的重视。
二 文史结合，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情感
高中课程所选的文章都具有典范性，文质兼备，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好教材。因此，语文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字、词、句等基础知识，也要结合语文自身的特点，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具有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在教学中，语文教师有责任让学生成为一个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好学生，使学生的情操得以陶冶、人格得以完善、个性得以健康发展。在语文教学中，部分基础知识往往被教师所忽视，而它的人文性和育人功能也没有被重视，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学的一个误区。
例如，学习《声声慢》这首词时，老师可以先不着急直接进入主题，带领学生分析课文进行翻译等。可以在进行文章分析之前，把李清照当时的生活状态以及与赵明诚之间的婚姻状况给学生做一下介绍，让这段历史再现。古语有云：“读其书，知其人。”只有对作者的人生经历做一番解读，方能与作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从而更好地掌握课文的内涵。除此之外，老师也可以借助一些历史上有争议的话题来活跃课堂气氛。对于李清照，就可以“李清照是否改嫁张汝舟”为话题，与学生们进行交流。李清照是否改嫁历史上是有争论的，根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上内翰綦公启》中的记载，李清照亡夫之后是改嫁了。但也有人认为《上内翰纂公启》的全文，始见于李清照去世多年后，很难判定它是李清照所作，至少已不完全是李清照的原作。历史上还有其他著作提及李清照改嫁，但都因缺乏证据，不足以作为证明。在经过此番讨论之后，学生的兴趣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教师应趁机鼓励学生结合李清照一生的经历，细心品味《声声慢》这首词。从教学实践来看，课堂气氛不再死气沉沉，教学效率也得到了提高。
总而言之，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受到重视。历史与文学自古都是紧密联系的。我们现今的语文教材中，历史知识的渗透非常普遍，作为语文教师，必须在教学中文史结合，引领高中语文教学进入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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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吕思勉述、黄永年记.吕思勉文史四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第12篇
关键词：胡瑗，苏湖教法，价值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2
胡瑗，字翼之，北宋泰州海陵郡人氏（今江苏如皋人），祖居安定（今陕西安定县），故后人称之为安定先生。生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 年），卒于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胡瑗少年时代就气度不凡，时人誉之“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即冠，则设帐授徒，安定门下逾千人”。而立之年，他远赴泰山求学，一坐十年不归，“遇有家书，见“平安”二字，即弃于山谷，唯恐乱其心志。不惑之年，他回到苏州，再次设帐授徒，以经学教授吴中。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胡瑗开始在苏中一带创办私立学校，这是他从事教育事业的开端。次年苏州知事范仲淹经朝廷批准建立苏州郡学，聘请胡瑗为教授，这是胡瑗举办地方学校教育的发轫。庆历二年（1042 年），应湖州知事滕宗谅之邀，胡瑗出任湖州州学教授。四方之士，云集受业。胡瑗在苏湖官学工作了近二十年。庆历四年，宋王朝将其教法定名为“苏湖教法”.之后，又被聘为国子监直讲。“先生在太学，其初人未信服。使其徒之已士者盛侨、顾临辈分置执事，又令孙觉说《孟子》，中都士人稍稍从游”。朝廷开科选举人才，选中者十之四五是胡瑗的学生。从此胡瑗声誉大震，“苏湖教法”也得到了宋代朝野的盛誉。“苏湖教法”集中体现了胡瑗的教育思想，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与方式等，现对其“苏湖教法”略作探究，以发掘其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启示。
一，“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
何谓“明体达用”？胡瑗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他的弟子刘彝说到：“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民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 、、、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自此可看出胡瑗的“明体达用”包含了三方面的含义，即有体、有用、有文。“有体、有文”属于理论层面，“有用”则属于实践层面。
北宋沿袭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以名利劝学。当时科举考试重词赋，一般士人便专习词赋以应对考试，崇尚浮华之风而鄙视真才实学。当时虽设国子监，但都逐渐沦为考试的工具，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每逢解试期，国子监招集四方学子前来应试，优者选送、、、迨考试终结，即烟消云散”。胡瑗对这种浮夸之风甚为忧虑，在他看来，学校是实行教化、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场所。他指出：“治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而教化之本在学校。”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为用而专究声律浮华辞藻的学风，胡瑗明确提出学校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单纯的应付科举考试，而在于培养“明体达用”之人。“明体”即懂得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达用”即将封建伦理纲常在实践中运用，而不仅仅是为了科举取士。从当时师道沦丧、体用文三者割裂、教育与科举制度百弊丛生的现状来看，胡瑗提出的“明体达用”无疑具有很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革新精神，是整个时代改革精神在教育中的体现，对重建教育理念、革新育人宗旨、培养体用结合、理数兼长的新型人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体达用”批判宋代社会取士风气，但仍然顺应了宋王朝初期的“昌礼兴儒”政治要求，所以依然促进了科举取士的发展。此外此法也是对汉唐以来的“训诂注疏”之学的批判，开宋学的先声，对后来的程朱理学和以王安石、陈亮为代表的学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分斋教学”和主副修制度
“分斋教学”即“分科教学”，是苏湖教法的核心和精华，也是胡瑗教育思想和实践中最富创新意义的内容和实质所在。
汉唐以来，学校教育和选拔人才均以经书词赋为主要内容，既不能了解圣贤之遗意，又缺乏道艺、德行之实，更缺乏有治国理政的真实本领和才能，针对这种情况，胡瑗在他主管的学校当中设立分科教学的制度。据《安定言行录》记载：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世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世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胡瑗把学校的教学组织分为经义和治事两斋，经义斋讲授经学，学生要学习六经六义，通晓儒家经典；治世斋（又称治道斋），分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
分斋教学制度，是中国教学制度发展史上第一次在同一所学校中分设经义斋和治世斋，第一次将实用学科与儒学经典放在同等地位上，第一次创立实施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制度，在中国教育史上独树一帜。
胡瑗创立分斋教学制度，其目的在于提倡实学，反对当时崇尚的专讲声律浮华的词藻、以应对科举考试的空疏之学，根据学生的不同材质，把他们培养成为通经、治事的有用人才。《中国教学论史纲》评价说：“胡瑗的课程改革大大突破了以儒家经典为正统课程的藩篱，引入了实科课程并将其置于与经学课程平等的地位，具有开创意义，影响到元明清三代学校课程。”
分斋教学除了为自然科学和专门技能的教育开辟了较为广阔的天空，还让学生在一个主课以外可兼修一个或者多个副科，这些内容既能兼顾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还能培养出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实才，这种教学制度完全改变了过去学校“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弊端，对当时及后世的教育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清初实学思想家、教育家颜元曾说：“秦汉以降，则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宋儒惟湖学立经义、治世斋，虽分析以差，而其事颇实矣。”
三， 教育教学方法的革新
宋代初期基本上沿袭了唐代的教学方法，京师讲经以讲解法为主。枯燥的讲解往往会使学生感到索然无味，胡瑗革新教法，给教学增添了活力。
首先，胡瑗的分斋教学和主副科制度贯穿着一条基本的教学原则，即因材施教原则。胡瑗采取“推诚”、“甄别”、“相与教习”，然后“以类群居，相与讲习”的方法教学，李焉的《国子先生胡翼之》记载：“胡翼之瑗、、、即专学政，遂推诚教育多士、、、胡亦甄别人物，择其过人远甚；又各其所好，类聚而别居之、、、皆所以类群居，相与讲习。”傅任敢先生把“诚”解释为“学生的内心的要求”，而“甄别”含有审查学生的个性特点和才能之意，即胡瑗是按照学生的特征以及内心的真实需要，把“崇尚经义的、喜欢讨论兵战的、爱好文艺的、喜好义节的”类编成组。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写道：“胡安定之教，可谓尽其才者也。”对胡瑗的分组教学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胡瑗采用了分组教学形式，他取得了“人皆乐从而有成”的教学效果，培养出了许多济世之才。如范纯仁、欧阳发等人。
其次，实行学生分组讨论、教授辅导相结合的方法，胡瑗继承了孔子的“学思结合”、“以友辅仁”及《学记》中“相关而善”的思想。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实行因材施教的分组讨论法，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围绕不同的专题，进行分组讨论，并在讨论中启发诱导和鼓励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当时“师道尊严”氛围的笼罩下，学生容易迷失自己的个性，丧失创新能力，而在胡瑗创立的讲习所中，学生则可以自由大胆的发言，打破了师传生受的局面，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也是对集体教学的较早探索。
在教学氛围上，胡瑗给学生创造了一个寓教于乐融“投壶、习射”的愉快教育氛围。胡瑗十分重视体育、音乐、游戏对教学的作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胡先生瑗判国子监，其教育诸生皆有法。先生每语诸生，当习射投壶游息焉。”胡瑗强调课内、课外必须结合起来，特别是课外自由活动，更有利于发挥学生兴趣、个性和特长，在拓宽知识面的同时，又可以学习各种技艺，体现了胡瑗教育教学的全面性。
胡瑗的“苏湖教法”不仅仅是教学方法的一次开拓性创新，更重要的是对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系统完整的改革。通过浅谈胡瑗之教法，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在当下仍然闪烁着光辉，充满了智慧，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四， 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韩愈曾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当今社会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方式变得多元而快捷，能传播信息的也并不只有教师，新语文教育思想的构建，“新课程文化”大背景下开放式学习格局的确立，这一切都对语文教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学生各有差异，学校教育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几本语文书，因此，教师应该在准确把握教科书编写意图上，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创造性的、灵活多样的运用教材，开发课堂资源和课外资源，改革传统的课型和课堂模式，构建学校大语文的氛围，从而培养出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具有较高语文素养的新学生。在基本的听说教学、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之外，拓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发展学生的特长。
通过语文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应突出重点，联系实际。素质教育要求受教育者身心全面发展，“发展”对人而言是全面的，不是单一的，因此，素质教育的目标不应该是升学率或者高分，而应该是“为生活”而教育。这也有必要重视选修课程的开设，将指定教材和校本教材相结合，实现语文课程的多样化，在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同时教学生如何生存、如何做人，中学语文应该通过“教文”这一基本任务达到“育人”的终极目标。
在对待学生方面，孔子早就认识到因材施教的重要性，尊重学生的自觉性和创造性。首先应尊重学生，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平等的人对待，语文老师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性和特征，善于创设情景，发挥每个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要多开展学习指导活动，让学生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进而培养出学生独立的追求和创新意识。由此看来，教师应该使用教材教学生，而不是利用教材考高分。
最后，语文教师应建立大语文的观念，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应扩大学生的学习空间，把语文的学习与了解时代、社会相结合，让学生了解社会、熟悉生活。不能一味的在课堂上进行，要变封闭为开放性，多组织学生到大自然、工厂、农村、博物馆去，培养学生观察事物的眼光，使学生具备较多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实际感受。
参考文献：
[1] 邵伯温.宋，邵氏闻见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 张传燧.中国教学史论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第13篇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特征；教师教育；
作者：林添胜
随着教师专业化发展，教师知识及其结构研究成为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舒尔曼指出：“倘若要推进教师专业化，就必须证明存在着保障专业属性的‘知识基础’，阐明教师职域里发挥作用的专业知识领域与结构。”我国以往的研究大都局限于把教师作为抽象群体来探讨，针对特定教育层次具体学科的教育情景，比较扎实地就某个层次具体学科教师知识结构进行研究的甚少。本文将着重说明我们对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的认识以及这方面研究对小学语文教师教育的启示。
一、小学语文教师知识及其结构
我国目前大部分地区小学实行分科教学，小学教师以一门学科教学为主，兼教其他课程。小学语文教师是指以教语文为主的小学教师。小学语文教师知识是小学语文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必备条件，包括各种科学文化基础知识、语文学科专业知识、教育专业知识、课堂情景知识、个人教育教学经验等。根据不同功能，我们把小学语文教师知识分为四个层面：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背景性知识、实践性知识。这四个层面共同构成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
1.本体性知识
小学语文教师本体性知识指语文学科知识，这种知识决定了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教什么”或者“用什么去教”。它是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中最基本的部分，是任何小学语文教师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根本，故称为“本体性知识”。当前，既有的以“字、词、句、篇、语、修、逻、文”为主体的语文知识受到普遍质疑，小学语文教师到底应具有哪些语文学科知识，语文教育界尚缺少研究和明确定论。我们认为，小学语文教学活动主要是学习听说读写的言语实践活动，小学语文教师本体性知识必须适应这一需求。就数量而言，它应比小学语文课程内容要宽广得多；就内容而言，它应以言语学知识为核心，包括语言学、言语学、文学等领域的知识。其中，汉字学、教师口语、写作、阅读与鉴赏、广义修辞学、儿童文学等与小学语文教学密切相关的学科知识处在突出位置。
2.条件性知识
小学语文教师条件性知识指一般教育理论和语文教育理论，包括指一般心理学、教育学、教学法，儿童心理学，语文教育学，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育技术学，语文教育史，语文教育科研方法等学科知识。这种知识涉及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怎样教”语文的问题和“怎样”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知识解释语文学科知识的问题。语文教育学知识是小学语文教师条件性知识的中心，它下通普通心理学、教育学知识，上达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育技术学知识，对条件性知识起一种统摄和渗透作用。语文教育史、语文教育科研方法知识对教师知识发展机制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是新时期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重要组成部分。
3.背景性知识
小学语文教师背景性知识是指科学与技术、人文与社会、体育与健康、艺术等领域各种学科文化基础知识和动态知识。这种知识为小学语文教师教育教学活动提供一个知识背景和平台，能够促进教育教学活动顺利进行。如果小学语文教师兼教其他课程，某些背景性知识就转化为相应学科的本体性知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小学语文教师除了教语文，还要承担全面育人的任务，教师背景性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对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就内容而言，小学语文教师背景性知识主要是和学生生活、小学教育教学有密切联系的各学科基础知识和动态知识，各学科高深的专业知识对小学教育教学工作并不一定会起作用。
4.实践性知识
小学语文教师实践性知识是指小学语文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实际使用或表现出来的知识，是教师对语文学科内容的特定理解与高度个人化的语文教学经验。这种知识决定了小学语文教师“实际上教什么”和“实际上怎么教”的问题。就产生过程而言，它主要是以语文学科知识和教育理论知识为基础，经由教育实践摸索而形成的。就内容而言，它是一种依存于教育情景的经验性知识，是小学语文教师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背景性知识的特殊整合，既包括对语文学科知识、教育理论知识和一般文化知识的理解、运用与扩展，也包括教师个人经验的积累、感悟。就功能而言，实践性知识在小学语文教师日常教育教学实践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小学语文教师真正成为专业人员的核心基础。
应该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实践性知识是相对于理论性知识而言的，它与语文学科专业知识、教育理论知识、一般科学文化知识并不是在同一层面上的分类，只是因为它地位特殊，所以特地列出加以强调。当我们将实践性知识与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和背景性知识相提并论时，其他三种知识特指理论性知识。
二、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特征
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特殊性除了构成要素具体所指与其他教师不同外，在知识的分布、结合等方面也表现出自己的特征。
1.小学语文教师背景性知识要宽广一些
小学是人生的启蒙阶段，小学生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尝试。小学教育要满足小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必然具有综合性和多质性；语文是一门综合性课程，语文素养包括语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在我国大多地区小学语文教师往往兼教社会或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以上几个因素决定了小学语文教师必须具有更加广博的背景性知识。这是小学语文教师与中学教师、尤其是与大学教师知识修养的重要区别之一。这个特征也决定了小学语文教师培养必须是“宽口径、厚基础”。
2.小学语文教师本体性知识要求相对降低，条件性知识要求相对提高
教师专业性相对不同层次的大学、中学、小学教师来说，要求是不同的。小学是学生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初级阶段，小学语文教师的语文学科知识尤其是语言学、文学理论知识可适当降格处理，不必达到中学、大学教师知识层次。因为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对于特定学段的学生而言，教师的本体性知识达到一定程度即可，多了对教育教学不一定起作用。相反，由于小学生年龄小，思维尚未充分发展，理解能力与接受能力相对比较差，要求教师根据小学生年龄特征，运用教育理论将语文知识的“学术形态”转化为小学生容易接受的“教育形态”，对教师教学技能性和艺术性要求相对中学、大学教师来说，不是降低了，反而是上升了；与之对应的条件性知识要求也相应提高。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不一定能教好小学语文，成为出色的语文教育行家，此为原因之一。
3.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具有突出的综合性
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从整体上看，应该是以宝塔型为主体的网络状，宝塔底层主要是由各学科基础知识、动态知识构成的背景性知识，中层主要是语文学学科知识和教育理论知识，中心和上层则是实践性知识。各个层面的知识互相渗透，融为一体，构成立体的网络化的知识结构。相对于中学、大学教师来说，小学语文知识结构综合性更为突出，这与小学语文教育特征是分不开的。小学生思维尚未细致分化，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整体化、生活化的。小学语文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是综合运用各类知识来实施教学、处理教育问题的。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特别强调小学课程综合化，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也愈来愈呈现综合化趋势，因此，新时期小学语文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必须具有突出的综合性特征。
三、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的启示
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小学语文教师职业，改革小学语文教师教育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1.合理设置小学语文教师职前教育课程方案
目前我国中师教育已经淡出历史，小学语文教师由高校来培养。高校培养小学语文教师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依托高校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来培养，注重条件性知识传授，与之对应的教育专业类课程门类多，课时多，不足之处是课程内容多为原高师教育系课程翻版，远离小学教育和语文教学实践；本体性知识、背景性知识、实践性知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二是依托高校文学院来培养，注重本体性知识传授，与之对应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类课程门类多，课时多，不足之处是条件性知识、背景性知识、实践性知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毕业生难以很好适应小学语文教学实际需求。三是依托由中师升格的高校初等教育学院培养，注重背景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教育技能训练，毕业生能较快适应一线的小学语文教学；不足之处是他们条件性知识、本体性知识相对其他两种培养模式的毕业生来说，达不到相应层次，在小学语文教师招聘考试笔试阶段可能难以胜出，在职后专业发展方面可能存在后劲不足问题。
依据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特征来看，目前高校普遍采用的“综合培养、分向(科)发展”课程设置方案方向是正确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关键问题，一是课程结构比例，二是课程具体内容构建。课程结构比例包括与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不同层面相对应的语文学科课程、教育理论课程、通识课程、教育实践课程之间合理比例，以及同一类别内不同课程之间结构比例。有的学者指出，本专科小学教师教育课程设置要采取“四三二一”模式，即学科专业课程、通识教育课程、教育专业课程、教育实践课程的课时比为4∶3∶2∶1。到底什么比例才是合理的？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关于课程具体内容构建问题，我们认为，要密切联系小学语文教学实际，注重学科知识整合。近年一些高校小学教育专业开设“科学与生活”通识课程，将与学生生活、小学教育密切相关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整合起来教学，对拓展学生背景性知识产生良好效果，是一种有益尝试。
2.加强小学语文教师教育学科建设
目前小学语文教师主要依托小教(中文方向)(或综合文科，下同)专业来培养。从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来看，小教(中文方向)专业与传统的汉语文言专业或教育学专业不同，是一个需要多学科支撑的专业，如语言学、言语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理学、史学、体育学、美术学、音乐学等。学科是“源”，专业是“流”，小教(中文方向)专业特点，决定了需要一支学科相对齐全的教师队伍，来加强相关学科建设，为小教(中文方向)专业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中师教师队伍涉及文、史、哲、理、化、生、外语、数学、地理、教育、心理、信息技术等学科。中师并入高校，为培养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至于能否做强，还有待于依托高校力量，对原中师教师进行培养、提升，促进他们专业成长，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科建设。应该注意的是，小教(中文方向)专业学科建设应围绕“语文教育”关键词来进行，初等教育学与汉语言文学嫁接处的空白领域应成为研究重点，初等教育学、语文教育学、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应作为重点建设学科，依托高校一级学科优势做强做大。如果学科建设质量上不去，小教(中文方向)专业发展成为无源之水，必将失去活力和后劲。
3.深化小学语文教师教育教学改革
小学语文教师教育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许多方面，这里根据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特征强调两点：
(1)实践取向。小学语文教师是在小学教育一线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实践性知识在他们的教育教学实践中起决定性作用，学了教育学、心理学还是不会教书，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实践性知识。实践性知识不是凭空产生，它有赖于教育实践磨炼与提升，因此，小学语文教师教育必须坚持实践取向，将教育实践贯穿于职前培养的全过程。具体做法：一是每学期安排师范生下小学教育见习、实习，熟悉儿童和小学语文教育实际；二是改革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将案例教学、微格教学、试教法、说课活动引入日常课堂教学中，促进理论性知识向实践性转化；三是重视师范生反思能力的培养。师范生是实践性知识的建构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反思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实践性知识建构的效率和质量。
(2)综合学习。小学语文教师知识结构综合性特征要求职前教育课程内容建构要注重学科知识整合，同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树立综合学习的理念，学会综合学习的方法，找出关键知识点，打通不同学科知识联系以及教育理论与小学语文教学实际的联系。同时，还要注意把小学语文教学案例，情景化地引入课堂现场，引导学生根据特定的主题从不同角度分析讨论，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提高综合运用能力。
第14篇
一、“人生艺术化”是指导现实人生的命题。朱先生说：“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他认为，要把整个人生的点点滴滴当作一件“完美的”“有机的”艺术作品看待，生命史就是艺术史，以一种审美的眼光看世界、看人生，让人与实际人生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这样人生才能免俗，社会才会祥和美满。同时，“人生艺术化”倡导“人要有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避免陷入“俗不可耐”的污泥潭。
二、“人生艺术化”是引导生活情趣化的命题。朱先生认为，“情趣愈丰富，生活也就愈美满，所谓人生艺术化，就是人生情趣化。”因此，他认为审美艺术的人生应有高雅、纯正、广泛的趣味，而不能有低级庸俗和偏狭的趣味。从这里我们还可以洞察到朱先生的情趣主义还应该是人生的严肃主义。不仅在进行文学审美的艺术生活中应选择一流的文艺作品，而且在生活中也应该认认真真、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纳在全部生命史里去看，言行虽是小节，却不肯轻易放过，正如诗人不敢轻易放过一字一句。小节如此，大节更不用说。
三、人生艺术化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命题。朱先生认为提升精神境界的关键点在情感，实行美感教育就是情感教育。并且，他还从人的心理功能着手探索了情感和美育的联结点。他指出，“物有真善美三面，心有知情意三面，教育求在这三方面同时发展”。他认为，三种心理活动与三种价值相对应；真关于知，善关于意，美关于情，而求知、向善、爱美是人的天性，真善美具备，人生才完美。因此，他提出了“美感教育就是情感教育”，通过情感教育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综上所述，我们从人生态度、生活情趣和人生境界三个角度对朱光潜“人生艺术化”这一美育思想进行了审视。虽然朱先生写《谈美》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然而他提出的“人生艺术化”这一美育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凸现出积极而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对语文审美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
一、把语文审美教育的根扎到生活的深处
过去，我们曾提出“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是相等的”这一“大语文观”。这一理念确实很好，开阔了语文学习的视野，但往往只停留在理念上。朱先生提出“人生艺术化”的理念，当然我们的语文课不是培养艺术家，但语文教育的艺术性是明显的，我们培养的人需要一些艺术的审美眼光，需要一些审美情趣。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的艺术家。许多学者认为，“审美教育是一个关系到未来人类素质和生存质量的重大课题”，甚至有学者提出，“审美教育是现代人的自我拯救之道”。一百多年的语文教育发展史和改革史告诉我们，语文教育的问题愈改愈难，为什么？从学科属性来说，它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然而掌握工具是艰难的，人文教化是枯燥的，何以让语文教师爱教语文，学生爱学语文，从本质来说，就是要发挥语文课的审美特质，打通人生和语文的隔阂，生活与语文的障碍，这之间的纽带就是语文的美质。想当年朱先生用“人生艺术化”来寄慰黑暗社会中“嗷嗷待哺”的广大青年，帮助他们走出人生的困境。今天生活小康了，这种“人生艺术化”的美育思想变得更为稀缺和宝贵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为学生思考一下，我们会毛骨悚然――生存方式构成了他们的外在环境。社会处在转型之中，物欲横流，人们精神家园在坍塌，精神生活贫乏、低俗化，只顾眼前，只求物欲享受，追逐名利地位，忘记了人生意义和价值，心理浮躁，道德沦丧，人性萎缩。在这种大环境中生活和成长的广大学生，我们怎么期望他们却能“出淤泥而不染”，保持纯净的心？所以，语文教育在新世纪又一次成为难上难，语文审美教育显得更为珍贵了，只有把语文审美教育的根扎到生活的深处，语文教育才会焕发生气，变得可爱，学生才会真正爱上语文，才会真正受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语文教育要与生活息息相关，通过语文审美教育，培养学生的情趣，这种情趣不是停留在语文学习的层面，而是扩展到广阔的生活，复杂的人生变幻的世相中去。首先是呼唤有生活情趣的语文教师。中国语文教育史用铁的事实证明，一个杰出的语文教师往往是一位有情趣的人，至少是“半个艺术家”。试想，一个没有情趣的语文教师何以能够把《童趣》《竹影》等精品讲出其中的韵味来，怕只能幻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学生的生活态度、情感、价值观如何深刻熏陶？有了生活情趣和语文情趣的语文教师，才可能有兴味盎然的语文课，才会有充满情趣的学生。总之，把语文审美的根扎到生活的深处，就是让学生通过语文课的学习，受到美的熏陶，改变人的气质，把这种美的气息带到生活中去，同时，把生活中的美带到语文世界中来，这样，语文与生活真正打通了，它们之间的使者就是美。
二、把语文审美教育的重心落到情感教育的实处
当前语文审美教育一大倾向是以道德说教的方式来推行的。在新课程的背景下，语文审美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学生感受、体验的众说纷纭了，教师成为了“平等的首席”，不敢说教而甘居平庸了。原来的理智上的引导都丧失了，有的只是“尊重”与“赞赏”。而朱先生坚持美感教育就是情感教育或者说美育的价值就在于“怡情养性”。在语文教育中，重视“怡情养性”的审美教育就需要重视文学教育。朱先生崇尚的文学教育的修养性和审美性。我们在文学教育中第一件事就是要养成高尚的纯正的趣味，培养学生的“性灵”，对人生世相的敏感，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接着，文学教育中的趣味培养最好从读诗入手，在阅读诗歌时是在欣赏也是在创造。最后文学审美教育重在想象与情感。朱先生认为，在文学教育中，应该引导学生“钻进去体验”，先领悟整体的情感特征，再品味“词语”或“句子”，才能真正见出佳妙。在这个过程中培养想象力，学会联想、象征等，以情感选择意象，综合意象，从整体上把握情感特征。在文学教育中落实情感教育，在情感教育中实现审美教育，进而达到“生活审美化”的理想境界。正如朱先生所说，“一个对文艺有修养的人决不会感到世界的干枯或人生的苦闷。他自己有表现的能力固然很好，纵然不能，他也有一双慧眼看世界，整个世界的动态便成为他的诗，他的图画，他的戏剧，让他的性情在其中怡养。到了这种境界，人生便经过了艺术化”。总之，语文审美教育落实到情感教育的重心上来，就是要高度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品对人情感的熏陶作用和奠基性的“立人”作用。
三、把语文审美教育的目标定在和谐人格的高处
第15篇
一
吕叔湘先生在1964年就指出：“在今天的中学和小学里，语文课的教学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现在有一 个相当普遍的意见，认为多数青年人在学校里没把语文课学好，使用语文的能力差，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语 文教师、校长，以及学生家长，都很着急，都希望改变这一情况。”[1]到了1978年，吕先生又在《人民日报》 上大声疾呼：“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个问 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 ？”（第67页）吕先生的这篇文章，被誉为“一声惊雷”，曾引起语文教育界很大的震动，使语文教学的研究 与改革掀起一个。十几年过去了，语文教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教学质量已有较大提高。但中学生的 语文水平从总体上说还比较低下，特别是在提高语文教学效率方面还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这是为什么？今后 又怎样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语文教学改革的目标？对此，吕先生认为首先要转变教育思想。他说：“每逢在种 种具体问题上遇到困难，长期不得解决的时候，如果能够退一步在根本问题上重新思索一番，往往会使头脑更 加清醒，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44页）他又说：“对于语文教学首先得有两点基本认识：(1)语文的 性质，主要是语言和文字的关系；(2)人们学会一种语文的过程。”（58页）关于语文性质的认识，30多年来一 直争论不休，致使语文教学走了不少弯路。语文的性质决定语文教学的目的、内容、方法、效果等。搞清语文 学科的性质，是实现语文教学改革，提高语文教学效率，使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必要前提。吕先生认为：语文就 是语言和文字，“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离不开它，学习以及交流各种知识也少不了它。”[2 ]“语文教学应该语言和文字并举，以语言为基础，以文字为主导。”（59页）这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语文（口语 和书面语）的社会功能是交流思想感情，它可以通过口语（听、说）来交流，也可以通过书面语（读、写）来 交流，因此，可以说语文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吕先生这个工具论的观点正是抓住了语文的本质特征， 抓住了特殊性。他以工具论为核心，形成了自己整个语文教育思想和理论体系。关于学习语文的过程问题，吕 先生说：“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53页）由于 语言技能是一种心智技能，它要借助于内部言语在头脑中进行一系列的认识活动来完成。语言的模仿要着眼于 认识活动的模仿，把观察、思考与表达结合起来。学习语文的过程是一个正确模仿、反复实践、养成习惯的动 态过程。所以，他说：“教师的任务是指点学生摹仿什么，怎样摹仿，检查学生的实践，是否正确，是否熟练 。技能的获得要通过学生的活动，教师是无法包办代替的”。（59页）
二
明确了语文的性质和学习过程这一根本问题后，就能居高临下地正确处理语文教学中的种种矛盾。吕先生 针对语文教学中的一些陈腐的旧观念，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精辟的见解，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 际需要，在思想观念上的“革命”。语文教学“要变被动为主动”、教学法的“关键在于一个‘活’字”，则 是吕先生语文教育改革观的精髓。其具体内容有：
1.在知识与能力的问题上，改变把语文教学过程仅仅看成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接受知识的单一过程的观 念，提出以培养学生语文能力为主体，使知识、智力和谐发展的综合过程的观念。诚然，语文教学应当重视知 识的传授，但旧式语文教学总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读文章的内容，而忽视语文本身的特点和运用规律的探究，因 而造成了偏重知识的传授，讲课主要讲知识，考查主要考知识的倾向。由于语文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学习 它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知识的“接受”与“理解”，还必须会“运用”，教师应该把传授知识和指导运用结合 起来，并在指导运用、培养能力上多下功夫。吕先生认为：“语文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而不 是传授语文知识。”（104页）又说：“我们要有知识，这是不错的，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84页）“教学 的目的首先是培养自学能力，让每个学生的学习潜力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102页）。这就讲明了知识与能力 的关系，传授一定的知识是必要的，科学的知识是语文能力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但由于语文是技能性的课 ，它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也就是要掌握一套语文技能。如果这一认识解决了，语文教学就会出 现一个新的面貌。
2.改变教学就是使学生“学会”的观念，提出教学生“会学”的观念。吕先生说：“教学，教学，就是‘ 教’学生‘学’，主要不是把现成的知识交给学生，而是把学习的方法教给学生，学生就可以受用一辈子。” （134页）教学生“会学”，即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这是我国语文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法指导不应看 作是简单的传授方法，而是突出学生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地位，把内因作为事物发展变化决定因素的辩证教育 观的体现。由于当今时代信息的激增，使教师传授知识的局限性与知识的迅速扩展更新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因 此，教师的主要职责，不在于“奉送真理”，而在于“教学生发现真理”；教师的功能由“泛智”发展为“开 智”。要以自己的导学意识去唤起学生的自学意识，实现“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起点转移。所以，对 学生的智力与自学能力的要求，使得“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成了当务之急。吕先生说：“要逐渐培养学生 主动学习的能力，不能老等人家给，要学会自己去拿。”“就是给他一把钥匙，他拿了这个钥匙，能够自己开 箱子，开门，到处去找东西。你不给他这个钥匙，那有多少宝贝他也没有法子拿到手。”（88页）这个“钥匙 ”，就是认识方法、规律。在教学中，只有让学生自己去经历注意、思考、生疑、释疑等心理过程，才能使之 理解与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语”与“文”的规律，养成自学的兴趣和习惯。应该说，学生自学能力的形成，就 是教师实现“不教”的标志。当然，教学生“会学”，不仅对学生，而且对教师都提出了更高的知识、智力、 能力的要求。吕先生说：“教师是学生模仿的对象。”（56页）所以他对教师的要求标准定得是相当高的。他 说：“唐朝的史学家刘知几说，一位高明的历史学家要有三方面的修养：史才、史学、史识。我想一位高明的 教师也应当有才、学、识这三方面的修养。”（139页）吕先生认为：“识”就是要“掌握教学方法，并且能够 运用自如。”（139页）他把教师掌握和自如地运用教学方法放到与教师的“才”和“学”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教学方法的实质是赋予教学内容以明确的目的性和达到教学目标采用手段的有效性。吕先生的教学方法思想最 重要的一点是“活”。他说：“关键在于一个‘活’。……如果说一种教学法是一把钥匙，那么在各种教学法 上还有一把总钥匙，它的名字叫做‘活’”。[3]吕先生说的教法活，是指要符合语文规律，在教学语文过程中 活教规律，活学规律；要结合学生的知识、能力、心理、班级状况、教师条件、社会实际等教学的实际，采用 随机应变的方法；要让学生感到学语文有用，并且会用，要教会学生动脑筋，积极思维。
3.改变教师“灌输式”教学的观念，提出教师是导师，重在“启发”、“引导”的观念。传统观念认为教 师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学生是贮存知识的容器，因此在课堂上，教师独占讲坛滔滔不绝地讲解，学生 默默地接受，把复杂的教学过程看成一个简单的口耳授受过程，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现代教学论认为， 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是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指导下学生自觉主动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学生的学是内因，读书作文一定要通过学生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们的愿望与动机，才能使他们行动 起来，通过自觉主动的学习来完成。而教师的作用是致力于导，旨在使学生自奋其力，自致其知，自求得之。 吕先生十分重视学生的内因作用，一向把学生看作是活的教学对象。他在一次讲话中，把给学生提供条件的教 学方法与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方法作比较，打了个精彩的恰当的比方：“这两种教学法的分别，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跟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分别相比，工业生产是用人为的手段把原料改变为成品，原料是听凭处理的对象。农业 生产则是依靠作物自己发育生长的能力，仅仅为它顺利成长提供最好的条件。”[4]因此，他说：“上课的时候 就应该以学生活动为主，教师的活动应该压缩到最低限度。”（63页）教师“讲的要击中要害，学生哪个地方 不懂，不太理解，就给他讲一下，点一下，学生懂的呢？就不讲。”（63页）他又说：“还有课堂讨论也很有 用，有的教师有意识地鼓励学生解放思想，大胆提问，这样，学生的思想活泼了，阅读的收获和写作的能力都 会提高。”（107页）讨论式的教学方式较之讲授式的教学方式是崭新的教学方式。讨论是学生群体的相互启发 ，相对于个体的自读，它是一个开放系统，有利于深化学生自读的认识，纠正自读中的错误。重视讨论，班级 中的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发表，这种由学生通过思考所得到的知识，容易使他们懂得深，记得牢，其效果比 教师把现成的结论一下子塞给他们要好得多。在讨论中，学生能够发现问题，大胆地提出问题，这反映了学习 的深入，是他们好学深思，学习主动性得到充分调动的表现。
4.改变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让他们死记硬背学好语文的观念，要提倡开辟语文课外活动的广阔天地，加强 指导，让学生在社会的大课堂中，接受时代的信息，不断交流，反复练习，学好语文。语文课外活动包括课外 阅读、写作和听说活动等，在这些主要由学生自己开展的活动中，学生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人，能更好地发挥主 动学习、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的精神，这是对传统语文教学的重大改革，也就是近几年所说的“大语文”观念 。由于语文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根本功能是充当人们社会交际的工具。在母语的社会环境里，学生耳濡目染 ，每天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从周围的环境中学习着语文。因此，学习语文，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而必须由课堂 扩大到社会。吕先生说：“语文课跟别的课有点不同，学生随时随地都有学语文的机会。逛马路、马路旁边的 广告牌，买东西，附带的说明书，到处都可以学习语文。特别是看小说，那是更普遍了。”（90页）他又说： “要提高学生阅读能力，靠薄薄的课本解决不了问题。”（107页）“要大量阅读，有精读，有略读，一学期读 它80到100万字不为多。”（101页）“要是我们把课外阅读抓起来，就能够把喜欢看书的学生由少数扩充到多 数，这对课内的教学有很大帮助。”（91页）只有这样把课外的书籍和文章也看作是语文教材，才能有意识地 由课内延伸到课外，从课堂拓展到社会，为学生培养运用语文工具的能力和习惯提供广阔的天地。对此，他从 孤立地、封闭式地搞语文课堂教学的教训和学生得益于课外阅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大语文观 念指导下，通过开放型的语文教学，语文教学的效率才会提高。
5.改变只重视对学生传授前人已经获得的思维成果的观念，提出更要注重向学生展示获得这些思维成果的 思维过程的观念。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逐步由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发展到思维方式的改革。多年 来，学校比较注重对学生传授前人已经获得的思维成果，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亟需的是大批具有创造性思维的 人才。如果学生只停留在追求思维的成果，只将自己的头脑作为贮存知识信息的仓库，教师的教学只将思维的 成果传授给学生，而不向学生展示获得这些成果的思维过程，这是一种“无思考”的教学，显然已远远不能适 应形势的需要。学生不仅要知道结论，而且要搞清楚产生结论的思维过程与内在规律，这样才能学得主动，才 能举一反三。吕先生曾以教中学生语法为例，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应当把语法教活。就是说，不仅仅 告诉学生这是什么词，那是什么句，而是着重讲语法，着重引导学生观察人们怎样运用各种虚词和各种句法。 简单说，就是少问几个‘什么？’多问几个‘怎么样？’打一个不一定很确切的比方，要让学生看到的不是或 者不仅仅是标本室里的动物标本，而是动物园里的飞禽走兽，看它们怎样在那里活动。”（144页）“希望学校 里讲语法要把它讲活。……要把重点放在用法的探讨上，使他感觉有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自 己观察和分析语言现象的习惯，这不仅有利于他的语文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他的智力的开发。”（152页）由 于语文是技能性的课，要在学习、使用语言的动态过程中教学语言。因此，教师应该把对结果的关注转移到对 过程的关注上来。吕先生的论述就很强调这点。
6.改变重读写、轻听说的观念，树立听说读写都重要的观念。语言是人类社会交流、交际的工具，接受和 表达是语文活动的两大分野。口头为语，书面为文的特点，又使语文活动形成了听、说、读、写四种相对独立 的基本形态。所谓语文能力就是在听说读写语文活动中形成的能力。可是长期以来，在语文教学中产生重读写 ，轻听说的倾向，分析其原因与“五·四”以前学校教的全是文言文有关；与历来学语文主要为了适应考试， 而考试又一直以书面语言为主，作文又在考试中占的比分很大有关；还因为语文教学长期脱离社会和时代的需 要，封闭式的教学使教材、教法更新缓慢，教学大纲长期以来对听说无明确要求，教师也为传统教学的习惯势 力所宥，对重读写，轻听说的偏向习以为常造成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吕先生态度鲜明地提出“语文训练 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112页）的观点，并多次呼吁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要并重。这是很有远见卓识的。现 代社会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用声音来交流和保存知识的机会比过去多得多了。比起书面语言的使用，口头语 言不仅年代要久远得多，而且使用的人数更多，使用的领域更普遍。因此，为了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相适应， 及时、快速、准确地摄取信息，中学语文教学必须要重视和加强听说能力的培养。他认为：“语言和文字本来 应该是两条腿走路的，可是我们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良于行’。我们吃尽了不会说话的亏，不能让现在 的青少年走上我们的老路。”（61页）他还说：“在实际生活中，用语言的时间比用文字的时间多得多。…… 口头表达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这些观点是从学生未来终生受用出发的，要求我们的教学必须全面培养 语文能力，而不能以应试来决定教学任务的取舍。这也是能否真正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试金石。（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