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然而,随着2015年国内外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加强,我国的工业经济增长仍然面临较大的问题。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稳中求胜”成为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国家应该在保持工业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制定政策以确保我国工业取得较大的改革突破。基于此,本文就新常态下工业经济的运行特征与发展对策展开探讨,以期为国家工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深度调整期,我国的工业经济整体处于工业结构高级化、工业增速下行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促进工业经济发展,在维持经济稳定的基础上突破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国家要加强对新常态下工业经济运行特征的分析,积极探索工业经济发展的新对策。
一、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的运行特征
1.工业经济增速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速却明显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不过尽管工业经济增速下滑,其总体趋势仍然较为平稳。
2.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根据数据调查显示,2014年,造成我国工业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是电力、采矿业和燃气等生产和供应产值的下滑,而这些重工业产业的下滑正是因为我国工业经济目前正处在转型的阶段。当前,我国能源结构正在向更加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城市中的燃气设施日益完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也开始进入市场并飞速发展,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正逐步加快。
二、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对策探析
1.继续刺激市场需求
首先,国家要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基础上,加大投资的力度,促进投资平稳较快发展。投资效益可以分为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经济效益仅仅体现了企业方面的成果,而综合效益还涉及对社会长远发展的综合影响,关系我国的民生稳定和社会稳定问题。
目前我国还有许多地区存在产业不平衡的问题,这些地方的设备落后,工业经济发展缓慢。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民生项目的投资,同时还要把控好投资的步伐,避免因集中投资而产生经济急速发展的不稳定现象。其次,国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工业发展和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干预,并且取消限房令等制度,实现消费者的自由购买。
同时,国家还要改变土地的出让方式,增加公共土地的供给,使房地产行业朝着积极健康的市场方向发展。最后,国家要制定积极的进出口贸易政策,降低我国进口关税,鼓励国内的高新技术产品、高加工度产品进行出口贸易,鼓励中间产品进口。积极的进出口贸易政策能够为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机制,避免贸易争端,从而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竞争力,促进工业经济发展。
2.持续引导转型升级
为了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工业经济的发展,国家要持续引导工业产业的转型升级。首先,国家要鼓励工业企业创新。企业创新能给企业和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能够迅速提高整个工业行业的技术水平,为工业转型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其次,国家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数量多少是决定一个国家工业结构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与其他产业产生乘数效应,加快工业经济的整体发展步伐。
国家在发展知识密集型企业时不能仅仅专注于高端技术企业,而是更多的从要素结构升级的角度出发,主动承接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促进国内具有发展潜力的低、中端知识密集型产业取得发展。
最后,国家还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将信息消费培养成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和发展。
3.改革体制机制,实现配置优化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体制机制是影响其工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体制机制的优化能够更好地促进工业焕发活力,催生更强的发展动力。对此,国家应该加快对工业经济的体制改革,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首先,国家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快速推动国有企业在股份制、公司制和国企股权结构方面的优化,实现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优势互补,促进双方共赢发展,进而提高工业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国家要积极促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在工业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同时一些垄断行业的供给无法进一步保障,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对此,国家应该以宏观调控为手段,将一些资源从产能过剩的行业转移到供给不足的垄断行业,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工业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国家应该积极发挥宏观调控的力量来刺激市场需求,为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创造良好条件。同时,要改革工业发展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工业经济内涵式增长。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土地经营权流转;思路调适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5-0048-06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由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的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表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既蕴含着非短期、非偶然、非临时的新机遇,也面临着突出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必然深入渗透和广泛影响国民经济的各领域、各部门,同样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速度、规模、形式、流向等产生重要影响,并可能产生一些新的值得注意的倾向和问题。目前学术界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基本情况和特征、土地流转的意愿、参与土地流转的行为和动因、土地流转市场、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土地流转绩效及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土地产权制度、粮食安全、劳动力转移、适度规模经营、农民权益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重要论断提出的时间不长,目前学术界关于新常态下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新特征、新趋势以及需要重视的问题,新常态下有序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新思路和政策举措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而这方面研究无疑更具现实指导意义。
一、新常态下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新特征、新趋势
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特征,许多学者经过研究认为:总体上表现出流转速度加快、流转类型多样、流转主体多元化、以短期流转为主、由市场决定价格、租金支付方式多样等特点。①郜亮亮借助全国6省1200户在2000年和2009年两轮农地流转的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农地流转的4个特征:区域差异明显、流转多为口头合同、流转多发生在亲属之间、流转合同期限不固定或较短。②截至2013年底,我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达34亿亩,是2008年底的31倍,耕地流转比率达到26%,比2008年提高了171个百分点。新常态下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规模和速度呈加速趋势,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显著特征。
1.土地流转由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扩散式加快
许多研究表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地区由于土地的区位价值高、市场需求大、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高而比不发达地区、边远地区的土地流转程度更高、规模更大。但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由于边远地区、不发达地区农业特色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好、开发程度低、土地流转价格较低等原因,外来或本地业主流转农地进行规模化发展特色农业的现象大大增加,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以江苏省为例,虽然仍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苏南地区土地流转比例最高,然而在2000―2012年期间苏北地区的农地流转年增长率(4621%)显著大于苏中地区(2939%)和苏南地区(2108%),而且2008年后苏北地区的农地流转比例已经超过苏中地区。③又如,四川省经济不发达的巴中市2013年农村耕地流转面积达4107万亩,较上年增长106%,耕地流转率达179%。同时,随着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和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的区域覆盖面还会更广。
2.土地流转以出租为主的多种方式加快
过去土地流转的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转包,新常态下土地流转是出租、转包、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并存,虽然转包仍占很大比重,但出租已经超过转包。四川省2014年土地流转中出租占457%、转包占370%、转让占47%、股份合作占48%、互换占27%。出租这种方式由2010年的384%提高到2014年的457%,已经替代以前的转包位居第一位,这是由于出租这种方式比较简单,交易成本低,利益关系比较直接,土地转出方承担的风险比较小。值得一提的是,土地股份合作目前虽不占主流,但在一些地方已经快速成长。四川省崇州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经营模式,回答了大城市郊区能不能种粮、如何种粮的问题,短短3年多时间规模经营面积由101亩扩大到21万亩,避免了规模经营中容易出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问题。土地股份合作社与一般的土地流转相比,内化了土地集中的成本,既保留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又使农民通过租金、薪金、入股分红等多种形式增加了农民收入,还推进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3.土地流转向以大户为主的多元化去向加快
过去土地流转主要是发生在农户之间、亲戚之间的自发流转,非正式流转居多。近年来,龙头企业、外来业主、科技创业人员、返乡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流转土地增多,土地流转的受让主体日益多元化。据统计,四川省2014年土地流转流向农户的占流转总面积的516%、流向龙头企业的占188%、流向农民合作社的占165%;与2010年相比,流向农户的比重降低了75个百分点,流向专业合作社和企业的比重分别提高了61个和24个百分点。虽然土地流转流向农户的比重下降,但仍占一半以上居主导地位,流转面积2014年则比2010年增加了327%。目前,四川省30亩以上种粮大户增至13391户、养殖大户8532户、家庭农场6267家。全国的情况则是,截至2014年6月,全国农村各类专业大户达到317万户、家庭农场87万个、农民合作社124万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万家。
4.土地流转区域开放性和主体开放性加快
过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范围窄、封闭性强,土地的租赁、承包、转包基本局限在本社区内,受让主体比较单一。在新常态下土地流转的范围已经大为拓展,跨区域突破了行政村界限;转入土地的经营者已经不局限于本村农户,外来业主、个体工商户、龙头企业增多,尤其是城市居民也加入到这个行业流转农民土地。随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各种阻碍土地流转的制度性因素被破除,土地流转的开放性会进一步增强,城里人到农村流转土地的趋势会增强。
5.土地流转以价格攀升的方式加快
过去,农村土地流转的支付水平不足以调动农户出让其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意愿④,导致农地流转的供给动力机制缺乏,即便是具有农地流转的欲望也难以转变成为现实的农地流转行为。⑤但是,在新常态下,受农民财产意识增强、土地价值预期上升、工商资本流转土地增多、政府规模偏好等影响,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价格在不断攀升。一些地方两三年内土地租金已经翻了一番,土地租金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的主要成本。从对四川种植业家庭农场的调查来看,土地租金占经营总成本的比重高达537%。与土地流转价格过高相伴的另一种现象就是耕地闲置在一些边远地区仍然突出,这些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多,农村老龄化、空心化问题严重,加之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信息不灵,导致农民既无力耕种而又很少有外来业主来流转土地的现象。
6.土地流转向适度规模经营加快
近年来,土地流转以家庭农场、种养大户为主,流转几十亩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较快。据调查统计,目前四川省在规模流转中,流转50―99亩土地的比重最大,增速最快,2014年比重达到231%,增速达到154%,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我国人多地少,地貌类型多样,并且许多地方土地细碎化、小块化十分突出,集中连片几千亩十分困难。在这种现实条件约束下,土地流转的结果是多元化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形成。
二、新常态下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机遇
及需要重视的问题1.新常态下土地经营权流转面临的机遇
第一,新型城镇化持续发展为土地流转不断提供拉力。劳动力转移和非农收入比例增加是农地流转的主要动因,提供非农就业机会可以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⑥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但乡村常住人口仍有6亿多人,尤其是在目前城镇常住人口75亿中,还有2亿多户籍、土地均在农村的“农民工”,我国的城镇化远未完成。在经济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将稳步推进,尤其是将人口的城镇化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这必然为土地流转不断提供新的拉力。同时,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在3―5年内完成确权颁证,农民土地财产权益未来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因物权保护强化而大为降低,具有稳定就业的外出务工农民可以更放心地流转土地。
第二,农业农村巨大的投资潜力为土地流转提供新的动力。农村不仅具有大量的资源尚未开发,并且还具有良好的景观和生态环境。新常态下消费结构的升级,人们对优质、生态、安全农产品需求的提高和对自然、景观、环境、休闲度假的更高追求,使农村的生态农业资源、生态环境优势更为凸显,必然为农业和农村发展带来巨大的投资潜力。在此吸引下,不仅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开发建设越来越多,而且市民下乡成为新农人也越来越多。
第三,国家政策仍大力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为土地流转提供良好的环境。经济新常态下,尽管有许多过剩行业面临调整转型和政府投资减速,但农业和农村仍是国家的重点投资领域,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大力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互动融合,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另一方面,国家扩大“绿箱”支持政策实施规模和范围、调整改进“黄箱”支持政策和更向主产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将为土地流转创造有利条件。
第四,可预期的改革为土地流转提供新的制度基础。近年来,土地产权不清、农村土地缺乏抵押担保权能等制度因素严重阻碍了土地流转。一旦这一关键性制度障碍被突破,将会扩大城市资本下乡的规模,从而提升土地集中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土地确权颁证可以提高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安全性,农地使用权越明确越充分,土地供需双方流转土地后的预期收益越稳定,从而农地需求和供给的意愿也越高。⑦新常态下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已全面展开、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制度逐步建立,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向前迈进,承包地、宅基地退出机制逐步推行,将使阻碍土地流转和城乡要素对流的制度因素被打破,从而为土地流转迎来新的活力。
2.新常态下我国土地经营权流转需重视的问题
对于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学者研究总结出的问题主要有:不尊重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流转程序不规范,市场机制缺乏;农地使用权流转范围狭窄,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比落后地区流转规模高;土地产权不清;土地流转市场放开后,可能带来农民阶层分化加剧的矛盾及新的土地合作组织监管的风险;土地流转可能导致农地非农化、非粮化,危及粮食安全。在新常态这样一个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土地经营权流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强势群体和工商资本介入与农民长期利益保护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企业交风险金、农民与业主直接交易、保底分红、租金几年一涨等让农民有了多重选择方式,农民利益得到维护,但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预、被流转现象仍然存在,有些工商资本经营不善“一走了之”的现象仍有发生。已有研究表明,多数企业的租地经营农业行为只是短期的投机行为,不仅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无多大益处,而且未来可能会使中国农业发展出现衰退。⑧经济新常态下,传统产业产能普遍过剩、销售不畅,一些工商企业敏锐观察到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对农产品品质要求不断提高所带来的商机,进入农业和农村领域的势头增加。这些工商资本长时间、大规模直接租赁农地对农民的挤出效应明显,经营不善的风险最后可能还是由农民承担。同时,随着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逐步被打破,城市各种强势群体可能把农村土地资源作为争夺的重点对象,这在给农民带来先进要素的同时,如果控制不好,也将给农民长期利益保护形成激烈挑战。
第二,片面追求流转规模和速度的倾向。近年来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和速度不断加快,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非理性、非市场的倾向。有的地方盲目定指标、下任务,甚至把土地流转列入目标考核以行政手段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盲目追求土地流转的规模和速度;有的地方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乡村收入的手段,与民争利;有的地方为追求现代农业产业基地集中连片的规模效应,在土地流转中倾向于把土地转租给企业经营而忽视本地适度规模的专业大户的成长。
第三,近年来我国土地经营权流转加快的同时,虽然非粮化、非农化倾向得到初步遏制,但随着土地规模化流转的比重提高,非粮化、非农化面积增大的风险可能越来越突出。经济新常态下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在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与农产品价格“封顶”的“双重挤压”作用下,即便是工商资本、龙头企业、外来业主,如果单纯经营第一产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也难以获得与二、三产业同等的平均利润,而农地一旦转为非农用途又具有很大的增值空间。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工商资本、业主进入农业,非粮化、非农化的冲动始终存在,如果监管机制失灵,这种冲动将转化为现实行为。
第四,土地流转价格上涨要求与遵守土地流转合同不够的矛盾。近几年来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价格在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和工商资本的助推下不断攀升。未来土地流转的价格还可能受已有价格刚性、当地习惯、农民对土地升值的预期、关键性制度因素突破带来的城市资本下乡规模扩大等影响而继续上涨。土地流转价格的上涨有利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民土地流转,但是将进一步压缩规模经营主体的收益空间,给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成长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形成明显制约。土地转入和转出双方通过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确定土地流转价格、期限、用途、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有利于给土地流转双方提供长期稳定的预期。但是,土地流转合同也限制了双方随意更改合同内容的灵活性。对于转出土地的农户来说,具有“想收回土地经营权随时收回”“希望土地租金年年上涨”“不承担经营者任何经营风险”的意愿和动机,因此并不希望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流转合同,更意愿口头承诺,给之后的土地流转纠纷埋下了风险。即使是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有的合同还确定了租金每年按一定比例增长,但是土地流转租金的合同价格与市场价格不一致是普遍现象,一旦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不遵守合同的现象就时有发生。2013年全国农经部门受理土地流转纠纷超过7万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第五,土地利用短期化与环境质量的矛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产出价值,存在短期内利用土地价值的动机和行为。已有实践表明,有些规模化业主对土地短期化利用的现象明显,造成了土地属性变化、耕地质量下降等问题,而这种变化还往往不可逆,一旦破坏要恢复十分困难。新常态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的比重必将越来越高,土地短期化过度利用的问题将可能更为突出。另外,随着规模化种养殖逐步成为主导模式,因粪便、薄膜、废水、农药残留等造成的农村面源污染问题可能更为严峻,如何处理由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是一个突出挑战。
第六,基础设施建设与土地变化的矛盾。土地规模化流转后,为了发展规模化的特色产业,必然要打破原有的一家一户承包地的界限进行统一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但田间道路、灌溉沟渠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占用土地流转户的承包地,而且还要占用未流转农户的承包地。今后农民的土地权属更为明晰,占有农民承包地进行田间道路、灌溉沟渠等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困难。同时,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方式是以行政村组为单位的,与规模化种植的布局不相协调,土地规模化流转后如何与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有效对接也是个突出问题。
三、新常态下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思路调适
适应新常态下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新特征、新趋势,在推进土地流转宏观思路上必须要做适度的调适,才能使其更为有序和健康,为确保粮食安全、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服务。
1.必须更加注重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核心
30多年前,以为主的农村改革,使土地所有权与承包权经营权进行分离,实现了农业改革发展的第一次飞跃。30多年后稳定土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推进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创新,是新一轮农村生产关系调整的核心。我国人多地少、劳动生产率低下和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现实,决定了放活土地经营权,推进“三权分置”的特殊意义和作用。适应农地“三权分置”的新形势,必须抓紧研究探索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在土地流转中的相互权利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突破口,创新土地经营权多种流转方式,鼓励承包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尤其要支持农民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并以此为载体规模化流转土地;必须深化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制度,建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评估、登记办证办法及后续流转制度,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积极探索建立抵押资产处置机制,完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保障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功能的完全实现。
2.必须更加注重以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能力为前提
新常态下土地流转规模将会继续加大,非粮化、非农化及大规模流转所带来的土地利用短期化问题和对环境的破坏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非粮化会加大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非农化会影响农产品有效供给,土地利用短期化一旦使土壤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恢复将会十分漫长,严重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推进土地流转不仅要显著提高规模经营水平,还必须注意保障粮食安全、农产品有效供给和生态环境保护。在实践中要强化土地流转中的用途管制,增强刚性约束,严禁借土地流转之名在流转农用地上违规搞非农建设,严禁破坏、污染、圈占闲置耕地和损毁农田基础设施,决不容忍在大规模土地流转中对土地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要结合土地流转加强土地综合整治,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围绕适度规模经营改造提升基本农田,继续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集中连片新建高标准基本农田。采取更为有力的监管手段,配套以环境治理措施,最大限度地遏制各种规模化经营主体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生态环境的行为。
3.必须更加注重以适度规模经营为指向
我国人多地少,地形复杂,农业人口比重仍然较高,就业问题仍然突出。新常态下我国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应符合人多地少、地形多样、土地零散等特点,充分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农业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反映土地节约型、劳动节约型等不同农业类型。在实践中要防止土地过度向工商资本大规模集中现象的进一步蔓延,鼓励土地流转在适度的规模经营范围内获得最佳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要根据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地形地貌、不同种养业、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因素,研究确定不同区域适度规模经营的适宜区间,防止农业企业主导的求大求多的单一规模偏好倾向的不合理发展。调整部分地区对土地流转补贴和政策支持按照以流转主体流转土地面积为依据的计算方式,重点支持在适度规模经营适宜区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劳动力转出多、区位条件较差、外来业主少的地区,应更加注重对本土化特征突出的适度规模农户给予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以提高适度规模经营的区域覆盖面。
4.必须更加注重以保护农民利益为根本
土地经营权流转是政府、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之间的博弈行为,在这种博弈中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能够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判断。但是,由于农民自身认知水平的局限性、获取信息的有限性、组织力量的单薄性、经济实力的脆弱性,在强大的政府实力和资本实力面前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今后博弈关系将更为复杂,农民利益最容易受到损害。彻底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有一个过程,家庭经营收入仍占重要地位,土地问题更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土地流转的过程不能演变为对农民土地权益剥夺和排挤的过程。土地流转必须要尊重农民意愿,强化其土地流转的主体地位,没有农户的书面委托,农村基层组织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地,更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将整村整组农户承包地集中对外招商经营。坚决防止定任务、下指标、将流转面积和比例纳入绩效考核。支持农户以土地经营权、资金等方式入股农民合作社,支持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加强合作和联合,推广“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户”模式。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新常态必然对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产生重要影响,总体上会呈加速流转、加速形成适度规模经营之势,但是新常态下土地经营权流转需要高度重视强势群体和工商资本介入对农民长期利益保护带来的影响,片面追求土地流转规模和速度的倾向,土地大规模流转产生的非粮化、非农化风险,土地利用短期化与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方式与土地变化的矛盾。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土地流转的新趋势,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必须要更加注重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核心、以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能力为前提、以适度规模经营为指向、以高度重视农民利益保护为根本。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加快土地确权登记颁证
地权稳定有利于土地流转。基于目前农民经营权已有相当部分流转的现实,可在严格尊重农民自愿的前提下采取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方式。针对有些地方农民承包地十分细碎、小块化的情况,在农民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可以把确权与承包地互换结合起来进行,经农户协商互换承包地后再确权。为提高确权效率、降低确权成本,应统筹协调开展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三者联动、多权同确、整体推进的方式。要建立农村产权数据库和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土地承包与流转管理网络化、信息化。为保证“确实权、颁铁证”的高质量,应加大财政对地方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补助力度。
2.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
适应新常态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加快流转的新需要,必须进一步加强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农村产权流转市场的发展应突出公益性,鼓励各地探索符合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实际需要的多种市场形式,培育和发展土地流转各种市场中介组织。现阶段应重点依托农村经营管理机构健全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和管理网络,建立土地流转监测制度,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政策咨询等服务。要加强土地流转合同管理,引导承包农户与流入方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机构要指导流转双方在充分自主协商的基础上,依法建立合理的流转关系和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建设,妥善化解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纠纷。
3.加快培育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既有利于克服土地流转的非粮化、非农化倾向,又能提高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应重点改变原有的偏向农业企业、偏向低效率普惠式小农户的政策支持方式,今后的政策支持要更加注重精准导向,更多地向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和专业合作社倾斜,对其流转土地给予更直接的租金补贴等政策支持。加大对家庭农场、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建设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政策扶持力度,对其所需的粮食晾晒、大中型农业机械停放场(库、棚)等项目所需设施农用地的用地指标适当放宽。鼓励由地方整合的涉农资金建设的连片高标准农田优先流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规模经营农户。鼓励抵押方式多样化,破解家庭农场、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的融资瓶颈。加大农业保险多元化力度,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4.强化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监管和风险防范
对工商企业流转土地要建立健全资格审查、项目审核、风险保障金制度,对租地条件、经营范围和违规处罚等作出规定;对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有明确的上限控制,对租赁土地企业的农业经营能力、土地用途和风险防范能力等定期开展监督检查。同时,要支持和规范一批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居住在城市的科技人才、企业家、城市居民、大学生、返乡人员等成为新农人。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深度调整期,我国的工业经济整体处于工业结构高级化、工业增速下行的情况。为了更好地促进工业经济发展,在维持经济稳定的基础上突破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国家要加强对新常态下工业经济运行特征的分析,积极探索工业经济发展的新对策。
一、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的运行特征
1.工业经济增速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速却明显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不过尽管工业经济增速下滑,其总体趋势仍然较为平稳。
2.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根据数据调查显示,2014年,造成我国工业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是电力、采矿业和燃气等生产和供应产值的下滑,而这些重工业产业的下滑正是因为我国工业经济目前正处在转型的阶段。当前,我国能源结构正在向更加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城市中的燃气设施日益完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也开始进入市场并飞速发展,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正逐步加快。
二、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对策探析
1.继续刺激市场需求
首先,国家要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基础上,加大投资的力度,促进投资平稳较快发展。投资效益可以分为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经济效益仅仅体现了企业方面的成果,而综合效益还涉及对社会长远发展的综合影响,关系我国的民生稳定和社会稳定问题。目前我国还有许多地区存在产业不平衡的问题,这些地方的设备落后,工业经济发展缓慢。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民生项目的投资,同时还要把控好投资的步伐,避免因集中投资而产生经济急速发展的不稳定现象。其次,国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工业发展和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干预,并且取消限房令等制度,实现消费者的自由购买。同时,国家还要改变土地的出让方式,增加公共土地的供给,使房地产行业朝着积极健康的市场方向发展。最后,国家要制定积极的进出口贸易政策,降低我国进口关税,鼓励国内的高新技术产品、高加工度产品进行出口贸易,鼓励中间产品进口。积极的进出口贸易政策能够为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机制,避免贸易争端,从而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竞争力,促进工业经济发展。
2.持续引导转型升级
为了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工业经济的发展,国家要持续引导工业产业的转型升级。首先,国家要鼓励工业企业创新。企业创新能给企业和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能够迅速提高整个工业行业的技术水平,为工业转型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其次,国家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数量多少是决定一个国家工业结构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与其他产业产生乘数效应,加快工业经济的整体发展步伐。国家在发展知识密集型企业时不能仅仅专注于高端技术企业,而是更多的从要素结构升级的角度出发,主动承接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促进国内具有发展潜力的低、中端知识密集型产业取得发展。最后,国家还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将信息消费培养成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和发展。
3.改革体制机制,实现配置优化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体制机制是影响其工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体制机制的优化能够更好地促进工业焕发活力,催生更强的发展动力。对此,国家应该加快对工业经济的体制改革,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首先,国家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快速推动国有企业在股份制、公司制和国企股权结构方面的优化,实现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优势互补,促进双方共赢发展,进而提高工业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国家要积极促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在工业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同时一些垄断行业的供给无法进一步保障,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对此,国家应该以宏观调控为手段,将一些资源从产能过剩的行业转移到供给不足的垄断行业,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工业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国家应该积极发挥宏观调控的力量来刺激市场需求,为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创造良好条件。同时,要改革工业发展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工业经济内涵式增长。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管理;困境;出路
新常态经济形式一经提出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公共管理工作主要研究对象为社会公共事务,其中包含社会资源、社会问题等多个内容。公共项目主要是按照政府部门所制定的政策,采取的相对应行为规范。社会问题实际上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文化、基础设施、交通等,这些内容都属于公共管理范围之内。
一、新常态发展和理论内涵
新常态实际上是借助全面变革形式,突破传统思想观念及模式,构建全新思想观念及模式,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新常态是一种经济术语,第一次出现在2002年美国主流媒体中。我国在对新常态理念研究内,首先也是按照国际经济态势研究,逐渐赋予中国经济本土化内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主要具有四个特征,分别为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公平收入划分、平衡经济结构。笔者在对新常态理念在国内外历程梳理之后,发现新常态理论内涵已经初步成型。新常态有效与社会发展规律相吻合,将经济建设转变为常态化,通过有效规范手段,构建社会经济发展途径,指导不同领域界定自身角色,进一步保证问题决策选择科学合理。
二、新常态背景下公共管理的现状和困境
(一)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及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显著的两个特征分别为,博大精深及源远流长,但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建设内,文化发展速度要远远滞后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同时由于受到外部文化因素影响,部分传统文化逐渐丧失。
(二)中国公共服务发展现状及困境
我国公共服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为人才就业、电子政务及社会农村服务。公共服务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主要具有三方面优势:首先,政府优惠政策制定之后,可以有效缓解社会大众就业压力;其次,政府在制定电子化政策,可以显著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最后,公共服务政策在制定之后,公民生活水平可以显著提升。但是就现阶段我国社会整体发展情况来说,城乡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人才就业难度较高,百姓疾病治疗难度较高,这些公共服务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三)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困境
在社会经济新常态整体环境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发展也逐渐表现出新常态特征。就以金融经济层面来说,金融体系市场化建设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构建中国特色金融制度。除此之外,金融市场在快速发展建设中,市场内主体范围逐渐拓宽,金融市场逐渐向多层次方向转变。
三、规范公共管理措施
(一)推动中国文化新常态发展
推动中国文化新常态发展,实际上也就是提升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特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经济全球化发展建设历程中,我国在弘扬传承传统文化情况之下,也应该借鉴西方文化内精髓,去除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的糟粕,积极创新文化,推动我国文化多样化及多元化建设。积极提倡文化创新建设,提升对中国文化软实力重视程度,构建具有重要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二)推动社会公共服务新常态建设
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人才就业难度较高,医疗资源紧张,公共服务电子化发展进程缓慢,这些问题都在约束社会公共服务新常态发展。想要推动社会公共服务新常态发展,就必须提升社会公共顾问质量,解决公民在就业及就医方面存在的生活问题,减少公民生活中存在的基础常见问题,进而提升公民的生活水平,最大程度缩短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推动社会经济新常态发展
要推动中国社会经济长久稳定发展,就必须推动社会经济建设,构建多样化金融市场体系,减少社会经济出现动荡问题。提升金融监管制度管理水平,为金融体制建设提供公平公正投资环境,真正做到诚实守信,提升金融市场资源分配合理性,保证收支相平衡,让价格适中处于稳定状态下,积极转变社会资金流动困难问题,有效降低市场经济运营风险。
四、结论
新常态的概念曾在国际上流行。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直到近几年有所缓解后,有的学者认为经历危机的国家永远不能回到危机前的状态了,危机中的低增长、高失业、企业利润缩减等现象将成为常态,据此提出新常态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述的内容有些冰冷,可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却印证了这个判断。我国已是高度开放的经济,国际经济的变化既深且广地影响到我国。但我国又有着自己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西方国家经济的新常态不同于我国经济的新常态,要重视其影响,又不要简单类比。
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理解新常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高增长,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非常落后的基础上,急起直追的伟大成果。现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当然还要努力发展,但要兼顾到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也要更加关注民生,努力满足群众物质文化健康多方面需求。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正在探索继往开来的新路。对于增长速度既积极进取,又适度控制,更加重视创新推动,更加重视调整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更加重视民生。人们从现实的经济运行和社会氛围里明显感到这些经济的新常态特征,感受到社会的进步、稳定与祥和。
新常态不是简单否定过去,过去的时代背景、发展条件和工作任务不同,有些发展方式虽不完美,却也是当时较佳的选择。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的基础、条件、任务都有了变化,时移势易,就应该顺势应变,改革创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新常态也是一个新的哲学范畴,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事物是不断发展的,经历了重大、剧烈的变动之后,往往出现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并且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发展是如此,国家、社会发展的很多领域也是如此,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甚至个人,都会有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的思维方式可用于广泛领域,但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还是用来观察国家发展大势,把握大局,在大局中有所作为。
怎样认识和对待新常态,考验着我们的战略思维能力和应对能力。在新常态下工作,有很多新问题需要认识、研究和解决,更加需要努力奋斗,需要锐意创新!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而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是应对的基础。
平常心,要镇定从容。在战略思考和把握大局上,看问题要理智,既不受激情所干扰,也不因面临危机而惊慌。环境有了变化,新的矛盾产生,翻老黄历不灵,用老办法不再管用,判断事物不如原来清晰明白,有人就惊慌失措,紧张万分,感到天快塌下来了;也有人喜欢发“警世之言”,把前景说得一片灰暗,领导干部听了这类论调要分析,不要轻易跟着喊狼来了。
平常心,看问题要全面。今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增速7.4%,属多年来较低的数字。但看发展不能光看总量的增长,更要看增长的质量,看资源的有效利用,看环境保护的进步,看民生的实惠,看持续发展的潜力。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流通产业;转型升级
[DOI]1013939/jcnkizgsc201619032
1关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研究的文献综述11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特征及对流通产业的客观要求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系统的提出并论述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必然对流通业改革发展提出客观要求。宋则(2014)指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消费主导型的经济新格局将基本确立;赵萍(2014)认为消费模式新常态下,流通产业应以消费便利化、消费成本、消费安全为着眼点保障和驱动消费增长;向欣(2014)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迫切需要流通业的发展与创新,更好发挥消费新引擎作用;马光远(2014)、刘伟(2014)、苏剑(2014)、裴长洪(2014)、陈建中(2014)等分别从风险、产生原因、动力、机制、引擎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进行了系统论述。
2关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流通产业改革、重构
目前国外研究中尚没有关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研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的渠道冲突(Bowman,1997;Osterwalder,2007)、效率缺失(Chesbrough,2006;Schindehutte,2003)、社会福利(AkshayRao,2010;Boyd,2003)等方面。国内学者对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①关于流通地位作用的再认识。刘国光(1999)提出流通产业的先导产业论,并指出流通产业的先导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引导生产、促进消费和产业关联;黄国雄(2005)提出流通基础产业论,认为流通的综合能力将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基本标志,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效益和效率;高觉民(2003)、柳思维(2004)、庄尚文(2008)、王晓东(2009)、纪宝成(2010)、李晓慧(2012)、夏春玉(2012)分别从流通产业的媒介作用、降低成本、支撑生产、提升竞争力、产业关联性和价值链等角度对流通产业的地位进行阐述。②关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研究。郭国荣(2003)认为运用电子商务技术改造传统的流通企业,建立和发展一批新型的网络组织,有利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王晓东(2011)认为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培育一批具备竞争实力的国有商业企业,使之成为流通宏观管理机制的传导主体;纪宝成(2010)认为应通过制度、体制和机制创新,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流通产业升级;夏春玉(2012)、宋则(2013)、徐从才(2013)从物流管理效率、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转变零售盈利模式等角度阐释了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③关于流通产业改革与重构研究。高觉民(2003)认为流通产业调整的目标是要使新的流通产业结构具有资源配置高效率并且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媒介性产业体系;宋则(2013)认为应从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角度重新审视当前的流通理论、政策和体制,牢固树立动态化的新财富观,对流通产业进行重构;谷克鉴(2012)从应借助动态分析方法,按照外部因素内生化的基本观点,改革与重构流通政策。
3关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的相关研究
①关于流通规模问题研究。马克思在论述商业资本时,总是强调它的必要比例和要限制在必要的限度内,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商品流通规模要适度;王传维(2003)认为流通规模的大小应与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及生产规模、消费规模相适应;纪良纲(2003)认为商业投资的扩大受到社会需求和投资品供给的双重制约,必须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相适应;郭娜(2009)、丁婧(2009)分别从制度创新、系统机制角度论述了流通规模扩展与协调。②关于流通效率问题的研究。高铁生(2012)认为完善优化市场匹配能力与机制有助于提升商品流通效率;俞彤晖、郭守亭(2012)认为出现流通效率区域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化程度、市场集中度、城市化程度、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的差异;张岩(2007)认为价值链的上下游企业间构建网络化互联模式,实现以“以信息代替库存”,可有效提高流通效率;纪良纲(2003)、晏维龙(2003)、黄漫宇(2007)、祝合良(2011)、徐从才(2011)、王旭东(2012)、洪涛(2012)、陈建中(2013)分别从市场集中度、物流业、供应链管理、信息化水平、制度成本、交易费用、技术创新、市场体系等角度阐释了提高流通效率的理论与途径。③关于流通结构问题研究。高觉民(2003)认为我国流通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换离不开高效的市场机制;郭国荣(2003)认为先导型的物流网络是构建我国先导型商品流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柳思维(2004)认为城市商贸流通结构合理化是结构的均衡问题,在商贸流通结构上的反映主要体现在商贸流通业内部比例的协调问题以及商贸流通与外部环境的相适应问题。④关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的互动关系研究。文启湘(2004)认为商贸流通主体建立长期易关系有助于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实现流通规模扩张。王晓东(2011)认为流通的体系模式创新赶不上流通的体量增长速度,在结构层面也就表现出了流通规模与流通效率之间的矛盾。
2新常态下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的整体思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新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是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模式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模式转变的背景下,流通产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增长动力重构和发展方式转换的新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应以流通产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为基础,通过流通产业转型升级来引导、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应从微观、中观、宏观视角系统审视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通过系统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理清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流通产业的客观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现阶段流通产业发展出现的突出问题,坚持底线思维,构建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框架。从规模、结构、效率视角出发,进一步剖析流通产业的深层次矛盾,实现流通规模合理化、流通结构高级化与流通效率提升。最后从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出发,推进市场体系与法制化营商环境建设,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法制化、规范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根本上保证流通产业转型升级。
3新常态下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的主要内容 1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流通产业地位的再认识
流通业作为经济制高点的地位长期被忽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和消费模式转换被放到首要位置,有必要对流通产业的地位进行再认识。从整体看,应从流通自身、产业视角、宏观经济层面对经济新常态下流通产业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系统分析,确立流通产业先导性、基础性地位。流通产业先导性、基础性地位的发挥,将使得流通产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核心与重点。
2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流通产业的客观要求
系统梳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特征、思路,在消费模式、有效供给、市场竞争、创新驱动等角度,经济发展新常态均对流通产业提出了客观要求。通过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将有效促进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模式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模式转变,将从整体上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提升流通效率与经济运行效率。以期通过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满足消费主导的经济新格局,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实现有效供给。
3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框架
在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流通产业的地位及其客观要求的前提下,提出应树立大流通思维与新财富观,坚持底线思维,以市场体系建设为依托,以法制化营商环境为保障,以发展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与供应链、连锁经营为核心,调控流通规模,促进商品流通规模合理化;优化流通结构,实现先导型商品流通结构;提升流通效能,降低社会流通成本;突出流通产业对全局的战略意义,充分发展流通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
4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
在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框架下,通过构建流通规模监控预警体系,流通结构系统分析框架、流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找出制约流通规模合理化、结构优化、效率提升的关键与共性问题,通过发展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与供应链、连锁经营、产业融合,促进现代流通、智慧流通、绿色流通发展,实现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在流通规模监控预警体系构建时,着重考虑产业发展、居民消费与商业规模的适应性,重点解决批发市场、商业综合体等网点过度建设问题,总体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的阶段特征。在流通结构系统分析框架中,应着重分析流通的城乡结构、业态结构、虚实结构、组织结构等,通过结构优化促进流通产业转型升级。流通效率提升是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着重解决物流与供应链、连锁经营、产业融合等限制流通效率提升的瓶颈,不断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
35市场体系与法制化营商环境建设
最后通过市场体系与法制化营商环境建设,为流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市场与制度保障,实现经济发展新常态。市场体系建设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也是保障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法制化营商环境是流通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市场秩序、知识产权保护、信用体系建设、商品安全管理,对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均起到制度保障的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法制化、规范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将从根本上保证流通产业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宋则收入倍增、消费变革与流通体制改革[J].商业时代,2013(7).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新常态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的“常”,意味着相对稳定;新常态的“态”,意味着一种区间与状态。“新常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特征。
第一个特征:中高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史,经济增速“减挡”,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一段时期高速增长之后出现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经济总量基数增大、资源环境压力剧增、潜在增长率下降等原因,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不可能。可以说,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结果,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体现。虽然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增幅有所放缓,但并不等于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下行轨道。当前,转型压力势必导致中高速。7%左右的增长速度表明,中国经济仍然在保持中高速的平稳增长,“又好又远”、“稳中有进”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第二个特征:优结构。从结构失衡转向结构优化,是新常态的最明显趋势。一是产业结构方面。随着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世界产业格局经历重大调整,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低端产业结构难以为继,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主导。二是需求结构方面。从宏观层面看,由于制造业成本上涨、出口竞争力减弱、投资能力降低,单纯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到尽头,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公共服务完善,居民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成为拉动经济的关键力量。三是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发达地区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日趋紧张,推动产业转移领域扩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城镇化提速、农业人口转移缓解了生产和就业难题,区域差距逐渐拉近。四是收入分配结构方面。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者成为“稀缺品”,人口红利优势渐失,而现代服务业对人力资源需求旺盛,劳动力越来越“贵”,居民收入提高,收入分配结构需要有所改善。
第三个特征:新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常态的最核心要求。几十年来,凭借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这一比较优势,我们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时至今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后备劳动力紧缺程度日趋严重,要素价格大幅上涨,而我国当前能源矿产资源储量下降,资源利用率低,单位GDP能耗偏高不下,原有主要依靠大投入、大消耗的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从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主导,转向以生产工艺改进、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能力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为主导,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新动力。
第四个特征:多挑战。从隐含风险转向多重挑战,是新常态的最宝贵机遇。如今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新时期,受市场力量、区域差异、全球化影响的巨大冲击,潜在的风险和隐患逐渐显现,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暴露,地方债务风险、体制矛盾、产能过剩、动力弱化等挑战复杂交织,钢铁、水泥等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不断萎缩。挑战不容忽视,但机遇蕴含其中。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新四化”发展空间巨大,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中国经济稳定向好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实力、有智慧化解“成长的烦恼”。
新常态下经济行稳致远要有新动力
迈入趋势性、不可逆的新常态,必须激发新动力,营造经济增长持久动能。
动力一:改革红利。改革是促发展、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的根本动力,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必须释放的重要红利。要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推进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推动改革从政策推动向法治引领转变,实现经济市场化、增长理性化、社会法治化和政治清明化的“四化”目标。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简政放权,着力建立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行政资源下沉,打造全方位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郴州市商事制度改革先照后证、前置审批的做法是有益的探索。要构建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全民创业,激发市场活力,释放生产潜力,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动力二: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的热潮正在掀起,这是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新一轮竞赛,是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能否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关键在于创新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要大力集聚、培养、用好创新人才,营造全民创新的浓厚氛围。鼓励和支持企业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同时,要大力培育创新型干部队伍,为全民创新创业营造更好的软实力与好环境。
动力三:转型发展。新常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发展模式的问题。新常态的出现,标志着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阶段。因此,大力转方式、调结构,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应对新常态、激发新动力的关键。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不断优化产业布局,以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建设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推进低端产品向高附加值提升、生产经营链条向高利润区延伸。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决策要有新思维
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基础已经发生了新变化。要改变思维方式,用新思维看待新问题,用新办法化解新旧矛盾。
(一)稳增长首先要稳心态。适应“新常态”,先要有个“好心态”。当前,有的同志还存在“惯性思维”,对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变化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有的对经济运行的波动缺乏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简单认为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回落是必然的,缺乏主动作为,缺乏发展信心。自觉遵循新常态下经济运行规律,既要保持定力,又要积极发力。一是以积极心对待变化。摒弃“速度情结”、“换挡焦虑”,适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落回稳,不“唯GDP”,也不“去GDP”,而是使经济运行保持在科学合理的区间。二是以进取心主动作为。树立主动作为理念,通过工作挤水分,防止工作原因导致的下滑。通过工作优结构,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转型升级。三是以责任心抓好发展。新常态划出了一条新的起跑线,谁干得早、干得成、干得好,谁就能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优势,抢得先机。要突出抓好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项目、重要民生工程建设,做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民生可改善、风险可防范、资源环境可持续。
(二)重质量必须要重环保。新常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没有环保的质量不是高质量。适应新常态,既要走出高速纠结,更要走出依靠人口红利、低土地成本、高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路径依赖。《人民日报》11月24日报道苏州河治理时说:先污后治,得不偿失。苏州河水由黑臭逐渐变清,是20年来持之以恒科学治理的结果,既可喜可贺,又为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其他河湖治理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环保作为项目准入的第一道门槛,宁可发展慢一点,也绝不能牺牲环境破坏生态。
(三)抓发展一定要抓民生。发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才是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新常态下,我们可以不必纠结于速度,而用更大的精力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发展,让更多的发展成果落实到群众身上。速度的底线是保证就业、是保证人民生活改善。在改善民生上我们还有不少历史欠账和薄弱环节,人们向往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住房、更可靠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提升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根本所在。
新常态下县域经济发展要有新抉择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层次和基本细胞,县域经济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兴衰。发展县域经济,更要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适应新常态、探索新路径作为工作新要求、发展新目标,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一)坚定绿色方向,推动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强化生态文明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坚持生态优先,坚定不移地守住生态底线,更加重视生态建设和保护,努力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赢。把绿色作为城市底色、发展主色,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努力走出一条绿色发展、富民强县的路子。在实践中我对此深有体会。在任资兴市市长期间,以“东江湖”的开发与保护为载体,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推动了资兴由资源枯竭型城市向休闲旅游城市转型,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到国扶县、限制开发区汝城县任职后,按照“美丽汝城,绿色崛起”的总体思路,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兴县,建设现代田园温泉城市,实施全域旅游开发战略,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健康产业,进一步激发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企业工商管理;路径
1经济新常态特征及机遇
经济新常态包含经济可持续稳增长,在经济结构方面要求不断优化,鼓励从要素、投资要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增长方面强调从高速调整为中高速增长,因为任何一种经济的发展,都存在其一定的客观规律,经历高速增长后势必会放缓,不可能一直处于高速度的运转。然而,在实际的调查中显示,即便放缓,其速度还是比较可观的。如今,在国家的战略与政策中,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要求多元化发展,鼓励过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降低对国外的依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的同时,还结合政府政策的深入推进,使得全国市场被再次激发,企业新增数量、速度都呈上升趋势增长。
2简述企业工商管理
企业工商管理是在市场经济多元发展的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对企业进行管理、谋划等,进而帮助企业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其中包含会计学、管理学、统计学、市场营销等专业知识,在经济运营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参与的市场分析、管理等工作都是复合型人才。在这类人才的作用下,不断完善企业工商管理,优化其内外部管控,强化其资源配置的基础上,调整其经营结构,提升企业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中的稳定、有序发展。
3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开展工商管理的重要性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诸多企业未能很好的抓住其特征预见未来,正确规划,导致竞争力下降的同时,失去竞争优势。归根结底,主要是对经济新常态的了解不够深入,对其发展情况未能很好把握,导致失去最佳发展时机。经济新常态背景中,要求企业多元化的投资、不断优化结构调整等,对企业内部做出新的战略部署、调整、改变,使得企业经济市场越发成熟、壮大,并且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融合。企业如何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中稳定持续发展,就要在企业内外部推广企业工商管理专业知识,为企业规划、谋略,对其进行有效管理、控制。工商管理在企业内部的顺利实施,贯穿着整个企业发展的始终,里面所包含的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控制、科研管理、监督管理等,对于这发面的工作专业人士都是企业的人才,也是提升企业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所在,如果将其运用而生,便可以帮助企业顺应社会潮流,迎合、拓展市场,更好地预见未来更多的问题、机遇、风险、挑战等,进而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实现更多的价值。
4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实施企业工商管理的路径
4.1增强企业工商管理意识
一个企业要想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中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并站稳脚跟,长期立足于不败,就要对内部增强其企业工商管理意识,有一个争取的认识与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正确谋利,帮助企业稳定发展,并预见未来所要面临的各种问题、挑战、风险等,进而找准方向,对其做出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帮助企业在经济新常态环境背景中稳固、长久、健康发展。具体到实践当中,就是要充分发挥工商管理职能,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对于陈旧、传统的制度、体系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进行改革、优化,取其精华,采用科学、可行、有效地方法对企业进行规划,具体到企业发展的任何一个步骤、细节等都要进行具体分析、操作。总之提升其意识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强化企业发展。
4.2构建、完善工商管理体系,以创新为中心
任何企业要想长久健康发展,就要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完善自我,才能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日新月异的持续发展,而这已经成为现如今所要考虑、钻研的重点问题。科技创新。企业要想长久稳定发展,其产品是关键,那么,产品如何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符合市场需求,就要在产品上不断创新,而创新的前提是必须依靠科技,只有依靠科技不断区研发新产品,才能提升产品质量,稳固企业市场经济发展。也就是说,企业在产品的生产环节,无论是新产品的研发,还是对生产的服务、销售等环节都要进行创新。因此,企业要构建科技创新体制,在工商管理的作用下,需求企业发展。人才创新。人才创新在企业中也是不容忽视的,关系到企业的发展,也是关键性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要正确用人,改变传统、陈旧的思想观念,真正把有工作能力,为企业创造利益的有用人才进行合理运用,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第二,构建人才管理模式。实行公平竞争、公开招聘的方法,通过笔试、面试等方式招聘各类人才,对于招聘的人才要根据合同进行管理,奖罚分明,激发员工潜能,促进企业发展。第三,企业应该定期或者有组织的对员工进行培训、学习。这方面,企业应该为员工不断地创造学习环境,提供学习机会,鼓励员工多接触管理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打造、培养成复合型有用人才,为企业规划筹谋,推动企业发展。营销创新。如今,企业经济发展已经与国际市场接轨,并呈现出多元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那么,采用有效地营销策略手段就是最佳的方式。企业要根据市场需求、自身条件等调整营销策略,不断适应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企业市场竞争,在国内乃至国外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求得生存。
5结束语
如今,我国企业经济发展要想稳定、长久,就要根据现如今的经济新常态特征对企业内外部实行管理等制度进行分析、谋划,而运用工商管理最为企业稳定发展的最佳路径,既要结合企业实际需求,根据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进行有效规划,进而帮助企业壮大、长久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智勇.公共管理视域下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若干思考[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3.
[2]李红喜.工商管理对企业转型的作用分析[J].科学导报,2014.
关键词:新常态;宏观调控;政策
一、引言
根据在APEC北京会议上的系统论述,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种“新常态”,进入了一个区别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不同的新阶段。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转变,这种“新常态”是一个长期的、波动性的过程。“新常态”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经济增长率小幅度下降;产业结构的逐渐调整、不断优化与升级;国民经济发展由生产要素拉动和投资拉动逐渐向创新力量拉动转变。新时期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既要符合经济“新常态”客观事实的要求,又要对“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趋势有领导作用。
二、我国“新常态”经济的主要特征
近年来,我国经济极大地受全球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影响。随着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出现与深化,我国经济逐渐步入一种“新常态”。从现今经济的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经济“新常态”将表现出以下特征:
1.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下降,脱离高速的发展速度,最终将以中高速稳定增长。这一特点可以说是“新常态”经济最显著的特点。站在供给角度来说,随着生产成本的逐步上升以及技术进步速度的放缓,我国经济将会逐步出现供给紧缩;而站在需求角度来说,投资收益逐步减少,投资增长速度受到遏制,此外,随着出口优势的逐渐消失,出口贸易也将受到抑制。在此基础上,我国经济将逐步出现需求紧缩。综上所述,我国经济迟早将会面临供给与需求双方的紧缩困境,经济增长率下滑将成为必然。2
.成本通货膨胀的出现,使得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显著化。经济效益逐步增长,生产成本也将持续上涨,由此导致供给通货膨胀。随着成本通货膨胀出现和深化,一旦不能保持较高的技术进步创新,就会出现“滞胀”现象。
3.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愈加明显。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生产发展将会逐渐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将逐渐受到重视,新兴经济增长点出现。“后发优势”逐渐消失,自主创新越来越成为技术进步的依靠。由于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日趋走向世界前列,“后发优势”越来越小。要想取得更多的技术进步,创新就成为了第一要素。我国应该加大自主研发投资力度,鼓励万众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4.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占比提高。消费在拉动国民经济发展上的作用体现得越来越深刻,由于投资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不断下降,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中,消费的占比将迅速上升。
5.产业结构的转换。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不再低廉、资金投资愈见密集、科技水平不断进步、高等教育人才不断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衰落,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发生,产业升级也迫在眉睫。
三、经济“新常态”下宏观政策的新模式
2016年,我国经济发展压力较上一年进一步加大。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指示,“新常态”经济状况下宏观政策的制定,“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怎样在稳定经济增长率与促进改革开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之间保持平衡,是基于新常态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核心问题。
1.适当调整经济增长目标,发展重心由速度转变到质量上来。在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情况下,阻碍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形增多,重视数量、重视速度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继续延续,经济增长放缓是在所难免的,想要继续维持以往的高速度经济增长率是不现实的。继续制定高增长目标,反而容易造成各地方政府进行盲目投资来提高GDP增长率,浪费资源。适当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对经济模式的速度——质量转变有利无害。对实现“新常态”经济下质量优先、速度次要的优质稳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同时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经济发展潜力创造良好条件。
2.放宽货币政策。在“新常态”条件下,应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自金融危机至今,我国一直采取着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新常态”经济条件下,应放宽货币政策:在降低银行存款利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还应加速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通过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调节,使银行风险降低。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外汇的持有数量,放松货币市场,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为企业减负,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
3.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和深化经济改革,能够充分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有助于实现既定的宏观调控目标,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加速国企以及垄断行业体制改革,提高国企经营效率。
4.继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首先,应对传统农业进行结构调整,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为现代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夯实基础,开发农业功能潜力,提升农业产品附加价值。其次,大力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深入了解服务层次、拓展销售服务渠道、丰富服务形式,增加对第三产业的资金投入,对交通、通讯、金融、旅游、医疗、教育等服务行业发展水平进行扶助,尽力满足市场需求,满足服务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再次,大力推动高新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绿色环保经济,使能源能够充分利用,减少环境污染。最终实现在整个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环节中达到循环经济。最后,将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发挥出来,因地制宜地制定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1]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2014(04).
[2]侯英杰.“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与宏观调控[J].思想政治课教学.2015(08).
[3]黄泰岩.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合理区间[J].新重庆.2015(07).
[4]冀素兰,许广灵,渠丽娜.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新思路[J].改革与战略.2016(03).
[5]康燕家.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创新[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03).
关键词:新常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现状;发展建议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新常态下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
收录日期:2015年6月10日
一、新常态下的“新经济”
根据《人民日报》对新常态内容的系列评论,我们可以归纳出新常态的三个重要特征。
(一)GDP增速稳定在“中速挡”。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就是GDP的回落。2012和2013年我国经济增速均为7.7%,到2014年,进一步下降至7.4%。目前,中国内部环境的变化,包括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等因素;以及在国际市场上流动性泛滥、债务积累等约束了潜在GDP的增长。而潜在增长率又进一步约束了实际GDP。我国经济逐渐远离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时代,稳定在了7%~8%之间。
(二)经济的“服务化”特征显现。与经济“起飞”阶段制造业迅速扩张不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正向“成熟”转变。2013年我国服务业对GDP的增长贡献首超工业;到2015年第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1.1%,高出第二产业8.7个百分点。在经济增速不断放缓的大背景下,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将撬动新业态市场,其比重的上升将成为长期趋势。
(三)发展动力更替,要素驱动逐步向创新驱动转变。中国经济长期依靠物质要素投入,大多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低端,甚至阻碍了目前经济的发展。面临国内经济增速下降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十提出我国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用科技引领生产力;同时加速制度创新,充分发挥知识要素的作用,形成新的比较优势。2014年我国R&D经费支出同比增长12.4%,专利申请数量的明显上升正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二、新常态下需要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一)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概念。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简称KBIS)由那些依赖专业知识并提供专业服务的公司或组织组成,它们通过对知识的收集、加工和传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在创新过程中提供相关的知识服务。由于KBIS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系数较大、辐射较强,同时完全消耗系数较低,因此在目前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KBIS已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新常态下发挥的作用
1、KBIS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含量不高、创新力度不够、人才培养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未来要让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必须发挥KBIS作为高端服务业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作用。
2、KBIS对创新发展战略的影响。KBIS具有高度的创新扩散能力,被看作是创新的推动者、传播者和使用者。首先,KBIS本身所具有的高创新性特征表明其就是知识创新体系中的一部分;其次,KBIS通过与客户的交互作用,将知识进行吸收加工形成新的知识,再传递给客户。例如,培训和管理咨询行业,在对用户提供的信息进行加工再输出后,可以扩展用户的知识基础,提高其创新能力;最后,KBIS中金融业的发展可以为研发创造提供资金支持,培育新的增长点,实现新型工业化进程。
3、KBIS满足了“绿色增长”发展要求。KBIS属于低碳行业。一方面其资源的消耗由原先工业发展需要的自然资源转变为信息资源、知识资源;另一方面KBIS中所包含的高技术产业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循环经济,并且推动能源技术创新,替代资源消耗型要素投入。
三、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现状
(一)我国KBIS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占GDP比重仍然较少。从表1可以看出,四个行业增速大致在15%左右,是同年GDP增速的两倍多。各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金融业表现尤其突出,金融业为其他行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作用不断增强。与发达国家KBIS行业占据经济主导地位不同,我国KBIS发展虽然维持着较高的增速,但占GDP比重还普遍偏低,反应当前我国KBIS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新常态背景下,提高KBIS增加值,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仍然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2012相较与2011年有三个行业的增速均呈下降趋势,一方面反映了我国KBIS发展还不成熟,还呈现波动式比重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经济由高速阶段回落至中高速增长阶段。(表1)
(二)KBIS行业工资水平普遍高于所有行业平均工资。由于KBIS行业主要从事高技术、高知识,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者的技术要求比较高,因此职工报酬也比较丰厚。由图1可以看出,KBIS行业平均工资均高于所有行业平均工资,且差距有逐年拉大的趋势。当前金融业职工收入最高,是所有行业平均工资的两倍左右;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虽然与所有行业平均工资相差较小,但其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5%,相较于所有行业平均增速的12%,差距逐渐拉大。高工资有利于吸引高技术人才从而形成人力资源优势,促进整个行业的快速持续发展,并进一步提高职工工资,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图1)
(三)KBIS发展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由表2看出,不同地区KBIS行业职工工资差异十分明显,且同样呈现扩大势头。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扩大趋势最为明显,两年内差距扩大了138%。金融业工资差距最大。2012年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地区是上海为206,110元,最低是甘肃为48,791元,差距近乎5倍。北京和上海成为收入水平最高的地区,而甘肃等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工资水平较低且增长性不强。北上广地区由于存在经济基础、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等一系列优势,KBIS发展较为迅速;而西部地区受限于人才、技术等瓶颈,产业结构仍以生产低附加价值的制造业为主,KBIS发展较为缓慢。未来加强对中西部地区KBIS发展的支持力度将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表2)
四、新常态下推动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
(一)重视人才培养,培育综合型人才。KBIS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主要投入,其高知识性和高技术性的特征要求了较高的人才素质。目前我国在KBIS行业专业人才缺乏,从业者综合素质不足,缺乏创新服务意识等问题日益凸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为新常态下我国KBIS行业发展不可回避的话题。高等院校要将培养人才、发展科研、服务社会三者相结合,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综合素质人才;企业应成为人才培养的依托平台,加强与学校的接洽协调,提供必要的实习岗位,为企业发展培养实用型人才。
(二)完善产业间联系,实现产业价值链的增值。KBIS行业具有较高的技术和创新传递能力。但由于我国KBIS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产业联系广而浅,辐射面大但强度较弱。在产业链中,服务业作为贯穿整个产业链的环节其运转效率对生产价值的发挥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面对新常态下经济放缓,货币政策缩紧等问题,金融业改革势在必行。金融机构要转变经营战略,创新经营模式,实现专业化、多元化、创新化发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发挥商业服务业和技术服务在产品研发、信息咨询、企业运营等方面对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乘数效应,通过服务增加商品价值,摆脱我国企业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困境。
(三)缩小区域差距,为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政策扶持。从我国KBIS行业各地区的工资水平来看东西部KBIS发展差距已经显现并有扩大趋势。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因此面临区域发展的失调,要通过市场发展和政策设计,加速区域的技术合作和知识交流,培养跨区域知识服务网络。
(四)完善产业统计测评体系,实现对KBIS的更深层次的研究。在对KBIS行业相关数据搜集过程中,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对KBIS行业的界定仍然不清晰,分类还不够细致。为了更好地进行KBIS的理论研究,政府需要建立专门机构,拨付专项资金用于完善KBIS的统计制度,明确产业界限及相关分类;并据此对相关产业进行跟踪监测,掌握行业实时发展动态,及时公布数据并针对数据反映的信息或问题制定相关政策。
主要参考文献:
[1]田俊荣.新常态.新在哪?[N].人民日报,2014.8.4.
[2]魏江.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概念与分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7.1.
[3]孔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能力研究——基于区域数据的分析[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9.
关键词:审计;全覆盖;新常态;基层审计
2013年10月,总理在第26次常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审计全覆盖理念。随后,《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审计部门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审计全覆盖的提出适应了当前建设更高监督水平的新需求,旨在实现对审计对象的全方位监督覆盖,做到不存在审计盲区和死角,极大地增加了审计工作的强度。2014年5月,指出,中国经济正呈现结构优化升级、增长速度放缓、创新驱动增长的新常态。审计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督机制,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廉洁行政、构建和谐社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面对新常态、新发展、新需求,审计工作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而基层审计作为国家审计的前沿阵地,对国家经济监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在新常态下实现基层审计监督全覆盖成为焦点问题。
一、新常态下的审计特征
为保障新常态下经济稳定发展,新阶段审计工作呈现以下特征:
以“资金+权力+政策”为审计内容。《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中对发挥审计促进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的保障作用进行了详细阐述。明确指出“持续组织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和宏观调控部署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强调政策作为审计工作重点内容的重要性。
以审计全覆盖为目标。审计目标从选择性执法扩大到实现审计全覆盖。审计机关要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要把各地区、各部门贯彻中央政策措施和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作为一项日常工作。
以保障和监督为职能。新常态下,审计不仅要发现问题、揭示问题,还要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挖掘,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提出完善制度、防范风险的建议,从而提高经济社会运行的质量,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以大兵团作战为方式。随着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中国经济市场开放程度加大,经济市场化趋势明显,不同经济职能部门早已不是单独行使职责。审计作为一个大系统,应更多注重整体功能的发挥,注重大兵团作战,强化“一盘棋”意识和“大格局”思维。
以智慧审计为工作模式。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审计工作量也将越来越大。以往传统的审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监察需求。为提高审计能力,加快审计信息化,审计工作模式向智慧审计发展,信息化技术应用和大数据分析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新常态下基层审计面临的问题
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赋予了审计新的使命,对审计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实现基层审计监督全覆盖,更好地发挥审计职能,我们需要对基层审计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充分了解新常态下基层审计面临的问题。
1.审计资源不足
审计资源不足是基层审计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审计人员力量缺乏,素质参差不齐。新常态下,政策审计内容多、涵盖范围广,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保证审计工作的持续开展。然而,目前各级基层审计机关均存在人员少任务重的突出矛盾,大部分审计人员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导致审计工作质量难以提升。同时,随着审计监督和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展,审计工作愈来愈复杂,对审计人员的知识要求也越来越广泛。但是,审计机关工作人员有90%是财会专业出身,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复合型人才。
2.信息传递受阻
政策跟踪审计数据大部分分散于各个政府职能部门,这些职能部门之间没有有效的数据分享渠道,有的甚至出现信息不兼容情况。这直接导致审计人员难以从中获得全面的审计数据,更无法精确估计审计中存在的潜在风险。
同时,基层审计机关都是按行业分类设置审计业务科室,各科室之间缺乏沟通,相关行业间的信息不流通造成审计成果利用率低,增加了大量的重复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审计成本。削弱了应有的团队优势,审计无法达到预期的有效性。
3.审计监督重复交叉
审计监督重复是指上级审计机关计划审计项目与下级审计机关计划审计项目存在重复性。对于同一个审计事项,上、下级审计机关在相同时期或者间隔较短期间内重复进行调查。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被审单位带来了人力、物力的重复支出的成本。
4.方法存在滞后性
目前,基层审计工作的开展采用的方法依旧是根据审计人员收集的资料和证据为依据来判断。但是,这些资料并不全面,无法反应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从而很大程度上减低了审计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而且,政策跟踪审计关注的通常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措施,影响范围广,涉及层次深。因此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具有全局化、系统化的审计意识。显然,还停留于账务化的审计方法无法适应政策跟踪审计的要求,导致审计工作被动。
三、新常态下实现基层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工作建议
根据以上对基层审计现状的梳理,结合新常态下审计工作的特征,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增强审计力量
审计领域范围广,涉及各行各业,审计机关的人力资源相对有限。因此,为确保审计质量,增强审计力量势在必行,一方面,直接增强审计力量,面对审计人手不足的情况,可以适当增加编制,中办国办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指出,建立审计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审计专业类公务员和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务序列,确保审计队伍专业化水平,推进审计职业化,同时,针对基层的具体情况,可以适当增加一些业务重、规模小的基层审计机关的编制,并适当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参与审计工作,同时严格管理,奖惩分明,健全审计职业岗位责任追究机制。
2.审计全面覆盖,但需突出重点
审计长刘家义提出“全面覆盖要有深度、有重点、有步骤、有成效”,因此在实现审计全覆盖的同时,也要注意突出审计重点。全面覆盖,就是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都要实施经济责任审计。突出重点,就是对审计对象实行分类管理,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及其所在部门或单位的工作性质、经济活动的规模、掌握资金量大小等,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审。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在进行审计工作时应着重分析审计对象的性质特征,对审计风险进行预估判断,重点实施。在审计过程中,对审计问题进行全面了解,做到有重点的审计全覆盖。
3.加强信息化建设
推广数字化审计方式,构建大数据时代下的审计平台,是审计监督全覆盖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需要。审计工作中数据库的建立可以减少审计工作人员的信息收集时间,减少审计程序的重复性。通过对审计数据库的建设,最终达到事先对数据规范管理和高效利用的目的。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可以帮助审计人员发现问题、避免问题,真正发挥审计的保障和监督职能。
随着知识经济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会计发展所依存的经济社会大环境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对会计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在经济新常态下,会计具备以下特征:信息化处理集成化、内部控制系统化、会计监督全面化、风险预警实时化等。
经济新常态是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高度轧空,是对经济转型与升级的规律性认知。充分认识经济新常态发展条件,将调整结构,转换发展方式置于重要位置,以充分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在经济新常态下,对现行会计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会计转型面临着重要挑战,其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会计管理理念的变换。当前,知识时代与信息时代的发展,对会计体系的业务重组、会计体系的组织方式与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加快会计转型,更新会计管理理念与会计管理模式;第二,会计管理内容的复杂化。随着经济及社会转型的发展,企业组织结构逐渐向扁平化发展,企业兼并、收购、重组业务增多,受其因素增加,企业财务管理的新内容增加,财务管理环境趋于复杂化;第三,管理手段出现变化。传统会计管理手段,多为电算化,其属于信息技术与会计领域的简单结果,其数据处理系统彼此独立,缺乏交融性。随着技术及时展,要求会计信息化,将单个的会计化业务有机整合,实现信息有效贡献,其对会计人员的素质提出较高要求;第四,会计职能面临新挑战。现代会计业务信息在收集、录入、加工与编制等操作过程中,多是通过财务会计人员手工活电算化环境中模拟手工所实现,财务会计人员对全部的业务信息可以直接操作与控制,然而在信息化条件下,信息系统高度集成,但业务模块之间缺乏有效融通,可能会致使完整的会计核算链条被分割,从而形成信息孤岛,或财务会计人员过于依赖操作系统,缺乏安全意识引起操作系统风险问题等。此外,会计内容控制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会计业务处理过程中,计算机前端错误输入,导致信息系统失真,信息数据被篡改或被删除,数据处理的过程不容易被察觉,未通过授权,人员可能会恶意进行数据篡改,或因操作不当引起数据信息丢失,导致内部控制安全性不足等。
二、经济新常态视阈下的会计转型探究
经济新常态视阈下,为紧随社会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时代趋势,会计人员应不断提高自身素养,掌握先进的会计管理方法与管理工具,推动现代会计向经济新常态下会计的转型。
1.坚持以人为本,提高财务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
在推动会计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知识第一的会计理念。会计转型并非属于简单的概念或口号,其代表着会计与新经济环境相适应,属于一种新型的会计理念。传统会计领域的操作,多是以资金、存货及设备等物质资源为中心,人的因素在会计行为中被忽略。在经济新常态下,人才与知识成为了最为重要的资源。财务会计人员需紧随时展,坚持知识第一的会计发展理念,不断掌握先进的会计理论知识与会计实践方法,从而为经济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情况提供支持。
2.整合资源,打造实时共享的信息资源配置机制
进行信息系统重组,在其重组基础上实现统一平台构建。受会计业务发展多样性的影响,当前不同会计管理系统在企业内部共存,整个系统之间存在着“数据冲突”问题,为切实提高企业会计效益,要求整合分散的信息系统,整合信息资源,构建财务信息审批、分析与智慧统一平台,提高会计系统资源共享性。在企业之中应实施业务闭环运行,财务会计人员依托统一信息平台,综合应用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利润分析、绩效评价等管理工具,对企业资金安排与资源配置进行多维度分析,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分析,及时给予反馈与纠正,为企业经济活动控制提供支撑。
3.构建风险导向型内部控制的会计体系
引入会计业务流程管理,要求对会计内容均纳入到流程管理平台之内,以数字签名等作为系统授权方式,将业务流程、业务控制点与业务权限进行固定化操作,确保会计业务全过程受到有效控制,确保岗位职责分明。依据企业实际,构建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内部控制、业务流程及风险预测来保障企业稳健发展,落实责任,提高内部控制能力,促使内部控制融入到企业日常管理之中,从而形成风险与内控的长效管理机制。
九大“新常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系统论证了新常态的特征。就经济形势判断进行如此深入地分析,在历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极为罕见。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对过去经济发展理念、经济发展角度的再调整。长期从事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研究的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九大趋势性变化的阐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这些趋势性表述也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八个“更加注重”
“八”突出了在哪些方面补齐经济管理的短板。在“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的表述中,突出的是企业、市场的作用而非政府的主导作用,突出的是对人力资本的整合升级而非对人口红利的依赖。可以预期,八个“更加注重”将成为今后扶持新兴战略产业的一个指南。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副院长曹和平认为,在调结构方面,没有提出“农业、工业、服务业各占多少百分比”之类的说法,而是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关注依靠需求方面的力量来调整结构,而不是通过产业内部的百分比来调整结构。
五大任务
会议部署了2015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主要任务:一是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二是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三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四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五是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五大任务中,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属于常态目标,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这三大任务中,稳增长被提到了五大任务的首位。这表明,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仍是2015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指出,这凸显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必须稳定经济增长,才能为社会稳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保障,而稳增长的关键是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由此可以预判,尽管2015年将连续第五年实施“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的政策组合,但在操作节奏、力度、工具使用等方面,都将出现更大的灵活性,适度降准、降息的概率有所提高。
三大战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大方面,全面阐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九大趋势性变化。总体来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略为调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亦符合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征,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以及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与质量。
本次会议还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说明对外投资战略亦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可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寻找出路,亦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及对外经济与金融合作。
我们知道,经济总是会从一种常态转换到另外一种常态。当前阶段,我国经济新常态集中表现为增长由高速转换到中高速。这种转换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也意味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需要进行重大调整。适应经济新常态,谋划好未来的国家发展,谋划好未来的区域发展,谋划好未来的区域合作,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推进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合作,关键是要实现以下几个“转向”:
第一,从以产业间分工合作为主转向以产品价值链分工合作为主。这是区域合作深化的重要体现,也是进一步提高生产专业化水平和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必然要求。我国各省区市处在不同发展水平,具有各自的优势产业。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交流合作,省区市之间已经形成以产业间分工为主的区际分工合作关系。在经济新常态下,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地区产业间分工合作;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动产品价值链分工合作,使之逐步成为区域分工合作的主要形态。从产业间分工为主,走向产品价值链分工为主,是国际上区际分工合作关系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在产品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生产的不同环节实现了空间分离,研发、管理、营销等职能集中于发达地区,生产、组装功能集中于具有劳动力优势的地区。这样的合作能够促进分工细化,使更多地区参与到成熟产品乃至创新产品的分工活动之中。这样的合作也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各地优势,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因此,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合作应该顺应区际分工合作关系发展演变规律,增强基础设施连接性,打破区域市场分割,充分发挥大企业特别是特大型企业在区域产业分工的主导作用,不断深化产品价值链区际分工。
第二,从资源要素互补式合作为主转向创新发展互助式合作为主。这既可以为区域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也可以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下必要基础。我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靠大规模的资源要素投入来实现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区域合作的典型表现为:中西部地区主要贡献劳动力、资源能源,东部地区则依托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利用国内外资金和中西部的劳动力、资源能源,发展附加值比较低的制造业。我们把这种区域合作模式概括为资源要素互补式区域合作。在经济新常态下,这种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因为无论从全国情况看,还是从各地区情况看,劳动力供求关系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劳动力成本都在不断上升,资源稀缺性都在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压力都在不断加大。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合作,应该着眼于提高各地的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一要通过区域合作,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最大程度地形成创新集聚效应。二要通过区域合作,使创新成果在更广大地区得到应用,最大限度地形成创新辐射效应。
第三,从以GDP增长为主导的区域合作转向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这既是缓解各地区日趋加大的资源环境压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我国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财权和事权下放极大调动了地方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各地为加快经济发展,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但是,一个时期以来,这些合作往往表现为合作方都不太关注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在产业区域转移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产业转出地往往把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产业转移出去,产业承接地又往往过于放松产业准入门槛。在经济新常态下,应该尽快改变以GDP增长为主导的区域合作模式,加快形成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模式。这不仅因为我国资源环境条件已不能支撑以GDP增长为主导的合作模式,而且因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看重自然系统所提供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因此,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合作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需要出发,在生态修复、污染防治等方面探索务实有效的合作方式,把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留给子孙后代。
第四,从松散型合作转向机制化合作。这是区域合作得以深化的基本途径,也是国际上深化区域合作的一条重要经验。以往的区域合作,更多表现为发表各种宣言,搭建各种平台,形式比较松散,推动力比较弱。在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合作的加强应该建立在常态化合作机制的基础之上。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一是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对于环境监管、食品药品监管等外部性较强的事项,可以考虑建立跨区域机构来承担。二是完善基础设施投资体制。对于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探索建立有关各方共同投资、共同获益的机制。三是构建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可以探索建立跨区域经营企业税收分享机制、区域内财政横向转移制度等,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