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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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一带一路”;洛阳;区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1-0081-02

一、我国跨区域合作发展现状与“一带一路”新形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融入了市场经济机制，但始终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下进行，导致了各区域发展以行政区划为原点，过度依赖规划，划江而治。这样的模式虽然可以明确的制定发展目标，高效而稳定的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从而考核发展成绩，做到局部的“统筹兼顾”“大局在握”。

然而，各省市以自我发展为第一目标，追求城市建设与GDP指标，经济发展始终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进行，画地为牢，区域间形成的壁垒难以消除。所以，要想彻底打破各区域之间存在的阻碍，实现整体的区域协同快速发展，就必须加强祖国内部的开放程度，消除限制区域之间相互交流的限制性因素。长期发展来看，我国一定要跳出行政区划的阻隔，健全区域协调机制，不仅仅是纵向比较历史发展成绩，更要横向比较与周边区域合作完成的成就。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在新形势下，借用古代“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所演变发展而来。2013年，分别在出访中亚、东南亚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两者结合起来简称“一带一路”。

同年，不断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顺应历史潮流。“一带一路”主动符合21世纪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为我国构建面向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指明了方向。中国国内各省份对“一带一路”战略具有相当高的认可度，将之视为发展的历史重大机遇。各区域都将自身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与“一带一路”战略相挂钩，力求搭上“一带一路”的顺风车，发掘自身潜力，提升外在竞争力与影响力。

二、洛阳区位优势与合作发展概况

（一）洛阳的区位条件

洛阳是我国著名的“古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与同样是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形成丝路起点的“双子星”。在今天，洛阳不仅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更是中原经济区的副中心。洛阳是河洛文化的发祥地、各类文化思想在此相融共生，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和古代丝绸之路的“东起点”，洛阳历史条件优越。如何发挥洛阳区域发展的优势，加强洛阳在“一带一路”中合作力度，拓宽洛阳与周边地区甚至国外的合作视野，成为了洛阳能否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整体建设的关键，也是我们此次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长久以来，洛阳不论在河南甚至全国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河南省的副中心城市，洛阳处在华夏文明发展的中心腹地，东临郑州，西接西安，北面黄河，南望中部省份。洛阳市区距离小浪底水利工程仅40公里，并且有洛河、伊河水系经过。作为邻近郑州的大型城市，这里的公路铁路交通发达，陇海铁路穿城市而过，东可直达江苏沿海，西可深入内陆，到达西安、兰州等大型城市。焦枝铁路也贯穿南北，连接豫鄂两省。

（二）“郑洛”合作，打造区域一体化

2014年末，洛阳与郑州双双列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这也说明两座城市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存在着巨大的空间。洛阳与郑州作为河南省最大的两座城市，相距离不过150公里左右，并且有众多铁路、公里相连接。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便利。2015年年初，河南省政府将郑州、洛阳以打包捆绑的形式向中央申请内陆型自贸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利于推动洛阳区域经济同周边城市协调发展，符合“一带一路”国家整体战略部署，利于促进中部地区对外开放，从而推动了整个河南省的快速发展。上海市在2013年9月正式运行自由贸易试验区，时至今日取得了良好的成功。洛阳市应当充分吸取前人经验，深化改革，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洛阳要充分利用郑州的经济与省会优势，共同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带动洛阳市的总体消费。在郑州、洛阳“大区域”中追求协调发展，在洛阳“小区域”中追求快速发展。洛阳相对郑州来说，有着更加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已经验证过的一条良性道路，然而“路窄车多”也是现实情况。如果将这些资源限制在洛阳文化产业发展当中，那么将会陷入固步自封，路越走越窄的境地。反观如果与省会郑州共享“龙门石窟”、“白马寺”等著名的旅游景点，不仅可以大大增加外来游客数量，刺激当地消费，还可以快速提升洛阳旅游业的知名度，打造一张更加整体的城市名片。

早在十年前，河南省发改委规划建设了“郑洛工业走廊”。这一规划缘于“中部崛起战略”，是大环境下的区域合作的一次大胆尝试。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建设，打造起了长达200公里的郑州洛阳工业走廊。这一规划使得河南省逐渐扛旗中原工业建设的大旗。在区域合作化日益显著的今天，互补融合是众望所归，也是城市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郑州与洛阳一个是中原区域中心城市，一个是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相似点，也有许多可以互补的地方。在“一带一路”新形势下，想要得到长远发展，必须打破保守而陈旧的行政区划，通过相互融合，相互合作共同实现城市发展，并且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的建设，形成一个区域辐射面，协同向前。

（三）放眼大局，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河南省在2015年初颁布的《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1]中提出，要成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和内陆地区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支点，洛阳应顺势而为，找到自己在大环境中的位置，融入开放性的大格局当中。

“一带一路”区域合作不仅是小区域的合作，更是大区域，整体的合作，甚至是跨国交流，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相互促进。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之一，土库曼斯坦与我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国石油天然气第一建设公司成功抓住了“一带一路”历史机遇，承揽土库曼斯坦天然气项目[2]。中国石油天然气第一建设公司位于十三朝古都洛阳市，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直属公司，实力雄厚，拥有起重、储罐施工、长输管道施工、设备制造等技术。通过这次合作，两国关系全面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经贸合作，特别是为能源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取得了丰硕成果是两国经贸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又一显著体现，是友好合作的又一成功典范，为洛阳以及土库曼斯坦经济发展和本地区繁荣注入新的动力，也必将为古老的丝绸之路续写崭新的篇章。此次与土库曼斯坦的合作，明确了“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洛阳对于新形式的认识，印证了洛阳敢抓机遇的能力。无独有偶，河南省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签订年产100万吨的水泥生产二线项目。这些合作证明了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搭建合作的能力并不输于沿海地区。洛阳应带坚守自己的传统工业优势，加快产业升级，提升老牌产业的技术水平，突破惯性思维，使得洛阳的名片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对于河南洛阳地区而言，想真正发挥出中原地区的国家中心节点城市的作用，必须把内陆保守的城市打造成开放型城市。要加强体制改革，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首要任务，统筹国际超长大通道的建设，内陆地区面向两个方向，一个是东南亚，另一个是中亚、欧洲等国家。建设运输班列，从而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利润。洛阳市处于连云港至阿拉山口这一路桥运输大通道的中间点上，是亚欧大陆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建设路桥经济带，可以利用中部区域的经济支点作用，把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连接起来。这样不仅仅使得洛阳经济得到发展，更加强了全国东、中、西三个区域的合作，促进各区域共同协调发展，平衡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经济差距，实现了“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大发展。

三、跳出行政区划，重构政府绩效评价

加强区域合作的一个要求就是不以谋求自身发展为首要目的，这与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的长期政策表面上背道而驰，实则区域合作的首要目的是追求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我国已经度过了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转为“新常态”[3]。所谓新常态，就是人类社会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经济发展也是这样，从独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到今天的区域合作“新常态”。在现行体制下对地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主要对象是GDP增速、投资规模等，相对看重反映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指标。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易于忽视本地的资源和环境条件，非理性地热衷于资本集中型，利税创收型的产业，从而使得要素布局分散化、产业结构趋同化的弊端愈演愈烈，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必须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重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标准，以矫正各地方行为方式，优化地区间的利益关系，避免总体利益受损的过度竞争和利益冲突。区域合作在各地方政府引导力度加大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强调个体以及企业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市场及其主体在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4]。企业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切实联系区域内发展资源，利用好市场调节手段，从而提升区域内同类产业的多层次合作，优化产业结构。

目前“一带一路”没有统一的部门管理。由于这种战略统一指挥分散的情况，导致区域合作当中存在着难以消除的壁垒。洛阳能否抓住“一带一路”所赐予的新机遇，与各地市合作发展，成为了这座历史名城焕发第二春的关键。首先强调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着重于大局;其次也要强调调动地方积极性，明确每一个区域在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找出各区域之间利益最大化的契合点。在“大区域”中寻找“小区域”发展空间，在国内外寻找洛阳发展条件，主动加强跨区域合作，构建协同发展的传播战略。

参考文献：

[1] 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N].河南日报，2014-12-25.

[2] 王静，李P.中土扩大天然气合作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N].人民日报，2014-05-12.

第2篇

21世纪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大致在古丝绸之路范围之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东连繁荣的东亚经济圈，西系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其建设是这一区域内30亿人口的重大发展机遇，将开启我国向西开放的新格局。在这一新的大战略背景下，地处西部交通通道和重要枢纽的青海省，需对自己的交通战略地位应重新认识，定位于新丝路上的交通经济带。定位于交通经济带，从主观上看，便于合作共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要在和平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在融合不同国家利益、实现优势互补、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同时，实现中华民族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所以，定位凸显经济，更符合时代要求，更利于市场主体理解、行动。从客观上看，抓住了区位优势。青海省地处我国西部的大通道和交通枢纽上，其定位当然离不开交通。从规律看，符合现代经济特征。在现代交通运输工具条件下，一个区域仅仅简单地只作为贸易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定位交通经济带，就是说青海不仅仅承担贸易路的作用，还与此同时要使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系统一体化协同发展。所以，青海定位交通经济带，是为赢得又好又快发展，抓住了天时。定位于交通经济带，青海省具备全部要素，包括区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以工业商贸为主的三次产业、沿线分布的经济中心和大中城市。具体来看，一是具备前提条件———区位优势。青海具备作为新丝路上交通经济带的首要条件，即无法复制的地理位置。“青海道”在古代交通史上地位显著，对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现代交通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南部通往西亚、中亚乃至南亚的大多数国家，从青海通过距离更短、更便捷。所以，青海在新丝路上定位交通经济带，占尽地利优势。二是具备现实基础———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青海境内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空等现代交通网络正在形成，运输能力不断提高。打开今天的交通图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青海道”北路上，227国道、兰新第二双线高速铁路从西宁—张掖并驾齐驱；315国道—215国道、青藏铁路西格段和格敦铁路，从西宁—格尔木—甘肃敦煌。中路109国道、303省道、315国道，青藏铁路西格段和将要开工的格库铁路，联通着西宁—格尔木—新疆喀什和库尔勒。南路唐蕃古道上109国道、青藏铁路，东连北京南接拉萨。我们还看到这里有国道、省道干线公路、出省通道和资源开发、旅游公路构成的“六纵九横二十联”公路网；有到“十二五”末，在东连陇海、北接兰新、西南连接拉萨的基础上，又西通南疆、东南通达成都的快速发展的铁路网；有即将形成的“一主八辅”机场格局；有西气东输的涩宁兰输气管道；有不断完善的能源、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可以说，青海省境内的公路、铁路、航空运输、输电线路、油气管道、通信光缆正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不断延伸，通向东西南北。一个立体交通网络的现代版“青海道”已显山露水。三是具备“增长极”———茁壮成长的三次产业。近些年，作为增长极构成内容的三次产业特别是工业、金融商贸和信息产业茁壮成长。2000年以来，青海省生产总值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青海高新技术开发区、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和海东工业园区快速发展，三大工业园区优势互补，高新技术产业、轻工业、装备制造业更是快速发展，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70％。特别是地处青、甘、新、藏四省（区）交汇中心地带的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在探索资源富集、生态脆弱地区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四是具备“成长三角区”———迅速发展的大中城市。今天的“青海道”从东向西分布着海东市、西宁市、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及玉树市，集中了青海境内全部的城市、工业、第三产业和绝大多数人口，是交通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依托。金融、物流、科技服务、信息与中介、商贸餐饮、房地产、旅游、文化体育、社区服务、商务会展等十大服务业蓬勃发展。一个个城市，作为成长三角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速集中，像一颗颗明珠，把古老的“青海道”装扮得亮丽现代。青海定位新丝路上的交通经济带，是既不脱离交通又不只限于交通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科学选择，并且是有现实基础的选择。

二、积极建设新丝路上“交通经济带”的主要措施

交通经济带建设的关键，要使经济社会随着走廊功能的发挥而发展，要避免过度依赖交通通道而导致的区域和产业畸形发展，而且积极打造新丝路上的青海交通经济带主要措施，包括区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工商贸为主的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沿线分布的经济中心和大中城市的升级。

（一）积极争取进入国家规划

进一步夯实“交通经济带”基础设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又一轮对外开放的大战略。毋庸置疑，国家对“五通”之一的道路联通投资巨大，相应项目落地是各地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青海省集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高原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于一身，2001年以来，经济连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在不断拉大。2013年，青海省GDP占全国的0．36％，财政收入的0．2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2000年的第24位、25位，下降至第30位。要乘上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快车，青海省必须抓住历史机遇，争取国家层面对青海交通经济带定位的认可，使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落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一要加强舆论工作，通过论坛、新闻媒体、理论研究等渠道，强调青海省在新丝路建设中的交通通道地位，明确国家层面认可青海交通经济带定位的必然性；二要积极争取新丝路上青海交通经济带进入国家规划。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开局之时，牢牢把握区位优势，在自己心中有数的同时，争取青海交通经济带进入国家战略规划，进入大规划；三要积极主动制定青海新丝路交通经济带发展规划，为对接国家规划打好基础，掌握主动权。

（二）切实围绕新丝路交通经济带建设

布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从站在青海看青海、站在西部看东部，积极转变为站在青海看全国、看亚洲、看全球的全方位视角，重新认识青海在生态、资源、稳定、交通等方面的战略地位，重新布局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一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把无可替代的水资源禀赋和交通地域优势作为着眼点，作为顺应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科学布局的前提条件；二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调整空间结构，水往东流、路向西走。即南部、北部以三江源、祁连山为核心，布局生态空间，建设生态保护屏，承担“中华水塔”功能，全力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中部以丝绸之路为轴心作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承担交通通道、经济社会发展功能，全力做好交通经济带建设。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打造交通经济带的“增长极”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交通经济带上的“增长极”。一要以开放合作共赢为着眼点，调研新丝路上各国各地需求。立足青海向东看，我们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但是，如果扭过头来向西、向西南看，就会有新的发现。如中亚各国在交通、邮电、纺织、食品、制药、化工、农产品加工、消费品生产、机械制造等行业有引资需求，在农业、沙漠治理、太阳能、环境保护等方面有合作需求；二要梳理出自己绝对优势产业，寻找广泛合作基础。如青海光伏产业占据全国半壁江山，不仅率先打造了国内国际最大规模的光伏电站，而且光伏发电势头一直“领跑”全国，与此同时，光伏制造产业也初步形成了“以硅为主、多元发展、集中布局”的格局，一批重点项目投产，产业链条日趋完整。光伏产业不仅从国内看是我们的优势产业，而且从对中亚各国的合作来说，也是我们的优势产业；三要围绕开放合作，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梳理出自己相对优势，在生产、贸易、旅游、科技、交通运输、能源环保、通讯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经济领域，寻找出合作的基础，并且围绕此，促进投资增长、改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四）积极推进交通经济带城镇化进程

第3篇

[关键词]环塔里木经济圈;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思路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5-0072-03

文化旅游产业是最具发展活力、最具发展潜力、可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对于壮大一个地区的经济,提升一个地区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吸引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环塔里木经济圈是新疆政府继天山北坡经济带之后提出的第二个经济带,因其所含区域紧紧环绕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而命名,简称“塔圈”。范围包括环绕在塔里木盆地(或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等五个地州。环塔里木经济圈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在得到系统而合理开发后,定将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1 发展塔圈文化旅游产业的必要性

新疆地处祖国的边陲,环塔里木经济圈属于更广袤的南疆,虽然该区域也有诸如塔里木河、博斯腾湖、塔克拉玛干沙漠、乔格里峰等中外闻名的名山大河与大漠,但都是未经开发利用的原始自然景观,缺乏可观赏性,也没办法为该地区创造应有的经济效益。所以地理位置偏僻,景区之间距离远,旅游成本高,可进入性差,成为制约本地区旅游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

上面是笔者根据新疆地图绘制的简易交通图,其中库尔勒、阿图什分别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的首府,以阿克苏为中心,阿克苏至库尔勒、喀什、和田的里程分别为561千米、462千米、465千米,如果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出发,其距离更是吓人,动辄就是1000千米以上。同时,新疆大学的韩春祥教授指出,人均GDP和第三产业产值已经是普通旅游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由于塔圈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新疆其他区域,财政对旅游投入能力有限,因此发展普通景观旅游时在开发、营销时就很容易受到限制。

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通过旅游这种方式进入到异质文化的现实氛围中,以切身体验了解其生活习惯、社会风俗、宗教、艺术、文化、历史、民族特点的行为。

其目的绝非单纯的消遣娱乐,而是为了知识与思想的提升。由于文化旅游资源特别是塔圈的文化旅游资源的独一无二性,在很大程度消除了地理位置偏僻的不利影响,同时,文化旅游具有投入少,收益快,且长期效益等特点,又可缓解由于资金困难所造成的制约的作用。因此,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是未来塔圈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也会成为整个塔圈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

2 塔圈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对文化旅游资源的分类,国内外专家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目的,各学者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如:张春香将河南省的文化旅游资源分为文化景观资源、文化风情资源、文化艺术资源三个大类;杨洪等在“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究”一文中将其分为主体文化、客体文化、媒体文化;笔者本着简明实用原则,根据塔圈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将其划分为民俗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艺术文化四大类。

2.1 绚丽多彩的民俗文化

新疆有47个少数民族,是我国第二大民族聚居地,新疆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分布在南疆的环塔里木经济圈,喀什与和田的维吾尔族、巴州的蒙古族、克州的克尔克孜族,这些少数民族都世居于此,并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民族艺术与民族风情,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所处地理位置偏僻,长期隔绝于其他社会,累积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历史并保留了原生态文化遗产,大多数民族都有独立的语言、文字、婚娶、神话传说、生产方式、生活习俗、音乐舞蹈、绘画雕刻、饮食服饰、寺庙、居所、手工艺品、节庆娱乐活动,以及墓葬方式。如维吾尔与哈萨克等民族的小毡帽、彩绸连衣裙等千姿百态的服饰文化,风靡全国的烤全羊与烤羊肉串,吃法别致的抓饭、手抓羊肉等各种香味俱佳的食品,叨羊、摔跤、赛马、姑娘追等各种体育竞技活动,处处透露着浓郁的西域特色。

2.2 神秘悠远的西域历史文化

新疆古称西域,在历史上环塔里木经济圈内的库尔勒、阿克苏、和田、喀什及辖区各县都曾是西域36国的若羌、楼兰、龟兹、姑墨、皮山、于阗、疏勒等国国都所在地,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曾是联系和沟通亚欧大陆的桥梁,也曾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正是多种文化的兼收并蓄,碰撞与交流,才孕育了举世闻名的龟兹文化,这种文化,风格独特、色彩奇异,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同于中原内地文化。 在古“丝绸之路”几千公里的干线上,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古城池、古烽燧、千佛洞、古建筑、古屯田遗址等,还有汉、晋、隋、唐等各历史时期治理新疆的都护府、都督府、屯田都尉府、将军府等历史遗存,所有这些都承载着极为丰富多彩的西域历史文化,也成为人们思古凭吊和历史研究的极富魅力的旅游资源。

2.3 包罗万象的宗教文化

新疆是个多种宗教传播区,先后有佛教、摩尼教、景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东正教在这里传播,留下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和建筑遗存。最早佛教的传入,就是从印度传入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龟兹(今阿克苏)、高昌(今吐鲁番),在公元4~5世纪西域佛教进入全盛时期,从而形成了位于塔里木盆地南北交通要道上的龟兹与于阗两大佛教中心。到了宋代,伊斯兰教开始在新疆盛行,新疆现存宗教建筑中以伊斯兰教建筑最多,规模也最宏伟,它包括清真寺、圣地、圣墓与麻扎、名人墓葬等。这种系列的宗教建筑和宗教文化,正是开拓国际宗教文化旅游的雄厚物质基础。

2.4 独特珍稀的艺术文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环塔里木盆地居住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构成了光辉璀璨的语言、文学、诗歌、音乐、舞蹈、建筑艺术。在文学语言艺术方面,公元1070年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著的《福乐智慧》,叶尔羌国诗人喀迪尔罕创作的察合台语诗歌《喀迪尔罕诗集》,著名的鸿篇巨制克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11世纪阿勒马伊编写的《喀什噶尔史》,由•喀什噶里于公元1174年撰成的突厥民族的《百科全书》、《突厥语辞典》等都是中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在音乐舞蹈方面,维吾尔音乐经过16世纪和19世纪中叶木卡姆的两次规范,产生了喀什十二木卡姆等大型音乐歌舞套曲,在长期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赛乃姆、刀朗舞、萨玛、夏地亚纳、纳孜尔库姆等不同风格的舞蹈形式;在建筑艺术方面,塔圈境内星罗棋布的清真寺,形成了新疆伊斯兰教建筑特有的风貌。如喀什的艾提尕尔清真寺、伊斯兰教经堂、阿帕克霍加麻扎等。

3 塔圈文化旅游发展思路

3.1 政府主导,联合旅游企业树立大旅游观念

政府主导型战略是我国旅游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已被实践证明的一条成功经验,要把塔圈的旅游业做大做强,使之成为该区域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的亮点,保证旅游业长期稳定、健康、快速发展,同样离不开政府的参与与支持。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统一整合本地区文化旅游资源与统一规划本地区旅游开发方案。在本地区旅游业的前期设计与规划上,按照“发展大旅游,培育大市场,形成大产业”的思路,构建文化旅游发展框架,营造文化旅游发展环境。自2004年开始,塔圈五地州政府联合北京中坤投资集团,经过中科院、社科院、自治区设计院等的多位专家研究,塔圈五地州旅游规划方案已经出台,共有特色旅游、商务旅游、分时度假、自助旅游、西域国际影视基地游五大主题,26个三级主题和349个资源点的开发。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努力把握这一契机,将规划方案中的中长期目标逐一付诸实践。同时对本地区的旅游资源特别是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统一包装与统一宣传,避免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对文化旅游资源加以切实的保护,避免文化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的变质与被破坏,所有这些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3.2 重点突出,着力打造民俗文化与丝路文化两条主线

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加上是我国第二大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塔圈,地处广袤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独特的环境,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与最原始的人文景观,由于地理位置偏远,路途遥远,旅游成本高,给当地的旅游带来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也正因为如此,更加增添了当地民俗文化的神秘色彩,对大多数境外旅游者来说,塔圈境内的自然景观并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才是其来新疆的首要目的,因此当地政府与旅游企业应顺应旅客需求与市场需求,应在如何深入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上多投入,多宣传。在开发过程中,可以结合丝路文化这一品牌,统一设计旅游线路,将神秘的西域历史文化充分展示在旅游者面前。古代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曾留下了三条线路,其中道与南道基本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南北边缘延续,所以环塔里木经济圈的这个圈基本上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中道与南道所围之圈,塔圈所辖的五地州首府以及辖区内各县市都曾是西域36国的国都所在地,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历届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及自2005年开始的联合国丝绸之路市长论坛上,新丝绸之路的旅游开发与合作成为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塔圈各级政府应好好把握这一机遇,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城市及国际间的旅游合作,共同打造丝绸之路这一旅游品牌,重振古丝绸之路的辉煌。

3.3 特色为本,重点开发本城市具有垄断性质的文化旅游产品

文化旅游讲究的是差异和特色,各城市及区域在发展文化旅游的过程中,应树立大旅游观念,避免重复建设与盲目竞争,应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高价值的、具有垄断意义的文化旅游产品。努力打造本地区和城市的旅游品牌及识别系统。具体来说,①阿克苏地区集合了龟兹文化、佛教文化、军垦文化、沙漠绿洲文化等旅游资源,开发重点应依托其特有的石窟艺术、汉唐烽燧、古墓古城遗址、佛教寺院遗址等文物古迹,如著名的克孜尔千佛洞与昭怙喱大寺等,突出“丝路文化、龟兹文化、军垦文化”旅游主题,全力塑造库车与阿克苏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形象。②喀什是新疆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地区,维吾尔族占了全疆维吾尔族人口的1/3。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其中维吾尔族的民族服饰、婚俗礼仪、饮食习惯、民族歌舞、民族音乐、达瓦孜民间艺术、伊斯兰宗教文化、民居建筑风格等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享有“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的美誉。因此喀什应紧紧围绕维吾尔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打造民俗文化城与宗教文化城。③拥有“美玉之都”的和田自古就是美玉的故乡,最先开始的丝绸之路的前身也就是玉石之路,集维吾尔族文化、玉石文化、地毯手工艺文化等旅游资源为一体,则应以“玉石之路”、“丝绸南道”文化为核心,打造“千古玉都”形象。④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与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作为蒙古族与克尔克孜族聚居地,应努力开发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紧紧围绕蒙古文化、克尔克孜文化、草原文化旅游资源,突出本地区的特色文化旅游。

3.4 推陈出新,努力挖掘全国独一无二的军垦文化

从20世纪50年代由人民与地方部队集体转业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担负起屯垦戍边这一历史使命伊始,沙漠变绿洲、荒原变城市,兵团人创造了人类垦荒史上的奇迹,而兵团人五十多年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奋斗精神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军垦文化。这种军垦文化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万人月下大垦荒,七人拉犁气死牛,八千湘女上天山”这些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故事与兵团人的奋斗精神,既是激励后人奋发向上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也是特色鲜明的旅游资源,特别是分布在塔圈地域内的兵团人,由于环境更加恶劣,条件更为艰苦,其付出的努力与艰辛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阿克苏地区,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等地的近10万知青也参与了屯垦戍边,军队、知青与当地居民一道,这种轰轰烈烈的改造大自然的垦荒运动,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发展壮大塔圈旅游产业,可以充分挖掘军垦文化这一不可替代的旅游资源,一方面将军垦文化中一切历史的、故事的、物质的、精神的因素以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示给游客,另一方面把军垦文化与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大农业观光等旅游资源紧密结合,可以打造出中国独一无二的“军垦文化旅游”品牌。

参考文献:

[1]韩春祥.基于旅游资源优势度差异的新疆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分布[J].经济地理,2009(5).

[2]刘宏燕.文化旅游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5(5).

[3]李华.南疆五地州旅游方案已经出台[N].新疆日报,2004-10-05.

第4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98-04

Abstract： Zhao Jiping’s music is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ontaining both western and national folk elements.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his music is based on his dedication to the origin and essence of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folk music. A comprehens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yle is thu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ound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Zhao’s music.

Key words：music style； folk music； Chinese style； contemporary art music

一、由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引发的思考

赵季平是从民族民间音乐发掘创作素材从而成为最具“中国气派”的代表性作曲家[1]。他的作品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引用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如《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孔子》等电影音乐中的秦地、鲁地素材，《水浒传》、《笑傲江湖》、《大宅门》、《乔家大院》等电视音乐中的鲁地、京剧、晋地素材，《断桥遗梦》、《知己红颜》、《大江南》、《故土情》、《我的陕北》、《西部》等声乐作品中的江南、西北素材，《第一交响乐》、琵琶协奏曲《祝福》、管子与乐队《丝绸之路幻想曲》、室内乐作品《关山月――丝绸之路印象》、民乐合奏《庆典序曲》、《第二交响乐“和平颂”》等器乐作品中的西北素材，舞剧《大漠孤烟直》、《情天？恨海圆明园》、《花儿》及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等舞台音乐作品中的西北素材，这些作品及其素材都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奖项。可以说，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浓郁的民族音韵与风情，并具有雅俗共赏的受众度。“踏踏实实地拜民间音乐为师，到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素材，写我们民族的音乐作品。”这是其父国画大师赵望云的告诫，它已成为赵季平坚守的座有铭。可以说，赵季平作品中不断注入新的艺术生命力是受其父亲、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影响的，其音乐既融入了浓郁的传统民族因素，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和艺术魅力。可贵的是，作品在民间素材基础上又加入时代审美元素，从而形成了他特有的艺术风格，带有人皆尽识的个性标签。

何为“赵季平音乐风格”？有人从其西北曲调、戏曲元素、古诗词意境等方面予以了特征解析[2]。其实不尽然，“风格（style）”在文艺学的界定中有风度与品格、气度与气魄、风范与格局、丰采与风韵、格调与特色等不同的涵义，（晋）葛洪《抱朴子?行品》：“世有行已高简，风格俊俏，啸傲偃蹇，?R侪慢俗。”（晋）袁宏 《后汉纪?桓帝纪上》：“ 膺，风格秀整，高自标特，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鉴虚为僧，颇有风格，而出入内道场，卖弄权势，杖杀于京兆府。”（唐）赵?U《因话录？商上》：“（韦氏）即兵部之姨妹也。余虽不及见，每闻长属?h其风格容仪，真神仙也。”（南朝?梁）刘勰 《文心雕龙?议对》：“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翦，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北齐）顾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故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唐）李群玉《诗集?后集三》：“风格只应天上有，歌声岂合世间闻。”（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丐仙》：“（陈九）居数日，容益光泽，言论多风格。”[3]从上述文献诠释可见，风格的涵义远非现有成果中所言的民歌、戏曲、诗词运用等表层意义的表征，而刘勰所言及的“艺术特色”则包含多种方面。由此可见，“风格”的视角既是技术的内涵构造，又是文化品格的显现，是深入而全面地解构赵季平音乐特色的重要视角，因此值得进一步辨析。

研究赵季平音乐的成果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关于艺术史研究的，有赵世民《乐坛神笔赵季平》与和谷《音乐家赵季平》两部著作。前者为亲历者以随笔形式简述赵氏音乐闪光之处，后者以大量文献资料对赵先生进行纪实文学式的传记；二是针对其创作手法进行研究的，如饶余燕《以生命投入创作的作曲家》、韩兰魁《对赵季平电影音乐成就的思考》、王真《赵季平民族交响组曲――〈乔家大院〉评析》、崔炳元《评赵季平的》、赵宝平《简评赵季平的双簧管与乐队》、梁红旗《继承传统善于创新》、曹绍德《评民族交响乐》、马波《赵季平电影音乐创作论》、张子恩《谈赵季平电影音乐创作》、郑旦《古丝绸之路，新丝路之音》等；三是针对其艺术思维进行研究的，如肖云儒《感受赵季平》、罗艺峰《赵季平电影音乐中国式叙事方式及其意义》、王平《浅谈赵季平电影音乐创作的艺术成就》、樊兆青《作曲家赵季平音乐创作的新境界》等；四是针对其文化情怀进行阐释的，如董大勇《从沟壑纵横的黄土地起飞》、刘婕及程亮《对话赵季平：音乐勾勒出电影的灵魂》，朴东生《大家风范 不拘一格》、于庆新《根植于民间音乐的沃土》、尚飞林《赵季平欧美行》、施雪钧《音乐奇才赵季平》、李洪波《浅谈赵季平影视音乐的民族情结》、杨一苗《赵季平：好的音乐能“钻心”》等。此外，专门对赵季平声乐作品进行研究的有衡声晨《由〈好汉歌〉说起》、杨妙《歌曲〈秦岭最美的地方是商洛〉音乐创作分析》、杨国亮《品民族声乐作品〈断桥遗梦〉有感于民族唱法发展现状》、陈辉《情通天下一路奔放――电视剧〈乔家大院〉主题歌〈远情〉赏析》等。近年来，硕士学位针对赵季平作品进行研究的逐渐增多，如王博《赵季平〈第一交响乐〉创作研究》、安悦《庄周梦蝶从大提琴协奏曲中看大提琴与民族乐队的融合》、王安军《赵季平〈乔家大院〉交响曲创作研究》、杨帆《狄俄尼索斯背景下的饿阿波罗之音――论电视剧〈青衣〉音乐语言的审美意蕴》、曹云《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的音乐分析及青青角色唱段研究》、贺双桃《赵季平声乐作品研究》、龙泽泓《论赵季平声乐作品的创作思想和演唱研究》、王海娟《赵季平民族声乐作品风格及演唱研究》、郑旦《由赵季平〈丝绸之路幻想组曲〉看丝绸之路音乐创作》等，主要分为创作技法分析与演奏形态解读两类。

从这些研究成果可见，一是多集中于具体作品的研究，近年来出现的硕士论文多采用这种视角；二是多集中于具体技法或观念的解析，影视音乐、声乐、器乐等皆有此状况，可能是限于小型研究所限；三是整体性研究中多侧重于艺术履历的叙述，缺少内在创作风格的综合研究。

因此，以“音乐风格”为视角对赵季平进行专题研究，是突破现有表层化、个案化研究的可行性之途，具有以下学术意：1.它能解析赵季平音乐的涵义及其个性价值，发现作品成功的内在特征；2.它能厘清赵季平民族情怀的风格定位及其世界多元文化语境的多重观照，发现作品雅俗共赏的内在手法精髓；3.它能辨析赵季平多种音乐体裁运用及发展的内在核心，发现作品不断出新的内在源泉；4.它能解构自身发展与周围环境和谐相融以及带领西北丝路题材创作携手发展的多种线索，以期为今后民族音乐现代化以及区域音乐整体性发展提供借鉴价值。

二、赵季平音乐风格研究的论域宏构

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要想从风格的视角做出创新型的研究突破，笔者综合考量后认为可从如下几点进行尝试：

其一，对赵季平风格形成发展的内、外基因予以理论解析，从“风格”概念的解析入手，通过对既有研究成果的辨析，结合作曲家成长的环境（教育、研究、交友、合作），进而解析赵季平音乐风格形成的内、外因素。

其二，对风格形成过程进行阶段辨析，这要遵从艺术风格形成的规律性，结合时代、民族，或艺术家的性格选择等因素，对赵季平音乐不同阶段的音乐风格进行特征解说及历史解析，尤其对他近年来器乐创作中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进行集中考察，对其遵从成法而又摆脱束缚而逐步走向个性的线索进行梳理。通过他不同时期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更为内在和深刻、从而更为本质地反映出时代、民族或艺术家个人的思想观念、审美理想、精神气质等内在特性的外部印记等风格要素进行全面辨析。

其三，对风格语境下的赵季平音乐手法进行研究，这是在作曲家生活经历、思想观念、艺术素养、情感倾向、个性特征、审美理想解析的基础上，对赵季平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区别于其他同辈作曲家的各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显著特征的个性创作进行具体解析。赵季平作品的独特内容与形式是相互统一，协调发展的，应对作曲家作品的题材、体裁以及社会、时代等历史条件决定的客观特征等所促成的个性创作技法特征进行具体研究。

其四，对技法独特语境下的赵季平音乐思维及观念进行研究，这需从风格体现的艺术作品的诸要素中进一步发展而出的音乐思想解析，从赵季平电影音乐主题交响化和关注社会群体性受众视角的题材中，对他的音乐思想的一贯性和独特性、对音乐主题思想的挖掘、理解的深刻程度与独特性，对创作手法的运用、塑造形象的方式、对艺术语言的驾驭等的独创性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而综合分析出其音乐思维对题材整合的特殊性、音乐观念对社会重大命题关注的精髓，从而剖析出赵季平特有的音乐思想、情感、审美理想等及其它们和受众对象的身心互动、交流。

其五，对风格多样化与同一性特征的赵季平多元音乐视野进行研究，从中国近三十年来丰富多样的音乐思潮语境中，对作曲家不同创作个性及其面对不同欣赏者审美需要所做的多样化选择，藉此对赵季平艺术风格多样化的可能性进行发展研究，对其多样风格选择的个性制约及其在整体语境上体现出的时代主导性进行特征研究，对他不遵从时代思潮所要求的民族性、群落性的审美和艺术发展约束，从而显示出风格的多样性。也会对其风格多样化与一致性相互联系、渗透的错杂现象进行辨析，对风格多样化所产生的鲜明音乐作品进行个体表现特征剖析。

其六，对风格类型进行归类，对赵季平因民族性格、民族形式、民族语言等因素不同处理上产生的不同风格作品进行归类，以期观察其风格的相异性及传承关系，这对于进一步认识作曲家作家的音乐性格、艺术秉赋和文化气质等都很有深意可探。中国历史上对风格的分类可举刘勰的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的八类分法，这些分法有助于解构赵季平音乐风格。

最后，赵季平音乐风格的稳定性和变动性、一致性和多样性，这可从整合的角度全面解析音乐本体形态特点及其思维观念，从而对其音乐体裁、语言等外在表现和艺术方法、写作技巧等内在蕴涵予以解析。

从上述的突破视角可知，从风格史发展的角度，对其手法的运用、题材的选择、观念的形成等进行综合解析与考量，突破的微观基础在于对其创作手法进行基于风格语境下的缜密分析，突破的宏观基础在于对改革开放后社会文艺的发展新态势，新潮与传统的碰撞与交融，市民等大众音乐文化需求与专业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发展，这些都是影响作曲家创作的艺术特征之因素，“风格”综合而呈现。

三、赵季平音乐风格研究的方法突破

学术研究也要注意继承与创新的结合，在既有成果研究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风格研究，其继承之处在于按照历史学的方法，从赵季平每部作品产生时的具体客观环境和主观心境的不同语境出发，对其音乐风格的发展变化进行阶段性的辨析，这是笔者近年来倡导“新史学”语境下当代音乐家个案研究的新视角之一[4]；其技术的基础在于按照音乐形态学解析的方法，从赵季平音乐作品的语言、形式等要素的解析出发，进而辨析其音乐的性格、秉赋、气质、气度等关系，针对作品技法形态的文化内涵解读是笔者一直崇尚的研究方法[5]。其创新研究的开掘在于引入新的方法和途径，如引入城市民族音乐学的方法，从作曲家深处的民间音乐生存环境中对其运用民族风格、民族传统、民族形式、民族语言进行深入解析，进而对其反映在风格上的人格、个性、气质等因素进行地域民族性征的研究。研究视角的创新之处在于从赵季平的音乐特色或艺术个性进行解析，这是以往少见的，从风格范畴对赵季平不同于同辈的艺术品质进行内在、深刻、本质地稳态剖析，对其中所反映出的多元音乐荟萃的时代性、民族性进行全面考察，对赵季平个性化音乐技法及其思想观念、审美理想、精神气质等内在特性进行形态评析。

基于此，首先要从宏观的视角全面解析赵季平音乐的内在特点，它依托微观的音乐技术和审美要素、音乐语言和题材形式等构成要素的解析；其次要从纵横向的异同点的比较考察赵季平音乐的个性特质，从而认识既不同于区域作曲家的地方性风格，也不同于新潮乃至学院派作曲家技巧派风格式的赵季平音乐风格，它既有独特性的个性，也有通识的共性等特点。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辨析后，笔者综合各方观点后对赵季平音乐艺术特征有了新的认识，由于多种制约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如他学习西方作曲手法但却长期做起了戏曲研究的工作，在其器乐音乐创作开启之后又被“拉”入了电影音乐创作，这些看似背道而驰的音乐创作发展之路，为赵季平音乐创作在风格上的形成铺下了多元综合的不同类别之语境，也决定其艺术视角的广阔和变化不定的主观色彩，使其风格表现出变动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有悲欢离合、收放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的迥异多变性，表现为平淡简易者、绵丽精确者、严重威武若三军之统帅者、奋迅驰骤若?驾之马者、淡泊娴静若山谷隐士者、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借用王安石语）。

第5篇

［关键词］公共艺术设计；地域文化；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J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97-02

地处西北部的陇上（指今甘肃）地区，自古以来既是内外交通的重要枢纽，又是多种经济、多元文化交流共融的中心，具有显著的地方文化特色，在城市文化建设和公共艺术装饰中既影响于多元文化，也体现文化多样共融的特点。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会流的地方只有敦煌和新疆。” ①丝绸之路文化、宗教文化、黄河文化、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和交流，使甘肃文化资源丰富多彩，为公共艺术设计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如附近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和马家窑彩陶文化；历史事件如张骞、班超出使西域，霍去病北击匈奴等人物故事成为陇原地域文化的精神财富，也成为室内外公共艺术建设的重要题材和内容。当公共艺术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形象外衣、对外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名片时，地域文化中的元素符号则成为这个形象外衣的主要形象语言。它一方面彰显和弘扬了地域文化特色，使公共艺术成为地域文化的形象代表；另一方面拓展了地域文化资源的应用范围，使地域文化的展示形式和传达方式得以更新并赋予了新的内涵。

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公共艺术文化创意

陇上地区的特点是多民族杂居、多种共存，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多种教派在此共处，形成多样传统文化共融的局面。其次，文化遗址和旅游资源丰富。文化遗址和旅游景点是公共环境的一部分，具有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景观性和人文性的特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观艺术形式，因其独特的考古价值、风格特征和艺术形式颇具社会影响力，其风格特点为中外公众所熟悉和了解。《遁甲开山图注》亦云：“仇夷山，四面绝立。彭池、成起皆西士，是伏羲出生处。”仇夷一说为今甘肃陇南仇池山。另外，据《汉书》记载：“成纪属汉阳郡，汉阳郡即天水郡也。古帝伏羲氏所生之地。”所以，天水历来被称为“羲皇故里”。伏羲传说及相关的古代朴素的哲学文化成为华夏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被誉为“彩陶之乡”陇上临洮、大地湾遗址孕育着享誉中外的马家窑、辛店、寺洼文化类型，彩陶文化考古和研究为本地蒙上一层传奇和神秘的色彩，丰富的纹饰和多变的器形成为历史学、美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具有非凡的价值意义。在设计创意中，这些公共艺术经常选择现代艺术的抽象语言和形式，把大众熟悉的彩陶内容、符号或信息作为设计元素运用到环境中，关注人文环境的重塑和社会意义。例如在园林建设中，现代设计经常和传统文化元素嫁接使设计变得富有创意、灵活多样而充满生命力。在兰州展园彩陶园中，将彩陶和水景结合构成现代景观富有文化内涵的创意，想象丰富，意趣隽永。

二、旅游资源开发和公共艺术设计共同发展

甘肃省因其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景观多样且文化丰富，至今保存了多样的文化遗址，遗产资源富饶，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开发成为陇上地区发展的特色之一，旅游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公共文化建设的提升，公共服务和公共艺术设计是其建设的关键环节，文化遗址旅游区经常设计一些与古文化相联系的雕塑、壁画，布局在室内外公共场所中，使其具有资源共享的特点，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展示形式。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盛传佛教，兰州附近的兴隆山寺观则盛行道教，这些宗教兼民俗文化艺术、社会宗教、研究于一体成为多方研究的对象。这些古迹被发展成为享誉中外的文化艺术旅游胜地，其资源成为公众共享的对象。宝贵的窟寺艺术不但丰富了公共艺术设计的内容，而且拓宽了公共艺术设计的思路，增加了文化信息容量，使设计文化品位得以提升。

其次，旅游景观的信息和宗教元素在公共艺术设计中的运用较为普遍。“马踏飞燕去、天女散花来”，无论在城市广场、公园、街道、河岸、小区的室外设计，还是车站、博物馆的室内、室外公共艺术设计中，受敦煌艺术的影响，敦煌宗教人物和色彩元素在壁画和雕塑中成为装饰的重要视觉内容。例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航天城的广场，就是以敦煌壁画飞天的形象作为广场雕塑的视觉元素，这些形象和信息为大家所熟知，以浪漫、理想、神秘、幻想的手法，将传统艺术融入现代设计并介入现代生活，将现代科技理念与古代的艺术理想结合，通过艺术形象传达现代的文化思想和艺术观念，在渲染和升华具体的空间氛围起着重要作用。

三、具体的环境条件是公共艺术的设计依据

地域环境决定了风土人情和文化的统一和专属性，它有着一个延续渐进、积累沉淀的历史过程，是用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支撑起来的地域个性和气质，是民族历史和区域历史文化的综合，也反映了特定区域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等深层结构，体现了特定的人际关系和价值体系。出色的公共艺术设计既关注具体的人文环境，又受自然地理空间的制约，根据具体的空间特色进行公共艺术创作是环境艺术设计的基本要求。例如兰州市的地理特点是“两山夹一河”，据此特点提出了“山水兰州”、“绿色兰州”、“人文兰州”的建设理念，并逐渐形成了建设“百里黄河风情线”的思路。按照“促进人和自然协调与和谐”的要求，兰州市以黄河40公里为纽带，将公园活动空间、公共绿化、行道绿带和体现丝绸之路文化、黄河文化、民族文化的景点有序布设，点缀镶嵌在黄河两岸，建成一批文化内涵丰富、自然与人文景点结合的全国最长、面积最大的滨河园林景观。包括《黄河母亲》、《生命之源》、《丝绸古道》等一系列公共雕塑与壁画。例如《黄河母亲》采用象征、寓意的手法，充满了地域性的装饰特点，雕塑下基座上刻着源自甘肃彩陶水波纹和鱼纹的原始图案，悠远的历史文化与现代设计结合，用古老的时空表现当代的精神和审美追求，增强了设计的乡土文化气息。而《生命之源》雕塑则运用现代造型手段和语言阐释以马家窑文化代表的文明之始人类对水的敬畏。位于兰州市西关十字街口的公共雕塑《热冬果》，塑造了淳朴的老人、天真的孩子形象。静态的雕塑与匆匆过往的行人形成新与旧的对比，作品通过一个老兰州民俗生活的印象，表达了对渐渐远去的文化缩影的思念。这些富有城市历史、区域特色的意象性符号、标志、色彩等，以巧妙的形式通过公共艺术来记载、提示、纪念或反映历史信息。对传统元素的继承、扬弃的前提是以理解为基础的，风俗文化是历经千百年的积累而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文化的价值将会随着新文化内涵的积聚而丰富多姿。“公共艺术与环境的协调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协调，同时还表现为公共艺术与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公众在文化精神上的协调和一致。”②所以，艺术家和设计师要善于理解这种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将其加以消化融入具体的环境，成为公众理解和认可的地域文化语言。

四、结 语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③无论从建筑、都市规划，或者艺术角度来看，时代正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公共艺术。2004年，哈弗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得出核心结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向文化积累厚重的城市转移。” ④利用区域文化发展公共艺术不但能够弘扬地域性文化、美化环境，它还蕴涵着促进区域文化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等潜在的宏观价值和意义。梁思成认为：“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⑤这就要求设计者能够将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构想有机结合并努力体察其作品在现实中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把握时代脉搏，发掘传统文化底蕴，做到“古为今用”，突出地域文化特色。黄河中上游地区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但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现实条件下，如何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彰显地域文化特色，成为本地域发展的重要课题。公共艺术的发展正面临着很大的机遇和挑战，公共艺术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设计的种类、形式，还是数量和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提高。从艺术设计的角度，探究设计规律，将传统的文化元素转为公共艺术设计的语言，既是专业水平高度、深度的问题，又是一个需要开阔眼界和提高认识的过程。目前，甘肃省政府正筹划建设文化大省，着力发展旅游业，这无疑从政策上为公共艺术的发展孕育了新的契机。

［注释］

①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②孙振华：《公共艺术时代》，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③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第6篇

一

我国地域文化的称谓大致有四种情况：1．历史文化：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等；2．种族文化：如客家文化、壮族文化、满族文化等；3．山岭文化：如岭南文化、山东文化、山西文化等；4．江河文化：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等。四种文化称谓常常相互交叉或相互包容，如山东文化同时又是齐鲁文化，也是黄河文化的一部分：湖北文化同时又是荆楚文化，也是长江文化的一部分；广西、广东文化，同属岭南文化，又属珠江文化。所以，我们给一种文化定名时不应当绝对化、单一化，应当容许从多角度对同一对象切入定名，允许各家之言共存，以利取长补短，充实丰富。

为与时代同步，我看应主要以现代江河文化的称谓定名地域文化为好。据我所知，西方学者大都以江河文化称呼其本土文化，对于中国的文化也一样。许多外国人熟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而对岭南文化却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他们很容易接受珠江文化的说法，并因未能知晓珠江文化的概念而自愧。

谈论西江文化，首先要确定西江所指的地域。

西江，实际上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作为主干，从发源地之一的云南，流经贵州、广西、广东，直到与北江汇合的广东三水，整个河道都谓之西江；二是指流经广西全境的主要河道。从桂西来的左江、右江、红水河、邕江、柳江、浔江，从桂南来的北流江，从桂东北来的贺江、桂江，都汇合于梧州而流入珠江。所以，称广西境内的主干流为西江(大西江或大桂江)；三是指梧州至广东三水的河道，它在广西的流域包括贺州、玉林、贵港等市，这是小范围的西江水域，可称小西江。我们所研究的西江文化的“西江”，恐怕主要是指第三个层面的西江。尽管如此，第一、二个层面的内涵还是应当先弄清。

二

泛珠三角(9+2)区域合作的设想已经付诸实施。这一区域实际上是指珠江流域及其相邻地区，亦即珠江文化覆盖和辐射的地带。珠江文化是泛珠三角经济合作的支撑和文化基础，该地域各分支水系居民具有共同的意识和品格，大致相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又各具特色，和而不同。珠江文化的特质就是与时俱进，开放兼容，带有海洋性、重商性、平民性、实用性，是以江海为主而又包含山地文化的杂色文化共同体。如果说，黄河文化有如李白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所颂扬的神圣、庄严，长江文化有如苏轼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所描述的洒脱、气派，那么，珠江文化则正如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所展现的开阔、宽容、合群的丰姿和气度。

珠江文化之所以具有这些特质。在于它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条件：珠江流域地区的海岸线最长，占全同海岸线一半以上；珠江仅在三角洲的出海口就有八个门，其他地区濒海的江河出海口更不胜枚举。所以从地理上说是江海一体的。从人文历史上说，作为海洋文化重要标志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在雷州半岛的徐闻和北部湾的合浦；整个珠江流域遍布海陆丝绸之路的对接点；中同近现代文明第一港在珠江门的珠海市，广西的北海市、梧州市也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早期港口。这些历史事实和自然条件，说明珠江文化具有江海一体之特质不是偶然的，有学者提出“黄河文化代表农业文明，长江文化代表工业文明，而珠江文化则代表后工业文明”，这一看法不无道理。

我曾撰文在广东的报刊上提出称谓上应以“珠江文化”取代“岭南文化”(实际上这一称谓包含了岭南文化)，结果引起强烈反响。我的理由是：岭南指五岭(越堪岭、大庚岭、都岭、萌绪岭、骑山岭)以南，是山岭文化概念。岭南一词，始自唐代，唐太宗时全国行政区划分为十道，广东、广西共属岭南道，可见岭南文化就是两广文化，可是近年来已变为仅指广东文化，这显然是不当的。如果通称为“珠江文化”，既包括两广文化，也包括西江源头的云南利上游的贵州，北江源头的湖南，东江源头的江西，韩江源头的福建，琼州海峡彼岸的海南，以及珠江三角洲水网中的香港、澳门等泛珠三角地区的文化，这不但扩大了岭南文化的内涵，而且便于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并列和对接。

三

弄清泛珠三角、珠江文化、岭南文化等概念及其特质，是为了从这些文化范畴去看待现在我们要研讨的西江文化。无论是珠江水系中的整个西江水域，还是纵横广西全境的大西江水网抑或以梧州为中心的小西江地域，都是与珠江文化(或泛珠三角文化，含岭南文化)相通的，如果说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海洋性相对较轻，山地性相对较重，保留古文化(包括百越文化、苍梧文化、广信文化)的遗产相对较多，所以在特质上具有较明显的山河一体的特色，具有纯朴敦厚、勤劳勇敢、刚毅顽强、乐观开朗、多姿多彩的风格和气度。这是极其可贵的文化精华和文化优势，应当弘扬光大。下面淡淡与该地域文化相关的几种古文化。

岭南地区最早的文化是百越文化，尽管它很原始、很松散，但不失为一种文化。自古以来，由于一直称岭南的百越为“南蛮”、“蛮夷”，而且屡屡采取血腥手段阻止甚至镇压其生存和发展，经千百年的折磨，不仅这些民族人口所剩寥寥，其文化几乎荡然无存，幸存者也被程度不同地同化或已经变异。遗憾的是多年来研究岭南文化的学者一直不敢称百越文化是岭南地区最早的文化，百越人是岭南地区文化之祖先，即使言有所及，也吞吞吐吐，不敢理直气壮，旗帜鲜明。为什么河南以殷周文化为自豪，陕西以轩辕文化为荣耀，黑龙江以女真文化为亮点，而岭南却不敢打出自己祖先的旗号呢?这显然是余毒未清所致。应当理直气壮地研究百越文化，更深入地探寻珠江文化的源头，找到岭南文化多元性的根蒂。尽管百越文化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摧残，但它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至今在粤西南和桂东南地区还有遗留，西江和南江水域保存较为丰富完整。如广西的岑溪、藤县、梧州，广东的封开、德庆、肇庆，都有龙母的传说和祭祀习俗，这就是典型的百越文化之遗留。所以，百越文化是岭南地区文化的滥觞，当然也是西江文化的滥觞。

苍梧文化的“苍梧”不是指现在梧州的苍梧县，而是指传说舜帝曾到过的南方广袤地带，包括湖南永州、广西梧州、广东信宜和肇庆一带“苍梧之野”，这一带成立过“苍梧同”。《尚书》、《山海经》、《史记》等典籍中有丰富的史料，开创华夏文化的“三皇五帝”的最后一位――舜帝到过南方，舜帝时已正式将当时称为“交趾”的岭南地区纳入中国华夏版图，十原文化开始传人岭南。我曾撰专文称舜帝是“珠江文

化始祖”。西汉时秦的岭南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被划分为九郡，其中苍梧郡是以梧州为中心的粤桂湘交界地带。可见，从舜帝到西汉，岭南存在一种苍梧文化，这种文化，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对撞与融合而产生的，但尚在初期，还未构成新的成形的文化。这种文化至今在以梧州为中心的桂湘粤三省交界地区还有留存，史载梧州白云山麓曾有舜帝庙就是明证。苍梧文化也应当是西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广信文化是西汉时在岭南形成的一种古文化。广信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平定岭南时所设交趾郡的郡治，取汉武帝诏书“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中“广”、“信”二字为名，在今广西梧州与广东封开交接地带。由于这是岭南首府所在，是中原文化与百越土著文化的交汇点，两者相撞交融，逐步形成了广信文化，进而发展为广府文化、岭南文化。说古广信是岭南文化发祥地，其依据有四：一是这里发现了距今12．8万年的岭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牙齿化石；二是中原的儒学、海外的佛学最早从此传人，汉代就出现了影响全国的岭南地区最早的以陈钦、陈元父子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以士燮兄弟为代表的经学世家，以中同首部佛学著作《理惑论》的作者牟子为代表的岭南最早的佛学家；三是这里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最早最主要的对接点：四是中原的占汉语与百越土语在此交融，逐步形成一种新型地方语言――粤语，同时形成了一种地域性的新型文化――广府文化。梧州是古广信的一个部分，是古苍梧的中心地，属于古广信文化。所以，古广信文化是西江文化的渊源之一。

八桂文化，近年有被接受为广西文化称谓之趋势。八桂一词源于《山海经》，广西一带多桂树，八是多的意思，因称八桂。桂树，包括药用的肉桂和八月飘香的桂花树，这两种树自古以来都以广西出产最多，是标志性土特产。早在秦始皇时代广西已称桂林郡。广西历来简称桂，首府多设在以桂树成林之意命名的桂林，经桂林至梧州与西江汇合之河流称桂江，也以桂命名。所以，将八桂文化作为广西全境文化的一种称谓，除了承传历史、尊重民俗之外，尚可较形象地体现广西人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特质。因为桂树的生长环境正是山清水秀的广西的自然环境，桂树的形象较能体现以刘三姐为代表的广西人真诚纯朴、敢爱敢恨、聪明机智、既有文明善美又有山野之气的气质，体现广西的山、河、海文化和多民族、多传统杂色文化之特色。

第7篇

一、学科价值鲜明的试题

研究地表圈层特征以及人地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是地理学的任务。2015年部分地理试题考查资源、环境、工农业生产等问题，凸显出国计民生中的地理规律、时代热点中的地理视角、可持续发展中的地理途径，地理味道十足，彰显学科价值。这样的试题，即使作为教学素材也具有较高价值。

2015年全国卷Ⅰ第10～11题，要求考生利用黄河三角洲近岸海域水深年变化数据，分析海底侵蚀与淤积的变化趋势，反推黄河流域的环境变化特征。试题既考查了流水沉积与海水侵蚀等地质作用基本知识，还体现出一种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2015年全国卷Ⅱ第9～11题，以著名“冰冻之河”圣劳伦斯河的图表数据为背景，考查考生能否“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基本技能”，体现出新课程下的地理素养导向价值。数据提取能力――从气候数据中，阅读分析出河流汛情和气温低于0℃的月份；读图判断能力――从普雷斯科特至康沃尔河段中存在水电站的信息，推理河流落差大、水流急，而且冬季从水库底部释放出来的河水温度较高，可能不结冰；问题解决能力――从地理学角度研究治理凌汛的措施，分段拦冰可以避免浮冰过度聚集而抬高水位，拓宽河道可以降低水位，降低冰坝高度，拓宽浮冰下泄通道，以减少凌汛的发生和危害。

2015年全国卷Ⅱ第37题，考查考生能否根据河流流向判断河套平原的地势特点、根据黄河水文特征分析河套灌渠的泥沙淤积问题、根据河套平原生产特征分析乌梁素海的污染原因并提出治理措施。试题将地理原理渗透到生产生活中，具有指导实践的应用价值。

2015年天津卷第13题以等高线地形图为载体的“南方丝绸之路”为话题，考查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沿山谷分布的自然及人文原因、现代高标准公路、铁路对西南地区外向联系的好处，将古今交通线路区位作出对比。类似的还有2015年全国卷Ⅰ的冻土铁路研究、2015年北京卷关于申办2022年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赛场地点崇礼气候条件的研究等。这些试题，从时事热点切入，关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地理问题，彰显了地理学科的时代价值。

二、构图设问精巧的试题

2015年全国各地试卷中，对地理区域特征的表现、地理情境的设置、地理问题的提出等，大多是通过各种图表呈现出来的，有区域图、分布图、等值线图、各种示意图、各类统计图表等多种形态。图（表）文并茂、图（表）文合一、图（表）文互补，充分运用地理的图表语言，使试卷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

有较多试题的构图，设计精妙、创意别致，让人耳目一新。例如，2015山东卷第9～10题的“我国某山地北坡甲、乙、丙三地垂直自然带随海拔变化示意图”（图1），学生很少接触，却又似曾相识。考生习惯读的图是山体垂直自然带的完整分布图。此题将甲、乙、丙三地的垂直自然带逐一分解，再按同类自然带归类标注，保持各自的高程不变。这样考生可直接进行同类自然带的比较，当然也可还原三地垂直自然带分布图，再来做题。

2015年浙江卷第11题的“某地地方时12时的太阳周年位置轨迹示意图” （图2），给考生全新的视角。初读此图，无从下手；冷静思考，方可慢慢理出端倪。“8”字形的甲、乙处应分别是全年正午太阳的最大、最小值，交汇处是春秋分时的值。完成此题，考生必须具备地球运动知识功底，还要有较高的空间想象力。考生可能还会质疑，某地全年正午太阳高度轨迹视图为什么不连接甲、乙的直线？虽不影响解题，却打开了考生的想象空间。

2015年安徽卷第32～33题图3表示一年中大气上界单位面积水平面上每日接收到的太阳辐射随纬度的变化（单位为MJ/m3），其构图方式与图2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图中阴影部分表示没有太阳辐射，即为夜晚。结合纬度，看出北极圈内出现了极夜和a、b太阳高度纬度差。这些试题的图像设计新颖，将地理学科特色和几何图形完美结合，把地理事物运动变化过程的规律和地理事物的分布进行提炼，融创新表达力、高度概括力、空间想象力为一体，价值高远。

福建卷第11～12题，用在广袤草原上拍摄的“日出”美景（图4）设问。图片美轮美奂，问题巧妙切入。考生做此类试题，心情比较愉悦。

三、锤炼地理思维的试题

地理试题重视考查考生对地理学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的掌握，重视考查考生地理图表分析能力、探究能力以及综合运用地理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地理思维角度来看，重视考查图像分析、区域分析、综合分析等思想方法，需要在聚合、发散、归纳、演绎等思维方面具备较高水平。2015年部分试题在地理思维的考查与锤炼方面具有较高价值。

2015年山东卷第11～12题，通过某地理兴趣小组野外考察记录的数据分析区域总体构造线方向、判断地质剖面图，仿佛把人拉进了野外考察的现场，对地理思维能力要求较高，解决问题的难度也较大。先要把小组记录的C、D、S三个地层的六个坐标画在一张经纬网图上（图5），实现图文转换。再从图1中发现考察路线的方向，推出与之垂直的区域总体构造线方向。根据图5中地层对称特点，结合地层新老关系（CD是由新老）判断其为背斜（图6）。本题对图文转换、图图转换、绘图能力等图形思维能力具有较高要求。

2015年天津卷第3～4题，要求考生必须思维缜密，有较高的地理演变过程分析和地图要素分析能力。第3题要求考生基于地壳物质循环的原理，用运动过程的思维认知方法，对地理事物发生的先后顺序做出逻辑判断与推理，来确定“岩层断裂、岩浆喷发、风化、侵蚀、搬运、沉积”的顺序。第4题要求考生发现图中的横坐标单位是千米，纵坐标单位是米，火山被示意图拉高了50倍。所以图示火山坡度与实际的火山坡度相比变陡了。

2015年重庆卷第13题，对中国古典园林展开研究，给出苏南区域地图，材料介绍“明清时期该区域经济繁荣，园林建设蔚然成风”，要求说明明清时期该区域园林迅速发展的有利社会经济条件，阐述该区域自然条件对营造园林水景的有利影响，并就该区域自然条件对以木结构为主的亭、台、楼、阁等古典园林建设可能产生的危害提出两条防护措施。该题将问题情景设置在江南水乡环境下，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区域分析能力，而且需要结合历史条件进行分析，时空特点鲜明。尤其是第二问，关于该地自然条件对园林水景的影响，需要紧密结合当地的气候、地形、水文、土质等具体特点来回答，才能得出比较全面的答案。这种试题对于地理区域分析、综合分析的思维是一个很好的锤炼。

四、素材运用创新的试题

地理学科在新技术方面的广泛应用，给地理试题的创新带来素材。2015年不少地理试题引入了新技术元素，使试题看起来具有科技、时尚的感觉，也体现出地理学科研究手段的发展变化，展现地理学科的前沿动态。

2015年广东卷第1题就运用数字高程模型描述地面高程信息，要求学生判断图中四处观景平台哪个视野最广，令人眼前一亮（图7）。

2015年广东卷第10题又运用了GIS图层叠加的原理，设计了地震灾后城市重建选址地质因素分析示意图，考查适合城市重建的地点（图8）。

2015年北京卷第11题则运用某网上商城通过大数据分析绘制的“城市牵挂”示意图，考查人口迁移的区域差异，题目新颖有趣（图9）。

五、弘扬传统文化的试题

2015年高考地理试题中有几道题从我国传统文化中选材，别具一格。从全球角度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设计试题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具有传承的价值。

2015年重庆卷第1～2题，运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二十四节气来命题，材料说明寒露节气在每年公历10月8日左右，第1题设问引起“露气寒冷，将凝结”天气现象的气压系统是什么，第2题又引入一句民间描述寒露时节农事活动的谚语“上午忙麦茬，下午摘棉花”，考查该谚语描述的农事活动场景最可能出现在什么区域。这两道题将自然地理的天气系统与人文地理的农业生产有机融合到传统的节气和农谚中，匠心独运，浑然天成，可谓经典试题。

2015年江苏卷第1～2题，以清明上河图（局部，图略）为背景考查城市区位与城市功能。试题截取了清明上河图中大桥横跨河流的一部分，第1题提问东京城（今河南开封）形成的最有利条件，然后又考查东京城的主要城市功能。从图上可以看出，水陆交通便利是东京城形成的最有利条件。而作为首都，城市功能则以行政功能为主。试题图文并茂，传统文化特色鲜明。

2015年山东卷第45题，则引用一段《明史・五行志》关于1556年1月23日24时左右陕西关中地区发生8.0级以上地震的记载：“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游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设问是“据材料分析此次地震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学生可从材料中获取丰富的信息，包括地震震级、发生时间、余震次数、波及范围、次生灾害等，可谓将史料用活。

2015年北京卷第1～2题则从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太白山记》中选取一段关于太白山北侧山地植被变化以及猎狼人家的描述，考查植被垂直变化规律、过度猎狼对山地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等，情境设置自然与人文交融，在文学作品中映射地理视角，渗透生态观念，较有创意。

总体来看，这几道题运用节气、农谚、史学、美术、文学等作品命制地理试题，开拓了命题素材的空间，具有跨学科特色，也拓展了地理知识的运用领域，体现地理学的学科包容性特征。

六、有待商榷斟酌的试题

2015年各地地理试题整体优秀，也发现有个别试题存在有待商榷之处。

2015年全国卷Ⅰ第37题第（3）问：根据热棒的工作原理，判断热棒散热的工作季节（冬季或夏季）并简述判断依据，分析热棒倾斜设置的原因。

很多教师和学生都说这道题更像物理题，不像地理题。从题目本身来说，要准确进行解答，需要知道所考查铁路沿线冬、夏季节的地温和气温的信息，包括冬、夏季节白天和夜晚的地温和气温，在温度的比较中才能准确判断热棒散热的工作季节。

冬季出露地表的热棒冷凝段温度较低，但是冬季的地温是多少？如何判断气温和地温的高低？夏季出露地表的热棒白天温度会较高，但是青藏高原昼夜温差大，夜晚的情况又如何？还是地下蒸发段低于地上冷凝段？要回答这些季节差异与昼夜差异的问题，需要数据支撑。

第8篇

关键词：民族民间舞；风格；教学；创编

中图分类号：J7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8-0137-02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在浩瀚如星空般的历史文化之中，舞蹈无疑是最璀璨的一颗星，它是一种肢体语言的艺术，是用肢体的律动来表达内心情感和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在舞蹈众多的组成部分中，民族民间舞蹈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各族人民对生活和劳动的一种歌颂和赞美，是每个民族开创时间最早、历史延续时间最长、流传范围最广、最能直接表现情感的艺术形式，也是每个民族最有代表性、最有民族特色、最能反映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的文化传承。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一套反映民族生活、思想情感并有审美特征的民间舞蹈，它们各有特色、风格各异，要想在舞台上更好的展示民族民间舞蹈作品，就必须深入了解不同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下面是我在舞蹈教学和创编中对民族民间舞蹈风格性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一、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点

民俗学教授罗雄岩老师曾说过：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由劳动群众直接创作，又在群众中进行传承，而且仍在流传的舞蹈形式，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表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条件下的文化背景。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想把握一个民族的舞蹈，首先要探知这个民族的文化背景。例如：生活在草原的蒙古族、藏族、塔吉克等民族，他们都把鹰作为歌颂的对象，但在舞蹈中塑造的鹰的形象、气质却各有不同。在蒙古组舞蹈中，鹰的形象体现了生活在大草原上游牧民族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而在藏族舞蹈中，由于藏民大多信奉佛教，有天葬的习俗，他们认为鹰可以把死者的灵魂带给天神，是一种神鸟，因此鹰在藏族舞蹈中更多的赋予了高贵、神圣的品格，更具严肃性；塔吉克族舞蹈中，虽然也将鹰的气势神态和对鹰的崇敬融入于表演当中，但节奏鲜明、风格别致，不论是鹰起飞和落地的跳跃，还是由低到高的连续旋转，都显得无比轻盈、洒脱。所以说即使同样的艺术形象，由于各民族间文化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点。

二、特有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形成特有的风格韵味

民族民间舞蹈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各民族聚居地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变迁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各有不同，进而形成了各民族民间舞蹈特有的风格韵味。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对于各民族地理环境和历史变迁的了解，对掌握民族民间舞蹈特有的风格韵味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例如藏族舞蹈：它源于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原缺氧环境，使人们劳动的节奏不能过于急促；气候温差大，人们多穿着宽大的长袍，劳动时把两只长袖系于腰后，以便双手进行劳作；高原道路崎岖，人们喜欢穿软底、软帮的长靴以便行走，在搬运物品或劳动时，一般不用肩挑，而是用背来背；此外藏族人民在住房、饮食、起居方式等方面，也有着高原色彩与情趣。这些特点综合起来形成了特有的审美特征，所以藏族舞蹈在表演时身体处于比较放松的状态，舞步比较沉重，上半身往下垂，重心向下，膝盖微微上下起伏颤动，这些都与高原地区繁重的劳动生活和独特的历史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再比如维吾尔族舞蹈，它流传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北各地，在它的舞蹈形成和发展中，因为不同的经济、生活、、还有“丝绸之路”商业文化等影响，形成多种多样的表演形式。维吾尔族盛产葡萄和哈密瓜，所以舞蹈动作中有很多都是刻画反映这些的，在音乐节奏上多有切分和附点的节奏，更突出民族风韵。挺胸、立腰、感觉长长的辫子甩在背后，给人高傲的感觉，这就是它的基本体态。膝盖微颤，有连续的也有变换动作前瞬间的，这与藏舞中的微颤是截然不同。表演维吾尔族舞蹈都是眉目传情，表情丰富，再加上“移颈”、“打响指”、“翻腕”这些特有动作，使舞蹈表现得更热情、奔放。技巧运用中旋转用的很多，有连续的旋转突然造型的，也有连续旋转再不断变换动作的，技巧的运用使维吾尔族舞蹈更显难度，这些风格的形成都是与它的民族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相关。每个民族受地理、气候、环境、习俗各不相同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千差万别的舞蹈风格，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才使得民间舞蹈形成了具有个性化、人文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风格，而韵律和体态成为每个民间舞蹈的灵魂所在。

三、不同道具突出各民族民间舞蹈的不同风格

提起民族舞蹈的表演道具，就让人想到锣鼓、绸带、扇子、手绢花，另外还有盅碗、筷子等。每个民间舞蹈都会有特有的一种或几种道具，当然也有不同民族使用同一种道具的，但在细节处一般都会有一定的差别。道具用来表现舞者的内心想法，展现舞者鲜明的舞蹈形象，我们也可通过以不同的手法使用同一种道具而表现出不同的个性。比如蒙古族的“盅碗舞”，是比较典型的，也是现在很多大赛都见过的，该舞蹈一般是女性独舞或群舞，它具有古典舞蹈的风格，舞者头顶瓷碗，手持双盅，在音乐伴奏下，按盅子敲击的节奏，两臂不断地施展屈收，身体一会前进一会后退，表现了蒙古族妇女端庄娴静、柔中有刚的性格气质，舞蹈利用富有蒙古舞风格特点的“软手”、“抖肩”、“碎步”等，表现盅碗舞的典雅、含蓄的风格，呈现别致的舞蹈形象；另外朝鲜族民间舞蹈中的“长鼓舞”也是特有道具运用比较典型的，舞蹈为女性表演的单人舞蹈或群舞，后来男子也有表演，舞者身挎长鼓，右手持竹键敲打高音部的鼓面，左手用掌拍低音部鼓面，高低音的鼓声，花样繁多的鼓点相映成辉，再加上相应的特定舞蹈动作，充分体现朝鲜族民间舞蹈潇洒、典雅、含蓄、飘逸的风格韵味。不同的民间舞蹈都有不同的舞蹈道具，正是因为利用特有的舞蹈道具才使得各民间舞蹈的不同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吸收其他艺术元素形成了特有的表演规律

民族民间舞蹈是群众性的舞蹈，它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在民族民间舞蹈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其他的艺术元素，例如：武术、戏曲、美术等，当吸收了其他艺术元素后，其表演过程便有规可依，有了一套表演规律。比如花鼓灯中的舞蹈动作，大多是从生活中提炼的，又从武术、戏曲中吸收元素，在锣鼓打击配合下，形成了特有的表演规律。其中的挂垫子演员挂上垫子（脚夫上穿着特别的小脚鞋型的跷板）表演时必须踮起脚掌踩着木跷走路，小腿的部分就比较吃力，所以膝部比较艮直，走起路来两腿靠紧，不能窜动，有下沉感，而着地的部分又要扒住地，故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劲，艺人们把它叫作艮劲。它是花鼓灯动作的主要规律，花鼓灯发展至今，在我们的学习中虽然已经不存在“挂垫子”但是表演中它的动律和造型还是保持着，如：半脚尖落地，两膝盖靠拢，两脚要别起来，一脚是重心，另一只脚要交叉点地，腰部稍突出，走起来利索，旋转起来灵活。中国民间舞蹈也是因为吸收了武术中的身法、技艺，地方戏曲等艺术的元素，才形成了富有民族色彩的舞蹈，从而增强了民间舞蹈不同风格的表现力。

五、在民族民间舞教学和创编中的几点体会

中国是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风格特点各异、地域文化鲜明的民族民间舞蹈。作为“艺术舞蹈之母”的民间舞蹈，有着纷繁多彩的表现形式和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需要我们来继承和发扬。作为舞蹈教育工作者，在舞蹈的教学和创编中有几点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一是要对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地域风土有所了解，特别是在舞蹈教学时，一定要对其信仰表示出充分尊重与敬仰，因为舞蹈的最初来源是其民族对其信仰的神的祭祀求拜祈福感恩的需要，从最初的简单粗陋的肢体语言，到形成复杂讲究并且独立的舞种，民族的信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二是要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由于舞蹈是肢体语言的艺术，评论家永远只是一个追风者，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够开阔视野发现不足，从而达到质的飞跃；三是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自我创新，虽然民间舞蹈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形成了一个不变的体系，但却不是要固守民族民间舞代表动作来进行创作和表演，追求精神层面符合民族民间舞蹈的本质特征才是舞蹈创作和表演的精髓，比如舞蹈《扇骨》在创编中更侧重于民族民间舞蹈的文化内涵，在展现民族文化的魅力和感染力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少人很容易把思维规范化，抹杀了原有的创作能力，同时带给观众一个不好的思维定势，这样不仅增加了今后舞蹈传授的难度，使得民间舞蹈的创新和发展止步不前。

传承和发扬民族民间舞蹈是我们这一代必须肩负的重任，因此在舞蹈的教学和创编中，我们更应该懂得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不是单纯的技术技艺传授，更多的是对综合知识的掌握，是对民族民间舞蹈风格性的把握。我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更多更好的舞蹈人才和作品必将使民族民间舞蹈独特的风格魅力更加绚烂多彩。

参考文献：

第9篇

[关键词]横山马市；民族文化；互动交流

[作者]凌绍崇，百色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C95；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144－005

横山马市是南宋时期最大的马市，古称横山寨博易场，通称横山寨。这是南宋时期的名镇，位于今广西田东县城平马镇郊。横山马市的兴起及繁荣，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有着极大的关系。其所形成的横山文化，对于宋代以来岭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横山马市的兴起与繁荣

(一)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的过程

横山寨的得名由来以久。它先于唐朝(公元622年)设立邕州朗宁郡横山县；后来到了宋代，设立了军事行政单位的横山寨；再后来，在邕州横山寨设博易场。于是形成横山马市。1129年(宋建炎三年)起，朝廷派人在此采购战马，宋代周去非撰的《岭外代答》卷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说：横山寨博易场“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人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反映了大理国与南宋以马市为主，开展多种贸易的盛况。时年交易量约1500匹；到1157年(绍兴二十七年)，购买数量增至3550匹。横山寨成为当时岭南及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重镇，商贸非常活跃，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茶马大集，也是茶马古道南路东端起点站。横山马市除了官方的马匹生意，民间的贸易也是十分兴旺。据考证，这一茶马古道是我国古代西南通往印度、缅甸的一条重要的贸易线路，流通的商品以茶叶、马匹、盐巴、瓷器为主，被称为我国西南的“丝绸之路”。由此，横山寨成了广西的贸易中心，商贾云集，兴旺繁荣，横山寨因此而崛起，成为南宋时期最大的马市。

横山系今田东境内右江河谷的一座山岭，延绵数里，气势横亘在河谷平原上，故取名为横山。清代《方兴汇编写》日：横山“在州城东南10里，山势蜿蜒横烈，故名。”横山寨就坐落在这横山山岭的怀抱之中。横山寨外城应是南北宽4公里、东西长5公里的范围。这方圆20平方公里的城区，已经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城市了。横山寨、横山寨博易场、横山马市从唐代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设置的横山县治到宋代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的横山寨被毁，历经六百多年，均为右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一定的辉煌的历史和风雨历程。

(二)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的原因

横山马市所以能够兴起和繁荣，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因素。

1、政治因素

横山寨原为军事管理单位，因横山一带及其周边战略地位显要而闻名。由于局势原因，当时南宋已不能从西北的新疆、蒙古征集战马了，只能转而求索于西南。宋朝为了巩固自己统治地位，加强与番国交趾、大理国之间的联系，在这里设置了这一管理机构，这是非常必要的。目的是加强中央王朝的统治地位，与番国搞好关系，巩固国防，安抚边疆。横山马市与横山寨军事管理单位有着很大的关系。横山马市的形成是在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的贸易发展起来的。中央王朝的需求，促进了地方的贸易发展，同时也促进民间贸易的发展。当时，在广西设立了三个大的博易场，其中横山寨的规模是最大的。

从政治上看，横山寨的设置和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稳定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民族融合，有利于祖国西南边疆的发展，丰富了中原与面西南边疆各族的生活，有利于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有利于边疆的发展。宋皇佑四年(1052年)四月，依智高举兵反宋失败后，宋代继续在西南地区实行羁糜制，这是中央政府间接统治岭南这一块由少数民族所组成的政治区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横山马市得到了兴起与繁荣。

2、经济因素

横山寨是宋朝中国西南最大的贸易市场，是宋王朝和西南大理、南诏进行物资交流的重要贸易点。随着横山马市发展一直延续至南宋末年。这期间，横山寨成了西南经济集贸中心，商贾往来，马匹、茶叶、日用商品交易日益增长。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换也随之兴旺起来，加上横山县治所在、横山寨驻兵，人口多了起来，横山寨便形成了大集市，这是经济贸易发展的结果。

宋代在这里设立马市，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马匹交易市场，从这里运走不计其数的马匹支援北边的战事；云南和广西都是产茶和马的地方，是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古茶马道南路的东起点，当时商贾云集，南来北往的茶叶、盐铁、布匹、丝绸等货物也在此交易，是有名的“茶马古道”，可以说当时的横山寨异常繁荣昌盛。

3、文化因素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总是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是经济的反映，文化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横山马市贸易的发展，自然促进了横山文化的发展。横山文化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横山文化是壮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西南文化的互动交流的结果。民族经济的融会，推进了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而文化的交流，语言的沟通，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又促进了横山寨市场贸易的繁荣。

4、地理因素

横山马市交通便利，靠近右江边，是宋代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是邕州通往云南的通道口，南宋决定设马市于横山寨是由其交通地理位置决定的。“运马临安山十分方便”。从水路上看，自横山寨东下可达邕州、梧州，经珠江水系又可从灵渠进入长江水系经湘水、洞庭进入中原，江南的商品，下漓江、郁江进入右江，船运到横山寨；往西沿右江、西洋江、驮娘江可往云南；往南经右江东下拐弯左江可通往交趾。从陆路上看，从横山寨沿着茶马古道这条文化走廊，往今广西德保、云南富宁源源不绝地传播到西南各地，大西南各古国，如大理、罗殿、特磨道以及黔西面直至缅甸、印度直到西亚，重新开辟了一条中国大西南的丝绸之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马古道。后来横山寨演变成了茶马古道东端的起点站，进而成为南宋中国一个颇具特色的马市大集。这与其地理位置都有很大的关系。

二、横山马市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过程和发展

(一)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过程

随着军事和民间贸易的发展，横山马市汇聚了各路人员，中原汉人来到西南的横山马市，与当地壮族和西南各民族人民集中在一起，进行了贸易经商，这是一次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机会。在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过程中，横山寨不但成了南宋官方的交易场所，也成了西南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的地方。在当时南宋中国，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成了壮族与其他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提高的见证。大量汉人定居横山寨及其周边，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影响了当地土著民族。如宋朝时道教沿珠江流域从湘粤向桂传播，道士足迹遍布壮族地区，道教在壮族地区进入全盛时期；道教等汉族宗教文化的南传提升了壮族原始宗教文化的层次，促成了麽教这一壮族原生性民

族民间宗教的形成。由此可见，横山寨不仅是壮族古代的经济繁华之地，也是文化昌盛之都。

(二)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中转站

横山寨不仅具有商埠的功能，成为一个茶马大集外，而且还起到了文化中转站的重要作用。所谓文化中转站，就是将先进文化不断向前推进地方，具有运筹、中介、协调、传播的功能。据史书记载，“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大理“每贾人到横山，多市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本草、王叔和胍诀、千金方等书”，可见横山马市还是一个重要的书市，汉族文化和壮族文化在这里得到互动与交流，这种互动与交流所产生的创新文化，从横山寨沿着茶马古道这条文化走廊，源源不断地地传播到西南各地，深刻地影响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横山马市的交通便利使中原和西南边疆往来密切，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结果――横山文化的发展

横山文化源远流长。横山马市是南宋最大的马市，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昌盛之都，这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横山文化由此而来。可以看出，横山文化发展包含着几个特性：即民族性、兼容性、多元性。

1、民族性。横山文化产生于桂西壮族地区，成为岭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壮族文化吸收汉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一种创新文化。融合与交流是横山文化形成之基石。人们对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和期望，是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合我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优长，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部分，并使之适合时代的需要。可以说，横山文化正是壮族布洛陀文化、铜鼓文化的再生与发展。壮族的古壮字也正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古壮字亦称土俗字。兴于宋而盛于明清，既有碑刻，且有大量的师公唱本和民歌抄本传世。再如壮族“唐皇调”等音乐曲艺是用壮语演唱的长篇曲艺，唱本有《李旦与凤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内容多是内地汉族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长篇曲艺是怎么传人呢?那是汉族商人、文化人从外地传入横山马市，然后与壮乡的山歌相结合，成为有浓郁壮族特色的文艺表演形式，长篇曲艺起于宋而盛于明，它是典型的市民文学。长篇曲艺在今田东能广泛流传，说明古代的横山寨及附近的平马已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文化需求直接刺激了曲艺艺术的兴盛，使横山一带成为壮族文学艺术发达的地区。

2、兼容性。横山文化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的表现形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横山文化是一种包容性较强的文化。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多方面，其中包括的“和亲”、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等因素都在横山文化中表现出来。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主要因素是婚姻。在民族文化互动中，婚姻结合的濡染是最长久的和影响是大的。当中央王朝的兵士和中原的商人，由于各种原因，留在边疆，就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女子通婚，形成了新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横山马市的兴起和繁荣，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有力地加强了中华民族一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在精神文化的创造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绚烂多彩、各具特色。各自的民族语言、文学作品、民族音乐舞蹈等，在这里交汇融会，，如产生在横山一带的壮族《嘹歌》、《排歌》等鸿篇巨著，就兼容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的因素。在长期的交往中，壮族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互相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铸造了祖国的灿烂辉煌的文化。

3、多元性。横山文化之所以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的典范，是以其有着多元性的特征。横山文化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吸收有益外来文化，而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比较早的地方文化，促进了民族融合。在集市贸易中，壮族与汉族和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所形成产生的横山文化自然带有多元性的特质。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是多元性文化的基础。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重要渠道是经济贸易。横山马市正是具有这样的功能。横山马市的经济文化幅射功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为了发展生产和解决生活之需，壮族在积极与汉族及周边的其它民族发生了贸易关系，从而在聚居地与其它地方连接的要道处形成了以横山马市为辐射的众多的墟市，马市贸易刺激了横山寨及沿途贸易。

三、横山马市对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意义

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体现出一定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即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接触、交往的形式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和。这种关系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横山马市对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具有一定的意义。

首先，民族经济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认为，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也将发生剧变，上层建筑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起推动或阻碍作用。横山经济贸易发展，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的融合，首先是民族经济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横山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假如经济发展得好，可以给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物质保障；在横山马市的贸易发展中，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汉文书籍、缯帛、磁器、沉香木、甘草等药材和手工业品，内地先进的科学文化传人广西，对文化、农业、科研、医药等方面起了促进作用。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

第10篇

城市与文化与生俱来就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代表着一个城市的软实力，城市是文化的一种物化表现形式，是彰显文化魅力的重要载体。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造城运动”也在不断地推进，“千城一面”和“特色危机”已经成为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

城市常常被称作是某个地方，而这个地方被认知的前提常常是它具有特定的文化特质，而每个城市都是由大大小小形形的小地域组成，这些小的单元、小的地方就是特有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和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生活中的元素在不停的变化，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也失去了其原来的特性，很多城市之间都变得大同小异，这些就是组成城市的各个因素在变化，变的失去了原来所拥有的文化因素。随着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西方地名和西方式建筑的出现，都表现出我们传统建筑文化的流失，同时也使我们城市发展的文化特色流失。

从远古开始我们的城市就历经万般磨难和沧海桑田，才逐渐形成了地域性，表现出浓郁的地方文化、历史风格及空间结构和意象，包括 “江南楼台”、“塞北风情”、“齐鲁风采”等，从而出现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独特的文化要素。“北京元素”、“上海元素”、“杭州元素”“周庄元素”，这些都可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有单一性的文化元素。其实很多时候，在特色文化城市构成的过程中，人们对有些元素的感知却有着不可捉摸的戏剧性，使之成为仅仅和我们擦肩而过的风景。

中华文明得以千年延续的力量所在就是不论大城市、小城镇还是小村庄，地方性的特色都十分明显，许多地方特色文化都有可能为平民百姓所创造。在古代，宁波大多数聚族而居的部落，都会有一定的公共空间，且都有一定的规模，比如祠堂、水井和广场等，而祠堂一般采用轴线对称布局的格式，包括大门、仪门、正厅、后寝等设置。这些公共空间的用途不同，含义也迥异，但总体来说，都是供家族或成员聚集的场所，正因为这个场所的存在，才使得家族成员间有了一定的归属感，保存了家族实力。

斯宾格勒说过，文化都是以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从土生土壤中萌发出来的，并携带着那片热土一起，以自己的表达方式存贮于世，以固有的文化方式表达着自己.所以需要我们能够从新的社会发展高度认识特色文化城市研究的意义，借此发现、创新，从而创造出特色文化城市和城市特色文化的统一。而这些设计实际上是建构属于城市的一种新的文化关系、一种文化意识、一种文化模式。

在城市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发展的竞争中，越是具有典型“地方精神文化”价值的城市，越有着地方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换性，从而，在整个世界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对自己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形成自己的定位，这就形成了城市地方性主义的现象。这种现象已介入全球城市价值链，从而也没有了地方性特征，也就少了城市的优势和特色文化，当然，这些就直接影响了城市文化资产的再生能力。

2、地方传统建筑风格对塑造特色文化城市设计的影响

建筑也是一种文化，它时刻承载着历史文化的传承，承载着人类的文化回忆和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筑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一种文化和传统的载体；只有保存城市的相关记忆，保存历史的延展性，才能保留住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

（1）宁波传统建筑文化形式丰富

宁波现存传统民居大多建于明清和民国时期，这些建筑风格多样，各具特色，具有那个历史时期江南水乡山乡的传统风貌和浓郁鲜明的地方特征。

宁波市传统建筑的特点主要有：布局讲究注重风水——如青石街洪宅、郁家巷盛宅等；因地制宜别具匠心——如莲桥街胡宅、天一阁等；务实实用儒雅大方——本地产杉木、梅园石等主要建材；低调内敛张弛有度——如毛衙街士大夫第等；注重细节崇尚传统——如中营巷赵宅、郁家巷杨坊故居等；勇于突破推陈出新——如府桥街周宅等。

（2） 宁波传统民居院落富有特色

宁波传统民居的院落属于对外封闭式样的建筑，并通过天井、堂前即穿廊等来达到通风的效果，尤其是春夏天气比较潮热的季节，这种通风系统就能起到很好的风干作用，另外，由于外墙没有设置窗户，所以来自天井的太阳光为主要的采光方式。

宁波传统民居是建筑风格多样，特色明显，具有古代江南水乡、山乡的朴素传统风貌和鲜明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与人们的生活习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布局多讲究主次和主从、层次和序列的关系，注重风水习俗，充分体现了“天水合一”的居住理念，如青石街洪宅、郁家巷盛宅等，都是依凭主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个人爱好、家庭成员结构等方式决定的。

天井院落式民居，则是三面房屋一面墙，还有的是四面房屋围成一个庭院，在庭院中间特意留出一块空地，作为天井，这种式样被称为三合院和四合院，正屋则有三间或五间，而楼房，在厅堂或正屋两侧设有楼梯，有的占地面积比较大，分为前院和后院，沿中轴线正屋前后院二进或三进，东西两侧建有厢房，前后及正屋与厢房之间大多数有廊弄相接，有的还建有私家花园，里面有假山、亭廊、水池等设施，布局巧妙，别开生面。

近几年，传统的、民族的、地方的建筑元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建筑师，他们尝试传统与现代结合，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建筑。如何才能做到既适当满足人们对传统生活的眷恋、又可以继承地方建筑的风格？尝试研究传统建筑，在现代建筑（尤其是住宅建筑）中应用传统建筑风格的想法值得探讨。

与传统的风格不同的现代建筑成为了宁波的一大亮点， 宁波博物馆建筑风格独特，以地域文化特征、传统建筑元素与现代建筑形式和工艺融为一体，造型简约而富有灵动，外观颇具创意。同时以从民间收购的明清黏土烧制砖为建筑外型贴面，工艺独特，为国内首创，颇具视觉冲击力，令人耳目一新。

3.城市建筑规划发展对策研究

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应该想到，我国城市在建设中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是否着重于经济发展而忽视历史文化的保护；是否着重于城市的拓展而忽略生态环境的统一；是否着重于城市物质建构而忽视精神文明的弘扬；是否着重城市外观外貌而忽视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否着重数量而放松质量的把关等等。因此，在规划城市建设中，应该促进城市的协调发展，保障城镇化进程的科学性、合理性。

（1）宁波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有效转化

文化的传承与社会的变迁，是任何文化社会都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而文化的传承又在社会的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宁波的传统文化中，在其存在的整体框架中，都能体现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和转化，这些包括了物质形态和社会形态，也包括了其所有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单独对宁波传统建筑文化来看，应该归结为单纯观念性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传承，对于形态和结构方面，那就是转化。

在我国，传统建筑以庭院组合形式为主要方式。在这里，庭院一般情况下所起的作用是承上启下，即起着承、转、合的承接作用。回望我国建筑的发展史，不难看出，我国的传统建筑一般都是沿用了几千年形成的一种固定的模式，即围绕一个中心布局而形成的建筑群，这种建筑群的设计法则到现在逐步演变为一种主要的设计方式。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科技的提高，新的技术形式衍生着更加有创意的思路，体现在现代建筑造型设计中，不断呈现出对建构规则局限性的突破。

（2）宁波现代建筑的功能更新与传统风格建筑的统一性

在一些发达国家，建筑师在建筑方面的设计思路比我国要超前，也就是说从设计到材料，再到技术应用方面都比我国先进很多。比如宁波的月湖盛园就是如此，它在秉承传统建筑理念、满足现代人居住功能的条件下，在商业社区空间格局上进行了创新，逐渐建成了融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于一体的集合式住宅。月湖盛园在设计上，体现了房间的设计原则，那就是均匀布置在周边，这与现代宿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在布局上又明显比现代宿舍有着更为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增加了社区邻里之间的亲切感。不仅如此，在内部空间布局方面，月湖盛园还增加了更多适合现代人居住的新花样，尤其是独立的厨房设计，还有独立的浴室造型，在楼层间还单独设置了供大家活动的公共空间，用于自由走动。

（3）宁波现代建筑风格形式与传统建筑风格的统一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建筑文化风格也发生了巨变，人们开始更加注重物质文明和人文精神的高度和谐统一。因此，对老祖宗留下来的建筑精华部分开始了有意识的保护措施，对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工作提上了日程，开始注重历史风貌外延的扩展。我们知道，和谐美是建筑形式美的基本要素。而一些现代建筑为了彰显其个性美，往往特立独行，忽视了与周围建筑相得益彰的融合性，因而也就失去了和谐美。所以现代建筑要注意与周遭传统建筑保持相对的一致性，使得外形和平面布局方面力争与周遭建筑保持风格上的统一。

宁波博物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整个设计以创新的理念，充分体现出独特性、艺术性、经济性、超前性、功能性、安全性。主题馆是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是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港城，是宁波帮的故乡。碰撞与融合，学习与创新，书写了中西文化交流史浓墨重彩的一章。

宁波要发展，既要发展现代建筑，也要保护原有的建筑特色，尽量保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修复和补缺的部分也必须跟原有部分形成整体，保持景观上的和谐一致，增添部分必须与原有部分有所区别，使人能辨别历史和当代增添物，以保持文物建筑的历史本真性，使建筑物与其存在环境相得益彰。同时还要加强长远规划。规划是龙头，保护必须以规划为前提，规划必须先行。具体的措施，第一，作规划性保护。由于古建筑既是历史的遗存又存在于发展中的城市，它既要保护又要发展。在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建筑文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如果全改变了，就不能说明当时的历史，进而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第二是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完整面貌虽然早已改观，但是古城的古街道、古居住区、古建筑、文物古迹等等仍然保存很多，要想办法把它们保存下来，可采取点、线、面的保护措施。第三是新建筑高度控制的保护，高层建筑是对古建筑风貌破坏威胁最大的因素。一座古城中，座座高楼崛起，把古城的格局、古建筑、文物古迹全都淹没了，也就无古城风貌可言了。

穿越时空，徜徉历史长河，希冀宁波的城市建设，体现传统和当代人文精神，弘扬“诚信、务实、开放、创新”，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将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全面推向新阶段。

参考文献

1. 李彩霞：《浅谈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设计的趋势》，载《环渤海经济瞭望社会发展》，2008年第7期。

2. 赵艳君：《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的文化》，载《山西建筑》2006年第12期。

3. 吴良镛：《广义建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版。

4. 王建国：《城市设计》，载《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年第9期。

5. 王飒、汪江华：《传统建筑技艺内涵与当代传承方式简析》，载《新建筑》2012年第2期。

6. 蒋雪峰：《从“建筑花格”到“建筑表皮”—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载《华中建筑》2012年第2期。

7. 颜红影：《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创作》，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 宁波市科技计划项目（课题） 计 划 编 号：2012A10011

项目（课题）名称：现代都市目标下传统建筑传承对塑造宁波特色文化城市的作用及其发展模式

第11篇

〔关键词〕广州通商；十三行；行商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6000306

一、广州十三行兴起的背景——广州通商

广州十三行也称为公行，十三行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管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要追溯十三行的发展变迁，不得不从广州对外通商港埠说起。

（一）广州通商的历史渊源

中国早期的对外贸易往来，特别是对西亚与东欧的贸易自汉代就开始了，但海上贸易的发展远不及西域丝绸之路。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和沿海港口商埠的发展，海上交通枢纽日渐强盛。

广州（古称番禺）为广东的省会，地处珠江三角洲要塞。广州以下，以珠江直入南海，港口宽阔，河网密布，百川交汇。从广州港出发入南海，西行到印度洋，可通往西亚、北非和南欧诸国；南行直达东南亚，经过太平洋与美洲各国交往。因此，它也顺理成章成为中国通向海外贸易的南大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置南海郡，此为广州建立之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处近海，多犀象、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即可知广州在秦汉时便展现出“番贾充斥”的繁荣景象。

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设置南海县，县署设于广州。唐朝时设广州都督府，仿隋代交市监，置市舶使于广州。广州在北宋初已经成为重要的外贸重镇，宋代在唐代市舶使的基础上设立市舶司来管理对外贸易。市舶司是集海关和贸易于一身的外贸管理机构，其经济职能包括阅货、抽解、禁榷、和（博）买、向中央纲运交纳钱物、治理港口和修筑城池；行政职能体现在监察和荐举地方官员，发放进出贸易的公据，执行国家的禁令、接待管理外商、参与组织祈风典礼、维护地方治安和剿灭盗贼等[1]。

17世纪后期大清帝国进入康熙盛世，1683年清，审时度势的康熙帝为了振兴经济，下令解除明代以来实行300余年的禁海令，准许中外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1685年粤海关在广州正式成立。粤海关的建立取代了宋代的市舶司，从此商人进出港必须向粤海关缴纳关税，粤海关肩负起中外贸易的管理职责。

中国南方四大海关通商后，极大地触动了资本主义逐利的神经。资产阶级革命后蓄势待发的西方诸国正努力扩大市场，寻找资源，而在中国，他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商机与极佳的经商环境，东西方之间建立频繁的商贸联系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强大趋势。

（二）广州“一口通商”的形成

封建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的观念自居，反映在贸易制度上，就是“四夷来朝”的朝贡体制。明代东西两洋诸蕃来朝贡，蕃商同来，实行“贡舶贸易”，贸易办法规定每个国家在一个口岸登陆，这首先是接待上的方便，更重要的是管理上的方便。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广州设怀远驿，专门接待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贡使及蕃商进行市舶贸易[2]。《江南经略》云：“凡外裔入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广东者专为占城、暹罗诸番而设。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在浙江者专为日本而设。”满州人取代朱元璋统治后，接受了大部分的“对渡口岸”的传统，在与台湾的交通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例如，规定以蚶江对渡鹿港，以淡水对渡福州，以厦门对渡台湾府（台南）[3]。这样政府可以设官以便利稽查和征税。但清代的海上形势和经济景象与明代有着较大变化，中西航线的开辟和世界市场商品需求的扩大，促使这条海上的丝绸之路无比繁荣。

开放海禁后，西洋和南洋各国商人来中国的目的不再是“贡舶贸易”，清代原来指定的“对渡口岸”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外国商船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主要穿梭于四大通商口岸之间。但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宣布所有外国商船只准在广州停泊与贸易，沿海其他海关对西方一律关闭。中西方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一时间集中到了广州。这是清代外贸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变动。它使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广州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持续百余年直至爆发。清政府为何要在开禁后又关闭，关闭的同时又保留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呢？清政府在四口通商之后，外国商人多次违反清政府禁令，并有“移市入浙”的趋势，企图直接打开中国丝茶产区的市场，使宁波成为另一个澳门；贸易之外的文化上的冲突也是存在的，并且日益尖锐，这些形势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认为江浙是华夏文化礼教之乡，而且物产富庶，如果渗入外国势力，会对其统治不利。此外，粤海关在四口通商时期，80%以上的外国商船都泊靠于广州港，广州是世界各国与中国贸易的集中地，其他三处只是附属而已；广州拥有成熟的洋行制度与经商奇才，更重要的是粤海关海防也比浙海关坚固，有利于防范外商并保证巨额税收。因此，乾隆皇帝首先下令增加浙海关税收，以抵制外国商船北上，使其无利可图而返回广东。但此举仍然没有效果。于是，清政府宣布彻底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自此，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海上对外贸易口岸。

（三）广州十三行的兴起

梁廷枬在《粤海关志》中写道：“国朝设关之初，蕃舶入市仅二十余舵。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番人制也”[4]。这说明了两层含义：第一，十三行于明代时已存在，其前身是牙行；第二，十三行所在的地点沿习于明代怀远驿。明代有限的海外贸易活动主要以朝贡贸易为主，从洪武初年设立市舶司直至明末，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控制。市舶司是官办管理贸易的机构，主要管理沿海少数城市对外的朝贡贸易，对民间的商贸往来管理极其严格。但随着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日益活跃，商业活动日渐兴旺，外国商人不断冲击着海禁。

广州作为开禁后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海外贸易日渐鼎盛。由于长期“闭关锁国”，清政府尚未形成健全的贸易制度。开关初期，大量西方船只到港时，组织混乱，外国商船被拥堵在港外，官员们无法控制局面，也给商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清政府无力直接控制对外贸易的时候，一个更为有效的手段出现了。沿海经济的繁荣造就了众多精明强干的商家。来自广东、福建和安徽的一些商家在与外商长期的贸易往来中获得信赖，1686年，即粤海关开关的第二年，广东政府招募有实力的商家，最初确立为十三家，称为十三行。这一名称并不反映商家的实际数目，历史上洋行的数目最多时有几十家，最少时只有四五家。但十三行约定俗成，成为广州对外贸易洋行的统称。

十三行是在明代市舶司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官控商营的新制度。这一制度赋予行商垄断专权，允许他们代表官府去经营对外贸易，代表粤海关征收关税。但十三行不具有行政管理权力，它是清政府在调节“闭关锁国”政策与外国通商压力的矛盾下的权宜之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十三行制度推动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

二、广州十三行的性质与管理制度

广州十三行是官方批准的对外贸易机构。它是明代的朝贡贸易向清代的海关贸易转变的产物。它由官方管理，由经官方审批的行商经营，逐步形成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制度——当时的外商称之为“广州制度”。从官府角度来说，十三行是外商的代表；从外商的角度来说，十三行又是清政府的代表。粤海关直接领导十三行，十三行的行为受到粤海关的监管。十三行作为外商和清政府之外的第三方，以官商、税官和外商的多重身份出现。

（一）保商制度

由于行商控制了广州口岸全部的对外贸易，每年总额达百万元，受益良多，责任也重大，有效地监督和管理外商需要特殊的手段。“凡粤东洋商承保税饷，责成管关监督，于各行商中，择其身家殷实居心笃者，选派一二人，令其总办洋行事务”[4]。1745年户部从二十多个行商中选出了五个财力雄厚的人担任保商。“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税；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4]。1754年保商制度正式建立，1755年把所有与外国商船的交易限定由行商经营[5]。

保商制度规定，外国商船或其人如果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后果皆由行商负责。由于行商被认为是外商的及行为的管理者，“应当而且能够管理及控制广州商馆外国人在国内的商业行为及其生活起居。行商具有保证他们守法的责任” [6]。对于外商而言，他们对行商也充满了信任。《广州番鬼录》的作者亨特，1829年加入美商旗昌洋行，在中国的保商是“浩官”“浩官”是指怡和商行伍秉鉴和伍绍荣父子，这里指前者。“官”是尊称，为名字的一部分，相当于英文中的先生，实为控制与管理之义。，他认为“行商在所有交易中，笃守信用、忠实可靠、遵守合约、慷慨大方”[6]，并戏称“浩官”为他的教父。足见行商与外商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牵制的复杂关系。

（二）对外商在华经商活动的管理制度

1720年行商在广州成立公行，订立了一部含十三项条款的行规来协调价格与交易程序。为了防止恶性竞争及商品价格的动荡，“各行商应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7]。公行排斥非公行成员，非公行成员不得参与对外通商。行商垄断了广州贸易，控制了大部分重要的进出口货物的销售，如茶叶、丝绸、瓷器和大黄。外商运来的货物也一并由行商代为销售，外商需要购置的货品也统统上报给行商统一采购。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政府再三申令，使对外贸易完全操纵于行商之手，绝对禁止散商及店户参加。公行建立后遭到外商的反对，曾一度被废除，但不久又恢复了原状 [5] 。1760年清政府再次规定，外商只能与公行行商进行交易，行商包揽贸易的权力极速扩张。尽管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按规定对外贸易仍只限于行商，但实际上已经有了较大变通，除极重要的商品，如茶叶、生绵和纺织品仍由公行一手操纵外，其他商品多由外商与公行之外的散商交易，这也是中西间利益较量的结果。

在管理对外贸易过程中，行商主要承担监管与纳税的责任。只有行商才能与粤海关这一官方机构交涉，这样可以使外商省去进口报关纳税的繁琐事宜。同时，由于行商是得到官府承认的唯一合法机构，从行外买进的商品，如果不通过行商无法运出。因此，“通过行商采购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取一部分手续费，然后以行商的名义办理出口报关”[6] 。在通商季节开始时，西方舶来者先要到澳门雇佣一名航路引水员、一名通事和一名买办。买办包办船舶及船员的给养，然后驶向虎门办理丈量及交费手续，在办完一应手续后，才获准在黄浦下碇。在黄浦，货物转给行商，由行商确定货物的价格，同时，外商也只能通过这位指定的行商采购货物。承办外商业务的行商对外商负全面的责任，包括安置住所与推荐买办、通事和银师等。根据公行的规定，一个行商不得包揽一艘外国商船上一半以上的货物，待他们将剩下的货物按程序卖给其余的行商后，外商就必须立刻离开广州回国或驶向澳门。

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要承担各色各样的苛捐杂税，主要分为三大类：船钞、规礼和关税。“除船有‘船钞’，货有‘货税’，分别船之等次，货之精粗输纳外，依照粤海关则例：其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 规礼是性质复杂的极其不正规的收费，包括开舱费、验舱费、银两秤量和成色的差额费等，实际是一系列名目繁多的勒索。、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条；又放关出口，书吏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名目之多，不胜枚举。而又不分船只大小等次，一律于‘船钞’、‘货税’外完缴”[7]。 “广州海关需索层出不穷，每船，通事索费250两，买办索费150两，船只丈量费3 250两，其后亦不过减至2 962两而止”[8]。广州贸易，初有“百分三”之税，后又有“百分四”附加于正税外，其后又增至“百分六”，雍正六年（1728年）增设“百分十”之税，遂引起外商强烈之抗争，后经过调解，由行商代垫税金。但此项“百分十”之税一直执行至乾隆改元（1736年）才进行裁革。1750年政府下令由通事缴纳船钞及规礼银两，保商制度建立之后，改为保商缴纳。乾隆十九年（1754年）政府下令以后所有外国商船的船税与贡银、行商与通事的手续、出口货税和采办物品等皆由行商负责，并反复重申除行商团体之外的散商不得与外商进行贸易。行商在贸易领域的垄断地位日益巩固，相对来说，外商也愈受压迫。

（三）对外商个人行为活动的管理制度

广州当局对于管理外国人的看法是，贸易已经是给予洋人的一项恩赐而非其他的特有权利。1792年乾隆致英王乔治三世函中有语：“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这种恩惠思想指导下，洋人理应规范自己的行为，有义务服从一些行为规定。1759年“五条规则”在经历了洪任辉事件后由两广总督李侍尧颁布，之后修订为“八项规章”，在1810年由嘉庆皇帝颁发一道谕令再次加以重申，整个19世纪都不断地对规章做了许多增补与修正，最终形成的行为规范包括：外国兵船须停江外，不得进入虎门；妇女、枪炮、戈矛和其他任何武器不得带入商馆；行商不能拖欠夷人债款；外商不得雇用华籍仆役；洋人不得乘轿；夷人不得入省河划船游乐；洋人不得呈递禀帖，如有陈述，必须由行商转呈；抵达之船不得在口外游荡，必须直入黄浦。在规定季节之后，洋人不得逗留广州，必须在他们的货物卖尽和船装好之后，回国或前往澳门。这些规章规章制度时常由通事通事是为了方便行商与外商、外国官员与海关的联系而设置的职位，具有执照，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带到商馆中传读，震慑着夷人的神经，绽放出大清皇帝不可一世的权威。“管束洋人的规程引起了这些商人的不便，但在中国可以迅速赚到钱的愿景缓解了这种暂时的痛楚”[9] 。

三、广州十三行的衰落

“咸丰六年（1856年），亚罗船期事起，英军再攻广州，居民愤慨外人频年横暴，不问黑白，烧夷馆，洋行被殃及，尽成焦土”[7]。十三行的命运遂告终结。自粤海关设关时，十三行自存在至终结经历了160余年的历史，它的陨落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十三行在“一口通商”背景下运行是封建社会后期市场的最优选择，在制度安排中，确定其作为唯一代表与西方进行贸易，这一规定确定了十三行独一无二的先占优势，但保商制度让他们身负沉重的枷锁，一损俱损，步履维艰；无穷尽地为皇室的纳贡、捐摊和勒索而疲于奔命，破产待亡；身陷外债的恶性循环像琐住的咽喉，不得喘息；鸦片走私、战争和世界经济的大局势让这个苟延残喘的制度彻底毁灭。

（一）保商制度——责权利的不平衡

保商制度实际是清政府对行商和外商的双重牵制。行商要保证外商在华经商和个人行为等方面符合规章制度，如果外商在经商或生活起居方面违反了清政府的规定，行商都要受到牵连。“行商控制了广州口岸全部的对外贸易，每年总额达数百万元，受益固多，责任亦重。外国商船或其人如果违犯了规条，俱由行商负责”[6]。 “对于各国船只应纳之税额，固须负连带支付之责任，即船员水手之犯罪案件，亦须负责” [7]。保商制度无疑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保商往往因为外商不遵守清律而受到牵连被免去行商的头衔或受到严厉惩罚。雍正六年（1728年）外国商船“哈里森号”因不同意被丈量，海关监督召集行商，限其三天之内缴纳丈量费，否则将全体行商清退。嘉庆五年（1800年）港脚船“剌必臣号”因走私羽纱，丽泉行商人潘长耀被罚，罚金是走私货值的100倍。

在行商作为外商保商的同时，政府也要求行商彼此之间互保，共同承担债务及课税的责任。据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1817年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怡和行伍浩官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 000两，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外商作为独立个体或商人组织，他们具有较强的逐利性，行商无法完全控制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因此，保商制度使行商受牵连与惩罚的事件屡见不鲜。实际上，虽然行商被赋予贸易专权，但其行政权归于政府，经济的权利与政治的权力没有高度统一，势必在享有利益的同时却要承担莫大的风险。

（二）海关苛税与陋规

清政府设海关通商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增加政府税收。粤、闽、江、浙四大海关中，外国商船云集的粤海关的关税额所占比重最大，约占全国关税总额的1/3。其关税额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在大幅度地增长。雍正初年粤海关的关税定额还只有四万余两，乾隆初年增加到二十万余两，嘉庆四年各海关对关税定额进行了调整，其中，浙海关和闽海关两关关税定额均有削减，而粤海关关税定额大幅度增加，在道光年间每年竟达一百数十万两 [10]。

在广州作为唯一通商口岸后，粤海关的巨额税收成为皇家内务府的重要财源，关系着皇帝的生存。苛税猛于虎就不足为奇了。海关的税目种类繁多，规礼无数。在公行成立后的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入粤海关的船舶附加税最初为百分之三，后在雍正六年增加到百分之十，此为货税。外国商船的进口与出口，设有船钞，“分一二三三等，征收一千一百七八十两至一千三四百两”[7]。船舶碇泊在黄埔的日费，计有11种不同的名目，共达11 230两银子，以通常约3个月的停留计算，总数约1 000两银子。此外，通事还必须为船分送规费，到达时付25两，离去时付30两[5]。除货税和船钞外，海关的勒索陋规严重。1759年英商与通事洪任辉越过广州到宁波贸易后，前往宁波进行贸易的外商增多，“广州市舶突形减少，1759年，洪复趋浙江，被迫返棹，乃北赴津沽，卒被告送回广州”[7]。此事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两广总督在呈皇帝的奏折中指出：“拟将粤海关征收外洋番船现行各项税则令浙海关悉照征收。其正税则酌量加征一倍”[3]。由此可见，粤海关的关税远超宁波海关。在洪任辉被拒从宁波出港时曾控诉粤海关的勒索陋规，“每船放关，总巡口索礼十两，黄埔口索礼十两，东炮口索礼五两；充每船买办，总巡口索礼五十两，黄埔口索礼三十两；每船验货，总巡口索匹费一百两……夷船进口同出口，每船缴番银一千九百五十两，又有梁期正银一项，每船征银一千一百七八十两不等，两项合计，原有三千一百余两”[7]。另外，每船有陋规花钱，“从前总巡、黄浦二口十三元，东炮台六元半，以为饭食、灯油等项费用”[7]。

（三）对行商的敲诈与勒索

除关税和规礼外，对行商的敲诈与勒索也与日俱增。要成为行商，入行会要向政府上交一大笔会费与贡银。1839年行商积欠商捐摊缴贡银数至百万之巨。例如，怡和行商人伍绍荣欠交戊戌年备贡银2 710两，广利行商人卢继光欠交戊戌年备贡银6 034两。除上缴贡银外，政府还经常以公益事业、公共建筑、赈济灾区或夸大长江、黄河泛滥造成的灾害为由向他们索要捐助款项。例如，道光六年回疆的军需费用，每户行商捐银60万两，虎门修筑炮台，每户行商捐银6万两。

此外，每年粤海关都要采购大量奇珍异宝献给皇帝。例如，每年由粤海关筹备的官物：紫檀、花梨、乌木、羽纱和洋金银线等，向来定有“官价”比市价低，实际上是由宫中派遣的侍从以较低的价格从外商手中购得，其中的差价必然由行商来承担。此外，有些御用官物由行商共同购进，实为政府强迫行商以高价购买进奉皇上。难怪有记载称：“行商破产之一部分原因虽由于骄奢逸，无可避免债务之梏桎，然根本原因则在饱受政府大吏之苛敛勒索所致”[7]。

（四）外债与摊偿

清政府为了避免中外的债务纠纷及外商滞留中国，不允许行商拖欠外商款项。但行商因为拖欠外商债务而倒闭的现象从未停止过。商欠开始至行商走向衰亡经历了三个时期，自康熙至乾隆时期（1716—1795年）为初步发展时期，嘉庆时期（1796—1820年）为进一步恶化时期，道光时期（1821—1843年）为行商的终结期。1782年许多广州商人已对外商负了很重的债，数目高达3 808 075元，他们面临着无法偿债的困难[5]。1782年“公所基金”成立，这项基金是由对外贸易上直接征收百分之三的金额取得的，用做清偿拖欠、罚款和亏折等方面的债务[5]。“公所基金”的成立未成为行商救命的稻草，行商也没逃脱因商欠被革职充军的命运。在乾隆四十年后，行商对外贸易权利加强，同行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行商赊欠外商的现象更加普遍。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丰进行行商倪宏文赊欠英商货款一千余两，被发往伊犁充军，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泰和行行商颜时瑛和裕源行行商张天球借英商银两，被革去职衔，两行资产和房屋变卖缴完税费后，被英商收领。不足银两由行商潘文岩等分做十年偿还。“1779年行商接受外资及货物总额为一百零七万八千九百七十六圆，此时英债权人所提出的债项连同复利竟达三百八十万八千七十六圆之巨”[7]。随着商欠的扩大及政府要求行商共同承担债务的责令，行商倒闭的序幕也缓缓地拉开了。道光四年（1824年）至九年（1829年）丽泉、同泰、福隆、西成和东生商行相继倒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33家商行中有24家因为商欠而破产。

（五）鸦片走私、战争及世界形势的变化

中国沿海口岸的开放吸引了西方各国来华贸易，中国的丝织品、茶叶和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但外商输入中国的商品大多滞销。1699年英国毛纺织品刚输入中国时，广州大班的记录中写道：“我们发现没有人想买它。”“这一年共运进价值五千英镑左右的呢绒，其中四分之一没有卖出。四十年后，毛纺织品仍是难卖的商品，最后不得不亏本出售”[11]。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每年出超二三百万两以上，大量白银从欧洲和美洲流向中国弥补贸易逆差。英美商人逐渐发现鸦片在中国市场销路好，解决贸易的不平衡就有了新的罪恶的手段。于是外商在与行商贸易中夹带鸦片或直接进行鸦片走私。白银的大量外流与鸦片贸易严重损害了国体，最终爆发。《》与《五口通商章程》的签署意味着广州从此失去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广州十三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四、结语

半官半商性质的行商既不是纯粹的政府官员，又非纯粹的自由商人，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即清政府“一口通商”特殊国策下的产物，以这种特殊的身份周旋于中西之间，受到不同层面的束缚与牵制。自明代沿习而来的十三行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挣扎，公行不间断地时立时废就是十三行制度遭遇尴尬的表现。恰似催命弹让这个存续百余年的贸易制度夭折，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扫除封建障碍，从而进一步推动资本积累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格局是十三行灭亡的根源。经历过辉煌的行商注定的悲剧是一步步走向衰亡，这是自由与垄断的对抗，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抗争的胜利，这是制度变迁中各种利益方较量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张晓宁.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5-6.

[2]王尔敏.五口通商变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6-98.

[3]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200，202.

[4]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九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1797，1799，1799.

[5]马士.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75-76，74，87，77，78.

[6]亨特.广州番鬼录 旧中国杂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46，49，46，46.

[7]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84，90，219，144，100，93，93，93，147，147.

[8]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一、二卷）[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181.

[9]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M].计秋枫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119.

第12篇

关键词：特色馆藏；非遗；传承与保护

特色馆藏是指图书馆依据本馆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及其主要读者群的需要，在收藏文献资料过程中有意识选择并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特点和优势的馆藏体系。图书馆要保持活力，保持竞争性，就要建设具有权威性、地域性、代表性和个性鲜明的特色文献资源，使之在国内外都具有较大影响，起到该领域信息资源体系的保障作用。依托地域文化资源建设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馆藏，凸显地方图书馆的区域特色，是保持地方高校图书馆权威性、地域性的客观需要，也是保护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优化馆藏结构，加快特色文献建设是现阶段地方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同精英文化一同反映本地区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工艺技能等方面的信息，是研究本地区历史文化发展和现实状况的“活”文本。搞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馆藏工作，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为地方文化发展服务，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图书馆服务的责任。通过图书馆这一信息窗口把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递给广大群众，是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的最好保护。

1 地方高校图书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现状

通过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当前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做的并不是很多，据于荣全在其文章《公共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刍议》统计表明，全国2762家公共图书馆绝大多数还没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另就保山学院特色馆藏情况来看，我们现在地方文献库中所藏的地方文献资料十分有限，许多地方县志没有收集齐全。而对于保山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更是缺乏馆藏资料，这既不利于学院师生进行相关的研究，也不利于提升我院图书馆在地区的文化竞争力。出现以上情况，陈敏芳在其文章《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责任与作为》一文中将其归因为以下五点：1）重视不够；2）经费拮据；3）缺乏协调；4）人才匮乏；5）研究不足；陈敏芳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当前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缺席的原因，这不仅为我们，也为全国各大图书馆提出要求。当然，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的加强，文化建设需求的增多，近些年来有关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200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学者方允璋的《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作者依据其丰富的图书馆经验，借助系统论的方法，对图书馆如何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了相互衔接的整套的可行、可操作的建议和方案，如“活态文化”的采集方法、专题知识库的组织、知识服务新方式的运用等，无论宏观、微观，本书都有深入的探讨。但遗憾的是该书对图书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馆藏建设方面并未作相应的研究。同样宋妙玲的《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蔡光龙的《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定位》、汪向明的《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图书馆职能审视》、吕庆华《地方高校图书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集与管理》等文章分别从图书馆在非遗文化保护中的角色、作用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都为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参照资料。

2 地方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无形文化遗产”。根据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具体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3）社会习俗、利益、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它传承着华夏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然而，随着社会进程的加快，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维系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农耕社会受到挑战，许多富有特色的民族民间工艺已经或者正在消失，“人亡艺绝”，许多艺术绝技失传。面对日渐稀少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馆提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藏馆，对地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技艺特点、传承模式以及研究资料进行收集和保存，是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践行。

图书馆馆藏资源的扩展是图书馆发展建设的需要，特色馆藏建设是提升图书馆文化竞争能力的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既是图书馆馆藏资源扩展的需要，也是保持图书馆竞争力的要求。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一方面是扩展图书馆藏馆建设，一方面也是提升图书馆管理人员理论水平的需要。特色馆藏建设集中收集整理关于非遗项目的研究资料和原始材料，有利于学院师生对于相关资料的查阅，为其研究提供便利。

3 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消失的局面，图书馆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图书馆文化建设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地方文化传播和发展的窗口，对地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收集与整理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具体践行。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关键在于行动。国家总理讲，干事业重在“落实到实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需要实干精神，过去地方高校图书馆忽视地方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宣传，致使地方图书馆建设缺乏特色，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当前，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保护和利用呈现多样化、现代化、立体化的发展趋势，重视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图书馆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使之成为地方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护中最具有特色之亮点，为地方高校图书馆保护和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拓展新的道路。

3.1 摸清家底

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摸底普查是研究保护的基础。组织专门人员下乡调查流传在乡土劳动大众间的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是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实施的前提。调查普查是对现在还在流行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调查、登记、采录、建档工作，并按照全国统一编码进行登记并分级建档，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保山作为西南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这里有高黎贡山的自然资源，有翡翠文化、侨乡文化、永子文化等文化名片，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造就了保山多样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保山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4项，以及200多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涉及传统手工技艺、礼仪与节庆、传统美术、传统医药、体育与游艺、民间音乐和民间文学等多方面，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分类与保护，是建立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实践要求。

3.2 政府支持、社会参与

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四条工作原则之首的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政府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地方高校图书馆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一是资金短缺，二是健全的法律法规。面对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单靠学校自身建设很难全面深入地收集、整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靠地方政府支持在资金上的支持，在立法上的规范，在保护上的指导，是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保障。当然，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丰富多彩，庞大的工程完全依靠政府和学校恐难实现有效的保护。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吸纳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依靠人民的力量，保护好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社会参与除了吸纳民间社会团体的参与，还需要广大社会民众的参与。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在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依据不同时代的要求，许多过去实用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浪潮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重新定位这些传统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进行适度的开发和利用，加大社会宣传力度，使普通百姓能够重新认识到传统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自觉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是实现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3.3 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图书馆参与保护，除了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做好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工作，还要发挥图书馆作为文化的窗口作用，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内容多样，涉及学科门类广，如何才能整合利用现有人员，合理、高效地，跨学科地综合研究非遗文化遗产，是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充分发挥高校研究优势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要求。

第13篇

        随着进入新世纪的步代,和应对中国加入WTO以后将出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是各行各业新世纪的热门话题。作为社会文化重要领域的图书馆事业,在进入WTO之后必然会遇到许多全新的课题,正在变化中的文献集藏模式,不断探索创新中的信息服务方式,网络环境的形成,海量信息以及文献的多载体,使图书馆的地方文献资源建设面临新一轮的挑战。WTO的挑战,也蕴涵着众多的机遇,世界经济全球化,各地方都需要同世界交流,正是看到这一点,如何从实际和重“用”出发,科学地构建地方文献资源体系,保留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应对变化的社会环境对图书馆这一富有文化传统特色服务的影响,已成为公共图书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阐述地方文献资源体系的建设问题,以期引起关注并就此深入探讨。

    1　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建设首在规划

    面对变化的社会环境对图书馆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区大开发,经济大发展对地方文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更高层次的搞好地方文献工作,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首先要抓好规划的制订。规划是纲,纲举目张。

    1.1　规划的目的意义

    (1)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损失,把有限的资金和人力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2)避免盲目的收藏和随心所欲的征集,没有系统,没有合理布局,没有重点的收藏是没有生命力的建设。

    (3)促使具体实施过程中保持注意和方向。

    1.2　规划的前期论证工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规划与决策也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和相对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首先,图书馆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人物、地理、民俗风情、科研科技发展成果等情况要有较全面的了解。其次,要摸清“家底”,包括收藏情况、人员情况、设施情况等。三是邀请社会方面有关专家参加论证。因为地方文献是一个庞大的资源体系,其概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专家论证主要围绕征集区域的界定、征集范围、征集内容,根据本地区的经济优势、地理优势、专业优势、人才优势等确定征集重点与合理布局,兼收并蓄,为今后的利用提供保障。

    1.3　规划方案的制订

    在前期论证和初步方案的基础上,根据本馆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划,考虑经费的投入,采用的手段、设施的配备,技术的支持,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建库形式,人员配备等具体问题,制订出包括有近期计划和中、长期目标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根据规划还要制订地方文献收藏与利用的工作条例细则,约束工作人员对地方文献收藏的标准、范围、掌握尺度的准确与统一。

    2　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建设必须向不同文明记录及其载体深化和延伸

    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声像技术、计算机技术、光盘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文献的载体日益丰富,音像CD、VCD、光盘、多媒体、数字化文献信息越发直观、生动、深入。这些新载体对未来的图书馆业务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服务效率将产生重大影响。市场竞争需要、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促使地方经济、文化走向全国、走出国门。让地方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地方的需要也使得地方信息更丰富也更见于不同载体不同文种文献中。为此,图书馆在探索地方特色资源建设中应加强对以下方面的信息资源的采集。

    2.1　电视节目中地方信息的采集

    电视将书籍、报刊等文字传媒的记载言说功能,广播的快速传通功能和电影的影像叙事功能荟于己身,更是经过精心采集和流水作业的集体智慧结晶,已成为大众传播信息的重要手段和载体。激烈的社会竞争促使中央台、地方台关于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新闻等节目越发具有特色和一定的内涵。它是一种反映地方情况重要的动态信息。长期在“书本位”信息环境下形成的重视静态资料特别是图书资料的收集的思维定势的图书馆员,应重视电视动态信息的收集。可以通过浏览有关电视节目报等信息源,以录像转换等形式收集之。

    2.2　实物资源采集

    实物资源与文字资源的有机整合是多方位建设地方文献资源体系,丰满地方人、事、物的立体形象和生命力的重要内容和方式。许多地方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留下的实物资源不少。实物资源包括地质物产实物,古建筑、石刻(包括建设石刻、宗教石刻、碑刻、墓志铭)、匾额、名人手稿、信札、历史照片等特种资料;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出版物,如福建龙岩老区“红土地文献”等。一些地方特色资源的挖掘正是靠实物资源的证实或与文字资源相互印证得以证明。举世瞩目的,在宗教界、学术界引起多年激烈争议的南少林遗址问题,最终正是靠地方古文献有关记载和当地东张镇少林村的南少林遗址、周边古路的石桥、石碑、地名沿革和出土文物等实物的相互印证,得到专家学者和宗教局的确认。

    实物资源采集中必须引起注意的还包括因城镇建设即将被改变的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落和生活群落的拍照、录影,如福州市的三坊七巷等;随着时间推移即将消失和多元文化冲击下濒临消亡的有关人、事、物的采集,如老艺人的艺术作品、地方“活化石”剧种、语种和在世纪之交反映世纪沧桑的人、事、物的各种载体的文明记录。

    2.3　反映地方情况的历史回溯资料采集

    地方文献的历史回溯性文献是地方文献资料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历史文献资料中许多资料具有一次性特点,后人难以对其收集、补充。80年代以来,国家对历史文献抢救、保护而进行的历史文献缩微成果为补充采集地方文献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图书馆员应将注意的一部分投向缩微文献资料中。

    2.4　网络资源的采集

    网络化的信息传输平台的出现,极低成本的数据制作,使得网络信息资源非常丰富。网络信息资源包括网络数据库资源,电子出版物资源、虚拟图书馆资源及地方网站和一些专业网站上的信息资源。其中或是书目型的,或是全文型的,或是纯文本式的,或是多媒体式的地方信息。与广播电视资料相比,显得更个性化,更动态或一次性。当然也显得泛滥。网络数据来源虽然更具不确定性或者说缺乏一定的权威性,但在筛选的基础上组织虚拟馆藏是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5　区域性的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的发展及科研成果资料的采集

    长期以来,尤其在公共图书馆中,图书馆员对地方文献中的关于“地方的人、事、物”概念往往拘泥于社会科学范围中,忽视本地区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经济建设发展状况,包括地方人士对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经济建设的研究成果和贡献的文献资料。如:区域地质成因特色、物产起源与发展特色、地理位置、环境、气候对地方人、事、物发展的影响;工业化生产沿革与变化,地方人士的学术成果科研成果及对该学科发展贡献大小,该成果在学科发展史上的地位等的资料;一些专业性很强、技术含量高,而使用面很窄的技术资料也要视情况而收集,防止走另一个极端。区域性的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经济建设发展的资料库建设,对配合“科教兴国”、“科技强国”战略措施有着重要的学习教育意义和传承意义。

    2.6　专题资料收集

    企业贸易小报、通报、旅游资料、地方工农业产品、厂史、厂庆资料、广告、商标、电影海报、地方人士组织的文学社、诗社办的小刊物等。这些包括团体的、个人的零散性非正式出版物往往折射出当地的科技、经济、风土人情、沿革发展的状况及人们的科技文化层次底蕴和对物质对精神的需求状况。如:闽西贫困地区农民的“野果文学社”、闽西北的诗社、读书社在非常困难条件下坚持不懈活跃在当地文坛上,重视这些不可再生的一次性文献资料收集对于研究区域问题将是宝贵的原始文献。

    2.7　其它语种的地方文献收集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地方向世界展示自己,世界也需要了解地方,使得地方文献的多语种形式成为新增长点,要关注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反映地方问题资料的收集。

    2.8　利用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多角度地、深入地采集隐含在某些文献中的地方文献知识单元。

    地方文献并不总是以独立的形态出现的,其中相当部分隐含在某一文献之中。“互注”、“别裁”是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然而,随着图书馆收藏数量的增加,图书馆对文献的组织、整序工作处于手工状态时期,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以实现,成为地方文献资源采集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图书馆对文献描述,揭示从整套(本)向知识单元深入已成为必须和可能。充分利用计算机编目对书目记录进行规范控制,对文献外表形式特征和内容进行多方位的描述揭示;利用MARC连接字段和编目软件的连接技术进行分析著录,对所需文献深入挖掘,使得隐含在某一文献如某一专著、报刊、论文集、会议录中的地方文献篇章及某一工具书、百科全书中的有关条目的书目得以揭示出来;对已全文数字化的含有地方信息的文献,通过书目数据与全文挂接,对隐含的地方文献的知识单元进行采集、提取,对于完善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建设,提高地方文献的检全率、检准率提供了技术支持。

    3　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建设应该通过协作协调帮助实现

    3.1　转变观念,从“占有”走向“拥有”

    近年来,福建省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有一定的进展,但地方文献工作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图书馆在地方文献资源建设上所作的努力,仅是局部和零散的,与社会发展和读者对其要求还差很远。地方文献的资料性和广博性特征及其表现在出版发行的无规律性和收藏、存储部门的分散性,致使图书馆在完全“占有”地方文献资源方面的愿望不可能实现。

    当前,地方经济建设步伐加快,尤其是各级领导决策参考需要,地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市场需要,城镇改造,风景名胜及历史文化名胜、人文景观的修复和保护工作的开展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和旅游的需要等,使得社会对地方文献查阅的要求日益增长。文献的广博性,多样性也要求图书馆的地方文献资源概念要拓宽,而且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文献知识的机构不仅只是图书馆一家,图书馆不可能也没必要占有多领域多专题的所有原始文献。社会发展要求图书馆转变传统的狭隘的“占有”资源观念而向广博“拥有”的领域发展,即要向如何去获取这些文献的能力、手段、方式、方法方向发展。这也是现代图书馆员角色转换中的重要观念,新时期图书馆员应起到知识领航员的作用。

    3.2　建立横向联系,加强协作协调,合理“拥有”资源

    地方文献的出版发行往往是无规律和多渠道的,除公开出版物外,绝大部分的地方文献经常以内部出版,电子存储、图表、图片、手抄、广告、书信、书画、拓片、微缩复制等形式流传,载体各异,形式多样,追溯与传承年代久远。地方文献这种非正式出版物(非卖品)多的特点和部分以实质物体出现(如碑刻、造像等)的情况,使大量地方文献基本是在本地区相关系统内散发,且多一次性刊印和制作(音像资料等),不会再版,被相关部门收藏。这不仅突出了地方文献和地方人文资料的珍贵性,同时也确定了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藏强度和难度。因此,在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建设中必须走出以往想凭一己之力独家“占有”原始文献的认识误区,要破除本位主义加强协作、协调,建立横向联系,进行横向挖掘,全方位建设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做到拥有大于占有。

    由于地方文献是记录与地方知识有关的资料,是了解与研究地方人文地理、政治经济、风土人情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资源,所以各系统各类型收藏单位均重视收集文献,内容与图书馆虽有平行重复,但各有所侧重,保存有许多图书馆未入藏的地方文献,在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时代,图书馆的工作重心向“知识管理”转移,服务重心向“以人为本”转移过程中,图书馆要立足藏为用,要以“用”为出发点,去拥有浩瀚的地方文献资源。这就需要图书馆加强横向联系,注意横向挖掘,开展协作协调。努力避免重复、交叉收藏现象。要保证重点,突出特色,以需定藏。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等互利的原则,主动深入地开展工作,利用有偿交换、馆际互借、复制、载体转换、联合编目、网上搜集等手段广泛地去搜集获取拥有相关单位的文献资源,通过科学的知识集合形成系统化。只有加强协作协调才有力量,有规模才有效应。图书馆也只有通过这种跨系统的横向联系、横向挖掘、相互协调共同建设地方文献资源体系,才能实现从零散局部的占有到有重点、有特色的最大限度的合理拥有。

    4　建设高质量的地方文献资源数据库

    4.1　地方文献资源数据库建设要重视文化内涵的挖掘

    地方文献是对地方文化的记录和反映,它的内容包容了一个地方在各个时代的各方面的种种情况。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地方文献的内容反映着地方文化,而地方文化则是地方文献产生的基础,在地方文献的内容反映地方文化的同时,其本身也就是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以福建为例:福建文化的传统源远流长,古闽越文化的遗传,汉唐以来,北方汉民的南迁入闽,中原汉文化的交汇,宋、元、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域外文化的传入交融,使福建文化在承袭和发展中原优秀文化的同时,吸收融会了外来文化的思想养料而异彩独呈。诸如闽学、文史、戏剧、音乐、刻书印刷、陶瓷、工艺、茶艺、民俗、方言等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台湾一衣带水的密切关系,福建文化对台湾文化的影响,形成了闽台文化的地域属性,还特别影响到港澳地区,而且超越时空,辐射到东南亚及日本、朝鲜及全世界诸国,其内容涉及政治、思想、科技、文学、教育、工艺、民俗、宗教、特产、闽台关系、华侨移民、中外交流等领域。这其中蕴藏着的文化内涵,是一种精神资源和无形资源是极为宝贵的资源。鲁迅先生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鲁迅书信集——致陈烟桥》)虽然鲁迅这里说的是文学,但对其他领域也有普遍意义。越是反映有地方性的东西,就越有世界性。世界经济全球化,地方需要同世界交流。因此,我们在地方文献资源数据库建设中不但要注意其地域的特征,而且更要重视其文化内涵的挖掘,展示传统优秀文化的魅力和其现代活力与风采,以使其在地方文化经济建设发展中发挥更加充分的作用。

第14篇

论文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经济价值，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研究，可以认识其特点，寻找其转换机制和转换形式，拓展文化资源的内容，增加文化资产的实力，提升文化生产力，为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服务。

当前，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热门话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存在许多的价值，如：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等等。其中，对于其经济价值的认识和研究，对于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研究，可以认识其特点，寻找其转换机制和转换形式，拓展文化资源的内容，增加文化资产的实力，提升文化生产力，为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服务。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中，56个民族创立和传承了门类齐全、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齐全，有各具特色、绚丽多彩的雕塑、绘画、剪纸、杂技、戏曲、舞蹈等艺术创作，有源远流长、独具一格的中医、厨艺、酿酒、制陶等特殊技艺，有内容丰富、形态各异的民俗、民风、节庆、礼仪、游戏等固定仪式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源。作为以文化价值为核心而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贮藏的巨大经济价值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如何更有效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经济价值进行研究、挖掘、开发和利用提出了挑战，中国人家喻户的“花木兰”故事被美国人改编成电影向全世界（包括中国）发行，获取经济利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要高度重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提升到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的高度，对内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梳理和挖掘，认真研究和分析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和转化机制、转化方式，以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范围，为中华民族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为未来的文化经济竞争取得资本优势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特点中，其区域性是最重要的一点。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NUESCO）第三十二次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3月26日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在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重新做出了“中国式”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两个定义都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群体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在不同的区域内，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传承方式不同，导致了其差异性，显现出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征。如中国的民族歌舞，由于民族和地域的不同，就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新疆的歌舞热烈奔放，内蒙的歌舞辽阔雄浑，的歌舞高远空灵，东北的歌舞轻盈飘逸，西北的歌舞苍凉凝重，江南的歌舞清新典雅，等等。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民族性和区域性，使之在从文化资源转向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实现其经济价值的转换下过程中也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特征。

具体讲，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影响过程分为三个区域：原发区、影响区、消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的展现也会根据区域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层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在原发区表现得最充分，影响区区次之，消失区更次。我们以一些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说明。如属于技艺的重庆火锅，是源于川江流域（即现重庆市所辖长江流域，因重庆市在成为直辖市以前属四川省管辖，故称川江。）。在当下，重庆火锅已成为重庆名片，是重庆市饮食业最重要的支柱，产生了响誉全国的“小天鹅”、“德庄”、“秦妈”、“骑龙”等大型火锅企业。顺川江而下，在湖南、湖北等辐射区，火锅的制作技艺开始有所改变，其经济价值也开始下降，只有一些小规模的火锅产业，再向下，到上海等华东影响区，火锅的影响就更小了，基本上没有规模化的产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区域性特征，使我们在转化其经济价值的时候，不要轻易提什么“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口号，当然，作为一种文化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展示，但要转化为一个产业，就一定要考虑其区域性，考虑市场，考虑消费者。因此，利用产生于某一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出“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中的经济价值，并通过各种有效的产业途径和产业方式，实现这种经济价值的转换，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经营，就可能形成一系列的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样式出来。

一、发展特色旅游业

特色是旅游业的生命，特色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旅游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来源于旅游景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独特风格。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是非常明显的优势。“旅游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旅游业的成功取决于不同文化与社会区域中的差异认识和促进。”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无论是旅游的形式还是内容都必须突现出文化的特点，才能吸引旅游者，才能促使他们产生消费的冲动，从这个角度讲，没有文化就没有旅游，旅游者通过旅游应该感爱到另一种文化和生活的体验，获得求新、求知、求乐、求美的需求。

各地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利用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开发中，挖掘出“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或旅游项目。从旅游者的心理来说，区域差异越大、文化差异越大，就越能激发其好奇心和主观想象，从而引发旅游的兴趣和动机。例如：国内盛行的新疆旅、旅，出了对两个地方自然风光的想往外，对其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往也是不可缺的因素，“丝绸之路”的文明、“雪域高原”的文化，是吸引旅游者绝不能忽视的资源。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各地及旅游景点或项目中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建筑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性文化等等。有独特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旅游资源，如何挖掘、整理、保护、开发和利用得好，就会一个地区带来独具特色的旅游业。

二、发展特色加工业

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样式，通过对与地方特产相联系的特殊技艺的整理、研究、挖掘，我们不难发现老祖宗传下来的特有技术和技能所制作的产品（如工艺品、生活品），仍然具有市场，仍然能为我们带来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利用经济杠杆的强大内在动力去发扬光大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生活技能，对其产品进行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和经营，形成一个地方的特色经济，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面讲，这种经济开发，也是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正是经济发展，促进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只要我们引导得当，注意不要盲目开发，过度开发，经济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有利的。对于中国而言，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利用民间特殊技艺、民间美术、传统工艺，为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提业支撑，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以重庆为例，在城乡统筹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合桃片制作工艺、纸扎艺术，荣昌夏布、陶瓷、折扇制定工艺、永川豆豉酿造工艺、蝴蝶画制作工艺，铜梁龙制作工艺，梁平年画、竹帘制定工艺，大足石雕工艺、小五金制作工艺，以及遍布重庆的山城火锅等等，都可以形成有地方特色的加工业。目前，大足的小五金制作，已形成规模，成为大足县的重要产业。伴随着大足石刻的开凿而诞生的大足龙水小五金，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现在，龙水小五金有12个门类，200多个品种，2000多个规格型号，年产值达到亿，产品畅销全国及东南亚和欧美市场。龙水已建成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最集中的五金专业市场。又如：“中国烟花之乡”—湖南浏阳，浏阳烟花“始于唐，盛于宋”，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现在，经过挖掘和开发，已有13大类3000余个品种，远销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6000多万美元，国内市场占有率40%，国际市场占有率60%。已形成一个年销售额达20余亿元的现代化产业群和产业集团。

三、发展特色演出业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像珍珠样散落于中华各民族和各地之中，存在许多具有极高观赏性和娱乐性的表演艺术。通过对非物质文化表演艺术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可以增加文化娱乐的方式使人们获得精神的享受，同时还可以使某种表演艺术得以再生，不断产生出新的文化产品，通过这些文化产品的营销，获得经济收益。以东北“二人转”为基础的“东北小品”已成功地走向了市场，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这方面做出了范例。对于“东北小品”风靡的原因，我们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任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形式，它的产生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这些有鲜明地域性的传统表演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面临着被消亡的可能，但是，东北的一批民间艺术家们，迎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没有退却，以满足大众生活情趣为目标，适应市场需求为动力，在继承和发扬“二人转”的表演形式和表演手段的基本上，创作出了东北方言小品，赢得了市场的青睐，满足了大众休闲文化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多元化文化条件下的平民化文化需求，为“东北小品”的火爆提供了背景、机会，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表演形式“二人转”的平民化、地域性表现形式，为“东北小品”的火爆提供了基础和来台。

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艺术在今天仍然具有市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把它推向市场。现在，许多地方已开始有这种设想。如“中国龙都”—重庆市铜梁县政府提出了：“扎实推进龙灯舞展演，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创新展演形式和内容，占领重庆市场，做大市外市场，拓展境外市场，打造和提升‘铜梁龙灯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战略设想。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表演艺术形式和整理和挖掘，使其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更有其重要意义。

四、发展特色医药业

通过对传统医药学知识的挖掘，可以形式独具特性的医药产业。中国医药学知识是中国境内各地、各民族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形成的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医药学知识。作为国宝，中国医药学知识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丰富的宝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特色医药产业，我们大致可以从三条路径出发：一是生产销售。生产又分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对传统医药材料的种植（或饲养）。如山东郯城，开展大规模的银杏种植，被誉为“中国银杏之乡”，也成为郯城的重要支柱产业。重庆市石柱县，在600百多年前就开始种植中药材黄连，1954年，石柱黄连被定为国药和一类农副产品。2006年，全县在地黄连5.1万亩，产量1800吨，产量占全国的68%，产值1.3亿。因而，石柱被誉为“黄连之乡”。二个层次是传统医药成品生产和销售。如六味地黄丸、云南白药等。二是治疗。利用传统医疗技术，来为病患者服务。如：针灸及针灸刀、刮痧等。三是保健。这个方面包含着传统医学知识的丰富内容和经验。全国各地一大批利用传统中医保健知识和技能的健身、健体企业应运而生，相应的产品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如工作之余，进入洗脚城、健身房放松，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时尚选择。

发展中药产业，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2007年3月21日，科技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16个部门联合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纲要》提出，未来15年我国中医药要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和中药产业技术水平，通过知识创新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及医疗保健模式，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全面提高我国的医疗保健和重大疾病防治水平。《纲要》提出了“继承与创新并重，中医中药协调发展，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促进”的基本原则，确立了“继承、创新、现代化、国际化”四个方面的基本任务，指出了优先发展“中医临床、中药产业发展、基础理论研究、创新体系建设、国际科技合作”的基本路径。从现实的角度看，发展特色中药产业，有利于我国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培育以中药为基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健康产业，将有利于提高中医药的市场份额，同时，发展中医药材料农业，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扶助贫困地区，保持生态环境，调整医药产业和产品结构，并对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综合带动作用，形成特色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五、发展特色餐饮业

饮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件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饮食文化，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中国餐馆能遍布世界各地，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与中国的饮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菜由宫廷菜、官府菜、各地方菜系组成，每种菜系中都深藏着中国饮食文化的精神内涵的文化。因而在今天，仍然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挖掘散落于各处的传统厨艺，发展出具有特色的餐饮业。从回报角度看，餐饮业是一个投资小，风险小，回报快，回报高的产业。如：起源于“明未清初”的重庆火锅，是由码头文化衍生出来，由码头而进入高雅之堂，现在已成为重庆的名片，市外人一提重庆饮食，首提必是重庆火锅。如今重庆火锅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精加工+营销网络+物流中心”的完整产业链条，做到集产供销于一体的社会化大物流配送。重庆火锅协会会长何永智说：“重庆火锅的发展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说它的生产加工基地，凡是做火锅的，汤料都已经工厂化生产，而工厂化生产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就是农业，我们的海椒基地、花椒基地、农副产品基地、相关的豆瓣，大蒜、老姜之类的，因此重庆火锅近几年的发展带动了重庆的知名度，也成了我们重庆的一张名片。”目前，重庆火锅在全国连锁经营户达11200多家，年创产值150亿元，年上交税收8亿，解决了5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R].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会议.2003.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R].2005.

[3]张文建.区域文化差异性及其对旅游的影响——以华东和西南地区为例[J].学术月刊，2001,10：91.

第15篇

论文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经济价值，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研究，可以认识其特点，寻找其转换机制和转换形式，拓展文化资源的内容，增加文化资产的实力，提升文化生产力，为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服务。

当前，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热门话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存在许多的价值，如：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等等。其中，对于其经济价值的认识和研究，对于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研究，可以认识其特点，寻找其转换机制和转换形式，拓展文化资源的内容，增加文化资产的实力，提升文化生产力，为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服务。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中，56个民族创立和传承了门类齐全、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齐全，有各具特色、绚丽多彩的雕塑、绘画、剪纸、杂技、戏曲、舞蹈等艺术创作，有源远流长、独具一格的中医、厨艺、酿酒、制陶等特殊技艺，有内容丰富、形态各异的民俗、民风、节庆、礼仪、游戏等固定仪式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源。作为以文化价值为核心而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贮藏的巨大经济价值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如何更有效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经济价值进行研究、挖掘、开发和利用提出了挑战，中国人家喻户的“花木兰”故事被美国人改编成电影向全世界（包括中国）发行，获取经济利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要高度重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提升到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的高度，对内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梳理和挖掘，认真研究和分析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和转化机制、转化方式，以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范围，为中华民族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为未来的文化经济竞争取得资本优势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特点中，其区域性是最重要的一点。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NUESCO）第三十二次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3月26日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在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重新做出了“中国式”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两个定义都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群体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在不同的区域内，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传承方式不同，导致了其差异性，显现出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征。如中国的民族歌舞，由于民族和地域的不同，就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新疆的歌舞热烈奔放，内蒙的歌舞辽阔雄浑，的歌舞高远空灵，东北的歌舞轻盈飘逸，西北的歌舞苍凉凝重，江南的歌舞清新典雅，等等。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民族性和区域性，使之在从文化资源转向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实现其经济价值的转换下过程中也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特征。

具体讲，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影响过程分为三个区域：原发区、影响区、消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的展现也会根据区域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层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在原发区表现得最充分，影响区区次之，消失区更次。我们以一些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说明。如属于技艺的重庆火锅，是源于川江流域（即现重庆市所辖长江流域，因重庆市在成为直辖市以前属四川省管辖，故称川江。）。

在当下，重庆火锅已成为重庆名片，是重庆市饮食业最重要的支柱，产生了响誉全国的“小天鹅”、“德庄”、“秦妈”、“骑龙”等大型火锅企业。顺川江而下，在湖南、湖北等辐射区，火锅的制作技艺开始有所改变，其经济价值也开始下降，只有一些小规模的火锅产业，再向下，到上海等华东影响区，火锅的影响就更小了，基本上没有规模化的产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区域性特征，使我们在转化其经济价值的时候，不要轻易提什么“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口号，当然，作为一种文化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展示，但要转化为一个产业，就一定要考虑其区域性，考虑市场，考虑消费者。因此，利用产生于某一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出“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中的经济价值，并通过各种有效的产业途径和产业方式，实现这种经济价值的转换，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经营，就可能形成一系列的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样式出来。

一、发展特色旅游业

特色是旅游业的生命，特色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旅游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来源于旅游景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独特风格。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是非常明显的优势。“旅游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旅游业的成功取决于不同文化与社会区域中的差异认识和促进。”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无论是旅游的形式还是内容都必须突现出文化的特点，才能吸引旅游者，才能促使他们产生消费的冲动，从这个角度讲，没有文化就没有旅游，旅游者通过旅游应该感爱到另一种文化和生活的体验，获得求新、求知、求乐、求美的需求。

各地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利用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开发中，挖掘出“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或旅游项目。从旅游者的心理来说，区域差异越大、文化差异越大，就越能激发其好奇心和主观想象，从而引发旅游的兴趣和动机。例如：国内盛行的新疆旅、旅，出了对两个地方自然风光的想往外，对其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往也是不可缺的因素，“丝绸之路”的文明、“雪域高原”的文化，是吸引旅游者绝不能忽视的资源。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各地及旅游景点或项目中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建筑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性文化等等。有独特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旅游资源，如何挖掘、整理、保护、开发和利用得好，就会一个地区带来独具特色的旅游业。

二、发展特色加工业

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样式，通过对与地方特产相联系的特殊技艺的整理、研究、挖掘，我们不难发现老祖宗传下来的特有技术和技能所制作的产品（如工艺品、生活品），仍然具有市场，仍然能为我们带来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利用经济杠杆的强大内在动力去发扬光大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生活技能，对其产品进行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和经营，形成一个地方的特色经济，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面讲，这种经济开发，也是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正是经济发展，促进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只要我们引导得当，注意不要盲目开发，过度开发，经济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有利的。对于中国而言，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利用民间特殊技艺、民间美术、传统工艺，为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提业支撑，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以重庆为例，在城乡统筹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合桃片制作工艺、纸扎艺术，荣昌夏布、陶瓷、折扇制定工艺、永川豆豉酿造工艺、蝴蝶画制作工艺，铜梁龙制作工艺，梁平年画、竹帘制定工艺，大足石雕工艺、小五金制作工艺，以及遍布重庆的山城火锅等等，都可以形成有地方特色的加工业。目前，大足的小五金制作，已形成规模，成为大足县的重要产业。伴随着大足石刻的开凿而诞生的大足龙水小五金，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现在，龙水小五金有12个门类，200多个品种，2000多个规格型号，年产值达到亿，产品畅销全国及东南亚和欧美市场。龙水已建成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最集中的五金专业市场。又如：“中国烟花之乡”—湖南浏阳，浏阳烟花“始于唐，盛于宋”，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现在，经过挖掘和开发，已有13大类3000余个品种，远销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6000多万美元，国内市场占有率40%，国际市场占有率60%。已形成一个年销售额达20余亿元的现代化产业群和产业集团。

三、发展特色演出业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像珍珠样散落于中华各民族和各地之中，存在许多具有极高观赏性和娱乐性的表演艺术。通过对非物质文化表演艺术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可以增加文化娱乐的方式使人们获得精神的享受，同时还可以使某种表演艺术得以再生，不断产生出新的文化产品，通过这些文化产品的营销，获得经济收益。以东北“二人转”为基础的“东北小品”已成功地走向了市场，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这方面做出了范例。

对于“东北小品”风靡的原因，我们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任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形式，它的产生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这些有鲜明地域性的传统表演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面临着被消亡的可能，但是，东北的一批民间艺术家们，迎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没有退却，以满足大众生活情趣为目标，适应市场需求为动力，在继承和发扬“二人转”的表演形式和表演手段的基本上，创作出了东北方言小品，赢得了市场的青睐，满足了大众休闲文化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多元化文化条件下的平民化文化需求，为“东北小品”的火爆提供了背景、机会，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表演形式“二人转”的平民化、地域性表现形式，为“东北小品”的火爆提供了基础和来台。

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艺术在今天仍然具有市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把它推向市场。现在，许多地方已开始有这种设想。如“中国龙都”—重庆市铜梁县政府提出了：“扎实推进龙灯舞展演，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创新展演形式和内容，占领重庆市场，做大市外市场，拓展境外市场，打造和提升‘铜梁龙灯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战略设想。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表演艺术形式和整理和挖掘，使其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更有其重要意义。

四、发展特色医药业

通过对传统医药学知识的挖掘，可以形式独具特性的医药产业。中国医药学知识是中国境内各地、各民族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形成的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医药学知识。作为国宝，中国医药学知识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丰富的宝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特色医药产业，我们大致可以从三条路径出发：一是生产销售。生产又分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对传统医药材料的种植（或饲养）。如山东郯城，开展大规模的银杏种植，被誉为“中国银杏之乡”，也成为郯城的重要支柱产业。重庆市石柱县，在600百多年前就开始种植中药材黄连，1954年，石柱黄连被定为国药和一类农副产品。2006年，全县在地黄连5.1万亩，产量1800吨，产量占全国的68%，产值1.3亿。因而，石柱被誉为“黄连之乡”。二个层次是传统医药成品生产和销售。如六味地黄丸、云南白药等。二是治疗。利用传统医疗技术，来为病患者服务。如：针灸及针灸刀、刮痧等。三是保健。这个方面包含着传统医学知识的丰富内容和经验。全国各地一大批利用传统中医保健知识和技能的健身、健体企业应运而生，相应的产品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如工作之余，进入洗脚城、健身房放松，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时尚选择。

发展中药产业，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2007年3月21日，科技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16个部门联合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纲要》提出，未来15年我国中医药要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和中药产业技术水平，通过知识创新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及医疗保健模式，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全面提高我国的医疗保健和重大疾病防治水平。《纲要》提出了“继承与创新并重，中医中药协调发展，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促进”的基本原则，确立了“继承、创新、现代化、国际化”四个方面的基本任务，指出了优先发展“中医临床、中药产业发展、基础理论研究、创新体系建设、国际科技合作”的基本路径。从现实的角度看，发展特色中药产业，有利于我国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培育以中药为基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健康产业，将有利于提高中医药的市场份额，同时，发展中医药材料农业，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扶助贫困地区，保持生态环境，调整医药产业和产品结构，并对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综合带动作用，形成特色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五、发展特色餐饮业

饮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件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饮食文化，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中国餐馆能遍布世界各地，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与中国的饮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菜由宫廷菜、官府菜、各地方菜系组成，每种菜系中都深藏着中国饮食文化的精神内涵的文化。因而在今天，仍然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挖掘散落于各处的传统厨艺，发展出具有特色的餐饮业。从回报角度看，餐饮业是一个投资小，风险小，回报快，回报高的产业。如：起源于“明未清初”的重庆火锅，是由码头文化衍生出来，由码头而进入高雅之堂，现在已成为重庆的名片，市外人一提重庆饮食，首提必是重庆火锅。如今重庆火锅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精加工+营销网络+物流中心”的完整产业链条，做到集产供销于一体的社会化大物流配送。重庆火锅协会会长何永智说：“重庆火锅的发展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说它的生产加工基地，凡是做火锅的，汤料都已经工厂化生产，而工厂化生产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就是农业，我们的海椒基地、花椒基地、农副产品基地、相关的豆瓣，大蒜、老姜之类的，因此重庆火锅近几年的发展带动了重庆的知名度，也成了我们重庆的一张名片。”目前，重庆火锅在全国连锁经营户达11200多家，年创产值150亿元，年上交税收8亿，解决了5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R].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会议.2003.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R].2005.

[3]张文建.区域文化差异性及其对旅游的影响——以华东和西南地区为例[J].学术月刊，2001,1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