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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情况下,英语对汉语的冲击属于一种性质上的侵略。广告是一种性质上的侵略。很多产品在广告中利用英语表达了很多的内容。在广告中利用英语更加具有科学性和时尚性,同时也能够给客户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知名品牌采用了这种英语的形式,大量的英语占据着我国的广告市场。著名体育品牌李宁,在广告语中就有“一些皆有可能(Anythingispossible)”的广告语。安踏广告中就有一个Keepmoving的广告语。很多知名品牌都是英文的缩写。例如,Audi、MOTO、NOKIA、Sony等很多词汇都存在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常见。相关人士认为在广告中使用英语对汉语是一种冲击,很多人都批评了这种现象。他们认为这种使用英语的形式本身已经忽略了客户对英语的理解能力,客户本身不了解其中蕴含的意思,很难购买这样的商品,本身影响了产业的销售。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很多人认为印有西方字样的产品,本身就代表着时髦。产品本身包含了西方的技术,同时也是一种大国的经济实力的体现。由于这些原因,很多人愿意购买这些产品。需要进行说明的是带有西方字样的产品本身虽然带有一些西方的文化气息,但是并不能说明这些产品本身蕴含着西方的文化气息,也不代表就具有很高的品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2.对青少年学习汉语的一种冲击
很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喜欢用一些缩略词汇,用几个字母代替一些长的词汇。像MBA、NBA、CAD等在汉语中都是一些很长的文字,表达的方式也很复杂,英语单词也是很复杂的词汇,利用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的形式,避免了发音和书写的繁琐性,词语表述也更加清晰,像这样的词汇使用效率非常高。另外英语中还存在一些直译与音译的形式,也属于对中国汉语的的冲击。例如,汉语中将刚刚步入大一的学生成为新鲜人。英语中成为freshman,这单词已经遍布了我国很多地区。还有关于“秀”这个词,采用了show的音译,被翻译成演出或者表演。这个词也衍生出了很多的词语。做秀、秀服、脱口秀、生活秀都是从show衍生出来的。在日常的交流中也有很多像mygod、Hi等英文都已经代替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口头语,这种形式属于半英文半汉语的形式,对汉语产生了一种冲击。因为,汉语有形容这种形式的语言,但是从语言发展的角度分析,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出现这种形式,影响了汉语的发展过程,使那些原本的汉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本身受到一定的影响,逐渐从人们的眼中消失,本身影响了汉语的发展,是一种很严重的冲击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一种值得改变的问题。
3.经济发展导致出现英语向汉语冲击的现象
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很多经济的内容都已经和世界接轨,经济领域受到英语的影响。例如,汉语中血拼这个词,就是英语中的shopping;关于GDP代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等都是一种冲击的现象。一些GNP、big/large-capstock、list、cookthebook、baddebt都是一些国内经济形式术语。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很多语言学家认为外来语言入侵的现象很糟糕,他们都很担心我们传统的语言文化。提出了关于纯正汉语的说法,对防止语言的异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目前的形式看,相关人员一般都不会考虑这些内容。虽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汉语存在大量的英文词汇,但是从汉语语言词汇量出发,英语在其中只占有很小的一部分,在其中占有很小的比例。从人员理解能力这个方面出发,很多人的水平不高,不能理解一些内容。如果能理解也只是理解一些浅层次的内容,大多数使用汉语的人不会接受这种冲击。因此,从一个侧面分析,英语虽然对这些内容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是,接受的人群少,因此可以说这种想象对汉语的影响很小,不会产生很严重的冲击。
4.结束语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本世纪8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为主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通过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刻的了解语言所反映出的,语言、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加深对当代社会现象思考。因此,本文筛选一些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收集一文化语言学论文题目材料,运用归纳法和帮助大家进行文化语言学学习,论文题目如下。
1.认知语篇分析的文化语言学视角
2.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唐代边塞诗的意象再现研究
3.吸纳、修正与重组——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的认知语言学体系
4.论文化语言学中的语言与文化
5.文化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6.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阈下《红楼梦》中的酒意象翻译
7.《文化语言学》英译中翻译报告
8.穆斯林问候语“赛俩目”的文化语言学解读
9.帕尔莫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唐诗隐喻翻译的意象图式研究
10.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唐诗中意象的翻译
11.中国古代建筑的人文精神——建筑文化语言学初探
12.文化语言学视角下邦索尔神父《红楼梦》英译本的诗歌意象翻译
13.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语法探究
14.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阈下的《红高粱家族》意象英译探析
15.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网络词汇研究——以网络话语交际中的词汇为例
16.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汉语新词语研究
17.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英汉颜色词隐喻对比与翻译研究
18.文化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19.《文化语言学》(第六章)英译中翻译报告
20.六安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21.南阳市区地名的文化语言学考察
22.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英译研究——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
23.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意象翻译研究
2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辛弃疾词意象翻译研究
25.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民族语言研究
26.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诗经》隐喻的英译研究
27.文化语言学视角下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的意象文化传递研究
28.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29.帕尔莫文化语言学视角下李煜诗词译本的意象翻译研究
30.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道”词义引申初探
31.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花卉意象再现研究
32.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宋词情感意象翻译研究
33.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域下李清照词许渊冲译本中意象移植
34.文化语言学视阈下的文化意象翻译研究
35.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宋词中水意象的英译研究
36.语言研究的新视角——从结构主义到文化语言学
37.从文化语言学看接头词「お·ご的特殊规则
38.帕尔默(Palmer)文化语言学中的认知性
39.文化语言学论纲
40.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古诗中酒的意象传达
41.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
42.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济宁地名研究
43.第三届历史语言学国际会议
44.从文化语言学角度研究日语数词
45.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对联研究
46.文化语言学视域下金宇澄《繁花》的语言策略探究
47.许渊冲对苏轼词的意象再造——以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为视角
48.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宋词英译意象传递研究
49.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典籍英译意象再造滥觞
50.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理论基础构建
51.英汉动物词汇文化语言学透视
52.文化语言学视角下《清平乐·六盘山》英译的意象研究
53.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再认识
54.唐诗情感意象英译研究——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
55.文化语言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评邢福义教授主编的《文化语言学》
56.俄罗斯文化语言学的发展纲要
57.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域下许渊冲英译边塞诗意象翻译研究
58.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红楼梦》英译中的庭院意象再现
59.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
60.民族博物馆馆藏物品翻译的文化语言学视角
61.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英汉动物隐喻对比研究
62.文化定势在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的意象图式的诠释
63.对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的认识
64.文化语言学的方法
65.评申小龙的《文化语言学》等“著”作
66.帕尔默“文化语言学”及其发展评述
67.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韩惯用语对比研究
68.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的人类语言学情结
69.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英汉意象差异浅析
70.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西安地名研究
71.汉语国际教育的文化语言学接口
72.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
73.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酒文化的传承
74.汉语文化语言学刍议
75.从文化语言学语篇情节视角下宋词英译研究
76.文化语言学认知模式的哲学阐释
77.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及其后示
78.蒙汉语禁忌语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
79.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
80.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
81.文化语言学视域下汉韩长句翻译研究
82.山阴地名的文化语言学分析
83.中国文化语言学范畴系统析论
84.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
85.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词汇意象传递
86.对“年度汉语盘点”的文化语言学解读
87.说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流派
88.藏语中“茶”的文化语言学意义辨析
89.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方言詈词研究
90.成都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91.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论语》成语
92.日本文化语言学动态考察及反思
93.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庄子》成语研究
94.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涵义和界说
95.关于文化语言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96.文化语言学初探
97.论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唐诗意象翻译
98.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微博流行语研究 .
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语言形式,而不同语言又具有不同的文化特点,语言和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影响。而跨文化交际就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双方进行交际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人类信息的相互交换中不同国家语言间相互传递的过程,反映着社会习俗、评判标准、审美观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等,其形式也具有多种多样性,如留学、移民、观光旅游、贸易、翻译、外交、跨文化技能的培训、商务会晤、外事接待、工作洽谈、科技文化交流等,而言语交际是最重要的一种。在言语交际中,如出现意见或观点不同时,中国人喜欢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以保全对方的“面子”,而西方人较坦率,喜欢直接明了,即使争论得面红耳赤,往往也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如与对方发生矛盾时,中国人不喜欢与人争论,甚至是争吵,以维系彼此之间的团结与和谐关系,而西方人却必须要把事情分个谁对谁错,争个水落石出;如对于某件事情的看法上,中国人常认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要先思考,只有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否则就会被贬称为“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荡”,而西方人认为真正有能力的人不需要思考,就是说要把思考过程言语化,要善于将自己的想法有效地表达出来。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对语言文化冲突不能相互全面了解,或是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文化冲突研究对其知之甚少,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导致障碍重重,误解冲突不断,因此,我们要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文化冲突进行详细、全面的认知。正如王佐良教授所说:要想学好语言,就要知晓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如果对其不了解或一知半解,就不能完全学会语言,无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二、语言文化冲突
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体现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语言文化冲突对交流会造成巨大的影响,阻碍交流的顺利进行,甚至导致交际的失败,因此,为了揭开跨文化交际失败的神秘面纱,就要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文化冲突的体现加以了解、学习和认知,这些具体的体现是理解中西方人语言文化冲突的钥匙,能够使跨文化交际顺利的进行,并最终达成共识,同时,这是跨文化交际所要研究的方向,也是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
1.称呼语
中国一直秉承尊老、爱老和敬老的传统美德,认为“老”即为德高望重、有经验、阅历深、有资格,常用“姜是老的辣”“、老马识途”、“老成持重”等形容“老”者,以示尊敬和敬意,所以称呼比自己年长的人为“老首长”“、老前辈”、“老张”、“张老”“您老人家“”老教授”等,表示敬重之情。西方人对“老”的看法却和中国人相反,西方人认为“老”既是衰朽残年、老矣无能,是别人的负担、拖累等,因此,对“老”字充满了反感之情,特别是女性,对“老”尤其敏感,不愿意对方用“老”来形容自己,更不喜欢听到对方用“老”称呼自己,喜欢对方称赞其年轻、美丽,充满活力。所以在交际之初要避免“老”字称呼语的使用,以防在对方心里蒙上阴影,造成沟通的失败。
2.寒暄语
在日常的交往中,人们见面首先做的就是用一系列反映本民族独特文化习惯的套话进行寒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招呼,以表示友好和礼貌。但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使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人见面时常常会问对方:“你吃了吗?”表示问候,而在西方人看来,这是对自己是否吃饭的询问或是一种委婉地邀请自己吃饭的表示。实际上,这种询问方式只是代表一种问候、寒暄,表示“你好”,相当于英语中的“Hi,Howareyou?”之所以这样问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民以食为天”的影响。亦或是见面询问“:你干什么呢?“”你要去哪儿?”“最近怎么样?”等,也是表示一种单纯地问候,原因在于中国人喜欢用谈家常的方式了解对方的近况,用以表示关心,但在西方人文化中,一见面就如此“寒暄起来”,那可要被看成是NosyParker,也就是“好事者,包打听”,带有打探私人隐私的色彩,是令人反感和气恼的质问,是对个人生活的无端干涉,因而产生反感,造成交流的窘境。简而言之,由于中西双方语言文化的冲突,中国人的好心问候会被西方人误解为存心不良的刺探,而西方人见面时常讨论天气:“It’saniceday,isn’tit?”,也会使中国人不解、茫然,不知应如何继续交谈。
3.词汇的文化涵义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词汇的文化涵义冲突而导致语言文化的冲突也比比皆是,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导致跨文化交际的破裂。如果西方人形容一个女人像猫似的,就暗含着这个女人脾气不好,爱骂人,而在中国,猫象征着高贵、优雅、温顺,因此在此话的理解上就和西方人恰恰相反,认为是对该女人的称赞,这就是因为文化不同导致对“猫”的理解上相差甚远;在中国穷苦人(poorper-son)、劳动者(laborer)多含有正面的积极涵义,而地主(landlord)、资本家(capitalist)则有反面的消极的意义,但西方的情况正好相反;红色在中国是褒义词,寓意一切美好的事物,代表热情、富贵、喜庆、喜事、活力、幸福、美满,运用在生活中各个环节,如:结婚时,新娘会穿着红色的婚纱或礼服;逢年过节时,长辈会用红包装着钱发给晚辈;当有喜事要宣布时,会在墙上或公告栏张贴红榜;形容生活过得富裕、幸福时,会说过着红红火火的日子。而在西方国家,红色是禁止、危险、愤怒的象征,如:seered(生气)、redalert(紧急警报)、redflag(禁止);“蓝天”(bluesky)在中文中是纯洁的意思,而在英语中有不切实际的意思。
4.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对语言形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人喜欢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常常通过慢条斯理和捉摸不透的兜圈子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观点,思维方式倾向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西方人则不喜欢拐弯抹角的阐述个人的想法,喜欢直来直去、开门见山,思维方式较直接。例如:在西方,当受到别人的称赞时,人们会欣然接受,认为称赞是对成绩和事实的承认,是实事求是的表现,用“Thankyou”表示感谢,而在中国,则会回答“哪里”,“惭愧、惭愧”或“过奖了”等等,表现他较谦虚,但这时的谦逊对于西方人看来是极其无礼的,因为西方人认为他在真心实意的赞扬你,却被对方否定了赞扬,有种当头淋了一盆冷水,糟了白眼的感觉;在西方,对他人的请求若不能答应时,会直接拒绝,而在中国,则多婉言拒绝。“不”一词很少使用,认为“不”会伤害别人的感情,会造成对方的不愉快,而这种委婉会使西方人误解,认为不够坦诚,造成跨文化交际的语言文化冲突,致使彼此的尴尬。
三、结束语
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文化内容,因其层次不同,会对外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产生微妙的影响。语言交际能力,即语用能力,牵涉到语言习得的各个方面。而每一个方面,都会因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在文化结构层次上及性质上的不同,而向教学提出不同的要求。这一点,仅从外语交际能力所具有的应用语言学特征上就看得出来。从宏观上看,将语言形式所反映的文化内容进行分层处理,对于语用能力即外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具有独特的意义。而要把握文化内容分层与交际能力培养之间的关联,就离不开对语用过程特点的了解和把握。因此,就有必要去弄清楚:介入语言交际过程的,究竟有哪些主要因素?从微观上看,对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内容进行分层,'必然关系到语言功能的发挥,关系到语言学用策略的采纳,关系到交际能力的构成因素,关系到语言形式、语言意义、语言用法的“接收”和“产出”,关系到语言环境(语言的文化氛围)的积极利用和创造,关系到语言运用过程中的心理状态。这些都会与教和学的效果发生必然的联系。
二、“文化内容分层”与语言功能的发挥
对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内容进行分层,首先关系到语言功能的发挥。因此,若想顺利地发挥语言功能,就必须考虑语言交流的双方或各方的因素,考虑语言交流的内容。而语言交流的内容,离不开对不同层次文化内容的辨别和使用。从教学活动和语言训练的角度来看,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作分层分类处理,能使教学内容变得更加清晰,使语言技能的训练变得比较容易操作。当然,对语言信息中的文化内容做分层处理,并不是教学过程的全部。有“分”,就必然有“合”。“分”与“合”,是一个辩证整体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对文化信息的习得而言,不光要有“分而治之”的微观过程,还须有”合而治之”的宏观过程。这两个过程加在一块儿,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对所学外语”内在化”的成效。
三、“文化内容分层”与语言学用策略的采纳
对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内容进行分层,也必然关系到语言学用策略的采纳。遗憾的是,这一方面经常不在教学计划的青睐范畴之内。学生的外语学用策略的优劣,与语用能力和语言功能的掌握紧密相关。好的学用策略,能使学习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差的学用策略,往往会给学习拖后腿,导致少慢差费的学习效果。因此,对教师来说,成功地培养学生的语言学用策略,是教学成效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教师需要采纳合理、贴切、针对性较强的语言教学方法和手段,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来适应,才有可能扶持学生逐渐达到自我运转。具有较强针对性的、贴切而合理的语言学用策略,需要有层次分明的语言文化信息来作为运作平台。
四、“文化内容分层”与外语交际能力基本因素的关联
人们在跨文化语言交际中,对语言形式、语言意义、语言用法的“决定权”,往往掌握在具体的文化结构层次的“手中”。假如不清楚文化内容的结构层次与语言表达方式的关联,就会发生语言形式、语言意义、语用规则方面的偏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说:分层,有利于外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外语交际能力的这些基本因素和基本维度,都牵涉到语言所表达的文化表层现象或文化深层内涵。但是,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显性的文化表层现象与隐性的文化深层内涵,对于“学”和“教”,往往有着性质上明显不同的要求。而这种不同,自然会寻致教学内容的选编排序、教学方案的具体设计、教学方法技巧的选择使用、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教学法机制的运作调整、教学原理的实际应用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具体地说,这需要在国际汉语教学及外语教学中,对语言所反映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分门别类地区别对待,使它们在各自的层次上分别与语形、语义、语用达到结合。
五、“文化内容分层”与语义习得、语境创造、语用心理的关联
佛教于西汉末年从古印度传至中国,作为外来的唯心主义神学与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偏爱的唯心主义哲学一拍即合,因此传人伊始便与当时流行的道术、玄学互相补充,彼此交融。为了加快与中国文化的同化,佛经的中文译本就应运而生。佛经的翻译形式也经历了从最初的个人僧侣翻译发展到寺庙集体翻译再到官方译场翻译的过程,翻译人员主体也从汉语不熟练的外来僧侣转变到通晓梵文经典的中国人为主。两汉三国初期:东汉年问汉明帝求法,为两位从古印度而来的高僧建造了一座寺庙一即今天的白马寺,自此他们就在白马寺开始了译经活动。这便是关于佛教初传的最普遍的传说。今天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相传是迦叶摩腾于白马寺译的《四十二章经》佛教传人中土初期,翻译者多为从西方来到中土的高僧或是胡裔(今新疆地区)僧人,而以汉族知识分子信徒为辅助力量。最初的佛经翻译往往全屏口授,即由外僧背诵佛经,一人口译成汉语,叫做“传言”或“渡语”,另一人或数人“笔受”,即笔录成汉文。再进行修饰。因此翻译时往往不只一两人完成,而是由中外僧侣集体完成,这便是“译场”的雏形。在早期翻译过程中,负责传言的人既要熟悉梵文佛经又要汉语功底深厚,而在当时这种人才基本上是凤毛麟角。从翻译方法来说,由于当时处于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这一时期的佛经译作可能会出现汉语句法扭曲(梵文和汉语的语法结构差异大),还有大量按发音直译过来的内容,从而使得译文晦涩难懂,不易于没有宗教基础的人理解。两晋南北朝发展期: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异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又极端残酷。南北两方统治者都把佛教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因此佛教在南北两方都得到发展。佛教的流行与佛经的翻译事业是密不可分的。由于统治者的日益重视,对佛经翻译的支持力度也得到加强。从东晋开始,佛经翻译逐渐从民间个体走向官方支持,“译场”的规模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译场的人员分工也更加明确,除了口授梵文加以传译为汉语之外,还添加了记录原梵文人员、证义汉语的人员以及最后校对的人员。另一方面。此阶段的翻译文本也不再像以前单纯依靠胡裔僧侣的文本,而是直接有从天竺求经而传回的梵文原本。这样多个版本互相补充,相互校勘,使译文更为正确。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研究上,由于佛教发展到这一阶段,兼通汉语和梵文的人越来越多,加上分工明细有具有文学修养的人员加以辅助,因此译文基本上通过意译,对文法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文字进行适当润色,译文质量比前一阶段有了提高。隋唐鼎盛期:隋唐时代,佛教终于摆脱对中国原有文化(如儒学、道术、玄学等)的依附,成为独立自主的宗教,对佛经的翻译也到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一时期隋唐统治者与佛教相互拉拢,统治者企图借由佛教控制人民,佛教“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极力巴结统治者。因此由官方主导的译场制度,到此时期发展更为完备。
隋代在上林园设置翻经馆,那就成为常设机构了。就译场而言,论翻译组织之发达完备,翻译人才之精粹汇集,分工之细密精巧,还当以唐代为最。所有经费由国家供给,而且还诏集天下英才,建立严密而完善的译经组织。能够进人译场的人都经过严格筛选。大多是具备能力的僧侣或是朝廷官员才能参与翻译。唐朝国力鼎盛时期,对外交流甚多,各国高僧纷至沓来传道授业,同时更有不少中国僧侣远赴西方取经。他们跋山涉水,走遍圣迹,将各种佛经带回大唐进行翻译。此时对佛经的主译者已经转变为以中土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择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也大大超越了前代。在这些大唐高僧中更是出现了一位纵横千古的伟大翻译家一玄奘。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组织译场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佛经翻译活动。译出经论达1335卷之多。在翻译技巧上,他巧妙运用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秉承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使得他的译文严谨而不失文采,成为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宋朝以后衰落期:晚唐以后佛教在印度衰落,而在中国南方的禅宗在唐朝勃然兴起。它提倡不持戒,不坐禅、不读经,但求顿悟,把佛教改造得完全适合中国士大夫的口味。由于不重读经,不遵戒律;加上五代十国社会动乱,很少有人去印度求法求经;佛教经典大都已经介绍过来了,僧徒把精力转向探索佛理,根据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来改造佛教,对译经的兴趣也就不大了;加上统治阶级无力提倡和支持翻译,北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虽然佛教已不再流行,但是宋朝还是设立有译经院,从事翻译事业,翻译主体多为外来僧侣。最终由于缺乏新的梵文经文,译事时断时续,其对佛教的贡献无法与唐代相比。此后,我国佛经翻译活动开始迅速衰落,自此译场时代也走向尾声。
二、中国古代佛教典籍翻译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历时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中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不仅极大063地推动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为后来形成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还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以及魏晋之后的文学创作了起到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佛教典籍翻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佛经翻译出现以前,中国古代的翻译大都还是中央雅言和地方语言间的转化,文言文的表达也大都更好地为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所用。佛经翻译的出现,不仅大大增加了汉语的词汇量,同时对文言文的语法结构也产生了影响。语言学家们现在通过仔细分析得出结论:汉语中约有35000单词出自佛经翻译(日本《佛教大辞典》中,所收人佛教的词汇也多达35000余条),除直接与佛教相关,如“佛”、“塔”、“和尚”、“菩萨保佑”、“佛法”、“佛经”、“禅师”、“僧人”、“涅”、“般若”、“参禅”等,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如“回忆”、“世界”、“现在”、“因果”、“执著”、“虚空”、“迷惑”、“真实”、“圆满”、“心田”、“刹那”等等。拿“魔”一字来说,它本身佛经中一个恶神的名字,后来被汉译成“魔”,进而发展出“着魔‘色魔‘人魔”等等新的汉语表达。佛教中过去世、现在世、未来式的引人,也使得汉语中出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另外现代汉语中存留下来的很多四字成语或是习语,很多都有佛经汉译的色彩。因此魏晋之后,大量的四字习语纷纷出现,它们至今还为现代人所引用。例如如“天花乱坠”(《心地观经•序分》)、“作茧自缚”(《妙法圣念处经》)、“随机应变”(《金光明最胜王经》1,还有习语如“无事不登三宝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第二,佛经翻译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促进了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前文中说道,佛经的汉译偏于口语化、白话化,这与当时两汉魏晋时流行的文笔华丽的骈文有很大不同,促使了文坛出现了“变文”的形式。变文即晋宋以来僧徒的转读经文发展到讲唱佛经故事的新文体(以散文,韵文混和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载体)。到了宋代,宋人“说话”用的说话本子,就成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而小说的发展,才促成了章回小说的出现,使得小说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分庭抗礼。在文学素材上,古印度文学丰富的想象力和瑰丽的文学表达力,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灵感。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乐府诗集中的《孔雀东南飞》就有它的影子。佛教引人的“生死轮回观”、“因果报应”的佛教观念,也催生了六朝志怪小说,使古代文学获得了解放。可见佛经的汉译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乐土。极大了促进了古典文学的发展。第三,佛经翻译使得佛教思想深植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终与儒家、道家一起汇成一流,形成了以儒道佛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佛经汉译以前,中国统治阶级惯以儒家思想统治人民,并且道家思想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汉、晋时期佛教初人,中国人把它看成一种神仙方术来崇拜。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开始创建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鼎盛。佛教逐渐中国化。宋明以后,佛教才真正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佛教传人以前,中国士大夫阶级崇尚儒家思想,积极“人世”。他们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佛教的传人,引人“空”的概念,相反推崇人们保持心灵明静,鼓励“出世”,要看破红尘修炼成佛,最后涅桀重生。这些观念最终同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无为”相互融合构成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与世无争、以和为贵,并建构了中国人特有的那种集体“无意识”。佛教经典中推崇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慈悲观”都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并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努力做好事积善德,以期望来世有好的宿命。同时社会风气也鼓励恶人回头是岸,劝诱坏人苦海无边,悬崖勒马。可以说经由佛经的汉译,佛教思想传人中国,它成为最具有民众基础的普世价值观念,历经千年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之中。
三、结语
(一)文化理解力《培养标准》中(2)对文化理解力的阐释为:候选人(candidates)理解目标语文化观、文化实践与文化产物(1)之间的关系。同时,能够将外语学习目标中的文化知识框架整合到教学之中。文化理解力内涵具体包括:第一,候选人应获得从目标语文化实践和文化产物中所反映出的文化观知识。文化观是通过对文化知识和文本的学习、电影以及其它媒介、直接体验目标语文化而直接获得。这些知识和体验使候选人能够识别文化原型,并将文化知识与体验融合到教学之中;第二,呈现对文化观、文化实践以及文化产物之间关系的理解力。文化观、文化实践和文化产物是外语学习目标语中文化知识框架的三个构成因素。文化知识的范围包括日常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地理、历史、宗教和政治体制、文学、艺术、媒体以及各种文化产物。候选人具备对目标语以及自身母语文化差异和共性的理解力,并能在教学中恰当地使用地道的文化素材;第三,鉴于没有任何人能够掌握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关于文化的概念,候选人能够对动态的文化进行了解并提出假说。候选人追求新的文化观,并通过分析新的文化信息拓展和完善自身的文化知识。新的文化信息来自文献和社会制度框架等;第四,候选人能够识别文化原型以及它们对学生文化概念的影响,并认同将文化看作是一个动态体系的重要性。在教学中帮助学生进行文化比较,包括:识别、分析、评价与目标语文化产物和实践相关的主题、观点和文化观。候选人能将目标语文化观、文化产物和文化实践信息呈现给听众;第五,候选人不仅将文化观、文化实践和文化产物作为自身的文化习得,还应在教学中帮助学生分析和理解文化,并将文化教学融入课程教学以及评价内容之中。
(二)文学修养《培养标准》中(2)对文学修养的阐释为,候选人识别文学作品和文化文本的价值与作用,并使用它们阐释和呈现目标语文化观。文学修养的内涵具体包括:第一,候选人广泛地理解和欣赏目标语传统。候选人能够识别主要文学作品作者、思想家、艺术家以及各种文化形象、文化角色和文化参照物。文学作品包括儿童文学和各种成人当代文学。候选人熟悉并能够在不同话语中诠释文学作品和文化文本。这些作品和文本通常代表了目标语文化的传统和时代的变化;第二,分析、诠释和整合性阅读。使用文学传统知识诠释文化的时代变化。候选人能够将目标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与其它文学传统相比较。另一方面,候选人能够选择和调整文学作品和文化文本资源以鼓励学生参与为提高自身目标语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的活动之中。候选人通过独立和持续的文学作品和文化文本阅读提高自身的语言水平和拓展文化知识。
(三)文化教学评价《培养标准》中(5)对文化教学评价的阐释为,候选人认定评价是持续的过程。同时,他们具备通过实施有效措施,根据学生年龄和语言水平,采用多种方法给予学生恰当评价的能力。文化教学评价的内涵具体包括:第一,尽管一般性测试可以达到评价的目的,但是外语交际和文化能力的评价需要独立的过程和评估。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种方式均可使用。候选人应该理解正确评价学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同时有意识地识别和使用上述两种评价方式。候选人还应该熟悉并正确陈述各种语言教学的能力标准指南,例如:《全美外语教学协会K-12学习者能力标准指南》(ACT-FLPerformanceGuidelinesforK-12Learners1998)、《全美外语教学协会能力标准指南———口语》(ACT-FLProficiencyGuidelines-Speaking1999)、《全美外语教学协会能力标准指南———写作》(ACTFLProfi-ciencyGuidelines-Writing2001);第二,候选人能评价学生习得的目标语文化观、文化实践、文化产物以及与自身文化的比较。寻求机会评价学生如何在课堂之外的文化语境中正确地使用语言。候选人也能将评价方式融入到常规课堂教学,并理解形成性评价常常包括在学生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多个领域。
二、对我国高等教育职前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培养的启示
美国的《培养标准》从文化理解力、文学修养、文化教学以及文化教学评估四个方面对于职前外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的培养给出了较为完整的内容阐述和衡量标准。职前外语教师文化素养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系统过程,即,基于文化知识的了解和积累的基础上,注重培养候选人文化分析能力、鉴别能力、比较能力和实践能力等,继而将这些能力与教学整合用以指导文化教学,并掌握多样的方法对学生的文化知识和能力实施恰当的评价。《培养标准》对美国职前高质量外语教师的语言文化素养培养提供了基于标准的指导。同时,对我国高等教育职前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的培养也给予了一定的启示。在针对四川省中小学优秀英语教师跨文化意识现状的一项调查中[3],笔者发现目前在职的中小学英语教师的语言文化素养现状不容乐观,存在如文化知识不足、缺乏系统性等问题;英语教学中对文化教学有所认识,但是尚未有系统的教学理论来指导具体教学实践;英语教师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环境和有效渠道。上述问题除了可以通过教师自身加强学习和参与职业发展培训得以逐步解决外,职前英语教师的语言文化素养培养则是问题得以根本解决的突破口。第一,制定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师培养标准细则,明确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培养的标准和内容。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语言和文化是密切相关的。英语教学应有利于学生理解外国文化,加深对祖国文化的理解,进而拓展文化视野,形成跨文化交际意识和初步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4]英语教师作为英语教学的实施者,在英语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关注语言和语用中的文化因素、了解文化差异、形成正确的文化观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刘润清教授认为,外语教师培训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教什么”和“如何教”。“教什么”是对外语本身的培训;“如何教”涉及外语教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5]《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培养目标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
《大纲》将英语专业课程分为英语专业技能、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三种类型。英语专业技能类课程和英语专业知识类课程解决了“教什么”的问题;其它相关专业知识类课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怎么教”的问题,但并未给出细化的分类指导。2011年出台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虽然对于“如何教”,在教育类课程上给予了指导,但是并未有针对不同的学科教师教育课程的细化标准。显然,结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制定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师培养标准细则,明确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培养的标准和内容,对于职前英语教师培养的教学实行更细化的分类指导,将有利于我国职前英语教师的培养在今后能有全面和更健康的发展。第二,逐步培养职前英语教师的思辨能力。2001年Anderson和Krathwohl对美国教育心理学家Bloom早期思辨能力的分类进行了修正和升级,形成了由记忆、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创造组成的改良版思辨能力类级模型。[7]根据此分类,笔者认为职前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中思辨能力的培养即是在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和文化理解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培养其能用正确的价值观和立场来评价、分析和比较文化,批判地认识和接受各种文化观,从而能够客观地看待文化并接受文化本来的样子,继而尊重和欣赏多元文化,在保持自身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例如:大量文学作品、文化读本的阅读与赏析、结合各门课程中所出现的文化现象,组织课堂讨论以及增加文化时事评论等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提高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敏感度、鉴赏能力和分析能力,从而使学生逐步形成文化意识等。第三,拓展文化视野、增加文化体验。语言是社会文化现象,社会又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因此文化也是动态系统。职前英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的培养除了依托文化知识类课程之外,应该将文化教学拓展到其它课程的教学之中。例如,结合课程中出现的文化点,通过英文报刊和杂志的拓展阅读来增加对文化现象的了解。同时,突破文化教育和体验主要限于文本与教学之中的现状,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交流类讲座,邀请外教或有海外留学或教学经历的英语教师分享英语文化和经历等;同时,积极开发与英语国家高校校际间交流合作项目,包括文化交流、海外教学实习项目等,增加职前英语教师对目标语文化的切身体验和教学实践经验。
三、结语
关键词:差异;策略;归化;异化;翻译
一、引言
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且相互制约。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无论从语言的符号观还是社会观来看,其都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语言的文化性集中表现在语言的文化属性、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等方面。作为语言内涵的文化,给予语言的影响是全方面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影响并制约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2)决定语言的指称内容与形式;(3)作用于人类的语言思维与表达形式。由此可见,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所说:“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1993:109)文化对语际交流的影响可见一斑。汉英民族在价值观念、、民情风俗、历史背景、地理条件、社会制度、生活经验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仅给各自的载体语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为这两种语言之间互译带来了重重困难。本文拟从汉英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着手,企图以归化和异化策略来寻求其间的语义文化对等翻译。
二、汉英文化差异
因为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给其在语义层面上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汉文化是一元文化,强调“社团价值论”;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个人价值至上论”。除了价值观念差异之外,汉英文化差异还与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气候条件和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一)地理环境引起的文化差异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常常给该地区的文化打下烙印。中国和英国,因为地理环境的迥异,气候条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对的异域文化。英国是岛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其民族创造出的语言就沾上了该地理特征。象我们熟知的习语:spendmoneylikewater;makewater;allatsea等就囊括其中。相反,中华民族祖居亚洲大陆,其文化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上文所说的“挥金如土”就是一例。另外还有“面如土色”、“土眉土眼”、“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不胜枚举。至于气候不同招致的文化差异的例子也是举不胜数。单就“东风”“西风”之说来看,两种文化就大相径庭。雪莱的“西风颂”(OdetotheWestWind)正是对春的讴歌。CharlesDickens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说“HowmanywinterdayshaveIseenhim,standingblue—nosedinthesnowandeastwind!”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然而汉语中的“东风”却战胜了“西风”,是春风,是温暖的使者。“西风”是秋风,有萧瑟秋风之说。马致远之词作“古道、西风、瘦马”,又同是马曲的“醉乡中,东风唤醒梨花梦”也说明这一点。词曲中的意境也自是让异域人士费解。
(二)民情风俗造成的差异
汉英民族由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喜欢马,养马、骑马、赛马成为其风俗,英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的“马文化”。所以英语中有关马的说法及其丰富。诸如:talkhorse(吹牛);getonone’shighhorse(趾高气扬);horseandhorse(并驾齐驱)等等。然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汉语囤积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象征。“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体现的这种情结。相反在英语中却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老黄牛”翻译成英语也就成了“awillinghorse”.不光如此,汉英语言中的一些表示颜色的词汇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红色”在汉语中含有极强的褒义色彩,“大红大紫”显示的是成功和富贵,喜庆和吉祥。与此相反,“red”却常常让西方人想起流血、战争、恐怖、愤怒和危险,含有较强的贬义。
三、翻译策略
汉英文化的差异性给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这并不是就说明两种语言之间就不能相互转化。语言共性论认为:虽然人类的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在生存环境、身体结构、生理需要等方面的共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这就使语言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语言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如果说每种语言都能表达所指的一切,那么,从原则上说,某种语言所表达的一切都能被译为另一种语言(蔡毅)。不同语言之间的这种转换常常借助于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策略。(一)异化翻译策略
异化就是不改变原文的文化、语言、文体等特征传达原文的内容,要求读者向作者靠拢,适应原文。它翻译的前提是,认为语言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与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复杂化。异化翻译承认并发展差异,并且在目的语中表现文化差异。异化翻译追求最大限度的等值。其特点如下:(1)不完全遵循目的语的语言与语篇规范;(2)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文体;(3)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目的语中的古词语;(4)目的是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异化翻译有利于读者了解异域文化;有利于读者运用智力和想象力去感受衣鱼文化的独特之处;有利于丰富目的语文化和表达方式。但是,异化翻译也有自己的劣势,它常常使译文句式生硬,晦涩难懂,这就给读者的带来了阅读困难。常见的异化翻译策略有“音译法”和“直译法”等。
(二)归化翻译策略
归化翻译就是遵循目标语文化的当前价值,对原文进行同化翻译。该翻译法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地道畅通的目的语进行翻译,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目的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归化翻译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对于译者来说,要全面了解一种异域文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翻译过程中因为对本族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往往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以便使译文通顺。这样,对于读者来说,就可以避免文化冲突,在自己的知识文化范围轻松容易的理解译文。由此看来,归化翻译的通顺常常也会换来文化信息的遗失。常见的归化翻译策略有“代换法”、“解释法”和“异译法”等。
四、异化归化,各得其所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异化和归化翻译各有其优缺点。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不可取。那么,在实际的翻译中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标准呢?关于翻译的标准,清末的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译事三难”,即“信、达、雅”。“信”指忠实原文,“达”指语言通顺畅达,“雅”指文字古雅。鲁迅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风姿……”。钱中书提出了更具体的“化境”文学翻译标准。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显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入于“化境”。从这些翻译名家对翻译所定的标准可以看出,“忠实”和“通顺”是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缺一不可。那就是说,既要将原文的信息(包括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全部传达,语气和风格与原文一致,又要使行文流畅自然,易于理解接受。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找到异化和归化翻译的最佳结合点,让异化和归化更得其所。一般说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间的关系分为:文化交织、文化鸿沟、文化冲突三种。不同的文化关系对翻译的策略的选用有极大的影响。文化交织是指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些相似和相同的地方。这样语言之间的交流因其共同性而不难理解。为了更多的接触异域文化,异化翻译方法就显示出优越性;文化鸿沟是指两种文化中存在着文化差距。这时我们可以选用归化翻译方法,如果选用异化翻译方法的话,就必须用直译加注才能做到理解和传递信息的两全其美;文化冲突是指两种文化对某些物质,事物和现象有完全矛盾的理解。处理这种文化现行,归化翻译方法更能大显神通。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A.Language,Cultureand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1993:105-115.
在汉语水平上,将维吾尔族大学生分成三组进行研究:水平高组、水平中等组以及水平低三组。研究结果显示:汉语水平中等的学生在汉语普通话、维语的地位价值维度和亲和力维度上以及带口音汉语的地位价值维度上的评价最高;汉语水平低的学生则各项评价都较低。在汉语水平低的小组中,其对维语的亲和力评价远远低于对地位价值维度评价,地位价值维度的评价与平均值相差不大,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不同。在带有维语口音的汉语评价上,汉语水平低的学生对其亲和力维度评价较高,对其地位价值维度评价较低。在汉语水平因子上,汉语水平中等的学生在各项得分上都最高,主要是因为这些大学生对汉语掌握得不够,他们还处在探索汉语文化中,所以对汉语保持着较浓厚的兴趣。他们一方面认为汉语难学,一方面又认为学好汉语能欣赏汉语电影、文学作品等,所以尽管汉语难学,但仍保持着较积极的学习态度。对于汉语水平高的维吾尔族大学生而言,他们对汉语已没有了较高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而且,汉语的难学会使其对汉语产生一定的抵触等消极情绪,所以其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较低。对于汉语水平低的学生而言,带维语口音的汉语正是他们交际中用到的语言,所以会倍感亲切,故而亲和力评分较高。
二、民族认同感
对此问题,同样将学生分成三组,分成高、中、低三组。在这一因子的研究上发现,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越高,他们对汉语普通话的地位价值维度评价就越高;而在亲和力维度评价上,民族认同感中等的学生对汉语普通话的评分最高,民族认同感高的学生对汉语普通话评分最低。在维语评价上,地位价值维度和亲和力维度评价上最高的均为民族认同感中等的学生,接着就是民族认同感高等的学生。在带有维语口音的汉语上,三组学生给出的地位价值维度评价相差不大;在亲和力维度上,民族认同感高的学生给出的评价最高,其次就是民族认同感中等的学生。研究结果表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越高,其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就越低。汉语普通话作为我国的官方标准语言,是每一个维吾尔族大学生都需要掌握的语言,而带维语口音的汉语则成为汉语普通话与维语之间的缓冲点,这样就使得维吾尔族大学生较容易接受。虽然各组学生对维语的评价都高于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但总体上来说,学生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也不低,这反映出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汉语的一种矛盾心理,即既对母语持有较高的忠诚度,也认可汉语。
三、高校加强语文语言教学的建议
前已述及,不同的背景会使得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产生截然不同的变化趋势。为减少新疆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冲突,促进各民族的大繁荣,促进新疆地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在高校教育中,对维吾尔族学生应采用更加贴近其民族的教学方式,尽量满足维吾尔族学生的需求,灵活运用教学方法,考虑到学生的民族情感,利用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同时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主动学习汉语,培养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另外,在社会交往中开展汉语的学习,让学生感受到汉语交际的乐趣,让学生在体验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学习汉语,利用角色扮演、对话、情感交流、实地研究、文化分析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汉语能力。[3]最后,教师还要重视民族认同的引导工作,努力消除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汉语的认同障碍,通过职业生涯规划、新生入学教育、校内活动、心理咨询室、民族文化解读等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并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其他民族文化,增强其对汉语的适应能力,提高汉语教学质量。
四、结语
从形态类型的角度语言可以分为粘着语、屈折语、孤立语和抱合语四种,日语属于粘着语,汉语属于孤立语。粘着语(膠着語)的主要特点是依靠助词或助动词的粘着(附加)来表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地位和作用。汉语作为孤立语,每个词都有它独立的含义,词在句子中所表达的意思及所起的作用不是靠助词,而主要是靠位置和词本身的意思来决定。由于汉语和日语有这样的不同,因此,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助词、助动词的用法非常重要。尤其是初学者,常常被一些格助词的用法搞得晕头转向。这主要是因为语言类型的不同导致表达习惯上的不适应。比如,汉语的“登山”,日语却有「山に登る和「山を登る两种表达方式,其中,格助词用「に还是用「を意思是不同的。用「に表示对象,意思是朝着山上或往山上登;用「を则是表示经过路线,意思是顺着山路往上登。再比如汉语的“在院子里走”,日语既可以说成「庭で歩く,也可以说成「庭を歩く。用「で是强调活动场所,用「を则是强调经过路线。由此可以知道在日语里格助词决定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并且决定整个句子的意思。怎样记才能科学有效呢?死记硬背不符合认识规律。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语言每个词条的意思之间也存在着连续性,正因为这种连续性的存在才使得词汇的意义扩展成为可能,比如像下面的例子。〈具格的〉:1.ハサミで新聞を切る2.片手で網を引っぱる3.クーラーで書斎を冷やす4.雰囲気で観客を圧倒する〈原因格的〉:5.頭痛で学校を休む格助词「で从表示具体的工具到表示抽象的原因存在扩展关系,这种扩展在3、4体现出了连续性。通过对这种连续、扩展的理解,有利于形成记忆网络,提高记忆效果。连续、扩展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仅体现在一个词的多义性上,还体现在多个词之间的意义联系中。比如上面我们讲过「で「を都可以用在移动动词句中,「で表示活动场所,「を表示经过路线。「で和「を之间的连续在于二者都表示动态移动这样的意义特征。「に和「を在表示移动意义上也是有联系的,只是二者强调的侧面不同,「に强调移动的着点,句子呈静态特征,「を则凸显经路,句子呈动态特征。而「に和「で的连续性在于都表示场所。在静态、动态上二者有区别,「に表示静态,「で表示动态。所以,「会社に勤めている表示一种状态性,而「会社で働いている则表示一种动作性。「に和「で在静态、动态上也是有联系的。比如「病院に勤めている也可以说成「病院で勤めている,就是说「で也可以表示静态意义。「に「で「を三者在静态、动态方面的连续性可以表示如下。静态动态にでを日语中许多微妙的意思都可以通过格助词来加以区别。比如「太郎に行かせる和「太郎を行かせる,虽然都用了使役态,由于格助词的不同,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使役对象用「に来表示,可以理解为对象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即对象「太郎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后者使役对象用「を来表示,可以理解为对对象的一种强迫性,即迫使对象「太郎去。这样的句子用汉语表达时只能用动词加以区别。比如前者可以译为“让太郎去”,后者可以译为“打发太郎去”。由此可以看出日语格助词在句子中的重要作用。表示非意志性主体的行为用「から,如「火が裏口から出た,而表示意志性主体的行为用「を,如「泥棒が裏口を出た。这样的句子译成汉语可以译成“火从后面出来了”“小偷从后面出来了”,就是说汉语中主体的意志性和非意志性没有加以区别,都可以用“从~出来”表示。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别,只能用动词。如“火从后门冒出来了”“小偷从后门溜出来了”。所以,日语的格助词在区别句子的意义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汉语却只能靠具体的词汇来完成这样的功能,从中也看出了日语粘着语和汉语孤立语语言类型的不同。如果说在语言表达上日语每个词都要明确它在句子中的地位作用,那么在文化习惯上,日本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在集体中的角色。在公司里更是强调团队精神(チームワーク),注意整体配合。怎样才能配合好呢?那就需要每个成员必须明确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在生活中日本人也非常注重和周围的协调,以免发生摩擦。由于这样的一种文化习俗,使得日本社会秩序井然,人们彼此谦让,各行其道,各尽其职,社会和谐畅通。反之不利的一面,则使得日本人常常是看人家眼色行事,并且人们缺乏独自性和创造力。汉语每个字都有独立的意思,并且在句子中也起相对独立的作用。在文化习惯上中国人讲求独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并且乐于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不利的一面就是在团队中克服个人主义,争强集体的战斗力。
二、指示代词
在日语中,指示代词也不可小看。无论是日本的日语能力考试还是中国的大学日语考级,它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无论是在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都要面对的问题。在初级阶段有「こ「そ「あ「ど体系,近称、中称、远称等比较复杂的使用方法。对于中国日语初学者来说也是个较难理解的问题。所谓难就难在缺少对应性和可比性。汉语的指示代词体系没有那样复杂,运用也不那样广泛。比如,日语用「こ「そ「あ「ど分别表示近称、中称、远称,而汉语只有“这”和“那”两个指示代词。中日之间的对应关系是:这こ、那そ、あ,就是说汉语中中称(そ)、远称(あ)不加区分,都用“那”表示。这样,中国人日语学习者就难以区别中称和远称。这种中、近、远的区别不仅是表示空间距离,还表示说话者相对范围的界定。这种范围界定可以用下图表示。从这种范围界定我们可以看出日语指示词的运用也是很注重彼此的相互关系的。在文章中,指示词的运用更充分体现了日语语言表达的相互关联性。下面这段文章摘自芥川竜之介的『羅生門。それから、何分かののちである。羅生門の楼の上へ出る、幅の広いはしごの中段に、一人の男が猫のように身を縮めて、息を殺しながら、上の様子をうかがっていた。楼の上から差す火の光がかすかに、その男の右の頬をぬらしている。短いひげの中に、赤く膿を持ったにきびのある頬である。下人は初めからこの上にいる者は死人ばかりだとたかをくくっていた。それがはしごを二、三段上ってみると、上ではだれか火をとぼして、しかもその火をそこここと、動かしているらしい。これはその濁った、黄色い光が隅々にくもの巣をかけた天井裏に、揺れながら映ったので、すぐにそれと知れたのである。この雨の夜に、この羅生門の上で、火をともしているからは、どうせただの者ではない。『羅生門像上面这篇文章一样,如此频繁地使用指示代词对于中国人来说会感到摸不着头脑,而作者就是通过这些指示代词把读者拉到文章中去,使你具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指示代词在文章中指代的是文章中先后出现的人物或事件,使整个文章前后照应成为一体。指示代词的广泛使用也体现了日本语言文化整体性和相对性的特征。另外,对初学者来说疑问代词作主语用「が而不能用「は也是个难解的问题,比如「どこが食堂ですか不可以说成「*どこは食堂ですか。使用疑问代词是说话者对未知情况进行提问,这就说明话者和听者对这一情况不是彼此都知道的共有情报。对日本人来说非共有情报就不能用「は。所以,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日语表达是非常注重彼此关系的。
三、敬语
日本是个金子塔社会,上下关系层次分明。这种社会关系在语言上的反映就是敬语的广泛使用。敬语分为尊敬语、自谦语、郑重语三种表达形式。尊敬语主要是表达对话题中出现的人物尊重;自谦语则是表示对话者自身行为的谦让;郑重语则是表示对听话人的礼貌。敬语的使用不仅能体现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也能反映出说话者、听话者以及话中人物的亲疏远近关系。对自己的上司说话要用敬语,而和外人说起自己的上司时就不能用敬语,因为上司和说话者同属于一个圈内的人。由此可见,敬语表达体现了日本的人际关系泾渭分明,上下里外层次清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语言文化背景,使得日本社会礼貌谦让,秩序井然。敬语反映了话者、听者和行为者等的相互关系,所以可以说敬语也是日本语言相对性的一种体现。在汉语里我们一般说“我等你”“你爸爸是老师吗?”这样的话,用人称代词来区分彼此,这样显得很直接,而日语一般说「お待ちします「お父さんは先生ですか,不是用人称代词来区分你我,而是用敬语来表达彼此的相对关系。日语的这种相对性在授受表达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汉语说“给你买”,“给我读”,一定要加上人称代词“你”“我”才能表达清楚谁给谁做什么;而日语就可以说「買ってあげる,「読んでくれる,不用人称代词,只用「てあげる,「てくれる这种授受补助动词就可以表达清楚。所以,在日语学习过程中要充分理解日语表达的这种相对性,注意区别汉语的这种直接表达方法,克服母语干扰,以免发生误用。
四、时态体态
日语可以用助动词的变化来表示时间。日语的这种形态变化能够表达比较复杂的意义特征。而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所以有些日语的表达形式汉语中找不到相应的对应形式,这样,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就会感到难以理解。比如,「犬が死んでいる「犬が死んだ这样的句子,翻译成中文都是“狗死了”。就是说在这里「ている和「だ在汉语中都用“了”来表示,没有加以区别。这样我们的学习者就难以区别二者的不同。实际上日语的「犬が死んでいる表示的是狗死了之后的一种状态,这种死后的状态被发话者所看到,是一种场景描写句。而「犬が死んだ只是一种表示完了的叙述句。再比如「父は死ぬと思う「父は死ぬと思っている,前者「思う的动作主体是说话者,即话者认为自己的父亲会死;而后者「思っている的动作主体是父亲,即父亲认为自己会死。这里助动词的形态变化又表示了一种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区别。终止形的形式表示一种主观性,是说话者的一种主观判断,所以,「父は死ぬと思う译成中文是“我认为父亲会死”;「ている形式表示一种客观性,「父は死ぬと思っている表示的是父亲认为自己会死这样一种客观状态事实被发话者观察到,说话者对这一客观事实进行直接描述。这种主观性和客观性不仅在动词上,在形容词上也表现的比较明显。比如,日语可以说「私はうれしい,而不能说「*彼はうれしい,因为「うれしい是一种主观性表达,只能表示说话者的心情而不能表示别人的心情。但是,如果把它变成过去时态「彼はうれしかった就可以成立。所以说主观性客观性与体态时态是相关联的。就是说基本型表示说话者的主观语气,所以「父は死ぬと思う「私はうれしい中的「思う「うれしい对应的是说话者「私,而持续体和过去式可以表示客观语气,所以「父は死ぬと思っている「彼はうれしかった中的「思っている「うれしかった对应的是第三者「父「彼。从上面我们可以知道日语通过助词的形态变化来表达复杂的时间关系以及主观性客观性,而汉语缺乏这种形态变化,所以二者之间不成对应,这就使得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对这些问题难以理解。
五、动补结构
从语言类型上说,汉语属于「する型语言,日语属于「なる型语言。「する型语言强调动作者的动作过程,句子往往表示“~干什么”;「なる型语言强调动作的结果,句子往往表示“~怎么样”。从认知文化的角度讲,汉语是以人以及人的动作为中心,表现为一种主观性;而日语则是以事态以及事态的结果描写为中心,表现为一种客观性。汉语和日语这种语言类型及认知文化的不同也表现在结果表达上。比如“那本书,我买了半年才买到”这样的句子直接译成日语「*その本は私は半年買ったが、ようやく買った就不成立。中日这种差异性有动词意义、助动词等多种原因。但从语言类型及认知文化的角度看,汉语习惯于用“~干什么”这样的表达,所以“买了半年才买到”就很自然地使用;而日语则不习惯用“~干什么”这种形式表达,所以「*半年買ったが、ようやく買った就很不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日语习惯以「半年かけてようやく手に入れた这种形式表达。「手に入れる表示某物最终弄到手,是个结果性表达。所以,从这个句子中也反映了日语表达注重结果这一习惯特征。再比如,汉语中“我听懂了、他喝醉了、杯子打碎了、衣服穿破了、眼睛哭肿了”这样的句子,都习惯于用动词做谓语成分来表达,而日语如果一定要加上谓语动词来表达就显得很不自然。如「*私は聞きわかった、*彼は飲み酔った、*コップは叩き壊れた、*服は着破れた、*目は泣き腫れた这些句子就难以成立,而习惯于用「私はわかった、彼は酔った、コップは壊れた、服は破れた、目は腫れた这种结果状态的形式来表达。Talmy(2000)指出,汉语属于〈卫星框架语言〉(satellite-framedlanguage),日语属于〈动词框架语言〉(verb-framedlanguage)。汉语的动补结构如此发达也恰好符合〈卫星框架语言〉的特点。日语作为〈动词框架语言〉,它在语言表达上和汉语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汉语可以说“头发染红了”“坑挖深了”“衣服洗干净了”,完全用动补形式表达,而日语中的对应表达形式是「髪は赤く染まった「穴は深く掘った「服はきれいに洗った,就是说日语中表示结果意义的副词性成分「赤く「深く「きれいに只能作为动词的修饰语出现,并且这种修饰语的出现要受到动词意义的极大限制。比如「きれいに洗った可以说,「*汚く洗った则不可以说。而汉语则不同。汉语既可以说“洗干净了”,也可以说“洗脏了”。中日这种差异性显然是由于结构不同所导致的。汉语的结构是动词在先,补语在后。从象似性(iconicity)角度看,动作完了后引起什么样的结果都是可能的。所以结果补语的意义就比较自由,不受约束。另外,日语结果性副词成分因为是限定性成分,它在时态上也从属于动词,所以,日语可以说「髪を赤く染めている「穴を深く掘っている「服をきれいに洗っている,即用进行时态也可以。而汉语则不可以说“*正在染红头发”“*正在挖深坑”“*正在洗干净衣服”,因为汉语是动作完了之后才出现结果,动作和结果不具有同时性,所以不能用进行时态。下面的例子也反映了中日〈卫星框架语言〉和〈动词框架语言〉的区别。a太郎がとても大きな円を書いたので四角が円に入った。(kita1999)b太郎画了个很大的圆,所以方块儿进了圆内/所以方块儿画进了圆内。日语用一个动词来表达结果状态,句子很自然。而汉语如果也用一个动词“进”来表达这一结果,句子就很不自然。汉语必须用动补形式“画进”,句子才显得自然。
六、结语
1.教师的文化课教学情况教师的角色定位不准。教师在汉语语言生的中国文化课课堂教学中存在两种错误倾向:要么在授课过程中过分侧重讲解语言知识,忽略了文化知识的传授,使文化课沦为语言课;要么虽然讲的是文化知识,但全部用汉语讲解,不利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导致学生听不懂,失去了文化课教学的意义。文化课教师必须弄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必须明白中国文化课教学不同于纯语言教学,是要以语言为工具来实现传授文化知识的学习目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师能力不足。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课教学的课时少,分量不足,问题的原因在于专业的文化课教师师资力量不足。已有教师的中国文化底蕴不足,文化驾驭能力缺乏。有的教师由于专业原因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文化,在讲授文化知识时只注重中国文化知识的灌输,很少考虑到教学对象的母语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际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它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同样会产生强烈的负迁移效应。”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主动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现象的对比教学,导致留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中国文化知识,从而削弱了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由此可见,文化课的课程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当务之急。教学手段单一。教师大多采用讲授法在封闭的教室内进行教学,没有或很少有实践活动,在利用现代化多媒体信息技术、营造中国文化环境等方面做得也不够。
2.教学模式问题目前,在汉语语言生中开设中国文化课主要有三种模式:专题讲座模式。这种方式适合汉语程度较高的留学生,在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留学生中开设还是比较适合的,而在汉语程度较低的语言生中采用此种模式是非常不合适的。传统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教师常常运用演绎的方法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点,这样很容易形成过度概括,使学生对中国文化产生某种刻板印象。”文化教学的实践活动过少,留学生缺少实践的机会。实践课模式。有的高校认为汉语语言生对汉语的掌握程度不够,只采用实践课的模式,学习一些诸如中国武术、太极拳、剪纸、书法和中国画这类的实践课程,而没有开设文化知识课。
3.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方面文化课课时少,设置的内容不够丰富。以长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为例:汉语语言生的文化知识课每周仅有2学时的中国文化专题讲座及20学时的语言文化实践活动。目前适合文化课教学使用的教材相对缺乏,大部分高校为汉语言本科生开设的文化课采用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概况》及韩鉴堂编写的《中国文化》,而来华汉语语言生的文化课却没有合适的专门的教材,只有教师自己准备的资料或自编教材。
二、来华汉语语言生中国文化课教学改革的具体对策
1.要帮助留学生端正文化学习态度,实行分级分层次教学明确文化学习是更高层次的汉语学习,要想学好汉语一定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理解中国的文化、走进中国的文化中去。在学生汉语程度低的情况下,依托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根据学生的实际和个体差异分级分层次教学,制定低、中、高三层次的教学目标以及相应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初级程度的学生以文化实践课或者观看图片、录像、电影等多种方式来学习中国文化知识,文化教学要始终结合语言技能的操练和交际能力的培养来进行。中高级程度的学生可以采取CBI理论下的主题模式:可以就每个主题进行讨论,对中外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培养留学生的文化判断能力和鉴别能力,促进他们具备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意识,帮助他们更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要素,而不仅仅是将中国文化的相关知识传授给他们。
2.补充师资力量,加强已有汉语教师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培训壮大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师队伍。在教师的选择上不能只招收中文专业的教师,相关历史专业、教育专业也可以胜任对外汉语教师的工作。中文专业的教师教授汉语语法上占优势,而在教授中国文化方面,历史、教育专业的教师则更胜一筹。当然,既能教授汉语言又能教授文化的双料教师才是最符合标准的对外汉语教师。
3.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中国文化课教学不能只局限于教师的单纯讲授,要将语言和文化很好地契合,要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教学。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汉语是汉语文化的一部分,英语是英语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作为文化一部分的语言,也就没有文化。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旅游文化是一个较广义的概念。一般认为,应包含“旅游”和“文化”两个领域,以及由其不同方式组合的边缘领域。由于学者对旅游与文化有着多种多样的概念与定义,这两个因素的组合方式同样有相当多的选择,所以,目前学界对旅游文化的定义还未达成共识。关于旅游的文化概念,至今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国外学者对旅游文化的研究比较早。RobertW.McIntosh(美)在1977年提出“旅游文化”(thecultureoftourism)的概念,指出旅游文化“实际上概括了旅游的各个方面,人们可以借助它来了解彼此之间的生活和思想”,它是“在吸引和接待游客与来访者的过程中,游客、旅游设施、东道国政府和接待团体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现象与关系的总和”。这是国外学术领域在旅游文化方面较早的研究,国内学者对旅游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正值我国旅游业飞速发展时期,作为国内较早研究旅游文化的学者之一,晏亚初在《旅游文化管见》中写道:“旅游文化,是根据发展旅游事业规划和旅游基地建设,以自然景观(名山、名水、名城、名景)和文化设施为依托,以包括历史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内容,以文学、艺术、游乐、展览和科研等多种活动形式为手段,为国内外广大旅游者服务的一种特定的综合事业。”文化意识是语言交际的思维基础,语言的结构规律是在语言交际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是文化构成的基础,文化内涵是语言交际的具体内言的实际行为则是在社会文化活动中完成的。因此,掌握语言的结构规律,有助于进行正确的交际;有了文化内容的支撑,交际才更有实际意义。
2外语教学与旅游文化
2.1外语语言是文化的基底
语言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语言既是文化的基底,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两者是同步发展变化的。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不同,文化的基底不同,语言是国家文化的镜子,国家发展的历史长河,民族的根源,特点及其表现出来的民族心理都会在语言中得以体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记载和经验传授都是通过语言来进行描述和储存的。在旅游当中所体现出来的风土人情、行为习惯和生活场景都可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体现。中国旅游资源丰富多彩,疆土辽阔,江南水乡的秀丽风情,西北风光的粗犷豪迈;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丰富多样的风俗习惯。这些旅游文化资源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游客入境旅游,然而,语言文化与风俗习惯的差异使得外国游客在入境旅游的时候,常常因为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而闹出许多笑话,外语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工具,起着传播中国旅游文化的作用。
2.2外语语言影响旅游文化
外语语言受到文化的强烈影响并与之相适应。每种语言都可以用来表达说话人想表达的任何意思,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霍克特(CharlesHockett)对这种影响的性质看得非常透彻,他说:“语言的差别不在于说明什么,而在于说什么要相对容易些。”每种语言都可以用来表达说话人想表达的任何意思。但是对某一特定的语言,特定的内容可以表达得更容易一些。例如,英语和汉语都有表达亲戚关系的词语,但在用汉语表达时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汉语表示亲戚关系的用词多一些,如“叔”、“伯”、“舅父”、“姨父”等,而在英语中仅有一个相应词uncle。“龟”在古汉语中虽然也有长寿的意思,但在现代汉语中,贬义的成分较多。如“缩头乌龟”“、乌龟王八蛋”等都是贬义。但在日语中“龟”则是长寿的象征,褒义色彩较浓,积极的意义较多。如“鶴は千年,亀は万年”“、亀の甲より年の功”等等。在日本,送人一件做成乌龟模样的工艺品,对方会感到很高兴。而在中国,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不能送人乌龟,尤其是不能送给中年以下男人,礼品包装纸上也不能出现乌龟的模样。所以,如果简单地根据词意来对其进行翻译,而不了解其文化内蕴,在旅游当中,通过语言既达不到理想中的宣传效果,更会产生歧义。
2.3旅游文化借助外语语言来传播
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了解中国旅游文化的方式主要有导游介绍、网络资料、旅游宣传和朋友了解这四种不同方式,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有声的讲解还是无声的阅读,他们都只能通过阅读旅游资料、网络媒介和导游讲解来真正切实地了解中国文化。语言传导的准确性也直接影响着旅游文化传递的正确性。具备良好的外语沟通能力,能把不同的景色,不同国家地域的文化、语言、思想表达自如。在外国游客提出相关国家地理文化问题的时候,能流畅地进行相应回答。同时也能熟知旅游景点的历史文化知识,地理、宗教、习俗等背景知识。
3旅游文化在外语语言教学中的应用
3.1增强学生对旅游文化的了解
在外语教学课堂中,文化的导入十分重要,教师应在导入基础知识的同时,认识到必须在外语教学中时时处处进行文化教育,首要培养学生对旅游文化的认识,因为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具备学习外族文化的能力,掌握并运用其目标语进行交际。无论是语言、词汇、习语、语句、篇章,每一环节都渗透着异国文化的影响。要用文化语言观指导英语教学,规范的教学与语言技能的培养同步进行。因此,外语老师在授课时,适时地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教学,对异国的风俗习惯、和名胜景点进行介绍,从深层次上认识到两国文化的差异,不仅在语言重点难点上得到讲解,还培养了学生对不同国家文化差异和冲突具有识别的敏锐度,处在不同的场合时能通过文化的转换来实现语言转化,根据目标语来调整自己的语言理解和语言产出的自觉性,使学生学会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适时地用外语进行有效、无障碍的交际,通过学生对旅游文化的了解,来加强其对语言学习的兴趣。
3.2帮助学生设立对话的文化语境
语境对于语言的学习者来说是关键因素,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最好的方法是使其沉浸于目的语文化的语境当中,同外语本族语使用者多进行接触和交流,然而许多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很少或几乎没有机会同外国人接触。在这种情况之下,教师就应该在课堂中尽量为学生创造语境,提供条件,让学生在创设的情景中练习各种不同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可以通过旅游场景中的吃、住、行、游、娱、购来设定场景,通过此种活动来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还要鼓励学生通过参加英语角这样的活动来结交外国朋友,深入了解外国文化。在课堂教学的外语对话中,除了要让学生记住特定的交际用语,传授文化背景知识,了解外国风土人情,还应该在课堂环节中设置特定的交际语境,鼓励和督促学生进行口头或笔头、双边或多边的言语实践活动。例如,可以在课堂环节中设置情景表演的练习。在导游带团的过程当中,出现最多的问题就是语用错误,要实现沟通无障碍的对话交流,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角色的分配和场景的替换,让学生分别扮演游客和导游,商贩和顾客,可以对旅游环节当中的吃、住、行、游、娱、购方面进行情景的扮演和对话,加深对书本对话内容的理解和印象。
3.3提高学生外语语言的应用技能
外语教学不仅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更重要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交际应用能力。在课堂教学环节中,要把课堂时间尽量作为学生实践的环节,努力创造条件,激起学生讲英语的欲望和需求,培养和促进学生外语语言应用技能的提高。外语的应用技能要在达到沟通理解的基础上,适时合理地进行沟通交流,而不是中式英语的沟通和比手画脚的理解。例如在一些外国游客较多的景点,一些地陪见到外国游客就会说“hellositsit”,并一边做出请坐的动作,一些小商贩看到有外国游客经过,就会大喊“comecomelooklook”,便一边拉进店里,一边拿着计算器来砍价。显然他们说的是中国式的英语,虽然是最简单的英语,发音也不标准,配以一些简单的肢体动作,外国游客也能领会他们的意思,但这样英语却不能在知识阶层推广开来。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底蕴,在语言表达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对于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果直接照字面意思翻译的话,外国游客很难准确理解其内涵,有时还会产生歧义甚至误解。比如,导游带领一队外国游客到传统的中国餐馆就餐时,当外国游客问到“童子鸡”是什么时,如果照着字面意思直接翻译就是“chickenkid”,也就是“儿童鸡”,这时外国游客就会满脸疑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许多成语故事、诗歌、寓言、节日等传统文化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并不是用一两句话就可以清楚地表达出来,但是外国游客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单从英语翻译中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是很难的。同时,如果涉外导游只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并不了解外国的文化底蕴,那么对菜名、诗词歌赋的翻译则无从下手。中西方文化不同及思维模式的差异必然会给英语翻译造成一定的影响,虽然都懂得英语也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所以提高学生外语语言的应用技能也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非常重视的问题。
4结语
关键词: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1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2中医学术语、西医学术语与中医英译
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西医学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语言用字,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逦杰博士和文树德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人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如窍译成orifice,穴译成point或hole、卫译成defense、邪译成evil、命门译成lifegate、三焦译成tripleburner、督脉译成governorvessel。关于西医学术语,魏逦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anemia、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魏遁杰博士认为,应该绝对避免使用纯然“严谨专业性的”第二类西医学名词术语翻译中医学概念,认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了他(指‘译者’)意欲传达的这个知识体系(指‘中医学’)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类与第三类西医学名词术语才能用于翻译中医学概念H。笔者颇为赞同。笔者认为,中医学术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词汇组成,如心、肝、脾、肺、肾、发热、头痛、咳嗽、心悸等;第二类由中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等;第三类由中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说文解字·广部》中的某些形声字——疝、疸、痈、疡、痔等。而当初西医中译时所“借用”的中医学词汇也是相应的第一类和第三类,也就是说把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和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sy分别译为“心、肝、脾、肺、肾”和“麻疹、麻风、疟疾、癫痫”是基于全人类对人体和病的共同认识。而同时,我们也应从西医中译实践中吸取教训:采用第二类中医学名词术语翻译西医学术语所引起的中西医学概念混淆不清的状况不应在中医英译中重演。如将typhoid,typhoidfever译为“伤寒”,typhoid或typhoidfever指的是“infectionoftheintestinecausedbySalmonellatyphiinfoodandwater”,临床表现为发烧、腹泻,甚至有血便,是肠的感染性疾病(infectionoftheintestine)。而中医学中的“伤寒”,广义指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指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的病变。
3医古文、医学英语与中医英译
让我们先观察比较一下下面两段短文:(1)“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2)“Manismetazoon,triploblastic,chordale,vertebrate,pen—tadactyle,mammalian,eutherian,primate...Theout—linesofeachofhisprincipalsystemoforgansmaybetracedback,likethoseofothermammals,tothefish—es.’’(L.A.B.一orradaile)。
(译文是: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象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以上都是从“发生学(genetics)”角度来界定人生命的起源,若仅从语言学角度考察,第一段四、六字成句,文辞简练、优美,具有诗一般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而第二段含有大量的专业术语,语句平实、严谨,属于科技英语,谈不上文辞、韵律的优美。中医学的核心知识都来源于古典文献,即“文言文”。实际上,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语言就基本定格在“文言文”。而“医古文”是文言文的一种,是文学语体。由于中医学术语具有高度多义性、同义性和模糊性,医古文又异常简练、具有丰富的修辞格,因此极易造成中医语言语义模糊,并引发学术之争。因此,中医学中的“咬文嚼字”现象——校勘、训诂或注释中医古典著作,更是渊远流长,并延续至今,从而体现出中医学所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征。而医学英语语义明确清晰,所表达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属于科技英语,是科学语体。因此,在译介中医时,尤其是中医古典著作时,绝不能像西医中译一样仅注重传达原文所体现的医学知识,同时也应对原文所体现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特征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些特征本身就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应坚持严谨应用保持中医概念系统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名词术语英译原则,并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出一个体现中医典籍文化的更完美的翻译体系,使建立在中医典籍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顺利、持久地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缩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006.
2何裕民.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149,170.
3魏遁杰.中医西传与翻译问题.医学与哲学2001;22(7):51—54.
4魏遁杰.英汉汉英中医词典.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5.
“猪(pig)”的生活习性、环境决定了中西文化中都认为猪是懒惰、肮脏的动物,因而相关词语都含有贬义的感彩。“猪朋狗友”,比喻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坏朋友。“人怕出名猪怕壮”,喻人出名后会招致麻烦。“猪狗不如”,形容人格低下,品行极坏。“猪突豨勇”,指拼命向前冲,不怕死的人(含贬义)。在英语中,与猪对等的词为swine,hog等。比喻agreedy,dirtyorbad-manneredperson贪婪、肮脏、粗野之人。在两种文化对比中,猪的用途是一样的,多为贬义色彩,如tomakeapigofoneself过分馋嘴,贪婪;Iknowmyfatherlefthisestateentirelytome,butI‘dbemakingapigofmyselfifIdidn’tsharesomeofitwithmybrother.我知道我父亲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我,但是如果我不让兄弟分享一些就显得太贪心了;whatdoyouexpectfromapigbutagrunt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Aroadhog公路上堵车时慢吞吞的车辆,也指蛮横驾驶的司机;Iwishthatdriverwasn'tsucharoadhog.我真希望那个驾驶员不是那么一个蛮横的司机。
2汉英语言文化中动物词汇文化内涵的不对等
在汉英两种语言文化中,有时一种动物的概念意义完全相同,而其文化内涵却有明显差异,相互矛盾甚至相反,特别是在习语的表达上。习语往往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紧密联系,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传统习惯及文化传承。
2.1龙
龙(dragon)在中国文化中象征权力与威严,因此汉语中与龙有关的词语都是褒义词。如“:攀龙附凤”,比喻依附皇帝以成就功业,或比喻依附有声望的人以立名。“鱼跃龙门”,比喻地位高升。“飞龙在天”,比喻帝王在位,有万事亨通之意。“卧虎藏龙”,指隐藏着未被发现的人才等。而在西方,人们认为龙是凶残的古怪野兽,dragon是邪恶的象征。如果把某个人喻为dragon,意指此人很凶狠。《圣经》批评恶魔撒旦说“Satanisthegreatdragon”,这里的抽象语义就是恶魔,说撒旦是最大恶魔。另一习语“sowdragon’steeth”出自希腊神话,指“播下(对己对人都不利的)不和的种子”Donotsowdragon'steethhere,oryou'llregretlater.别在这埋下祸根了,不然你以后会后悔的。另外,在英语中dragon另外的一个意思是awomanwhobehavesinanaggressiveandfrighteningway,即“行事气势汹汹和令人恐惧的女人”,相当于汉语的“悍妇”“、泼妇”。如:Shelookslikeanordinaryoldlady,butinfactsheisadragonwhowilleatyoualive.她看上去像个平常老太太,可事实上她是个能把你生吃的母老虎。
2.2狗
在汉语文化中,带有“狗”的成语或句子通常含有贬义,比如“狗仗人势”,喻坏人依靠某种势力欺侮别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用于讥讽与开玩笑。“狗眼看人低”,指一个人高傲自大。比喻势力小人,瞧不起别人。“狗急跳墙”,比喻走投无路时采取极端的行动。然而在西方文化中,狗是温顺的宠物。从英语中的几个词语如“luckydog”“,topdog”,就能看出在西方文化中狗这一形象的正面意义。Maryisaluckydog.玛丽是个幸运儿。Heisagaydog.他是个快乐的人。Everydoghashisday.凡人都有得意日。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这主要区别在心理文化上。
3动物词汇在汉英语言中文化内涵差异的原因分析
3.1历史差异
历史是影响词汇文化内涵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研究动物词汇时,我们有必要先了解这些文化内涵差异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人们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也因为如此,那时候的许多习惯表达流传至今。如,人们普遍认为,凤凰是天下太平的象征,龙是中国皇权的象征。龙凤经常一起使用,指皇帝和皇后嫔妃,龙凤呈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图腾。因此许多有关龙、凤的词汇都是褒义的词汇。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受罗马皇帝和教皇的控制,他们的残暴思想也被英国人所抵制。因此英语中有许多的习语是表达人们对国王和教皇的愤怒和厌恶。一些习惯的表达如:Thekingandpope,thelionandthewolf..国王与教皇,狮子和豺狼。Kingsandbearsoftenworrytheirkeepers.伴君如伴虎等。这些概念就来源于一个特定的历史。
3.2风俗差异
习俗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是个体的产物而是社会群体的产物。作为国家文化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语言一定会反映一个国家的习俗。在历史文明进程中,不同国家的人对待动物有不同的情感和态度。许多动物词汇直接反映了人们对不同动物的喜恶。在中国,喜鹊被认为是吉祥的预兆。无论何时,人们看到喜鹊或听到喜鹊的叫声,都坚信好运将会来临。而在西方,喜鹊是和厄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喜鹊被认为是丧鸟。西方人认为喜鹊会带来恐怖和剧变。同样的由于习俗的不同,蝙蝠、狗等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3.3差异
宗教思想是人类思想和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的有不同的文化表达形式,它反映了不同文化的特点。宗教对人类的影响巨大。在社会进步的今天,仍然在许多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中国文化受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因此佛教文化的影响意义深远。比如一些习语“牛头马面”,“盲人摸象”等都来于佛教。而西方人则受基督教的影响深远。圣经思想深根于人们的思想中。许多英语习语来自《圣经》,如alionintheroad拦路虎,beardthelioninhisden“在狮穴捋狮须,太岁头上动土”。
4结语
1.系统性原则
虽然每种文化都各成系统,但至今为止,在外语教学中关于如何学习跨文化还没有定论。教师们通常遇到什么文化现象就浅尝辄止地说明一下,给人的感觉就是话题不定,随意性很强,缺乏系统性。这也是困扰大多数外语教师的问题。细川认为“在教授日本事情的时候,教师对所教知识在大脑中必须要有一个整体规划,比如这部分对学习者来说将来会起到多大作用,为了扩大所起的作用,接下来要讲哪部分必须要想好”[3]20。如果不这样的话,也许课堂气氛会很活跃,也很有意思,但是关于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也许什么都学不到。那么在外语课堂中教师到底需讲授什么样的知识以及如何讲授,这就涉及到教学大纲的问题了。在制定教学大纲时,要参考外语专业的社会、事情、概况等课本及相关的大纲,明确对待跨文化的原则、内容、方法、手段及学生的学习目标等。只有这样,才能使系统性的文化讲授成为可能。
2.适度性原则
课堂中所导入的文化知识必须要适时适度,本着紧密为传授语言知识服务的原则,不可喧宾夺主。因此在外语教学中需要导入的文化必须要与外语知识学习或交际能力培养相关联。如果理解成文学、艺术、音乐、历史、地理、哲学等,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样大量的导入,不但超出了大纲的范围,而且也与教学目的和目标背道而驰。文化的导入目的应该是外语学习的补充,更好地促进学生对语言知识和交际能力的掌握。另外,教师还要根据学生的理解和吸收能力随时对内容进行调整,太难或太易的内容都是不适合的。还应合理地把握时间的分配,注意既不能影响教学的进度,又能达到文化导入的目的。
3.主流性原则
文化的种类丰富多彩,多种多样,既包括高尚的,也包括低俗的部分。应该导入的内容也五花八门。既包括政治、经济等,也包括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风俗、习惯、礼仪等等。通常会有很多人认为“讲什么都行”,对于教师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什么都行”中选择出“什么(即所教授内容)”[4]95。因此要求教师在备课时要精心挑选,尽可能的选取那些能为课堂知识服务的主流文化。
二、语言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手段
在外语教学中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手段和方法多种多样。在教室中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1.充分利用文字资料
包括课本、杂志、参考书等书籍的阅读。阅读书籍是学生系统学习目的语国家文化的有效手段。特别是文学作品的阅读非常利于人们对该国文化的理解和把握。因为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作品是该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精华、是传统文化的积蓄。教师不但要指导学生通过阅读一些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修养、欣赏作者的创作技巧,还应该对文学作品所包含的社会背景、历史时代及文化风俗进行详细地剖析,这样才利于学生对该作品所包含文化的理解和吸收。从而培养其对跨文化的理解意识和运用能力。因此推荐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外语教师的一项重要责任。另外,杂志往往会及时地登载一些最新的信息,通过阅读杂志可以了解目的语国家最新的文化发展动态,以此来推察该国文化的变迁,以便系统完整地理解该国文化。
2.合理利用视听资料
现阶段人们使用的视听资料主要有幻灯、收音机、录音机、录像、电影、网络等。视听教育是把声音或影像资料作为素材进行教学的。在外语教学中,充分发挥视听资料的长处,有机地使声音和影像结合在一起,就会使外语学习中的“听、说、读、写”四种技能中的“听”与“看(另一种形式的读)”有效地结合到一起,提高效率。而且视听教材能够把抽象的文化通过客观的声音、图像等以影视剧等形式,再现活生生的生活画面,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5]。
3.充分发挥实际指导者的作用
这里所说的指导者是指来自于目的语国家的外语教师、留学生、研究人员以及对跨文化感兴趣的人士。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看,邀请外籍教师来担任会话、听解、社会事情、作文等课程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学生通过与目的语国家的人们进行接触和交流,可以很自然的习得通常情况下在教室和课本中学不到的知识和文化。例如:我们中国人从小就知道,与人见面时为了表示诚意,要主动把自己的手伸给对方,通过握手来传达友好。而我们在书本上也学到了日本人见面时,要把自己的头低下,通过鞠躬来传达一种敬意。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可是实际上,对于互不了解对方文化的双方来说,当时的姿势、视线、表情、时间的长短、使用的语言等都是难题。而且这些东西不经过反复实践是很难掌握的。所以,在生活中通过与目的语国家人们的实际接触会很自然地掌握。为了更好地发挥人的媒介作用,除了聘请外教外,很多学校还邀请外国留学生走进外语课堂,互相做学习伙伴,以便在实践中学会跨文化交流。
4.利用各种渠道拓展第二课堂
语言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外语教学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还必须对学生加强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师和学校利用各种渠道开展教学实践满足学生对语言实践机会的需求,积极拓展第二课堂,有效促进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第二课堂的形势主要有外语角、原版影视作品欣赏、外语专题讲座、外事活动见习和去外企社会实践等形式。通过以上途径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掌控能力,并能切身体会感悟和检验课堂中所学相关文化在语言应用中的作用。在这个环节中,教师一定要适时地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指导,让学生领悟文化在交流中的重要性,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语言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规律分析
教师通过不断探索,发现人们对跨文化的认识,通常有以下五个阶段。在课堂中学生对跨文化的接触吸收也同样要经历这样五个阶段。以日语学习为例。第一阶段:接触跨文化(Contact)。大部分日语专业的学生都是进入大学才刚刚接触日语的。由于要接触一门崭新的语言和文化,所以他们往往表现得非常兴奋和期待,习惯于用自己固有的文化观去审视新接触的文化,觉得这也新鲜、那也新奇,而忽视了对文化深层内涵的挖掘。经常听到的话语有「日本人は優しい「和室がすき等。第二阶段:否定自我(Disintegration)。随着对日本文化理解的加深,第一阶段的新鲜感逐渐消失,两种文化间的本质差异渐趋明显,特别是开始与日本人接触时,本来自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方却不能理解,对于如何与日本人接触显得束手无策,于是慢慢的对自己失去信心,甚至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怀疑。情绪陷入低谷。代表话语有「私はだめだ「言語的な才能を持っていない等。第三阶段:自我调整(Reintegration)。在这一阶段严重者甚至会全盘否定目的语国家文化,以恶语攻击目的语国家的人或者事儿。从而排斥该文化,美化本国文化。在旁观者看来简直就是一种退步。这就需要学生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情,以冷静的公正的态度来重新审视该文化。第四阶段:自律(Autonomy)。这一阶段在明确两种文化异同点的同时接受该文化。逐渐从以本国文化观看待事物的态度转变到适应接受该文化,即要具有「人に頼らなくても自分でやっていけるようになった。自律性を獲得した!的自我满足感。这样就能深入地理解目的语国家文化,恰当地应对各种问题。第五阶段:独立(Independence)。经过以上各阶段的磨炼,在此阶段基本上能够把握自己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目的语国家文化的影响,而且也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自如地选择采用哪种文化观并付诸行动。在评价目的语国家的人时也不再笼统地归类,而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特点。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在了解以上五个阶段的特点后,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以传统讲义的方式把相关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包括让学生自己阅读有关文化、历史、政治以及经济等方面的书籍。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学生很难获得使自己发生根本改变的信息,也不能持续地从文化交流的实际掌握改变自己的交流技巧。因此,我们不太赞成学生通过此种方法学习跨文化交流。其二是经验学习法。这里的经验学习法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见闻过的事情。而是强调通过“交流”这一重要因素进行实践。其目的就是给学生一次客观地重新思考和审视以往经验的机会和过程。具体的做法就是教师设置题目,有意识地让学生经历某些事情,然后询问学生的心理感受,让其进行客观性的分析。
四、结语
先看前一阵被吵得沸沸扬扬的某矿泉水广告,“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不去理会实际中的争论,只去看广告语言中所蕴含的世界观,这其中所表达的是人对大自然的依赖和崇敬,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理论。这与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农业型经济是分不开的,作物能否丰收、人们能否生存几乎全靠大自然的恩赐,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人需要适应大自然。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是人与世界的和谐,是物我的交融。再看一则西方某投资公司的广告,“把明天握在你自己手中”。这里强调的则是个体的人,突出的是人的个性,世界由人掌控。西方的传统经济模式是海洋工商型经济,无论是捕捞还是经商,人们漂泊都在海洋上,不得不与狂风斗、与暴雨斗,这就决定了西方人主客分离的思想,他们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并存与对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更加突出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和改变,他们更加追求个人的进取和自我的发展。
二、从广告语言看价值观的差异
价值观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对周围事物的评价标准和看待方法。中西方人们所追求的也有所不同,中国文化以整体作为价值基础,西方文化重视的则是个体的发展。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就是集体主义,个人是集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个人应当服从集体,个人的发展目标和前进方向应当与集体一致。“选号码就像进饭馆,选人多的,神州行,听说将近两亿人用,我相信群众,神州行,我看行”,中国某通讯公司的这则广告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人的心理和价值取向,从表面看,这体现出了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大家认为是好的,那我也认为是好的。深入思考一下,便能发现其中所蕴含的集体意识,个人基本上听从集体的意见。中国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义务的基础上的,宣扬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集体利益为重,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相对地,西方文化所关注的是个体的发展,西方价值观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推崇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强调个人权利不可侵犯,关心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认为集体的存在是为了个体更好发展。美国某人寿保险公司的广告词:“除了对你所关心的人和财产之外,你没有任何义务。”这句广告语明确地体现了西方的这种个人至上的价值体系。西方文化中的这种价值体系是以权利为基础设立的,认为每个人都是不依赖于他人而存在的独立自主的个体,每个人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主动维护自己的利益,才能够满足个人的生存、发展需求,也只有每个人都进步了,社会才能发展前进。这种价值观充斥着竞争概念,逼迫和激励人们主动进取。
三、从广告语言看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即人们看待事物的态度,它是以一定的民族或区域为界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决定日常言行的思维定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思维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美国作者明恩溥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称为“拐弯抹角的功夫”,他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谈到任何一件事情时似乎都更愿意绕圈子而不愿意谈及真正的理由,除去猜测他们所言之真实以外似乎别无他法。”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所重视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这样会更有意境、更加传神。比如某芝麻糊的广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江南的水乡小镇、一首朴实悠扬的民谣和一个可爱的男孩,最后在小男孩馋馋的舔碗边时才正式出现广告词,“一股浓香,一缕温暖,南方黑芝麻糊”。这样的广告意味深长,让人不禁想尝一尝这种产品,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大多都比较直率,直入主题,让人一目了然。比如,某著名咖啡的广告“味道好极了”。这表现出西方文化的率直,正如在课堂上一样,他们遇到跟老师不一样的观点,通常会直接与老师争辩,甚至有些问题很尖锐,但西方人并不觉得不自在,反而觉得这是正常的事情。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