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投资的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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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新华网北京10月9日专电　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马秀红说，随着跨国购并正在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也在探讨如何利用跨国公司购并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

马秀红今天在出席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新闻会时说，自1995年至今，跨国收购和兼并的比重逐年提高，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199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8440亿美元，跨国购并为7200多亿美元，占整个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85％以上。去年单项交易值超过10亿美元的国际购并就有109起。马秀红指出，跨国购并与经济全球化不可分隔、相辅相成。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国购并的发展，跨国购并则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加快的一个重要动力。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加快，我们不能回避跨国购并对我国吸收外资和经济调整带来的影响。

马秀红透露，外经贸部近年来一直在跟踪跨国公司的投资走向，把跨国购并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在研究。由于目前跨国购并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多半是传统投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引进跨国购并要慎重，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走向，研究和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跨国购并政策和相关法规。

据了解，由于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市场机制还不成熟，资本市场也未全面开放，因此，外国对华投资70％采用合资合作方式，部分采用独资方式，通过跨国购并方式进入的外资还很少。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跨国购并这一国际流行的投资方式也将逐步进入中国。

第2篇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拥有一定垄断优势的国内企业，必然要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共对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跨国企业进行投资，当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较2009年同期增长63.6%。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投资者严重受挫，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对外投资也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做好投资区位决策，如何正确地识别各种跨国投资风险，有效实施风险预警、采取措施规避风险，成为跨国直接投资的关键。

我国跨国投资区位的选择和跨国投资风险的形成有着相辅相成的逻辑关联，它们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问题，国内外也有很多相关的研究。理论界还未形成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理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历史短暂，中国学者对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着重从经验的角度研究，缺乏对众多要素的综合分析和定量分析。而对于跨国投资风险的研究，国外文献比较多，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对于跨国投资风险的定量评估方法主要包括预先警报系统评估法、评分定级评估法、国别评估报告法、清单评估法和国际投资风险指数评估法。其中国际投资风险指数评估法有以下几类：富兰德指数 （FL）、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机构投资家》国家风险等级表、《欧洲货币》国家风险等级表等。 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对于跨国投资风险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定性研究的阶段，集中于识别风险因素和针对防范控制措施的研究上。 总体而言， 这些研究大多站在东道国环境的角度，忽略了与投资国和投资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要进行企业跨国投资的区域定位和风险预警， 就有必要站在全局的角度研究。而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这就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基于传统研究的不足，笔者从东道国、投资国、投资企业三个层面对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因素进行归纳梳理，并借鉴熵权原理编制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然后运用“矩阵评价”模型将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有机结合起来，最后通过实证分析验证模型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本研究以期能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和风险控制做出一些贡献。

二、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因素

（一）企业跨国投资的动因分析 关于跨国投资的理论分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要素禀赋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垄断优势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建立在垄断优势基础之上的；内部化理论则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跨国经营可以带来内部化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则集大成地认为企业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三种优势：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以及区位特定优势。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开始注重外部因素分析，产生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以环境为基点的经典战略管理理论、以产业结构分析为基础的竞争战略理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在对跨国投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企业跨国投资的动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东道国区位吸引力，它是进行企业跨国投资的外部条件。二是投资企业竞争力，它是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内在动力。

（二）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的关联分析 首先，区位选择决定了跨国投资风险的大小。中国企业跨国投资风险是由东道国区位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单个企业而言，我国的跨国投资环境是既定的，要想降低跨国投资风险，就必须选择合适的区域进行投资。区位的选择决定了跨国投资的风险大小。其次，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有益于企业区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管理决策的关键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投资的成败，但在向何处投资的问题上却没有理论和模型可以全面解释。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复杂性，而且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投资商要选择特定的国家，然后在东道国内确定地区和具体的生产厂址。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客观决策模型， 对跨国投资事前事中进行实时预警监控，而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跨国投资风险预警和区域定位是企业跨国投资管理决策系统中的两个关键点，彼此相辅相成。二者的关联关系可以在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管理决策模型（图1）中体现。

（三）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因素分析笔者根据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动因分析总结出，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因素主要来自于东道国区位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具体而言，东道国区位吸引力体现于宏观吸引力与中观吸引力，即东道国宏观环境和东道国行业环境。投资企业竞争力体现于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两方面。这两个维度四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和风险警情。

东道国区位吸引力因素包括：

（1）东道国宏观环境因素。跨国投资环境因素一般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政治因素包括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政策因素等。东道国政局的稳定性、法律保障制度明确性等直接关系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此外，政策直接体现了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态度。如果一国拥有积极的外资政策和鼓励制度，势必对外资的进入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经济因素包括东道国外汇、利息、经济景气状况等因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环境可以影响该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交换的程度，也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社会因素包括东道国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资源环境等。东道国的和社会风气可以改变投资者的偏好，教育水平、价值观念和消费心理也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方式和战略目标。劳动力、原材料资源状况，都是企业选择投资区位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技术因素主要包括东道国技术的传播性、可替代性以及对投资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等因素。

（2）东道国行业环境因素。行业因素主要包括行业组织特性、行业政策特性以及行业所有制特性等。行业组织特性着重研究东道国行业集中度、市场结构分散度以及行业区域集聚效应等因素引起的行业竞争力的特点。一般认为，行业集中度高、规模效益明显的行业，通过扩大规模可以降低成本，还具有技术创新、减少不确定性的优势；行业政策特性可以看作有关资源配置结构的经济政策，国家通过行业政策干预行业结构布局。行业所有制特性体现为行业中不同体制的特点。不同所有制结构对企业活力、运行效率和行业竞争力影响巨大。

投资企业竞争力因素包括：

（1）投资国环境因素。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时除以企业自身特点为基础外，还应充分考虑我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以确保在企业投资过程中得到更多更有力的保障。投资国环境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资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安德列夫（2002）在研究转型国家的跨国公司中，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投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内的市场规模。投资国国内经济规模大，国内产品需求量多，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外投资的可能性。二是投资国政府行为因素；投资国的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制定优惠的税收和信贷政策，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同时，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和投资保护协议，可以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区域经济合作以及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从而避免和减少对外直接投资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本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三是投资国的国家鼓励政策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保证因素。

（2）投资企业环境因素。投资企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资源因素和企业能力因素。企业资源是指企业赖以形成和运作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要素。一个企业的成功不仅因为其拥有丰富的资源，还因为其隐藏在企业背后的配置、开发、使用和保持资源的能力，这是产生企业竞争优势的深层次因素。企业能力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适应、协调和驾驭内外因素，整合优化资源达到企业资源最优结构的目的，并成为在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能力，即资源整合能力，其作用范围应当涵盖企业全部资源及环境，是企业资源之间以及企业与环境之间交互联系的能动机制和纽带。对于跨国投资企业，其企业能力因素必须具备价值性、异质性、独特性和持久性，从而使企业可以在对外投资经营中形成和拥有垄断优势，并将垄断优势转化为超额垄断利润。

三、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

（一）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设计 企业跨国投资两个维度四个因素都包括无穷无尽的风险因子，而企业管理者不可能也不需要对所有的风险因子都加以关注，因此，笔者主要针对跨国投资的特征来设计4个准则层指标，11个目标层指标，每一个目标层指标又通过若干观察指标来衡量，如表1所示。

由于选取的风险预警指标均难以量化，笔者采取专家打分的方法，对指标赋予一定的数值，每项指标取专家打分的平均值。专家可根据观察指标来衡量目标指标值，每个目标指标都赋予［0，4］范围内的任一值。并将其划分为优良中差4个评价等级，每个等级有对应的评价值域。评分标准如表2所示。

（二）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的编制 在所确定的跨国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需要对东道国投资环境做一个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目前广泛采用的综合评价方法有很多，如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其中指标值是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取得，不存在无量纲化和指标同向化问题，这就大大简化了数据的计算工序。因此，在评价中仅需根据评价的目的和各个项目的内在含义对各个评价指标赋予相应的权数。常用来确定权重的方法主要有：统计平均法、最大组中值法、AHP构权法（层次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熵权法等。笔者采用熵权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熵权法的基本原理：熵是信息论中测定不确定性的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值就越小。熵权法是根据各评价指标数值的变异程度所反映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熵值，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从而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权重应该越大；反之，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小，信息熵越大，该指标的作用越小，权重应该越小。其步骤如下：

（1）构建待评价矩阵Rx。设有n个评价指标，m个东道国，Xij表示第i个东道国的第j项指标（i=1，2…，m；j=1，2…，n），则：

Rx=X11X12 … X1nX21X22 … X2n… ………Xm1Xm2 … Xmn（1）

（2）第j项指标值下第i个东道国所占的比重：

Pij=Xij/■Xij，（i=1，…，m，j=1，…，n）（2）

（3）第j项指标的熵值（正熵值简称为熵值，下同）：

ej=-■■PijlnPij，（i=1，…，m，j=1，…，n） （3）

（4）差异性系数定义。规定gj=1-ej，（j=1，…，n），显而易见，gj越大，指标间的差异越大，该指标在模型中的作用越大，反之则作用越小。

（5）定义熵权。通过上文推导的熵值公式，可定义某一评价指标的熵权。熵权的大小可以反映指标在评价时作用的大小。第j项指标的权重为：

Wj=gj /■gj，（j=1，…，n） （4）

（6）将指标值换算成相应指数值之后，利用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得到总分，即最后的各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公式5）。综合指数值越大，则其跨国投资风险越大，反之越小。

Ry1=■WjXj ，Ry2=■WjXj （5）

Rx1=■WjXj ，Rx2=■WjXj

Rx=（Rx1+Rx2）/2，Ry=（Ry1+Ry2）/2

四、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矩阵模型

（一）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原理 矩阵评价法是一种直观的评价方法，常用于战略决策分析和项目风险评价等领域。在本部分研究中，笔者借鉴“矩阵评价”的核心思想，构建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模型，具体包括：跨国投资区域定位矩阵、跨国投资企业竞争力评价矩阵、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该模型的操作方法为：跨国投资区域定位矩阵是以东道国行业环境指数Ry2为X轴和东道国宏观环境指数Ry1为Y轴；跨国投资企业竞争力评价矩阵是以投资企业环境指数Rx2为X轴和投资国环境指数Rx1为Y轴；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是以投资企业竞争力指数Rx为X轴和东道国区域吸引力指数Ry为Y轴。矩阵按照0、1、2、3、4和网格进行划分，包括16个单元，从内到外分为四个级别。然后标出X，Y轴数值的交点，该点落在不同的单元代表每个单元相应的含义 （如图2~图4）。

（二）模型解析

（1）跨国投资区域定位矩阵。最佳区位：东道国有很强的吸引力，具备所有的有利因素，而且政府政策大力支持，是理想的东道国。而且，跨国投资所属行业在东道国有具有较大市场，其行业资源可以与投资国和投资企业形成互补性。此区位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区位选择。次佳区位：东道国的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都不够优越，但仍然有投资的可能性。这部分区域一般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跨国投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其较低的劳动成本、优越的鼓励政策等优点来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开拓潜在市场，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较差区位：东道国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中有一方面极其恶劣。比如落后国家和地区，其各项基础设施不完善，人民思想保守、收入水平较低，给投资带来极大不便，企业一般会采取比较保守的出口方式或是间接投资而不愿进行直接投资。或是在相对发达地区，尽管有很大的市场前景，但当地劳动力成本过高、行业资源极为缺乏、 人民消费观念偏差较大，这时企业或许会对东道国进行试探性的考察， 以决定是否进行进一步的投资。避开区位：东道国不具备各项区位优势， 贸易壁垒、资源缺乏、市场前景渺茫， 对外国企业的投资吸引力很小，因此应该避开这样的区位选择。

（2）跨国投资企业竞争力评价矩阵。强竞争力单元：该部分投资国对跨国投资的各项配套设施和法制法规都很健全，为企业提供各项服务，保证对外投资的完成。而且跨国投资企业具备各项自身竞争优势和竞争战略等条件，区位选择能力很强，可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对外扩展市场，通过资本输出和技术品牌管理来获得最大利润。中竞争力单元：该部分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都不够优越，企业的区位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不够强，只能考虑在区位吸引力较强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对外投资。而拥有富裕资源但是缺乏生产经营技术条件和管理经验的企业可以考虑间接投资。弱竞争力单元：该部分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有一方面极其恶劣。比如我国对某些特定行业有着绝对的限令，不容许其在他国投资经营，如军工企业。而对于自身竞争力很弱的企业，尽管在我国良好的对外投资政策环境下，在世界市场中也缺乏竞争优势，很难独立完成对外投资的决策和选择。差竞争力单元：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均很恶劣，不适合进行跨国投资。

（3）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无警单元：代表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都较强，该项跨国投资各类风险都较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跨国投资项目。所以该企业集团应保持一种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加大投资力度。轻警单元：代表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都不够强，但仍有一定的优越性。企业应积极调整内部组织结构，加强内部资源和能力建设，以适应外部环境。中警单元：代表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中有一方面特别恶劣。企业管理者应及时找出原因所在，以防止风险不断恶化。重警单元：代表该项跨国投资各类风险都很大，经营投资状况岌岌可危，故不宜在该国继续进行此项投资。

（三）实例分析 笔者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对在12个国家的跨国投资经营为研究对象。对150位学者和跨国公司高层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14份，得到12个风险指标的原始数据。受篇幅限制具体数据表略。运用式（1）~（4）分别计算出每个指标的熵值、变异系数及熵权（见表3），由于数据计算复杂，分析过程采用Excel2003软件辅助完成。

然后，运用公式（5）计算出各东道国及其跨国公司各风险指数值，并根据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模型（图2~图4），确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跨国投资的各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并评价对该区域跨国投资的风险警级，如表4。

根据跨国投资区位定位矩阵（图2）可知， 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12个国家中，处于最佳区位的有5个，处于次佳区位的有4个， 处于较差区位的有2个，处于回避区位的有1个。通过跨国投资风险指数的计算公式，可以分别得到投资企业竞争力指数和东道国区域吸引力指数，将其标示在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中， 就可以评价企业跨国投资风险的警级。其中，处于无警的有4个， 处于轻警的有7个， 处于重警的有1个。由此可见，当前大部分国家的投资环境以及我国对于企业走出国门所创造的各项条件都是非常优越的， 但仍存在一定的风险。我国企业应把握这一机遇，积极提升核心竞争力，根据企业自身不同类型不同规模所需区位优势侧重点不同， 选择合适的投资区域，有效防控跨国投资风险。

五、结论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晚，经验少，对跨国投资区域选择和风险管理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在充分总结国内外有关跨国投资相关理论及其不足的基础上，就如何寻找最优投资区位、如何及时预警跨国投资风险，笔者提出了新的方法并得到以下三方面的研究结论：（1）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形成是一个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耦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东道国区域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东道国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上，投资企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上。（2）通过问卷调查得到各风险预警指标值，并利用熵权原理编制我国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3）借鉴“矩阵评价”的核心思想，将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和企业跨国投资区域定位有机联系起来，分别构建跨国投资区域定位矩阵、跨国投资企业竞争力评价矩阵、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该矩阵模型不仅能直观地预警企业跨国投资风险状况，而且还可以为企业跨国投资区域决策提供很好的依据。

笔者仅对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和区域定位模型进行初步探索，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可在模型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方面，对本研究进行不断修正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张友棠、黄阳：《基于行业环境风险识别的企业财务预警控制系统研究》，《会计研究》2011年第11期。

［2］孙丽：《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综合决策模型》，《技术经济》2007年第10期。

［3］陈克斌：《跨国直接投资风险与管理对策分析》，《当代经济》2009年第6期。

［4］吴小立、王玉蓉：《产业特性、环境特性与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一个综合模型》，《价值工程》2006年第6期。

第3篇

【关键词】 矿业企业 跨国投资项目 风险防范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企业跨国投资已经很普遍，我国的矿业企业更是如此。跨国投资可以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也蕴含了巨大的风险，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和规避这些风险，有可能使企业蒙受巨大的损失。目前，我国矿业企业对跨国投资风险的监控和防范能力不强，却又投资频繁，面临着特殊的投资风险。对于我国具有跨国投资背景的矿业企业来说，进行良好的风险防范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中国矿业企业跨国项目投资风险特征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逐步开展，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应运而生。基于中国矿业企业的行业特征，对在境外拥有投资项目的矿业企业，投资风险具有以下特点。

1、非系统风险的可控性。跨国投资风险是潜在的，不一定转化为现实的风险，而且如果其从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风险也需要时间和条件。人们可以通过努力防范或化解这类风险。

2、行业固有的收益脆弱性。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受到行业特征影响，诸多因素会影响矿业企业的投资收益。例如矿产价格的波动性强，矿业投资规模大，成本高，投资期间长，投资的经济效果受市场价格变动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大等等。

3、社会经济环境的震荡性。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属于资本外延式扩张，其直接后果是中国矿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人员的急剧膨胀。规模扩大造成管理层次增多、管理幅度加大、决策机制不灵活，并有可能形成垄断，从而导致中国矿业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下降，尤其是缺乏互补性的投机性并购，往往导致股价轮番上涨，形成价值泡沫，造成社会虚假繁荣，而没有一定的实际效益作支撑的泡沫经济迟早要随着大规模的经济调整而破灭。因此，中国矿业企业跨国并购后规模的扩大是以企业的运行效率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作保证的，没有一定的运行效率和市场规模作保证的跨国并购规模不但造成规模不经济，而且还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资源浪费和社会震荡。

二、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源及传导机理

1、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源。对于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风险源，可以从外部环境与内部系统两个方向进行解析。外部环境风险源又可划分为跨国投资风险源和矿业项目开发风险源。内部系统风险源对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而言主要包括财务风险源和管理风险源。

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与其他工业项目既有共性，更有其特性。根据这“二性”可以将其诸风险来源归纳为以下七大方面（如图1所示）。

（1）政治风险源P。主要来自政局稳定性的影响，政府对项目干预的影响，法规政策的影响，财税制度的影响等。

（2）经济风险源E。主要来自利率的影响、外汇汇率的影响，矿产品价格和有效需求量的影响，通货膨胀的影响等。

（3）社会风险源S。主要来自社会文化风俗的影响等。

（4）自然风险源N。主要来自地质资源量的影响，矿石品质的影响，不可抗力和环境保护的影响等。

（5）技术风险源T。主要来自矿产勘查技术的影响，开发技术影响和外部建设条件的影响等。

（6）财务风险源F。主要来自筹融资的影响，资金回收周期的影响等。

（7）管理风险源M。主要来自人力资源的影响，组织结构的影响等。

2、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传导机理。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风险流从风险源释放后，会依附于风险载体，沿着特定的渠道和途径开始在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各流程、功能节点流动和传导，我们把风险流流动、传导所经的路线和途径称为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的传导路径。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风险源存在于矿业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系统之中，为跨国投资项目风险提供了滋生的温床。随着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过程中外部环境和内部系统的不断变化，蕴含在风险源中处于静态的风险流开始发生变化，一旦为风险事件所触发，风险流的积累和变化速度将突破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风险承受限度，即冲破风险爆发的临界值，形成对矿业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真正影响。爆发释放后的风险流会依附于物质、资金、信息等各种风险载体在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内部开始动态流动和传导，它会沿着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各种业务流程链、利益链和价值链等传导路径流动、传导到各业务流程和功能节点并与节点相结合，发生风险性质的变化，形成不同属性的风险流。若把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传导视为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的话，风险流与不同功能节点相结合所形成的各种属性的风险集便是构成这一系统的各风险子系统。在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传导过程中，各风险子系统之间会因各自系统的存在状态、对应功能节点间的关联度以及风险性质间匹配度的不同而发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进而引起传导过程中风险“流量”和“性质”的变化，最终导致风险损失，给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带来重大的损失和影响。

三、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识别方法

对于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识别方法和工具主要有以下两种。

1、基于PEST的宏观风险因素分析。PEST分析是对影响企业与行业的主要外部因素进行分析。对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对比分析是为了把握有利机会、规避风险，提升企业的快速应变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企业的创新变革。该分析方法主要包含四个方面，即政治和法律环境（主要通过政治、制度、法律三个层面分析）、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技术环境。

2、基于SWOT的风险分析法。SWOT分析法的基准点是对企业内部环境优劣的分析。在了解企业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判明企业外部的机会和威胁，然后对环境作出准确地判断，继而制定企业发展的战略和策略。

SWOT模型的分析矩阵及步骤：将外界的条件和约束同组织自身的优缺点结合起来，随环境变化作动态系统分析，识别项目或企业所处的位置及存在的风险，并把分析的结果填入模型分析矩阵。

四、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防范资料库的建立

虽然每一种风险对投资项目都有影响，但就风险而言，有些是企业可以采取措施控制的，而有些是企业难以预测的，有较大的风险防范难度。在确定风险防范方法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影响投资项目的各种风险都要有具体的分析与认识，科学评价各风险的可防范程度。就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而言，可以建立如表2所示的项目风险资料库。

五、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防范路径

1、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防范一般路径。矿业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时建立跨国投资风险防范体系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国内政策、经济环境以及国外市场、法律和政治等环境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才能使工作逐步完善。

（1）寻求政府支持策略。跨国投资项目风险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要取得好的防范效果，需要母国政府的支持。母国政府应该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区域性组织的多边投资保护协定，将跨国投资保护工作纳入国际保护体系。目前，中国已与106个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的发生概率要远小于发展中国家。

同时，矿业企业还应充分利用国际上现行的有关跨国投资风险的投资保护保证体系，包括资本输出国跨国投资保证制度、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有关投资保证的双边协定以及国际多边投资保证制度。对于矿业企业投资项目，投资者要争取获得东道国政府的投资总额无条件担保，如果后续政府改变承诺的话，项目投资者就有权在外国法庭对东道政府与第三方的任何商业交易采取保障行动，从而保证企业跨国投资的权益，降低损失。

（2）企业自身采取风险防范策略。跨国投资项目风险大致可以归类为三种，一是政治风险，二是外汇风险，三是项目经营管理风险。如图3所示。

矿业企业政治风险防范主要包括：加强政治风险的评价与预测，签订投资谈判协议、保证企业的利益，风险分散策略，控制策略，投保策略，补救策略。

矿业企业外汇风险防范是指投资企业通过对汇率变动情况的预测，对外汇管理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适当措施，以达到避免损失增加收益的目的。外汇风险防范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风险报告策略，经营多元化策略，净额结算策略，货币保险策略，妥善利用外汇风险策略。

矿业企业项目经营管理风险防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项目准备阶段。主要包括：做好东道国的社会环境评估，传播良好的企业形象，做好矿业市场的风险预测，分析我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加强员工跨文化培训。

第二，项目建设阶段。主要包括：实行当地化经营策略，制定合理的融资策略，建立风险预警系统。

第三，项目投资风险爆发阶段。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最终发生时，企业要积极采取风险缓解策略，尽可能地降低和弥补损失。要充分了解我国和东道国对跨国投资的矿业企业保护的法律法规，争取和利用双边、多边投资保护协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等措施保护投资企业自身的利益，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

2、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防范关键路径。本文认为针对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企业可以根据风险资料库来确定风险防范关键路径，分别为：法律风险P3、社会风险S1、融资风险F2、汇率风险E3、技术风险T1、管理风险（M1、M2、M3）。

（1）法律风险防范。矿业企业要进行跨国投资项目，必须要了解相关的法律。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项目的规划时，应该列出法律方面的支出预算。在投资的过程中，除了按我国的有关法规办事外，还应该考虑到跨国企业的建立应符合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以保证企业的权益能得到所在国法律的保护。

（2）社会风险防范。社会风险的防范主要是社会风俗习惯风险的防范，它主要反映在管理文化和风俗习惯差异上。矿业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之前，要对东道国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进行全面详细地了解，认清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究竟存在哪些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的主要表现，同时分析这些差异对投资项目的影响。在项目开始之前，需要对所有项目参与人员进行跨文化培训。

（3）融资风险防范。融资风险的防范需要企业财务人员事先做好财务预测与计划。根据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以及短期经营活动，预测出对资金的需求。同时，要认真分析、评价融资的各种因素，制定合理的融资战略，选择综合资金成本最低的融资结构来进行融资。

企业融资风险防范途径主要有：加强员工培训，提高“防患于未然”的风险意识；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融资战略；做好必要的风险转移计划。

（4）汇率风险防范。汇率风险存在于任何一家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外币资金的企业，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也面临很大的汇率风险。其主要防范途径有：第一，实施灵活的经营战略，提高产品附加值，规避或消除汇率风险。第二，灵活运用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第三，建立汇率风险预警和管理机制。主要包括：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认真制定汇率风险管理的战略目标；强化汇率预测工作，建立汇率风险动态监控机制；加强财务管理人才的培养，提高企业汇率风险防范的水平。

（5）开发风险防范。开发风险指开发过程中，由于开发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产生的风险。不同的矿床开发技术条件，将直接影响矿山开发中对开采方式、开拓方法、采矿方法、防治水、选矿工艺、生产能力、装备水平等一系列重大的技术经济方案决策。矿业企业可在项目执行之前具体分析投资项目的预期开发难度，结合企业自身的技术条件，请专业人员对开采进行相关调查并提出建议，或者与国外企业合作，利用国外先进开发技术与装备水平，做好开发风险防范工作。

（6）管理风险防范。矿业跨国投资项目的管理风险主要体现在项目规划阶段外派人员的选派、项目运营阶段人力资源的管理与项目运营阶段的日常活动风险管理与控制上。矿业企业在选定外派人员时要全面考虑项目对人员的要求，进行矿业跨国项目时，项目内部要形成一个适应项目发展需要的组织结构，加强项目参与人员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能力。

六、结语

跨国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跨国投资方式的不断发展，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也愈来愈多，风险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愈来愈大。因此，在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识别风险和管理风险的能力。要了解跨国投资项目风险源及其传导路径，然后对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做好良好的风险识别与监控，建立风险资料库，并最终针对风险的可防范等级，做好风险防范工作，降低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带来的损失。

（注：本文系湖北省会计学会2009年重点会计科研课题（鄂会学发[2009]2号）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杨龙：基于PEST和SWOT的重庆市电力公司发展战略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2009.

[2] 高兵、贾其海、崔彬：国际矿业投资项目的非技术风险及其防范[J].金属矿山，2009（1）.

[3] 衣长军、胡日东：我国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防范[J].商业时代，2006（32）.

[4] 段秉乾：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风险管理研究[D].复旦大学，2006.

[5] 孙加韬：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防范[D]．复旦大学，2005.

[6] 吴尚昆：中国矿业外资投资环境研究[D].吉林大学，2005.

[7] 衣长军、胡日东：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预警与防范[J].商业时代，2006（32）.

[8] She Lian，Wu Guofu：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to Concepts of Crisis Management，Risk Management and Early-warning Management[A].2004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In Wuhan-China，2004.

第4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跨国经营

作为跨国公司最典型的特征和一种最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式，海外投资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正在形成，尤其是外贸体制改革的加快，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体制基础；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为海外投资奠定了经济基础；中国加入WTO，为跨国投资和跨国经营提供了契机。如何清醒地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利用机遇，迎接挑战，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做出科学的战略抉择，在国际上寻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成了我国企业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1）我国企业跨国投资起步晚，但发展较快。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是从1979年开始的，仅有20余年的历史，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投资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了。但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发展很快。20多年来，我国海外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平均增长率都达到约50%，大大超过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最初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2年底，我国累计投资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960家，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协议投资总额超过138亿美元，中方投资约93亿多美元（实际数量和金额远不止于此）；已有39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之列，11家进入国际工程咨询设计200强。

（2）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但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从投资主体看，专业外贸公司的海外投资进入萎缩、调整期，而工贸公司，民营、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踊跃，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生力量，中国对外投资主体初步呈现多元化，但大型国有企业仍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军。在2002年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中，中远以9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雄居榜首。海尔和中兴是其中两家非国有企业，但其海外资产规模均较小。

（3）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型企业居多，多元化的趋势在加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完善经营体系、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全球化经营效率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的，一些跨国公司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由传统的制造业转向金融服务业。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也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总体上看，在投资企业中，从事商品流通的外贸企业多，占49.7%.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境外加工贸易（占22.2%）和资源开发（占18.1%）增长比较快。

（4）对外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我国的港澳地区以及美欧依然是重点。1990年底，我国801个非贸易性境外企业分布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而实际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5个发达国家的企业就达240个，占30%；在前苏联、新加坡、泰国和我国港澳地区又集中了另外300家，其中我国港澳地区就集中了140家非贸易性企业。至1991年，我国近千家境外贸易企业，有180家集中在我国港澳地区；另外的700家则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泰国和阿联酋等少数几个国家。迄今为止，中国海外投资最多的是我国港澳地区，占46.8%；其次是北美，占13.7%；第三是亚洲，占11%；第四是非洲，占9.2%；第五是拉美，占7.5%；第六是大洋洲，占6.2%；最少的是欧洲，只占6%.

（5）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营运方式以合资经营为主。为了应对日益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和高昂的研发成本，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借助战略联盟方式来广泛开展经营合作，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并购、许可证经营、分包、特许权转让及合作生产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特别应注意的是跨国并购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主导因素，2000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中，并购占据84.6%，兼并和收购达到1.1万亿美元。

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主要采取新建的进入方式，比例高达48%，其次是战略联盟方式，占39%，收购兼并排在最后，仅为13%.而在所有权比例和控制权决策上，一般选择合资企业的方式。据有关统计，我国包括贸易性企业在内的境外企业中，中方独资经营占34.4%；同国外合资经营的企业占65.6%，如果仅考虑非贸易性企业，这一比重接近80%.

（6）投资项目以中小型为主，平均规模在不断扩大。中国的境外投资除资源开发型项目规模较大外，绝大多数都属中小项目，截至2001年9月，资源开发项目的平均中方投资额为1046万美元，贸易项目的平均规模为112万美元，加工贸易项目的平均规模为109万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平均规模稍大，为265万美元。

贸易项目过多是导致总体规模较小的主要原因。但近年来开始出现了一些大中型生产项目，如珠海华电公司在柬埔寨的柴油机发电项目投资4800万美元。大项目的增加导致项目平均规模不断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不足100万美元提高到1999年的268.5万美元。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1）跨国投资主体的选择。为了有力地提升竞争力，防范经营风险，我国发展跨国公司的主体应该是大型工贸企业集团。对于大型工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应采取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美国型跨国公司发展模式。选择实力雄厚的工贸企业集团为基础，按照工贸结合、技贸结合、银贸结合、进出口结合的要求，联合科技、金融等经济组织，从事跨国投资和商务活动。目前，家电、纺织、石油化工、汽车、民航、有色冶金、钢铁、外经贸、商业、电信、金融等行业已初步完成或已开始组建企业集团。一方面鼓励这些集团大力发展跨国经营活动，并给予贷款和保函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条件，如四通集团、万向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引导和规范这些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经营活动，鼓励各地根据地方特色，组织企业综合、深度开发某个市场，连片开发，并在贷款贴息、信息服务、海外投资保险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

（2）目标市场的战略选择。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不应过分依赖一些国家和地区，应树立多元化发展的观念，根据自己的经营目标、技术水平和实力来考虑目标市场或投资区位战略，在此基础上则可对投资市场有所偏重。总体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实力、科技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我们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我国相邻的东南亚各国以及有利于绕过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壁垒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经济水平与我国相近，投资成本低，市场潜力大，投资政策优惠，有利于发挥我国企业的相对优势。同时，借助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作“跳板”，也是我国企业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捷径。另外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社会政治较为稳定，大都实行鼓励外来投资的政策，提供投资者各种低息贷款，这为我国企业进军这些市场提供了大好时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开始了又一轮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向资金技术密集型方向转换，这便为我国企业发挥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进行对外投资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在这些国家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最新科技成果的信息，以带动国内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避开区域集团的贸易限制，有利于企业保持和进一步扩大市场。

（3）跨国投资产业选择。对跨国经营的战略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到本国行业的相对优势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落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位置，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依靠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而企业要科学地选择跨国经营的行业或项目，要注意考虑到不同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可能性和跨国公司发展的新特点。现阶段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重点应包括成熟产业的外移、升级产业的追踪、资源利用型产业的开发等。具体讲，资源开发行业投资仍然是我国近期海外投资的主要战略目标。发展境外资源类投资项目，开发国内紧缺的石油、天然气、森林、木材加工、造纸、采矿、海洋渔业等，可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于中间性技术产业，许多行业国内已经出现过剩，而这些产品扩大出口又受到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因此，这类技术应尽早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更低一档的发展中国家，或绕过壁垒直接进入发达国家。标准技术产业，可以转移到一些资源丰富、劳动力低廉、交通便利的邻国和发展中国家，并向第三国出口。对于科技开发行业，可以通过对东道国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和参与管理，从中学习和吸取对方的先进经验，将技术带回国内应用；或在国外发达国家组建高科技新产品开发公司，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给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外。另外我国具有传统特色的技术，包括古典园林、中国国画、中医中药、手工艺品、传统食品等可以转移到文化背景相近的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还可以通过海外华人网络向全球市场拓展。

（4）跨国经营投资方式的战略选择。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全面了解以及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手段，对于目前国际上最为盛行的跨国并购不宜广泛使用。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能较大程度地控制其风险，并能在较大程度上掌握项目策划各个方面的主动性。而通过合资经营有利于企业的跨国投资，有利于企业吸收和利用当地合作伙伴的优势和长处，弥补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不足，另外还可以有效地防范企业经营风险，提高经营效益。

当然对于国际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战略在选择方式上并不是单一的，也可能会同时采用几种方式进入。这取决于企业对客观情况和自身条件的判断。企业要在相互冲突的因素以及可供选择的模式中做出决策决非易事，而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过程。必须对每个目标国家的市场环境以及企业的候选产品或投资项目做出审慎的调研、评估和筛选；并对可行的进入模式进行利润收益、风险和非利润目标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最后选择那种利润最大的可行的进入模式，并且要注意经营模式的动态调整和优化。

我们应当抓住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的时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减少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消极影响。

第5篇

研究金融发展与跨国投资关系，既是对国际金融理论与跨国投资理论的拓展，是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之一，更是探求在2008年以来跨国直接投资流向变幻莫测背景下，如何利用国家金融发展吸引跨国投资的前沿领域。本文拟从企业跨国投资动机与企业跨国投资溢出效应两个层次进行分析，系统解读金融发展与跨国投资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力求理清学界的研究脉络，为下阶段研究指明方向。

关键词:

金融发展;跨国投资;投资动机;溢出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FDI(跨国直接投资)作为跨国公司主要的资本流动方式，深刻影响到各国经济的发展，并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早期关于FDI的研究多是从生产率差异，要素禀赋，贸易成本，市场规模，规模经济，乃至道德风险和无形资产等视角来研究影响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决策的因素。这些研究共同的假定前提是跨国企业可以获取足够的金融支持，因此鲜有人从金融发展的视角来考察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对于金融发展的研究多局限于一国的范畴之内的企业筹资现状，鲜有人研究国家金融发展的差异如何影响企业跨国决策。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给我们研究国与国之间不同的金融发展程度对国际投资的影响提供了契机。当前部分学者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丰富了关于跨国公司投资动机的认知。关于这方面研究主要分为四条研究主线:1．金融摩擦如何影响企业的FDI(包括企业的投资地点和投资形式的选择)［1］。这支文献主要研究各国不同的金融发展程度影响企业跨国投资决策的具体路径;2．金融市场中存在的相对财富效应对跨国企业FDI方式的影响。3．企业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如果一国投资者保护制度不完备，那么跨国公司会相机抉择，选择不同的FDI方式。4．跨国公司FDI的溢出效应。相关研究表明跨国公司FDI则会提高资本的溢出效应。本文拟对近年来金融发展与跨国投资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述评，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金融发展与跨国投资关系研究理论基础

既有的国际经济学研究对于资本的假设多是从投入要素禀赋的角度来考虑实物资本而非金融资本。Helpman(1984)［2］建立一个两国两部门H－O模型，证实跨国公司的出现源于各个国家间不同的要素禀赋和要素回报率。即便劳动之外的投入品不是实物资本，仍然拥有一些实物资本的特征，比如和劳动共同组成产品，投入品的可获得性将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地点的选择等。传统的理论框架虽然认可资本会影响企业经营，但是认为资本不可跨国流动。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的度量也是从中间投入品的要素禀赋的角度，而非资本本身。当研究人员开始关注企业个体行为以及企业进入海外市场产生的各种成本时，企业异质性被引入国际经济学。Help-man等(2004)［3］就是基于企业异质性来解释企业的FDI行为。在他们的文章当中，企业有自己的产品并知晓自身的生产率，企业出口和FDI所需支付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互不相关，各有不同，这时企业就根据自身发展状况作出相应选择。企业异质性相关文献为基于金融发展视角来分析国际投资提供了理论基础。金融发展的相关文献证实企业融资同样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跨国投资选择。Myers和Majluf(1984)［4］研究了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如何影响企业主获取投资，并建立了理论模型来解释国家间资本获取难易程度的差异。LaPorta等(1998)［5］指出，不同行政区对投资人的保护也各不相同;其他一些研究者，如Rajan和Zin-gales(2003)［6］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也给予上述观点不同的解释。无论基于何种视角的研究，学者们都认可各国的金融发展程度不同，企业融资也存在差异性。LaPorta等(2008)［7］等人进一步研究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发现，各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将影响企业的财务选择与实际产出。在资本市场完善的国家，企业更有可能为了发展而融资。考虑到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需要巨额融资，上述关于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推断出国际经济学当中的一般假设，各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企业的资本要素禀赋与金融资本利用也存在差异。有学者基于上述两个领域现有的理论研究，从多个角度证明各个国家金融发展程度同企业跨国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如，Desai等(2004)［8］检定出金融机构发展不完善会限制跨国公司在某些地区的外部融资，并探讨了跨国公司怎样利用国内金融市场获取融资。美国经济分析局对美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研究发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发展会影响企业的借贷成本，借款地，以及实际获取的借款额度。在债权人保护不足，影子银行盛行的国家，企业的借贷利率较高，借贷额度较低。跨国公司会根据各国不同的信贷市场和税率来调整母国融资的额度。如果一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那么子公司从母公司融资的成本相较本地市场融资成本更低，子公司会更多的依赖母公司融资。跨国公司子公司相较于东道国本土企业对融资约束更不敏感［9］。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子公司会因为从母公司融资而获取税收优惠。Huizinga等(2008)［10］就用欧洲跨国公司的资本结构来证明企业会通过借贷来减少税负。因此各国金融市场发展差异会促进金融市场发达国家的企业对金融市场不发达国家FDI。

二、金融发展与企业跨国投资动机

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会影响企业获取融资的难易程度，进而影响企业FDI的决策。金融发展对企业跨国投资决策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基于资本要素比较优势视角，其二是基于相对财富获取的视角［11］。

(一)基于资本要素比较优势视角

金融摩擦令跨国公司筹措资本的能力存在差异，影响企业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众多文献检定了这一观点。Buch等(2009)［12］建立的模型中给定存在一项跨国投资，信贷约束将影响企业投资海外的决策，包括企业是否进入市场以及投资数额。企业仅依靠有限的内部资本来支付进入新市场所需的各项成本远远不够，需要外部融资;那么企业融资合约的执行力就至关重要。契约履行制度完善的东道国将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更进一步分析，如果企业受到可抵押资产不足的制约，那么企业的外部融资有限，企业内部资本会影响企业FDI的投资金额。德意志联邦银行分析了德国制造业相关数据并提供了进一步的论据。该机构研究发现企业融资能力在德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考虑到生产率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企业在金融合约履行制度不完备的国家建立的子公司较少。Bilir等(2014)［13］系统分析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对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不仅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选择还会影响跨国公司子公司的销售模式选择。他们建立一个三国模型，其中有A、B两个对称的经济体以及一个低收入C经济体。在这个模型中，C国是世界工厂，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并存在内生违约现象。A、B两国的金融机构因而不愿承担对C国投资所需的全部费用，从而影响两国企业对C国FDI。随着C国金融体制逐步完善，一方面是A、B两国在C国的既有子公司东道国销售额下降，出口额提升;另一方面是更多的跨国企业在C国建立子公司。另一个研究视角则发现，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意味着本土企业面临更强的融资约束，跨国公司在资本要素方面存在比较优势，会加大对东道国的跨国投资，特别是对外部融资依赖度较强的行业的跨国投资。Manova等(2015)［14］所提供的相关经验型证据证明跨国公司能进行海外投资的原因之一确实是因为能承担本土企业无法支付的相关固定成本。从中国的海关数据来看，对外部融资依赖度较强的行业中的外资子公司和合资企业的出口额分别比本土企业高62%和50%。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企业跨国投资行为的影响较之要素成本最小化，契约不完善，财产权益保护等产生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Bilir等(2014)［13］所说，跨国企业更愿意投资到金融摩擦较大的行业，他们在这些行业面临的本土竞争更少，这和Antràs等(2009)［1］提到的金融摩擦较大行业的跨国公司更愿意将产品生产外包给公司附属子公司的结论相同。Bustos(2007)［15］研究阿根廷的制造业也得出相似结论。

(二)基于相对财富效应的视角

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影响企业价值的真实体现。这就给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提供了套利机会。国际金融市场会从汇率波动，金融危机，资本错误定价三个层面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

1．汇率波动

资产分布在不同国家的投资者有多种理由来转移资产，其中一个就是汇率波动。Froot和Stein(1991)［16］建立模型指出美元贬值伴随着大量FDI资本流入。在他们的模型中，因为存在信息不透明，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企业的项目投资中只有小部分来自外部融资，其余则靠企业的财富积累。本国货币贬值导致本国企业相对于外国企业的资产减少。提高了外国企业家购买本国资产的竞价能力，吸引外国投资。同其他资本流入形式相比，FDI流入在信息不对称时的倾向更强。与这一结论相一致的是，这种本币贬值伴随着FDI流入的现象并没有在其他资本流入形式当中体现出来。Klein和Rosengren(1994)［17］提出来另一种本币贬值伴随着FDI流入现象的成因。他们假定本币贬值降低本国生产成本。虽然这种效应对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影响并无不同，但是会带来外国投资者对本国投资的增长。Dewenter(1995)［18］考察了1975－1989年间美国的外资并购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2．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影响跨国公司的资本获取并进一步影响企业跨国投资。Klein等(2002)［19］研究了资本来源国金融业不发达对企业FDI的影响机制。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银行业倒闭潮导致借助财务状况较差的银行融资的日资企业对美国FDI的缩减。De-sai等(2008)［20］实证检定了货币剧烈贬值对新兴市场的跨国企业和本地生产的出口企业的影响。在东道国货币贬值过程中，美资企业子公司的销售，资产和投资迅速扩张，远超过本土企业。证据表明金融危机下，外资子公司与本土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差异是这种扩张的决定性因素。同系列研究中，Blalock等(2008)［21］研究了1997年印度尼西亚大规模货币贬值之下外国制造业企业与本土制造业企业的应对策略。资本获取受限的本土企业无法改善贸易条件，外资出口商则一直扩大投资，增加人员雇佣。实证结果表明，外资企业不仅对市场需求增加反应迅速，而且能有效应对财务状况恶化。Alfaro和Chen(2012)［22］发现外资子公司，特别是纵向一体化程度高或同国外母公司联系紧密的外资子公司更能有效应对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类似的研究危机期间企业并购的文献也得出类似结论。Krugman(2000)［23］发现流动性较强的外资企业子公司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时减价收购亚洲企业，他把这类投资叫做甩卖投资(fire－saleFDI．)。Aguiar和Gopinath(2005)［24］也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跨国并购。他们发现当亚洲本土企业受到融资约束时，流动性较强的外资企业子公司会趁机购买当地资产。本土企业因为受到融资约束，只能贱价甩卖资产。

3．资本市场错误定价

资本市场错误定价同样会影响企业FDI。即便是在最大的，流动性最强的股票市场，依然存在跨国套利的机会。本地投资者风险规避，非理性预期等因素都会导致资本市场错误定价，资产市场价格与价值相悖离。Froot和Dabora(1999)［25］以同时在英美两国市场上市的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为例，具体分析了市场分离与信息不对称如何影响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在不同市场上的价值估算。这种价值悖离的错误定价提供给跨国公司套利机会。Baker等(2009)［26］关于跨国公司利用各国彼此分离的资本市场做出的对外投资决定提出两种假设。其一是廉价金融资本假说。企业FDI流动源于来源国企业融资成本较低，其二是廉价资产假说，企业FDI流动源于东道国企业资产被低估。实证结果表明假设一显著而假设二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跨国公司FDI在预期东道国资本市场市值特别是总市值回归价值曲线时增长。资本错误定价之所以会影响企业FDI，是因为跨国公司可以利用融资成本的变动实现套利。

三、金融发展与企业跨国投资溢出效应

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不仅会影响企业跨国投资的决策，也会影响企业跨国投资的溢出效应。这主要体现在减少管理成本和技术溢出效应两个方面。

(一)减少管理成本

如果一国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完善，融资成本较高，那么该国企业管理者易发生道德风险。除非企业有确定的所有权结构与激励机制，不然投资者不愿进行投资。Antràs等(2009)［27］提供的通过资本注入来减少管理者道德风险的机制可以用来解释跨国公司的出现。在投资者保护制度不完善的国家，跨国公司FDI流入内生增长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管理者道德风险和所有者权益保护不足。既往的研究也符合这一推论。首先在投资者保护较为完善的国家，一般贸易(arm’slength)许可证更为普遍。其次跨国公司母公司加大子公司股权持有比例可以降低东道国投资人权益保护需求。最后如果东道国投资者保护逐步完善，跨国公司母公司会相应降低其持有的子公司股权份额。这些结果表明投资者权益保护不足会促使技术开发公司加强对子公司的投资与监测力度。这一模型也暗示如果投资者保护逐步完善，那么技术开发者会放松监管，跨国投资活动会活跃在更多的国家［4］。Ju和Wei(2010)［28］也建立模型证明跨国公司会利用内部资本应对政府管理紊乱的挑战。在他们的模型中，一国政府治理混乱会降低外国对该国投资概率，影响资本在项目之间有效分配。因此，金融体系发展较好的地区会扩大企业对外投资。外国资本也会以FDI的形式注入当地资本市场。这两种资本流动方式可以改善金融市场不完善带来的弊端。拥有健全金融体系的发达国家是FDI的净供应者，同时也会吸引资本净流入，这与发展中国家现状相反。

(二)溢出效应

1．技术溢出效应

跨国企业FDI将加强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与本土企业之间的联系，加快技术扩散，这有利于东道国企业发展。Alfaro等(2004)［29］从理论上发展了这一结论———一国金融市场发达有助于本土企业分享到跨国公司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在这个模型中，本地企业需要承担初创成本，本地金融体系发展完善有助于企业支付初创成本。如果资金问题得已解决，那么企业就可以为国外跨国公司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并借此提高生产率。作者也从实证方面检定了这一观点。Alfaro等(2009)［30］将上述结论进一步扩展，他们认为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非要素积累。Aitken和Harrison(1999)［31］进一步研究产业内溢出效应。他们发现扩大跨国企业对东道国FDI在当期未必有助于发展本土企业，但确实存在技术溢出的滞后效应。Javor-cik(2004)［32］研究发展立陶宛企业的生产率提升可以通过从外资企业向本土企业，从产业链上游向产业链下游的技术扩散来实现。Blalock和Gertler(2008)［33］用印度尼西亚的数据也得到类似结论。这些发现证实本地金融市场发达有助于引进跨国投资，加强本土企业同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系，并有助于企业分享到正的技术溢出效应。

2．资本溢出效应

相关研究表明，在本地金融市场发达的前提下，FDI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向关系。Harrison等(2004)［34］考虑到本土企业资本匮乏的情况，用欧拉方程推导出跨国企业FDI可以缓解本地企业融资约束这一结论。他们的结果证明，跨国投资可以缓解企业现金流不足的问题。跨国企业FDI流入不仅伴随着东道国跨国子公司的融资约束减弱，还伴随着东道国本土企业的融资约束减弱。然而Harrison和McMillan(2003)［35］指出这种现象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他们用类似的方法研究科特迪瓦的投资行为。科特迪瓦的金融市场是固定投资回报率，并存在信贷配额，多数银行受制于法国。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的进入加重了本土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并将他们挤出本土金融市场。因此，FDI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这一结论并非对任何国家都适用。

四、结论与未来展望

第6篇

关键词：企业 跨国投资 财务风险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127-02

1964年，美国学者汉斯和威廉把人的主观因素引入到风险分析之中，其在研究报告中表示，风险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且对同意环境下的所有人都是以相同的形式存在，但对风险的判断是主观的，对风险判断的不确定性造成个体对风险认识的不同。上世纪80年代初，日学者在吸收之前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理论后，提出了对风险的重新定义：“风险是在特定环境下和特定时期内自然存在的导致经济损失的变化。”

跨国投资又称国际投资或海外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主体，将其拥有的货币资本或产业资本，通过跨国界流动和营运，以实现价值增值的经济行为。跨国投资面临的风险首先是外汇风险。外汇风险是指一个金融的公司、企业组织、经济实体、国家或个人在一定时期内对外经济、贸易、金融、外汇储备的管理与营运等活动中，以外币表示的资产（债权、权益）与负债（债务、义务）因未预料的外汇汇率的变动而引起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的可能性。另外，企业在经营中的经营风险也不可忽视。经营风险也会加重财务风险。经营风险是指公司的决策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中出现失误而导致公司盈利水平变化从而产生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风险或由于汇率的变动而导致未来收益下降和成本增加。

一、跨国投资风险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为了拓展市场以及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许多企业都选择涉足海外市场。但是考虑到不同东道国所对应迥异的政治和法律环境等差异，跨国投资包含着比国内投资更大更难以预测的风险。吴洪臣在其《国际直接投资》中谈到：“海外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时期内，会给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带来损失。”为了保证跨国投资活动的稳定进行，怎样高效地预测风险，控制风险甚至规避风险，是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站稳脚跟的当务之急。

有学者在对跨国风险进行辨识时将其细分为政治风险、国家风险和外汇风险。

有一些学者重新定义了国家风险的定义，认为国家风险可定义为企业在东道国由于东道国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进而对企业投资行为造成损失的不确定风险，所以把国家风险直接定义为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的总和。周郁朋（2014）在研究报告中主要从企业内部控制这个角度进行分析，将跨国投资风险细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两大类；或者从企业控制能力的角度将风险分为系统性风险和财务风险。丁君风（2006）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需要一整套完善的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包括投资过程中出现风险的一系列具体处理措施。在当今的许多研究著作中，政治风险的影响力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甄炳禧（2014）认为，中国应该研究借鉴西方成熟国家的跨国投资有关经验。从制度上完善中国的跨国投资行为，同时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保险制度维护中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利益，深入健全领事保护和服务，改善境外投资信息不对称的被动局面，最终形成多位一体的政治风险防范体系。

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市场较为成熟，跨国投资起步较早，所以对跨国投资行为的风险研究也较为完善。Click（2013）通过对1982-1998年，美国在近60个不同国家进行的关于海外投资风险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总体风险=政治风险+金融风险，即投资企业面临的总体风险等于政治风险加上金融风险。Smith和Stulz（1981）研究海外投资时将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汇率风险划分为交易风险、划算风险、经济风险三种风险。通过套期保值等方式一般可将换算风险和交易风险进行有效管理。Geert hofstede（1980）率先构建了国家文化模型。在当今，即使对跨国投资风险的研究愈发深入，国家文化模型依然是国际上众多学者在研究企业跨文化管理时的重要理论依据。Ramamurtia（2011）采用定性分析法研究了亚洲及欧洲部分发展中国家跨国投资的潜在风险。考虑到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具有的强垄断性，而且其产品是不易交易的，所以很显然会存在国家管制。可以预见到的是，在投资基建项目时投资方很容易受到东道国的政策风险，使得投资企业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海外市场选择

对海外市场的评估非常重要，某种程度上关系到跨国投资的成败，对海外市场的清醒认识和分析是在投资行为发生前将投资风险降低的很高效的手段。有企业将其分为三类。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品可以选择不同的市场级别。

（一）一类市场

主要包括欧美的发达国家和中国邻近的日本、韩国，客户群包括SBC，Verizon，Orange等全球跨国运营商。这些国家的市场空间巨大，消费水平很高，在全球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市场空间占全球总体市场空间的60%。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投资能够取得巨大的回报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同时其市场基础建设较为成熟，新兴力量要抢夺市场份额难度较高，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存在着很高的技术门槛，所以一类市场的投资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同时由于北美和日本的政治壁垒，大大制约了我国企业进入主流，这也使得在最初几年的跨国投资中效率不高，始终止步于短名单阶段。

（二）二类市场

主要为东欧，拉美，北非及亚太地区等中等发达国家。其中以俄罗斯、巴西、南非等用户大国为重点。这类市场存在市场开放度不同的特点，拉美及东欧开放程度较高，亚太、非洲地区由于其经济水平有限，其国内的主流运营商多为国有企业，基本垄断了国内市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其行业技术基本成熟，技术水平多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内人口多使得需求量大，这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是早期最具备发展潜力的市场类型，可以依靠自主研发的移动运营技术和成熟的销售手段，可以以较小成本与当地运营商合作，或取而代之。

（三）三类市场

三类市场针对的是欠发达地区，主要包括非洲南部，南亚和亚洲中部等国家。相比市场壁垒较高的发达国家，欠发达地区的投资风险甚至更高，因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发展落后，经济基础很差。不同企业在这地方，结果不一样。

三、中国企业在跨国投资中的风险应对

在21世纪初期，中国参与跨国投资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矿业和服务业。一类是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等国营企业，另一类则是密集劳动性项目和低层次简单交易的经营方式如餐饮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即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中国企业参与跨国投资较少。投资行业的分布严重失衡导致我国海外投资的效率低下，且跨国投资风险更大，这同样影响着国家对跨国投资的法律制定不完善，特别是对于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信，金融的跨国投资，由于法律指定的滞后性，普遍承受着较高的风险，无法摆脱后顾之忧。

企业在跨国投资时往往会带有其所处的国家环境或经济环境的通病，主要有三点会在整体上给投资行为带来额外的风险。

（一）应对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我国与被投资国的经济，政治等关系发生变化时，或被投资国发生或社会动荡时引起对外的政策变化，导致对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所以怎样选择投资国以及投资顺序对于政治风险的防控就非常的重要。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企业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可以选择了合作式的解决方案，即听从投资国建议，以减弱其对自己的敌意，博得投资国的好感。

（二）应对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指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所带来的风险。“入乡随俗”对于跨国投资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无形资源主要集中在技术资源和商誉资源部分，技术资源是指公司拥有的专利和公司整体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拥有成熟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可以使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占据主动。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心科技，在开拓海外市场时甚至只能沦为国外企业的代工工厂，容易在“技术仗”中败下阵来。如今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已不在中国，以廉价劳动力换来的价格优势已不再明显。选择不断发展自己的研发能力，在科技层面压制住市场上的对手，这是把企业风险降到最低的有效途径。

（三）应对企业风险

即使两个企业在同一外部环境下发展，但是每个企业的发展状况还是不一样的，这就会牵扯到企业内部的风险。企业风险主要包括企业资源和企业能力两个方面。

1.企业资源（Enterprise Resource）。企业资源主要有两大块，分别是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有形资源里面我们主要分析实物资源和人力资源。实物资源指企业跨国投资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和一些硬件设施。应对企业风险，应该重视培养员工，使他们提高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培训手段上可以引进一系列国际先进的教学手段如CD-ROM、Video Training、Audio Training，使未来的员工能完美达到工作标准。使得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将企业风险降到最低。

2.企业能力。企业能力主要分为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营销能力、决策能力等部分，而营销能力则是企业能成功在海外市场立足并迅速占据市场份额的关键因素，甚至其强大的营销能力更在其研发能力之上。以创造客户价值拉动营销的纵深发展的营销战略。围绕着“为客户创造价值”进行。正是客户的需求反过来指引企业的研发方向。这是一种几乎“自然选择”的决策方法，在保证企业在营销层面上尽力让客户满意，又在研发层面上实现与消费群体的对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研发，也降低了研发新技术与客户之间脱节造成的商誉及资金上的风险。在海外拓展的过程中，主动招标，参加大小的博览会，世界论坛，争取每一个机会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也争取和很多国家进行官方合作的机会。与政府绑定在一起的营销策略带来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国家政策上容易获利，能够比其他没有依靠的企业花更小的代价取得某些地区的权或赞助权，某种程度上成为“官方运营商”；其次，一般来说政府的总体环境相对稳定，由政府决定的投资决策一般不会轻易更改，这对减小企业因为环境波动带来的投资收益亏损有利，而在海外投资中，稳定的投资环境是谋求发展的基础，而能够取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总是利大于弊的。营销能力的提升在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进行跨国投资时，能有效提升投资的使用效率，减少在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时所面临的企业风险。

（四）应对市场风险

投资国的不同，会带来消费观念的差异，如果企业不做好对市场的准确预测，一旦无法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产品的销量以及公司收益会受到影响，很容易造成投资行为的无用功。比如在东道国总体经济形势乐观时，或其市场容量大时，某商品的替代品数量相对较少，互补品数量变多这时企业只要平稳投资即可；当东道国经济不景气或市场接近饱和时，其替代品数量相对较多，这时则需要企业以刺激市场为目的寻求投资决策。针对市场风险所做出的防控措施首先是增强自身的市场敏感性。作为投资国需要持续地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对于东道国市场的需求做出迅速反应，投入研发团队和营销团队以应对当地的消费偏好的变化。

市场风险防范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要遵循分工协作原则。即将生产的各个环节放置在多地多国，将各环节的生产工厂安置在其最适合的地区。比如根据自然资源的分布等，以分散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时多管齐下的生产模式也可大大削减企业的生产成本。

参考文献：

[1] 欧阳俊，邱琼.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N].学习时报，2015

[2] 本报记者胡俊刚.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要避免――“跑步前进”和“齐步走”[N].中国审计报，2012

[3] 祁欣.当前企业“走出去”形势分析[N].经济日报，2014

[4] 闵剑.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及定位监控模型[J].财会通讯，2013

第7篇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含义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国并相应获取管理权的一种跨国投资活动。其核心内容体现在：（1）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生产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无形资产。（2）投资方拥有足够的经营管理权。关于服务业对外投资的界定比较复杂。一些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行为可以使用传统的股权控制定义进行界定，如跨国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贸易服务公司在国外设立办事处等。但有许多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过程，难以实现或不宜使用股权控制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实践中区分服务业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标准主要是：直接投资利润收入来源于外国股权所带来的收益（与服务贸易的不同在于，服务贸易仅与接受服务者支付的销售额、佣金、使用费有关）。（注：卢进勇等：《国际服务贸易与跨国公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按这一标准，可以将许可证和管理合同等服务业广泛使用的投资方式包括在直接投资的范围内。因为这类方式虽然不涉及控股权，也没有实施交易内部化，但由于其收入是以国外被许可方或管理合同买主利润收入的百分比计算的，所以应算作服务业直接投资。

服务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这之前，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领域。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跨国直接投资不断升温，跨国投资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多。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197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占首要地位，其份额达45.2％，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只占31.4％；1985年，在服务产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42.8％，超过第二产业的38.7％；到1990年，服务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相比较来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第二产业。服务产业领域的投资，从1970年到1990年只从23.5％增加到29.5％。说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服务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于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中一直呈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国并购的大发展，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加剧，也促进着全球服务市场的整合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和重组，跨国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由1998年的60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亿美元，一年增长三成，跨国并购额由1998年的4800亿美元上升到7200亿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以收购方计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情况。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收购方）单位：百万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第251页

表中数据显示，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在不断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为30.57％，1990年上升为45.44％，1999年高达55.76％。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的主要部门是信息、金融等极具增长潜力的产业，而且正向跨行业并购演变。在1999年，金融业的并购占全球并购的份额为23.22％，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达到41.65％，运输、仓储及通讯部门在1999年的并购业绩也不俗，并购额占到全球总额的16.49％，占服务业内部的29.58％。

二、服务业跨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毫无疑问，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生产的支持，对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拉动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变革合力的推动。

第一，发达国家国内服务管制制度变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崛起，强调政府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同时，微观理论层面，有关政府管制理论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促进了西方国家在金融、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管制变革。放松产业进入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管制变革的中心内容。进入管制的放松，开始是对国内企业，然后是对国外企业，由此使服务业出现了放松管制与大规模企业兼并相互影响的两股潮流，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1年底，英国国内电讯开始有限竞争，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短短几年内，英国开出150多个电讯经营许可证，1996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1996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现在许多国家，不但在长话和增值业务等部门已经引入竞争，在本地网层次上，数网竞争也被允许。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性制度安排的推进。服务业所包含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其中许多涉及国家、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就业等问题，因此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前，服务业一直没有纳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在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其最终成果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与生效。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的内容包含4个方面，即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场准入与跨国直接投资。《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大了全球贸易体制的涵盖领域，初步形成了制订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全球服务贸易协调与管理体系，对降低或消除各成员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壁垒，推进服务业国际投资，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服务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边界的拓展，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企业跨国投资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服务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收集、处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决策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原来的金字塔型的结构，向扁平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发展。一方面，计算机系统取代中层监督控制部门的大量职能，加强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直接沟通，使中层管理的作用大为降低，从而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信息失真，削减了机构规模，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是企业规模向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条件。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网络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股权合作等方式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股权合作方式更为流行，如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让公司的“特殊资产”声誉、品牌形象、积累的经验等，实现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数连锁旅馆或连锁餐饮业都采取了以公司网络方式运行的特许连锁制。这种关系更灵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围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同时集中全力实现“人格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做到更好地监督与品牌形象紧密相关的服务质量。从技术手段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企业和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监督其资产发展状况和加强在全球运作的可能。电子信息网络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过一体化管理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与这些费用有关的办公费用。

第四，服务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进入壁垒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务性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营销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务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与顾客有着密切关系和直接接触，因而对外投资在争夺和占领市场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当多服务部门具有网络型产业的特征，如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规模报酬递增明显，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资本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一个公司必须削减或最大程度减少尚处于分割状态的、本质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和面对面直接管理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对某一国际网络的控制。有了这种控制，公司就可以进一步把地方化优势同公司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注：弗郎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三、服务业跨国投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服务产业跨国投资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多重效应。

1.对全球服务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从3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促进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重组，从而扩大各国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各国服务企业可以在规模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二是加剧各国服务业竞争，竞争直接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同时也促进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航空运输和某些电信服务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扩散。

以电信业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时间，全世界国际长途通讯时间从333亿分钟增加到680亿分钟，翻了一番多。（注：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ITU），转引自刘吉等《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金融服务竞争产生的发展与效率提高效应也很明显。经合组织银行经营情况统计表明，大部分国家银行的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营业费用与总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国互助储蓄银行，在1979-1984年间，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为69％，1990-1992年间，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为28％；日本大型商业银行，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从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国商业银行这一项目的比例，也从1979-1984年的45％下降为1990-1992年的37％。这是竞争促进成本下降的效应。（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同时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趋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平均佣金率变化

附图

资料来源：伦敦股票交易所。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2.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市场整合与企业重组，在相当多的领域，大型服务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呈现出寡头结盟垄断的局面。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与信息业的市场与企业整合尤为激烈。通过跨国投资与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垄断企业不断在竞争中产生，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1990年，按资产额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银行是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银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经为美国的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所取代。（注：[美]《机构投资》杂志，网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并购事件数不胜数。1998年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银行公司合并为花旗集团，合并后的花旗集团资产总额近700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占据第一位的东京三菱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花旗集团涉足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投资业等金融业的所有领域，能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务。规模的巨型化已成为银行业经营的一种趋势。

电信、传媒业的并购，近年来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成为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成为一家集电视、电影、杂志和因特网为一体的超级媒体公司，它将时代华纳旗下的世界级大众传播、娱乐、新闻及先进的宽带传输系统与美国在线的互联网产业及基础设施（包括商标、网上社区、电子商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行业内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服务领域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发展，使服务跨国公司得到快速发展。在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评比中，服务业公司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所占比重超过了工业、农业跨国公司份额的总和。1999年所占比重达到61.2％（见表3）。

表3服务业公司在“全球500强”中的比重（％）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全球500”强资料整理

3.服务产业国际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服务产业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发展晚于农业与工业的全球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投资增长，意味国际资本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3个产业领域向国际市场全面渗透。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发展，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了促进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通过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交易网络，这有助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例如，全球化中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结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同时，由于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及时”生产的采用，国外厂商购买产品对时间的要求日益紧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上的扩张，带给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以电信、运输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技术的进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国际服务链的相对成本，跨国生产所需的最小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使得不同生产规模的厂商都可以利用国际服务链进行高效分散的生产，更多的企业参与跨国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全球跨国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97年，世界跨国公司总数为53000家，1999年则达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进一步调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务业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是强化了它们的垂直分工，即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同时，正在强化它们之间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的分工。这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将导致世界财富向服务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服务与加工工序的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充当的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加工基地，影响产品价值链的诸多重要的生产服务环节，如产品设计、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购供应、资金的筹集调度和财务控制等高附加价值的业务，都由发达国家掌握。这种分工，虽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就业、产出增加等效应，但在总体利益分配上，发展中国家只能分配到极少的一部分产品加工所得。而且作为发达国家制成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发展中国家还要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

在国内服务市场开放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促进服务业发展，但由于国内服务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力相差悬殊，本国服务企业的成长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同时，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数据处理等服务部门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表明了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全球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网络中，也在不断加大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外来风险。需要正视的是，由市场开放所引发的外来风险的袭击，是目前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管理与调控能力所难控制的。

四、若干启示

1.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导致国际竞争的热点向服务经济领域转移，使服务产业成为许多国家直接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战略性产业。国际服务市场需求的高增长性、新型服务产品的高附加价值性以及服务产业对资本、信息、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控制的重要性，使它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第8篇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含义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国并相应获取管理权的一种跨国投资活动。其核心内容体现在：（1）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生产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无形资产。（2）投资方拥有足够的经营管理权。关于服务业对外投资的界定比较复杂。一些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行为可以使用传统的股权控制定义进行界定，如跨国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贸易服务公司在国外设立办事处等。但有许多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过程，难以实现或不宜使用股权控制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实践中区分服务业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标准主要是：直接投资利润收入来源于外国股权所带来的收益（与服务贸易的不同在于，服务贸易仅与接受服务者支付的销售额、佣金、使用费有关）。（注：卢进勇等：《国际服务贸易与跨国公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按这一标准，可以将许可证和管理合同等服务业广泛使用的投资方式包括在直接投资的范围内。因为这类方式虽然不涉及控股权，也没有实施交易内部化，但由于其收入是以国外被许可方或管理合同买主利润收入的百分比计算的，所以应算作服务业直接投资。

服务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这之前，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领域。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跨国直接投资不断升温，跨国投资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多。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197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占首要地位，其份额达45.2％，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只占31.4％；1985年，在服务产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42.8％，超过第二产业的38.7％；到1990年，服务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相比较来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第二产业。服务产业领域的投资，从1970年到1990年只从23.5％增加到29.5％。说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服务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于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中一直呈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国并购的大发展，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加剧，也促进着全球服务市场的整合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和重组，跨国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由1998年的60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亿美元，一年增长三成，跨国并购额由1998年的4800亿美元上升到7200亿美元。是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以收购方计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情况。

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收购方）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第251页

表中数据显示，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在不断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为30.57％，1990年上升为45.44％，1999年高达55.76％。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的主要部门是信息、金融等极具增长潜力的产业，而且正向跨行业并购演变。在1999年，金融业的并购占全球并购的份额为23.22％，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达到41.65％，运输、仓储及通讯部门在1999年的并购业绩也不俗，并购额占到全球总额的16.49％，占服务业内部的29.58％。

二、服务业跨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毫无疑问，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生产的支持，对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拉动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变革合力的推动。

第一，发达国家国内服务管制制度变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崛起，强调政府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同时，微观理论层面，有关政府管制理论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促进了西方国家在金融、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管制变革。放松产业进入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管制变革的中心内容。进入管制的放松，开始是对国内企业，然后是对国外企业，由此使服务业出现了放松管制与大规模企业兼并相互影响的两股潮流，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1年底，英国国内电讯开始有限竞争，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短短几年内，英国开出150多个电讯经营许可证，1996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1996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现在许多国家，不但在长话和增值业务等部门已经引入竞争，在本地网层次上，数网竞争也被允许。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性制度安排的推进。服务业所包含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其中许多涉及国家、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就业等问题，因此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前，服务业一直没有纳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在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其最终成果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与生效。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的内容包含4个方面，即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场准入与跨国直接投资。《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大了全球贸易体制的涵盖领域，初步形成了制订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全球服务贸易协调与管理体系，对降低或消除各成员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壁垒，推进服务业国际投资，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服务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边界的拓展，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企业跨国投资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服务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收集、处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决策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原来的金字塔型的结构，向扁平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发展。一方面，计算机系统取代中层监督控制部门的大量职能，加强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直接沟通，使中层管理的作用大为降低，从而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信息失真，削减了机构规模，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是企业规模向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条件。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网络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股权合作等方式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股权合作方式更为流行，如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让公司的“特殊资产”声誉、品牌形象、积累的经验等，实现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数连锁旅馆或连锁餐饮业都采取了以公司网络方式运行的特许连锁制。这种关系更灵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围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同时集中全力实现“人格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做到更好地监督与品牌形象紧密相关的服务质量。从技术手段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企业和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监督其资产发展状况和加强在全球运作的可能。电子信息网络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过一体化管理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与这些费用有关的办公费用。

第四，服务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进入壁垒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务性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营销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务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与顾客有着密切关系和直接接触，因而对外投资在争夺和占领市场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当多服务部门具有网络型产业的特征，如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规模报酬递增明显，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资本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一个公司必须削减或最大程度减少尚处于分割状态的、本质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和面对面直接管理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对某一国际网络的控制。有了这种控制，公司就可以进一步把地方化优势同公司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注：弗郎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三、服务业跨国投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服务产业跨国投资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多重效应。

1.对全球服务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从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促进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重组，从而扩大各国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各国服务企业可以在规模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二是加剧各国服务业竞争，竞争直接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同时也促进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航空运输和某些电信服务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扩散。

以电信业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时间，全世界国际长途通讯时间从333亿分钟增加到680亿分钟，翻了一番多。（注：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ITU），转引自刘吉等《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金融服务竞争产生的发展与效率提高效应也很明显。经合组织银行经营情况统计表明，大部分国家银行的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营业费用与总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国互助储蓄银行，在1979-1984年间，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为69％，1990-1992年间，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为28％；日本大型商业银行，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从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国商业银行这一项目的比例，也从1979-1984年的45％下降为1990-1992年的37％。这是竞争促进成本下降的效应。（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同时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趋于下降。

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平均佣金率变化

资料来源：伦敦股票交易所。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2.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市场整合与企业重组，在相当多的领域，大型服务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呈现出寡头结盟垄断的局面。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与信息业的市场与企业整合尤为激烈。通过跨国投资与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垄断企业不断在竞争中产生，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1990年，按资产额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银行是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银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经为美国的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所取代。（注：[美]《机构投资》杂志）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并购事件数不胜数。1998年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银行公司合并为花旗集团，合并后的花旗集团资产总额近700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占据第一位的东京三菱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花旗集团涉足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投资业等金融业的所有领域，能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务。规模的巨型化已成为银行业经营的一种趋势。

电信、传媒业的并购，近年来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成为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成为一家集电视、电影、杂志和因特网为一体的超级媒体公司，它将时代华纳旗下的世界级大众传播、娱乐、新闻及先进的宽带传输系统与美国在线的互联网产业及基础设施（包括商标、网上社区、电子商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行业内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服务领域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发展，使服务跨国公司得到快速发展。在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评比中，服务业公司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所占比重超过了工业、农业跨国公司份额的总和。1999年所占比重达到61.2％。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全球500”强资料整理

3.服务产业国际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服务产业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发展晚于农业与工业的全球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投资增长，意味国际资本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3个产业领域向国际市场全面渗透。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发展，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了促进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通过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交易网络，这有助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例如，全球化中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结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同时，由于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及时”生产的采用，国外厂商购买产品对时间的要求日益紧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上的扩张，带给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以电信、运输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技术的进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国际服务链的相对成本，跨国生产所需的最小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使得不同生产规模的厂商都可以利用国际服务链进行高效分散的生产，更多的企业参与跨国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全球跨国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97年，世界跨国公司总数为53000家，1999年则达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进一步调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务业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是强化了它们的垂直分工，即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同时，正在强化它们之间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的分工。这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将导致世界财富向服务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服务与加工工序的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充当的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加工基地，影响产品价值链的诸多重要的生产服务环节，如产品设计、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购供应、资金的筹集调度和财务控制等高附加价值的业务，都由发达国家掌握。这种分工，虽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就业、产出增加等效应，但在总体利益分配上，发展中国家只能分配到极少的一部分产品加工所得。而且作为发达国家制成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发展中国家还要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

在国内服务市场开放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促进服务业发展，但由于国内服务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力相差悬殊，本国服务企业的成长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同时，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数据处理等服务部门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表明了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全球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网络中，也在不断加大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外来风险。需要正视的是，由市场开放所引发的外来风险的袭击，是目前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管理与调控能力所难控制的。

四、若干启示

1.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导致国际竞争的热点向服务经济领域转移，使服务产业成为许多国家直接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战略性产业。国际服务市场需求的高增长性、新型服务产品的高附加价值性以及服务产业对资本、信息、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控制的重要性，使它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第9篇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含义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国并相应获取管理权的一种跨国投资活动。其核心内容体现在：（1）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生产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无形资产。（2）投资方拥有足够的经营管理权。关于服务业对外投资的界定比较复杂。一些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行为可以使用传统的股权控制定义进行界定，如跨国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贸易服务公司在国外设立办事处等。但有许多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过程，难以实现或不宜使用股权控制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实践中区分服务业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标准主要是：直接投资利润收入来源于外国股权所带来的收益（与服务贸易的不同在于，服务贸易仅与接受服务者支付的销售额、佣金、使用费有关）。（注：卢进勇等：《国际服务贸易与跨国公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按这一标准，可以将许可证和管理合同等服务业广泛使用的投资方式包括在直接投资的范围内。因为这类方式虽然不涉及控股权，也没有实施交易内部化，但由于其收入是以国外被许可方或管理合同买主利润收入的百分比计算的，所以应算作服务业直接投资。

服务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这之前，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领域。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跨国直接投资不断升温，跨国投资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多。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197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占首要地位，其份额达45.2％，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只占31.4％；1985年，在服务产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42.8％，超过第二产业的38.7％；到1990年，服务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相比较来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第二产业。服务产业领域的投资，从1970年到1990年只从23.5％增加到29.5％。说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服务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于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中一直呈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国并购的大发展，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加剧，也促进着全球服务市场的整合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和重组，跨国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由1998年的60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亿美元，一年增长三成，跨国并购额由1998年的4800亿美元上升到7200亿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以收购方计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情况。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收购方）单位：百万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第251页

表中数据显示，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在不断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为30.57％，1990年上升为45.44％，1999年高达55.76％。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的主要部门是信息、金融等极具增长潜力的产业，而且正向跨行业并购演变。在1999年，金融业的并购占全球并购的份额为23.22％，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达到41.65％，运输、仓储及通讯部门在1999年的并购业绩也不俗，并购额占到全球总额的16.49％，占服务业内部的29.58％。

二、服务业跨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毫无疑问，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生产的支持，对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拉动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变革合力的推动。

第一，发达国家国内服务管制制度变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崛起，强调政府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同时，微观理论层面，有关政府管制理论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促进了西方国家在金融、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管制变革。放松产业进入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管制变革的中心内容。进入管制的放松，开始是对国内企业，然后是对国外企业，由此使服务业出现了放松管制与大规模企业兼并相互影响的两股潮流，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1年底，英国国内电讯开始有限竞争，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短短几年内，英国开出150多个电讯经营许可证，1996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1996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现在许多国家，不但在长话和增值业务等部门已经引入竞争，在本地网层次上，数网竞争也被允许。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性制度安排的推进。服务业所包含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其中许多涉及国家、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就业等问题，因此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前，服务业一直没有纳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在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其最终成果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与生效。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的内容包含4个方面，即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场准入与跨国直接投资。《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大了全球贸易体制的涵盖领域，初步形成了制订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全球服务贸易协调与管理体系，对降低或消除各成员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壁垒，推进服务业国际投资，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服务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边界的拓展，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企业跨国投资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服务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收集、处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决策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原来的金字塔型的结构，向扁平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发展。一方面，计算机系统取代中层监督控制部门的大量职能，加强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直接沟通，使中层管理的作用大为降低，从而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信息失真，削减了机构规模，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是企业规模向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条件。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网络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股权合作等方式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股权合作方式更为流行，如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让公司的“特殊资产”声誉、品牌形象、积累的经验等，实现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数连锁旅馆或连锁餐饮业都采取了以公司网络方式运行的特许连锁制。这种关系更灵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围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同时集中全力实现“人格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做到更好地监督与品牌形象紧密相关的服务质量。从技术手段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企业和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监督其资产发展状况和加强在全球运作的可能。电子信息网络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过一体化管理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与这些费用有关的办公费用。

第四，服务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进入壁垒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务性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营销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务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与顾客有着密切关系和直接接触，因而对外投资在争夺和占领市场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当多服务部门具有网络型产业的特征，如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规模报酬递增明显，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资本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一个公司必须削减或最大程度减少尚处于分割状态的、本质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和面对面直接管理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对某一国际网络的控制。有了这种控制，公司就可以进一步把地方化优势同公司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注：弗郎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三、服务业跨国投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服务产业跨国投资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多重效应。

1.对全球服务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从3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促进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重组，从而扩大各国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各国服务企业可以在规模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二是加剧各国服务业竞争，竞争直接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同时也促进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航空运输和某些电信服务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扩散。

以电信业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时间，全世界国际长途通讯时间从333亿分钟增加到680亿分钟，翻了一番多。（注：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ITU），转引自刘吉等《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金融服务竞争产生的发展与效率提高效应也很明显。经合组织银行经营情况统计表明，大部分国家银行的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营业费用与总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国互助储蓄银行，在1979-1984年间，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为69％，1990-1992年间，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为28％；日本大型商业银行，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从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国商业银行这一项目的比例，也从1979-1984年的45％下降为1990-1992年的37％。这是竞争促进成本下降的效应。（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同时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趋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平均佣金率变化

附图

资料来源：伦敦股票交易所。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2.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市场整合与企业重组，在相当多的领域，大型服务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呈现出寡头结盟垄断的局面。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与信息业的市场与企业整合尤为激烈。通过跨国投资与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垄断企业不断在竞争中产生，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1990年，按资产额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银行是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银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经为美国的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所取代。（注：[美]《机构投资》杂志，网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并购事件数不胜数。1998年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银行公司合并为花旗集团，合并后的花旗集团资产总额近700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占据第一位的东京三菱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花旗集团涉足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投资业等金融业的所有领域，能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务。规模的巨型化已成为银行业经营的一种趋势。

电信、传媒业的并购，近年来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成为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成为一家集电视、电影、杂志和因特网为一体的超级媒体公司，它将时代华纳旗下的世界级大众传播、娱乐、新闻及先进的宽带传输系统与美国在线的互联网产业及基础设施（包括商标、网上社区、电子商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行业内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服务领域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发展，使服务跨国公司得到快速发展。在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评比中，服务业公司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所占比重超过了工业、农业跨国公司份额的总和。1999年所占比重达到61.2％（见表3）。

表3服务业公司在“全球500强”中的比重（％）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全球500”强资料整理

3.服务产业国际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服务产业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发展晚于农业与工业的全球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投资增长，意味国际资本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3个产业领域向国际市场全面渗透。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发展，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了促进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通过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交易网络，这有助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例如，全球化中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结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同时，由于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及时”生产的采用，国外厂商购买产品对时间的要求日益紧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上的扩张，带给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以电信、运输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技术的进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国际服务链的相对成本，跨国生产所需的最小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使得不同生产规模的厂商都可以利用国际服务链进行高效分散的生产，更多的企业参与跨国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全球跨国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97年，世界跨国公司总数为53000家，1999年则达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进一步调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务业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是强化了它们的垂直分工，即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同时，正在强化它们之间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的分工。这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将导致世界财富向服务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服务与加工工序的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充当的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加工基地，影响产品价值链的诸多重要的生产服务环节，如产品设计、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购供应、资金的筹集调度和财务控制等高附加价值的业务，都由发达国家掌握。这种分工，虽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就业、产出增加等效应，但在总体利益分配上，发展中国家只能分配到极少的一部分产品加工所得。而且作为发达国家制成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发展中国家还要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

在国内服务市场开放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促进服务业发展，但由于国内服务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力相差悬殊，本国服务企业的成长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同时，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数据处理等服务部门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表明了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全球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网络中，也在不断加大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外来风险。需要正视的是，由市场开放所引发的外来风险的袭击，是目前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管理与调控能力所难控制的。

四、若干启示

1.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导致国际竞争的热点向服务经济领域转移，使服务产业成为许多国家直接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战略性产业。国际服务市场需求的高增长性、新型服务产品的高附加价值性以及服务产业对资本、信息、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控制的重要性，使它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第10篇

“十五”时期，中国启动并实施了“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等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已遍及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形成了“亚洲为主，发展非洲，拓展欧美、拉美和南太”的多元化市场格局。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取得显著成就。

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存量达到572亿美元，境外中资企业超过1万家；对外承包工程累计签订合同额1859.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57.9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累计签订合同额403.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56.1亿美元，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46.6万人次；对外设计咨询累计签订合同额23.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4亿美元。

1、对外直接投资“十五”时期快速增长

自从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企

表1 2001-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部分)情况一监表注：2001年以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各年度《世界投资报告》，2002-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业不失时机地开展对外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非金融部分)由2002年的2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22.6亿美元，年均增长65.6％；每年新设境外企业数由2001年的312家增加到2005年的1067家，年平均增长36．0％(见表1)。

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23％。其中：新增股本投资38亿美元，占31％；当期利润再投资32亿美元，占26％；其他投资52.6亿美元，占43％。

从统计数据上看，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100亿美元。二是通过境外企业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6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53％。三是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贷款形成的其他投资在直接投资中占43％。四是以投资控股为主的商务服务业投资占当年投资流量的四成。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商务服务业49.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40.3％；制造业22.8亿美元，占18.6％，主要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木材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等；批发和零售业22.6亿美元，占18.4％，主要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类企业的投资；采矿业16.8亿美元，占13.7％，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投资；交通运输、仓储业5.8亿美元，占4.7％，主要是水上运输业的投资；其他行业5.2亿美元，占4.3％。五是在开曼群岛、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投资占当年流量的81％。六是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超过亚洲地区跃居第一。2005年，中国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为64.7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52.6％。首次超过亚洲地区位居榜首，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哈马。亚洲43.7亿美元，占35.6％。其中，香港地区34.2亿美元，仍为投资热点；以下依次为：韩国、马来西亚、也门、蒙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老挝等国家。欧洲5.1亿美元，占4.2％。主要流向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英国、吉尔吉斯坦等国家。非洲4亿美元，占3.3％。主要流向苏丹、尼日利亚、南非、几内亚、加蓬、埃及等国家。北美洲3.2亿美元，占2.6％。主要流向美国、百慕大群岛、加拿大。大洋洲2亿美元，占1.7％。主要流向澳大利亚。七是中央管理的企业及沿海地区投资拉动作用显著，地方的对外投资流量较上年增长1倍多。2005年，地方对外投资额20.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1.5％。其中，上海、浙江、广东、黑龙江、山东五省市投资最为活跃，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均超过1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增长224％、119％、49％、195％、195％，以下依次是北京、江苏、河南、河北等省市。

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存量规模继续放大，投资分布的国家(地区)更为广泛。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572亿美元，较上年末增加124亿美元，共分布在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比上年末增加14个国家和地区。二是从存量的构成情况看，利润再投资所占比重最大。在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构成中，股本投资197.3亿美元，占34.5％；利润再投资270.4亿美元，占47.3％；其他投资104.3亿美元，占18.2％。三是行业分布情况看，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占到投资存量的一半。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以下行业：(1)商务服务业(主要为控资控股)165.5亿美元，占28.9％；(2)批发和零售业114.2亿美元，占20％，即进出口贸易类的投资；(3)采矿业86.5亿美元，占15.1％，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投资；(4)交通运输、仓储业70.8亿美元，占12.4％，主要是水上运输业的投资；(5)制造业57.7亿美元，占10.1％，主要分布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6)房地产业15亿美元，占2.6％；(7)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3.2亿美元，占2.3％，主要是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的投资；(8)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3.2亿美元，占2.3％，主要是为其他服务业的投资；(9)建筑12亿美元，占2.1％；(10)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9.1亿美元，占1.6％；(11)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6亿美元，占1％，主要是专业技术服务业的投资；(12)农、林、牧、渔业5.1亿美元，占0.9％；(13)其他行业3.7亿美元，占0.7％。四是中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占到九成。亚洲地区406.3亿美元，占71％，主要分布在香港、韩国、澳门、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拉丁美洲地区114.8亿美元，占20％，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欧洲15.98亿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德国、西班牙、英国等国家；非洲15.9亿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苏丹、阿尔及利亚、赞比亚、南非等国家；北美洲12.6亿美元，占

2.2％，主要分布在美国、百慕大群岛、加拿大；大洋州6.5亿美元，占1.1％，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五是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81.8％，地方的投资规模及所占比重均有所增加。从存量规模上看，2005年末地方的投资存量为93.8亿美元，较上年增加28.8亿美元；广东省雄居榜首，以后依次是上海市、北京市、山东省、浙江省、江苏省、黑龙江省、河北省、福建省、河南省。从所占比重看，2005年末地方的投资存量占16.4％，较上年末提高2个百分点。

根据6426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统计资料汇总显示：从境外企业的国别(地区)分布来看，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越南、德国、澳大利亚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国境外企业的45.6％；其中在香港的境外企业占16.5％，美国占10.3％、俄罗斯占5.8％、日本占3.8％、越南占3.5％、德国占3.1％、澳大利亚占2.6％。

从境外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看，制造业占境外企业总数的34.7％，批发和零售业占17.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7.5％，建筑业占7.6％。

从境外企业的所属省市情况看，浙江、广东、山东、江苏、福建、上海、黑龙江六省一市的境外企业数量占总数的50％，其中浙江省拥有境外企业1238家，占境外企业总数的19％。

从境外企业的设立方式情况看，子公司及分支机构占境外企业总数的96％，联营公司仅占4％。

2、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显著发展

――对外承包工程“十五”时期翻一番

对外承包工程一直是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最重要领域。2005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到21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6％；新签合同额29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2％。

2001-2005年五年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累计超过730亿美元，年均增长25％，比“九五”时期增长1倍；新签合同额累计992亿美元，年均增长22.7％(见表2)。到“十五”末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数达1800多家。

表2 2001-2005年中国境外工程承包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历年商务统计资料整理。

――对外劳务合作“十五”时期增长近五成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在“十五”前二年有所起伏，从2003年开始，呈现快速增长势头。2005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48亿美元，同比增长27.5％；新签合同额42.5亿美元，同比增长21.3％；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7.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6万人；12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56.5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3万人。

2001-2005年五年问，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累计达到181亿美元，年均增长10.9％，比“九五”时期增长49％；新签合同额累计达到169亿美元，年均增长6.3％。2005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达56.5万人，比“九五”期末增加12.5万人(见表3)。到“十五”末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数达600多家。

――对外设计咨询有所增长

2005年，中国对外设计咨询完成营业额2.27亿美元，同比增长54％；新签合同额3.57亿美元，同比增长1.7％。2001-2005年五年间，中国对外设计咨询合作完成营业额累计达到6.1亿美元，年均增长37.8％；新签合同额累计达到10.6亿美元，年均增长41.9％。

从数字分析看，中国对外设计咨询近两年完成营业额有所增长，但总体规模非常小，是企业“走出去”的薄弱环节，也是今后需要拓展的领域。

表3 2001-2005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历年商务统计资料整理。

表4 2001-2005年中国对外设计咨询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历年商务统计资料整理。

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问题

1、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模式比较单一

虽然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形式日趋多样，但目前仍然是以对外承包工程的模式为主(见表5)。在2005年当年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营业额(投资额)当中，对外承包工程收入比重最大，占55.7％；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部分)部分占31.4％；而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分别仅占12.3％和0.6％。同样，截至2005年末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累计营业额(投资额)当中，对外承包工程收入比重依然最大，占59.0％；对外直接投资(非金

表5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总体情况一览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2005年商务统计资料整理。融部分)部分占24.9％；而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分别仅占15.5％和0.6％。

2、跨国投资和经营的规模仍然偏小

虽然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发展速度较快，但规模仍然偏小，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过去的5年里，作为跨国投资和经营主要的形式之一，中国新设境外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6.0％和65.6％，但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情况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很小。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4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7302.6亿美元，存量97322亿美元，以此为基础测算，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看(见图1和图2)，2005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居第一，超过了新加坡(106.7亿美元)、俄罗斯(96亿美元)和巴西(94.7亿美元)，但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中美国(2293亿美元)的百分之五，不足英国(654亿美元)的20％。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看(见图3和图4)，2005年末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排位第三，相当于第一名新加坡

(1009亿美元)的一半，只有发达国家中美国(20182亿美元)的百分之三，英国(13781亿美元)的百分之四和德国(8336亿美元)的百分之七。从平均投资规模看，中国境外投资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除少数资源开发型项目和跨国并购项目，相当一部分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只有几十万美元。根据2003年底的数据计算，目前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累计平均项目投资额为153万美元。

图1 2005年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流量)比较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统计数据，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图2-4同。

图2 2005年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对外

(流量)比较 单位：亿美元

图3 2005年末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比较单位：亿美元

图4 2005年末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比较单位：亿美元

3、跨国投资和经营的产业结构仍停留在较低层次

虽然跨国投资和经营的行业不断拓展，但低层次的格局仍未改变。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所涉及的行业领域极为广泛，几乎囊括了三次产业的各个领域，并且企业在境外投资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不同行业交叉投资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主要以资源开发和初级加工制造业为主，缺乏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层次服务业的投资；从事商品流通的贸易企业偏多，而生产性企业和金融服务性企业偏少。例如，在2004年55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采矿业投资为18亿美元，高达32.73％。虽然技术密集型项目的投资近年有所增加，但比例还很低，跨国投资的低技术格局仍未改变。

4、跨国投资和经营业绩难如人意

近年来，“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成为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战略选择。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中国企业开始涉足海外资本市场。据统计，2005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交易额高达65亿美元，超过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50％。然而一些研究表明，60％-70％的并购案例是失败的，其中，收购企业中约有3/4股价下降了20％以上，仅有36％的企业能维持收入增长。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曾列为2004年度中国最大海外投资案例之一的TCL和阿尔卡特案，该投资使TCL损失巨大。

更有研究指出，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仅有三成盈利，三成亏损，四成维持。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中航油事件，由于监管不到位，2004年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投机期货亏损5.5亿美元，造成了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三、跨国投资和经营的策略

1、加快推动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相关制度创新

一方面，产权制度的缺陷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目的、途径和效率。对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不清晰，普遍存在着所有者缺位现象。这就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虽然享有了国有资产的控制权，但并没有享有与其控制权相应的收益权，以致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缺乏足够的激励去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相应的责任。国有企业经营者为获取控制权收益而进行一系列短期行为，致使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目的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受内部管理层或者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影响，从而使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出现明显的决策失误现象。另外，产权安排也决定着管理制度。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对经营者缺乏有效的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无法使经营者合理地行使其权利，从而造成国有企业母公司本身管理制度上的缺陷。而境外子公司(机构)的治理机制实际上又是国内母公司治理机制的延伸，这就造成了一些中国境外公司(机构)内部管理混乱、内部人控制等严重问题，进而直接导致了这些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经营失利。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中航油事件和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事件。

对于民营企业，产权安排不合理使相当一批中国民营企业“走不出”、“长不大”。从产权安排最基本的层面上看，民营企业的产权关系是明晰的。但要想使企业有效运作，还必须解决产权结构与层次问题，即企业内部的产权安排问题。由于产权安排不合理，中国民营企业始终难以摆脱个人和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企业多渠道吸收人才，不利于技术专业化与管理专业化的形成，弱化了家族以外成员对企业的凝聚力。正是由于这种产权结构安排的不合理，中国现阶段民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专业人才匾乏，开拓国际市场能力不强。尽管众多民营企业产权相对清晰、机制灵活、市场取向显著，但苦于这种自身缺陷，面对诱人的市场机会、有力的政策导向，只能对“走出去”决策持观望或采取小规模试探性动作。

另一方面，政府宏观制度安排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导致现阶段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模式比较单一、产业发展停留在低层次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宏观经济制度安排一直是为公有制经济保驾护航。经过20多年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相应的宏观经济制度的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例如，中国目前尚无《对外投资法》，不利于企业依法开展跨国投资经营和政府依法行使管理权；已有的一些法规和政策也往往由于不完备、不配套而难以落实；中国尚缺乏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投资者在境外可能遇到的风险不能提供充分的保护；中国驻外使馆所获得的商业信息一般都反映到中央有关主管部委，按行政隶属关系再向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传递，基本上是一条单向、封闭的线路。因而，在这种缺乏足够合理的宏观制度安排情景下，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大多选择了具有劳动力密集型优势的、风险相对较小的模式――对外承包工程和中国经济发展急需且技术层次相对较低的资源

型行业。

因此，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有效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就企业而言，应力图建立起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激励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新的制度安排。

就政府而言，作为市场的组织者和监管者，应力图完善各种宏观制度安排，避免政府角色的越位、缺位与错位，加快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建立政府与企业新的协调配合关系。具体讲，一是要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包括外汇政策、审批政策等；二是尽快通过《对外投资法》、《境外投资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为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创造一个公平、宽松的环境；三是通过政府有效的制度安排，以提高应对境外突发事件的疏导、预防、预警能力；四是要重点扶持帮助企业“走出去”的中介机构，如咨询公司、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等，以形成一套集约式的中介服务；五是大力推动政府间区域经济合作和投资保护协定的签订，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构筑良好平台，保护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合法利益。

2、积极调整和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

一是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发展原则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重点行业。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国际经验表明，不管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其产业选择大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型产业――制造业一一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状况表明，资源开发型产业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发展资源开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缓解资源缺乏这一经济发展的瓶颈，发挥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前向辐射效应。但是，资源开发型产业毕竟属于低附加值的行业。国际经验表明，虽然资源开发型产业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的重点投资行业，但随着一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其所占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国现阶段面临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的任务，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更有效地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因此，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从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加大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力度。

二是注重发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对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对优势主要体现在成熟的标准化技术和适应较小市场需求或适应当地投入要素的技术。由于本国(地区)市场容量较小，资金技术实力较发达国家不足，他们往往要对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进行改造使之符合自身需要：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海外子公司充分利用这些已经发展成熟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由于这些技术更符合那些国内市场有限、劳动力众多的发展中东道国的实际，因而在这些国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对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应选择能够发挥产业相对优势的行业。迄今为止，中国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虽然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中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梯度较小，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因此目前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

三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方向应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当前，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他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大都落在了第三产业上。而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比较低，因此不可能盲目地要求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但是，这些产业代表了中国未来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重点的发展方向，在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大有可为。特别是高新技术行业，其海外投资能够及时追踪，获取国外最新技术成果，分享国际技术资源，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因此，对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投资的重心应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行业，这符合对外直接投资的辐射效应和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要求。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目前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而且面临着借助对外投资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因此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是现阶段发展的重点。而以高技术产业为主的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将决定中国未来在国际投资领域的竞争力。所以在发展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应逐渐加重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以保证中国产业发展的未来竞争力。

3、着力提高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核心竞争力

从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动机分析，国际跨国投资和经营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自然资源导向型，即为寻求某种自然资源而进行的跨国投资和经营；二是市场导向型，包括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三是生产要素导向型，主要是指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跨国投资和经营。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实践来看，影响企业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寻求更低的生产要素成本；二是专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吸引；三是优势的产业结构吸引；四是企业扩张的需要。企业只有选好跨国投资和经营的产业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东道国或地区，确定并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才能实现企业稳步可持续的发展。成熟的运营方式和产业链对从事该产业的企业来说，可以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

为了切实提高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应该把增强跨国投资和经营竞争优势的重点放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自主创新上来。

一是竞争优势高低层次的选择。竞争优势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低层次的竞争优势，一类为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低层次的竞争优势，包括低廉的生产资料成本、运输成本等易被模仿的比较优势。高层次的竞争优势，是指高级专业人才、内部技术能力等。高层次的竞争优势能够借助长期累积并从持续对设备、专业技术、高风险研究、营销等方面的投资和经营发展而来，在适时的机会中形成跨国公司扎实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应该尽可能选择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不断加强自身的研发能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以及有关服务质量。

中国企业应当坚定地树立这样的信念：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因此，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于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企业来说，更应如此。企业要加大研发费用投入，改善关键设备和技术程序，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联合建立实验室，加快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引入高质量的人才。

第11篇

【关键词】跨国公司，投资策略，对外开放

【 abstract 】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its total investment in China growing at the same time, also in adjusting gradually its investment in China's strategy. Multinational company this adjustment is the globalization strategy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ks, also explain China is being many multinationals into its value of the value. This paper, from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y investment in China in the new trend of strategy, analyzes and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is change some countermeasures that should be adopted.

【 key words 】 multinational company, investment strategy, opening up

中图分类号：C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一直呈现出一种稳定增长的态势。2001年全球直接投资大幅萎缩40%以上，而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却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长了14.9% ，达到468.46亿美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近400家在华落户。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市场的更加开放，各跨国公司在不断增加对华投资总量的同时，也在纷纷调整其对华策略。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有必要对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新策略保持清醒的认识，以因势利导，创造双赢格局。

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策略的新变化

加入WTO以前，我国对跨国公司的限制很多，使其只能有条件的进入中国市场。现在，随着我国外资政策的逐步调整，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中国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提升。总的说来，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跨国公司重整在华业务，以提高投资的变革能力。

改革开放初期，跨国公司必须以合资的方式进入我国，或者先建立不能开展业务的办事处，等以后政策允许了，再回购股份。因此对许多早期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而言，分立投资几乎是必由之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跨国公司抓住我国加入该组织后对外商投资政策调整的机会，纷纷重整其已有的过分零散的投资项目，使其在华投资系统化，其跨国投资的变革能力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比如，世界顶级轮胎制造商米其林把沈阳的四家合资公司合并同时以控股70%的绝对优势，与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合资成立了上海米其林回力轮胎股份公司，对在华业务进行整合

（二）跨国公司不断推行本土化策略，以期真正“植根中国”，牢牢占据中国市场。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培育起了自己的优秀企业，海尔、长虹、联想……在与拥有雄厚资金、先进技术、高质量产品、强势品牌以及丰富经验的老牌跨国公司进行的面对面激烈竞争中，他们从根本上说已经毫不逊色。要真正进入中国市场，跨国公司必须“植根中国”。本地化战略的重要性开始为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所认识。主要表现在经营管理本地化、技术本地化、研发中心本地化、采购本地化、营销本地化、人力资源本地化等。

（三）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主要方式发生显著变化。

首先，独资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方式。1998年以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方式主要是以合资、合作为主。 随着中国的投资环境与国际日益接轨、外商对中国具体情况的了解不断加深，外国资本采取独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趋势已日趋明显。美国戴尔公司进入中国没有找合作伙伴，它利用全球的生产和供应链，采用直接销售的方式已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其次，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从以“绿地投资”为主转向并购。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进行投资时常常采用并购方式。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编写的《2001世界投资报告》的资料，跨国公司绝大多数跨国投资是通过跨国并购实现的。2000年，全球跨国投资总额达到创记录的12708亿美元。同一时期，跨国并购总数达到11438亿美元。尽管这两个数字不能简单相比，但是人们也能够看到跨国并购在跨国投资中所占巨大比重。1992年以来，外商在华已经开始在中国参与并购投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中策集团并购中国内地企业案例，以及柯达与中国感光材料全行业合作案例。

再次，跨国公司为了在并购国企中赢得先机，逐步启用战略联盟方式。所谓战略联盟，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一定的目的或实现战略目标，通过一定方式组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网络组织。近年来我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外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联合。联想与Intel、微软、HP东芝、IBM、CISCO、D－LINR等许多公司都有成绩卓著的合作。1999年，联想独家的东芝电脑笔记本占中国市场的25％；HP、联想激光打印机占中国市场销售的34％；的CISCO网络产品占7家分销营业额的30％以上。

二、我国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策略变化的对策

随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增长及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数量的日增，其可能带来的利弊得失也将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从有利的方面来讲，外资大量进入将带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推动我国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促进国有经济加快战略性重组和改革，改善市场结构等。但面对经济科技实力雄厚、熟悉市场经济运作的外国竞争对手，我国企业和政府也将面临由于跨国公司的进入所带来的人才之争、失业、垄断及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等问题。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如何既最大限度的利用跨国公司战略调整中的正效应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使其负效应最小化的课题。为此，特提出以下对策：

第12篇

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赴海外寻找投资和业务拓展机会。但是，中国企业长期以国内经营为主，缺乏海外投资经验，往往对风险估计不足，投资行为盲目莽撞，部分企业甚至目的都不明确，前景、风险都不了解，就轻率投资海外，影响了对外投资效果。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作为跨国投资的先行者和既得利益者，担忧自身利益受损，对后来者不择手段打压，加大了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对“走出去”战略实施造成障碍。面对这样的现实，无论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实施，还是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都需要讲究策略。

用整体观念指导跨国投资决策

中国既不属“资金饱和型”国家，也不是技术创新领先国家，当前推出“走出去”战略旨在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源、市场和技术不足，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竞争，借以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以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跨国投资主要有三种收益回报，即获取资源、占领市场与获得非市场化的资产。以获取资源为目标，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以更便利地利用东道国及其周边廉价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寻求降低生产成本。以占领市场为目标，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实现当地生产，以规避可能的贸易壁垒，降低运输成本，以更好开拓东道国及其周边市场。以获得非市场化资产为目标的，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获得无法通过市场进行转让，只存在于东道国本地文化制度环境下的资产。这些非市场化资产对于企业发展、提升核心能力极具战略性，如技术、工艺、创意、管理等知识型资产。

企业决定是否需要“走出去”，首先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明确跨国投资目的。如果资源是企业发展瓶颈，而跨国投资获取资源的成本低于其他途径，就可考虑以资源获取为目的。如果拓展市场是企业发展关键，而通过跨国投资开拓市场的效率高于其他途径，就可考虑以市场开拓为目的。如某种境外非市场化资源关系企业发展前景，就可考虑以获取该项资源为目的跨国投资。

“走出去”跨国投资是否经济可行，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具备以下优势。一是竞争优势。若企业想要在另一国家进行生产，与当地企业竞争，必须拥有自身竞争优势，而且这些优势足以补偿国外生产经营的附加成本。二是内部化优势。企业对其优势进行跨国转移时，必须考虑到内部组织和外部市场两种转移途径，只有当前者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较后者大时，对外直接投资才可能发生。三是区位优势，即企业把在母国生产的中间产品从空间上转移到别国，并同该国的生产要素或其他中间产品结合以后，能够获得最佳利益时，才会在国外进行投资和生产。优势分析需整体考察与三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考察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所具优势相互作用带来的综合收益增加，足以弥补境外投资劣势造成的成本增加，企业才可考虑进行跨国投资。

根据投资目的选择

跨国投资对象

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禀赋各异。国家层面上，“走出去”战略面向全球，需针对不同区域确立不同目标，制定对外区域投资战略，做好对外区域投资规划。对企业而言，一旦确定“走出去”，就需根据投资目的，结合自身优劣势，按照政府对外区域投资战略与规划，合理选择投资对象。

对于中国企业，投资美、欧、日最好以技术等非市场化资产获得为目的，不宜以市场占有和资源获取为目的。中国与美欧日之间虽存在一些壁垒，但货物贸易总体上是通畅有效的。而美日欧环境保护和工资福利标准高，在这些国家投资建厂生产商品或者开采资源形成的成本增加远远高于因此绕过壁垒所带来的收益，故此以市场开拓、资源获取为目的对美欧日投资经济上不可行，以贸易方式开拓市场更为便利和经济。

需要提及的是，随着欧债危机应对改革深入，欧盟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下降，以市场开拓为目的对欧（特别是东南欧）投资经济可行性上升。另一方面，美日欧技术创新能力领先全球，是中国企业最重要的外部技术来源。但与货物贸易总体通畅的现状不同，美欧日为保持自身技术创新领先地位，对华设置了种种技术转让壁垒，而技术本身又具有很强的非市场化资产属性，中国企业很难通过贸易获得这类资产，只能通过在当地投资的方式来获取。

东南亚、非洲、拉美都属于不发达区域，都属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富集区，潜在市场空间广阔。比较而言，东南亚劳动力更为富集，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劳动生产率更高，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目的对该地区投资，不仅可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助于绕过欧美日对华贸易壁垒，具备较高经济可行性。

拉美、非洲自然资源更为富集，开采成本更低，对其进行投资，可以缓解国际资源能源贸易市场波动的冲击，有助于提升资源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可作为企业“走出去”重点促进领域。其中，拉美较之非洲更为稳定，制度更为健全，更值得中国企业投资。此外，拉美经济整体水平较高，市场空间较大，而拉美与中国距离遥远，运输成本高昂。在拉美投资设厂，可以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开拓当地市场，还可以就近开拓北美市场。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拉美上升，使得在拉美投资设厂更加可行。

前苏联、中东地区是中国企业另两个潜在的“走出去”投资目标，二者都是全球主要能源供应者，其中前者还是矿产资源出口大国。单纯从经济来讲，对俄罗斯、中东地区进行资源投资无疑是可行的。但是，中东地区面临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俄罗斯对华经济政策多变，对中东、俄罗斯投资将面临巨大的非市场风险，需要认真进行风险收益权衡。中亚国家安全风险相对较小，对华经济政策基本稳定，同样是能源资源富集区，以资源获取为主要目的对其投资风险较小，经济上也具备可行性，可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点促进区域。

建立根据地助力企业“走出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发展初期，企业对国外经营环境不熟悉，缺乏必要境外投资经验积累，跨国投资成本和风险管控能力不足，“走出去”面临很多困难。与此同时，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玩家，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将冲击既有利益格局，导致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洗牌，难以避免既得利益者的猜忌、遏制和打压。面对诸多内外部不利因素，可考虑根据对外区域投资战略与规划，选择一些国家作为“走出去”突破目标，建立一批企业“走出去”根据地，为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支持和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管控投资风险和成本，并借此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采取建根据地的方式推进“走出去”战略实施，动作较小、涉及面窄，较之大张旗鼓地全面铺开、整体推进的方式风险低，受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也较小，相对容易取得突破。

对于企业而言，根据地作用明显：根据地是航空客运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其周边地区之间的直航，实现人员往来便利化；根据地是物流储运中心，将成为中国销往该地区及周边商品的储运分销中心以及该地区及周边准备运往国内的物资储运中心，各种物资储运障碍因此得以消除；根据地是金融服务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间直接汇兑与结算及通过根据地与周边地区间汇兑与结算，保障资金安全、迅速流动；根据地是信息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及其周边信息及时传播与交换。

第13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跨国经营

【Abstract】

Foralongtime,FDI(ForeignDirectInvestment)actedasaeffectiveformtooptimizeresourceconfigurationgloballyvia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dividingandcross-bordercapitaltransferring,hasbeingadoptedbynumerousdevelopedanddevelopingcountries.Correspondingly,thestudyonFDIalsohasgotrapiddevelopmentbothinhomeandabroad.ForeignDirectInvestment,dealingwithacross-countrymanagementiscertainlythetendencyandthechoiceofacountrywhichentersintoWTO.Itcansuittotheglobaleconomydevelopmentrequire!

Keywords:ForeignDirectInvestment；Strategychoice;Across-countrymanagement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十分迅速。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而且面临着借助对外投资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我们应当抓住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的时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正在形成，尤其是外贸体制改革的加快，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体制基础；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为海外投资奠定了经济基础。本文指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战略选择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谈到如何清醒地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利用机遇，迎接挑战，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做出科学的战略抉择，在国际上寻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成了我国企业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期望这些粗浅的分析对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帮助。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1.我国企业跨国投资起步晚,但发展较快。，

国企业跨国投资是从1979年开始的，仅有20余年的历史，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投资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了。但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发展很快。20多年来，我国海外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平均增长率都达到约50%，大大超过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最初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

2．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但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

从投资主体看，专业外贸公司的海外投资进入萎缩、调整期，而工贸公司，民营、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踊跃，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生力量，中国对外投资主体初步呈现多元化，但大型国有企业仍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军。在2002年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中，中远以9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雄居榜首。海尔和中兴是其中两家非国有企业，但其海外资产规模均较小。

3.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型企业居多，多元化的趋势在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完善经营体系、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全球化经营效率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的，一些跨国公司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由传统的制造业转向金融服务业。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也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总体上看，在投资企业中，从事商品流通的外贸企业多，占49.7%.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境外加工贸易（占22.2%）和资源开发（占18.1%）增长比较快。

4.对外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我国的港澳地区以及美欧依然是重点。

1990年底，我国801个非贸易性境外企业分布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而实际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5个发达国家的企业就达240个，占30%；在前苏联、新加坡、泰国和我国港澳地区又集中了另外300家，其中我国港澳地区就集中了140家非贸易性企业。至1991年，我国近千家境外贸易企业，有180家集中在我国港澳地区；另外的700家则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泰国和阿联酋等少数几个国家。

5.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营运方式以合资经营为主。

为了应对日益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和高昂的研发成本，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借助战略联盟方式来广泛开展经营合作，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并购、许可证经营、分包、特许权转让及合作生产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特别应注意的是跨国并购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主导因素，2000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中，并购占据84.6%，兼并和收购达到1.1万亿美元。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1.跨国投资主体的选择。为了有力地提升竞争力，防范经营风险，我国发展跨国公司的主体应该是大型工贸企业集团。对于大型工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应采取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美国型跨国公司发展模式。选择实力雄厚的工贸企业集团为基础，按照工贸结合、技贸结合、银贸结合、进出口结合的要求，联合科技、金融等经济组织，从事跨国投资和商务活动。目前，家电、纺织、石油化工、汽车、民航、有色冶金、钢铁、外经贸、商业、电信、金融等行业已初步完成或已开始组建企业集团。一方面鼓励这些集团大力发展跨国经营活动，并给予贷款和保函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条件，如四通集团、万向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引导和规范这些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经营活动，鼓励各地根据地方特色，组织企业综合、深度开发某个市场，连片开发，并在贷款贴息、信息服务、海外投资保险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

2.目标市场的战略选择。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不应过分依赖一些国家和地区，应树立多元化发展的观念，根据自己的经营目标、技术水平和实力来考虑目标市场或投资区位战略，在此基础上则可对投资市场有所偏重。总体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实力、科技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我们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我国相邻的东南亚各国以及有利于绕过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壁垒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经济水平与我国相近，投资成本低，市场潜力大，投资政策优惠，有利于发挥我国企业的相对优势。同时，借助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作“跳板”，也是我国企业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捷径。另外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社会政治较为稳定，大都实行鼓励外来投资的政策，提供投资者各种低息贷款，这为我国企业进军这些市场提供了大好时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开始了又一轮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向资金技术密集型方向转换，这便为我国企业发挥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进行对外投资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在这些国家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最新科技成果的信息，以带动国内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避开区域集团的贸易限制，有利于企业保持和进一步扩大市场。

3.跨国投资产业选择。对跨国经营的战略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到本国行业的相对优势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落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位置，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依靠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而企业要科学地选择跨国经营的行业或项目，要注意考虑到不同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可能性和跨国公司发展的新特点。现阶段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重点应包括成熟产业的外移、升级产业的追踪、资源利用型产业的开发等。具体讲，资源开发行业投资仍然是我国近期海外投资的主要战略目标。发展境外资源类投资项目，开发国内紧缺的石油、天然气、森林、木材加工、造纸、采矿、海洋渔业等，可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于中间性技术产业，许多行业国内已经出现过剩，而这些产品扩大出口又受到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因此，这类技术应尽早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更低一档的发展中国家，或绕过壁垒直接进入发达国家。标准技术产业，可以转移到一些资源丰富、劳动力低廉、交通便利的邻国和发展中国家，并向第三国出口。对于科技开发行业，可以通过对东道国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和参与管理，从中学习和吸取对方的先进经验，将技术带回国内应用；或在国外发达国家组建高科技新产品开发公司，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给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外。另外我国具有传统特色的技术，包括古典园林、中国国画、中医中药、手工艺品、传统食品等可以转移到文化背景相近的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还可以通过海外华人网络向全球市场拓展。

4.跨国经营投资方式的战略选择。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全面了解以及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手段，对于目前国际上最为盛行的跨国并购不宜广泛使用。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能较大程度地控制其风险，并能在较大程度上掌握项目策划各个方面的主动性。而通过合资经营有利于企业的跨国投资，有利于企业吸收和利用当地合作伙伴的优势和长处，弥补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不足，另外还可以有效地防范企业经营风险，提高经营效益。我们应当抓住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的时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减少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明显偏小

目前中国境外投资金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据统计，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而中国仅为1：0.09。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

2.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偏小

目前中国海外企业平均投资不足140万美元，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00万美元的投资水平，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450万美元的水平。由于规模偏小，中国的跨国企业很难获得规模优势，难以进行有效地研究和开发，无力支持销售和售后服务，从而导致了恶性循环，即有限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小规模生产较高的生产成本低质量低价格较低的市场占有率更小的规模制造。

3.是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

与前些年相比，尽管近几年中国海外投资质量和档次有所提高，出现了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项目，还有一些高科技企业积极在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建立独资或合资的研究机构和技术中心，但总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仍然偏小。如在非贸易性海外投资项目中，近40%属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项目(资源开发及初级加工等)。由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类似产品的竞争，这类项目拓展海外市场的前景不甚乐观。

4.是企业对外投资地区结构不尽合理

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46.8%在港澳地区；其次是北美，占13.7%。从整个海外投资布局来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仍明显偏少，从而影响了中国对外投资市场的进一步拓展。

5.是企业对外投资的效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海外企业中赢利的占55%，其中多为非生产性企业。收支平衡的占28%，亏损企业占17%，其中以生产性企业居多。这与国际上工业类企业在跨国公司中所处的主体地位和巨大规模形成鲜明对比。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不甚合理，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事实上，我国具备更多的是向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实行“梯度转移”的条件，这种投资在与利用各国贸易政策如普惠制的相互结合中，更能发挥现有比较优势；而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密集地区，则应建立研发机构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合资企业以达到跟踪和开发高新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效果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减少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永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第14篇

一、跨国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标准，国际投资风险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加拿大银行家纳吉根据六类标准将对外投资风险划分为不同的类型：（1）按地理位置和国别划分，以特定典型国家给国际投资风险命名，如美国投资风险、英国投资风险、泰国投资风险、印度投资风险等。国际投资风险首先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存在。（2）按筹资主体的性质来划分国际投资风险为风险（政府或国家风险）、私营部门风险、企业风险、个人风险等。（3）按风险的触发因素将国际投资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等。（4）按资金用途将国际投资风险划分为贷款风险、出口融资风险、项目风险、国际收支风险和开发投资风险等。（5）按风险严重程度划分国际投资风险有高风险、低风险、一般风险等。（6）按风险发生的原因分类，国际投资风险包括拒付风险、否认债务风险、债务重议风险等。

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类的细化和完善过程是随着人们对国际投资风险的认识而逐步加深的。目前通常根据风险的重要性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划分为以下几类：

1．国家风险。国家风险也叫政治风险，是指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东道国政府在政权、政策法律等政治环境方面的异常变化，导致投资环境的恶化，进而给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活动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国家风险是国际投资者面临的最具威胁性的风险，因其发生一般都比较突然，难以识别和预测，单个投资者更难以控制其发展。往往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损失。从理论上讲，国家风险对外国投资者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可能产生有利影响，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现实中以不利影响居多。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较大，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较小。

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东道国的国家风险主要包括：国有化风险；战争风险；政策变动风险；转移风险；制裁风险等。

2．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变化，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上各国汇率、利率的变动，或国际信用的变动而引起国际投资者资产价值变化的可能性。金融风险主要包括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两类。

1）汇率风险又称外汇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因汇率的波动而导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的资产或负债价值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也可能带来收益。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遇到的汇率风险主要有交易汇率风险、折算汇率风险和经济汇率风险三种。

2）利率风险是指国际投资所涉及的国家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变化导致利率变化，直接或间接引起外国投资者资产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3．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指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市场条件的变化或生产、管理、决策的原因导致企业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经营风险的类型较多，主要包括：价格风险、营销风险、信用风险、财务风险、组织风险和技术风险。

以上这些风险始终贯穿于跨国投资的整个过程，而且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20世纪80年代，一些跨国公司在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当时这些国家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国内市场发生了长达近10 年的萧条，使跨国公司遭受了金融风险、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等一系列打击。

在跨国投资的各种风险中，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是由外部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可控性差。经营风险是由于内部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其管理融于对外投资者日常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可控性较好一些。

二、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防范

1、针对国家风险的防范：在投资前期办理海外投资保险，与东道国政府谈判，并达成协议，以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投资中投资者通过生产和经营方面的战略安排，如控制原材料及零配件的供应；控制产品的出口市场及产品出口和分销机构，使得东道国政府实施征用、国有化或没收政策后，无法维持原公司的正常运转，从而避免被征用的政治风险。同时，投资者通过对企业融资渠道的有效管理，积极争取在东道国金融市场上融资，达到降低国家风险的目的。

2、针对金融风险的防范：1） 交易汇率风险与折算汇率风险的防范对策有，利用远期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套期保值。在对汇率变动进行正确预测的基础上，采取提前或推迟支付手段，合理选择软、硬币，尽量使用对投资企业有利的币种结算，以规避外汇风险。2） 防范经济汇率风险的最佳管理模式是通过调整销售收入和投入品的币种结合，使得未来销售收入的变化与投入品成本变化两者可以相互抵消。主要的规避风险技术有分散化经营策略，跨国公司将经营业务深入到各个不同国家和不相联的各个行业中，通过分散化经营降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使整个公司业务现金流的波动较小。生产管理营销战略是指当跨国公司子公司所在地货币贬值时，母公司应安排子公司用国内投入品替代成本上涨的进口投入品，从而维持其生产成本的原有水平；或通过扩大销售额及提高产品定价来增加销售收入，来降低经济汇率风险。

3、针对经营风险的防范：应采取风险规避、抑制、自留、转移的策略。跨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应事先预测风险产生的可能性程度，判断导致其产生的条件及因素，对风险进行正确的评估，避免风险或改变风险的流向。如改变生产流程或产品、改变生产经营地点、放弃对较大风险项目的投资等。风险规避是控制风险最彻底的方法。

风险抑制是指采取各种措施减少风险实现的概率及经济损失的程度。对外直接投资者在分析风险的基础上，力图维持原有决策，减少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而采取的积极措施。

风险自留是跨国投资者对一些无法避免和转移的风险采取现实的态度，在不影响投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自行承担起来。应注意企业需要定期提取一笔资金作为专向基金，以供将来发生意外灾害或事故时抵偿损失之用。

风险转移是指风险的承担者通过若干个经济和技术手段将风险转移给他人承担。如投资者向保险公司投保或在投资初期要求东道国银行、合作企业、政府为其担保，一旦发生损失后，可以从保险公司或担保者那里获得一定的补偿。

第15篇

摘要：我国要成功实施资源能源类企业“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就必须建立一套具有企业和政府协同效应的风险防范策略。应对和化解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中的东道国风险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既需要企业积极主动的采取“自救”措施，更需要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只有二者共同努力才能成功规避境外投资风险。

一、企业化解境外投资风险的对策

面对在东道国所遇到各种经营过程中的投资风险，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在经营境外投资项目过程中，应当“未雨绸缪”或“及时补救”，在风险发生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充分评估，及时制定应对各种风险的风险管理策略和处置措施（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多年积累形成的应对跨国投资风险的诸多做法，非常值得我国企业认真学习借鉴）。具体来说，企业应对化解境外投资风险，必须采取以下对策：

1、必须依法经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作为“外资”和“外商”，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在东道国长期立足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必要前提就是要依法经营，认真遵守当地有关税法、反商业贿赂法、环保法、劳工保障法、工会法、公司法、物权法、合同法等等法律，应当说这是我国企业避免投资风险的根本因素。另外，我国企业到东道国进行投资经营，能够获得我国所需的重要矿产资源能源等重大利益，在获得利益的同时我们应当对东道国当地社会有所回报，因此，我国企业还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力争成为受东道国欢迎的“友好型”外来投资者。

2、必须预先进行投资前的风险评估。

要有效化解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各种经营风险，我国企业就必须坚持积极主动、冷静审慎的重视态度，树立并牢记风险规避意识，设计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和风险控制环节，稳妥落实风险防范工作，合理安排风险化解措施，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的投资战略，这就要求我国企业认真对拟投资的地区和项目进行预先风险评估。如，我国企业应深入了解东道国对资源能源类外资企业的政策、东道国国内各个政党的政治势力情势及其对外资的态度，东道国政府与我国政府的关系等。针对程度不同，将风险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我国企业应努力做到“放弃高风险投资、管理中档风险、转化低层次风险”。

3、尽力实施本地化和国际化战略，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风险。

本地化包括员工的本地化、融资的本地化等等。实施本地化战略，可以使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避免大量风险。如，善用东道国当地的员工并提升该国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地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1]而当企业遭遇到政策法律等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东道国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自己的外资政策。

这里所说的国际化，是指我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时应避免将中国的理念照搬过去，不仅要从思维方式上做到符合国际惯例和规则，同时还应尽可能与世界有关国家的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加强合作，以减少投资风险。如，我国企业可以通过与知名跨国公司、国际性银行等机构合作开发资源能源，则不仅能够利用其技术能力、跨国经营经验，同时可以借用其强大的公司背景和国家背景，使东道国不敢轻易对涉及多国利益的企业“制造”风险（因为极少有东道国政府敢于轻易冒犯数国利益）。

4、积极选择适当的补救策略。

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采取了投资前的预防性策略和投资中的分散风险等策略，也不可能完全杜绝风险。以东道国征用或国有化风险为例，在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境外投资过程中，一旦发生投资风险，我国企业应当及时采取以下补救措施来减少损失。首先，做好谈判工作。在征用或国有化政策公布以后，如果发现所公布的政策有松动的余地，那么，我国企业就应该积极与东道国政府进行沟通，在协商中阐明由此可能对双方造成的危害。在谈判过程中，企业应尽可能地作出各种友好的姿态，要向东道国政府表明企业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好处，并适当做出一些让步，当然，通报给我国的有关部门，政府与企业联手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途径的交流必不可少，效果也会更好。其次，争取有关方面支持。如果风险发生后的谈判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我国企业就应该想办法争取外界的支持。

二、我国政府化解境外投资风险的措施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当认真采取措施预防化解上述政治风险、政策法律风险等投资经营风险。

1、积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

我国政府应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方式为企业的对外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企业“走出去”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做好保驾护航工作。虽然我国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不会象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侵占殖民地或不平等贸易的方式掠夺矿产资源。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仍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包括警惕和防范心理）。因此，在上述背景下，我国政府极有必要为企业开展境外投资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我国清醒地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并积极采取了系列措施。如，2006年1月3日-5日在北京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3届部长级会议、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定期举办亚洲博鳌论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与相关贸易国家和地区的官方接触等等。

2、重视国际条约的重要性。

国家间条约是防范跨国投资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如果跨国投资方的母国政府和资源能源丰富的东道国政府之间共同签定或参加了某种国家间条约，那么东道国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将大大降低。如，近年来我国和委内瑞拉政府签定了涉及投资、税收、贸易、运输、资源能源合作的多个保护性协定，有利地推动了我国和委内瑞拉在资源能源领域的合作项目，避免了一系列投资风险。当前，有关保护跨国投资的国际条约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跨国投资的专项保护。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lateralInvestmentTreaty，简称BIT）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为鼓励、促进和保护本国公民在对方境内投资而签署的双边条约。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使世界各国实现相互鼓励、促进和保护投资，有助于激励投资者经营的积极性、促进缔约国两国相互投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为缔约各方投资者在缔约对方领土内的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世界贸易组织（WTO）中有关跨国投资保护的协议。我国已经于2001年加入了WTO，其关于跨国投资的保护性规定能够对我国的境外投资起到保护作用。WTO中有关国际投资的协议主要有四个：《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IMs）、《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简称SCM）。其中，《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适用于与货物有关的特定投资措施，专门处理对贸易具有不利影响的限制性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涉及到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等方面服务贸易等方面的规定。其中与国际投资联系较为密切的是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个方面的规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明确规定了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基本原则，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与国际投资具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可以用于投资，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可能构成投资障碍。

自由贸易协定（FTA）对跨国投资的保护。世界上大部分的FTA中包含有投资方面的条款规则，且许多实行零关税，便利了经济要素的流动，因此，自由贸易区建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我国政府一直积极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实施含有投资条款的FTA或优惠贸易安排有6个，正在谈判和计划启动的谈判有8个，涉及五大洲的31个国家和地区。

另外，在跨国投资保护领域，我国还先后签署了《汉城公约》（我国在1988年4月成为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创始成员之一）、《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从而，我国的投资者可以在跨国投资前向国际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ultilateralInvestmentGuaranteeAgency，简称MIGA）投保政治风险，可以在投资之后通过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解决与东道国政府的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