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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先进技术、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新时期国际竞争的驱动力。特别是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新兴产业的兴起,不仅成为企业迅速崛起的主导力量,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本文基于发展的视角,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并提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 增长极 技术创新
伴随着世界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舞台。斯坦福大学塑造了硅谷的神奇,MIT和哈佛大学谱写了美国波士顿地区“128号公路”沿线的繁荣,它们不仅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而且也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本文基于发展的视角,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旨在为政府提供有益的借鉴。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梳理
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畴内,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是均衡的,市场竞争条件充分,资本和劳动力能够自由流通,就会促进区域经济之间均衡发展。但是,这种静态分析的方法无从解释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常这些地区并不具有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源禀赋,而市场力量的最终作用结果通常是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究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规模效应的影响,并非完全充分竞争中的市场供求关系能决定资本收益。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佩鲁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极理论,试图从另一角度解释当代社会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和新经济的崛起。他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创新并不是在所有产业均衡推进,总是倾向于集中在某些特殊的产业和领域,这些产业和领域就被称为“增长诱导单元”,也称为“增长极”。例如,斯坦福大学塑造了硅谷的神奇,MIT和哈佛大学谱写了美国波士顿地区“128号公路”沿线的繁荣,它们对该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并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该理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他认为:“熊彼特片面注重私人厂商的作用,特别是大型私营厂商的作用。但是当局和他们的首创精神以及较小的、为适用于当地情况所作的创新也同样重要,不容忽视”。增长极既是创新的发源地,又是扩散源,当这种产业增加资本或者购买服务时,也会对其他领域产生连锁效应和推动效应,最终从区域间的不均衡发展到区域的均衡发展。
值得提出的是,自增长极理论提出以来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引来质疑之声不断。例如,1957-1966年期间,意大利为了解决南贫北富的地区二元结构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南部选取4个增长极典型区,建立了钢铁、石油化工、机械、金融加工、电机等“推进型”产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究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理论有待完善。作为一种开创性的发展理论,该理论没有就怎样来确定推动型产业和适宜发展增长极的地点,推动型产业的支配效应即集聚经济的正负效应表现如何,增长极理论自身的数量、规模、内部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如何解决进行理论推演。第二,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在该理论中经济空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无从考察任何空间中两个地方的各种物质流、资本流、劳动力流、技术流、信息流,从而也就无法找到增长极的支配效应、联系效应以及分配效应。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企业、劳动力、技术和制度,这些因素是独立的,分别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作用,但其交互作用和渗透作用则是复杂的。无论是从范围经济还是范畴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体,而制度、技术和劳动力则是保障因素,以保证实现生产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企业是经济增长的载体,各种企业之间形成了强大的以地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包含忠诚信任、互惠双赢、竞争与合作的内在依存性,进而形成产业集群。集群内通过知识渗透和传递、人力资本流通、资本流通,形成区域优势与特质。基于上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依靠技术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是新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点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美国于1944年11月提出“将科学对战争胜利所起巨大作用的经验用于和平时期,使科学服务于美国战后的国富民强”的新经济政策,并且以斯坦福研究园为载体,大力发展产学研合作,塑造了硅谷的传奇和辉煌;成为各国纷纷效仿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在我国,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也应该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的辐射作用和渗透作用,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通过技术升级进行差别化竞争。
在现代社会,低成本竞争大幅度缩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加快了产品的衰退过程,促进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即通过技术创新生产出在“性能/价格”或产品技术含量比竞争对手更具有优势的产品,以此来占领市场份额。《全球创业观察》研究报告表明,创业创新活动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业创新活动水平的不同可以影响国家经济增长水平的1/3,可见,技术创新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资源枯竭城市和区域,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企业,消化已形成的生产力,可以极大地降低经济社会的转型成本。
【关键词】贵安新区 区域经济发展 转变
一、背景及意义
2014年1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贵安新区,成为全国第八个国家级区。贵安新区规划面积1795平方公里,涉及贵阳、安顺两市所辖4县20个乡镇,所辖区域是黔中经济区核心地带,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设立至今,其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生态文明示范区。自开工建设以来,城市骨干路网基本完成,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三大通信运营商数据中心观等一批引领性项目建成投产,一批绿色环境建设重大工程启动实施,城市统筹初见成效。“三年有形象、五年大发展、十年建新城”,贵安新区蓝图绘就。“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一定要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不能降格以求。”6月17日,视察贵安新区时做重要指示。作为全国第八、西部第五个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紧紧围绕“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生态文明示范区”三大战略使命,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开发建设中坚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民营经济作为开发建设的重要力量和新兴动力,坚持创新与创业环境并重,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最大限度释放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力打造中国西部民营经济发展新高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可以定义为区域经济集团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和经济活动的跨界功能一体化,是一个经济活动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和国际联系不断加深的过程。”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表现是贸易扩张、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动、新技术的浪潮和区域一体化。在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的推动下,区域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问题日益凸现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落后病”、“膨胀病”,区域问题如同区域“病症”一样影响着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由于区域问题的出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区域”或者“问题地区”。一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否稳定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问题区域”的解决。因此,在将来的区域经济学发展中,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文献中数学模型形成了几种模型,分别为:投入产出模型、?线形规划模型、区域空间均衡模型、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动态城市模型、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
三、经济新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一)点轴开发理论
点轴模式是从增长极模式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开发模式。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把产业部门集中而优先增长的先发地区称为增长极。在一个广大的地域内,增长极只能是区域内各种条件优越,具有区位优势的少数地点。一个增长极一经形成,它本身日益壮大,并使周围的区域成为极化区域。点轴开发理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空间线性推进方式,它是增长极理论聚点突破与梯度转移理论线性推进的完美结合。一旦地区的主导产业形成,源于产业之间的自然联系,必然会形成在主导产业周围的前向联系产业,从而形成乘数效应。
(二)积累因果理论
累积因果理论,又可以称为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其的形成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后来经卡尔多和瑟卡尔沃尔等人发展并具体化为一种模型。根据研究在经济循环累积过程中,这累积效应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即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指比较落后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落后地区要素不足,相比发展更慢;后者所指的发达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落后地区流动,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这一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三)理论
中心理论是拉美国家的“依附”理论的重要体现。中心是决定经济体系发展路径的局部空间,这也就是决定了被称为“”的依附的局部空间的发展。中心和共同构成了体系,是以权威性和依附性关系为主要标志的。中心和存在了不同层面:一个区域的局部范围之间,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以及在全球层面上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第三国家的大城市是该地区的中心,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是所属于地位。由这些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周边地区依附于“中心”而获得发展。因此,发展本身就包含极化过程,在这一点上同极化理论一致。
四、贵安新区现状
全省“民营企业服务年”贵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出台《贵安新区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从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创业环境、提升服务水平、加大财税支持、拓宽融资渠道、降低用工成本、支持市场开拓,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贵安新区统筹协调推进“民营企业服务年”活动,以着力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以实施专项服务、精准服务、贴身服务为重要抓手,,建立民营企业问题台账,逐项明确各相关职能部门和主要工作任务,深入开展规范化、常态化并且长效化的“民营企业服务年”活动。
部门理论是对传统区位理论的一种扩展,所揭示的是在技术变化条件下区域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也即区域不同产业部门的转换规律。该理论系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它认为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存在着“标准阶段次序”,这种标准阶段次序可以表述为下列几个过程:
(1)在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往往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在这一阶段中,当地居民几乎完全与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联系在一起,基本上没有贸易上的投资,人口是按照维持自给自足经济所必须的资源基础而分布的。
(2)随着交通运输的日益发展,贸易往来和地区专业化生产也在区域中发展起来了。第二阶层的人口开始出现,他们进行着简单的手工业生产,为当地农民服务。由于乡村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全部是由农业人口提供的,所以手工业分布与基本阶层农业人口分布直接相关。
(3)随着区际贸易的日益发展,区域也开始趋向于从原来粗放的畜牧业转向发展系列农作物产品,如种植水果、生产日用农产品和发展蔬菜农场等。
(4)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农业生产和采掘工业生产效益的下降,区域被迫开始实现工业化。区域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立足于建立在农林产品的基础之上,主要发展食品加工、木材产品加工和纤维纺织业等。工业化的后一个阶段则出现了诸如冶炼业、金属材料加工、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
(5)在区域经济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区域实现了为出口服务的第三次产业专业化生产。这时,区域开始输出资本、熟练技术人员和为不发达地区提供专业化服务。
据此,在部门理论看来,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必须经历两个相辅相承的成长过程。一方面区域经济必须经历由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商品经济转换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运输成本下降起着关键性作用,因为只有运输费用降低才使区际贸易成为可能。此外,要想区际间资源转移获得最大比较利益,还必须建立区际贸易基础。另一方面,与此相适应,区域经济必然要相应地完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过渡。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则是区域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甚至在胡佛等看来,由农业、采掘业等初级产业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次级产业过渡被认为是维持区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部门理论由于系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符合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但该理论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正如大多数评论家所指出的,并非什么地区经济发展都必须经历这样的“标准阶段次序”。
二、输出基础理论
输出基础(ExportBase)概念最先由城市规划者们所采用,他们用它来预测地方化城市经济的短期变化趋势。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曾建立了一种能定量地对城市经济进行预测的理论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经济被划分为两个部门,即一个输出基础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外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和一个自给性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内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在这种模型中,通常假定自给性部门不具备自发增长的能力。但是,随着外部需求的扩大,输出基础部门的扩张、并为地方经济带来额外收入时,这些部门也会随之相应扩张。
输出基础思想后来被著名经济史学家、1993届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用来预测区域经济的长期变化趋势,从而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输出基础理论。诺思在其1995年所发表的《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一文中,根据把太平洋西北岸作为其实证研究的基地而得出结论:区外对木材、毛皮、面粉、小麦等产品需求的扩大,不仅会影响到那里的绝对收入水平,而且也会影响到诸如辅产业的特征、人口的分布、城市化模式以及收入与就业波动范围等。他进一步指出,对区域输出需求的增加能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这不仅会导致输出产业投资的增长,也会导致对其它经济活动的投资增长。因此,按照诺思的观点,一个区域要求得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在该区域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而特定区域能否成功地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又将根据它在生产和销售成本等方面对其它区域所拥有的比较利益而定。
与诺思的输出基础理论相对应,蒂博特在其于1956年所发表的《输出与区域经济增长》论文中也提出了相类似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thestapleexporttheory)。该理论认为,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开始于该区域发现了一种诸如矿产品等特殊的自然资源,或者因为其自然条件特别适合于生产某种出口作物,在世界市场商品价格为既定的条件下,资本甚至劳动力将输入该区域,于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产将发展起来,而地方工业和地区市场是随着出口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按照该理论,特定区域要取得发展,必须以建立外向型的“大宗商品”出口产品基地的方式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可以被看作为输出基础理论的一种变种,也可以将其归之为广义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之列。
三、资源禀赋决定论
无论是部门理论还是输出基础理论,均是从部门或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发展过程的,而较早从空间或区位的角度来对区域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可追溯到珀洛夫(H.S.Perloff)与温戈(L.Wingo)所提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
珀洛夫与温戈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1961年)等论文中,将诺思等人的区域输出基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广,并把制造业的建立看成是区域经济出现增长的首要条件。在他们看来:企业家总是选择使其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区位进行投资。为此,他们需要对不同区位的生产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并相应地作出区位投资决策。就特定产业来说,由于不同区位的“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取得其基本生产投入要素和接近产品市场的机会也将有所不同,相应地其成本与收益变量也就有所不同,从而企业家必然作出有利于某一特定区位而不利于其它区位的区位投资决策。并且一旦投资向某一区位倾注就会产生相应的区域乘数效应,从而加速经济活动在特定区位上的集聚过程。
珀洛夫和温戈通过对美国经济从早期农业社会阶段向先进的工业和服务业社会阶段过渡过程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经济上的日趋成熟,不同的自然资源都在区域发展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并且随着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之不同,这些区域也将出现或大或小的繁荣。一般来说,区域增长主要取决于区域生产国民经济所需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按竞争利益向区外输出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并且这种输出能力增长将导致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将通过乘数效应方式而得到强化。乘数效应大小将依赖于某些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特征的“内在”特征而定。在这些内在特征中,尤为重要的有:输出产业的性质、地方产业关联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与数量以及工资水平、地方收入分配状况等。但是,随着区域经济的扩张并出现自我强化和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时,新的内在因素,如与社会分摊资本及与产业集聚相关的外部经济、内部规模经济等将成为决定乘数效应和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将导致工业“核心地带”的形成。而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为经济增长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现造就了基本条件,正是由于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而使得新的区得到连续的发展。即随着所需投入量的扩张以及地区新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发现,经济增长将逐步“渗透”到地区。
珀洛夫等认为,美国东北部“核心地带”的形成,最早即在于该地区拥有钢铁工业发展的“自然资源禀赋”,这一自然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在本世纪初发展成为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并进一步在后来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制造业中心。而美国自1920年以来所出现的不同州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整个趋势中,核心地带对地区的“渗透过程”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世纪以来,随着工业资本投资在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铺开,或者是从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向美国东北部高收入地区的移民,州际间的区域差异已逐步缩小。
珀洛夫等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将区域发展与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区域乘数效应等因素联系了起来,其理论思想与蒂博特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和诺思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具有某种类似特征。所不同的是,该理论已经将“核心地带”与“地区”等空间变量引入到区域经济分析之中,并且所分析的对象已由孤立的区域经济分析转向综合的区域发展分析,因而更接近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
四、经济进步延滞假说
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已经将“核心”与“”等空间因素引入到对区域发展的分析之中,而美国著名农业发展经济学家、1979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W.Schultz)对“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即农村地区与工业城市中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区域经济进步的“延滞假说”(theretardationhypothesis)。舒尔茨最早在其于1950年所发表的《农业部门贫困的反思》一文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正当美国经济处于空前高速增长时,一些“农业社区”的生活标准还总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他最初在该文中所给出的答案是,这种相对贫困并不是由土地的自然特征来决定的,而是由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的亲疏性(Proximity)所决定的。他在1951年所发表的《土地经济学构架:长期观点》一文中,又将这种思想具体化为所谓的“延滞假说”,该假说的基本内容包括:(1)经济发展出现于特定的区位基(locationalmatrix)上,经济中一般存在着一个或数个区位基。(2)区位基一般以典型的工业化城市经济结构为其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往往出现在这些区位基的中心;基的中心一般都不会属于农垦区而往往为工业化城市中心,但由于这种城市中心的崛起而使得一些农垦区比另一些农垦区处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区位上。(3)位于或靠近特定经济发展区位基中心的区域经济组织将运行良好,受惠于中心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也将运行良好,只有远离区位基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运行状况比较差。
舒尔茨所提出的“延滞假说”后来由尼科尔斯(W.H.Nicholls)和唐(Tang)在南加利福尼亚、佐治亚和田纳西等州进行了检验。其研究结果证实了“延滞假说”所作出的结论。他们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发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达的县,其劳务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效率也高,越靠近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越高,农村收入也更高,这些都是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对农业要素市场所造成的影响的结果。
五、区域创新扩散理论
无论是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还是舒尔茨的经济进步延滞假说,均已经强调了“核心区”或“经济进步中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贝里(B.J.L.Berry)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实证考察了城市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扩散理论。
在贝里看来,城市中心在发展中的作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创新的渗透作用,使经济增长通过城市等级而逐渐向下传播;二是增长利益的扩展作用,包括从核心区往腹地区及从大都市中心向城市间区的扩展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增长起源于企业和家庭对创新的采用。区域不平等则是由于创新的收益效应为时间的递减函数,并受扩散的门槛范围所制约。因此,城市中心本身即能起着一种“发展作用”,因为它们能强烈地影响着不同地方创新采用时间的先后顺序,而经济变化的影响将按城市等级顺序由高级城市中心逐渐传播到低级城市中心。
贝里认为,创新在大范围内的等级扩散及其横向扩展将带来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增长与收入提高。或者说增长起源于创新通过城市等级顺序的向下渗透以及创新向城市周围腹地的横向扩展。
从贝里的这一理论结论中可以推导出各种政策主张。一般说来,要促进区域成长就应该去加速创新的扩散,从而使创新逐渐渗透到贫困地区及小城镇之中。而且如果城市中心“创新潜力”大小真与其本身规模及接触创新采纳中心之机会相关,那么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应该是去促进地区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长,并改进它们同最大或最早的创新中心接触可能性。
六、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那么,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将如何,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研究应该首先应归功于杰弗里·威廉逊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他根据其在50年代对24个国家有关区域差异的国际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在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收入差异将会不断扩大,但是在达到发展过程的某一点后区域差异开始缩小。
由于威廉逊把区域人均收入作为指示器,将权变系数作为度量区域收入差异之工具,通过对24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区域不平等格局的经验考察得出了惊人的结果。即当这些国家按其发展水平进行“排列”时,我们可以发现,区域不平等格局呈现为倒“U”字型状,其中,如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与波多黎各等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到达了倒“U”字型的顶端。威廉逊又将横断面分析法扩充到对单个国家区域收入差异变化趋势的分析上来,并从24个国家中的16个国家中取得其所需的一年以下的短期数据。其结果是,这种趋势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所假想的格局:人们预料富国各区域之间会逐步趋同。事实上,它们也正在走向这个阶段,而不是趋向于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而穷国正相反,它们以区域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为特征。
威廉逊的发现是引起区域发展理论家发生争执的重要源泉。然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即“在发展的初期,区域间以收入差距扩大和‘南北’二元性增强为特征;在国家成长和发展较为成熟的阶段,则以区域间趋同和‘南北’问题消失为特征”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被区域发展理论家所接受,并把它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将会出现的或应该通过政策干预使之出现的模式。
七、经济增长空间影响论
以上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部门理论、输出基础理论、资源禀赋决定论、经济进步延迟假说等区域发展经验理论,首先对此一系列理论进行总结的是美国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他在其1966年所出版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通过汇集这样一组研究成果而把它们综合成“经济增长空间影响”的八条命题,这些命题可以依次简单地表达为:(1)区域经济是向外界开放并受制于外部影响的;(2)区域增长是由外生力量所诱导的;(3)输出部门向自给部门的增长传播取决于该区域的社会政治结构、地方收入分配结构及其区域收入开支状况;(4)地方领导是成功地适应外部环境变迁的关键,而领导素质取决于区域发展的实践经验;(5)区域经济增长可以部分地看成是企业布局问题;(6)经济增长趋向于在城市区发祥地产生,并通过该发祥地来组织相关的区域经济;(7)劳动力流动将对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施加一种均衡力量,但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形;(8)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推动着空间经济向逐渐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些命题大部分均可以分别在诺思、珀洛夫、舒尔茨等人的著作中找到理论依据。据认为,这八条命题由于综合了各家之言,因此它为区域规划者提供一种区域发展过程的标准考察方法。
关键词:农村区域;区域经济;理论与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3-102-2
1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模式
1.1 区域经济发展一般理论与模式
对于区域经济来说,其在发展过程中,与该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因此,竞争力,可以说是经济发展当中的一项重点内容。而对于竞争力大小来说,其与该地区企业及生产环境有着较大的关联性。而企业与企业适应变化的能力,是帮助企业收获经济效益的前提条件。一个区域,会借助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所提供的服务、所出口的资源,来与另外区域取得联系。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在发展当中,也会与区域在大环境当中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及服务能力有着较多的联系。然而,如何阐述区域产出与企业竞争力间所存在的联系,对于不同的学说来讲,其解释各不相同。
1.2 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1.2.1 外生发展模式
外生发展模式倡导农村区域发展,主要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其发展收益更加偏向于农村区域外部,而其利益诉求,更多处于被践踏状态。该模式在农村区域研究中,一直处于热门状态。在政策方面,该模式倡导农村区域发展,需引入现代化农业,同时在农村地区,开办工程,让富余的农村劳动力,有着更多的劳动机会。然而,在各种实践中可以看出,外生发展模式并不能使农村经济得到平稳发展,同时也难以使农村区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1.2.2 内生发展模式
对于内生发展模式来说,其认为,农村区域发展,关键在于依靠于内在驱动,需要依靠当地资源来进行发展。同时,发展所取得的效益,也会更多留在区域内,区域诉求会得到更多的尊重与维护。对于该模式来说,其与地方环境模型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从政策角度来看,该模式倡导,要想使农村区域得到发展,就需要使农村产业得到多样化的发展,并且找到适合农村区域本身的发展模式,让更多的农民能够发挥其自身才能,完成对区域内企业的重点扶持,并做好培训工作。
1.2.3 外生―内生混合模式
对于外生―内生混合模式来说,其认为,农村区域发展,是内外力量的互相作用结果。该模式认为经济、制度与社会三者的关系,会因为产业差异,而使得内外部联系也存在差异。该模式把农村区域发展受到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的外部因素影响进行联系起来。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网络当中,农村区域在发展时,会受到外部与地方网络的双重影响。区域不同,其对应网络的方向、密度与规模也不尽相同。所以,该模式会将农村发展看作一系列繁杂的网络编织体系,在该体系中,资源可以发送流动,对发展起到控制作用的力量由内、外部组合而成,同时会产生相互作用与影响。
2 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模式反思
2.1 封闭式发展模式反思
改革开放伊始,农村区域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与资金,这些资金与劳动力,在城乡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发酵成一个个乡镇企业。然而,受到农村区域市场需求的影响,在封闭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便需要实施区域开放,来使劳动力、产品、资源与技术得到流动。由于现代化的城市,才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因此,倘若农村区域与城市区域相互隔绝,便会使得农村区域经济难以发展。所以,在相同国家当中,农村区域存在的封闭,仅是相对来说。这是因为农村区域无法像国家与国家一样,实施关税制度,即便存在关税壁垒,农村区域发展也缺失足够的技术与人才。然而,农村区域人口应当与城市区域人口权利相当、机会平等,并将农业与工业平等对待。
2.2 城乡互动模式反思
一直以来,城市的发展缺少不了农村的影响。因此,城乡互动,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工业革命之后,受到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快速增长的影响,城市经济在城市与农村经济互动当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受到增长极理论与累积性因果循环原理的影响下,现如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便得以形成。这种结构的产生,加大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使农村地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使其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与影响。然而,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同时,也会影响城市周边的农村区域,逐步向城市扩散产业进行转变,进而促使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然而,这种转变,也带来很多问题的出现。同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为农村经济的有效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3 农业现代化模式反思
农业现代化模式主要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人均耕地面积较多的一些平原区域开展较为有效。在农村工业发展不利的背景下,加大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农业生产力及农村经济发展都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借助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技术与规模增长,促进农民收入提高,使一些农村区域,能够成为粮食、畜牧业、蔬菜生产基地。但是,一旦专业化与技术化规模持续扩大,也会使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使农村经济变得十分单调并脆弱,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各种变化,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意想不到情况,都可能会导致农村经济在发展中受到影响与阻碍。
2.4 农村工商化模式反思
20世纪90年代初,农村乡镇企业发展趋势便逐步放缓,农村工商化模式,开始借助产业升级、产权改革、集中布局等一系列办法,来促使自身竞争力得到提升。然而,最终使得农村工商化模式得到重新发展的,便是全球经济产业转移,带来的外向型劳动密集产业迅速发展造成的。此时,农村工商化模式不再依靠资源、劳动力等优势而得到发展,而是通过借助资本、区内先发优势、市场优势及品牌营销渠道获得发展。然而,近年来,电荒、民工荒、产业转移与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使得很多工厂停止生产,这类问题的出现,都表示我国农村工商化在未来发展中,需继续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同时需对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到不断探索与追求。
2.5 农村经济多样化模式反思
在我国城市经济得到较为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于一些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平原地区的农村来说,很多农民都在进程务工中,获取更多的收入,使得农业多样化经营也逐步衰退。与此同时,农业产业化正在技术、管理与设备的推动之下,得到快速发展,此时的农村经济,正在朝向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教育服务、科技推广服务、生产资料供应服务、产品销售服务、信息服务、信贷服务、保险服务以及生产中的播种、防虫防疫、收割服务等一系列的农业服务,开始逐步增长并深入发展起来。另外,在拥有独特文化与自然景观的少数民族或风景区,开始借助地方文化与自然景观资源,打造一系列富有当地特色的特色产业,对当地民俗风情和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做到大力发展,同时借助生态观光、“农家乐”、民俗体验和休闲度假等以旅游为主的特色产业,来满足因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方式转变致使城乡居民消费不断升级需求,在促进农村经济得到增长的同时,使农村区域发展找到了可持续性强的发展模式。
3 总结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地方上存在的传统力量、农村区域固有的文化资源力量会与国家政府政策力量等融入一起,在全球化进程当中,对农村区域发展产生起到相互影响的作用。所以,以内生―外生混合理论为根本的城乡统筹模式,是农村区域经济实现发展的有效模式。
参 考 文 献
[1] 刘海明,杨健,王灿雄,林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进展综述――兼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的必要性[J].中国集体经济,2010(07).
关键词: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 珠江模式 政府推动型 市场主导型 资本推动型
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含义及分类
所谓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对一定区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特征、经济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机理的高度概括。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可分出众多的类型。本文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政府、市场及资本三个因素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从政府管理和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分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分成计划经济型、政府主导市场型和自由市场型。我国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计划经济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从经济领域中逐步退出。政府对经济不再是过去的行政式的绝对控制,但目前在经济生活中仍起着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仍在扮演领导者和指挥者的角色。因此,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便属于政府主导市场型。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和趋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将会逐步让位于市场,从而使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最终转变为自由市场型或市场主导型。
从资本的所有权来分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分为公有资本推动型、民营资本推动型和外来资本推动型等。其中,公有资本推动型的发展模式已经并将逐渐减少,但目前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仍具有重大的影响。而民营资本推动型和外来资本推动型的发展模式,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央政府对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成分的放松放活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典型模式有民营资本推动的温州模式、外资推动的珠江模式等等。
二、三大成功模式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
(一)苏南模式:政府推动型+公有资本推动型
苏南模式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并出资办企业。政府具有生产者和投资者等多重的职能和角色。所以苏南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和公有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苏南模式形成的时期,苏南的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苏南模式在政府推动下取得的经济辉煌的背后也深藏着以下一些严重的问题:
政府不甚合理的集体所有制偏好造成经济成分的单一和市场发育的滞后。苏南模式下的企业主要为单一的政府支持兴办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受到地方政府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压制,结果造成区域经济成分单一,抗风险能力差。而且由于经济的主体是不完全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乡镇企业,又造成区域内市场及市场机制发育滞后。
政府片面的政绩取向。尽管苏南地区在2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GDP增长率。但城镇与农民人均收入以及就业率的增长速度要远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更专注于GDP的增长,而不是更专注于关系民生的人均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政府对经济的超强干预导致严重的平均主义和官员腐败。地方政府将企业生产经营的部分利润用来建学校、养老院等,平均主义严重。另一方面,政府主导下的公有资本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又为政府官员的腐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而导致了苏南不少地区腐败严重和官富民穷的、问题。
(二)温州模式:市场主导型+民营资本推动型
温州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在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府是一种“无为而治”的角色。温州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主要得益于民间私人资本的推动和运作。因此它是一种市场主导型和民营资本推动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结构。
温州模式的影响范围不仅仅限于温州地区,浙江省大部分地区都具有和温州模式相似的特点,因此有人主张将其扩大为“浙江模式”。温州模式和浙江模式具有非常多的共同点,所以笔者在此采用浙江经济发展的数据来对温州模式的经济绩效进行更大范围的分析。
浙江模式形成过程中取得了惊人的发展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据统计,1978年至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3.3%,由124亿元猛增至6700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由原来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则由全国第16位升至第4位。尤为突出的是,1997年后,我国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经济虽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98年较上年增长10.1%,1999年较上年增长10.0%)。出口增长更高(1999年全年增长18.5%。2002年1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5%)。2001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00亿元左右,2002年人均GDP达2000美元左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1倍。在最近几年。浙江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全国一直遥遥领先。
(三)珠江模式:外资推动造就经济的巨大辉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以东莞、宝安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东部地区成了香港加工业的外迁地,“三来一补”成为其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凭借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及国家优惠政策倾斜的优势,很快就形成了举世瞩目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模式”,简称为“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使得广东经济取得巨大的成就。经过20多年的强劲发展,广东在全国率先实行改革开放,从一个较为落后的边陲省份,一跃而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年均增长超过13%,在国内实为罕见,人均GDP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陆地面积只占全国1.85%的广东,贡献了占全国1/9的经济总量、1/7的财税收入、1/4的外资总额、1/3的对外贸易金额。
但珠江模式存在以下的一些问题和缺陷: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对偏大;产业层次较低、企业规模偏小、资源消耗较大;存在出现产业空洞化和拉美化的隐忧。珠江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属于外资推动型。但随着该地区土地供应接近枯竭以及低工资优势的逐渐丧失。资本的逐利性必然使外资将产业和资金转向其它低工资、低地价的区域,从而使本地出现产业空洞化和拉美化的隐忧。
三、三种成功模式对我国其它区域经济发晨的适用与借鉴意义
(一)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制度创新
在苏南模式形成的时期,政府对经济的超强干预为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在当时单纯依靠企业个体的力量难以解决的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制约。从而使其利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空隙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发展模式。但在现时新的经济条件下,由于其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致命缺陷,已不再具有适用性,苏
南模式面临改革和创新。政府应改变以前那种对企业的超强干预,从经济领域中逐步退出。着力建立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同时。苏南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在中国的国情下,政府对经济适度而合理的行政干预和管理有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并起着积极的作用。
(二)重视民间资本和市场的巨大作用,公正平等地对待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
温州模式的形成完全归功于个体私营企业及民间资本的推动。它的成功证明了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温州模式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特点是一致的。温州模式下的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相比具有产权清晰、归属明确、权责分明、经营灵活、市场反应快、经济效率高等突出优点。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应重视民间资本和市场的巨大作用。公正平等地对待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并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合理利用外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珠江模式利用外资发展区域经济的方式在短期内能快速提升一个区域的经济实力,是一种易被复制和模仿学习的模式。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需要,也多热衷于模仿和采用这种模式。但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多给外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这种做法,在外资企业为地区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压制了区域内有潜力的民营企业发展和成长的前景,有可能得不偿失。而且。产业利润的大部分往往被外资企业所拿走。区域从外资中得到的利润往往只占产业利润中的很小的一部分。随着区域土地、人力等成本的上升,外资未来的撤离和转移不可避免,区域经济可能因此受到极大损害。外资推动型的经济繁荣难以长久持续。因此,地方政府应摒弃对外资的盲目崇拜和依赖,合理利用外资,同时应大力鼓励和支持本地的民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关键词] 城镇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9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are highly correlated. Sustained and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will form a strong push for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transition provides sufficient labo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scale effect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the urbanization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quality.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study
从全球来看,城镇化率越高的国家更富裕,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并且综合各国发展看,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所以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存在着高度相关的关系。城镇化的表象和本质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或乡村形成城市。笔者认为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好的入手点是研究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山东为例,对城镇化进程概念和经济发展条件进行分析,再阐述山东城镇化进程概况,最后通过对《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解读,得出山东推动城镇化建设能够达成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结论。
一、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概念阐述
在分析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有必要对城镇化进程的表现与经济发展的概念做一个简要的解读,以更好的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城镇化
城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是指大量的农村人口向乡镇聚集形成城市,其间伴随着产业的优化与升级,即农业(第一产业)向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第四产业)转变。城镇化概念的核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
1.人口转化。城镇化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转化。从“量”上讲,即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农村聚集到城市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从“质”上讲,即转移人口由农业转而成为拥有新的适合城市发展需求的经济观念、价值观、职业技能等。
2.产业调整。正如概念所述,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的一个调整的过程。现代化城市拥有更加完整的产业体系,包括工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城镇化进程,正是劳动力由农业解放出来,聚集到城镇,大量的投入第二、三、四产业中去,进而形成完整的产业结构,形成新的城市体系
3.资本聚集。城镇化是一个多元化概念,还表现在随着大量人口聚集到城市,土地、劳动力、金融资本等生产要素也被聚集在一起。
4.科技进步。大城市拥有更广阔的信息资源和更充足的人才储备,因此城镇化相对于原有的乡土社会来说还表现为生产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的推进,形成科技创新和信息交流的中心。
5.区域性。城镇化还是一个空间概念,往往在一个地区内进行。其成因有两种,一种是外力推动,如政策等,将一个地区的人力、物力聚集到一起形成城市;另一种是,区域内某一地区拥有更好的资源优势、就业优势等,自发的拉动周边的劳动力向此地聚拢,形成城市。
(二)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其包括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经济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读:
1.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指物质财富或者物质产出的增加。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分析,认为其决定因素可以分为两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劳动、土地和资本)和生产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决定要素生产率)。
2.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表现。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克拉克,在其产业结构理论中表述道:“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
3.经济质量改善。经济发展还表现在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区域经济体经济效益的提高、稳定程度的增加、制度的进步等。
二、山东城镇化进程概况
据统计,2005年以来,山东省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09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从2005年的45%提升到2013年的53.75%,户籍城镇化率达到42.97%。“山东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主体,7个大城市、9个中等城市、89个小城市、1086个小城镇组成的城镇格局。”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宋军继在接受中国日报网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根据2014年10月9日山东省省政府颁布《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山东将继续扩大其城市化规模。规划提出:“到2020年,山东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努力实现700万农业转移人口和1000万城中村居民市民化。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协同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
三、山东城镇化对于山东经济发展的推动分析
(一)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按照规划内容,推进改革户籍制度,从2015年起山东每年实现转移农业人口100万,到2020年实现700万农业人口与1000万城中村居民市民化。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巡视员姜清海表示:“为促进农民进城就业创业,我们依托职业院校、技工学校和定点培训机构,大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转岗培训以及创业培训,以解决农民工城镇化后的基本诉求。2015-2017年,全省每年培训180.7万名农民工。”可见,山东省城镇化能为城市建设,社会生产提供大量的、适合各岗位需求的新增劳动力。
丹尼森在1985年出版的《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一书中,对经济增长的各生产要素进行考察分析得出下表结果。
总国民收入增长的源泉表(1929-1982年)
资料来源: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554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34%,是其各决定因素占比最大的。由此可见,山东在城市化进程中,将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会由于劳动力增长的因素,推动山东城市的经济增长。
(二)规模效应推动经济增长
按照规划:“到2020年,济南、青岛两市城区人口达到500万左右;淄博、烟台、济宁、临沂4市达到200万以上;枣庄、潍坊等10个设区市达到100万以上;50-100万人的中等城市15个;20-50万人的小城市50个;10-20万人的城镇35个;5-10万人的小城镇50个。”
在上述表中,规模经济占经济增长权重的0.26%,表明增加规模能够产生规模效应,推动经济增长。Henderson将美国城市按人口分为5-50万,和50万以上两个规模,研究人口规模与城市化经济、专门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现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职能有着很高的正相关性。而资源配置,吸纳资本与劳动力正是城市职能的一部分。根据表1的数据显示,山东城镇化规划中提出的扩大城市规模的目标,能够带动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增长。
(三)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副巡视员赵锋,在发言中提到:“加快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出口加工区等园区的转型升级,推动符合条件的省级园区升格为国家级园区,加快由单一产业功能向综合功能转型。”山东城镇化市化规划中,提出依托园区建设,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正是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和要求。
(四)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
规划中提出:“建设城乡统一的人才、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市场,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生产要素的统一规划有利于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占总经济增长率的权重为0.23%,说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体系能够对总体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五)城镇化建设促进经济质量的提高
再次分析山东省城镇化建设规划,可以发现城镇化建设对与经济质量的提高具有推动作用。首先,由上述分析城镇化建设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状况、形成规模经济和知识、技术进步,从而提高要素生产率,即要素产出率,从而提升整体经济效益。再次,随着城镇化的进行城镇的土地流转制度、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城市的基本功能等能够得到不断的完善,促进制度、文化的不断进步,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最后,城镇化建设是伴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逐渐进行的,多元化的经济体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从而增加经济的稳定性。
四、结语
总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城镇化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经济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通过对城镇化化具体表现出来的特点,以及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并通过借助分析《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规划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城镇化进程所形成的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技术进步等经济要素变动,得出城镇化过程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的结论。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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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关键词:园区经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40-02
目前,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大,在全球各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当地的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已经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园区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高地,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反哺园区经济,为园区经济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互动是主体之间相互影响及作用的交往活动,或是交互主体对其他主体的行动与反应过程。而互动得以发生的基础,是交互主体在相互理解基础上共同利益及各自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 Simmel,1908;Coser,1956)。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园区与区域系统内各动力因子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这种动力来源于两者生存、发展、盈利等共同目标的驱使。
一、要素集聚与扩散
要素集聚与扩散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园区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强烈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集聚是指资源、要素和部分经济活动等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趋向与过程(李小建,1999)。聚集经济是园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各种要素资源和经济活动在特定空间集聚,主要源于外部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等效益的吸引;扩散是指资源、要素和部分经济活动等在地理空间上的分散趋向与过程(李小建,1999)。扩散主要源于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等的促进作用,也由于土地价格上涨,生活费用攀升等外部不经济的推动作用。
要素集聚与扩散既是园区经济产生的根源,又是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基本动力。园区是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的聚集高地,能够产生强大的外部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吸引各类企业及相关机构聚集在一起。园区内产业集聚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强大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促使该地区经济加速发展。在园区产业集聚的初始阶段,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促使周边地区人口、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园区集聚发展;当园区产业集聚发展到高级阶段时,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集聚达到一定规模,就会产生外部不经济效应和拥挤效应,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夕阳产业逐渐向周边地区转移。此时,扩散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产业、人口等向周边地区的转移和扩张,构筑更大空间的经济协作体系以及扩散了园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加工体系等优势,从而确立园区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直接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发展。
二、技术创新与扩散
技术是在商品生产和劳务生产中所积累的知识、技巧和熟练程度,而技术创新是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因有效的技术变化而提高技术系统在经济生产中的总体效能的动态过程(从林,2002)。20世纪50年代,瑞典著名学者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从空间角度对技术创新的扩散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由于一项创新的优势,使在创新者与周围的地理空间中产生“位势差”,为了消除这种差异,一种平衡力量会自动促使创新活动向外传播和扩散。
在社会生产网络化的环境下,园区内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和企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和成果,会被迅速地被周边地区共享和仿效。知识和信息迅速而大规模的流动,会产生一种技术的自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形成后,随着其不断的成熟,就要开始向周围地区传播扩散。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的技术关联关系,这种关联关系的形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垂直技术关联,即由上游企业的创新技术向下游企业扩散;另一种是水平技术关联,即由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间相互模仿形成的联系。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和其他的非正式互动关系成为知识流动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由于这种技术关联性,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出现后,会在不同企业甚至不同产业之间进行扩散,导致其他企业利用或模仿这项新技术进行相关的创新,那么在一定的时期内,围绕这项特定的创新技术就会形成一定的技术创新知识链,从而产生强大的关联创新效应。技术创新与扩散不仅带来区域竞争力的提高,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联系,有效地推动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
三、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产业结构是指各类产业及其内部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与相互联系,社会生产各产业部门及产业细分内部依一定的生产技术联系互为供给和需求,从而构筑了既定的产业联系链条即产业结构(杨万钟,1994)。同样的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同,经济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产业结构决定着经济活动主体参与产业分工和接受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辐射的程度,对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各不相同,进而制约和影响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能实现资源在各产业间的优化配置,是促使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重要条件。因为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可以使各个产业之间紧密联系、协调发展,具有较强的转换能力和应变能力,进而增强经济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增强,促进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加速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意味着产业的空间布局更加合理,而合理的产业布局为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各产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因此,不同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的内容和形式。
四、经济空间结构网络化
经济空间结构网络化指的是使各种经济活动主体构成一个有序化的关联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一种特有的网络组织功能效应。经济空间结构网络化使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网络设施完备,产业内在联系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并构成一个维系园区与区域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园区内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和产业竞争力的日益增强,推动着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变,进而推动产业功能布局的调整,促使地区经济空间结构发生转变。经济空间结构由初期的地区低水平平衡阶段,逐渐发展成为典型的“核心―”二元结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地区差异拉大;进而随着园区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加强,核心和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经济空间表现为“核心―城乡边缘区―”三元结构;最后,随着扩散作用的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空间将逐步实现一体化,整个区域社会经济处于高水平的均衡状态。园区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对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演进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演进又反哺园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五、基于产业链的产业整合
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建立在产业联系的基础上,产业联系从内容上不仅包括各主体之间的物质联系,而且还包括非实体的信息和知识联系。产业整合是指为了谋求长远的竞争优势,按产业发展规律,以企业为整合对象,跨空间、地域、行业和所有制重新配置生产要素,调整和构筑新的资本组织,从而形成以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优势主导产业和相应产业结构的过程(吕拉昌,2004)。产业整合包括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和混合整合。产业的横向整合是指产业链条中某一环节上多个企业的合并重组;产业纵向整合是指处在产业链中,上、中、下游环节的企业合并与重组。基于产业链的产业整合改变了产业的区域布局,同时,产业整合的过程也就是产业集聚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导致产业空间分布与区域关系的改变,加强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因为产业整合有利于加强区域分工深度,在园区与园区之间、园区与区域之间,通过市场配置形成垂直和水平分工的产业整合,可以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形成网络化的复合分工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密切园区与区域之间的联系,使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相互作用强化,更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六、制度变迁与创新
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它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这种框架制约着人们的选择集合,从而构成社会经济秩序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以罗纳德・H.科斯(Ronald. H. Coase)和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 North)为代表的西方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它对经济行为的相关行为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发展。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有效互动,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如果缺乏有利于各类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制度安排,则不能形成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财税、教育、户籍、就业、社保等制度对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制度创新也就是指在这些方面的改革。在制度创新的推动下,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经济要素更健康、高效地在园区与区域之间流动和重组,促进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
七、结论
通过分析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动力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园区内生产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了产业集聚发展,提高了产业竞争力。而伴随着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园区能够吸引集聚更多的生产要素,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促进园区内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因此,通过动力机制的作用,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有助于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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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区位;经济学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8. 023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18- 0041- 02
区域主要是指根据一定的衡量标准把具有同质性的地域相聚集的地区,并且根据相同的标准与其他区域相区别。经济活动的空间性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区域经济学作为一门后衍生的学科,主要建立现在中观和宏观区位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西方的某些国家开始产生,然后波及欧洲东部及前苏联。而我国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区域经济学理论的演化过程如下。
1 农业圈层理论
19世纪初,德国面临着农业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庄园式和自由式的转变改革。据此,经济学家杜能从市场区位地租出发,提出了农业尤其是耕种业和畜牧业的土地利用以及同市场的关系问题,得出了农产品种类围绕市场呈环带状分布理论化模式。
其核心观点是农业区位取决于运输费用,而运输费用取决于距城市的距离。此理论阐述了农业的用地情况和集约化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仅仅是自然特性,更重要的是人为的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特别是与农产品消费市场的空间距离。
公式表示为:利润=产品价格-(生产成本+运费) ,即 P=p-(c + t)
2 工业区位论
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韦伯(1909),指出工业企业的区位取决于运费、劳动力费用和集聚因素。在他看来,若一个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则能给此工厂带来更多的效益或者是更少的成本,而在单个工厂没有如此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很多同产业的工厂聚集同样能带来高利润回报,因此工厂有集聚的愿望。而影响集聚的因素则是临界等费用线相交的地区。根据韦伯的理论,产业集聚过程是单个企业为了追求集聚的利益而自发形成的,它是源自于一种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力量。
3 恶性循环理论
提出此理论的纳克斯认为,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跟周围的若干因素紧密相连。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困并不是因为家国内的各类资源不充足,而是因为一开始的资本稀缺导致后来的国内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恶性循环系统”。
在供给方面,低收入的公民导致低储蓄能力,因此资本形成率低,在低资本形成的情况下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扩大再生产,不可避免地导致低产出,低产出又再一次影响收入水平,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需求方面同理。
4 发展极理论
发展极理论由佩鲁提出,他认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是不能平均形成的,而是应该“异军突起”,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或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集聚区率先形成。这样的地区能够产生吸引和扩散作用,促进自身发展并推动其他部门的地区发展。其思想基础是支配学说和不平等动力学。此理论有助于技术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聚和输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形成“团块经济效果”等。
恶性循环理论和发展极理论归属于不平衡发展理论,在我国主要的应用主要体现在:
(1)阐明了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警示国家宏观调控在资源配置方面应该从全局出发,慎重考虑,立足国情,真正地合理配置有限资源。
(2)既强调了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又特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
(3)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通过破除死循环、率先发展条件便利地区等方式为经济崛起提出可行方案。
5 规模报酬递增
保罗·克鲁格曼将空间因素引入分析了产业集聚的规模报酬递增。他认为,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具有趋利性、趋同性。同类型的企业或产业更倾向于聚集于同一区域进行生产生活,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企业和产业又倾向于聚集在不同的地区。这种自然形成的空间产业集聚与区域专业化的现象为规模报酬递增理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当这些聚集的企业要求更高的利益回报时,就会自然而然地用扩大规模、企业联合等方式促使地方产业群的形成。
规模报酬递增理论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应用中具有突出的表现,主要应用于扶植一大批强大的集团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如江苏省大力扶植的光伏企业——尚德电力集团等。这些政府出资组建的超大规模企业都是考虑采用各种国际贸易“软实力”来把产业政策与出口贸易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利用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效应来开掘和利用各种外部和内部的静态和动态规模经济形式。
6 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位理论
此理论由马丁提出(1999),在有经济因素集聚的条件下,往往获得第一次区位竞争胜利的赢家对下面的企业更有吸引力,因此,首家企业可能获得更高的财政激励。而第二家虽然获得的补贴相较于第一家来说略少,但是却能从产业集聚中获利。因此早期投资的真正赢利点并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更多的是一种因产业吸引而形成的区域环境。
总体来说,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型古典区域理论是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的两种不同的视角。二者本质遵循的经济力量都是收益递增这一基本理论,因此在没有出现决定性力量来强力分割市场的情况下,就有很大可能产生产业集聚现象,但是这两种理论又有本质上的差别。
相对来说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更加深入地指出了企业规模报酬的本质来源,深入到经济聚集现象的内部来探讨影响经济发展进程的微观要素,而新经济地理学在这方面却做得差强人意。
关键词:区域经济 均衡发展 发展路径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述评
(一)出口基地理论
出口基地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最先提出,后来经过蒂博特、罗曼斯、博尔顿等人的发展而逐步成熟。基地理论的基础在于在静态比较分析中提出了外贸乘数的概念,该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于: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都取决于区域的输出产生的增长情况,而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则是内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依照这一理论,倘若不同区域都能够集中其力量发挥自身优势,那么自由贸易就会逐步平衡区域间要素和价格的差异,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也将不断缩小。
(二)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提出的。纳克斯通过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供给与需求两个不同的恶性循环。从供给方面来讲,低收入意味着较低的储蓄能力,同时也会引起资本形成的不足,而资本形成不足又会使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而这又会造成低收入,这样一来,一个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也就形成了。从需求方面讲,低收入等价于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又会导致投资不足,进一步的,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而这又会造成低收入,恶性循环也将产生。此外,这两个恶性循环互相影响,陷入这一循环的区域经济是很难得到增长机会的。
(三)大推进理论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是大推进理论的倡导者与集大成者。大推进理论的论据与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生产函数、需求和储蓄供给三个“不可分性”之上的。这一理论形成了以下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要以一定的速度与规模进行,并将其持续作用在众多的产业之上,以此完成对现实发展瓶颈的突破,这样一来,区域经济将在全面上得到推动,获得高速增长。
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的转变
(一)金融危机前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
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几何重心就开始移动,移动方向为向南偏西,这个方向即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以这一地区为中心的南部沿海区域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区域经济的几何重心继续快速向南移动,与此同时,移动方向也由以前的向南偏西转向向南偏东,这个方向即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地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速和经济总量都得到了迅速提高。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至此,该类地区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或中后期阶段。尤其是在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经济逐渐走入了世界经济的轨道,两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国际制造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2.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相继实施,同时,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各种要素投入成本全面上涨,经济增速也在诸多压力下逐步放缓,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却后来居上,经济增幅逐渐加快。从20世纪末开始,东部地区的京津冀地区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异军突起,其经济增速跃居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区域之上;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居于四大主流区域的首位。由此一来,在一快一慢的交错步伐下,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开始放缓。进一步的,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也在逐年缩小,而近几年西部地区崛起的鄂尔多斯的多项经济指标都已经在全国领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1.从宏观角度看,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影响最为明显,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因其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受到冲击的幅度最大,经济增长也因此呈现出下降趋势,尤其面向欧美市场进行商品出口且相对依存度较高的地区,经济的下滑趋势更是明显。
2.在政策方面,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近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受到中央政策的倾斜,大区域战略的部署和实施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快速发展的契机。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区域经济的优先发展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这将进一步加快该类区域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在产业组织方面,金融危机使我国产业梯度转移的步伐和规模明显增强,大量企业尤其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正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战略转移,这极大地促进和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关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得到加强。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与金融危机的关联分析
(一)经济政策的滥用加重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
在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条件下,尤其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通常有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加速其经济增长的冲动,这为金融风险的产生和积累创造了积极条件。同时,这种干预在某些时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策略,而所有的政策指向中,由政府发起的投资行为又成为带动地方经济的主要力量。如果单纯为了经济的增长而不顾忌市场和社会的反应,试图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所带来的乘数效应维持和促进区域经济的良性增长,不但无法实现预期目标,最后连最初的经济状态也无法维持。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民间投资的匮乏和政府调控经济能力的制约,这一风险将最终演化成现实,危机的出现将无法避免。在我国目前,真实的情况恰恰如此—经济发展越是落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越明显,而这正将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引向深入。
(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使金融体系更加脆弱
区域经济的发展失衡降低了市场机制的效用,从而使信息缺陷得到加强,而这又将进一步导致主体非理的发生,由此一来,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就在所难免。在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脉络上,东部地区渴望继续保持其领先的经济地位,而以往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更具有强大的发展后劲。从一段时间来的实践可以看出,在金融深化与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理论的支撑下,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都渴望并最终采取了相关行动,而这极有可能导致多方面的金融风险甚至经济风险。
(三)区域格局失衡致使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受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承受着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增加国内的需求,即有效增加内需的数量,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滞胀将难以避免。而这样的危险局面是一触即发的,一旦宏观经济出现异样波动,政府就极有可能因鞭长莫及而无能为力,作为区域经济主体的企业便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因此,这些企业大多存在创新能力意愿不强、创新能力不足的倾向,尤其在我国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企业经营效益的好坏大多要向资金找原因,而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却不愿过问,这又加重了这一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后的破坏力。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联如图1所示。
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
从国家层面上来讲,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主要对策之一,就是要加强宏观调控方向和力度,适时改革和完善财政税收体系,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进行明确划分,进一步加强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政策倾斜,加大对该类地区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投入,同时要逐步建立起包括全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协调机制,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经济垄断等现象要进行严厉查处,维护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从区域之间的关系来讲,就是要做到统筹兼顾、抓大不放小,发展较快的省份要积极协助其他地区的发展,并且在区域和流域之间,通过协商、谈判和合作等多种方式,建立起长效的经济补偿机制,避免因无序开发导致资源环境的恶化和更为严重的后果。此外,区域本身的发展可以考虑将原本独立,但社会影响相对突出的邻近地区纳入发展规划,进行统一协调和统一管理。
(二)加快外来资本的培植
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进出口贸易上,国内产品的出口受到了明显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各区域政府应该适时转变战略方向,重新制定相关政策,并对现有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比如加快生产方式的转变,将原有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和自主创新型产业进行转变等。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以往独立、松散的区域关联状态应该被相互之间的合作取代,使合作的可能多于竞争。区域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不但要充分重视自身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还要因地制宜,将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间的发展趋势进行统筹安排,实现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一味地抵制外来资本、单纯地扶持本地企业只能适得其反。所以,在对待外来资本的问题上,要在一开始就将外来资本进行根植化和本土化,将其与区域的长远发展联系起来,尤其对那些金融性资本和产业资本,对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是发展区域经济的又一良方。
(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区域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比较优势,以最高的经济效率参与市场竞争。为此,各区域政府之间要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指引下,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工作,以此来保证区域合作的矛盾和冲突能得到快速有效地解决。而在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形式选择方面,项目合作和市场机制是两种主要的运作形式,此外还可选择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形式等;在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与手段的运用上,行政干预和市场化手段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两者可以分开进行,只选取其中一种,也可以将两者结合,合并使用。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政府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被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主体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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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缘起;发展;缺陷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theory of regional economies and the social trend of developmen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about th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analyzes the existing defects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缘起
二战后,以美、苏为首的超级大国的经济领先水平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寻求经济发展之路。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一定范围内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西方国家开始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研究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生产交换分工、要素自由流动并具有协调机制的有机整体,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初形式。20世纪50年代,区域经济一体化达到了第一次,学术界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由于研究的重点不同,学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至今尚无公认的、明确的定义。1954年,丁伯根(Tinbergen)[1]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他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变量自由化是消极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为积极一体化。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2]发展了丁伯根的定义,将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要素的移动不受到政府的任何歧视和限制。
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自由化的基本形式,由于国家之间贸易壁垒大大降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3]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即完全取消各参与国间的关税,对来自非成员国或地区的进口设置统一的关税。随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学术界开始将关税同盟理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维纳认为关税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动态效应以及规模经济、竞争、投资等动态效应,并主要从生产的角度,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说明贸易创造会引起一体化成员国福利的增加,而贸易转移会引起福利的减少。由于不能满足福利的最大化,一些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采用关税同盟的形式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都被视为次优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基本理论是自由贸易区理论,英国学者罗布森(Robson)[4]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认为通过消除区内贸易壁垒来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而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是贸易自由区的基本形式。1956年,斯巴克[5]根据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规模经济理论提出了共同市场理论,它是比关税同盟更高一个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关税同盟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假设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不自由流动,而共同市场不仅通过关税同盟而形成的自由贸易化实现了产品市场的一体化,还克服了集团内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实现了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TScitovsky)和德纽(JFDeniau) [6]提出的大市场理论从动态的角度发展了共同市场理论,其核心思想有两点:一是建立大市场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从而实现经济利益;二是市场扩大会使竞争激化,进而促成规模经济利益的实现。古典经济学派比较优势学说可以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分工原理,但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比较优势可能导致产业向某国积聚以及长期成本递增和规模经济报酬递减,由此提出了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7]。该理论认为通过协议性分工,两国各自生产不同的产品,可以扩大市场、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但前提是两国工业化水平相当,要素比率差别不大。
随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些学者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及模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给予完善和发展。如引入制度经济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分析,奥尔森和佐克豪斯(Olson and Zexhhauser)[8]1966年提出了国际贸易和货币同盟的制度可以被看成一个俱乐部,通过这种体制,俱乐部的成员可以发现并分享排他性的公共产品的利益。1982年,富莱希尼和帕特森(Fratianni.M andJ.pattison)[9]提出了一个俱乐部的模型,他认为每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期待净收益最大化,这些净收益不同于单个收益和单个成本,俱乐部的产出在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中是变化的。20世纪70年代初,肖分和瓦尔利(Shoven & Whalley)开始运用福利经济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分析,用 CGE 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税收对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影响, CGE 模型被广泛地运用于不完全竞争结构的贸易模型中对贸易自由化进行事后评估[10]。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以及成员国相互之间经济增长的关系。如Torstensson ( 1999),Brada 和 Mendez ( 1988),Landau ( 1995) ,Vanhoudt (1999) ,Brodzicki (2003) ,Waltz (1997a, 1997b, 1998) ,Matias ( 2003)通过对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实证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Puga 和 Venables( 1998)、刘力(1999)、刘静(2005)、赵楠(2003)等人还研究了参与不同模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11]。
二、主权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发展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家之间的区域一体化问题,对国家之间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有重要的意义,而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缺乏可指导性。随着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探索,我国学者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从更为普遍的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进行研究,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
孙大斌[12]认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具有地缘关系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取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市场的动态过程。其目的是在区域内实行地区合理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张佑林[13]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可概括为:在一定区域内,通过统一基本方略、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发展政策、进行资源整合等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耗损,如城市建设、恶性竞争、行政壁垒,保证本区域内部各个方面运转有序、分工科学、扬长避短和合作共赢,并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从而使整个区域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对外更具竞争力。孟庆民[14]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不同的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益的获取,产生的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向经济政策的统一逐步演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状态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的统一。
潘永江认为,一体化中重要的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建立和形成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自由合理流动的统一的经济体系。建立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赖、城乡差别很小的城-镇-乡有机联系的社会网络体系,在一定社会范围和行政区划的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一样化,不意味着变乡为城或变城为乡,而是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不会自然而然形成,也不在朝夕之间完成,它是一个很长的发展建设过程,关键是生产力发展水平[30]。
(二)形成机制
1、市场机制。覃成林[15]认为,在宏观层而上,一体化通过更加畅通的市场调节和一体化组织的内部协调,能够促进区域之间更有效地开展区域专业化分工,减少相互之间的无效竞争。因此,经济一体化区域之间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是协调机制的基本内容,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首要条件。协调机制主要分为市场协调机制和政府协调机制。王瑛[16]以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提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市场机制:一是商流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二是产业转移的“多赢”合作;三是区域分工协作的专业化生产;四是自由市场的贸易一体化。
2、政策机制。李建勇[17]认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建立政府协调机制,首先应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其次,政府职能应规范化和法律化;建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最后,建立跨区域的协作组织。周国华[14]等人认为政策机制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政策;户籍政策及行政区划调整。3、投资、规划机制。周国华[18]等人采用关联分析法对区域经济的投资机制进行研究,得出国有经济仍在区域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民间投资正日益成为区内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孙大斌[12]从产业规划的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动力机制,认为产业组群化必然导致区域间存在区域分工;产业梯度转移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多赢”的合作动力;产业融合化发展趋势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产业生态化发展可以解决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夏丽萍[19]对长三角经济圈进行分析,认为新经济产业是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包括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咨询等高等级服务业以及基础产业。
4、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在现行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下,各地政府都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制度化的合作机制难以形成[20]。李建勇[17]认为利用行政手段控制利益冲突的主要途径之一是通过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来制定科学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评制度,并总结了政府绩效的评价方式和程序。
5、利益补偿机制。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一体化过程中必然影响部分地区的经济利益。李瑞林、骆华松[21]认为对于政府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首先带来的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如果合作后,双方的福利大于合作前的福利水平,但一方福利水平的提高小于另一方,那么另一方往往会采取政治抵制,只有在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共同提高的情况下,双方才可能积极合作。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对所有地区搞平均,对于经济利益受损或暂时由于一体化的实施而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的地区应该以多种形式给予利益补偿。
6、立法机制。李建勇[17]探讨了如何利用立法机制来平衡利益冲突,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利用司法制度来解决区际利益冲突的可能和方法。首先建立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律体系,其次利用法律约束地方政府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包括宪法、财政管理体制的立法以及约束地方政府不正当竞争的立法。
(三)形成路径
随着城市功能的重构,政府职能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产业结构及空间形态的调整,城市的功能空间已由原先的一个“点”,发展成为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面”,出现了城市区域化的态势,其空间范围或影响范围在客观上构成了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相结合的都市圈,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空间单元。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都市圈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在我国发展区域经济的实践过程中,都市圈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载体和基本模式。都市圈是由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和与其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临接城镇组成,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协调发展区域,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发达的联系通道为依托,吸引辐射周边城市与区域,并促进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协作,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以实施有效管理的区域[22]。都市圈是一个以经济联系、社会联系以及生态联系为核心形成的一体化的区域,往往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地域单元。因此,推进都市圈发展和都市圈一体化进程还有赖于跨地区、跨地方政府的协调与合作。对于都市圈的形成,张伟[18]、高汝熹[23、24]、李璐、季建华[25]等人从都市圈的空间范围、界定标准、评价指标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袁家冬、孙振杰等人[26]从空间结构上将都市圈分成核心圈、外围圈、机会圈三个圈层。董晓峰[27]提出都市圈发展四阶段划分观:雏形期、成长期、发育期、提升期。彭际作[28]根据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进程,总结了空间结构具有的四个阶段性表现:中心指向型(极核型);中心-周边双向指向型(点轴型);水平网络化(多核多中心型);社会经济联系(一体化的社会经济实体)。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缺陷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源于关税同盟理论,将西方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等理论引入该模型,形成并发展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大多是借鉴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从概念内涵、理论基础、形成机制、基本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发展。但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受国际关系、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等影响较大,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等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理论基础,对国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并不完全适用。
第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本身有待完善和发展。从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到如今欧盟、APEC、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和必经的过程,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大量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进行研究大多是定性分析,远未达到定量化和规模化的程度;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更多的是实现了局部均衡,而没有达到一般均衡;一国参与经济一体化组织后得到的利益或成效评估还不够具体等问题。当前竞争激烈的国际形势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其理论研究除了对基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还涉及到产业经济、战略经营、社会福利等更多的领域。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还需要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之间贸易协议的制定和贸易条件的改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地区之间的比较以及区域一体化程度测量指标的构建等方面。
第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存在局限性。目前已相对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更多地是从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角度进行假设,即实行的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理论。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其参与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动机和模式都与发达国家不同。如欧盟是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实践,其一体化程度和规模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一体化模式,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更复杂,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国际上一些学者对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在实践层面上还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如库马塞尔的“大国”模式理论;约翰逊等人的公共物品与公共偏好变量理论;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小岛清的“雁形模型”理论;以及李斯特的发展中国家(较落后国家)“小国”模式的经济一体化理论等[29]。
第三,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还不成熟。主权国家内部各地区虽然没有关税壁垒,但是各种非关税壁垒或障碍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再加上各国的社会制度、政治环境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国内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差异。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还相当薄弱,没有形成体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基本概念、内涵和特征进行论述,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共同的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机制还不够全面和具体,市场机制的建立、宏观政策的调控、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还处在探索阶段;区域经济的形成路径应该根据各区域区位因素、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策环境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模式,对都市圈理论还应进一步完善;在研究方法方面,定性研究较多,而定量研究较少,缺乏具体全面的指标评价体系。
四、结论
不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国家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由于都存在阻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因素和经济障碍,要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必须打破现有的模式,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源于国际贸易的关税同盟理论,经过不断的研究和实践,该理论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对地区以及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国际间的“一体化”理论与主权国内“一体化”理论存在重大差别,故而借鉴价值十分有限。在主权国内的不同地区之间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具有多样性,国内相关研究没有形成体系,缺乏可操作性。实践证明,加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是发展我国区域经济的必经之路,我国应借鉴国际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创新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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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徐州区域经济;协同度;相关性分析;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3
一、 理论背景
一直以来,徐州是著名的重工业基地。规模经济不断扩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到的主导作用也越来越显著。近年来,以淮海经济圈为代表的徐州经济发展模式正在逐渐的形成规模效应,徐州城市的发展呈现出5个新变化:一是城市发展开始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二是城市软实力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格局;四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示范意义进一步凸显;五是城市群对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作用日益显著。在这种大背景下,对徐州综合经济实力进行研究,不仅是对促进徐州本身又快又好的发展,还对于充分发挥,徐州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作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的目的如下:通过对描述徐州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发展的各种指标进行协同度分析,一方面找出用来衡量徐州城市经济实力的各个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对样本数据和输出值的观察和拟合,利用多项式逼近,探索徐州经济发展的方程,以便对未来徐州经济的发展作出预测。
二、相关研究
德国物理学家哈肯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协同学,哈肯认为系统内部不同子系统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协同关系,协同关系的本质是完成了混沌到有序、有序到混沌的改变。贝塔朗菲(1945)首次阐明了系统论的基本思想,贝塔朗菲认为系统论是以一般系统为研究对象,广泛采用数学建模的方法,量化研究并描述系统功能。
国内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现有研究在研究框架与内容上基本相同,而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略有不同。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现有研究基本集中在对政府公布的经济运行指标及其数据进行量化计算和相关性分析,从中找出不同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杨洁(2009)、孙君俐(2010)等人的研究。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各有不同:例如,Ke(2008)等人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加权指标法,分析研究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状况,汤玲等人提出了基于距离协调度模型的研究思路,郑广华(2010)等人通过引入离差系数模型,利用灰色关联模型测量了系统现有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从而达到衡量系统发展协同度的目的,师帅(2014)等人利用BP的系神经网络和SOV网络偏重对历史样本数据的曲线拟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自动分类的目的。本文从相关性分析入手,对现有指标提取公因子,借助最小二乘法拟定发展方程,并引入数据自相关分析,从而消除数据序列的非平稳性特征。
三、区域发展系统及其评价模型构建
1.区域发展系统构成
区域发展系统从结构及功能上可将其划分为四个子系统: 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资源子系统,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可持续发展是在4个子系统之间寻找均衡态,通过对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各种指标的量化研究,找到彼此间的协同关系,通过规划求解找到最优通过规划求解找到最优临界点。
2.理论构成
协同理论研究的本质是通过对不同指标之间的欧几里德距离的量化计算, 反映系统显示状态理想状态的差距。首先对不同指标下采集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其次对不同指标进行统计量分析, 包括频率的正态分布情况、卡方、游程、K-S分析;第三,对不同子系统指标间的相关系数进行计算,分析统计学显著效应,形成相关系数矩阵;第四,对系数矩阵进行样本因子分析,包括降维、公因子提取。第五,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定方程,估算参数,评估观测值与计算值之间的残差。
(1)指标归一化
归一化是一种无量纲处理手段,使数值的绝对值变成某种相对值关系。在统计学中,归一化的具体作用是归纳统一样本的统计分布性。归一化在0-1之间是统计的概率分布,归一化在-1--+1之间是统计的坐标分布。常用的归一化方法有:
A Min-Max标准化
Min-Max标准化方法是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设MinA和MaxA分别为属性A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将A的一个原始值x通过Min-Max标准化映射成在区间[0,1]中的值x',其公式为:
这种方法基于原始数据的均值(Mean)和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将A的原始值x使用z-score标准化到x'。z-score标准化方法适用于属性A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未知的情况,或有超出取值范围的离群数据的情况。
(2)游程及K-S分析
A 游程检验
游程检验亦称连贯检验或串检验,是一种随机性检验方法,应用范围很广。取一个序列里的游程总数作为检验统计量,记为R。 设样本总数为N:
(3)相关度计算
Pearson相关系数用来衡量两个数据集合是否在一条线上面,它用来衡量定距变量间的线性关系。当两个变量都是正态连续变量,而且两者之间呈线性关系时,表现这两个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用积差相关系数:
取值范围为[-1,1],r>0表示正相关,r
偏相关分析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线性影响的条件下分析两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控制变量为1时,称作一阶偏相关系数;控制变量为2时,称为二阶偏相关。控制变量为0时,称为零阶偏相关,也就是相关系数。计算公式:
偏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步骤:提出零假设H0,即两总体的偏相关系数与零无显著性差异;选择检验统计量,其中r为偏相关系数,n为样本数,q为阶数,t服从n-q-2个自由度的t分布。
(4)降维和公因子提取
主成分分析试图在力保数据信息丢失最少的原则下,对这种多变量的截面数据表进行最佳综合简化。
计算贡献率,即第i个主成分的方差在全部方差中所占比重,称为贡献率 ,反映了原来P个指标多大的信息,有多大的综合能力 。计算累积贡献率:前k个主成分共有多大的综合能力,用这k个主成分的方差和在全部方差中所占比重来描述,称为累积贡献率。即:
于是在原始变量和主成分之间形成一组相关系数,用图表可以表示为:
(5)最小二乘法
已知函数y=f(x)的数据点( xi , yi )(i=0,…,m),在函数空间中,求函数(aj* 为待定系数),使拟合函数S*(x)与所有数据点的误差向量δ*的分量平方和 最小。然后求解方程如下,从而估计参数值。
四、实例研究
为了研究徐州地区经济发展各系统之间的协同性,本节选取2011-2014年徐州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及其数据进行研究,研究所用数据采集自徐州市统计局的2011-2014年统计报告中。
区域经济指标系统的内涵很多,各要素的独立运动也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的指标选取会直接决定了研究的偏相关性不同。这里我们选取的11项经济运行指标在徐州市统计局的年报分析中重点论述的,在一段时间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序参量群。通过研究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目前徐州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
2.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本文对2011-2014年上述公布的11项经济指标进行了数据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使计算规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同时加速计算过程的收敛。根据Z-Score方法,计算出标准化结果如下:
通过计算各项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得出不同指标之间的协同系数,计算结果如下表:
通过控制变量,对影响地区生产总值的指标偏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出不同指标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正相关性,计算结果如下表:
根据表1、表2、表3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出:
(1)固定资产投资在拉动徐州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显著。2011-2014年,徐州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上升水平,固定投资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这表明在过去的4年中,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
(2)进出口总额在拉动徐州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不显著。这与徐州是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特点有关,在过去4年中,对外贸易降幅收窄。相比之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偏相关性系数为0.499,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一阶段徐州经济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非消费拉动。
(3)交通运量持续扩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显著。历史以来,徐州一直是,苏北地区的交通枢纽,素有五省通衢的美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2011-2014年,公路旅客运输量逐年增长,与地区生产总值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经过偏相关分析,证实其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
(4)城市化水平揭示创新驱动“后劲足”。以专利授权件数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为代表的科技贡献率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了较强的正相关性,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形成,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正在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
3.方程拟定
(1)主成分分析
KMO检验得分0.769,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检验表明被测试数据来自服从多元正态分布的总体,本研究中Sig值为0.000,说明数据来自正态分布总体,适合进一步的分析。
进一步分析变量中所包含原始信息的公因子, 表中成分1,2累计贡献率达到82.88%,说明这两个公因子对各变量的解释能力很强。通过绘制碎石图,两个成分的特征值已超过了1,其他成分得分快速收敛。
下表给出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根据此矩阵可以直接写出各公因子的表达式:
(2)探索研究
经济数据通常带有非平稳性特征,具备自相关性特点,可以通过滞后K期,观察其与时间序列的自相关性。通过高阶差分或差比的处理,首先是时间序列平稳下来,在进一步研究造成时间序列波动的原因。下面提取地区生产总值绘制散点图:
通过一阶差比图,可以看出数据序列趋于稳定,差比出现自回归特点,一直稳定在1附近,考虑使用ARCH模型描述方程。通常对滞后K期数据观察设定取值K
进一步对单位根求解,计算滞期为1时的单位根,得到结果如下,初步分析认为以上结果具备时间序列特征,表现出高度自相关特点,适合进一步研究,以确定相关对象是随机变量本身Xτ还是ετ扰动项,此文不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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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单小珂(1981-),女,江苏徐州人,硕士,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技师分院团委,研究方向:经济管理教育。
关键词:综合运输体系;区域经济;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5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1
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及其协调发展问题一直以来是区域经济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及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众多学者开始关注综合运输体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新兴研究热点。来逢波教授的学术专著《综合运输体系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与优化研究》就是在区域经济与交通运输交互影响及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经过三年多的深入研究推出的一部力作,该书同时也是来逢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成果。
综合来看,该书融合了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体现出了以下鲜明特点:
一、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方法可行
该书在紧密结合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区域经济协调动态演化的背景,结合作者主持的同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展了深入研究,立足对综合运输体系构建及其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协调发展调控对策进行研究,并交叉融入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运输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利用全面梳理与归纳论证、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等方法,探讨其内在机理及优化途径,切入点及方法思路清晰,通过实际研究构建了此类研究的一般范式及研究逻辑框架,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能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研究综合运输体系的概念内涵及基本组成要素,探讨了通过交通廊道变化带来的区域空间格局演变与重组,提炼总结了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动态演变的影响,是对既有相关研究理论方面的进一步补充和深化,相信在未来必将极大地推进本层面的研究进展。
二、数据详实可靠,观点独特鲜明
作者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调研等过程,采取定性定量结合、大数据挖掘等方法,形成了鲜明独到的观点。
(一)创新性地提出了“四个大区”的研究理念。作者在梳理我国交通运输体系改革开放后数十年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对我国地理空间进行了研究并尝试性做出了“四个大区”划分,采用了五个测度指标(旅客周转量、货物周转量、GDP、人均GDP、DUM),使用长时相面板数据进行了反馈验证和分析。
(二)创新性使用了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单一年份进行分析验证。将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引入交通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和创新。作者创新性地使用了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分析测度,得出了综合运输体系与区域经济存在着较强关联度的结果,而且这种关联性成正比例呈现,同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布特点。鉴于此,作者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应优先进行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和优化的观点。
(三)开创性提出了综合运输影响下的区域经济梯度转移规律。分析认为,综合运输体系的发展现状水平是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的核心影响因素。高速公路具有网络优势、便捷快速优势、通达深度优势,总体分析来看,在对区域经济发生拉动作用的诸要素中,高速公路的效果和作用最为明显。高速公路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基本表现是:距离高速公路远的地区影响较小,其间呈渐次减弱态势。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存在着若干个差异化的中间梯度,呈现出了比较明显梯度形式。
(四)尝试使用了系统动力学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作者构建了构建区域经济增长、交通基础投资、运输需求与供给、空间结构等模型构成的综合运输体系与区域经济互动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流图。该书认为:“从要素流动视角分析,综合运输体系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之间是一种系统关联关系”,并以2000C2014年数据为计算基础,经过系统检验、过程分析、灵敏度分析,得出了综合运输体系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之间的深度系统化的影响和作用。
(五)首次提出并使用了典型双高通道进行实证分析。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及航空运输是现代化高速交通方式,三者组成了高速交通网络体系。就目前综合交通体系的发展现状看,双高陆路通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高效。“双高”网络通道对产业要素流动、人口流动与迁移、城镇化发展等起到了明显的拉动(推动)作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航空运输网络的完善,高速交通方式的立体化作用会体现的更为明显,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作用力会更强。
三、著作结构清晰,逻辑体系严密
该书内容共分为十一章。从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到对策分析,层层递进,显示了极强的逻辑性。最后通过对主要研究内容和观点的总结和概括,提出了后续研究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纵观近年来综合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尚未发现把综合运输体系多种运输方式同时植入到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动态演变的框架范围内进行多维度、综合性、重时空关系的研究,因而相信该著作将对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及其与区域经济时空格局协调互动的相关研究起到积极的探索和铺垫作用,进而推进相关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该书尽管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也在一定层面上进行了积极的创新尝试和纵深研究,但由于受制于数据资料不完整等客观条件的约束,研究局限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综合运输体系与区域济之间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多维系统,随着交通运输系统和区域经济时空格局的动态演变,二者必将体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规律,需要进一步跟进研究和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综合运输体系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与优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2]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及实证检验[J].东岳论丛,2016,37(6):120-127.
关键词:区域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 经济理论 经济政策引领 保障机制 经费倾斜 特殊津贴 培训经费
2012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充分认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快,我国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教育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有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发展在整体上逐步趋于均衡,但区域之间的教育均衡仍呈现起伏不定的变化态势。[1]基于此,决策层将“率先在县域内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县域内学校之间差距明显缩小”作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政策的提出是诸多逻辑的沉淀。
本文重点研究经济理论引导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一、经济逻辑: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切入点
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移植于经济均衡发展理论。具体来说,公共产品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界定、分类以及特征分析;资源经济学理论中对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以达到市场供给与需求相对均衡的研究;教育经济学理论中对人力资本的探讨等等,在以公平逻辑为前提的基础上,将这些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植入教育领域,以此为切入点,在研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相应的经济逻辑。
(一)从公共产品“需求差异”到“转移支付”
在经济学意义上讨论义务教育的产品属性是其经济逻辑的出发点。义务教育是属于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学界对此并未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公共产品理论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而公共产品最显著区别于私人产品的两大特征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我国的义务教育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实施一定年限的强迫教育制度,其强制性和免费性的特征表明从理论上来讲,一个人接受了义务教育并不排斥其他人也同时享受义务教育,而且也不存在因某人未支付费用而被排除在义务教育之外的情况。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义务教育表现出纯公共产品属性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我国现阶段的义务教育,各个学校受地理位置、办学历史、经营管理能力、教师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学生容量,质言之,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拥挤成本都不可能为零,这样只能归为准公共产品。
除此之外,现阶段我国的义务教育受“就近入学”政策的影响,其受益范围必定局限于特定的区域空间,不同区域差异明显,对义务教育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千差万别,这就表现出地方公共产品的特性。“公共物品的特性构成了集体选择的存在理由。”[2]在现代社会,义务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社会收益明显大于个人收益的特点以及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必须由政府充当义务教育供给的主体;另一方面,其地方公共产品的特性造成了区域的“需求差异”,再加上信息分布的差异,决定了应当由基层政府承担义务教育实际的供给服务。然而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来支撑义务教育的供给必然会反映出因财政能力差异而造成的不同地区义务教育供给水平和质量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区域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经济逻辑。然则,正如前面所述,我国现阶段的义务教育既具有全国性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也具有地方公共产品的属性,这就意味着义务教育的供给必须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多级政府共同承担,中央政府主要负责财政上的支持,而地方政府主要提供更贴近于当地人民教育需求的服务,而考虑到地方财政能力差异以及财政投入不均衡是我国区域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中央或上级政府给予补助或转移支付是当前世界各国为实现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均衡化,进而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而采用的常用手段。
(二)从“资源优化配置”到“供求相对均衡”
在资源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认识,人类的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这里的稀缺并不仅仅指某样东西数量稀少,而应该这样解释“稀缺的意思是欲望及其可行性之间的关系”[3]也就是说资源的稀缺是相对于人类的欲望而言的。在这种资源有限与人类无限欲望的矛盾下,要如何将这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中,以达到市场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均衡,经济学中的资源分配理论就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而正如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所说“一种错置的资源就无异于配置的是一种低生产率的资源”[4]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提高资源的配置率为核心,在经济学中一般用“帕累托最优”来衡量经济效率,即资源配置处在某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重新组合,让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差,这种配置状态被认为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然而在现实中绝对的“帕累托最优”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在现实条件约束下以“帕累托改进”为途径追求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最优配置。
教育的均衡发展与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样以资源配置的相对均衡为核心。早在1997年范先佐先生就谈到“在教育资源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教育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或在不同子系统之间进行分配,以期所投入的教育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尽量满足社会各方面对教育的需求,以求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5]义务教育资源同一般社会资源一样,相对于人们需求的无限性具有稀缺性的基本特征,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配置和使用义务教育资源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但义务教育资源特有的投入产出复杂性、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所具有的较强外部性、投入回报的迟效性和长效性等决定了不能仅仅依靠“帕累托最优”来衡量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另一方面,公平和效率始终是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两个基本价值坐标,与经济学中追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目的不同,义务教育的均衡应将教育公平作为追求效率的前提。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不均衡,因此,作为义务教育资源核心投资主体的政府,必须以确保每个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为前提,结合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逻辑,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高配置效率,最终达到义务教育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
二、以经济理论为切入点,促进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公平,就是要平等地对待相同的,有差别地对待不同的,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建国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我们国家不仅从教育基本资源、基本条件等方面给予了薄弱地区同等对待,还从经费投入、政策制定、教师发展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倾斜。但仍可以看到,在我国辽阔的幅员上,各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仍存在明显差距。
因此,以经济的理论指导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经济政策的引领。国家、地方要继续在政策制定上给予指导和要求,特别是经济政策,有政策纲领,才有行动的依据,也才有行动督导的依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能促动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认真落实教育均衡,认真缩小区域义务教育的差别。
二是建立省级统筹的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保障机制。根据“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我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主要由县级财政负担。这样,不同区域教师绩效工资高低,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悬殊差距,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县财政能力薄弱,发达地区的经济实力强,这样,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差距必然拉大。只有通过省级统筹,使全省范围内的教师实现工资福利大体均衡,才能有利于艰苦边远不发达地区教师队伍的稳定和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三是经费的优惠和倾斜。要创新经费投入机制,在经费的投入中,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基础,创新不同的投入机制。通过投入的不同,缩小区域义务教育在教师、设备设施、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巨大差别,促进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重点和非重点学校的均衡发展。其次,要极大提高薄弱区域教师的待遇。薄弱区域,一般都存在地理环境的劣势,工资待遇的低少,为确保教师留得住,请得进来,应拓展教师供给渠道,加大教师供给,工资福利、住房、发展环境和机会等方面对薄弱区域教师更大的优惠和倾斜。
四是大幅提高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教师津贴。目前,边远、贫困地区教师津贴普遍偏低,公务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是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而农村教师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主要是由县级财政负担,保障程序大不一样。为此,国家要建立和提高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教师津贴,并根据偏远程序、人文环境、经济和财政状况设定一个系数,实现越艰苦特殊津贴越高,从而激励更多的优秀教师到艰苦地区任教,从而促进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五是增加薄弱地区教师的培训经费。“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 教师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师资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质量。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需要教师有相应的知识去运用,新的教学内容也需要教师先去学习和理解,教育的优先发展依赖于教师水平的先行,教师需要通过定期“充电”来不断的学习、更新知识。师资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此国家始终将师资培训工作作为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并严格落实到教育管理和经费保障的各个环节中。但是,由于艰苦边远地区,优秀的教师不愿进来,留下的教师整体水平不及优势地区的教师,所以,增加薄弱地区教师的培训经费,让这些教师有更多的“充电”,有更多的学习培训,无疑对促进区域教育均衡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翟博,孙百才.中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实证研究报告[J].教育研究,2012,(5):30.
[2]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M].王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5.
[3]C・E・林德布鲁姆.市场体制的秘密[M].耿修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29.
[基金项目] 陕西省交通科技计划项目(10-04R)
[作者简介] 张 丛(1972―),女,陕西韩城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摘 要] 运输化理论将经济发展中的运输化过程分为前运输化、运输化和后运输化三个阶段,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以运输需求为耦合的交链点,以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为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在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呈现出弱需求与弱支持、强需求与支持、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的阶段特征。以相关数据进行的量化实例分析一方面支持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另一方面启示区域交通运输在发展后期应着重准备应对完整运输化和后运输化阶段的不同要求。
[关键词] 运输经济;运输化理论;运输化过程;区域交通运输;弹性分析;耦合
[中图分类号] F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2―0059―06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Based on Transportation Theory
ZHANG Cong1,PENG Hui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 China;2. School of Highway,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Transportization theory divides the transport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o three stages of the pretransportization, transportization and posttransportization. The crosslinking points of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transpor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transport needs, the energy transfer influence mechanism is the change process of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s and the diffusion effects, and the pha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hree stages of transportization development are respectively weak demand and weak support, strong demand and strong support, weaker demand and optimized support. Moreover, the paper makes quantified case analysis based on related dates. The results on the one hand support the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al transpor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show that confronting th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stages of the complete transportization and the posttransportiza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regional transport development.
Key words:transportation economic;transportization theory; transportization process;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elastic analysis; coupling
运输化与工业化相伴而生,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没有运输化就没有工业化。运输化理论是首次跳出仅局限于个别运输方式的分析方法,提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运输发展理论。该理论将经济发展中的运输化过程分为前运输化、运输化和后运输化三个阶段[1]。实际上,这三个阶段也是指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大系统中的交通运输子系统所处的不同状态。其中,前运输化阶段主要在工业革命发展之前,其特征表现为交通运输条件虽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依赖比较小;发展到了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系统进一步扩张,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运输速度和质量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运输需求越发多元化,并会逐步从初步运输化发展至完整运输化;而到了后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并体现出后运输化趋势。该理论还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按照运输化的这三个阶段进行划分,这就是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
在运输化过程中,人与货物空间位移的范围因现代化运输工具的使用而急剧扩大,交通运输因此成为经济快速发展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基础产业。[2]由于仍处于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我国的运输化从总体上看也属于初级阶段。探索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能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运输化初级阶段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也是决策者和管理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基础交通条件也不一致的大国,区域差异及其特征明显,不仅有东、中、西部的局部差异,还有局部之中各省份之间的地域差异,因此基于运输化理论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有一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比如:郎志红的研究认为,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经济空间结构及区域市场都会产生影响,我们要注意发挥这些有利因素,促进经济发展[3];周志龙通过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与交通运输结构发展变化关系探讨了交通运输结构的演变规律,分析了不同区域经济因素对各交通方式的影响以及各区域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情况[4]。但是,基于运输化理论来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却不曾见到,本文拟就此做以下探讨。
一 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
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整体上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不论是整体上的交替推拉,还是阶段化的相互影响,也不论是全局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实际上正是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耦合作用的过程。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2期 张 丛,彭 辉:基于运输化理论的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所谓耦合,原本是指两个本来分开的电路之间或一个电路的两个本来相互分开的部分之间的交链,可使能量从一个电路传送到另一个电路,或由电路的一个部分传送到另一部分,其中,多个物理场相互叠加的影响问题被称为多场耦合问题。图1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示意。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直观地体现在其主导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上,并最终以GDP来量化反映;区域交通运输的实现需要有移动线路、沿线设施等基础设施和移动设备,并集中表现为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以客运量和货运量来量化反映。两者可视为两个电路或一个电路的两个部分,其间相互交链,能量可相互传送,正似上述的耦合关系。而区域交通运输体系中不同的区域A、B、C,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不同的运输方式,客运、货运等不同的运输对象,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中不同的产业分类等,都可以看作是不同的物理场,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影响,使得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更似多场耦合,变得极为错综复杂。
不过,运输化理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理念,又使得这一错综复杂的多场耦合关系回转到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对简洁的两两耦合关系上。正如图1所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下文则分别就两者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以下分析:(一)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
1.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它决定着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的建设、结构、布局等都必须服务且受制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它的发展需要对应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另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是区域交通运输发展的动力。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交通运输发展会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同时必然带来区域内外资源、商品流通数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这就要求区域交通运输能力不断提升,从而带动区域交通投资的增加与运输发展水平的提高。换言之,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增强,使得运输需求随之不断增强,从而推动了区域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图1 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示意
2.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反过来,区域交通运输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动脉和联系各行各业的纽带,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和先导作用,区域交通运输为了满足不断增强的运输需求,自身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而运输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也是区域交通运输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增强的过程,并会影响和带动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直接影响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产业布局的优化、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从而提高区域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具体而言,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交通运输能提高区域可达性,增强区域竞争力。区域运输条件改善,运距缩短,运时减少,运费降低,能够提高区域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可达性,改变区域经济地理位置,使区域工农业生产的成本降低,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2)交通运输能促进资源和产业布局的优化。交通运输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的交流更加方便、频繁,促进区域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使产业布局在更大范围内扩展成为可能,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形成更加合理的生产地域分工格局。(3)交通运输能扩大市场范围。交通运输对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区域运输工具速度、运输质量和运输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对外交流的增多与商品流量的增加,进而可促进原有专业化市场的扩大、新市场的形成,以及农村集贸市场的发展。(4)交通运输能优化区域城镇布局,促进城市化进程。交通运输的发展是城市产生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交通运输集聚和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原有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新城镇迅速形成,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城市功能多样化,城镇体系逐渐成熟,从而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和沿线地区的发展。
(二)耦合关系的阶段特征
1.前运输化阶段:弱需求与弱支持
此阶段处于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方式以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由于能够自给自足,因此经济、生活等都相对封闭,交换、出行等非常有限和简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也相当有限,因而对交通运输的需求较弱。然而,满足需求的过程才是自身发展完善的过程,较弱的需求自然便无法有力地刺激和推动交通运输的快速高效发展。相应地,由于交通运输的缓慢发展,其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也会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仅是弱支持。而这种弱需求与弱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并未充分体现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2.运输化阶段:强需求与支持
运输化阶段是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此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开始步入交替推拉、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快速发展时期。正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集聚、扩散与运输需求三点同时由弱转强,推动了交通运输进一步发展完善,反过来,运输的强需求得到满足,集聚、扩散效应随之增强,基本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而这种强需求与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已基本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3.后运输化阶段: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
后运输化阶段最为突出的标志是信息化的发展日趋成熟。虽然在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已变得较为充分,可以达到交替推拉、循环往复,以至螺旋式上升发展,但是,交通运输在这一阶段能够达到的理想状态也只是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即完整运输化。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即便有了完整的运输布局,但并非所有的运输都是高效、经济、优化的。经济学讲求最优配置,社会经济也讲求最优发展,因此,后运输化阶段的信息化无疑比运输化阶段完整的运输布局更为重要,所有的集聚、扩散、运输需求以及需求的满足和效应的传送都必将借助信息化来最终实现。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强变弱了,而交通运输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相应由支持变为优化支持。而这种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最终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二 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
发展的实例分析
在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框架下,本文拟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关系分析、弹性分析等方法来定量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其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关系,并基于相关数据进行实例分析,以为有关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参考与依据。
自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交通抢抓机遇,加快调整运输结构,协调推进区域交通发展,交通布局和通行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善,发展成效明显。“十二五”期间,陕西省的经济结构特点与经济发展形势,又构成了陕西交通发展新的现实需求,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经济特色的日益强化,对交通运输能力、布局和结构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5]。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选取陕西省交通运输快速发展的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同时,选取客运量与货运量指标来表征区域交通运输发展水平,选取GDP来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选取的相关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陕西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用来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或积矩相关系数)来讨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r=∑(xi-)(yi-)∑(xi-)2∑(yi-)2 (1)
其中,x和y为相关变量,分别指表示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r的取值在-1和1之间,符号表示两个变量变化的方向,绝对值表示两变量的密切程度。
基于相关数据,采用公式(1),利用SPSS软件分析可得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从中可见,相关系数值均大于0.95,表明表征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客运量、货运量指标与表征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GDP指标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因果关系分析
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GDP的三驾马车,因此,此处仅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间的单向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要求考虑以下回归:
xt=∑mi=1αiyt-i+∑kj=1βjxt-j+u1t (2)
yt=∑mi=1λiyt-i+∑kj=1δjxt-j+u2t (3)
其中,u1t和u2t假定为不相关。式(2)的零假设:α1=α2=…=αm=0;式(3)的零假设:δ1=δ2=…=δm=0。
对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分别进行ADF检验,检验值都大于5%临界值,说明以上两对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对两对序列做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得出它们的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说明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之间具有协整性,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运用EViews软件可得出如表2所示的检验结果,从中可见,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显示出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
(三)弹性分析
运输弹性系数是交通运输量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比值,运用运输弹性系数可以判断运输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反映运输发展是否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适应程度的大小,或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β=VT/TVE/E=VTVEET (4)
其中,T、VT分别表示某一时期内发生的交通运输量及其增量,E、VE分别表示同时期内的国民经济总值及其增量。如果运输弹性系数大于1,表示这一时期运输量增长速度高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等于1,表示两者发展速度相同;小于1,则表示运输量增长速度低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可计算出所有变量的年增长率,再由公式(4)计算得出运输弹性系数β。为了消除其他不定因素的影响,同时便于比较,本文将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划分为2001~2010、2001~2005和2006~2010年三个时段来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见,在不同时段,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显现出增大态势,但整体上均小于1。
表3 陕西省2001~2010年的运输弹性系数
时段
客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
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
2001~2010
0.5206
0.4693
2001~2005
0.3177
0.4571
2006~2010
0.9420
0.7562
为了对比不同阶段交通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或支持程度,本文还选择了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均较高的美国,分析了其同时段的运输弹性系数,如表4所示。从中可见,美国的运输弹性系数也小于1,且在2006~2010年小于2001~2005年,显现出了下降态势。
表4 美国2001~2010年的运输弹性系数
时段
客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
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
2001~2010
0.7805
0.7768
2001~2005
0.8409
0.8017
2006~2010
0.6456
0.7239
(四)结果分析
2001~2010年是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较快的10年,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按照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此阶段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应对交通运输有较强需求,而交通运输反过来相应支持着其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交替推拉、上行发展。通过上述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实例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发展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且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是推动交通运输发展的主要原因。而运输弹性的实例分析则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的强需求与刺激下出现了较快增长,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分别由2001~2005年的0.3177、0.4571增大至2006~2010年的0.9420、0.7562,对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和支持程度也随之大幅度提高。综合起来看,现阶段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计算结果支持了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然而限于发展水平。陕西省的实例分析只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尚处于初步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无法验证运输化过程发展至完整运输化甚至是后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为此,本文以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都较高的美国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结果表明,美国2001~2005年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已分别达到0.8409与0.8017,处于较高水平,而在2006~2010年则分别下降为0.6456与0.7239,说明随着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在整体式立体布局已经较为完备的基础上,运输已变得更为高效和优化,不再表现为数量上的单纯增长,而是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的优化支持。
三 结论与启示
基于运输化理论,本文探讨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指出两者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整体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本文还以陕西省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例,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分析和弹性分析方法,对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进行了分析计算,结果支持了现阶段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同时以美国同时段的相关数据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说明了完整运输化或至后运输化阶段时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耦合特征。
本文最主要的启示在于:区域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耦合发展,交通运输虽然受制于经济发展,但又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对于陕西省而言,现阶段仍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对于经济发展的适应和支持还主要体现于量上的增长,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基础和先导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有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后期一方面应着重准备应对完整运输化阶段的高要求,对交通运输的整体式立体布局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优化,另一方面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着手进行与交通布局相对应的运输信息化配套建设与准备,为进入以信息化为统领的后运输化阶段奠定应有的基础。此外需要指出,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存在区域差异,但总体上的发展阶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都应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因此,对于陕西省的上述启示应该同样适用于我国的其他经济区域。[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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