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财政学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学和财政学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2、点击教务管理系统。

3、输入自己的学号，密码，初始密码为自己的身份证后六位。

4、阅读首页须知后，点就确定正式进入教务系统。

5、点击信息查询后出现下拉信息。

6、点击成绩查询可以查询所有成绩信息。

第2篇

关键词 公私合作 政府采购 经济学比较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政府的财政压力逐渐增大，在消费者需求不断改变，私人部门的投资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我国的公私合作制成为当前公共部门行使采购行为的主要力量。公私合作是指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关于公共服务的供给形成的一种协议，具有服务提供的交易性、合作的长期性以及方式的灵活等特点。公私合作是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模式，基础设施的供给除公私合作还有政府采购的方式。政府采购是将基础设施的供给与后续的建造分开进行的，政府与不同的企业确定长期的合作关系，由不同的企业负责建造和运营，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监督的作用；而公私合作是将基础设施的建造与运营固定在一起，政府只需要与一个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签订合同即可，此企业将会负责基础设施的建造与运营。两种模式各有优势，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公私合作（PPP）和政府采购进行了比较分析。

二、公私合作（PPP）的相关内容

（1）公私合作的概念。公私合作是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服务，经过协调一致，共同签订长期合同，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公私合作是一种全新的合作关系，共同部门要选择合适的私人伙伴，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要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分享利益。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私合作是政府采购的延伸。在公私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主要涉及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其他相关方等三类主体，也正是通过这三类主体间利益的互动而实现公私合作的过程。

（2）公私合作的类型。公私合作的方式有很多种，灵活多变，主要包括合同承包、特许经营、建立合资企业、对私人开发项目提供政府补贴等，私人部门在不同的合作类型中的参与程度和风险承担程度各不相同。在公私合作下，很多私人部门承担了原来由公共部门担任的工作，但是政府却始终承担着监督的责任，担任着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安排者的角色。公私合作充分发挥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优势，扬长避短，建立了互补的关系，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3）公私合作的特征。1）产生激励作用。采取公私合作模式提供公共服务，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均能产生良好的激励作用。对公共部门而言，私人部门可以为其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施工设备，增加了政府部门接近公民的机会，能够使社会需求得到进一步的满足；对私人部门而言，公私合作模式下的风险分担机制能够激励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而且私人部门的一些工作不像公共部门，需要受到层层领导的批准后方可执行，工作灵活性较强，更具有弹性和效率。2）投入成本较低。公私合作模式下的私人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遍布全球，在公司管理和建设的成本方面投入较少。相比之下，公共部门在这方面的工作比较薄弱，技术含量较低。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中，公私合作模式下，私人部门会通过技术的提高或创新、雇佣廉价的劳动力等方式制作一套优良的成本收益运行方案，从而降低投入成本。3）能够实现多重政治利益。在公私合作模式下，私人部门可以帮助公共部门的政治家实现多重的政治利益。例如，当某一项目触及敏感的政治问题时，公共部门不便直接承担该项目，此时，私人部门可以通过正规途径接受该项目，巧妙地利用私人伙伴关系实现该项目的利益最大化。此外，公私合作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支出。

三、政府采购的相关内容

（1）政府采购的概念。政府采购是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保证日常的顺利进行或达到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的资金购买货物、工程或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包括具体的采购过程，还包括采购管理、采购程序等，是一种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

（2）政府采购的形式。政府采购主要有集中采购方式、分散采购方式和半集中半分散采购模式。集中采购模式是指，政府中设置一个专门负责采购的部门，由采购部门完成本级政府的全部采购任务；分散采购模式是指，由有采购需要的部门独立完成各自部门的采购任务；半集中半分散采购模式是指，由政府采购部门负责一部分的项目采购，其余的采购任务由有采购需求的单位独立完成。政府采购的基本类型包括购买、租赁、雇佣、委托等几种。

（3）政府采购的特征。1）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政府采购集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的特点对节约政府支出，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采购制度充分发挥政府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民族产业，活跃市场经济。政府采购能够提供维持政府正常运行需要的商品、工程和服务，全方位市场开放，活跃了市场经济；另外，政府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合作的企业，有利于促进我国市场机制的良性竞争。3）有利于我国反腐倡廉的实行。政府腐败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根据相关资料显示，绝大部分政府腐败行为都是在买卖过程中滋生的。政府采购市场体制化与公开化有利于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从根本上杜绝政府腐败现象的滋生，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公私合作与政府采购的经济学比较

（1）公私合作与政府采购的联系。公私合作是政府采购模式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革创新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公共服务提供的交易性。公私合作是政府采购的一种特殊制度，是指政府通过签订合约的形式向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从而满足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要求。第二，合作方式的多样性。公私合作打破了传统政府采购方式的局限性，提高了公共服务在采购中的灵活性和多样性，随时应对服务期间的突发状况。公共服务要随着公共需求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创新进行及时的调整。

（2）公私合作与政府采购的区别。政府采购是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购买现成的产品或服务，遵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购买原则；公私合作是指私营企业按照签订的合同，进行项目的设计与管理，完成在政府采购制度下政府应该完成的生产和服务。另外，公私合作和政府采购在概念、形式和特征方面也有不同。

五、结论

公私合作和政府采购都是政府进行货物、服务或工程的一种采购方式，公私合作是传统政府采购模式的发展与创新，传统政府采购方式为公私合作提供依据，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著，邓婉君.建立大范围公私合作的机制：欧盟联合技术促进计划的启示[J].中国科技论坛，2012（7）.

[2] 岳宇君，吴洪.国外电信业公私合作的做法及启示[J].中国科技论坛，2012（8）.

第3篇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年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成绩查询入口已开通。考生可登录研招网官网登录入口2020成绩查询系统（yz.chsi.com.cn/apply/cjcxa/），输入相关信息即可查询考研成绩信息。

为保证考生隐私，此招生单位已设置登录后才可查询成绩，请使用网报时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查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考研成绩查询入口

更多相关信息关注以下专题：

第4篇

摘要：随着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证券行业对高素质技能型经纪人才的市场需求大幅增加。本文就高职院校“应该”和“如何”通过对证券经纪人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施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实践探索与分析。

关键词：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证券经纪人才

目前，随着我国证券业的高速发展，各证券公司对优秀的证券经纪人才需求量大幅增加。但由于证券经纪人的进入门槛较低，再加上各证券公司营业部对其现有证券经纪人员职业能力培训不到位，导致他们普遍缺乏专业的训练，知识结构不合理，对证券市场的基础知识、股市技术性走势、图表分析等方面都不够精通，从而使其在实际工作中，违规行为普遍，为客户提供证券咨询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较低。与此同时，高职院校金融专业的毕业生，在校期间接受过系统化的专业教育，他们的知识结构比较全面，学习能力强，但在从事证券经纪人工作之初，往往因为缺乏实践经验，导致他们在试用期工作业绩起色较慢，薪水低，生活难以为继，所以很难坚持。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高职院校对证券经纪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找到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一、“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高技能人才是在生产、运输和服务等领域岗位一线，熟练掌握专门知识和技术，具备精湛的操作技能，并在工作实践中能够解决关键技术和工艺的操作性难题的人员，主要包括技术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及相应水平的人员。”二是校企合作，就是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不同的资源与环境，发挥各自的优势，把课内教学与直接获取实践经验和岗位能力的生产现场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三是工学结合，就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以校企合作为载体，把课堂学习和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证券经纪人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优势及作用

1、“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与证券公司的双赢合作。

通常，高职院校在与企业进行“校企合作”的时候，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不愿意进行深入地合作。所以彼此能否找到一个利益的共同点，就是双方能否开展多方面深入合作的关键。笔者认为，高职院校与证券公司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来提高证券经纪人的职业胜任能力就是一个双赢的利益共同点。

证券公司提高证券经纪人员的职业胜任能力需要多个方面的改进，其一就是要严格选聘具有较强专业素养的从业人员，这些人员需要具备较合理的知识结构，较突出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其二就是要善于通过与相关职业院校的合作，基于优势互补的方式进一步完善对证券经纪人员的培训。而高职院校通过与证券公司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一方面可以持续不断的为证券公司提供优秀的证券经纪人才，这些学员都经过了系统化的专业教育，知识结构比较全面，学习能力较强。另一方面，通过与证券公司相关专业人员的合作，可以共同开发一些证券投资客户经理（经纪人）岗位实训教材，这样既可以对在校学生进行岗位模拟技能训练，也可以帮助证券公司对其现有的证券经纪人员进行系统化的培训。因此，笔者认为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来提高证券经纪人的职业胜任能力，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同时它也是促进高职院校与证券公司进行深入合作的双赢基础。

2、“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有利于促进高职金融专业对证券经纪人才教育模式的改革以及教育水平的提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一种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它强调以校企对接、课岗融合、理实一体、顶岗实习等方式来设计和实施对证券经纪人才的培养方案。因而这种教育模式与传统教育模式相比，从内容上讲更加贴近实践工作，从形式上更加全面和系统化。以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证券经纪人，职业胜任能力比较强，工作业绩起色较快，在就业的试用期也就更容易立足。

3、“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有助于学生尽早认知证券经纪业务，提前做好从业准备，为今后稳定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通过“校企合作”，高职金融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提前对未来可能从事的证券经纪业务，有更全面和直接的认识，从而激发学生对未来从事证券经纪人工作的兴趣，同时也促使他们更加关注对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和实践。通过“工学结合”教育方式，有助于学生尽早掌握和具备证券经纪人所需的职业能力和从业资格，从而为他们在毕业前能够尽早入职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证券经纪人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

1、建立校企合作平台，加强专业改革与建设

在工学结合的过程中，发挥校企合作的作用，与金融企业共同确定人才培养标准，按照金融企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共同确定培养方案并开发相应的课程标准，整合教学资源；天津滨海职业学院国际金融专业在建立校企合作平台，加强专业改革与建设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探索，一是在现有渤海证券公司、招商证券公司、宏源证券公司等实习基地的基础上，建设更多的校外实习基地，组织与就业相结合的顶岗实习，实现课堂与实习地点的一体化，校内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一体化，实现全过程的工学结合；二是探索校企“双主体”培养人才新机制，由学院和企业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并通过举办技能大赛实现双主体考核。例如我院国际金融专业通过与长江证券天津宏达街营业部共同举办“长江证券杯炒股大赛”，共同培养“会服务、能营销、善理财”的胜任证券经纪人、投资顾问、理财经理岗位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实现校企资源共享、人才共育、责任共担、成果共享。总之，只有通过校企紧密合作，才能真正达到学校、企业共育金融证券经纪人才的培养目标。

2、以行业工作岗位为对象，明确证券经纪人典型工作任务和基本业务流程。

3、完善“四位一体”的证券经纪人职业岗位能力培养体系，实现“产学对接”。根据我院国际金融专业的培养目标，完善证券经纪人职业岗位能力培养体系，学生经过“证券经纪人职业岗位认知、专项技能训练、岗位综合实训、企业顶岗实习”四个环节的职业能力培养，从初级的企业认知走向高级企业顶岗实习，实现职业能力的螺旋式上升，从学校逐步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实现“产学对接”。其具体内容为：

4、按照岗位要求，融合金融专业课程，强化证券从业资格证书考取。

根据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就业为导向，突出职业技能培养，依据专业所对应的职业岗位所需要的核心职业能力，参照职业资格标准，开展金融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我院国际金融专业就将证券业从业资格考试内容整合到了证券市场基础、证券交易、证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实务等课程专业教学当中，使专业教学既满足就业岗位职业能力培养的需要，又适应考证的需要。另外我们还改革了考试方式，实现校内成绩考核与企业实践考核相结合，采用技能比赛、报告评比等多种提高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考核方式，提高学生证券业从业资格证书的取证率。

5、深化金融专业与证券公司的校企合作，加强教学过程的开放性和职业性。

通过与证券公司的校企合作，我院国际金融专业把企业文化引入课堂，以校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方式，联手实施证券经纪人才职业能力培养方案，实现教学过程的开放性和职业性。具体做法包括：一是教学内容根据企业对职业岗位的工作能力要求遴选，将专业课程和实践指导部分的教学内容由学校专职教师和证券公司资深兼职教师共同完成；二是教材体现工学结合，由校内教师及企业人员共同编撰完成；三是教学形式以“教、学、做”一体化为原则，采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以学生为主体的讨论式教学，以及在校内外实训基地或企业进行实习等方法。

四、结束语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营业部的扩容，证券行业对一线技能型、应用型营销经纪人才的需求是巨大。高职院校应该通过对证券经纪人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构建和实施，扩大并加强与证券公司的深入合作，在详细分析证券经纪人员所需素质、能力和知识要求的基础上，科学合理设置课程、充分利用校外实训基地，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改革教学手段，着重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素养，专业基础扎实，证券职业技能熟练，能胜任实际岗位工作需要的一线应用性技术人才。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与优势，才能促进学生的就业和发展，才能够为地区证券行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作者单位：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3年天津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课题指导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XII314）

参考文献：

[1]李云丽.滨海新区金融基础人才需求探讨[J].中国证券期货，2011（7）

[2]刘凤云.对“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与实践[J].教育与职业，2009（29）

[3]丁金昌.高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模式的探索[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6）

第5篇

一、高等教育面临着时代新挑战

目前，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以及新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状态，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等新问题层出不穷，海量的知识和数据在网络上传播，“大数据”似乎成为绕不开的生存背景，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经改变且越来越高。面对新的挑战，除了必须培养巨量的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高技能人才，以便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我们还必须培养更多的能够引领科技、文化和思想变革的创新型人才。只有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优势，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的崛起。引领社会变化的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必须具有超越现有知识规范的想象力和理论构建力。创新型人才一方面必须具有跨越学科知识界限的复合性知识结构，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实际进程也具有密切的感知关联和认识敏感度。可以说，只有具有知识转移和方法转移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只有具有解决复杂而多变的实际问题能力的人才，才能满足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

鉴于社会的发展变化，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应该有符合时代需要的理念，而现时代的需要就是培养一大批具有使命感、责任感和较高知识素养的创新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我国开设外语语种最多（截至2013年，北外共开设了58种外语）、影响力也最大的高等学校，一直是翻译、外交、外贸、新闻等涉外人才培养的基地。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质量呢？显然，要取得成功，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兄弟院校现成的经验，只能根据北外的历史传统和发展现实去自主探索。

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北外的学生在人才市场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因为在长期封闭的情况下，懂外语且能够熟练地使用外语的人才本身就是稀缺的人力资源。而熟练地掌握外语在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国外的“前沿知识”和“先进经验”，在与外国人交往时我们更多的是在接受信息，是在聆听、学习、消化、吸收。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许多孩子从牙牙学语或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学习外语，还有许多孩子跟随到国外从事商务、进修和研究的家长到国外生活并且在国外的学校学习。当这些孩子进入大学时，他们的外语水平已经很高，同时他们还修习了自己的专业。当进入人才市场时，这些外语好同时有特定专业背景的学生肯定更具有竞争力。

同时，国家对涉外人才的要求也更高了，即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目前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不仅是向国外学习，而且还要介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本身，为了国家利益也要阐释中国的“看法”，以便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不仅如此，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交往中，我们还必须争取我们的话语权。要想有话语权，不仅是语言能力，还需要有足够的知识视野和思想。这样一来，仅仅外语好似乎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对高级涉外人才的需要了。在新的条件下，不仅涉外人才外语要好，还需要他们有特定的技能、专业知识和战略思考能力。

还有，过去我们对外交流主要是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现在我们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成为全方位的工作。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经济触角已经遍及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只掌握英、法、德、日等语种，我们必须培养一批掌握亚非拉各主要语种的人才。因为当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碰到的法律和政策文件不能仅靠英语，还要掌握当地语言。当地语言表达的法律条文更能够反映本土法规和政策的文化人类学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利用当地语言可以与社区居民进行更加微妙和真诚的交流与沟通，这容易建立信赖的社区关系，从而帮助企业在当地的发展。这是我们发展非通用语言的时代背景。

二、大学必须基于时代变化不断进行改革

基于时代的变化，北外的教育教学改革，必须基于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所谓培养创新型人才，实际上就是国家发展所需要的精英教育——培养未来社会的领导者，即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引领者（leaders）。国家在经济、文化、工业、教育、科技、金融、产业等方面的发展，有赖于人才素质的提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精英人才的知识、能力、责任、视野，往往决定了这个国家发展的可能性。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为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北外应该培养更多的高水平复语型、复合型的涉外人才。

（1）要培养高水平复语型、复合型涉外人才，就必须不断进行学科调整，建立相应的教学科研的学术组织。近年来，我们结合外语实用人才的培养，逐渐孕育发展出国际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也发展了新闻专业和计算机专业，其目的就是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创造学术环境和知识氛围。高级涉外人才不仅要有很好的外语，同时也必须在本土文化和语言方面有较高的造诣，所以北外也建设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我们绝不能盲目地发展专业，我们的专业必须是服从复语型、复合型涉外人才培养的目的。

复语型人才的培养是要学生在有限的学习阶段掌握更多的语种。为了有效地整合学生的学习时间，我们必须有效地安排教学计划。而有效地安排教学计划，就必须对过去相对封闭的学科体系和狭窄的学术组织进行综合性改造。我们现在已经组建了“亚非语种群专业建设平台”、“欧盟语言文化教学研究平台”，开展对全球多语言教学与研究，培养跨文化交流高级专门人才。但是，院系之间长期形成的壁垒并不是那么容易打破。要真正进行复语型人才的培养，可能还要重组基层学术组织。譬如，如果把拉丁语系的语种（如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整合为拉丁语言文化学院，这显然有利于学习拉丁语系的学生在相近的语种中进行知识学习的迁移，使他们掌握语言的生成规律，获得更多的语言能力。同样地，把俄罗斯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等语种加以整合，组建斯拉夫语言文化学院，那显然便于学习斯拉夫语种的学生获得更多学习其他斯拉夫语种的可能性。单一语种的院系，特别是较小的语种，既不利于教师的知识视野的扩展和研究能力的提高，更不利于学生的学识增长。为了高水平复语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必须重组目前相对学科狭窄和人员较少的学术组织，使其变得适应学科交叉和易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

重组的学术组织，应该是发挥校、院、系三级的各自优势。学校更多进行宏观规划与管理，为院系发展提供制度和物质保障。学院谋划本学科群的发展方向和凝练学科特色，组织跨学科的教学科研活动。系一级主要是安排和落实本学科人才培养的教学计划。而管理的重心应该向学院一级倾斜，以激活基层学术组织的活力。

（2）要培养高水平复语型、复合型涉外人才，学校就必须建立一支知识视野开阔且具有创造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同时还要有一支敬业高效的辅员工队伍，以支撑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活动的展开。大学的存在是为了学生的学习，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建立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在这里，有以下几个结构问题：

一是教师和学生的数量比。如果教师太少，学生的学习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关注。如果教师太多，学校的办学效率和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不是教师无限多，教学效果就一定好。经验告诉我们，当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时，所有人的工作热情都会打折扣。因此，我们必须在办学效益和教育效果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

二是教师和行政、教辅、后勤人员的数量比。没有一定数量的行政、教辅、后勤人员，就无法支撑学校的教学科研等活动，但是如果行政、教辅、后勤人员太多，不仅会影响到办学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学校的学术氛围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就难以改变行政化的状况。从2011年，全国普通学校教职工人数较2002年增长了81.21万人，涨幅为58.3%。专任教师增加68.52万人，占学校教职工比例由47.4%升至63.2%，这就是说队伍结构得到合理的优化。在这个方面，北外还有很大差距，2012年专任教师占学校教职工比例只有48.59%。不过，这也说明我们仍然有很大空间通过优化结构提升教学科研的能量。2013年，我们专任教师占学校教职工比例已经达到51%。

三是建立适合学校特色的政治辅导员、班主任队伍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建立一支以专职为骨干、以兼职为主，思想坚定且能够与学生专业学习相结合的学生工作队伍，是关系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北外，有众多的小语种教学任务，可是由于小语种招生人数少，且往往多年间隔招生，因此，小语种的教师工作量并不饱满，他们完全可以有精力轮流担任辅导员和班主任。这既有利于教师对学生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同时他们与学生之间也可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可以在日常教学中就进行立德树人的活动，这就可以更好地落实既教书又育人的理念。另外，理论课教师也应该成为辅导员队伍的一部分。他们与学生密切接触，会有利于他们掌握学生的实际思想动向，从而能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选拔优秀青年教师做辅导员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四是教师队伍也有一个结构优化的问题。譬如，学历、学缘、年龄、职称结构等等。在学历方面应该逐渐提高入职门槛，更多地直接引进高学历的人才，鼓励现有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以便形成有较高学术追求的教师队伍。从学缘的角度看，应该鼓励引进更多国外、外校的优秀人才，以便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多元学术氛围。应该鼓励部分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师去国外、外校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哲学等学科的学位，以便形成知识视野复合型的教师队伍。

（3）要培养高水平复语型、复合型涉外人才，就必须把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转向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就是说，学校应该更多地从学生学习的视角去考虑问题，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组织和安排教学。是以教师的教为中心还是以学生的学为中心，不同的理念就会有不同的教学安排、内容和方法，也会有不同的效果。在教学活动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沿袭过去的经验，而应该在原有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高，以适应社会需要和学习环境的变化。我们过去的学习方法有些依然有用，有些可能已经无效，有些有效的方法也需要根据变化的条件加以改变。

就学生的学习方式而言，也要倡导研究性学习、合作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所谓研究性学习，就是将学习从对已有结论的记忆转变为发现新知识和新阐释的过程，在学习中获得学习的动力和方法，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出结论。所谓合作性学习，就是师生或同学一起进行研究性和探索性学习，在学习中学会分工协作，通过相互激励实现共同提高。所谓实践性学习，就是在实践活动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构建知识，鼓励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通过在真实的世界中了解现实，提高应对问题的能力。

（4）要培养高水平复语型、复合型涉外人才，就必须凝练自己的学科特色。一所学校没有自己的学科特色，也就无法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也就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北外的优势过去是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现在也是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将来还将是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如果有变化，那么首先就是量的扩张，这并不是规模的扩张，而是教授语种数量的有计划扩大，以便配合国家全球发展战略的需要。北外计划到2020年将外语语种增加到70种，从而基本满足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需要。

当然，变化更多地将是质的变化，这主要是高水平复语型、复合型的涉外人才的培养规格定位。所谓复语型人才，不仅意味着掌握外语的数量增加，而且是跨文化视野的形成和扩大。所谓复合型人才，不仅意味着所掌握的知识面的扩大，而且是跨学科视野的拓展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升。

我们发展一些专业，除了为复合型人才培养创造知识环境和文化氛围，同时还希望这些专业必须办出自己涉外性的特色。以外语类教学为主且培养外向型人才的一所学校，国际化肯定是其基本特色。外语好是所有专业学生所必须的。尽管北外有汉语言文学学院，但它与其他学校的汉语言文化学院不同。我们的中文专业的学生学外语的课程要占到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在汉语言文学方面肯定竞争不过北大、北师大等高校，但是外语要比其他学校强，我们的外语课程占的比例大。又如，我们有国际商学院，经济知识金融这些专业肯定比不过北大、人大等，但是我们学生的外语应该占有优势，我们国际商学院的课程中也是外语占了很大的比例。我们就是用这种错位理念来培养涉外人才的。新闻也是如此，北外的新闻专业不能跟人大、清华的新闻专业比，但是我们的外语应该是强项。我们的法学院就应该培养国际法方面的人才，比如在国际上知识产权法就是发展特别快且国际化程度高的领域，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方面发展，这就是我们法学院的特色。与其他学校相比，北外的专业特色就是国际化，它本身就应该是国际化的。国际化就是北外存在的最大理由和最大价值之所在。

三、处理好改革发展中的几个关系

在学校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相互缠绕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来面对问题，必须有足够的细心和智慧来梳理问题，必须有足够的激情和办法解决问题。

首先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大学必须不断调整学科才能满足社会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否则我们就会落后于时代。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学校发展的实际，不能盲目地行动。由此看来，实事求是、稳步推进、务求实效就应该成为我们的工作原则。我们绝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改革是为了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外语教学的确有自身的特点、规律和要求，不尊重这些特点、规律和要求是不行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习条件的变化外语教学的特点、规律和要求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特征。看不到这些新变化和新特征，同样也是不行的。比如，在数字和网络条件下，学生在网络上就可以了解许多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可能要从传授知识更多地转向引导学生批判地分析知识，通过解构和重构训练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激发学生的想象力。现在，全球交往越来越广泛，外语不仅是某种语言工具，而且是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不仅要教语言，而且要教语言所承载的特定社会和文化存在。在这方面，北外的英语学院、亚非学院、德语系等单位已经有很好的尝试，积累了许多改革的实际经验。但是，这些探索仍然是局部的，而不是综合性的改革，没有进行体制性的改造。我们必须通过学科调整和学术组织的改造，来巩固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今后几年，我们将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

第6篇

单元整合教学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并不陌生，似乎几年前我们就开始研究了，并且一直没有间断这种研究。回忆前几年的单元整合研究，有基于单元人文要素的整合，有基于语文学习要素的整合。但今天再看新版统编教材的单元整合教学，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内容。

就目前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基于语文学习要素的整合更符合学生的认知、学习规律。老师在整体把握目标、设计教学过程中更能实现知识之间横向纵向的勾连，更有益于学生形成知识体系。下面就谈谈我在研究过程中的一点感受。

一、从语文要素方面单元整体考虑整合内容

我们三年级组老师一起对三下四单元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整合教学的研究。就是基于语文学习的要素进行的整合。本单元编排了《花钟》、蜜蜂》、《小虾》三篇课文、习作《做了一项小实验》和语文园地。本单元的语文素养是观察事物的变化，把实验过程写清楚。能借助一段话概括一段话的大意，留心观察，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花钟》引导学生去观察周围的花和其他事物。《蜜蜂》引导学生观察事物的变化，把实验过程写清楚。在《蜜蜂》后安排学生提炼实验过程。“习作”让学生写一写最近做的一项小实验，细心观察，才能言之有物。《小虾》引导学生学会细心观察，并刻画细致生动。在“词句段运用”学会在观察过程中提出问题并思考问题的习惯。可以看出各种活动之间是相互联系、密切配合的。

二、《蜜蜂》+习作整合做法

下面说说我执教的第二篇课文《蜜蜂》+习作。课文的目标是：1.能梳理并按顺序说出实验过程。2.运用多种方式，体会课文用词的准确。习作要求是“观察事物的变化，把实验过程写清楚”。

研读教材时发现，教材课后习题有一个梳理实验过程的表格（右上图）。本单元的习作版块也提供了一个表格（右下图），目的是引导学生借助图表整理小实验的主要信息，帮助学生按一定顺序写清楚小实验的过程。在《蜜蜂》一课教学时，我恰当利用了这些表格进行整合。

第7篇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第8篇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第9篇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着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br,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

    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着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着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着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第10篇

关键词：财政学 课程内容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2-128-02

财政学作为一门经济管理类学科的主要课程，在经济管理类学生的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属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的范畴。尽管从我国的学科划分来看，财政学属于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但由于财政学研究政府收支管理问题的复杂性，财政学实际上是介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之间的一门学科。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财政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工具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内的财政学教学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当前国内财政学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国内财政学教材的内容相对落后。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财政学，其学科的发展与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紧密相关。传统的财政理论是为国家的财政计划和管理服务，主要是进行国家财政收支管理的研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财政学理论融合了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等多种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目的来研究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或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财政学的研究范围和丰富了财政学的研究方法。另外，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多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各级政府的职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财政学作为研究政府收支活动的学科，其研究的范围和方法也应该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相适应。而国内的财政学教材基本上维持了“收、支、平、管”框架{1}，没有反映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国内各级政府职能的变化，不仅与国际上通用的财政学教材的体系相差甚远，而且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其次，财政学教学中理论联系实践不够。财政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兼有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的属性，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而且还有一定的实践性。但目前国内财政学教学中过于重视书本理论知识的讲解，而轻视财政学理论知识的实践。教师教学上是满堂讲，而学生是满堂记，使学生在听课时常常倍感枯燥乏味，对一些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常常是一知半解，理解得不够深{2}。不少教师在讲课过程中，主要讲解财政概念和职能以及财政收支管理，而对于理论与实践连接点的财政政策讲授的比重过小。很少有教师能够很好地讲解财政实际业务处理流程和操作方法，以及利用财政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去分析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因而学生上课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使学生难以很好的掌握所学的财政学理论知识。

再次，财政学的教学目标不明确。财政学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主干课程，不仅是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而且内容比较庞杂，所以对于不同类型的院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应该制定出不同的教学目标。目前我国财政学的教科书有很多版本，但大多数的教材都是追求内容全面而显得重点不突出。有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是照本宣科，不能很好地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制定出适合的教学目标和讲授不同专业学生所需要的相关财税知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教学内容上的“缺位”和“越位”。这对于学生随后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以后的社会工作都是不利的。

二、优化当前财政学教学的建议与对策

首先，加强财政学教材的编写，教材内容既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也要与国际接轨。现代财政学理论与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关系密切，其必须回答政府如何通过财政资源的分配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就业水平的提高，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促进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国际收支的平衡等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3}。因而当前的财政学教材的内容要能够反映西方财政学理论的最新变化，不仅要借鉴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而且还需要利用博弈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知识来分析各国面临的财政问题和充实现代财政学的理论知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政府与市场边界的进一步明确，确定各级政府的相关职能也应该是我国财政学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而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不同，我国的政府活动不仅包括传统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环节，而且还应该包括国有财产管理这一重要的环节，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国有财产是国家财政不可推卸的责任{4}。所以相对于西方财政学教材的内容，我国的财政学教材是应该增加国有资产管理等相关理论内容的。

其次，财政学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基于财政学不仅与经济学基础理论关系密切，而且分析的诸多问题又同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是一门主要揭示政府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学科，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因而财政学的教学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和强化实践教学，以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其一，教师上课时可以提出一些现实经济中的热点财经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这不仅仅能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还能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等。其二，要加大课程中案例教学的比例，在讲解基本财政理论的过程中要辅以一些典型案例的讲解和分析，以加深学生对相关财政学理论的理解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切身体会，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财政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其三，要增加财政实验课程和加强实践模拟教学。有条件的高校要完善财税实验室及实验课程建设，使学生能够通过简单的计量统计软件对课堂上的教学结论进行验证性实验，也可以对预算编制和政府会计等具有明确管理流程的业务进行仿真模拟型实验，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5}。

最后，财政学教学需要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实施“差异化”的教学。教师在选择财政学教学内容上要充分体现出各专业的特点和差别，针对各专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来确定讲授的内容。对于高校财税专业的学生，其要求应该要高些，讲解的内容也要更全面些，而且要侧重理论分析，重点讲解公共产品理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收支理论和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等。考虑到财税专业的学生还有很多后续专业课程，例如财税专业的学生一般都需要上国际税收课程，所以财政学中国际税收部分可以先进行简单讲解或者不讲，待学生上该门课程时再详细讲解。对非财税专业的学生，需要针对各专业的特点来选择讲解的内容。例如，对于工商管理类的学生而言，为何消费地税在全球资源配置上要优于产地税的理论推导可能不需要掌握，只需要掌握结论就足够了，但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就需要详细讲解了。另外，对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应该侧重于公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相关内容的讲解，而对于工商管理学类专业的学生则要求其重点掌握税收的理论和税收制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只有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和需要，才能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获得与自身专业相关的财政学知识。

总之，鉴于财政学在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中的重要地位，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财政学教学需要进一步改善国内财政学教材相对滞后的内容，在教学中加强财政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并对不同专业实施差异化教学来提高财政学课程教学的质量，优化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培养出社会所需的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1.杨志勇.财政学科建设刍议:结合中国现实的研究.财贸经济,2007(2):28-33

2.王鹏程,查政.关于“财政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5):152-153

3.郝春虹.“财政学”理论发展及研究性质综述.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12):40-48

4.苑梅.《公共财政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2):135-136

5.崔惠玉,孙晓峰.财政学专业实验教学的设计与要求.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22-24

第11篇

一、财政学的学科基础

纵观财政学科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领域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为现代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为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1、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

2、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

现代财政学在具有经济学基础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学基础。首先，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政治学以国家或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研究，而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尤其是政治学上的国家理论或政府理论会直接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来。在财政学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经济学》来体现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财政学中，一直存在着将财政学与政治学相联系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家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3]其次，财政决策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完成。财政所研究的公共资源配置依赖于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机制与方法的差异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财政收支活动与过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与过程。随着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的出版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政治学建立了与经济学相同的分析基础，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领域，以经济学为纽带将财政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打通。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投票理论在财政学中的运用，开辟了从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角度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领域，使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便于我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共同研究财政问题。

3、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

财政从来都是同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连在一起的，财政收支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可以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政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从管理学角度考察财政，则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称公共行政已经或正在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同样是管理学问题。[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学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合理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财政管理归结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构筑利害相关主体的约束与制衡机制、规范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权利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吸收企业治理理论来谋求财政的科学控制。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按照管理学的范式，将管理学中的制度、行为、组织和决策理论引入财政学来研究财政，必然会使财政学的学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4、财政学的社会学基础

财政制度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文化制度会通过财政行为主体对财政运行产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影响。自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其“韦伯命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一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过经济现象去探究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日益成为人们洞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与方式，从而发挥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功能与约束功能，进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对约束、规制与调整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其对正式规则的作用发挥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同种经济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下，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规则的差异，会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上得到反映，呈现不同特点，最终体现出制度效率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种制度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为什么一项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会出现偏差，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产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现象与问题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否则，会使现实财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趋于无效。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学科综合的趋势。[4]财政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对财政学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问题必须结合有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财政学建立在一个宽广而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并体现于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之中，这样才能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财政人才培养目标。

二、财政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目前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基础

为了满足我国财政学科发展与财政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院校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经济学基础课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财政专业主要学习的经济基础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初级）》，很少开设中级（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而其中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方法正是许多财政问题分析所必备的，如税收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最优税制设计等。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随着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财政专业学生是不可缺" 少的。但在目前的财政课程体系中，许多学校将《计量经济学》仅作为选修课程开设，《数理经济学》更是一个空白，导致学生对数学公式与推理只知数学含义而不知经济含义，遇到财政专业课程中的数学分析内容，则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死记结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政治学基础以及社会学基础未能有效的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体现出来，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视角过于单一，对财政现象与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观。[5][6]尤其是社会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学生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财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论分析财政现实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2、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专业课程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撇开公共基础课不论，在财政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头重脚轻”现象，即学科基础课程偏少而专业课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财政专业的口径较窄而专业性过强，导致财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偏低；在专业课程内部结构方面，由于课程门数过多，过分强调单项课程结构完整，导致各门课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课程名义下讲授相近的内容，内容交叉重复，知识容量狭小。[7][8]如《税收与实务》、《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和《税务会计》等课程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直接重复，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

3、财政实验课程相对贫乏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收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基本上全部依赖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既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同时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是事倍功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财政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本科层次）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第二，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课程》，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第三，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7]如《税务管理》与《税务》可以合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财政专业教材的编写中，为了保证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重复与交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我们就相关内容在讲授过程中予以协调与分工。这样做的优点除了可以尽可能避免授课内容的重复之外，还可以确保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以及连贯性，同时使各科课程的教学重点更为明确。在这方面，可以依据理论与制度两大模块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工。[9]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参考文献

[2]加雷斯·D·迈尔斯 公共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张 馨 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

[4]高培勇 “一体两翼”：新形势下的财政学科建设方向———兼论财政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融合[J] 财贸经济，2002，（12）：33-36 .

[5]王世运，周巧红 建立财政学科体系及其理论框架的新思路[J] 财政研究，1996，（3）：17-19 .

[7]李樱木大 适应高等职业教育要求的财政学科建设的思考[J] 辽宁财专学报，2003，（1）：59-61 .

第12篇

【关键词】职业院校;财政学;微观分析;宏观分析

前言：

职业院校是为培养某方面专业人才而存在的应用型人才摇篮，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需要职业院校培养出更多的财政学实用人才，填补国家、企业财政部门的职位空缺，推动社会整体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方法受计划经济时代影响，采用宏观分析法对财政学进行教学研究，在研究市场经济的某些领域受到制约，需要进行教学改革。

一、财政学两种分析方法的交替发展

（一）古典时期

从古典时期开始，财政学就是一门完整独立的学科。1776年亚达•私密在《富国论》中第一次以宏观分析法对国家经济职能进行解析，并规定了财政的具体范围。在密斯理论的影响下，大卫•李嘉图、J•S•穆勒等相继作出研究，将国家财政职能范围进一步缩小明确，主要以宏观分析法对税收问题进行研究。

（二）新古典时期

新古典时期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研究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财政学的主要成就是微观分析法的应用。受“边际革命”影响，马佐拉、马克尔等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开创了公共产品研究，经过林达尔、维克赛尔将其与税收相结合，开始了对公共选择的研究。另一方面，微观分析法的应用使财政学研究更加科学化，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地位迅速提升。

（三）凯恩斯主义时期

凯恩斯是《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的发表人，这篇通论发表于1936年，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时期。凯恩斯运用宏观分析法，从宏观角度提出国家干预理念，是财政学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宏观经济学随之诞生，并在其基础上产生了宏观财政学。

（四）当代财政学

最优税制理论、公共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财政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经济学家借鉴私人物品的研究思路，用微观分析法对公共品理论进行研究，解决公共品的提供方、提供过程、提供对象等方面的问题，全面开启了运用微观分析法研究财政学的高峰时代。

二、我国财政学的宏观分析传统与市场经济不相适用

我国从建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财政学研究使用以“国家分配论”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法，再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财政学研究逐渐开始重视微观分析法的运用，但是这种转变是滞后的，不能满足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财政学研究的需要。宏观分析法的不适用性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和个人的主体地位被忽略、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不合理、不利于税收工作的公平和高效。所以，现阶段我国财政学的分析应向微观分析进行转变，首先，职业院校的财政学教学要向微观分析的进行变革。

三、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方向

（一）进行必要的课程调整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职业院校的财政学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通常是同步进行。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改变，政治经济学更多的是对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制度的体现，缺乏现实基础。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应从课程上开始做出调整，比如将政治经济学课程调整为财政学课程。另外，西方经济学是基础性科目，要注意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先开设西方经济学，再开设财政学，而不是将两门课程同步进行。

（二）财政学教学内容的调整

财政学的教学重点应该是财政支出和税收，而在宏观分析传统影响下，目前的财政学教学内容还包括财政政策。讲述财政收支时也是以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对财政学教学内容的调整可以将财政政策部分分离出去，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讲解。讲授财政支出时从微观角度分析政府资源配置智能，把分析税收的重点转移到税收归宿、税收效率等方面，以微观分析方法对学生进行财政解读。

（三）财政学教材的调整

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使用的国内教材都偏向于用宏观分析方法，短时间内这一情况难以得到改变。职业院校可以考虑选用一些国外教材和用作参考资料。在选用时要注意分析作者的财政理念和分析方法，选择适用于我国学生、有助于推行微观分析转变的教辅材料。

结束语：

通过对财政学两种分析方法的交替发展进行研究，不难发现财政学的分析方法也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在不同时期要选择适合时代的不同方法。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方向也要向适合当下经济体制的微观分析方法进行转变。

参考文献：

第13篇

财政学是一个较为综合的专业，尤其在本科阶段，其学习内容涉及面广，所谓广泛涉猎，视野开阔。

经济学和会计学的基本知识是财政学专业的基础内容，也是后期学习、研究财政和税收政策的必备利器。在这方面，我们会深入学习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经济学入门课程，公共经济学、公债经济学等与政府相关的经济学知识；学习财务会计学、成本会计学、审计学和税法等会计学的中级课程。这些知识是我们通向财政学知识海洋的指路明灯，不但让我们学会站在经济学的视角和维度看待这个世界，还让我们拥有解决财政学问题的武器，让我们在财政学的科研道路上披荆斩棘，手到擒来。

具备基本技能之后，面临的便是永无止境的专业知识学习了。对于这些知识，我的信条是――The more，the better。首先是税收政策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会学习国际税收、税收政策前沿等；其次是财政政策问题，如政府预算、公共经济学案例等。

初入大学的我，同现在大多数的高中生一样，觉得科研是一件难到无法触及，同时又遥远得不敢仰望的事情，总以一种初中生看高考的态度幻想着科研的模样。3年的大学生活却让我明白，科研不仅无处不在，还为我们提供了体现自身价值的大舞台，让我们熠熠生辉。

财政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主要有财政理论与政策、税收理论与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公共预算与财税管理以及公共财政计量分析等。一般从社会现象与国际、国内矛盾和问题切入，从政策制定和政府资金运用的角度展开研究，最终探究可以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和资金运用方式。例如，如何从政府的角度解决“黄牛党”倒卖火车票的问题，如何合理运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资金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等。

当然，由于财政学专业的专业课设置十分具有综合性，该专业的学生具备良好的经济学和财务管理的基础，因此，科研的方向并不限于政策问题，上市公司、民间借贷、国际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都是财政学专业的学生乐于和擅长研究的方向。

第14篇

关键词：财政学；学科演进；公共财政

即使在同一学科，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教科书呈现给读者的内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透过这些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一门学科发展演进的轨迹。

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财政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变化，我们将财政学的两部当代经典教材和20世纪40年代的一部代表性教材进行比较①。我们选取的当代财政学教材是哈维。罗森（HarveyS.Rosen）的《财政学》（第6版，2002年出版）和拉本德拉。贾（Raghben-dra.Jha）的《现代公共经济学》（第1版，2004年出版）。罗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财政学家，他的这本教材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贾的这本教材在公共经济学的基础上详尽地介绍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若干前沿问题。我们选取的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性财政学教材是哈利。芦茨（HarleyL.Lutz）的《财政学》（第4版，1947年出版）。芦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的这本教材当时被哈佛大学等许多大学选用。为了方便起见，后面将把罗森的教材用PF2002表示，贾的教材用PF2004表示，芦茨的教材用PF47表示。我们对这三部教科书的比较将集中在两个方面：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的变化。

一、研究方法的变化

从方法论上看，当代财政学家大多采用了演绎方法。即他们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分析基准，通过改变基础理论的假设条件，将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问题以得出结论；而以往的财政学家较多使用的是归纳方法，他们对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一般性结论。在对具体结论的推导中，当代财政学家大多使用数理模型推导出结论并运用计量模型对结论进行检验；而以往的财政学家则主要是通过对现实经验进行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并通过列举历史经验和相关数据来论证结论的可信性。这些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以归纳法为主到以演绎法为主

将60年前的教材与现代的进行比较，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全是文字，而后者充满了图表与数学公式。在60年前，财政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家们承袭了亚当。斯密的研究传统，他们喜欢从纷繁的现实中归纳出概念或原理，再对这些概念或原理进行演绎，将其运用于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而在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将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对于财政学问题的分析，总是通过改变经济学经典模型的假设条件而进行的。

（二）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

虽然都是同一时代的教材，PF2002主要面向本科生，而PF2004属于高级读物。这种定位的不同使得即使对于同一问题，后者的分析也远比前者复杂。从直观上看，后者比前者使用了更多数量、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而隐藏在这种数量化倾向后面的，则是当代经济学分析主要特点：假设条件的不断放宽、分析因素的不断增加。

经典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下，它虽然结构严谨、逻辑缜密，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这种理论不是可以用来直接解释现实的工具，它只是为人们认识真实世界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要很好的解释现实，必须在深刻理解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改变模型的假设条件，引入更多的分析变量。而简单的数学工具无法满足这种要求，于是经济学中的数量化倾向便越来越明显。

（三）计量经济学的使用

随着分析因素的增加，计量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在一个问题的分析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有很多，而理论模型不可能包含所有的影响因素，它只能在解释力与复杂度之间寻找平衡。只有那些通过计量建议的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才具有纳入模型的价值。在三本教材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财政学研究领域，计量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大量使用。

二、研究主题的变化

60年前，绝大多数财政学家还是古典主义的信徒，他们相信政府的作用只应该是“守夜人”，因此财政学的研究集中在政府收支行为的本身，而没有考虑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凯恩斯革命以后，人们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开始研究政府的收支政策对经济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使人们看到政府干预的不良后果，使得人们又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反思。到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经济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在肯定政府干预经济持必要性的同时，又认识到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它的行为必须受到约束。

在三本教材中，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态度的这种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1）PF2002和PF2004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方法论问题。既然政府的行为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财政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考虑政府的收支行为，而必须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2）在PF2002和PF2004中，对支出问题的关注要高于PF47.当代财政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财政所具有的三大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支出手段来完成的。

三、对我国财政学研究的启示

通过这三本教科书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十年中西方财政学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这种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启示。

（一）中国财政学研究的方向

从西方财政学的发展变化看，我国财政学研究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1）使用归纳方法，从现实中寻找我国财政问题的独特规律，再对其进行演绎。（2）使用计量方法，利用中国数据检验西方的模型，看其是否能适用于中国。（3）使用数理和计量方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改西方经典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建立新的模型，再利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从而确认其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实际。采用哪种思路来研究，对不同的研究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笔者认为，与后两者相比，前者要求研究者具有更强的对现实的洞察能力和对问题的逻辑推理能力②。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使用后两者思路更容易做出成果。毕竟，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巨匠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只能在经济学的大厦上添砖加瓦。新晨

（二）看待政府行为的视角

在西方，对于政府干预经济行为优劣的讨论，至今也没有定论。人们认识到，一方面政府的干预可以部分解决市场失灵，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存在政府失灵，政府的干预行为可能带来福利损失。这为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在研究政府行为时，既不要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变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范围和力度，也不要把政府看作“仁慈的家长”，而应认识到它与私人一样有自利的行为，在制度设计时要考虑对政府加以约束。

（三）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第15篇

（沈阳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41）

摘 要：按照西方经济学对公共财政学专业及课程的研究，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需要站在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开展研究分析工作。财政学专业建设应以对政府行为及活动的研究为中心，兼顾对学生理论及实践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 ：公共财政；财政学专业；国外理论与文献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5-0178-02

收稿日期：2015-01-10

基金项目：2014年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地方高校课堂教学向社会延伸的方案设计与实施”（编号：686）阶段性成果；2014年度沈阳市“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沈阳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编号：2014-28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忠华（1965-），男，吉林九台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校教学理论研究。

一、公共财政理论研究

经济学的主要范畴有两个：资源的运用和收入分配。亚当.斯密(Adam Smith)被人们称作“经济学之父”，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人们称他为经济学的创始人。《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对欧美各国的经济也有深远影响。他在《国富论》中有许多关于财政问题的讨论，如小政府的观点，轻税的观点，税收公平的观点，等等。直到今天仍被许多人奉为经典，也对后来的财政学教学和课程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2年，另一位财政学重要人物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了《公共财政学》，全面的阐述了他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思想，被视为现代财政学学科的雏形，内容非常全面，现代的政府支出理论、税收理论、公债理论、国家预算理论等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痕迹。另一位财政领域的巨星，现代宏观经济学创造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是经济学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凯恩斯说，那只“看不见的手”解决不了经济危机问题，经济萧条，股市低迷，失业严重，解决的办法要通过“看得见的手”，就是国家干预经济。但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猛烈砰击凯恩斯。当国家大量投资时，经济没有刺激起来，物价反而上涨迅猛。西方国家的经济出现了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的怪象，人称“滞胀”。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后，1959年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出版了《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一书，“公共财政学”与经济学融合发展为公共经济学。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了财政学科的独立与成熟，如李嘉图（Ricardo，1817）的公债效应分析；古诺（Cournot，1838）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税收归宿分析；埃奇沃斯（Edgeworth，1925）的关于税收对生产企业的效应分析；拉姆齐（Ramsey，1927）的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莫里斯（Mirrlees，1971）的最优所得课税理论等等。道尔顿在《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提供了更有别于其他人的观占，认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出版了《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随之而来的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标志着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学与政治学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

二、财政学本质研究

财政学从来都是同治理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宏观层面上说，财政学是与政府主管下的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科技进步、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税收、公债、国家预算、宏观调控等联系在一起的。从微观的层面上来说财政收支与个人、企业的活动规模、活动方式紧密相联，以种种形式影响着个人和企业的决策。按照帕累托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资源配置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在不使一些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没有可能会使另一些人的处境变好。政府的目标是以各种手段重新配置资源，使资源效率增大。从这样的角度考察财政学，主要在于发现财政活动的规律性；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政府应向私人学习”的解释，政府部门也是一个产业部门，只不过其具有特殊性。

三、财政学专业及课程研究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半个世纪以来高校的课程建设和经济社会、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面对新的财政学科，新的课程建设理念和方法不断被创造出来。一般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高校课程出现过三次改革浪潮，上个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次改革，70、80年代为第二次改革，90年代以后为第三次改革。总体来说改革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次改革称为“作为学科知识的科学”时期，目标是培养科学家，课程设置的导向是为新的科学发现奠定基础，课程改革的焦点是学科知识的现代化、结构化。第二次改革称为“作为相关知识的科学”时期，目的是将科学作为改善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工具，课程改革的焦点是理解理论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第三次改革称为“作为不完善知识的科学”时期，目的是缩小计划课程与实际实施课程之间的差距，其焦点是个人、社会和文化对科学知识形成产生的影响。”

古希腊文献记载：有人问斯巴达国王男孩子应该学习什么时，国王说：“他们应当学习他们成丁之后所要做的事情！”说明西方国家应用型教育的理念渊远流长。日本京都大学校长Kazuo OIKE在谈及课程建设目标时表示希望“能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卡内基梅隆大学也认为，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在急速增加。让优质的资源拥有者采取措施来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此，卡内基梅隆自2002年就启动了“开放学习项目”（OLI，Open Learning Initiative），通过建设一个共享的平台改造传统的课程。

四、总结

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需要站在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开展研究分析工作。由于财政学科经历的这种漫长的演变，使财政学科研究工作进入了一全新的时期。按传统经济理论，财政学产生原因的是政府为筹集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收入。财政学是研究政府（公共）如何取和如何予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关注资源的配置、充分就业、保护环境和稳定发展等经济和社会问题。

财政学从来都是同治理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宏观的层面上说财政学是与政府主管下的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科技进步、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税收、公债、国家预算、宏观调控等联系在一起的。从微观的层面上来说财政收支与个人、企业的活动规模、活动方式紧密相联，以种种形式影响着个人和企业的决策。

财政学课程建设问题的研究是资源运用的范畴。从学生角度来看，就是如何用好学校和社会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力。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就是如何利用好大学这个平台发挥自已能动性和创造性，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向松祚.张五常经济学[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