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利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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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哈罗德―多马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家庭物质生活水平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这都来源于收入的增加，这些家庭也消费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我国2003年的GDP是1978年的32倍多，而且，人均GDP是1978年的24倍多。在任何一个既定的年份，我们都可以看到各国之间生活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别，1997年美国以人均收入28740美元名列全球第一，而尼日利亚人均收入仅为880美元――是美国的3%左右。是什么原因引起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这种收入差距？为什么会存在经济增长？对此，长期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做出了毕生的贡献，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模型，其中三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增长模型是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米德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三个模型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对同一经济现象――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同的分析，提出了不同的实现增长的途径，本文试图对这三个模型进行分析、比较与综合。

一、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

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研究领域，是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多马开始的。我们这里以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

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理论是建立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理论基础上的，哈罗德在建立其增长模型时做了如下假设：

1.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是消费品，也可以是投资品。

2.储蓄倾向不变，所以边际储蓄倾向和平均储蓄倾向是相等的。

3.资本―劳动比率固定不变，因而资本产量比率也不变，即原有资本的生产率必然等于新投入资本的生产率。

4.社会生产过程中只使用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且两种要素之间不能相互替代。

5.技术状态既定，不存在技术进步。

哈罗德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将经济增长抽象为三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第一个变量是经济增长率，用G表示；第二个变量是储蓄率，用s表示；第三个变量为资本―产出比率，用v表示。数学表达式为：G=s/v。从式中可以看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与该国的储蓄率成正比，与该国的资本―产出比率成反比。

另外，哈罗德将经济增长率分为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就是社会实际达到的经济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实际增长率不能用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来计算，这是因为实际经济状况并不满足哈罗德的前提假设，比如储蓄不等于投资。均衡增长率就是哈罗德提出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它所对应的是合意的储蓄率和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因此，在实现均衡增长率的情况下，由于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水平，且形成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就各年情况而言，产量或收入达到最大值时，社会上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自然增长率是在人口和技术都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社会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哈罗德认为，当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发生偏差时，会导致经济短期波动，而当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发生偏差时，则会导致经济长期波动，而且一旦偏差发生，就有自我加强的趋势。因此要实现实际增长率等于均衡增长率并等于自然增长率的长期均衡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常被形象地称为“刃锋式”的经济增长。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它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力不可替代及不存在技术进步的假设，重新提出了自己的前提条件，并在此条件下得出结论，建立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他们的理论具有凯恩斯以前的传统经济学的痕迹，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提出该模型基本公式的是英国经济学家J・米德（James E.Meade）。米德在分析中首先提出了与哈罗德不同的假设：

1.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可以是消费品，也可以是投资品。

2.生产中只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且两种要素可以相互替代，因此，资本―劳动比率是一个变化的量。

3.储蓄总能转化为投资，即I=S。

4.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

根据以上假设，该模型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得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人均收入增长率（GY-GL）=（1-α）・（GK-GL），其中，GK-GL表示人均资本装备率。所以，要使人均国民收入上升，就必须使资本增长率大于劳动力增长率。而在技术进步条件下，模型为（GY-GL）=（1-α）・（GK-GL）+λ，可见，与没有技术进步时（λ=0）情况不同，若λ>0，则即使人均装备率不变，人均收入也仍然增加。

另外，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中GK是资本的增长率，即GK=ΔK/K=I/K，由均衡条件I=S可以得到GK=s・δ，代入以上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就可以得到在I=S均衡条件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我们假定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权数α、储蓄率s和劳动力增长率GL都是常数，因此，GY和GK都与δ有关，于是分别对δ求导后可以得知：GK随δ变动的速度大于GY随δ变动的速度。所以，对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说，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得GK和GY发生偏离，都不会长期维持，都会自动回到GK=GY的均衡水平，并且GY的大小取决于GL（长久在模型中，GL是既定的）的水平。

（三）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西内蒂等人提出的。它的特点在于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合在一起。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是：

1.资本产量比率或者是资本生产率固定不变，也即资本―劳动比率固定不变。

2.储蓄等于投资。

3.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都为常数，但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大于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

由收入或经济增长率的定义公式出发，就可以推导出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为：G=δ・[π/Y（Sπ-SW）+SW]，其中，δ为资本生产率，π代表资本家的收入，Sπ代表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SW代表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因为，δ、Sπ和SW都是常数，所以G只随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即π/Y，变化而变化，因此，新剑桥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采用调整资本家或工人阶级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办法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二、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对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它运用动态均衡的分析方法考察了实现稳定状态下均衡增长的条件以及均衡值的大小。它将经济增长率分为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并考察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若实际增长率大于均衡增长率，就会由于投资大于储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导致通货膨胀，而当实际增长率小于均衡增长率时，又会由于投资不足，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社会上存在失业。并且一旦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稍有偏差，这种差距将变得越来越大。对于自然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认为当均衡增长率小于自然增长率时，会由于劳动力过多，而工资低廉，生产的扩大将不受限制，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出现“长期兴奋”状态，当均衡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时，会由于生产受到劳动力不足或者技术水平的限制而出现长期停滞的趋势。因此，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的要求，只有当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一致时，经济才能稳定增长。但是，由于决定三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各不相同，三种增长率一致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哈罗德提出的长期的稳定的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增长。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引入了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萨伊定律、储蓄永远等于投资和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必然得出社会不会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也即不会出现哈罗德的实际增长率偏离均衡增长率的情况，而且，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假设劳动和资本是可以完全相互替代的，所以，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GK=GY），只要调整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率或者说是劳动――资本比率就可以了。我们假设GY> GK，即Y的增长大于K的增长，于是δ=Y/K会增大，这时，GK和GY都会增大，但是本文前面已经提到，GK的增大速度会大于GY，因此，最终GK=GY。这也就解决了哈罗德―多马的“刃锋式”问题。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本身也是很难实现，而且在现实中，资本和劳动也只是有条件的替代，并不能完全替代。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反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关于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的假设，而从储蓄率入手，强调的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假如实际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的话，在资本产量比率固定不变的条件下，可以减少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而降低储蓄率（因为资本家的储蓄倾向要大于工人阶级的储蓄倾向，而减少利润的份额，即等于降低了资本家储蓄率在社会总储蓄率中的权重，进而导致总储蓄率的下降），最终实现实际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的稳定的经济增长状态。显然，储蓄率的调整是通过改变利润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办法来实现的，可是在现实经济环境中，要改变利润和工资的相对份额，必然会受到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并不可能像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样轻松容易。

三、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比较与综合”

尽管各派经济增长理论各执一词、意见相左，但其实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某种内在的互补性。首先，就前提假设来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假设储蓄率和资本――劳动比率都不可变，因此，我们可以称它为储蓄率和资本――劳动比率不可变的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假设储蓄率是既定的，资本――劳动比率可以变动，通过市场自身调节来改变资本――劳动比率，以便与任一给定的储蓄率相结合，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因此，我们可以称其为资本――劳动比率可变的模型；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则是假定储蓄率可以变动，而资本――劳动比率不可以改变，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储蓄率可变的模型。

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都可以说是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修正和补充，通过数学处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都可以最终化为G=s/v或者是G= s・δ的形式，而只是模型所描述的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不同而已。对于已经实现了的长期的稳定的增长，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要求实际增长率等于均衡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而米德经济增长模型则只要求GK=GY，并且它们的增长水平由GL决定，其实，这两个模型所描述的情况是一样的（见表一），这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人口的增长速度。

所不同的是在发生偏离之后，当哈罗德的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发生偏离，经济中就会出现“累积性”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从而导致各年收入变化产生连锁反应，使得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差别越来越大。而米德则认为这种偏离是不会出现的，在他看来，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基于他的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而当哈罗德的均衡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偏离时，或者说是米德的GY偏离了GL时，哈罗德认为要么出现长期停滞，要么出现长期兴奋，而米德则认为即使不用政府干预也可以自动（市场的力量）恢复到人口增长决定的增长率水平。所以说米德经济增长模型描述了一条比哈罗德增长模型宽得多的经济增长途径。而新剑桥提出通过储蓄率来实现稳定增长，如上文所说由于必然受到某个阶级的阻挠，所以并不如米德的通过市场调整资本-劳动比率那样容易，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型难于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综上所述，虽然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缺陷，但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对经济增长这一“总使经济学者着迷和神往的问题”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哈罗德-多马模型虽然提出的是一种“刃锋式”增长途径，但它为我们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新古典和新剑桥模型分别从资本-劳动比率和储蓄率为我们展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不同的方法。除此之外，其它的经济增长理论，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索洛中性技术理论等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做了科学的分析。因此，如果本着“分析、比较与综合”的态度和方法，把各派的经济增长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必然会得到一个更加完整和全面的经济增长理论，从而避免盲目排斥或者盲目追捧某一理论而陷于困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第2篇

【关键词】互联网经济；工商管理；必要性分析

一、前言

互联网经济已经发展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并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在互联网经济增长环境下，企业能大大节约人力、物力的投入，减少人工销售的环节，进而，使得企业利润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同时，互联网经济也能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在经济发展形势利好的情形下，工商管理作为企业与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部门，则更应积极的发挥其效用。

二、工商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一）设定企业进入市场的准入条件

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稳定需要秩序维系，而维持秩序的前提是设立统一的市场准入机制，阻挡不合格商品进入市场。工商管理作为市场的监督、查处部门，能够有效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维护市场经济发展秩序。我国不断完善工商管理准入机制，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注册，才能获得营业许可和审批资格，以此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质量。并且，工商管理部门在监管过程中，还会对企业、商户进行培训，使其能够在互联网经济市场中，创造出更大价值。在新兴的互联网经济增长环境下，工商管理为企业进入市场设定准入条件，有效促进市场准入制度规范化，更好地保障市场经济稳定发展，减少企业之间的不合理竞争行为，促进了市场公平竞争。同时，工商管理部门对市场经营主体进行合理的监督，严格审批准入准则，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使企业能够参与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因此，设立工商管理是确定市场准入的首要条件。

（二）正确引导市场体系完善

工商管理部门以其自身的监管职能，在互联网经济增长的环境下，对市场体系的完善起到了极大的引导作用，并推动经济的发展。一是工商管理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能够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我国具有地域辽阔，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发展特点，在资源利用时，常常出现资源短缺、资源浪费等问题。但通过工商管理部门的引导，使大部分市场资源得到了合理分配与利用，一些重要稀缺资源，也开始被引导流向高效率经济部门，对资源实际运行效率有很大提升作用。二是工商管理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能推动宏观调控政策落实。由于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与滞后性的缺点，不具备全面引导能力。而工商管理部门本身具有信息来源渠道广泛的优势，可以获取到其它市场主体和管理部门不能直接获得的重要信息。再加上其自身职能作用，工商管理部门能够引导企业明确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制定相应方案，从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三是工商管理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能引导企业改革和转型。企业改革与转型是提升企业社会价值，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主要方式。但是在当前互联网经济环境下，企业的改革与转型艰难。工商管理在企业发展转型中，可以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危害企业发展的因素要予以限制，使企业能集中力量进行转型升级工作。另外，工商管理部门还会对企业内部的人事管理、技能研发和成本管理等进行监督核查。引导企业改革与转型，使其更加适应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环境。

（三）合理监管市场经济秩序

在互联网经济发展、自由贸易主导下，虽然设立了市场准入条件作为约束，但仍有不良企业在市场中进行非法操作。而工商管理部门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监督审查企业的市场行为，监管市场秩序，维系稳定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其中工商管理的最主要的监管范围包括三方面。首先是打击虚假广告与宣传。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往往夸大宣传，影响正常的交易竞争。工商管理部门通过发挥其监管作用，对虚假宣传的企业进行处罚，保证经济局面的稳定。201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属的广告监督管理司，查处虚假广告宣传案件共计362起，有效打击了企业的虚假广告与宣传行为，对净化市场环境，维持市场秩序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次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当前由于不良企业进入市场，导致产品质量出现参差不齐现象，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工商管理部门通过规范企业和个体商家的经营行为，严格审核与把控商品质量，控制商品流通环节，查处假冒伪劣产品。尤其在食品安全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工商管理部门更是严格审查，并大力度的惩罚侵权主体，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后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环境下，企业具有自由发展的特征，但过度的自由发展空间，往往会造成行业中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现象出现，制约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针对这些经济现象，工商管理部门通过打击各种扰乱市场秩序的经营行为和价格垄断行为，实现了市场价格平衡。维系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激发互联网经济发展优势与潜力。

第3篇

关键词：集约边际 贸易扩张 经济增长 消费福利

引言

贸易作为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四大环节中交换环节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制约着交换效率的提高，也直接影响到居民最终对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福利感知，同时还影响到下一阶段生产过程是否顺利进行。而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更是关系到贸易国居民消费福利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问题，当前针对国际贸易为何增长、贸易增长对贸易国经济的影响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制定适当的贸易政策来促进贸易增长等问题，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共识，Irving B. Kravis （1970）认为一国内部因素是经济增长主要推动要素，而对外贸易作为外部因素只能刺激经济增长。但D.H. Robertson和R. Nurkse分别在20世纪30、50年代指出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尽管现有的关于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对制约贸易国居民对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福利这方面的研究更缺乏共识。鉴于此，本文不仅是在新的国际贸易背景下对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量化分析，更为重要是尝试给出国际贸易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的直接经验证据。

文献述评

现有的相关文献在分析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基本上从贸易广度扩张、价格扩张及数量扩张三个层面进行解析。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贸易广度扩张也即是贸易的集约边际扩张对经济增长及国民福利的影响。

（一）贸易扩张与经济增长

现有的关于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代表性文献更多的体现在国外研究层面。Armington（1969）通过构建贸易理论模型对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其认为经济体系规模的扩张会导致对外贸易的扩张，如果贸易商品或服务的同质程度较高，那么就会导致贸易商品或服务价格下降，就此意义而言经济体系迅速扩张一般会导致贸易状况的恶化。但在实际经济增长和贸易扩张实践进程中，这一关系并没有得到显著验证，其中一个可能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会扩充贸易商品或服务的广度，会增加更多的可贸易新型商品或服务进而导致贸易进一步扩张（Gagnon，2004）。同时这一结论也得到Krugman（1989）的研究支持。Ghosh，Ostry（1994）；Bleaney，Greenaway（2002）通过对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揭示，贸易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贸易扩张导致出口商品或服务多样化，而贸易产品多样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其研究进一步指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可以实现贸易增长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国外市场需求扰动的冲击，最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Hauman，Rodrik（2003）研究认为，贸易扩张导致的贸易商品或服务种类的扩张，进而形成贸易商品的规模经济效应并降低贸易商品或服务成本，最终实现经济稳定增长（Marin，1992）。Heiko，Hesse（2008）通过构建实证分析框架认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一国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以上代表性文献显示，一国对外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贸易商品或服务同质性所造成的价格下降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不利影响，因此我们给出第一个研究假设H1：在其他条件既定情况下，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贸易扩张与居民消费

综合现有的关于贸易和居民消费福利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对于二者之间直接关系的研究较少。徐璐（2010）对我国居民消费和对外贸易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其研究认为，我国居民人均消费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并讨论了改变消费理念和消费环境对于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扩张的意义。赵应宗（2000）研究认为对外贸易扩张进程中消费品进口的扩张会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扩张，进而导致对外贸易乘数的扩大（赵应宗，2001）。林永生、张生玲（2006）通过考察我国1991-2005年间对外贸易和居民消费实际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认为增加进口会导致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样本期内消费品进口增加1个百分点，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就会上升0.7左右的百分点。胡延平（2009）结合二元经济特征对我国国际贸易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认为以进出口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波动是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不可忽视的诱因，而进口对居民消费尤其是农业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要小于同等条件下出口对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而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而言，进口波动对其影响更为显著。刘德学、陈必伟等（2011）通过构建计量实证模型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与国家贸易之间关系进行探讨，其研究表明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与此对应的是进口促进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升级，但国际贸易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已有的关于贸易扩张和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研究文献，可以看出二者关系存在但并不显著。因此，给出本文第二个研究假设H2：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存在直接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性质需要下文中的经验验证。同时，既有的诸多关于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示，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紧密关联，而由上文关于贸易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文献可以看出，贸易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同样存在紧密关联。基于这种内生逻辑传导路径，给出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命题H3：贸易集约边际扩张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影响存在并且显著。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的经济学解释

结合本文的研究思想，为了更好的捕捉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经济增长及居民消费福利波动之间的关系，延续一般相关实证研究选取C.Cobb-P.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并结合本文实际研究需要对其进行合理扩展。C.Cobb-P.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基本形式为：

（1）

在（1）式基础上，我们对其两端同时取对数可得一般线性模型形式，如下：

Ln（Y）=Ln（A）+a1*Ln（x1）+a2*Ln（x2） （2）

其中，Y为产出要素，x1和x2为投入要素，A、a1、a2分别为正常数，并且满足0

则可以得出该生产函数也是a1+a2次齐次函数，也即是说对于任意非0常数λ，若a1+a2=1，则投入要素对于产出要素而言具有规模不变性态，同时该模型也刻画了非严格凹函数的生产特性；若a1+a21，则投入要素对于产出要素而言具有规模递增性态，此时生产函数刻画的生产特性既不是凹函数也不是凸函数。由此可见，采取C.Cobb-P.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可以避免先验决定投入要素对产出要素影响性态而造成主观性偏误。

在理论模型设定的基础上，依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和变量自身的经济学意义对本文变量进行筛选和解释。首先，结合已有研究文献定义贸易集约边际扩张（Intensive Expansion）一国出口商品或服务的总体规模和数量的增加（龚向明，2012）。由此，本文选取我国出口商品或服务总量的增长率（EXIE）表征我国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因素；其次，继承已有研究，选取我国GDP增长率（g）表征我国经济增长因素；最后，针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因素，还选取城镇和农村家庭消费性支出（CS）来反映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状况，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Hodrick-Prescott滤波分别得出居民消费循环项（CSC）和趋势项（CST），并依据公式：得出我国居民消费缺口量，其实质就是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围绕消费支出趋势（CST）上下波动序列，也即是本文用于反映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因素的变量。同时，根据经典计量经济学相关理论，为了避免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可能拟合偏误，我们结合已有相关研究对相关变量进行控制。控制变量有：政府支出增长率（RGE）、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RDI）及通货膨胀（CPI）。

（二）本文经验论证模型设定的经济学分析

在上文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假设H1，在基本理论模型（2）的基础上我们给出假设H1的线性经验论证模型：

Ln（gt）=c3+α1*Ln（EXIEt）+α2*Ln（RGEt）+α3*Ln（RDIt）+α4*Ln（CPIt）+μt （3）

可知模型（3）捕捉的是在控制其他因素情况下，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性态。同样，结合本文研究假设H2，我们给出假设H2的线性经验论证模型：

Ln（GaCSt）=c4+β1*Ln（EXIEt）+β2*Ln（gt）+β3*Ln（RGEt）+β4*Ln（RDLt）+β5*Ln（CPIt）+μt （4）

在基本假设H1和H2得到经验论证的基础上，我们结合其论证模型（3）和（4）可知，将（3）式中Ln（gt）代入到经验论证模型（4）中即可得到本文第三个研究假设H3的经验表达式，也即是我国贸易集约边际扩张通过对经济增长影响而最终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的性态。

在本文具体经验论证模型设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给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首先，给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直接影响的比较静态等式（5）和（6）： （5）

（6）

在此基础上，给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通过经济增长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间接影响的比较静态等式（7）和（8） ： （7）

（8）

最后，结合我国经济运行实际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1-2013年度期间变量数据，同时为了增加样本观测容量选取的数据频率为季度数据。本文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EPS全球统计数据库。

实证分析

（一） 基本单变量统计分析和相关检验

单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分析作为实证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变量序列的基本统计分布规律，更重要的是通过合理的基本统计分析可以避免变量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对拟合结果的干扰。基于此，文章对原始变量序列的单变量分析如表1。表1显示，除去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分布呈现尖峰厚尾的金融时间序列分布特征外，其余变量均呈现近似正态分布性态。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缺口在样本期内呈现出了显著的波动性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幅度较大，我国居民消费并不稳定。而对应实际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呈现稳健上升的性状，而政府支出增长率也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波动上升态势，其增加的幅度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和贸易集约边际扩张的速度。整体来看，变量序列并不存在异常值，其变量序列分布具有良好的经验分析性状。

承接上文单变量分析，结合本文变量序列具有时间序列特征，我们有必要对变量序列平稳性进行检验，借以避免非平稳序列回归产生的经验分析偏误。则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表2单位根检验进程中，我们不仅给出当前检验功效最强的DF-GLS单位根检验结果，同时也给出左单侧检验PP单位根检验结果进行对照。表格还分别给出两种单位根检验tau值和Z（t）值，及其对应的5%置信水平上阀值。由表2检验结果来看，除去ln（CPI）在1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外，其余变量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也即是说本文变量序列至少在10%的显著水平不能拒绝变量序列为平稳序列的假设。

（二）经验拟合分析

承接上文分析，我们对本文经验论证模型（3）和（4）进行拟合回归，同时为了对目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分析，文章继承已有相关文献中稳健性回归的检验方法，对模型（3）和（4）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选取样本期间内2004-2013年间样本进行拟合检验，借以捕捉拟合结果稳健性。鉴于此，文章将目标拟合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同时摘录到表3。

表3中经验拟合结果表明，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控制经济增长因素的情形下，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波动呈现显著负向相关关系，直接经验分析显示贸易集约边际每扩张1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就会降低1.02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以出口为代表的贸易集约边际扩张有利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稳定。同样经济增长因素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存在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表明经济增长有利于抑制我国居民消费的波动进而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提高。同时，政府财政支出因素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因素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表明了财政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不利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稳定，但财政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福利影响程度小于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和经济增长对其的影响程度。在直接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结合上文比较静态分析等式进一步对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因素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直接和间接影响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则我们将直接经验分析结果分别代入到比较静态等式（5）、（6）、（7）和（8）中整理为 ： （9）

（10）

（11）

（12）

由（9）和（10）比较静态等式可以看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边际影响主要受到集约边际因素的影响，如果当期贸易集约边际呈现扩张现状，那么其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边际影响为负并呈现非稳态的上升性态，表明出口集约边际扩张有利于抑制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从而稳定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状态；反之，如果当期我国贸易集约边际呈现收缩状况，那么其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边际影响呈现正向助推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呈现持续上升的非稳态趋势，表明出口收缩表征贸易集约边际因素不利于确保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稳定。进而结合（11）和（12）比较静态等式可以看出，贸易集约边际因素通过经济增长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间接影响呈现出与直接影响同质的性态，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间接影响的程度略大于其直接影响的程度，也就是说，当我国贸易集约边际收缩时，如果考虑到对经济增长影响情形下这种贸易集约边际收缩更进一步的加剧了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反之，当贸易集约边际扩张时，如果考虑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这种扩张会更有利于稳定居民消费福利状态。而贸易集约边际因素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直接和间接边际影响趋势同样呈现非稳态上升性状，同时这种非稳态的上升性状也受到政府财政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的制约。

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合理扩展C.Cobb-P.Douglas函数模型基础上，文章系统地构建了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和经济增长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直接实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结论显示，以出口规模为代表的我国贸易集约边际的扩张有利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稳定，与之对应是贸易集约边际的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波动。而在考虑经济增长因素情形下，这种贸易集约边际的收缩或扩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同质，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因素会深化我国贸易集约边际波动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因素本身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影响与贸易集约边际因素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呈现同质性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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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向东.经济制度安排、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5（11）

3.施炳展.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J].经济学（季刊），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