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利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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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哈罗德―多马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家庭物质生活水平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这都来源于收入的增加，这些家庭也消费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我国2003年的GDP是1978年的32倍多，而且，人均GDP是1978年的24倍多。在任何一个既定的年份，我们都可以看到各国之间生活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别，1997年美国以人均收入28740美元名列全球第一，而尼日利亚人均收入仅为880美元――是美国的3%左右。是什么原因引起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这种收入差距？为什么会存在经济增长？对此，长期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做出了毕生的贡献，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模型，其中三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增长模型是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米德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三个模型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对同一经济现象――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同的分析，提出了不同的实现增长的途径，本文试图对这三个模型进行分析、比较与综合。

一、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

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研究领域，是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多马开始的。我们这里以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

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理论是建立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理论基础上的，哈罗德在建立其增长模型时做了如下假设：

1.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是消费品，也可以是投资品。

2.储蓄倾向不变，所以边际储蓄倾向和平均储蓄倾向是相等的。

3.资本―劳动比率固定不变，因而资本产量比率也不变，即原有资本的生产率必然等于新投入资本的生产率。

4.社会生产过程中只使用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且两种要素之间不能相互替代。

5.技术状态既定，不存在技术进步。

哈罗德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将经济增长抽象为三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第一个变量是经济增长率，用G表示；第二个变量是储蓄率，用s表示；第三个变量为资本―产出比率，用v表示。数学表达式为：G=s/v。从式中可以看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与该国的储蓄率成正比，与该国的资本―产出比率成反比。

另外，哈罗德将经济增长率分为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就是社会实际达到的经济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实际增长率不能用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来计算，这是因为实际经济状况并不满足哈罗德的前提假设，比如储蓄不等于投资。均衡增长率就是哈罗德提出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它所对应的是合意的储蓄率和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因此，在实现均衡增长率的情况下，由于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水平，且形成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就各年情况而言，产量或收入达到最大值时，社会上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自然增长率是在人口和技术都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社会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哈罗德认为，当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发生偏差时，会导致经济短期波动，而当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发生偏差时，则会导致经济长期波动，而且一旦偏差发生，就有自我加强的趋势。因此要实现实际增长率等于均衡增长率并等于自然增长率的长期均衡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常被形象地称为“刃锋式”的经济增长。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它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力不可替代及不存在技术进步的假设，重新提出了自己的前提条件，并在此条件下得出结论，建立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他们的理论具有凯恩斯以前的传统经济学的痕迹，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提出该模型基本公式的是英国经济学家J・米德（James E.Meade）。米德在分析中首先提出了与哈罗德不同的假设：

1.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可以是消费品，也可以是投资品。

2.生产中只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且两种要素可以相互替代，因此，资本―劳动比率是一个变化的量。

3.储蓄总能转化为投资，即I=S。

4.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

根据以上假设，该模型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得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人均收入增长率（GY-GL）=（1-α）・（GK-GL），其中，GK-GL表示人均资本装备率。所以，要使人均国民收入上升，就必须使资本增长率大于劳动力增长率。而在技术进步条件下，模型为（GY-GL）=（1-α）・（GK-GL）+λ，可见，与没有技术进步时（λ=0）情况不同，若λ>0，则即使人均装备率不变，人均收入也仍然增加。

另外，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中GK是资本的增长率，即GK=ΔK/K=I/K，由均衡条件I=S可以得到GK=s・δ，代入以上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就可以得到在I=S均衡条件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我们假定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权数α、储蓄率s和劳动力增长率GL都是常数，因此，GY和GK都与δ有关，于是分别对δ求导后可以得知：GK随δ变动的速度大于GY随δ变动的速度。所以，对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说，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得GK和GY发生偏离，都不会长期维持，都会自动回到GK=GY的均衡水平，并且GY的大小取决于GL（长久在模型中，GL是既定的）的水平。

（三）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西内蒂等人提出的。它的特点在于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合在一起。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是：

1.资本产量比率或者是资本生产率固定不变，也即资本―劳动比率固定不变。

2.储蓄等于投资。

3.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都为常数，但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大于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

由收入或经济增长率的定义公式出发，就可以推导出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为：G=δ・[π/Y（Sπ-SW）+SW]，其中，δ为资本生产率，π代表资本家的收入，Sπ代表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SW代表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因为，δ、Sπ和SW都是常数，所以G只随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即π/Y，变化而变化，因此，新剑桥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采用调整资本家或工人阶级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办法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二、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对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它运用动态均衡的分析方法考察了实现稳定状态下均衡增长的条件以及均衡值的大小。它将经济增长率分为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并考察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若实际增长率大于均衡增长率，就会由于投资大于储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导致通货膨胀，而当实际增长率小于均衡增长率时，又会由于投资不足，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社会上存在失业。并且一旦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稍有偏差，这种差距将变得越来越大。对于自然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认为当均衡增长率小于自然增长率时，会由于劳动力过多，而工资低廉，生产的扩大将不受限制，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出现“长期兴奋”状态，当均衡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时，会由于生产受到劳动力不足或者技术水平的限制而出现长期停滞的趋势。因此，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的要求，只有当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一致时，经济才能稳定增长。但是，由于决定三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各不相同，三种增长率一致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哈罗德提出的长期的稳定的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增长。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引入了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萨伊定律、储蓄永远等于投资和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必然得出社会不会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也即不会出现哈罗德的实际增长率偏离均衡增长率的情况，而且，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假设劳动和资本是可以完全相互替代的，所以，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GK=GY），只要调整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率或者说是劳动――资本比率就可以了。我们假设GY> GK，即Y的增长大于K的增长，于是δ=Y/K会增大，这时，GK和GY都会增大，但是本文前面已经提到，GK的增大速度会大于GY，因此，最终GK=GY。这也就解决了哈罗德―多马的“刃锋式”问题。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本身也是很难实现，而且在现实中，资本和劳动也只是有条件的替代，并不能完全替代。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反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关于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的假设，而从储蓄率入手，强调的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假如实际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的话，在资本产量比率固定不变的条件下，可以减少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而降低储蓄率（因为资本家的储蓄倾向要大于工人阶级的储蓄倾向，而减少利润的份额，即等于降低了资本家储蓄率在社会总储蓄率中的权重，进而导致总储蓄率的下降），最终实现实际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的稳定的经济增长状态。显然，储蓄率的调整是通过改变利润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办法来实现的，可是在现实经济环境中，要改变利润和工资的相对份额，必然会受到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并不可能像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样轻松容易。

三、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比较与综合”

尽管各派经济增长理论各执一词、意见相左，但其实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某种内在的互补性。首先，就前提假设来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假设储蓄率和资本――劳动比率都不可变，因此，我们可以称它为储蓄率和资本――劳动比率不可变的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假设储蓄率是既定的，资本――劳动比率可以变动，通过市场自身调节来改变资本――劳动比率，以便与任一给定的储蓄率相结合，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因此，我们可以称其为资本――劳动比率可变的模型；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则是假定储蓄率可以变动，而资本――劳动比率不可以改变，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储蓄率可变的模型。

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都可以说是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修正和补充，通过数学处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都可以最终化为G=s/v或者是G= s・δ的形式，而只是模型所描述的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不同而已。对于已经实现了的长期的稳定的增长，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要求实际增长率等于均衡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而米德经济增长模型则只要求GK=GY，并且它们的增长水平由GL决定，其实，这两个模型所描述的情况是一样的（见表一），这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人口的增长速度。

所不同的是在发生偏离之后，当哈罗德的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发生偏离，经济中就会出现“累积性”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从而导致各年收入变化产生连锁反应，使得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差别越来越大。而米德则认为这种偏离是不会出现的，在他看来，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基于他的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而当哈罗德的均衡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偏离时，或者说是米德的GY偏离了GL时，哈罗德认为要么出现长期停滞，要么出现长期兴奋，而米德则认为即使不用政府干预也可以自动（市场的力量）恢复到人口增长决定的增长率水平。所以说米德经济增长模型描述了一条比哈罗德增长模型宽得多的经济增长途径。而新剑桥提出通过储蓄率来实现稳定增长，如上文所说由于必然受到某个阶级的阻挠，所以并不如米德的通过市场调整资本-劳动比率那样容易，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型难于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综上所述，虽然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缺陷，但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对经济增长这一“总使经济学者着迷和神往的问题”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哈罗德-多马模型虽然提出的是一种“刃锋式”增长途径，但它为我们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新古典和新剑桥模型分别从资本-劳动比率和储蓄率为我们展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不同的方法。除此之外，其它的经济增长理论，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索洛中性技术理论等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做了科学的分析。因此，如果本着“分析、比较与综合”的态度和方法，把各派的经济增长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必然会得到一个更加完整和全面的经济增长理论，从而避免盲目排斥或者盲目追捧某一理论而陷于困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第2篇

【关键词】互联网经济；工商管理；必要性分析

一、前言

互联网经济已经发展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并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在互联网经济增长环境下，企业能大大节约人力、物力的投入，减少人工销售的环节，进而，使得企业利润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同时，互联网经济也能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在经济发展形势利好的情形下，工商管理作为企业与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部门，则更应积极的发挥其效用。

二、工商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一）设定企业进入市场的准入条件

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稳定需要秩序维系，而维持秩序的前提是设立统一的市场准入机制，阻挡不合格商品进入市场。工商管理作为市场的监督、查处部门，能够有效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维护市场经济发展秩序。我国不断完善工商管理准入机制，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注册，才能获得营业许可和审批资格，以此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质量。并且，工商管理部门在监管过程中，还会对企业、商户进行培训，使其能够在互联网经济市场中，创造出更大价值。在新兴的互联网经济增长环境下，工商管理为企业进入市场设定准入条件，有效促进市场准入制度规范化，更好地保障市场经济稳定发展，减少企业之间的不合理竞争行为，促进了市场公平竞争。同时，工商管理部门对市场经营主体进行合理的监督，严格审批准入准则，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使企业能够参与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因此，设立工商管理是确定市场准入的首要条件。

（二）正确引导市场体系完善

工商管理部门以其自身的监管职能，在互联网经济增长的环境下，对市场体系的完善起到了极大的引导作用，并推动经济的发展。一是工商管理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能够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我国具有地域辽阔，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发展特点，在资源利用时，常常出现资源短缺、资源浪费等问题。但通过工商管理部门的引导，使大部分市场资源得到了合理分配与利用，一些重要稀缺资源，也开始被引导流向高效率经济部门，对资源实际运行效率有很大提升作用。二是工商管理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能推动宏观调控政策落实。由于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与滞后性的缺点，不具备全面引导能力。而工商管理部门本身具有信息来源渠道广泛的优势，可以获取到其它市场主体和管理部门不能直接获得的重要信息。再加上其自身职能作用，工商管理部门能够引导企业明确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制定相应方案，从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三是工商管理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能引导企业改革和转型。企业改革与转型是提升企业社会价值，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主要方式。但是在当前互联网经济环境下，企业的改革与转型艰难。工商管理在企业发展转型中，可以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危害企业发展的因素要予以限制，使企业能集中力量进行转型升级工作。另外，工商管理部门还会对企业内部的人事管理、技能研发和成本管理等进行监督核查。引导企业改革与转型，使其更加适应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环境。

（三）合理监管市场经济秩序

在互联网经济发展、自由贸易主导下，虽然设立了市场准入条件作为约束，但仍有不良企业在市场中进行非法操作。而工商管理部门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监督审查企业的市场行为，监管市场秩序，维系稳定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其中工商管理的最主要的监管范围包括三方面。首先是打击虚假广告与宣传。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往往夸大宣传，影响正常的交易竞争。工商管理部门通过发挥其监管作用，对虚假宣传的企业进行处罚，保证经济局面的稳定。201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属的广告监督管理司，查处虚假广告宣传案件共计362起，有效打击了企业的虚假广告与宣传行为，对净化市场环境，维持市场秩序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次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当前由于不良企业进入市场，导致产品质量出现参差不齐现象，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工商管理部门通过规范企业和个体商家的经营行为，严格审核与把控商品质量，控制商品流通环节，查处假冒伪劣产品。尤其在食品安全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工商管理部门更是严格审查，并大力度的惩罚侵权主体，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后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环境下，企业具有自由发展的特征，但过度的自由发展空间，往往会造成行业中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现象出现，制约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针对这些经济现象，工商管理部门通过打击各种扰乱市场秩序的经营行为和价格垄断行为，实现了市场价格平衡。维系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激发互联网经济发展优势与潜力。

第3篇

关键词：集约边际 贸易扩张 经济增长 消费福利

引言

贸易作为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四大环节中交换环节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制约着交换效率的提高，也直接影响到居民最终对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福利感知，同时还影响到下一阶段生产过程是否顺利进行。而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更是关系到贸易国居民消费福利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问题，当前针对国际贸易为何增长、贸易增长对贸易国经济的影响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制定适当的贸易政策来促进贸易增长等问题，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共识，Irving B. Kravis （1970）认为一国内部因素是经济增长主要推动要素，而对外贸易作为外部因素只能刺激经济增长。但D.H. Robertson和R. Nurkse分别在20世纪30、50年代指出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尽管现有的关于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对制约贸易国居民对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福利这方面的研究更缺乏共识。鉴于此，本文不仅是在新的国际贸易背景下对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量化分析，更为重要是尝试给出国际贸易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的直接经验证据。

文献述评

现有的相关文献在分析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基本上从贸易广度扩张、价格扩张及数量扩张三个层面进行解析。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贸易广度扩张也即是贸易的集约边际扩张对经济增长及国民福利的影响。

（一）贸易扩张与经济增长

现有的关于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代表性文献更多的体现在国外研究层面。Armington（1969）通过构建贸易理论模型对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其认为经济体系规模的扩张会导致对外贸易的扩张，如果贸易商品或服务的同质程度较高，那么就会导致贸易商品或服务价格下降，就此意义而言经济体系迅速扩张一般会导致贸易状况的恶化。但在实际经济增长和贸易扩张实践进程中，这一关系并没有得到显著验证，其中一个可能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会扩充贸易商品或服务的广度，会增加更多的可贸易新型商品或服务进而导致贸易进一步扩张（Gagnon，2004）。同时这一结论也得到Krugman（1989）的研究支持。Ghosh，Ostry（1994）；Bleaney，Greenaway（2002）通过对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揭示，贸易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贸易扩张导致出口商品或服务多样化，而贸易产品多样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其研究进一步指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可以实现贸易增长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国外市场需求扰动的冲击，最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Hauman，Rodrik（2003）研究认为，贸易扩张导致的贸易商品或服务种类的扩张，进而形成贸易商品的规模经济效应并降低贸易商品或服务成本，最终实现经济稳定增长（Marin，1992）。Heiko，Hesse（2008）通过构建实证分析框架认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一国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以上代表性文献显示，一国对外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贸易商品或服务同质性所造成的价格下降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不利影响，因此我们给出第一个研究假设H1：在其他条件既定情况下，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贸易扩张与居民消费

综合现有的关于贸易和居民消费福利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对于二者之间直接关系的研究较少。徐璐（2010）对我国居民消费和对外贸易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其研究认为，我国居民人均消费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并讨论了改变消费理念和消费环境对于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扩张的意义。赵应宗（2000）研究认为对外贸易扩张进程中消费品进口的扩张会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扩张，进而导致对外贸易乘数的扩大（赵应宗，2001）。林永生、张生玲（2006）通过考察我国1991-2005年间对外贸易和居民消费实际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认为增加进口会导致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样本期内消费品进口增加1个百分点，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就会上升0.7左右的百分点。胡延平（2009）结合二元经济特征对我国国际贸易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认为以进出口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波动是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不可忽视的诱因，而进口对居民消费尤其是农业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要小于同等条件下出口对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而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而言，进口波动对其影响更为显著。刘德学、陈必伟等（2011）通过构建计量实证模型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与国家贸易之间关系进行探讨，其研究表明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与此对应的是进口促进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升级，但国际贸易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已有的关于贸易扩张和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研究文献，可以看出二者关系存在但并不显著。因此，给出本文第二个研究假设H2：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存在直接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性质需要下文中的经验验证。同时，既有的诸多关于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示，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紧密关联，而由上文关于贸易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文献可以看出，贸易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同样存在紧密关联。基于这种内生逻辑传导路径，给出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命题H3：贸易集约边际扩张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影响存在并且显著。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的经济学解释

结合本文的研究思想，为了更好的捕捉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经济增长及居民消费福利波动之间的关系，延续一般相关实证研究选取C.Cobb-P.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并结合本文实际研究需要对其进行合理扩展。C.Cobb-P.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基本形式为：

（1）

在（1）式基础上，我们对其两端同时取对数可得一般线性模型形式，如下：

Ln（Y）=Ln（A）+a1*Ln（x1）+a2*Ln（x2） （2）

其中，Y为产出要素，x1和x2为投入要素，A、a1、a2分别为正常数，并且满足0

则可以得出该生产函数也是a1+a2次齐次函数，也即是说对于任意非0常数λ，若a1+a2=1，则投入要素对于产出要素而言具有规模不变性态，同时该模型也刻画了非严格凹函数的生产特性；若a1+a21，则投入要素对于产出要素而言具有规模递增性态，此时生产函数刻画的生产特性既不是凹函数也不是凸函数。由此可见，采取C.Cobb-P.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可以避免先验决定投入要素对产出要素影响性态而造成主观性偏误。

在理论模型设定的基础上，依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和变量自身的经济学意义对本文变量进行筛选和解释。首先，结合已有研究文献定义贸易集约边际扩张（Intensive Expansion）一国出口商品或服务的总体规模和数量的增加（龚向明，2012）。由此，本文选取我国出口商品或服务总量的增长率（EXIE）表征我国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因素；其次，继承已有研究，选取我国GDP增长率（g）表征我国经济增长因素；最后，针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因素，还选取城镇和农村家庭消费性支出（CS）来反映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状况，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Hodrick-Prescott滤波分别得出居民消费循环项（CSC）和趋势项（CST），并依据公式：得出我国居民消费缺口量，其实质就是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围绕消费支出趋势（CST）上下波动序列，也即是本文用于反映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因素的变量。同时，根据经典计量经济学相关理论，为了避免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可能拟合偏误，我们结合已有相关研究对相关变量进行控制。控制变量有：政府支出增长率（RGE）、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RDI）及通货膨胀（CPI）。

（二）本文经验论证模型设定的经济学分析

在上文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假设H1，在基本理论模型（2）的基础上我们给出假设H1的线性经验论证模型：

Ln（gt）=c3+α1*Ln（EXIEt）+α2*Ln（RGEt）+α3*Ln（RDIt）+α4*Ln（CPIt）+μt （3）

可知模型（3）捕捉的是在控制其他因素情况下，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性态。同样，结合本文研究假设H2，我们给出假设H2的线性经验论证模型：

Ln（GaCSt）=c4+β1*Ln（EXIEt）+β2*Ln（gt）+β3*Ln（RGEt）+β4*Ln（RDLt）+β5*Ln（CPIt）+μt （4）

在基本假设H1和H2得到经验论证的基础上，我们结合其论证模型（3）和（4）可知，将（3）式中Ln（gt）代入到经验论证模型（4）中即可得到本文第三个研究假设H3的经验表达式，也即是我国贸易集约边际扩张通过对经济增长影响而最终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的性态。

在本文具体经验论证模型设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给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首先，给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直接影响的比较静态等式（5）和（6）： （5）

（6）

在此基础上，给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通过经济增长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间接影响的比较静态等式（7）和（8） ： （7）

（8）

最后，结合我国经济运行实际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1-2013年度期间变量数据，同时为了增加样本观测容量选取的数据频率为季度数据。本文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EPS全球统计数据库。

实证分析

（一） 基本单变量统计分析和相关检验

单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分析作为实证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变量序列的基本统计分布规律，更重要的是通过合理的基本统计分析可以避免变量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对拟合结果的干扰。基于此，文章对原始变量序列的单变量分析如表1。表1显示，除去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分布呈现尖峰厚尾的金融时间序列分布特征外，其余变量均呈现近似正态分布性态。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缺口在样本期内呈现出了显著的波动性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幅度较大，我国居民消费并不稳定。而对应实际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呈现稳健上升的性状，而政府支出增长率也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波动上升态势，其增加的幅度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和贸易集约边际扩张的速度。整体来看，变量序列并不存在异常值，其变量序列分布具有良好的经验分析性状。

承接上文单变量分析，结合本文变量序列具有时间序列特征，我们有必要对变量序列平稳性进行检验，借以避免非平稳序列回归产生的经验分析偏误。则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表2单位根检验进程中，我们不仅给出当前检验功效最强的DF-GLS单位根检验结果，同时也给出左单侧检验PP单位根检验结果进行对照。表格还分别给出两种单位根检验tau值和Z（t）值，及其对应的5%置信水平上阀值。由表2检验结果来看，除去ln（CPI）在1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外，其余变量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也即是说本文变量序列至少在10%的显著水平不能拒绝变量序列为平稳序列的假设。

（二）经验拟合分析

承接上文分析，我们对本文经验论证模型（3）和（4）进行拟合回归，同时为了对目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分析，文章继承已有相关文献中稳健性回归的检验方法，对模型（3）和（4）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选取样本期间内2004-2013年间样本进行拟合检验，借以捕捉拟合结果稳健性。鉴于此，文章将目标拟合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同时摘录到表3。

表3中经验拟合结果表明，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控制经济增长因素的情形下，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波动呈现显著负向相关关系，直接经验分析显示贸易集约边际每扩张1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就会降低1.02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以出口为代表的贸易集约边际扩张有利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稳定。同样经济增长因素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存在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表明经济增长有利于抑制我国居民消费的波动进而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提高。同时，政府财政支出因素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因素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表明了财政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不利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稳定，但财政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福利影响程度小于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和经济增长对其的影响程度。在直接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结合上文比较静态分析等式进一步对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因素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直接和间接影响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则我们将直接经验分析结果分别代入到比较静态等式（5）、（6）、（7）和（8）中整理为 ： （9）

（10）

（11）

（12）

由（9）和（10）比较静态等式可以看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边际影响主要受到集约边际因素的影响，如果当期贸易集约边际呈现扩张现状，那么其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边际影响为负并呈现非稳态的上升性态，表明出口集约边际扩张有利于抑制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从而稳定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状态；反之，如果当期我国贸易集约边际呈现收缩状况，那么其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边际影响呈现正向助推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呈现持续上升的非稳态趋势，表明出口收缩表征贸易集约边际因素不利于确保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稳定。进而结合（11）和（12）比较静态等式可以看出，贸易集约边际因素通过经济增长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间接影响呈现出与直接影响同质的性态，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间接影响的程度略大于其直接影响的程度，也就是说，当我国贸易集约边际收缩时，如果考虑到对经济增长影响情形下这种贸易集约边际收缩更进一步的加剧了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反之，当贸易集约边际扩张时，如果考虑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这种扩张会更有利于稳定居民消费福利状态。而贸易集约边际因素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直接和间接边际影响趋势同样呈现非稳态上升性状，同时这种非稳态的上升性状也受到政府财政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的制约。

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合理扩展C.Cobb-P.Douglas函数模型基础上，文章系统地构建了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和经济增长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直接实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结论显示，以出口规模为代表的我国贸易集约边际的扩张有利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稳定，与之对应是贸易集约边际的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波动。而在考虑经济增长因素情形下，这种贸易集约边际的收缩或扩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同质，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因素会深化我国贸易集约边际波动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因素本身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影响与贸易集约边际因素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呈现同质性态。

参考文献：

1.李春顶.新新贸易理论文献综述 [J].世界经济文汇，2010（1）

2.潘向东.经济制度安排、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5（11）

3.施炳展.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J].经济学（季刊），2010（9）

第4篇

【关键词】GDP；FDI；重庆；外商投资

在经济危机频发的时代，出口受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便显得更为重要。除了国内投资，国外资本的流入也是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自由化的支持者认为，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外生因素。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对于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与FDI具有正的相关性。自改革开放以来，FDI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还是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同比下降2.56%，以外资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外部动力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唐等经济发达地区也出现了外资进入减缓的势头。与之相反的是，中国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总数却在逐年攀升。作为内陆开放高地的重庆，不仅在直辖15年间实现了经济的级数增长，更日益成为外资竞相追逐的热土，在2006年2011年间，重庆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从6.96亿美元剧增至100亿美元。显然，对于重庆而言，外资的大量流入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理论上讲，FDI与GDP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但是在实证研究，经济学家对FDI与流入国经济增长的检验由于假定条件的不同、计量方法的差异，处理数据手段的不一以及资本流入国的实际情况导致所进行的检验是不固定的。本文从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运用EVIEWS3.0软件，通过ADF检验与协整检验判断出1997年至2011年期间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是具有协整关系，并用脉冲响应函数与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两者相关性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综述

国外对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结论。1966年，Chenery和Adelman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双缺口”模型，该模型认为，制约东道国经济起飞的两大瓶颈是“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FDI是弥补这两大缺口的最佳办法。1995年，Borensztein，De Gregorio 和Lee通过对69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是一种重要的技术转移渠道，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国内投资。然而，Chakraborty和Basu（2002）在对印度19741996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真实GDP增长是FDI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FDI不是真实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De Mello（1996）通过对5个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和哥伦比亚）的研究发现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方向取决于东道国的贸易体制、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国内政策。Agosin和Mayer（2000）以及Misun和Tomsik（2002）对不同国家的实证分析结果也都大致支持了FDI对不同国家国内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的结论。

国内对于FDI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开始与上世纪90年代。沈坤荣，耿强（2001）指出外国直接投资（FDI）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缓解了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通过总体生产函数的构建分析了FDI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同年，窦祥胜从金融危机角度分析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利弊，指出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提出中国应该实行适当的汇率制度，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改善外资流动管理方面采取对策。肖继五，李沂（2009）通过对我国1982一2008年间资本流动与GDP增长率变动情况的实证分析验证其相互作用关系。胡祖六（2004）论述了中国引进外资方面的三个问题，即中国引进外资的成绩如何的问题，外资在中国的作用问题，以及未来前景与政策影响问题，文章指出FDI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的，同时指出外资对中国的影响不总是正面的，所谓的技术外溢效应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最后对我国今后在外资方面的相关问题提出政策和建议。

二、重庆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1997年6月18日，占地8.24万平方公里（主城区面积：640平方公里），拥有近3300多万人口的重庆正式恢复直辖市的身份，此后，重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直辖当年，重庆全市国民生产总值（GDP）仅为1509.75亿元，截至2011年底，该市GDP总额上突破10000亿人民币。不仅如此，重庆人均GDP在2009年突破3000美元，正式步入小康社会。在过去的一年里，重庆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但经济增长的步伐并未就此放慢，据重庆市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表明，2012年重庆人均GDP达到39083元，首次超过38449元的全国人均GDP水平，该市与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等地人均GDP的相对差距较1997年分别缩小16.4、24.9、25.5和17.2个百分点。

在利用外资方面，重庆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一直呈稳步增长的趋势。重庆直辖当年，该市实际利用FDI仅为3.85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例不足1%。在提出西部大开发后几年间，重庆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呈小幅上升状，总额始终停留在一位数（以亿美元为单位）。直至2007年，重庆吸引外资额增长幅度达55.95%，首次突破十亿美元大关，截至2011年底，重庆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105.29亿美元，为1997年的27倍，占全国比例约9%，并连续三年成为西部吸引外资最多的城市。

参考文献：

[1]Borensztein， E.&De Gregorio J.&Lee J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1988

[2]纪杰，龙勇.重庆FDI、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经验实证[J].技术经济，2010，（7）

第5篇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中国必须对未来的经济增模式进行抉择，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可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在这个背景下，“重化工业化”成为近年来政府和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吴先生的这本书是对“重化工业化”理论的一个回应和批判。他回顾了早期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工业化道路的理论以及前苏联和我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利弊得失，认为重化工业化道路对中国而言是“扬短避长”，造成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他进一步总结了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认为中国必经放弃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并转变到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来，而完成这个转变的核心“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各级政府偏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成为经济结构的主要调节者，是过度投资、产业结构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对经济资源的行政支配不但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还会造成政治上的破坏。各级官员掌握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所造成的“寻租”和“设租”环境，造成现在层出不穷的贪污受贿和盗窃公共财产的腐败案件。

针对这种情况，吴先生认为，当前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第6篇

关键词:降息 经济衰退 利弊

2008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1.08个百分点，其他期限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与此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

这次政策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首次调整，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调控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中国经济历经高速发展以后，有所降温，也是应对世界经济局势恶化的举措。这项政策折射出中国政府的自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的控制经济发展的能力，已经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了4%以下。减息政策也是一种及时应对的措施，换句话说，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幅度比预想的要快，中国政府为了避免硬着陆，采取了“便宜的借贷措施”，以此期望达到刺激重振经济的目的；并且也为举步维艰的全球经济注入了新的希望，重振全球分享中国市场这一主要经济体的自信心。

然而两个月前央行决定，自2012年6月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的存贷款基准利率都宣布下调0.2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时隔三年半后首次降息。

央行出乎意料地降息了。所谓出乎意料是没有事先没有一点迹象，这次降息的背景就国内而言是两点，第一，应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释放出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号；第二，非对称降息助推国内货币利率的市场化。国际上的因素考虑美联储释放出QE3的信号，国际货币的宽容政策将对国内经济产生影响。

一、降息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有利方面

(一)从宏观方向讲，这次减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是为了更迅速的满足放松银根、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客观要求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不可小觑，可以说是第一推动力

当投资效益一定的情况时, 投资增长将会同国民经济的增长形成正比关系, 为使经济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速度, 就必须采取加大投资力度的措施。有人把投资比作是国民经济的“ 发动机” , 那利率就应该是调节“ 发动机” 转速的“油门”。从一方面看， 作为外生变量的利率是同投资呈反比关系的利率的下调必然使投资成本下降, 投资收益增加, 投资总量也相应增加。这次利率下调的政策必将产生企业和其它社会投资相应地增加的局面，并能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一股合力。从另一方面来说, 准备金率和利率的同时下调, 将会有助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 直接为国民经济“ 加油”。

2、降息政策将会有助于刺激消费需求的增加

利率下调将会使储蓄的利息收益发生减少, 消费的机会成本也就相应的会下降, 因此会刺激人们减少储蓄并增加消费, 所以会促进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降息还会通过投资增量的变化来调整经济结构, 能促进相应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更新换代。国家应该通过增加投资, 加大对城市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高新技术、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量, 来促进经济结构的相应调整和提升。因此, 松动银根、降低利率可以有效的刺激社会需求, 这已经是被发达国家验证过的、促进经济增长的非常有效的手段, 也应该作为我国当前宏观政策调控的最佳选择。

3、降息也会使利率向利率市场化不断迈近

然而，在利率市场化促使银行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况下，银行业也将面临着优胜劣汰，一些中小型银行或面临更大风险，那么小型银行破产也是可能的。所以利率也会面临着市场竞争，向着市场化发展。

4、央行降息将会使央行金融调控更加的间接和灵活

央行通过这样间接的方式，例如各种从取消贷款规模限制, 到增加中期流动资金贷款种类, 再到货币供应，利率、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频繁采用，可见调控方式更加灵活，而降息也更加说明央行通过“间接微调”的方式来对市场进行干预。

(二)从微观方面来讲

1、对企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降息直接减轻了企业负担, 有利于加快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快速转换。因为历史和现实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很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巨大的债务负担使得国有企业举步维艰。我国已制定使绝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内就走出经济困境的政策，降息就是为了能顺利实现这一目标而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减轻企业利息负担，可见国有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也可看成利率下调将会抵消一部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降低外向型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增加产品出口竞争能力。

降息对民众投资具有有利影响。利率同证券价格好比是“ 翘翘板” 的关系,相互影响，此起彼落. 一方面, 降息将会使融资企业的经营成本产生下降的结果, 当总收益不变的情况时，股息和利息收益增多, 证券的含金量也就会相应的提高, 行市就会上扬。另一方面, 降息也会直接分流银行储蓄存款的量, 扩大证券市场的需求。降息政策将有利于在困境中挣扎的中小企业重提信心。

现今，投资放缓、消费萎靡及工业增长徘徊缓慢，PMI持续低迷的情形下，降息能够使企业的贷款成本降低，对于重新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刺激企业的贷款需求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稳定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

2、对于楼市刚需的顺利释放，降息也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由于国家严格调控，楼市很难借助此次东风恢复优惠贷款。当国家严格执行调控政策时，刚性需求客户实质增长量就会非常的缓慢。一方面，房地产市场关系到我国整个的宏观经济状况，如果我国对房地产业的调控政策不发生改变，房贷的利率也不可能做出一定的调整。另一方面，银行对贷款人的风险评价结果也会影响房贷利率的高低。

当然，降息有利也有弊，利的结果上述已经阐明，而弊端将在以下阐述。

二、降息的弊端

降息政策在促进社会总需求增加的同时, 也将必然刺激物价水平的缓慢上升。并且由于货币扩张有滞后的效应, 通货膨胀的能量也就会在数月后慢慢的释放出来。那么长时间的累积，将会在一定程度加重经济衰退的程度。

对银行业来说，降息政策将使得银行业面临的挑战更加的严峻。在银行业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的背景下，贷款利率降低，而存款利率明降暗升，利差的盈利空间将会变窄萎缩。

第7篇

【关键词】巨额外汇储备；成因；利弊；建议

一、背景分析

外汇储备，又称为外汇存底，指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即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汇储备比较少，甚至个别年份出现外汇储备为负的情况，我国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外汇储备总量开始大幅增加。从2001年开始，我国外汇储备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10月，突破了1万亿美元。2009年6月末突破2万亿美元。2012年末，我国外汇储备更是达到3.31万亿美元。

二、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原因

（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开始迅猛发展，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645亿元，而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519322亿元。外汇储备作为一种存量，反映了一国对外经济来往的流量累计的结果。因此，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对外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我国外汇储备也持续增长。

（二）贸易顺差

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有较大优势；加之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故在此影响之下，我国进出口总量差额甚巨，经常项目长期出现大量顺差，而这必然会引起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

（三）外商直接投资

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较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廉很多，并随着我国各地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因此吸引了大量外商前来投资。而外商的持续大规模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顺差，这无疑促进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

（四）强制结售汇制度

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以强制结汇制为特征的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是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制度性原因。强制结汇制规定，除了允许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开设现汇账户外，其余法人单位所获得的属于经常项目的外汇收入必须及时足额地出售给指定银行。从而导致外汇最终集中于银行，成为国家外汇储备，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

（五）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使国际热钱大量涌入

国际热钱的流入是这几年我国外汇储备剧增的重要原因。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一路走高，2013年5月9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1925，再创汇改以来新高。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累计升值超过30%。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促使大量国际热钱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证券、房地产等市场，以期待获取利率和汇率升值的双重收益，这也是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巨额外汇储备的利弊影响

（一）巨额外汇储备的积极影响

1.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信誉，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标志着我国对外支付能力和调节国际收支能力不断增强，为我国举借外债以及债务的偿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2.充足的外汇储备能够保证国家金融安全。在现如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国际经济金融风险加大。如某地区发生金融危机影响到我国或其他一些突发事件引起资本外逃时，我国都需要充足的外汇储备作为对外支付的有力保证来抵消其不利影响。我国目前拥有巨额外汇储备，正是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3.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外商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故能够吸引更多外商前来投资，使外商投资不断增长。因此，拥有巨额外汇储备能够充分增强我国利用外资的能力，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4.拥有巨额外汇储备是中国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巨额外汇储备对于我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高新技术引进等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二）巨额外汇储备的消极影响

1.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过大，会付出巨额的机会成本。如果把这些巨额资金用于国内投资或进口实用资源，会促进就业增加和国民收入提高。而目前，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中的绝大部分被投放于境外的金融市场，用来购买美国的债券等，并未参与到境内资金循环过程中来。这样，我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并大量借出外汇等于是以低息将国内资金转移国外给外国人使用。这意味着放弃了其能带来的大量实际资源，失去了这些资源投入所能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就是付出了巨额的机会成本。

2.巨额外汇储备将带来通胀压力。如果某国出现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该国就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危险。因为该国出口持续大于进口，该国企业不断赚得外汇，但由于企业实际需要以及制度性原因，会将大量外汇兑换成本国货币，该国中央银行就要被迫多印制本国货币以缓解兑换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本国货币的发行量决定权并不是本国的市场需求，而是外汇兑换压力，从而导致国内出现本国货币供大于求的局面，进而形成通货膨胀。当今的我国正面临着这种情况，国内市场上物价不断上涨，使人们生活成本提高，影响了民众日常生活。

3.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国外游资为获取更大收益，也在推波助澜炒作人民币升值。国外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境内结汇成人民币，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促使人民币不断升值。而人民币的升值势必给中国的出口企业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从而对国内就业及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4.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并且结构以美元为主，这使得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承受着巨大的汇率风险，特别是美元汇率风险。在现如今美元不断贬值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我国的外汇储备势必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四、对于减弱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建议

（一）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政府应鼓励更多的国内企业到国外进行投资，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加大对境外资源开发力度，支持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对海外能源性企业以及关键性原材料生产企业的并购活动。这样不但能保证国内经济发展的持续稳定，还能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降低政府所承担的外汇储备风险。

（二）减持美元，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由于美元在我国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较大，故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外汇储备影响较大。在当今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我国外汇储备缩水严重。因此我们应适当减持美元，增持黄金、欧元等其他货币，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以降低美元不断贬值带来的风险。

（三）积极扩大内需。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对外依赖过重，因此我国要积极扩大内需来促使我国经济健康发展。要扩大内需就要提高居民收入且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热情，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最终通过扩大内需、拉动国内消费来促进经济发展，降低经济增长对外依赖程度，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同时降低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使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内。

（四）适当增加进口。在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我国也应合理使用外汇不断增加进口，尤其是增加战略性资源如石油、矿石以及高新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口。在保证生产原材料充足的同时加快国内产业升级，提升国内企业生产技术及管理水平。这样做不但能降低外汇管理中的风险还能促进国内经济健康发展。

（五）适当放松外汇管制。在已允许企业保留一些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基础上，逐步放宽对国内企业和居民的用汇条件和范围的限制，同时放宽对企业和个人兑换外汇数额的限制，逐渐做到藏汇于民。另外也要相应地拓宽外汇投资渠道，让国内民众也能获得外汇投资收益。这样做不但能拓宽民众的投资渠道，也能有效分散降低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风险。

（六）斥巨资加大对海外优秀外汇储备管理相关人才的引入力度。由于我国国内缺乏外汇储备管理相关人才，所以要加大投入，从国外引入优秀外汇储备管理相关人才及其先进管理经验，从而降低外汇储备经营管理过程中的种种风险，保障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

参考文献

[1]张奇.我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原因及对策浅析[J].中国经贸，2011（12）.

[2]唐雪凡.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原因、利弊及对策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5）.

第8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区域经济；经济增长贡献率

教育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大量的质性研究也证实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经济的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单纯的采用语言描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苍白无力的，采用数学的方法，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直接反映教育的价值。职业教育与行业发展、企业生产关系密切，深入探讨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对于职业教育发展、行业发展的战略布局具有指导意义。本次研究试简要的探讨当前几种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方法，分析不同算法的利弊。

一、定性与定量研究

目前关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近年来定量分析研究_始涌现。教育具有滞后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需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才能够体现，教育对劳动者的影响是间接性。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劳动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受教育程度影响，还包括其自身的健康状态、思想水平、技能水平等，这些因素都会随着劳动者在接收职业教育、进入工作过程中发生变化。通过分析影响因素，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关联分析，有助于分析职业教育的贡献率。近年来，丹尼森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逐年完善，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方法发展。

二、方法

1.丹尼森系数法

丹尼森系数发是开展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经典方法，又称为增长核算方法，将经济总产出的增长率与投入要素增长进行关联计算，从而计算各投入要素的贡献。丹尼森理论是基于传统经济学的生产三要素上实现的，将生产要素分为知识进步、资源配置改善以及经济规模实现，毫无疑问，职业教育应属于知识进步一类，但资源配置等要素也影响职业教育发挥作用。丹尼尔森系数法认为，需要计算不同教育年限劳动者的收入系数，模型假定受教育年限的与劳动生产效率成正比，从而提高收入水平，以收入系数衡量教育程度与生产能力、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当然其认为工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教育程度所致，其采用60%系数进行折算。其次，模型需要计算收入系数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率，反映教育水平提高对年平均增长的影响。最后，计算教育对国民首日增长额的贡献，教育贡献率=[教育水平提高的年平均增长率×劳动投入量比重/国民首日年平均增长率]×100%。丹尼森系数法计算操作简单，简单易懂，劳动投入量、教育水平、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容易获得。

但需注意的是，该算法仍存在较大的缺陷，特别是针对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计算而言，需要解决以下问题：①职业教育者在区域内劳动力投入问题；②职业教育者的收入增长在国民经济收入增长中发挥的作用问题；③职业教育不总是能够立刻发挥作用，具有明显的滞后性，需要合理的设计基期与当期；④职业教育提高在年收入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影响因素较多，这与职业教育的水平、与行业关联等因素有关；⑤地区收入的增长影响因素较多，与就业形势等因素有关，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劳动能力的流动能力明显增加，区域经济可能更容易受到劳动力的流动情况、区域内经济结构与竞争力等因素影响。

2.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一种针对制造业资本与劳动因素对生产影响分析方法，在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技术资源这一因素，从而预测国家和地区内工业系统或大企业的生产和分析发展生产的一种模型，应用十分广泛。公式：Y=AK L，其中Y为工业总产值，A为综合技术水平，L为投入劳动力量，K为投入资本，a为资本产出的固定系数，b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a+b=1，模型假定生产效率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只有技术提高，才能提高经济效益。模型充分考虑了劳动技术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区域经济增长而言，能够考察流入受职业教育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需注意的是，人民对于人类生产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原有的生产函数未能充分考虑人的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健康素质等因素，将劳动力的数量作为劳动力的投入。人力资本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最有发展潜力的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教育发挥绝对主导作用。美国丹尼森进行了进一步改善，将初始劳动力（L）、教育投入（E）作为新的参数。

3.改进方法

国内外学者认识到以上模型的固有缺陷，并进行了积极的改进，崔玉平等设计了一种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计算指标，计算基期间到报告期的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年平均值，计算高等教育指数年增长率，再计算贡献率，这类方法在国内应用较广。但需注意的是，教育投入的总量对当期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资本的投入增长贡献是不想等。职业教育有其特殊性，其在教育资本、人力资本投入中的地位有待商榷，不能够单纯的采用数量衡量，还需充分考虑质量影响因素。特别是当前，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方面接收职业教育的工人显然并不如那些接收高等教育者。职业教育的贡献可能更应该体现在那些与职业教育有关的技术工种上，应以这些技术工种所在行业的生产效率增长与职业教育贡献进行关联分析。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持续增长，但许多情况是，许多相关行业特别是制造业规模的增长速度波动较大，有时区域内制造业甚至出现倒退，这显然与教育投入增加不相符。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单纯的计算职业教育投入增长率对经济贡献率过于单一，无法有效的横联教育对经济贡献，不同类型教育者社区平均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异，需要计算劳动力质量差异系数，进行劳动力质量的折算，计算不同教育投入的权重，再计算职业教育的贡献率。

4.改进方向

计算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率非常困难，目前尚无一种理想的计算模型，特别表示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经济增长受政策驱动影响较大，统计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数据的真实性有待商榷。针对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计算，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构建新的模型：①计算劳动力换算系数，计算各类受教育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换算成为劳动力年数量系数，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换算系数显然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并不相同；②了解地区内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各类受教育程度的从业人员分布行业；③各行业的生产效率；④各类从业人员的综合教育指数、各类教育指数，计算职业教育的教育指数；⑤计算基期、报告期各类教育的指数增量、综合教育指数增量；⑥计算职业教育的综合指数年增长率，教育投入增长率；⑦职业教育指数增量占宗教与指数增长率百分比；⑧计算区域经济增长不率，计算当期内国民收入较基数增长率；⑨采用尼尔森模型，计算总教育、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第9篇

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FDI)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显着的作用，成为中国经济中极其活跃的组成部分。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战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使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面临着种种挑战，国家主管部门必将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这种趋势似乎表明，中国的“后引资时代”悄然而至。

中国将走出FDI洼地

据商务部最新消息，2005年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方式发生明显变化，呈现独资化加快、大型投资专案增多、跨国并购大增、工业领域外资集中度上升等新特点。然而，大规模的合资企业频频“婚变”，昭示了外资的“独立运动”，而可口可乐等跨国巨头新一轮降价圈地运动，更是引起了中国经济界专家学者的高度警惕。

在目前外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并对中国的产业逐渐增强控制力时，“警惕中国陷入拉美化”的呼声激增。有经济专家指出，进入“后引资时代”的中国，不仅要全面反思增量外资的利弊，更要谨慎应对存量外资的战略转型及其背后的战略企图。

引资重点将会转移

商务部外资司有关人士表示，中国引资的重点，已从引进全球加工制造阶段向研发、融投资、综合物流、运营总部、专业服务、售后服务、国际采购周转、转口等服务业转变，将更加重视外资在发展新型现代服务业，促进技术的扩散，加速外资经济的本地化。

第10篇

2007年以来，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外部输入型通货膨胀时期。选择加息还是选择本币升值，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两难选择。截至2008年4月10日，1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已达6.9920元，年初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已达4.5%。从目前情况看，本币加速升值策略似乎已经取代加息而成为近期货币政策的主要取向。为何在目前状况下选择加速升值呢？笔者看来，再三权衡加息与本币升值这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利弊之后，也许加息并非遏制通胀的最优取向，而本币加速升值可能成为最佳选择。

加息并非遏制通胀的良方

自2007年以来，央行已经连续6次加息，但抑制通胀的效果并不明显，随着CPI指标不断创出新高，也许有人会对加息政策的真实效果产生疑问，现阶段再次选择加息可能不合时宜。

一方面，加息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的显著提升，抑制了企业投融资的需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出现下滑，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加息也不可避免地抑制社会消费能力的扩张，在较高利率成本的情况下，老百姓可能更多选择存银行，而不是借贷按揭消费。另一方面，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投资”和“消费”被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的同时，管理层可能会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加大投资、刺激消费，势必增加政府税收负担，进而可能出现财政赤字。

新“双防”政策强调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方面，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起大落。这一政策的推出表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就是防止“滞胀”。加息也许能够最终抑制通胀，但也会带来经济增长的下滑；扩张性货币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但也带来税收和赤字的负担。因此，在可能出现“滞胀”的两难境地中，选择加速人民币升值未尝不是最佳选择。

加速升值是最优取向

从本轮通胀发生的本质来看，本轮通胀的产生更多地缘自于外因。在美元贬值带来的输入型通胀背景下，通胀压力不可避免地要依靠本币升值来化解。美元贬值带来全球资产价格上涨，正是促使中国经济出现通胀的元凶。原油、铁矿石、农产品等价格的轮番上涨已经带给国内经济颇多负面影响。如果仅仅通过缓慢的本币升值抑制日益加速的通胀速度，不仅不能缓解国际物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而且还会让人们对人民币升值政策产生疑惑。尽管加息和本币升值政策都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且国内也有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但人民币加速升值策略已成为近期政策的最佳取向。

一方面，人民币加速升值可能对国内粗放型制造业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国内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步伐也由此加快。中国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规律，面对印度、越南等发达国家制造业相对更低的成本优势，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也该及早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转型。当然，在转型过程中，短期内会出现失业、撤资、破产等情况，但短期阵痛带来的是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市场引导加速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内地转移，而沿海地区可以更好更快地集中优势向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型，从而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的加快发展，增强中国出口竞争力。

另一方面，美国次级债危机会影响到中国出口增长，要化解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仅要加快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还需要提高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本币升值导致进口成本降低，有利于缓解目前石油、铁矿石、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提高人民币的相对购买力，从而刺激国内消费能力的增长，这同样也能拉动经济增长。

按照香港金管局的研究数据分析，如果允许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30%，通胀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下降3%。人民币升值速度如果能够超过美元贬值的速度，那么国内的通胀压力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当然，人民币加速升值是否会带来新增外资热钱的流入，重新推动国内房地产价格上涨，还需重新审视。

昨度“牛郎”能否重来

相比2007年热炒人民币升值的概念，本次人民币加速升值来得更加真实。尽管从07年年底以来，贸易顺差开始出现下降，2月份的贸易顺差同比下降63.97%，但并不表示外资热钱已经彻底放弃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的套利机会，更多原因是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影响下，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出现调整，从而带来的外资热钱的短期撤离。本次人民币加速升值可能再次吸引外资热钱的关注，房地产和股市可能重新出现新的投机机会，而不是投资机会。

面对仍然高估值的A股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国内的投资者要有清醒的认识，短期可以适当把握市场的反弹，可以等待日后的解套，但不应该对反弹高度过于乐观。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资产价格重估的步伐不会停止，但需要耐心等待市场消化前期资产泡沫化带来的估值压力。从行业投资的角度看，我们建议投资者短期可以关注金融、房地产、航空与造纸等行业和板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资产价格上涨会推高房地产市场价格，金融等拥有巨额人民币资产的行业以及以外币计价的债务比例较高的航空与造纸板块同样能够受益于人民币升值。前期热炒的升值概念股可能死灰复燃，投机之风再度盛行。

第11篇

关键词：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稳增长;中等收入陷阱

DOI： 10.13939/ki.zgsc.2015.05. 028

一、研究潜在经济增长率目的

经济体的潜在总产出（Potential Output）是指实现充分就业时、维持稳定低通胀率时的经济总量。潜在总产出以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参与人数、资本存量、技术水平、资本使用效率以及劳动者的教育和经验等。现实世界中许多因素会影响实际的总产出（以实际GDP衡量），例如政策变化影响短期内的市场需求等， 因此实际GDP常常背离潜在GDP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被称为产出缺口（Output Gap）。若产出缺口长期为正，会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而一旦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容易陷入衰退。若产出缺口长期为负，市场不能制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劳动参与率逐步下降，甚至伴随通货紧缩，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也被拉低。尽可能缩小产出缺口，使经济运行轨道靠近潜在增长水平应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此外，对潜在GDP及增长率的准确估计是制定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否则也容易引发经济大幅度的波动甚至结构性的下滑。

二、研究综述

潜在GDP水平和增长率不能从数据中直接观察到，需要从其它数据中估算得出。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有许多，但由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不高，剔除不实数据的难度较大，因此学界和业界对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估计尚未有统一的结论。GDP潜在增长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历史数据的统计学方法、基于宏观理论模型的方法和基于生产函数的方法。三种方法各有利弊，许多机构通过这些方法分别对当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了估算，结果大致介于7%～9%之间（见表1）。

（一）HP滤波法等统计方法

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趋势的分析研究中。它将宏观变量的时间序列看做是不同频率的成分的叠加，通过统计方法分离出频率较低的成分，也就是长期的趋势项。摩根大通通过 H P滤波法对我国的潜在经济水平的长期趋势进行测算，根据1994年以来的数据分离出GDP增速的趋势值。根据该研究的结果： 1994 ―2000 年， 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2%持续下滑到8%;2000-2008年，潜在增长率重新上涨到11%～12 %的水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的潜在增长趋势值大约为7.5%。汇丰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n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经济学家①通过HP滤波法估算的结果略微高于摩根大通。两个机构的计算结果均显示金融危机后潜在增长率从11 %下降至2013 年的8%左右。然而，HP滤波法的结果仅仅反映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将数据的长期趋势项等同于潜在经济水平也并非完全合理。此外，由于该方法无法用于预测增长率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因此，学界在采用HP滤波法的同时也常参考其它基于经济学理论的方法。

（二）基于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方法

这种方法除了对经济增长长期趋势进行估计，还将产出缺口与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关键变量联系起来。相比单纯的统计学估计，这种方法反映更多的经济学意义，如通常假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围绕着一个平衡的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进行周期性波动。IMF经济学家通过建立宏观理论模型的方法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我国潜在GDP增长率曾在1999年跌至6%的低谷，随后逐步上升到2007年的12%，近几年呈下滑态势，2013年约为7%。该方法估算结果显示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波动很大。然而这种估计方法也并非完美。我国的经济结构变化较快，经济增长是否已经趋向一个平衡增长路径尚存争议，因此，这类方法更常用于对美国等成熟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估计。

（三）基于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Cobb-Douglas，CD）的方法CD生产函数将决定经济产出的要素定义为资本投入、劳动力人数、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这四个要素均有现实生活中对应的数据，因此可以通过判断该四个要素的变化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进行估计②。IMF和摩根大通均通过生产函数对我国潜在GDP增长进行了估计。IMF的结果显示，基于此方法估算出的潜在GDP增长率相比其他两种方法得出的更为平滑，近20年来我国的潜在GDP增长率基本徘徊在9%～10%的水平，2013年仍超过8%（见图1）。

摩根大通的研究发现，2006-2010年间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超出潜在增长率约1个百分点，而在2011-2013年低于潜在增长率0.7个百分点。前者反映了金融危机后大规模刺激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带动超过了经济自然增长的水平，从而引起2010年通货膨胀率不断上涨和经济过热;后者则反映了政府在出台措施整顿房地产、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过程中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汇丰银行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2012-2013年我国潜在增长率约为8.5%～9%，显示当前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长率。从不同影响因素来看，摩根大通估计，在1991-2013年之间，资本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其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40%，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GDP的平均贡献为25%，劳动力的增长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对GDP的平均贡献分别为22%和12%（见图2）。

三、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素和预估

本部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人口结构

2012年我国15岁～59岁年龄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同比降低0.6个百分点。随着人口中的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未来 10年～20年的增长率会接近于0或为负，劳动力人数面临持续下降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见图3）。

作为典型的老龄化国家，日本经历了将近20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低迷，可以说其人口结构特征是导致这一结果最直接的因素。而我国正处于老龄化加速的进程中，人口红利的消散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忽视。然而与日本二十年前情况不同的是，我国的城镇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低③，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能弥补一部分人口红利的丧失。

（二）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方面，首先要考虑的是生产要素投入本身的增长趋势，即资本存量的增长。投资带动资本存量增长，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从60年代的20%逐步上涨到2013年的将近50%。曾经以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在最高峰时也不到40%，如今两国分别约为20%和30%;而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常年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参考这些国家的经验，同时考虑到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等因素，我国的资本存量占GDP水平，理论上会逐渐趋近于发达国家水平，因此其增速将逐步降低。此外我国长期以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造成了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许多问题，必然导致高投资增长率难以持续。综上所述，长期来看，我国资本投入的增长必然会缓慢减速。

根据以上分析，人口结构和资本存量的变化长期来看都不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维持我国潜在经济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依赖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主要是指技术发展的趋势④。技术前沿的推进需要人才、政策、法律和市场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其发展趋势难以简单被量化。许多国际比较的研究发现，决定技术发展的诸多法律和政策因素中，比较重要的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市场的开放程度和自由度等。同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对于能否发挥市场的活力和创新机制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不断完善我国市场公平、自由、开放的相关政策法律是决定我国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关键。

（三）对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计

可以说，没有经济学理论可以明确回答未来1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但通过对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一些重要因素的变化趋势的把握，经济学家可以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动范围有所预判。根据IMF的预测，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在未来20年内将平均拉低潜在GDP增长率约0.1%。复旦大学张军教授估计，过去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4%，未来可能降低至2%～3%左右。TFP的增长速度放缓是制度变革的效果渐弱、复制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变小的结果。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和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教授估计，未来10年，若我国投资率维持在25%～35%之间，TFP年均增长率维持在2.7%～2.2%，可以使潜在GDP维持在大约 6%的增长水平。

四、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政策含义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稳增长”的经济学解释

尽管不同方法得出来的潜在GDP增速不尽相同，但根据多数机构的预测显示，近两年我国的实际GDP水平是低于潜在GDP水平的，GDP增长率（2013年为7.7%）也略低于潜在增长率（2013年约为8%）。因此近期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微刺激政策是符合当下经济现状的，有助于小幅提振实际GDP，缩小产出缺口。根据上文的分析，学界和业界的共识是我国的潜在GDP增速正在逐步下降，许多研究认为可能在未来5年降低到6%～7%左右的水平。如果官方不随之降低GDP增长目标，可能会通过过度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实际GDP持续高于潜在GDP，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胀，加剧产能过剩和推动资产价格（例如房地产）的过度上涨。一旦泡沫破灭，高杠杆率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或面临资不抵债，使银行业坏账率上升，导致中国经济可能像日本一样陷入长期的低迷。相反，若实际GDP持续低于潜在经济水平而政府的逆周期调控不到位，周期性失业可能转变为结构性失业，即长期失业者将由

于职业技能的衰退而退出劳动参与人口，从而拉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因此，宏观调控的最优结果是能控制实际经济水平，使之紧密贴合潜在经济水平来运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总是面临各种冲击，完全沿着潜在经济水平增长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不可能实现，但控制产出缺口，使其在较小区间内波动是货币和财政等政策进行周期性调节的主要目标。这就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准确判断短期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问题及其难度已经在上文中阐述;二是如何判断合理的经波动区间。

根据美国的数据，2007年经济增长高峰时期美国的产出缺口为潜在GDP总量的1.5%，即实际GDP总量高于潜在GDP总量1.5%5。在2009年经济低谷时期，美国的产出缺口为潜在GDP总量的-3.7%，即美国的实际GDP总量低于潜在GDP总量3.7%，随后产出缺口不断缩小，目前产出缺口约为潜在GDP总量的-0.1%。日本在2009年经济低谷时的产出缺口约为-7%;英国、德国和法国同期的产出缺口-3.5%～5.5%之间，而这几个国家处于经济周期顶峰时期的（正）产出缺口均低于1%。产出缺口较大且为负的最大问题在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于传统上劳动力市场制度较为僵化的国家，例如日本、法国的负面影响更大。而我国劳动力市场相对较灵活（没有强大的工会，近2.5亿进城务工人员包括大量临时工），由此推断，我国可以承受较大的负的产出缺口。此外，由于我国的央行并不独立于政府，央行以压低经济增长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限制，即更容易屈从于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要求。综上可知，大幅度正的产出缺口可能在我国的危害更大。

（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中等收入陷阱”

参照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我国在经历了2 0 多年的高速增长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和正常的现象。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历经济增长减速（甚至停滞）时已经达到相对高收入的状态，例如日本、韩国等国;但也有许多在到达中等收入水平时经济增长就基本停滞了，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例如巴西、阿根廷等国。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属于中高速增长，这并不意味我国必然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然而，若未能有相关政策措施出台来驱动潜在GDP持续增长，我国经济在某一阶段陷入停滞也并非不可能。

中等收入陷阱一般发生在一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而本国产业升级未跟上的情况下。当低收入国家的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等低生产率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等高生产率部门迁移，加上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模仿，一国劳动生产率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然而当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若低于工资增长速度，则会导致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该国竞争优势的下降，经济体可能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将工厂从中国转移到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来看，我国当下确实在经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阶段。当我国的低端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的优势逐步减弱，若产业升级未能及时实现，我国也可能面临缺乏新的增长点的困难时期。根据韩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及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相关政策法律的颁布有助于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尤其是在鼓励技术创新方面的政策，例如保护知识产权、劳动力市场改革等。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政府通过“稳增长”的政策力图缩小短期内的产出缺口;而“调结构”和“促改革”则是中长期内推动我国潜在GDP持续增长的必要途径，否则我国也可能在某一阶段面临经济增长停滞的风险。从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结构改革的核心是提高生产效率、人力资本和资本使用效率。这需要政府出台政策法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过多的行政管制，使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更为有效。这样才能发挥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优胜劣汰提高生产率水平。

注释：

①Anand， Cheng， Rehman，and Zhang（2014）。

②人力资本一般是以人均接受初级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级教育的年份加权平均所得。

③我国53%，发达国家超过70%。

④除了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资本使用效率的增加也是影响因素，但两者所占比重较小。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J] .中国市场，2012（50）.

[2] 蔡P.从人口学视角论中国经济减速问题[J] .中国市场，2013（7）.

[3]Anand， Rahul ， Cheng， Kevin C. ， Rehman， Sidra，Zhang Longmei （2014）[R].Potential Growth in Emerging Asia.IMF working paper.

第12篇

[关键词]国内生产总值 外汇储备 协整

一、引言

众所周知，美国的国际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其三大产业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位置，其经济发展国际化程度也非常高。美国国际影响力巨大，这使得美元走向国家化进一步充当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成为一种必然。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或多或少的与美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联动性，中国也不例外。

在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在不断增加，外汇储备的作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汇储备的作用由原来被动的满足进口贸易的需求转变为主动的持有外汇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回暖现象，世界经济发展状况亦是如此。然而，受到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不足。

近几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增长速度上都处于世界领先位置。然而这种规模上的急剧增长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呢？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稳定的相关关系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快速膨胀，国内不少学者对外汇储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不同范围、不同层面的研究，综合起来大致包括三类：

第一，外汇储备作为解释变量的研究。催连翔、张莹（2012）在《外汇储备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一文中，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结论：我国的外汇储备与物价水平存在协整关系，外汇储备增加将会对通货膨胀形成压力，进一步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另外，他们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之间的短期关系进行研究，通过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得出结论：我国外汇储备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在短期内是比较有限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人民银行短期内会进行大量的外汇冲销操作。马夏明（2012）在《我国外汇储备对货币供给影响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我国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外汇储备的变动对货币供给会产生同方向的扩张作用。陶士贵（2012）对外汇储备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外汇储备是通过宏观层面的流动性对股市产生影响的结论。

第二，外汇储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研究。胡兵、韩雨（2012）通过计量模型对外汇储备与国内生产总值、净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经济合作进行实证分析。模型以外汇储备为因变量，以国内生产总值、净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经济合作为自变量，得出结论：国内生产总值、净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经济合作是决定外汇储备变动的重要因素。李妍、周鑫（2012）从外汇供给和外汇需求的角度分析我国外汇储备持续积累的原因，得出结论：国内生产总值、出口总额对外汇储备的增长有显著作用。

第三，外汇储备同时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运用VAR模型对外汇储备进行预测分析。张秋怡（2012）以中国外汇储备的现状为出发点，建立ARIMA模型，进一步通过模型进行短期预测，得出结论：我国外汇储备短期内将保持较高水平。

三、实证分析

学者对外汇储备的研究已非常充分，不仅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而且研究了其对其它经济变量的影响。通过总结发现，对外汇储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的研究甚少！外汇储备多少的利弊，归根结底要看其是否能够促进一国经济的增长。因此，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

（1）变量选取

借鉴以往研究经验，为尽量简化模型并能说明问题，本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选取年均外汇储备余额（FR）作为衡量外汇储备规模的指标。选取年度指标数据的目的在于消除指标数据的季节性波动。

（2）数据处理

FR的数值是通过将外汇储备月度数据加总后除以12得出的。GDP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本文用到的GDP的2011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度统计公报。鉴于样本数据取自然对数后不改变原有协整关系，且能使数据趋势线性化，利于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现象，本文对指标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取自然对数分别为LnGDP、LnFR。

（3）协整分析

第一步，通过观察原始时间序列散点图（见图1）定性地分析GDP和FR是否具有相关关系。由图示结果，初步判定GDP与FR正相关。

第二步，单位根检验。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避免对非平稳时间序列序列进行回归，出现伪回归现象，使模型失去经济意义。

观察LnGDP、LnFR的趋势图可以看出二者均存在显著的趋势，直接对二者进行回归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为研究两个非平稳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必须通过单位根检验判断其是否为单整序列，只有当其单整序列时，才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水平时间序列及其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

从表1的结果可知， LnGDP、LnFR均为一阶单整序列，为进行协整分析奠定了基础。

第三步，做协整分析。只有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关系时，对其进行的回归才不是伪回归。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协整检验结果

从表2的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不能拒绝原假设：至多存在一组协整关系。由此判定两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组协整关系。

考虑本期国内生产总值会受到前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因此我们假定回归模型为：

LnGDPt=C+LnGDPt—1+LnFRt+μt

协整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t （—4.3690） （2.9698） （4.6805）

p （0.0006） （0.0095） （0.0003）

F=1838.521 Prob（F—statistic）=0.0000*

R2=0.995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个变量均是统计显著的，模型整体也是统计显著的。从长期来看，外汇储备每1%的变动会一起国内生产总值1.2104%的变动，外汇储备规模的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得出了外汇储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我们在长期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挖掘二者内部的因果方向性，急是经济增长导致了外汇储备的增加，还是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了经济的增长，还是二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呢？下面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外汇储备虽然从长期来讲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相关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四、简短的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外汇储备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从长期来讲，外汇储备规模的扩大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适当的增加外汇储备可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增强国际清偿力进一步提高对外借款的信用保证，获取国际竞争优势以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国可以依靠无限制的扩大外汇储备的规模来促进经济增长，因为过多的外汇储备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障碍。首先，过度扩张外汇储备的规模会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压力。其次，过多的外汇储备会削弱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我过实行强制性的结汇售汇制度，外汇的增加迫使央行必须通过增放基础货币来回购民间外汇，使外汇占款投放量不断加大，进一步影响国家宏观经济运行。

鉴于此，笔者谨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我国有必要将部分外汇储备备投向高科技领域、产业研发领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这样做既能使这部分资金充分发挥其价值，又可以改善我国经济结构。第二，据相关研究表明出口贸易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中国外汇储备持续积累的主要原因，我国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是由低端贸易的规模扩张拉动经济增长引起的副作用。所以，中国应逐步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调整出口的政策，鼓励高附加值产业的出口，以代替传统的依靠牺牲资源及劳动力为代价的短暂发展。第三，人民币应与一揽子货币挂钩，而不应单独的盯住美元。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可以看出，单独的盯住美元，相对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是非常危险的，一旦美元贬值，中国外汇资产将会出现严重的缩水现象，进而使中国经济发展收到严重的阻碍。

参考文献：

[1]胡良春，浅析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利弊[J].华章，2012，（22）：33.

[2]徐中明，浅析我国外汇储备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J].科技创业，2012，（2）：29—31.

[3]许冷彬，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及对策探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2，（2）：36—37.

[4]金泰延，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成因及对策[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438）：62—63.

第13篇

经济增长与汇率变化

美元汇率水平支撑的四个主要指标为：相对生产力、相对贸易条件、相对财政状况以及国外资产净额。目前美国经济在生产力水平上占有相对优势，并成为经济依托的重要保障。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尽管2000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长减缓，但美国生产率增长依然达到4.3％的水平，是1983年增长4.5％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从1973～1995年生产率增长的平均水平为1.5％。这不仅表明美国企业结构的活力，也显示美国企业改革的效果，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企业的结构与效益产生了巨大作用与推动。2003年上半年，美国制造业状况的有所缓解与生产率的稳定增长，直接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继续提高。美国劳工部2003年8月初公布，2003年第二季度美国劳动生产力增长幅度达到5.7％，从而可以看出，10年经济增长积累的有利局面继续维持着美国经济相对稳定增长，虽然环境与条件变化已经使美国经济政策层面的矛盾扩大、阻力上升，但经济实质的变化依然继续可以保障维持经济。即使强势美元货币政策难以实现经济的动力作用，美国货币政策的组合变化与调整，已经是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并会牵制经济增长水平。

经济是汇率的依托，汇率是经济的信心。美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显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效果愈加明显。1991年4月美国经济开始步入增长期，直至2001年3月持续了120个月的增长周期，年均经济增长为3.09％；同期汇率水平，以美元兑日元汇率为例，平均汇率为1：127.17；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同，美元货币政策产生的汇率影响具有不同变化。

美国经济增长环境利好状况，使得美国货币政策的强劲明显突出；而美国经济增长环境相对恶化，使得美国货币政策强中显弱，政策强势与技术弱化结合浑浊。1991～2004年美国经济增长与美元兑日元汇率水平统计资料表明，美国经济在1997～1999年相对较高增长时期，增长水平在3.9～4.4％，同期美元兑日元汇率在120～130日元相对较高水平；而在2000～2003年，美国经济相对走弱时期，美元兑日元汇率不仅跳跃幅度扩大，而且美元有所贬值扩大。因此可以看出，经济基础依然是货币政策的重要支持因素，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时期，经济状况对货币政策的强势起到积极有效依托作用，直接拉动货币投资信心的持续稳定向上。美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强劲给予美元充裕的强劲空间，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双赤字与政策矛盾

投资环境脆弱，经济环境与政策支持度减弱，是影响美国经济政策组合和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几年，美国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美国经济金融政策也呈现重大转变：经济政策已经抑制通货膨胀转向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政策由扩张转向紧缩，利率政策由大幅调整转向基本稳定，美元兑日元货币为重点转向美元兑欧元的货币重点，货币趋紧明显。货币政策趋紧可以有效抑制通货紧缩，保持弱汇率可以为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创造必要的保障，但也影响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匹配与协调。美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趋紧的货币政策――双紧政策取向，不利于经济复苏。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保障密切相关，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而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已经是改善美国宏观环境和经济结构的重要保证，新经济主导与传统经济的稳定辅助，已经使美国经济的质量和内涵发生重大转变，并使美国经济具有较强的调节与承受力。但随着经济的周期的转换和结构性矛盾的突起，尤其是政治性因素的影响上升，局部战争和冲突以及恐怖活动的加剧，美国财政状况也急剧变化。根据白宫的预测，2002年美国财政赤字将为1060亿美元，2003年为800亿美元，经济调控依托明显减弱；2003年第三季度以来，美国财政赤字数据更是美国自身和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公布的财政赤字状况是直接影响美元汇率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财政部报告显示，2003年7月份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54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292亿美元上涨86％，2002～2003财政年度前10个月，美国的财政赤字已达创纪录的3240亿美元，十分不利于美国经济复苏的环境与条件支持。

伴随汇率、财政等经济矛盾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贸易赤字，过去30多年中，美国国际贸易的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多，1960年美国贸易占GDP的比重为7％，而今已经达到20％以上。国际贸易增长伴随国际资本流动而增加，并在汇率变化中成为美国货币政策制定中考虑的重要因素。随着美国经济问题的凸显，美国贸易问题也逐渐引起关注，经济结构性矛盾压力加重。据有关数据显示，美国贸易逆差从1996年的1910亿美元直线上升到2002年的4850亿美元，预计今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将会达到5000亿美元以上，更为悲观预计明年将为60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将达到5.5％。巨额贸易逆差的连年上涨，在美国经济不同状态中具有不同影响；美国经济繁荣时获益突出，同时也埋下经济结构性风险隐患；而全球对美国贸易的依赖与依存，进一步加大美国经济结构性扭曲扩张，贸易逆差的获利效益已经转变为心理的隐忧和负担。面对国内经济的收缩，消费心理抑制性明显，贸易结构长期不均衡进一步加大恶化与打击经济信心和内耗加大，使信心和心理的隐忧变为实际的冲击。美国货币政策强势导向与美元贬值不断加剧的现实的不一致和不谐和，已经表明美国明显缓解贸易逆差的需求意向，以及贸易逆差对经济影响和心理冲击的严重性与复杂性。

经济前景与汇率走势

从目前美国经济形势看，美国经济前景并不乐观，看似强劲的经济增长现状与预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宏观与微观的不谐和，不仅是美国经济波动不定的表象，更是经济政策艰难与困惑的反应。因此，从短期或中期看，美国经济具有再度恶化的风险，理由在于三点：

1、政治因素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已经结束的伊拉克战争和即将出现的美国大选，从政治角度对美国经济具有影响。首先从伊拉克战争看，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大幅上升到3.1％的增长水平，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支撑因素，是战争中的国防开支与消耗，进而使国防对GDP的贡献度达到1.75％，为整体比例的一半多，经济增长突发性因素的影响，更加大经济不确定性。尽管目前人们对美国未来经济增长抱有乐观强劲预期，但经济实际表现中，难有积极支持，失业率的不断增加，企业盈利的弱化以及政策支持性的减弱，都使美国经济增长动力并不足。其次是美国大选，现任政府连任的渴望将会使其加大经济改革举措与调整力度，但主观意志难有支撑，财政赤字连连上升，不仅使政策调整与回旋余地弱化，而且在信心和心理上给予经济打击更大。在美国大选前夕，投票者是以国民经济切身利益选举执政总统，美国国民对经济悲观扩大，不利于现任政府的继续执政。初步调查显示，对美国经济状况“较差”的人数已经达到近10年来最多，不仅与2000年美国国民经济信心十足形成巨大反差，而且也已经达到1991～1992年来的最悲观状态。美国现任政府有可能因为经济而失去选票，经济将会受到进一步冲击与破坏。

2、结构因素的压力。美元强势在经济周期旺盛繁荣时期的积极作用与意义十分突出，而在经济下降或者衰退中的效果与影响则形成包袱乃至阻力。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制造业下降中的企业压力较大，美元汇价过高使得制造商无法与外国同行开展有效竞争，进而导致制造业收缩严重；但美元贬值将使出口产品相对便宜，因而利于刺激和推动出口，使制造商获利空间加大，有利于企业的良性循环与改革；美元强势与美元贬值利弊均有。美元贬值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远低于经济损失。强势美元有损于贸易，但却对经济具有保障与维持作用。目前美国债务赤字巨大，每天都需要来自其它国家上十亿美元资金弥补赤字缺口，而一旦资金流入速度减弱，必将对美国经济形成压力与风险。而经常项目是一个被广泛用于衡量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指标，而美国以外资大量流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为策略，在经济不景气时突显矛盾不均衡。

因此，从短期看，美国经济依然处于波动不定状态，经济复苏的国际对比性将有利于美国经济暂时的增长，今年经济增长温和，经济增长水平在2％左右，但经济矛盾积累和经济风险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明年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但如果从美国经济政策或阻力角度分析，美国政治意志的变化与影响，尤其是不能排除美国经济政策混乱局面的出现，利率、汇率以及整体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调或失控，将会使美国经济再现衰退，乃至出现危机的可能，并引起美元较大的波动，进而牵动国际市场的震荡。

依据美国经济层面的变化预期，美元汇率的波动调整将愈加艰难。在经济不景气、不确定中，美元强势货币政策将会继续是美国指导影响金融市场的重要因素，但效率与作用将会淡化，对美元汇率的影响将出现几种可能前景。

其一是美元面临较大的震荡性。由于美国经济的不确定，乃至大选现任政府的失落，将直接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理念和抉择的失落，经济再度恶化或可能出现的风险危机，都将进一步打击美元资产信心，美元大幅度贬值，不仅使自身经济受到损失与打击，而且将牵动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乃至危机。美元资产超值20％～30％的论点，将会使美元进一步大幅走跌，其兑欧元和日元汇率将可能走跌至1.25～1.30美元和100～105日元，但这是最坏的预期，可能性也相对较小，但不能排除这种风险。

第14篇

关键词：外资银行；经济增长；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9－0043－03

自1979年我国批准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以来，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迅速。外资银行在华发展先后经历了萌芽阶段（1979－1982年）、起步阶段（1982－1991年）、持续高速发展阶段（1991－1996年）和稳定发展阶段（1996年至今）。截止2005年12月末，共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外资银行在我国22个城市开设了238家营业性机构，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已经达到784．3亿美元，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1．9％，外资银行的贷款余额为435亿美元，其中外汇贷款余额为280．4亿美元，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外汇贷款总额的20．97％。随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与壮大，外资银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逐渐增强。本文从正反两个方面探讨了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

（一）在华外资银行通过发挥“鲶鱼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

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带来了“鲶鱼效应”，即通过加剧中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来提高国内银行整体服务质量、降低经营成本。[1]低成本、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作为其他产业的一种基本投入，也将会直接导致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下降，从而最终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1．外资银行发展带来的“鲶鱼效应”促进了我国国内银行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服务品种的增加。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竞争并产生危机意识以后，纷纷推出和大力发展新的服务品种，增强服务意识。表1列举了国内银行参照外资银行在零售业务和公司业务方面服务品种的创新。

2．外资银行发展带来的“鲶鱼效应”降低了我国国内银行因垄断而得以维持的高利润和高运营成本。这里引用郭妍和张立光（2000）的分析，[2]以外资银行在我国银行市场的贷款份额和资产份额来代表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程度，如表2所示，通过对1998－2002年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和贷款份额与国内银行费用率和利润率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与中资银行利润率和费用率之间呈现了负相关的关系，即在华外资银行贷款份额每增加1单位，中资银行的利润率下降0．063个单位、费用率下降1．360个单位；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每增加1个单位，中资银行的利润率下降0．211个单位、费用率下降1．139个单位。国内银行利润率和费用率的下降证明外资银行发展削弱了国内银行的垄断势力，迫使其努力缩减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二）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资金

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从根本上看，应该归结于资本的投入和技术与制度的进步。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既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所需资金，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改善我国资源配置，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体可以从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直接作用。一方面，在华外资银行吸收我国国内储蓄，将众多的小额存款积聚在一起形成可以利用的大规模资金。另一方面，在华外资银行通过对国内企业进行投资，促使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1996－2005年间在华外资银行在我国吸取的存款总额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截止2005年12月末，在华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吸取的本外币存款已经达到近1696亿元人民币（约212亿美元）；在华外资银行对国内发放的贷款除2004年与2005年有大幅度上涨以外，其余每年的贷款数额差别不大（200亿美元左右），到2005年12月末，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发放的贷款余额为3524．6亿元人民币（约441亿美元）（见图1）。

2．间接作用。外资银行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资金的间接作用表现在外资银行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上。首先，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经营运作以及对母国客户提供有关来华投资咨询等服务，增强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的信心，间接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资金起到促进作用；[3]其次，外资银行的发展可以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便利外资企业的资金与结算等要求，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为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进一步的支持；[4]再次，外资银行的发展增加了外部资金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渠道，外资银行广泛的国际纽带和庞大的分支机构拓宽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

（三）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技术创新

1．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直接有利于我国银行业的整体技术创新。外资银行凭借自身在技术创新上的优势，通过“技术外溢”，使得我国国内银行整体技术水平有所创新和提高。主要包括在华外资银行带来的“技术示范效应”即国内银行通过向外资银行学习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在华外资银行带来的“技术竞争效应”，即国内银行因受到外资银行竞争的压力而加快自身的技术开发与创新；外资银行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即中外资银行之间通过合资、参股等方式进行交流和合作时使得国内银行的技术有所创新。

2．在华外资银行发展间接有利于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外资银行在向我国企业发放贷款和提供服务时，通过调整贷款投向，关注贷款收回状况等渠道实现“技术外溢”，间接地促进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

二、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一）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不稳定因素

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外资银行为我国引入大量的短期外汇资金上。大量外汇进入我国市场后，如果是以长期资金形式投入我国经济建设中，则会为我国经济发展引入所需资金，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如果大量外汇是以短期资金形式进入我国并进行投机行为，则会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不稳定因素。一方面大量短期外汇进入我国市场后容易导致对人民币需求上升，在外汇市场上造成人民币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升值造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大量的短期外汇可能造成我国局部市场的物价上涨。如北京市和上海市近两年房地产市场价格爆涨，短期外汇的投机行为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此外，在华外资银行还有可能在我国经济状况发生波动时大举撤离我国市场，成为资本外逃的渠道，加剧我国经济的不稳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不利于我国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控

我国货币当局出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我国进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一方面在于我国目前定义下的货币供给量M2中没有包括在华外资银行的存款，这就使得现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2的数值不准确。截止2005年12月，在华外资银行的存款已经达到1695．5亿元人民币，这代表我国现有的M2中遗漏了1695．5亿元人民币，而且随着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这种遗漏的金额将会更大。另一方面，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带来银行支付手段的革新，使得信用卡等电子货币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电子货币对现金的替代作用以及货币与货币替代品之间的转换便利，导致了我国原有货币界限被打乱，很难准确地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控。[6]

三、结论

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鲶鱼效应”的发挥以及带来资金和先进技术等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积极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某种不稳定的因素，起到一定的负面效应。总之，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谓是利弊均有，要想更好地发挥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严格控制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则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其进行适当的政策引导。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完善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

WTO的后过渡期结束后，在华外资银行在我国将有一个更大、更全面的发展，要想继续发挥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需要完善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我国目前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基本上还处于经验式的管理阶段，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并且在具体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方法上也有待完善。因此，完善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应该通过建立健全《外资银行法》来进行，通过法律形式来约束在华外资银行的违法违规经营与操作，完善包括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在内的监管体系，加快对先进监管手段和方法的学习，加强同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共同防范银行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

（二）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

要想更好地发挥在华外资银行的正面作用，最大限度降低外资银行的负面影响，除了对外资银行的行为有所规定以外，还需要进行自身的补充，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修改和完善。由于我国目前定义下的货币供给量M2中没有包括在华外资银行存款，这就使得现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2的数值不准确，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实际的货币供给量，因此需要对此问题进行修复。一方面需要更新我国原有的货币界限，完善M2的具体数值，将在华外资银行存款数加入其中；另一方面，还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地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货币政策，使其在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准确统计的同时能更好地发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苗启虎，王方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金融业的影响[J]．海南金融，2004，（12）．

[2] 郭妍，张立光．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5，（2）．

[3] M．K．Leung，Ricky Y．K． Are foreign banks sure winner in post－WTO China Business Horizons2006，（49）．

[4] 安春梅．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的经济效应分析及监管措施[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3，（10）．

[5] 程继明．外资热钱涌向京城地产[J]．中国投资，2005，（7）．

第15篇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 宏观功效 经济增长

次贷危机爆发后，有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功效产生了怀疑。通常大家认为，金融衍生品市场具有投机和价格发现功能，这是侧重于微观层面的功能解释，由于微观层面的功能具有独立性和特殊性，容易使人产生衍生品市场可有可无的感觉，使人对其功能产生怀疑。本文从宏观层面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功效进行分析，并对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以求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功效的认识更加全面。

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宏观功效

(一)资源配置功能。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机制的核心，通过竞争形成价格信号配置资源。“看不见的手”能促使社会实现帕累托最优。但现实世界主要是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造成的市场失灵。

通常所说的价格信号是指即期价格，在理性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会出现周期性的供求失衡。在“蛛网模型”机制 作用下，经过多次反复才会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一缺陷。一方面，近似完全竞争市场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形成的价格接近于供求均衡价格，这一价格信号用于配置资源的效果要优于用即期信号，所以许多期货交易所成为大宗商品的定价中心。另一方面，金融衍生品价格是基础市场价格的预期。当基础市场的未来预期收益率高于社会平均资金收益率时，社会资金就会从低收益领域流向高收益领域。

(二)提高经济效率功能。1937年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降低交易成本是促进社会分工和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交易成本，可以将其看作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主要包括信息费用、经济制度的费用及各种摩擦费用。衍生品市场发展有助于降低经济运行的社会交易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实现风险的优化配置，促使实体经济的风险向虚拟经济转移;完善市场体系，降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提高产品定价效率;推动金融深化，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

(三)降低国家风险功能。国家风险包括国家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而经济风险是其中最重要的风险。莫顿米勒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风险系数较高，因而更需要衍生品市场来降低投资风险。”衍生品市场发展可以从多方面降低国家的经济风险。

首先，通过衍生品交易可以有效为国内外资本提供投资渠道，减缓资本流动对经济体系的冲击，更主要的是防止“羊群效应” 。其次，衍生品市场有助于使进出口企业对冲汇率波动造成的经营风险，防止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出现大量逆差及其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再次，衍生品交易可以对外汇储备进行套期保值，增强对储备的调控能力。最后，衍生品市场交易可以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对冲系统性风险，有助于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四)引导社会资金功能。在促进资金融通和引导社会资金方面有两方面作用:一是有利于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由于居民信息搜索能力和投资分析能力有限，发展投资基金等有利于居民通过机构投资者进行投资，发展衍生品市场能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避险场所，因而可以推动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二是为社会游资提供新的投资渠道。既可以推动一部分预防性货币需求转化为投资性货币需求，又能使不断增加的社会游资有了容身之处，并使其通过参与金融衍生品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健康的衍生品市场发展在配置国民经济资源、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引导社会投融资方面具有很强的提升功能，因此，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可以推动国民经济实现优化增长。

二、实证分析

美国的衍生品市场发展最为成功，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最大，本部分以美国为例，分析说明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实证证明，美国经济增长(以GDP为代表)和其金融衍生品的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对数变化后的GDP值和衍生品年成交量进行检验后，发现GDP的增长是衍生品年成交量增长的格兰杰成因。经对美国经济增长数据分析后认为，首先是经济增长需要且推动了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反过来衍生品的增长又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1. 数据准备。选取美国自1977年至2007年的GDP数据和美国交易所交易衍生品的成交总量。并对GDP和衍生品成交量取自然对数以消除量纲的影响。

2.因果检验。为了清楚地表现出GDP和金融衍生品成交量之间关系，我们对两个变量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说明，GDP是成交量的格兰杰成因，GDP引起成交量变化的概率为98.5%，成交量引起GDP变化的概率为75.8%。结论证明GDP的增长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衍生品成交量的增长。

3.回归关系。上述过程说明了GDP和衍生品之间关系密切，具体关系需要以回归拟合的方式来确认。通过最小二乘法加以检验。

回归方程式:

计量结果显示，其值为0.95，该值是衡量拟合程度的数值，最大为1，这一取值说明拟合较好。值为670，值越大说明拟合程度越好。方程通过检验。

三、中国衍生品市场发展滞后

按上式的标准，对与我国GDP相适应的衍生品交易量进行测算。2008年中国GDP为300670亿元人民币(约合44000亿美元)计算出的成交量大约为13651744527手，而实际成交量为152762220手，相差近90倍。

四、结论

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重用，中国金融市场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正确认识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产生的环境，辩证地看待金融衍生品市场利弊，发展地看待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前景，抓住机遇，研究发展适应国民经济全局需要的中国衍生品市场显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