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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农村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土地承包依然缺乏长期、完整。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对农村乱收费和农民不合理负担的问题仍然缺少治本之策;农民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生产、势单力薄,谈判地位低,信息不灵,在交替出现的“买难”和“卖难”中,难以承受市场风险和利益损失;在世界农产品贸易日益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农业正面临着市场竞争的考验;乡镇企业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压力;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分割体制依然没有彻底冲破,等等。在本文中,我们着重对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食品政策:从自给自足到适度进口
中国农业资源紧缺、人口众多,努力增加粮食有效供给,始终是农业发展的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中国农业生产长期发展中面临的严峻问题是,粮食生产将难以满足需求的增长,粮食的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未来的粮食进口量将逐步上升。
在实现中国粮食中长期供求平衡的战略选择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主张必须把粮食自给作为目标。另一种思路主张,在国内农产品价格逐步达到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的时候,尽可能地利用国际市场,利用相对廉价的进口粮,弥补近期内中国因无法大量增加农业投入而可能出现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节省下宝贵的资源用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实现农业人口的产业转移,不能片面地强调粮食的“自给自足”。
我们认为,从中长期看,保证粮食的供求平衡,既不能过份强调自给自足,也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而只能选择“立足自给,适度进口调剂”的战略。
坚持粮食自给自足是不必要的,也是行不通的。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呈递减现象,由此导致粮食生产成本和价格不断攀升,目前,中国粮食的市场价格已高出国际市场的价格。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实现粮食自给,就必然要求:大量使用耕地;大量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以挖掘粮食的资源潜力和技术潜力;不断提高粮食价格;对国外廉价粮食的进口通过采取关税和非关税的措施进行限制,等等。这些措施,或者是难以行得通,或者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例如,过分强调粮食自给,土地和资本两项要素的机会成本将会很高,这不但影响农民增加收入,也会损害非农业的发展;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不但会成为国内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而且会推动工业劳动成本的提高,影响整个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经济日益国际化、贸易日益自由化的条件下,过份限制国外粮食进口,会遇到贸易伙伴的反对和报复,同样要付出代价。
适度进口粮食,调剂品种余缺,弥补产需缺口,增加储备,对于提高中国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无疑是有益的。今后,国际粮食市场的供给能力,仍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但考虑到大量进口粮食对世界市场的影响,粮食安全、粮食进口能力以及粮食大量进口对国内生产的影响,今后在扩大粮食进口上,又应当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中国粮食的中长期供求平衡,必须立足于国内,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对中国农业进出口贸易产生巨大影响,其利弊如何最终取决于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近10年来,中国粮食生产成本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使粮食价格也随之提高。目前中国小麦、玉米、大米及棉花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以往的竞争优势。中国的油料、糖、奶业自然条件好,原料充足,但由于加工技术落后,目前植物油、食糖和奶制品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以往的竞争优势。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蔬菜、水果、花卉和水产品、畜产品,由于资源成本低,目前价格大都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上述农产品出口水平却还比较低。如中国的水果类产品,目前的年出口量仅占其总产量的1%左右。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品质差、农产品加工、包装、贮藏等环节还非常落后。此外,对这些产品的国内支持还不够。转贴于
适应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今后农业发展的目标应是在继续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提高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根据比较优势原则来优化农业结构,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农民收入政策:从价格支持政策转向结构调整政策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全局性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农民收人预期不好,就不愿扩大农产品供给。因此,实现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必须使农民收入能稳定增长。9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在农产品供给全面好转的形势下,农民收入的增长处于缓慢状态。
目前农业收入仍占农民收入的60%以上,工农业之间的交易条件仍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农业是一个观风险产业,同时又受到恩格尔法则的制约,在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在农产品市场化的改革中,政府制定农产品保护价格政策,对减少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性保护农民收人是至关重要的。
有关研究表明,政府对农业的价格保护程度,与经济所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一般说来,经济越发达,政府对农业生产者的价格保护程度越高。从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和财政实力看,像目前发达国家那样大量补贴农业是不可能的。现在,应逐步减少对城镇居民和城市国有企业各种补贴,大幅度削减农民的各种负担。从长远看,实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一种趋势,实行高保护政策的国家必将大幅度削减农业的价格补贴,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而且,即使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农业人口份额降低到了较低的程度,也不可能直接采用价格手段对农业进行高保护。
增加农民收入,单靠政府的价格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方面的潜力也会越来越有限。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途径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调整农业结构,构建高效农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结构调整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应当承认,过去农业结构的调整仍然是初步的、低层次的、阶段性的。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农业结构性矛盾日益显露出来。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质量不高,大路货多,名优产品比例低;二是一般性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更少。目前中国水果的优质果率只占水果总产品的30%,约有20%的劣质果适口性差,部分蔬菜。茶叶中农药残留量超标,蔬菜、水果、花卉等产品贮藏、保鲜、加工水平低,难以保证储藏质量和商品质量。三是虽然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分工有了很大进展,但区域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区域性农作物结构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问题。在结构调整中,地区之间重复投入,常常一哄而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了过度的盲目竞争和资源浪费。果品、蔬菜产地市场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暴露了在品种、布局方面的趋同性。
抓住农产品总量平衡的有利时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结构优化升级,就成为农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新一轮的农业结构调整决不能再走简单的数量、比例变动的老路子,必须注重调整的质量。这次结构调整,主要是向生产的深度进军,提高农业的质量和综合经济效益。
根据中国农业资源利用和农产品供求的现状,构建高效农业体系,应在继续发展种植业的同时,加快林业和畜牧水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在大农业中的比重。与此同时,在大农业内部,提高种植业与林牧渔业之间的多层次综合利用水平,努力实现农牧结合、农林结合、牧渔结合,更加集约地利用各种农业资源。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既是提高农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又会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水平,甚至可变废为宝,提高农产品的综合利用率,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多样化需求。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3:l,而中国只有0.79:1。发达国家加工食品约占90%,而中国只占25%。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一般是农业产值的1.5-2倍,而中国还不到1/3。从上述差距中,可以看出中国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还有很大的空间。农产品的包装、储藏、分级水平低,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经营的经济效益。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应把加强产后系统开发、特别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以利于其高产优质高效的实现。
三、农业产业化: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三个环节相脱节,导致农产品“买难”和“卖难”交替出现,这既使得农产品加工企业常常得不到稳定的原料供给,农民的利益也经常受到损害。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农业产业化在实践中是一种内容相当丰富的现象,虽然在理论上对其内涵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但多数意见认为,推进农业产业化,通过中介组织的带动,一头连给农户,一头连接市场,既保持了家庭承包制的稳定,同时又通过延长产业链,发挥一体化组织的协调功能,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进行商品生产,在一个产品、一个产业、一个区域内形成了产品规模、产业规模和区域规模,实现了规模经营。这种形式,有利于克服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矛盾,使分散的农民家庭经营与大市场之间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连接方式;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有利于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
农业产业化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实践,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型。主要是以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为龙头,带动农户从事专业生产,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这种类型一般以“公司十农户”为基本组织模式。二是中介组织带动型。主要是以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协会)、供销合作社等为中介,带动农户从事专业生产,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这类组织一般以合作经济组织十农户为基本组织模式,但也有一些是“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农户”。三是专业市场带动型。主要是以专业市场为纽带,带动主导产业,连结广大农户。四是其它类型,如各农业研究和推广部门为农户提前、产中、产后服务。
无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问题是在生产、加工和销售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从实践看,农户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其它组织的利益连接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买断”关系,即农户与企业之间除了纯粹的市场交换关系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联系,企业仅是一次性收购农户的原料,双方不签定经济合同,价格随行就市。在这种买断型的利益关系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机的内在联系,更没有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企业与农民的关系很不稳定。严格说来,如果企业与农户之间仅仅停留在这种“买断”型关系上,还不能说是实现了农业一体化经营。
二是契约关系,即农户与企业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签订规范的经济合同,明确规定各方面应当享受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购销关系。在这种形式下,农户与企业的利益关系的紧密程度也有差别。多数企业一般都向农户供应良种、优良种畜、种禽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并提供技术指导、培训,有些企业还以相对稳定的价格收购农民的产品,或参照市场价,制定保护价,当市场价低于保护价时,以保护价收购农民的产品。在这种方式下,农民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与“买断”型相比,更进了一步。但在许多情况下,农户不履约或企业拒收、压级压价等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三是新型的合作关系,主要是通过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实行利润返还,入股分红,逐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从合作组织形成的方式看,主要有以下几种:(1)供销社吸收农户入股,兴办专业合作社;(2)农民自发组建专业合作社;(3)一些协会吸收农民入股发展成合作社;(4)龙头企业吸收农户入股,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等。从合作组织内部的服务内容看,有些合作组织(主要是农民专业协会)主要还是提供信息、技术培训、物资供应等服务,有的则实现了合作加工和销售。从合作组织内部的利益关系看,有些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还是以服务为纽带连结在一起,而有些合作组织(包括企业)则与农产形成了新型产权关系,对农户实行利润返还和按股分红。从总体上看,这种利益联接方式还不多,发展也比较缓慢,许多合作组织还不够规范,特别是多数合作组织经济实力还比较弱,这使得它在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
农户与其他利益主体建立什么样的利益联接方式,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如产品性质、企业实力、农户素质等。今后,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仍将以“公司+农户”作为基本组织形式,以契约作为基本的利益联接方式。积极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对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龙头企业素质高、竞争力强,农产品及加工品才能立足市场、占领市场,农业产业化才能顺利进行。龙头企业在发展方向上,要高起点,坚持以质取胜,以效益取胜。龙头企业要处理好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龙头企业不是单纯的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它要为农民提供经济技术等方面的配套服务,这样才能使农民的生产符合市场的要求。龙头企业要努力做到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努力与农民结成共损共荣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四、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就地转移到跨地区有序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目前农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并没有得到很大缓解。
解决规模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必须采取“多渠道分流,多种形式转移”的战略,依靠一、二、三产业的全面发展,全方位开拓就业门路,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机会。为了防止大量农村人口过度涌入城市,诱发“城市病”,应该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使农业有效地发挥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同时,应积极开拓国际劳务输出市场。但这两条渠道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今后,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的根本途径,在于非农化和城镇化。乡镇企业今后在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仍将发挥主渠道的作用。
能否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关键取决于乡镇企业能否继续保持较高的吸纳劳动力能力。现在乡镇企发展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的环境下,乡镇企业不可能在所有的行业都与城市企业展开竞争,在经济发展进人结构调整时期,大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出现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乡镇企业要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束,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是保证乡镇企业持续增长和就业容量不断提高的关键。
一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城乡布局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大都分布在沿海大中城市,形成了农村生产原料,城市加工的格局。这种格局割断了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的有机联系,不仅造成农产品原料损耗大,加工成本高,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一局面有了一定改观。1997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城乡比为1:0.89,食品工业还是城市占主导地位,城乡比为1:0.60。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目前仍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农产品的深加工大都在城市。从农产品加工业的区域布局,1997年东、中、西三大区域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比为66:24:10,也就是说,农产品加工业主要还是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近2/3),而内地的比重则很小,尤其是西部地区只占1/10。乡镇企业要抓住机遇,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再次创业的突破口。中西部既是农产品的主要产区,也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地方,要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中国今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主要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加工业,不仅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而且可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压力。
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发展的规模和要求而言,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总量不足,发展相对滞后。现阶段的农村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一些传统的、低水平的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服务业之上,在某些传统行业中,由于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进入过剩、低水平过度竞争的局面也早已形成。如在乡镇第三产业的传统交通运输业中,运力的发展多集中于短途客运和内河运输业之上,运力增长相对于运力需求和道路过剩的现象较为严重。一些农村发展亟需的(新兴)第三产业行业(如科技服务、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方面)发展严重不足,如农村金融业,不仅业务范围窄,信用手段落后,而且极不规范,难以满足促进农村资金流动的需要。加快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一是重点建设好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开拓农村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二是把交通、通讯、保险、金融、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发展重点;三是要开发农村房地产和旅游等新兴产业。
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应是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
从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日趋活跃。根据国际经验,90年代和下个世纪的头20年,将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可以说,近年来数千万“农民工”的大流动,不过是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大流动的序曲。
如此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以及自发流动不可避免的盲目性,致使流入地区的一定时期劳动力吸纳能力受到挑战,城市基础和交通运输面临巨大的压力,城市的住房、环境管理、卫生医疗设施、治安管理和人口生有控制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虽然引发了一些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普遍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除了像少数特大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人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外,大多数城市应向农民打开城门,鼓励农民企业家进城投资办厂,吸引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近年来,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迅速增长,不仅城市就业问题已迎刃而解,而且还吸收了大批外来劳动力。这说明,现有大、中城市在解除了旧体制的束缚之后,经济若能蓬勃发展,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允许一部分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并努力使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农民,由常年性外出打工,转变成稳定性移民,应当成为今后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一条重要途径。
要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改革以来,虽然市场机制在劳动力配置方面的作用日益加大,但迄今尚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城市人口对城市就业机会相当程度上的垄断。长期保持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不用农民的就业竞争去抑制城市劳动费用的上涨,不仅农业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而且城市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劳动效率也难以提高。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为此,在就业制度上,应建立“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由择业”的市场化就业制度。建立新的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就是要建立对人口实行开放式管理的户口制度,即任何人无论是从乡村迁移到城市,还是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或从一个农村区域迁移到另一个农村区域,以及从城市迁移到乡村,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如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居住时间达到一定年限等),就应该依法获得合法的居住身份,并依法享受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可先在小城镇实行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取得局部突破的基础上,再循序展开。目前,在小城镇,非农业户口已没有多少特权,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
五、土地政策: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虽然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进一步稳定和完善这一制度仍有大量的后续工作要做,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仍是农村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目前,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土地所有权继续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户则以承包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但由于较好地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普遍存在的集体成员“搭便车”问题,从而带来了生产率的巨大提高。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在缺乏成熟的理论准备与系统的政策设计的情况下进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不规范是难以避免的。近年来为了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政府出台了一些重要政策,并试图使这些政策在法律上得到具体化,但农地产权制度仍不够完善。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最主要的缺陷是农民土地权利的稳定性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在大多数地区,根据人口的变化,周期性地进行土地的调整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调整严重地损害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而政府关于将土地承包期在原先耕地使用权15年的基础上再顺延30年的政策;也没有得到较好的执行。
农民土地权利不稳定,还表现在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仍不够充分,例如,在现行制度下农民缺乏抵押上地使用权以获得银行贷款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在现实中缺乏充分行使自己土地权利的能力。虽然政府要求农户和集体之间要签定书面的土地承包合同,但在现实中,随意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目前遇到的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是30年承包期内是否调整土地。一种观点主张应明确规定30年承包期内不调地。另一种意见是,在承包期内,应允许进行有限制的小调整。近年来的经验表明,采用行政手段,周期性地调整土地,以缓解人地矛盾,固然可以满足部分农民的愿望,但副作用很大,不利于鼓励农民改良土地。考虑到落实30年的承包期本身阻力就较大,如果在30年的承包期内再完全不允许调整土地,执行起来就会更困难。因此,比较可行的选择是,针对承包期内土地的调整制定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新的《土地管理法》在这方面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如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者土地的调整,必须经村民会议1/3以上成员或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但这还不够,还应规定更为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把土地承包给集体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经营,要有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如规定任何调整首先应得到现在的承包户的同意。这方面存在着基层干部滥用权力的现象,强行出租集体土地,强行收回农民承包地的现象是时有发生的。在很多国家的土地法律中,无论是对私地的出租,还是对公地的出租,都有“续相权”的规定。在荷兰,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也规定,烟农的土地租期至少为12年,并可续租。在澳大利亚,大约85%的农地(主要是草场和林地)属于“公地”(crownland)。这些公地大都采用长久租用制,也都有续租的法律规定。例如,草场的租用期一般是99年,到期后都可续租。中国自来代就有了永佃制。明清时期永佃制在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区已经很盛行了。永佃制的特征是“一田两主”,即把土地的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开来,地主拥有田底权,佣户拥有田面权。地主可以把田底权出卖、典押,但不能随意赶走拥有田面权的佃户。佃户可以出卖、典押田面权,在这种情况下,地主的田底权不变。这种土地制度在历史上曾对保护佃农的利益和促进农业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赋予农民更长久的、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应当在有关土地的新的立法中,充分保障农民在30年承包期满后,有权继续承包土地。中央的政策是给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承包期再延长30年,30年内严格限制调地,满30年后有权续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农民感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才能真正有利于使农民形成长期的预期。
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承包期长固然重要,但关键是明确界定土地承包权的性质。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从法律性质看,一开始就是以债权的形式出现的。物权和债权是大陆法系民法上相对应的两种财产权利。在英美法系中,没有这种概念。物权和债权的法律效力是不一样的。物权是一种排他性的财产权利,而债权则不具有排他性。物权对世上任何人都有约束力,因而又称“对世权”。债权只对某个或某些人有约束力,因而又称“对人权”。物权又可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自物权即所有权。他物权则又可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等;担保物权如抵押权。债权即租赁权。由此可见,所谓土地权利,是指一束权利。仅在英美法系中,就有50多种土地权利。土地承包权的债权属性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农户对抗他人侵权行为(尤其是对抗乡村集体干部随意调整土地、更改土地合同行为的效力),因土地承包权的债权性质而降低。实践表明,把土地承包权界定为债权,不利于农户树立起保护自己土地权利的法律意识,不利于防止农村基层干部随意调整土地,侵犯农民的土地权利。改变土地承包权债权性质,实现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土地权利,如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继承权、抵押权等,有利于减少现行土地产权关系中内含的不稳定性,有利于增加国家对农民的产权保护,有利于使农民形成长期的预期,也有利于在发挥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同时,推动农地的市场化流转,从而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在《物权法》中,可以在明确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前投下,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物权来看待,对农民的土地权利作出更加明确、更加具体、更加严格的法律界定。这样才有助于让农民树立起依法保护自己土地权利的法律意识。转贴于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只有合理流动,才能提高使用效益。特别是在当前农业结构调整中,为了实现区域规模化种植,要求建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搞活土地经营权。土地流转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例如,一些地区创造出的“反租倒包”的模式,就是土地流转的一种好形式。这种土地流转形式在充分尊重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改变了一家一户分散种植的格局,实现了区域的规模化种植;这种流转形式在充分发挥公司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获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农户家庭分散劳动的优越性,把两种优势有效地结合了起来。促进土地流转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培育土地使用权市场,通过私人之间土地使用权的自愿转让,来实现农场规模的扩大。政府的作用应当主要体现在健全土地法规,界定土地产权和制定土地流转的规则上,而不是用行政命令手段,去推进规模经营的发展。从整体上讲,中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应以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为主,不应把规模经营与家庭经营对立起来,动摇家庭联产承包制。
六、走向新的合作
改革前,我们在发展合作经济上走了很大的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应该讲,迄今为止,在合作经济的探索上,我们还没有真正踏上坦途。农民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生产,势单力薄,不仅进入市场难,而且保护自身利益也难。这是农村发展市场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主,同时通过发展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为农民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可以有效地克服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可以把家庭经营的优势与合作经营的优势有效地结合起来,可以为家庭经营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开辟家庭经营走向市场、走向现代化的广阔前景。
发展合作经济,不应拘泥于一种模式,而应因地制宜地采用多种形式。综观世界各国,由于各自的条件不同,合作经济发展的模式差别也很大。欧美国家的合作社以专业合作组织为主;东亚国家和地区则以综合性的合作组织为主(如日本的农协)。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合作组织形式,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体有两种思路:一是大综合、大合作的思路。即供销、信用、技术服务三位一体,组成综合性的合作社,作为企业法人或合作社法人,享有独立的财产主体地位,承担有限责任,类似于日本的“农协”。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各自完善和发展的思路。即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供销社和信用社等,长期并存,自我改造,自我发展;政府则根据其不同特性,分别逐步加以规范,尽可能作为独立的财产主体,明确相应的法人地位和责任形式。这两种思路哪一种更符合实际,不宜过早下结论,更不能强迫农民接受某一种模式。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因地制宜地采用多种形式。
在中国,强调发展社区合作是必要的。与欧美国家不同,东亚国家和地区农村村落稳固存在,村落内农户家庭之间血缘、地缘关系密切,社区内的合作十分重要。目前,中国的社区合作组织普遍存在着服务功能不强、合作属性较弱的问题,对农民没有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求在村庄一级普遍建立社区合作组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建立“全民社”,农民只有入社的义务,但没有退让的权利。这样做,只能束缚、甚至窒息中国合作经济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发展合作经济,要充分利用社区这一组织资源,但又不能局限于社区合作,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超越社区的界限,要求在更广的范围内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近年来,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发展很快,在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否认,迄今为止,这种合作经济组织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对这类合作,要大力鼓励,要通过深化改革,为这类合作组织的发展创造更宽松的政策环境。
早在80年代初,从政策上就明确提出恢复供销社“三性”,还社于民。然而,经过10余年的努力,把供销社改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供销社目前面临着“三个不承认”:即农民不承认供销社是他们自己的组织;政府不承认供销社是官办的企业;供销社职工也不承认供销社是农民的组织。看来,试图把供销社在整体上改造为新型合作组织的政策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可以考虑适当对供销社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修正。有条件的供销社可以改造为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而大多数供销社在改革目标上设定为盈利性的非合作制性质的企业组织可能更为恰当。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也面临着与供销社同样的问题。
日本“农协”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日本“农协”不仅是农民经济利益的代表,而且也是农民的政治利益代表;它既是合作经济组织,也是行政辅助机构和政治团体。借鉴日本“农协”的经验,我们可以在一些地区试办为农民提供包括信用。供销、技术推广等在内的综合的合作社。
借鉴国际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农民经营主体和财产主体的利益,不“归大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农民入社退社自由,不搞强迫命令;坚持“民办、民管、民利”,不搞行政干预;对社员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
目前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合作社难以获得全面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为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特别是有关合作经济的法规建设严重滞后。从合作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看,在宏观上存在着许多严重阻碍合作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粮、棉等大宗农产品一直保留着相当程度的部门垄断,许多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也由国家垄断经营。这就排除了农民合作组织合法涉足这些产品购销的可能。而国家对农村金融的控制更是严厉,农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难以获得适宜的土壤。从合作经济发展的法律环境看,中国迄今仍没有一部合作经济法规,在中国企业法人注册类型中没有合作经济的位置。由于合作经济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合作社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既不利于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也不利于规范其行为,维护其它市场主体的利益,保障市场经济秩序。中国现有的合作经济组织包括社区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供销社和信用社等,不同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差别很大,很难用一部统一的法律来对它们进行规范。应根据其不同特征,逐步加以法律规范,当前,迫切需要制定专业合作社法,在法律上明确其财产关系和责任制形式等。
七、粮食流通体制:从“双轨制”到市场化
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建立主要由市场调节的粮食购销体制。这种新的粮食体制,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粮食体制要进入市场经济轨道,这是由粮食也是商品决定的;二是粮食市场要在政府调控下运行,这是由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以及中国特殊的国情、粮情所决定的。借鉴国际经验,这种粮食流通新体制需要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征:第一,要有竞争性的粮食市场主体和完善的粮食市场体系。第二,要有健全有效的储备调节和保障体系。第三,要有健全的法制体系。第四,要有发达的粮食储运体系。
1998年出台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并没有使中国粮食流通的市场化改革有实质性进展。这个改革方案虽然也提出要解决国有粮食企业政企不分这一深层问题,但由于它继续强化国家垄断的粮食收购体制,因而与主要由市场调节的粮食购销体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新的粮改方案更侧重于解决国有粮食企业巨额亏损挂帐这样的短期政策目标,而对发有粮食市场,培育竞争性的粮食市场主体这样的长期政策目标则重视不够。
粮食流通体制涉及到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等方面的利益分配,涉及到中央与地方以及产区与销区的利益调整,还涉及到财政、金融、价格。内贸和外贸等众多部门的体制改革,因此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化的粮食流通体制,需要继续进行一系列改革。一是改革国有粮食企业,真正实现政企职能分开;二是鼓励农民建立合作经济组织,参与粮食流通;三是完善仓储制度;四是完善保护价制度;五是政府逐步过渡到只管按保护价收购专储粮,逐步取消定购;六是协调好粮食内外贸的关系及生产和流通的关系。
八、工农关系:从以农业支持工业向以工业反哺农业转变
在传统体制下,中国工农业之间一直未能建立起一种均衡增长和良性循环的关系,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了工农业的关联度,市场机制的引入促进了资源在两大产业之间的合理配置,但是,工农业仍未走上协调发展的轨道,为了实现工农业的协调发展,政府政策最重要的选择是实现由以农业支持工业向以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变。
今后,政府在财政上对农业的支持应主要侧重于以下方面:
一是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欠帐太多,目前普遍存在农业基础设施老化问题,这是造成农业抗灾能力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推动新世纪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条件,政府必须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中央和地方要集中财力,以直接投资的方式,为大中型防洪工程、灌排工程、水资源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防护林工程等方面的建设提供资金保证。在欠发达地区,应继续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劳动投入。
相较1995—2002年,现阶段农产品产量不断递增,但随着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和消费结构水平提升,国内农产品生产增量仍无法满足百姓生活和工业加工需求,大豆、奶粉等农产品进口量不断递增,农产品供求已进入“紧平衡”新时期。农产品产量不断递增中国曾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经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农产品供求阶段,并曾因“卖难”导致农产品产量逐步下跌。但自2004年始,农产品产量企稳回升。尤以粮食产量为典型,产量从2003年的43070万t提升到了2012年创纪录的58957万t,增长37%,实现史无前例的“九连增”。食用植物油、糖类等种植类产品以及肉、禽、蛋和水产品等养殖类产品都出现了稳步增长的态势。进出口贸易逆差加大农产品贸易差额已经从1995年超出37.4亿元变为2012年的491.9亿元以上。从2004年开始,农产品进出口一直呈现出贸易逆差态势且有加大趋势。一是在关键的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类别上,尤其是以大豆为典型的粮食产品上(中国将大豆统计为粮食作物),逆差额扩大趋势明显。某种意义上粮食作物已经突破了95%的自给率底线。二是某些中、高端农产品供求和进出口比例失衡情况较为突出。以奶粉为典型,进口量从2008年的14万t激增到了2011年的98万t[3]。根据有关专家的估算,中国进口农产品折算的土地数量达到4470万hm2,占我国耕地面积的36.8%[4]。
2生产方式上,转向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新阶段
相较1995—2002年,现阶段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特征更为明显,中国在生产方式上正在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阶段转向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等的新阶段。农业生产规模稳步提升一直以来,中国的农业具有非常典型的小农生产特征,单家独户各自生产,生产规模很小,农业经营服务组织薄弱。近些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转变。从1995年到2011年,农业从业者人均种植面积已经从0.422hm2增长到了0.61hm2,增长1.45倍。从1996年到2011年,农业从业者的人均养殖规模也在增长,人均肉、禽、蛋和水产品产量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2011年人均产量分别是1996年的2.3倍、7倍、1.8倍和2.3倍。值得注意的是,从2006年到2012年,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率从4.5%增长到21.5%,流转面积从547万hm2增长到了1800万hm2,这从另一视角说明了当前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趋势。农业组织化经营趋势加剧近些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组织快速发展。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数从3.68万家快速增长到2012年的68.9万家,增长18.7倍,实有成员数超过5300万户。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从2004年的11.40万家增长到2012年的超过30万家,辐射带动农户数从2004年的8454万户增长到2012年的1.18亿户,农业龙头企业从2006年的7.16万家增长到2011年超过11万家。农业生产越来越表现出组织化的生产经营方式。农业社会化生产特征增加明显当前,全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为主导、其他类型服务组织广泛参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拥有政府公益机构15.2万个,拥有经营性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00万个。同时,在具体的农业生产上,也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社会化生产特征。以粮食、小麦和玉米3种粮食作物的生产为例,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资料,2000—2010年,3种粮食作物的生产成本中,机械作业费、雇工成本和流转地租金占生产成本的总比重在不断攀升,从2000年占总比重的10%增长到18%,尤其是机械作业费占比增幅明显,从6%增长到13%。
3要素投入上,转向科技、资本密集型新阶段
相较1995—2002年,在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粮食生产实现9连增的情况下,劳动土地要素的作用却在削弱,现阶段中国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特征正在从依靠劳动等要素转向依靠技术等要素。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劳动、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作用正在削弱一是农业从业者数量减少明显。从1995年的35530万人下降为2011年的26594万人,占乡村就业劳动力的比重从72.5%下降为65.7%,从2009年开始,相关数据有加速下降的态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不再以农业为主业。二是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面积已经从1996年的13003.92万hm2下降为2008年底的12171.59万hm2,每年因为工商业发展和人民居住需要所占用的耕地面积约64万hm2。科技、资本等要素作用正在增强一是农业物质投入水平不断提升。以种植业为例,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推动了农地有效灌溉面积、旱涝保收面积和机电灌溉面积的较快增长,其中有效灌溉面积从1995年的4928.12万hm2增长到了2011年的6168.16万hm2,旱涝保收面积从1995年的3611.88万hm2增长到了2010年的4287.15万hm2,机电排灌面积从3220.53万hm2增长到了4075.06万hm2。同时,每公顷土地上投入的农用机械、化肥、农药、塑料薄膜和农用柴油等持续攀升,农业机械化、化学化态势明显。二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增长明显。从2009年起,农业部在800个县实施全国农技推广示范项目,实现了“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覆盖到所有的农业县,农技推广机构条件建设的项目覆盖全部乡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过去7年间提高了约8个百分点[5]。2012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更是达到54.5%,主要粮食品种良种覆盖率达96%以上,每公顷产量首次突破5250kg,单产提高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为80.5%[6]。2012年在粮食播种面积只比2011年增长0.6%的情况下,却实现了总产量3.2%的增长,科技要素在其中发挥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5]。收入构成上,转向依靠非农产业新阶段相较1995—2002年,现阶段农民的农业生产增收效果有限,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少,已经跌破50%。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多,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农民收入已经转向依靠非农收入新阶段。农业生产增收有限,家庭经营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从1995年到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578元增长到了7917元,增长了5.02倍,且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年增速均超6%,实现了“九连快”。但不可忽视的是,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利润增加非常有限。以粮食、小麦和玉米3种粮食作物的生产成本收益情况为例,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资料,自2000年以来,3种粮食收购价格和单位均产值都在稳步提升,但2004—2010年平均每公顷利润率和利润额分别只有26%和2715元,严重制约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此外,从1995年到2012年,农民的家庭经营纯收入从1125.79元增长到了3534.51元,但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从71.4%下降为44.6%,其中从2009年开始家庭经营纯收入比重跌破50%,农民收入非农化的阶段性意义显着。农民外出打工数量和农民工资性收入连续增长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跨乡镇外出就业,其中从2001年到2012年,外出农民工数量从8399万人增加到16336万人,增长了1.94倍。这说明虽然中国经济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但农业的吸引力仍然要弱于非农产业。随着大量农民从农业、农村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农民的劳动时间和收入来源也从原来的以农业为主转向兼业化甚至非农化状态。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从1995年的353.70元增长到2012年的3446.46元,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从22.4%增长到43.5%,农民通过外出打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收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纯收入之间的差额比例从2000年的49%缩小为2012年的1.1%,两者已经非常接近,也再次印证农民收入来源的非农化新特征。
4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趋势与挑战
4.1将依托城镇化等更宏大格局统筹解决“三农”问题
将依托城镇化等更宏大格局统筹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需要克服的关键问题。未来农业现代化问题的解决将更加嵌入于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背景中,依托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和人力等要素进行解决。必须认识到要想解决至少六七亿农村人口的生存以及其所从事农业的发展问题,将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更为困难的现实在于国土面积之广、各地自然与人文环境差异之大、人口数量之多,此问题的解决将毫无历史经验可循,这也是未来几年党和政府需要克服的关键问题。
4.2强农惠农政策将会拓展和延伸
强农惠农政策将会拓展和延伸,如何有效落实相关政策措施是现有制度环境下必须长期面对的重要问题。未来政府将更有能力拓展和延伸目前的强农惠农政策,比如进一步提高已有的各项农业补贴幅度,并可能强化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在农村金融问题上进一步破题,拓宽试点领域和范围,允许更为丰富的实践探索。也必须要看到,有些政策措施在一些地方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如何协调各项涉农工作,推动地方政府有效贯彻落实,将会是农业部门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重要问题。
4.3农产品需求的规模和质量将会继续提高
农产品需求的规模和质量将会继续提高,如何科学调配国际、国内两个农产品来源渠道,是农业宏观决策必须尽快回答的重大命题。未来百姓对农产品需求的数量和品质要求会进一步提高,可能会加剧我国农产品“紧平衡”的生产格局,在一部分中、高端农产品和大宗农产品类别上可能会加大对国际市场的需求量。在国内农业生产资源总量与生产环境短期内无法显着改善和提高的情况下,如何科学配置国际、国内两个农产品来源渠道,使得既能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要,又能确保我国农业产业的长期稳定和安全,将会是农业宏观决策需要尽快回答的重大命题。
何为现代农业?至今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义。现代农业有几个标准是大家比较认同的: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在80%以上农产品商品率平均95%以上;农业投入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至少在40%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低于20%。另外,也有人认为“每个农业劳动力来自农业的收入至少能养活10人”也应划入标准之列。
可以说,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就是现代农业。几十年来,西方国家根据不同的国情,逐渐摸索出三种不同的现代农业类型。
――多地少、耕地资源短缺型,典型的国家是荷兰。由于土地十分珍贵,荷兰人追求精耕细作,着力发展高附加值的温室作物和园艺作物。依靠精耕细作,这个60年前还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小国,已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蔬菜、花卉的出口更是雄踞世界第一。从荷兰的经验看,这种现代农业的基本特点是:土地利用高效,生态环境良好,技术支撑有力,流通体系发达,组织体系健全,政策体系完善,主体素质较高,产品优势突出,经营收入丰厚,农产品高产、高质、高附加值,具有国际竞争力。
―― 人少地多、劳动力短缺型。代表性的国家是美国,以大量使用农业机械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总产量为主要特色,美国农业机械化程度世界第一,是全球最典型的现代化大农业。美国平均每个农场耕种的面积近4000英亩(1英亩相当于我国的6亩)。如果离开农业机械,美国农业简直寸步难行!在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8%,约为350万人,但这350万人不仅养活了3亿美国人,而且还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土地、劳动力适中型。这种类型的国家一般都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传统,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多以进行农业制度变革为主要特色。比较典型的国家是法国。多年来,为发展现代农业,法国实行了“一加一减”的做法,“一加”指的是为防止土地分散,国家规定农场主的土地只允许让一个子女继承;“一减”指的是分流农民,规定年龄在55岁以上的农民,必须退休,由国家一次性发放“寓农终身补贴”,同时还辅以鼓励农村青年进厂做工的办法减少农民。除此之外,法国还实行“以工养农’政策。几十年来,法国持续发放农业贷款和补贴,还由国家出钱培训农民。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困扰法国上千年的小农经济已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世界领先的现代化农业。目前法国农业产量、产值均居欧洲之首,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和世界第一大农产品加工品出口国。
突出科技本质
现代农业国值得一提的国家首推以色列,以色列地处中东,既缺水又少土,因此它比任何国家都注意土地和淡水的高效率使用,以色列节水农业世界第一,平均每立方水可产两三公斤粮食,是我国的两三倍,水肥利用率达80%―90%。现在以色列不仅改变了粮食、蔬菜、水果长期依靠进口的状况,而且还能大量出口。专家说,若按以色列的土地生产率,地球可以多养活100亿人, 而以色列现代农业的一大特征是科技含量高的压力灌溉技术。
以色列建国以来,农产品产量增长了12倍,但每亩土地耗水量仍保持原有水平,这与他们用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息息相关。
澳大利亚的现代农业科技特征则主要体现在其高质量和先进实用的农业机械。这个畜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也依赖于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澳大利亚每个农民平均可管理100头奶牛或4000只绵羊。
“风车之国”荷兰的现代农业也是十分成功的。特别是该国集成化的工业技术在温室农业中被广泛应用。
事实上,荷兰的农业特别是温室农业是被当成工业来办的。温室产业中广泛采用现代工业技术,包括机械技术、工程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管理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
成效十分显著
以色列国土面积为2.1万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仅为4370平方公里(约44万公顷,合60万亩),占总面积的20%,而且可耕地一半以上的土地还需提水浇灌,以色列的农业成为与军火工业、钻石加工业并列为国民经济与对外贸易的三大支柱产业,现在一个农业人口可养活90―100人。
温室产业是荷兰最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居世界领先地位。目前,荷兰温室建筑面积为11亿平方米,占全世界玻璃温室面积的1/4,主要种植鲜花和蔬菜。园艺作物产值2005年为232.3亿荷兰盾。其中,蔬菜为172.72亿,花卉为60.91亿。此外球根鲜花及耐寒种苗为20.6万亿。
荷兰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马铃薯出口国,其良种输出占国际良种市场的60%以上,种用和商品马铃薯销往世界80多个国家。园艺生产在荷兰占相当份额,主要是蔬菜、水果、花卉、植物、鳞茎和苗木,蔬菜出口居世界第一,鲜花占全球市场的60%,大部分蔬菜鲜花在温室内生产。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流通;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F304.3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Chinese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world agriculture. The experience of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nmark and Japa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longitudinal distribution mod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channels, development of.
Key words: farmers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简称农合组织,下同)是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重要成员,对于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促进地区农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中国农业是世界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合组织发展路径,需要与西方发达国家农合组织的发展联系起来,后者在农合组织以及农产品流通方面走过的道路和轨迹对于我国特别是亟待发展的西部地区有着借鉴意义。
1 境外发展模式的比较
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流通渠道已经实现了高度市场化条件下的产、加、销有机结合的一体化现代农产品流通渠道体系,其中,农合组织在农产品流通渠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户、农产品加工与商业进行了紧密的结合,改变了过去产、加、销分割的状况,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农产品产业链,联结成一个资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结成了紧密的纵向组织关系。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有所不同,其农合组织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根据农合组织发展现状、主要运行方式以及政府在农产品流通渠道中扮演角色等的不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发展模式。
1.1 美国的跨^域农合组织发展模式
美国的农产品生产以专业农场为主,生产区域化程度较高,农产品流通渠道短,流通效率高。经过近200年左右的发展,农业合作社依然是美国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一个重要组织力量。具体来说,这一发展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1)农业合作社通过减少数量、扩大规模,实现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农业合作社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美国农场与合作社整合趋势愈加明显,行业集中度较高,合作社营业收入不断增加,盈余返还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2015年,共有27个合作社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占合作社总数的1.3%,但却占所有合作社全部业务量的52%,占所有合作社总资产的47%。通过合作社之间的兼并、收购,合作社数量逐渐减少,2015年共有农业合作社2 047个,较2014年减少了59个,成员数量比2014年减少7.5万人。2015年合作社合计总销售量为1 249亿美元,比2014年减少228亿美元。但是,通过控制成本等方法,2015年合作社税后净收入达到历史最高,为7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8.7%①。2004~2014年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情况如表1所示。
根据农业合作社主要功能,美国农业合作社可分为销售型合作社、供应型合作社、服务型合作社三种类型,主要从事农产品销售、农业生产物资供应、提供与购销有关的各种服务等。从这三类农业合作社数量看,也是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见图1)。
(2)政府对合作社主要提供非政府机构不能提供的服务功能,一般不干涉合作社的内部事务。政府在农产品营销渠道成员间关系的优化与整合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美国农业部制定教育报告和合作方案,帮助人们决定他们是否应该组建合作社,以及如何合作。政府扶持逐渐从帮助建立合作社管理部门、政府投资、建立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等服务,逐渐退出,转为为农产品流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低息或无息贷款,对合作社成员提供价格补贴,参与市场调控,对发展农业实施各种形式的税收优惠政策服务内容,以促进合作社的快速发展。此外,美国农业网站、信息咨询公司等信息服务机构的信息化程度高,为构建通畅、高效的复合型营销渠道体系提供帮助。
(3)美国农业合作社采用“增值农业”的发展模式,包括改进相关技术、工艺与设备,提高农产品科学技术含量,重视发展农业机械化和自动化等。2014年,美国农业部提供4 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增值农业,鼓励农户、合作社开发新的产品线等方式增加收入,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目前,该项计划还在持续进行中,并不断增加投入资金②。
(4)新一代合作社持续发展,合作社的治理规则发生改变,会员交易权可以转让和买卖,合作社股份制增加。2015年以来,农民合作社流动性和偿付能力开始显现,股权占资产的百分比由2014年的43%增加至46%。一些州为了增强合作社的灵活性,修改合作社条例,放宽会员、股金分配、民主投票等传统合作社原则,有利于新型合作社更加灵活的发展。
1.2 丹麦的欧洲专业型农合组织发展模式
丹麦人口约570万居民,其粮食产量可供给1 500万人,丹麦农业因其高生产力与高食品质量安全被认为是高效农业。从1990年到2014年,丹麦农业产值增长了22%。 同一时期,对海岸水的氮损失减少了43%,磷过量减少了83%,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16%③。丹麦农业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以养殖、种植和加工为重点的现代化农业产业链,有其独特的产业优势和特色。
丹麦的主要食品企业是农民合作社,几乎所有的丹麦农民都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了一个或几个股份制合作社。合作社遵循利润返还给农民、自愿加入合作社、公司由成员控制的制度,基本原则是不论农场规模和产量均实行“一民一票”。2015年,全国农业合作社的营业额接近丹麦国内生产总值的10%。因丹麦农业合作运用中体现的高水平的教育和合作组织,丹麦农业又被称为“强势农业”。近几年丹麦农业合作社营业额如表2所示。
丹麦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1)在丹麦的农产品产业链中,合作社通过嵌入到整个农产品产业链中,实现农产品产业链纵向协调。例如,丹麦的农业机械、肥料、咨询服务合作社为农产品上游产业链提前服务;农产品收购与加工合作社提供农产品产业链下游服务。
(2)丹麦通过合并、整合,合作社逐渐成为大型经济组织,部分农业合作社成为丹麦全国甚至全球最大规模的企业之一。同时,合作社加大关系投入,通过大规模的专业化分工生产,丹麦合作社把分散的家庭农场经营融人了一条龙的生产经营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不断增强的“龙头企业”的示范效应与关系投入,使得合作社参照力日益增强,带动产业链其它成员共同发展。
(3)完备的可追溯性系统是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在丹麦,食品生产是透明的,所有产品和成分都是完全可追溯的。例如,只有在丹麦出生和繁殖的猪在丹麦屠宰场被屠宰。只有符合DANISH产品标准或更高级别保证计划的猪才能被屠宰场接受。所有丹麦猪场都在中央数据库中注册,所有运送到屠宰场的猪都可追溯到其原产地,从而为客户提供其出产的保证以及质量保证。
(4)重视农业教育。丹麦法律规定,购买超过30公顷土地的农场主,必须接受为期5年的农业学院教育。丹麦通过农业生产和农业教育的互动,使农业得到了可持续发展。教育、创新和知识共享,使丹麦食品和农业集群具有创新能力。通过新的专利、产品开发和研究再投资来衡量,丹麦食品公司可称为欧洲精英,这一成果是建立在教育、知识共享和合作的基础之上的。
(5)资源利用率和高效生产力是丹麦食品和农业集群发展的关键。从农场到货场,所有流程都得到优化,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在许多领域的持续创新使之成为生产力的先导,例如,农业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田间管理和资源利用率;农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新的方法,如加入酶和微生物培养物以改善营养摄取和消化率等,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农民经济和环境的总体利益。
1.3 日本的综合性农合组织发展模式
在日本,农协是主要的农业合作组织,按照经营内容不同分为“综合农协”与“专业农协”,综合农协需要出资入股,专业农协可出资或非出资入股。日本自1947年建立以来,旨在提高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以盈利为目的,按照比例返还盈余经营管理。日本农协成立以来,由基层农协、县级农协、全国农协三级组织体系向基层、全国二级组织体系转变。全国性的农协组织拥有一定的法定权利,在一定范围内制定行业内相关规定,以及教育、引导农户进行农产品相关知识培训。
(1)通过近百年的发展,几乎99%的农户加入到农协组织中来。在合作经济关系中,农协组织在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为社员提供着全面的服务,提高了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农协向成员提供农业生存经营指导、生活指导、销售服务、采购服务、信贷、保险等多种服务,并在政府的指导下,承担了部分政府职能。
(2)日本农协是链接农户与市场,农户与政府的桥梁,其在日本农产品产业链扮演重要角色。随着合作组织的发展,日本基层农协数量逐渐减少(见表3、图2)。对日本来说,其国家级农业合作社本身具有一定的制定政策的能力,这些组织具有较强的合约力,能够影响各个地区、国内外农产品营销渠道建设,制定农产品政策,控制渠道秩序,促使渠道成T协同发展。
(3)在日本,每个农产品都有自己的“身份证”,身份信息记录了包括农产品的产地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等各个要素,而且农协组织还负责农产品的安全检验、分级包装,物流配送与信息管理。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支持,农业合作社信息力增强,才能保障高品质的农产品。
(4)日本农户数量逐渐减少,农协改革力度增强。2015年主要从事农业的核心人数为17.44万人,也继续呈下降趋势。按年龄组别分布显示,65岁或以上的人占总数的65%,年龄在40岁或以下的人占10%,显示出显着的不平衡,农田整合和发展商业农民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为了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面对新的农业发展环境,2015年1月,日本政府提出了《农业协同组合法》修正案的框架,将废除农协中的强制约束力,将在3~5年内转换成自愿性团体,促使地区农协和农户在农作物的价格、服务及流通路径方面自由竞争。
2 境外发展经验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启示和借鉴
2.1 建立纵向关系的农产品营销渠道模式
美国、丹麦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农合组织结构特征方面具有很大的类似性,都是以规模不断扩大的上游农户和集中度不断提高的农产品加工者,以及下游的营销组织网络为主形成紧密的现代产业组织体系下的纵向产业链结构,一些号称全国性的合作社,其主要职能是协调和游说,通常不进行直接经营,强调通过专业化合作社加入产业链,提高纵向协作效率。日本是通过全国性的农协组织对成员进行广泛性和综合性的指导和帮助,并通过成立全国性的合作社公司促进农产品流通效率。以上国家的经验说明,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构筑起各类资源有效整合、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的现代高效农业产业组织体系。
目前,我国合作社处于起步阶段,与以上发达国家80%以上农户参与农合组织相比,我国合作社总量少,农户参与率低,区域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农合组织仅限于提供技术、信息交流、培训服务等功能,真正参与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的组织更少,没有起到农产品流通纽带的作用。我国现代高效农业产业体系不健全,农产品流通效率也较低。因此,如何发挥合作社在农产品流通渠道体系中的带动作用,建立基于农产品产业链纵向协作的农产品营销渠道模式是我国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关键。
2.2 增强报酬力,形成利益共同体
纵观国外典型国家的农产品流通渠道,获得合理报酬是上游农户、农业合作社等渠道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农业合作社普遍存在利益流失,经济效力低的问题,成员难以获得满意的利益,参与热情不高,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状况也缺乏活力。因此,西部地区只有发挥农业合作社在营销渠道体系中的带动作用,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增强报酬力。
2.3 提高强制力,推动现代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形成
从国外典型国家农业合作社的实践来看,农业合作社不断发挥规模化效应,提高组织强制力水平,不断推动现代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发展。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农业合作社总量少,农户参与率低,发展较为缓慢。因此,我国西部地区只有提高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的热情,不断提高合作社规模与组织化程度,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同时,合作社通过合约不断整合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企业,使得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成为有序运作的产业链条,缩短中间环节,促使传统农产品营销渠道向现代营销渠道转变。
2.4 提升合约力,促使渠道成员协同发展
从国外典型国家农业合作社的实践来看,政府在农业发展方面给予了保障性的政策支持,保证了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农产品纵向组织关系的协调运作,提高了农产品营销渠道成员合作关系水平。同时,在农合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也要注重建立退出机制,促进农合组织进一步发展。
目前,我西部地区农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政府职能定位不准,政策干预不适当等情况,影响了合作社的健康发展的情况。农产品品牌意识较淡薄,缺乏品牌保护力度,造成合作社流于形式,合约力没有得到有效应用。因此,只有不断加强合作社合约力,才能进一步协调渠道成员关系,促使农产品营销渠道不断发展。
2.5 增强参照力,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美国、丹麦等国家都有为数不多但实力比较雄厚、市场竞争力较强的农业合作社作为龙头企业,通过参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农产品流通渠道、带动其它渠道成员进行农业生产。日本,也通过不断加大关系投入、建立示范社,不断增加组织规模,提高组织参照力,增强组织实力,提高收益水平。因此,实力强大的龙头企业是引导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带动力量,是带动产业链相关环节共同发展的核心,在合作互利的前提下,使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体现。
目前,我国龙头企业数量较少,自我积累能力较低,合作社参照力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为此,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培养龙头企业,依托农产品优势选择合适龙头企业,提高其组织协调能力,增强合作社竞争力与辐射带动能力。
2.6 提高知识力,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
在美国、丹麦等国家,农产品流通渠道从农产品产前服务延伸到了其它农业衍生服务领域,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相伴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农合组织知识力较低,缺乏服务意识,政府的教育与培训力度也有待加强。
2.7 提高信息力,运用科学技术推动渠道模式转变
农业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农业科技发展的长效机制,构建了农业技术研发转化平台以及现代营销网络,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西部地区目前农村信息服务发展比较滞后,农业合作社不能及时掌握市场、科技等各类信息,生产经营存在较大的盲目性,直接影响农户收益水平。因此,需要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提高农业合作社运用信息的能力,帮助成员获取信息,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整体水平,增强农产品竞争力。
总之,合作经济下,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建立高效的农合组织,通过提高组织的报酬力、强制力、合约力、参照力、知识力与信息力,实现了现代营销渠道模式的转变,提高营销渠道效率。我国西部地区需要加强农合组织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
注:①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2015年美国农业合作统计》。
②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网站:https://rd.usda.gov/publications/rural-cooperatives-magazine。
③数据来源:丹麦农业食品理事会网站:http://agricultureandfood.dk/prices-statistics/annual-statistic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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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农业经济的新发展为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能够适应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也要求能够与时俱进。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农业经济的状况,总结了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进而对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农业经济管理状况趋势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样也是社会稳定和人们生活和谐的基础,农业经济管理是我国农业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前提,只有我国农业经济管理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使得我国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实现国现代的具有非常重要的动力。我国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除了加大对传统农业资源的投人,还要加强对我国农业经济的管理,农业现代化而很大程度上农业经济管理技术的运用。
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想要发展农业经济,就要重视农业究竟管理水平的提高,提高我国农业本文由收集整理经济的发展水平,提高农民的收入,为建设我国农业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保证。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的进程,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建设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状况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增长后,由于我国人均所拥有的土地资源非常少及农业经济管理水平没有跟上时代的要求,以及我国对农业经济的重视不够,我国基层政府在努力发展农业经济时,但是发展的成本增加,使得农民负担加大,进而使得农业经济处于徘徊不前的状况,导致我国的农业经济水平发展较低,农民的生活水平较低。我国的农业产品产量增速降低,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负增长,使得农业增加值降低,人们的说话水平降低。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基层农业管理人员的现代管理意识较差,对我国现代农业经济的管理认识不足。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法制和制度建设落后,使得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建设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农业经济管理无法可依。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人员大多不是专业出身,他们大多是农民出身,使得他们的专业素质不高,使得农业经济管理的方法和模式仍处在较低的水平。
二、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不断发展。它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农业经济管理思维向现代农业管理转变
随着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已经驶入了新轨道。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开始渗透到农产经济的生产的各个环节。农业经济管理将会越来越重视农业经济的深加工以及农业产品质量与安全,由于人们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改变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这就要求改变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方式和思维。
2.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
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改变了各行的发展模式,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将成为实现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农业经济信息化的不断普及,使得信息化开始进人到普通农业经济的各个方面。农业技术的信息化,使得农业科技成果进一步向农业生产力转变,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农业经济管理是提高农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农业只有不断我国基层农业管理人员信息化的意识,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管理的效率。
农业管理信息化就是将农业生产和管理以及农业科研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农业管理信息化除了能够服务于农业经济的生产、管理和科研,还可以作为农业经济决策的辅助系统。农业管理信息化是农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农业经济的重要工具,也能实现农业科技的高效开发。
3.农业经济产业化管理
农业产业化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业产品基地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随着农业合作政策的出台,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迅速发展,以及相关的中介服务组织也得到较快发展,通过利用利益政策连接起来的农业经济产业化机
制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市场化的组织形式得到提高。在一些大型企业的带动下,农业产品开始标准化生产,农业产品质量得到有效提升,产生了一大批优质农业产品生产基地,满足大型企业的生产需求,而且带动了农业经济标准化生产水平,通过让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进而促进农业经济效益增强,农民收入提高。
4.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
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只有坚持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才能扫清农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加强对农业经济的财政支持制度改革,提高对农业经济投人。加强政府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增加对农业经济的支持力度和保护制度,在中国农业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实施农业高新农业技术、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完善农业科技管理服务体系,加强培养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建设,并相应地推进农村经济制度与农业技术政策创新,这是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关键,全面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
一、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农业废水处理技术研究的重要性
1、农业面源污染现状
在农业源污染中,比较突出的是畜禽养殖业污染问题,我国规模化养殖场每年畜禽粪便和污水排放总量超过200亿t,但90%以上没有污染处理设施。畜禽养殖业的化学需氧量、总N和总P分别占农业源的96%、38%和56%。由于人多地少,为提高产量,我国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等化学投入品,造成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据统计,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年施用量达到4600多万吨,平均每0.067hm2(1亩)氮素化肥施用量已达12.7kg,分别是法国、德国、美国的1.5倍、1.6倍、3.3倍,但利用率只有3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20~30%。我国农药年施用量145万t,平均每0.067hm2(1亩)农药使用量为150g左右,约是欧盟国家的3倍,但一季的利用率也只有30%左右,仅相当于欧盟国家的一半。全国遭受不同程度农药污染的农田面积达到9112万hm2(1.36亿亩)。
2、农业废水处理技术研究的重要性
在我国,农业废水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1)农村生活污水。
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用水量逐年增加,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也增大,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约80 亿t。
(2)规模化畜禽养殖废水。
随着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的飞速发展,畜禽养殖场产生大量废水,主要是是畜禽粪尿和圈舍冲洗水,据统计,我国每年规模化畜禽养殖的废水排放量超过100亿t。
(3)农田径流/农田尾水。
随着农业生产中化肥使用量的快速增长和不合理施用,加上农田漫灌和雨水径流的冲刷,使得农田径流水/农田尾水中N、P等污染物进入河流、湖泊、内海等水域。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污水收集管网设施不健全,废水处理设施缺乏,大部分的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废水和农田径流水/农田尾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周边河流、湖泊等,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引起水体富营养化加剧,严重影响了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由此可见,对于农村水污染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并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实现农业废水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二、我国农业废水处理技术的应用现状
1、农村生活污水
近年来,国外的专家学者对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越来越关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逐渐成熟,工艺呈现出多样性。而现阶段,我国小城镇污水处理率还不到10%,农村地区生活污水的处理率更低,绝大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随着对三江、三湖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很多处理技术已经建成了试点示范工程,处理效果显著。目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一个较大的难点,即基建投资以及运行费用较大,农村经济实力以及技术力量很难满足常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技术要求等。因此,急需要开发高效、低能耗、低成本的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理技术,引进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工艺,解决农村生活污水污染问题。
2、规模化畜禽养殖废水
畜禽业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禽养殖业大力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不仅影响经济发展, 而且还危及生态安全, 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畜禽养殖场产生的粪便和污水造成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和环境空气的严重污染, 直接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产生活。畜禽养殖场未经处理的污水中含有大量污染物质, 其污染负荷很高, 这种高浓度有机废水直接排入或随雨水冲刷进入江河湖库,大量消耗水体中的溶解氧,使水体变黑发臭。水中含有大量的N、P等营养物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排入鱼塘及河流使对有机物污染敏感的水生生物逐渐死亡, 严重者导致鱼塘及河流丧失使用功能。养殖污水长时间渗入地下, 使地下水中的硝态氮或亚硝态氮浓度增高, 地下水溶解氧含量减少, 有毒成分增多, 导致水质恶化,危及周边生活用水水质。高浓度污水还可导致土壤孔隙堵塞, 造成土壤透气、透水性下降及板结、盐化, 严重降低土壤质量, 甚至伤害农作物, 造成减产和死亡。治理畜禽养殖业产生的废水、废渣和恶臭对环境的污染, 发展生态养殖, 才能推动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3、农田径流水
农田径流是雨水或灌溉水流过农田表面后排出的水流,是农田废水的主要来源。农田径流水中主要含有N、P、农药等污染物,施用于农田而未被植物吸收利用或未被微生物和土壤固定的氮肥,是农田径流中N的主要来源。农田径流中的N还来自土壤的有机物、植物残体和施用于农田的厩肥等。农田径流中农药的含量一般不高,流失量约为施药量的5%左右。农田径流水中N、P的有效拦截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缓解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途径。
三、我国农业废水处理技术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
1、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主要有好氧生物处理、人工湿地和稳定塘系统、土地处理系统等。目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应用较多的好氧生物处理工艺是生物接触氧化法。生物接触氧化技术是介于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法之间的处理技术。生物接触氧化法是在填料表面上培养微生物,形成生物膜,并采用与曝气池相同的方法向微生物供氧,污水流过时与填料上的生物膜接触,通过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降解污水中的污染物从而达到净化的目的。生物接触氧化工艺具有占地面积小、处理负荷高、污泥产量少、抗冲击能力强、维护管理简便等优点。生物接触氧化工艺对冲击负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在间歇运行条件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处理效果,对于水量不均匀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具有很好的适用性。然而对于农村生活污水来说生物接触氧化工艺的投资和运行费用偏高,所以此工艺适合于我国南方及东部城市化速度快、比较富裕的农村推广应用。
根据我国农村生活污水的分布特点及水质水量特性,研发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需要满足建设和管理运行费用低廉、低耗能、操作管理简便、处理稳定、可长期使用、部分污水可再利用等要求。因此,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处理工艺发展的总体方向是:
(1)厌氧生物处理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发展的潜在方向。厌氧生物处理适用于处理不同浓度、不同性质的污水,其污泥产率低,同时厌氧生物处理还具有低耗能、建设和运行管理费用低廉等优点。
(2)生物-生态组合工艺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发展的主要方向。对于农村生活污水,生态处理工艺具有建设费用低、能耗低、运行管理方便等特点,而生物处理工艺可以弥补生态处理工艺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处理效果不稳定等缺点,从而可以更好更高效地处理污水。因此生物-生态组合工艺是目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3)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推动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的发展。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如高级综合塘工艺、地沟式土壤渗滤工艺、净化槽工艺等)与我国实际国情相结合,将其成功地应用到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之中。
2、规模化畜禽养殖废水处理技术
规模化畜禽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很多。畜禽养殖废水无论以何种工艺或综合措施进行处理, 都要采取一定的预处理措施。通过预处理可使废水污染物负荷降低, 同时防止大的固体或杂物进入后续处理环节, 造成设备的堵塞或破坏等。常用的预处理设施有设备有格栅、沉淀池、筛网等。经过预处理后的养殖废水可以采用多种处理工艺进行无害化处理,目前畜禽养殖废水的主要处理工艺和技术有自然处理法、厌氧处理技术、好氧处理技术和混合处理法等。
自然处理法是利用天然水体、土壤和生物的物理、化学与生物的综合作用来净化污水。其净化机理主要包括过滤、截留、沉淀、物理和化学吸附、化学分解、生物氧化以及生物吸收等。污水厌氧生物处理是在无氧的条件下利用厌气微生物的降解作用使污水中有机物质达到净化的处理方法。在无氧的条件下,污水中的厌氧细菌把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等有机物分解消化从而使污水得到净化,如化粪池、污泥厌氧消化、厌氧塘等。厌氧生物处理法污水BOD负荷较高,去除率可达90%以上,其处理费用低于好氧处理,是生活污水、高浓度有机物工业废水和粪便等良好的处理方法之一。好氧处理是利用微生物在好氧条件下分解有机物, 同时合成自身细胞(活性污泥)。在好氧处理中,可生物降解的有机物最终可被完全氧化为简单的无机物。该方法主要有活性污泥法和生物滤池、生物转盘法、生物接触氧化法、序批式活性污泥法、A/O及氧化沟等。
自然处理法、厌氧法、好氧法用于处理畜禽养殖废水各有其优缺点和适用范围,为了取长补短,获得良好稳定的出水水质,在实际应用中常常采用混合处理的方法,就是根据畜禽废水的多少和具体情况,设计出由以上3种或以它们为主体并结合其他处理方法进行优化的组合工艺,共同处理畜禽废水。这种方式能以较低的处理成本,取得较好的效果。畜禽养殖废水是比较难处理的有机废水,主要是因为其排量大,温度较低,废水中固液混杂,有机物含量较高,固形物体积较小,很难进行分离,而且冲洗时间相对集中,使得处理过程无法连续进行。由于废水中的COD、BOD等指标严重超标,悬浮物量大,N、P含量丰富,氨氮含量高且不易去除,单纯采用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处理方法都很难达到排放要求。因此一般养殖场的废水处理都需要使用多种处理方法相结合的工艺。
随着我国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的飞速发展,养殖废水产生量越来越大,对于成本低、操作简单、运行和维护费用省的养殖废水处理工艺的需求也越老越大。因此,今后畜禽养殖废水的发展方向是:
(1)养殖废水生物处理方法因投资低,无二次污染,且排放水质可达国家标准(GB18596―2001)要求,可以作为畜禽养殖废水处理的主要方法使用。同时生物处理方法中,混合处理法结合了各种生物处理方法的优点,可同时处理养殖场固体、液体和气味,能够实现养殖场废水的多级处理,满足不同的出水水质要求,是今后养殖场废水生物处理的发展方向。
(2)鉴于规模化养殖场废水的水质水量特征,以厌氧处理为主,辅以好氧、物理、化学处理的组合处理系统应是控制养殖场废水污染比较经济有效的方法。
(3)养殖场废水处理后作为水、肥等资源回用农田生产的农业技术体系研究,包括高效、低成本厌氧技术研究和无害化、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3、农田径流水处理技术
生物-生态处理技术是解决非点源N、P污染的重要手段,控制农田径流污染的主要措施包括缓冲林带、生态沟渠系统、生化塘及人工湿地系统等。复合治理模式就是把沟渠系统、生化塘以及人工湿地系统相结合,形成一个线―点―面的复杂、综合治理系统,利用种植的大量沉水植物和挺水植物,达到对农田径流中N、P的有效吸收和拦截。
(1)生态沟渠系统
生态沟渠系统既是农业非点源污染物的最初汇聚地,又是河流和湖泊营养盐的输出源,其排灌能力对生态系统以及整个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在生态沟渠系统中种植植物对N、P进行吸收,可以对N、P起到很好的拦截作用。因此,在生态沟渠中种植茭白、美人蕉等吸收N、P能力较强的经济作物既保证了农田径流中非点源N、P的转化,又能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2)生化塘系统
生化塘系统是利用农田径流出水口处湖内或者池塘内的污染底泥,在不破坏表层物理结构的情况下,在底泥上种植可以适应性生长的沉水植物及挺水植物,达到对农田径流中非点源N、P的吸收作用,增强了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能力,从而改善水质。
(3)人工湿地系统
在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中,利用挺水植物系统、漂浮植物系统和沉水植物系统,通过植物吸收、植物根系周围的近根系好氧区与远根系的厌氧区的交替环境,利用硝化、反硝化作用去除N,利用基质的固磷作用以及植物与微生物吸收作用除去P。
复合治理措施对农田径流非点源N、P的治理充分发挥了生态沟渠系统、生化塘和人工湿地三者相结合的优势,提高了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出水的水质。因此,生态沟渠系统―生化塘―人工湿地复合处理方式是处理农田径流污染的有效途径。
新常态下的农业发展在理念上有了变化,发展中比较注重人本化的推广,其中尤其重视以人为本培养大批懂技术及善于经营管理的新型农业生产和经营者;对于农业发展推广思想理念的多元化推广方面比较重视,对于围绕着建设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层面比较重视[1]。
2新常态下农业发展趋势性变化
新常态下农业发展过程中经过了几个重要方面的变化,对这些发展趋势性变化进行理论分析,有助于了解农业发展的过程,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策略。新常态下农业发展趋势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2.1农业资源功能的趋势性变化。新常态下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趋势性变化中,农业资源的功能变化是比较突出的。在过去的发展中,耕地、水等这些资源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农产品供给也主要是通过这些资源的投入来获得。经过长期的发展,对资源及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的消耗。我国作为水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近些年水资源破坏问题比较突出,这对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2]。近些年可持续发展观念进一步深化,国家提倡生态文明理念,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不只是要承担产品供给功能,在具体的生产中也要能有效实现资源节约型及环境友好型的发展目标,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要进一步拓展,这样在农业发展的资源功能方面就逐渐发生了变化。2.2农业需求结构趋势性变化。新的发展环境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特征就是需求变化,个性化的消费及多样化的消费逐渐形成了发展趋势,充分保障产品的质量安全就显得比较重要,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农业的需求变化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是比较重要的特征体现。在品种的结构方面,由于城乡居民对小麦、大米等粮食类产品的消费比较稳定,对于水产品及肉类产品等产品需求比较旺盛,这就使农业发展的需求结构逐步发生了变化。而从质量水平的角度分析来看,由于受到不同消费需求的变化影响,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对农产品的需求表现了差异性的分层态势[3]。当前我国居民在农产品的需求方面已经跨越了满足数量需求的阶段,进入到了数量质量安全并重的新发展时期。2.3农业经营方式的趋势性变化。农业发展趋势性变化中,经营方式的趋势性变化表现比较突出,主要是在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的流通上,在这里涉及到了生产力及生产管理。农业生产上主要表现在生产主体的变化。过去是小规模分散经营,而现在是新型的经营主体和分散承包农户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和服务,农业生产在当前进入了规模化、商品化和集约化的发展阶段。而从农产品的流通层面来看,过去是田间到餐桌,实物形态的农产品流通模式是主要的表现形式;随着当前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产品的流通已经实现了虚拟化的发展目标[4]。其中,冷链物流的流通模式是重要方式之一,在各类产销对接形式上比较突出。电子商务平台的应用下,使得农业经营方式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已经形成了人力资本+机械化+现代科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的模式类型,大大提高了经营效率。2.4农业调控行为趋势性变化。大力发展农业是基本国策,面对日益复杂的发展环境,对农业的发展从政策上进行优化就更为重要。在全面改革的深化实施下,我国已经打破了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流通体系,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作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样就促使农民成为了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市场机制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更为显著。新的发展时期,政府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从政策上对农业、农民都提供了相应补贴,逐渐构建了完善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环境下,政府在农业发展方面已经开始给予更多的支持政策,简政放权激发市场的发展活力,在政府的引导下社会中更多资金融入到农业发展中,放宽了农业准入门槛,这样在市场机制的有效调控下,对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就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5农业供给模式趋势性变化。农业的发展在科学技术的支持下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供给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过去的农业供给模式主要是聚焦国内的市场及资源。在粮棉油糖及畜牧水产方面都要求有尽可能高的自给率。自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供给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将国内和国际作为重要的供给发展模式,两种资源的供给模式的发展特征愈来愈明显化,进口的农产品数量逐渐增多。数据显示,我国在国际贸易合作下,相当于利用了国际耕地44万hm2来生产粮食、棉花等作物,近些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一数据得到了进一步增长[5]。在坚持口粮绝对安全以及与国情相结合的发展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国内紧缺型农产品的进口及农业走出去的步伐。从整体上来看,农业供给模式的趋势性变化已经愈来愈明显。
3结语
通过对新常态下农业发展趋势性变化的研究,能够对实际农业发展的理论深化有促进作用,为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理论基础。希望通过此次的理论研究,有助于农业的发展。
作者:陈家友 单位:建始县农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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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准农业 管理技术 应用研究
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采用了高耗能的管理方式,投入了过多的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动力。但是,这种高耗能的发展模式是不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壤酸碱度失衡,致使农产品质量日益下降。在农产品市场竞争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这种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农业战略的管理模式必将被先进的精准农业管理模式所取代。
一、农业精准化生产管理技术的现状分析
精准农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管理思想,是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精准农业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指明了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精准农业管理模式是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以及RS遥感系统等技术,及时了解农作物的生产环境、生长变化状况、病虫灾害情况等。为分析、模拟农作物灾害的发展趋势提供具体的作物信息、数据,作为进一步解决作物灾害问题提供参考标准。在此基础上,精准农业发展模式,利用各种智能系统,准确、细致地计算出精准治理措施。包括:喷洒农药、施肥灌溉、播种收获等生产管理方式。
精准农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先进管理模式对农作物进行管理,以最小的投入获得经济和环境的最大利润。目前,精准管理模式的主要技术支撑即以3S技术为基础的多种数据系统为技术支撑的管理模式。包括:变量控制技术、生物信息技术、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产量分布图生成系统等。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提高,可视化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还有网络数据库系统的开发,精准农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了国际上农业领域的发展热点之一,大大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升级。
二、发展精准农业的必要性
发展精准农业是我国的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耕地面积大量减少,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再加上病虫灾害,旱涝灾害等,农业生产的发展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为了在世界农作物市场上占据优势,只有提高农业生产领域的管理模式,才能更大限度的提高农产品的利润,扩大市场占有率。精准的农业生产模式可以实现对农作物的精准化管理,解决上述各种问题。
发展精准农业是世界农业产业发展的需要。精准农业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推广,成为了国际农业学、农业技术等高领域的研究对象,世界各国都在采用新型的精准农业管理模式。这符合国际农业发展的趋势。
发展精准农业管理模式是由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决定的。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能源资源供不应求的现代社会,发展精准农业更有利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体系,缓解建设现代农业过程中遇到的紧张局面。
三、精准农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在发展精准农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水资源利用不当、施肥结构不合理、信息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发展精准农业就要着重发展灌溉精准农业、节肥精准农业、精准设施农业。发展精准灌溉农业就要根据信息系统反馈的数据因地制宜地选择灌溉设施,开源节流,节约水源,解决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发展节肥精准农业需要系统分析、预算出恰当的施肥时间,施肥数量,以及肥料品种。发展精准设施农业就是利用机械设施改变或者提供农作物生长的小气候,从而为农作物生长提供更为适宜的生长环境,提高作物产量。
更重要的是,要加大3S技术的应用范围,建立全面的农作物管理系统,在GPS和RS技术的基础上运用GIS技术准确分析数据信息,可以先建立实验基地对比分析。另外,建立肥料信息系统和土壤肥力系统,收集不同的土壤类型、作物类型、肥料的使用情况等做好统计分析,随时了解不同地区的土地肥力变化状况,以便进一步进行管理。
精准农业发展模式需要协调好人力与机械的关系,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减少生产成本投入,目的是为了增加我国的农业市场竞争力。
此外,政府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管理模式的创新,利用政府的力量大力支持信息技术的提高,建立完整的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全方位的农业信息管理中心,及时引进新型农业发展技术,形成农业精准化的发展规模。
结束语:
信息采集技术、网络技术和专家决策系统共同构成了农业精准化生产管理模式。精准化生产模式可以弥补传统生产模式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又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力。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可以对农作物信息进行智能采集、计算、判断、分析、预测与预警等,以达到提高农作物质量和产量的目的。由于精准化生产方式涉及到更多信息网络智能领域,因此要加强信息技术的推广。发展农业产业也要考虑地区差异,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土地状况和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式。
精准化农业生产模式符合国际农业发展的趋势,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精准化农业的过程中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学习先进管理模式,引进先进技术,争取在精准化农业发展过程中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连创佳绩,粮食连续11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显著增加,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11年保持较快增长,城乡收入差距连续4年有所缩小。但就总体而言,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在明显增加,农业发展正在呈现一系列重大趋势性变化。顺应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本文基于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和趋势的分析,探讨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
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生产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依赖迅速增加,耕地质量退化、环境污染加重甚至局部生态破坏等问题日趋突出
近年来,中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的较快增长,是以农业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为代价的。2003―2013年,全国粮食、棉花、油料产量分别增长了39.76%、29.62%和25.12%,同期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增加了8.01%、12.62%、34.01%、72.07%和17.51%。2003―2012年,全国农用柴油、农药、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分别增加了33.9%、33.3%和49.7%。(1)目前,中国农作物亩均化肥施用量21.9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分别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2)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资源、农业要素低效利用的状况近年来虽有所缓解,但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全国化肥的综合利用率仅在30%上下,与发达国家50%~60%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每立方米灌溉水可生产粮食1公斤,发达国家已达1.2~1.4公斤。(3)中国有机肥资源的实际利用率不足40%。
长期超强度使用耕地、大量消耗水资源、超施化肥和农药,导致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加重,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显著加大,农业对环境污染甚至局部生态破坏的影响日趋凸显。2012年底,在全国18.26亿亩耕地(二调前国土数据)中,基础地力较好、耕地质量被评为1~3等的占27.3%;但耕地质量被评为7~10等的也达27.9%,这部分耕地基础地力较差,生产障碍因素突出,且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4)中低产田比重大、耕地质量退化、耕地污染加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补充耕地等级低、基础地力低,已成为中国耕地质量面临的突出问题,全国耕地退化面积已超过耕地总面积的40%。(5)近年来,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土壤重金属超标、有机质含量下降、农膜残留增加、部分地区地下水漏斗问题日趋严峻,在相当程度上侵蚀着食品安全的根基。
(二)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提高、比较利益下降的问题迅速加重,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从近年来中国部分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和净利润的变化(见表1)可见,就总体而言,中国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呈明显上升趋势,但其净利润却增加不多,甚至在波动中有所下降或为负。2003―2013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棉花和规模生猪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分别增加了118.15%、130.27%、133.12%和134.28%;但三种粮食平均、规模生猪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仅分别增加了71.1%、13.7%,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分别减少了26.60元和404.84元。2013年两种油料平均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仅相当于2003年的12.4%,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甚至为-102.27元。与2003―2008年比较,2008―2013年5年间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的总成本上升更快,净利润下降更明显。
考虑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的提高,将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和每亩净利润结合起来,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出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的变化。2003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棉花的每亩净利润分别为34.31元、78.56元和461.28元,规模生猪每头净利润为79.19元;2013年分别变化为72.94元、13.25元、-214.98元和103.91元;2003―2013年间,三种粮食平均每亩、规模生猪每头净利润分别上升了38.63元和24.72元,但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的每亩净利润却有明显下降,2013年每亩棉花的净利润甚至为-214.98元,比2003年降低676.26元。《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中编入的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烤烟、甘蔗、甜菜、桑蚕茧、苹果、散养生猪、规模生猪、大中城市蔬菜等15类农产品,2008―2013年5年间仅有苹果和大中城市蔬菜每亩净利润有所增加,分别增加了66.9%和51.6%;其他13类农产品每亩(头)净利润均有所减少。其中甜菜和稻谷减幅较少,分别减少3.4%和34.3%,其他11类产品每亩(头)净利润减幅均在50%以上。2013年大豆每亩净利润仅相当于2008年的18.9%,小麦、油菜籽、棉花、烤烟、桑蚕茧、散养生猪每亩(头)净利润均为负,分别为-12.78元、-98.30元、-214.98元、-37.30元、-3.63元和-106.15元。可见,近年来中国大多数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不增反降。考虑到同期物价水平的上涨,问题更为严重。
如果考虑每年国家用于抗旱防涝等救灾支出对维护农产品增产的影响,则近年来中国农产品生产的社会成本还远远大于微观经营主体层面的生产成本。
如果把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的变化放到更大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则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和机会成本增加的问题更为严重。如2003年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702元,2014年上升到2864元,增加了308.0%,年均递增13.6%。2013年,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2609元,分别相当于种(养)4.05亩稻谷、4.90亩玉米、5.96亩油菜籽、2.28亩棉花、7.16头散养生猪、9.92头规模生猪的收入(包括净利润和人工成本)。
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效益和比较利益的下降,为吸引优质资源和要素进入农业、提升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增加了障碍,也使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要素产出率和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三)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问题日趋突出,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紧迫
在中国和美国,玉米均为第一大谷物。比较两国玉米生产的成本、收益状况,对于考察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表2可见,与美国相比,近年来中国玉米生产总成本上升的趋势更为强劲;尽管两国每亩玉米净利润均呈较大的波动趋势,但就总体而言,美国每亩玉米净利润增加的趋势却较中国更为鲜明。自2003年以来,中国玉米价格和生产总成本高于美国的问题日趋突出。2003年中国每50公斤玉米主产品总成本和平均出售价格分别是美国的1.15倍和1.52倍,2013年分别扩大到1.92倍和1.94倍。
2003―2013年,美国每亩玉米主产品净利润增加了96.7元,中国仅增加了14.74元。相对于美国,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状况可见一斑。需要说明的是,自2003年以来,虽然美国玉米生产的每亩净利润一直低于中国,甚至在2005年前连续几年为负,但美国庞大的农业补贴系统仍为美国玉米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强劲支撑。(6)相对于美国,中国农业补贴的水平低得多,这种情况加剧了中国农产品对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中的比较劣势,也容易削弱中国农业生产经营者从事农业的动力。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在总体上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的特征。特定时期特定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往往是两种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对国计民生影响越大、国家提供价格支持保护越多、国内外市场开放度越低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的主导性就越强,价格波动性就越弱;对国计民生影响越小、国内外市场开放度越高,甚至市场规模越小、产地集中度越高、因而越容易形成垄断供给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的主导趋势就越强。这种价格波动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价格波动幅度放大或波动频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提高,粮食等部分农产品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的实施,都是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的发生、农业产业链垄断势力的强化及其向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转移,农业组织结构的加快转型及由此带动的农产品市场运行方式的变化,往往是加剧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7)此外,国际农产品和能源、金融等相关产品价格的变化及其影响向国内的传导,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或波动。从当前经济形势和中长期趋势来看,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和波动加剧的主要原因,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因此,今后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很可能继续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的趋势。并且,随着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特别是今后实行目标价格制度的农产品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价格变化将会呈现出波动加剧的特征。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增加了稳定农产品价格、优化农产品市场调控的难度,也对有效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及其与能源市场、金融市场的联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中国农产品价格的长期趋势性上涨,也为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埋下了伏笔。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是这种长期趋势性上涨的结果。如2013年越南米到中国南方地区的销售价格约为每公斤3.20~3.60元,较国内早籼米价格低0.2~0.4元/公斤。在国内价格稻强米弱的背景下,许多大米加工企业把低价进口的越南大米作配米,以降低大米出厂价格。(8)2014年10月,国内市场早籼米、晚籼米和粳米的批发价分别为每公斤3.84元、4.14元和4.56元,泰国大米的到岸税后价仅为每公斤3.14元,明显低于国内。(9)2014年10月第三周进口棉花中国主港到岸均价折合人民币进口成本每吨11912元,低于国内市场价格2909元,低于国内市场价格19.6%;按滑准税计算,折合人民币进口成本13770元/吨,低于国内市场价格1051元/吨,较国内棉花市场价格低7.1%。(10)
如果只是个别时期、个别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问题尚不甚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现象日趋普遍,在不少农产品上几近常态。在主要粮食品种上更为典型,如到2013年底,小麦已连续5年、稻米已连续3年、玉米和大豆自2003年以来国内价格均高于国际价格(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2014)。由于国际市场主要粮食价格下跌,特别是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刚性上升,2014年又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外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差距最大的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2015)。
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导致相关农产品进口压力明显加大(11),推动了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的扩大,也为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供给和价格的波动向国内传导“增开了窗口”。这会:(1)挤压国内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和价格上涨空间,加大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2)侵蚀国内强农惠农政策的支持效果,容易导致中国增加农业补贴的效益大量外流;(3)增加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和稳定农产品供给能力的困难,容易加重中国农产品进口增加与国内积压滞销并存的现象。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国内自给率下降,不只是国内需求缺口增大所致,而是在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背景下,农产品进口增加与国内积压滞销现象并存发生的结果。中国许多农产品生产缺乏转型升级的基本条件,难以吸收社会资本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甚至不得不在较低的利润水平下“苟延残喘”。这与相关农产品进口对市场的挤占和价格的打压密切相关。这些情况说明,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已经空前紧迫,时不我待!
按照中国入世承诺,与大多数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低,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最高关税水平与绝大多数国家相距更大;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实行的关税配额量大,配额内关税多在1%~5%,配额外关税最高仅65%,已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倪洪兴,2008)。因此,中国农产品关税水平难以有效抵御来自国外低价农产品的进口冲击,关税“防火墙”作用有限。近年来,中国虽然不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但许多现行农业补贴政策属于“黄箱”范围,对部分农产品的支持已接近入世承诺上限,进一步加大支持面临上限约束。2014年,由于实施转基因管理及进口与库存配比销售等措施,中国玉米进口得到一定控制,进口量较上年同比下降20.4%;但作为其替代品的高粱和大麦进口却增势迅猛,较上年增加778万吨,增加了2.3倍(课题组,2015)。
(四)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跨国公司对中国提升农业价值链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多
近年来,中国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日趋活跃,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步伐明显提速,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公司农业、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机服务公司、植保服务公司、农业技术研究所等新型服务主体竞相发展、各显神通,成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先行者,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为农业乃至农业产业链增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地对接资本市场、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消费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参与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内价值链和推进价值链升级提供了重要载体。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甚至价值链片段化、碎片化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价值链领导型企业不稳定、对价值链治理的主导能力不强也是突出问题;甚至在宏观农业政策的设计中,重生产、轻服务,重产中、轻产前和产后环节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化,农业发展中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趋势日盛。在此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涉农企业和农业组织不断增加,但大多处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低端,难以进入其关键环节和战略领域,全球农业价值链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大多掌握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公司手中。顺应国内农业市场空间迅速拓展和市场需求结构迅速变化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内涉农企业致力于构建国内农业价值链,并力图向区域和全球范围拓展,形成由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农业价值链。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这方面仍只处于起步阶段,真正能在农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和关键领域形成有效的进入壁垒,进而在农业价值链利益分配中获得优势地位的领导型企业并不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内农业价值链面临着与全球农业价值链对接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少数在全球农业价值链具有管理权和控制权的国外跨国公司很容易凭借其核心技术、资本实力、管理经验、经营理念、信息化和市场营销手段等优势,在较短时期内迅速蓄积起对中国农业价值链战略环节、关键环节的控制态势,进而导致中国农业价值链管理权和控制权失守、价值链领导型企业被边缘化或被跨国公司兼并重组等。这种现象在中国大豆产业链、价值链较为典型。(12)作为世界最大的大豆消费国,近年来中国大豆生产受到过度挤压,价格受到明显抑制,定价话语权显著减弱,产业控制力严重削弱,产业调控难度明显加大的问题迅速凸显(倪洪兴等,2010)。1995年中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2003年和2014年,大豆自给率已分别下降到42.9%和14.6%。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往往是从以低价进入为切入点的贸易控制起步,转向通过参股合资进入加工领域,进而通过低成本并购形成对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控制态势(姜长云,2011);甚至将这三阶段方法有机结合,通过在国际农产品市场及与此高度联动的金融市场、能源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国际农产品市场进而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为进行贸易控制、参股合资,进而低成本收购行业龙头企业提供契机。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过程中,比较青睐的领域往往集中在农产品、农业加工品、农业投入品的现代营销体系,农村金融和农产品批发市场,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农产品深加工业,农业种质资源开发,食品安全和农业品牌、销售渠道等领域。由此不仅容易导致中国农业价值链升级面临国际分工地位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容易将中国的涉农企业和农业产业组织推向农业价值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地位;还容易加大中国维护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的挑战,导致中国对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容易因农业价值链管理权和控制权失守而遭遇“屏蔽”。
二、农业发展值得重视的几个趋势
(一)对农业或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加速分化
自2004年以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11年超过7%,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11年超过6%;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9%。到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分别达到28844元和9892元,连续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提供了重要基础,也对农产品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产生深刻影响,基本的趋势是:
1.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多元化持续推进
近年来,农村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的人均消费量有所下降,城市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的人均消费量稳中略降;但农村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猪牛羊肉消费量均呈增长趋势,城市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家禽消费量稳中略增,城乡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增长后趋于稳定。由于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4.8%,今后城镇化率很可能继续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同时考虑到目前城市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不足农村居民的一半,城市居民人均蔬菜、食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消费量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据此可以粗略推算,今后中国城乡居民对粮食(主要是口粮)的消费总量将呈下降趋势,对植物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的消费总量将呈加速提高趋势。从国内外经验看,城乡居民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等养殖产品消费总量的扩张,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动物毛皮、内脏、骨、血等养殖业副产品需求的增长,会带动社会对饲料粮需求进而粮食需求总量的增长。因此,在2020年前甚至更长时期内,农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总量将呈增加趋势,农产品需求结构多元化也会加快推进,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在总体上将呈增大趋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也将带动农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张。
2.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加快分化,消费市场进一步细分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化,城乡居民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日益呈现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趋势,专用化农产品、加工食品、品牌食品和安全化、优质化、体验化食品日益成为农产品需求增长的重点,甚至在产品功能之外对农业生活、生态功能的需求也日益成为农业需求的新增长点,农业发展的科技、教育、文化内涵和生态休闲、旅游观光等体验功能也将日益受到重视。这也导致创新供给,引导、凝聚、激发农业需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如许多地方通过激活农业的景观功能,引导和激发农业新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的影响也在迅速深化。2020年和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很可能分别将达62%和70%上下。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395万人,较上年增加501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21.3%。同年,全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1%,分别较2003年增加39.5%、提高3.5个百分点。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导致生活方式转变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影响日益深化,加剧农业需求增长的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安全化和优质化趋势。
(二)要素成本提高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化,农业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出现趋势性减弱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比较利益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农业要素成本的迅速提高和农业发展的粗放经营。以三种粮食平均为例,2008―2013年间每亩总成本的增量为463.77元,其中对增量贡献较大的主要有①人工成本增量254.69元,占54.9%;②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127.34元,占27.5%;③土地成本增量81.74元,占17.6%。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增加,与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带动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用工成本迅速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和闲暇效用的上升,也是推动农业用工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越来越多,带动农地租金迅速上涨,成为推动土地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同期,三种粮食平均每亩用工数量由7.69个减少到6.17个;但劳动力日工价则由21.60元增加到68.00元,增加了214.8%。劳动力日工价的提高,成为推动每亩用工成本提高的全部原因。不仅如此,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日工价的增速,还明显快于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13)在三种粮食平均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中,机械作业费、种子费和化肥费是增量最多的三大块,分别增加55.95元、24.79元和24.82元,分别占总成本增量的12.1%、5.4%和5.4%。进一步分析,每亩化肥费的增加基本上由化肥投入的增加与化肥价格的上涨平分秋色;每亩种子费的增加主要由种子价格的提高所致,但每亩种子用量的略增也发挥了辅助作用。
再从棉花来看,2008―2013年,每亩总成本增加1097.53元,其中人工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土地成本分别增加832.76元、161.96元和102.81元,分别占同期总成本增量的75.9%、14.8%和9.4%。在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中,增幅比较大的主要有机械作业费、化肥费、排灌费和种子费,分别增加45.47元、24.49元、23.49元和16.49元。同期,棉花生产每亩用工天数由23.09天减少到19.44天,减幅达15.8%;棉花家庭用工日工价和雇工日工价分别增加了214.8%和139.7%,用工价格上涨成为推动棉花生产用工成本提高的全部原因。将棉花每亩总成本的增量结构与三种粮食平均进行比较可见,越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工价提高对总成本增加的影响越大。
进一步来看,将规模生猪与散养生猪比较,2008―2013年,规模生猪每头总成本增量353.02元,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分别增加263.07元和89.36元。相比之下,散养生猪每头总成本的增量为536.85元,超过规模生猪52.1%;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分别增加了244.89元和292.07元,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量略小于规模生猪,但人工成本的增量超过规模生猪达2.27倍。在规模生猪和散养生猪中,精饲料费的增量分别达到281.36元和299.38元,均超过各自全部的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而且精饲料费的增量均主要来自精饲料价格的提高,精饲料量的增长影响较小。相对而言,散养生猪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量略小于规模生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散养生猪有更多的生活废弃物可资利用,如剩饭剩菜。从散养生猪与规模生猪每头用工成本的比较可见,促进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抑制用工成本上升对总成本增量的影响。
近年来,在农民收入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虽然农民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仍呈增长态势,但农业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能力已经呈现趋势性减弱。2008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仍占40.9%,2013年已经下降到31.8%。(14)随着农业对农民增收相对贡献能力的趋势性减弱,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否则,由于农业经营主体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农业经营副业化和兼业化将会迅速普遍化。
(三)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迅速推进有效带动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对发展农业生产业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在微观层面,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推进,往往表现为农户规模经营的发展,以及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工商资本等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相对于普通农户,新型经营主体的成长,也对新型服务主体的发育及其规模化和产业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近年来各种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不仅有效促进了农业的节本增效和降低风险,还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效应。如在部分地区,农资经销商向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向农业产业化综合服务商转变,甚至有些农产品加工企业成功实现由卖产品向卖设计、卖服务转变。近年来,许多地方农机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发展农业生产业的新亮点。
在中观层面,农业发展的区域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也对推进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及其集群化、网络化提供了强劲的需求拉动。如由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的集群化和连片化迅速推进(姜长云,2011),主要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步伐明显加快,导致主要农产品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扩大,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对农产品流通特别是物流体系的需求明显增强。这在粮食方面尤为典型(姜长云,2012)。如2003―201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加17640.4万吨,增产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的省份主要有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安徽、山东、江苏、河北7省,合计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66.2%,这7个省份基本在秦岭―淮河以北或淮河沿线。2003―2013年这7个省的年末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35.3%下降到34.4%。(15)但这7个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却由41.7%增加到49.3%。
三、对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启示
(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该是未来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
从前文分析可见,尽管近年来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和农民增收形势较好,但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已经比较严峻,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做、可不可以缓些做的问题。应该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后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着力促进农业的提质增效升级,并将其放到与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引导农业更好地增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否则,中国农业发展很容易陷入走向衰退的恶性循环,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食物安全的难度与风险也会显著增加;甚至保障农产品当前的有效供给,也会以损害中长期有效供给能力为代价。
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后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提升农业价值链和附加值,增强农业对农民收入贡献能力的客观要求。否则,农业发展很可能因为农户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陷入农业经营普遍副业化和兼业化的轨道,导致农业后继无人和老人农业普遍化的问题日趋严峻。失去农户生产经营积极性的支撑,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很容易落空。
(二)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该统筹考虑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供给结构)的变化,注意促进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从前文分析可见,今后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的提速,对农业或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加速分化,因此引导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日趋重要而紧迫。今后鉴于在总体上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显著加大,农业政策选择和对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必须加强对农产品市场需求和需求结构变化的前瞻性、细分性研究。通过科学引导消费,抑制农产品需求的非理性增长及其对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具有重要意义。如从当前来看,中国大陆居民人均食用油消费量已经位居亚洲国家或地区前列。引导居民适度减少食用油消费,不仅有利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优化农业、农产品供给结构。此外,应基于对当前或长远农产品供求状况的客观研判,科学平衡对不同类型农产品供给能力建设的支持保护力度,防止畸轻畸重,导致某类农产品供求的松平衡建立在其他类型农产品供求失衡的基础之上,形成农业资源利用的浪费,影响农产品有效供给。
所谓农产品供求紧平衡,简单地说,就是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但供给略小于需求的一种状态。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而言,综合考虑农业发展的资源需求和资源可得性,紧平衡应该是农产品市场调控的理想状态和目标模式,因为它兼顾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张合成,2015),既避免了因农产品供求平衡过松即供大于求,导致农价下跌和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受挫;又可以避免因农产品供不应求,导致农价上涨,市民尤其是城市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得不到保障。在紧平衡状态下,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基础往往比较脆弱,容易因环境的变化由平衡转向失衡。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求尊重经营主体的选择,优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供求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农产品供求紧平衡是通过市场对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辅之以必要的宏观调控,在动态波动中实现的。我们可以说,紧平衡是中国农产品供求关系调控中理想的“期望值状态”;但如果把紧平衡说成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常态,则容易引起误导,让人误以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特定类型的主要农产品上,中国主要农产品供求的紧平衡都是可以自动实现的。
实际上,主要农产品供求在总体上呈现紧平衡状态,更多地只是强调由于农业发展可用资源的有限性,主要农产品供给只能在总体上基本满足需求,甚至供给还可能略小于需求,要注意引导农业资源的节约利用、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利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期、任何种类的农产品供求都是处于紧平衡状态。在社会资源或农业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资源供给向特定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建设过度倾斜,可能导致其供求处于松平衡状态;但其代价却是其他农产品供给可用资源不足,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供求紧平衡不能实现。比如,当前在粮食库存消费比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粮食供给实际上处于松平衡状态;但这种粮食供求松平衡的实现,却是以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难以主要依靠国内实现紧平衡,必须大量依赖进口为代价的。如2014年,尽管棉花、食用植物油进口量均较上年有所减少,但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和食用植物油进口国。
(三)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要转换农业发展的动力结构,着力推进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
要在重视农产品供求数量平衡的同时,更加重视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重视提升农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把农业发展有效引入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推进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促进农业发展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升级,并降低农业经营风险。(2)推进农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和农户等传统经营主体的改造,完善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的竞争力,更好地增强农业竞争力。(3)完善农业生产业发展环境,优化其激励机制,积极发挥其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支撑和带动作用。实践证明,农业生产业的发展,通过促进农业的服务外包和分工分业,不仅为解决农业劳动力老弱化背景下“谁来种田养猪”、“如何种田养猪”提供了有效出路,也为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升级、农产品的产销对接和提升农业价值链,提供了重要途径。推动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要把促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与促进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形成“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普通农户”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以普通农户为主力军、新型经营主体为生力军、新型服务主体为引领支撑,合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鉴于当前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跨国公司对中国提升农业价值链甚至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多,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甚至进入农业的工商资本按照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鼓励其成为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的领导型企业日益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价值链的主要驱动力已经由生产者转向购买者。流通环节日益成为农产品价值增值的主要源泉,品牌、科技、销售渠道、市场运作、供应链管理能力等无形资产对构建农业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不断提高(张辉,2006;蒙丹,2011)。顺应农业价值链由生产者驱动向购买者驱动的转变,支持涉农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品牌制造商、高新技术或供应链管理企业加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成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领导型企业,对于提升农业价值链、带动农民增收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创新农业科技发展方式,优化农业科技的支持重点,增强农业创新驱动能力;还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分化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带动作用,更好地促进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四)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要把引导农机作业服务组织的发展作为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方向
鉴于人工成本增加成为当前农产品成本提高的重要原因,甚至首要原因,推进农业机械化应该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农业机械化特别是大型机械化的发展,对于节约农业发展的人工成本,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农业规模经济效应的提升,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日本的经验证明,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农业机械越普及,大规模农户的经营优势就越突出;大规模机械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不仅为大规模租地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面向小规模兼业农户推进农机作业承包提供了动力(速水佑次郎、神门久善,2003)。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以大型机械为主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节约农业生产的用工投入,促进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高效利用,推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并降低风险,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利益水平;还有利于促进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减少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耕地破坏问题,加强耕地质量和农业环境治理。近年来,导致中国耕地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耕地的利用和管理不当,如深耕深松作业不足,土壤蓄水保墒能力低。多数农民使用小型农机具耕地,耕作层较浅,浅耕、旋耕面积占机耕面积的比重超过六成。长期采用这种浅耕作业方式,导致土壤理化性能变差,有机质流失,肥力下降。加之,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不愿在养地方面增加投入。(16)要改变农民对耕地重用轻养的问题,必须促进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当然,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并非发展大型机械一条路。如在山区、特色农业发展优势区,专用灵巧、简便实用的小型机械或许更有用武之地。
自2004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向大型农机倾斜的态势日益强化。但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面临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问题。从当前情况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趋势来看,促进农业机械化提质增效升级,除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外,一个重要方向是支持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农机服务组织发展。我们对安徽金寨、颍上两县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对于解决农村土地撂荒问题,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的创新;对于促进农机农艺结合,带动农产品质量和农业产业链全程机械化质量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农机服务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还有利于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有效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姜长云等,2014)。为支持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建议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逐步调整为农机服务补贴政策。借此,规避农户分散独立购机导致的农机闲置和资金浪费,提高农机具利用率、农机使用的经济效益和农业机械化的资源配置效益,弱化机械作业费上涨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推动作用。
注释:
(1)本文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3》或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相关资料整理。
(2)农业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农业部网站2015年2月17日。
(3)国新办就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有关情况举行会,《中国网》2015年4月14日。
(4)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农民日报》2014年12月18日。
(5)乔金亮:“中国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70/% 耕地退化超4成”,《经济日报》2014年12月19日。
(6)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尽量与生产决策和当期价格脱钩,补贴额的计算基于历史单产、播种面积或收入水平;各种补贴充分互动形成农民收入保护网。如通过直接支付为农户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通过目标价格和目标收入补贴帮助农户抵御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联邦保险费补贴和收入补充计划则协助农户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7)此处主要讨论农产品名义价格的变化,不讨论农产品实际价格或相对于工业品、服务品的价格变动。参见姜长云(2011)。
(8)佚名:“2013年稻米市场回顾”,《中国粮网》2014年1月15日。
(9)佚名:“2014年10月稻米市场监测报告”,jsagri.gov.cn,2014年11月6日。
(10)佚名:“2014年10月第3周中国棉花市场周报――国棉价涨跌互现 外棉价格反弹”,agri.gov.cn,2014年10月21日。
(11)如2013年中国大米进口量较大,尤其是走私大米大量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国际市场特别是邻近的越南进口大米价格较低,导致大米进口压力加大。
(12)2004年在中国发生的大豆危机及其后在中国大豆产业链发生的连锁性事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参见顾善松(2006)。
(13)相比之下,2008―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住)由1340元增加到2609元,增加了94.7%;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28898元增加到51483元,增加了78.2%。
(14)因2014年国家统计局实现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数据缺。
2014年12月12日,由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四川省农业厅、成都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的2014第四届中国(成都)有机农业论坛在蒲江举行,来自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中国农业大学等相关机构,以及国内外有机农业的专业人士等齐聚蓉城,共同探讨和交流有机农业的发展与实践。
关注土壤健康
论坛以“健康土壤·标准认证”为主题,就健康土壤培育、有机农业认证及贸易、消费者信任以及国际有机农业发展趋势等议题开展主题演讲和交流。在论坛上,参会嘉宾、国际有机农业研究学会(ISOFAR)副主席Anne-KristinLoes作了题为“欧洲有机农业系统中土壤生态系统质量管理”的报告,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何才文围绕“我国土壤改良政策与技术”作主题报告,国家认监委注册部处长王茂华围绕“中国有机产业发展”作主题报告,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吴文良教授作“中国有机产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报告,蒲江县政府县长刘刚围绕“有机示范县创建探索与实践经验”作了主题报告。
专家指出,土壤健康是土壤生态系统维持生物生产力、改善环境质量和促进动植物健康的能力。无论是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还是无公害农产品,对农作物生长的土壤质量和环境都有很高的要求。目前,我国耕地、园地等农用地土壤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污染威胁,以及地力持续下降的挑战,特别是耕地土壤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突出表现在“两大两低”。“两大”即耕地质量退化面积大、污染耕地面积大;“两低”即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基础地力低。因此必须要从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培育健康土壤开始,合理利用资源,才能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持久发展,科学有序地推动有机农业建设。
与会专家认为,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我国农业绕不过资源、环境、生态这道坎。若不从现在就开始主动化解生态环境制约,就要在将来面对更加严峻的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
在这个大背景下,有机农业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有机农业倡导充分发挥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自然调节机制,采用合理的耕作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加快发展有机农业,有助于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加强国际间合作
发展有机农业是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成都市在推进都市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坚持将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作为构建都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将举办有机农业峰会作为发展高端农业的重要抓手,已连续成功举办三届中国(成都)国际有机农业峰会,获得了领导及社会各届人士一致好评,并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不仅为促进国内外有机农业交流合作、推动有机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搭建了重要平台,而且为学习借鉴国内外有机农业发展先进经验提供了宝贵机遇。
蒲江县通过举办“2014年第四届中国(成都)国际有机农业峰会”,不仅促进了蒲江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监管体系、检测体系和执法体系的建立健全,还与德国色瑞斯认证公司建立起合作关系,规划建设中德低碳农业研究中心,将进一步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有机农业标准体系。
成都蒲江打造有机农业示范区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类型
农业经营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的任何个人和组织。而新经营主体则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已由改革初期相对同质性的家庭经营农户占主导的格局向现阶段的多类型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转变。2012 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指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它们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微观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涵,目前,按照《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指出,“新型农业(含林业、渔业,下同)经营主体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经营规模大、集约化程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业经营组织和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
相对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特征:(1)规模上是适度规模和专业化生产。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多局限于家庭,规模较小,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具有较好的物质装备条件,生产技术水平高。(2)经营方式上是集约化经营,传统家庭经营方式多停留在“靠天吃饭”状态,而新型经营主体具有现代经营管理意识,能够实现对资源要素的集约利用,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都比较高。(3)价值取向上,传统经营主体,虽然也面向了市场,但因生产经营能力很低,多是被动地受市场行情影响状态;而新型经营主体的市场化程度高,能主动按照市场需求安排农业生产活动,绝大部分产品都要进入市场,能够和市场实现有效衔接,商品化率和经济效益明显高于传统农户。(4)劳动素质上,尽管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是农民,但前者素质过低,而后者则职业化。
二、现阶段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现实必然性
(一)顺应了农村体制改革发展趋势的历史必然
20 世纪70 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确立了农户在农业经营中作为微观主体的基础地位,激发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农村生产力,实现了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自给自足,从总量基本平衡到多年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但由于传统的小规模、自给半自给农户家庭经营为主,很难形成规模经营,很难进行产业升级换代,对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破坏也很难从宏观上进行干预和治理。因此,农业经过三十五年的发展,从当前情况看,我国业已具备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基础和条件。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发展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填补传统农户分化造成的缺失,构建包含多元化经营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中国农业发展趋势看,中国农业将向规模化趋势发展。过去,农业是小农经济,生产规模比较小,效率比较低,成本比较高。2006年的第二次农业普查显示,中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户每户经营9.1亩耕地,每个农民只经营5.2亩地。这样一个小规模的农业,净收入很低。这样的收入没有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就没有办法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目前,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正在加快,农业规模经营比例明显上升,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蓬勃发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顺应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和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历史必然
1. 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迫切需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农业发展乏力问题。我国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土地资源紧张,加上生态文明建设迫切要求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增强组织程度,提高科技含量,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关键词】农业科技;作用;发展趋势
0.引言
农业发展的推动,随着当今社会变化也许更加科技化,因此网络信息平台便为之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它能以多媒体的形式存在,能够改变农业信息传播方式,促进农业发展,提高经济收益。
1.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1.1有助于提高农业科技的贡献率,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
当下,我国农业的科技进展越发迅速,但和发达国家比还是有落后之处,这是因为我国农村环境相对闭塞落后,不能够及时吸取新的农业科技信息,此外,农业科研开发者也没有通过有效渠道将农业科技知识传播到农业生产中,导致生产模式传统化、单一化。因此,需加快农业科技信息的推广,争取让农民能与科技成果接轨,与科研人员有所交流,才能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
1.2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解决地区之间农民收入的差异
以多方面角度来看,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决定着农业产量的优劣。科技力量是强大的,有着丰富科技经验的农业将会以想象不到的速度推动发展,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信息和科研经验传播越快,则农民就会对科技农业化了解越多,但是这也有地方限制,比如较为发达的区域农民接受信息可能就比较快,但落后的地方可能就会得不到科技型的农业发展,所以要平衡趋于农业发展,就要做好宣传和动员工作,争取将新式的科技化农业知识一样传播到落后地区,从而拉近地域差距,提高农民的收入并推动经济的发展。
1.3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将决定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农产品的竞争不能单一以数量来衡量,更重要的是质量,只有过硬的质量才能立足于激烈的竞争舞台。我国农产品也要学习发达国家,提高检测标准,大力开发农业信息科技化,因为科技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将直接决定着我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因此不容忽视。
2.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
2.1 农业科技化的传播方式有很多
电视大众传媒将成为农业科技信息在传播时的主要渠道:电视是大众传媒方式,也是最适合农民接受的首选传播方式。由于现在彩电在农村普及率的提高,农民们对电视节目的关注率也大大提高,因此,通过电视作为媒介,大力宣传农业知识将成为普及科技化农业的首选方式,也是农民最易于接受的方式。
2.2网络信息传播渠道将成为重点
电脑在信息时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电脑的信息传播速度和效果也是最快最先进的,并且目前来看,电脑在农村的普及率也逐年呈上升趋势,说民农民的素质和接受科技的能力也在逐步提高,尽管还是和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率差别很大,但由于大量的网民出现以及外出打工流动人员的媒介,电脑在农村的普及率也会逐渐满足农业科技化的需要,成为必不可少的新时代工具。
2.3农业科技推广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农业科技推广站将成为农村接受科技知识的中心,随着时展以及国家对农业的重视,推广站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它有着集中化,固定化,便捷化的优势,并且能够通过人际传播和交流来实现农业科技化的传播。并且可以定期发放资料,组织讨论,成为学习新型农业技术的主要渠道。
3.农业科技信息在传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农业信息的过量会引起针对性不明确的问题,导致农民盲目学习经验,但无法致用与实践中,这就会对生产造成影响。
3.2农业信息传播的媒介和方式也影响着信息传播的效率,因为有些人可能是通过电视传媒得到的,有些人是通过农业推广站学习的,有些可能是通过电脑多媒体学习的,因此这些传播方式不同,导致力度也不同,甚至信息相冲突,没能得到统一的标准性学习,不利于促进整体发展。
3.3在农村,农民的素质整体上还是不够高,文化教育程度浅薄,因此不易于接受创新科技的模式,大多数都缺乏文化。
4.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发展的趋势
4.1农业科技信息量的大幅度增加
目前来看,质量和数量并进是国家要求农业化发展的精神,传播媒介可以使用网络甚至手机互联网,科技信息量在大幅度增加,国家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实施农业科技化教育,例如编制专门的农业知识教育网站,印发科技农业化的宣传图册,通过广播电视的节目更新让农民学习等等,这些充分表明了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此外还有专门的农业科研人员在奋斗研究出更适合我国的农业发展方式,因此未来的农业发展趋势将会更加开阔。
4.2农业科技信息传播通过各种渠道,大大增强
各种渠道的农业科技传播将促进农民与科研人员的交流,能够将新鲜的科技知识输送到农民生产的第一线,双方交流无障碍,增加了互动,这样就更有利于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再加上电视电脑的媒介传播,宣传册的传播以及农业科技知识推广站的作用,更能够全面的去将农业科技模式普及,也能够使得农民的技术和素质得到双重的提高。
4.3农民素质提高促进农业科技信息利用率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力量之源,也是科技的受益者和实施者,因此,提高农的综合素质将是推动我国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环节。由于农村大多处于远离城区的偏僻位置,不能够优越接受教育,导致农民的文化程度地下,文化普及不全面,所以农民的接受新事物能力也越发低下。然而,只有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才能决定着农村的致富和国家的粮食保证,因此,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不仅仅要传播科技,还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要培养有素质,有知识,有水平的农民群体,才能够实现国家的致富。因此国家需要投入资本和力度去开发农民的教育,提供一些适当的免费教育培训班,针对性地根据种植特点以及农民的地域特点去划分农业教育的普及,并且制定适当的鼓励政策,让农民能够有信息和兴趣去学习。
4.4网络信息平台也会到较好利用
在综合了上述传输渠道以外,随着农业技术发展的进步,计算机也将投入与信息远程培训的模式中,为推动农业尽力。计算机获取的信息往往更为专业、全面、精准,因此尽管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计算机使用率不高,但是随着国家在信息教育上普及力度的加大,计算机设施也将逐渐在农村兴起,将成为宽广的农业科技教育平台,也能够以更加形象和生动的方式给以农民接受。因此,未来的趋势将注定网络信息平台会成为农业科技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是最大的资源共享模式,能够带动整体农业的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李新峰,刘成新,梅兴霞,等.在新的农业经济结构形势下农业发展思路的探讨[J].2003,24(3):30-31.
本届论坛以“理念与模式创新”为主题,以“扩大交流、增进合作、加快发展”为宗旨,重点围绕创意农业发展中带有方向性、前瞻性的问题进行广泛研讨和交流,旨在总结国内外创意农业发展的典型经验和案例,探讨并完善创意农业的理论体系,推广创意农业的理念,提升创意农业的文化内涵,更好地引领创意农业发展。
农业部总经济师陈玉香在开幕式上说,近些年来,创意农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我国的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在研究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发展创意农业,不断拓展农业功能、整合农业资源,对推进吉林省以及长春市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坛的成功举办也将进一步推动吉林乃至全国创意农业的发展。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不仅需要理论的支持,更需要实践的探索。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傅泽田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创意农业是一种新的形态,代表了一段时间发展的需要,如何在创意农业发展中走出自己的道路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愿意和世界各国这方面的研究人士一起来为创意农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也愿意与全世界朋友分享我们的创意。”
吉林省副省长王守臣在致辞中说,当前,吉林省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阶段,规划利用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把吉林省建设成粮食大省、牧业大省、林业大省、林产品加工大省,在更高水平上形成吉林省农业强省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在调整结构、创新科技、夯实基础、创新体制机制方面有新的进展,更要在整合社会资源、争取智力支持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本次论坛的举办是吉林省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必将为吉林省加快农业方式发展转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王守臣说:“望各位领导、中外朋友、专家们对中国的创意农业发展多指导、多支持,同时多提宝贵意见。”
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傅泽田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创意农业是一种新的形态,代表了一段时间发展的需要,如何在创意农业发展中走出自己的道路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不仅需要理论的支持,更需要实践的探索。“我们愿意和世界各国这方面的研究人士一起来为创意农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也愿意与全世界朋友分享我们的创意。”
城乡生产要素相互流动,工农业交融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城镇企业进入农村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工农业交融发展,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带有普遍性的现象。随着我国城乡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目前,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约有1.2亿人。近3年来,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35%左右。正如农民所说,一家一人务工解决温饱,二人务工实现小康,三人务工达到富裕。同时也应当看到,在相当多的地方,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多为妇女和老人,加上农户耕种面积小而分散,基础设施落后,导致农业发展出现了缺人、缺钱、缺技术、缺装备的局面。改变这种状况,迫切需要城镇企业进入农村,通过外部生产要素的引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城市企业之所以有动力进入农村,主要是由于农村市场较为稳定、经营风险小、发展空间大、优惠政策多,能够发挥资金、信息、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特别是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政策,为工农业交融发展创造了条件。工农业交融发展的这种趋势,目前很多地方已初见端倪,在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发展。
农业集约程度明显提高,设施农业成为农业增效新途径
在农民增收与农业发展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对此应有正确认识。一些地区农民收入高,并不说明农业就发展得好,因为农民收入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二、三产业,近几年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政府对农业的补贴等。因此,农民的收入水平并不能完全说明农业的发展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常常会出现“农业增产,农民不一定增收;农民增收,农业不一定发展”的现象。而发展设施农业,既是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也是农业增效的有效途径。设施农业通过一定的农业设施,能在局部范围改善或创造环境和气象因素,为动植物生长发育提供稳定的良好环境。设施农业包括设施栽培,如各类塑料大棚、温室、人工气候室等;设施养殖,如畜禽、水产、特种动物的设施养殖和现代集约化的养殖小区等。设施农业已经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渠道。经验表明,标准化日光温室亩均收益相当于大田作物的18倍,比漫灌式的水浇地节水38%;规模养殖场和养殖小区,蛋鸡产蛋量可提高18%,奶牛产奶量可提高12%。据统计,目前全国塑料大棚已达到3100万亩,各类畜牧养殖小区4万多个,设施渔业养殖水体近5000万立方米。随着新农村建设特别是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的加快,设施农业必将获得更大发展。
资源节约型农业发展加快,农业增长将更多地依靠科技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增长主要依靠资源开发和投入。我国耕地面积不到世界的1/10,但氮肥和磷肥使用量却分别为世界的30%和26%;农业污染量已占全国总污染量的1/3—1/2。这表明,仅靠大规模增加资源投入来实现农产品生产增长,不但成本高、效率低,而且已成为我国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现阶段农业的发展主要不是靠扩大耕地面积或增加化肥和农药投入,而是靠农业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由资源依赖型向科技推动型转变,充分发挥科技在集约经营、增产提质、转化增值、提升拓展等方面的潜力,使农业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我国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长,产业化经营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经营形式
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在实践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截至*年底,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已发展到11.4万个,固定资产总额8099亿元,分别比*年增长70.9%和91.7%;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形式由最初的“公司+农户”,逐渐发展为“公司+基地+农户”,又进一步发展为“公司+合作组织+农户”。这些组织形态,反映了现代农业发展不同阶段市场对生产、加工的要求,反映了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经营环节及经营单位之间协作互利关系的调整变化。“公司+农户”,主要解决最初的农产品卖难问题;“公司+基地+农户”,稳定了企业和农民对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则规范了企业与农户在生产、经营和销售等环节合理的经济利益。由于我国东中西部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形式必然是多样的。
农业产业化经营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主要是由于它具有重要作用:一是有利于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我国农业生产分散、规模小,一家一户的农民难以应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业产业化经营将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优势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相结合,形成利益共同体,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二是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农民可以获得规模效益、加工增值效益、利润分红效益和务工效益。三是有利于应对国际贸易壁垒。应对国际贸易壁垒,一家一户的农民是无能为力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在国际贸易维权方面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四是有利于提升农业整体素质。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载体,是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者,是农产品品牌战略的实施主体,能够有力提升农业整体素质。实践表明,产业化经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将成为现代农业的基本经营形式。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专业合作组织成为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重要形式
近些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逐步加快。据农业部调查,*年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比*年增加13.5%,成员增加103.5%。其特点主要是: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以“服务本组织成员,提高成员的收入”为宗旨。其功能主要有:一是规模集成。通过专业联合,采取批量购买、批量销售的办法,降低农户产销成本,提高产品价格,获得规模效益。二是作业同步。统一生产,统一要求,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批量。三是技术和市场信息传递。四是管理智慧共享。专业合作组织一般由能人大户牵头。他们的一个经验、一个点子,往往会成为全体成员的行动。五是诚信培育。专业合作组织必须讲求农产品质量、讲求信用,成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互相监督。可以预料,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以及各种扶持政策的逐步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将有更大的发展,成为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重要形式。
关键词:农民教育;社会主义新农村;粮食产量
中图分类号:G72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新型农业的发展,农民教育成为必然的一个发展趋势。本文旨在阐述农民教育的必要性以及农民教育可以为社会各界带来的好处。本文涉及的农民教育根据我国国情分为北方和南方农民教育两方面。内容如下:北方农业发展的趋势是一步一步向机械化、自动化发展,所以农民的教育着重在农民对农业技术的认识和农业机具的使用培训。这两方面的学习可以使得北方农民在使用农业机具的过程中更好的维护农业机具,同时在农业知识的认识方面更多的了解到农业产量的提升方式和农业新型技术的使用中培养自身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南方农业发展中由于地形、天气、产量等因素的限制使得农民的教育会侧重在农业生产中更系统的学习农业方面的气象、化学知识。这在农业生产中可以提升农业产量,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提供保障。除了以上地域性的区分以外,农民教育还会在多方面体现出来它的必要性以及好处:
一、农业发展
农民自身教育的进行可以更好的提高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使简单粗糙的种植产业发展成为半自动化甚至自动化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在上世纪杂交水稻的推广已然让世界人民都明白了科技是生产力转化的关键,也是提升粮食产量的关键。所以科技促进生产已经不单单是国内农民需要的,也是全世界农民的发展方向。我国目前本身是世界产粮大国,农民的教育就是更加迫切的课题。这主要源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我国有必要保持产粮大国的自身优势。所以对农民的教育即农民学习怎么样使用科技力量提升粮食产量就是教育农民的最明显也是最实在的成果。
农民教育的成果虽然不会在短期内特别明显,但是在新型农业机具的使用中就会有一定的显现。例如农民可以自行教授,这样农业机具的普及就成为一项简单的工作。
再有就是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对食品安全的更加关注,可以更好的消除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由于过分注重农业产量和利益而引发的农业产品质量下降问题。
以上这两点只是农民教育中对农业发展起到的一些显而易见的作用,更深层次的作用甚至是鼓励其它从业者、科研单位更加专注于农业发展,使得农业发展进入一个更加良性的科研、商业的层次,农民能够更加高效、节省成本、注意环保的提升农业生产力。
二、农民素质
农民教育可以有效的提升农民的自身素质。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对农民的教育可以促进我国农民的自身素质的提高。在简单的农业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农民一直都是用体力来进行耕作,在这样简单高强度的农业生产中耗费大量体力和精力的农民很难有时间去学习提升自身的休养。所以在我国“农民”一词常常包含有素质低下等问题。对农民的教育可以缓解这一现象,在农民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开拓农民的眼界,让他们由自身出发结合自己所学习到的文化知识来自发的提升自我修养,这样可以更好体现我国礼仪之邦的传统文化,在我国人口基数最大的农业发展方面根除文化低、素质低的弊病。
农民素质的提升不只是对我国的整体文化水平、整体民众素质方面有好处。也可以更好的改观进城务工农民给城市形象的不良影响,甚至有利于缓解城乡之间的矛盾,在文化方面拉近城乡间的距离。在外国形象方面也可以更好的为我国塑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发展中大国的形象。
三、农民社会自我认知
农民教育可以更好的让农民认清楚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我国传统观念里的“士农工商”是将农民的位置摆在“士”这个社会阶层之下的。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扶植更使得农民常常有一种社会地位低下的错觉。这种错觉不只是社会各界人士的,也是源于农民自身对自我社会定位的模糊。农民教育的实行可以提升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位置以及提升农民使用新型农业机具的能力。使得农民可以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更好的提升自身的素养和发挥自身的价值。以此带来的效果就是农民可以更好的参与到社会生产以外的社会活动中来。这就使得社会各界的人们都能更好的认识到新世纪农民的精神面貌和相应的素质水准。
这种认识不只是可以侧面的从社会各界的认识层面提升凸显新世纪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可以让农民朋友自我体现、自我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根本的观念上改观我国农民朋友自我认识的不足和社会各界对农民的社会地位认识的不足。让农民朋友的社会自我认知更加完善和充足。更好的贯彻我国人人平等,民主自由的社会准则。
四、提升我国国际形象
农民教育可以有效的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我国的农民工问题一直为世界所关注,农民工的素质也是外国经常诟病我国的一项议题。对农民的教育可以很好的改观这一现象,让农民从自身的文化素质、文化素养等多方面得到提升。这样不只能在国内改观我国农民的一般社会形象,也能使得外国媒体看到更加具体化的我国农民的形象。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农民的形象的改观不只是对我国整体人民素质的一个提升,也可以让我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形象得到大大提升。
五、提高粮食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