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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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2013年江苏省口岸进出口总值高达5508.44亿美元，位列全国第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江苏省直接碳排放量显着增长。2001年~2010年省内二氧化碳年均排放量增长率为7.79%，高于全国同期6.67%的水平。尽管江苏省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具有新能源开发、科技创新等优势，但省内高碳产业仍占主导地位，节能降碳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分析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探索适合江苏省发展的低碳模式，有利于江苏省贸易政策的调整和进一步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这三者的动态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目前主要研究成果有：DaboGuanetal(关大博等，2008)利用中国1980年~2030年的碳排放量实际和预测数据，分析得出促进我国碳排放量持续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分别为家庭消费、出口贸易以及资本投资。[StreteskyaLynchb(斯垂特斯卡林奇，2009)结合269个国家1989年?2003年的出口贸易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研究结论表明全球大部分国家出口贸易的发展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但Kearsley&Riddel(基尔斯利和里德尔，2010)选取了全球27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对外贸易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这27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对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正向效应并不显着。中国作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前列的国家，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沈利生(2008)结合投入产出模型，具体研究了我国对外贸易对S02排放量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导致我国对外贸易污染排放逆差的主要原因是不断增加的外贸顺差和出口贸易产业结构的恶化。陶长琪(2010)等运用ARDL模型，结合我国1971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能源消费、人均GNI及其平方对对外贸易系数的作用效应，结论显示这三者与对外贸易系数存在长期的正向效应。^李锴(2011)等利用中国1997年~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面板数据覆盖我国30个省份，全面分析了各省份对外贸易系数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对外贸易系数与我国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外贸易的增长增加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强度。

二、模型与变量的选取

(-)VAR模型

向量自回归（VectorAutoregression，VAR)模型米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结合统计数据，基于系统中内生变量的滞后值函数构建形成的模型，从而实现将自回归模型的变量从单一推广至多元时间序列的突破。滞后阶数为P的VAR模型可以表达为：

yt=^1yt-1+L+$pyt-p+0xt+stt=1，2，L，T

其中，yt为k维内生向量，xt为d维外生向量，p为滞后阶数，kxk维矩阵屯，L，$p和kxk维矩阵0是系数矩阵，&为k维随机误差向量，T为样本个数。

(二）变量的选择

笔者共选取3个变量分别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t)、人均碳排放指标(Ct)、对外贸易依存度（Ft)为模型指标。模型中还涉及到各期对外贸易总量、各期人民币汇率以及人口数量的数据均取自1995年~2013年《江苏统计年鉴》。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利用如下公式求得：

(1) 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国内生产总值x100%

(2) 二氧化碳(CO0排放量=KxE

(3) 二氧化碳排放系数（K)=单位热值含碳量x平均低位发热量x碳氧化因子x44/12。

其中，进出口贸易总额使用年平均汇率换算；E为不同类型能源以标煤为单位换算的使用量；K为不同类型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7种能源：原煤、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煤油，各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如表1所示。文中所涉及的7种能源的消费量均取自1995年~2013年《江苏统计年鉴》。3.上表后两列来源于《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发改办气候[2011]1041号）。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先对文中时间序列变量进行自然对数转换，其目的在于使实证数据趋向线性的同时又可以有效消除异方差的影响，设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t)、人均碳排放指标(Ct)、对外贸易依存度(Ft)分别为LN(Gt)、LN(Ct)、LN(Ft)。笔者分析的结果均通过Eviews7.2计算得出。

(三）实证分析

1.稳定性检验

本文共涉及3个系统变量分别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t)、人均碳排放指标(Ct)、对外贸易依存度（Ft)，建立无约束且滞后期为P的VAR模型，依据PLR、FPE、AIC、SC和HQ等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P，表2分析结果表明P为2。VAR模型的稳定性可以根据其所有特征根模的倒数是否小于1来判断，当模型所有特征根的模的倒数均小于1则模型稳定。如图1所示，VAR(2)的特征根模的倒数均在半径为1的圆的范围内。因此，VAR(2)稳定，具备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的条件。

2.ADF检验

笔者使用ADF检验方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目的在于避免时间序列的“伪回归”现象并测度变量的平稳性水平。如表3结果所示，LN(Gt)、LN(Ct)、LN(Ft)的ADF值均大于其对应的5%临界值，即变量为非平稳。而其对应的一阶差分ALN(Gt)、ALN(Ct)、LN(Ft)的ADF值均大于其对应的5%临界值，表明变量的一阶差分通过了平稳的显着性检验，为一阶单整。

ADF检验结果表明变量LN(Gt)、LN(Ct)、LN(Ft)在5%的显着水平下为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ALN(Gt)、ALN(Ct)、ALN(Ft)在5%的显着水下序列平稳，为一阶单整。ADF检验结果表明ALN(Gt)、ALN(Ct)、ALN(Ft)都服从1(1)，据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是在VAR模型的基础上产生多变量协整检验方法。表4中Johansen检验结果表明，迹检验以最大特征

表4 Johansen检验结果值检验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至少存在2个协整方程。由此可知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表明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并不能明确表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方向，所以在脉冲响应分析之前需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判断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方向。鸣下一步进行的脉冲响应分析来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以说明对于目标变量而言，某些内生变量能否判定作为外生变量。

表5中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碳排放的单向Granger因，而对外贸易与碳排放互为Granger因。这说明碳排放量的增加对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具有正向效应，但当碳排放量持续增加并达到一定程度时，即超过一定的环境容量时，一定程度上就会制约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同时，经济增长又是对外贸易的Granger因。综上结论说明江苏省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这必然导致未来碳排放量的持续增加。

5.脉冲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捕捉变量之间全面复杂的动态关系，根据建立的VAR(2)模型，分别作出它们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2所示。其中，横坐标表示跟踪期（笔者选择10期），纵坐标反映脉冲响应的程度；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10期的变化路线，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1) 碳排放对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碳排放对自身信息的一个标准化冲击立即作出响应，首先是迅速衰退，然后缓慢下降，表明江苏省碳排放在短期内会大量下降，但在长期内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干扰，其下降幅度会减弱。碳排放对对外贸易信息的一个标准化冲击响应后，先是迅速提高，达到正效应最大值，然后逐渐衰退，随后又经历一轮小幅升降才趋于平稳，这表明从长期来看，江苏省碳排放对对外贸易带来同向的冲击作用，短期内碳排放促进对外贸易的增加。碳排放对经济增长信息的一个标准化冲击，首先是一个负向冲击，然后效应慢慢减弱，第2期开始回升并趋于0，说明在短期内江苏省碳排放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且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不明显。

(2) 对外贸易对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外贸易对碳排放信息的一个标准化冲击后正向效应开始衰弱，第三期以后缓慢增加，但处于负效应状态。表明江苏省对外贸易的增长短期内会促进碳排放的增加，长期来看并不具有促进作用。对外贸易对自身信息的一个标准化冲击响应，同样是迅速下降然后继续缓慢增加，第3期达到最大值0.27，然后开始逐渐减少并趋于0。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信息的一个标准化冲击的响应，负向效应由降转升并逐渐趋于0，这表明短期内江苏省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并不具有促进作用。

(3) 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和对外贸易的影响

经济增长对碳排放信息的一个标准化冲击响应，碳排放迅速增加，第2期达到效应的最大值，然后开始缓慢减少趋于0附近，表明江苏省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具有正向持久的冲击作用，这与前文协整理论分析的结果吻合。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冲击影响，同样在第1期开始下降又于第4期回升至正向效应，且该正向冲击作用一直持续到第10期，说明江苏省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同样具有积极作用。经济增长对自身信息的一个标准化冲击，首先是正向效应迅速下降，直到第5期基本保持稳定，表明江苏省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对自身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持续的时间不长。

1. 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形象地展示了一个变量的冲击对另一个变量的动态影响路径，而要准确地计算出每一个结构冲击对每个内生变量变化贡献的数值到底有多大，则需要用到方差分解方法。[9]运用Eviews7.2进行分析，运行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碳排放对自身的预测方差贡献率呈不断下降趋势，自第8期开始逐渐保持在-0.8%的稳定水平上，可见碳排放受到其自身的影响不大。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贡献率相对来说不高，第一期贡献率为0，并逐期下降且一直为负值，说明江苏省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具有抑制效应，这和近几年来江苏省提倡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相关。对外贸易对碳排放的贡献率在第二期达到2.5%后又回落趋于稳定，充分说明了对外贸易发展在短期内会引起碳排放的增加。

第2篇

关键词：碳排放；机动车碳税；低碳经济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这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提高。因此我国政府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提出了越来越明确的要求，十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这无疑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的地位。而我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仍然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其中的能源密集型产业更是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在我国全面开征碳税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怎样才能从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平稳的过渡到低碳经济模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开征机动车碳税的现实必要性分析

（一）我国碳排放现状

我国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我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三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0.1%、45.3%、44.6%，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量大，从而导致CO2的排放量的急剧增长。如图1所示：2013年我国CO2排放量上升至9524.3百万吨，全球占比27.1%，CO2的排放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并且还在高速增长。

（二）我国机动车尾气排放对碳排放贡献分析

汽车产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碳排放大户，使用化石能源的机动车由其特性决定了它在使用中仍将持续形成碳排放。而且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及其增长速度不容忽视，2012年私人汽车拥有量已经达到8838.60万辆，比2011年的7326.79万辆增加约20.63%。与之对应的是，高速增长的能源消费，从其能耗结构上看，机动车能耗主要集中在在油耗上，而在油耗中又主要以消耗汽煤柴3种成品油为主。这三种成品油的消耗必将会带来大量的碳排放。2012年，全国氮氧化物排放量2337.8万吨，其中：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1658.1万吨，占全国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70.9%；城镇生活氮氧化物排放量39.3万吨，占全国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1.7%；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640.0万吨，占全国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27.4%。这组数据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动车尾气排放对我国碳排放的贡献度。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CO2排放量高速增长，其中机动车CO2排放量占全国CO2排放量的比重也越来越高，预计到2050年机动车碳排放占全社会的比重为14%左右。基于此现实基础，我国率先开征机动车碳税迫在眉睫。

三、抑制机动车碳排放的途径

（一）有关机动车的环境保护税收政策比较

征税私人车主目前主要包括车辆购置税、车辆使用和燃油税。车辆购置税属于汽车购买成本、车辆使用和燃料属于汽车的使用成本。车辆购置税可以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和运输使用税和燃料税是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的决定。

1.车辆购置税。2001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中车辆购置税的税率为计税价格的10% 。但是，汽车购置税没有明显的减排效果，因为我国在购买环节实行统一税率，并没有对车辆按照碳排放量进行分层次设计税率。虽然在2009 年将 1. 6L 及其以下排量的使用汽车的车辆购置税调整至 5%，2010 年调整至 7. 5%（2011 年开始回到原来的统一税率 10%。），鼓励了更多的用户转向购买小排量的汽车，但同时也促进了汽车消费的数量的增加，低税率没有明显的减排效果。

2.燃油税。燃油税是指政府的燃料的特殊性零售链接收税。燃油税是车辆类型和行车长短的基本体现，和载货能力的大小，多少燃料消耗密切相关。可见，产品燃料税，这是道路养护费用和其他税费合并。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税收收入，而不是纠正外部性的碳排放。可见，征收燃油税依然无法体现控制碳排放的精神。而且在这方面我们的税负明显轻于发达国家，如 OECD 国家汽油消费税的平均税率就是我国的 4 倍以上。

总之，车辆购置税、车辆使用燃料税，并不严格。控制私人汽车排放的问题必须设计一个成为合理的、有效的和正确的税收政策。

（二）机动车碳税优势分析

所谓碳税就是二氧化碳排放税的简称，对于那些以抑制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的，消费某产品时二氧化碳排放相关的税种，都是可以认定为广义的碳税。机动车碳税就是对机动车使用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征收的一种税，是碳税的一种形式。

对机动车以征收碳税的形式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具有其独到的优势。第一，征收机动车碳税是真正从控制碳排放、消除其负的外部性的角度出发设计的一种比较合理的税制。第二，机动车碳税可以弥补车辆购置税和车船税的不足，并且对车辆购置和使用环节的众多税种起到梳理和简化的作用，可以在不增加消费者税负的前提下有效的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第三，针对机动车征收碳税对燃油税可以有很好的效果。因为消费者往往有一定的盲目性和短视，即当它购买机动车辆，更考虑价格而不是未来的燃料消耗，因此设置在机动车购买碳排放税，有利于积极引导消费者的低碳消费。

四、我国开征机动车碳税的原则

1.中性原则。机动车碳税设计的时候要应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我国现有税制。同时机动车碳关税将实现一些免税政策，或者机动车碳排放税及其他税收减免，要么是采取税收收入返还政策，满足碳税中性原则。

2. 兼顾约束和激励作用的原则。征碳税需要兼顾约束和激励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征税限制企业对高能耗机动车的生产和消费者对高能耗机动车的消费，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改善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税收激励企业加强创新，提高机动车能源使用效率，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此，在设计机动车碳税制度时要坚持兼顾约束和激励作用的原则。

综上所述，结合我国现阶段碳排放现状和对机动车税收的比较分析，在我国开征机动车碳税存在其现实及理论上的必要性。并且在对机动车碳税制度进行设计时要符合其政策目标和本文所论述的三条基本原则。（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林莉. 机动车碳税的国际借鉴和现实把握[J]. 统计与管理，2014，04：46-48.

[2] 苏明，傅志华，许文，王志刚，李欣，梁强. 新形势下我国碳税政策设计与构想[J]. 地方财政研究，2010，01：9-13.

第3篇

1．引力模型的构建在运用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中，庄丽娟、姜元武和刘娜（2007）在分析影响广东农产品出口的因素时考虑了人均GDP、距离以及区域贸易制度安排等，将引力模型做了进一步扩展。鉴于此，本文也构建了引力模型扩展式，将人均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经济规模和碳排放值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到引力模型中，得到以下的计量模型。其中，lnEXPijt表示国家i对国家j在第t时期的农产品出口额的自然对数值；α1为常数项，βn（n=1,2…6）表示未知的回归参数；εij随机误差项假设等于0；lnGDPit和lnGDPjt分别表示国家i和国家j在第t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值；lnSAGijt表示国家i和国家j在第t时期的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的自然对数值；lnDij表示国家i与国家j之间的距离的自然对数值；SGMijt表示国家i和国家j在第t时期的经济规模的相对差异；lnCit则表示国家i在t时期的碳排放量的对数值。

2.数据来源说明与处理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3》、UN-COMTRADE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等，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的数据年限为1994—2012年。①农产品出口贸易额———EXP。在本文中，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包括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以及中美农产品出口总额，单位为亿美元。由于碳排放对初级农产品的影响最大，所以本文研究的农产品主要为HS海关编码商品分类中的第一类活动物、动物产品和第二类植物产品。②国内生产总值———GDP。由于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产品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产品潜在的需求。本文假定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供给能力越强，出口值就越大；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需求能力越强，进口值就越大。本文采用的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单位为亿美元。③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SAG。SAG表示两国之间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反映出两国要素禀赋之间的差异。SAG值越大，表示两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越大，因此两国之间更倾向于产业间贸易；SAG值越小，表示两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越小，因此两国之间更倾向于产业内贸易。本文SAG的单位用美元表示。④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D。本文假定贸易双方之间的地理距离越大，贸易成本就越大，贸易量就会越小；反之，地理距离越小，贸易成本就越小，贸易量就越大。本文用中国北京到美国华盛顿的直线距离表示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单位为公里，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所以距离D将不出现在模型里面。其中，C表示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Si表示能源i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吨标准煤；Fi表示单位能源i的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该数据参考林伯强和刘希颖（2007）对原油、原煤、天然气每单位消耗量产生的碳排放量的计算，三者的数据分别为0.5854万吨碳/万吨标准煤、0.7476万吨碳/万吨标准煤和0.4479万吨碳/万吨标准煤。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构建了三个引力模型分别为影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影响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和影响中美两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引力模型，采用了1994-2012年的年度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

1.引力模型的实证结果模型1———影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模型2———影响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模型3———影响中美农产品贸易出口总额的引力模型：通过检验排除存在单位根和异方差，实证结果见表：从表中可以看出，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都是显著的，拟合优度都超过了0.97，能较好的解释因变量的变化，D-W检验的结果都非常接近2，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现象。

第4篇

关键词：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碳排放、VAR模型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贸易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为应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低碳排放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和讨论的焦点问题。传统的文献从环境库兹涅佐曲线的角度论证了收入变化与环境污染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贸易作为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碳排放作为环境污染的重要表现形式，两者的关系研究对于库兹涅佐曲线和积极减排作用的认识显得至关重要。以湖北省为例，探索湖北省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是以一个新的视角来考虑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湖北省位居中部，但伴随着中部崛起战略，以及湖北高新电子产业的兴起，贸易日益在经济发展起到日益关键的作用。而同时湖北省为节能减排做出巨大的努力，实施一系列的相关经济政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武汉两型城市圈的不断推进与建立以及一些生态项目的实施等等。我国以1983年开始改革开放和对我贸易，湖北省作为中部大省，1990年开始对外贸易有了显著的规模，所以本文采取截取1990-2013年的较新的湖北省对外贸易相关数据，运用VAR模型具体分解分析对外贸易开放对于湖北省碳排放的相关影响因素，为实现全省有效控制碳排放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有很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至少表明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从环境库兹涅佐曲线角度研究贸易与二氧化碳之间的具体联系，具有大量学者研究的文献基础。李秀香和张停（2004）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例分析了出口贸易增长对我国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贸易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李小平和卢现祥（2010）运用部分发达国家和中国各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贸易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际贸易能够减少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所以中国并没有因为对外贸易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这些大量的文献论证了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实证联系。而对于这种关系研究的计量方法也有很多，王源（2011）运用LMDI因素分解法研究中国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的问题，庞军基于MARIO模型研究中欧贸易隐含的碳排放问题。大多数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国家贸易出口却很少有将视角集中于省份的贸易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中。事实上贸易的政策倾向对于省市的经济发展以及节能减排的实施都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以湖北省为例，通过VAR模型，研究贸易开放程度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以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VAR 模型及变量选择

（一）变量选择

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中1990-2013年的较新的统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以往研究贸易开放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的国内外文献中，多数是采用对贸易依存度指标来反映贸易开放程度，而忽视了对其他贸易开放度指标的考察。仅仅考察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不够的，其只能反映进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考虑到研究期内多数年份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在湖北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本文将贸易开放程度表示为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两部分。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湖北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记为TR。外资依存度，是用当年外商直接投资与湖北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的，记为FD。

由于化石等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所以在计算时主要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碳排放量大的能源为基础对碳排放总量进行测算；依据IPCC 提供的测算方法，碳排放量= Σ 能源i 的消费量× 能源 i 的碳排放系数（i 为能源种类），能源消费量必须换算成统一热量单位的标准煤。另外，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476吨碳/吨标准煤、0.5825 吨碳/吨标准煤、0.4435 吨碳/吨标准煤。碳排放量记为C。为了避免在计量研究中出现异方差现象，以上序列均采取对数化处理，以ln（C）、ln（TR）、ln（FD） 作为研究序列。

（二）变量ADF检验结果

为了防止虚假回归，在建立VAR 模型之前，必须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该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并确定单整阶数。本文采用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首先，使用Eviews 对序列进行显著性检验，其检验形式应设为既不含截距项也无时间趋势，并采用SC 信息准则自动设定最优滞后阶数。最终，得出检验结果如表一 所示，变量ln（C）、ln（TR的ADF 统计量均大于其临界值，是不平稳的。当一阶差分后，所有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当二阶差分后，所有序列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均通过平稳性检验。而ln（FD）经检验直接平稳， 所以ln（C）、ln（TR）、ln（FD） 均为平稳序列。

（三）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约翰森（Johansen）在1988年及在1990年与杰森留斯（Juselius）一起提出的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是一种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的较好方法。假设模型中无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情况下，对ln（C）、ln（TR）、ln（FD）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迹统计量和λ-max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R=0、R≤1的原假设，接受R≤2的原假设，说明ln C、ln TR、ln FD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湖北省的碳排放与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上文的协整检验证实了这三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但具体方向的因果关系仍然不能确定。为了研究LnTC、LnTR、这三个变量之间具体的因果关系，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他们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外贸依存度与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湖北省对外贸易的增长是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Granger原因，而二氧化碳排放不是对外贸易增加的Granger原因。

外资依存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即外资依存度是导致湖北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却是外资依存度的Granger原因。

（五）脉冲相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内生变量对误差变化大小的反应，它是测量其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取值带来的变化，它不仅能全面映射变量间的动态关系还可以量化各变量间扰动影响的数量关系。故运用Eviews7.0 软件对构建的VAR 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在此主要分析ln（C）、ln（TR）、ln（FD）间动态关系的路径变化，本文设定滞后阶数为10 期，脉冲响应结果表明：碳排放对对外贸依存度的脉冲响应曲线接近于倒U型曲线，外贸依存度对碳排放的的冲击为长期的正效应随着滞后期的推进，而后冲击力度小幅减缓并趋稳水平，说明外贸依存度对碳排放的冲击为持久效应，即湖北省对外贸易水平的高低会对碳排放的变动产生持续影响，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会导致碳排放水平的稳步增加。而外资依存度对碳排放的冲击为长期的负效应，除去在第三期的小幅度增加外，其负效应持续推进，到第10期达到最低水平-0.004682，就滞后十期结果来看，其对于碳排放的负效应较小。所以由此得到的是对外贸易依存度对碳排放的冲击作用较大，而外资依存度对碳排放的冲击作用较小。

（六）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是通过将每一个内生变量分解为结构冲击各期方差的线性组合，计算结构冲击在不同期限内方差总和占各内生变量总方差的比例来度量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可以更具体的表示内生变量相互影响的重要程度。它能够提炼对内生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信息，能够量化每一个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这里主要分析ln（C）、ln（TR）、ln（FD）所受冲击对碳排放的贡献率，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对碳排放变动的贡献率最大，但第1期开始贡献率达到85%逐渐下降，说明外贸依存度对碳排放不仅会产生即时效应还会在长期产生较强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逐步减弱，直至第10期的22.64%。外资依存度对碳排放的贡献率在在滞后第5期达到最大值7.06%后，小幅度逐步下降直至4.19%。说明外资依存度对碳排放的贡献具有短期时滞性和长期显赫的影响。而外资依存度的平均贡献度则只有2.08%。这个结果与上面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所得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外商接投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比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要小。

四、结论与建议

第一，协整分析。单位根检验发现二氧化碳排放量、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三个变量均属于I（1）序列。Johansen协整检验发现发现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外贸依存度之间存在正的协整关系，而与外资依存度之间存在负的协整关系。因此，从实证角度来看，湖北省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了负的环境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正的的环境效应。第二，Granger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了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关系。说明了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影响原因。第三，脉冲响应。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模拟结果表明，外贸依存度冲击响应累计值为正值，外资依存度位负值，两者都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二氧化碳排放对外贸依存度的冲击响应曲线大致呈现出倒U型的轨迹的趋势，整条冲击响应曲线位于水平线的上方，长期来看外贸依存度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了正面影响。即外贸规模的扩大会促使湖北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二氧化碳排放对外资依存度的冲击响应曲线大致呈现持续负下降的轨迹的趋势，长期来看外资依存度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了负面影响。由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的冲击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全部响应期内的峰值（分别为0.22176和0.04682）来看，外贸依存度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力度很大，外资依存度的影响力度则较小。这一结果显示由于进出口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相当严重。这从侧面反映当前湖北省政府所制定的各种贸易政策对优化进出口结构的作用仍有限或其效应仍未显现出来，如何促使对外贸易结构尽早向可持续性、环保的方向改进仍然是政府在制定和执行贸易政策时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第四，方差分解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在整个预测期内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对二氧化碳排放方差分解的贡献度分别为46.84%和4.463%，虽然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方差分解贡献度差别较大，但都呈下降趋势。这又说明了湖北省当前的贸易产业政策向低碳化转型的趋势。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这两个衡量区域贸易开放程度对于湖北的碳排放具有长期持续的影响效应。如果将我国的贸易区域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基地的现状短时间不会改变，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并不高。但是不高并不代表没有，湖北作为中部崛起的重要省份，湖北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上游水平，尽管贸易的比重并不算高，但是逐年增长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水平。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湖北大力的建设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光钎等高新电子行业企图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这都进一步说明湖北省企图扩大贸易程度的倾向。鉴于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对于碳排放的长期作用相反，盲目的扩大贸易规模可能会增加碳排放的产生，而由于外资依存度对于碳排放的负效应作用，湖北省可以依据自身状况，积极引进外资，扩大外资规模。外资依存度在湖北省对于碳排放的负效应的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湖北的外资引进主要集中于高新或金融产业，引进先进的技术取代落后的技术是有利于减排的，引进资金投资在新兴产业也有利于减排。所在外资依存度的扩大会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当前国际贸易体系要求中国工业从粗放型向技术集约型转变，这种转型对于湖北省要求也是一样的。这要求湖北省需要建立稳定、安全、经济的清洁能源产业体系，通过能源结构的转型实现能源强度的降低和能源消费总量的下降。通过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切实抓好节能减排，积极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生产业融合，加快市场主体培育，坚持集约、集聚、集群发展，努力构建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工业体系，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提升工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动工业大省向工业强省跨越，为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首要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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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强，庄幸，姜克隽，韩文科.中闻出口贸易中的载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中国工业经济[J]，2008，（8）：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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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彭水军，包群.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一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5）：15-23.

第5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6000402

1引言

低碳经济，是指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形态。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 重要的驱动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呈现出快速的增长，出口额从2001年的2661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5777.5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929%，进口额从2001年的2435.5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3962.4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1152.7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从1980年的0.57亿美元到2001年的46878亿美元再到2010年的1057.32亿美元。然而与此同时，温室气体排放也随之快速的增加，CO2的排放量从1980年的14.54亿吨增长到2010年的74.24亿吨，翻了五倍有余。因此，研究对外开放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有必要的。

2文献回顾

FDI与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近几十年国外出现了很多：Ahmad&Wyckoff（2003）研究认为，对于一些OECD国家，超过50%的碳排放是来自国际贸易。Wang&Watson（2007）认为全球贸易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碳足迹也是国际化的，CO2不仅与该国家自身的消费有关还与外部的需求有关。Peters&Hertwich（2008）研究认为发达国家消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品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CO2排放增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外部污染”。Joysri Acharyya（2009）以印度为例，分析其1980-2003年的数据，发现FDI对CO2排放有着很大的正面影响。

国内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谢文武等（2011）对我国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我国的碳减排，而出口贸易会导致我国碳排放量的增加。但是倪伟清和厉英珍（2011）以浙江为例，发现FDI的流入在长期和短期内都会导致CO2的增加。傅京燕和裴前丽（2011）以广东省为例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对外贸易对CO2排放的影响，显示对外贸易不利于广东省的碳减排，但是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一致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对CO2具有增排作用，关于进口与CO2排放关系的研究不多。而FDI对CO2的影响似乎众说纷纭。本文将根据我国的情况，考察FDI、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与CO2排放之间关系。

3理论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先从理论上分析一下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CO2排放的影响效应是很有必要的：

3.1对外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1）规模效应，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产生了规模效应，该种效应分为两种：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规模经济指生产的单位成本降低使得利润提高了；而规模不经济指的是生产的负外部性，即生产的单位社会成本提高了，因为规模的扩大导致能源消耗的增加从而增加了CO2的排放。

（2）结构效应，我国的贸易结构在不断的调整与优化，从而产生了结构效应。这种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出口贸易中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会引起能源消耗的增加从而增加了CO2排放，其二，服务型贸易的比重上升会降低能耗，从而减少CO2的排放。目前来看，工业的比重很大，所以出口的整体效应应该是增加CO2的排放。

（3）产品效应，发达国家逐渐将一些国内所需要的高能耗、低生产效率的产品转移到我国来生产和加工，再通过公司内贸易等方式从我国进口这些高能耗的产品，从而完美实现了CO2排放通过对外贸易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我国的“碳泄漏”过程。

（4）技术效应，进口贸易的不断发展也给我国带来了先进的设备以及技术，这在长期情况下可以提高我国的生产效率，促进技术创新，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能耗，进而可以减少我国的CO2排放。

3.2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近几十年来FDI的不断流入对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可以用来解释FDI与CO2排放的关系，该假说主要指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倾向于建立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因此国际上呈现出一种污染友好型的商业环境，发展中国家保持这种宽松的环境标准来吸引FDI的流入，这样下去必然会导致东道国能源消耗和CO2排放的不断增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FDI的流入也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长期下去会形成技术溢出和制度示范效应，这会提高东道国的生产效率，降低单位能耗，从而减少东道国CO2排放，实现低碳经济，这类想法被称为“污染光晕假说”。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污染光晕假说”确实存在但目前它的作用还比较有限，而发挥着较大作用的是“污染天堂假说”，也就是说我国FDI的流入主要还是增加了CO2的排放。

4实证分析

4.1模型建立

第6篇

二氧化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在哪个国家排放并没有区别。但是,由于产出和能源效率的不同,在不同国家生产某一产品的排放量是有区别的。在发达国家生产某一个产品可能是一个单位的碳排放,而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由于生产工艺相对落后,能源效率低,可能是超过一个单位的碳排放。这样,碳减排的考虑将影响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即在“低收入国家生产,在高收入国家消费”。因此,低碳全球化就是通过碳减排的考虑,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更加相互依存的过程,这是由于对国家间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加入碳减排考虑所造成的。

低碳理念并非如发达国家宣传的那么崇高

如果低碳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应对低碳甚至利用低碳,是各国的当务之急。毋庸置疑,低碳对一国而言,意味着推高能源成本,阻碍经济发展。对于部分国家而言,低碳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促进就业的助推器。

近年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浪潮中,低碳理念得到了各方响应,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发展低碳经济已经陆续进入各发达国家的战略规划。我们对此可以做崇高的理解,正如发达国家宣示的那样: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球和人类的生存空间。但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这样理解:发达国家通过发展低碳技术和相应的管理模式,形成低碳优势,继而在气候谈判中施加碳减排压力,同时逐步提高相关的碳标准,从而制造低碳壁垒,制定绿色标准,迫使发展中国家减排,借机向外输出低碳技术和管理模式。

发达国家正着力向全球输出低碳技术和管理模式

当前,在低碳产业领域,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人才、资金以及公民环保意识等各方面的优势,积极发展领先的低碳技术和管理模式,并着力向全球输出。欧盟目前领先。在排放指标、科研经费投入、碳排放机制、节能与环保标准、低碳项目推广等各方面,欧盟引领低碳潮流。欧盟2005年启动限额与交易体系,总体减排指标被层层分配,逐一分配到各成员国、各行业和各公司,目前已经覆盖了地区内30%～50%的工业和能源行业。2007年年初,欧盟把低碳经济确立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并将其视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2009年,欧盟宣布在2013年前出资1050亿欧元支持绿色经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保持欧盟在低碳产业的世界领先地位,接着又提出在未来十年内增加500亿欧元专门用于发展低碳技术,将在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储存等六个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大力发展低碳技术。除了致力于在低碳技术领域保持全球领先之外,欧盟还开创了许多低碳发展机制,比如排放交易体系。

美国在奥巴马成为总统后,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明显改变,决心积极应对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美国众议院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将用立法的方式将“碳排放额”逐级分配并进行市场交易。

开拓低碳输出市场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减排施压

为了给发达国家的低碳技术和管理模式创造新市场,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压力与日俱增。这一点,我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最为直接,认为发展中国家也必须承诺采取行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欧盟相对温和,提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如果其他主要国家采取相似行动,欧盟可以将目标提高至30%。这种有条件的承诺,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巨大减排压力。如果强制减排,主要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应该是发达国家低碳技术和管理模式输出的最主要市场。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发达国家显然想把低碳全球化做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机会。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奥巴马欲借碳减排及新能源开发计划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称“此举能够创造数十万就业岗位”,如生产太阳能板和电动汽车的工厂、环保建筑以及相关安装和服务行业等。2010年3月,欧盟《欧洲2020战略》,提出打造一个绿色知识经济体,将在节能减排、发展清洁能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教育和培训等方面加大投入,将低碳产业培育成未来的经济支柱。主要目标是以低碳发展转变欧盟的增长方式,领先未来全球低碳技术和管理创新,创造低碳就业机会。研究表明,到2020年欧盟仅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就业人数就可达到280万。

发展中国家应未雨绸缪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战略将对整个国际市场和贸易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外贸的主要市场,未来发达国家的低碳壁垒将多种多样,比如低碳通行证、碳关税,等等。发达国家除了自己转变发展方式,也将通过贸易和投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发达国家与碳相关的环保标准在不断提高。比如,2009年10月欧盟通过新法规,普遍提高了纺织品、鞋类及电器的环保标准,直接限制了部分低端产品进入欧盟市场。

第7篇

关键词：出口贸易;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7-000-01

一、研究意义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所导致的，为了防止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各国都在想尽办法减少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如何保持国内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平衡，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都是依赖于出口，反观出口产品的结构，不难发现都是以能源或初级产品为主，呈现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少等特征。虽然这几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给我国带来了丰厚的美金收入，让大家都富了起来，但是这样“高污染、高能耗、高碳排放、低产出”的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却使我国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很多城市自然资源过度开发，面临严峻的资源耗竭问题;土地荒漠化严重，水土流失及水资源污染程度更是惊人;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雾霾天气增多，空气污染严重，许多城市和地区空气质量严重不达标。这样残酷的现实大家每天都在面对，由此可见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需要思考的，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规划需要被提上日程。

低碳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已成为当前各国寻求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已经走在前列，纷纷对二氧化碳长期大量排放的态势积极采取行动，明确自己的减排目标和责任。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最大的碳排放国，本着对环境事务负责任的态度，也及时做出了减排承诺：到2020年，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与2005年相比降低40%～45%。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首先来分析下我国碳排放的现状，以及问题。

二、我国出口贸易碳排放现状

从贸易结构来看，我国各行业出口贸易隐含碳量整体上是不断增加的，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都会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产生碳排放。一个产品在整个生产链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称为隐含碳。而整个生产链中的污染程度与隐含碳的关系是成高度正比的。很不幸的是我国出口比重较大的纺织服装业，金属加工业和制造业都属于高污染的行业，造成了我国出口贸易的碳排放随着我国总体贸易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从2002年2012年的10年间，这些行业的碳排放总量比重从10%左右增长到了30%以上，血汗工厂让国外客商赚的盆满钵满，带给我们本国的却是一点点的血汗钱和大量的碳排放。

从地区结构来看，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机构与发展程度差异，必然带来碳排放的地区间差异，总体而言经济发展程度与碳排放量成正比关系，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出口量巨大，其碳排放量也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高很多。不过近几年我国大力扶持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其经济增速迅猛，而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增速减缓。呈现在碳排放量上，虽然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总量低于东部，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增速却要高于东部沿海地区。

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还是主要依靠煤炭，使用量超过70%，但是我国的煤炭开采利用率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这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明显是不合理的，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大了碳排放量，对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污染。能源消费结构是否合理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更是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可持续发展下去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非常不合理，潜在的减排空间很大。

三、我国出口贸易低碳发展的对策

出口是把“双刃剑”，虽然为我国快速地创造了外汇收入，但也增加国内的碳排放量与环境恶化。国外客商享受了我国出口的优质而价格低廉的商品或服务，我们却承受了血汗，污染和碳排放。因此国家和企业有必要尽快采取对策，实现出口贸易的低碳发展。

首先，关税结构要以我国对外贸易的低碳化发展为战略目标。对高碳产品出口企业与低碳产品出口企业实行有差别的出口退税政策措施，积极发挥出口退税政策的杠杆调节作用。对于高碳产品的出口，要根据其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程度提高出口退税，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而对于低碳产品的出口，应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

其次，我国政府应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的不同发展情况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分区域分阶段地制定更科学合理的、针对性强的环境保护政策措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低碳发展路线。例如，为环保产业、高效利用资源和能源的企业以及生产环境友好型产品的企业提供优惠，为这些企业在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清洁能源生产设备的设备投资提供补贴，逐步引导企业向低碳转化。同时，鼓励企业积极参加世界低碳技术创新机制的构建，力求在高效和洁净能源技术领域有所突破，提高在国际节能减排市场中的竞争力。

最后，我国应加大对低碳环保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支持力度，扶持一批高科技环保与清洁能源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先进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并且将这些技术推广到我们出口比重大的纺织服装和出口加工业。早日完成我国在《京都议定书》中的承诺，为我们的地球低碳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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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一）数据及处理

为了能够全面系统地揭示广西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以及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文章采用了多种指标，并使用了不同的衡量方法，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作了解析。文章选择的样本区间为1986-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在文章中采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广西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数据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公布的当年GDP，单位为亿元，样本区间为1986-2010年，以2000年为基期。第一产业碳排放数据估算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四个行业，在第一产业土地利用过程中还会涉及到碳汇的问题，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学者明确的研究出土地利用与开发过程中碳汇的测量，因此在进行本次研究中将碳汇的影响忽略不计，重点对碳源进行深入探讨。

按不同的碳排放途径进行计算，第一产业的碳排放主要包括化肥生产的碳排放（Ef）、机械使用的碳排放（Em）和灌溉的碳排放（Ei）。则农业活动总的碳排放为：Et=Ef+Em+Ei这里采用如下公式来计算化肥生产带来的碳排放：Ef=Gf×A。其中Gf为化肥施用量，A为系数A=857.54kgC·t-1。农业生产活动中，农业机械采用如下公式来计算农业机械使用及操作带来的碳排放：Em=（Am×B）+（Wm×C），其中Am为农作物种植面积，Wm为农业机械总动力，B、C为转化系数，B=16.47kgC·hm-2，C=0.18kgC·kW-1。灌溉过程带来的碳排放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Ei=Ai×D，Ai为灌溉面积，D为转换系数，采用D=266.48kgC·hm-2进行估算。第二产业碳排放数据测算工业碳排放数据由于目前我国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当前大部分的碳排放量研究都是基于能源消费量、能源碳排放系数进行估算。如朱勤等基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化石能源终端消费碳排放以及二次能源消费碳排放对碳排放量进行的估算。张雷、李艳梅等基于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和一次能源碳排放系数对碳排放量进行的估算。徐国泉等基于一次能源消费量、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对碳排放量进行的估算等，文章碳排放量采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iiiiCESF其中，C为碳排放总量；Ei为第i类化石能源的消费量，Si为第i类化石能源对标准煤的折算系数，Fi为第i类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建筑业的碳排放估算文章运用环境经济学中较为常用的STIRPA模型，结合排放系数法，通过对我国1986-2010年建筑业的相关数据对其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得到我国建筑业碳排放STIRPAT模型。进而计算出建筑业的碳排放总量第三产业碳排放量的测算中国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数据无法直接获取，本研究依据IPCC(2006)提出的碳排放总量公式对中国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进行计算:TC=ΣiΣjCij=ΣiΣjCijEij×EijEi×EiYi×YiY×Y式中，TC为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总量，Cij为第三产业内部第i行业的第j类能源的碳排放量，Eij为第三产业内部第i行业的第j类能源的消费量，Ei为第三产业内部第i行业的能源消费总量，Yi为第三产业内部第i类行业的产出，Y为第三产业的总产出。

（二）数据分析

通过对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利用E-views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广西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得出:Y=0.154291+7.01E-05X-3.81E-10X2X表示人均GDP，Y表示人均碳排放量通过图形可以看出广西环境EKC曲线呈线性，且增长趋势不断放缓，说明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缓慢减少。下面对各产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为了减少波动，消除数据中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对碳排放Y和经济增长X1、X2、X3分别取自然对数，得到序列LNY和LNX1、LNX2、LNX3，同时对四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序列LNY和序列LNX1、LNX2、LNX3的ADF检验t统计量相应的概率值远大于5％、10％的检验水平，从而可以认为序列LNY和序列LNX1、LNX2、LNX3是非平稳的。序列LNY和序列LNX1、LNX2、LNX3的二阶差分序列dLNY、dLNX1、dLNX2、dLNX3的ADF检验t统计量相应的概率值远小于5％。因此可以认为序列dLNY、dLNX1、dLNX2、dLNX3是平稳的。协整检验为了分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对四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得到如下方程：LNY=0.511560+0.159063LNX1+0.487892LNX2+0.051079LNX3+εt（2.0）根据D-W检验决策规则可知误差项很明显存在正相关，选用广义差分法对自相关进行处理：对原模型进行广义查分得到广义查分回归方程LNY=0.84702892+0.174530LNX1+0.482274LNX2+0.079003LNX3+εt（2.1）现对（2.0）式进行残差做ADF检验残差序列单位根检验t-StatisticProb.*ADF检验值-4.2213740.0002临界值：1%水平-2.6693595%水平-1.95640610%水平-1.608495从表中可以看出，残差单位根检验的t统计量=-4.221374，其相应的概率值p=0.0002，小于1％的检验水平，可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符合广西的实际情况，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碳基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碳排放必然增加。

二、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通过计量经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从长期来看，广西三次产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第二产业的碳排放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第三产业。从短期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碳排放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调整力度，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动态调整机制。非均衡误差项的存在保证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广西区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有放缓的趋势，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放松对产业碳排放的治理工作，在三次产业的碳排放量中，第二产业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工业碳排放将成为未来治理碳排放的首要问题。

（二）对策

第9篇

[论文关键词]国际经济法；低碳经济；新能源；可持续发展；转变

低碳经济是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时期出现新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模式可以高效的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能源，并且具有清洁、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的特点。发展低碳经济，其主要是为了能够解决全球出现的气候变暖现象以及自然资源浪费的现象，通过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对能源的使用机构，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发展低碳经济不但可以有效的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同时也能够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在这期间，也会影响到国际经济法中的一些相关法律制度，并且对国际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国际经济法能够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适当地进行改革，以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

一、低碳经济贸易与国际贸易法

（一）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

目前，无论是从国际上来看还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上来看，都在为缓解全球变暖这一现象不断进行经济体制上的变革，从此也不难得出，生态环境对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政策在不断的推陈出新，衡量低碳经济的标准也越来越多，例如碳足迹、碳标签等等。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国际贸易法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大潮，也积极地参与到变革的潮流中来。碳标签的对低碳环境的衡量，是一种新型标注形式，它是将所生产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以及投入使用的这个阶段内，所排出的碳量标注出来。然而，碳足迹则是通过它的大小，来体现产品在整个生产与消费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含量的多少。碳足迹越大说明碳排放量越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大，全球变暖的现象就会越明显，自然，对人们生活的危害也就越严重。

（二）低碳贸易与自由贸易化之间的关系

在国际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的贸易交流应该是自由平等并且没有任何歧视的。但是，受到低碳贸易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家之间自由贸易往来的进程。碳标签的出现影响了非关税贸易的政策，成为了在贸易之间经济自由往来的障碍。由于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在测量碳足迹的技术上还不够成熟，所以，就必须要从发达国家中花费大量的资金去购买测量碳足迹的技术，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成本上的优势。同时，发达国家也在利用各国之间技术上的差异，在用自身高端的科技来压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正常往来，在破坏国际自由贸易的同时，也充分体现出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上的歧视。

（三）国际贸易法的变革

近年来，国际贸易正在逐渐向低碳贸易、低碳经济的方向发展。在低碳理念与国际贸易自由往来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可以利用国际贸易法来进行调节，但是，在国际贸易法进行调节工作时，也需要自身的不断变革与进步。首先，在制定《京都议定书》以后，明确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时对低碳经济以及循环经济所应该履行的责任。并且，一些发达国家也不能利用各种手段来对高端的环保技术进行垄断，发达国家有义务将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传授给发达国家，实现国家之间共同拥有，并且共同建造低碳环保的经济局势。第二，发达国家应该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适当地降低低碳经济贸易的标准，给发展中国家留有一些能够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促进国际贸易的整体发展进程，让低碳经济逐渐转变为国际间进行贸易交流的核心。

二、跨国低碳经济投资与国际投资法

跨国的低碳经济贸易可以在向国际上其它国家进行资金投资的时候，利用低碳经济的投资方式，这样的投资方式，无论是在针对本国对外投资还是国外对内投资上，都会达到良好的投资效果。目前，就碳投资的热点话题而言，这种投资方式主要是侧重于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生态能源的保护和一些环保产品的制造。深入研究低碳经济的发展对投资法产生的影响，就拿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随着大量的三资企业加入中国市场，使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些企业大多都是以产品加工的贸易为主，然而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特点正是重点发展外向型经济，加之我国是贸易大国，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国家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不惜破坏生态环境。在国际投资法当中，各国的国内立法也被包含在其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严格控制碳排放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也不断地出台各种相应的法律制度以及管理手段。例如，碳排放的交易机制、单独的碳税收取制度以及对一些高能耗、高碳排放的企业进行整改，甚至对一些问题严重的企业进行取缔等等。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实行低碳经济方面就仍需加强，并且改变以往的投资方式以及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的渠道，同时，也要对那些在加工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企业在进驻本国市场时提高入驻的标准。其一，禁止发达国家中带有高碳排放量的企业进驻到本国市场，从源头上控制碳污染转移的现象发生。其二，鼓励那些具有清洁环保能源、低碳排放量的企业进驻本国市场。其三，加大自身的科技水平，研发新型环保的低碳能源，与此同时，也要创新思维，多方引进对本国低碳经济有益的外资企业，让它们融入到本国市场的发展中来，并且能够互相交流制造新能源的研发技术以及使用方法，共同努力减轻经济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压力。

在低碳经济环境的影响下，国际的投资法也在发生着变革。这种经济模式以及理念上的转变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国以往的、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也控制了在进行对外贸易往来时所带来的碳污染，减轻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除此以外，国际投资法的改变，也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绿色、健康，改变了发达国家将碳污染排放到发展中国家的现象。

三、低碳经济对国际税法的影响

在世界经济发生变化，向发展低碳经济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国际税法势必会受到全球经济变化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中，它们会为了发展低碳经济，降低对产生化石能源的需求标准，与此同时，也会将国内的碳排放量企业进行重新的分配，把碳排放集中区域的一些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此来减轻国内的碳排放压力。同时，也加强了国家之间工业生产的技术交流，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技术上的支持。在企业转移的过程中，自然会产生一些国际上的税收问题。然而，在国内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针对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例如征税、补贴等等，这些政策会在不同程度上给国内的税收问题带来影响。在国际低碳经济发展中，国际税法也随着这种经济体制的形成，依据生态能源、自然资源、碳排放量等因素制定了碳税率以及纳税种类，并且，一些与之相关的税法内容也依据低碳经济的发展情况做了进一步调整。碳税率通过对一些碳排放量高的企业区提高税率，以此来抑制这些企业的碳排放量，进一步实现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碳排放对全球变暖的影响。

四、低碳经济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在《京都议定书》中已经规定了为碳排放提供的交易市场体制，分别为国际排放交易、联合机制、清洁发展等。其中国际排放交易主要是指在一些发达国家之间针对碳排放的制定机构要求进行碳经济的发展，实现节能减排。联合机制则是指发达国家之间互相进行技术上的交流或者碳排放量的分担来降低碳排放量。清洁发展，主要针对的是一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通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的帮助，来使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能够完成节能减排的工作，改善整个节能环保工作的流程，改进降低碳排放量的技术。随着低碳经济模式的逐渐形成，在国际金融上对于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金融市场也在发生的转变，各项金融法律体制也在不断地完善中。

当前，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这种经济形式也在逐渐促使国际经济体制向环保、循环经济迈进，金融的投资方向也更加注重于发展低碳排放、清洁新型能源。在投资方向转变的过程中，受到新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国际金融无论是从法制上还是从市场上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变化也使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士乐于投资一些低碳环保的企业，银行也发行了一系列的碳经济衍生品，比如碳期货、碳证券、碳基金等。在国际低碳经济的市场当中，银行具有对碳经济信贷资金的约束以及配属的责任，其中碳基金就是整个金融交易中的主体，它承担着一定的金融价值，随着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碳金融与国际金融之间的结合也会越来越密切，这样一来，相应的国际法律也要进一步完善。

第10篇

关键词：碳排放影响因素；绿色发展；北京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北京市碳排放量的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11月1日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我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绿色发展理念是把生态理论与当今时展特征相结合，又融汇了东方文明而形成的新的发展理念；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全新发展理念。”而北京市作为首都，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以雾霾天气频发闻名于世界，其碳排放特征具有一定特殊性，在节能减排工作上备受瞩目。从自身情况来看，北京市环境问题依然严峻，雾霾天气时常出现，蓝天难得一见，这对居民的健康和整个城市的形象有着很大的影响。如何保证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又不影响经济的发展，成为了北京市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课题。而要完成此任务，必须找出北京市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依此制定环境政策。

（二）碳排放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综述。碳排放受到哪些因素影响，一直受到各界学者的关注。从现有文献来看，普遍认为影响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人口规模结构等。

1、经济因素。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经济的急速发展而带来的碳排放问题，使得外国的研究者很早就意识到碳排放是和经济的发展挂钩的。最早开始探讨经济发展和碳排放量的线性关系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格鲁斯曼等学者提出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理论，即认为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拐点）时，碳排放量将开始随经济增长而减少。这个理论在1995年被Michael Tucker教授所验证。

2、能源消费因素。学者们普遍认为，能源消费是碳排放量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能源消费一般会被分解为能源强度、能源结构等指标进行分析。Shrestha & Timilsina（1996）运用Divisia指数分解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12国电力行业二氧化碳强度变化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1980～1990年间影响中国电力行业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燃料强度变化。

3、人口因素。人口规模以及人口结构，也是影响碳排放的因素之一。1990年，Kaya公式被提出，即排放=人口×人均GDP×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单位能耗排放量。学者们开始考虑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美国J.W Tester等人用此对中、日、欧、美1980～1999年间的碳排放通过四个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刘兰凤、易行健于2008年提出人口越多，肯定碳排放量也越多。除了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也是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之一，老龄化结构的国家碳排放量肯定也会相应降低。目前，对于影响北京市碳排放因素的相关研究较少。

二、北京市碳排放现状及特征

（一）统计结果。因为计算单位不同，不同能源的实物量是不能直接进行比较的。所以想要对比不同品种的能源消费量，必须通过各种能源实际含热值与标准燃料热值之比，即能源折算系数，计算出各种能源折算成标准燃料的数量。所选标准燃料的计量单位即为当量单位。本文选取北京市2000～2012年间13年的主要能源消费量的数据来进行测量。可以看出，北京市主要能源消费量逐年递增，2012年已达到19.6万吨标准煤。煤炭消费总量处于波动状态，峰值出现在2005年，之后开始逐年下降，2012年已跌至4.4万吨标准煤，同比下降4%，渐渐失去主导地位且仍有持续下降的趋势。煤炭消费量早期处于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已失去主导地位。原油消费量早期处于波动上升状态，峰值出现在2009年，为4.5万吨，近年来处于缓慢下降中，且仍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天然气消费虽然基数小，但从绝对量和相对量来说都基本是持续上升的状态，2012年已达4，312.5吨标准煤，且有持续快速上升的趋势。相信天然气作为一种较为环保和使用方便的能源，今后会得到大力的推广。

（二）北京市碳排放量现状。从碳排放总量来看，北京市碳排放量在2008年以前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2008年及以后开始缓慢回落，峰值出现在2007年，年碳排放量为3，618.6万吨；最小值出现在2002年，年碳排放量为2，759.5万吨。这13年来的平均碳排放量为3，158万吨。从年变动率来看，2004年出现了一个最高的增长率，为8%；2011年出现了一个最大的下降率，为7%，平均增长率为0.97%。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在这一时期内表现为先快速上升后有所回落的一种倒U型关系，这种动态关系说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库兹涅茨倒U型机制。在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时，会自发对碳排放量有一个抑制作用。但对于北京市来说，这种抑制作用的大小还需要探讨。

三、北京市碳排放影响因素

文献综述部分曾探讨过，前人的研究认为影响碳排放量的有经济因素、能源消费因素。本文在研究北京市碳排放量的可能影响因素时，想要尝试综合以上几种因素进行讨论。

（一）经济因素

1、人均GDP与居民消费水平。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情况密不可分，大量化石能源的投入必然会引起高碳排放的问题，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的发展会伴随着碳排放量的增加。本文选择人均GDP与居民消费水平这两个因素来代表经济发展状况，尝试探求到底哪一个指标与碳排放量有更大的关系，以及到底是产出还是消费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更大。北京市人均GDP与居民消费水平都保持稳步的增长趋势，人均GDP增速较快，2012年已达到87，475元。居民消费水平的峰值也出现在2012年，为30，350元，说明北京市处于经济较快增长期间。

2、第二产业占比。不同产业间所耗能源总量与能源类型不尽相同，各产业间碳排放量也均有所不同。在我国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所耗能源比重最高，为全部能耗量的60%，因此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变化对总碳排放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由北京市统计年鉴来看，北京市的第二产业占比一直保持着稳步下降的趋势，近年来趋于平缓，趋近23%的水平。这对于减排工作是有利的。从相对比较来看第三产业占比重较大且逐年递增，第二产业已趋于稳态。

3、机动车拥有量。城市碳排放量最高的三大行业：工业、交通业和建筑业，其中工业、交通业和建筑业能源消耗结构比重分别为30%、21%、9%。交通业成为仅次于工业的第二大能耗行业，未来交通业能源消耗比重仍会继续上升，交通业高碳排放量问题不容忽视。机动车拥有量的多少决定着交通业碳排放总量，考虑到交通业碳排放对总碳排放的影响，因此选取机动车拥有量作为研究变量。由北京市统计年鉴可以看出，北京市机动车拥有总量已从2000年的150.7万辆增长到2012年的520万辆，年均增长率为13%。由于私家车碳排放强度持续增长，机动车数量不断增加，使得交通业碳排放量一直上涨，交通业碳排放量日益显示出其在影响总碳排放量的重要性地位。

（二）能源消费因素。能源强度是实现单位GDP的能耗量（能源强度=能源消费量/GDP），一方面反映经济活动的能耗效率，能源强度越高说明生产同等数量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量越多，碳排放量就越大；另一方面能源强度还反映节能减排技术的进步程度，先进的减排技术对碳排放的降低有促进作用，节能减排技术水平越高，碳排放量就越小。从2000年起北京市能源强度一直保持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0.36降到2012年的0.11，能源利用效率呈稳步上升趋势，但是与发达国家能源利用率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增长方式仍为粗放型增长，在能源强度上北京市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能源强度上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依旧很大。

四、建议

考虑到北京市未来经济仍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常住人口对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起着重要作用，并且经济发展仍要依赖能源资源的大量投入，因此要控制北京市碳排放就必须从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结构上下手。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产业占比与碳排放关系密切。所以必须要注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调整一二三产业的结构，降低第二产业比例，特别是传统的高耗能行业，而着力推动新兴工业化发展。对于北京市来说，未来应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与新兴能源产业，特别是旅游业、商业、外贸出口等，建立低碳产业体系。由第二产业占比数据变化我们知道北京市正向着该方向发展，在转变过程别注意长久的规划，注重集群、产业链和自主创新的问题，避免在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复浪费的现象，通过有序发展接续替代型的低碳产业。最终促进北京市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一个良性可持续的能源生态系统。

（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大开发清洁能源的力度。从排放系数表中我们知道，化石能源排碳量大，污染比较严重。北京市的能源结构还比较单一，主要以化石能源消费为主，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水平比较低下。在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矛盾日趋尖锐的形势下，我们应该降低排放系数高的高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加快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以改善能源结构、降低能耗、降低碳排放。特别注意降低对煤炭的依赖，大力发展核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能源发电。加快速度试点发展风能、潮汐能、沼气能新能源。

（三）在社会上大力宣传低碳观念，从人们意识形态上扭转能源利用方式。政府应大力宣传低碳观念，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模式，促成人们形成低碳生活方式，引发对低碳产品的需求。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市场需求会转化为产业需求，并对各大行业形成拉动，从而促使企业的创新和转型运动，最终促进碳排放量的降低。

主要参考文献：

[1]苟少梅.新疆1990～2010年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测算与排放特征分析[J].资源科学，2013.

[2]胡初枝，黄贤金，钟太洋，谭丹.中国碳排放特征及其动态演进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

[3]刘裕生，陈锦.北京市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析2002～2011[J].资源科学，2013.

[4]娄伟.城市碳排放量测算方法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资源科学），2011.

第11篇

关键词：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LMDI模型；因素分解

1引言

在碳排放量变化影响因素研究领域，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a index method，LMDI）得到了广泛应用。AngBW和Pandiyan[1]采用PDM1和PDm2法分析了1980～1991年、1981～1993年和1980～1993年3个时间段内中国大陆、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数据。CanWang等[2]，Xiao-liLiu（2010）等[3]分别利用LMDI方法分解分析我国1957～2000年间，1980～2007年间与能源相关CO2排放影响因素。徐国泉[4]等运用LMDI分解模型对1999～2004年人均碳排放变化量进行了因素分解。郭少康[5]基于碳排放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模型（LMDI），对广西1995～2010年碳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宋杰鲲[6]运用LMDI方法将山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分解为人口、人均财富、产业结构、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消费结构等5方面效应。上述研究运用LMDI模型分析了整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消费及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对合理制定区域节能减排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2四川省碳排放量核算

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口径，将最终能源消费种类划分为9类，包括煤炭、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和电力。目前我国还没有省一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直接观测数据，因此本文采用四川省2000～2010年能源消费实物统计量，以及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碳排放系数进行测算，最终能源消费种类仍以《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为标准划分为9类。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时，首先将四川省9种能源的消费量乘以各自的折标准煤系数，计算得出各能源对应的标准煤消费量Bi，再乘以相应的碳排放转换系数Ci，最后结果之和即为当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A=∑91i=1BiCi。

公式中，Ai为碳排放量，单位万t；Bi为能源i消费量，按标准煤计算，单位万t；Ci为碳排放系数（万t/万t）。折标准煤系数参照了《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系数表，碳排放转换系数借鉴徐国泉[4]等（2006）的研究结果，参见表1。利用上述方程，计算结果如表2。

计算结果表明，四川省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递增，从2000年的4621.45万t到2010年的12788.02万t，增幅达277%，年均增长率10.7%。

3LMDI模型求解

本文采用LMDI模型将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分解为碳排放系数、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产业结构、经济规模和人口等6个因素的影响。则有：

I=∑ijIij=∑ijIij1Eij×Eij1Ei×Ei1Qi×Qi1Q×Q1P×P=∑ijFijUijSijIsijAP。

式中I为二氧化碳的总排放总量，指燃烧化石能源释放出的热量所对应的二氧化碳量；E为能源消费量；i为产业类型或行业类型或各部门；j为不同的能源类型；Iij为第i种产业中第j种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F为碳排放系数；U为能源型消费结构；S为代表能源强度；T代表碳排放强度；Is为产业结构；Q为经济规模；A为人均GDP；P代表人口。

根据LMDI方法将总能源需求从基准年0到目标年n的变化分解为6个对总的碳排放的影响，即：

随着技术的进步，能源在不同年份碳排放系数将会发生变化，但是变化率较小并且测度碳排放系数的技术困难，这里假定它们是不变的，统一使用IPCC提供的默认值测算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因此，在接下来的因素分解过程中，碳排放系数的变化被假定为贡献率为0[8]。运用LMDI模型方法对四川省碳排放量情况进行因素分解，可以分析得出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人口规模5个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效应（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0～2010年影响四川省碳排放因素总效应（除2003年外）呈正值，推动了碳排放量的逐年增长。其中人口和人均GDP对四川省的碳排放的影响是正值，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且人均GDP对四川省碳排放影响最大，说明人口增长和人均GDP的增加拉动了碳排放量的增加。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四川省的碳排放量的总影响甚微。

4结语

本文首先核算了四川省2000～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发现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增加。运用LMDI模型将四川省碳排放量变化分解为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五方面效应，并计算出逐年效应和累积效应。结果表明：人口规模的增加，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引发2000～2010年四川省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对四川省的碳排放影响甚微，通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增大第三产业比重，可以使产业结构对四川省碳排放产生负效应；能源强度的降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碳排放量增势，随着能源强度下降幅度的加大，能源强度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减排效应越发明显。

参考文献：

[1] Ang BW，Pandiyan G.Decomposition of energy-induced CO2 emissions in manufacturing[J].Energy Economics，1997，19 （3）：363～374.

[2] Wang Can，Chen Jining，Zou Ji.Decomposition of energy-related CO2 emission in China：1957～2000[J].Energy，2005，30 （1）：73～83.

[3] Xiao-li Liu，Yong-xiuHe，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ergy-related CO2 emissions in China[J].in Proceedings of 2010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Management Science VOL.2010（3）.

[4] 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 （6）：158～161.

[5] 郭少康.基于LMDI的广西碳排放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4）：12.

[6] 宋杰鲲.基于 LMDI 的山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J].Resources Science，2012，34（1）.

第12篇

关键词：碳排放；经济增长；空间效应；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1-0040-06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迅猛发展，能源需求量逐年增加。能源消费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有绝对优势。碳排放问题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其测算及影响因素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应用不同方法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国内碳排放研究方面，宋德勇等用“两阶段”LMDI方法，从全国层面将一次性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影响因素分解并进行了周期性波动研究［1］。李国志等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构造可变参数数据模型，分析了出口贸易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2］。胡初枝等通过经验数据对江苏区域碳排放进行估算，分析了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产业结构的碳排放效应差异［3］。马军杰等测算了1990年—2006年我国省域一次能源CO2排放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空间计量经济分析［4］。姚亮等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对影响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5］。可见，现有关于碳排放的研究多以传统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为基础，主要集中在测算碳排放量及其因素分解方面，忽略了截面数据包含的空间效应。事实上，在多区域的经济和环境系统中，一个区域由于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行为不仅受该地区内部决定因素的影响，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周边地区碳排放量的关联作用，区域之间的能源消费及碳排放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4］。可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忽略空间邻近效应，势必会影响传统OLS模型参数的无偏估计，导致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受到质疑。

为此，本文在考虑空间效应的前提下，利用“十一五”规划期间的碳排放数据，研究中国省域碳排放量的驱动因素，分析省域碳排放的空间依赖及邻近省域碳排放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为国家和各省域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

二、省际碳排放的决定因素及理论假说

现有对碳排放决定因素模型的研究主要有EKC模型和IPAT模型。但是大多研究仅考虑了人口、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强度等因素的影响，忽略了技术创新和城市化因素的作用。根据有关经验研究，本文对IPAT模型进行改进，重点考虑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及城市化等六个决定因素，使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其对中国省域碳排放量的作用。

1.　人口规模（POP）。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刚性的能源消费需求必然会导致区域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大。因此，人口是影响碳减排压力的一个重要变量，本文预期其与碳排放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2.　经济发展水平（PGDP）。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能源消耗及其碳排放。本文选用人均GDP衡量一个地区的富裕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用以检验其对碳排放的影响。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能源消费量相对越大，由此产生的碳排放量也就相应越多，二者之间应为正相关关系。

3.　能源消费强度（ENERGY）。能源消费强度定义为生产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能源强度越低，意味着能源利用效率越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使得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减少，从而减少碳排放量。因此，本文将能源消费强度纳入影响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之一，并预计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4.　产业结构（STRU）。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样影响着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的大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直接影响以煤碳为主的能效的提高，使得碳排放增长的态势难以遏制。实现经济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变是减少碳排放的必然选择。本文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产值之比刻画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作用。鉴于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预期其对碳排放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5.　城市化（URB）。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对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产生冲击，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所需要的大量水泥与钢铁生产，导致高能耗高排放。城市化进程也是影响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本文选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城市化［6］，初步预期其对碳排放产生正向作用。

6.　技术创新（RD）。中国每年巨大的能源消耗支撑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开发新技术新工艺的大量投入。但是，对于生产工艺和设备的引进，以及各种研发活动，到底对地区企业的节能减排产生了何种影响，目前的研究结果并不确定。本文选用各省域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来衡量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其作用还有待检验。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解释变量，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的双对数经验形式，建立如下碳排放影响因素模型：

（1）

其中，i表示30个省级地区，LnCARBON为被解释变量各地区碳排放量；LnPOP表示各地区人口数量；LnPGDP表示人均GDP；LnENERGY表示能源消费强度；LnSTRU表示第二产业产值占第三产业比重；LnURB表示城市化水平，LnRD表示技术创新。参数β分别反映了六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碳排放的影响。

假定模型（1）为没有考虑邻近地区空间效应的碳排放影响因素模型，可用OLS方法估计。但是，如果地区碳排放存在着空间自相关性，则有必要采用纳入了空间相关性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主要探讨地区碳排放变量是否存在邻近地区碳排放溢出效应的情况。其模型表达式为：

（2）

式中，WlnCARBON为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反映邻近地区的碳排放对区域碳排放行为的作用大小和程度；ρ为空间滞后回归系数；W为n×n阶的空间权值矩阵，w表示W中的元素，一般用空间邻接矩阵；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当一些决定地区间碳排放的因素没有被考虑到解释变量中时，则需要采用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空间误差模型的形式为：

（3）

式中，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λ为n×1阶的被解释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参数λ为存在于扰动误差项之中的空间依赖变量，衡量相邻地区忽略的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碳排放被解释变量的误差冲击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二）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中所用到的空间样本为除了外（缺少能源数据）的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简称省域或地区）。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基数年份，200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年份，国家致力于通过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力图在结构调整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本文重点考察2005年—2010年之间我国各省域碳排放的决定因素，所用数据来源于2006年—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年鉴》，实证变量数据取算术平均数，以消除年度波动影响。在碳排放行为研究中的一个基础工作是测算各种类型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虽然国内外各种能源研究机构和相关学者对各类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进行了测算研究，但是大家获得的结果略有差异。国际机构使用的碳排放系数据其所在国情况测算，直接用来计算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有问题的。本文综合考察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最终确定采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在《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中推荐的碳排放系数：即煤炭的碳排放系数为0.7476、石油为0.5825、天然气为0.443。

四、实证估计与结果分析

为了描述中国30个省级地区碳排放量的空间分布情况，本文首先采用空间自相关的Moran’s　I测算各省碳排放量是否存在聚群现象［4］。在做空间相关分析时，选择了常用的描述地区间邻近关系的一阶、二阶和三阶rook权值矩阵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再确定阶数。表1报告了三类rook权值矩阵的省际碳排放量空间自相关性的计算结果。

表1显示，基于rook一阶空间权值矩阵W1计算的30个省域碳排放的Moran’s　I为0.2227，在0.19%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省域之间的碳排放量在空间分布上并非分散（随机）分布，具有明显的正自相关关系（空间依赖性），表现出某些省域碳排放量的相似值之间在空间上趋于集群的现象。同时计算发现，rook邻近从低阶到高阶，全域Moran’s　I值逐阶下降，表明地区间碳排放量的空间相关性随着其空间距离的增大而衰减。由此，选择rook一阶空间权值矩阵符合现实，在研究区域碳排放问题时有必要考虑空间效应，否则得到的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偏差。

表1　Moran’s　I检验结果

注：表中W1为rook一阶空间权值矩阵，W2为rook二阶空间权值矩阵，W3为rook三阶空间权值矩阵。

由于全域Moran’s　I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一部分省域的碳排放增长存在正相关（溢出效应），而另一部分省域存在负相关（回流效应），二者将会抵消，则可能显示省域间的碳排放不存在空间相关性。此外，省际碳排放溢出与回流效应也未必局限于有共同边界的相邻省域间。因此，本文还进行了基于W1的空间关联局域指标LISA检验Moran散点图（略）分析，结果表明：位于第I象限的省域有黑龙江、内蒙古、辽宁、河北、山西、陕西、江苏、山东、河南和安徽，表现为高碳排放量的省域被高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围（High—High，高—高集聚）；位于第II象限的省域有吉林、北京、天津、宁夏、重庆、江西、福建和广西，为低碳排放量的省域被高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围（Low—High，低—高集聚）；位于第III象限的省域有新疆、甘肃、青海、贵州和云南，为低碳排放量的省域被低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围（Low—Low，低—低集聚）；位于第IV象限的有广东、湖南和四川，为高碳排量的省域被低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围（High—Low，高—低集聚）；其中上海跨越了第I、Ⅱ象限，海南跨越了第Ⅱ、IV象限，湖北和浙江同时跨越了第IV、I象限。显见，各省域碳排放量的空间集聚性非常明显，正向局域相关和集聚的典型特征非常显著，存在一个明显的空间趋同。省域碳排量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呈非均衡，15个省域（50%）显示了相似的空间关联，其中10个（33.33%）的省域在第I象限（HH：高碳排放量—高空间滞后），5个（16.67%）的省域在第III象限（LL：低碳排放量—低空间滞后）。另外，对空间不稳定性和非典型区域偏离了全域正向空间自相关的省域识别结果显示：2005年—2010年平均来看，11个省域（36.67%）显示了非相似值的空间关联，其中8个省域在第Ⅱ象限（LH），3个省域在第IV象限（HL）。这表明各省域的碳排量行为的空间局域依赖性和差异性是同时存在的。

以上空间统计分析结果证明，中国省域碳排放量存在着较强的空间依赖性，有必要建立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来分析，将空间效应的省域碳排放量纳入影响因素。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假设空间是均质的，没有考虑到空间依赖效应，由于空间自相关性的存在，使得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无效，假若忽视空间自相关性，则可能无法得到稳健的回归结果。因此，需要建立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来克服OLS无法解决的空间依赖效应。为了与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结果进行比对，本文先采用OLS进行估计，以显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的效果。

表2中六个解释变量的地区碳排放OLS估计结果显示，调整后的R2高达0.9193，模型的解释能力很强，F统计量为56.0299，通过了1%的方程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模型的拟合程度很好。DW值为1.9197，表明模型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变量的t检验结果显示，LnPOP、LnENERGY、LnPGDP均至少可通过0.28%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而LnSTRU、LnURB和LnRD均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这三个变量的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对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LnPGDP和LnUrban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分别为12.9358和12.9453，大于10的临界值，表明这两个变量存在较高的共线性，不能同时进入回归模型，lnRD的VIF为9.7701，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共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获得的表2中三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当剔除不显著的LnSTRU、LnURB和LnRD三个变量后，VIF检验发现模型不存在共线性，而且三个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均至少能通过小于0.01%的变量显著性检验，因此三解释变量省域碳排放模型是更为可取的模型。

实际上，空间统计的Moran指数检验已经证明了我国30个省域的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OLS估计可能存在忽略空间效应的模型设定不当问题。为了进一步验证空间自相关性的存在，本文进行了省域碳排放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的六个解释变量和三个解释变量模型Moran指数检验、两个拉格朗日乘数的空间依赖性检验结果显示：Moran指数（误差）检验证明经典回归OLS估计误差在4.98%和1.3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的的空间依赖性（相关性）；区分内生空间滞后还是空间误差自相关的拉格朗日乘子滞后、误差及其稳健性检验表明：LMLAG和R-LMLAG分别在2.92%和3.78%、2.08%和2.37%的水平上较显著，而LMERR和R-LMERR则均不显著，显见空间滞后模型SLM应是更加恰当的模型形式。

最后，比较表2中的检验结果发现，空间滞后模型（SLM）中拟合优度的值（94.16%）、对数似然值LOGL（8.1831）都大于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经典回归估计模型（OLS）的估计值，而SLM的AIC值（-0.3662）、SC值（10.8434）则均小于SEM和OLS的估计值。综合以上检验结果，SLM为最优模型。因此，本文以下的分析以SLM结果为主。表2中的三个解释变量省域碳排放模型的拉格朗日乘子误差和滞后及其稳健性检验显示，引入空间效应的模型较之OLS模型均有明显改善，SLM较之SEM是更为可取的模型形式，更好地反映了省域碳排放行为。

表2的空间计量分析结果显示，SLM的空间滞后估计参数ρ通过了1.22%和2.03%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省际碳排放存在空间集聚（回流）效应，即临近地区的碳排放量每增加1%，本地区碳排放量减少0.0782%和0.0618%；SEM的空间误差估计参数λ为0.4854和0.5250，通过了1.11%和0.4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省际碳排放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作用，忽略掉的一些因素如资源配置、劳动者素质、管理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等也可能通过误差项对该地区碳排放产生着一定的作用。

最后，三解释变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能源消费强度对省域碳排放的回归系数最大，为1.4433，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地区能源消费强度每增加1%，碳排放总量平均增加1.4433%；其次是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为1.1591，人均GDP每增加1%，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1591%；人口增长的回归系数为1.1088，人口每增加1%，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1088%；这三个决定因素的作用与理论预期一致。而城市化、产业结构及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原因主要是：我国东中西部处于不同城市化发展阶段，“十一五”规划的宏观调控目标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地区碳排放的作用还不够明显，各个地区的企业在生产和工艺环节方面还有待采用更为有效的节能减排技术，需要继续增强技术创新对消减地区碳排放的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了省域碳排放量决定因素实证模型，对碳排放决定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及启示。

1.　中国30个省域相邻地区的碳排放行为普遍存在着正相关性，省域之间的碳排放行为存在空间集聚（回流）效应，制定省域碳排放政策时需要考虑碳排放行为的空间效应。

2.　能源消费强度是影响碳排放的最主要驱动因素。碳排放的实质是能源消耗，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费主要以煤炭为主。长期以来，低下的能源利用效率使得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较高。从长远利益考虑，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应在技术资金政策上鼓励新能源开发，实现节能减排，各省域要增加清洁能源如水能、风能、核能等的使用，各企业单位要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

3.　人均GDP和人口规模的影响仅次于能源消费强度。虽然“十一五”期间的宏观调控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效果比较有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势在必行。同时，鉴于各省域人口总量增长惯性仍在持续，在继续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提倡和鼓励居民理性消费、绿色消费，逐步促进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向“绿色低碳”模式转变，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4.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1995年以来，我国大多数省域的产业结构变动并不大，第二产业比重基本上保持了小幅上升趋势，有些省域甚至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如北京、上海、云南）。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绿色产业发展是当下各省域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各地方政府要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高产出低能耗的产业，如信息产业、生态旅游、新能源开发等，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

5.　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城市化既可能提升环境效率，也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由于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提升了第三产业、优化了产业结构，同时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规模收益递增、人口和经济要素的集聚以及相应的知识、技术溢出，提高了整个东部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了碳排放；中部地区还处于初级城市化阶段，建设项目主要集中在生活基础设施以及工业化基础设施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及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因而其城市化的提升反而带来了碳排放的增加；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缓慢，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导致全国省域城市化水平平均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

6.　技术创新的作用不显著。由于技术创新虽然改善了能源效率而节约了能源，但技术创新同样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又将导致对能源需求的增加，出现效率提高所节约的能源被因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额外能源消耗（部分地）抵消，即能源的回弹效应，最终导致各省域的研发投资对减少其碳排放数量的作用没有显现出来。为此，各省域的工业企业应该进一步加大清洁能源的研发资金投入，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要出台鼓励节能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支持政策，重点提高节能减排投资的效率。

参考文献：

［1］宋德勇，卢忠宝.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及其周期性波动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3）：18-24.

［2］李国志，王群伟.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基于变参数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1）：82-89.

［3］胡初枝，黄贤金.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的碳排放效应研究——以江苏省为例［C］.//中国地理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2007：34-39.

［4］马军杰，陈震，尤建新.省域一次能源CO2排放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J］.技术经济，2010（12）：62-67.

［5］姚亮，刘晶茹，王如松.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隐含的碳排放对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4）：25-29.

［6］林伯强，刘希颖.中国城市化阶段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和减排策略［J］.经济研究，2010（8）：66-78.

第13篇

关键词：对外贸易；碳排放；稳定均衡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贸易总额在2012年度达到了3.87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固然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随之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限制我国可持续发展。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CO2温室气体排放国，根据国际权威组织估计，我国温室气体在2008年度排放量达到69亿吨，占全球排放量的22%，也是世界排名第一。在两个世界第一面前，我们有必要分析对外贸易和碳排放的客观评价和定量关系，从而更好地定位国家的外贸政策。

一、文献回顾

碳排放量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是目前热点问题。国内学者王媛等（2011）通过计算得出中国贸易顺差的扩大满足了国际市场消费需求，也满足了中国吸纳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需要，但同时也带来了温室气体排放的转移问题，特别关注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在全球的转移；Shui和Harriss（2006）测算得出我国对美出口商品引起的碳排放占我国排放量的7%～14%。由此可见，对外出口商品与碳排放有极大的关联性。国内外的相关文章还有很多，主要观点就是对外贸易与碳排放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究竟是怎样的联系，联系中间的过程又是怎样的，探讨得不多。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我国能源消费的实际状况，将以碳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主要的衡量指标；对外贸易选取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作为衡量指标。主要数据来源如下，CO2排放量选取的是国际能源署（IEA，2012）1990～2010数据，对外贸易总额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历年出口货物分类金额”1990～2010总额数据。为了刻画变量间的关系，需要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处理，本文遵循一般的处理方法就是采用对相关变量取自然对数的形式处理数据，使得数据的变化尽量具有平滑性，所以对对外贸易总额EX和CO2排放量数据取自然对数，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来看，LNEX，LNCO2呈现趋势变化，说明变量是不平稳的，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处理，从而不会由于数据的不平稳而出现伪回归现象。

（二）计量模型结果的分析

1.长期的协整关系检验

平稳是指作为时间序列的变量统计上的变化规律会跟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变化，也就是，形成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的随机过程的特征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这时如果直接用数据回归时就有可能出现伪回归情况。我们通常要对数据进行检验和处理，我们采用单位根检验方法，当发现数据不平稳时，可以通过差分方法来处理数据。如果数据经由一阶差分变为平稳序列，则称一阶单整序列，标为I（1）；此后一次类推。采用ADF方法对LNCO2和LNEX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图表1所示。

通过单位根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EX和LNCO2都是不平稳的。这时候不能直接回归，需要进一步差分检验，经过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都实现了数据的平稳性。LNEX序列是一阶单整，即LNEX～I（1），LNCO2序列也是是一阶单整，即LNCO2～I（1）。

检验协整的方法本文采用EG两步法，针对残差序列进行检验。对于对外贸易总量（LNEX）和二氧化碳的排放（LNCO2）之间有没有存在特殊的相关性，先进行两变量之间的回归，然后检验回归后形成的残差是否呈现平稳性。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t检验统计量值为-4.599108，小于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出口总额（LNEX）和二氧化碳的排放（LNCO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对外贸易总额（LNEX）和二氧化碳的排放（LNCO2）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对外贸易总额的不断增加，拉动了GDP的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必然引起对能源消耗增长，势必会导致CO2排放增长，LNEX的估计系数为0.36，表示实际出口总额每增加一个单位，二氧化碳的排放就增加0.36个单位，这同发达经济体比较而言，还是比较高的，说明我国出口经济是粗放式增长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种经济模式需要转变。

2.短期动态关系分析

协整反映了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呈现失衡状况，为了加强模型的精准度，不妨把协整回归式中的误差项et看作均衡误差，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把二氧化碳排放的短期变化与长期变化结合起来。

在误差修正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波动源于两个不同部分：一部分来自于长期均衡，另一部分来自于短期均衡。D表示差分算子，表明LNEX和LNCO2的短期变动，（-1）（-2）分别表示滞后一期和二期。通过VEC模型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出口对二氧化碳具有促进作用，但滞后两期后作用出现衰弱态势，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的进步，拥有了更多的实力对环境的治理和环保意识的上升。争取避免走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实现对外贸易发展同时，环境的友好发展。

协整只是呈现经济变量的长期关系，误差修正只是呈现短期关系。但是变量之间谁为因，谁为果。是出口总额的上升促使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断升高还是碳排放是进出口增长的原因，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需要我们进一步检验，对LNCO2和LNEX进行统计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将滞后期定为1期，具体的检验结果如图表3

表3反映出在5%显著性水平上，对于原假设LNEX没有呈现为LNCO2的格兰杰原因，显著性概率为0.0053，拒绝原假设，表明出口总额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原因，同时，对于LNCO2也没有呈现LNEX格兰杰原因，显著概率为0.7062，接受原假设，故碳排放不是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所以中国碳排放增长与出口增长单向因果关系，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式粗放式增长。

格兰杰因果检验仅仅说明和验证了对外贸易和 碳排放之间是否呈现因果关系，具体的关系作用原理需要借助于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经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对外贸易增长是碳排放上升的重要原因。对模型进行脉冲响应之前，需要判断平稳性，不平稳的序列是不能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本文用 AR 根的图表来验证，AR根图判定的是特征方程的特征根的倒数绝对值与1的关系，小于1则说明根位于单位圆里或者圆内，这个模型是稳定的，如若不然，则这个模型是不稳定的。经过数据处理软件运算得出图2，从图2可以得出，特征方程全部根的倒数值的绝对值都在单位圆内和圆上，说明模型是稳定的，变量之间协整关系是成立的。

从图2来看，发现全部根倒数值都在单位圆内，故可以判定VAR是平稳的，所以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

图3是基于分解技术模拟的脉冲相应函数图。显示了CO2排放对自身冲击的反映，CO2对进出口增长及出口增长对CO2的排放的长期总反映，进出口对自身冲击的影响。图3显示，CO2排放对于对外贸易的冲击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近年来CO2排放对于对外贸易总量增长总共增加了6.45%，随后年份冲击的总效应逐渐衰弱降低，呈现长期稳定态势，从长期而言对外贸易增长对于碳排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结论

利用相关模型对我国出口贸易和国内碳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1.对外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短期存在相关性但是关系不稳定。

2.对外贸易与碳排放之间在长期是存在稳定的关系，二者在长时间内呈现一种相互影响、促进的关系。

3.从短时间来看，出口总额的增长对碳排放影响很大，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虽然拉动GDP增长，促进经济发展，但这是依靠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映出口商品是以依赖石油、煤炭等高排放CO2的资源。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可知，中国的出口贸易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还是属于粗放式的增长，对外贸易额越大，国内碳排放越多。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当我们出口大量含碳量高的产品时却最终消费在国外，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是我们国家承受的，所以有必要在气候谈判时指出这一点，为我国的气候谈判争取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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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齐晔，李惠民，徐明.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估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03）.

[3]刘强，庄幸，姜克隽等.中国出口贸易中的载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J].产业经济，2008（08）.

[4]马海涌，张伟伟.国际碳市场的风险、监管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纵横，2011（06）.

[5]王海鹏.对外贸易与我国碳排放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0（07）.

第14篇

关键词：低碳；工业能耗；高端服务业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2

沈阳市发展低碳经济意味着三大转变：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高效率、低污染、低排放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二是能源结构转变，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向多种能源共同使用转变，提高水电、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构成中的比重；三是产业结构转变，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提高其贡献率。

低碳经济是沈阳市发展的必经之路，但由于处于工业化阶段，特有的“二三一”产业结构是造成我市能源强度较高的根本原因。结合天气条件，目前沈阳的排碳大户是第二产业的重化工业和冬季采暖。

一、低碳经济理论

（一）低碳经济理论的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于2003年2月24日由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指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以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为目标，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机会，并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实行低碳经济的必要性。1.推行低碳经济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碳排放对全球变暖的影响。2.目前世界通用的能源以不可再生资源为主，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3.实行低碳经济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百姓生活质量。4.低碳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沈阳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与压力

（一）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现有经济增长模式决定实现低碳需较长时期。按照经济产业发展的规律，沈阳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在经济中的比例在相当长时期里将占据主导地位。服务业居主导地位的发展是建立在充分工业化的基础上的，充分工业化的实现离不开能耗高的重化工业，而重化工产业的基本特征就是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强度大。

2013年，沈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158.6亿元，同比增长8.8%，三次产业分别增长4.7%、10.1%和7.6%，三产比重为4.7：51.8：43.5，工业仍是沈阳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从内部构成来看，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比例为74.7%，持续增高。这种重工业比重高的情况将持续较长时间，导致我市的低碳经济发展无法迅速加快。

（二）发展低碳的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优势不明显，缺乏有效生产激励机制。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发展高端服务业来实现低碳发展，而我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还不完善。高端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高智、高效、高资本、高收益和高时尚的特征，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通常比一般商业服务业高10-30倍。

高端服务业通常包括科技、教育、总部经济、金融、三四方物流、休闲旅游、医疗保健、文化娱乐、节庆展会等十几大类。发达国家的高端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0%左右，特大城市可达6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仅占20%左右。中国的高端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不断上升，但收益仅占服务业收益的20%，低于国际比例的70%，整体水平低、占用资源大，却没有实现高效、高收益。

从沈阳市经济发展重点来看，实现低碳发展所需要的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汽车的混合动力技术，冶金、化工、建筑领域的节能技术等虽然进步很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涉及核心竞争力的低碳技术，国际转让存在很大困难，依靠自身研发则有很长的路要走。激励机制方面，对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优惠鼓励政策力度不够，缺乏完整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尤其是对相关技术人才的引入、留住，以及现有人才的知识技能升级方面，没有明确的实施方案。

另外，低碳技术项目，特别是大规模示范项目的投资主要依靠政府临时拨款和政策贷款，以及国际机构捐款和贷款，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针对低碳经济发展的融资体系尚不完善，金融机构惜贷现象严重，已有资金无法满足发展的要求。

（三）国际高能耗、高排放产业转移的压力。发达国家为获得低成本的减排量，更倾向于到减排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作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中国，得到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看起来是“双赢”的合作，但成为“世界工厂”、制造基地，是以不断飙升的资源使用量、污染排放量为交换的。直到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承诺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的义务时，才会将这些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再次转移出去。

低碳技术的推行还面临另一个阻碍，即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和耐用消费品的大量投入，这些固定资产的使用期限均在15年甚至50年以上，若为了应用新技术而使用期未满就更换，将意味着更大的经济损失。

三、沈阳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

（一）坚持规划先行，加快构建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规划。超前规划有助于大力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优惠政策举措的制定和实施，为低碳发展营造长期的有利环境，促进相关产业转型和企业减排挖潜。对于沈阳而言，GDP能源消耗、人均能源消费量和能源消费平均水平等能源指标必须列入考核。基于我市工业比重大、企业规模大的实际情况，针对碳排放集中的优势产业，需要根据以往及现有的碳排放数据，有的放矢建立沈阳的低碳指标体系。

一个完整的低碳规划和体系应包括多个方面，如：低碳法规、低碳工业、低碳城市建设、低碳交通与物流、低碳生活与文化等相关规划和体系，涉及的具体指标包括农业的化肥农药施用量、工业碳排放强度、项目节能评估率、可再生能源比重、人均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单位建筑业GDP能耗等。

（二）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控制高碳产业的发展速度。同等总量的经济，如果产业结构不同，碳排放量也相差甚远。农业生产中，土地、光、热等自然因素对农作物和动物的生长起主要决定作用，农药、化肥的使用所产生的碳排放可以忽略不计。第三产业提供的产品以服务为主，期间消耗的商品能源和产生的碳排放在单位产值的比重极为有限。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则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大户”，随着生产规模和城市版图的不断扩大，这种消耗和排放还在持续增加。

2010至2013年沈阳市单位GDP能耗分别为0.82、0.69、0.66和0.64（吨标准煤/万元）。产业结构方面，由于沈阳正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4.6：50.7：44.7发展至2013年的4.7：51.8：43.5，这是客观规律的结果，只有在工业充分发展基础上，高端服务业才有可能实现实质的发展。

针对我市现有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行业，一要通过技术更新、产品升级减少传统能源使用量；二要通过有关奖惩制度，鼓励企业能耗和碳排放的降低；三要在政策上有所倾斜，大力投资采用新技术、新能源的低碳产业，严格控制“三高”产业的投资和扩大生产。四要重视排放量小，但危害大于二氧化碳的排放物，如全氟化碳。

（三）加速发展高端服务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发展低碳经济，服务业是受益最大的行业，2013沈阳市的服务业比重仅为43.5%，发展空间很大，而且服务业的能源、资源占用少、消耗低，大多属于清洁产业，创造的是绿色产值。

金融：“低碳金融”，是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2014年，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规模有望达到875亿美元。

总部经济：随着东北总部基地项目的开工建设，沈阳经济将形成新的增长点，实现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高效衔接与融合，最终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利用充分”的新型区域发展要求。

物流：低碳、绿色物流提倡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在综合交通体系中，多选择大运量、低排放的铁路、尤其是电力驱动的高铁运输，物流园区多运用低碳技术，大力发展增值服务，采用新的管理理念，通过科学布局、成本节约实现低碳发展。

展会经济：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沈阳市会展业步入黄金发展期，呈现出展会多、规模大、亮点新、水平高的特点。2013年举办各类会展活动266项，会展经济意向交易额2000亿元。宾馆入住率、餐饮营业额、百货业收入和本地游均实现快速发展。

休闲旅游：目前我市重点培育发展的旅游形式，包括工业文化游、农业观光采摘、关东民俗文化游、时尚购物节、低碳踏青游等等，均是旅游与相关产业相互融合发展的完美体现，更迎合了现代旅游业的回归自然、低碳环保的需要。

（四）提高能源效率，调整能源结构，降低能源强度。从能源结构看，三种化石能源中，煤的含碳量最高，油次之，天然气的单位热值碳密集只有煤炭碳含量的60%。其他形式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等属于无碳能源。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方向。

以2012年一季度数据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以煤炭、原油、电力为主，三种常规能源合计消费量为606.25万吨标准煤，占全市能源消费总量比例为76.12%。

表1：2012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构成

从居民生活用能来看，沈阳市近八成用能集中在城镇，能源消费结构向低碳发展。城镇生活用能中煤炭消费比重由2005年的21%下降到2012年0.4%，热力、电力、天然气占80%以上。而农村居民以煤为主的消费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

表2：2005、2012年沈阳市人均生活用能情况

我市采暖期长达5个月，供暖用煤炭消耗比重占终端能源消耗量较高。通过拆小建大，沈阳市城市集中供热率由2005年的73%提高到2013年的91%，并大力推广基本不产生碳排放的地源热泵技术，不仅减少了污染物二氧化硫的排放，也节约了大量煤炭使用量。从气候条件来看，建筑物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对供热的能耗影响在40%左右。沈阳市已从居住节能建筑扩展到公共节能建筑，从北方住宅节能30%、50%向65%发展，以新建节能建筑带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而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加快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非化石能源的发展。

四、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经验借鉴

（一）英国。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能源白皮书》，提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计划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初步建成低碳经济社会。2007年6月英国出台的《气候变化法案》使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碳排放立法的国家。英国在发展低碳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开征气候变化税、成立碳基金和启动气体排放贸易计划等。

（二）欧盟。欧盟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倡导者，视低碳经济为新的工业革命，引导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2008年，欧盟制定了应对能源与气候变化的一揽子政策，还批准实施了《关于实施新的汽车CO2排放标准的规定》等法规，实施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ICT）应对能源效率的挑战等行动。

（三）美国。美国主要采取三大政策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1.鼓励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思路是：重视新技术新能源的研发和推广，利用技术创新来不断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从而快速推广使用。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出资资助研发，并建立技术商品化示范项目。

第15篇

关键词：碳税 框架设计 经济影响

1.我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

碳税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一种污染税，在我国开征已势在必行。

（1）开征碳税是减缓国内生态环境压力的需要。我国资源分布的显著特征是“富煤、少油、缺气”，这决定了我国能源消费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经济的高速发展给我国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的发展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的严重约束。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有所行动。碳税作为公认的最有效的节能减排的经济手段理应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2）开征碳税有利于树立负责任的国际形象。节能减“碳”，实行低碳经济已在国际社会达到基本共识。我国作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减排的国际压力与日俱增。既然减排是有益人民和子孙后代的事业，我们自然应该寻求主动。因此，开征符合我国国情的碳税，将其作为我国主动进行二氧化碳减排的行动之一，不仅符合国际环境政策的发展趋势，也可以提高自身的国际形象。

（3）开征碳税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特别是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发展诸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症结之一。节能减排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而碳税作为重要的环境政策工具，既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也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还符合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向。

（4）开征碳税是完善环境税制的需要。碳税作为一个独立税种或者作为环境税的一个税目，配合其他环境税的开征，可以弥补环境税的缺位，构建起环境税制的框架，加大税制的绿化程度。此外，通过开征碳税，减少其他扭曲性税收，还能够实现整个税制结构的完善和优化，对深化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4）计税依据

碳税的征税对象是直接向自然环境排放的二氧化碳，理论上以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最为合理。但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难以监测，技术上不易操作，征管成本高。实践中更多地是采用二氧化碳估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

（5）计征方式

碳税有从量和从价两种计征方式。从量计征是指以征税对象的重量、件数、容量、面积等为计税依据，按照固定税额标准计征。从价计征以课税对象的自然数量与单位价格的乘积为计税依据。由于二氧化碳排放对生态的破坏与其数量直接相关，而与其价值量无关。因此，需要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

（6）纳税环节

一是在生产环节征税，由化石能源的生产、精炼、加工企业缴纳；二是在消费环节征税，由化石能源的销售商缴纳。从充分发挥碳税政策效应的角度考虑，在消费环节征税，更有利于刺激消费者减少能源消耗。但从实际管理和操作角度考虑，在生产环节征税更有利于税收的管理和源泉控制。

（7）优惠政策

碳税的税收优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能源密集型行业的优惠。为了保护我国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时期对受影响较大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建立健全合理的税收减免与返还机制。但是，享受税收 优惠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如与国家签订一定标准的二氧化碳减排或提高能效的相关协议，做出在节能降耗方面的努力。

二是对二氧化碳减排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给予奖励。对于积极采用技术减排和回收二氧化碳，并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给予减免税优惠。

三是对居民个人的优惠。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从促进民生的角度出发，对于个人生活使用的煤炭和天然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暂不征税。

3. 开征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关于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众说纷纭。

第一种观点认为，开征碳税对我国经济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高鹏飞等应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建模工具MARKAL-MACRO，建立了一个用于评价我国能源系统碳减排政策的模型，研究了碳税对我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指出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GDP损失，当碳税水平较高时，减排的效果并不显著，而GDP损失却急剧增加[7]。魏涛远等利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8]。张景华认为征收碳税会扩大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9]。

第二种观点认为，开征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甚微。发改委能源所近日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称，如果考虑中国减少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减少国内对能源产业的投资而增加对一些新兴产业投资所带来的效果，征收碳税对GDP带来的损失非常有限，甚至可能成为正面影响，并且对抑制能源价格产生积极作用[10]。据相关部门测算，开征碳税10年内，对GDP的影响大概在0.4%左右，这一影响随后将趋缓。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组采用ERI-SGM模型，结合我国实际试算了两种碳税税率方案，即100元/吨碳和200元/吨碳。其结果初步显示：征收碳税可显著地降低能源消费的增长，改善能源的消费结构，并能有效地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虽然实行碳税政策的同时，也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采用较低强度的碳税政策对我国的未来经济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11]。

第三种观点认为，开征碳税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会产生负面影响，长期内会负面影响会降低。林桢以河南省为例，论述了碳税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开征碳税在短期内会使生产成本提高、资金减少、就业下降，长期而言负面影响将逐步降低[12]。

第四种观点认为，开征碳税在短期内造成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说影响会加剧。苏明等在2005年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分析从静态和动态的视角对碳税的经济效果给出了科学的预测与评价。其研究结果显示，静态角度来说，开征碳税会带来GDP、通货膨胀率、投资、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但下降幅度并不大，且农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幅度比城市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幅度大。从动态角度来说，开征碳税的影响后果会随着时间流逝，对经济影响程度不断加强，并且随着税率增加，影响幅度加大[1] 。

第五种观点认为，开征碳税应该因地适宜。彭红枫等从基本的投入-产出模型出发，运用2007年地区投入产出表以及各省统计数据,对我国东、中、西部样本地区的碳排放量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随着碳税水平的提高，地区越不发达,税负增幅越大,所承受的税负越重，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13]。

4.结论

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形势来看，我国开征碳税都势在必行。我们应该对碳税的税制框架进行合理的设计，发挥碳税积极的影响力，最大限度的降低其负面影响。目前，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实施了碳税，我们可以总结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我国的国情，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碳税方案。

参考文献

[1] 苏明，傅志华等.新形势下我国碳税政策设计与构想[J].地方财政研究，2010(1)

[2] 高萍.开征碳税的必要性、路径选择与要素设计[J]. 税务研究2011(1)

[3] 张晓盈，钟锦文.环境税收体系下的中国碳税设计构想[J]. 武汉大学学报，2010(6)：852-858页

[4]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碳税的中国路径》，《环境经济》2009(09)

[5] 钟锦文，张晓盈.关于我国碳税征收的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59-60页

[6] 郑雪梅.从欧盟国家的实践看我国碳税的引入路径[J],中国财政，2010(05)：72-74页

[7] 高鹏飞，陈文颖.碳税与碳排放[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 (10)：1335-1338页

[8] 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08):47-49页

[9] 张景华.碳税的经济效应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10(02)

[10] 盛中立.碳税“猜想”.环境[J]，2010（01）：45-47页

[11] 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组.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组.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