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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喷嚏”让世界“感冒”
2007年2月13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其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同日,汇丰控股表示为在美的次贷业务增加侣亿美元的坏账拨备。次贷危机风险开始浮出水面。2007年3月13日,新世纪金融表示无力偿款面临破产境地,在裁员过半后,4月4日该公司宣布破产。
新世纪金融的倒下,意味着次贷这个倒金字塔型危机最底下的一块砖被扳倒,其上越来越大的危机之墙就此一步步坍塌。
2007年8月11日,世界各央行48小时内向金融机构注资3262亿美元,此后,各国为次贷危机的注资不计其数,美联储、英国、日本央行不间断地注资却没有缓解危机的蔓延,10月24日,美林证券宣布亏损使危机之火实际燃烧到美国华尔街自身。降息、注资、联手救市,在危机不断蔓延之中,美国人采取了敞开货币供应,甚至主动贬值的方法将危机向全球转移,全球各国被动采取各种汇率、注资手段应对危机。2008年3月,美国首次担忧经济步入衰退,随着贝尔斯登最终、号称“第二美联储”的房利美、房地美被国有化、雷曼兄弟破产、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美国拿出7000亿美元天量救市资金,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全被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之中。
与次贷危机相伴,其他次生危机――石油危机、粮食危机以及东南亚部分经济体金融动荡风险交织在一起,次贷危机的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日前发表报告,将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降至3.7%,为2002年以来最低增速。该机构指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以令人预想不到的方式迅速蔓延,对市场及金融体系核心机构造成广泛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正在失去动力。IMF认为,全球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25%的可能降到3%或以下。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让全球富裕起来,更把美国与世界经济拴在了一根绳上。这回美国一个“喷嚏”应验了坊间戏谑之言:世界真的“感冒”了!美国著名财经记者丹尼尔・格罗斯说,这次美国经济衰退将成为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拐点,美国经济引领全球的时代将结束,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将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标题赫然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欧洲、亚洲的金融界受美国经济影响,困难重重,叫苦不迭。如何为“感冒”降温,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寻觅救市良方。
“次贷”影响逐渐渗入生活
次贷危机,底在哪里?这是从华尔街到北京金融街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次贷危机引起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而这其中最主要是对出口的影响。2007年,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疲软,我国月度出口增长率已从2007年2月的51.6%下降至12月的21.7%。出口放缓使中国沿海外向型企业提前进入寒冬――中国沿海一批出口加工型企业倒闭,导致大批工人被裁,或被迫无限期休假。与此同时,应届毕业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
国家发改委此前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仅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年底时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
这次大规模的倒闭和裁员使大批的农民工失业,全国8%的中小企业倒闭,沿海地区许多农民工出现“返乡潮”。农业部今年8月提供的数据是,2007年我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人,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只要十分之一的民工就业受到影响,绝对值就将达到2200万人。
国内专家特别指出,次贷危机将加大我国的汇率风险和资本市场风险。
应对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事实上中央政府已经采取措施,自央行2008年10月30日一月内三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3.87%下调至3.60%,下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隹利率由现行的6.93%下调至6.66%,下调0.27个百分点。面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定单减少导致的中小企业经营的困难,一方面推进企业的重组和企业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在金融上也对这些中小企业给予了新的信贷支持政策。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会议将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定位于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这些都是确保中国经济渡过难关,长治久安的全局之举,也可以弥补此前在民生问题上的部分历史欠账,除了交通投资,其他都是长效工程,而且只能站在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去优化资源的配置,合理安排资金。
“寅吃卯粮”惹的祸?
纵观近期一些专家的言论,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与美国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美国政府利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巨大优势,鼓励公众透支,大力发展债务经济,而庞大的债务赤字只能由顺差国支持。顺差国家成为捆绑在美元战车上的人质,不得不通过持有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和大量出口商品来支持美国的高负债和高消费的经济发展。
在“透支消费”的支撑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居民的个人消费增速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从实践来看,“透支消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美国的普通百姓不但用尽了自己的收入,而且还要透支“未来的”或“虚拟的”收入以支撑今天的消费。在过去20年里,美国的消费无论经济好坏皆能保持兴旺,经通胀调节后的季度消费增长通常都较上年同期为高,这一时期美国消费开支持续畅旺的主要动力是“借钱容易”,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十分乐意为家庭不断上升的需求提供信贷。尽管也曾出现个别坏账的情况,但总体而言,消费者信贷一直被金融机构视作低风险高收益的业务。结果,强劲的消费冲破了相对萎缩的收入,由此形成了一个非理性的“透支消费”悖论。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不仅美国居民在“透支消费”,而且美国政府也在推行“透支经济”(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在全球经济都在为“过剩”而发愁的今天,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时期独善其身,正是在于这双重的“透支”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本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虽然此种消费模式造成很大的矛盾,但是一些专家对此还是持肯定态度。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差异性消费贷款;资产证券化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1―0007一03
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危机,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而引起的金融风暴。2005~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了次贷危机。2008年9月演变为金融危机,之后蔓延到了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直观地看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危机的爆发,通过研究发现,其深层次的诱因是:美元国际本位制和美国长期实行的“双赤字”经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过度的虚拟化,这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可以说,在这些因素不改变的情况下,即使次贷危机不爆发,也会有别的金融产品危机来引发美国金融危机,区别只是时间上的早晚问题。了解次贷危机形成的机理与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对我们正确对待危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机理
(一)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是金融市场竞争和深化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美国从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开始发展成为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美国金融业面临着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竞争压力:一方面,随着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开始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从而取代了以往主要利用银行部门进行间接融资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的热浪打破了银行业的准入门槛,更多形式的中介机构应运而生,银行靠传统的、日趋标准化的、面向企业的信贷业务已经无法保证自己能够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这就迫使银行逐渐缩减传统的信贷业务,把新的业务增长点转向了差异很大的消费者客户群体上。这一业务内容的变迁,实际上完全改变了原来银行业长期积累的商业信贷管理的有效模式。来自资本市场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使商业银行被迫改变经营战略:从以公司信贷业务为主转变为以个人信贷业务为主;从传统稳健的资本管理模式,转变为激进的风险管理的现代模式。这样经营业务和战略上的转变给商业银行和监管机构都带来新的挑战。
对传统的商业贷款而言,减少不良贷款的方法是对贷款申请者进行事前的甄别和事后的审核。但是,由于消费者信贷业务与企业信贷相比贷款数额小,差异性大,收入状态确定困难,所以中介机构无法发挥自己“规模经济”的优势,而是否采取费用昂贵的信息生产技术来降低贷款违约率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在一个过度竞争的环境里,个人信贷业务事前甄别的费用,必然会通过利率的调整转移到借款者身上,这就容易发生优良客户的“离场”――“逆向选择”问题严重化。
虽然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业务本身属于信用风险较高的业务,但如果按照金融机构最初的设想,完全可以把这类业务的风险通过适当的“差异化”风险定价,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它可以对每一个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进行非常有效的科学评估,然后根据风险的大小来设定贷款的差异化价格和支付方式。比如,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水平会根据对方的资信水准、首付能力而发生变化(主要是基于对这类特殊客户群的“信用评分”),但总是要高于普通住房抵押贷款利率200点以上,这就是所谓的“风险溢价”。
也就是说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本身并没有问题,真正出现问题的是金融机构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实现原先的风险控制设想。这些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应该是金融市场的过度竞争。金融市场过度竞争使金融机构失去了通过适当的“差异化”风险定价和事前甄别贷款对象的能力和动力;相反,过度竞争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金融机构采取“自我膨胀式”的风险“逃避”方法,通过扩张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总量来稀释风险。这直接导致了信用风险发展成为市场风险。
因此,从上面介绍的关于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管理理念、监管能力和运营模式等方面来看,我们认为,这种特殊贷款体制本身并不是直接导致这场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而是金融中介机构在开展消费者信贷这一现代金融业务时,过度竞争和标准化的风险定价方法使得它们无法根据消费者差异化的特征制定出正确的风险“价格”(贷款对象的差异化要求贷款合同也必须差异化,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做到),从而导致它们过度的贷款扩张行为。这样不知不觉地就埋下了金融风波爆发的种子。
(二)次贷风险的放大和扩散――资产证券化过程
将同类性质(比如信用等级、流动性水准等)的抵押贷款集中起来打包成新的债券再卖给二级市场中的投资者,这一资产证券化过程已经在美国信贷市场上被普遍采用。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为了解决市场扩张所需要的流动性更是变本加厉,次级债(金融衍生品)的发行比例占了整个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标的资产)的六成以上。标的资产信用风险的大小取决于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所做出的资信审查报告和贷款机构自身的风险定价能力。但在流动性过剩和竞争激烈的时代,资信审查的动力会大大削弱,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会大大增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发行需要多方金融机构的参与,这样一种细分化的工作流程,目的就应该是将标的资产市场和衍生品的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衍生证券的定价水平能够公正地反映标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
1,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寻找次贷需求者,对他们进行审核,对不同类别的借款人提供不同条件的贷款。抵押贷款机构为了提高自己的信用供给能力,将上述不同条件的贷款重新打包形成各种收益和风险类型的次级债,将自己各类贷款的收益索取权卖给投资银行。
2,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根据标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状态设计出新的资产形式(次级债),然后批发给承销商。
3,信用评级公司:信用评级公司对债券的信用等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会影响到这一证券化的资产在一级市场的销售价格和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
4,证券承销商:负责向投资人销售次级债,赚取佣金。
5,各国机构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收益的偏好,进行资产组合的配置。包括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外国的中央银行。
在上述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为了提高债券的信用等级,次级债的发行人还会向投资者承诺某些“赎回条款”,以确保资产证券化――次级债的申购过程顺利完成。这一承诺保证,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信用强化”的作用,为此,它为“次级债”争取到了较高的信用评级。但这样的承诺需要有充足的拨备准备,在市场竞争激烈、监管缺位的情况下,次级债的发行
机构很难做到这一点。拨备不足容易引起资金链的断裂,造成像现在这样市场大范围地沽空次级债的局面(在流动性过剩时代,流动性危机的爆发也不可避免)。
次级债市场的积极作用是,增强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信用创造能力和改善次级抵押贷款的整体流动性,保证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繁荣。更为积极的意义在于,通过次级债的设计和发行,向市场提供更为多元化的投资工具,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收益需求。
但是另一方面,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和次级债市场的竞争激烈,再加上资产证券化过程环节的细分化所带来的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问题十分明显,很难做到信息的准确和风险定价的无误。资产证券化是“双刃剑”,它能分散风险,却不能消灭风险,在分散单一机构风险的同时也把局部风险裂变成全局性风险,把个别市场风险演化成系统性风险。所以,虽然资产证券化可使单一机构的风险得以分散,但在整个金融系统内部风险还依旧存在。如次级债,它在分散银行信贷信用风险的同时,也把抵押信用风险向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领域扩散。当银行成功将现有次级贷款信用风险分散后,它会主动寻求更多次级贷款风险(非理性信贷膨胀,稀释风险),有意识地扩大风险分担的范围其结果只能是金融系统总体风险不断增加(风险的“传染效应”),形成十分严重的市场风险――标的资产市场和衍生市场的双重危机!
二、美国金融危机根源
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和美国长期实行“双赤字”政策效果的积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从1982年的55亿美元,迅速扩大,到2006年已经超过8115亿美元,24年间增长了大约148倍。经常项目下1美元国际货币的流出,往往带给世界的流动性扩张是两倍以上的基础货币增加。美元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使得美元持续大规模经常账户赤字成为现实,而美元全球流动的机制又导致了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以及全球流动性膨胀。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保守估计,2006年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为美国12万亿美元GDP的30倍左右。而其他国家类似计算出来的这个比率最多只有十几倍,充分说明美国虚拟经济具有了一定的泡沫性。
次贷危机根源于美国证券化债务资产的过度膨胀,即美国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次贷危机根本不是流动性短缺的危机,而是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信心在动摇,对美国金融机构资不抵债心怀恐惧。
次贷危机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流可以被资本化。由于美元的全球环流机制,使得在美国所有的收入流,只要稳定就可以被资本化,被证券化。每一次收入流重新资本化,创造出新的虚拟资本,这种新虚拟资本代表原本的货币资本,距离最初借款人贷款就更远一步,虚拟性越发增强,常年累月积累下来,造成了美国虚拟资产的过度膨胀和泛滥。在此过程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流一再被杠杆化,形成了杠杆链,这一方面延长了风险源头到最终持有者之间的风险传导路径;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类金融杠杆的作用交织在一起,使得经济中的风险不断增大。
经济虚拟化最大坏处就是将金融杠杆的风险分布到了整个经济,也就将金融的脆弱性带给了整个经济,具体表现为:首先是杠杆活动泛化的同时,导致货币收入和风险的放大机制也泛化了。其次,金融杠杆的推广导致风险传染链条深入到了整个经济的各个方面。这才是美国次贷危机为什么必然会不断深入扩大的深层次原因,而且即使美国没有次贷危机,也必然会有其他从杠杆化尖端金融产品开始的金融危机。
《卓越理财》:《次贷危机》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大致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它的形成受到什么人或事的影响?
辛乔利:在次贷危机中倒闭或出现巨额亏损的公司及其CEO的名字在华尔街都是响当当的。我在美国读书和工作时,与其他金融领域的同事一样,对这些银行的管理水平和运作充满了敬佩。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力邀花旗银行下属的银行学校对国内银行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以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为荣。此外,我还投资了花旗股票,那时认为,花旗银行出问题似乎是很遥远的事。
当坏消息传来,我们(辛乔利与孙兆东)立即决定跟踪事件的进展。坦白地说,写此书的目的除了陈述事实和探究原因外,也是对华尔街最“前沿”的金融工具和产品的一次梳理,尽管产品出了问题,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我国今后金融新产品创新和研发还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卓越理财》:有报道声称,次贷危机至今尚未真正见底,你怎么看待?
辛乔利:次贷危机何时见底取决于房价是否会继续下跌。尽管新开工的住房数量已大幅度减少,但由于利率重置,一些房主无力支付调高后的贷款利息,无形中又引发市场上房屋供应量增加。加上市场上的存量房,房价下跌能否止住还不好说。
此外,美国一些房主现在的抵押贷款金额已经超过房屋本身的价值,他们即使有能力偿还贷款,也不愿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交钥匙走人。为此,还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名词“Jingle Mail”,指将钥匙放进邮箱,后事银行或由专门的公司负责。据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预测,交钥匙走人这种行为使贷款银行损失巨大。假设房价下跌15%,每笔贷款平均损失50%,那么贷款银行和投资者的损失将高达 1万亿美元。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投资者信心,信心的打击是顷刻之间的事,而信心的恢复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次贷危机产生的多米诺效应,正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向四处蔓延,对正常的信贷活动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自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银行冲减损失,资金出现紧缩,不愿再向对冲基金提供交易资金。整个抵押贷款市场、利率掉期、市政债券、公司债和全球信用衍生市场出现全面紧缩。
信贷衍生品市场的动荡正在对更广泛金融体系产生日益严重的影响。一轮恶性的斩仓循环推动企业债券风险溢价创下新高。由于投资者匆忙对复杂结构性产品的高杠杆头寸进行平仓。美国投资级债券的违约保险成本从1月份的80个基点,飙升至188个基点的高位。
次贷危机就像刚刚打过的一场战争,伤亡人数统计一天一变,结果总是一次比一次惊人。一些专家认为此次危机可同1930年的经济萧条一比。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呼吁银行减免发放给陷入困境的借款人的大部分抵押贷款,并表示,美国住宅市场危机远未结束,并要求各方做出“有力回应”。
《卓越理财》:一年一度的中国政府总理的施政报告,今年首度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等列为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之一。它对中国经济会带来哪些间接影响?
辛乔利:美国经济尽管出现诸多问题仍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目前经济霸主地位还无人取代。1979年时,中美贸易数额不足 25亿美元,根据国 家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7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已达到3020.8亿美元,同比增长15%。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互相投资也日益增多。
由于次贷危机影响,美国经济出现减速,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主要集中在出口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1%。过去几年美国经济加速增长是中国出口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美国经济下滑会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中国出口增速减缓。
《卓越理财》:次贷危机导致欧美上市银行股价普遍大跌,这对于中资银行来说,现在是不是一个海外并购抄底的好时机呢?
辛乔利: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是好时机,现在是不是底。一些中资机构曾试图抄底,结果被套。目前的难度主要在于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变数太大,做出准确决策的依据有限。
也许这就是投资的魅力所在,在不确定中做出准确判断,需要的是高超的智慧和勇气。两者缺一不可,而智慧又来自在市场的大风浪中所练就的本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不是蛮干,更不是赌注。有智慧的投资机构及投资者时刻牢记的是,市场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跌倒了再爬起来的先例有,但及其罕见。抄底的机会随时存在,只是抄底的人必须心理非常清楚捡到的有多大可能是宝石,有多大可能是赝品。
《卓越理财》:美国次级债对现代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有何借鉴作用?
辛乔利:最近,5个受次贷危机影响的国家出台了一份对11家亏损严重的银行风险管理情况的分析报告,结论令人瞠目结舌,它们发生亏损竟然都是源于管理上的疏忽。
这些亏损严重的大银行由于缺少全行范围的数据收集和风险评估系统,导致相关部门领导在设立和执行风险权限方面的权利过大。此外,报喜不报忧的官僚设置,导致了一些业务部门沉溺于短期逐利行为,在业务风险方面却缺少全面的风险评价。而且,各业务部门的独立作战,使那些新型业务,如杠杆融资、结构融资和结构性投资工具等开始出现问题时,高层们不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导致亏损面扩大。报告指出,如果银行的风险管理到位,早在2006年的年中,高管们就应该识别出次贷危机的巨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