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阶段的主要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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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世界资本主义自2008年开始爆发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复苏。要说明这次危机的原因和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尤为巨大，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是在电讯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70年代后，以微电子技术、个人电脑和网络为标志，推动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方式，使更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转过程，而且使劳务的远程即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信息技术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娱乐等各个方面。第二，经济的服务业化。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平均已达到68％，美、法等国甚至超过70％。服务业已取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门。正是这一特征，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经济的虚拟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证券、外汇、金融衍生品等非实物的虚拟资产急剧膨胀，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虚拟资产的交易额与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额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国际汇兑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就高达14000亿美元，而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的国际贸易只占5％－8％。虚拟经济在资产存量和交易数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第四，经济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一种长期和固有的现象，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货币与信息的国际流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正在商品、生产要素、资本、货币、信息的全面跨国流动基础上联成一体。
然而，在这些直观和表面的特征后面，还可以观察到资本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变化。这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高度。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方面，是资本的终极所有权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发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础上，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更加分散了资本的终极持有，而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则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资本却是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由其支配，结果是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能动的资产阶级管理阶层的资本权力。第二，在资本结构上，金融业资本相对于非金融业资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资本、证券资本、风险资本、投机资本等金融业资本不仅对于实体经济中资本的运转和积累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业资本相对独立的过度膨胀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第三，在资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逐利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面。在资本家看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经常性的病态。第四，在资本的实现条件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市场相对于其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的相对饱和，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在其内部充分实现，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未达到现在这样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点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个新阶段，左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如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等等。我倾向于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应以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主导特征为标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是突出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作为垄断资本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尽管在一般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性有所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国际流动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主导产业的世界市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此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同于19世纪末期以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或20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或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前的国家调节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从以上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特征的简要论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几点基本判断。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会不断地发生演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调整。这表明，资本主义还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面貌与古典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变。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追逐利润仍然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目的，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的性质，当然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深刻矛盾通过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仍然困扰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的最新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这场世界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应该如何概括?我倾向于以下观点：这场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传统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而是一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上是工业主导型的，是由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波动所直接支配的。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阶段较低的利率、充裕的货币供给、急剧的信用扩张和渐趋狂热的证券市场，适应了并大大促进了由利润上升预期所驱动的工业投资高涨；而危机时期的高利率、货币紧缺、信用断裂和股市暴跌，则成为引致和大大加剧工业生产及投资下降的推动力量。然而尽管如此，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过程中，货币信用关系的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仍是派生的现象，原动力还是来自工业部门。
此次经济危机则有所不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大资本日益依靠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如果说90年代美国IT金融狂热与泡沫对推动当时的超长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实体经济中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支撑；那么在世纪交替时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大资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来刺激消费与投资，以保持经济的表面繁荣，攫取大量金融利润与实际利润。其中，住房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起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联储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多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动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扩张。结果，房地产金融的狂热不仅刺激了住宅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的迅速增长，日益上涨的房价、股价则借助财富效应扩大了居民以债务为基础的个人消费，并带动了来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进口与供给。可见，这一轮周期的驱动力显然不是植根于工业部门，而是首先来自金融领域。而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为基础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必然导致美国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来概括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总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适的。
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此次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的类型。关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界定，金德尔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义：“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由此可以把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看作金融危机的基本表现。但金融危机的具体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与实际经济危机的关系，学术界通常将其区分为独立(于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与经济危机)共生的金融危机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区分对于认识金融危机的具体性质无疑很重要。但我认为，共生性金融危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派生性金融危机和先导性金融危机。派生性金融危机主要与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是由工业危机支配和派生出来的；先导性金融危机主要与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虽然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的矛盾这个基础，但对实体经济中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爆发起着更为先导性的作用。这里的“先导性”，主要不是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关系的意义上说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这场开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似乎就可以界定为先导性金融危机。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日益转变为金融危机形式，工商业危机很少或不再发生了。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新的条件下，危机的形式的确有变化，独立的金融危机确实更为频繁，经济危机也可能具有更强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经济危机的根本性质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不是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一直在相对缩小，生产并未超过需求，而个人消费却极其兴旺，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所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与往常不同，它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
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我也不太认同。我的基本认识是，尽管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导性或先导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层基础仍在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即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的经济背景，经济全球化虚拟化条件下美国特殊的资本积累模式，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在大约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数量空前的制造业产品被提供给世界市场。其结果便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不能不使资本利润被挤压。这种现象从1965年开始显现，到70年代更为加剧。面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础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逐渐兴起。但这种发展只会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全球性积累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基本形势在总体上并未缓和。资本选择的第二条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门转移。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时，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强烈冲动，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响应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国的宏观政策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从凯恩斯式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来拯救深陷“滞胀”困境的国内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就已经敏锐地指出经济金融化与生产能力过剩之间的基本联系。法国左翼学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来私人资本(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强自身地位的运动与政府原有的越来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一切发生在‘黄金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之下。虽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但是脱离……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长期受到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值困难(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这种观点，已成为西方多数左翼学者的共识。
其次，考察当今以金融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美国资本积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第二，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不仅在国外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在国内也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有利于压低实际工资；同时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长时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则使美国可以在实际上赖掉一部分债务。这就在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居民消费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膨胀”。美国借助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实际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乃至资本资源，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不可否认，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利润率回升，并在90年代实现了所谓“新经济”繁荣，进入新世纪后也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新型积累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从此次危机中美国、欧洲和日本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曾经发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来。美国左翼学者布伦纳是主张这种论点的突出代表。他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此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明斯基危机”、金融投机泡沫破裂在危机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观点，强调指出“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虽然为了理解当下的危机“你还必须证明实体经济的虚弱和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
第三，再看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从美国实际GDP增长与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的对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每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将近两倍。这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的平均数据，考虑到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严重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能保持经济正常增长，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衰退似乎也不严重，甚至出现个人消费十分兴旺的现象呢?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劳动力参加率(主要是妇女)和延长劳动时间(如做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过金融运作扩展债务经济，对于推动消费需求的表面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那些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来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8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所以实际情况是，美国通过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动的债务扩张，刺激了表面旺盛的个人消费支出，进而带动了商品进口和国内供给的增长。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条件下，看美国的生产过剩不能仅看其国内的工业产出，还应该包括巨额的产品进口；同样，看美国的需求不足也不能仅看由债务支撑的个人消费支出。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作后盾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第2篇
【关键词】消费结构文化消费边际消费倾向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消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经济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都存在很大差异。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消费既是社会生产的目的,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是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只有消费才是评价和实现产品价值的最终环节。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逐步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结构面临调整升级,这必将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之际,文化消费逐年增长,成为消费领域一大亮点,其作用和意义也愈加凸显。
一、文化消费研究的意义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波及我国各个领域,在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时,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文化消费“口红效应”频频见诸于报端。在很多专家看来,文化消费是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历史趋势和必然选择。翻看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其成绩有目共睹,然而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却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根据国际经验,一定的GDP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以及一定的文化消费支出有相关性。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表示:根据国际算法,2005年我国人均GDP就已超过了1700美元,文化消费总量却只有4150亿元左右,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000亿元以上。换句话说,中国居民的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仅仅不到1/4。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潜力远未得到释放,文化消费存在海量发展空间,文化消费将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之一,加强文化消费研究势在必行。
文化消费是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内容而言,通常可以把文化消费划分为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服务消费两种形式,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消费项目。文化消费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生活消费的水平,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与速度。研究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可以为国家及地方政府文化教育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及区域文化经济制度的有效性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物质追求活动,文化消费的发展受到诸多元素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同消费者的行为偏好、心理动机、个人收入、地理环境等。文化消费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在进行研究时需要多学科、全方位着手,以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鉴于文化消费研究涉及数据广泛庞大,为更为细致微观研究,我们选取典型城市,以点带面,深入探讨。作为东部沿海城市,杭州经济发达,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其文化消费发展在东部城市具有代表性,并对中西部城市具有示范意义,因此本文重点调研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
二、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杭州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文化消费比例
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2000年以来,杭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都有大幅增加,200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1689元,是2000年的2.24倍,人均消费性支出14895元是2000年1.91倍。下面我们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杭州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探讨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通常认为恩格尔系数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关系如下:恩格尔系数大于60%,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50%到6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段;40%到5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实现小康水平;在20%到4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趋向富裕;小于20%,居民生活消费最富裕。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2000年以来杭州历年的恩格尔系数以及文化消费所占比例(见表1)。
(根据《2008杭州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2] 陈芳、周英峰、郭奔胜:2007:物价持续上扬的背后[EB/OL].news.省略/newscenter/2007-11/15/content_708
1096.htm.
第3篇
一、“十二五”时期的全球经济
“十二五”时期世界将进入“后危机时代”，这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其表现为世界经济在结构变动过程中的逐步复苏。在这个阶段，由于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世界经济的重心和主题也随之发生改变。具体而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及其主题的变化表现为以下五个层面。
第一，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将“回归”实体经济领域。相关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超出了实体经济承受范围，是产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是金融深化的必然结果。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的基本特征，它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社会信用的扩张，虚拟经济的规模迅速扩大，甚至超过了实体经济。以美国为例，2007年其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30倍。这种情况下，虚拟经济发展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泡沫化”极为严重，成为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由此，“后危机时代”，通过金融体系“去杠杆化”挤压经济中的“虚拟泡沫”，使整体经济发展重心回归实体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一大特征。
第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将“重塑”经济平衡状态。全球经济失衡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失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危机后必将难以为继，世界经济结构将出现一次大的调整。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点在于各国经济结构的转变，体现为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由此，各国经济结构转变带来的世界经济重新平衡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
第三，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将“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人类应对经济危机并最终摆脱危机“后遗症”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外战争和国内革命，另一种是新技术革命。其中，实施新技术革命的社会交易成本较低，是最为积极和有效的“去危机”手段。1857年，以生产过剩危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英及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企业在此次危机中纷纷破产。但是，之后十年内，以电气化为核心的产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国家注入了增长动力，使这些国家迅速摆脱危机，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而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产业革命的发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新的源泉。由此，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而本轮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必将“催生”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第四，全球经济发展亮点将“凸显”低碳经济和绿色增长。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迹象趋于明显，以发展“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增长”模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标准模式”，各国只有在这个基本模式框架中寻找符合本国的发展路径，才能融入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促使本国经济良性发展。“低碳技术”可能成为“后危机时代”新技术革命的主要方向。在“低碳技术”推动下，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创造“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新增长动力，寻求经济的“绿色增长”，将是“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遵从的主题。
第五，全球经济合作主题将“锁定”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各国经济迅速下滑，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由此，各国开始强调地区合作的地域开放性和领域协调性，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有加快的迹象。例如，欧盟通过地中海联盟扩大了区域合作的边界，东非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决定加强合作，西半球国家决定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等。与此同时，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也是此次危机中区域一体化的亮点。由此，“后危机时代”，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迎来新的。
二、“十二五”规划的全球战略
从本质上来说，“十二五”规划是我国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案。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针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生的新变化和新调整，“十二五”规划中比较系统的“蕴含”了中国政府的“全球战略”。
第一，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加快内外结构调整。“十二五”规划将通过推进城镇化进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强政府民生投入，以及加快市场流通体系建设等多重措施，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同时，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最终，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并以此促使中国从“外供型”经济转向“内供型”经济。
第4篇
时至2012年的春天，欧洲债务危机依旧愁云惨淡，全球经济复苏的失速更使愁绪四处蔓延，唯有美国经济不断呈现出凌寒独自开的相对强势。
IMF于1月24日公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最新预测数字显示，2011年末至2012年初美国经济出现的相对强势特征，有望延续并贯穿2012年全年，进而形成2012年“金融风险局部性高企，全球经济普遍性放缓，美国经济周期性领跑”的整体趋势和经济格局。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有望实现1.8%的增长，虽然仅略高于2011年的1.7%，但却是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呈现出增长率上升趋势的经济体。受债务危机造成的风险上升，金融动荡，贸易萎缩，内需不振等因素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整体以及主要区域大多呈现增长率下降的颓势。2012年增长预估值与2011年增长率的比较，显示出美国经济趋势方向上的“相对强势”；而2012年增长预估值前后两个版本的比较，则显示出美国经济于债务危机升级背景中的“相对稳定性和相对优势”。较之2011年9月的前一次报告，在2012年1月公布的最新报告中，IMF基于2011年第四季度国际金融风险积聚并爆发的最新情况，下调了绝大部分经济体的增长预期。2012年，全球、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经济的增长估值均较此前预期下调了0.7个百分点，而对美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却未发生任何调整。但是，2012年美国经济的相对强势却很难长期维持。周期性领跑是美国经济周期领先于全球周期的客观表现，是周期错位的“阶段性结果”，而一旦全球经济随后进入复苏力度增强的上升周期，周期错位带来的美国经济相对强势将逐步减弱以致最终消失，全球经济多元化的功效则将带来新的发展格局。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美国经济有望增长2.2%，虽然继续呈现出复苏动力增强的趋势，但增幅恐将弱于滞后进入U形周期拐点的全球经济。2013年，全球、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有望实现3.9%、1.9%和5.9%的经济增长，较2012年增长预估值上升0.6、0.7和0.5个百分点，均高于美国经济周期0.4个百分点的提升幅度。
分析可知，2012年之后，美国经济的强势将减弱，其原因有四：一是经济强势将不可避免地引致美元阶段性强势，进而引致更大的贸易逆差，削弱贸易引擎在复苏阶段对经济的助力；二是全球经济周期紧跟美国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后，多元化的力量将冲抵美国的投资吸引力；三是无论2012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进一步降低失业率依旧是美国十分困难的任务，美国消费增长的物质基础依旧不稳固，长期看，消费信心的维系和消费偏好的回归也将取决于就业市场的持续表现；四是美国房市一直在触底，却从未真正有效反弹，次贷危机源头市场依旧扑朔迷离，不确定性始终没有消退。
对于欧美经济而言，“新常态”并非魔咒，而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事实上，不仅是欧美经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尤其是加入WTO十年的高增长之后，在经历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经历2008年危机后三年的财政货币再扩张之后，经由2011年的酝酿，自2012年开始也将迎来“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大致含义包括以下内容：一是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是经济与金融的两个最关键数据，这两个数据都将面临下降和增长中枢回落。中国经济将从加入WTO之后十年的GDP平均增速10.5%、M2年均增长率18.2%，回落到GDP增长8%左右，M2年均增长12%甚至更低水平。“十二•五”规划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至7%，此次“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12年GDP增长目标近八年来首次调至7.5%，标志着中国政府已经明确了这一“新常态”。二是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规模与水平将迎来台阶式下降。比较优势所支撑的加工贸易仍将持续为中国贡献贸易顺差，但自2009年一般贸易出现20亿美元净逆差之后，2010年、2011年一般贸易已经各实现贸易逆差460亿美元、876亿美元。2012年前两个月即已经实现逆差373亿美元。一般贸易逆差的持续累积，将拉低中国贸易顺差规模。不仅如此，随着高达1.6万亿美元FDI存量余额在中国所获得收益的渐次汇出，收益项下的净逆差将持续拉低中国经常账户的总顺差水平。三是人民币汇率将从过去10年的单边持续升值和升值预期，转为进入弹性调整阶段。经常账户总水平及比例的下降，是人民币汇率逻辑性变化的基础原因。美元汇率是否走2002～2008年的贬值周期，则是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出现转折变化的外因。四是外汇占款总规模将从过去年度2万亿元、3万亿元的高增长，回归到年度约1万亿元的水平，这将改变中国货币供应增长机制，并拉低M2增长中枢。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出现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净逆差，中国未来经常项目总顺差水平的降低，以及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改变，是外汇占款总流入规模将出现台阶式下降的原因。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非常明显，就是经济增速放缓。
中国经济迎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也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有其内在和外在的深刻原因。从内因讲，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能力以及社会分配的公平性需要大幅度提升。从外因看，最重要的是世界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与其被动被影响，不如主动适应应对为好。显然，这些都需要放缓增长率，予以调整是为可行。至本世纪20年代初，中国经济总量将接近15万亿美元，且会一路赶超美国。对于世界其它国家来说，中国7.5%的经济增速，实际上就相当于美国实现大约4%的经济增长率。当前中国每11.5周所创造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一个希腊经济。就此看来，GDP增长放缓并不会阻碍改革，而是实现改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要实现速度有所趋缓但更均衡，更具可持续性，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也需要坚持改革。
第5篇
【关键词】流动性周期 经济增长 金融扩张 频谱滤波
一、绪论
本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促使学界和坊间认识到：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对于整体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意义。同时基于金融危机触发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衰退深化了各国对经济增长干预程度，综观各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从美国的各级量化宽松政策到欧洲央行的注资再到中国史无前例的4万亿投资，充分证明了依靠注入流动性阻止经济衰退的主要政策意图。但是截止到目前，以注入流动为主的刺激政策不仅没有促使经济显著复苏，反而诱发了资产价格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失控及金融系统潜在的巨大风险，也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隐患。在此意义上而言，在当前金融扩张和金融系统已占据经济体系中关键地位的条件下，重新厘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已成为现实之需。基于此，本文章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关键文献述评，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经验事实，最后即是研究结论和启示。
二、关键文献述评
已有的经验研究和实践揭示，一个经济体系内的流动性运行特征不仅受到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客观制约，同时也受到政府和金融扩张政策的干扰。
（一）流动性：宏观经济效应
学界和坊间针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周期四个阶段的研究早已形成定论，概括而言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繁荣和萧条两个主要阶段，宏观经济运行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其独特特征，其对流动性的影响也独具一格。
Irving 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缩理论（Debt-Deflation Theory）隐含了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和流动性之间内在关联。Fisher（1933）研究指出，在宏观经济环境所引致的负向冲击对微观企业的资产价值形成侵蚀条件下，企业经营者的理就是折售其持有的资产以满足当期的债务清偿，但是资产的折售行为进一步引致资产价格的下降，从而引起企业资产状况恶化；同时企业的债务存量也会被通货紧缩效应放大，进一步引起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这一循环引致的结果就是企业进入了债务—通货紧缩周期。Bernanke，Gertler（1989）的代表性研究认为，当外部负面冲击引起企业净值下降形成既定事实时，企业抵押资产质量就会下降，进而银行对企业融资行为就会表现出风险厌恶选择，这一结果就会显著的侵蚀企业再融资能力，企业的进一步融资限制就会极大削弱企业投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企业就会面临流动性紧缩的困境。Kiyotaki，Moore（1997）通过对农耕者的土地出售及去杠杆化所形成的价格螺旋的研究，指出土地价值的缩水直接或间接的引致土地所有者净值及投资下降。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条件下，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引致资产价格缩水，而相关金融机构的风险预期引致的折现及收紧流动性的行为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缩水。而这一逻辑也得到自2008年以来针对金融机构通过资产负债表收紧流动性的研究文献支持（Kashyan，Stein（2000））。Holmstrom，Tirole（1998）从预防性流动性需求角度研究认为，基于微观企业或银行理性预期行为，二者会形成现金窖藏的行为，而这种现金窖藏行为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流动性需求，但是这种窖藏现金行为能否起到平滑微观主体流动性波动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验证。McCandless，Weber （1995）代表性研究证实，长期内经济发展状况表明货币供给的增加与经济体系产出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随后Taylor（1998）研究进一步明确指出，货币供给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Michael Bordo（2009）基于美国历史经济危机演化状况认为，刺激经济复苏的量化宽松政策应当适时退出，并且退出的时机选择也影响到政策实施的预期效果。Hagen，Jean Pisani-Ferry，Jackob von Weizsacker（2009）的关键研究指出，在经济危机末期阶段及复苏初期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当回到常规渠道，但其退出的力度要配合恰当的政策。间接地反映了以向经济实体注入流动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戚自科（2004）研究指出，基于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央行的货币政策渠道选择依赖于信贷和货币两种途径。但其实质就是通过两个渠道向经济体系中注入或收紧流动性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Philippon（2008）的研究通过分析股票收益率与经济发展状态之间的关系，其指出微观企业资金流的净值预期缩水是引致经济运行衰退的主要根源。
（二）流动性：金融扩张效应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其干预的手段就是通过相机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宏观经济运行。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释放或收紧流动性，进而引导经济运行。经验研究和实践表明其收紧或释放流动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扩张或收缩得以实现。Diamond，Dybvig（1983）研究指出，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主要功能就是承担资金期限转换及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创造，并相应地承担对应的风险。Kashyan，Stein（2000）指出，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净值的缩水和资产质量的恶化，直接或间接引致其信贷供给的控制及信贷收缩现象，最终引致通过银行贷款渠道的流动性紧缩现象。He，Kang，Krishanmurthy（2010）的经验研究揭示，2009年以来，银行通过可能的贷款收缩行为大幅度提高现金持有存量（Ivashina，Scharfstein（2010））。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宏观经济危机引起经济体系中流动性紧缩的可能性。Caballero，Simsek（2010）研究认为，其他银行尤其是银行交易对手的偿付能力的波动也会引致银行现金窖藏行为。但是这种银行现金窖藏行为被始发于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致的经济危机放大，Aeharya，Shin，Yorulmazer；Brunnermeier，Salmikov（2010）和Diamond，Rajan（2010）等的研究对宏观经济危机与金融机构现金窖藏行为及其引致的流动性问题进行探索。Shleifer，Vishny（2010a）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研究认为，经济繁荣阶段乐观预期形成的激励效应对银行的理形成冲击，引致银行的信贷扩张及高度的杠杆化经营行为，而这种行为的后果就是市场流动性充裕，但是经济危机就会引致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过度理性回归，其去杠杆化行为和过度收紧流动性的措施造成显著信贷紧缩，而信贷紧缩和降价折售行为引致市场流动性紧缩出现。
综观已有的研究，虽然代表性文献对于流动性与经济运行及银行的金融机构的行为之间关系进行直接或间接分析，但已有的研究不足以支撑以下2个问题：问题（1）在金融扩张条件下，流动性存在周期性吗？如果存在周期性，那么其与经济周期关系如何？问题（2）在以上问题的基础上，金融扩张与经济增长能有效地解释流动性周期性波动吗？针对以上问题，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也正是本文研究现实意义所在。
三、研究设计
（一）周期性测度及模型设定的经济学解释
结合本文研究核心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饶为民，孙剑，2010），我们采用频谱滤波分析框架中的带通滤波（BP—BK）对我国流动性及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并在分解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的基础上给出二者频率响应函数（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进而分析二者运行的实际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分布状况，也即是针对上文问题（1）进行分析。
结合频谱分析的数理原理，我们假定流动性序列与经济增长序列近似于随机过程{bt}，其线性变换形式为：
ht=■■a■*b■ （1）{1}
针对（1）式，利用BP线性滤波延迟多项式中内生的延迟算子进行线性变换为：ht=G（L）*b2t{2}。在此基础上结合谱分析有关知识，的谱功率可以表示为：
fh（c）=|G（e-jc）|2*fb（c） （2）
其中我们定义（2）式中的G（e-jc）为e-jc=cos（c）-j*sin（c）的指数函数，其被定义为：
a（c）=G（e-jc）=■■a■*e-ijc （3）{3}
结合谱分析有关知识中的随机过程迭代计算原理，我们给出带通固定长度对称滤波（BP-BK）的频率响应函数：
aBP-BK（c）=aL2（c）-aL1（c） （4）
则通过频谱滤波分解的数理过程可以看出，结合经济时间序列的随机过程特征，时间序列在频率域中的结构表现为不同谐波之间的叠加，而不同谐波的组成体现了近似不相关的周期（频率）分量的叠加，因此可以利用频谱滤波分解原理对具有随机过程的变量序列进行周期（频率）分解，进而剥离出随机过程波动特征。
基于频谱滤波分解的优点从周期（频率）的角度而言，固定长度对称滤波（BP-BK）中则带通滤波可以近似的定义为：
BPn（D，H）=LPn（D）-LPn（H） （5）
其中频率循环周期是测算公式为：CC=■。
在给出周期性测度数理基础的条件下针对问题（2），结合已有的针对流动性、金融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4}我们在检验三者波动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对三者之间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进行经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波动因素和金融扩张波动因素对流动性的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二）变量设定及样本数据选取的经验解释
结合已有文献和研究思路，相对于已有的对流动性广义界定（鲁政委，（2006）；任碧云，王越凤，（2007）；曾康霖，（2007）等），本文对于流动性界定是基于实体经济对货币量的需求标准，如果货币供应规模高于实体经济需求规模，则是流动性过剩；反之则为流动性紧缩。基于此，本文利用广义货币余额（M2）的增长率（Mg）与经济增长率（g）之间相对差率（（Mg-g）/g）表征我国流动性运行状态（LIQ）。其次，结合我国银行机构信贷创造的特征及相关的货币银行学理论，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余额（M2）和狭义基础流动性规模（M1）之差表征我国信贷规模存量，进而利用信贷规模存量的增长率捕捉我国金融扩张取向（EOF），相对于传统的利用M2与GDP比率而表征金融深化变量而言，文章基于以下两个因素选取（EOF），其一就是本文综合分析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对流动性之间内在关联，因此如果选取M2/GDP会引致可能变量高度相关进而引起拟合回归偏误；其二就是M2与M1差额能更好的映射出金融机构创造信贷的能力和金融在实体经济中扩张规模；最后本文承接既有的研究选取经济增长率（g）捕捉经济运行状况。
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和经验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改革开放以来的1992～2013年度中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数据来自于中经网产业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同时为了提出价格因素的干扰，我们选取对应时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对GDP进行微调，借以反映我国真是GDP运行状况。
四、经验分析
（一）周期性测度
依据前文周期性测度经济学原理，本节我们对流动性和经济增长周期进行分解。首先，由于变量特征具有时间序列特征，有必要针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饶为民，孙剑，2010），其检验结果如下表1。{5}
则由检验结果来看，变量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也即是在计量意义上变脸序列统计分布具有平稳性特征。
在数据平稳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对流动性变量（LIQ）和经济增长率（g）进行频谱滤波分解，依据前文分析的滤波分解的经济数理过程及构建频率响应函数过程，我们对流动性及经济增长1992～2013期间季度运行状况进行频谱滤波分解，结果如图1所示。
则从BP-BK滤波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在1992～2013期间经济增长存在1995～1998、1998～2001、2001～2005、2005～2009四阶段的短周期波动；同时存在1995～2009的长周期波动现象；样本期内，针对流动性而言存在1996～2000、2000～2003、2003～2005、2005～2008和2008～2011五阶段短周期波动现象，同时存在2000～2010长周期波动现象{6}。从分解结果看，无论是长周期还是短周期运行，整体上流动性周期运行均滞后于经济增长运行，虽然无法精确判定是否是经济运行周期引致了流动性周期性波动，但至少可以肯定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了流动性周期波动。进一步从二者的频率响应函数看，二者实际运行均偏离了其理想水平，并且二者偏离趋向和幅度近似。
（二）脉冲响应分析
在周期性测度基础上，结合问题（2）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三者之间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对流动性、经济增长率及金融扩张三者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2。
从Granger检验结果看，经济增长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和金融扩张，同时金融扩张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则结合VAR相关原理，有必要进行进一步Johansen协整检验，其检验结果摘录如下表3。
则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不能拒绝至少存在2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表明流动性、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基于问题（2）和周期性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基于VAR模型分析框架的脉冲响应分析，分析结果如下图表2。
则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看，当期给予金融扩张一个单位冲击，流动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在第四期达到其稳态；同样若当期给予经济增长一个单位冲击，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在第2期达到底部后开始上升的趋势，同样在第4期达到原均衡路径。与此对应，若当期给予流动性一个单位的冲击，经济增长表现出上升并在第3期达到峰值后略微下降的趋势，基本在第4期回到均衡路径；而金融扩张呈现出先下降并在第3期达到底部后上升趋势，也基本在第5期回到其原均衡路径。综合分析可知，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对流动性初始影响互为补充，其影响效应持续时间均为4期，而流动性对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二者初始影响呈现互补效应，但效应持续5期左右。但从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相互冲击影响效应来看，二者影响效应相反，但流动性对经济增长冲击影响持续效应高于经济增长对流动性影响的持续效应，同时流动性与金融扩张之间相互影响与此类似。
五、研究启示
虽然诸多的代表性研究对于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之间关系基本形成共识，同时实践也验证了金融扩张、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但针对三者之间关系的系统性量化分析并没有取得一致。本文通过测度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周期性特征及在其基础上对于经济增长、流动性及金融扩张三者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初步系统性量化研究，经验分析揭示，首先，样本期内流动性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其中流动性的短周期波动和长周期波动均滞后于经济增长短周期波动和长周期波动，同时经济增长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是流动性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同时金融扩张也是流动性产生的Granger原因。其次，金融扩张和经济增长均形成对流动性短期冲击效应，但二者对流动性的冲击效应相反；与此对应的就是流动性对金融扩张和经济增长冲击效应分别与二者对流动性冲击效应形成对偶性状，并且流动性对二者冲击效应持续时间高于二者对流动性的冲击效应持续时间。基于此，结合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活动和金融扩张所产生的流动性规模，同时也更应当注意流动性的产生对经济增长波动和金融扩张的影响。这也正是未来研究所要关注的命题。
注释
{1}其中ai表征测度的权重序列，在本文中为{bt}移动平均权重。
{2}其中G（L）=■■a■*Li。
{3}式中i满足i2=-1为虚数，G（e-jc）被定义为G（L）中的Li利用e-ijc置换所得到的结论。
{4}已有的研究揭示三者之间存在可能的内生关系，而文献针对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权威共识，因此文章承接已有研究，假定三者之间存在内生关联。
{5}限于篇幅，摘录关键检验结果，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要，以下同。
{6}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饶为民，孙剑，2010））以波谷为标准判断周期性运行，波谷更具稳健性，以下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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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饶为民，孙剑.中国股市的周期性波动与价值投资的应用[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0（04）：55-58.
[6]刘明志.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应性[J].金融研究，2006（01）.
第6篇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路径选择；竞合；低碳
中图分类号：F291.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后危机时代主要特征是是指全球性经济危机得到一定缓和之后，各国经济增长虽相对平稳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时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一是国际贸易市场将长期处于供需不均衡状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口需求尚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到危机前的繁荣状态，外向型企业和产业的持续性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拓展和培育国内市场势在必行；二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发达经济体影响力下降，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上升；三是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将成为世界性趋势一方面鉴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带来的惨重教训，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以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以此来调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过渡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仍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四是低碳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全球气候日益变暖以及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形势下，低碳经济是人类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后危机时代”背景下京津冀都市圈的内外环境分析
1.从外部环境分析，第一，区域性政策和规划的出台促进了京津冀都市圈发展，2006年国务院分别批准了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城市规划，北京被确定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国际大都市”，天津被确定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从而划定了两市不同的目标和职能，也促使京津冀都市圈内的“双核”城市逐步由竞争关系转向竞合关系，从而有助于增强都市圈的整体竞争力。同年，天津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08年3月国务院又将其确定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滨海新区成为继深圳、上海浦东之后第三个全面开放的经济新区。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天津滨海新区经济获得飞速增长，2008年的GDP总量达到3102.24 亿元，约占天津GDP总量的44.82%（天津市当年的GDP总量为6354.38亿元）。此外，北京市的重新定位和奥运会的举办使得首钢向京唐港区搬迁，促使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合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尤为重要的是，2006年编制的“十一五”规划将《京津冀都市圈规划》纳入为一个重要的区域规划，由此正式确认了发展京津冀都市圈的重要性；2010年5月，国家发改委将酝酿已久的《京津冀都市圈规划》递呈国务院，该规划预计年底即将出台。由此，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方向将更为明确，经济合作将更为务实，区域经济凝聚力也将更为增强。第二，国际产业转移格局的变动促进了京津冀都市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方面，在后危机时代，各国纷纷将战略新兴产业列为本国经济的发展重点，借此争夺科技的制高点，以获得先发优势。在此情形下，京津冀都市圈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创新优势，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增强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市场需求逐渐趋于饱和，外商投资北移的趋势不断增强：第三，周边都市圈的崛起使京津冀都市圈面临严峻挑战，以济南和青岛为双核的山东半岛都市圈，紧邻日韩，港口便利，又得益于密集的城市分布以及制造业的高度集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得以充分释放，加大了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扶持力度，形成了都市圈与沿海经济带互动发展的良好局面。第四，周边省份的崛起为京津冀都市圈创造了良好的经济腹地，京津冀都市圈将获得日益广阔和稳固的的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腹地，从而有利于摆脱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增强自身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从内部环境分析，第一，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京津冀都市圈内各城市间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尤其是对某些共享性资源和基础设施的使用常常得不到有效协调。虽然出台了京津冀都市圈规划，三地也出台了各自的城镇发展规划，都市圈内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会不断出现，亟待具有约束力的都市圈相关法律出台。第二，京津冀三地尚未形成分工合理、竞争有序的竞合关系，三地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时各自为政，不注重发挥自身的累积优势和比较优势，导致了区域间产业的同质化竞争。第三，不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仍是都市圈发展的瓶颈，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要求构建一个分工合理、协作有序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不利于加强都市圈内核心城市与腹地间的经济联系。
二、“后危机时代”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路径选择
第一，构建法制化、规范化、三方互动的都市圈管治模式，增强都市圈规划的科学性、规范性、前瞻性和连续性，使各城市的中远期规划与京津冀都市圈整体规划相协调，并适时进行修改和调整，实现局部与整体的共同发展；第二，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形成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竞合关系，构建一个由京、津、冀三方共同组成的产业发展指导委员会，加强河北地区相关的产业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第三，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对共享性基础设施和资源，大力发展多种交通方式的一体化运营模式，构建统一的津冀港务发展中心，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各港口的发展方向，促使港口间形成错位竞争、互为发展的格局。第四，扶持中小城市发展，构建层次结构合理的城市群，在都市圈的中远期规划中，为中小城市的扩建和发展留有充足的空间，在产业政策对中小城市的民营经济和优势产业予以积极扶持，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市镇设置标准，直接推动城镇及中小城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安树伟.大都市区管治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2]祝尔娟.京津冀都市圈发展新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第7篇
【关键词】当前 世界经济形势 金融危机 分析
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在现代高新科技的推动下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世界经济已经从以前的单独发展逐渐演变成为现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一体化是指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载体， 以世界市场形成为标志，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整体。经济全球化不仅仅加快了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进程，而且大大的的优化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促进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发展，为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机遇。然而美联储酝酿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欧洲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没有消除，日本“安倍经济学”负面效应突出等发达国家的的经济政策风险，给世界经济前景带来诸多潜在的风险。
一、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概况
（一）发达国家及组织的经济特点分析
（1）美国的经济特点分析。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经济影响着全球的经济形势，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下面就美国经济的当前形势进行分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它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张，使世界金融市场产生了剧烈的动荡。由于美国的金融风波在全球迅速发展，使得英国、德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和组织纷纷向银行投入大量的资金以挽救本国的金融银行系统，使其受到的损失尽可能的减到最低。为了减少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正在制定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构框架，主要内容有：让金融机构持有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美国国债相关证券自然到期，并脱离其资产负债表；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出售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充分运用其他金融手段，例如允许银行将存款长时间放置美联储；对超额银行准备金支付利息；通过逆回购协议来稳定利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个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大众失业率有所降低，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2）欧洲的经济特点分析。世界上可以与美国经济体系抗衡的经济体系并不多，欧盟就是其中一个。在欧洲，加入欧元区的国家一共有17个，但是这17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太大，这就使得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2009年爆发的欧元危机影响持续深化。去年，欧元区的低收入国家希腊为了减少和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不惜向欧盟总部借债，不受约束的大量支出，为本国民众争取较高的收入水平和发展机遇。在这期间，虽然希腊民众的工资上涨速度飞快，但是其消费入不敷出，使得国家经济经常处于赤字状态，从而令全国陷入债务危机，由于无法按时还清向欧盟的贷款，希腊也就无法继续借贷，使得国内银行没有资金可供民众消费，国内一度民怨沸腾。欧元区统一货币的本意是使得各个国家平等发展，逐步减小收入差距，但是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情况，不仅没有减小这种差距，反而使得差距进一步扩大。
（3）日本的经济特点分析。当前，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国内经济也随着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经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有了缓和的迹象。但尽管在短期内，安倍政府的货币宽松政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作用，但从宏观方向看，经济结构、人口老龄化以及高额的公共债务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绊脚石；从微观方向来看，民众消费税上调、企业间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以及海外市场的快速发展，已经严重制约了国内的经济发展。
安倍政府提出的经济学主要是指预先创造通货膨胀现象，当消费者预期察觉日本物价要上涨时，对于一些本来要买的商品，就会尽快的去购买，因而积极的带动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安倍经济学”正在制造更大的金融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消费税上调将使经济增速减缓、导致国内物价上涨；日元汇率贬值，导致进口成本上升。而且，“安倍经济学”从实施以来，日本国内的国民储蓄率不断下降，企业固定投资增速出现疲软态势，这些现象都可能导致日本经济的进一步恶化。
（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特点
虽然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但是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呈现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组织的经济增长势头稳定，实现了稳步发展，这些国家和组织就被称为新兴经济体系。世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系包括中国、印度和东盟等。
（1）中国的经济特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渐提升，无论是从经济，人口，还是从科技，军事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也肯定了中国经济在全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一直在飞速发展着，从过去的贫穷国家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经济在全球中有着重要的平衡作用。这几年，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继续保持经济的宏观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需求衰退周期逐渐转换为供给调整周期，并正由高速增长逐渐由中高速增长转变。关于增速放缓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不仅仅是数量的增长，所以，增速放缓是必然的事；成本要素水平明显提高。由于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而且国家对于环境的保护力度大大加强，使得企业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所以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市场需求不足。国内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现象在某些方面已经凸显出来，消费市场停滞不前，出口需求也有所减少，所以消费市场的萎缩也是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之一。
（2）印度的经济特点。虽然印度的经济形势目前呈现一种疲软的态势，但是由于印度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向世界发出维持巩固宏观经济的决心。并且积极的设立内阁投资委员会、对一些拖延已久的项目进行重新协商、通过网上拍卖应收款项为中小企业提供自由资本和低利率的贷款，这些措施会大大提升印度的投资潜力，继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高回报的金融产品有可能阻止印度储蓄水平下滑，从而尽可能降低这一轮经济危机对印度的影响。
二、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提出的对策措施
（一）加强与美国的经济贸易
虽然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美国的强国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中的话语权仍有重要的地位。国际石油、黄金、粮食等交易仍然以美元为单位。这次的金融危机虽然使得美元贬值，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但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经济对策可以有效的阻止经济增速的负增长。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大国，有能力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到那时候，世界经济就有可能走出低迷的态势。
（二）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交流
当今的世界经济贸易呈现多元一体化的趋势，要想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稳定发展，就要联合各方力量，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在国际贸易中，除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外， 各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也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加强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协定，强化南南合作、南北合作间的交流等，对建立全球的经济一体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加强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提出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都极大动摇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而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就是欧元，但是欧元区也陷入了债务危机而自顾不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系之一，正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扩大实行人民币互换的范围，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从而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
第8篇
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深刻变化的结果，其中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增长速度由两位数左右的高速增长回落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如果不能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上取得积极进展，要在“十三五”保持6.5%―7%的增速也不容易。而要在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上取得进展，关键要更多依靠中国广大的企业。
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环境可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的压力和机遇把握的难度都可能有增无减。
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会催生重大科技突破进而引发产业变革，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从而带来更高层次上的新一轮经济繁荣。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全球产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一轮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目前，随着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制造业与服务业加快融合，新产品、新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这种变革，不是单纯地发生在某一国家、某一领域，而是水银泄地般地在全球范围内渗透蔓延，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第9篇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 金融经济危机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临危之初，各方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再一次触底。而当这次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美国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亦宣布出现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轰然倒闭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时，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此次经济危机，我们不禁反思：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魔咒真的无法打破吗？为什么无法打破呢？第二，资本主义自诞生发展至21世纪，为何危机的规模不减，反而更加来势汹汹，如同风暴海啸一般肆虐呢？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由来与表现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广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而狭义上则指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界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批驳生动形象而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外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导致大众贫困、资本家追逐利润造成的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规律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的爆发原因均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危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发。
总体而言，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有三大新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全球经济虚拟化，显而易见，这三大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被动摇等一系列危机。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性质的系统性危机，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都堪称历史之最。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无法避免，我们不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着手，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义化。1980年是资本主义新旧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大重要的变化，即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推行至2007年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顾名思义，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领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化，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制约，而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其缺点与不足的破坏性影响更加深重一些。
我们之所以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化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化。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没有监管，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和大量的金融欺诈。金融系统内的危机传染力迅速而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亦随之崩溃。银行系统的崩溃很快便传递到实体经济，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自由主义化有些敬而远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完成了构建，其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进行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劳资合作，并在大企业间实行合作竞争模式。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使得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本文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渐渐淡忘，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也渐渐消退。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卷土重来，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是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化的加深，我们亦将这一变化称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与GDP相比，债务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债务规模扩大；第三，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新自由主义化实现以后，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阿罗和德布鲁（1954）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现金流的索取权，所以可以针对预期的经济状态提前改进资源配置，从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选择。弗里德曼（1953）则认为由于价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价格偏离正常水平时，投机者有利可图，进入市场，买入或卖出，价格会恢复到市场所决定的正常价格，因而弗里德曼认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从而打消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行为的顾虑。
通过金融市场的运行、公司行为（债务融资、非金融公司新股发行等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进展迅速。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反转，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资本主义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薪资停滞现象的出现。通过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可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利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在宏观上导致实体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脆弱性加剧，并激化了分配问题，使得金融化可持续性遭到质疑。
此外，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有了互联网助力，互联网金融出现，资本虚拟化严重，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复杂，大众广泛投资，经济实力欠佳的不惜背负债务去参与，因而又产生了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投资。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为模式仍缺乏社会责任。金融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也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8）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不可能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因而迟早会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而且很不幸，他们的预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种债务、次贷循环往复、层层叠加，经济泡沫泛滥，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
资本虚拟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资本虚拟化是指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实体资本相对应的虚拟资本的出现，且其种类不断演化，数量不断膨胀，并与个别实体资本逐渐脱离关系的过程和趋势。由此可知，资本具有“双重”形式，一是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二是虚拟资本，即真实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如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资本虚拟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前提是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逐步摆脱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向完全虚拟化的价值符号的趋势发展的过程。初级形态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为商业票据和银行券，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即法币）的出现是货币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货币虚拟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虚拟化，离不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和膨胀必须以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用关系的股票、债券等，在银行信用的介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甚至成为另一种独立收入的源泉，虚拟资本最终得以形成。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货币的虚拟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使得货币最终与黄金脱离联系，成为完全虚拟化的货币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随着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化自由进程推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创新，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助力，引起了虚拟资产的高速膨胀，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资本虚拟深化现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交易方式的变革，使得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扑朔迷离，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繁荣外表下，实则暗藏着巨大风险，危机四伏。
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金融领域内的“虚拟资本”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就是纯粹的投机形式。而在经济新自由主义大背景下，这种投机行为很容易导致虚拟资本膨胀，而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和膨胀正是全球经济虚拟化的基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由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这两种虚拟资本所引发。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就是资本虚拟深化的典型产物，通过复杂的证券化技术，一笔资产可以有双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笔资金也可以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运动过程，它们具有资本的形式，却可能没有资本的内容，但它们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资本。
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在金融动荡时期，它们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实际资产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可能大幅贬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轮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参与虚拟经济部门的投资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以及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大量货币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从而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普遍繁荣的假象，贷款抵押债券等虚拟资本规模亦急剧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并放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的繁荣表象刺激了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投资，虚拟资本价格不断膨胀而形成经济泡沫。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投机易，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出现萎缩，当两个部门的投资比例失调超过一定限度，人们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会发生逆转，实体经济资金链条也会出现问题，因此虚拟资本价格迅猛下跌，导致金融产品、衍生品价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见，虚拟资本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大大缓解；二是资本虚拟化促进银行资本本身的虚拟化；三是资本虚拟化引发“泡沫经济”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
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虚拟化依然不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起始于虚拟资本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首当其冲的是虚拟经济部门，大量金融机构亏损甚至倒闭，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货币流通和信用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拟部门的危害向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及全世界蔓延，从而对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现在全球经济仍恢复乏力。
中美如何面对经济阵痛
美国的应对策略。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金融虚拟经济衰退很快传递到实体经济，并迅速从美国波及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美国作为此次危机的最初爆发国，经济环境受其破坏也是最为严重的，因而其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至关重要。美国救市的特点如下：
第一，美国采取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救市行动，直接给金融市场注血――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现金。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金融机构的自身价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获取充足流动性以兑现其诺言，满足客户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变卖资产。如果金融机构不得不以减价出售的方式处理其资产，导致的结果是存款人获得一个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机构同时卖出资产，抛售压力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迫使金融机构释放更多资产，由此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遏制住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金融市场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
第二，美国过度依赖债务。众所周知，美国采取的是“卯吃寅粮”的债务依赖型体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8年，美国国债上限是10.6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为12.10万亿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况更加恶化，美国债务上限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仅为14.62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总额的98%。凯西研究所董事长凯西表示支持美国违约，理由是如果不违约，美国未来好几代人都需要不断偿还当下美国人欠下的债务。而一旦美国通过美元大幅贬值或是其他方式进行违约，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
第三，美国QE（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宽松政策，量化是指扩大货币发行量，宽松是指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在QE政策下，美国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同时也筹集了大量的铸币税。此外，量化宽松政策还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得美国外债大幅度缩水，支持了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但同时也引起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量化宽松政策除了通过全球物价上涨和美国债务价值缩水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而，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应对策略。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风雨飘摇，很多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均没有遭到流动性冲击，在2011年，中国GDP还超过了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在应对本轮金融经济危机时，中国采取的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行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只是受其影响。所以，中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进行应对的主要手段。
其一，与美国不同，中国并没有给金融市场注血，而是给实体经济注血――制定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刺激内需。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外贸出口的传导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即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中国外贸出口的锐减，致使中国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贸出口型产业遭到重创。一些出口型工厂破产，农民工失业。为了尽快遏制住由外需的进一步恶化所导致的需求减少，中国政府出台政策给实体经济注血，增加内需以阻止一些工厂的破产。四万亿的投资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对地方和民间的投资，同时辅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强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以降低损失风险。近年来，中国相继购买了四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也给了美国在利率上“动手脚”的机会，这虽然让中国如鲠在喉，但也让中国利剑在手。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方为了防止其长期性经济衰退并抵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已连续多年减持美国国债。2014年，中国先一次性减持2500亿美元国债，同年9月，又抛售了800亿美元国债，此后也一直在抛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国共抛售了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
其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和升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虚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诈，以及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过度消费造成的。保全金融机构，最稳妥的方式是从金融监管领域着手进行，而直接进行大量的注资，治标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机构长期发展的。因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要从深度、效率、可获得性与稳定性这四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实现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使我国金融体系禁得起经济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的双重考验。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阵痛还能治愈吗
通过上文面对经济阵痛的中美政策比较，可知我国并未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且中国防御危机的政策更加明智稳妥，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未曾出现金融失控现象；在抵御经济危机的政策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致力于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实行供给侧改革，未对其他国家、全球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更显大国风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深化，又一次将资本主义世界带入经济阵痛的深渊，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政策何时能明显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这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体制，而在新旧体制之间，将是一个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动荡的时期。或许，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彻底改变之日，就是它的经济阵痛治愈之时。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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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关键词] 银行走出去 战略选择 战略实施 路径演变
当前，随着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现代化公司治理架构基本建成，资本实力得到加强，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已经成为许多中资银行的战略目标和实际行动。特别近两年来，中资银行加快了淘金海外的战略步伐，全球性战略布局初现雏形。比如，工行继收购了印尼的HALIM银行后，又成功并购了南非标准银行，从而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总数达110家、并与1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22家银行建立了行关系的全球化金融网络服务平台。同时，中国银行将“走出去”与综合经营战略相结合，通过在香港的子公司整体收购了新加坡飞机租赁公司作为参与国际金融租赁业务的平台；建设银行收购美国银行（亚洲）有限公司后，实现了港澳市场的跳跃式发展；国家开发银行也成功入股巴克莱银行，近日招商银行又整体收购了香港永隆银行。可以说，中资银行大举出征海外，已经成为国际金融舞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应该看到，日益开放的国际金融市场在带来机遇的同时，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给商业银行特别是缺乏国际化经验的中资银行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金融国际化的浪潮，商业银行如何才能成功地“走出去”呢？本文认为，科学的战略制定、合理的战略实施以及正确的发展路径选择，是“走出去”的三大核心要点。
一、境外扩张的战略选择
银行国际化的发展可以分成至少三个阶段：跨国银行、区域银行和全球银行。随着每一阶段的跨越，银行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而且在业务实施和组织模式上都有不同的战略导向。为实现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总体上可以采用以下四种战略：稳定型战略、增长型战略、紧缩型战略和混合型战略。
1.稳定型战略
稳定型战略是在银行的内外部环境约束下，银行准备在战略规划期使银行的资源分配和经营状况基本保持在目前状态和水平上的战略。稳定型战略从本质上追求的是在过去经营状况基础上的稳定，它具有如下特征：
(1)银行对过去的经营业绩表示满意，决定追求既定的或与过去相似的经营目标；
(2)银行在战略规划期内所追求的绩效按大体的比例递增；
(3)很少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战略包括持续地向同类型的客户提供同样的产品和服务，维持市场份额，并保持组织一贯的国际化比例。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稳定型战略主要依据于前期战略。它坚持前期战略对产品和市场领域的选择，并以前期战略所达到的目标作为本期希望达到的目标。因而，实行稳定型战略的前提条件是银行过去的战略是成功的。在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银行内部实力比较强大的情况下，稳定型战略是银行的优势选择。
2.增长型战略
增长型战略是一种使银行在现有的战略基础水平上向更高一级的目标发展的战略。增长型战略的主要特征为：
(1)追求市场占有率的增长；
(2)取得大大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水平；
(3)采用别具一格战略同竞争者抗衡；
(4)鼓励创新。
增长型战略是一种最流行、使用最多的战略。在增长型战略的使用中，银行必须分析战略规划期内宏观经济景气度和产业经济状况，必须符合政府管制机构的政策法规和条例等约束，必须有能力获得充分的资源来满足增长型战略的要求，同时还要分析银行的文化取向和包容能力。增长型战略意味着银行将提高组织的经营层次，如更高的绩效、更多的雇员、更大的市场份额、更广泛的产品线等。增长可以通过直接扩张、合并同类银行或多元化经营的方式实现。
3.紧缩型战略
所谓紧缩型战略是指银行从目前的战略经营领域和基础水平收缩和撤退，且偏离战略起点较大的一种经营战略。紧缩型战略有以下特征：
(1)利润和市场占有率有较为明显的下降；
(2)伴随着大量员工的裁减；
(3)紧缩型战略具有短期性。
采取紧缩型战略的银行应是出于各种不同动机的综合权衡。一般来说，有三类紧缩型战略比较典型：适应性紧缩战略、失败性紧缩战略和调整性紧缩战略。适应性紧缩战略是银行为了适应外界环境而采取的一种战略；失败性紧缩战略则是指由于银行经营失误造成银行竞争地位虚弱、经营状况恶化，只有采用紧缩战略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保存银行实力；调整性紧缩战略的动机则既不是经济衰退，也不是经营失败，而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使有限的资源分配到更有效的使用场合。
紧缩型战略意味着减小经营规模或者是多元化经营的范围。在过去20年，如何管理衰退成为管理领域最活跃的问题之一。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咄咄逼人的外国竞争、制度失调、合并和兼并，以及重大的技术突破都是明显的原因。
4.混合型战略
稳定型战略、增长型战略和紧缩型战略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合起来使用。混合型战略的特点是:(1)一般是较大型的银行或银行采用较多；(2)混合型战略并不具备确定的变化方面。
不同的银行适用于不同的战略选择。而对银行的决策者而言，必须明确识别这些战略方案的特征和适用性，审时度势，才能挑选出最适合本银行发展的战略，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银行“走出去”是分阶段发展、多动机推动的战略行为。从战略实施的角度出发，商业银行“走出去”的行为可以分成四个阶段：进入、扩张、巩固以及再造。进入阶段，银行面临至少面临两种战略选择：在新市场开展新业务以及在新市场开展已有的业务。业务类型的选择，需要根据东道国金融需求的状况和银行业竞争的强度进行抉择。一般来说，新进入的国际化银行往往具有产品创新的优势，因此其通常利用新的产品开拓出新的细分市场，以获得差异化竞争的盈利点。而银行的境外扩张也存在两种选择：多元化或专一化；这是许多银行面临的战略选择，需要根据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来决定是业务的多元化还是细分市场的专一化。巩固指银行对现状发展基本满意，并且也缺乏进一步大幅度增长的能力，所以采取均衡增长的模式，逐步调整国际化步伐。再造往往是危机发生后银行不得不采取的应对行为。再造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调整，通过裁员、机构重组等措施，对出现的危机进行化解；二是调整和退出，即在调整的基础上剥离部分包袱业务，使银行能轻装上阵；三是退出，即完全退出国际市场，将重心转向国内市场，以图日后的东山再起（如下表所示）。
三、“走出去”的路径演变及国际经验
战略决定行为。银行“走出去”的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共同决定了银行国际化发展的行为路径。我们大体上可以划分五种类型的“走出去”路径：加速型国际化、温和型国际化、疯狂型国际化、收缩型国际化和稳重型国际化。并以此考察了世界上最大的数家银行近20年间银行国际化历程，发现以上归纳的路径类型的确存在 。
1.加速型国际化的特征
银行最初在主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建立分支机构开展国际化业务，然后通过大型的外资银行的收购来实现国际化的扩张，最后银行进行重组再造，以巩固大型外资收购并增加它们的盈利能力。加速型国际化一般在开始时国际化步伐比较平缓，在某个时期进行并购重组后，将大幅度提高国际化程度。
2.温和型国际化的特征
温和型国际化战略的银行，把国际化当成整个银行组织的支柱性活动。它们首先在主要的外国经济和金融中心建立分支机构和开展银行业务；收购以及开展其它国际银行业务，是对其它银行的国际化活动的反应，尤其是针对加速型战略的银行；最后，进行重组和再造以巩固现有的业务，并提高盈利能力。温和型国际化的国际化步伐比较平稳，随时间其TNI不断增长，且短期内存在加速增长。该类型行为属于典型的国际化战略跟随者行为。
3.疯狂型国际化的特征
国际化业务的迅速增加，往往是为了支撑或者提高银行的相对地位。因为银行不能直接控制国际业务的大量增加，以及金融危机的不断持续。最后，国际化业务不得不收缩以筹集资本；银行管理层（在监管压力下）重新将业务重心放在国内银行市场。疯狂型国际化一般在短期内大幅度的增加和减少国际化业务，减少的原因主要是金融危机。
4.紧缩型国际化的特征
经历外国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后，银行重新评估对外业务，并将业务重心从国际业务转移到国内业务。对外业务被剥离以筹集资本，国内银行业务获得极大扩展。国际化程度大大降低。
5.稳重型国际化的特征
已经具有很高国际化程度的银行，在最初阶段就明确的致力于国际业务，它们通常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在搭建国际业务。因此，其国际化程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总体来看，该类型银行对突发事件具有很强的免疫能力，即使面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银行也能通过业务调整或风险管理技能，最大幅度的降低危机的负面影响，而保持国际业务的正常进行。而且，银行的国际化程度变动的幅度一般不大，这说明银行对国外业务的投资一直保持稳定，并且具有平衡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经营活动的优秀能力和技术。
资料来源：Slager (2005)以及各银行的各期年报及公开资料整理。
四、对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银行的国际化也成为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中国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中国银行业面临着参与国际竞争的外在压力和实现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但中国银行业在制度环境、人员素质、资金技术实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著名银行相比差距甚远，因此，我国银行的国际化经营不能一蹴而就，而应该是一个不懈努力的渐进过程。
风险永远与机遇并存。国际金融市场高度的波动性、联动性要求海外投资经验并不丰富的中资银行必须通盘考虑各种风险，不能不计代价，盲目投资。尤其是在当前次贷危机风高浪急的时候，境外淘金决策必须慎之又慎。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相当一段时期内，中资银行业“走出去”的进程还处于“萌芽”状态，在总体上应该以稳重中求增长的战略为主导战略，即稳重型战略和增长型战略相结合的混和战略；在国际化路径策略上采取温和型国际化的路径，逐步进行区域扩张、加大内部组织调整力度、改善银行宏观监控体系，以更加坚实和稳重的步伐“走出去”。
参考文献：
[1]Walter, I. (1999). Financial services strategies in the Euro-zone. Topics in corporate finance, (1), 1-38
[2]Walter, I., and Gray, H. P. (1983). Protectionism and international banking.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7, 597-609
[3]Slager (2005). Banking cross boarder, ERIM working paper
第11篇
一、国外工业发展趋势与变化
（一）全球经济发展态势和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金融、经济危机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重大挑战，全球经济进入摆脱危机、脆弱复苏与结构调整时期。当前，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欧元区部分国家债务负担偏重、日本私人消费疲弱、新兴经济体结构性问题突出等依然是全球经济运行的主要风险。世界经济论坛预计，未来5至10年全球经济将缓慢增长，增速不会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在此影响下，全球工业正处在深刻调整时期，有望形成新的工业分工格局。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制造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和提高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都将制造业作为本国发展的重点，并纷纷制定旨在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或战略规划。在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引导下，已经有部分制造业由新兴发展中国家向经济发达国家转移，出现了制造业“回流”的现象。以美国为例，为改变“美国制造业领导地位一直被蚕食”的被动局面，美国重新制定了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总部设在美国的制造业企业有超过1/3计划将生产从中国转回美国。
（二）新一轮产业变革引发抢占发展先机的激烈竞争
当前，无论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强烈需求，还是科学技术内部所积蓄的能量，都正在催生一场以新能源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等重大突破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各国开始谨慎地思考并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构筑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研发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品创新的新技术。目前，各国普遍加大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力度，以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美国提出制造业复兴框架和国家创新战略，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电动汽车等方面，日本的国家战略是发展低碳、新能源等产业，欧盟则提出“2020智慧、可持续、包容增长”战略，其他如韩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也都提出了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技术创新力量的推动下，移动互联网与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先进机器人、3D打印、新材料、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工程、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并且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
（三）先进制造模式的推广和应用呈现不断加快之势
全球制造业正从以机器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制造时代向以智能化、信息化、柔性化为主要特征的先进制造时代迈进，工业机器人、数字制造、增材制造、纳米制造、柔性电子制造、生物制造、先进材料等成为最活跃的前沿领域。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报告，2013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售量约16.8万台，应用领域从最初的汽车制造扩展到机械制造、电子、食品饮料、日化、烟草、制药等各个行业。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最高的韩国、日本和德国，其每万名工人拥有机器人数量分别为396台、339台和267台。在增材制造领域，美国能源部估计，增材制造工艺（即3D打印）与“减法”制造工艺相比，可节省超过50%的能源。根据Wohlers Associates报告，2013年全球3D打印产品和服务市场增长34.9%，达到30.7亿美元。目前，3D打印技术主要用于制作原型部件和产品以供测试，但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应用范围从设计领域延伸到工厂制造领域，如通用电气、BAE Systems和西门子公司等。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涌现了几十种先进制造系统和先进制造生产模式，并在积极开发下一代制造和生产模式，如并行工程和协同制造、虚拟制造、敏捷制造、远程网络制造和下一代制造系统、极端制造模式等。这些新的制造模式在产品设计方面提供个性化服务并能快速响应，在生产方面根据顾客需要任意批量地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在组织结构方面由垂直型的科层组织向扁平的网络型组织转变，给传统的生产、组织和消费模式带来极大挑战。
（四）绿色发展模式成为全球工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近20年来，全球工业快速发展，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大量增加，地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受到威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发展绿色工业成为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目前，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不断形成共识，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绿色工业发展战略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倡导新兴产业和新型能源，将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重新崛起的重要引擎。绿色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绿色制造，强调通过资源综合利用、循环使用、节能降耗等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减少废料和污染物的生成及排放，提高生产、消费过程与环境的相容程度，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优化。目前，产品设计绿色化、工艺材料绿色化、制造工艺绿色化、产品包装绿色化、处理回收绿色化都已经成为实现绿色制造的有效方式。此外，一些国家为了促进经济绿色发展还设置了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对产品的能效、碳足迹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在研究采取征收碳关税等政策。
二、国内工业发展趋势与变化
（一）工业发展呈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新常态
“十二五”期间，我国工业进入增长速度理性回落的新阶段，由之前的高速增长状态向中高速增长状态转变。增长状态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工业的潜在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降。这种下降不仅是周期性的变化，而是具有发展阶段转换带来的趋势性减速特征。相比“十五”、“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增加值10.90%和11.70%的平均增速，“十二五”前三年的平均增速只有8.55%，从2011年的10.38%下降至2014年的7.0%。按照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来看，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2011年以来工业增长进入增速下滑较为明显的阶段，虽然2011年四个季度增速均保持在10%以上，但是总体上低于2010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增速进一步下降，多个季度增速在10%甚至9%以下。
（二）工业发展的要素支撑条件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从要素条件来看，作为我国工业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条件，低成本要素的保障程度不断下降，工业增长面临着全方位的高成本约束，原有的“低成本投入、低水平扩张、低价格竞争”的增长模式面临重大挑战。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大面积出现的“用工荒”、工资薪酬快速上涨现象就是说明。以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十二五”前两年的增速分别达到18.60%和13.60%，2012年平均工资额分别为2006年和2010年的2.29倍和1.35倍。劳动力成本条件的变化给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电子组装等典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带来挑战，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难以固守。此外，有助于低成本竞争的其他因素也在发生变化。例如，严格的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以及土地招、拍、挂等供应方式改革，使得土地资源不再无限制的低成本供给，土地交易价格迅速上升；原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进口需求持续增加，国内能源保障不足，资源价格持续上涨；人民币升值削弱出口部门的竞争力等等。
另外，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有所增强，在部分产业领域取得突破。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指引下，我国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技术创新环境得到改善，技术创新意识和技术创新能力得到增强。按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我国技术发展已经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平均技术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近年来，通过实施“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知识创新工程等一系列科技计划和政策措施，我国创新研发能力迅速提升。目前，在新一代移动通讯、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基础芯片、无线宽带、高速铁路、高温气冷堆、电动汽车等许多技术和产业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有些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接近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以通信技术为例，2000年大唐集团代表我国提出的TD-SCDMA技术方案被采纳为国际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一举打破了由欧美厂商主导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垄断格局。由此国内企业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TD-SCDMA，以及TD标准、系统设备、仪表、芯片、终端等核心技术，成为占中国3G市场1/3份额的技术标准。
（三）产能过剩普遍存在导致很多行业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
在外部需求低迷、国内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影响下，我国一些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情况，并且从潜在的阶段性过剩转变为实际的长期性过剩，从低端的局部过剩向高端的更大范围过剩转变。截至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政策利好刺激下，新兴产业如多晶硅、风电设备、新材料等重复建设和无序布局问题也值得关注。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彻底完成，要素市场运行中存在很多障碍，一些地方政府以土地、税收等政策优惠，引导投资者过度进入一些投资领域，导致产能过度无序扩张。产能过剩长期持续不仅导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阻碍企业技术进步，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还可能造成大面积亏损破产、失业人数增加、金融风险加大、资源大量浪费等问题。例如，由于光伏产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企业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导致赛维LDK、无锡尚德等光伏领军企业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无锡尚德甚至进入破产重组程序。再如风电产业，在产能大幅提升、下游需求疲软、风电并网困难等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每年超过六成的新增装机容量无法实现并网发电，华锐风电、金风科技等龙头企业均出现业绩大幅度缩水，整合压力较大。
（四）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给工业集约绿色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我国资源对外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资源成本越来越高。目前，我国煤炭、铁矿石和铝土矿等资源消费量已经分别占全球的48%、55%和40%，大宗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量持续增加，原油、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铁矿石、铜精矿超过60%。资源消耗量和进口量大量增加导致资源产品价格不断推高，进而致使产业发展成本持续上升。其次，我国长期积累的生态环境矛盾正在集中显现。在国际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接近美国和欧盟排放的总和，人均排放量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强制性减排目标的压力加大。在国内，大面积严重雾霾现象日益常态化，70%左右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恶化，10%左右的国控断面水质为劣Ⅴ类，1.7亿农村人口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工业生产、矿山开发等导致土壤污染加剧、质量退化。此外，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还导致越来越多的健康和社会问题，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关切。在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下，工业发展亟待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传统增长模式向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精益增长模式转变，在资源利用方式上由粗放型向集约节约型转变，逐步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
三、发展启示
在传统要素优势发生转换的条件下，我国要积极培育新的产业发展优势。由于传统发展优势日渐消退，轻工、纺织、家电等产业通过技术改造、产品升级、质量提升仍有很大成长空间，但是这些产业技术更新速度慢、需求弹性低，难以支撑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由新技术突破驱动发展的新兴产业领域，则面临国际竞争激烈、技术突破难度大的困境，我国虽然也要在这些领域进行布局，但是在产业结构体系中，这些产业更多的是担当潜导性产业的地位，短期内难以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
第12篇
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迄今已历经三个阶段，即初级产品出口模式阶段（1870～193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阶段（1930～1982年）和外向发展模式阶段（1982年至今）。历史表明，经济发展模式的每次转型总是被一场外源性或内生性的经济危机“倒逼”出来。研究表明，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延续了约六十年，早在一战期间其弊端就已显露，但拉美国家没能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大萧条带来的致命性打击。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拉美地区也延续了约五十年，早在20世纪50年代其对拉美工业化的制约就已呈现，但同样没能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最后酿成一场严重的结构性发展危机。
对拉美地区现代经济增长趋势的解读
从历史进程看，拉美国家前后经历了“外向―内向―外向”三种“钟摆式”的发展模式。1870～1930年是以初级产品出口繁荣及早期的工业发展为特点，各国普遍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1930～1950年在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冲击下，部分拉美国家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探索阶段；1950～1982年因拉美各国都被卷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大潮而形成战后的工业化期，社会转型也普遍进入加速期。1982年以后，拉美地区因结构性发展危机的爆发而进入一个结构调整阶段，期间，拉美国家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结构改革，实现了由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由国家主导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从2003年起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扩张周期，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增长的阶段性和波动性特征明显。拉美在经历1950～1980年30年持续、较高的增长后（50、60和70年代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5.1%、5.5%和5.9%），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滑坡（80年代经济增长仅为1.2%），到2003年才出现新一轮经济扩张（2003～2008年年均经济增长超过5%，人均GDP年均增长超过3%），基本恢复到前30年的增长水平。
二是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协调。1950～1970年是产业结构升级最明显的时期，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22.1%下降到1969年的15.7%，第二产业占比从1950年的33.2%上升到1969年的40.2%。与此相反，1990～2008年是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的时期，三种产业的比例大致为6%：31%：63%。而1970～1990年是产业结构波动的时期，债务危机的爆发延缓了70年代第一产业继续下降的趋势；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不是拉开“后工业化时代”的序幕，而是陷入“去工业化”的困境中；服务业比重虽然加速上升，但是非正规就业的急剧膨胀实际上使“第三产业化”的内部结构异常分化。
三是内需和外需缺乏平衡。首先，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80%左右，其中私人消费在1990年以前占比超过70%，90年代以来私人消费占比降至66%左右。但就整体而言，最终消费（确切说是私人消费）始终是拉动拉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影响消费的因素，如工业化水平、消费模式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等，都将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状况。其次，除20世纪70年代外，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都低于20%，年均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这表明拉美地区的投资率相对较低，虽然70年代得益于充裕的“石油美元”而独享高投资率（23.1%），但是投资质量和效率并没有提高。最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波动最大，这意味着外需也成为引发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从发展困境到结构性危机的演变
进口替代工业化增长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以取代制成品的进口；国家在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并带动国内外私人投资；建立高关税和非关税体系保护国内市场；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带动了城市就业的增长和城市化，拉动了国内需求的持续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增长方式开始逐渐失效。
20世纪60年代：隐现结构性失衡。从增量角度考察，消费需求尽管仍是拉动拉美经济增长份额最大、动力最强的国内需求，但有放缓趋势；投资需求几乎停滞；变化较大的还是净出口需求，它从50年代的负拉动变为60年代的正拉动。上述趋势说明拉美在60年代明显呈现出“内向发展不足”的特征，而净出口无疑成为进口资本品所需外汇的主要来源。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那些启动进口替代工业化最早、而国内市场又相对狭小的国家，如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等，继而向其他国家扩散，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结构性失衡。
第一，非耐用消费品生产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的限制，导致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从拉美地区整体看，尽管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对此，拉美国家主要采取了两项政策，一是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力图由地区市场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二是鼓励制成品出口。这些政策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不足以从根本上克服上述矛盾。
第二，贸易失衡。在内向工业化模式下，拉美国家的工业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市场，而工业部门自身却要不断地从国外引进技术、装备和原材料。这种进口需求还会随着工业体系复杂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加大。工业部门在工业化进程中要长期靠农矿业部门创汇来支持。拉美国家虽然资源丰富，大都是重要的农矿产品输出国，但这类产品出口经常受国际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不仅出口收入很不稳定，而且低附加值产品也使出口地位处于日益不利的困境。直到后来，农、矿两个部门自身也没有外贸盈余了，工业发展因此失去了外汇支撑。
第三，食品危机和能源危机形成双重打击。农业部门偏重于发展出口生产而忽视粮食生产，造成食品进口迅速增长。除阿根廷等个别粮食输出国外，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出现了粮食短缺。同时，拉美国家多年来一直依赖进口廉价石油，当时除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少数国家外，其余都是石油进口国，其中巴西85%的石油靠进口。国际石油危机引发油价暴涨之后，大大加剧了外贸失衡。
第四，创造就业难度加大。城市就业“非正规化”、“三产化”，再加上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相当严重，社会动荡局面日渐加剧。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劳动力的“生产性吸纳”掩盖了“就业不足”。
20世纪70年代：错失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时间窗口。上述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原有的进口替代增长方式已失效，或称之为“简易”替代阶段已走到尽头。在亚洲，中国台湾和韩国实施进口替代不仅起步晚（50年代），而且于60年代就转向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与东亚相比，拉美国家在70年代已具备“人口红利”的条件，但它们却没有走这条路，贻误了增长方式转变的良机，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遗憾。
尽管60年代后期拉美已度过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但是由于新生人口逐步进入劳动年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相对比重自1970年（53.5%）开始逐年增加，到2010年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5.4%，人口就业压力开始凸显，但也正因为如此，依存比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曲线呈现相反趋势，换言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到最大的时候也是社会负担最轻的时期，亦即1970年至今拉美处于“人口红利”期。然而，期间拉美国家并没有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个比较优势。
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发生后，随着大量石油美元回流到国际资本市场并寻找出路，拉美国家就纷纷走上“负债增长”之路。通过大规模举债，拉美国家在70年代依旧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很快就陷入债务危机。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拉美“负债增长”使结构性发展困境进一步演变成“结构性发展危机”，债务危机不过是“结构性发展危机”的表现形式。
拉美国家在六七十年代没有果断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其内因在于制度惯性所形成的“路径依赖”造成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犹豫”，外因则是由外部环境形成的充裕流动性强化了这种“惰性”。在转换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上，切不可贪图短期繁荣的假象而牺牲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真实。
债务危机发生后，人们终于意识到，进行结构改革、转变增长方式已势在必行。这个过程是从80年代前半期的“应急性”调整开始，经1985年前后形成“结构性”调整的政策共识，随后进入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结构改革时期。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新契机与立足点
随着世纪之交拉美左翼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新自由主义明显退潮，各国纷纷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改革后的再调整，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为代表的“激进”型政府通过油气资源的国有化重新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第二，以巴西和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温和”型政府强调通过公共政策手段进行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纠正社会领域的严重失衡；第三，即便那些不是左翼当政的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尤其表现在利用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熨平”经济波动的能力上。可以说，新世纪的头十年是拉美国家在逐渐摆脱新自由主义束缚的情况下又一个经济调整与变革的十年。这新一轮的调整为拉美国家相对顺利地渡过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创造了重要条件。
国际金融危机让出口导向依赖型的新兴国家充分认识到受发达国家需求制约以及贸易条件大幅波动的双重风险。展望“后危机时代”，拉美国家要重新走上可持续增长之路，急需进行重大的结构与政策调整。
第一，调整对外贸易的地区布局。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的追加需求可能下降，世界经济增长率因而比危机前有所放慢；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并部分地弥补发达经济体需求的萎缩。南美国家经济复苏前景之所以明显好于墨西哥和加勒比国家，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南美国家的出口市场更多地集中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因此，拉美国家调整对外贸易的传统布局，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份额势在必行。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从技术集中度分类，拉美地区制成品贸易主要集中在中等技术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两类产品上，高技术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有待提高。因此，以客户工业为主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想冲出危机导致的外需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重围”，必须对产业结构作相应调整，并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升级的“第二代改革”。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南美国家想摆脱“资源诅咒”的宿命、规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除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外，可能更多地需要考虑如何使本国制造业融入亚洲的产业链，以扩大其制造业部门与亚洲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
第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开展国际融资的渠道应有所调整。拉美国家对FDI和国际融资较高程度的依赖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在吸引FDI方面，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能力的明显上升，拉美国家需要加大从这些国家引进直接投资的力度。在国际融资方面，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化可能意味着国际资金流动的减少和国际融资成本的提高。面对这种形势，拉美国家有可能更多地运用非传统的融资方式。
第四，通常而言，经济发展阶段一般沿着资源驱动型、资本驱动型、劳动力驱动型和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路径逐渐达到更高的水平。拉美国家已经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外向型发展三种模式，但从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期因素看，从“习惯”于要素投入转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并非易事，因此，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通过研发促进技术进步，应是拉美坚持的一项长期战略。
第五，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看，拉美国家要走上持续增长之路还将面临新的、更复杂的挑战，需要扩大公共政策空间，增加可供政策融资的资源，并创建相应的体制机制等。可以预期，如何有效地发挥国家的作用将再度引起拉美国家的重视。
结语
通过考察拉美地区60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发现，由于在某些阶段拉美国家错失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良机，造成一系列结构性失衡，最终以债务危机这种“剧痛”的形式消化失衡后果，进而导致现代化进程一路曲折。其启示意义在于：
第一，进口替代工业化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有其自身局限性。一般来说，进口替代模式在工业化初期运行都比较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出现多种结构性失衡，这一模式延续的时间越长，结构性失衡就会不断加剧，甚至酿成结构性发展危机。
第二，从需求结构看，拉美国家必须巩固消费、提高投资、促进净出口，争取内外需平衡。而要巩固消费，国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必要条件之一；提高投资，需要合理的产业政策做指导，尤其是吸引外资和促进国内私人投资的激励措施要配套；发挥净出口的拉动作用则需要促进出口多元化，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加强与亚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
第三，拉美经济在产业结构层面上的失衡集中表现为：8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导致制造业发展不足，而服务业内部异质性特征明显。当60年代中后期“简易”进口替代结束后，拉美国家没有适时转向利用非熟练劳动力的初级出口替代模式，反而在70年代通过举债方式维持了“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资本品”逐级替代的跨越式发展路径，提前“透支”了产业升级的潜力，结果导致制造业20年的衰退，这种趋势至今也未得到根本扭转。拉美小国尚可存在依靠单一经济结构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拉美大国而言，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13篇
关键词：经济周期 货币政策 经营管理 宏观调控 银行业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4-200-02
经济周期又称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而出现的有规律的扩张与收缩。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总是包括四个阶段，即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
一、由盛转衰到由衰转盛的经济周期
在经济复苏阶段，舒缓的货币政策起了作用，GDP增长率加速，并处于潜能之上。然而通胀率继续下降，因为空置的生产力还未耗尽，周期性的生产能力也变得强劲。企业盈利大幅上升，债券的收益率处于低位，但由于央行仍保持货币宽松政策，所以这个阶段是股权投资者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买股票是最佳选择；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生产能力增长减慢，开始面临产能约束，同时，通胀抬头。怎样缓解以上情况呢？中央银行通过加息以求将经济拉回到可持续的增长路径上来，此时的GDP增长仍坚定地处于潜能之上，收益率曲线上行并变得平缓，这时的债券表现却非常糟糕，股票的投资回报率取决于强劲的利润增长与估值评级不断下降的权衡比较。在这个阶段，大宗商品是最佳选择。在经济衰退阶段，经济增长停滞。超额的生产能力和下跌的大宗商品价格驱使通胀率更低，企业盈利微弱并且实际收益率下降，这时，中央银行削减短期利率以刺激经济恢复到可持续增长路径，进而导致收益率曲线急剧下行。在这个阶段，购买债券是最佳选择。在经济萧条阶段，GDP的增长率降到潜能之下，但通货膨胀却继续上升。经济学家指出：通常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归于石油危机。因为产量下滑，好多企业为了保持盈利而提高产品的价格，导致工人工资与价格螺旋上涨。这样，只有通过失业率的大幅上升才能打破僵局，只有等通胀过了顶峰，央行才能有所作为。这就限制了债券市场的回暖步伐。企业的盈利恶化，股票表现非常糟糕，这个阶段，现金是最好的选择。
通常，经济周期的认定源于朴素的市场经验。人们把经济上升阶段称为繁荣，最高点称为顶峰。随后，顶峰也是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经济进入下降阶段――衰退。衰退严重则经济进入萧条，衰退的最低点称为谷底，而这时也是经济由衰转盛的另一个转折点。能找到由盛转衰到由衰转盛的这两个“关键点”确实是一道让经济学家们着迷的研究课题。
二、防物价过快上涨，促经济平稳增长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一国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货币调控措施。通过控制货币供给等各项措施来影响市场上的资金流动进而起到经济信号，起平稳经济波动的作用。2010年底我国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取代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适度宽松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由此进入到一个相对频繁的时期。在经济周期衰退萧条阶段释放货币，采用扩张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复苏繁荣阶段采用收缩措施，让货币条件回归常态。这是我国央行一贯调控思路，也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逆经济周期调控的主要特征。较过去宽松的货币环境而言，当前稳定的货币环境对于稳定物价总水平，促进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相关部门一系列平抑物价措施作用下，2010年下半年以来形成的通胀压力已有所遏制，但种种迹象表明，至今物价上涨过快的压力并没有明显缓解。所以，稳定物价仍是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货币学派大师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其实就是货币现象。在我国现阶段，物价上涨的背后确实有比较明显的货币因素。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殷剑锋的观察，近年来我国物价走势与经济周期、货币供应增减之间，存在着相当直接的关联。往往在货币供应出现快速增长后，物价走势亦会跟着抬头向上，期间二者时滞大约相差半年至一年。
目前，根据经济周期变化我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见到成效，但现阶段的任何松懈只会造成信贷快速反弹，进而造成通胀反弹的风险。总理2011年4月13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指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作出的重要决策。要处理好总量与结构的关系，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综合运用好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多种价格和数量工具，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经济实体的支持。因为，货币既可以表现为经济危机的诱发因素，也可以成为促进危机后经济复苏和经济稳定发展的积极力量。
那么，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之间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经济是不稳定的，必须采取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在2009年一季度触底后快速上升，进入复苏阶段。但新一轮经济周期随之展开。这个时期，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了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合理的货币政策通过对通胀的控制缓解了经济波动性，货币政策又通过控制通货膨胀减少了经济的波动性。而且，货币政策又引起了信贷波动性，信贷波动性的趋势减缓了经济周期带来的物价波动性。因为，信贷波动率通常会领先GDP波动率。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经济周期的活动变化是根据GDP的增长或下降而变化的，当GDP的增长数字处于正数时，即显示该地区处于经济扩张阶段；反之，如果处于负数，即表示该地区的经济进入衰退期了。
既然国家货币政策是根据经济周期的活动变化来进行宏观调控的，那么，作为金融机构的主体――银行业就要根据国家货币政策的不断调控来改变自己的经营管理策略。这样，才能在瞬息万变的经济活动变化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银行业经营管理策略
作为银行，怎样制定自己的经营管理策略呢？笔者认为：银行业应跟踪调查金融市场的经济活动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特别要关注“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环境下，宽松的流动性格局所造成的过高的杠杆率和金融工具的期限错配。银行业应开发更多的调控手段，加强与其它金融监管的协调，从而弥补将利率作为单一政策的不足。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评估整体活动情况。宏观调控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并引入相应的逆周期机制，抑制金融投机。当一般物价稳定而资产大幅上升时，加息会加大产出缺口，此时，可启用更有针对性的调控资产部门的手段，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降低杠杆率。只有这样的政策组合，才能在经济周期的变化中依据国家货币政策搞好银行业的经营管理。
1.根据经济周期波动调整经营管理。业内同行都清楚，经济周期性是客观存在的，只有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合理利用规律才能有效促进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创新与发展。笔者在长期做银行经营管理工作中深深感到：经济周期与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关系可以概括两个方面，一是当经济运行呈繁荣时期，企业的投资需求增长，社会资金加大，货币供应量增加，银行相对放松信贷准入条件，信贷投放速度加快，持续的信贷增长会导致信贷膨胀，从而引发通货膨胀产生的经济泡沫。二是当经济运行开始转向衰退趋势时，银行的贷款投放速度也开始放缓，此时，企业的经营收益减少，向银行再融资出现困难。银行应该这样调整自己的经营管理：（1）在经济繁荣时期加快贷款周转速度，提高收益率。银行领导应加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研究和预测，根据央行货币政策和各个季节的实体经济要求，自觉控制信贷总量，谨慎安排信贷计划，以保持信贷适度均衡增长。同时，通过盘活存量，做大流量来加快贷款周转进度，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银行还可以通过与一些有过剩资金，但贷款创造能力不强的银行联手合作，进行贷款转让，将有限的贷款资源进行盘活。（2）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可通过深入研究利率结构调整对存款品种和期限结构的影响，采取措施调整负债结构，以降低负债成本。例如，可以通过存款结构调整降低人民币存款平均成本，还可以抓住资本市场发展的有力契机大量吸收低利率的保险公司活期存款，力争在利率整体上升时期保持较低的存款付息水平。（3）银行业还应紧密监测各行业的企业效益走势，及时转移资金，以优化资产的行业分布结构，规避行业系统性风险。
2.加强金融品牌建设，提高银行竞争能力。金融品牌建设是银行挑战竞争的利器。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发展的日益深入，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逐步加大，外资银行纷至沓来涌入国内，他们凭借先进的技术，现代化的管理与雄厚的资金实力，对国内银行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我国银行业竞争更为激烈。所以，只有建立强势品牌，才能增强银行市场竞争能力，有效维护原有的市场份额。才能增强银行拓展能力，不断扩展市场空间的渗透力。
品牌具有挑战性、价值性、内涵的丰富性及经营的长期性。品牌经营是通过品牌实力的积累，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从而建立顾客忠诚度形成的品牌优势，再经过品牌优势的维持和强化，最终实现创立名牌，高层次的品牌经营可以不断充实银行核心竞争力。做好金融品牌建设不仅有利于巩固现有的客户关系，还有助于在潜在客户人群中树立更加积极进取的形象。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金融品牌建设：（1）明确品牌定位，实施金融品牌差异化定位策略。品牌定位就是针对目前市场而确定建立一个独特的品牌形象，并对品牌进行有计划、有目的、有意识的传播。其焦点目标是掌握顾客的心理感受，其途径是对品牌整体形象的设计，其实质是依据品牌的某种特征设计产品属性并传播品牌形象。银行要立足自身能力和经营目标，积极面对市场、分析市场、研究市场、融入市场和应对市场，实施金融品牌差异化定位策略，吸引特殊顾客群体形成品牌忠诚、创造品牌的核心价值，这是品牌营销与建设策略的精髓。（2）做好金融品牌的营销，提高品牌市场影响力。品牌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工作就是市场营销。这就需要银行业利用广告、传媒进行多层次、多方面、多方位的宣传，让顾客了解、掌握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功能、特性及利益所在，让他们认识、认知、认可，同时激发他们购买全新产品和享受消费服务的欲望和热情。还可以通过举办金融产品会、展示会等公益活动达到与社会公众沟通的目的，以提升金融产品形象。（3）做好产品的售后服务，提高产品形象。由于银行是一个为大众服务的企业，它主要是通过提供存款、汇款及理财等各种服务来扩大业务量，收取利息和手续费增加收入的，因此，银行要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多样化、多款式、认真、热情、周到的服务，做好产品售后服务，以提高品牌市场影响力。
3.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也是现代银行制度的核心。公司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是在契约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机制，充分调动各种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对各种利益主体形成有效的约束，以达到共发展的目标。笔者担任支行行长期间，深深感到：目前，我国股份制银行公司治理低效的根本原因就是股权结构不合理，存在“一股独大”的问题。我国股份制银行的股权结构主要是法人股、法人股股东，而行使权利的只能是法人的代表，这些代表本身并不拥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也不是公司的最终受益人；银行治理结构缺少有效制衡，监事会的监察流于形式，难以发挥监督作用。鉴于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必须完善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这样才能使银行的经营管理不断发展创新。怎样搞好这项工作呢？首先，银行要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制度，加强董事会的经营管理和监督作用，一是要完善董事会职能，二是要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银行可以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建立由董事会组成的专业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委员会。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其次，进一步完善银行内部的长效激励和约束机制，突出激励的导向和动力功能，使董事会下设的薪酬委员会真正起到激励和约束作用。然后，借鉴国外公司的先进管理模式，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与我国“内部人控制”为主要特征的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相比，英、美公司的公司治理管理模式具有高度的透明度、清晰的责任制和活跃的资本市场等特点。笔者建议，我国银行也可以借鉴他们的经营管理模式，从根本上完善股份制银行法人治理结构，从而形成有一定刚性的约束与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顾铭德.中国经济周期嬗变与货币政策选择.银行家,2011（1）
2.张鑫.加强金融品牌建设提高银行实力.经济师,2010（5）
3.令人抓狂的“经济周期”.中国青年报，2011.2.16
第14篇
关键词：会计目标 会计信息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会计信息是人们进行各种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决策的水平。我国财政部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提出了会计信息的客观性、相关性、明晰性等八项质量要求。这些质量要求，既充分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也保留了我国原有会计制度的一些规定。但尚未提出完整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的现实环境，探讨如何进一步构建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一、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一)会计目标。会计目标，是从事会计活动预期所要达到的境地或结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规范学派关于会计目标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前者认为：会计目标是向资源的提供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应以历史的、客观的信息为主，强调可靠性；后者则认为：会计是向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因此，更强调信息的相关性和有用性。一般认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采用的是决策有用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采用的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对会计目标定义为：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这一会计目标倾向于以受托责任观为基础，兼顾决策有用观，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融合。
(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会计信息所应达到或应满足的基本质量要求，是会计系统为达到会计目标而对会计信息的定性约束，也是会计主体进行会计选择所追求的质量标准。与普通产品不同，会计信息的质量很难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量化，人们常用是否真实、是否可靠、是否相关等标准作为判断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
(三)会计目标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关系。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与会计目标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一般认为，会计目标应包括并决定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而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反过来维护或服务于会计目标，为实现会计目标发挥重要作用，即具备高质量特征的会计信息能促使目标的实现。如FASB明确提出：会计目标是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将决策有用性置于最高层次，这就决定了会计信息应具备的两种主要质量标准——相关性和可靠性。
二、国内外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比较
(一)国外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状况。国外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起步较早，开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此后，国际会计组织、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都在美国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明确提出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下面，以美国、英国、国际会计准则的研究加以分析。
1.美国。美国会计学会(AAA)首次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会计目标联系起来研究，此后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均未提出完整的框架体系。直到1980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了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2号(SFACNO.2)，首次提出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框架图，如图1所示：
2.IASC(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于1989年的《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指出，会计信息四项主要质量特征是：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并归类为主要特征、次要特征等不同层次。
3.英国。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在其1999年公布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中，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即：与会计信息内容有关的质量，与报表表述有关的质量，对信息质量的约束。各部分又由不同的质量特征组成，其关系表示为图2所示：
(三)研究成果的比较综述。将上述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加以比较不难发现，FASB、IASC、ASB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比较接近，都是在财务报告框架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构建为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会计信息使用者、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间的关系。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中，三者都将相关性和可靠性作为其主要的质量特征，并且考虑了成本效益原则，即以“利益大于成本”作为普遍约束条件。我国的会计准则中，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是并行列示的，没有区分主要特征与次要特征，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但是，上述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中，存在一个共同问题，都没有包括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公允性等特征。事实上，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公允性是直接影响信息使用者决策的。1997年初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际性组织在分析其原因时，将东南亚国家不透明的会计信息归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因此，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增强财务报告透明度应成为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建立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设想
(一)我国的会计环境。我国的会计环境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对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选择也有差异。如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股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份由众多投资者拥有，公司由专业经理人员管理，加以活跃的接管市场和经理市场，形成了强大的会计信息使用群体，其会计信息强调对外部使用者的决策有用。而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仍不够完善，股权主要由国家和法人控制，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依然严重。因此，笔者认为，应以客观真实作为基本的质量要求，并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二)对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说明。会计信息内容的质量特征，我国仍要坚持真实有用，即在讲究客观性的基础上，兼顾相关性。这里，客观性比真实性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包括了真实、可靠、可验证等含义。至于相关性特征，可以借鉴FASB的解释，不再详细阐述。在客观性和相关性的关系上，不能将二者对立，相反，只有建立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的会计信息才更具有相关性。将可比性、谨慎性、实质重于形式作为辅助的质量特征，对主要质量特征加以补充，共同支撑会计信息的真实有用性。
第15篇
中产家庭的满意度降到10年来低点
美国经济衰退对中产阶级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最大。根据皮尤民调公司2012年8月一份中产阶级状况的民调，2012年7月，77%的受访中产家庭对目前总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有了幸福感，其中对家庭总的生活状况感到非常满意的比例为30%，感到满意的比例为47%。而不满意的比例为21%。总体来看，虽然美国中产家庭对总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的比例不低，但这一比例却是过去10年中中产家庭对生活状况满意度最低的一年，而且比2006年中产家庭对生活的满意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在过去10年，2006年是中产家庭对生活满意度比例最高的一年，当年有87%的中产家庭对生活感到满意。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当年中产家庭对生活满意度的人群比例大幅下降，只有80%的家庭对生活感到满意。
如果将中产家庭按照收入分成三个层次，下层中产家庭对总体生活满意度最低，仅有66%的人对目前总体生活状况感到满意。中层中产家庭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人群比例上升到80%，而上层中产家庭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人群比例最高，达到90%。
生活状况是一个总的概念，如果将此细化更可看出当今美国中产家庭在生活诉求上所面临的转换和挑战。首先在家庭生活上，72%的中产家庭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另有17%家庭感到满意，两者合计为89%，而对家庭生活感到不满意的中产家庭比例为9%。论及家庭生活，美国中产家庭满意度最高，小康家庭过的就是日子，而且要过快乐、幸福的日子，即使经历了经济衰退，但大多数中产家庭还是觉得日子过得依然挺舒服。
反过来说，“差钱”成了中产家庭的心病，对于家庭财务状况有高达34%的中产家庭感到不满意，对家庭财务状况感到非常满意的中产家庭比例也只有29%，35%的中产家庭的回答虽然说是满意，但也有点马马虎虎的味道。拥有住房是成为中产阶级一员的基本条件。在家庭住房满意度上，60%的中产家庭感到非常满意，26%的中产家庭感到满意，14%的中产家庭感到不满意。由此可见，中产阶级的基石—住房—虽然在次贷风暴中受到巨大冲击，但还不至于大厦倾覆，动摇根本。而对于中产家庭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子女的教育是否成功，56%的中产家庭对子女教育状况感到非常满意，28%的中产家庭感到满意，两者合计为84%，而对子女教育感到不满意的比例为14%。
下层中产家庭对生活满意度最低
从收入上来看，年收入30000至100000美元的家庭都可算作中产家庭。为了更进一步了解不同收入中产家庭对生活的感受，中产家庭按收入还可分为下层中产家庭（年收入30000～50000美元家庭）、中层中产家庭（年收入50000～75000美元家庭）、上层中产家庭（年收入75000～100000美元家庭）。从表2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收入越高的中产家庭对生活的满意度越高，收入越低的中产家庭对生活满意度越低。在对家庭生活状况满意度上，上层中产家庭认为非常满意的比例高达85%，加上9%的家庭对生活状况表示满意，两者合计有94%的上层中产家庭对家庭生活感到满意，而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家庭比例只为5%。中层中产家庭对家庭生活状况感到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同样也为5%，但对家庭生活感到非常满意的比例要比上层中产家庭的比例低了7个百分点。到了下层中产家庭，对家庭生活感到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为16%，而对家庭生活感到非常满意的比例不到六成，更有24%的家庭对生活仅是感到满意。
比较有共性特点的是所有中产家庭对家庭财务状况的满意度都低于其他生活指标的满意度，即使是上层中产家庭也有12%的家庭对家庭财务状况感到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中层中产家庭对家庭财务状况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为26%，下层中产家庭的不满意比例更高，达到57%。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危机对中产阶级冲击最大，他们也是经济衰退最大的受害者。而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在中产阶级行列中，中层和下层中产家庭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也更容易成为经济不振的牺牲品。
表2的调查数据还反映出，尽管年收入30000至50000美元的家庭可以跻身于中产阶级的行列，但稍微不留心就有可能滑落到低收入和穷人家庭的大军之中。下层中产家庭中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对家庭住房状况感到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对家庭教育状况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接近三成，这表明下层中产家庭存在着较大的阶层滑落隐患，一旦遇到失业的“天灾人祸”，转瞬之间就有可能成为穷人。
拥有稳定的工作成为中产家庭新要素
成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是不少美国人追求的梦想，而且也变成了美国梦的一部分。20年前住房和汽车是成为中产阶级大家庭成员必不可少的要素，到了2012年，拥有稳定的工作成了进入中产阶级最主要的要素，这种变化深刻地反映了目前美国经济不振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民调公司对民众心目中成为中产阶级的五大要素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过去20年间，这五大要素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1991年70%的民众认为要想成为中产阶级一员首要的条件是拥有住房，48%的民众认为拥有两辆以上的汽车才够格称作中产家庭，46%的民众认为自己和后代获得大学教育才最有希望进入中产阶级，否则恐怕要一辈子成为蓝领人士。所以一幢房子、两辆车、孩子有好的教育是当年美国中产家庭主要特征，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有，虽然听起来有点平淡，但很实在。1991年，有41%的民众认为要成为中产阶级，家庭得拥有股票、证券、债券等投资，33%的民众认为从事白领工作才能进入中产阶级，由此可见20年前大多数民众并不认为职业是决定能否成为中产阶级成员的最关键因素。
到了2012年，在成为中产阶级一员的五大要素中，1991年垫底的工作要素跃居成为第一大要素。根据民调，86%的民众认为要跨入中产阶级门槛，首要之事是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第二大要素则为需要拥有医疗保险，66%的民众深信，没有医疗保险，那绝对算不上真正的中产阶级。至于拥有住房、自己和子女能够获得大学教育以及拥有股票等投资依然是成为中产阶级的三大要素，但重要性已明显下降。例如2012年45%的民众认为拥有住房是成为中产阶级的要素，比1991年70%的民众认为拥有住房是成为中产阶级要素的比例下降了25个百分点。同样认为自己和子女接受大学教育是成为中产阶级要素的人数比例，2012年比1991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认为拥有股票等投资才算中产阶级的人数比例，2012年比1991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至于一个家庭拥有两辆汽车的要素，在2012年中完完全全出局，一方面汽车在美国已经普及，再加上汽车价格不高，民众在这方面的支出和负担大幅降低。而伴随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开始进入退休阶段，看病吃药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没有医疗保险那是万万不成的，因此拥有医疗保险一跃成为中产阶级的第二大要素。
成年人就业率为30年来最低
拥有稳定的工作能够成为美国民众心目中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的首要因素，这反映出就业问题已成为美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一个瓶颈，同时它也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没工作就没收入，什么梦也是白日梦。根据统计，2011年美国16至64岁成年人当中，就业率仅为67%，只比1983年的66%就业率好那么一点点。2000年是美国人就业的黄金年代，当年16至64岁成年人的就业率达到74%。从2006至2011年，成年人就业率就一路下跌，并成为美国经济复苏中的一块无法抹去的阴影。
美国男女在就业上遭遇两种不同结局，一是男性成年人的就业率不断下降、女性成年人就业率不断提升；二是经济危机极大地打击了男性就业，而更多女性反而成了家庭中养家糊口的顶梁柱。1950年时，美国男性成年人的就业率高达89%，那时男人是家庭的大梁，而女性则多为家庭主妇，成年女性的就业率仅为36%。1981年时，男性成年人的就业率下降为76%，女性成年人的就业率上升到56%，这表明一半多的成年女性走出家门，不再是待在家里围着锅台转。到了2011年，男性成年人的就业率为71%，女性成年人的就业率为62%，两性之间就业率的差距缩短为相差9个百分点。
失去工作对经济和精神双重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