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语言教育现状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国外语言教育现状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任务型语言教学；国内；国外；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24X（2017）01-0024-01

1.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国外研究现状

近几十年来，国外的多位专家和学者从未停止过对任务型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由于研究者颇多，无法一一赘述，笔者从其中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理论成果进行论述。

1987年时，Prabhu在自己撰写的书中明确了“任务”的概念，指出“任务”是基于思考和对所提供信息的分析，得出结论的活动，这种活动包括规则中心、形式中心、目标中心以及意义中心四大类活动，这种活动能调控学生思考的过程。在他所得出的这一理论结果中，意义中心活动最受他青睐，他认为在利用这一理论进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无须过分关注语法规则，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语言意义的理解实现对语法的掌握。但是，他的理论并非十全十美，在任务选择、等级评定等方面还存在随意性。

在Prabhu的理论基础上，Candlin重新界定了“任务”的概念，认为“任务”这一特殊的活动实际上是师生通过认知和交际寻求解决方案从而达到掌握新知识的目的。他对任务型语言教学的研究也存在瑕疵，因为他根本没提到语法教学，而是把交际放在了明显重要的位置，这就导致很多学生在他的理论指导下过于依赖交际，而忽视语法的学习，不利于语言教学的平衡发展。

四年后，Long和Crookes对“任务”的概念有了更新的诠释，他们将需求分析摆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指出任务与生活之间的联系的紧密性。之后，他们又在交互修正理论中阐述了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可行性，强调为了任务的完成也要注重语言的形式。他们认为，可理解的语言输入能够产生语言习得，使语言输入变为可理解输入的最重要途径就是交际双方在会话交互过程中不断相互协同，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交互修正，在交互过程中引起对语言形式的注意。这个理论研究成果也存在一定问题，如果学生在任务完成过程中未出现语法问题，教师或许永远不会进行语法知识和语言形式的讲解。

上述对任务型语言教学的理论研究显然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未能为教师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导。Willis恰恰帮助教师解决了这一问题，她提出了任务实施需要遵循接触实用性的语言，要鼓励学生的语言运用，要对语言本身引起注意，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对语言进行突出这几个原则。她的理论研究最大成果在于提出在任务型语言教学中开展语法教学是十分有必要的。

2.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国内研究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国内引入任务型语言教学以来，该理论一度受到关注，国内学者对它的研究主要围绕理论基础、核心概念、教学流程、任务型大纲的讨论展开。

关于任务型语言教学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概念，如任务的含义界定、特点及分类的阐述与国外语言学专家的认识有所不同。例如，贾志高指出“任务”指的是学生运用目标语设计信息处理的课堂交际活动的总称，这较之国外学者对任务的概念的阐述存在较大差异。同时，阮周林等几位语言教育专家通过对任务特点的研究，为语言教师更好地进行课堂交际任务的设计提供了有益指导，是提高语言教学实效性的有力保障。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程可拉于2003年提出了自己对任务设计的见解，认为应借助多媒体技术对任务设计进行辅助，使所涉及的任务通过多媒体技术生动、逼真地展示给学生。

关于对任务大纲的研究，我国与国外的理论研究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只有极少数的学者对此有所研究，其中张宇翔认为没有统一的任务分级标准，任务型大纲实际上会受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无法有效保证语言学习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3.结语

任务型语言教学理论在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与多种因素有关。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任务型语言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它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语言教学的有效性。

⒖嘉南祝

第2篇

关键词： 英语教师 教学信念 国内外研究

一、研究综述

20世纪 80 年代以后，人们对教学工作复杂性的认识逐渐增强，认知领域的研究进入深层发展阶段，教学研究范式发生由外向内的角度转移，如：对教师个体的研究已经从教师的行动转向教师思维。在研究转向中，“教师信念”是一个颇受关注的主题。对教师信念开始产生关注，是由于课程改革的直接推动。许多国家的课程改革并不仅仅限于改变课程内容或结构的变化等，更希望教师调整观念，教师信念便成为研究重点。

二、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于教师信念和课堂教学行为关系的研究占大部分，但是很难达成一致。Pajares（1992）认为，教师信念的范围涵盖教师的教学实践经验与生活经验，构成一个互相关联的复杂系统，指引着教师的思考与行为，教师的信念比教师的知识更能影响其教学行为。Burns（1992）支持教师信念与教师的课堂教学相一致的说法，认为教师的信念指导着教师的思想和行为。Williams 和 Burden（2000）指出，教师的信念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教师信念代表了教师潜在的语言观和语言学习观，并充分地影响他们在课堂中的表现。Johnson（2006）的抽样调查表明，按照教学理论取向可将教师分成技能型、规则型和功能型三种类型，大多数教师的信念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另有一些研究发现，在现实的学校教育脉络中，教师的信念与教学实践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Johnson （1992）对实习教师信念的研究表明，实习教师的教学实践由于学生实际情况的影响而与他们的教学信念存在较大的差异。Richards（1996）认为，课堂教学的种种客观条件限制了教师对教学手段的选择，这样会导致教师们不能按照他们信奉的理念教学。Breen （2001）对 18 位从事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工作且至少有五年以上教学经验的澳大利亚教师进行教学信念与教学行为研究，发现教师信念与教学行为的影响是交互的：教师信念影响其教学行为，而教师日复一日的教学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教学信念的改变。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教师信念的理论研究已涉及教师信念的概念与内涵、教师信念的研究意义、影响因素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教师信念与教学行为的相关研究里，多采用问卷调查、访谈、课堂观察等不同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实证考察方式，但是对教师信念与教学行为的关系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三、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近几年，先后出现的研究成果有辛涛、申继亮（1999）的“论教师的教育观念”;庞丽娟、叶子（2000）的“论教师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的关系”;俞国良、辛自强（2000）的“教师信念及其对教师培养的意义”;刘桦（2004）的“论英语教师信念体系”;于兰（2004）的“论建构主义模式下外语教师的信念”及郭晓娜（2008）的“教师教学信念研究的现状、意义及趋势”等。以上这些研究多为借用西方研究成果进行宏观和理论层面的论述，涉及教师信念的内涵与结构、教师信念的来源与影响因素、研究教师信念的意义及对教师信念与教学行为关系的理论认识;在具体信念方面，这些研究涉及学生观、教师观、学科教学观等方面。

英语教学界有教学信念和教学行为的研究，尤其是对大学英语教师教学信念与教学行为的研究方兴未艾。例如郑新民（2004）的“教师信念对英语课堂教学的影响”，通过个案研究，阐述了教师信念中潜在的语言观是如何导向教师选择教学途径及如何影响其教学设计和实践的。楼荷英、寮菲（2005）通过课堂观察和访谈，研究大学英语教师教学信念与教学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大学英语教师之间部分教学信念重叠但各自又有独特之处;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学行为与其教学信念大体相关，但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教学信念与教学行为存在脱节的现象。吕亮球、余青兰（2009）的“英语教学中的教学信念与教学行为探究”，在立足调查和访谈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大学教师信念和教学行为不一致的种种表现及内在原因，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办法。胡艳（2007）的“教师信念与其课堂行为之间关系的个案观察研究”，通过深入课堂及课后访谈的形式，试图通过个案来探究教师信念与教师课堂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学生自主性及教师自的缺失等因素仍制约着教师的信念和行为。覃成强的“论英语教师的教学信念与课堂教学实践的关系”，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英语教师的教学信念与课堂实践间的关系，以及影响教师信念与课堂实践的诸多因素。王红艳、解芳（2009）的“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学信念与教学方法个案研究”，通过访谈和课堂实录等手段，对大学英语教师所持有的教学信念及其在课堂中采用的教学方法进行个案分析。研究发现，大学英语教师持有的教学信念与他们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密切相关，并且教师的教学信念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体系，主要受教师本人的学习经历、教育教学经历及学生行为等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从研究内容上看，以上研究主要表现为测评教师信念的结构层面、探讨教师信念与教学行为的关系、将教学信念与英语学科相结合。从研究方法上看，上述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访谈、课堂观察及个案研究。从当前研究的结果看，研究人员对英语教师教学信念与教学行为的关系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四、可创新之处

有关英语教师教学信念研究的创新之处还可以有很多，比如跳出传统的研究教师教学信念和课堂实践的关系，转而研究教师教学信念与学生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另外，创新之处还在于可以具体到教师的语法教学信念、词汇教学信念、师生关系信念等细分下去。如高强、秦俊红（2010）对大学英语教师语法教学信念与课堂教学实践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

教师信念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学和教育学相交叉的话题，而教育的心理学化更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更多的相关研究会层出不穷。

参考文献：

[1]Brog，S.Self-perception and practice in teaching grammar.ELT Journal，2001，55（1）.

[2]陈冰冰，陈坚林.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环境下教师信念研究（之二）.外语电化教学，2008（122）：11-15.

第3篇

关键词：外语教育；战略；国家利益；文化

中图分类号：G5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6-0087-05

作為一种战略资源，外语教育水平关系到公民素质的高低，也关系到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竞争中的地位，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文化、外交、国防等诸多方面。外语教育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文化意图和国家政策导向。

国家外语教育战略指的是一定时期内由国家权力机构颁布的外语教育方针和计划，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往往以行政命令、法规等形式出现。由于受“唯英语”文化传统的影响，美国政府和民众过去长期对外语教育不够重视，这直接导致美国外语教育质量较差，高素质外语人才紧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外语教育普及率偏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剧，作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深刻感受到培养既有专业特长又具备较强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由此将外语教育上升到关系国家发展的战略位置。

在美国，外语教育战略虽然没有被作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出来，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外语教育政策、法规和方案都将提高公民外语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视作捍卫国家安全、扩大国际影响和推进意识形态传播的必要手段，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审视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方案及其执行效果对于研究美国外语政策的走向以及指导我国外语教育战略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美国外语教育战略演变

上世纪初期，在美国非英语语言曾被禁止使用，学校的外语课程也一度被取消。直到1917年罗斯福总统上台，政府才开始重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此后，美国曾多次把外语教育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美国的外语战略演变大致上可以分為以下几个阶段：

（一）20世纪40年代至冷战时期：缓慢起步

这一时期美国的外语教育战略主要服务于反法西斯以及冷战的需要——从军事安全及获取情报的角度来看待外语教育和外语人才的培养，外语教育的规模十分有限。

為了能够在“二战”中破译密码和获取情报，美国需要一批精通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中文、日语、马来语等多语种的人才。1942年，政府制定了“军队特别培训计划（The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委托大学开发出以培养军事人才外语会话能力為目标的培训计划。

随着“二战”结束和冷战的全面展开，美苏之间在全球范围展开了争夺，為提升美国在这场“观念之战”中的竞争优势，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强化外语教育。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从国防战略高度，首次将外语提高到与数学等科学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国防教育法》的推动下，美国大、中、小学外语教育的规模得以扩大，质量也有所提高。1965年出台的《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强调，在日益增长的国际交往中，外语教育在保障未来经济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将外语列為核心课程。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双语教育法》（Bilingual Education Act），废止了许多州关于禁止使用英语外其他语言的一系列法律。

1983年，美国教育质量优异委员会教育改革宣言——《国运危机：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An Imperative Reform），第一次把外语放在了与英语、数学、计算机、社会研究等基础学科以及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二）20世纪90年代：稳步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国独大。為了维护自身的霸主地位，政府不断调整各种政策，外语教育“迎来春天”。这一时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之时，美国的外语战略主要服务于维持美国的全球经济优势和竞争力，外语教育规模显著扩大。

1991年，美国总统签署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ct），该法案提请联邦政府通过建立国家安全教育项目和国家安全教育董事会来引导美国人民理解外语和外国文化。1994年，国会通过《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该法案的目标之一就是到2000年美国所有中、小学学生在毕业之前都应该在包括英语、数学、外语等学科上具备一定能力，為成為合格公民和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效劳动力做好准备。同年，《改进美国学校法案》（Ireproving American Schools Act）再次明确对有助于提高外语能力的教育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将外语提升至对经济竞争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地位。1996年，美国教育部出台了国家课程标准——《外语学习标准：為21世纪做准备》（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tandards：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倡导从小学习外语，强调美国教育要从语言和文化上武装学生，以便他们能在21世纪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进行成功交流。该标准具体体现在5个方面（简称“5C”）：交流（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联系（connecdon）；比较（comparison）；社团（community）。“5C”把外语人才培养上升到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层面上，确立了外语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三）新世纪以来：迅速推进

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开展的全球反恐战争使美国政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外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欠缺阻碍了社会资源的流动，削弱了商业贸易的竞争力。限制了国际交往的有效性。甚至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教育战略的走向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完整——除了确保其经济优势和竞争力需求外，还有提升跨文化交流、开展公共外交、改善国际形象和增进国际理解等战略需求。

2004年，美国国防部召开由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参加的“全国语言大会”（The NationalLanguage Conference）。会后了“白皮书”——《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以适应外语和文化战略的需求，通过提高外语能力增进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2005年，美国国防部颁布的《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Defense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Road Map）对改进美国国防部外语能力以应对反恐等非常规战争提出了较為全面、详细的规划。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正式以国家安全為直接目标的外语政策——“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这是自1958年以来最為重要的语言立法。它首次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审视了外语教学的重要性，将美国的外语教育上升到了联邦政府立法干预的层面。该计划提出学校要尽早开设外语课程。尤其要关注国家急需的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波斯语等“关键语言”（Cfitical Need Foreign Language）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次年，“关键语言”又增加了乌尔都语、塔吉克语、旁遮普语等。200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高等教育机会法案》（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y Act）决定，扩大和创造赴国外外语学习的机会，扩展国际公共政策机构的外语工作外延，将外语财政援助列為国家政策发展领域。2011年颁布的《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DoD Strategic Plan for Language Skills，Regional Expertise，and Cultural Capabilities：2011-2016）為国防部未来五年的发展作出了宏伟的规划，体现了美国国防部发展军队外语能力的新战略——主张语言技能、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的融合。

二、美国外语教育战略的主要特征

（一）以国家利益為主导

美国历史上曾掀起过的三次外语教育变革热潮，都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第一次是“二战”开始之后。美国需要派遣大批军人和情报人员到世界各地，他们的外语能力却成了跨国工作的拦路虎，“军队特别培训计划”应运而生；第二次是在20世纪40至50年代期间。在美苏冷战背景下，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引起了美国人的恐慌和震惊。国内外舆论对美国学校教育提出了激烈的批判，把太空技术落后归咎于教育和科研，强烈呼吁改进学校现有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关注外语教育，于是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三次是“911”事件发生后，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家安全，成為美国语言战略的首要目标。在此背景之下，掀起了外语教育变革的热潮，“全国语言大会”随后召开。“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则将外语教育的重要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美国国防部颁布的《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和《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突出了外语能力在国防和军事战略中的重大意义。

维护全球化进程中的商业利益和经济安全是美国调整国家外语战略的另一个动因，《高等教育法》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的出台就是很好的例证。美国政府意识到，只有提升公民的外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对世界各地文化风俗和商业习惯有深刻的了解，保持美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二）用能力标准来引领

外语能力标准是外语教学和评价目标的参照依据，是对某一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代语言政策或教育政策的反映，其目的是為了维护该国、该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质量问题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社会各界纷纷就教育改革提出建议，制订学习标准、改善评估体系被认為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从1993年起，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组织专家成立了“全国外语教育标准课题组”，课题组历时三年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编制了外语学习标准，即1996年公布的《外语学习标准：為21世纪做准备》，其适用对象主要是从幼儿园到12年级（K-12）。《标准》以培养交际能力為核心，主要从知识和技能两个角度对各年龄段外语学习者的学习目标进行了描述，它构建了一个全面的外语教学目标体系，并提出了一个与之统一的教学内容框架，体现了当代外语教育的最新理论，代表了外语教育改革的最新方向。1999年该标准重新出版，又增加了9个语种具体的学习目标，并更名為《21世纪外语学习目标》，以此来引领美国外语教育。这个纲领性文献的出台意味着美国把基础外语教育改革作為整个外语战略的突破口，从此，美国的基础外语教育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美国的外语能力标准不仅着眼于学校外语教育还涉及军事和国防领域的外语能力建构。2005年颁布的《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是迄今為止美国国防部為提高军队外语能力制定出的最為全面、具体的规划和标准。前不久颁布的《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对军队外语能力的定义做了更加明晰、丰富的界定，是美国基于能力标准引领外语教育战略的又一杰作。

三、美国外语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一）外语教育现状

美国是个多语种国家，但就整个社会而言，还是以英语占“统治”地位的单语社会。根据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语言小结，英语是名符其实的“第一语言”，约82.11%的人口以英语為母语，96%的人英语说得“好”或者“非常好”。其他排在前10位的语种依次是：西班牙语（10.71%）、汉语（0.78%）、法语（0.63%）、德语（0.53%）、他加禄语（0.47%）、越南语（0.39%）、意大利语（0.38%）、韩语（0.34%）、俄语（0.27%）和波兰语（0.25%）。

从基础教育来看，2008年，应用语言学中心（CAL）在美国教育部的支持下和研究机构Westat联合开展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在小学阶段，接受外语教育的学生数比例為25%：在初中阶段為58%；高中阶段為91%。就学校所提供的语种来说，西班牙语最為普遍，占小学阶段的88%、中学阶段93%。其次是法语（小学阶段：11%；中学阶段46%）和德语（小学阶段：2%；中学阶段14%）。

从高等教育来看，美国现代语言联合会（MLA）在2006年关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非英语专业外语注册信息的数据如下：在所有被调查的2795所高等教育机构中有91.7%（2564所）的学校至少开设一门非英语外语课程：有8.6%的大学生注册了非英语外语课程；通用现代外语的注册人数持续增长，其中汉语（51%）和阿拉伯语（126.5%）的增幅最大；从选修语种来看，排在前三位的是：西班牙语（50%）、法语（13%）和德语（6%）。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 语种分布不均衡

2008年，美国外语教育委员会（ACTFL）针对初中生感兴趣的外语做了一项名為“发现语言，发现世界”的调查，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法语（18%）、意大利语（17%）和西班牙语（16%）。调查还涉及美国学生学习外语的主要原因，约44%是為了满足大学入学要求，40%是為了满足高中毕业要求，自愿选择的仅占10%。学生的个人兴趣与国家对汉语、阿拉伯语等“战略语种”的迫切需求不能对应。

近年来，政府每年都会投入数亿资金支持中、小学和大学学生学习英语以外的语言，其目的是全面提升整个民族的外语能力，进而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然而，政府的想法与民众的爱好往往反差较大，这是导致美国外语人才始终不能满足国家需求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美国，个人权力是民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否学习外语抑或学习多长时间主要是由个人决定。

2 外语政策执行有偏差

美国联邦政府与州的教育立法呈现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各州享有充分的自。联邦政府就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制定相应法律，提出宏观要求，掌控全国教育的进程和方向，并协助各州提高教育质量；作為教育行政的主体，州立法系统而又全面。在这种分权管理的教育体制中，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行其是”。实际上，大多数的教育文件不是由联邦政府而是由州政府及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制定，由各州教育部门及各地方约一万五千个学区（School District）中的教育董事会（Board of Education）负责实施。美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价值观、教育理念、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传统等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些都对外语课程的设置产生直接影响。在具体教学中。任课教师可以自行决定教材和教法。

3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难衔接

由于上述原因，美国外语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一种非官方的自由放任状态，各个层次的外语教育缺少统一的规划协调，没有形成“一条龙”式的系统外语教育体系。正如美国教育家R·D·Lambert所言：在美国的外语教育体制中。学生和老师如同聚集在两座互不相连的金字塔中，一座在高中，另一座在大学。目前，又试图在小学创建第三座孤立的金字塔……当两座塔衔接之时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高中毕业生无法顺利地继续大学的外语学习，其中最為极端的案例表明美国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的外语教育不具备任何关联性。

四、启示

第4篇

[关键词] 学制衔接，模式，启示

本文运用比较教育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分析国外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在学制衔接方面的特色和我国一些试点地区的可行性做法，期望对我国中高职教育的持续、快速、健康、和谐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一、国外中高职衔接的基本情况

义务教育发端于德国，美国是典型的“单轨制”学制的国家，英国是典型的“双轨制”学制的国家。清政府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和1903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分别抄袭和承袭日本学制，法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上述国家在“现代学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职业教育研究也倍受世界关注。

1、德国的中职与高职衔接模式

德国职业教育的特色是“双元制”，通过螺旋式上升的学制体系衔接和课程上实行阶梯式职业课程的中高职衔接模式。高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均以较低层次职业教育为基础。强调学生的职业实践经验。经过中职阶段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既可以进行就业，也可以去接受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德国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了多种入门深造的机会，进行双元制学习的中职毕业生与普通高中毕业生具有报考高等院校的同等学力和资格。

2、美国的中职与高职衔接模式

美国实行的是将中等职业教育与高中后技术准备教育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教育体制，并统一制定出中高职相衔接的教学大纲，采用课程体系衔接的中高职衔接模式。

课程衔接的方法是把高中后技术教育的课程与社区学院、技术学院的实用技术课程建立起内在的连接，随国内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不断改进衔接课程体系，开设一些技术准备课程供上高职的学生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实用性类工程技术课程。

3、日本的中职与高职衔接模式

日本拥有完整的高中专科学校、职业大学等一套完整学历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通过推荐考试等手段选择优秀职业高中毕业生进入国立高等职业专门院校的制度，并开发出与职业大学教学内容的教学计划。

由于具有注重终身教育的传统，学生职业高中毕业后，普遍愿意进入诸如职业大学、专门学校，和高中专攻科学校等多种形式职业继续的场所。

4、英国的中职与高职衔接模式

现行的中高职衔接模式早在30年前就已经在国家层面确定，国家教育委员会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确定了职业教育职业资格与普教文凭等值作用的制度。它们按各行业十一大类共计分为5个等级标准来设置职业资格，并与普教文凭等值认同。职业资格教育的课程，通常由国家职业考试委员会与中学教育考试委员会共同协调和审定，以保证两类教育文凭等值的权威性，随之英国又实行学业认可累计学分制制度。英国通过国家教育制度对职业教育与文凭等值的规定，确保了中高职衔接的顺利进行。。

二、国外中高职学制对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几点启示

世界各国都有其各自的中高职衔接模式，但综合起来大致有三种：国家承认普教与职教等值的衔接模式；经专门补习以学历达标实现衔接的模式；通过课程或教学大纲直接衔接的模式。笔者结合国外一些文献资料，认为国外中高职模式对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要实现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必须以职业活动为核心设计课程。德国职业教育的显著特点体现在课程开发 主要是“双元制”课程模式，它融合了职业性方案的规范性与模块式课程灵活性的特点。所有课程分为基础培训、专业培训和专长培训三个层次，且呈阶梯式上升。

2、教学与产学研融为一体，促进校、企、社的有机结合。美国社会时常抱怨产业工人不能适应工作需要，工人缺乏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缺乏高水平思维能力和交流信息能力，究其原因在于学校教学内容陈旧，知识面狭窄，课程结构不合理，职业教育与科学教育相分离。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教学课程的设置要面向一个职业群，以宽厚的基础，宽广的知识技能，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竞争的要求。

3、终身教育体系化。21世纪的中国既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又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单纯的职业技术教育不能很好的适应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的多元化挑战。因此，我国的高等学校在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时，必须依托学校的办学优势，向社会开放，提供全方位的继续教育，牢固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

总之，加强中高职学制的衔接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性工程，既需要研究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又要基于本国国情，大胆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高职职业发展之路，从而为服务经济社会，共圆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5篇

一、国内相关研究

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问题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问题，也是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关键问题。当前，国内关于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现有的研究多数是对高等教育经费筹措问题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对地方农业院校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而笔者适当地扩大了文献收集的范围。从笔者整理的资料来看，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成本分担研究

罗海燕在《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中的政府责任问题研究》指出：政府承担重要责任才能确保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健康发展。文章指出政府在研究生教育成本中要承担财政分担责任、政策支持责任和行政责任。

周翼翔在《研究生教育实施成本补偿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研究》中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鉴美日研究生教育成本补偿的经验，提出了我国研究生教育成本补偿的政策建议。

孟东军在《中国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与学费政策研究》中指出：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教育成本分担方法是保障研究生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的必然途径。文章明确了政府、学校、个人和社会这四大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主体，构建了我国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模式。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从实施成本分担的益处出发，在明确成本分担的责任主体后，探讨了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的机制模式。在我国当前国情和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实施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是确保质量、保障规模的必然要求。

（二）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体制机制的研究

徐珊■、汪玲在《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机制的若干思考》中建议国家要适时成立研究生教育拨款委员会，促使教育经费分配更加透明高效；加大研究生教育的财政投入，为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经费保障；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等。

万明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体制改革研究》中分析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历程和现实基础，在对研究生教育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多主体的研究生教育筹资机制和全方位的研究生教育资助体制的具体措施，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提供了理论指导。

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如何实现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多渠道化进行了探讨。研究生教育有别于全日制本科教育，其经费来源、经费筹措方式、经费保障机制需要不断深入研究。

（三）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及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彭莉君在《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中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进行了研究，为更好地配置研究生教育资源，解决研究生教育所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柯佑祥■彭安臣在《研究生教育投资体制与经费筹措政策研究》中指出：我国研究生教育现行的投资体制仍没有脱离计划经济运行模式的樊篱，存在管理单一■教育不公■投资主体间权责含混等问题。文中指出要认清形势，立足国情，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研究生教育投资体制。

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及经费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研究生教育资源短缺；研究生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效率不高；研究生教育投资体制存在管理上的问题。对于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学者们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

（四）关于经费筹措的国际比较研究

温静在《美国联邦政府研究生资助政策研究》中从资助规模■资助形式■资助渠道■资助集成化管理等方面探讨了美国研究生资助政策的实施现状与基本经验，从国家资助政策层面丰富了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的途径与方法。

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借鉴西方经验来研究我国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问题的学者不多，当前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的国际比较研究较少，所涉及的范围不广，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五）关于我国高校办学经费筹措相关问题的研究

1.关于政府拨款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政府拨款比例及政府拨款政策的研究。王冲在《经济增长要素中的高等教育投资》中提出要完善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真正落实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胡卓如在《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集中研究》中提出应转变拨款模式，要积极探索以直接拨款为主、间接拨款和效益拨款为辅的混合型拨款机制，特别是科研拨款应采用竞争拨款为主的模式。

2.关于银行贷款的研究。王冲、李定清在研究中表明高校向银行贷款存在一定的风险。王冲在《经济增长要素中的高等教育投资》一文中指出政府对银行和高校的软约束以及银行对高校的软约束会导致银行与高校各自在追求产出最大化的过程中出现“无限贷款”。李定清在《高等学校负债筹资财务风险探析》中指出我国国家政策不完善、银行的利率也不稳定等因素导致高校在向银行贷款时往往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如果高校无法按期偿还贷款，那么银行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3.关于社会捐赠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分析高校获得社会捐赠的影响因素和建立有效的高校社会捐赠策略机制。罗公利在《社会捐赠与高教成本分担》中指出政府的重视程度、完善的捐赠制度以及捐赠者对制度的认可程度对捐赠者是否愿意捐赠有着巨大的影响。夏子坚在《中国现行社会捐赠机制的制度困境》中指出：捐赠程序的烦琐和对捐赠物是否被有效利用的怀疑导致捐赠者在捐赠活动前踌躇不前。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许多学者对我国高校办学经费进行了研究，为我国高等院校经费筹措问题提供了不少理论及政策支持。我国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问题的研究离不开高校经费筹措的理论和指导，其筹措渠道、筹措方式、决策流程等对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对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及筹资方式问题的研究比我国要早一些，他们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相对宽泛，笔者主要概括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

1960年，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Shultz）。理论认为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个人能够从教育中受得益处，社会也能够从教育中获益，二者都必须对高等教育的成本承担一定的责任。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Freedman）建议高校进行学费制度改革，由高校、学生个人及家庭来承担相应的教育费用。

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约翰斯通（Johnston）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在1986年的专著《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学生财政资助》中，约翰斯通正式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理论指出所有受益方都应当承担高等教育的成本，高等教育的成本应当由政府、家长、学生和社会捐赠者来共同分担。在2002年出版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的财政与政治》中，约翰斯通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成本不能再完全由政府或纳税人承担，学生和家长也要承担相应的教育成本，学生和家长要通过交学费和使用费来分担高等教育的成本。

第6篇

二战后，伴随旅游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过程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旅游教育研究便随之出现。利用CNKI中国知网搜索平台，以“旅游教育”为主题，以2001年为起始年，2014年为结束年共检索到期刊论文2353篇，其中学位论文307篇。通过整理、分析相关文献，发现当前旅游教育研究的现状和今后一段时间旅游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旅游教育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教育的研究，突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人才培养目标

旅游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旅游教育的本质，即为什么进行旅游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Tribe认为旅游教育应该培养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实践智慧和才能，同时也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贡献（尤其在旅游相关行业），工作在旅游相关行业并承担社会发展的责任。D.Stergiou’s指出旅游高等教育应该开发学生自我思考的能力，激励智力好奇心以及审视和改进知识，也就是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能力。Inui，Wheeler和Lankford在《反思旅游教育：院校应该教什么》一文中，严厉批评了就业导向的旅游高等教育蒙蔽了教育本身的意义，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旅游高等教育观点。Holden和Wickens在发表的《“世界公民”还是“管理傀儡”？旅游高等教育的定位》一文中，对北美式的以培养管理经理为主的旅游高等教育产生质疑，主张旅游高等教育的根基建立在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哲学概念上，整合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等理论。

国内学者对旅游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研究远不如国外学者，目前我国很多旅游高校的培养目标不明确，主要是由于旅游院校关起门来办学，对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和人才需求及旅游教育所承载的使命缺乏了解，对于自身培养什么类型的旅游人才，是服务操作型人才、基层管理人才、中高层管理人才，还是理论研究人才，并不十分明确，所以在培养目标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张哲，2008）；旅游教育的培养目标除了高职有可认同的共同标准之外，其他层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得到基本认同的有权威性的标准，旅游教育各种层次的培养目标众说纷纭。一种情况是某些旅游院校将培养目标定位过高：“总经理的摇篮”、“全才”等，学生动手能力不强、眼高手低。另一种情况是某些院校的培养目标没有基于市场需求，目标过于空泛，或者根本不知道培养的侧重点在哪里（李丽娜，2012）。

（二）实践教学

20世纪80年代后，旅游教育转向产业需求，旅游教育教学实践与培训成为研究的重点。劳森（Lawson）的《旅游教育：西欧的教学与培训》重点阐述旅游课程的开设以工作安置和旅游职业开拓。帕森斯（Parsons）对英国旅游产业管理技能与就业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古迪纳夫（Goodenough）和佩奇（Page）通过对英国肯特的主要旅游产业雇主进行问卷调查，提出旅游教育应与产业相结合，课程设计与教学应以产业为中心的战略设想。鲁特（Rutter）对英国与法国旅游职业化教育和培训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技能教育和培训在实现效率化的人力调配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金（King）和麦克彻（McKercher）等对香港理工大学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毕业生进行比较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来评估毕业生对其职业生涯和所受教育课程质量的感知，强调了大学旅游课程供给与学生实践能力锻炼的平衡关系。法比奥（Fabio）通过构建动态数理模型来分析毕业生、企业、教育机构和政府在旅游课程设计，发展和实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教学实践是旅游教育教学中的重要环节，随着旅游教育的发展，国内学者意识到其研究的重要性。对于实践教学的研究，从事旅游教育的教师最早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的赵力认为现在的旅游教育中应当更加注重对学生的实践经验培养，优化现有的课程教育体系，并建议引入外部力量，充分实现校企合作，提升教学质量。2011年孙志英老师提出并主持研发、旅游校企合作七彩同盟联合实施的TAT（Tourism Aided Teaching）模式是旅游高等教育旅游实务管理的一种创新实践教学模式。TAT包含两层含义：旅游辅助教育和教育辅助旅游，通过学生主动参与TAT并独立完成一系列旅游活动项目，能够深刻体验旅游行业运营和市场环境，将教学理念和内容有效地融入食、住、行、游、购、娱旅游活动中。杨慧的《基于协同创新理念的旅游管理专业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研究》（2013）通过分析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和问题，探索建构基于协同理念的旅游管理专业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

（三）旅游教育的国际化

孟倩在《谈谈旅游职业国际化》（2012）中指出，旅游职业教育要紧跟旅游产业发展步伐，国际化是必由之路。并分析指出联合办学、师资互访、学生互换（留学生）、国际交流（校企合作）、出国办学是旅游教育国际化的路径。研究指出国际标准认同、内部特色突出、外部渠道畅通、合作路径多元等发面来实现旅游教育国际化的策略。张青《从学生在国际饭店集团的实践看旅游教育对国际化企业的适应》（2007）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分析了学生在济南贵和皇冠假日酒、香格里拉酒店集团、苏州尼盛万丽酒店是三所国际饭店集团工作情况，研究我国旅游教育如何适应国际化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四）校企合作

“产学研”一体化的校企合作旅游教育发展模式在旅游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西方发达国家旅游教育起步早，旅游职业教育在校企合作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模式，瑞士的洛桑模式、美国的康奈尔模式和喜来登饭店管理公司模式，是世界上旅游教育三种主要代表模式。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旅游人才培养模式。

国内学者对于校企合作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张哲的《我国高等旅游教育的发展和模式研究》（2007）分析研究了中国高等旅游教育现状，研究了世界上旅游教育主要有三种代表模式：瑞士的洛桑模式、美国的康奈尔模式和喜来登饭店管理公司模式，从行政管理模式、办学模式以及人才培养模式三个层面构建面向可持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旅游教育模式。卢小琴的《旅游校企合作教育的研究与实践》（2011）分析了当前旅游教育校企合作的现状，指出校企合作教育的内容包括：开展联合办学、加强旅游学科建设、合作建立师资培养机制、开展教学评价、共建实训就业基地、共同开展各类专题研究和成果转化。“订单式”已经成为旅游教育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张敏在《“订单式”热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旅游专业应用中的研究》（2009）一文中，分析了高职旅游专业实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必要性、可行性，研究了“订单式”在旅游专业中的具体运用。

二、旅游教育研究趋势

赵鹏在《旅游高等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当前旅游校企合作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旅游合作教育的长效机制是建立21世纪联盟。韩丹的《中澳高职旅游教育校企合作模式比较研究》（2012）通过对中澳两国高等旅游职业教育的主要模式的比较，分析澳大利亚高等旅游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提出了中国高等旅游职业教育的改进策略――建立中国特色的产学研式旅游教育集团。旅游教育集团化发展已经引起了学者和专家的关注，有的地区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大胆探索，中国旅游院校五星联盟、海峡旅游教育联盟都是这方面实践探索的成果。

第7篇

>> 河北省对外汉语教学现状、问题及发展策略研究 河北省对外汉语教学现状调查和分析 地方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建设发展研究 广西高职院校对外汉语专业教学现状及对策 对外汉语本科专业学生就业现状及对策 热门专业扫描：对外汉语 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与展望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现状分析 河南省高校对外汉语专业教学概况 河北省对外投资研究 提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质量之对策分析 对外汉语专业现代汉语教学探索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潜分流教育模式研究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网络实习研究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研究 论地方高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 浅谈对外汉语专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河北省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河北省旅游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谈独立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建设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2]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

报告[M].商务印书馆，2007.

[3] 董洪亮.全国285所高校开设对外汉语专业招生1.5万人

[N].人民日报，2010-12-11.

[4] 国家汉办网站.汉语国际教育学位[EB/OL]..

[6] 焦亚葳，刘刚.关于河北省对外汉语教学的教育经济学

分析与建议[J].教育教学论坛，2010，（18）：147.

[7] 杨泉，朱瑞萍.全国对外汉语本科专业毕业去向调查分

析[J].云南师范学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12，（1）：9.

[8] 余向春.汉语国际推广师资紧缺与对外汉语专业本科毕

业生就业调查[D].华中师范大学，2011：5.

第8篇

关键词：“晴盲共游”　通用设计　交互娱乐产品

一、何谓“晴盲共游”

1、“晴盲共游”的概念

“晴盲共游”在我们听来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词。何谓“晴”?何谓“晴盲共游”?这是一个日本引进的概念，所谓“晴”是相对于“盲”而言，指有正常视力的人，所以很明显“盲”也即视力有障碍的人士；而“晴盲共游”是指视力正常者与视障者一起进行交互娱乐游玩活动。

2、“晴盲共游”与通用设计

“晴盲共游”是通用设计理念下的一个研究分支，通用设计强调设计为所有人共用的设计理念。根据联合国统计，目前残疾人占全球人口的10％左右，很多国家也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65岁以上人口占国家人口总数的14％，因此通用设计的发展和推广充分体现了设计的社会和人文关怀，顺应社会老龄化问题、尊重弱势群体差异问题，是设计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晴盲共游”主要针对视障者展开，视障者在日常生活、社交、工作和学习方面除遭遇视觉屏障之外，其他方面与常人并无太大差异，视障群体对于生命的追求期待和健常人是一样的，甚至有些重度视障者在听觉、记忆、逻辑思考等方面秀出于常人所能者不乏其例。“晴盲共游”正是基于对这些视障群体的关怀，以产品共用、娱乐共游的实现来消除视障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心理障碍及交流障碍，对视障者的关怀不仅仅是体现在给他们提供特殊使用的娱乐产品，而是融入“共玩通用”的理念，让他们和正常人能够毫无差别的一起娱乐，感受到平等和自尊，推进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交流，真正意义上实现人性关怀，通过设计传达人文社会、和谐社会的理念。

二、国外晴盲共游产品的发展与现状

1、日本对共游玩具的发展和贡献

追溯“晴盲共游”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要从日本说起。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首次提出“晴盲共游玩具”的概念。1980年日本汤玛仕公司成立了“障碍HT玩具研究室”，研究宗旨是不要花费额外的成本，直接对一般小朋友的玩具进行改进，让有障碍的小朋友也能玩，这就是“共游玩具，’概念产生的开端。1990年，日本玩具协会成立了“共游玩具推广部”，制定“共游玩具”的标识，玩具包装上标有导盲犬图案(拉布拉多)就是视觉有障碍的小朋友也能一起玩的玩具，并且在1992年由英国、美国、瑞典等14个国家参加的国际玩具产业会议(ICTl)上受到认可，并在这些国家开始推动“晴盲共游”概念。

玩具是激发儿童想象力和协助幼儿智能认知发展的工具，透过各种游戏、借助各种玩具传达给幼儿某种意义，儿童借此表达个体的想象并且融人社会互动情绪。最初在提供共游玩具的选择上一般利用在产品或包装上加贴纸或者加印盲文、标记的方式，这种做法简便、节省成本。而随后随着设计发展的深入，共游玩具在提供听觉、触觉、以及给视弱者提供辨别光影、通过材质质感不同来获得参与的玩具渐渐增多。在日本，现有厂家在开发共游玩具上侧重通过解说的游玩方式来引导视障儿童学习如何操作、玩耍及增进学习效果。有一点必须公认的是，无论通过何种方式，都应该建立在所有儿童都可以玩、都喜欢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局限在特定群体范围内的使用和游玩，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的共游，无论对于企业还是玩具本身才能够持续发展下去。

2、日本共游玩具现状

日本玩具协会2011年调查显示，日本玩具的销售2011年增长103.5％，也就是说玩具的开发空间和潜力是非常巨大的。玩具协会的共游玩具推进部也于2011年新出版了共游玩具汇总手册，这里共游的包括视力、听力等方面存在一定障碍的儿童。共游玩具从形的触觉分辨、声的强弱识别、光的识别、震动提示等方面来进行开发和设计；在电池安装、标识凸起、色彩区别、动态提示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规范。比如对凸点尺寸的规范要求是凸点必须在直径1.5-2.0mm的范围之内，凸起高在0.5-0.8mm范围之内；对电池安装的规范要求边缘2mm间距，高度在0.5-0.8mm范围之内。

这些标准规范一方面是在调研的结果之上为共游儿童提供了一个最便捷识别和进行游戏的产品要求规范，另一方面为践行开发共游玩具的企业提供了一个通用生产的标准。

在形的触觉分辨上，采用将具象的形态或是凸点提示的方法，孩子用触摸的方式感知并参与到游戏中，采用声音提示的共游玩具通过发声的引导提示儿童展开游戏。

应该说日本人对于人性关怀的关注、国家玩具工业、设计业的发达程度等等综合因素导致了日本不仅是共游玩具滋生的摇篮也是共游产品发展的沃土。

3、欧美晴盲共游产品的发展与现状

应该说欧美在共游产品的推广上没有像日本这样有专门的标识、专门的部门等作为，但是欧美国家对于残障弱势群体的关怀、在通用设计展开和推广上也是不遗余力，他们在共有玩具的开发和发展体现在玩具开发的日常工作中。美国盲人基金会为视障或者视弱的儿童提供了丰富的玩具种类，在建筑玩具、手工画作玩具、玩偶、魔方、教具、音乐玩具、车类玩具、户外玩具等10多个种类的玩具的开发上都特别考虑到盲童的特殊需求。(图片摘自美国盲人基金会网站http：／Section.asp?SectionlD=82)。

“舒适键盘”的益智类玩具鼓励儿童掌握基本的键盘操作技巧，让孩子在轻松愉悦的游戏中展开发展训练，同时它也为特殊需求的儿童配备了学习指南手册，鼓励这些儿童展开必要的日常生存技能的训练。

随着科技的发展，应用高新技术、与网络游戏相关的主题玩具在欧美玩具份额中不断地占领着新的市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国家公益组织、玩具生产企业还是设计业界对于通用设计的追求、对于晴盲共游产品的关注和开发从来没有停止过。

三、国内晴盲共游产品开发的现状与意义

1、国内“晴盲共游”产品开发现状与意义

从玩具业发展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生产国和出口国，玩具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75％以上的玩具产品出自中国。从市场来说，我国玩具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全国14岁以下人口约3亿多，构成了庞大的玩具消费群体。据专家预测，我国玩具市场今后将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因此“晴盲共游”产品在中国发扬光大看起来是非常合适的沃土。然而，有关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绝大多数玩具企业缺少技术创新和改造能力，缺少产品设计和研发优势，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价值链末端。中国民族品牌玩具产品寥寥无几，每年几百亿元巨大的消费市场，国产玩具的占有率却仅为16％。从上述资料不难看出，不要说“晴盲共游”产品的开发，就算是普通玩具的开发我国也还没有达到一个自主自立的程度。

中国近几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实力不断跻身于国际前列，设计也是如此，优秀的设计人才辈出，在通用设计理念上的发展和贯彻也是逐步和国际接轨。“晴盲共游”产品的开发不仅仅止于弥补国内市场视障群体娱乐产品的空白，更倡导富有人性关怀的设计理念，提升我国产品创意的设计追求，导正设计伦理观念，营造“高科技·高情感”的和谐社会。

2、“晴盲共游”交互娱乐产品开发的尝试与评价

中国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陈晓蕙教授将“晴盲共游”的概念第一次引入中国，由她牵头的“晴盲共游”产品开发课题小组和浙江省盲人学校携手合作，展开一系列“晴盲共游”产品的开发和试验，例如：

(1)王琦、李本献在“晴盲共游”飞镖的设计上，期望通过听觉通道在游戏者之间设立一个公平的起点，首先展开晴盲群体声音方位识别能力实验，通过实验测试获知晴盲这两个不同群体在相同距离内对于同平面发声源上、下、左、右、中的辨别能力以及两者区别，继而展开实验。最终获得实验模型的初步评价结果：

(1)盲群体相比于晴群体的听觉灵敏度较高，声音方位辨别能力较强；

(2)在晴群体视力正常发挥情况下，测试的结果为投中率70％，若晴群体蒙上眼睛则投中率降为20％；盲群体的投中率为50％；

(3)盲群体投镖基本采取平扔或上甩的方式，所以握镖方式需要一个明确的指引便于抛物线投掷方式；

(2)由陈龙、姚正茂、方超展开的“晴盲共游”纸牌设计，期望通过实验堆晴盲群体触知觉识别能力进行评价，首先对晴盲群体在用触觉感知牌面信息时，多大尺度的纸牌尺寸最合适展开测试；继而对各类信息显示方式的识别难易程度展开测试；最后针对晴盲群体对于具象、抽象图案的感知能力进行测试。最终获得实验模型的初步评价结果：

真实的体验。盲群体并不知道所触摸的图形代表的具象物体代表什么含义，触摸和尝过水果的经验与图形之间的联系甚微，需要老师或者旁人的教导之后才知道。

图形尺寸要相对大。便于触摸感知。

生活中可以被感知的具象物如水果，桌子，汽车等；抽象图案可以是几何形体如圆形，三角形，正方形，星形等；

(3)还有比如王家琪、朱雪飞等设计的盲人象棋，通过与会下盲人象棋的学生交谈，得到一些问题，比如：记忆在整个下棋过程中重要性、触摸的重要性、对汉字、形态的三维的认知能力等。针对这些问题，展开改良设计，比如利用不同的材料制作棋子，对于晴者来说可以通过材质视觉区别区分棋子，盲者可以通过触摸材质的区别加以区分；通过将棋盘划分区域让盲者识别边界等。虽然这样的设计模型在经过实验测试后还是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也为完菩和改良盲人象棋迈进了一大步。

此外，课题小组还对盲童绘画的参与和观赏方面展开研究，期望能够举行—次“触摸的画展”，一种特殊的材料能够将“触”的痕迹保存下来，这样无论是“晴”是“盲”，一方面可以进行触摸式的绘画，另外—方面可以进行触摸式的参观。

第9篇

【关键词】大学生；创新教育；创业教育

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据，2015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749万，比“最难就业季”的2014年增加了22万。应届毕业生规模是本世纪初的7倍，大学生不仅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还可能遭受毕业便失业的重挫。大学生就业变成了时下民生的热点和急需解决的重点问题。创新创业教育为大学生步入社会工作创造了新的途径，其直接影响到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

1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国际研究现状

大学生创业教育实践最早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源头便是1947年2月哈佛商学院MBA课程“新企业的管理”的开设。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基于创业型企业家对于美国及世界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要影响，美国百森商学院以蒂蒙斯教授为代表的几位优秀的经济学家预测到“美国正处在一场静悄悄的大变革”中，也就是所谓的“创业革命”，自此首次提出了“创业教育”的新模式。从21世纪初开始，欧盟及其成员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高校在校生的创业教育政策，对高校创业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

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已日趋成熟，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大学生创业教育体系，同时随着整个社会对大学生创业教育认知的不断深化，在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发展双料推进的过程种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特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学生创业教育深受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的创业教育已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2001年出版的《创业教育国家标准》不仅规定了美国的创业教育课程，而且对其课程单元的内涵和每单元的能力标准也进行了明确阐述。” 德国政府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成为创业者的熔炉。在澳大利亚，大学创业教育已经进行了40多年，印度政府1986年的《国家教育政策》中明确要求高校要培养大学生“自我就业所需要的态度、知识和技能。”肯尼亚技术培训与技能开发部规定：“凡有条件的职业学校都要设立创业教育研究室和小企业中心”。二是，政府、高校与社会等相关创业教育责任主体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国外的创业教育有着较为良好的社会基础，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各责任主体分工明确且互动默契。如美国在创业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方面形成了“政府引导、社会主导与高校辅助”的责任格局。为保证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实效性，“英国政府拨款建立了英国创业中心与全国大学生创业委员会，此外，还通过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积极促进创业教育的教育模式、方法和态度的改变”。“在德国，大学生就业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政府、高校以及社会中介在这个过程中各有分工，其中，政府系统为主渠道，企业和学生为主体，学校为中介，私人咨询介绍所为竞争补充。”三是，具有系统成熟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体系。美国高校的创业教育课程规划十分完善，其涵盖了不同领域的创业项目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澳大利亚在原有创业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改革和调整，应运而生了4套模块化教材，包括综合性基础类教材、工业类教材、商业发展类教材和远程教育教材。日本高校1994年开设了“综合学科”的课程，把《产业社会与人》作为必修创业课程。四是，创业教育师资多元化。努力构建专兼职相结合、具有不同背景的多元化师资队伍是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美国大学创业教育的指导教师，除了包含校内具有高殊荣和卓越成绩的专职教师外，还从企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等机构聘请创业成功人士、投资家以及政府官员共同进行创业教育。”五是，大学生创业教育有着充足的资金支持。为扶持大学生创业，欧美发达国家均有各自的信贷计划和基金。为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美国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创业教学基金，此外相关社会组织以及民间风险投资机构也有大量的资金用于支持大学的创业项目。在英国，政府的青年创业计划针对青年特点，提供债券式的创业启动金。不仅如此，2011年英国政府启动了高等教育创新基金，该基金重点资助在高校周围建立各种科技网络群，其次还支持高校师生在学校内部进行创业活动。总之，经过60多年的发展，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不断走向成熟与理性，创业教育已经成为高校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其创业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创业教育从课堂延伸到课外，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完善的创业教育教学、研究体系。

2 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现状

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1989-1998年为起步阶段，1999-2001年为兴起阶段，2002年至今为广泛传播阶段。我国学者在不断的摸索中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教育新思路。如，王恩德（2013）提出我国大学要培育“知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开展的创新创业教育应该是开放式的，应将实践融合到基础理论教学里；充分发挥“产学研”基地的优势，强调大学教育的创新性和实用性。朱焕辉（2012）对新兴的“123教育模式”“三三三教育模式”“五位一体教育模式”等几种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进行了总结，并指出无论哪种教育模式实践都将是重中之重。吴海波（2009）提出的高校创业创新教育“16G体系”，尝试通过建设以多学科专业综合配套的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来解决大学生在创新创业时面临的缺乏综合性知识和缺乏专业团队的问题。据《大学生创业调研报告》统计显示，目前大学生创业活动多集中在家教、零售和服务等技术含量较低行业，而对于技术含量较高的网络、软件等高新科技行业的创业选择比率仅占5.3%，科技创新性严重不足。大学生创业项目中95%是没有创新的。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还存在着“创业人才储备不足、创业成功率不高，创业融资难，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不完善，创业支持未成体系”。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2015]36号）文件特别提到了要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推出一批资源共享的慕课、视频公开课等在线开放课程，各高校要优化经费支出结构，多渠道统筹安排资金，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资助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3 结语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发展己经由过去“毕业分配”向“双向选择”再逐步向“自主创业”过渡，由此可见现今解决大学生就业困境的最佳途径即为思维创新、自主创业。大学生作为鲜活的国家内生动力群体，是最具自主创新创业能力人群。大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全面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素质，既可以缓解就业压力、构建和谐社会，还可助力经济增长、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起到正面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郑丹.“双创”背景下高校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激励机制（下转第241页）（上接第118页）问题研究[J].中国市场，2016，884（17）：61-62.

[2]王振，黄雪飞.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措施[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25（1）：247-248.

[3]赵丽，陈曦.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研究[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8（5）：114-118.

第10篇

第一部分（第1章）阐述了与微观政治相关的学科背景，例如心理学从个人的角度，探讨个性类型、个人需求以及个人在群体与组织中的作用含义，管理学和跨文化交际学关注社会和文化影响对语言教育政治学所起的作用。该部分还分析了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区别，并探讨了在商业和准商业机构中政治的本质与作用，以及在教育背景下微观政治的本质。

第二部分（第2至4章）描述了不同国家地区语言教育项目中的微观政治学。第2章尝试从微观政治的角度介绍在尼泊尔与西非实施的两个语言教育项目，并通过这两个案例来论述在语言教育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专业人士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冲突。同时，作者认为语言教育专家对于语言政策的理解也必须考虑到决策者个人与利益集团的作用。因为语言教育项目往往是在政治背景下实施，如果专家不能学会适当妥协的话，他们的专业建议很有可能会遭到拒绝。因此，作者指出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是语言教育专家应认识到语言政策决策者的重要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平衡好政治约束与专业建议。专家应该学会考虑到非专业的利益相关者的想法，因为虽然政治权威愿意听取专家的建议，但最终会面临艰难的政治抉择。第3章通过对孟加拉的援助发展英语教学项目（PELT）讲述政治与个性如何共同影响语言教育项目的实施。本章首先定义了援助发展项目，描述了在援助发展的背景下，英语语言国外语教学项目化（projectization）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探究了PELT项目实施过程中专家的作用。其次，作者阐述了政治心理学，分析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人员的个性如何影响其政治行为。此外，本章还描述了专家对于项目的作用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既得利益对项目实施产生的作用。对于政治与个性相互作用的分析是本章的重点，教学实例也充分说明了情感因素既对决策产生影响，又是对任何变化进行抵制的原因。作者认为政治心理学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利益相关者的种种行为。第4章讲述了在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国，其英语教学项目中的政治学以及宏观政治决策对项目决策者和参与者的影响；本章也描述了经过个人和机构的意愿（agendas）和抱负（ambitions）过滤的英国政府政策如何影响语言教学机构的政策制定。而且，作者通过该项目成员、管理者与主办机构之间的微观政治互动实例来说明语言教学专家必须学会如何应对这种政治现象。

第三部分（第5至7章）阐述在特定的宏观政治背景下，微观政治对语言教育项目的影响。第5章以有大量难民和移民涌入的爱尔兰为例，阐述了语言教育政策如何受移民政策的影响。同时，教育政策和移民政策又对微观政治产生影响，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尔兰需要建立专业的难民语言支持中心；二是专业原则与政治考量之间需要调和。作者探讨了当政策被视为应对变化的紧急措施而不具有持续性时可能出现的后果。从爱尔兰实例来看，由于严重的微观政治问题，例如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利之争等，导致当权者不愿改变现状，或对语言教育专家确认的学习需求提供极少量的资助，这使专家倍感困惑和挫折。第6章分析了受到政治及经济因素的影响，英国大学日趋商业化的现象。本章首先描述了英国高等教育中的语言教育现状和英语教学情况。其次，作者报告了来自104个英语教学机构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结果显示随着英国大学外语院系学生数量日益减少，大学把对国际学生的英语教学当成补贴外语院系的“摇钱树”，而“纯语言”教学又因为其学术弱势受到外语院系的轻视。因此，英语教学已沦为学术政治与学术势利的牺牲品。作者提出对现有的英国高等教育的英语教学应予以重视和关注。此外，作者认为成功的英语教学应存在于学术院系中，这样既能为学生提供优质、完整的教学模块，又能使教师把学术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的各个方面。

第7章以波兰为例阐述了在跨国、高风险语言评估系统中微观政治的作用。作者首先描述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语言政策背景下宏观与微观政治的相互作用，分析了在国际背景下推行连贯的语言教育政策的困难。其次，作者阐述了在宏观政治发展的背景下，北约组织的成员国开发标准化语言水平考试的尝试，以及个人动机与政治动机如何交互影响考试的开发。作者特别关注的是，在国际背景下，微观政治如何影响教育政策的推行。作者认为，宏观与微观政治的相互作用决定教育政策的成败，在不利的宏观政治背景下，微观政治可能成为教育政策实施中的决定因素。

第四部分（第8至10章）探讨了宏观和微观政治对语言测试开发、改革和考试项目实施的影响。第8章探讨了语言测试开发过程中的挑战与约束。语言测试开发者的专业标准与现实约束之间存在矛盾，而对专业标准的关注往往妥协于语言教育组织的需求或组织内各部门与个人的需求。同时，语言教育专家必须认识到语言教育或考试开发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与微观政治层面之间的妥协。因为相比组织需求，语言教育组织内的个人行为更可能基于个体的偏好、态度和意愿。因此，微观政治对考试开发过程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开发新的考试或考试体系就意味着变化，但它是一个政治过程，常常牵扯到语言教育组织内的个人和部门；其次，个人往往具有复杂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做出一些不利于项目的行为。作者认为，现实中考试开发都是在复杂的背景下进行，而这种背景又会对考试开发者的各方面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每个项目各有不同，但成功的考试开发者应能够适应各个项目的要求，并在项目的各种约束下开发出高质量的语言考试。

第9章以中欧的斯洛文尼亚与匈牙利为例，讨论了语言考试改革中的政治学。在这两个国家，由宏观政策的改革和语言评估专业化引起的变革遭到了个人与机构的抵制。作者探讨了个人和机构微观政治的作用，指出应充分重视项目决策者的权利。考试开发和实施的成功与否与决策者的意愿密不可分，也与项目执行者的个人观点和偏好紧密相关。可见，微观政治可能影响整个项目的革新与变化。测试是社会以及教育的产物，但最终还是政治的产物。因此，考试设计者在坚持自己专业标准的同时，应尽力说服决策者从专业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做出决策，以避免决策者因为缺少专业知识而误导考试的开发，并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考试设计者。由此可见，不考虑政治因素与决策者的个性因素，任何重大的考试改革都有可能最终走向失败。

第10章作者通过3个考试项目（DIALANG，CEFTRAIN，Speakeasy）探讨了欧盟与欧洲委员会的语言政策。作者指出，缺少具体规划和透明度的政策使语言教育专家对许多项目的目标和本质产生困惑与不解。因此，为了更好地利用语言教育资源，语言教育专家应使自己成为局内人，并熟悉当权者的行话。此外，决策者的职业、意愿、兴趣等个性特征也对欧洲语言教育政策产生影响，这进一步说明语言教育中微观政治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微观政治虽然可能导致不作为，影响项目进程，使教育政策最终失败；但它并不总是消极的，它也可能成为达到目标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教育决策者应该重视微观政治。无论是整个欧盟还是各成员国，都应该推动积极的微观政治，并尽可能将其负面效应降至最低。第五部分（第11章）阐述了研究微观政治并发表相关论著对语言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作者介绍了其尝试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有关微观政治的案例研究但被拒的经历。但是，作者坚信微观政治的研究和发表对语言教育各个方面的影响极其重要，因为它有助于理解影响语言教育发展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也决定了语言教育的政策、项目、活动及其效果。作者指出，在语言教育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果权力不均衡被视为理所当然，那么权力就很可能会沦为符合当权者利益的工具。

2简要评论

《语言教育中的政治学——个人与机构》是第一本关注语言教育中微观政治的专业著作。综观全书，该书呈现出以下几大特色。首先，该书从微观政治角度来阐述语言教育项目的开发与实施，这在语言教育领域实属首创。虽然语言教育项目中一直有微观政治的存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著作系统地对微观政治进行理论探讨和实例分析。语言教育相关文献虽有专门论述教育中的宏观政治，如Phillipson（1996）和Pennycook（1994）；在语言测试领域，Shohamy（2000）和McNamara（2001）也曾提到语言测试是统治阶级增强和巩固权力和影响力的工具。但是，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非关注国家、跨国乃至全球的宏观政治，而是侧重对微观政治，即个人或机构的意愿和动机的系统论述。因此，该书的出版填补了语言教育中微观政治这一领域的空白，为该领域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同时，对理解决定语言项目成功与否的各个因素也有所突破。由此可见，该书将有助于广大语言教学和语言测试从业者在实际工作中增强微观政治的意识。

其次，该书结合不同专家、学者对微观政治的定义，论述了在不同语言教育背景下对微观政治的理解。Alderson（第3页）指出政治不但包括机构政治（institutionalpolitics），也应该包括个人政治（personalpolitics），即语言教育项目的参与者的动机和意愿。因此，相比宏观政治，微观政治更注重个人因素，其包括个人的意愿、个性、偏好、抱负、态度等特征。Blasé（第42页）指出微观政治指的是在组织内部个人或群体使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利来达到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政治行为是由于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显著差异所引起，同时伴随着希望使用权利来施加影响或进行保护的动机。虽然这些政治行为是有意识的，但任何行为，无论有意识或无意识，都可能在某个特定情况下具有政治“意义”。合作与冲突的行为与过程都属于微观政治领域。Pizorn&Nagy（第185页）把微观政治定义为个人的抱负和意愿，对变化的接受度以及对专业主义的态度。

Figueras（第203页）认为微观政治指由个人或机构采取的行为。可以看出，相比宏观政治，微观政治更强调语言教育项目中个人对整个项目的影响。此外，该书论述了与微观政治相关的学科背景理论，如心理学、管理学、跨文化交际学等，使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更好地理解微观政治的内涵。再次，由于该书特邀12位经验丰富的语言教育或语言测试领域的专家及学者撰稿，因此可信度高、具有权威性。同时，针对每一个语言教育与政治的主题，该书的作者提供了不同语言教育背景下的翔实案例，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微观政治如何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对语言教育项目产生影响。同时，该书通过微观政治对语言教育项目影响的实例分析，提出了微观政治是一把双刃剑的重要观点。正如NeusFigueras在该书的第10章中所指出，微观政治可能成为项目实施的主要推动因素，也可能阻碍项目的顺利进行（第203页）。因此，如何在语言教学或考试开发过程中将微观政治的消极影响降至最低，并利用其积极的影响来推动项目的进行，这值得引起语言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深入思考。同时，对于出版商来说，出版该书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作者在书中提到曾经尝试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有关个人及机构微观政治的案例研究，但被出版商拒绝合作的经历。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定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该领域从业者以及利益相关者对微观政治的思考与探讨。最后，全书的编排脉络清晰、逻辑性强。

第1章阐述了与微观政治相关的学科背景理论，如心理学、管理学、跨文化交际学等，为之后对于微观政治的讨论奠定理论基础。第2章至第10章根据三个不同的主题，每章探讨一个与政治和语言教育相关的具体问题。最后一章讨论在微观政治领域的理论、方法、伦理等问题以及与语言教育政策相关的研究与出版问题。这样的结构布局使读者从不同角度逐步加深对微观政治的认识与理解，受益匪浅。该书虽然有诸多特色和优点，但笔者认为还是有以下一些缺憾。首先，从教学实例分布上看，虽然涵盖了不同国家或地区，但大多集中于亚洲和欧洲。相比较而言，非洲只有西非一个实例，但非洲也是英语语言教学的主要地区之一，如能增加这一地区的教学实例，本书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其次，第二部分的各个章节虽然都与语言教育和微观政治的主题相关，并提出了在不同教育背景下由微观政治所引起的各类问题，但一些作者并没有就这些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建议或解决方法，如能结合教学实例的成败，深入分析并进一步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独到见解，相信会给读者更多启发。

3结语

综上所述，此书确实是语言教育中的微观政治领域一次重要的创新和尝试，它的出版必然会引起读者对该领域的重视和思考。结合我国的外语教育现状，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指导下，外语教育应该怎样发展是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应认真探讨的新课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语在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显。因此，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的重要性已被充分认识。如何科学规划外语教育，优化外语教学环境，促进外语教育的整体性、全局性、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戴炜栋，2011）。因此，该书将有助于中国外语教育专家提高对微观政治的重要性的认识。岑海兵（2011）指出，在国际语言教育政策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教育传统、社会语言环境和教学实践三者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因素。而这三者恰恰都涉及微观政治范畴。

第11篇

关键词：外语教师 专业发展 研究

一、导语

1999年《外语界》的“外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一文中提到师资力量不适应形势是我国外语教育两个问题之一，自此，就掀起了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热潮。

二、国内外研究发展历程

在国外的研究中外语教师、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教师及双语教师都被认为是第二语言教师（Gloria Velez-Rendon，2002）。外语教师发展的观念历经培训-教育-专业发展的转变过程，其研究也经历了从不被重视到成为当代课程研究重心之一的发展路线。

1977～1987年间全美只有78篇关于第二语言教师的文章，内容包括全面陈述教师行为、教学助理、大学的教学专业准备、在职进修机会、督导以及教法课程等，其中只有8篇是基于数据的论文（Bernhardt & Hammadou，1987）。著名TESOL组织的学术刊物TESOL Quarterly于1980至1997年之间只有9%的文章是以语言教师准备为主题的（Freeman & Johnson，1998）。美国出版的另一本以外语教学为研究方向的知名刊物Modern Language Journal在1990至2000年之间发表的关于教师研究的文章只占七分之二（Schulz，2000）。

1996年Freeman & Richard出版了第一本关于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的专著。TESOL Quarterly于1998年以全期登载的形式专门讨论英语教师教育问题。研究内容涵盖了职前教师教育和在职教师教育，尽管研究的范围和复杂程度不同，但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就是教师的发展问题。Schulz（2000）总结出当前对于教师发展所关注的主题有：

（1）教师过去经验的作用；

（2）教师教育项目及职前实习的作用；

（3）教师的信念和教学决策；

（4）反思的作用；

（5）合作的作用。

Gloria Velez-Rendon（2002）对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描述，强烈呼吁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进行研究，并提议在教师准备中使用反思法。Auli等（2010）提出：

（1）教师教育是高等教育；

（2）硕士学位是高层次概念模式的保障；

（3）教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教育学思想的、反思的、探究性教师。Noriko Ishihara（2010）认为应持续不断地将教育语用学更加系统地融入教师教育项目中，教师应更加专业地准备好更新知识并决定更有效的教学方法。Graham Crookes（2010）对语言教师哲学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强调要明确语言教师的目的。Heather & Eduardo（2010）认为从外语教师培训向外语教师发展的转换证明了外语专业的学生长期发展的需要并号召关注外语专业毕业生的过程和产出之间的共生关系。他们的号召暗示出外语教师发展与生态学的契合。

2001年、2004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四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上，师资培训和教师发展研究被列为大会中心议题之一（贾爱武，2005）。目前研究者有的关注外语教师发展现状及问题，有的关注外语教师发展研究的反思。

国外很多学者对传统的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研究发出了概念重建的呼吁（Freeman&Johson，1998；Freeman &Richardson，1996；Richard & Nunan，1990； Schulz，2000）。国外对语言教师的研究不仅强调教学技能的培训和理论素养的教育，更强调教师自我反思意识及促进的途径。语言教师教育的原则及内容的理论基础还未建立，但研究语言教学过程发现的有效语言教学理论依然可以成为其原则及内容的一个来源。

国内对第二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关注多但理解的还不够，多为介绍和引用国外的原理和概念，只有个别学者结合国外相关概念作了界定。对教师素质结构研究最多。研究思路以模仿套用国外思路为主，缺乏原创性、本土性研究。近年来，外研社推出了外语教师发展研究的系列专著。

三、最新发展趋势

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科研不能简单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要真正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必须要改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相互脱节的局面，叙事研究能够表达教师个人思想、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过程以及对其收到的效果进行反思，是一种新视野角度下的全新教育研究范式。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教育领域内兴起，90年代末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叙事研究是研究者以叙事、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教育的理解和解释。教育叙事强调教师作为教育发展和教育研究的主体参与者，强调教育经验的直接联系，将教育研究转向教师的现实生活，鼓励教师去叙述自己的故事，在述说中自然反映教师的教育经验、教育行为和教育思想等等（王秋芳，2008）。

网络环境的健全和发展促进了教育叙事网络平台的创建，如“博客动力”中的“教育叙事”专区吸引了大量参与者。2004年，上海师范大学黎加厚教授正式把教育叙事研究和教育Blog纳入教师信息化专业培训课程，将网络教育叙事与教师专业发展联系起来。以学校或地区为单位的教育叙事网络平台大量建立，这充分说明网络教育叙事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富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朱治国，2006）。

20世纪初，生态学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生态学原理向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态学的分支学科，教育学和生态学共通的方法论语境，为教育学与生态学的结合提供了可能（王芳等，2012）。因此，将外语教师发展和教育生态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对我国外语教师发展进行研究符合当下的研究趋势。外语教师发展能够在生态学的启示下进行概念重建，对外语教师发展的研究必须拓展到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中进行以期实现外语教师发展的本土化研究。

王晓靖（2009）将大学英语教师发展与生存环境相结合，提出了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的理论模型。林辉（2011）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学英语教师的发展。张军民（2012）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出发，综述了外语教师知识结构方面的相关研究，提出在新形势下高校英语教师专业素质培养的重点在于优化现有知识结构，并且探讨了相关的优化策略。周颖（2012）则对网络生态系统中英语教师的生态位进行了探究。

在教育生态学视域下，外语教师的发展可看作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教育的发展，这个生态系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对网络生态系统中外语教师的发展也是目前外语教师发展的一个趋势。

毋庸置疑，对网络环境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叙事研究必将是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必经之路。

四、结语

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提高教师专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有效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和谐地发展是将决定教育的质量。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对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必将紧跟时代步伐与当前环境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贾爱武.外语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研究综述[J[.外语界，2005.

[2]林辉.教育生态学视域下的中学英语教师发展[D].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3]王芳，刘昊.教育研究中的生态学：从隐喻到方法论[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2.

[4]王秋芳.教育叙事研究—教师发展的有效途径[D].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5]王晓靖.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理论模型探究[D].江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6]张军民.教育生态学视野下的高校教师知识结构优化[J].新乡学院学报，2012.

[7]周颖.网络教育生态系统中的英语教师生态位探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2.

[8]朱治国.网络教育叙事与教师专业发展——关于张家港地区H学校教师成长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9]Auli Toom，Heikki Kynaslahti，leena Krokfors，Riitta Jyrhama，Reijo Byman，katariina Stenberg，Katriina Maaranen & Pertti Kansanen，Experiences of a Research-based Approach to Teacher Education：Suggestions for Future Policies[J].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2010.

[10]Bernhardt，E.& Hammadou，J.A decade of research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J].Modern language Journal，1987.

[11]Freeman，D.&Johnson，K.Reconceptualizing the knowledge base of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J].TESOL Quarterly，1998.

[12]Freeman，D.&Richards，J.，Teach learning in language teaching[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3]Gloria Velez-Rendon，Seco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Foreign Language Annals，2002.

[14]Heather Willis Allen & Eduardo Negueruela-Azarola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Future Professors of Foreign Languages：Looking Back，Looking Forward[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10.

[15]Odum，Eugene P.Basic ELcology[M].New YorkL Saunders College Publishing 1983.

[16]Graham Crookes，Language Teachers’Philosophies of Teaching：Bases for Development and Possible Lines of Investigation [J].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2010.

第12篇

【关键词】跨文化教育;外语教学;大学英语

一、跨文化教育的产生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是极其重要的媒介体。自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跨国公司的迅速壮大以及国际交流活动的广泛开展，意味着跨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然而，文化间的差异往往导致跨文化交际冲突，跨文化教育由此产生，成为教育界努力倡导的新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正式提出跨文化教育这一理念，2006年对跨文化教育的目的、原则和标准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从教学实践的角度给出了建议。高等学校作为跨文化教育的重要实施者，更要把该理念贯穿于教育体制和各门课程的教学中，尤其是大学英语教学有望成为跨文化教育最重要的阵地之一。当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实践是一个长期的以语言知识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文化教学相对于语言技能教学还处于从属地位,其内容多以目的语文化为主。此外，文化知识的教学主要集中在表层文化，如文学作品、风俗习惯、历史等，较少涉猎交际原则、思维模式和价值理念等深层文化，实际上这不是真正意义的跨文化教育，阻碍了对学生真正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二、欧、美跨文化外语教学研究现状

1988年，欧盟出版了两本关于文化教学的论文集，其中对文化教学的模式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等做出了介绍。1989年至1996年,欧洲公民的语言学习计划通过对如何提高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将各种语言文化教学方法进行了实践,从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英国的Byram和法国的Zarate关于文化教学的经典著作确立了他们在外语教学界的学术地位。在欧盟跨文化研究的带领下,欧洲各国开始主办关于文化教学的研讨会、讲习班和实验课等，促进了文化教学思想理论的推广和应用，各类跨文化教育实践表明多元语言教育在欧洲成效显著。美国语言教学研究机构CARLA分别在1994年1996年召开了两次关于文化语言课程改革的研讨会，同时承担了跨文化教育的多项研究项目，CARLA的研究成果推动了美国的外语教学改革。1996年《面向21世纪的外语学习全国标准》（ACTFL）,重新制定了外语教学目标，可概括为5个C，语言、文化、联系、比较、群体。其中，比较和群体是基于21世纪时代特征而提出的新目标。通过比较目的语文化和本土文化，了解文化差异，以融入国内外多元文化群体为目标，体现跨文化外语教学的重要作用。美国新外语教学大纲作为国家文件认可和巩固了文化教学的作用和地位,使文化教学得以普及和深化。

三、我国跨文化外语教学现状及问题

相对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文化教学研究和实践相对落后。20世纪80年代，许国璋（1982）、胡文仲（1982）、何自然（1988）等第一批学者引进推广文化教学，但由于当时中国保守、封闭的环境以及过分谨慎的态度使得文化教学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外语教学界引进了国外跨文化交际学说并尝试了各种新的外语教学法理论。有关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和跨文化教育的研究逐渐增加，鲁子问2002、王鉴2017年第18期2003，2004、曾煜2005等阐述了在中国开展跨文化教育的意义。胡文仲、高一虹（1997）、陈申（1999）从语言教学角度出发谈文化教学。鲁子问（2005）、张红玲（2007）从文化的视角，阐述外语教学中跨文化教育功能，这些成果拓展了外语教学研究途径，提高了人们对于跨文化教育的认识。尽管如此，中国基于跨文化教育的外语教学才刚刚起步，在广度和深度上各有不足。2007年我国教育部颁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在教学性质和目标部分强调了文化素养的重要性，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但是这份大纲只是围绕语言教学制定的，并没有针对跨文化教育提出具体的建议和要求，中国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并未真正实践于教学。

四、结语

综上所述，欧美的研究成果与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数据支撑，这启示我们要进行跨文化教育的本土化研究。然而中国的跨文化教育研究面临三个问题:（1）外语教学政策未给予足够重视，没有纲领性文件指导，教学目标和内容不够完整.(2)学术研究方面概念、构想居多,缺乏理论性，没有详细的可行性计划.(3)最后有数据支撑的实证性研究罕见，缺乏实践验证。因此，笔者认为，国内的跨文化教育在借鉴国外先进理念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化”研究，制定符合我过国情的教学大纲，丰富教材，完善学生教学内容，积极探讨外语教学方法，对大学外语教师进行跨文化培训，促进我国跨文化教学在高等教育中顺利展开。

作者:王诗宇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鲁子问.试论跨文化教育的实践思路[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4):2-8.

[2]王鉴.多元文化教育:西方民族教育的实践及其启示[J].民族教育研究，2003(6):5-12.

第13篇

关键词：思辨能力、语言教学、文化教学、思维教学、情感教学

【中图分类号】H319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广东省教学改革项目“拔尖创新型医药英语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编号：GDJG20142325）研究成果之一

1、引言

近年来，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成为中国外语教育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英语专业过于注重学生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的训练，忽略了思考问题能力、特别是批判性独立思考问题能力的训练。学生“思辨缺席症”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黄源深1998/2010，何其莘等1999）然而，国内学界对此并未给予充分重视。尽管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已经写入2000年版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但是直到近几年，思辨能力才引起教育部门、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黄源深2010；文秋芳等 2009，2010a，2010b，2010c，2011）研究也S之丰富起来，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思辨能力模型构建、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量具构建和检验、改革英语专业教学以加强思辨能力培养。

可见，国内外语界虽然对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有一定认识，但有关如何培养这一能力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特别是有关如何构建系统培养思辨能力的理论框架的文献更是鲜见。因此，本文试图对国内外思辨能力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探讨目前阶段如何借鉴国外研究，结合医药院校英语专业教育特点来构建培养医药院校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可操作性框架。

2、思辨能力简述

思辨能力，即英文的critical thinking skills，很多学者将之翻译为“批判性思维能力”。本课题依据文秋芳等（2009，2010）的观点，将之称为“思辨能力”。近20年来，西方国家对大学生思辨能力的研究非常重视，主要研究有《德尔斐报告》，Anderson，Krathwohl & Bloom的类级模型，以及Paul & Elder的三元框架。《德尔斐报告》对批判性思维进行了描述，报告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有目的的、自我调节的判断，包括认知技能和情感倾向两个维度（Facione，1990）；Anderson以及Krathwohl对Bloom的思辨能力分类进行了修正和升级，形成了改良版的思辨能力类级模型：记忆、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创造。该模型的贡献在于将思辨能力中各种技能进行分层分级，突出思维技能的过程性和动态性，并且将创造能力明确提出作为思辨的最高层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思辨与创新之间的关系；2006年，哲学家Richard Paul和教育心理学家Linda Elder提出了批判性思维三元模型，认为其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逻辑要素、智力标准和智力特征。总之，国外关于思辨能力的研究大致分为思辨能力的分项能力界定、思辨能力量具的构建、思辨能力的培养三类。（文秋芳等2009）

关于国内英语专业学生“思辨缺席”的现状，研究者发现，既有外语学习的内在规律方面的原因，也有教师教学方面的偏误，还有学生学习理念方面的偏差。（黄源深1998，2010）思辨能力的缺失直接影响人的创造力、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影响一个人的整体素质。本课题采用文秋芳等对“思辨能力”所下的定义，她们在综合以往思辨能力研究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够适用于教学过程的、也更易于操作的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该模型将思辨能力细化为两个层次：元思辨能力和思辨能力。第一层次元思辨能力是指对自己思辨进行计划、检查、调整与评估的技能；第二层次思辨能力包括与认知相关的技能和标准，以及与思辨品质相关的情感特质。处于第二层次的思辨能力受第一层次元思辨能力的管理与监控。具体内容如图所示：

3、医药院校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培养框架

医药院校英语专业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医药翻译、医药商务与管理等工作，这些岗位不仅需要学生具备熟练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等能力，还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医药商务专业知识结构，有思想、有创新意识，在实际工作领域中具备沟通交际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文倡导的思辨能力的培养强调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努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特别是高层次思维能力亦即思辨能力或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应具备的重要能力。

上文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图直观地界定了思辨能力的具体内容，是英语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综合素质。本文将设计一个英语专业教学框架，在教学框架中重视语言教学、文化教学、思维教学和情感教学，将分析推理能力、评价能力、创新能力和心理素质和人格品质的培养纳入教学框架，从而培养学生具备元思辨能力和思辨能力。具体教学框架如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本文构建了“语言教学+文化教学+思维教学+情感教学”的教学框架，将思辨能力细化为分析推理能力、评价能力、创新能力和心理素质和人格品质，并将各种能力的培养与具体教学结合起来，旨在在教学中逐步培养思辨能力。现举例如下：（1）在语言教学中，通过医药词汇、商务词汇、医药语篇等的渗透，让学生了解医药英语、商务英语的语言语篇特点，培养语言能力。（2）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注重医药文化、商务文化等文化的输入，扩大学生文化知识储备。（3）注重思维教学、案例教学。通过医药案例或商务情景的展示或模拟，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其分析推理、评价和创新的能力。（4）注重情感教学，在语言、文化、思维教学中，注重正能量输入，鼓励学生培养起正直、坚毅、向上的人格品质。

综上所述，在医药院校英语专业语言类基础阶段课程、高级阶段课程、以及医药、商务类课程教学中，将语言教学、文化教学、思维教学和情感教学融为一体，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注重语言、文化的输入，启发学生思考、评价、辩论，引导学生积极向上地思维，培养其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从而具备思辨能力。

4、思辨能力培养框架实施方案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写作测试、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某医药院校英语专业学生实验前和实验后思辨能力状况。具体说来，用教学实验来对比学生前后的思辨认知能力情况；用问卷来调查学生自身对思辨能力以及与思辨相关的情感特质的了解；用访谈来获取用人单位对学生思辨能力等综合能力的评价。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1）前期调研。启动前期问卷调查和写作测试，内容围绕英语专业学生语言能力、分析推理能力、评价能力、创新能力、心理素质和人格品质现状展开；通过问卷调查、企事业单位走访等途径，调查分析医药院校英语专业学生“思辨缺失”情况。

（2）分析调研结果。了解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现状，制定更为具体的研究步骤；对症下药，构建医药院校英语专业教学中思辨能力培养框架，尝试界定教学内容，细化思辨能力。

（3）教学实践。将各种能力的培养与具体教学结合起来，在构建的教学框架下培养学生思辨能力，旨在在教学中逐步培养思辨能力。

（4）再次调研获取反馈。一方面，通过学生问卷调查、教师反思等针对教学实践内容再次调研学生的语言能力、分析推理能力、评价能力、创新能力、心理素质和人格品质等思辨能力，以获取教学反馈；另一方面，通过企事业单位走访等，了解英语专业学生在职场的思辨能力状况。

（5）后期总结。对比分析前后两次调研数据，得出结论，找出实施成功之处和待改进之处。确定医药院校英语专业教学中思辨能力培养框架，界定教学内容，细化思辨能力。

5、结语

本文设计的医药院校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培养框架，认为在重视语言教学的同时，还应关注文化、思维、情感教学，突破了以往只重视听说读写译教学的局限。既重视学生语言能力的训练，又重视分析推理能力、评价能力、创新能力和心理素质和人格品质的培养，是培养全面综合素质人才的有效途径。同时，调研表明，目前国内医药院校英语专业开设的课程语言基础阶段课程如精读、听力、口语、写作等，高级阶段课程如文学、翻译、语言学，以及医药类课程药学英语、基础医学等课程完全适用于本文设计的“语言教学+文化教学+思维教学+情感教学”的教学框架。因此，在既定的人才培养与课程设置方案下，将思辨能力的培养置于具体教学中，分别将各种细化的思辨能力与语言教学、文化教学、思维教学、情感教学相关联，有利于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思辨能力。

参考文献：

[1]Anderson，I W.，Krathwohl，D.R.& Bloom，B.S.（eds.）A Taxonomy for Learning，Teaching and Assessing：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Complete Edition [C].New York：Longman， 2001.

[2]Ko M.Critical Literacy in EFL Teaching[R].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Paris，France ： The 5th Internation- 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2007.

[3]Paul， R. & Elder， I. The Miniature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Concepts and Tools[M].

Dillon Beach，CA：Foundation for Critical Thinking，2001.

[4]Paul，R.& Elder，I.Critical Thinking： Learn the Tools the Best Thinkers Use [M]. New Jersey：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6.

[5]何其莘等.P于外语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1）：24-28.

[6]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 2010（1）：11-16.

[7]孙有中.突出思辨能力培养， 将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引向深入[J].中国外语， 2011（3）：49-58.

[8]文秋芳等.构建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量具的理论框架[J].外语界，2009（1）：37-43. [9]文秋芳等.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客观性量具构建的先导研究[J].外语教学，2010a（1）：55-63.

[10]文秋芳等.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量具的修订与信效度检验研究[J].外语界，2010b（4）：19-35. [11]文秋芳等.我国英语专业与其他文科类大学生思辨能力的对比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c（5）：350-355. [12]文秋芳等.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构建与应用尝试[J].中国外语，2011（3）：4-10.

第14篇

关键词：澳大利亚；外语教育政策；多元化的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2-0128-03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语言作为信息与文化的载体在当今世界经济与文化中的作用备受关注。外语已经成为吸纳人类文明成果和对外合作交往的手段。熟练掌握一门甚至多门外语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技能。外语教育的质量事关国家的竞争力和未来发展，有助于一个国家适应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国家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能有效地满足社会对人才需求，有效地提升国家的竞争力。语言政策是某一社会群体在交际中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相关约定和法律规范。澳大利亚是个多文化、多语言的国家，全国有200多种语言。澳大利亚的语言教育，尤其是外语教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其成功离不开一系列外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外语教育政策已引起国际语言学家和政治家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成功的语言政策实施范例。澳大利亚的外语教育政策经历了同化时期、融合时期和多元发展时期。本文从澳大利亚外语教育政策的演变历程研究入手，探讨其外语教育政策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以期帮助我们了解世界外语教育发展的趋势，对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有效地提高我国的外语教学工作的质量。

一、澳大利亚外语教育政策演变历程

1.同化教育政策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澳大利亚采取排外的“白澳政策”，对来自非欧洲的移民持排斥态度，当时的教育模式是模仿英语，国家的教育政策实施“同化”，要求所有的移民必须接纳和学习澳大利亚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政府要求学校只能使用英语授课，其他语言被严格限制。当时实施的是“单一语言政策”，一味地强调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大力提高英语的地位，压制其他语言的学习，对土著居民和其他有色人种在教育上严重歧视和排斥，外语教育严重受挫。

2.多元文化教育兴起。20世纪7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政府结束了逆时代潮流的“白澳政策”，开始推行多元文化政策。1989年，政府制定了《关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队国家议程》，提出了多元文化的三个方面：文化认同、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益。随后，多元文化政策进一步发展，政府在各个方面给予支持，最终被确立为澳大利亚应对多元化社会的重要政府策略。该政策主张各民族在公正、平等、相互宽容的原则下友好相处，相互尊重各自的语言和文化，依法保护人们受教育的权力，尤其是学习自己母语的权力。在多元政策的保护下，外语教育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3.多元外语教育政策期。上世纪8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级州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类型和层次多样化的外语教育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政策就是1987年联邦政府颁布的国家语言政策《国家语言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NPL）。NPL将英语明确确立为澳大利亚的官方语言，承认居民具有学习和使用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权力，要求所有的澳大利亚的学生除学好英语外，还要学习至少一门其他的外语，并要求外语学习融入在学生义务制教育的整个过程。鉴于澳大利亚80年代以来与亚洲各国的贸易总额快速增长，在NPL中着重强调了9种广泛使用的语言，这些语言的提出是由于澳大利亚和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的结果。这些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汉语、法语、德语、印尼语、日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全面的官方语言政策，也结束了其历史上英语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现状，实现了多文化、多语言并存的社会，被认为是澳大利亚语言教育中最有影响的革命性的文件之一。

4.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和深入发展期。进入20世纪以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进一步推动建设多语言、多文化社会的建设进程，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有效地提升了国家的外语教育水平和质量，外语教育进入深入发展阶段。最明显的变化在于对以往的语言政策进行了完善和拓展，并实行了优化语言政策，亚洲语言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1991年政府出台了“白皮书”――《澳大利亚的语言和读写能力政策》（The Australia’s Language and Literacy Policy（ALLP）。该政策将重点放在英语识字能力上，以及语言技能的经济价值上。它要求澳洲居民必须首先精通作为国语的英语，它指出外语学习能丰富澳大利亚的知识和文化活力，确保澳洲将来的经济地位。该白皮书的颁布和执行有效地保障了国家语言政策的持续发展，为深入开发澳大利亚语言文化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它过分强调了外语教育的经济价值。该政策也为后续的有关亚洲语言学习政策颁布做了有利的政策铺垫。1994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一份报告《亚洲语言和澳大利亚未来经济发展》，报告中强调了学习亚洲语言与文化重要性，随后又出台了补充性政策：《澳大利亚学校亚洲语言与研究战略》（The 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Australian Schools Strategies NALSAS）。它反映了政府对亚洲的重视，尤其是东亚对其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要高度重视并实施长远的外语教育策略，以确保劳动力具备必要的外语技能和跨文化意识的能力，这是确保澳洲长远经济利益的关键。该报告提出要在全国建立了亚洲语言教师资格的最低的标准。2009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国家亚洲语言与研究计划”（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Schools Program，NALSSP）。该项目进一步强化了学习亚洲邻国语言和文化的必要性，它不仅反映了澳大利亚在新形式下的战略调整，还充分说明了政府对日益崛起的亚洲经济地位的认同。

二、澳大利亚外语教育政策演的特征

1.政府高度重视外语教育的合理规划。澳大利亚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了相应的语言政策，以适应澳大利亚经济、贸易和外交发展的战略重点的转变，充分说明澳大利亚政府能审时度势、准确定位，有效地保证了外语教育的质量和后续发展力。

2.强调语言的经济价值。澳大利亚对语言的选择十分重视语言的市场价值。在制定语言政策的早期，语言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澳大利亚政策认为语言教育能够武装年轻人，体现了一种全面、均衡的语言资源观。但进入90年代，澳大利亚与亚洲各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政府对亚洲的认同的深入、亚洲国家的力量的增长，贸易部根据贸易数字科学地确立了亚洲语言中的日语、汉语和印尼语为优先发展语言中的第一级。1991年颁布的“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政府就特别强调语言资源的经济价值，指出语言能力与职业技能要结合起来，优先发展的语言的确定主要是根据战略、经济、贸易的需要。

3.多元化的外语教育政策。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的NPL和后续的语言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澳大利亚向多元社会发展，积极支持并资助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其外语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澳大利亚各州开设的外语语种很多样化，考核也很灵活宽松。

三、澳大利亚外语教育政策演变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澳大利亚是英语国家中第一个制定并实施多语言、多元文化的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制定了一系列官方的语言政策，并随着国家的发展不断在修订和完善，尽管有些内容受到了批评，但澳大利亚外语教育政策对澳大利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贸易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依然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结合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和规划，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应该做出如下的变革。

1.外语教育要合理规划：外语教育的长远规划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的稳定、经济贸易的发展举足轻重。在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时要定位准确，宏观考虑、站在世界日益开放和社会发展日益国际化的高度，要将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和未来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制定出长远、合理、科学和均衡发展的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

2.实施多元外语教育发展模式：外语教育事关国家的未来发展，重要性举足轻重。我国目前与国外的经济、外交和文化往来日益加剧，可是我国现阶段的外语教育所输出的人才不能满足我国对外交流的需要。我国外语教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外语语种单一、英语的重要性被过分地夸大、其他外语语种被严重忽视。我们要借鉴澳大利亚的语言发展战略，根据经济、贸易和国家的战略需要确立了多元外语教育模式。我们要向澳大利亚学习，树立多元文化的外语教育政策，改变单一的语种局面，结构合理的外语语种局面。

3.重视外语教师的培训：澳大利亚建立了全方位的外语教师培训体系，政府从政策、资金等方面进行鼓励和资助。除了传统的继续教育、网络、职业学校、外语教师协会都是教师提高外语教学水平的渠道。尽管中国外语教师的整体水平有了提高，但综合素质较低。因此在发展国家外语教育时必须要把提高师资水平放在关键的地位，因为师资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外语学习的效率。

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事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科技的发展，也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和人民的整体素质的提升，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外语教育政策至关重要。在制定外语教育政策时，我们首先要立足本国实践，客观审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不足，同时要借鉴国外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的经验，此外还要进行实地调研，各级政府要确保语言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执行。我们希望在新形式下，我国的外语教育能朝着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罗爱梅.澳大利亚外语教育政策之特点[J].教育评论，2010，（4）.

[2]金志茹.澳大利亚语言政策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J].北华大学学报，2007，6（6）.

[3]刘汝山，刘金侠.澳大利亚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3，（6）.

[4]胡文仲.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

[5]Ingram，D.E.Language and Culture Policy in Multicultural Australia，2002，（12）.

第15篇

关键词：浸入式；教学法；词汇教学；英语

当前，我们国家的官方语言为汉语。同时，为了与国际接轨，现在各大中小学均开展了英语教学。但是，由于学习外语的时间起步较晚，而且只是在近几年才在小学低年级段开展了英语教学。

所以国内英语教学，特别是词汇教学一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究国外的浸入式教学法。

一、加拿大浸入式教学引领第二语言教学的变革

加拿大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移民国家。语言在加拿大一直是一个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复杂的多语种背景下，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的学习在学校教学中面临严峻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法语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第二语言教学模式――浸入式教学法（Immersion），被称为“第二语言学习和教学发展中的一次革命”。

浸入式是指用第二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教学模式。即儿童在校（园）的全部或一半时间内，被“浸泡”在第二语言环境中，教师只用第二语言面对学生，不但用第二语言教授第二语言，而且用第二语言讲授部分学科课程。第二语言在教学中不仅是教学内容，也是教学媒介。浸入式教学突破了传统外语教学的孤立性，与其他学科知识教学相结合，不仅拓宽了外语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也使外语教学真正达到学用结合，提高了外语教学的有效性。

二、中国外语教学现状

英语是国际社会的通用语言。随着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我国英语学习的热潮不断迭起，且逐渐呈低龄化趋势。我国外语教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提高外语教学的有效性。

三、浸入式教学对词汇教学的意义

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正如词汇之于语言的意义，词汇教学在我国外语教学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教师和学生往往在词汇教学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抄写、背诵、听写等练习。枯燥的词汇记忆不仅耗时耗力，更打击了学生对外语学习的兴趣，从

而望而生畏、裹足不前。

如何攻克词汇教学的难关？浸入式教学的实践证明了学习外语需要语言产生的“土壤”，而外语词汇的学习亦离不开“土壤”的供给。浸入式的教学原理不是“立竿见影”，而是“水到渠成”。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浸入式更重视激发学生的潜意识，充分利用暗示手段，使学生在放松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语言信息、潜移默化地习得语言知识。当潜意识的累计达到一定的程度，便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从量到质的飞跃。

四、培植浸入式词汇学习的“土壤”

英语教师由于汉语语言的大环境无法提供英语学习者可以浸入的“土壤”，这就要求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元化的教学资源、巧妙设计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为学生创造出有助于其英语词汇学习能够“浸入”的肥沃“土壤”。

1.自然拼读法

学生学习外语词汇往往是从音到义。利用自然拼读法的语音优势，学生可以轻松地攻克陌生词汇的读音障碍，再辅以视频或图片的情景再现，词汇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2.图示直观法

对于学生来说，具体形象的东西比抽象的东西更容易记忆。在外语词汇教学中，教师除了应尽可能多地利用实物、图片、动作等直观方法教学，也应注意创设真实的外语环境。教师可从学生生活和学习的周边词汇出发，有意识地进行外语词汇的渗透，让学生能浸入在可运用的外语词汇环境中，在不知不觉中习得这些日常外语词汇。此外，一些抽象的外语词汇也可通过图示更直观地被学生所接受。学生通过直观的图片认识这一类词汇，当累积到一定数量时，学生的脑海中便出现了对形容词最高级变化的一个模糊概念。此时，教师再加以引导，总结规律。学生依靠自身相关词汇的累积，再以规则相辅助，便实现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3.体验实践法

在加拿大，学生的学习通常都离不开活动。教师可能只花10分钟的时间讲解知识，却留给学生两节课（80分钟）的时间去动手体验。实践的过程即学习的过程。加拿大幼儿园的法语沉浸式班级中正在学习法语数量词，他们的学习地点不是教室，而是走廊。教师将纸飞机掷出，然后示范学生跨步去捡回飞机，并在此过程中用法语清晰地数出步数，记录谁掷得最远。

4.阅读拓展法

书籍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拓展词汇最高效的途径亦是阅读。

在加拿大，学生在校时间只有6.5个小时，但在这6.5小时中，教师至少会留出半小时给学生进行阅读。阅读的形式多样，也许是去图书馆席地而坐静静地阅读，也许是在教室里和同桌一起阅读讨论，也许是到低年级的教室进行阅读。国内缺乏的不只是丰富的英语原版书籍，更缺乏对学生阅读意识的重视、阅读习惯的培养和阅读能力的发展。

5.课程综合法

国内的英语教学更多的是为教而教，学生为学而学。当学生一旦走出英语课堂，其英语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进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进入遗忘进程。国外的浸入式教学之所以成功，便是因为其外语学习一直扎根在外语环境的“土壤”中，与其他课程紧密结合。在连续、反复的运用中，即使词汇再偏再难，学生也不会遗忘。因此，教师应尽可能将英语教学与其他课程内容相

结合。

加拿大浸入式教学的成功，为我国英语教学提供了可靠的借鉴。教师应重视学习浸入式教学的先进理念，针对中国国情有选择地学习借鉴、大胆地改革创新，提高我国英语教学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强海燕，赵琳.加拿大第二语言沉浸式教学及其在我国的借鉴[J].比较教育研究，2000（4）.

[2]刘春花.大学“英语浸入式教学”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