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范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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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第1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宏观经

一、我国当前劳动经济的现状

（一）宏观经济形式分析

由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导致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特殊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实行暂时符合我国国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经济稳定，GDP年增幅在相对良好的轨道上高速稳步运行。但在1998年之后，我国的经济环境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通货紧缩”等问题接踵而来，并成为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代名词。在这种宏观经济形势的背景下下，造成我国这种宏观经济形势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劳动力过剩

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过剩成为首要因素，一线城市劳动力源源不断涌进，二三线城市的劳动力也相继围绕农业方面发展。

2、有效需求不足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我国生产力过剩，国民失业率增加，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以及国民经济大幅度下滑等现象出现。

3、当劳动力过剩时有效需求的不足伴随着通货紧缩

我国自2002年起，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GDP增长率高达8%。但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出现了近几年鲜有的下滑态势。①GDP增长7.9%，与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个百分点。②劳动力投资增长19.6%、比上年同期上升将近7.2个百分点，体现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4%，同比回落将近1.9个百分点。③工业企业在2002年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1.3%。这些情况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④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中央财政收入在2002年以后比上年同期减少将近163.6亿元，下降值为7.3%，而支出增长23.9%。⑤高速度与高失业并存。由于我国现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左右，并且出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消耗越大的原因继续呈现下滑波动之势，从而降低失业率和增加就业率的预期效应并未出现。

4、潜在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政府货币政策以及超量发行货币刺激国内经济。我国货币政策自从放开灵活的汇率制度之后，人民币升值幅度不断增高，这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的海外发展，造成很多外贸型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不得不转型国内，而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升温，以及CPI年年创造新高，这足以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甚至由此会出现通货滞涨，而这种经济形式更难以解决，正是这些问题还引发了比如物价持续上涨，社会问题矛盾突出尖锐，贫富差距过大，失业率增加等问题。

二、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

我国自建国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就规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成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至今，劳动关系类型从多元化走向复杂化。

我国的劳动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体现了明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征，在生产关系构成中，劳动关系是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在对劳动关系发展的认识过程中，需要着眼于其时空性和动态化的特点。相对于欧美等比较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作为一个正在建立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家和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劳动关系状况必然是不断变化的，我国的劳动关系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带动我国经济领域的变化，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秩序，经济秩序的变化又会引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变动。

目前，我国的劳动关系发展主要表现为多样的类型、灵活的形式；相异的内容、复杂的格局；明晰的主体、分化的利益；法律体系等基本形成。以古观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促使劳动关系发生改变，但劳动关系又牵涉到其他领域，所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劳动关系处于多样化状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外经济运行态势影响劳动关系整体运行的稳定性；我国内部经济形势及策略的调整，使劳动关系主体结构变化增加劳动关系波动风险；我国正逐步朝着法制社会的方向前进，劳动关系运行与法制相互依存，且程度会逐步提高；新兴媒体业对劳动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影响力，且力度会逐步加大。

在我国，为了更好的应对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为今后我国劳动关系更合理，更完善，我国应切实把握劳动关系工作中的总体思想和目标要求，在转型与改革中注重方法科学和过程稳妥有序；加快建设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着力构建劳动关系问题的多方治理结构，更好更快地发展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使劳动关系主体更切实地体会到劳动关系的完善和改进，有效地使劳动关系可持续发展，着力构建劳动关系问题的多方治理结构。

第2篇

关键词：劳动关系；经济增长；相关性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依托廉价资源来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会让我国人力资源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不利因素。从这一问题的产生机理来看，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引发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对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对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探究。

一、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在对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可以对这两种因素在经济领域所表现出来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解。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生产力”这一名词是近现代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一个新词汇[1]。在这部经济学著作中，劳动者自身生产能力的改进和劳动者在从事生产活动中所应用的机械技术的改进，成为了劳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劳动关系一词，可以被认为是在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新型社会关系。从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看，我们可以把生产关系问题看作是与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所处的经济地位有着一定的相关性的问题。可以说，不论是在西方经济学领域，还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生产力”这一名词都可以被看作是对劳动者自身能力的一种肯定，劳动关系可以被看作是在经济主导的影响下，对劳动生产过程中的人员分工进行细化的一个过程。从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劳动关系可以通过对劳动者的行为进行影响的方式，为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反作用。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的要求，对我国现阶段劳动关系的优化，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劳动关系影响经济增长的表现

（一）借助员工行为来影响经济增长

从现代企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在企业管理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看作是事关企业利润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分配制度得到明确以后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会成为广大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线职工与企业管理者之间存在的雇佣关系，是劳动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具体表现。雇佣关系给经济增长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就可以被看作是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的一种表现。从传统的企业员工管理模式来看，以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为核心的泰勒式管理法是一种较为常用的管理方法。在企业对工人的控制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层与工人群体之间的矛盾对立，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对自身的劳动者管理模式进行了调整。例如美国构建的职工持股计划，让工业生产领域的广大一线职工的主体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进而对企业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共同利益进行强化的方式，让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真正发挥自身的作用。

（二）借助劳动力市场来影响经济增长情况

劳动关系对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两大问题的影响，也是我们在对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问题。从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劳动关系主要是利用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这两方面因素，来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劳动法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可以被看作是这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表现。

三、利用劳动关系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

（一）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进行调整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是利用劳动关系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对此国家在对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调整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从这一措施的具体应用来看。在执行国家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企业需要把劳动者自身工作积极性的提升问题，看作是一个事关自身发展的问题。进而通过对职工的人文关怀进行强化的方式，增强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凝聚力。构建企业文化的做法，就可以被看作是企业人性化管理的一种表现。

（二）对劳动者的维权意识

进行强化对工人权益造成侵害的问题，是党和国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总理亲自为民工讨要工资的做法，就是国家大力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表现，除此以外，在最近的一段时期，部分地区的企业出现的“民工荒”问题，也可以被看作是农民工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表现。为了让劳动关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真正发挥自身的促进作用。国家也需要采取措施对劳动者自身的维权意识进行强化。

四、结论

生产关系是劳动关系的本质因素，经济增长是社会生产力自身发展的一种表现。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自身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来看，劳动关系的转型，是促进国家产业机构调整的一种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1]崔玲.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2.

[2]谢心灵.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D].重庆大学,2002.

第3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劳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DF4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5－0193－03

一、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劳动关系

目前，中国提出了和谐社会发展观。和谐社会需要有一个和谐的发展环境，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经济可持续发展，而经济发展依赖于众多企业的创立和繁荣。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企业劳动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直接影响到企业员工的福利和就业的可持续性，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企业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促成企业劳资充分合作，从而促进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一国劳动关系状况受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经济管理体制等的影响。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经历了从劳资冲突到劳资合作的历史过程。这一劳动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充分表明，在工业时代，劳动关系对经济发展、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性。

中国目前正在迈向“十二五”规划时期。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及企业转型过程中，多种经济成分日益发展，劳动者就业形式多样，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日益复杂，企业的劳动争议和劳动纠纷逐渐增多，势必会出现不协调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尤其是劳动关系不和谐现象在转型时期表现明显，必然会对企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发展。那么，劳动关系的不和谐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原因和制度原因。从经济层面上看，企业太过重视经济利益而使劳动者利益受损；从制度层面上看，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旧体制的刚性和惯性依然存在，旧的劳动关系法制不健全、制度本身存在问题等，会对新体制的建立产生很大的阻碍。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总量扩张到结构调整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大量劳动力结构的调整，企业改革的深化，带来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劳动者就业形式的变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共同的环境中竞争，劳动关系的调整手段和管理方式都要相应调整。这些国内和国际社会因素的变化，使得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劳动关系的矛盾也更加突出。因此，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国际劳工标准相衔接且体现劳动者权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二、经济发展格局下劳动关系的演变

将劳动关系作为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从斯密、马克思直到后来的各种学派，都从各个角度来论述劳动关系并以此来解决劳工问题和劳工运动。斯密认为，“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基础，这种所有权是不可侵犯的。”他认为，只有存在制度，才能形成好的秩序，法律保护人权（斯密，1776）[1]。马克思的《资本论》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劳动运动，《资本论》实质上就是劳动关系理论。马克思认为劳动关系是一种阶级利益关系（1848）[2]。英国的韦伯认为，解决劳资冲突不必去消灭另一个阶级，而是通过交涉权利的均衡就可以解决，并且认为劳工运动是永远存在的（1897）[3]。到了20世纪初，市场经济国家进入垄断阶段，产生了制度学派。以康芒斯为首的学者认为，劳资冲突源于不同的经济利益的对立，既然劳资双方存在无休止的竞争，那么社会就应该建立规则制度来缓和冲突，可以通过经济、道德和法律三种体系来实现。20世纪40年代以后，当代西方的劳动关系理论逐渐形成，纷纷提出本学派的劳动关系理论。他们都承认劳动关系双方目标的差异和利益的差异，只是对目标差异和利益差异的重要性强调不同，同时对这些差异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对劳资双方力量分布和冲突不同提出不同看法。新制度学派认为，雇主占有垄断力量，工人几乎没有能力抗衡，所以要特别支持工人组建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管理学派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关系，它关注就业关系中员工的动机及员工的高度认可和忠诚度，研究企业的管理政策、策略，用绩效考核的管理模式重视员工的满足程度。自由改革主义学派提出，为了确保工人获得公正平等的待遇，必须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新学派在2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认为工人要想得到真正公正、合理的利益，必须直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认为要进行劳动关系国家级谈判。20世纪40年代以后，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众多的理论模型，试图全面分析和阐述劳动关系的影响因素以及劳动关系紧张冲突的解决后果。邓洛普提出一个理解集体谈判和劳资关系的分析框架（1950），将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同时，他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劳资关系[4]。美国学者桑德沃在多学科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多因素模型，让人们从全貌上把握劳动关系及其运作的基本理论（1987）[5]。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及民主法制、劳工运动等社会主张和影响不同，各国劳资关系理论和劳资关系的运行调整方式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趋势。美国近代劳动立法中以契约精神为依据，体现浓厚的自由化、多元化调整模式。德国模式实行的是劳动法、雇员参与制度、工会委员会制度、政府为工会提供信息等制度。英国的劳资模式更具特色，劳资双方在解决纠纷时，主要靠自愿的原则来解决。日本的劳资模式目前趋渐平稳，在建立传统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信仰基础上提出“终身雇佣”、“年功系列”、企业工会等。从以上各国的实践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伴随着产业化进程的发展，劳资关系经过斗争、调整、缓和历经多年的演变，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劳资关系调整体系。目前，国际上普遍的趋势是：追求公平是协调劳资关系的目标；工会在劳资关系调整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一套完整的劳动法律是调整劳资关系的基础；建立有效的劳资关系协调、制衡机制；政府的干预与调节在规范劳资关系时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国内的劳动关系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研究涵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多个视角。学术界对企业劳动关系的关注焦点逐步从宏观和中观的视角转向企业内部的微观层面，普遍认为，劳动关系中的“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日趋明显。郑功成教授反复强调强资本、弱劳工的趋势在中国表现明显，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依然突出。关注企业和谐机制的建立，强调从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入手，以员工的心理层面作为突破口来构建企业内部和谐劳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卿涛、诸彦含，2009）[6]；转型时期劳动关系多元化、契约化趋势明显（杨河清等，2006）[7]。我国社会正处于渐进式的转型过程中，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企业的劳动关系则出现了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征。因此，需要对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关系问题进行研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劳动关系理论方面的先进成果和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需要对中国的企业劳动关系产生的问题及原因进行重新认识与思考，尤其是从制度层面上去重新认识中国劳动关系模式，并尝试从理论上构建适合中国的劳动关系模式，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

三、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一）和谐劳动关系目标的确立

1.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法律调整机制，是目标之一

尽管《劳动合同法》的确立给中国劳动关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劳动合同法》并未有效地执行。《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并未进行有效的调整，劳动合同在实践中并未普遍的签订，《劳动合同法》仍旧存在诸多漏洞，原因在于劳动就业的旧体制惯性问题。集体合同制度对劳动关系的调整也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如何从制度层面去解决劳动合同执行问题，如何确立工会的地位，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2.建立工会、集体谈判、三方协调劳动关系机制，是目标之二

现阶段，中国劳动争议逐年增多，劳资冲突、群体性上访、社会保险的缺失、工资制度的不合理性等问题的出现，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不和谐现象越来越多。如何解决劳动争议问题，建立一套预防为主的机制，从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视角进行解释，将会有新的认识。

3.研究劳动关系的内部调试，是目标之三

基于企业劳资冲突管理进行调整，完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管理伦理机制、社会责任机制，通过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来化解破坏性冲突，积极利用人力资源管理先进手段和措施以达到劳资双赢。

4.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制度，是目标之四

转型期一些大型企业由于改革、改制等问题出现了劳动者利益受损，劳动者身份的变化及劳动权益的缺失使得劳资地位不对等，劳动者不满情绪日益增多。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劳动者权益维护问题，既能促进企业改革，又有利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双赢机制的确立。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内容

1.劳动关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

和谐社会的发展需要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基础，经济发展反过来又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劳动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问题，劳动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效率和公平上；同时，劳动关系的协调在微观市场主体上的能动性上发挥作用。和谐劳动关系与企业发展、经济发展之间密不可分，影响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因素不可忽视。

2.对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特殊问题的研究

随着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国有经济规模和比例以及吸纳新增劳动力都在减少，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的减员增效使国企隐性失业逐步显性化。员工下岗或隐性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劳动关系与劳动过程脱节，劳动者与原单位保留“虚”的劳动关系，同时与新的用人单位建立“实”的劳动关系。如何从根本上理顺劳动关系的虚实衔接，关系到解决国企富余人员的出路问题，关系到解决旧体制中员工身份及其背后的相关利益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处理旧体制遗留的利益关系矛盾，因此，应该对各种劳动纠纷、劳动争议和劳资冲突等问题进行理论诠释。

3.对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研究

首先，要在中国建立全面的集体协商及谈判制度。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力成本具有比较优势，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点。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企业员工的主体资格得不到承认，劳动者处于弱势的地位，特别是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和地区，存在着劳动关系恶化问题，并已演化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在这样的劳动关系体制下，推行集体协商谈判制度，是调整矛盾或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和模式。如何建立和有效运用集体协商谈判制度，目前还是一个理论论证以及实际管理中的一个难题。其次，要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应全面引进和消化吸收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经验，其自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调整劳动关系的一种新尝试。

4.对中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政策管理研究

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中的劳动关系因企业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劳动关系类型多样化、复杂化。和谐社会中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中，政府职能及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定位问题值得探讨。另外，政府在劳动关系调整中的角色和作用更值得关注。劳动关系的确立是平等的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劳动关系双方应受到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应在健全的市场机制下由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引导，政府在劳动关系中应起到重要调节和监督作用。中国在目前的劳动关系模式建立中，应确立政府的指导作用，充分发挥各级工会作用。

（三）和谐劳动关系的难点

目前的难点是全球背景下的中国劳资关系和劳工权益的现状和问题。如何重新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劳动关系模式和建立集体协商机制，运用国外劳动关系理论，尝试确立一种新的劳动关系理论框架、制度、模式，从而指导中国劳资关系实践，这是难点之一。新旧劳动关系体制交替过程中，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制度惯性如何解决问题，比如国有企业的劳动用工模式僵化，很多企业并未真正按照市场机制来实现用工及对工人的管理。因此，要在考察转型时期中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和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变革过程中，进一步使劳动关系市场化，打破僵硬的用工格局，这是难点之二。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出现新特点和新问题。非公有制企业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与此同时，非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关系形态尚处于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诸多企业的劳动关系尚未确立，不签订劳动合同、随意克扣工资、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等现象仍然很突出。另外，非公有制劳动关系比以往更加复杂，更加的不稳定。如何在复杂和不稳定中寻求一种劳资关系的利益平衡和协调，是难点之三。

四、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及劳动关系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谐劳动关系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并且以经济转型为契机，大力推进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积极宣传建立规范和谐劳动关系的意义和作用，以推进企业全面的改革。首先，要关注企业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比如劳动争议、劳动合同签订及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集体谈判制度的构建问题。在经济因素上，重点考察影响劳动关系的经济因素；在制度因素上，重点考察旧体制刚性和惯性问题，考察旧体制哪些因素阻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其次，根据所有制关系的不同，考察不同类型企业的劳动关系现状，不同类型企业劳动关系不和谐的各种表现形式，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深层次的经济、制度、社会、法制等原因。最后，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中国新型的劳动关系模式，建立健全劳动相关法律制度，充分发挥工会职能，建立劳动关系的协商机制。

参考文献：

[1] 程延园.当代西方劳动关系研究学派及其观点评述[J].教学与研究，2003，（3）：57-62.

[2] 王大庆，焦建国.劳资关系理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J].经济研究参考，2003，（51）：42-48.

[3] 郭庆松.企业劳动关系管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53-65.

[4] 程延园.劳动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2：217-230.

[5] 李铁斌.论国有改制企业新型劳动关系的构建――基于桑德沃劳动关系管理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J].科技广场，2009，（10）：152-154.

第4篇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劳动经济；相关性

人力资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生产条件及科学技术等社会综合因素都激发着人力资源管理，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往的人事管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在这时用它特有的模式、观念及方式取代了它，对企业建设及人才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经济相关概述

人力资源管理特指在经济学与人本思想的指导下，通过甄选、招聘、培训等管理形式来有效运用组织内外的相关人力资源，满足当前社会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学术界将人力资源管理分为六大模块：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及劳动关系管理。其中绩效管理是提高效率最关键的因素，人力资源必须推动绩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使命是推动落实企业的战略和经营目标，也是推动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中枢。未来的人力管理把重点放在招聘机具创新能力的人，不再是传统招聘具有“成熟性”的人，当今社会已经不看重人的经验和专业要求，而是看其是否具备创新的意识和广博的知识。

劳动经济指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有关社会经济问题。劳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实践互动，也是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人和劳动息息相关，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产生劳动问题。许多学科也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分析劳动，从社学会中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就会形成劳动社会学，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劳动就会形成劳动经济学，从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就会形成劳动保护学等。尤其经济学对劳动经济理论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如企业与劳动者双向选择的理论；劳动力是具有商品性质属性的理论，企业通过与劳动市场进行谈判，来实现劳动使用权；个人是拥有劳动权的主体，有权支配自身的劳动力，因选择就业和转换岗位方面具有自。劳动也是谋生手段，个人和家庭承担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劳动学还包括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与宏观社会目标，就业与生产工资的关系，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等。

二、劳动经济视角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目前大多数群体对人力管理资源的概念就是为企业增值效益，提升竞争力的手段，导致一些企业想要创造财富就是不断地去劳动市场挖掘人才。和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管理相比，我国还处于摸索阶段，使得企业虽然发掘了人才，但不能合理运用这些人力资源，甚至出现人力资源浪费的现象，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优势自然而然也无法带动。

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一些企业为了获得利润，就将生产成本降低。一般在企业中工人的工资是占据生产成本比例最大的，所以，降低成本就要合理地的雇佣工人。劳动经济学理论曾提到劳动力边际收益产品，指一个劳动力在发挥自身效益而收获的边际收入，把投入劳动力时所产生的费用，即工人的工资，称为劳动力的边际费用。企业在短期生产内是不会投入较多的成本，因成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量有时是不成正比的，所以，企业想要获得更多的效益就要合理的雇佣工人，如果企业获得的边际收益产品大于边际费用，则证明企业收获了利润，反之，企业会因为投入大量的边际费用确没有收到预期产品，就会出现损失收入的现象。所以，边际费用和边际收益产品两者能同时进入理想状态，就要出现边际收益产品=边际费用情况。或企业在发展项目上设置的是长远发展，那么企业可以控制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甚至可以调动资金来为项目增添设备，设备的投入可以适量的减少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这也是劳动经济学的原理。

在员工的薪酬管理方面劳动经济学也有所涉及，薪酬管理指在组织发展战略指导下，对员工薪酬结构、策略、水平、构成来实施调整的动态管理过程，它是基于人力资源战略设立的，因此，当薪酬体系建立起来后，应对日常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密切关注，以便及时调整企业薪酬水平、策略、结构及构成，确保实现公平且合法的薪酬目标，保证企业发展战略的实现。所以，从上述观点可值得，一套成熟有效的薪酬管理能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在此之前，要对几个效益进行解析：①替代效应；指一种商品的名义价格发生变化后，商品需求量在实际收入不变的条件下发生变化。②收入效应；指在名义收入不变的条件下，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因一种商品名义价格变化而受到影响，也导致消费者所购买商品总量的变化。因此，企业在制定员工薪酬时应弱化收入效应，强化替代效应，员工才愿意付出劳动力。

三、结语

总之，随着经济市场的快速运行，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是企业在未来运营中在面临的，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对提高竞争优势有着重要的作用。劳动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企业根据人力、资源并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上来进行优化配置，降低人力管理资源风险，以此来获得企业经济稳定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尹庆双，曹满云.论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调整[J].当代经济研究，2009，（4）：50-52

[2]袁伦渠，林原.劳动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11，25（6）：55-58

第5篇

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在带来更为多元的劳动力供给方式的同时，也在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上海首例网络主播要求确认与经纪公司劳动关系案的落锤，将“直播”这一新兴行业的管理问题推向了人们的视线前端，专家呼吁应尽快细化法律法规，来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女主播爆红后欲分道扬镳请求确认与公司劳动关系

根据新民网的报道，“90后”女孩阿娇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涉足网络直播这一行业，并在某网络直播平台的直播房间（网络虚拟空间）做起了主播，每天固定时段在屏幕前进行视频表演、直播，吸引众多在线观众围观、赠送礼物打赏，目前订阅粉丝数近60万，拥有很高的人气。

入行之初，阿娇于2016年1月与上海某网络科技中心签订《主播经纪协议》，由该公司安排其在某网站上的指定直播房间主播。协议对阿娇工作内容、双方权利义务、权利归属、合作费用、收益分配、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并约定阿娇从事的主播事业包括参与所有游戏或娱乐的线上、线下直播、录制或表演之一切相关演艺事务，以及涉及其名誉、姓名、肖像、表演、著作权之一切相关演艺活动：约定该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担任阿娇独家经纪公司，独家享有其全部主播事业的经纪权：协议期限36个月；同时还约定，公司每月向阿娇支付保底收入5000元。

经过经纪公司的包装、宣传，阿娇在网络上逐渐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三个月后，阿娇退出公司在某网站上的指定直播房间，并以公司未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要求确认2016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与经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经纪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500元。仲裁委员会对其请求不予支持。阿娇以相同诉请诉至法院，亦被一审法院驳回。

终审判决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法院：双方约定不符合劳动关系特征

阿娇不服判决，向上海市上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在庭审中，阿娇认为双方签订的《主播经纪协议》实际上是劳动合同，协议规定每月保底工资5000元，收益分配三七分，这属于双方对于工资的约定，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另外，经纪公司未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自己有权要求其支付解除经济补偿金。

经纪公司则称，双方签订的合同为经纪合同而非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以人身依附性为基础，阿娇作为网络主播，工作地点自由、不受公司管理，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亦无需支付经济补偿。另外，经纪公司认为阿娇借助经纪公司炒作出名后，双方合约未满即单方面违约并退出公司为其指定的直播间，阿娇此次诉请法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目的是通过否认双方签订的经纪协议效力，以逃避向经纪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责任。

上海一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阿娇与经纪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该份协议系双方就开展演艺活动、提供经纪服务等民事活拥娜利义务约定，并非劳动权利义务的约定，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对阿娇要求确认与上海某网络科技中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上海某网络科技中心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请不予支持，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本案的审判长王剑平认为，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现代社会用工形态出现了新的发展。新型用工关系中，有些是标准劳动关系，有些则是互联网经济催生的非传统用工关系。在后一类案件中，对用工双方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甄别是审理的要点和关键。

劳动关系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合意，由劳动者一方提供劳动，用人单位一方给付报酬的具有经济人身从属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关系的核心是劳动的地点、内容、方式、过程以及在即便无工作但劳动关系存续的情况下，还需要受到用人单位的约束，约束的方式既包括规章制度，也包括具体的管理行为。从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主播经纪协议》内容来看，双方就开展网络直播活动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没有订立劳动合同的合意。双方收入按三七开分配，阿娇主要工作于其家中完成，无需到被告公司办公场所上班，亦无需遵守公司规章制度。因此，双方之间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作为上海首例涉及网络主播这种新型业态下法律关系司法认定的案件，法院把握的原则是对涉及新型用工形态案件的审判，既要充分保障服务提供者的基本权益，又要提供适当空间，从而通过司法职能履行更好确保我国互联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网络主播成新兴行业尚不成熟易产生劳资纠纷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的火爆，网络主播日渐成为一个新兴职业。然而据了解，网络直播行业，由于企业管理、用工规范尚未成熟，较传统用工方式来说更容易面临劳资纠纷。

“阿娇”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劳资纠纷并非个例，去年11月，西安约500名主播在帮网络直播平台“要播”工作近1个月后，不仅没有拿到承诺的底薪，甚至无法登录账号。主播经纪人讨薪近1个月仍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引起网络热议。

第6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社会流动：经济发展；关系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背景

从国际上看，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之路，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世界性普遍规律。

从我国来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经济发生巨变，我国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在流动中实现了由农业到非农、由乡村到城镇的跨越。尽管如此，相对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现阶段我国仍面临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不断转移的较大压力，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已成为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协调、较快发展的较大制约。

“农村流动劳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种表现，其实质就是农村隐性失业的公开化。尽管当前城镇下岗、失待业现象非常严重，但从中长期经济发展看，农村劳动力能否充分就业是我国经济能否实现腾飞的关键。我国再就业问题的长期重点不是在城镇，而是在农村。”

为此，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都加大了工作力度，千方百计扩大劳务输出、加快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和向镇城转移。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引发或加剧了一些矛盾、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比如农村流动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就业结构失调、不适应高技能工作岗位需要等。在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并实现又快又好地转移，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十五”期间河北省农村劳动出现大量富余，流动趋势鲜明。2000年，河北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4％，农村劳动力2707.1万人，占全省劳动力总量的80.8％；全省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3.6亩，低于全国人均4.2亩的水平，人多地少的矛盾很突出。本年度农村劳动力中社会流动总量达194.75万人，剩余农村劳动力人口500-600万人，全省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140.42万人，其中劳务输出54.33万人。另外还有年增长的70万劳动力数字，实际流动劳动力还要多得多。如此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待流动的队伍，如何实现他们的劳动转移与就业，任务的确很艰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趋势极为明显，任务相当艰巨。农村劳动力就业在一、二、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61.5％、21％和16.7％，在第一产业就业比例明显偏高，就业结构不合理。

近年来，解决河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已成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数量逐年增加，但劳务输出增速不快，城镇化水平较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寻找就业岗位。河北省农村劳动力市场自2000年以来发生很大变化，剩余农村劳动力到2007年达1000万人，劳务输出总量累计400万人。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与就业任务比较艰巨。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开始逐步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就业结构趋于合理，如表1所示。

表1“十五”经济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情况(包括所有劳动力)

(资料来源：《河北省就业现状与“十一五”劳动力供求趋势研究》)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河北省地处京津塘沿海地区，濒临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中心，地理位置上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河北省农村劳动力的流出率较高，地处我国华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属于中等或偏下，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状况也属中等，农村劳动力有条件和能力支付流动的成本，从而为流动提供了可能性。这足以说明：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那些农村经济还未发展到这一程度的省与地区，流出率当然较低，比如河北省的贫困山区、我国西部地区等。

三、农村劳动力流出的动因分析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现象有多种因素，分析起来，以下几种原因带有普遍性：

1.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增加经济收入。以河北省为例，许多村庄的建筑风格就像城市里的别墅，有许多农民甚至去城镇购买房产。为了追求更好更高的物质生活，农村家庭里的富余劳动力往往会走出去，进一步提高家庭收入。

2.科学技术解放了生产力，促使农民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劳动，既解放了劳动力，又节省了劳动时间。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盼望丰收，同时丰收又给农民带来巨大的体力考验。如今不同了，农作物的播种收割全部依靠机械设备，又快又省力。由此带来农民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有了进城打工的愿望，从事各种有偿劳动服务。

3.青年农民个体发展的需要，追求高层次职业生活。人人总是在不断地认识自己，认识外边的世界，并在努力地改变自己，改造世界，改善自身的处境。现在的青年农民更是不满于父辈“面壁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抱着挑战的目标和心态，想要摆脱农民的身份地位。因为农民的处境自古以来总是受剥削、受压迫的，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比较低的阶级阶层。因此，对现代社会的青年农民来说，城市生活始终是他们向往已久的事情。

4.城市文化、城市文明对乡村的渗透和洗礼。信息化、城镇化的浪潮逐步波及到农村，开始影响农民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青年农民影响巨大，其中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由每年往返于城乡的农民工大潮可见，以青年农民居多，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外出打工者的年龄趋于年轻化。

5.城镇建设和城市新兴行业的成长与发展为农村流动劳动力提供了市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国外各种资本、资产的流入，一些传统行业开始缩减，新兴行业悄然兴起，许多复杂劳动含量比较低的工种对农民工产生较高的市场需求，比如家政服务、餐饮服务、垃圾回收处理、高险建筑工程等成为农民工主要从事的城市职业。

四、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

从社会学视角分析，要在短时期内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有序流动、高质量流动，提高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还存在

着许多制约因素。就河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来看，尽管每年按计划完成一定的流动、转移任务，但是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城镇生活状况并不乐观，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总量、供求结构失衡。从总量上看，7亿多农村人口、5亿多农村劳动力、1.2―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还要新增600-700万农村劳动力是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基数过大，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艰难的直接原因。

从供求结构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技能，与城市或者非农就业岗位对劳动技能的要求之间失衡，现代工业部门新岗位的增加需要大量有文化、有技能劳动力的补充，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教育程度与专业技能以及基本素质难以胜任这样的工作，而对专业技能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非常有限，不能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第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整体素质不高。长期以来，国家和地方对农村教育投入欠缺，形成了农村劳动力文化技能素质较低的局面。其后果，一方面表现在劳动就业率不高，劳动力闲置问题较为突出，同时低素质劳动力供给多，一般只能选择一些对技能要求较低、以体力劳动为主、规模较小、工作条件差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而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行业，导致工资水平低，而且缺乏就业与劳动保障。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其法律知识贫乏，法律意识不强，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劳动力素质低，也不利于其对信息的把握，盲目、无序的流动增加了劳动力转移的风险性，从而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降低了预期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如表2所示：

表2 农村流动劳动力年龄及其文化程度与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另一条来自人民网的消息，全国5亿多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约占40％，高中及高中以上仅占12％，全国92％的文盲在农村，全国2亿多35岁以下的农村青年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

可见，乡村农民亟待教育关注，特别是要促成农民工职业生涯的转变，必须使其卷入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活动中来，大力提高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第三，制度、政策和观念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阻力。主要表现：一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等制度，使农村流动劳动力无法享受与城市平等的待遇。二是土地流转制度问题。家庭经营承包是现阶段和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一项制度，导致从事第二、三产业而离开土地的剩余劳动力，选择“兼业”经营方式，带有明显的“两栖”特征，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三是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多是自发的，带有团体倾向，缺乏正规的中介机构，他们主要是依靠亲属、老乡关系实现就业；规范劳动力交易行为的法律法规和运行机制不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管理和披露不畅通。这些都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率和效果。四是从观念上与具体操作上还需要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如城市就业中对农民工的差别性待遇依然存在，农民的乡土观念会制约人口向城市的迁移。

五、促成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可行性建议

促成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与就业有多种因素，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种因素。其中精神方面的因素包括文化教育因素、政治因素、职业因素等，精神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实现身份的转移、提升具有决定性、长效性作用。

就河北省而言，针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指出系列改革举措：一是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二是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就业机制，打破城乡分割的就业格局，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三是基本实现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与城镇劳动力在就业身份、岗位安排、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方面一视同仁，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区域间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四是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五是按照市场化和社会化原则，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统筹规划、协调运作的培训工作机制，探索适合本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职业培训模式和组织形式。六是按照知识经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大力推进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职业培训，使更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掌握一至二项专业技能。七是将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与劳务输出、推进小城镇建设、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向农业的深度、广度进军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级各类职教中心的作用，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八是充分发挥中介组织在求职信息、职业介绍、技术培训等方面的作用。九是鼓励具备资格的各类培训机构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竞争能力。等等。

以上河北省对加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各项政治、政策举措无疑对加快河北省劳务输出、输入，推动河北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从实践中进一步印证了社会流动的促成必须有一定的前提：开放的社会结构、有利于流动的政策、公平的条件、合理的竞争环境和机制等。“在开放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个人的身份、地位不再依赖于‘先赋性的身份地位’，而更取决于‘自致性的身份地位’。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的努力，达到改变自己社会身份、地位目的。这样，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便成了一种十分自然、常见的现象。”

六、结语

农村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现阶段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独有现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进程，关系到民族素质的整体水平。

第7篇

一、引言

劳动力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予了很多关注，有关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的研究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储藏量极为丰富。但一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却受其制约，同时经济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因此我国的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劳动力参与率的基本含义

劳动力参与率一词是由英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翻译而来的。它一般被用来反映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劳动力市场的活动水平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

由于劳动力参与率反映的是一国或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劳动力指年龄在16岁及以上，正在工作或正在积极寻找工作，或暂时失业而等待被召回的人口。因此可以用劳动力人口总量占16岁及以上人口总量的一定百分比来表示，即：

劳动力参与率 =

三、劳动力参与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

分析劳动力参与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就要从两个方面考虑：①劳动力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②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

1.劳动力参与率及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理论分析

根据上述的劳动力参与率的定义与公式可知，劳动力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1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明显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参与劳动的人口数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因此劳动力参与率从理论上讲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2.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参与率的模型分析

(1)指标选取

①使用1978年―2005年统计年鉴数据，其中包括GDP（以1978年为100，以后各年为其定比）和LFPR（劳动力参与率 %）。具体可见附录。

②由于只考虑GDP增长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所以只选取GDP一个作为解释变量。

③劳动力参与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2)模型设计和回归分析

为简单起见，各指标采取对数形式。建立模型为：

LnLFPR = β0 + β1lnGDP + μ

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得：

LnLFPR = 4.602 － 0.040lnGDP

(240.270) (12.328)

R2 = 0.8539D.W.= 0.66058 括号内为各估计量的t统计值

由回归结果可知，模型拟合较好。可决系数R2 = 0.8539，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得很好。从截距项与斜率项的t检验值来看，均大于5%显著水平下自由度为 n 2 = 26的临界值t0.025(26)=2.056。GDP和LFPR显著相关，而且呈现负相关。即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LFPR将降低0.04个百分点。但是其D.W.= 0.66058 较小，存在自相关。因此将原模型添加滞后项，建立新模型为：

LnLFPR = β0 + β1lnGDP + β2lnGDPt-1 + μ

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得：

LnLFPR = 4.601 － 0.220lnGDP +0.183lnGDPt-1

(242.421) (2.765) (2.275)

R2 = 0.867D.W.= 0.752 括号内为各估计量的t统计值

由回归结果可知，模型拟合较好。可决系数R2 = 0.867，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得很好。从截距项与斜率项的t检验值来看，均大于5%显著水平下自由度为 n 3 = 25的临界值t0.025(25)=2.060。GDP和LFPR显著相关，而且呈现负相关。即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LFPR将降低0.220个百分点。

由上述回归模型可知，GDP增加将会引起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根据我国著名统计学家邱东的研究，中国劳动力参与率对经济增长起正向的推动作用,并且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先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上升,后又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这便与本文在理论分析中的观点相似。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本文认为产生该矛盾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引起的。

①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 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经济的较快增长推动就业增长, 工资水平和就业率水平提高, 劳动者的劳动力参与倾向提高, 劳动力参与率也随之上升；而当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相当高, 达到一定水平后, 经济的较快增长伴随的将不再是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而是下降。因为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来说,劳动力参与所带来的收入增加产生的效用低于闲暇产生的效用, 因此他们选择更多的闲暇, 从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下降。如图：

②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也明显提高，知识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是从模型1中却看到，教育在我国表现出影响经济增长水平下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较多的年轻人离开劳动力队伍加入到教育和培训行列，造成自愿失业增加，劳动力参与率降低。

③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阶段，产业结构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移。但是我国产业结构主要还是劳动力密集型，所以劳动力参与率的增加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经济的增长会促使产业结构的转移，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不得不被淘汰或者退出劳动大军。这样便呈现出当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会降低劳动力参与率。这样便和本文的两个模型相吻合。

④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大都在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便形成了所谓的“隐性失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隐性失业逐步被释放，使得我国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断下降。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自身生产力的提高，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便解释了模型2以及其图形。

四、劳动力参与率的问题及其对策

1．劳动力参与率的问题分析

根据邱东等人的研究，当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问题的难点和本质在于适度劳动力参与率问题。劳动力参与率与劳动力供给密切相关。在人口总量和劳动力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意味着提供较多的劳动力供给，而降低劳动力参与率则意味着提供较少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劳动力供给与失业和社会保障密切相关，在较大劳动力供给总量的条件下，过量的劳动力供给不能被社会需求所吸收，其结果将造成较大数量的失业；当大量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参与率较低，劳动力供给总量较少时，社会上会存在大量的非劳动力人口，加大社会保障的压力。因此，在研究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数量关系时，寻求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适度劳动力参与率，具有重要意义。

邱东等人认为所谓的适度劳动力参与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理想的劳动力参与率，在适度劳动力参与率条件下，社会上将存在最适度数量的失业人口和非劳动力人口，失业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非劳动力人口造成的社会保障压力将达到最低程度，社会将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用公式表示为：①

GDP = MAX ①

1－ LFPR = MIN②

LFPR－就业/人口 = MIN③

式中，GDP代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式表示社会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1－ LFPR代表非经济活动人口率；式表示非经济活动人口率最低，非经济活动人口对社会保障的压力也最轻；式则表示失业率最低，失业的社会压力和负面影响也最低。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劳动力参与率即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适度劳动力参与率。因此，要解决劳动力参与率的问题就应该从上述几个方面着手。

2．对策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见, 目前我国劳动力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转轨时期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一特殊关系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大力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来推进经济增长。为此, 今后一段时间内, 不应以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参与率为政策取向；相反, 应努力采取各种措施, 适当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同时统筹考虑失业、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 以求更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1）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高，发展教育事业可以提高劳动者文化素质，为社会积累人力资本，而且在短期可以降低中国劳动力参与率。因此，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发展教育可以推迟青年人口的劳动力参与、降低劳动力参与率，同时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保持我国经济的持久发展。

（2）扩大劳动力输出

我国劳动力然丰富，成本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很小，远远低于印度、巴基斯坦等近邻国家，因而劳务输出的潜力很大。扩大劳动力输出，对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来说，可以缓解当前国内的就业压力和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

（3）适度经济发展带动劳动力参与率问题的解决

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失业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而经济增长的快慢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就业状况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太慢不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和现有经济资源的利用；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有助于扩大就业，但从长期来看，急功近利的经济过快增长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其结果反而也会不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参与率和就业问题，就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发展。

五、总结

根据上述本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理论分析和模型却得出的相矛盾的结果，则表明了我国现阶段在劳动力参与所体现的问题。产生矛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这种矛盾是经济转型的代价；另一方面是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原因。当对两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知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结果却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劳动力参与率要适度。对此，本文给出了三大点对策。①大力发展教育事业；②扩大劳动力输出；③适度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邱东等著.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年.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3]韩泽渝.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青岛市为例山东经济 2006年第三期.

[4]李子奈等著.计量经济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

第8篇

关键词：劳动生产率集聚竞争程度外部性

本文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考察了深圳各区的差异，研究认为小企业空间上的聚集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率，同时聚集度提高使其竞争加大对劳动生产率有负的影响，即集聚度的提高也会产生负外部性。

第9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关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劳动价值论。一是人类劳动是在国际市场范围内抽象平均的结果;二是劳动的抽象范围更大地向国际领域扩展;三是须从科技知识的本质及作用认识劳动价值论。

我们所处的时代面临的新的实际有两大方面:就世界而言，那就是经济全球化浪潮、科技革命浪潮蓬勃发展这个新的实际;就我国而言，那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的实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新的实际与创始人当时面对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必须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一、人类劳动是在国际市场范围内抽象平均的结果

马克思所处的世界，远没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如此深刻的经济全球化，但那时伴随着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世界经济已经形成，而且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的实际，马克思也力求在他的经济理论研究中给予体现。马克思在他1857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设想的经济理论体系大厦由五个部分构成，即:(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等);(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税、国债、公信用等);(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人、汇率等);(5)世界市场和危机。

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的架构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既包括一国范围的经济运动规律即第(1)(2)(3)部分也包括国际范围或世界范围的经济运动规律即第(4)(5)部分。虽然马克思在有生之年对有关国际经济的两个部分的研究没能像对一国范围内经济的三个部分的研究那样独立成篇，而是散见于他的《资本论》和其他著述中，但这并不应妨碍人们把马克思揭示的一些经济规律、范畴、理论从一国范围与国际范围相统一的视角来完整把握。对劳动价值论及其所涉及的范畴、规律—例如劳动、社会必要劳动、价值、价值规律等，无疑也应如是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明，商品的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这是对价值最抽象最本质的规定。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类抽象劳动的抽象范围是不同的，从而有层次不同的价值形态。人类劳动在一国市场范围内抽象平均的结果，凝结为国别价值，国别价值量由一国生产某一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人类劳动是在国际市场范围内抽象平均的结果，凝结为国别价值，国际价值量不是由一个国家生产该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世界市场上，“棉花的价值尺度不是由英国的劳动小时，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两种抽象范围不同的劳动、不同的价值形态是有差别和联系的。在一国市场上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及商品价值在世界市场上就变成了“个别劳动”及“个别价值”而与社会劳动(国际的社会必要劳动)及社会价值(国际价值)相对应。因此可以说，从国际范围来看，国别必要劳动的社会化程度是低层次的、不充分的国别价值，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价值;只有国际必要劳动的社会化程度才是高层次的、充分发展的，只有国际价值才是真正的社会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价值性质是由国外贸易才发展的，因为国外贸易才把它里面包含的劳动，当作社会劳动来发展。”

二、劳动的抽象范围更大地向国际领域扩展

在当代世界，特别是近20年来，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这使劳动、价值、价值规律的作用发生了与过去时代不同的新发展、新变化。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各种经济资源日益大量地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就商品服务的国际贸易而言，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40年代末，世界贸易额每年约600亿美元，而20世纪末的2000年世界贸易额为7.8万亿美元;不仅贸易的绝对数额大大增加，而且其相对比重也大大提高—全世界的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1950年仅为7%，而到1999年已达22 % 。

这种新的变化、新的实际情况意味着，在当代世界上，人类抽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更高了—劳动的抽象范围更大地向国际领域扩展，社会劳动更多地体现为国际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更大量地体现为国际价值，价值规律的作用方式更多地适用于国际范围的生产和交换。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它既是一国国内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基本规律，也是国际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基本规律。当然，该规律的作用在国际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价值量仍然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不同的是，它不是由个别国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由于各国之间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各国的国别价值必然高于或低于国际价值。

而在世界市场上，商品只能按照国际价值这一世界统一的尺度来交换，于是便会出现一个国家的若干个工作日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的现象。这仍然体现了等价交换原则，只是这种等价交换原则是通过不相等的国别价值相交换而体现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等价交换从来如此，从来都是按照社会价值而非个别价值(在国际交换中，国别价值是个别价值)交换的。当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学家、激进经济学家所批评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等价交换和国际剥削，不应适用于这里的场合。

但是，也应看到，在当代国际商品交换中也不尽是等价交换，也存在因国际垄断等因素造成的不等价交换。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引起的劳动、价值、价值规律的新变化，还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资源跨国流动和配置，其中一个鲜明的特征是越来越自由，即经济全球化是与经济自由化、贸易投资自由化相联系的。就以关税率大幅度下降、数量限制的非关税壁垒渐趋消失为主要内容的贸易自由化而言，二战结束后初期，世界各国进口的平均关税率高达40%以上，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现在世界工业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率已降至，其中发达国家更是降至3%，发展中国家也已降至13%;原来的众多繁杂的进口配额、许可证之类的非关税措施，根据WTO的协议，在2000年也已基本取消(除了服装、纺织品的非关税措施可延长到2005年外)。这使得商品服务国际流动的国家界限障碍愈益弱化。

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意味着，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愈益相互开放、相互融合，国际价值与国别价值适用范围的界限愈益淡化。过去时代往往是这样一种情况:国际价值适用的场合是国际市场上的交换，国别价值适用的场合是国内市场上的交换;那些落后的国家由于可以采取各种保护主义措施，排斥外来商品的竞争，因而使国别价值较高的本国商品尽管在国际市场交换中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但可以在国内市场上得到实现，不致被价值竞争力较强的、价格较便宜的外国商品所淘汰。然而在当代世界，国际价值的适用范围不仅随着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市场、国际交换的规模增大而大为扩展，也随着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愈益相互开放、市场障碍及界限愈益淡化而愈益向各国国内市场渗透。那些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高于世界平均必要劳动的劳动，不仅在国际市场上不能体现为社会价值，即便在本国国内市场上也越来越不被承认为社会必要劳动，不能得到价值实现。而这些新的变化同样体现的是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的要求。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引致的劳动、价值、价值规律的新发展、新变化，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既要努力争取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又不能仅限于此，不能因为把按照国际价值进行的市场交换视为不等价交换、国际剥削而反对甚或拒绝参与;重要的是要致力于本国的科技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价值竞争力的增强。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在实行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参与商品生产和交换中，也要遵从国际价值这一市场共性规律，谋求等价交换、平等互利;另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在国际市场上，甚或在国内市场上往往是以较多的国别价值交换较少的国际价值。这要求我们必须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生产的劳动耗费，提高商品的价值竞争力以便在日益相互开放、融合的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上，得到尽可能多的价值实现。

三、从知识技术的本质及作用认识劳动价值论

知识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生产劳动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知识技术日益成为生产劳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而且其重要性在不断加强。这是知识经济区别于过去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

知识技术是脑力劳动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脑力劳动创造的。知识技术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存在形式，如:书籍、资料、图纸等等，但是，其主要的存在方式还是存储在人的大脑之中，作为人进行知识技术创新和指导生产劳动的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一部分具有较高智力水平和知识较为丰富的人开始专门从事知识技术的创新活动。知识技术作为一种无形的但却凝结着一般无差别人类劳动的产品进人了交换领域。既然知识技术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产物，凝结着社会必要劳动，同时又具有使用价值，因此，知识技术产品就具有商品的二重性特征。

知识技术这种商品与其它商品相比，同样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这种无形的产品却具有很多特殊性:

(一)知识技术产品具有垄断性或是单一性特征

一项知识技术在世界上可能仅此一项，没有其它的竞争者，而且为了鼓励技术创新，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法对此加以保护，因此，知识技术产品的创造者就有可能通过垄断获取超过知识技术产品自身价值的高额收人。反映在现实中，就是知识技术产品的价格通常都非常高昂。正是由于知识技术产品的垄断性造成了这一现象的出现。马克思认为，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相对表现，因此，就存在着价格偏离价值的可能性。知识技术产品的价格偏离价值并没有违反价格规律。

(二)知识技术产品的价值形成具有延续性和积累性

没有一项新知识或新技术是凭空创造出来的。人们进行知识技术创新必须要建立在过去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一个能进行技术创新的人首先是经过了长期学习，积累了大量知识的人。在学习和积累中，他通过付出各种费用把过去人们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技术产品占为己有，存储在大脑中。在他进行知识技术创新的时候，就使用这些积累在自己的大脑中的知识技术产品，将其作为生产资料，利用脑力劳动，进行新知识技术的创造劳动。

(三)知识技术产品还具有公共性的特征

由于知识技术产品是一种无形的产品，人们只需要通过学习就可以将其储存在大脑之中占为己有，而且这种产品往往可以被无限次地学习和复制，因此，这种产品与普通商品相比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其占有和使用的非排他性。普通商品一旦被某一个人占有或使用，那么，其它人就不再有占有和使用这件商品的可能性。而知识技术产品则更象公路、桥梁这样的公共物品，一个人的使用并不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因此，许多知识技术的使用往往是免费的，不论这种免费地占有知识技术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知识技术产品的公共性不仅决定了其价值衡量的困难性，也决定了消除私有制，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知识技术这种生产要素，会使得知识技术产品的使用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

通过以上对于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关的知识技术本质和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到，知识技术在商品社会里，本质上是一种人的脑力劳动产品。这种产品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它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要么通过人的脑力劳动再创造出新的知识技术产品，要么与物质生产相结合，提高劳动效率，提高生产的自动化程度，创造出更丰富的物质财富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知识技术产品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其价值只能通过人的脑力劳动被保存或被转移，而不能自身创造出价值。

第10篇

【关键词】劳动就业职业技术教育经济发展就业形势

一、职业技术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仅仅依靠传统的劳动方式注定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最终将会被淘汰。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技术的研发需要高端专业人才，而后期真正的投入生产则仰仗于底层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素质。职业教育提高了人才队伍素质，高素质的技能人才支撑了行业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在培养劳动者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能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培养他们对工作的热情，提高对工作的忠诚度，企业非常需要这样热忱度高的技能型技术人才。

纵观当今职业教育整体形势，呈蓬勃发展之势。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对技术性人才的需求仍将不断扩大，因此职业技术教育仍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我国劳动就业市场以及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我国劳动就业形势

当今就业者就业行业选择多元化，但合理就业的比率则很低，这是由对自身未来工作的要求看法以及自身能力素质决定的。多数就业者趋向于选择自己喜欢或者专业对口的工作，而并未考虑自身的能力能否胜任，因此在求职过程中屡屡碰壁。据最新数据显示，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仅达38%，而研究生就业率仅占三成，这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受教育程度高了，自视也甚高，不合心意的工作宁愿不做，把锻炼自己的机会也一并拒之门外。一方面劳动力的需求还较大，一方面失业待业的人数却很多，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的问题。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形势严峻，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直接影响到很多企业的发展，也波及到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就业市场。裁员，减薪，转行，跳槽造成了劳动就业市场的波动。随着高校扩招，高校毕业生呈逐年递增之势，2009年突破600万大关，供求关系的偏离值正在加大。2010年近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因缺乏技能而离职，表明大学生在大学里所习得的知识大部分并非企业所需，毕业之后自然很难在社会中立足。而与之相反的，是职业技术教育带来的曙光。很多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学生，往往很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甚至成为企业抢手人才。

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就业压力持续增大，到2004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登记失业人数为827万。据有关专家判断，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远不止这个数字，而是已经超过了7%的警戒线。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还没有完成，但劳动力商品化和按要素分配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贫富差距拉大。内需不足依赖出口的局面已经形成，就业问题日益严重。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因为急于求发展，急于赶超发达国家，往往操之过急，很难处理好发展和增长，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处理不好这些基本的战略关系，就会造成各种经济结构失衡，造成产品积压，消费不足，就业岗位短缺，供求不平衡。

三、劳动就业形势与我国整体经济形势关系

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水平相应提高，消费需求量和消费需求结构也随之变化，一方面。消费需求量的提升促使企业扩大生产，使产业规模得以扩大；另一方面，需求结构的变化引导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使产业结构不断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劳动就业的增长。

政治和经济是支撑一个国家的最根本力量，经济形势和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走向。根据上文所做分析，职业技术教育关系着整个劳动就业市场的稳定，而就业形势则关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大势。因此，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职业技术教育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也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仰仗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而具体政策的实施需要整个社会各个部件的协调合作。

四、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有助于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就业问题的症结在于供求不平衡，劳动力的紧缺不止表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劳动者的素质上。劳动者如果掌握了一门专业性较强的技术，那就能在寻求工作时多一块敲门砖。“术业有专攻”，有了一门技艺，自然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优势，否则，就很难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职业技术教育是对针对劳动者所进行的文化技术教育，目的简单而明确，就是使劳动者获得一技之长，以适应复杂的经济环境和产业结构调整，尽快就业。

第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劳动者的适应能力。劳动就业问题能否顺利解决，除了与劳动技能直接相关之外，与劳动者的适应能力也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劳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凡是重视职业培训，劳动者素质的国家，适应能力强的劳动者，在就业中往往能更好更快地适应多变的就业环境。

第三，发挥就业培训和职业教育的作用，是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措施。从市场就业情况来看，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还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阶段。这些技术工人才是支撑整个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能够维持技术行业的良好健康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维持健康的经济形势。

五、结束语

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要同时解决就业问题，又要保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重中之重。职业技术教育能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能支撑技术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能维持经济形势的稳定。因此，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明智之举，也是大势所趋。本文针对职业技术教育和劳动就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一个大致分析，观照了当前中国整体经济形势，以期彰显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促进行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第11篇

关键词：劳动收入；经济增长；分布滞后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4-0084-02

随着河北省经济水平的发展，居民劳动收入水平也在不断增长。城镇居民劳动收入从1985年的563元增长到2008年的8 891.5元；农村居民劳动收入从1985年的349元增长到2008年的4 395.7元。但是河北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居民劳动收入占比小，而且该比值呈下降趋势；劳动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这都不利于河北省经济发展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投资拉动型转换。因此，如何因势利导提高居民劳动收入，带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是河北省今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基于此本文建立分布滞后模型，分析了河北省居民劳动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河北省政府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

一、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处理

国家统计局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分为四部分：工薪收入、经营净（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本文所指的城镇居民劳动收入即为其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劳动收入为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之和。

本文选取1985―2008年河北省居民收入、GDP（以当年价格计算）为历史数据。在进行分析时，为了消除物价因素造成的影响，以河北省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为100％）对所有收入数据平减，从而使数据更具可比性。由于自然对数变换并不改变变量的特征，且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现象，故对所有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本文数据来源于《河北经济年鉴》1985―2009）。

（二）研究方法

在经济学中，由于心理、技术以及制度上的原因，变量Y（应变量）对另一些变量X（解释变量）的依赖很少是瞬时的。常见的情形是Y对X的回应有一个时间的延迟，即我们所说的滞后。因此，本文把滞后解释变量引入模型，运用Almon提出的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将不同时期的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进一步研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城镇居民劳动收入、农村居民劳动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劳动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模型选取三个变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城镇居民劳动收入（YC）、农村居民劳动收入（YN）。取对数：LnPGDP、LnYC、LnYN。由于这三个序列都是时间序列，而时间序列多为非稳定序列，对一个非平稳序列去建模、预测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要检验其平稳性。

（一）单位根检验

运用eviews5.0对分别对LnPGDP、LnYC及LnYN进行ADF检验，多次试验后发现滞后期为3时AIC和SC值最小，因此选择滞后期为3，检验结果（见下页表1）。

从下页表1中可以看出，在1%、5%、10%三个显著性水平下，LnPGDP、LnYC、LnYN及其一阶差分的T检验统计量值均大于相应临界值，表明这三个变量及其一阶差分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但其二阶差分T检验统计量值均小于相应临界值，是平稳序列。因此，LnPGDP、LnYC、LnYN序列是二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通过ADF检验可知，LnPGDP、LnYC与LnYN序列都是二阶单整序列。为确定三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以LnPGDP为被解释变量，LnYC和LnYN为解释变量，用OLS估计回归模型得：

LnPGDPt=- 6 908.51+0.96LnYCt+4.69LnYNt+t

对t进行ADF检验发现，t的T检验统计量值为- 4.328746，小于各个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因此，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劳动收入及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存在协整关系，即三者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

（三）分布滞后模型

本文选择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为一期，即模型为：

LnPGDP=α+β0LnYCt+β1LnYCt-1+γ0LnYNt+γ1LnYNt-1

+μt

为消除分布滞后模型多重共线性的影响，用阿尔蒙多项式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在实际应用中，阿尔蒙多项式的次数P通常取得较低，一般为2或3，很少超过4。本文取P=2。考虑到LnYC和LnYN对LnPGDP的作用两年后几乎消失，模型估计时加上一个远端约束。用eviews5.0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分布滞后模型参数值

R2＝0.999882R2=0.999855F=38 001.71

估计结果显示，R2和R2都接近于1，表明模型整体拟合很好；F统计量非常大，说明模型整体显著。从表2可以看出，当期城镇和农村居民劳动收入系数均为正，说明它们对地区生产总值影响为正；而前一期城镇和农村居民劳动收入系数均为负，且T统计量不显著，更说明河北省居民劳动收入水平低，劳动收入基本用于当期消费，从而对当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有影响，而对下一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影响不大。当期城镇居民劳动收入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为0.3与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弹性系数相比较低，这是由于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空间大于城镇地区，因而才出台了家电下乡等消费市场向农村地区转移的政策。具体表现在数据上就是，在其他因素不变条件下，当期城镇居民劳动收入每增长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会增长0.3%；同样，在其他因素不变条件下，当期农村居民劳动收入每增长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会增长0.7%。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河北省居民劳动收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第二，河北省居民劳动收入水平低；第三，农村居民劳动收入投入产出弹性系数较高。因此，河北省低水平的劳动收入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只有不断提高居民劳动收入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三、增加河北省居民劳动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

（一）进一步落实惠农政策，提高农民经营纯收入

民以食为天，只有建立稳定增长的惠农、支农资金渠道，才能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政府要继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要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

（二）改善农民就业状态，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

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上涨，已成为其收入的另一主要来源。但目前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约了农民进城打工。农民的就业被局限在一些手工、体力工作及简单的操作等很小的范围内。因此，改善农民就业状态首先要打破城乡劳动力分割的局面。其次，加大对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在大中型城市看来并不起眼儿的中小企业，可能会带动几个村的农民。因此，政府应给予小企业、小项目更多关注，扩大农民的就业机会，从而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工资性收入。

（三）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城镇居民工薪收入

所谓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是指职工工资与经济增长同步。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劳动收入的增长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只有保证职工工资与经济增长同步才能使经济和谐发展。而要做到职工工资与经济增长同步，就要保证企业平均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不低于企业平均利润的增长。当然，这是需要一定的机构监督才能完成的。政府作为人民的政府，就要充当此角色，监督和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保证职工工资与经济增长同步，促进经济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朝才，胡振虎.新时期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10，(6):24.

[2]李稻葵.理性看待劳动收入占比下降问题，不要上纲上线[EB/OL].价值中国网:财经，2010-06-02.

第12篇

关键词：西方宏观经济学；劳动力市场；西方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

引言

自从1936年以来,西方的经济学就被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这连个大的体系，而长期以来，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思想都贯穿于宏观经济学领域，并且围绕着劳动力市场这个重大的问题与传统的西方古典学派展开激烈的争论，有时候二者之间分明的鸿沟甚至都相互冲突。

1.西方宏观经济学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理论评述

关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是企业之间雇主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合同，而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不同于商品和其他要素市场，这是由于其特殊性存在而造成的结果。而往往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对企业内部组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1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与发展

内部劳动力市场概念阐述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71年的派尔雷，其被阐释为一个企业中，它劳动力的定价通过管理规则以及程序来决定的。并且它的特殊性在于高度的雇佣稳定性，简而言之，就是高水平职位往往由内部晋升的员工大批量占有，并且分配程序都是根据所制定的程序来支配的。并且在其发展的历程中，有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出现：在职培训、技术的特殊性以及习惯法则等。而这些特殊的技能对一些发展中的企业而言，往往非常重要。

1.2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动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宏观经济学上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解释了工资条上的刚性，把企业对惯例的调整视为工资决定的关键因素，并且认为市场的供求关系因素只能对工资的决定存在阻碍。

近年来，关于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美国与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了相应的一些新情况时候，比如美国自80年代中期的公司缩减规模，导致了失业的增加；而日本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裁员，在这种经济大萧条的形势下，如何能够从理论上看待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走向与变化规律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而比较有前瞻性的观点认为，企业裁员有较大规模的增长确实标志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衰减与劳动力市场外部的倾向的增强，并且预测可能未来的时间厘米那，直接由市场媒介的雇佣关系将会逐步取代内部拉动力市场，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部分源于“后福特时代”技术的进步使得产品的周期大大缩短。

2.关于劳动力市场两派的不同论述

2.1 西方古典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阐述

关于对劳动力市场的阐述，通常会涉及到对工资效率即所谓的工资决定论的阐述。而西方古典学派认为，在工资决定论方面，工资为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对劳动力市场最早的阐述来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尔后亚当斯密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而且认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而不同于其它的商品市场，劳动力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力时间来决定的，与此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其形成与决定也同样受到供求规律与竞争规律的制约，而且这种竞争因素的作用也使得价格在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

其次对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往往会涉及到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西方古典学派在“古典”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已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分别是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就业水平时候，就已经不存在失业这样的概念了，而且在这样的古典模型中，由于工资条的刚性已消失，并且其完全的伸缩性，当失业这种不良的经济现象出现时候，往往能够通过降低货币工资来降低实际工资，从而达到充分就业。因此西方古典学派认为仅仅依靠市场，货币就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弹性空间，从而经济也能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从经济学模型的角度来看，就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饿曲线交点，不仅决定了充分就业的总产量同时也决定了均衡的就业量。

2.2 凯恩斯学派有关劳动力市场的阐述

在承认了古典学派的部分经济学观点的基础上，凯恩斯学派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地，比如其认为在货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价格稍微有提高会导致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这样的观点往往是不符合事实的。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凯恩斯学派认为在进行工资协议的时候，对于工会与资本家双方所规定的只能是货币工资，至于实际工资出现的波动还要由另外的一些因素来决定比如很关键的价格水平，因此凯恩斯学派阐述了自己的劳动供给函数的观点，即劳动者具有“货币幻觉”因此劳动的供给量是货币工资的函数，而并不是古典学派认为的实际工资的函数。

2.3 二者的共融点与分歧所在

关于二者的共融点，首先两个学派都认为“劳动需求为实际工资的函数”这样是一个真命题，而且关于就业量增加，国民收入也会增加，实际工资相应却减少，关于这样的观点双方也达成了一致。

但是双方存在的分歧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对于“货币幻觉”这样的概念，古典学派认为其未曾有之，而凯恩斯学派坚信这样概念的存在，即信息的不完全。并且对于货币工资与价格水平关系而言，古典学派认为价格水平与货币工资涨落幅度十分具有弹性，而凯恩斯学派认为要降低实际工资，只能通过提高价格水平（P）这样的途径才能实现。

3.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对失业率造成的影响

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强调了价格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而往往现今西欧大部分国家所出现的失业率恐慌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调不无关系。

3.1 宏观经济政策对结构性失业率的影响

关于欧洲目前存在的较高的失业率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因为目前存在的风险在于如果劳动力市场出现问题后，失业率周期性的增长就会演变会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某些国家实施的严格保障就业的法规只会使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更难找到新的工作。同时，他们失业时间愈长会导致有兴趣雇佣他们的雇主更少，一些雇主甚至会放弃从失业工人中进行挑选。此外，由于这些失业工人无法有效地抑制工资弹性，从而使就业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最终成了“结构性”失业者。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这问题，欧洲央行完全有理由坚持，宏观经济政策会导致更高的结构性失业率的产生。

4.结语

对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而言，如何能够更好的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的经济规律结合并合理的运用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而且需要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作用同时，防止市场出现过度通胀或萧条状态出现。（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斯诺登等. 与经济学大师对话［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杨俊青,刘姗姗.劳动经济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第13篇

[论文摘要]传统经济学认为，家务劳动不像其他可以流转的商品或服务那样具有交换价值，只是在家庭内部有价值，各国也未将家务劳动价值纳入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法经济学分析指出，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我国婚姻家庭法应本着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收益的原则，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放宽夫妻家务劳动成本分担、收益分享的条件。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第14篇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二元经济；产业结构；人力资本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2006年软科学计划研究项目(061301330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翠红(1963－)，女，河南襄城入，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61；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73－04　收稿日期：2007－01－02

在“二元经济”社会中，由于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致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所谓“二元经济”(Dual Economies)，主要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和工业化过程中，由于部门间生产函数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区域间或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导致的经济性两极分化现象。从经济学研究的历史线索来看，关于二元经济的思想很早就受到关注。早期重农学派，以及以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为代表的古典学派都有过相关论述(古斯塔夫・拉尼斯，1988)。但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是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J．H．Boeke，1953)。真正掀起二元经济研究热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1954)。随后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经拉尼斯(Gustav Ranis)和费景汉(John C．H．Fei)、乔根森(D．Wjor-genson)、托达罗(Michael P．Todaro)等人的修正和发展，形成当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成为不少经济学家研究的出发点。陈吉元和胡必亮(1994)基于农村工业的异军突起，提出了包括农业部门经济、农村工业部门经济、城市部门经济构成的三元经济结构理论。John．Z．Ma(1999)、赵阳(2000)在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分别提出了双二元结构，即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二元性同时也伴随着各自内部经济成分的二元性。高立金(1997)、周天勇(2001)等结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实际情况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尽快消除二元经济现象，促使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因此，如何消除经济中的二元结构现象，是落后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必须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其实质在于采取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和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手段，使经济以最低的成本和代价，尽可能快地步入到“同质”的现代化经济中。

河南作为农业和人口大省，在近年来以中原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为标志引领中部崛起的同时，农村中仍然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属于比较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河南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严重制约着就业结构进而影响经济结构的高度化。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用最新的数据论证说明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对河南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造成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错位

1．河南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状况

区域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部门之间的产值结构波动是由各部门的增长速度决定的，而增长速度又受投入要素增长的影响。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如果在产业均衡协调发展的情况下，其变动应与产值结构变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吻合，但在河南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二者在变动趋势上表现出大体一致，而在产值份额上却表现出明显的错位(见表1)。

产业结构偏离度是指产业的劳动力结构与增加值结构之间的一种不对称状况，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利用结构转换偏离度模型，可以对河南劳动力投入结构与产值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其模型如下：

ELij=Cij(GDP)-Cij(L)

D=∑|ELij|

式中Cij(GDP)代表第j年第i产业产值增加值占当年GDP总量的比重；Cij(L)为第j年第i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ELij表示第j年就业结构的产业错位值；D代表整个经济的结构偏离度。

从理论上讲，产业结构及其转变应与就业人员(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分布相一致，即各次产业相应比例的劳动力应创造相应份额的增加值。但现实中并非如此，GDP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产业结构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即产业结构错位值ELij≠0产业结构错位值具有以下涵义：

(1)如果各次产业之间内在的劳动生产率相同，而且劳动力充分就业(实际劳动生产率与内在劳动生产率相等)，则不存在产业结构错位，Eij=0。反之，如果各次产业之间内在劳动生产率相同，且ELij＜0，则表示j年第i产业存在剩余劳动力；产业错位值大于零ELij＞0表示j年i产业劳动力短缺，在业劳动力超负荷劳动；ELij=0表示j年第i产业劳动力充分就业。

(2)对于某一产业i，ELij≠0，则各次产业间的实际劳动力生产率存在着差异。当ELij＜0，表示j年第i产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其他某次产业；当ELij＞0，表示j年第i产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某次产业；当ELij=0，表示j年第i产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等于本产业的内在劳动生产率。

(3)不同学者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对应于一定的产业结构和错位幅度(如表2)。

根据产业错位值的涵义(1)和(2)，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着错位，主要原因是各次产业的内在劳动生产率存在着差异以及存在剩余劳动力。根据国际经验，结构偏离度的一般趋势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下降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小，说明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吻合越

好。

3．河南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根据以上关于产业结构偏离度的模型可以测算出河南(1978～2005年)的结构偏离度(见表3)，并通过比较分析出河南GDP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错位幅度变动，以此揭示说明在河南产业结构转换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对河南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比较分析发现：

(1)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河南GDP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动基本遵循克拉克定律，即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但从表3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错位状况仍显著存在，且随着时间的变动幅度不大。

(2)整体来看，在1978－2005年间，河南的产业结构错位幅度是渐趋缩小的，但整个偏离度下降不多。尤其是农业错位幅度反复性强，基本上没有下降。按照上述模型，以河南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的错位幅度至少应与人均1000美元的结构相似，但除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比重差距近几年来有所减小达到模型所述外，其他产业错位幅度调整并不明显。

(3)单从各次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偏离度从1978年的40.8％下降到2005年的37.5％，但偏离度绝对值仍然很大，年下降幅度很小；第二产业的偏离度在改革初期迅速下降，1985年已经降到22.7％，在随后的15年里，虽有波动但一直变化不大，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这显然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第三产业的正向偏离度与第一产业的变动过程一致，表现为明显的波动变化，2005年河南第三产业正向偏离度为7.5％，表明对劳动力的吸收不够。

(4)对比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偏离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可以知道，在劳动力转移快的时期，总偏离度下降也快，反之亦然。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质就是劳动资源在社会不同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劳动力从低效益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益的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势必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收益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1．模型

一个比较简单的测算模型可以从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公式中得到。总产出V为总劳动生产率Y与投入的总劳动力数量L之积：

V＝L*Y

(1)

由(1)式可以得到总产出的增长率GV为投入的全部劳动力的增长率GL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和：

GV=GL+GY

(2)

如果将生产部门只划分为两个部门即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话(分别记为i=1，2)，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可进一步进行如下分解：

GY=(P1GY1+P2GY2)+(P1Gr2+P2Gr2)

(3)

式中Pi=Vi／V为不同部门在总产出(GDP)中的比重，Gyi代表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ni代表不同部门就业比重的变化率。(3)式表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Y由两项因素构成：一是劳动者人均产出的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即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记为B(y)；二是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可见，第二项代表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就业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视其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记为A(y)。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Eay=A(y)／Gy

(4)

Eav=A(y)／GV

(5)

在具体测算中，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通过(2)式由总产出(GDP)的增长率与总劳动投入的增长率之差决定的；同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A(y)是通过(3)式由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分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和之差决定的。

2．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再配置效益的表现是，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率的非农业部门导致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事实上，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益的农业转向高效益的非农业，不仅可以提高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还可以提高农业部门自身的劳动生产率。

由表4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无论是农业部门还是非农业部门，或者是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表5列出了河南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益对河南经济增长的情况。

从表5可以看出从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

(1)1979～1998年GDP年均增长11.2％，劳动力增长2.9％，劳动生产率增长8.0％。劳动力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为25.9％，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GDP增长的贡献为71.4％，两者共同作用的不可分解因素的贡献为2.68％。可见在这期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河南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于劳动力由低效益的农业转向高效益的非农产业带来的贡献约为31.4％。因此，在河南的GDP增长中，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贡献率约22.43％。

(2)1999～2005年，是经济发展的平稳时期，河南GDP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为11.1％，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9.5％，对GDP增长的贡献为85.69％。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部分占23.8％；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升至20.4％。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在河南经济增长中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这种资源再配置效应尤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979－1998年问，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速度较

快，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31.4％和22.4％。而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低的1986～1990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仍分别为17.9％和11.5％，二者相比差距是相当大。

三、政策建议

1．加快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制度变革

户籍制度一直是造成城乡分割的壁垒，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局面。这些制度因素形成了城市与农村间劳动力市场“屏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制度约束。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化，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约束有所放松，但是由于客观存在的制度惯性和部门利益冲突，使得近几年的制度变革难以推进，甚至有时出现制度变革中的“旧病复萌”态势。而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消除制度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阻滞作用，加快推进制度变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张桂文，2005)。

2．从深度和广度推进现有城市化水平

户籍制度的放开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要给进城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而加快以第二、三产业和扩大内需为特点的城市化建设，进一步提高现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是必不可少的选择。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城市化具体方针应该是合理发展与改造大城市，重点发展中心城市，适度发展中小城市，增加城市的就业岗位，增强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看，第三产业不仅是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主体，也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农村第三产业不仅总量小，而且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社会化水平低。一方面不仅制约了农村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容量。因此，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促使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3．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加快人力资本形成

第15篇

[关键词]非均衡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经济增速

[DOI]10.13939/ki.zgsc.2017.15.050

1 引言

鲍莫尔在1967年提出了简单的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他指出，由于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滞后，劳动力就会逐渐转移到服务业部门，服务业就业份额会增加，并且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与此同时，富克斯（1968）通过对美国服务业就业分析，得到其较快增长的主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综合来说，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可概括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导致服务业份额提升并最终带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现象。

因为现有研究中，多数学者只分析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对其就业份额增长的影响机制，并没有探究服务业增长滞后与经济增速的相互关系，因此本文将系统地分析服务业增长滞后与经济增速两者之间的关系。

2 模型建

我们对Baumol的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进行一定拓展，假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恒定。在这里同样假定经济中只有两个部门，进步部门（制造业部门）和停滞部门（服务业部门），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别为rm、rs。在这里假定rm>rs>0，同样假定劳动为两部门的唯一投入要素，那么，两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由总产出的增长率公式可以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总体的增长率将越来越趋近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经济增速放缓。

3 实证分析

由上述拓展的Baumol模型我们得出，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经济增长率越来越趋近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随着时间的变化，两个增长率之间的差值会变小。因为模型中假定只有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两个部门，并且假定总劳动数量保持不变，所以模型中的经济总体的增长率实际为非农业部门（只包含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因此，下面我们通过计量模型分析服务业增长滞后对非农业部门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值的影响来探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与经济增速的关系。

3.1 计量模型

由表1可以得到，模型中因变量和自变量序列本身不平稳，但两者都是在滞后一期后平稳，都属于1阶单整序列，所以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我们进一步通过协整检验来分析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与非农业部门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值两者间的关系。

3.3 协整检验

3.3.1 计量模型估计

计量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公式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R2值为0.63，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模型能够较好地分析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与非农业部门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值两者间的关系。α的估计值显著为正，为0.54，说明服务业增长越滞后于制造业，非农业部门与服务业劳动的生产率增长率的差值就会越大。因为在1984―2015年期间，非农业部门劳动的生产率增长率整体上要更大于服务业部门，所以，我们得到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并没有趋近于服务业部门，而是相距越来越大，即非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放缓。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中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效应在我国并不成立。

3.3.2 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通过对计量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我们可以得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与非农业部门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值，两者间的关系是长期稳定的。

4 结论

本文通过拓展的鲍莫尔非均衡增长模型得到经济增速最终趋近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服务业增长滞后与经济增速的关系，最终得到，在我国，服务业增长滞后并没有引起经济增速的放缓。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中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效应在我国并不成立。

参考文献：

[1]程大中.中国服务业增长的特点、原因及影响――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及其经验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4（2）：18-32.

[2]宋建，郑江淮.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成本病――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产业经济研究，2017（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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