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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150-03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① 全国各地区的经济面貌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由于各自经济发展起点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而言,如何真实反映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已经成为经济研究的重点。
中国目前主要应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对中国及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评价,其核心指标是GDP。但是经济总量并不能完全概括经济发展的内涵,因而在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上GDP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真实反映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本文将应用层次分析法从经济发展内涵出发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能更为全面、真实的反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并且通过对2008年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到中国各地区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以评价得分为依据,对中国31个地区经济发展类型和阶段进行分类,并从中得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点。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的建立
(一)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为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将利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构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该方法主要依据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对决策进行量化描述,较多应用于结构复杂且指标不易量化的评价问题。由于经济发展内容广泛且不易从单一指标度量,因此本文将应用此方法,从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制度水平、创新水平等四个方面进行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1.经济总量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国际上较为公认的经济发展度量指标,因此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包含这一指标。这里度量经济总量沿用现在国际主流标准,即地区生产总值(GDP)。
2.根据经济增长结构理论,经济结构变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比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和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其中产业结构主要体现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就业结构用来说明地区劳动力需求大小,消费结构用来体现地区居民消费能力和市场潜力,分配结构则用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制度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可以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不但可以促进有效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而且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自1978年,中国的经济制度在所有制、市场和开放水平等方面均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因此我们必须将经济发展与制度联系起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准。
4.经济增长与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并且根据Krugerman(1993) 和Young (1995)的研究,技术进步恰恰是很多新型产业国家经济发展和能否持续获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为了衡量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我们将创新能力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指标,而创新能力的获得恰恰源于对人才的培养和对科研的投入。
(二)评价体系的建立
根据以上对于评价体系的理论描述,主要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指标及计算公式(如表1所示)。
目标层A: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核心,逐层构架系统的,有层次、有逻辑的评价体系。
子目标层B(4个):是在整体上把握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四大方面,即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水平、制度水平和创新水平,从定性角度对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整体的把握。
过渡层C(11个):在四大准则的基础上,对各个准则进行扩展,更详细的概括出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使得整个评价体系更全面和系统,连接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
指标层D(15个):以11个要素为基准,指标层采用具体化可测的指标数据,使指标体系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进行转变,使评价体系更具有说服力。
(三)评价结果的形成
形成该评价体系评价结果的主要步骤依次是构建判别矩阵并通过一致性检验、得出15个指标层指标权重、无量纲化31个省份2008年原始数据以及利用公式得出评价结果。
1.根据层次分析法构建判别矩阵。层次分析法的判别矩阵是根据九级标度①将本层次要素Ai和Aj相对于上一层次的要素Ck(k=1…m)按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构造而成。同时,判别矩阵必须通过一致性检验,② 即CI0.1,则说明判别矩阵未通过一致性检验,必须调整判别矩阵的标度。
2.确定指标权重。根据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判别矩阵,利用YAAHP层次分析法计算软件,得出指标层15个指标的权重。
3.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评价结果。由于需要用不同性质的指标来反映评价对象的不同侧面和特征,因此指标体系中有定量指标、定性指标、绝对指标(数额)和相对指标(比率)。为了能够在指标间建立起统一的计算、比较准则,需要将所有的指标进行转化和无量纲化处理,使指标转变为与权重表达相同的以百分数表示的无量纲的相对指标,进而进行加总处理。
具体的无量纲化的方法是标准化方法,即处理后的各指标的标准差为1,均值为0,使得处理后的数据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与指标权重产生重叠。应用公式③得出最终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对中国2008年31个地区15个指标层数据运用SAS软件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结合注释①中的公式得到中国31个地区(除港、澳、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9》、《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9》、《中国经济贸易年鉴2009》、《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9》)。
(一)评价结果有效性检验
作为重要的发展指标,人均GDP一般被用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本部分为了评价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是否有效,将人均GDP和此评分结果做相关性检验,若相关系数达到0.5以上,且P值小于0.01,则说明,该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是有效的。
运用SAS对此评价体系的评价分数和人均GDP数据的标准化后并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到相关系数R=0.5842,P值=
0.000559
(二)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得分结果,可简单的将中国31个地区分为五部分:①第一部分(得分1~1.5)为广东、江苏;第二部分(得分0.5~1)为山东、浙江、上海;第三部分(得分0~0.5)为福建、北京、河南、河北、辽宁、湖南;第四部分(得分-0.5~0)为湖北、天津、四川、广西、安徽、云南、重庆、山西、江西、贵州、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吉林、山西、甘肃、宁夏、海南;第五部分(-1~-0.5)为青海、。
从分类结果上看,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距,经济发展最强的广州和最差的之间相差了2.5分。同时,经济较发达(得分大于0.5)地区仅占全国的16.13%,经济不发达地区得分小于-0.5)仅有两个,占总数的6.5%。中国60%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较大潜力(评分结果介于-0.5~0之间),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发挥重大作用。
结论与讨论
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使定性的问题定量化,过渡自然。建立该评价体系的数学方法为运筹学的层次分析法,简称AHP。该分析方法是将难于选择的定性问题,通过建立较主观的判别矩阵得出各指标的权重,即重要程度,再与进行无量纲化(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进行加权得出评价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判别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和不同单位级的无量纲化(标准化)保证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该评价体系从四大方面,15个指标对经济发展整体进行描述,使得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再者,可以通过对15个指标数据的深度分析,得出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和劣势,制定符合自身经济发展特点的政策,进而扬长避短,经济取得更好的发展。
但是,由于层次分析法的基础是较为主观的判别矩阵,所以该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不能达到完全的客观。若想该评价体系具有更广泛的说服力,就必须使得判别矩阵的主观性削弱,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构造判别矩阵时,广泛听取专家的意见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可。若能克服掉主观性对于指标权重的影响,那么该评价体系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可以进一步的应用到各省对于未来经济发展政策的设计,投资方向的选择和对各省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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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效率 行政效率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差距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优惠政策的倾斜,东南沿海地区集聚了大部分优质生产要素,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区域一跃成为无可非议的“增加极”。但是,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渐取消以及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态势并没有得到缓解。近几年,虽然很多欠发达省份的人均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就绝对数量来说仍然与发达省份存在巨大落差,各种优质生产要素仍然趋向或活跃在经济发达区域。很明显,目前吸引要素集中的因子已经从优惠政策等外生变量转化为制度效率等内生变量。这种制度效率因子在发达区域三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内化为一种全社会的行为“习惯”,它能够有效减少各种行为之间的摩擦和内耗,成为吸引优质要素和决定经济发展态势的关键。
本文将利用2011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来比较各地区在制度效率方面的差异,并据此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制度效率各因子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影响方向和相关系数,总结分析欠发达地区制度效率低下的表现和根源,并提出相应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文献综述
(一)制度与制度效率
Williamson(1975)等人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该理论的核心是探讨“为什么正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在构建经济模型时必须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继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之后,诺思提出制度安排并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且还有助于降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转型费用(North and Wallis,1994)。至于制度经济学如何应用于中国实践,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很多学者就给予了极大关注。如探讨我国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方式和弊端以及向市场化过渡的三个阶段(杨瑞龙,1993);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关系(杨友才,2010)等。
关于制度效率的分析,诺思最早建立了实证模型,依据交易成本不同来判断制度效率高低。并且,他认为,交易成本是不断增加的,但是交易费用和制度效率并不一定就存在着非常严格的负相关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特殊性。其后,韦森(2001)把制度看作是“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结合,并据此将制度效率定义为“制度安排本身产生的激励所引致的经济增长”。
国内一些学者往往借用经济学中常见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将制度的运作看作是一种产品,通过衡量其成本和收益的高低来判断制度效率。如林毅夫(1994)认为,在交易成本相同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更有效率。袁庆明(2002)也提到,制度成本包括制度变革过程中的界定、设计、组织等成本和制度运行过程中的组织、维持、实施等费用;制度收益则指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的程度。
(二)制度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一体化程度持续加深、交通成本急速下降、要素流动性不断加大、技术低成本快速扩散、政策普惠化明显、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根源已经从资源禀赋、区位要素、优惠政策、技术差异等外生变量中陆续抽离并趋于收敛,而应归结于某种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结于内部化的因子,其核心就是制度效率的高低。完善的、低运行成本的制度可以提高整个社会运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绩效。如果制度缺失、不完善或者自身运行效率太低,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过于繁琐,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太高,人们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之中,整个区域陷入低效率运行状态,势必会阻碍经济发展。
笔者认为,区域制度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提供制度的效率。首先,政府的行政效率。规范的、有效率的政府是推动社会降低运行成本,进入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对于这一点,新加坡等国的政府调控模式和管理方式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示范和验证。其次,政府所供给的制度效率。如果政府所制定的规则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为人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保障,有效保护产权,为经济主体提供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那么制度就是有效率的。两者的关系在于,只要前者是有效率的,并且有着不断改善的内在驱动力,那么就会通过政府不断地试错、纠错,以及积极调整,最终会保证供给制度的高效性。如果前者就是低效的,那么也意味着自身并不具备改善供给效率的能力。同时政府所供给的制度效率反过来会影响到其行政效率。
欠发达区域低制度效率的表现
制度效率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未来发展潜力的决定性因素。制度的低效率导致对生产要素使用的低效率,使得优质要素流出,区域竞争力降低。制度效率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发展成本低,社会风险低。很多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面临多种约束,如知识存量约束、技术约束、意识形态约束、权利约束等,这些约束共同影响了其制度竞争力和制度效率的提高。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社会运行模式会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低效率的制度会得到保留而有效率的制度得不到实施,即传统的社会制度运行模式还存在着较大惯性,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错位,既得利益群体所主导的格局导致制度运行的路径依赖严重,具体表现为:
(一)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及暗箱操作
目前仍然存在众多的政府主管部门通过项目审批、能源、运输和重要物资的分配与人事任命对企业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这些都会造成企业过多的寻租活动,带来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和企业运行效率的低下。除此之外,暗箱操作现象大量存在,各种行为不能公开透明,绩效无法量化。无论是在微观的企事业单位内部还是在宏观的城市管理层面,各项事务都较难规范化、制度化、量化处理,信息闭塞,缺乏民主和监督,不能对经济行为形成良好的激励。
(二)各部门行政效率极低
和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区域相比,欠发达省份非常明显的差别在于行政办事效率极其低下。国际上将政府从业人员人数占地区总人数的比重在1%~3%作为判断政府机构是否精干和高效的重要标准。但是这一指标在我国很多地区达到5%,甚至10%。很多落后地区多次表面上试图努力,但始终摆脱不了政府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除此之外,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过高,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公车、接待、考察等个人消费,以及向下的设租和向上的寻租上。同时,行政手续复杂、程序繁琐也严重影响到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效率和日常生活。
(三)民众的改革意识缺乏
很多欠发达地区的民众长期陷于这种低效制度,并已经习以为常、思维僵化,甚至没意识到自身的某些行为会继续助长这种情况恶化。比如说,大部分东北地区的民众一旦涉及到办理与政府公共服务相关的业务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寻求相关政府部门熟人的帮助,这种“人情思维”在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在这种氛围下,社会各部门各行业的工作人员都严重缺乏服务意识和市场化意识,普遍的人为设置关卡和障碍,造成全社会成员彼此成本和精力的内耗。
假说和验证
制度效率体现在制度安排对于区域人均财富的影响上,本文仅试图以几个简单的指标对该问题进行验证。
本文假设:第一,各省区的制度效率与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第二,政府消费水平与制度效率水平正相关。因为政府消费指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和政府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提供的消费货物和服务所承担的净支出。第三,政府工作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与制度效率负相关。第四,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收入之比与制度效率负相关。第五,行政管理费用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与制度效率负相关。
本文以全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其数据全部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其次,以各省份的人均GDP(RG)表示该地区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其次,从数据的可考核性、可操作性、易得性角度出发,本文选用了四个指标表示该地区制度效率的高低,分别是:各省政府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的比例(ZX)、政府行政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ZR)、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ZC)、行政管理费用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ZG)。
由于以上五个指标测度单位不同,根据需要,对原始值采用阀值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如下:
Ii=(Xi-Xmin)/(Xmax-Xmin)
其中,Ii 为每列第i个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Xi为每列指标的原始值,Xmax、Xmin分别为参加比较的同列指标中的最大原始值和最小原始值。处理后得到的数据见表1。
根据已经选定的指标体系,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RG为因变量,ZG、ZX、 ZC、ZR为自变量,根据系数表中的回归系数,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RG=0.797+0.602ZX-0.365ZR
-0.717ZC-0.540ZG
首先,ZX的系数为正,说明ZX和RG正相关;ZR、ZC、ZG的符号为负,这说明这三者和RG负相关。其次,回归方程检验:F=39.432,在F值分布表中,F0.05(4,26)=2.74,小于F值39.432,这说明了a=0.05的水平下,回归方程是有显著意义的。复相关系数R=0.932,表明方程的总体相关性很高。根据F=t2计算出的各指标的F值见表2。
F0.05(1,26)=4.22,上表中只有ZR的F值小于4.22,说明变量ZR对RG没有显著影响,其他变量都有显著影响。
该总体方程以及ZX、ZC、ZG等变量都可以通过检验,说明ZX、ZC、ZG都对RG存在显著影响。ZX的系数为正,说明ZX和RG正相关,且影响系数为0.602,即ZX增加1%,RG会相应增加0.602%;ZC的系数为负,说明ZC和RG负相关,且影响系数为0.717,即ZC下降1%,RG会相应增加0.717%;ZG的系数为负, ZG和RG负相关,且影响系数为0.540,ZG下降1%,RG会相应增加0.540%。
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各省政府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的比例、政府行政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都是决定制度效率的因子,进而都会影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其中,除了政府行政人员占总职工人数的比例之外,各指标与制度效率都有严格的正或负相关关系,政府行政人员占总职工人数的比例与制度效率并不是严格的负相关关系。因为政府行政人员的比例并不是越低越好,因为比例过低即人员严重缺乏的话反而不能为民众提供更全面更便捷的公共服务,应该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范围。
高效率的制度是有效减少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低效率的制度并不必然被高效率的制度所取代。欠发达地区的低效率运行仍然顽固根植于其体制内部,说明对低效率制度的改革异常艰难。提高制度效率的途径主要有:
(一)地方政府权力限定
政府的根本职能是为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市场的有序运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实现政府宏观发展目标与企业微观决策行为的有机藕合。政府行为的选择应谨慎,明确权力界限,权力过大或过小都不能确保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首先,必须对地方政府的权力予以适当约束,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才能保证制度安排不偏离效率的轨道。其次,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逐渐清晰两者的边界,同时也要适当为民间的制度创新提供空间。政府应通过各种制度改革致力于提高民众的利益,而不是利用权力在现有的资源分配内与民争利,从而导致出现制度悖论。
(二)克服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
制度改革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性,一种制度是否高效都会长期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安排。发达地区往往是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资本流动性增强,交易成本降低,社会风险分散,制度效率较高。而欠发达区域则往往沿着效率低下的路径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状态下难以自拔。当落后区域固执于一个制度框架时,则无法摆脱其所限定的政府职能、意识形态、市场化程度、产权结构等制度因子的影响,改革与创新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和范式下进行。只有打破这种制度惯性,勇于承担转变所需要的成本和阵痛,实质性的制度效率提高才有可能。
(三)社会提供可置信的承诺
诺斯(1994)写道:“一个社会可得的技术潜力之所以不能实现,在于其游戏规则所暗含的激励结构未能有效地促进生产性努力”。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中,最核心的就是界定良好的产权制度、强有力的法治制度、高度的契约精神和诚信意识。这些都能保证社会可以提供可置信的承诺,帮助经济主体建立合理明确的交易预期,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交易费用,把阻碍市场各经济主体之间安全交易的摩擦系数降至最低,建立起与高效率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信用结构和体系。
(四)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政府的制度效率改革包括两部分,作为制度的重要供给者所提供的制度产品的效率提高,以及政府自身的行政效率提高。欠发达区域政府行政效率极低是导致较高社会摩擦和内耗的重要原因。首先,应推进行政方式改革,提高政府效能,加强服务意识,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二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环节和繁琐的行政干预,降低民众的社会活动成本。三是改善行政执法,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减少人为因素的大量干预。最后需要改变对外排斥的区域内部保护方式,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
(五)制度系统优化
单独在某一领域或行业内的制度改革并不足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需要的是各领域范围的制度改革相互协调配套及结构合理,提升制度系统的有序性和整体功能,力争发挥制度的最佳绩效。避免出现彼此之间的“不适应”,甚至是冲突,否则制度系统的改革还会成为阻碍。除此之外,还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匹配。非正式制度,如行为习惯、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压制了制度改革的灵活性。因此,欲破解经济发展的制度效率瓶颈,制度整体领域内的种种完善和合理架构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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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以2000、2007、2009年为研究样本,对广东省21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分析与评估,并得出以下结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按照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差四种类型,不同城市在不同年份其类型有所变化,但大部分类型变化不大;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和增长强度大小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稳步增长型、快速增长型、潜在增长型、缓慢增长型四种。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动态分析 演化类型
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对明确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与战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较广泛。
马力等(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惠俊刚等(2007)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陕西省十个地级市及杨凌示范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徐新等(2008)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2007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晔等(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区域划分和评价研究。
已有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静态的评价,侧重于某个年份横截面的发展水平的对比,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特征,缺乏对某段时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动情况的研究。另外,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面真实状况。
本文试图以广东省2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时段的同类数据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时序动态评价方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类型变动情况,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启示。基本思路是先选择2000、2007、2009年作断面分析,然后通过3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作动态分析。主要数据源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2008,2010》。
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不仅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而且还表现为该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应能综合反映该区现有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前景。为此,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则,本文构建出由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度四个层次的12项指标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评价模型与程序。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评价具体过程为:一是构造样本矩阵Xij。其中i代表城市,总数为21个;j为评价指标,总数为12个。二是样本矩阵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矩阵X’ij。三是求协方差阵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应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贡献率。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数,然后计算第k个成分的载荷Pkj。五是计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值Vi即。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计算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然后计算出各时间段综合评分值的变化,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及相关背景进行分析。
评价结果与分析
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选取主成分,然后计算每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并将综合评分值进行归一(见表2)。其具体计算过程由统计软件SPSS13.0完成。
(一)综合评估
根据表2结果并结合相关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超过8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1个,2009年有2个;超过6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2个,2009年有3个;超过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个 ,2007年有6个,2009年有7个;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个,2007年有15个,2009年有14个。可见,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前景乐观。第二,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粤东、粤西和粤北。3年的排名尽管有变化,但这一格局没有变。这种差异性还表现在绝对发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于悬殊。
(二)等级划分及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类型及其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分析了类型变动情况。具体方法过程如下:首先是对各年数据做主成分分析,获得各年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聚类,聚类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离测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别计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欧氏聚类系数矩阵表(因表格较大,省略)及聚类谱系图(因图幅较大,省略)。第三是根据上述结果归纳总结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及异动情况(见表3)。前两步运用SPSS软件由计算机自动得出结果。
根据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优秀类。这类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突出。第二类为良好类。这类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明显,潜力和后劲大。第三类为中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居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问题突出。第四类为差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差,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比较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地区,而韶关、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肇庆、云浮等在广东省各城市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且多年变化不大,其它城市则处在较大变化之中。
(三)演化类型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本文设计了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用某城市某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值来计算,一般以考察现状年为本底。另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长强度(Y),用某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某时段综合评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增加值来计算。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的目的在于以现状为基础考察其动态变化轨迹。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分别选择本底年和参照年,计算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和增长强度(Y)。以相对强度(X)为横轴、增长强度(Y)为纵轴、(1,1)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根据坐标图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类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大小将广东省21个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据此,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四种类型(见表4):第一种为快速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基础良好,且目前建设力度很大的城市。处于第一象限。第二种为稳步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实力雄厚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处于第四象限。第三种为潜在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目前虽然存在明显问题,但发展潜力较大。处于第二象限。第四种为缓慢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这类地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处于第三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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