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经营特征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保险经营特征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森林保险；投保主体；森林培育企业；森林培育专业户；兼业农户

中图分类号：F3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2－0176－06

森林保险投保主体是指从事森林培育的并以所培育的森林为标的进行投保，寻求风险转移的法人或自然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森林保险投保主体进行分类，如根据所有制形式的不同，投保主体可以划分为公有制(国有、集体)与非公有制；根据风险偏好程度的不同，可以划分为风险偏好型、风险中性型和风险厌恶型；根据是否主动投保，划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的；根据投保人的理性程度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理性型、有限理性型和非理性型等。在已有的森林保险的研究文献中，大部分学者都没有对投保主体进行分类，而用“林农”、“投保林主”或“森林经营者”等词加以概括，如陈玲芳(2005)、等(2005)、马菁蕴等(2007)、崔文迁等(2008)、石焱(2008)等，还有学者将“投保林主”与“林农”混用的，如吴希熙、刘颖(2008)等。“投保林主”或“森林经营者”过于笼统和概括，没有考虑到各类型投保主体的异质性，不利于深入研究他们的投保行为差异。“林农”一词一直以来都不明确，铃木尚夫(1989)曾对作为林业生产主体之一的“林农”进行论述，但没有对它进行明确的界定，更多的学者是从“农户”的角度去理解“林农”的。虽然“农户”和“林农”有共同之处，但“林农”并不要求其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林业，这与“农户”大多要求农业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源泉是不同的(陈亚鹏，2009)。同时，“林农”一词并没有将培育森林的企业包括在内，而森林培育企业却是森林保险的投保主体之一。由于没有对森林保险主体进行科学分类，因此不能科学地说明不同特征差异的投保主体的投保行为，因为不同类型的投保主体，其对森林保险的风险态度、支付意愿、支付能力、理性程度等均不一样，存在这些特征差异将导致其投保行为的差异。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森林保险投保行为，有必要对森林保险投保主体进行恰当的分类，并对它们各自的特征差异和投保行为差异进行分析与比照，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一、森林保险市场投保主体分类

为了更加深入研究森林保险市场的投保行为，将投保主体划分三类：森林培育企业、森林培育专业户和兼业农户。

(一)森林培育企业

森林培育企业是指以森林为经营对象，从事造林、抚育和采伐等林业生产活动的法人，它是一个独立的、具有经营决策权、经济核算独立、自负盈亏的林业经营实体。根据经营形式的不同，森林培育企业有如下几种类型：林业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林业企业、林业企业集团、一般林业企业、乡村林场(如村办林场、合作林场等)等。森林培育企业经济基础雄厚、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相比于森林培育专业户和兼业农户，有许多优势：它有利于提升一定区域内家庭农户的组织化水平；通过入股、租赁等形式扩大经营规模，有利于降低收集、处理市场信息的成本，提高信息的准确度，降低不确定性；有利于森林培育企业获得规模经营，降低交易费用，获得更大的收益积累能力，提高林业的扩大再生产能力。森林培育企业相对于森林培育专业户和兼业农户，其组织结构完善，内部分工明确，专业化生产，具有更强的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运用科技的能力。

(二)森林培育专业户

森林培育专业户，也称为森林培育大户，是指专门或主要从事森林培育活动的，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林业经营主体，将家庭经济和专业化的林业生产结合起来，有权自主决策经营，经济上自负盈亏。其家庭主要生产经营活动以林业为主，并且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林业经营活动，家庭主要成员一般都拥有林业经营的技术和经验，经营面积一般大于200亩以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以及荒山改造力度的加大，以及一系列有关土地流转和鼓励群众治理宜林荒山和稳定林权政策及规定的出台，通过承包、租赁、拍卖等形式，涌现出一大批森林培育专业户。其经营形式主要有：承包经营、买断经营权、租赁经营、联合经营等。森林培育专业户―般由以下群体组成：一是植树造林能手；二是一般村民，主要指当地一些具有超前意识，经济头脑较强，且经济实力较强的村民；三是其他社会家庭个体。森林培育专业户为了获取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必然会采用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有利于林业科技及机械在林区的推广，加快林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森林培育专业户通过自己勤劳致富，会起到示范作用，会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参与到森林培育活动中来。

(三)兼业农户

这里所论述的兼业农户，是指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从事林业生产，如农户家庭经营责任山和自留山等，它属于Ⅰ兼型农户，即以农业收入为主，而以林业收入为辅的农户。兼业农户所经营的森林面积比较小，一般在200亩以下。在某种意义上讲，林业生产上的兼业农户是在外部社会经济因素和农户自身特征约束下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兼业农户的大量存在可用Talip Kilic，etal(2009)的“推拉模型”来解释。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在农民意识中，农民的天职就是种粮，认为唯有种粮才是农民的本色，至今尚有不少农民认为经营林业系不务正业，对林业生产经营意识淡薄，更没有重视林业生产商品化来增强自身经济收入。而且受林地地理位置偏僻、林业生产科技落后等影响，一直以来，森林经营基本上都停留在手工劳动，依靠自然力或人对自然力稍加干涉，获得了较低的森林生产率，同时林地市场、林业投融资体制、林业生产要素市场、森林保险市场等配套改革严重滞后，妨碍农户参与林业生产经营。这一系列的“推拉”合力造成我国林业生产上兼业农户的大量存在。

三类投保主体中，森林培育企业和森林培育大户所面临的风险种类比兼业农户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多，除了所有林业生产主体所面临的自然风险和政策风险以外，还面临着林产品价格、林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所带来的经济风险，还有种类越来越多的技术风险和社会风险，比如：选择新品种且大规模种植导致传统的多样化小面积种植等风险回避措施功效丧失；新高产品种种植的失败；假冒伪劣种子造成颗粒不收；经营管理体制的变化，由个体经营转为集体经营劳动者偷懒造成管理成本的增加；单一种植引致的大面积虫灾、病害；林业生产机械使用过程中的财产损失、伪劣林业产资料造成的损失等等。

二、森林保险市场投保主体的特征差异

不同的投保主体，其对森林保险支付能力、支付意愿、风险态度、理性程度等主要特征均不一样。

(一)森林培育企业虽然经营形式不一，但具有许多共同特征

一是都具有一般企业的共同特征：属于法人组织，追求经济目标，独立承担经济责任，具有相对完善的内部管理人机构，有相对独立、专业的经营班子和相对完善的内部管理机构，这些特征使得森林培育企业与森林培育专业户和兼业农户相比，对森林的经营管理能力更强。二是以林为主，森林培育是其主要经营业务之一。这使得森林培育企业对林木收益的依赖程度高，面对风险事件，其风险态度趋向于风险厌恶。三是在林业生产经营中，掌握着现代化林业生产所需资本、技术、经营理念等生产资源，有着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经营管理理念新颖等优势，对所属森林一般都采取一定规模的集约化经营、企业化生产，极大地提高森林生产率。四是承担着风险和成本的双重压力。既要承担着市场风险和生产风险，同时又要承担组织成本、垫付资金等压力，使得森林培育企业更加注意投入产出比，更加注重现金流的平稳，而不是大起大落。这也使得森林培育企业面对风险事件，其风险态度趋向于风险厌恶。

(二)森林培育专业户的家庭主要劳动力或大部分劳动力以从事森林培育为主，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林木收益，其经营规模和劳动生产率超过了当地一般的农户水平

森林培育专业户虽然生产要素的集中度不如森林培育企业，但一般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或有一定的能力聚集资金投入到造林中，其主要活动精力也在于森林培育，是林业实现由分散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他们对林场会倾注更多的心血来管理经营，会制定了一整套科学实用的经营管理方案，比兼业农户的分散管理要科学得多，他们会主动到林业部门请教技术，在林业技术员的指导下，精心种植。由于其主要收入来源均来自林木收益，对森林培育收益的依赖程度高，而且与森林培育企业相比，专业户规模较小，生产也势单力薄，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弱，一旦遭受重大自然灾害袭击，往往是倾家荡产。因此面对风险事件时，森林培育专业户的风险态度趋向于风险厌恶。

(三)兼业农户的特征

一是经营规模小。兼业农户所经营的林地面积都比较小，林地往往比较分散。兼业农户的主要活动精力也不在于林业，收入主要来源不以林业为主，对森林经营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对林业生产收入几乎没有依赖。在小规模的分散经营中，兼业农户基本上维持着一种半自然经济状态，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在自知没有经营风险的能力情况下，兼业农户对森林风险事件不甚关心，侥幸心理严重，其风险态度趋向于风险偏好。二是兼业农户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集中度低，要素投入也严重不足，对森林培育上随意性大，经营强度低，对种苗的选择也较随意，对病虫害的防治也不注重，基本上是靠自然力生产，或依靠人对自然力的稍加干涉，来获得收益，劳动生产率低，经营强度基本上属于粗放经营。再者，长期以来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兼业农户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较少，市场观念淡薄，适应市场的能力较差，导致林产品的商品率低。三是组织化程度低，承受市场风险能力差。分散的、规模狭小的单个农户在市场难以获得平等的谈判和交易地位。这使得兼业农户不信任保险公司和政府有关森林保险的宣传。四是追求现实的、短期的利益。因为森林生产周期都普遍比较长，在这个生产长周期中，兼业农户会面临着很多他们预期不到的风险，而他们又没有能力去转移或规避风险，所以对于兼业农户而言，注重短期的现实的利益是他们最明智的选择。五是偏好追随依附。这是我国农户普遍具有的一个特性，兼业农户也不例外。兼业农户产生这种行为的原因，既与其自身规模狭小，难以抵御较大的波动有关，同时又由于自身教育水平不高，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接受趋于保守而且没有主见随大流，所以愿意选择大众都认可的、普遍采用的行为，当然也与搭便车、盲目跟随等原因有关。农户的这种行为，很容易造成在一定区域内的农户投保行为的复制跟进与同构。兼业农户追随依附的特性也反映其较低的理性层次。

综上所述，森林保险投保主体的主要特征差异如表1所示：

三、森林保险市场投保主体的特征差异对森林保险投保行为的影响

不同的投保主体，其主体特征差异对投保主体的投保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决定了他们在森林保险投保上的决策原则及其相应的投保行为。

由于兼业农户经营实力弱、规模小，主要收入并非林业收入，对森林培育所取得的收益依赖程度低，同时各种生产要素集中度低，对森林培育实行粗放经营，森林培育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均较低。因此，他们对森林保险的兴趣不大，投保意愿不强，甚至会把森林保险误解为增加其经济负担。相反，他们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有利于规避风险的经营措施，形成其独特的风险管理策略，这些种植、经营策略对森林保险有替代作用，如：轮作、套作、间种等混合种植与经营、植株的定植(稀疏和补苗)；空间上的分散种植；时间上的多样化种植；种植有潜在安全的树木等。这些措施是某个地区农民在对当地土地土质、气候变化等客观条件长期观察和试错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当地农民世代相传的回避风险的经验的总结，是一种独立的、有效地回避森林风险的措施。兼业农户的风险管理措施对于涵养土壤、充分利用土壤养分和阳光等自然资源是有益的。由于有林业生产的经验，兼业农户与森林培育企业和森林培育专业户相比，更倾向于拒绝种植新技术。兼业农户对新技术的谨慎和保守实际上就是对森林保险的回避。当出现风险损失后，为了弥补损失，兼业农户也往往不倾向于考虑通过森林保险来分散风险，而是采取一定的损失管理策略，如：出售耐用生产资料(如牲畜)、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援助与借贷、运用过去储备农产品或林产品、村与村之间即小范围内的公共救济。同时由于其接受教育程度不高，决策的理性程度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较差，喜欢追随符合，盲目跟风。森林保险政策一旦引导不好，或存在引导失误，则会导致所有的兼业农户均放弃森林保险投保，但如果所采取的森林保险政策有效率，则结果会出现大家均投保的良好局面。

由于森林培育企业和森林培育专业户经营面积大，且林木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大，因此其对从森林培育中所获得的收入依赖程度高。虽然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与兼业农户相比，强很多，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也更加集中，经营强度也较大，但如前所述，森林培育企业和森林培育大户所面临的风险种类比兼业农户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多，所以他们对森林所遭遇的风险较为谨慎，风险态度倾向于厌恶，而且对森林保险的支付能力较强，也有较强的支付意愿。因此，森林培育企业和森林培育专业户对森林进行投保的积极性较高。

第2篇

考察我国农业保险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农业保险主要存在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缺乏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农业保险业发展20年来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专门条款，使得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缺乏法律支撑；连WTO农业国内支持与保护的“绿箱政策”允许对农业保险发展的保护条款，我国都没有有效利用。日益加剧的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凸显国家农业保险政策的懦弱和不足，现有对农业保险的扶持政策远不能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

农业保险的深度和强度较低

我国农业保险在总体上普及率很低，覆盖面很小，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业务覆盖面较宽、有一定保险深度以外，全国农业保险承保率不及应保面的5%。1993年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高峰年，当年全国的粮食作物承保面为4.8%、经济作物11.1%、耕牛3.66%、奶牛1.87%、牲猪1.18%、家禽约1.3%、水产养殖2.5%、森林4.59%。除经济作物覆盖面超过10%以外，其余均在5%以下。1993年以后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的投保覆盖面进一步下降。目前我国种养两业95%以上均处在缺乏保险保障的状态之下，农业生产完全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包围之中。

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

我国目前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逆向选择严重，通常是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地区急于投保，而一些旱涝保收的地区则不愿参加保险，造成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直接导致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二是农险理赔复杂、特别是养殖保险核损较为困难，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骗赔的现象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

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经营农险的风险巨大，农险的赔付率远远高于安全线。1982年-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其中有7年的赔付额超过投保额，开展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长期亏损。尽管免除了农险营业税，但国家的扶持力度不大，农险业务难以为继。而且我国农险存在着政策性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弊端，这也导致农险经营的长期亏损。

农民投保意愿较低

我国农户小规模经营、农民收入不高，加之农民保险意识淡薄，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农民投保意愿不高、投保面窄，农险业务不符合大数法则，使得农业保险公司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这也是我国农险日益萎缩的重要根源。

农地制度的局限性与小规模农户的经营风险

我国农地制度的局限性

20多年来我国以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农地制度推动了我国农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历史性的持久增长。但从制度的安排来看，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家庭承包制的固有局限性随着改革深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逐步暴露出来，家庭分散经营更加剧了本已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承包的有限性，影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这不仅大大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不利于土地区域性种植、机械化耕作和集约经营；而且增大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劳动力及农业固定资产得不到充分利用。加上农业生产收成的不确定性及市场的多变，单一分散的农户不能很好地运用价格、成本与利润的比较去规避市场风险，容易造成决策的盲目性、产品的单一化、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振荡”状态。

我国农地产权激励不足这表现为三个特征：产权不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农民承包界定不清。产权不完善。农民拥有有条件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产权不稳定。我国农地制度多变，农户权利经常受到损害，无法实现土地利用长期利益最大化。这三个特征与产权的自身特征——排他性、转让性、继承性是相违背的，使农民对固定承包的土地缺乏长期预期，在收入、投入、风险目标的制约下，不能实现有效投入和积累机制。因而对我国农户对有效抗击自然灾害的投入没有积极性，是不难理解的。

小规模农户经营的风险特征

在经历家庭承包后我国的农业土地制度没有出现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小规模兼业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的基本特征。国内外对农户内部风险处理的研究显示，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是理性的，尤其是小规模的农户防范和处理风险的策略是有效的。我国小规模农户经营风险及其特点是：

农户面临多种多样的风险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特征明显的产业，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农户既要应付农业的自然灾害风险，又要应付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产品价格波动以及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动等的市场风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等外部环境的变迁，农户在面临农业经营所固有的各种传统风险的同时，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新的风险。这些风险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大。

农户风险分摊的外部环境差在良好的市场体系中，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例如通过保险和套期保值等形式消除风险和分散不可避免的损失。但我国农户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其外部风险分散和防范的机制比较脆弱。现阶段农户对风险的防范和处理主要还是通过家庭内部及农户之间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而且这些手段主要集中在应付意外事故。对农户生产和消费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与不稳定性还缺乏有效的外部机制与手段来防范。

由于农业活动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风险程度高，农户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及损失都很大，商业保险往往不能承担这种风险。保险公司无法统一农户的行为，无法要求不同风险偏好和对各自风险评估不一致的农户都加入统一的农业保险计划，保险的信息高度不对称，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防范都十分困难。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外部机制安排在供给方面先天不足。

农民多是风险回避者大量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通常都是风险厌恶者，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消费中力图回避各种风险，这主要是因为欠发达的农户抵抗风险和补偿风险损失的机制与手段的成本较高。我国农户承受不起风险较大的损失，大多数农户宁愿选择生产风险较小、收入水平也较低的生产方式，而放弃那些收益可能较高、同时风险也较高的活动。

我国农户家庭的小规模农业既受自然风险影响、又受农产品市场波动风险制约，农业生产经营比较经济利益低下，农地制度的缺陷和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使得我国农户单靠自身力量是无力防范和承担诸如农业洪涝、干旱等巨灾风险的。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设计

在土地家庭承包制条件下，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依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承担洪涝、干旱等巨灾的农业风险，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分散和化解农业巨灾风险。针对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特征农业经济结构特征和WTO框架下农业保护政策，我国的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设计如下：

大宗农产品（粮棉油）是我国大面积种植的主要农产品，极易受到洪涝、干旱巨灾的威胁。大宗农产品涉及千家万个农户，拟采取政府统筹农业保险的措施：类似西方国家的农业保险，给参加大宗农作物投保的农户提供保险补贴或分担保险费。美国、日本等给本国农户的保险补贴达到农业投保费的45%以上，考虑我国目前财政负担情况，给予大宗农产品的洪灾保险补贴率可为30%；大宗农产品生产面广、经营分散，农业保险的运作成本高昂，为鼓励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事业，政府应当给予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费用补贴。

其他农产品，经济价值较高、生产经营效益好，可采用互助共济式——相互保险的农业保险模式。非大宗性农产品是当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发展方向，采用相互保险模式可以起到风险化解与分散的作用。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我国目前实行农业相互保险机制的途径比较可行的是集资模式。由于单个农户实力有限，可以考虑以村民小组或村级经济集体为成员单位参与相互保险公司的集资和筹建。

在缺少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条件下，为鼓励更多的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业务，可以考虑将农村其他保险（如财险、人寿险）纳入农业保险，享受农业保险的一些政策待遇。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将农村地区其他保险业务的收益补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亏损，从而分散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

改变国家对受灾地区救济救灾款的办法，将财政救灾救济款在内、甚至一部分扶贫资金等转化为以农业保险补贴的形式发放，这样既可以减轻对受灾地区补贴的随意性和地方政府对国家救灾补贴的依赖，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和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又可以推动受灾地区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同时改变政府和受灾地区人们只重视抗灾救灾、忽视农业灾害风险的防范和风险分散与转移的观念。

农业洪涝、干旱等巨灾的特点决定了巨灾保险所具有的公共产品性质，农业巨灾风险不符合大数法则，纯粹由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是不现实的。因此，为防范和化解巨灾风险、真正实现保险保障农业生产经营的功能，政府就有必要通过合理的“市场干预”，建立国家巨灾保险保障基金。以巨灾保险基金支持农业水灾保险业务的正常进行，并且政府要作为巨灾基金的“最后的再保险人”，在巨灾基金不足以应付赔款支出或达到某一收支临界点时，政府应当提供强力的财政支持。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发展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为减轻自然灾害给农民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西方发达农业国政府对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提供大规模的保费补贴，从而使农民能以较低保险费普遍参加农业保险。发达国家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经验，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途径：一是强制保险，在一定地区实施农业保险时，把农户贷款、技术帮助与投保挂钩；二是对给予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以保费补贴和对保险公司的农险业务费用补贴；三是对参与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实行税收优惠，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

参考资料：

1.许飞琼，我国的农业灾害损失与农业政策保险，《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9期：-8-12

2.王延辉、赵仕平，新疆农业保险市场调查报告，《保险研究》，2002年第5期：-54-58

3.丁少群，小规模家庭农场如何应付风险，载《庹国柱、李军：国外农业保险：实践、研究和法规》，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7-38

4.EnnthHugginsRobertD.Land，(LOMA)《InsuranceCompanyOperations》，1999

第3篇

研究文献综述

1932年Melin［2］以大量实验证实微生物的共生性的存在;1879年德国真菌学家Anton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并指出寄生是一种共生。Fmainsstim、Kozo和Korskii先后对共生引起的物种形态、生理变化展开深入研究;Ceuallery(1952)和Lewils(1973)定义了捕食、竞争、共生、寄生等生物种群间的不同相互关系，对共生模式做出了清晰的分类。王德利等(2005)［3］研究认为，竞争虽然主导着生物进化，但共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态现象，是生物体适应环境的动态过程与最终结果。袁纯清(1998)［4］等学者将这个生态学概念引入经济学范畴描述经济领域内竞争与共生博弈生存的关系。Ehrenfeld(2004)［5］、郭莉［6］(2005)等运用共生理论分析了工业经济领域的企业的竞争力与生存能力，并试图利用企业共生理论研究解决或缓解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杨松令等(2009)［7］基于共生理论研究分析了上市公司股东的行为。谢金等(2010)［8］、郭颂平(2011)［9］等基于金融共生理论对我国商业银行与保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逐渐形成了金融共生理论，大量应用于金融保险业问题分析。

伯克希尔公司综合经营背景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Hathawayinc，以下简称为BH公司)创建于1956年，是一家以保险为主业实现综合经营模式的控股公司，业务领域涵盖保险、铁路运输、公用设施和能源、金融、制造服务和零售等，总资产达4000多亿美元，实现年营业收入2000亿美元。［10］BH公司形成了保险业务板块和非保险业务板块共同发展的良性综合经营局面(见表1)。BH公司保险业务承保、保险资金运用与非保险业务实现持续盈利(见表2)。保险业务板块下属的4个主要保险公司均连续多年承保盈利，财险业务综合成本率控制在100%以下;投资业务主要配置现金及现金等各类投资产品，投资连续多年实现盈利;公共设施和能源投资的5个主要公司，对公司盈利贡献逐渐提升;金融和金融衍生品投资也实现连续盈利;其投资业务各年均实现盈利。BH公司是开展综合经营的典型成功案例，其以长期投资见长，实现以低成本获取投资资金目标是该公司开展综合经营的重要内在动因。由于保险公司经营效益好，持续实现承保盈利，其所属财产保险公司能为BH公司提供足够稳定的保险资金，奠定了BH公司综合经营模式迅猛发展的资金基础。BH公司主要以控股方式开展并购业务，通过将被控股企业的现金流投资新的业务单元，驱动综合经营发展。

BH公司综合经营模式共生机理

BH公司依托综合经营共生模式优势，借助严格的风险管控以及较强的投资能力，遵循确保风险偿付能力、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的经营原则，保持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即便经历了美国严重的金融危机，公司的经营状况也未受到冲击。综合经营共生模式在BH公司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1.BH公司的共生界面分析

BH公司业务范围涉及保险、投资、金融服务、铁路、公共设施与能源等诸多领域，业务单元多元化。公司保险、铁路、公共设施及能源业务承担着资金提供者的角色，投资业务在金融市场中承担着资金供给者角色，金融服务业务承担着资金需求者角色。BH公司参与多个不同的共生系统，拓宽了公司的发展渠道，挖掘了收入来源，提升了盈利水平(见表3)。BH公司以集中管理方式突出发挥综合经营的投资优势，所有投资及资本分配都由公司统一决策。公司充分发挥管理层创造现金流的功能，以现金等流动性资产完全覆盖保险负债业务，在确保完全偿付的基础上，将不需考虑负债匹配性的剩余资金配置于高收益的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BH公司保险资金运用能力较高，保险资金运用收益高于承保盈利，充分体现出综合经营模式在资金运作和投资组合上产生了巨大效益。基于微观视角分析，BH公司综合经营模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共生系统，此系统共生界面内不同业务单元发挥着共生功能，分别担当着资金供给、资金需求和资金中介的角色。保险单元在系统中承担资金供给者角色，投资、铁路、公共设施、能源单元承担资金需求者角色，集团作为平台，形成一个功能强大、良性循环的共生系统。

2.BH公司共生特征分析

根据共生理论，共生单元之间能否形成共生系统的判断标准是业务单元是否具备多元性、相关性和整体性特征。［11］具备此三维特征的共生综合经营模式，奠定了保险金融集团在金融市场，或者在保险金融集团共生系统内的各业务单元所产生的规模效益，远远高于非共生条件下单生产能力的业务单元的产出效益。由于BH公司业务领域涉及保险、投资、铁路、公共设施和能源等，其综合经营共生模式具有显著的多元性特征，投资是其优势业务单元。但是BH公司对各业务单元实施单独考核，例如，将保险业务经营的直接结果与使用保险资金投资的经营结果分离，分别予以单独核算，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实现承保业务单元和投资业务单元的双盈利。因此，资金成为BH公司联系各共生业务单元的共生能量。相关性是实现整体性特征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由于BH公司各业务单元之间的交叉相关性较弱，并且各业务单元实行“隔离”经营，所以BH公司的综合经营共生模式的整体性特征也并不明显。BH公司采取以保险业务单元为核心，承保盈利和投资盈利为“双盈利”的共生单元并行的综合经营共生模式，加大股权投资领域开拓，实现了公司业务和规模的扩张。

3.BH公司共生模式分析

根据共生界面特征的不同，共生模式可以分为寄生型、偏利型和互惠型共生关系;根据组织模式的不同，共生模式可以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关系。［12］BH公司对各业务单元之间实行独立经营与考核。从作用方式来看，投资、铁路、公共设施和能源等单元的资金大多来自于保险单元，与保险单元关系属于寄生型和偏利型共生关系。铁路、公共设施和能源单元的资金都是通过投资单元操作，它们之间关系为寄生型共生关系。从组织模式来看，由于保险资金长期为投资板块提供资金，这两个业务单元的共生关系属于连续型组织模式。投资单元对铁路、公共设施和能源之间的投资大多属于一次性投资，因而两者之间属于点共生或者间歇共生的金融关系。

基于经济资本理论的BH公司综合经营风险测度

经济资本理论的在险价值函数(VaR函数)原本用于银行业风险分析。由于保险业的风险具有严重的厚尾性，因此提出尾部风险价值(TailVaR)。在相同置信区间下，TailVaR比VaR计算结果更高。［13］根据经济资本理论的分析方法，对BH公司经济资本进行估算。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国内外保险金融集团经营绩效比较的考虑，将以资产收益率(ReturnofAsset，ROA)作为主要研究指标，即净利润除以总资产，经济含义为单位总资产经过一年的运用后所创造的净利润。假设BH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表4反映了BH公司的净利润、总资产和ROA情况。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净利润出现大幅度下降。由于这一时期总资产和净利润波动幅度较大，为减少金融危机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更为准确地反映总资产收益率变化，总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将采用期末净利润与期末总资产数据。计算出资产收益率的均值和标准差之后，与分析框架相对应，将净亏损率定义为资产利润率的负值。BH公司的净亏损率服从均值为－3．23%、标准差为1．26%的正态分布(见表5)。由于计算使用“损失率”指标，表中数字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损失占总资产的比重。如果计算保险金融集团某一年度的经济资本估值，用当年总资产乘以(损失率的TailVaR－损失率的均值)就可以得到该年度经济资本估值。本文以高估风险为原则，使用99．99%的置信水平对应的TailVaR值(见表7)。

研究结论及启示

BH公司构建起多元盈利格局，保险业务和非保险业务的协调发展，使得盈利格局更加均衡。虽然公司投资业务具有优势，但公司仍坚持将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分开进行考核，以实现承保盈利作为评价多元盈利格局的基础。投资业务集中管理，集中进行投资和资本配置决策，进一步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投资业务倾向于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力求实现长期价值增长，同时保持流动性充裕以履行保险赔付责任。

1.强化保险主业核心构建综合经营共生模式

保险业务是BH公司现金流的重要来源，为公司投资业务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公司不同于其他财险公司，是以实现盈利的方式获取现金流，不需要用未来的投资收益覆盖投资资金的获取成本。将承保盈利与投资盈利分项考核是BH公司经营的主要特色，国内保险金融集团构建多元盈利格局应不断提高经营管控水平，降低承保业务获取成本，实现以低成本获取保险资金，形成稳定持续的现金流来源。BH公司保险板块盈利和非保险板块盈利贡献占比接近，是公司持续实现总体盈利的重要保证。国内保险金融集团已形成多元盈利格局，但各业务单元盈利水平有所差异。国内保险金融集团旗下保险业务板块和非保险业务板应该实现协调发展，以此实现各板块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各板块盈利能力的提升。

2.以股权投资方式拓展非保险业务单元

国内保险金融集团可以探索以并购等股权投资方式，以私募股权或者风险投资形式，投资一些未上市、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优质企业，实现对被收购企业的控股，既可以追求企业价值的长期增长，又能获取现金流，扩大资金运用规模。股票是BH公司配置保险资金的主要投资类型。在股票投资对象的具体选择上，不以追求价差收入为投资目的，重在发现被投资企业长期价值增长。BH公司认为企业的实质价值决定其股价，所以关注企业的成长性胜过关注股票价格。未来收益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是投资的主要对象，特别是消费垄断企业。

3.投资业务采取集中管理模式

投资业务是BH公司的优势业务。公司对投资业务决策集中管理，旗下并没有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专门从事资金运用业务，公司高管共同参与决策所有与资金运用和资本分配相关的业务。投资业务集中管理具备以下优势:一是可以缩短决策链条，提高决策效率;二是可以根据不同子公司资金的属性、期限统筹进行优化配置，提高资金运用收益;三是避免各子公司在投资选择上出现差异，降低资金运用的机会成本。国内保险金融集团可以借鉴BH公司对投资业务实行集中管理的经验，加强集团资金运用和投资业务相关部门对集团整体投资业务管理的权利，以实现集团资金运用整体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综合考虑资金属性、期限等因素，根据集团整体资产负债匹配情况，统一制定投资策略，避免投资分散决策造成的投资效率降低、效益下降。

第4篇

[关键词]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推进策略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一)保险市场现实需求不足

农民在许多方面属于相对弱势群体，而农业又深受自然条件限制，在整体抵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能力较差的情况下，通过保险救助渠道，有利于建立农村灾害保障体系。但在单户分散生产条件下，生产成本较高，农民在可支配收入并不宽余的限制下，对较高费率的农业保险望而却步，内在的旺盛需求也不能形成现实的消费能力。在农民眼里，与购买生产资料、供养子女上学等消费需求等更加重要和迫切的开支相比，参加保险还属于一种高消费的奢侈品，投保支出在其支出排序中一直处于较次位置。尽管农民也想获得保险救助，但农业保险的市场需求仅仅处于一种潜在状态，而非现实需求。

(二)保险机构产品供应短缺

目前农业保险陷入展业难、收费难、理赔难的“三难”困境，商业化体系下衍生了“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的被动境况。高额的农业保险赔付率和有限的农民付费能力，迫使按照商业模式运作的保险公司，理性地选择了削减甚至放弃此类业务，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自然地减少对农业保险的承保能力，转而热衷于其它险种，直到农业保险与其它险种的边际承保利润相等时为止。十多年来，在我国利润丰厚的多险种市场上，保险公司把业务向赢利险种转移，自然促使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出现不足，供给力量渐趋萎缩。

二、农业保险业务的内在特征及其徘徊不前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内生的显著特征

1.农业保险特殊性的经济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融合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的系统性问题，完全不同于单纯的市场商品交易业务，其“市场失灵”和“外部效益”的现象值得关注。在纯粹没有外力作用的农业保险市场，农民个人在投保活动中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势必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的差异就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在这种外部特征极为明显的格局下，全社会就演绎成了投保人的“搭便车”者。但是，保险人、投保人都基于其自身制度限制而无法对由其产生的正向外部效应进行收费，从而导致了农业保险产品的消费量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需求出现不足，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供给出现不足。因此，从社会整体效益看，就存在着农业保险产品并不是严格和完整意义上的“私人产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更多地趋向于公共物品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在农业保险市场的产品属性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农民的风险转移和分摊责任应该是社会性、多元化的固有特征下，没有政府的“有形之手”，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的“双冷”局面，导致市场失灵。

2.农业保险特殊性的保险学分析。传统保险理论认为，保险经营以大数法则为基础，保险基金是“取之于面，用之于点”，保险业务能够稳定地实现“风险分散和组织经济补偿”职能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要求承保的风险必须是“独立的随机事件”。然而，农业保险具有强烈的系统性，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理想可保风险”准则，由于风险单位地域的广阔性和灾害的系统性特点，保险公司就难以通过集中大量风险单位来分摊损失，已经成为保险赔偿能力的最大障碍。从保险运营技术看，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着特殊的技术障碍：第一，保险责任的确定与保险费率的厘定比较困难；第二，定损理赔难度较大，农业保险的标的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对损失程度、未来产量和产品质量以及市场价值的估测都很困难。

(二)我国农业保险徘徊不前的主要成因

1.农业保险的外部化特征屏蔽了农业生产者的投保热情。我国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国内生产而不是依赖于进口解决，因此，如果农业生产者愿意购买并且保险公司也愿意供给农业保险，必然会引起农产品的市场供给量增加，所有消费者都将从中受益。而在农产品市场的需求缺乏弹性时，农业生产者获得的实际收入则可能会下降，这时，农业保险的全部收益都转移给农产品消费者；如果农民不愿意购买或者保险公司不愿意供给农业保险，则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供给量减少，而在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时，农业生产者获得的实际收入并不会相应下降，甚至可能上升。这种外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注解了为什么农业生产者对投保缺乏足够的积极性。

2.农业生产的低、小、散特征影响了保险参与者的运营效率。“低”指农民收入相对于保险费率而言处于低层次，“小”是指农村生产活动相对于保险运营而言属于小作坊，“散”是指农业生产活动相对于规模经营而言呈现散状化。由于收入的局限，农业生产者在购买保险商品时，将会考虑保险标的出险率和出险损失两因素，只有当保险标的在其财产结构或收入来源中占据比重较大，且出险率也较高时，才会为它投保。而目前我国农民收入格局明显变异，由于农产晶价格持续下跌，来自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占据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明显减少，大批农民弃农打工，农业甚至有演变为农民“副业”的趋势，农民普遍认为自费农业保险没有特别的必要性。同时，从保险公司来看，由于农业生产野外进行，受系统性、灾害性天气及疫情影响较大，在家庭化劳作情况下，部分投保者可以在信息不对称下，存在着侥幸心理和逆向选择，通过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来索取保险赔偿，由此也加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与风险系数，费率不可能大幅度下降。

3.政府政策的扶持性缺位加重了市场保险者的经济负担。农业保险是国家保护和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农业保险既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也不同于救灾救济，而是带有公益性的经济活动，需要政府经济政策的支持。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启动经费巨大，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难度较大。这样，势必把本该在政府扶持下前行的农业保险推向商业化操作轨道，政府资金的驱动力作用没有得到合理的体现。

三、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美、加等国的政府主导模式。以国家设立的专门保险机构为主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并提供部分基金以及大量的管理费用。1980年以后，美国鼓励私营、联合股份保险公司承保农作物一切原保险和再保险，对他们承担的这部分业务也同样补贴保险费。

日本等国的政府支持型合作互助模式。农业保险由基层民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承担，中央政府通过农林省进行监督和指导，并由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为农业共济保险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通过大藏省一般会计给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管理费补贴。

西欧国家的民办公助模式。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公司、部分保险相互会社或保险合作社经营，但他们一般只经营雹灾、火灾和其他特定灾害保险。国家也支持私营公司举办农作物保险，同时为了减轻参加农作物保险的农民的保费负担，也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

亚洲部分国家的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农业保险主要由政府专门农业保险机构或国家综合保险公司提供，主要承保国内主产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目的就是确保粮棉生产的稳定，此类保险都是强制的，并与农业贷款相联系。

在我国国内农业保险模式上，上海安信的政府实质性参与模式、河南的互助统筹模式、浙江的政府牵头共保模式等，都是一种探索。透过上述几种农业保险模式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农业保险需要与所在环境相适应，并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农业保险走单纯商业化之路行不通，但也离不开商业保险公司的支持；农业保险是WTO环境下实施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合理途径。

四、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安排的探讨

(一)选准基本模式，培植农业保险的动力

我国农业保险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基于政府参与的财政支持型商业保险模式。其特征表现为：

1.农业保险扩大投保范围的行政支持环境。在农业保险的初始启动时期，单靠农民自愿保险，势必导致投保面过小、范围过窄的局面。需要通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大力支持、配合和参与，区别不同类别，分类推进。

2.农业保险投保费用筹集的财政支持措施。解决农业保险费用分但是关键所在，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方式，拟实行“投保费用补贴为主，管理费用补贴为辅”的制度。有关部门应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以应付特大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补贴、金融手段来扶持农业保险。

3.农业保险企业相关税费的国家扶持政策。政府需要对农业保险企业实施税费优惠措施，以减轻其经营负担，如对农、林、牧、渔等险种给予免征营业税的特殊优惠；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盈余，可在一定期间内不纳税或少纳税；并允许经营主体从税前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

4.注重农业保险对涉农保险市场的橇动功能。政府应利用利益诱导机制来推动“三农保险”的全面联动，即通过开展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业务，吸引农民参加农业保险之外的财产险和寿险，甚至于向农户提供“一揽子保险产品”，包括房屋、机械、牲畜、收获方面的财产保险，职业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的责任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养老保险等。

(二)统筹初保再保，配套农业保险的整体

在组建财政扶持型农业保险公司的同时，打通专门针对农业保险业务的再保险渠道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再保险机制尽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散农业风险，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以差额补贴的方式补贴各地区农业保险的亏损，使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再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过程中，为体现财政支持的作用可考虑不向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收取再保险管理手续费。同时，可以接受各种形式的保险机构对低于实际市场费率的价格承担农业风险，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再保险公司补足，既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又使一地的风险能在更大的空间上和更长的时间内分散，减轻专业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的负担，同时调动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

(三)通过立法渠道，开辟农业保险的通途

农业保险的发展应以法律法规的完善为基础，从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的背景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乃至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考察，其立法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发达国家在发展农业保险过程中，始终用法律来保障农业保险产业的发展。而在我国目前尚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专门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甚至连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业务经营和会计核算等都是参照商业保险的相关规范。因此，为了使我国农业保险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道路，必须制定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确定其基本法律依据，使农业保险有法可依，依法推进其持续稳定地发展。

第5篇

(一)保险市场现实需求不足

农民在许多方面属于相对弱势群体，而农业又深受自然条件限制，在整体抵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能力较差的情况下，通过保险救助渠道，有利于建立农村灾害保障体系。但在单户分散生产条件下，生产成本较高，农民在可支配收入并不宽余的限制下，对较高费率的农业保险望而却步，内在的旺盛需求也不能形成现实的消费能力。在农民眼里，与购买生产资料、供养子女上学等消费需求等更加重要和迫切的开支相比，参加保险还属于一种高消费的奢侈品，投保支出在其支出排序中一直处于较次位置。尽管农民也想获得保险救助，但农业保险的市场需求仅仅处于一种潜在状态，而非现实需求。

(二)保险机构产品供应短缺

目前农业保险陷入展业难、收费难、理赔难的“三难”困境，商业化体系下衍生了“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的被动境况。高额的农业保险赔付率和有限的农民付费能力，迫使按照商业模式运作的保险公司，理性地选择了削减甚至放弃此类业务，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自然地减少对农业保险的承保能力，转而热衷于其它险种，直到农业保险与其它险种的边际承保利润相等时为止。十多年来，在我国利润丰厚的多险种市场上，保险公司把业务向赢利险种转移，自然促使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出现不足，供给力量渐趋萎缩。

二、农业保险业务的内在特征及其徘徊不前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内生的显著特征

1.农业保险特殊性的经济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融合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的系统性问题，完全不同于单纯的市场商品交易业务，其“市场失灵”和“外部效益”的现象值得关注。在纯粹没有外力作用的农业保险市场，农民个人在投保活动中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势必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的差异就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在这种外部特征极为明显的格局下，全社会就演绎成了投保人的“搭便车”者。但是，保险人、投保人都基于其自身制度限制而无法对由其产生的正向外部效应进行收费，从而导致了农业保险产品的消费量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需求出现不足，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供给出现不足。因此，从社会整体效益看，就存在着农业保险产品并不是严格和完整意义上的“私人产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更多地趋向于公共物品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在农业保险市场的产品属性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农民的风险转移和分摊责任应该是社会性、多元化的固有特征下，没有政府的“有形之手”，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的“双冷”局面，导致市场失灵。

2.农业保险特殊性的保险学分析。传统保险理论认为，保险经营以大数法则为基础，保险基金是“取之于面，用之于点”，保险业务能够稳定地实现“风险分散和组织经济补偿”职能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要求承保的风险必须是“独立的随机事件”。然而，农业保险具有强烈的系统性，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理想可保风险”准则，由于风险单位地域的广阔性和灾害的系统性特点，保险公司就难以通过集中大量风险单位来分摊损失，已经成为保险赔偿能力的最大障碍。从保险运营技术看，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着特殊的技术障碍：第一，保险责任的确定与保险费率的厘定比较困难；第二，定损理赔难度较大，农业保险的标的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对损失程度、未来产量和产品质量以及市场价值的估测都很困难。

(二)我国农业保险徘徊不前的主要成因

1.农业保险的外部化特征屏蔽了农业生产者的投保热情。我国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国内生产而不是依赖于进口解决，因此，如果农业生产者愿意购买并且保险公司也愿意供给农业保险，必然会引起农产品的市场供给量增加，所有消费者都将从中受益。而在农产品市场的需求缺乏弹性时，农业生产者获得的实际收入则可能会下降，这时，农业保险的全部收益都转移给农产品消费者；如果农民不愿意购买或者保险公司不愿意供给农业保险，则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供给量减少，而在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时，农业生产者获得的实际收入并不会相应下降，甚至可能上升。这种外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注解了为什么农业生产者对投保缺乏足够的积极性。

2.农业生产的低、小、散特征影响了保险参与者的运营效率。“低”指农民收入相对于保险费率而言处于低层次，“小”是指农村生产活动相对于保险运营而言属于小作坊，“散”是指农业生产活动相对于规模经营而言呈现散状化。由于收入的局限，农业生产者在购买保险商品时，将会考虑保险标的出险率和出险损失两因素，只有当保险标的在其财产结构或收入来源中占据比重较大，且出险率也较高时，才会为它投保。而目前我国农民收入格局明显变异，由于农产晶价格持续下跌，来自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占据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明显减少，大批农民弃农打工，农业甚至有演变为农民“副业”的趋势，农民普遍认为自费农业保险没有特别的必要性。同时，从保险公司来看，由于农业生产野外进行，受系统性、灾害性天气及疫情影响较大，在家庭化劳作情况下，部分投保者可以在信息不对称下，存在着侥幸心理和逆向选择，通过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来索取保险赔偿，由此也加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与风险系数，费率不可能大幅度下降。

3.政府政策的扶持性缺位加重了市场保险者的经济负担。农业保险是国家保护和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农业保险既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也不同于救灾救济，而是带有公益性的经济活动，需要政府经济政策的支持。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启动经费巨大，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难度较大。这样，势必把本该在政府扶持下前行的农业保险推向商业化操作轨道，政府资金的驱动力作用没有得到合理的体现。

三、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美、加等国的政府主导模式。以国家设立的专门保险机构为主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并提供部分基金以及大量的管理费用。1980年以后，美国鼓励私营、联合股份保险公司承保农作物一切原保险和再保险，对他们承担的这部分业务也同样补贴保险费。

日本等国的政府支持型合作互助模式。农业保险由基层民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承担，中央政府通过农林省进行监督和指导，并由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为农业共济保险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通过大藏省一般会计给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管理费补贴。

西欧国家的民办公助模式。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公司、部分保险相互会社或保险合作社经营，但他们一般只经营雹灾、火灾和其他特定灾害保险。国家也支持私营公司举办农作物保险，同时为了减轻参加农作物保险的农民的保费负担，也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

亚洲部分国家的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农业保险主要由政府专门农业保险机构或国家综合保险公司提供，主要承保国内主产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目的就是确保粮棉生产的稳定，此类保险都是强制的，并与农业贷款相联系。

在我国国内农业保险模式上，上海安信的政府实质性参与模式、河南的互助统筹模式、浙江的政府牵头共保模式等，都是一种探索。透过上述几种农业保险模式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农业保险需要与所在环境相适应，并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农业保险走单纯商业化之路行不通，但也离不开商业保险公司的支持；农业保险是WTO环境下实施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合理途径。

四、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安排的探讨

(一)选准基本模式，培植农业保险的动力

我国农业保险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基于政府参与的财政支持型商业保险模式。其特征表现为：

1.农业保险扩大投保范围的行政支持环境。在农业保险的初始启动时期，单靠农民自愿保险，势必导致投保面过小、范围过窄的局面。需要通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大力支持、配合和参与，区别不同类别，分类推进。

2.农业保险投保费用筹集的财政支持措施。解决农业保险费用分但是关键所在，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方式，拟实行“投保费用补贴为主，管理费用补贴为辅”的制度。有关部门应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以应付特大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补贴、金融手段来扶持农业保险。

3.农业保险企业相关税费的国家扶持政策。政府需要对农业保险企业实施税费优惠措施，以减轻其经营负担，如对农、林、牧、渔等险种给予免征营业税的特殊优惠；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盈余，可在一定期间内不纳税或少纳税；并允许经营主体从税前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

4.注重农业保险对涉农保险市场的橇动功能。政府应利用利益诱导机制来推动“三农保险”的全面联动，即通过开展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业务，吸引农民参加农业保险之外的财产险和寿险，甚至于向农户提供“一揽子保险产品”，包括房屋、机械、牲畜、收获方面的财产保险，职业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的责任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养老保险等。

(二)统筹初保再保，配套农业保险的整体

在组建财政扶持型农业保险公司的同时，打通专门针对农业保险业务的再保险渠道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再保险机制尽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散农业风险，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以差额补贴的方式补贴各地区农业保险的亏损，使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再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过程中，为体现财政支持的作用可考虑不向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收取再保险管理手续费。同时，可以接受各种形式的保险机构对低于实际市场费率的价格承担农业风险，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再保险公司补足，既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又使一地的风险能在更大的空间上和更长的时间内分散，减轻专业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的负担，同时调动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

(三)通过立法渠道，开辟农业保险的通途

农业保险的发展应以法律法规的完善为基础，从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的背景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乃至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考察，其立法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发达国家在发展农业保险过程中，始终用法律来保障农业保险产业的发展。而在我国目前尚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专门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甚至连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业务经营和会计核算等都是参照商业保险的相关规范。因此，为了使我国农业保险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道路，必须制定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确定其基本法律依据，使农业保险有法可依，依法推进其持续稳定地发展。

第6篇

(一)保险市场现实需求不足

农民在许多方面属于相对弱势群体，而农业又深受自然条件限制，在整体抵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能力较差的情况下，通过保险救助渠道，有利于建立农村灾害保障体系。但在单户分散生产条件下，生产成本较高，农民在可支配收入并不宽余的限制下，对较高费率的农业保险望而却步，内在的旺盛需求也不能形成现实的消费能力。在农民眼里，与购买生产资料、供养子女上学等消费需求等更加重要和迫切的开支相比，参加保险还属于一种高消费的奢侈品，投保支出在其支出排序中一直处于较次位置。尽管农民也想获得保险救助，但农业保险的市场需求仅仅处于一种潜在状态，而非现实需求。

(二)保险机构产品供应短缺

目前农业保险陷入展业难、收费难、理赔难的“三难”困境，商业化体系下衍生了“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的被动境况。高额的农业保险赔付率和有限的农民付费能力，迫使按照商业模式运作的保险公司，理性地选择了削减甚至放弃此类业务，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自然地减少对农业保险的承保能力，转而热衷于其它险种，直到农业保险与其它险种的边际承保利润相等时为止。十多年来，在我国利润丰厚的多险种市场上，保险公司把业务向赢利险种转移，自然促使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出现不足，供给力量渐趋萎缩。

二、农业保险业务的内在特征及其徘徊不前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内生的显著特征

1.农业保险特殊性的经济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融合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的系统性问题，完全不同于单纯的市场商品交易业务，其“市场失灵”和“外部效益”的现象值得关注。在纯粹没有外力作用的农业保险市场，农民个人在投保活动中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势必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的差异就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在这种外部特征极为明显的格局下，全社会就演绎成了投保人的“搭便车”者。但是，保险人、投保人都基于其自身制度限制而无法对由其产生的正向外部效应进行收费，从而导致了农业保险产品的消费量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需求出现不足，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供给出现不足。因此，从社会整体效益看，就存在着农业保险产品并不是严格和完整意义上的“私人产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更多地趋向于公共物品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在农业保险市场的产品属性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农民的风险转移和分摊责任应该是社会性、多元化的固有特征下，没有政府的“有形之手”，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的“双冷”局面，导致市场失灵。

2.农业保险特殊性的保险学分析。传统保险理论认为，保险经营以大数法则为基础，保险基金是“取之于面，用之于点”，保险业务能够稳定地实现“风险分散和组织经济补偿”职能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要求承保的风险必须是“独立的随机事件”。然而，农业保险具有强烈的系统性，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理想可保风险”准则，由于风险单位地域的广阔性和灾害的系统性特点，保险公司就难以通过集中大量风险单位来分摊损失，已经成为保险赔偿能力的最大障碍。从保险运营技术看，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着特殊的技术障碍：第一，保险责任的确定与保险费率的厘定比较困难；第二，定损理赔难度较大，农业保险的标的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对损失程度、未来产量和产品质量以及市场价值的估测都很困难。

(二)我国农业保险徘徊不前的主要成因

1.农业保险的外部化特征屏蔽了农业生产者的投保热情。我国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国内生产而不是依赖于进口解决，因此，如果农业生产者愿意购买并且保险公司也愿意供给农业保险，必然会引起农产品的市场供给量增加，所有消费者都将从中受益。而在农产品市场的需求缺乏弹性时，农业生产者获得的实际收入则可能会下降，这时，农业保险的全部收益都转移给农产品消费者；如果农民不愿意购买或者保险公司不愿意供给农业保险，则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供给量减少，而在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时，农业生产者获得的实际收入并不会相应下降，甚至可能上升。这种外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注解了为什么农业生产者对投保缺乏足够的积极性。

2.农业生产的低、小、散特征影响了保险参与者的运营效率。“低”指农民收入相对于保险费率而言处于低层次，“小”是指农村生产活动相对于保险运营而言属于小作坊，“散”是指农业生产活动相对于规模经营而言呈现散状化。由于收入的局限，农业生产者在购买保险商品时，将会考虑保险标的出险率和出险损失两因素，只有当保险标的在其财产结构或收入来源中占据比重较大，且出险率也较高时，才会为它投保。而目前我国农民收入格局明显变异，由于农产晶价格持续下跌，来自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占据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明显减少，大批农民弃农打工，农业甚至有演变为农民“副业”的趋势，农民普遍认为自费农业保险没有特别的必要性。同时，从保险公司来看，由于农业生产野外进行，受系统性、灾害性天气及疫情影响较大，在家庭化劳作情况下，部分投保者可以在信息不对称下，存在着侥幸心理和逆向选择，通过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来索取保险赔偿，由此也加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与风险系数，费率不可能大幅度下降。

3.政府政策的扶持性缺位加重了市场保险者的经济负担。农业保险是国家保护和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农业保险既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也不同于救灾救济，而是带有公益性的经济活动，需要政府经济政策的支持。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启动经费巨大，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难度较大。这样，势必把本该在政府扶持下前行的农业保险推向商业化操作轨道，政府资金的驱动力作用没有得到合理的体现。

三、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美、加等国的政府主导模式。以国家设立的专门保险机构为主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并提供部分基金以及大量的管理费用。1980年以后，美国鼓励私营、联合股份保险公司承保农作物一切原保险和再保险，对他们承担的这部分业务也同样补贴保险费。

日本等国的政府支持型合作互助模式。农业保险由基层民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承担，中央政府通过农林省进行监督和指导，并由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为农业共济保险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通过大藏省一般会计给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管理费补贴。

西欧国家的民办公助模式。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公司、部分保险相互会社或保险合作社经营，但他们一般只经营雹灾、火灾和其他特定灾害保险。国家也支持私营公司举办农作物保险，同时为了减轻参加农作物保险的农民的保费负担，也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

亚洲部分国家的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农业保险主要由政府专门农业保险机构或国家综合保险公司提供，主要承保国内主产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目的就是确保粮棉生产的稳定，此类保险都是强制的，并与农业贷款相联系。

在我国国内农业保险模式上，上海安信的政府实质性参与模式、河南的互助统筹模式、浙江的政府牵头共保模式等，都是一种探索。透过上述几种农业保险模式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农业保险需要与所在环境相适应，并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农业保险走单纯商业化之路行不通，但也离不开商业保险公司的支持；农业保险是WTO环境下实施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合理途径。

四、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安排的探讨

(一)选准基本模式，培植农业保险的动力

我国农业保险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基于政府参与的财政支持型商业保险模式。其特征表现为：

1.农业保险扩大投保范围的行政支持环境。在农业保险的初始启动时期，单靠农民自愿保险，势必导致投保面过小、范围过窄的局面。需要通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大力支持、配合和参与，区别不同类别，分类推进。

2.农业保险投保费用筹集的财政支持措施。解决农业保险费用分但是关键所在，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方式，拟实行“投保费用补贴为主，管理费用补贴为辅”的制度。有关部门应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以应付特大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补贴、金融手段来扶持农业保险。

3.农业保险企业相关税费的国家扶持政策。政府需要对农业保险企业实施税费优惠措施，以减轻其经营负担，如对农、林、牧、渔等险种给予免征营业税的特殊优惠；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盈余，可在一定期间内不纳税或少纳税；并允许经营主体从税前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

4.注重农业保险对涉农保险市场的橇动功能。政府应利用利益诱导机制来推动“三农保险”的全面联动，即通过开展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业务，吸引农民参加农业保险之外的财产险和寿险，甚至于向农户提供“一揽子保险产品”，包括房屋、机械、牲畜、收获方面的财产保险，职业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的责任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养老保险等。

(二)统筹初保再保，配套农业保险的整体

在组建财政扶持型农业保险公司的同时，打通专门针对农业保险业务的再保险渠道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再保险机制尽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散农业风险，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以差额补贴的方式补贴各地区农业保险的亏损，使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再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过程中，为体现财政支持的作用可考虑不向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收取再保险管理手续费。同时，可以接受各种形式的保险机构对低于实际市场费率的价格承担农业风险，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再保险公司补足，既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又使一地的风险能在更大的空间上和更长的时间内分散，减轻专业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的负担，同时调动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

(三)通过立法渠道，开辟农业保险的通途

农业保险的发展应以法律法规的完善为基础，从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的背景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乃至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考察，其立法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发达国家在发展农业保险过程中，始终用法律来保障农业保险产业的发展。而在我国目前尚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专门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甚至连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业务经营和会计核算等都是参照商业保险的相关规范。因此，为了使我国农业保险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道路，必须制定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确定其基本法律依据，使农业保险有法可依，依法推进其持续稳定地发展。

第7篇

关键词：农业保险 模式比较 四川重灾区

【中图分类号】F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079（2008）10-0187-01

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调研显示“5.12”特大震灾，除死伤、失踪人数额巨大外，受损水库1800座、损毁堤坝约686.71公里、损毁供水管道36521公里，损毁农机设备8万多台（套），损毁农机库棚近28万平方米、农用沼气池60多万口，毁坏圈舍近3000万平方米、鱼池约60多万亩；损毁良种繁育制种田和农作物近600万亩、林地和种苗基地600万多亩；死亡畜禽约计4000多万头（只），其中生猪近500万头，死亡或逃逸养殖成鱼、苗种3万多吨。此外，震灾还导致耕地损毁面积约为76万多亩，灭失耕地为26万多亩。上述各项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80亿元左右。

农业保险是农业风险损失事后补偿的一种手段，创新发展农业保险是灾区重建工作的重点，它对保障恢复灾区农业生产和生活，振兴农村经济有积极的作用。

一、中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模式考察

1、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符合要求的农业保险经营方式和法律制度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1）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商业运营模式。

（2）加拿大的“地方政府主导、联邦政府提供帮助”的经营模式。

（3）法国的“金字塔”民办公助模式。

（4）日本的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

2、国内发达地区农业保险模式。改革30年来，全国有近90％的省、市、区相继开展农业保险，并积极探索新的农业保险模式试点，主要有6种：

（1）上海“安信模式”。

（2）吉林“安华模式”。

（3）浙江“共保体模式”。

（4）安盟模式”。

（5）新疆“中华联合”。

（6）黑龙江“阳光相互制”。

3、中外农业保险模式的经验启示

政策性属性和准公共品边界明确。农业保险是一种准公共产品，购买和供给将会产生双重的正外部效应，使得农业保险仅靠商业保险公司按照市场化经营是不可能成功的。

（2）健全法律保障体系。国外农业保险均以法律的形式对其具体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费率厘定、赔付标准、实施方式、组织机构及运行方式、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各级政府的作用与职能、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详细而明确地规范。只有通过依法实施和依法经营，才能保障农民权益。

（3）完善财政支持与政策优惠制度。国外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绿箱”政策，给予经营公司一定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管理费用补贴、税收及金融等，以促进农业保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4）建立国家农业再保险体系。由于农业风险具有高度关联性，致使农业风险损失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易分散，很容易形成农业巨灾损失。

三、四川重灾区农业保险经营体系的构思

“5.12”震灾区多数是山区农村，农户分散经营特征十分突出，因此对农业保险经营体系重构应针对山区分散经营的特征来为主线构建。

该体系由“中央农业保险总公司+四川省农险四川分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总社+农业保险联社+农业保险合作社+农户经营者”构成的政府主导，层层信托监管责任制农业保险经营体系。

1、该体系借鉴美国FCIC，通过中央财政投入设立中央农业保险总公司，通过各省级财政投入设立其分公司，其职能是：制定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代表政府发放保险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设立农业风险基金以应对巨灾风险。

2、农业原保险经营机构可由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合作社经营，在乡镇设立农业保险合作社，直接面对农业生产经营者，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在县级设立农业保险联社，对各个乡镇的保险合作社进行管理，市级设立农业保险总社，便于中央和省级农业保险公司统筹管理。

四、完善四川重灾区农业保险经营体系的保障措施

1、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组建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其性质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策性保险机构，类似银行界里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等相关组织进行管理，制定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设立农业风险基金。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进行管理监督，并从法规上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补贴机制进行规范和监督。

2、设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

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供给主体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是维系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3、对灾区农业投保人补贴

根据目前灾情，政府的财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农业保险的投保标的进行补贴，所以重点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

参考文献

[1] 徐敏. 关于农业保险模式的研究.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07（2；

[2] 朱俊生. 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分析. 农村金融 .2004.（1）

第8篇

关键词：保险生态；产权制度；调节机制；法制环境

一、保险生态概念概述

根据保险业固有的运行规律、组成成分及本质属性，笔者将“保险生态”定义为：各种保险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及内部其他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复杂联系、有序竞争、良性协作的动态平衡系统。

基于以上定义，可进一步解析保险生态的基本特征：首先，保险生态是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演进过程的动态系统；其二，保险生态的秩序结构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其三，保险生态是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制度结构特征；其四，保险生态也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体系；最后，保险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限的，外力影响超过限度就会破坏保险生态平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个有效的保险生态系统一定在保险环境、保险组织、调节机制这三方面具有显著的生态特征，对我国保险生态问题的研究也应从这三方面展开。

二、我国保险生态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保险生态中最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产权的制度性缺陷，阻碍和扭曲了保险生态组织的健康成长。

具体表现为：

1．产权不明晰。

模糊的产权将导致交易过程的磨擦和障碍，必然提高保险市场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会降低保险公司经营的积极性与创新的主动性。产权不清晰是目前国有保险公司竞争力不足、市场创新动力缺乏的根本原因。

2．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我国保险机构尤其是国有公司由于产权制度的缺陷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未完全形成符合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运作模式，内控系统、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长期低效运行。近年来，一些原国有独资公司经股份制改造与上市，股权结构有所改善，但国有产权仍占控制地位，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仍比较突出；而一些股份制公司虽较早实现了产权主体多元化，但主要股东多是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单一加上国有股东行使股权积极性的缺乏，使股份制保险公司同样存在治理结构上的缺陷。

3．寻租腐败现象严重。

在我国，由于国有保险公司经理层的任职及薪酬与经营业绩无关，因此当两个目标冲突时，经理层将倾向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公司利益最大化。国有保险公司产权主体的虚置，也使各种监督与激励机制难以建立，客观上鼓励了经理层的设租、寻租行为。

产权制度的上述缺陷，严重阻碍和扭曲了我国保险生态组织的健康成长：一是没有长期发展战略，短期行为居多，在规模和效益间左右徘徊；二是一些新进入市场的主体为迅速扩大规模，抢占市场份额，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偿付能力严重不足；三是经营目的异化，不仅追求利润，更主要的是为了融资，由内部人控制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严重。

(二)违背市场规律的人为干预，破坏了保险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

自然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具有一定限度，即“生态阈限”。与自然生态一样，保险生态的自调能力也是有限的。外力影响一旦超越了“生态阈限”，或完全取代自调机制，保险生态就会失衡。

1．保险主体批设的数量和速度超过了保险生态阈限。

2005年末，全国共有保险法人机构93家，其中保险集团公司6家，保险公司82家(包括外资公司40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5家)。一些新设机构为了生存，采取高回扣、高手续费等形式变相降价进行恶性竞争，使一些险种价格低于成本价，造成全行业经营效益、盈利水平的低下。截至2005年12月31日，保监会共批设保险专业中介机构1887家。其中，处于经营状态的1800家，2005年，保险中介业务收入共290．61亿元，累计亏损竞达775万元。

2．退出机制的缺失破坏了优胜劣汰法则。

只发“出生证”，不发“死亡证”的国家信用担保机制违背了优胜劣汰的规则，使得经营不善乃至严重资不抵债的保险机构无法及时退出市场，干扰了保险生态主体的“进化”，从而恶化了整个保险生态。

3．对资金运用的限制影响了保险主体的抗风险能力。

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政府债卷、金融债卷、买入返售、一定比例AA级以上企业债券和证券投资基金等。投资渠道的狭窄，使资金运用回报率低下，投资风险过于集中，对公司负债管理，产品创新，费率调整形成了不利影响，削弱了保险生态的抗风险能力。

4．保险监管体制的薄弱环节制约了保险生态的良性发展。

一是市场准入机制与退出机制不对称。我国保险市场准入机制相对健全，但对因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无法继续生存的主体，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自我国全面恢复保险业务以来，至今尚无一家保险公司退出市场，整个保险市场一直处于只进不出的局面。

二是严格的经营行为监管与宽松的偿付能力监管不对称。从当前保险发达国家发展趋势看，许多国家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产品和费率的监管，更侧重于偿付能力监管。

三是强调规模的力度与强调效益的力度不对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保险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将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得出保险潜力巨大的结论，属于认识误区。中国有8亿农民，他们生活刚达温饱，哪有多余的钱买保险。定位不准确，过分强调速度、夸大潜力，强调做大，忽略做强，必然是揠苗助长，人为破坏保险生态，后果难以想象。

四是强调社会管理职能与损失补偿职能不对称。保险的基本职能是分散风险和经济补偿或给付；社会管理只是一个派生职能。在市场经济中，商业保险公司以赢利为目的，如果过分强调社会管理职能而忽略基本职能，用行政的方法要求商业保险公司代替政府承担一些风险较大的业务，只会造成保险公司经营状况恶化，影响保险生态的自然发展。

(三)外部环境的先天性缺陷，危害了保险生态的平衡和优化。

首先，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有关保险机构的破产法规严重缺乏。保险企业和一般工商企业一样，也存在着经营失败，需要建立破产、清算、兼并、重组等法律程序。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法规，经营失败的保险机构迟迟得不到有效的处置，从而导致了社会风险越来越大，恶化了保险生态。

第9篇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3-000-01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交织过程，面临各种风险，人类在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风险管理经验，其中农业保险就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手段。国外农业保险发展有100多年的历史，其中美国、日本等农业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积累，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使得西欧一些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建国后我国也出现了五种运作时间较长，且有一定影响的农业保险经营形式，分别是保险企业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形式、联合共保经营农业保险形式、农村互助合作经营农业保险形式、地方国有企业组织推动农业保险形式、政府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形式。

一、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启示

纵观世界各国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各国政府对农业保险发展给与了法律上支持、财政上补贴和行政上保护。通过对世界一些农业保险发展成熟国家制度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农业保险作为农业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是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对相关法律的依赖性相当高。国外农业经济比较发达和农业保险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都比较重视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而且具有比较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农业保险的立法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如农业保险发达的美国，1938年就颁发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1980年又修订了《农作物保险法》，1994年又通过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令》，2000年又出台了《农业风险保护法》等，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性质、开办主体等明确规定。

（二）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

美国的农业保险原则上实行自愿保险，但1994年美国《农业保险修正案》明确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福利计划，如农产品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补贴和保护计划等，农民必须购买巨灾保险，然后才能追加购买其他的保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日本的农业保险也体现出了强制性特征，如日本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民实行强制保险，对达不到经营规模的农户，实行自愿保险。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强制，如1994年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令》就明确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等得到政府其他的福利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事实上的强制性。

（三）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从国外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分析，农业保险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适度参与。世界大多国家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支持体现在二方面：一是提供财政支持。主要是提供保费补贴、费用补贴和相关行政费用。美国保费补贴按照险种不同而有差异，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费用，政府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的推广和教育费用，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日本保费补贴比例依据费率不同而有差异，费率高，补贴比例也高，政府还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业务费用补贴，并承担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的全部费用和农业共济组合的部分费用。二是提供再保险支持。农业风险的特点决定农业保险风险具有巨灾性，使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显得更为重要。国外农业保险相对成熟的国家都建立了各种再保险组织对农业保险进行分保。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就行使政府职能，专注为参与农业保险的各种私营保险公司、联营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支持。

（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

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一般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实行分级负责制，即设立农业部和省两级农作物保险局；法国设立农业相互保险集团；日本设立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菲律宾设立农作物保险公司；美国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等，都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机构。他们或者指导农业保险经营，或者参与农业保险经营，或者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服务。

二、国内农业保险实践的启示

全国各地各个时期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或做法虽有不少共同点，但更有很大不同，这说明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组织模式可以多种多样，因而构不成农业保险是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理论上对农业保险制度建设在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一）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与政策支持是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前提。通过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模式经营农业保险情况进行比较，充分证明了政府行政干预和政策支持是农业保险可持续运行的根本原因。如果缺少政府支持，即使经营管理水平再高的保险公司，出现经营困境也在所难免。

（二）地方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划分应考虑到国家需要。农业保险实践中，各地结合自己的财政实力、农业特色、发展农业保险的目标，以及实施中的可操作性确定了不同的险种作为政策性业务。这些业务地方性特征明显、稳定性差，不利于该业务的长期运作。具有明显地方性特征的保险业务与国家政策性业务不可能完全吻合。目前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均由一个保险公司经营，即使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会削弱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力度。

（三）用法律的形式规范各地农业保险实践和主体经营行为十分迫切。目前各地农业保险的实践活动，虽在宏观上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在具体细节上地方特色还是比较明显，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地方性政策措施的指导和认可。但地方政策与措施无法替代国家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各地农业保险实践和主体经营行为十分迫切。

参考文献：

[1]黄英君.德法示范农业保险西欧模式[N].国际金融报，2004-08-11.

[2]陈玲.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选择[J].金融与保险，2005（7）.

[3]谢家智，蒲林昌.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研究[J].保险研究，2003（11）.

[4]李军，Francis Tuan.农业风险管理和政府的作用-中美农业保险交流与考察[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第10篇

关键词：集团化经营；绩效评估；Malmquist指数

一、引言

我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WTO），在日渐开放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国内保险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保险集团的相继组建是一个重要标志。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保险集团化运营便于发挥协同效应，能为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和业务扩展优势提供有利的组织条件，隔离不同业务单元的风险，从而增强抵抗行业和集团系统风险能力，同时能有效提升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自2003年几大保险公司陆续实行集团化经营起已有9年之久，集团化经营对我国保险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国外文献研究，Rai利用 1988-1992 年106 家保险公司的数据表明大公司存在规模经济现象。Cummins等研究表明兼并对美国寿险企业效率的提高产生了积极作用。Meador等用效率分析法对美国寿险业产品多元化的效果进行评估，认为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公司通过共享资源以及面对经营条件变化快速在各个产品类别之间调整资源投入能够获得更高的成本效率。Cummins等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估了1993年～1997年间 817家保险公司的效率分数 ，发现专业保险公司绩效更优。Fuentes等研究表明混业经营可以获得比专业经营更高的技术效率，但是没有具体针对保险集团与规模效应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

从国内文献研究看，顾启圣的研究得出股权结构、高阶主管薪酬与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候晋、朱磊的研究表明导致保险公司效率低下的原因是规模不佳，投资环节薄弱等。黄薇的研究表明集团化控股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对保险机构的成本和利润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肖志光用资产利润率作为衡量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基本指标，回归分析得出我国保险集团不仅没有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且对规模经济效应产生消极影响。解强、陈月、江生忠分别用DEA和Malmquist指数对欧、美、日、中国台湾18 家金融集团效率及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表明保险资本为主的综合经营保险公司效率最高。许莉运用DEA方法和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对国内4家保险集团的经营效率分别进行了静态评估和动态评估，发现其技术效率都有一定幅度的提高，但全要素生产率在集团化后普遍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创新水平下降。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涉及集团化经营与保险市场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甚少，且都存在可改进之处：黄薇从成本和利润的角度研究集团化经营对保险业的产生影响，但选取的指标未剔除资产规模的影响；肖志光以国内保险市场为研究样本，但未进行动态测度；解强等学者的研究样本分布在美、日、欧及中国台湾四处，样本选取过于分散；许莉学者的研究样本集中于国内四家保险集团，样本容量过小。为克服以上问题，本文将从实证研究角度，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充分利用国内保险公司的样本数据，引入集团化因素，实证考察保险公司集团化经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对现有保险集团的经营效率进行评估，以期为保险市场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保险市场绩效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并为政府进一步制定和调整保险产业政策及监管制度提供决策参考。

二、模型、样本、数据

1.Malmquist指数模型

本文采用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的方法，来分析我国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动态变化特征。Malmquist指数由瑞典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Sten Malmquist于1953年提出，用来分析消费约束在不同的差异曲线上的移动。而Caves et al（1982）则首先将 Malmquist指数应用在生产率变化的测算中，提出在多投入产出条件下，基于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以用malmquist指数来表示。此后，该理论与Charnes et al（1978）建立的DEA理论相结合，在评价行业中企业效率的动态变化的研究领域被广泛采用。

Fare et al（1994）定义了一个基于产出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如下：

进一步，在放松式（1）和式（2）的固定规模报酬假设的情况下，Malmquist指数还可以描述变动规模报酬的情形，进一步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如式（3）所示。

上式中，下标v表示的是规模报酬变动的情况，c表示的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第一项表示在规模报酬变动情况下的纯技术效率变化，第二项表示规模效率变化，第三项与式（2）同，表示技术变化率。

本文在规模报酬变动的假设下考察样本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

2.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

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是DEA测算的关键所在，选择投入产出指标的首要原则是反映评价的目的和评价的内容，同时还应兼顾重要性原则和可获得性原则。目前，对于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方法主要有生产法、中间媒介法、资产法、用户成本法、价值附加值法等。

保险公司属于金融服务业，其投入和产出具有无形性的特点。所以，对于保险公司的投入和产出难以准确计量，学术界对于保险公司投入和产出的定义也没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从保险公司的经营特点来看，其作为一般企业，利用资源投入产出保险产品及服务，同时其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利用预收的保费收入补偿未来的赔付支出及保险金给付支出。基于对保险公司上述两种作用的不同理解，本文在中介法和生产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保险公司投入和产出特征和现有数据的可获得性，将投入指标界定为固定资产、业务及管理费用以及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三个变量，上述三项投入指标包括了保险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主要的固定成本及可变成本投入。其中“佣金支出”项目为保险公司支付给外勤人员的费用，为保险公司劳动力投入的一方面，而“业务及管理费用”项目则包含了保险公司内勤人员的工资给付，为保险公司劳动力投入的另一方面，两者共同作为保险公司劳动力资源投入的衡量标准；此外，“手续费”、“业务费”及日常经营过程中的“管理费”则构成了保险公司经营实践中的主要成本投入，因此将“手续费及佣金支出”项目、“业务及管理费用”项目共同纳入投入指标体系；而固定资产项目则体现保险公司的资本投入，也是保险公司的一项固定成本，与实收资本相比较更具稳定性，因此本文将“固定资产”纳入投入指标体系。上述三项指标包含了保险企业经营过程中主要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需要说明的是，在选择反映“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变量时，国内外研究者主要使用两类指标：劳动者人数和劳动者收入。恽敏、陈璐等均将“保险企业职工人数”作为投入指标来衡量保险公司劳动力的投入，而后者则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差，故选用者相对较少。但本文通过相关分析得出，“保险企业人数”与“投资收益”、“保险业务收入”的相关性极低，因此，为了保证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对合理性，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中不包括“保险企业人数”，而以“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业务及管理费用”两项简介体现劳动者收入。下表是本文选取的投入产出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列表。

表1 2005—2010年34家样本保险公司投入产出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

承接上表1：

注：1.“**”表示相关系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2.上表投入和产出变量数据取自2006年—2011年的《中国保险年鉴》.

由表1可知，本文选取的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间具有高度的线性正向相关性，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相关，由此，本文对于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的选取具有合理性。

3.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32家保险公司作为实证样本，考察期限为2005—2010年。该样本包括5家保险集团、24家法人公司、1家外商独资子公司和2家海外集团在华分公司。其中，5家保险集团为人保集团、国寿集团、太保集团、平安集团、阳光集团；1家外商独资子公司为皇家太阳联合保险中国有限公司；2家分公司为德国安联集团下属的安联保险广州分公司（于2010年10月改为独立法人机构）、美国友邦保险集团下属的美国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后文研究的需要，本文把样本按照组织形式的不同分为2个群组，一是包括人保、国寿、太保、平安、阳光的5家保险集团公司，二是包括民生人寿、华泰、泰康等27家非集团公司。

选择以上样本及样本区间的初衷在于：一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观测值以反映中国保险业的经营现状；二是为了考察尽可能长的时间跨度以反映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动态变化过程；三是为了使模型检测结果更符合实际以解释保险公司实际的状况。在上述三项指导原则下，本文将2006年《中国保险年鉴》中收录的所有保险公司作为待选样本，去除缺少财务报表的公司、2005年新成立的保险公司以及影响Malmquist指数输出结果的公司，最终将其中的32家保险公司作为实证样本。

本文样本数据来自《中国保险年鉴》（2005-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0）。下表是本文所选取投入产出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反映样本数据的基本数据特征。

表2 2005—2010投入产出变量的数据特征描述

注：1.上述数据单位均为人民币百万元

2、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2005-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0）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使用Deap2.1软件进行分析，由于保险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产出不可控而只能控制投入的多少，因此本文采用投入导向（input-orientated）的方式核算；此外由于本文考察的时间跨度较长，因此本文在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求得结果。

1.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变化特征

本文以32家保险公司的资料为基础数据，采用DEAP2.1软件计算得出2005-2010年度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详见表3.

表3 2005-2010年度中国保险业平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由表3可知，32家样本保险公司在考察期2005-2010年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为1.123，这表示2010年较2005年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上升了12.3%。再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均值结果的分解，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贡献来源为技术变化（techch），它在2005-2010年期间动态变化的平均值为1.133，改善上升了13.3%；而技术效率变化的动态平均值为0.991，其均值下降0.9%，其中纯技术效率变化动态均值上升了1.0%，规模效率动态平均下降1.9%。这表明我国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总体的提高主要是由于技术的改进，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而技术效率的退步则主要受规模效率下降的拖累。这一结论基本同于赵旭所分析的11家保险公司在2000-2004的结果。

研究期间32家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截止至2006年，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的全部完成，保险公司的改制为中国保险业整体带来了经营效率的改善。（2）2004年12月11日中国保险业基本结束了入世过渡期，中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给国内保险公司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和保险产品，促进了国内保险公司的技术进步以及保险市场结构的优化，从而带动国内保险也经营效率的提升。（3）随着国内保险市场的开放，我国保险业开始打破垄断格局，2005—2010年市场集中度指标（CR4）分别为0.54、0.60、0.52、0.32、0.44、0.33，竞争的加剧带来的资源的更优配置，带动经营效率的提升。

2.保险集团与独立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比分析

本文所选的32家保险公司在2005-2010年期间表现各异，上文可知我国保险业在这6年期间总体上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这种增长来源主要在于技术进步。那么，保险集团与独立公司在经营效率变化上有何不同？保险集团在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方面是否优于独立保险公司？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下文作了几项基本的统计分析：一是保险集团与独立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平均值对比；二是实现效率改善的保险公司中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的分布统计；三是未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改善的保险公司的数量统计。

从上表4家保险集团的均值表现来看，保险集团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具体上升幅度为24.8%，而其贡献来自于技术效率和技术的双重进步，其中技术效率上升幅度为5.9%，技术进步上升幅度为14.9%。27家独立保险公司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同样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增长幅度仅为保险集团公司增长幅度平均值的一半。从其分解指标来看，27家非保险集团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仅依赖于技术进步一方面，在技术效率上，6年期间下降幅度为33.8%，下降幅度较大。由上述结果可初步得出结论：保险集团相较于独立公司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方面更为明显，且其改进来自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步两方面。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保险集团还是独立公司，在规模效率上都未实现提升，其中保险集团下降4.3%，独立公司下降7.9%，可见国内保险公司虽然实现了规模的增长，但并未实现规模效率的递增。

表5 tfp改善的公司中按来源分布

从表5结果来看，5家保险集团均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在tfp改善的26家保险公司中，其中25家保险公司实现了技术变化指标上的改进，而仅有15家保险公司实现了技术效率指标上的改进，其中包括3家保险集团，占比为20%，这一比例大于保险集团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比值，说明在实现技术效率进步的公司数量上，保险集团公司贡献相对较大。此外，3家保险集团（人保、国寿、太保）实现了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的双重改善，占技术与技术效率双重改善公司总数的21.43%，而样本保险集团总数仅占样本总数的15.625%。另一方面，在技术效率改善的15家公司中，多数公司有着纯技术效率的改善；7家保险公司达到了规模效率的改进，其中集团公司占0家；两者都对技术效率改善作出贡献的公司有4家，其中集团占0家。可见保险集团在规模效率还有待改进。

另外，根据上文表3结果显示：5家保险集团2005-2010期间全要素生产力均值分别为1.478、1.477、1.151、1.051、1.114，大多高于34家样本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再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来看，5家保险集团的技术效率动态变化均值分别为1.223、1.194、1.028、0.914、0.936；技术变化动态均值分别为1.208、1.237、1.120、1.149、1.190。上述结果显示，除了平安集团和阳光集团，其他三家保险集团均实现了技术效率进步和技术进步双重进步。

上述结果显示，保险集团在经营效率的改善方面优于独立公司，但值得一提的是其技术效率的改善主要来自于纯技术效率的改善，5家保险集团公司均未实现规模效率的递增，仅有人保和国寿两家公司规模效率保持不变，其他均有所退步。

从表6结果来看，在32家样本保险公司中，有15家保险公司受技术效率退步的拖累，其中保险集团公司占2家，这反映了我国保险业在技术效率方面的改善存在不足。进一步分析，在技术效率未改善的保险公司中，有一半以上的保险公司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共同拖累。从上表统计可知，指标未达到改善的公司中，保险集团占比均小于保险集团总数占总样本数比值，可见保险集团在经营绩效的改进方面表现更好。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保险集团在经营效率改善方面有较大的优势，5家保险集团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为1.248，比32家样本公司总体平均值高12.5%，这表明集团公司带来了中国保险业经营效率的总体提升，由于集团公司具有更强的资金实力和资源获取渠道，在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方面均具有优势，因此保险集团在经营上更具有效率。从上述数据也可以看出，集团化经营并不一定带来规模效益，人保、国寿、太保、平安、阳光五家集团公司在2005-2010期间均未实现规模效率的增长，其中太保、平安、阳光更是出现了规模效率的下降，但相较于独立公司而言，保险集团规模效率下降幅度相对较少。

四.本文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2005-2010年国内5家保险集团及27家独立保险公司的经营数据为基础，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考察两种类型的公司在经营效率变化上的不同，从而探究集团化经营对中国保险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情况，主要获得结论如下：一是在考察期内绝大多数保险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态势，且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贡献。二是无论从均值角度考察，还是从数量统计角度考察，保险集团在经营绩效改善上均优于独立保险公司。三是保险集团虽然在效率改善上更为明显，但在规模效率上并未实现增长，但相较于独立公司而言，保险集团在规模效率下降幅度上相对较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一是国内保险市场长期以来施行粗放经营、独立经营和分业经营，导致一定的效率损失，应该向综合经营模式转换，适度的扩张规模和多元化经营。二是保持技术上的革新，包括保险产品创新和业务经营方式创新，在生产效率方面更应该合理资源配置、科学管理等。三是改善保险市场结构，向垄断竞争模式转变，打破保险市场进入退出壁垒，竞争的加剧带来的资源的更优配置，带动经营效率的提升。

参考文献：

[1]Rai、Anoop. Cost Efficiency of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1996 Vol.10.

[2]Cummins J David、Weiss Mary A、Zi Hong.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Efficiency： An Analysis of Stock and Mutual Property – Liability Insurers. Management Science. 1999.

[3]Cummins J David、Maria Rubio –Misas. Deregulation， Consolidation and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the Spanish Insurance Industry. working paper. The Wharton School. Philadelphia. PA. USA. 2003.

[4]Hugo Fuentes、Emili Grifell Tatje、Sergio Perelman. Product Specialization，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Change in the Spanish Insurance Industry. JEL classification. 2005.

[5]吕秀萍：中国保险业效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8.

[6]顾启圣：股权结构、高阶主管薪酬与经营效率之研究——本国寿险公司之实证[J].逢甲大学保险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

[7]侯 晋 朱 磊：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实证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2004.

[8]黄 薇：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中国保险机构效率的实证研究[J]. 经济评论. 2007（4）.

[9]肖志光：保险公司集团化对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9（5）.

[10]解 强 陈 月 江生忠：综合经营对保险业经营效率影响的比较分析——来自欧、美、日、中国台湾的经验[J]. 财经论丛. 2009（1）.

[11]许 莉：集团化提高了我国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吗[J].中国经济问题. 2011（3）.

第11篇

    一、科技风险与科技保险

    (一)科技风险

    科技风险是指科研开发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项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科研开发者能力的有限性,而导致科研开发项目失败、中止、达不到预期的技术经济指标的可能性。科技风险由科技研发风险、成果转化风险和市场应用风险三个有机联系的阶段所构成,表现为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或其他经营管理活动中所面临的包括关键设备的风险,关键研发人员的人身安全、流失等风险,研发中止风险,研发失败风险,技术交易风险,高新技术产品责任风险,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风险等。

    (二)科技保险

    科技保险是指为了规避以上的科技风险而设置的保险,是对某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新产品开发或新技术产业化,以保险期内的失败为前提,以等待期内无成功事实出现为条件,以合同商议价为保险金额的给付保险。科技保险也可以理解为: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相关的有形或无形财产、人力资源、对第三方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及创新活动的预期成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造成投保人的损失时,由保险人根据约定给付保险金。科技保险与一般保险相比而言,具有政策性、创新性、集成性等特点。

    科技保险能使高投入、高风险的科技型企业及相关活动出现损失后获得补赔,能有效化解科技型企业出资人及研发人员的有关风险,成为进行科技风险有效规避与管理的金融工具之一。

    二、科技保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政府对科技保险的支持和引导

    科技保险的政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供求失衡,对政府干预提出了客观上要求。因此,政府对科技保险的支持和引导,建立政策和法律支撑保障体系和政府主导下多方参与的协调机制与运作平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成为科技保险发展(特别是其发展初期)的关键因素。

    目前,我国科技保险工作正在稳步发展,政府在科技保险中的重要影响也是被我国理论研究和试点实践所证实的。

    (二)科技型企业对科技保险的需求

    企业是市场经济运行和技术创新的主体,科技型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占据主导地位,所面临的科技风险更大,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决定了科技型企业对科技保险需求的必然性。科技型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受到内外部环境、自身的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对保险的需求具有特殊性,进而从需求角度对科技保险的数量、结构、规模、质量和技术水平等提出要求,成为影响科技保险的根本性市场因素。

    在科技保险领域,科技型企业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支付科技保险保费,获得对其科技创新活动的承保。科技型企业除对传统财险和寿险的一般需求外,随着创新活动的增多、创新地位的日益突出,对包括关键设备险、关键研发人员意外险、研发中止险、研发失败险、技术交易险、高新技术产品责任险、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险等科技保险的需求日益提高。

    (三)保险公司对科技保险的供给

    科技保险是科技和金融结合的产物,也是保险公司契合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创新产品。科技保险的承保人即保险公司按照合同向科技型企业收取科技保险保费,对其科技创新活动承保,对承保范围内发生的科技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

    保险公司对科技保险产品的供给具有创新性。由于科技型企业风险较高、专业性强,一般的保险产品无法保障科技企业的特殊风险;同时,科技型企业通常规模较小、资金短缺,常规的市场化保险机制无法推动保险供给和需求的结合。因此,需要科技保险承保人强化保险产品创新及其经营机制创新。科技保险承保人应在科技保险工作中积极探索,创新产品内容和业务模式,通过内外互动、总分联动、试点先行、全面推动的工作方式,为科技型企业的创新创业风险提供全面的保险保障机制。

    (四)中介组织对科技保险的组织实施推动

    中介组织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主体,一般承担着现代服务业和公共服务的相关职能,它通过强大的信息支持系统沟通供需双方,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品的价值实现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科技保险的创新性、复杂性、信息不对称性等特征,仅依靠科技型企业和保险公司各自的能力和信息,难以实现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和均衡。因此,拥有强大信息资源、渠道和配置能力的中介组织的作用凸现出来。

    在我国,提供科技公共服务的行政管理部门往往衍生出诸如生产力促进中心、成果转化中心等科技中介组织,成为政府引导科技保险运行的具体执行者;同时,作为保险市场分工专业化产物的保险中介(如保险经纪公司)对科技保险的供需对接提供了更为高效和全面的服务。

    (五)其他技术性因素

    科技保险作为科技金融创新的工具之一,具有很强的技术要求。科技型企业信用评价、科技风险的评估测算、科技保险保费的厘定、科技保险标的和险种的设计、政府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的制定等等都需要计量统计和金融工程等定量分析技术和模型,所以相应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基础成为影响科技保险实际操作和运行的重要因素。

    三、科技保险运行模式

    政策性是科技保险的重要特征。在政策性科技保险的运行中,政府可以通过法律、行政、财税等工具来搭建科技保险体系,对科技保险政策性业务进行制度供给和产品供给,也可以对规定的科技保险产品给予财税支持。

    根据政府与市场结合的程度和方式,科技保险的运作模式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政府主办,政府经营模式

    该模式下,政府承担科技保险产品的供给,由政府亲自或通过其辅助机构经营。

    在市场环境下,政府通过成立科技保险公司或科技再保险公司,由政府提供所有经营科技保险的费用、超额赔付等,以保证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这样,政府既进行宏观干预,提供制度政策,又参与微观经营管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所以,“政府主办,政府经营模式”是政策性最强的一种科技保险运行模式。

    政府参与运营,采取自行经营或成立科技保险公司方式,会同保险公司进行科技保险产品的选择和有效配置,共同作为供给主体,并面向科技型企业具体组织实施。

    在运行过程中,由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提供所有经营科技保险的费用、赔付比例等,以保证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

    【关键词】模式,探析,运行,及其,保险,科技,

    (二)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该模式下,政府提供科技保险产品的供给,委托给商业保险公司经营。

    由政府提供保单和代办费用、委托有经营经验、经营能力的保险公司代办科技保险业务,统筹收取保费和给予赔付,并将积余存入准备金或交付政府,此过程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这种模式政府承担所有风险,代办保险公司只收取代办费用,不享受其他任何利益。

    这样,政府进行科技保险的制度供给、产品设计与供给实现,但不参与微观经营管理,通过委托的形式由商业保险公司运营。“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政策性居中。

    政府出台政策及制度,并承担补贴资金及代办费用,引导科技型企业参与投保,同时委托商业保险公司代办科技保险业务,由保险公司负责具体运行,如统筹收取保费和给予赔付,并将盈余存入准备金或交付政府。

    在这一模式中,政府不参与具体经营管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运作,但政府同时也承担了所有风险。

    (三)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

    这种模式下,政府进行制度供给和险种设计,提供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支持,但保险产品的供给(如何供给以及供给多少)则由商业保险公司决定,在市场机制引导下,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

    这样,“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中,政府行为离市场微观运行距离较远,主要起到设计和引导作用;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权利与责任实现有效匹配保证了保险公司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与有效性。

    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科技保险的供求对接与均衡,科技型企业(或科技企业)和保险公司(或保险经纪公司)通过契约合同和价格信号等市场手段,进行科技保险产品的选择和有效配置。

    在此基础上,以生产力促进中心等科技中介为依托,建立包括科技厅、保监局和财政厅等政府部门,以及科技型企业、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银行、风险投资等多方主体参与的协调合作机制小组,以及由审计、财政、科技、保监等部门联合组成的监管体系。

    四、结论

    创新型国家的建立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需要科技创新的动力支持,而其中所面临的科技风险又需要科技保险这一金融创新工具来规避和分散。

第12篇

一、科技风险与科技保险

（一）科技风险

科技风险是指科研开发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项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科研开发者能力的有限性，而导致科研开发项目失败、中止、达不到预期的技术经济指标的可能性。科技风险由科技研发风险、成果转化风险和市场应用风险三个有机联系的阶段所构成，表现为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或其他经营管理活动中所面临的包括关键设备的风险，关键研发人员的人身安全、流失等风险，研发中止风险，研发失败风险，技术交易风险，高新技术产品责任风险，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风险等。

（二）科技保险

科技保险是指为了规避以上的科技风险而设置的保险，是对某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新产品开发或新技术产业化，以保险期内的失败为前提，以等待期内无成功事实出现为条件，以合同商议价为保险金额的给付保险。科技保险也可以理解为：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相关的有形或无形财产、人力资源、对第三方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及创新活动的预期成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造成投保人的损失时，由保险人根据约定给付保险金。科技保险与一般保险相比而言，具有政策性、创新性、集成性等特点。

科技保险能使高投入、高风险的科技型企业及相关活动出现损失后获得补赔，能有效化解科技型企业出资人及研发人员的有关风险，成为进行科技风险有效规避与管理的金融工具之一。

二、科技保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政府对科技保险的支持和引导

科技保险的政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供求失衡，对政府干预提出了客观上要求。因此，政府对科技保险的支持和引导，建立政策和法律支撑保障体系和政府主导下多方参与的协调机制与运作平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成为科技保险发展（特别是其发展初期）的关键因素。

目前，我国科技保险工作正在稳步发展，政府在科技保险中的重要影响也是被我国理论研究和试点实践所证实的。

（二）科技型企业对科技保险的需求

企业是市场经济运行和技术创新的主体，科技型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占据主导地位，所面临的科技风险更大，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决定了科技型企业对科技保险需求的必然性。科技型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受到内外部环境、自身的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对保险的需求具有特殊性，进而从需求角度对科技保险的数量、结构、规模、质量和技术水平等提出要求，成为影响科技保险的根本性市场因素。

在科技保险领域，科技型企业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支付科技保险保费，获得对其科技创新活动的承保。科技型企业除对传统财险和寿险的一般需求外，随着创新活动的增多、创新地位的日益突出，对包括关键设备险、关键研发人员意外险、研发中止险、研发失败险、技术交易险、高新技术产品责任险、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险等科技保险的需求日益提高。

（三）保险公司对科技保险的供给

科技保险是科技和金融结合的产物，也是保险公司契合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创新产品。科技保险的承保人即保险公司按照合同向科技型企业收取科技保险保费，对其科技创新活动承保，对承保范围内发生的科技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

保险公司对科技保险产品的供给具有创新性。由于科技型企业风险较高、专业性强，一般的保险产品无法保障科技企业的特殊风险；同时，科技型企业通常规模较小、资金短缺，常规的市场化保险机制无法推动保险供给和需求的结合。因此，需要科技保险承保人强化保险产品创新及其经营机制创新。科技保险承保人应在科技保险工作中积极探索，创新产品内容和业务模式，通过内外互动、总分联动、试点先行、全面推动的工作方式，为科技型企业的创新创业风险提供全面的保险保障机制。

（四）中介组织对科技保险的组织实施推动

中介组织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主体，一般承担着现代服务业和公共服务的相关职能，它通过强大的信息支持系统沟通供需双方，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品的价值实现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科技保险的创新性、复杂性、信息不对称性等特征，仅依靠科技型企业和保险公司各自的能力和信息，难以实现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和均衡。因此，拥有强大信息资源、渠道和配置能力的中介组织的作用凸现出来。

在我国，提供科技公共服务的行政管理部门往往衍生出诸如生产力促进中心、成果转化中心等科技中介组织，成为政府引导科技保险运行的具体执行者；同时，作为保险市场分工专业化产物的保险中介（如保险经纪公司）对科技保险的供需对接提供了更为高效和全面的服务。

（五）其他技术性因素

科技保险作为科技金融创新的工具之一，具有很强的技术要求。科技型企业信用评价、科技风险的评估测算、科技保险保费的厘定、科技保险标的和险种的设计、政府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的制定等等都需要计量统计和金融工程等定量分析技术和模型，所以相应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基础成为影响科技保险实际操作和运行的重要因素。

三、科技保险运行模式

政策性是科技保险的重要特征。在政策性科技保险的运行中，政府可以通过法律、行政、财税等工具来搭建科技保险体系，对科技保险政策性业务进行制度供给和产品供给，也可以对规定的科技保险产品给予财税支持。

根据政府与市场结合的程度和方式，科技保险的运作模式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政府主办，政府经营模式

该模式下，政府承担科技保险产品的供给，由政府亲自或通过其辅助机构经营。

在市场环境下，政府通过成立科技保险公司或科技再保险公司，由政府提供所有经营科技保险的费用、超额赔付等，以保证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这样，政府既进行宏观干预，提供制度政策，又参与微观经营管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所以，“政府主办，政府经营模式”是政策性最强的一种科技保险运行模式。

政府参与运营，采取自行经营或成立科技保险公司方式，会同保险公司进行科技保险产品的选择和有效配置，共同作为供给主体，并面向科技型企业具体组织实施。

在运行过程中，由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提供所有经营科技保险的费用、赔付比例等，以保证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

【关键词】模式，探析，运行，及其，保险，科技，

（二）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该模式下，政府提供科技保险产品的供给，委托给商业保险公司经营。

由政府提供保单和代办费用、委托有经营经验、经营能力的保险公司代办科技保险业务，统筹收取保费和给予赔付，并将积余存入准备金或交付政府，此过程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这种模式政府承担所有风险，代办保险公司只收取代办费用，不享受其他任何利益。

这样，政府进行科技保险的制度供给、产品设计与供给实现，但不参与微观经营管理，通过委托的形式由商业保险公司运营。“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政策性居中。

政府出台政策及制度，并承担补贴资金及代办费用，引导科技型企业参与投保，同时委托商业保险公司代办科技保险业务，由保险公司负责具体运行，如统筹收取保费和给予赔付，并将盈余存入准备金或交付政府。

在这一模式中，政府不参与具体经营管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运作，但政府同时也承担了所有风险。

（三）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

这种模式下，政府进行制度供给和险种设计，提供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支持，但保险产品的供给（如何供给以及供给多少）则由商业保险公司决定，在市场机制引导下，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

这样，“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中，政府行为离市场微观运行距离较远，主要起到设计和引导作用；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权利与责任实现有效匹配保证了保险公司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与有效性。

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科技保险的供求对接与均衡，科技型企业（或科技企业）和保险公司（或保险经纪公司）通过契约合同和价格信号等市场手段，进行科技保险产品的选择和有效配置。

在此基础上，以生产力促进中心等科技中介为依托，建立包括科技厅、保监局和财政厅等政府部门，以及科技型企业、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银行、风险投资等多方主体参与的协调合作机制小组，以及由审计、财政、科技、保监等部门联合组成的监管体系。

四、结论

创新型国家的建立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需要科技创新的动力支持，而其中所面临的科技风险又需要科技保险这一金融创新工具来规避和分散。

第13篇

农业保险是保险人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损失分摊，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补偿的方式。农业保险通过转移和分散风险，由投保的农户共同分担风险，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得到经济补偿，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保险经营的地域限制进一步对外资企业放开。随着外资保险公司的展业深入，人们保险意识的普遍提升，保险公司也借此契机大力开展各类保险业务，广东保险业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然而，这种繁荣却无法掩盖长期以来广东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现实，与其他险种开展得热火朝天的状况相比，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平衡性就越发突显出来，农业保险的萎缩与广东经济强省的现状极不协调。

根据统计，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从1997年的4225.3万元，急剧萎缩到2005年的1402.7万元，减少了2822.6万元；在保费收入急速下降的带动下，赔款支出也急速下降，由1997年的3952.2万元，下降到2005年的1115.5万元，减少了2836.7万元；广东农业保险赔付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徘徊，九年的平均赔付率高达70.8％（见表1）。

根据表1可以清晰的看到，从1997年开始到2005年，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理赔支出呈急剧下降趋势。农业保险具有正的外部性和准公共产品的特征，随着近年来广东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保险经营已处于“需求有限、供给不足”的市场失灵状态。农业保险这一经济补偿机制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对金融的需求。

广东农业保险近年来经营萎缩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是商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亏损严重，如农业风险大，农民交保费少，收不付赔；农村分散面广、资金薄，保险成本高；农业保险标的复杂多样，道德风险高；商业保险公司收费难、展业难、理赔难。但实质上是制度问题：政府对农业风险的补偿少，机制不健全。政府传统的救灾保障制度，不仅显露出资金量的严重不足，而且政府专业性保险机构缺乏，在县一级，基本没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甚至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还进行了负面影响，如出险时农民多报、政府多要、保险公司多赔。商业保险公司用商业保险的办法经营农业保险只能是“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

二、农民和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农业保险经营的高赔付率势必造成高费率。但从实际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来看，即便保险公司厘定了5％-12％的较高的农业保险费率（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在广东的农业保险费率约为5％-12％，其中较高的是蔬菜，达到10％，玉米小麦为5％。一般家庭和企业财产保险的费率仅为0.2％-2％），农业保险经营仍将处于亏损状态。

农业保险存在“搭便车”问题。一般保险的消费是具有排他性的，不缴纳保险费就不会享受到保险公司的经济补偿。而某些农业保险功能具有非排他性，无法阻止没有缴费的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如“防灾防损”这类农业保险的辅助功能，能起到减少农业风险损失、降低经营成本的作用，但保险公司在实施防灾防损工作时就会出现没有缴费的农民“搭便车”行为。广东梅州部分地区曾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为防干旱专门为投保地区的农民购置了人工降雨高射炮，一旦捕捉到可能降雨的乌云就轰击，减少旱灾发生的次数或强度。但是对于这些地区没有投保的农民来说，没有缴纳保费却同样因为防灾工作而减少了旱灾的损失。

农业保险存在的“搭便车”问题还表现在保险公司方面。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既经营政策性农险业务，又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业务。在遭遇农业特大灾害时，政府将提供财力支持，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可能会将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的亏损转嫁给政府承担。而要监督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的“搭便车”行为，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会提高。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农民都不愿意介入，便产生了典型的市场失灵的情形，即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分配。因此农业保险的经营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只有农民愿意投保，保险公司全力经营，社会得益才能达到最大。农业保险的社会得益，需考虑政府的介入。政府参与农业保险，应主要发挥以下功能：

（一）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

农业保险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制约。以广东为例，广东地处东亚季风区，气候灾害种类多、出现频繁，主要灾害有低温霜冻、冰雹、龙卷风、暴雨洪涝、热带气旋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广东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达120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此外，广东农业保险还受经济风险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市场的风险和农业保险经营的风险。农民总体上来说是属于低收入的群体，根据保险业的特点，保险需求与潜在客户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农民的低收入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限制了其对农业保险的实际需求。因此，政府必须考虑到农业保险经营的特点和农业的特性，建立多层保险与风险分担、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的风险防范机制。在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方面，我们应借鉴国内外经验，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建立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合作保险起主要作用，政府保险补贴作为支持，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农业保险与灾害救济相结合的一种风险分担的保险与风险管理体制。

（二）纠正农业保险的外部性

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从短期来看，农业保险的利益外溢性，需要政府建立财政补贴制度，对外部效应进行内在化。政府补贴可以根据需求和效率选择向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补贴或向投保农户提供补贴，或者对两者同时补贴。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进行补贴，其补贴的幅度应该等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成本，这样就刚好抵消了正外部性带来的影响，弥补了市场失灵。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是通过实施农业保险计划或政府以不同的出资方式和比例建立准备基金、对保险费给予补贴等方式，支持和发展农业保险。2003年，上海市明确将农业险补贴列入公共财政体系，市区两级财政每年补贴达1000万元，其中区县补贴约25％-30％，每年的市区两级财政补贴，约占上海农业保险总保费的25％。由于有财政补贴，上海的保险费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水稻的保费大约在1.2％左右，奶牛在1％至3％之间；而且，农业险投保面有了大幅提升。其中，水稻投保面已经达到85％，奶牛投保面达到了80％，出口的蔬菜投保面达到了25％。

（三）提供农业保险准公共物品

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两者缺一不可。私人物品则是数量会随着任何人对它的消费增加而减少的物品，消费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产品，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就是一种具有利益外溢特征即正外部性的产品。微观行为上看，农民购买了农业保险，若遭受合同约定的风险损失，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理赔作为补偿，从这一角度看，农业保险属于私人产品，它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谁投保，谁受益。但是，考虑到农业风险主要是台风、洪涝、干旱等自然风险，这类风险目前还不能由农民个体来控制，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过错造成的，农业保险客观上保护了个体农民的收益，从而又保护了农业生产的再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宏观角度上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发展的状况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面对的是农业，但其带来的利益却远非农业产量、农业产值等指标所能衡量的。农民缴纳保费购买农业保险，不仅能保障自己收入稳定，而且还发挥着保证农业再生产顺利进行和稳定国民经济的作用。因此，对于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物品，应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进行经营。

（四）解决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农户与保险公司是交易双方，农户相对保险公司来说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为农户是农业生产的真正经营者，他对生产过程中标的物的抗风险能力、经营状况都较清楚，而保险公司难以直接了解农户生产经营的详细信息。当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时，保险公司也难以厘定准确的受灾程度。因此，保险公司和个体农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还会引发农民的道德风险行为。保险公司难以对作为具有信息优势的农户的生产经营进行密切监督。农户在利益驱动下采取损害保险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有意造成标的物的非正常损害，或是夸大受灾程度以骗取更多保费。由于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职责就是建立再保险制度。再保险是保险人将自己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向其他保险人进行保险的行为，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国家可以考虑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由政府分担再保险责任，或是委托某家商业保险公司扮演这一角色，通过对不同险种制定不同的分保比例，引导经营重点，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还要加强对农业保险经营的监管，现行《保险法》不完全适用。因此，政府应根据农业保险的性质，在相关法律中明确农业保险经营原则与组织形式、保险费率的形成机制、承保范围、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等，为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陈璐.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萎缩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研究,2004(11).

2、高培勇.公共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魏华林,林宝清.保险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王小平.对农业保险几个问题的认识[J].中国金融,2004(24).

5、吴祥佑.浅析我国农业保险的路径依赖[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4).

第14篇

关键词：广东；农业保险；外部性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保险是保险人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损失分摊，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补偿的方式。农业保险通过转移和分散风险，由投保的农户共同分担风险，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得到经济补偿，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保险经营的地域限制进一步对外资企业放开。随着外资保险公司的展业深入，人们保险意识的普遍提升，保险公司也借此契机大力开展各类保险业务，广东保险业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然而，这种繁荣却无法掩盖长期以来广东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现实，与其他险种开展得热火朝天的状况相比，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平衡性就越发突显出来，农业保险的萎缩与广东经济强省的现状极不协调。

根据统计，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从1997年的4225.3万元，急剧萎缩到2005年的1402.7万元，减少了2822.6万元；在保费收入急速下降的带动下，赔款支出也急速下降，由1997年的3952.2万元，下降到2005年的1115.5万元，减少了2836.7万元；广东农业保险赔付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徘徊，九年的平均赔付率高达70.8％（见表1）。

根据表1可以清晰的看到，从1997年开始到2005年，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理赔支出呈急剧下降趋势。农业保险具有正的外部性和准公共产品的特征，随着近年来广东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保险经营已处于“需求有限、供给不足”的市场失灵状态。农业保险这一经济补偿机制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对金融的需求。

广东农业保险近年来经营萎缩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是商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亏损严重，如农业风险大，农民交保费少，收不付赔；农村分散面广、资金薄，保险成本高；农业保险标的复杂多样，道德风险高；商业保险公司收费难、展业难、理赔难。但实质上是制度问题：政府对农业风险的补偿少，机制不健全。政府传统的救灾保障制度，不仅显露出资金量的严重不足，而且政府专业性保险机构缺乏，在县一级，基本没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甚至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还进行了负面影响，如出险时农民多报、政府多要、保险公司多赔。商业保险公司用商业保险的办法经营农业保险只能是“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

二、农民和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农业保险经营的高赔付率势必造成高费率。但从实际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来看，即便保险公司厘定了5％-12％的较高的农业保险费率（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在广东的农业保险费率约为5％-12％，其中较高的是蔬菜，达到10％，玉米小麦为5％。一般家庭和企业财产保险的费率仅为0.2％-2％），农业保险经营仍将处于亏损状态。

农业保险存在“搭便车”问题。一般保险的消费是具有排他性的，不缴纳保险费就不会享受到保险公司的经济补偿。而某些农业保险功能具有非排他性，无法阻止没有缴费的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如“防灾防损”这类农业保险的辅助功能，能起到减少农业风险损失、降低经营成本的作用，但保险公司在实施防灾防损工作时就会出现没有缴费的农民“搭便车”行为。广东梅州部分地区曾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为防干旱专门为投保地区的农民购置了人工降雨高射炮，一旦捕捉到可能降雨的乌云就轰击，减少旱灾发生的次数或强度。但是对于这些地区没有投保的农民来说，没有缴纳保费却同样因为防灾工作而减少了旱灾的损失。

农业保险存在的“搭便车”问题还表现在保险公司方面。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既经营政策性农险业务，又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业务。在遭遇农业特大灾害时，政府将提供财力支持，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可能会将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的亏损转嫁给政府承担。而要监督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的“搭便车”行为，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会提高。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农民都不愿意介入，便产生了典型的市场失灵的情形，即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分配。因此农业保险的经营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只有农民愿意投保，保险公司全力经营，社会得益才能达到最大。农业保险的社会得益，需考虑政府的介入。政府参与农业保险，应主要发挥以下功能：

（一）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

农业保险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制约。以广东为例，广东地处东亚季风区，气候灾害种类多、出现频繁，主要灾害有低温霜冻、冰雹、龙卷风、暴雨洪涝、热带气旋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广东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达120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此外，广东农业保险还受经济风险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市场的风险和农业保险经营的风险。农民总体上来说是属于低收入的群体，根据保险业的特点，保险需求与潜在客户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农民的低收入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限制了其对农业保险的实际需求。因此，政府必须考虑到农业保险经营的特点和农业的特性，建立多层保险与风险分担、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的风险防范机制。在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方面，我们应借鉴国内外经验，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建立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合作保险起主要作用，政府保险补贴作为支持，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农业保险与灾害救济相结合的一种风险分担的保险与风险管理体制。

（二）纠正农业保险的外部性

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从短期来看，农业保险的利益外溢性，需要政府建立财政补贴制度，对外部效应进行内在化。政府补贴可以根据需求和效率选择向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补贴或向投保农户提供补贴，或者对两者同时补贴。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进行补贴，其补贴的幅度应该等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成本，这样就刚好抵消了正外部性带来的影响，弥补了市场失灵。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是通过实施农业保险计划或政府以不同的出资方式和比例建立准备基金、对保险费给予补贴等方式，支持和发展农业保险。2003年，上海市明确将农业险补贴列入公共财政体系，市区两级财政每年补贴达1000万元，其中区县补贴约25％-30％，每年的市区两级财政补贴，约占上海农业保险总保费的25％。由于有财政补贴，上海的保险费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水稻的保费大约在1.2％左右，奶牛在1％至3％之间；而且，农业险投保面有了大幅提升。其中，水稻投保面已经达到85％，奶牛投保面达到了80％，出口的蔬菜投保面达到了25％。

（三）提供农业保险准公共物品

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两者缺一不可。私人物品则是数量会随着任何人对它的消费增加而减少的物品，消费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产品，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就是一种具有利益外溢特征即正外部性的产品。微观行为上看，农民购买了农业保险，若遭受合同约定的风险损失，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理赔作为补偿，从这一角度看，农业保险属于私人产品，它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谁投保，谁受益。但是，考虑到农业风险主要是台风、洪涝、干旱等自然风险，这类风险目前还不能由农民个体来控制，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过错造成的，农业保险客观上保护了个体农民的收益，从而又保护了农业生产的再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宏观角度上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发展的状况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面对的是农业，但其带来的利益却远非农业产量、农业产值等指标所能衡量的。农民缴纳保费购买农业保险，不仅能保障自己收入稳定，而且还发挥着保证农业再生产顺利进行和稳定国民经济的作用。因此，对于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物品，应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进行经营。

（四）解决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农户与保险公司是交易双方，农户相对保险公司来说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为农户是农业生产的真正经营者，他对生产过程中标的物的抗风险能力、经营状况都较清楚，而保险公司难以直接了解农户生产经营的详细信息。当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时，保险公司也难以厘定准确的受灾程度。因此，保险公司和个体农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还会引发农民的道德风险行为。保险公司难以对作为具有信息优势的农户的生产经营进行密切监督。农户在利益驱动下采取损害保险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有意造成标的物的非正常损害，或是夸大受灾程度以骗取更多保费。由于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职责就是建立再保险制度。再保险是保险人将自己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向其他保险人进行保险的行为，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国家可以考虑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由政府分担再保险责任，或是委托某家商业保险公司扮演这一角色，通过对不同险种制定不同的分保比例，引导经营重点，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还要加强对农业保险经营的监管，现行《保险法》不完全适用。因此，政府应根据农业保险的性质，在相关法律中明确农业保险经营原则与组织形式、保险费率的形成机制、承保范围、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等，为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陈璐.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萎缩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研究,2004(11).

2、高培勇.公共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魏华林,林宝清.保险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王小平.对农业保险几个问题的认识[J].中国金融,2004(24).

第15篇

关键词：广东；农业保险；外部性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保险是保险人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损失分摊，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补偿的方式。农业保险通过转移和分散风险，由投保的农户共同分担风险，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得到经济补偿，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保险经营的地域限制进一步对外资企业放开。随着外资保险公司的展业深入，人们保险意识的普遍提升，保险公司也借此契机大力开展各类保险业务，广东保险业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然而，这种繁荣却无法掩盖长期以来广东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现实，与其他险种开展得热火朝天的状况相比，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平衡性就越发突显出来，农业保险的萎缩与广东经济强省的现状极不协调。

根据统计，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从1997年的4225.3万元，急剧萎缩到2005年的1402.7万元，减少了2822.6万元；在保费收入急速下降的带动下，赔款支出也急速下降，由1997年的3952.2万元，下降到2005年的1115.5万元，减少了2836.7万元；广东农业保险赔付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徘徊，九年的平均赔付率高达70.8％（见表1）。

根据表1可以清晰的看到，从1997年开始到2005年，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理赔支出呈急剧下降趋势。农业保险具有正的外部性和准公共产品的特征，随着近年来广东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保险经营已处于“需求有限、供给不足”的市场失灵状态。农业保险这一经济补偿机制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对金融的需求。

广东农业保险近年来经营萎缩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是商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亏损严重，如农业风险大，农民交保费少，收不付赔；农村分散面广、资金薄，保险成本高；农业保险标的复杂多样，道德风险高；商业保险公司收费难、展业难、理赔难。但实质上是制度问题：政府对农业风险的补偿少，机制不健全。政府传统的救灾保障制度，不仅显露出资金量的严重不足，而且政府专业性保险机构缺乏，在县一级，基本没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甚至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还进行了负面影响，如出险时农民多报、政府多要、保险公司多赔。商业保险公司用商业保险的办法经营农业保险只能是“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

二、农民和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农业保险经营的高赔付率势必造成高费率。但从实际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来看，即便保险公司厘定了5％-12％的较高的农业保险费率（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在广东的农业保险费率约为5％-12％，其中较高的是蔬菜，达到10％，玉米小麦为5％。一般家庭和企业财产保险的费率仅为0.2％-2％），农业保险经营仍将处于亏损状态。

农业保险存在“搭便车”问题。一般保险的消费是具有排他性的，不缴纳保险费就不会享受到保险公司的经济补偿。而某些农业保险功能具有非排他性，无法阻止没有缴费的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如“防灾防损”这类农业保险的辅助功能，能起到减少农业风险损失、降低经营成本的作用，但保险公司在实施防灾防损工作时就会出现没有缴费的农民“搭便车”行为。广东梅州部分地区曾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为防干旱专门为投保地区的农民购置了人工降雨高射炮，一旦捕捉到可能降雨的乌云就轰击，减少旱灾发生的次数或强度。但是对于这些地区没有投保的农民来说，没有缴纳保费却同样因为防灾工作而减少了旱灾的损失。

农业保险存在的“搭便车”问题还表现在保险公司方面。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既经营政策性农险业务，又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业务。在遭遇农业特大灾害时，政府将提供财力支持，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可能会将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的亏损转嫁给政府承担。而要监督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的“搭便车”行为，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会提高。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农民都不愿意介入，便产生了典型的市场失灵的情形，即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分配。因此农业保险的经营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只有农民愿意投保，保险公司全力经营，社会得益才能达到最大。农业保险的社会得益，需考虑政府的介入。政府参与农业保险，应主要发挥以下功能：

（一）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

农业保险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制约。以广东为例，广东地处东亚季风区，气候灾害种类多、出现频繁，主要灾害有低温霜冻、冰雹、龙卷风、暴雨洪涝、热带气旋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广东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达120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此外，广东农业保险还受经济风险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市场的风险和农业保险经营的风险。农民总体上来说是属于低收入的群体，根据保险业的特点，保险需求与潜在客户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农民的低收入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限制了其对农业保险的实际需求。因此，政府必须考虑到农业保险经营的特点和农业的特性，建立多层保险与风险分担、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的风险防范机制。在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方面，我们应借鉴国内外经验，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建立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合作保险起主要作用，政府保险补贴作为支持，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农业保险与灾害救济相结合的一种风险分担的保险与风险管理体制。

（二）纠正农业保险的外部性

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从短期来看，农业保险的利益外溢性，需要政府建立财政补贴制度，对外部效应进行内在化。政府补贴可以根据需求和效率选择向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补贴或向投保农户提供补贴，或者对两者同时补贴。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进行补贴，其补贴的幅度应该等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成本，这样就刚好抵消了正外部性带来的影响，弥补了市场失灵。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是通过实施农业保险计划或政府以不同的出资方式和比例建立准备基金、对保险费给予补贴等方式，支持和发展农业保险。2003年，上海市明确将农业险补贴列入公共财政体系，市区两级财政每年补贴达1000万元，其中区县补贴约25％-30％，每年的市区两级财政补贴，约占上海农业保险总保费的25％。由于有财政补贴，上海的保险费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水稻的保费大约在1.2％左右，奶牛在1％至3％之间；而且，农业险投保面有了大幅提升。其中，水稻投保面已经达到85％，奶牛投保面达到了80％，出口的蔬菜投保面达到了25％。

（三）提供农业保险准公共物品

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两者缺一不可。私人物品则是数量会随着任何人对它的消费增加而减少的物品，消费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产品，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就是一种具有利益外溢特征即正外部性的产品。微观行为上看，农民购买了农业保险，若遭受合同约定的风险损失，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理赔作为补偿，从这一角度看，农业保险属于私人产品，它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谁投保，谁受益。但是，考虑到农业风险主要是台风、洪涝、干旱等自然风险，这类风险目前还不能由农民个体来控制，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过错造成的，农业保险客观上保护了个体农民的收益，从而又保护了农业生产的再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宏观角度上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发展的状况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面对的是农业，但其带来的利益却远非农业产量、农业产值等指标所能衡量的。农民缴纳保费购买农业保险，不仅能保障自己收入稳定，而且还发挥着保证农业再生产顺利进行和稳定国民经济的作用。因此，对于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物品，应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进行经营。

（四）解决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农户与保险公司是交易双方，农户相对保险公司来说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为农户是农业生产的真正经营者，他对生产过程中标的物的抗风险能力、经营状况都较清楚，而保险公司难以直接了解农户生产经营的详细信息。当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时，保险公司也难以厘定准确的受灾程度。因此，保险公司和个体农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还会引发农民的道德风险行为。保险公司难以对作为具有信息优势的农户的生产经营进行密切监督。农户在利益驱动下采取损害保险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有意造成标的物的非正常损害，或是夸大受灾程度以骗取更多保费。由于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职责就是建立再保险制度。再保险是保险人将自己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向其他保险人进行保险的行为，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国家可以考虑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由政府分担再保险责任，或是委托某家商业保险公司扮演这一角色，通过对不同险种制定不同的分保比例，引导经营重点，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还要加强对农业保险经营的监管，现行《保险法》不完全适用。因此，政府应根据农业保险的性质，在相关法律中明确农业保险经营原则与组织形式、保险费率的形成机制、承保范围、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等，为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陈璐.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萎缩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研究,2004(11).

2、高培勇.公共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魏华林,林宝清.保险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