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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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社会化城市管理通过采取包括市场化、专业化在内的多种手段，推动了城市管理由自上而下的单向管制向上下互动的和谐共治转变，缓和了城市管理冲突，缓解了政府管理压力，提高了城市管理水平。社会化城市管理代表了未来城市管理的大趋势，进一步深化和充实社会化城市管理的内涵，增强社会化城市管理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紧迫课题。

一是在价值取向上，社会化城市管理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城市管理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满足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增进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城市化除了身份、空间涵义之外，还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涵义，特别是农民到市民的职业、行为和心理转换，都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化城市管理就是要通过相对柔性、温和的渐进方式，逐渐改变新市民传统的与时展不符的生产、生活习惯，进而培育适应现代城市发展要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化城市管理“化”要重于“管”。特别是要避免社会化城市管理异化成为政府推卸管理责任的理由，防止其成为少数企业谋取利益的场所，导致有“管”无“化”或重“管”轻“化”。值得指出的是，政府不仅要成为称职的城市管理者、执法者，还要善于做好城市管理领域的群众工作，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同时，创造性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每个身处城市的居民能够知晓城市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居民的环境意识。

二是在动力支持上，社会化城市管理要在强化政府、市场和公众三者互动上寻求更大突破。社会化城市管理包括市场化、公众参与等内容，但又不局限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化城市管理的实质是要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既分工合作、共同参与、各施所长，又良性互动的长效化运行机制。城市管理服务的承包企业在完成既定管理任务的同时，也自然成为城市管理问题的信息发现者和采集者，社会公众在参与城市管理的同时，也在逐渐养成符合现代城市发展的行为习惯，无形中积累和改善了城市管理的社会资本。显然，推进社会化城市管理再上新台阶，一方面要充分挖掘承包企业位处城市管理第一线的信息优势，构筑市场对政府的信息反馈机制，另一方面要充分吸收社会公众的合理化建议，建立民意主导的城市管理互动机制，形成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多重合力。可见，社会化城市管理不应成为政府单纯减负过程，相反更应成为变相主动加压过程，特别是要强化城市末端管理问题的源头追溯机制建设，逐步将大量城市管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三是问题定位上，社会化城市管理要在统筹解决城市管理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类问题上寻求更大突破。社会化城市管理不仅代表了未来城市管理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将伴随城市化进程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从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管理中的问题不外乎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城市长远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新问题以及三者之间相互交织衍生出的复合型城市管理问题。要保持社会化城市管理的强大生命力，就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统筹兼顾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层面的问题，研究制定更加综合、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要把立足当前与瞻前顾后有机结合起来，争取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超前谋划和积极应对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惟有如此，社会化城市管理才不会论为一时的权宜之计。

第2篇

【关键词】翻译历史；文化转向；研究方法

语言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过程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作为不同语系桥梁的翻译工作在人类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研究翻译的历史。翻译史研究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人文性质的一种探究。在探究翻译的历史一般是对历史的研究以及批评研究两种。假如翻译史研究有所不充足或是缺失的话，这会对整个翻译研究的进程和完整度造成影响。如我们所知，历史与史学是历史研究的两个大类。所谓历史即以时间轴为依据对人物、事件进行记叙。史学就是在以特定理论做指导下对史实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并通过它对历史产生的认识。所以历史是史学的先决条件，史学也是历史的一种升华。在译史探究方面我们不单单要研究历史方面的问题还要更进一步的向史学上进行深入探讨。翻译历史的探究不是把眼光放在书写上而是要研究出适合自身的翻译史学理论。

一、翻译史研究的对象、视角、类型与意义

（一）对象。曾经有位名人说过“‘历史’一词有两种意义。它既指过去实际发生的现象，也指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对那种过去发生的现象的记述”。由此可知翻译史所要研究的就是在翻译发展的过程的一切现象。它包括从翻译产生开始到如今的所有的关于翻译的事情，如翻译了哪些事，有哪些翻译活动，什么机构参与翻译，翻译都有些什么派系等。所谓的中国翻译使就是在众多的翻译使中突出中国的部分，因此我国的翻译使重点研究对象就是我国的翻译现象。

（二）视角。翻译史的研究视角很多，主要有：（1）从传统方面来看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这一种最为常见既可以探究单个国家的翻译史，也可以探究在特定时间段的翻译史。时间上的有德国翻译史，空间上的有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史。（2）从文体类型的角度来看有：如侦探小说的翻译史、散文翻译史、科技文翻译史等。（3）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探究。

（三）类型。翻译史研究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探究一个区域或是国家发生的翻译现象；又如探究一个时间段内的翻译现象；还可以是某一从事翻译工作的机构或是单位；又或是某个类别的案例探索，像是宗教类的佛经、《圣经》的翻译史探究等等。在翻译史发展到今天，翻译史的类型分类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了，现在各个类型的探究开始相互融合，互相渗入了。

（四）意义。俗话说从历史中可以为今后的事做个借鉴，由此可知历史的重要性。所以说我们在研究翻译史时也是为了为今后的翻译工作提供一种借鉴。当翻译工作者进行工作遇到某些问题时，翻译史可以从历史出发给出先人的经验和做法。翻译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它产生的时间并不长，人们的它的认识也并不多，所以译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在让翻译学获得其应有的荣誉的同时还要整合翻译研究中的许许多多不同的派系以及方法。翻译史在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今后的发展中是一个重点环节。

二、研究翻译历史的方式

（一）传统研究。在译史研究的早些时期，传统研究为了不让研究人员的主观思想的渗入，通常是以时间段（如朝代、世纪还有社会类型）将其分为几个彼此独立的点，然后再在这几个点以发生的顺序记录存档。就是由于这样死板的按照时间轴来记叙所以这样记录的文档将发生的某些事件与整个历史的大环境相隔离。虽然传统的研究方式对于历史资料的整理上有着明显的优势，但是对于发生的具体事件的理解与整体的联系上的分析确是有着很大的不足。因此其研究所得的成果也在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所以传统的译史研究要让大众普遍接受其研究的价值就必须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完善。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称之为历史时间的速度与传统的时间是不同的，它会有延缓、加速抑或是停滞。它与我们概念上的时间还有一个不同在于人类的历史时间会出现倒退，这是我们概念上的时间所无法做到的。要是按照过去传统的研究方法的话会让对历史的解读趋于僵化、封闭，不利于研究。所以后来的史学理论尤其新文化史学对中时段更感兴趣。为了要克服传统方法带来的缺陷就需要一种可以将短时段和中时段相互结合，以此达到记叙与与解释的完美平衡点

（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这是近代才产生的对于译史研究的方法，它正在被更多的译史研究人员的接受。文化转向这种崭新的研究思路不仅拓宽了研究的视野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在由于研究文化转向观点的出现，译史研究的角度渐渐开始使文化与翻译进行互动从中来把握翻译的历史，使用这种方式研究人员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皮姆所著的《翻译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以文化转向为背景反思了以往传统研究的利弊；《翻译研究》是由芭斯奈特所著的，它的创新性在于用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译史所具备的开拓性探究；《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它的作者是韦努蒂，这本著作的名字即可体现它的思想中心了。而我国在这一过渡时期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代表作品。包括首部用文化视角看译史的作品《翻译文化史论》，其作者是王克非，还有谢天振所著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从文化角度研究译史是给译史研究新的生命力。凡事有利就有弊，它过多的融入了翻译人员的个人意识，这就对其原有的逻辑有所偏差。从文化角度上看，它将外部实践统一起来了，可是在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天平上确有不能等值了。

传统与文化这两种译史途径在研究者工作时即有其特有的优势又有着显而易见的缺点。要怎样才可以将其合理运用，找到实践与理论之间还有记叙与解释的平衡点这就是研究人员今后的工作重点。

三、结语

翻译研究所具有的人文性质奠定了其在历史研究中的非比寻常的位置。与译史的重要性不符的是它长久以来并未受到大众应有的重视，其中是对于译史的史学理论探究尤为的薄弱。在文化转向这一新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的当下，翻译的历史研究开始了新一阶段的探究，所以就需要研究人员对史学进行反思。

第3篇

一、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18世纪至19世纪，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社会思想逐渐形成。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提出，在观念和理论上为文化进化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资产阶级学者对世界各国文化进行比较和排队，并按进化阶段的时间序列，将资本主义文化排列在发展的顶点，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进化的，在进化链条中，欧美国家已经发展到最先进、最文明的阶段，而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那些土著部落，仍处在进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即最粗野、最野蛮的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感甚嚣尘上。

进化论学派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与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逐渐地发展，这种循序渐进的进化过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发展规律，造成这种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于1871年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指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①这是学术界第一次给文化下的一个整体性定义，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它为后来众多的社会科学家表述文化现象、界定文化概念勾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范围和轮廓。以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认为，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发展规律，人类本质的一致性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单一性。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都将遵循同一路线向前发展，各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了这条路线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进程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整个自然界是不断发展、逐步进化的，而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当然也不例外。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者是不愿意继续进步的，因为再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便不能永世长存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允许殖民地国家独立地进步，而只让其借用资本主义文化，即把资本主义文化传播或移植到殖民地国家，使殖民地国家借用，而后得到发展和进步，以适应帝国主义者进一步统治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理论依据，并出于与相对抗的需要，出现了反对进化论、另立新论的思潮，其中，传播论学派成为反进化论的先锋。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进化论学派的理论，认为文化传播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人类文化史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该学派主张从空间上研究文化，认为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用文化传播的概念来解释，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个地点一次产生，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自己发明的，而主要是从其他文化发明中心向外传播着的文化现象中借用来的。以德国人类学家弗里茨•格雷布纳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用进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文化理论研究应主要关注文化现象的传播和借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的较优秀民族才能创造和发明文化，而其他民族都要从这些优秀民族中借用。

二、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成熟阶段

19世纪末，整个西方社会充斥着“欧美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种族主义思想。在这种形势下，于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的历史特殊论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作理论概括。该学派既反对进化论学派“单线进化”、“心理一致”的观点，又反对文化传播学派所坚持的文化传播和借用的主张。历史特殊论学派认为，每个社会和每种文化各有其独特经历，经历不同，社会文化的性质就不同，其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弗郎兹•博厄斯主张文化相对论和历史特殊论。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各民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形成的，并通过学习过程逐代传承，文化主宰着人们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进而提出以文化相对论为原则构建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史，反对欧美中心论和种族偏见，力主对有限范围内的具体文化做详细、精确的描述和记录;只有具体的事物，才是历史的;只有历史的事物，才是可靠的。弗郎兹•博厄斯深信科学的工作就是观察现象和收集资料，只要资料完备，一个个文化的整体机制就能得到显现。

同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出现了社会学年刊派，其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D．E．涂尔干基本赞同文化进化论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但他反对用人类心理一致性作为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共同性的原因。主张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事实自成其类，只能用先在的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化简到心理层次和生物层次。社会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社会现象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但社会现象不能还原到组成社会或生成社会互动的个体上去，不能通过个体状况来理解社会，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总和，而是他们结合的一种体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种特殊现实，应当严格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年刊派将社会定义为个人外部的一切行动、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人们对自然界的分类依据社会文化分类，社会文化分类则依据两元对立原理。③该学派认为，集体观念是同一社会中所具有的共同信仰和情感，有别于个体观念，集体观念不是从个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中汲取的，而是通过社会环境，即教育、社会舆论、习俗灌输到人的意识中的。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残酷统治，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统治受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法挽救危局。人类学家从功能观点出发，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主张人类学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文化或社会的分析和说明上，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对其社会都是有功能的，提出一种实地研究的方法论，而对殖民地社会的分析研究，便有助于殖民者对殖民地的了解，从而能进一步地进行统治并避免危机的发生。④

因此，文化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殖民地管理的需要。文化功能主义学派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英国，该学派对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都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文化，并且在缺乏可靠的历史文献的情况下，试图臆测或构拟无法知道的以往历史。文化功能主义学者主张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来考察，弄清楚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每一种文化都作为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系统，并力图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其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B．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是一种物体、态度和活动的体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的出现，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所在。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除了研究文化的功能外，还特别注重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规定或支配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⑤并且指出只有明确了社会的结构，才能真正找到构成这一结构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A．R．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在与他人的接触来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方式，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

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的研究，形成美国心理学派，该学派强调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或由个人产生的心理事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认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同一民族的人，童年的经历都差不多，所以由文化造成的童年人格也都差不多，这种大体相同的人格便是这个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他们重点研究个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或文化要素的影响，如何在该文化的范围内构筑自己的人格的，强调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

三、当代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二战后，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从注重实地调查转向理论分析，结构主义研究成为风行一时的哲学思潮，对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结构主义方法被许多学科采用，欧美学术界卷入了这一浪潮之中。结构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该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文化的表面结构之后，隐藏着一种真正的社会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用建立模式的方法去分析、说明和揭示这种真正的结构，并揭示人类的思维结构。通过考察社会结构的无意识基础，经过人们经常意识到的层次，越来越深入地达到无意识层，即发现社会的深层结构，在纷乱的规矩和习俗背后发现存在于不同空间和时间中的真正起作用的结构系统。其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同经验背后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一致性，并且人类的思维在各方面也是基本相同的，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潜意识成分。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学说要揭示人类心理结构，建立关于人类心理的普遍真理，找到对人类心理普遍有效的思维构成原则，认为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的心智结构。

同一时期，在美国出现了新进化论学派，提出了与19世纪古典进化论学派不同的学说。美国人类学家L．A．怀特首提文化学与能量进化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事物，是超有机体的、时间上持续的事物，有自身的组织原则和运动规律。只能用文化来解释文化，而不能用生物学的或者个人心理的事实来解释文化。在衡量文化进化的尺度上，L．A．怀特主张，技术和工艺的进步是文化进化的根本原因，而技术和工艺本身实际上就是利用能量来为人类服务的，因此，能量因素是测量所有文化进化的尺码，人类文化能利用的能量总量越高，文化发展的阶段也就越高。为科学衡量文化的发展水平，L．A．怀特提出了文化发展公式C=ET(即C等于E乘以T)，C代表文化(Culture)，E代表人均年利用能量(Energy)，T代表开发能源的工具与技术的效率(Technology)。⑥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主张多线进化论，他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由于受到周围不同的环境和地形的影响，就会使人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尽管人类的社会文化可能会达到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但各社会文化仍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各民族社会文化是多线平行发展着的。

J．H．斯图尔德同时也是生态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体系。文化差异基本上被看作是适应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可以根据它们所处环境的差异来解释，文化的变化基本上是一个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J．H．斯图尔德强调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文化上的相似性可以产生于具有不同传统的、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相同既不是因为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相同，也不是由文化传播造成的，而是适应相同环境的结果。特定的环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有些环境因素对于某些文化特征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对另外一些文化特征则影响较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结构主义风行一时，但存在主义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流行的哲学。二战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重了，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无法解释，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即认为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依据的理论仍然迎合人们的苦闷心理的需要，⑦存在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颇深。这一时期，一些人类学研究者开始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形成了认知人类学学派。该学派提出要以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去了解文化和记录文化，研究者们寻求新的方法论，力图从调查对象那里得到更正确的反映，通过被调查对象自己的观点来认识他们心中的世界。美国人类学家W．H．古德纳夫从认知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提出文化是察知、联系或解释事物的模式，或所遵循的文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象征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思潮，象征人类学学派应运而生。该学派把文化看成是通过象征形式表现的意义模式，人们将它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礼仪、神话、戏剧、会面行为、打趣、诙谐和俏皮话等语言表现是象征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象征人类学学派认为，文化是作为经历而存在的，它仅出现在它被实践的时候，所以，人类学家要关注的应该是人们的实践、行动、表现或表演，而不是所谓的社会结构。象征人类学学派主张，只有将意义和象征作为人类的特征来进行研究才有真正的意义，将文化看成是象征系统，这个象征系统提供了建构和重构实体的基础。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C．K．M．克拉克洪等人认为，文化包括外显的或内隐的，通过象征符号习得并传递的行为模式或规定行为的模式，它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特有成就，其中包括体现这些象征的器物。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的(即由历史衍生并选择的)思想，尤其是附在这些思想上的价值观念，文化体系一方面可认为是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可视为左右行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