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历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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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江南（尤其是江苏）是中国茶文化发源地之一。据古籍《广陵耆老传》记载，晋元帝（公元317―323年）时，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位老妇人，每天提一壶茶去市上叫卖。茶香味浓，饮者甚多，但怪的是从早卖到晚，壶中茶始终不竭。她把茶钱全分给穷人，大家很感激，不料官府竟认为“有伤风化”，将她逮捕入狱。夜深人静时，老妇人携茶具飞出狱窗，杳无踪影。揭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外衣，即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卖大碗茶”的文字记载。

唐代是饮茶、制茶大发展时期，商业空前繁荣。陆羽的《茶经》进一步推进了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使茶的栽培和商品化水平逐步加快。陆羽曾走遍江、浙、赣各地产茶区，江南的南京栖霞区、句容茅山、丹阳、无锡、苏州等地留下了他的足迹。《茶经》―――这部中国第一部茶学经典著作，就是他在浙江湖州的苕溪写成的。至今，仍有苏州虎丘“陆羽井”、南京栖霞山“试茶亭”等纪念“茶神”陆羽的遗迹。旧时江南开茶馆的多供奉陆羽的瓷神像，当生意不旺时便向瓷像口里灌茶，祈求茶神保佑生意兴隆。

江南历代名茶辈出，至今蔚为烟酒茶糖大观。产茶既盛，茶的买卖自然兴旺。如浙江绍兴、宁波、台州一带出产的珠茶，早在宋代就称“江南第一名茶”，销路颇广。茶最初于清代外销时叫做“贡熙”，意为专门进贡皇上康熙的。19世纪时，“贡熙”在伦敦市场上的售价不亚于珍宝。

明清徽帮茶商在江南占有相当市场，不少茶行栈、茶楼应为徽商所开（至今南京街头上大部分茶行仍为安徽人经营）。民国后，扬州、福建商人也在江南争市场，称镇扬帮、福建帮。江南茶商也远至外地行商，至迟在清代雍正年间，苏州花茶就大量运销东北、华北、西北市场。辽宁锦州市“天后宫”，在1727年重建碑文中，就有苏州“关东庄”茶商捐款的记载。抗战时南北交通阻隔，华北茶商无法深入福建等南方茶叶产地，便云集南京，从皖南等地购入毛茶，在南京窨制成北方人爱喝的花茶运回北方，可见“北方帮”茶商在江南也很活跃。

另外，江南及长江流域一带还盛行“茶会”，这是包括许多种商品买卖在内的交易活动。旧中国各行业、各商帮一般都有其约定的茶楼（馆）作为这种活动场所。商人在“茶会”上饮茶时商谈行市，其中上海的“茶会”最盛。（责编 张圣荣）

第2篇

同样的还有陈中孚在《茶岭》一诗中记载海南茶岭茶树的景象，“天柱峰头拨晓云，灵芽一寸得先春。紫芹绿笋方知贵，雷发枪旗未足珍。”在烧水备具方面，例如宋东莞人赵必王象《和同社钱梅》写有“呼童涤茶皿”，在《避地惠阳鼓峰用徐心远韶》写有“风供松叶暖茶灶”；又如南宋琼州人白玉蟾在《清胜轩夜话》一诗中写有“茶铛无火召玉童”；又如南宋诗人杨万里曾任广东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广东提点刑狱，任职期间写有饮茶的诗句，如在《二月一日雨寒五首》中有“茶瓯火合对炉熏”；宋越州人李光被贬琼州期间，写有《即事十二首》，其中有“旋添活火待煎茶”；宋番禺人李昴英在《蒲涧山行宿景泰呈诸友人》中有“旋摘新芽拨涧泉”。宋东莞人张登辰在《茶磨》一诗中写有“枯叶旋煎鱼眼水”。在烹茶方面，如白玉蟾在《赠卢隐居》一诗中写有“且自烹茶学玉川”；又如坡在惠州度过第三个春节时，他在《新年五首》中写有“茶枪烧后有，麦浪水前空”，后被贬谪到儋州时，爱饮茶的他又写了《汲江煎茶》一诗，诗中描述了坡在贬谪期间烹水饮茶，通过饮茶来扫除自己消极的情绪。李昴英在《碧霄》中有“茶烹石鼎抱茅烧”。

在茶汤方面，白玉蟾在《凝翠》中有“茗花涌白雪”，又在《题瓮斋》有“茗花浮枕斗清芬”；宋舒州人朱翌被贬谪到韶州，在韶州居住十九年之久，他在《元日登城》一诗中写有“春生茶碗结琼花”，又在《喜雪》一诗中写有“客从暖浮茶乳白”。在饮茶及体会方面，杨万里在《食车螯》一诗中写有“老子宿酲无解处，半杯羹后半瓯茶”。白玉蟾在《送郭进之》一诗中有“茶甘齿颊香”。宋南海人刘镇在《念奴娇》一词中写有“玉川风味如许”。宋诗人唐庚谪居惠州时在《杂诗二十首》中写有“南方禁太饱，茗碗直须宽”。宋李昴英在《满江红》一词中写有“却坐间著得，煮茶桑苎”，把自己比作陆羽，可见李昴英非常爱好烹茶和饮茶。

一、以茶修身：佛道普遍的修行方式

茶很早就已经传到广东并与宗教人士结缘，据《晋书》记载：“单道开，敦煌人也，……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东晋穆帝)升平三年至京师，后至南海，入罗浮山。”可知，敦煌人单道开入罗浮山修行，亦将饮茶的方式带到罗浮山。唐代僧人与道士好茶，因而促进了茶风，许多名茶的烘焙亦是出自他们之手。五代至宋禅宗独盛，禅僧对于茶的爱好一直延续，并更盛于唐，不仅僧人的日常修行生活、供佛、赠香客等离不开茶，茶亦是寺庙重要日常经济来源，成为普遍种植的经济作物之一。此外，茶有不发的茶性，对于修行僧人的欲望亦有所抑制，有助于修行悟道。通过宋代广东寺庙的僧人、道观的道士在日常修行生活中与茶打交道的过程，可以清楚地展现茶与宗教人士生活的密切程度。从相关史料可知，宋代广东寺庙和道观香火兴盛，发达的宗教文化将士人们津津乐道的品茶文化传向田野，走向大众，大大促进了广东茶文化的发展。茶与僧人的结缘由来已久，且一般来说，僧人饮茶之风较道士来得兴盛，从在僧家长大的陆羽撰写的《茶经》就可以知晓，料想陆羽应是受其师傅智积禅师爱好饮茶的习惯而被感染。僧家向来种有茶叶，如宋韶州曲江人余靖在《游水南寺》写有“双刹耸浮云，层轩绝世尘。松溪千盖雨，茶圃一旗春”(余靖.武溪集(卷1).四库全书集部)。据《景德传灯录》记载：韶州“则川和尚：师入茶园内摘茶”(《景德传灯录》第3册,卷8,《则川和尚》.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写的是在韶州的白云寺、南华寺等寺院，向来有僧人开辟茶园种茶。在日常修行过程中，以茶供佛和饮茶成为僧人的必修课之一，如东莞人李春叟在《题云溪寺》写有“杖屦前溪踏晓霜，僧茶那定搅饥肠”，又如在李昴英的《赠云峰演庵主》一诗中的“佛粘土壁煎茶供”。宋时，文人到访南华寺，寺院都会设斋菜及茶水招待，或者与寺僧饮茶论道，如朱翌多次游访南华寺，留有“人众不烹茶”(《南华具素饭烹茶诗》)、“饮香休问水流西”(《丙寅十月游南华》)、“斗茶夸顾渚”(《南华五十韵》)等茶诗。寺院中，不仅饮茶成为日常生活必需，而且在日常师傅与弟子的对话中，处处充满禅机，有时于理论之际，亦常以茶示意，引起谈话机锋，并使对方了解所论的事，如《景德传灯录》记载：韶州“松山和尚：一日命庞居士吃茶，居士据起托子云：人人尽有分，因什么道不得？师云：只为人人尽有，所以道不得。居士云：阿兄为什么却道得？师云：不可无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师便吃茶。居士云：阿兄吃茶何不揖客？师云：谁？居士云：庞翁。师云：何须更揖。”(《景德传灯录》第3册,卷8,《松山和尚》.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又如，韶州白云祥和尚条：“韶州白云祥和尚实性大师，初住慈光院。广主刘氏召入府说法，……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石桥那畔有遮边无会么。僧曰：不会。师曰：且作丁公吟。问衣到六祖为什么不传？师曰：海晏河清。问如何是和尚接人一路？师曰：来朝更献楚王看。问从上宗乘如何举扬？师曰：今日未吃茶。”(《景德传灯录》第7册,卷23,《白云祥和尚》.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在南方广东，茶很早就与道教结缘。广东的罗浮山、西樵山等历来是古代道家修行的胜地，对在罗浮山修行的僧徒与道士们来说，饮茶有助于驱赶睡魔，何况宋代罗浮山有岭南第一泉的卓锡泉水，更是好茶好水两绝佳，在南宋广东英德人郑玠的《茶庵》一诗中如此写道：“道人宴坐碧山阿，啄木敲门拟客过。吾境本无妖魅事，日长翻有睡为魔。少水仍将活火煎，茶经妙处莫虚传。陆颠所在闲题品，未试罗浮第一泉。”(《茶庵》二首诗，清宋广业辑康熙五十六年刊《罗浮山志汇编》卷一九作逍遥子诗，第一首题为《茶庵》，第二首题为《罗浮茶》)南宋道士白玉蟾《张道士鹿堂》中写有：“清梦绕罗浮，羽衣延我游。新茶寻淮舌，独芋煮鸱头”。广东博罗人陈焕在《黄龙洞口道人送茶及筇竹杖》一诗中写道：“露泣新芽九节筇，芽如雀舌节如龙。烹来习习风生腋，拄上罗浮第一峰。”留元崇在游览罗浮山慈济庵时写有“归自星坛日未斜，草庵留住一杯茶。道人自点花如雪，云是新收白露芽”(《慈济庵二首》)一诗。南汉时，有乌利道人云游到南海西樵山炼丹，开辟茶园种茶，据《南汉书•乌利道人传》：“乌利道人，不知何许人，时称之曰乌利游方。至西樵山。耽喷玉岩之胜，构屋栖焉。辟谷食，能用禁咒。于所居侧辟园，遍植茶株。晚喜烧炼。岩下有丹井二，泉水赤、白各一。丹成，遂羽化”。

二、以茶待客：民间普适的礼俗习惯

茶发挥着以茶待客的功能，甚至在最南方的琼州，都有“客至但请坐饮茶”的民间礼俗，可知茶已经逐渐深入和普及到广东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李昴英在《后峒月溪寺》一诗中写有“茗苦苛留客”。据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邹浩志完以言事得罪，贬新州。媒孽者久犹不已。元符二年冬，有旨付广东提刑钟正甫，就新州鞠问。志完事不下司。是时钟携家在广州，观上元灯，得旨即行；漕帅方宴集，怪其不至，而已乘传出关矣。众愕然。钟驰至新，将志完拘之浴室。适泰陵遗诏至，钟号泣启封。志完居暗室，不自意得全，又闻使者哭泣，罔测其事，意甚陨获，良久，钟遣介传语，止言为国恤，不及献茶，且请归宅。志完亦泣而出。其后东坡闻之，戏云：‘此茶不烦见示’。”

第3篇

关键词：茶 茶文化 发展态势

在我国，茶的应用可追溯到神农氏时期――唐代陆羽的《茶经》有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然而茶的发现和应用不能等同于茶文化的产生。“茶文化”的历史始于被人们饮用之后超出其自然效应的范围，逐渐演变出一种社会功用，并升华成一种精神文化享受之后，正式萌芽于两晋南北朝时期。

1、两晋南北朝时期――茶文化的萌芽

茶开始发挥其社会功用并以一种文化的面貌出现，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然而，论其缘起，可追溯至汉代。

秦汉以前处于发现和利用茶的阶段。秦汉时期，茶作为风靡大江南北的重要商品而被广泛传播和饮用。汉代茶叶贸易的兴盛将茶饮推向千家万户，而将茶提升为一种社会功用并以文化的角色出现，主要是汉代文人的功劳。

饮茶自古为文人所好，汉代是我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国力强盛，各民族文化大融合使得儒学、经学等各流派思想文化展现空前繁荣，各阶层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赋家与词人不断涌现。然而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制度之下，茶开始与儒家思想有了关联，并成为文人追求“平等、仁爱”的精神知音。随着文人饮茶之风的兴起，饮茶亦因文人的气质而逐渐变得更富有文化韵味，这也便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茶文化的萌芽做好了铺垫。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腐败，社会风气奢糜。儒家提倡“俭”、“廉”以正身养性，而茶本身的清苦、质朴、自然的特质刚好与“俭”、“廉”的品德相一致，因此，有思想的政治家提出了“以茶养廉”以对抗奢糜之风。此时，饮茶已逐渐向一种提升人情操和精神境界的文化演变。以茶倡廉的做法开始受廉洁之士的喜爱。东晋陆纳以茶待客、桓温以茶代酒，是朝廷官员以茶养廉的典型代表；南朝齐武帝遗诏以茶祭祀并要求“天下贵贱，咸等此制”的故事，正是帝王以茶表示简朴的例子。自此，“以茶代酒”、“以茶养廉”一直是我们发扬廉洁、简朴精神的优良作风。

此外，南北朝时期，文化兴盛，茶业兴起，儒家、佛家、道家、清谈家与玄学家之间的思想交融碰撞频繁，然而各家皆少不了茶。随着玄学和道教的兴起，茶甚至已作为一种社会功用被广泛引入宗教领域。南朝刘敬叔的《异苑》中曾提到剡县陈务妻子以茶祭鬼魂的故事；陶弘景的《杂录》中的“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写的便是关于神仙饮茶以修养的故事。随着茶与文化思想领域的关系日渐密切，茶文化亦随之初现端倪。

2、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国家呈现空前盛世，经济文化无比繁荣，国泰民安。我国茶业大兴，饮茶习俗传遍大江南北，举国皆饮。这为茶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其次，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唐代大兴佛教，禅宗主张静心、苦修和顿悟，茶之清苦于佛家坐禅悟道时产生的“止睡和静气凝神”等积极作用使得僧人饮茶成风。茶与禅宗精神联系日趋紧密，禅茶文化兴起。唐代李咸用的《谢僧寄茶》中以“空门少年初志坚，摘芳为药除睡眼”描述了“以茶止睡”的功效；唐代封演的《封氏见闻记》卷六有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向仿效，遂成风俗。”由此可见，唐玄宗时茶已被佛家用于传教，且茶与禅之间关系密切。

唐代“茶圣”陆羽亦出生佛门，他将饮茶视为一种艺术行为与过程，创造了茶艺，并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和茶文化专注《茶经》。《茶经》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将“儒、释、道”三教思想渗透于茶事的制作过程之中，融物质与精神为一体，以内容与形式结合的手法诠释着茶文化的真谛。陆羽好友、著名茶人、诗僧皎然不仅以“九月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传递了自己对茶的情感，并道出了茶人超脱的精神品格以及茶与禅境之间的相通。此诗也是对陆羽《茶经》思想的诠释。

陆羽在《茶经》将茶事提升至精神层面，对茶人的品格和情操进行了定位，并提出将饮茶作为提升人精神品德和个人修养的手段，这为后世茶文化的发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依据（如图1）。

图1《陆羽煮茗图》

此外，每一阶段茶文化的发展皆离不开文人的推动作用，唐代亦不例外。

唐代科举制度严格，诗风鼎盛，一来饮茶可以止睡凝神，二来以茶代酒可提神助兴、醒文思、促灵感。文人雅士的好茶，自然而然加深了茶与自然山水、文学艺术之间的联系，也便促进了茶的艺术和文化性质。唐《凤翔退耕传》中关于会试奉茶以提神的记载：“元和时，馆客汤饮待学士者，煎麒麟草。” （据史料记载，诗中“麒麟草”为道家对“茶”的称谓）；唐代著名诗人卢仝的《七碗茶诗》以“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来形容饮茶助兴的神奇功效。唐末刘贞亮在《茶十德》文中将茶文化总结为“茶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这亦是对茶的文化功用的总结。

随着不断被挖掘着更深的文化内涵，茶文化已被正式烙上民族文化的印记，被提升为一门文化学。

3、宋代――茶文化的成熟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它于传承唐代经济文化的基础上开拓演进，形成了足以与唐代文化并肩屹立的宋文化。继唐之后，不论是政治、科学、思想还是文学艺术领域, 都闪耀出了夺目的光彩，宋代文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这也是后世常将唐宋文化并称的缘由。清代蒋士铨曾对宋文化评价道: “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亦于《邓广铭序》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唐朝茶文化是由文人和僧侣引领发展的时代，在宋代则不然。在经济文化大蓬勃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茶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不断成熟，制茶技艺亦更加精湛。

宋代，历代皇帝、上流社会王侯将相、达官贵人嗜茶成风，宫廷饮茶成为新的风尚。每有宫廷会试或宴会，以茶宴客（如图2――宋徽宗的《文会图》所示）；皇帝与群臣之间亦常以茶馈赠以示恩宠和友好。因此，宫廷饮茶成为宋代茶文化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图2《文会图》

宋徽宗赵佶甚嗜茶，并著有《大观茶论》，其以“阴阳相济，则茶之滋长得其宜”、“谷粟之于肌，丝之于寒，虽庸人孺子皆知，常需而日用，不以岁时之遑遽而可以兴废也。至若茶之为物，善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之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而好尚矣。”等段落分别论述了茶的知识以及茶与人的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大观茶论》中所谈及的“清”、“和”、“淡”、“简”、“静”不仅体现了宋徽宗本人的茶道思想，也是中国茶道精神内涵的最早概括。

除此以外，民间“斗茶”活动的盛行也对茶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斗茶”，又为“茗战”，是我国古代以竞赛的形式集体品评茶品质优劣的一种活动，即人们常说的“品茗大会”（如图3）。宋人唐庚在《斗茶记》中关于“斗茶”的记载：“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亦有相关记载：“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策之精，争鉴别裁之。”由此可见，斗茶多为文人志士以作消遣或是闲士斗富的手段。

图3《群仙集祝图》斗茶会

茶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物质享受，更能满足人的思想与精神需求。茶在宫廷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民间“斗茶”活动的开展，使得茶文化不仅演变为宫廷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了民间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门特色。自此，举国内外的产茶、制茶、烹茶技艺亦有了极大提升，茶文化得到了跨步发展。

由此可见，自宋代开始，茶文化的性质开始逐渐从清雅高尚向世俗转变。

4、元明清时期――茶文化曲折发展

宋代末年，受社会官僚的奢靡之风的影响，以团茶为主流。因团茶多追求外表的精致与奢华，茶风便日渐脱离了茶文化追求朴实、自然意境的初衷，茶文化的精髓呈现败落趋势。

至元代，豪放粗狂的蒙古族统一中原，北民南迁，南方文化以及人民的生活皆受到极大冲击。我国传统茶文化思想更是受到影响，几乎呈现中断的状态。直至忽必烈时期，因其喜好并热衷学习中原文化，饮茶文化才得以逐渐复苏。然而宋朝末年流传的“团茶”制作工艺精细而繁琐，被蒙古族人视为繁文缛节因而团茶地位亦逐渐被散茶替代。随着散茶的发展，饮茶文化逐渐走向民间。

明朝时期，制茶技艺空前发展。朱元璋出生草寇，重视民间疾苦，主张与民生息，而团茶生产过程过度精细会增加茶农的负担，于是下令废除了团茶进贡制度。朝廷都不好团茶了，民间自然就不会大量生产，这也就促进了散茶的大力发展，团茶的再度被弃使得团茶技艺开始陨落。明初的饱学之士多以茶雅志，如著名的“吴中四杰”，四人琴棋书画无不精通的才子却都不得志，皆好茶。唐寅的《事茗图》、《烹茶画卷》、《琴士图卷》等都是其以茶雅志的传世茶画。

唐寅的《事茗图》

明末清初，茶文化发展鼎盛，逐渐由民间饮茶文化演变出茶俗与茶礼。随着封建科举制度的推行和朝堂的腐败，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对现实失去信心和希望，喜欢饮茶以明志，市民泡茶馆的嗜好使得茶馆演变为各行各业好茶之人的聚集地，茶馆文化是清代社会形势的真实写照与浓缩，茶馆文化开始发展至。然而，此时的茶文化仅限于闲玩且日渐市民化，原先茶人饮茶的高洁情操与理论精髓亦逐渐被抛弃。

清朝末年，国家饱受帝国主义摧残，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茶文化从文人引领的时代彻底地结束，饮茶主体由文人向平民转化。在此时期，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和制茶技艺不断衰退，茶文化精髓自此陨落。然而，正因如此，也便有了民间“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著名说法，我国茶文化开始正式走向千家万户。随着茶与人们生活的日趋紧密，茶文化的主要精神开始被茶俗文化替代。饮茶、赏戏、会友等“茶馆文化”大兴。

由此可见，元明清时期，我国茶文化总体呈现曲折发展态势，茶文化的性质由文人茶向百姓茶演变、特征由“雅”转变为“俗”。随着清末国家的衰败，传统茶文化精髓亦随之日渐纤弱。

参考文献：

[1]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4篇

泉州茶产业和茶文化是在种植技术、制作工艺持续、交替创新中互为推动的。种植技术创新扩大茶叶供给，为茶产业形成发展和茶文化广为传播提供可能。制作工艺创新提升茶叶品质，扩大茶叶市场需求。

(一)种植技术创新在茶叶种植方面，明代崇祯年间(1628—1644)安溪茶农发现了“茶树整株压条繁殖法”，这是茶叶种植技艺上一次重大创新，简化了茶树繁殖技术，大大提高了茶叶产量，为茶产业形成和茶文化由贵族士族推向平民提供了可能。其具体做法是:在小满前后，选择新梢长势旺盛、芽叶性状较好的茶树，先在茶树周围挖一圈环状沟，翻松其表土，去除杂草根，将母树枝条向四周逐枝扭伤弯压固定于沟底，再把枝条上的小分枝扭伤朝上竖直紧埋土中，让新梢露出1～3叶。每株母树可以压条5～20枝，经过0.5～1年的施肥管理，每个小分枝长成茶苗后，即可移植至茶园。这种茶树无性繁殖法的发明，虽然繁殖系数较低，但克服了先前因采用种子繁殖致使种性退化、茶叶品质易变的状况，开创了中国茶树科学繁殖的先河，在中国茶发展史上是一次科学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在此基础上，民国年间安溪茶农进一步试验出“长穗扦插繁殖法”。

(二)制作工艺创新泉州民间数百年来流传着“苏良与乌龙茶”的传说。据说，明末清初有一位名叫苏良的采茶、打猎能手，因长得健壮黝黑，乡亲们亲切唤他“乌龙”(闽南方言“乌”即“黑”，“良”与“龙”谐音)。一次采茶返回途中，苏良背着茶篓一路追赶并击伤山獐，抓获回家又忙于宰杀品尝，竟把茶叶搁置一旁。翌日清早炒制茶叶时，发现茶叶已经枯萎，叶缘出现如血丝般的红边，闻之却有一股奇特的香味，炒制后香气扑鼻。冲泡品饮，全无平常的苦涩，且香气更足，味更甘醇，众人品后啧啧称奇。苏良细细琢磨，终于悟出了其中缘由:茶青在茶篓中经过抖动，叶缘互相碰擦，从而形成红边，这样制出来的茶叶最终形成天然的花果香味。经过反复实践，苏良将摸索出的一整套新的制作技艺传给了父老乡亲，大大提高了茶叶品质。苏良死后，人们为纪念他，将依照此法制作的茶叶称为“乌龙茶”。虽然民间传说不能等同史料，但传说往往来源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实践。在劳作中逐渐产生一种特定性新技术并世代相传，是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安溪在历史上选育和繁殖了不少适制乌龙茶的优良品种，并在制造技术上精益求精，虽然缺乏较早的有关历史文献，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安溪与乌龙茶的创制无缘。”这是茶研究泰斗张天福先生在《福建乌龙茶》中的评说。乌龙茶采制技艺是中国传统制茶工艺的一大创新，对于提高茶叶品质，促进茶产业成长，传播茶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三)新种植技术及制作工艺的传播泉州茶农还善于吸收武夷茗茶等其他茶类的种植制作经验，融入提升铁观音种、采、制水平，推动泉州茶产业与茶文化发展繁荣。清初入武夷山天心寺出家为茶僧的同安人释超全(俗名阮旻锡)，写了《安溪茶歌》，为后人讲述了17—18世纪安溪人种茶、采茶、茶价、茶名、茶质以及外销的情况，还反映了安溪茶农仿效武夷茶采制方法制作铁观音的景象。其诗云: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真伪混杂人瞆瞆，世道如此良可嗟。安溪茶农向武夷“漳人”茶农学习制作技艺，反过来也为武夷山茶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郭柏苍《闽产录异》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在这，“泉州人”主要来自安溪。

泉州特别是安溪的茶农在长期实践中，先后发明的“茶树整株压条繁殖法”、“茶树长穗扦插繁殖法”，以及乌龙茶制作工艺得到大面积普及和推广。至明中叶，安溪茶叶生产迅速发展，已遍布西部山区的大部分区域以及东部的不少地方，茶叶步入商品化时代。明嘉靖《安溪县志》载:“茶，龙涓、崇信出者多。”“安溪茶产常乐、崇善等里，货卖甚多。”时人陈懋仁《泉南杂志》亦云:“茶，晋出者曰清源，南安出者曰英山，安溪出者曰清水、曰留山。”清雍乾年间，安溪西坪人发现并命名了铁观音茶树，以铁观音作为品牌，开启了泉州茶产业的崭新时代。乾隆《安溪县志》载:“耕于山者，若地瓜，若茶，若桐，若松杉，若竹，凡可供日用者，不惮陟岩，辟草莽，陂者平之，罅者塞之，岁计所居入，以助衣食之不足。”安溪乌龙茶(“铁观音”)传统制作技艺，清初主要分布在西坪、虎邱、大坪、芦田、龙涓、长坑、蓝田、祥华、感德、剑斗等乡镇;清末已传遍全县各乡镇和闽南永春、南安、长泰、漳平、漳州等县市，并且辐射到闽北各产茶县及广东茶区。清末著名茶商兼诗人林鹤年目睹了安溪山村“生意动林济，衫茶遍户栽”，“千里贱栽花，千村学种茶”的繁忙景象。

二、政府扶持、僧侣倡导、士人热衷:茶产业成长和茶文化传播的制度基础

唐末以来，泉州种茶、制茶与饮茶发展，与朝廷官府重视扶持以及文人隐士、佛道僧侣的提倡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政府扶持宋时，茶树种植已经普及泉州各县，从沿海丘陵到内陆山地，都有不少茶园，所产茶叶既多且佳。安溪是主要的产茶区，无论是寺庙或农家都已普遍产茶。宋初，黄夷简(935—1011)在《山居》诗中盛赞安溪茶叶“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说明宋代泉州安溪茶叶品质良好，制茶饮茶已有了一定水平。宋代泉州茶叶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政府扶持鼓励十分重要。这体现于:一是朝廷税收需要。当时，茶叶是重要的经济作物，茶利是税收的重要来源，政府从种植、加工到流通各个环节干预茶产业发展。宋代，泉州植茶面积比陆羽记载的唐代植茶面积扩大了2～3倍，政府对茶区实行民营官榷，即官府设有买茶场，负责向茶户买茶，然后将茶运到指定的榷货务交货。茶户生产的茶叶除一部分当作茶园的租税(折税茶)缴纳朝廷外，其余部分也悉数卖给榷货务，不得私自出售或藏匿不卖。这一度影响了茶户生产积极性，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改行通商法，朝廷退出对茶叶经营的一切干预，规定茶户交了“租钱”就可以自由买卖。宋徽宗年间(1101—1125)，为了扩大朝廷财政收入，又陆续变更茶法，政和二年(1112年)确定新的茶法:“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卖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其核心是在加强对茶户产茶监督的基础上，允许茶商与茶农直接交易，但茶商事先需到官方指定的机构出钱购买批发和零售茶叶的准许证。

这一购买费用称作“茶引”，它是国家以垄断者的身份对于茶叶批发经营征收的、介于垄断利润和手续费之间的一种费用。政府对茶利的高度重视，客观上促进了泉州地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同时也是促使海上茶瓷之路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清以后，茶叶生产和茶法均承袭南宋格局并有所发展，泉州对外贸易步入巅峰时期，茶叶生产和出口增加。二是嗜茶成为统治阶层的一种时尚。从宋代开始风行的斗茶将一种近乎游戏的饮茶方式推升至全民性的饮茶习惯，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徽宗皇帝为此还撰写了一本极具专业水准的茶书《大观茶论》，可见宋代茶文化的兴盛。赵宋南外宗子的迁入泉州，大批皇亲国戚定居于此，带来了包括斗茶消遣在内的奢侈娱乐方式。为适应当时人们的饮茶风气，安溪桂瑶乡的桂窑以及邻近各县的窑场生产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供斗茶或日常品饮使用的青釉瓷、青白瓷茶盏和茶壶，它们与闽北建阳斗茶用的黑釉瓷茶盏形成鲜明对比，一起成为宋代福建南北两地斗茶的典型代表。据历次考古调查，从安溪县境内50多处宋元时期的古遗址、古窑址和古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与茶有关的器物造型，其中有泡茶、饮茶用的茶壶、茶盏等，反映出当时当地饮茶的流行。宋代蔚然成风的饮茶，极大地促进了安溪茶产业的初步形成。

(二)僧侣倡导寺僧学禅打坐，晚间不食不睡，茶既能解渴又能破睡，因此特别受到僧人的欢迎。中国自古就有“名山有名寺，名寺驻名僧，名僧植名茶”，“寺僧人人善品茶”之说，古时寺庙都有一定数量的地产，僧人种植、生产、研制、品饮茶叶，其行为对民间影响深远。例如安溪清水岩和圣泉岩所产的茶叶品质优良，成为不可多得的名茶。据《清水岩志》载，该岩“鬼崆口有宋植二三株，其味尤香，其功益大，饮之，不觉两腋风生。倘遇陆羽，将以补《茶经》焉”。《清水岩志》载:“清水峰高，出云吐雾，寺僧植茶，饱山岚之气，沐日月之精，得烟雾之霭，食之能疗百病。老寮等属人家，清香之味不及也。”又载:“杏仁茶产岩前及林中，嫩叶赤碧色，形比黄栀较大，若似山茶叶，其质脆。采而揉之，汁沾手掌，绝似杏仁气味，蚁喜食之。岩僧尝采制为茶，泡时一杯止用一叶，或一叶杂他茶泡之亦可。多则味太浓。”除了岩茶、杏仁茶外，清水岩还产有一种“甜茶”，是由灌木似荆得嫩芽制成的茶，其味甘甜，有止渴消暑之功效，相传为清水祖师亲手培植。而位于安溪驷马山的圣泉岩，当时有一俗姓裴的高僧广为植茶，并向乡人传授植茶技艺，因此史志有“茶名于清水，又名于圣泉”之记载。

(三)士人热衷同样，由于茶有提神助思的功效，唐代科举制度的施行也对饮茶风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些隐士也热衷以茶会友、吟诗作对，安溪开先县令詹敦仁在一次接受龙安岩长老惠茶时留下一首诗:“泼乳浮华满盏倾，余香绕齿袭人清。宿醒未解惊窗午，战退降魔不用兵。”他还与名僧释宏道(号介庵)共同赏月品茶。相传宋末元初，江西弋阳谢枋得为避出仕，隐姓埋名，潜居安溪感德佐槐教书，竭力倡导垦荒植茶。种茶使村民改善了生活，民众感恩戴德，尊其为“茶神”、“茶王公”，作为本地境主崇祀，这一民间信仰延续至今。煎茶是古代乌龙团茶的泡饮做法，在泉州官宦诗人的笔下已描述了乌龙茶的身影。特别是宋代贡茶制度和种茶技术、制茶工艺的不断发展以及帝王和上流阶层的投入，渐渐取代了唐代由文士茶人与僧人主导茶文化的局面，民间茶风更加普及，茶坊、茶肆的大量出现使茶开始走向世俗，形成了有关茶的礼仪。宋末元初，阿拉伯后裔蒲寿宬《心泉学诗稿》中有多首咏茶赞泉诗，如有《登北山真武观试泉》、《西岩》、《约赵委顺北山试泉》以及《赠老溪孚上人》，其中不乏佳句，如“蹇驴破帽出近郭，裹茶汲井手自煎。泉鲜水活别无法，瓯中沸出酥雪妍”，“野茗春深苦，山泉雨后甘”，“煮茶与客早归去，落日前山路更多”等等，可见元代泉州地区种茶、煎茶、饮茶之流行。这种具有精神上象征意义的礼仪，随后在上层人家的婚嫁中也引入茶仪，且流入民间婚俗，也说明了泉州茶文化已经相当普及。

三、专业化、集贸市场、行商坐商:茶产业成长和茶文化传播的组织基础

唐宋以来特别是两宋时期，泉州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手工业蓬勃发展，造船技术日益进步，泉州港是国内外进出口商品最大的集散中心和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泉州对外贸易步入繁荣发展时期。最迟在北宋，泉州茶叶便开始外销，如皇祐时(1049—1054)晋江县南部的大宅诸村广植茶圃，产品曾运销两粤及交趾(即广东、越南一带)。《宋会要辑稿》记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至南宋，泉州茶叶与瓷器、丝绸、酒等，同为海外各国渴望获得的重要出口商品，其中以茶瓷最为大宗。元代茶叶生产和茶法均承袭南宋格局并有所发展。清代，由于茶叶外销市场的大量需求，泉州制茶业的发展进入繁盛期，康熙初年，中国茶叶外销迅速增加，“以此(茶)与番夷互市，由是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并一直延续到同治、光绪年间。此外，泉州茶文化还随着泉州人入垦台湾而传入宝岛，随泉州人移民海外而传播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

(一)专业化专业化种植、制作，专注于茶叶生产和制作，有助于提高茶品质量和市场化水平。17世纪始，中国茶叶大量外销，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茶叶一直独占国际市场，各个阶层的人纷纷加入茶叶的营销队伍，其中有商人、权贵、文人、茶农、寺僧等。在诸如安溪这样的茶叶主产区，一些富裕的茶农拥有较大的茶园，每年管理茶园、制作茶叶占用较多时间和人力，遂采取季节性雇工经营，这一部分人已经渐渐摆脱副业性质，主要转向以制茶业为生。据记载，清时安溪乌龙茶价廉质优，“茶亦曰茗，及荈也。龙涓、崇信出者多，惟凤山、清水岩得名，然少鬻于市。”也就是说凤山、清水岩所产的茶叶品质好，是不可多得的，而龙涓、崇信的茶叶产量大，占有市场优势。同时，清代的寺院、地主、商人参与制茶业颇深，比如寺院，自古以来寺僧除参禅念经外，从事植茶、制茶的很多，前述《闽产录异》“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即为一例，而安溪清水岩的寺僧也不例外。

(二)集贸市场集镇集市是茶产业形成和茶文化传播的枢扭和集散地。为适应茶叶生产与外销的发展，许多茶农和茶商自发在一些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汇集交易，逐渐形成了一些以茶叶加工和茶叶转运贸易为中心的城镇。这些城镇中商贾云集，茶行、茶栈众多，大量人口从事茶叶种植、加工或与之相关的行业，如包装箱制作、竹编生产，以及挑夫、搬运工、船工等等，茶叶的产业链已初具规模，它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成千上万人得以维生。

(三)行商坐商商人是茶产业形成和茶文化传播的主要推动者。明末清初，泉州茶产业界开始出现一些行商，类似现代的风险投资者，他们不仅从事商业活动，还直接投资茶园、加工，进入生产领域，或者放贷给茶农，采取预买制，坐收茶利，商业资本在茶叶经营中已经相当活跃，并且通过这种途径控制了一部分小生产者。更多的坐商开始出现，泉州一些茶农特别是安溪的茶农开始从生产领域进入销售领域，创办茶号(亦称茶行、茶庄)，专门从事茶叶营销，并逐步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在闽南的厦门、泉州、漳州，以及广东的潮州、汕头、广州等城市，都有安溪人在销售安溪茶。据估计，清末民初，安溪人在本地和外地设立的茶号已达120多家，部分以外销为主。据厦门口岸海关资料记载: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间(1858—1864)，英国每年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达1800～3000吨，由于当时闽北、闽东的茶叶大多从福州出口，故一般认为，厦门输出的茶叶主要产自安溪。仅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英国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就高达4500吨，其中安溪乌龙茶约占40%～60%。英商胡夏米在前曾对福建贸易货物进行调查，并采购了两种安溪茶，在他的记录中写道:“安溪茶，广州售价是十八两或二十两”，“合丰牌，一大箱安溪茶，广州市价约十六两。”据英商记录:1838—1939年，在广州采购安溪茶为10.6万磅，约合9万多斤。从1865—1881年厦门海关逐年编制的《海关十年报告》及1882—1941年编制的《海关十年报告》(共60年)的资料分析可以得出，厦门口岸以出口乌龙茶为主，其中安溪茶占据主要部分，常驻厦门的茶商根据市场行情频繁往来于口岸和茶产区之间。

随着泉州人移民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人数不断增加，除了在国内设立茶号营销外，泉州茶商也远涉重洋开辟茶叶市场。如乾隆年间(1736—1795)，安溪西坪尧阳茶商王冬在越南创设“冬记茶行”，咸丰年间(1851—1862)新康里罗岩乡(今虎邱镇罗岩村)林宏德制作“金泰茶”交新加坡“荣泰号”经销，光绪年间(1875—1908)西坪尧阳茶农王量、王称兄弟等6人将茶叶运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泗水、井里汶等地开设“珍春茶行”。此外，茶商王定安、张占魁在台湾合办“建成号”茶厂，经营乌龙茶，盛极一时。五口通商后，葡萄牙商人开始插手欧洲茶叶贸易，推动澳门茶叶市场发展，安溪茶商直接从安溪贩运茶叶到澳门出售。据安溪县崇信里峣阳乡(今西坪镇南岩村)王氏族谱记载:王三言，字永信，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早年植茶制茶，至不惑之年弃农习商，最初在漳州、潮州两地贩运茶叶行销，风霜雨雪，益增淬励。后来创办“梅记茶行”，梅记茶行之斗茶，竞订若鹜。并由此拓展海外业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遣季子金玉在台北创办“泰山茶行”;遣孙炳炎增设“梅记茶行”于吧城(印尼)。行商坐商在海外拓展，推动泉州茶文化在海外广泛流行。

四、结论

第5篇

关键词：茶文化思想；英语教学理论；改革背景；实践机制；探索体系

在当前开展英语教学活动时，要注重合理发挥茶文化的精神启迪与价值多样性，强化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引导学生自身将所学的英语知识与文化内涵进行包容，通过应用具体的文化内涵，从而实现英语教学活动中对茶文化因素的有效挖掘。

1茶文化思想的价值内涵分析

茶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精髓，在长期的人类发展进程中，人们通过对茶和饮茶生活的理解与包容，从而形成了茶文化这一规律性文化。茶文化作为一种基于饮茶和茶叶这一物质元素所形成的文化体系。所以，在今天我们利用茶文化时，如果能够以正确的态度认知茶文化的内涵，并且对茶文化的形成、传播，乃至交流体系，形成全面认知，势必能够实现对茶文化价值的最佳应用。茶文化是一种内涵性与思想性文化机制，其中内容的多样性，乃至精神理念的动态性，恰恰是该文化得以不断传承的关键所在。茶文化的思想内涵，是在大众认可和融入之后所形成的思想，从茶文化思想的具体内容之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和探究该文化的发展历程，更是能够帮助我们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机制，形成合理、全面的价值认知。茶文化的思想内涵极为多样，客观上看，之所以能够实现多种文化业态并存，多种理念交融，根本就是形成了多样化的文化体系。茶文化的思想，也是一种基于时代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精神，这是茶文化得以传播和传承的重要动力。在茶文化机制中，我们看到该文化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这一文化在不同时期都能够得以创新。

2当前英语教学理论应用过程中的欠缺认知

对于英语教学活动来说，本身就是语言交流与互动应用的重要过程，所以，脱离实际、脱离应用诉求的英语教学理论活动，就很难实现应有的价值效果。对于英语教学理论应用来说，其需要立足学生为本这一基础点，注重综合考虑教学环境的特殊性，通过尊重理论的实践应用，但是该教学理论应用时存在诸多欠缺。

2.1英语教学理论缺乏文化环境的有效营造与诠释

对于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活动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文化环境，从而影响了学生自身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英语学科作为一种外来语言教学活动，想要实现理想的教学活动，基础和关键是合理文化的有效诠释。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其深度发展背后所诠释的是英语文化。自英语专业设置以来，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学生在词汇知识、语法、技巧等各个方面的教育活动，未能注重学生英语应用氛围的合理营造。

2.2英语教学理论缺乏极具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的教师队伍

对于当前英语教学来说，老师自身的文化素质状况直接影响该教学活动的实施质量与效果。因此，在该教学活动中，老师自身的教学态度，乃至教学观念对英语教学活动的传承与传播，极具价值和影响力。从当前英语教学的实际实施诉求看，老师对文化传承与应用的态度，直接影响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文化理解与品读。客观地看，当前很多老师往往具备的是丰富而完善的英语语言技巧与语法知识，乃至英语素养，但是缺乏对文化素材的合理包容。所以，多数老师未能及时注重文化理念的革新与完善，甚至未能将英语教学与文化传承与融入形成全面统一。

3茶文化思想与英语教学理论之间的可行性

英语教学作为一种基于文化内涵下的语言教学活动，为整个教学活动寻找到合理的素材与内容，就显得极为重要。茶文化作为一种源自我国的文化形式，在历史发展变迁进程中，茶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机制，其中充分诠释了属于自身内涵的独特价值。茶文化在当前世界文化机制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并且深度影响了世界文化的发展与诠释。世界茶文化的影响，大大超出了大众认知与理解，茶叶产品更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元素。结合茶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深厚影响，也为当前我们更好发挥多元文化价值，提供了重要借鉴与参考。随着目前文化交流活动日益成熟，多元茶文化，也逐渐发展成为当前我们合理应用各种文化的基础与关键。对于英语教学活动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基于文化认同下的语言教学机制，因此，茶文化思想的合理应用，也让英语教学理论改革实践充满应用动力。学生是英语教学与创新的核心主体，对于英语教学活动来说，是否坚持了“学生为本”这一基础性原则，将决定和影响学生主动探索茶文化知识的能力。当然，在英语教学活动创新时，可以使用的茶文化内容是多样化。同样，也可以使用多种教学方式，来构建一种开创性、习惯性的英语教学机制。

4茶文化思想在英语教学理论中的改革实践与探索机制

对于当前英语教学理论机制的全面创新时，不仅要注重强调英语教学中，所包含技能的教育，也需要注重融入多种文化因素，尤其是要充分注重引导学生掌握除了语言技巧与知识词汇以外的文化理解和思想感知。所以，在当前英语教学理论创新时，要注重使用合理的茶文化思想因素，通过诠释具体的文化思想理念，从而真正培养学生形成必要的跨文化意识与语言应用能力。

4.1诠释学生为本的教学原则———构建开创性与习惯性的英语教学理论机制

结合茶文化体系的独特优势与价值内涵看，从该文化的形成，再到这一文化的传播，背后都是人们积极推进的结果。所以，人本恰恰正是茶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精髓与动力。所以，对于当前英语教学创新时，想要真正融入茶文化，发挥茶文化的应用价值，就需要构建学生为本的教学机制。只有坚持“学生为本”的教学原则，并且培养学生形成发现知识、研究知识的习惯，通过引导学生积极探索茶文化知识的学习平台，从而让学生形成真正学会将茶文化知识融入到英语教学理论之中。

4.2坚持合理应用的价值原则———构建层次性、适时性的茶文化融入理论机制

茶文化包含了诸多信息，其不仅是对文化信息的展现，更是一种能够被应用与教学活动的知识，甚至是培养和激发学生的语言能力，乃至文化水准。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其中所包含的意思内容，并非单一的字面表达所具体决定。因此，英语教学的内容，完全取决于当前时代氛围中，人们对语言应用的理解认知。对于目前所推进的英语教学创新来说，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利用茶文化，就需要注意实施层次性与适时性的教学原则。坚决不能向学生盲目介绍，或者传输生僻内容和抽象文化，从而避免学生出现对茶文化探索的厌恶情绪。只有坚以正确的心态来学习和了解茶文化知识，才能真正从简单的茶文化认知，逐渐上升到价值应用之中。

4.3坚持兴趣激发为本的创新原则———构建包容性、能力性的教学理论改革机制

在当前英语教学理论活动中，要适当挖掘和发挥茶文化的多种内涵。融入茶文化，并不是一种简单或者初级的茶文化融入，也不是一种资源共享，更多需要的是发挥茶文化的信息内涵，通过以正确的文化应用态度来包容和理解茶文化。要通过合理使用多种教学理论方法，让茶文化以一种更加开放、生动，甚至形象的方式来进行生动展示。比如，可以使用多媒体来展示茶文化的多样性和趣味性，进而调动和激发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多样化兴趣，进而让学生便于学习、乐于学习。

第6篇

关键词：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茶文化；家庭活动

19世纪早期，饮茶已进入了家庭。早期的茶具，饮茶仪式在这一时期不断完善，并具有了一定的形式要求。选用高档茶叶、昂贵器皿、且有女性为客人冲茶的专门服务，因而在大多数饮茶者的眼中，英国的下午茶成为了流行与品位的代表。这些观念的变化和饮茶生活的家庭化，使得女性逐渐走上了文化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当时家庭活动不断进行变化发展。

一、贵族女性的家庭活动

在19世纪的英国，贵族女性逐渐成为这种潮流的推动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在茶会中，无论是准备工作还是之后的过程中，女性都已然是主角，都要充分的参与到茶会活动中，因而有人称呼英国茶文化为“淑女茶文化”。在优雅和华丽的贵族圈中，具有知识和气质的女性成为家庭茶文化组织者的无二主角，她们利用家庭活动不仅占据了茶会的主角地位，而且活跃了她们丈夫的人际交往，以贵族女性独特的魅力引领着茶会成为一种风尚，让妇女们以茶会的形式展现自己独当一面的风采。

在贵族女性这里，这样参与家庭活动的方式就已经有了女性社会参与的苗头，因为她们展现更多的是社交与组织能力，礼仪与谈吐的气度，语言与艺术的才学。总之，贵族女性的家庭活动是以类似于茶会这样大型的活动为主要形式，平常则进行繁杂的家庭事务。拥有地位和身份的贵族女性们本来在家庭中就已经以“女主人”自居，而组织出席家庭活动更加稳定了她们家庭女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说在家庭参与中，这些贵族女性一方面在茶会聚餐中树立辉煌的形象，展示自己家庭女主人的身份；另一方面他们也要协助丈夫管理家庭事务，参与复杂的家务，如管理庄园和仆人等。

二、中产阶级女性的家庭活动

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与茶文化有关的家庭活动，主要体现在家庭教育和家庭秩序两方面。当时中产阶级妇女的家庭活动相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与19世纪出现社会变革是紧密联系的。在17―18世纪依旧是“男耕女织”共同劳作的中产阶级家庭，到维多利亚时代后，女性劳作者退出了合作劳动领域，开始忙于家庭事务。正是因为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中产阶级妇女呆在家里教化孩子成为了她们的主要责任，她们成为了家庭教育文化的主体。在这时，茶文化因为它的流行性、普及性，以教育内容的形式对这些女性的家庭活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小就在家庭中接受茶桌边礼仪训练的女性，才会被认为有道德教养，有良好教养礼仪的中产阶级女性才能有机会进入上流社会、贵族阶层。因而重视茶文化礼仪，并将其作为教育女儿的重要内容就成为了已婚中产阶级妇女的主要家庭活动。精又广的学习礼仪、才艺以及知识、学会茶桌社交是中产阶级内这些青春少女的主要家庭活动形式。

除了日常母亲教导女儿习礼仪的家庭活动外，中产阶级家庭一般也会举行小型茶会、茶舞会，让自己的女儿加强实践训练或借机嫁入绅士名门。在简・奥斯汀的名著《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太太就曾举办过几次小型的茶会，和贝内特太太身份一样的其他家庭女性对这样的茶会活动是十分推崇的，而她们主要的目的就是为自己的女儿找到一个十分绅士的丈夫。另外在简・奥斯汀生活的那个19世纪社会里，作为一个经济和教育方面都满足条件的中产阶级，茶就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不过这里的下午茶指的是正餐以后约一小时饮的茶。

茶文化除了充当家庭教育活动的内容外，它也保障了中产阶级正在历经变革的家庭秩序，主要体现在中产阶级的财富观、丈夫回归家庭、女性在婚姻中对茶桌权的要求。19世纪经济实力逐渐增强的中产阶级认为追求节俭与优雅闲适是最适合自己的财富观。而在家庭饮茶中扮演主角的女性，在丈夫回归家庭并参与女性的茶桌活动时，更加致力于家庭饮茶活动，从而使得中产阶级的家庭秩序逐渐形式化。主要体现在中上层阶级家庭每日拥有的饮茶时间、茶礼仪学习时间、家庭之间的饮茶社交方面。

三、劳动阶层妇女的家庭活动

维多利亚时代劳动阶层妇女在家庭和工作间最有意义的活动就是饮茶。18世纪的“茶叶有害论说”，不仅利用茶叶进行性别攻击，而且进行阶级攻击，反对女性、穷人和工人阶级饮茶。但维多利亚时代，因为工人阶级效仿贵族阶层的意识，饮茶普及对他们温饱问题的缓解等使得劳动阶层要求自己拥有每天饮茶的权利。在1741年至1820年之间，工业资本家、地主因工人饮茶变得懒散，企图废止茶休，但工人们就自发组织起来抵制了这一企图。此对工人阶级来说，茶休就变得更为重要了。总体上，茶价下跌使工人阶级拥有了在家里饮茶的机会，茶叶普及使工人拥有了在工厂休息时饮茶的权利，其中一些妇女对于自己的饮茶权利更是十分看重。在19世纪早期妇女的社交中，对于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对方有时就只会邀请她来喝茶。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就有这样的现象，贝兹小姐只是被对方邀请“喝茶”，而威斯顿夫妇则被邀请吃早餐，不过当时没有人对这种冒犯的行为进行攻击。由此可见，饮茶在劳动阶层妇女看来，虽有区别对待，但仍是一种高雅的活动。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19世纪英国茶文化在普及中最受益良多的是劳动阶层人民。茶文化丰富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让劳动者也开始追求较高品质的生活。虽然劳动阶层的妇女由于经济条件和所处环境的限制，在组织家庭活动方面与中上层阶级相比较而言，更多的是基于她们的需求进行参与。她们必须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工作，像茶会等活动很少涉及，因而她们的家庭休闲活动不是以茶聚会组织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以受益者，接受者的身份进行参与的。但有学者称，在社会底层“一个矛盾的现象是，在处于社会底层但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群中，女性传载文化得作用表现的最为明显。”这足以说明劳动阶层妇女对茶文化向劳动阶层的普及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四、结语

19世纪英国女性的主要家庭活动是茶会，任何阶层的妇女总会在家庭活动中为复杂或简单的饮茶留出时间，这种现象最初是随着茶文化的普及，效仿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意识在中产阶级、劳动阶层盛行而出现的。但在茶文化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时，中产阶级女性起到了主要作用，她们以茶文化发展需要的礼仪教育为重点，培养家庭子女的淑女绅士气质，使得整个中上流社会都弥漫着优雅芬芳的茶香，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独特的社会氛围。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性的家庭活动从变化发展过程来看，以受过教育的贵族女性为导引者，以中产阶级女性为主体，在文化向上价值取向的推动下，女性进行家庭参与成为了当时女性活动的主要方式；从形式角度来看，茶桌礼仪文化成为英国茶文化的核心，在18世纪的家庭中已经显示出了很重要作用了，进入19世纪后，女性通过茶桌成为家庭中心，获得茶会女主人的地位。不论哪种角度，都使女性家庭参与的形式开始有了一定要遵循的模本，那就是女性除了家务工作外，组织或参与类似饮茶的娱乐活动也是她们必备的家庭活动形式之一，主要体现在中上层阶级家庭每日拥有的饮茶时间、茶礼仪学习时间、家庭之间的饮茶社交。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这种外向性较强的茶宴活动不断扩大发展，女性涉足社会参与不再仅仅是一种可能了。

参考文献：

[1]王虹.当代英国社会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2]马晓俐.茶的多维魅力―英国茶文化研究[D].浙江大学，2008

[3]贾雯.英国茶文化及其影响[D].南京师范大学， 2008

第7篇

[关键词]影视翻译　文化差异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个民族有自己固有的语言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语言像一面镜子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而文化又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语言新陈代谢的生命源泉。人们在交际时，语言中的文化因素与头脑中的文化意识相互作用，由此完成交流的任务。一旦改变或者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环境，或者文化因素得以寄托的语言系统发生变化，这种联系就要中断。单靠语言本身的概念意义，交流的任务可能难以完成，甚至完全失败。

英语影视片中有许多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语言，它们为汉语文化所不知，不熟悉，甚至难于接受和理解，这就出现了文化因素的处理问题。影视翻译是翻译领域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影视翻译有其独特的语言特点。如钱绍昌教授提出的聆听性、综合性、瞬时性、通俗性和无注性。一般说来，与其他文学翻译形式一样，影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也是较难把握的。译者对某段文字理解的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相关文化因素的理解。译者若缺乏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

如何处理文化差异问题?翻译界一直有“归化”和“异化”之争。持前一种观点者主张在翻译时将源语文化有的文化形象换成目的语文化中含有同样或相似联想意义的不同文化形象。比如古希腊的海伦与吉中国的西施，尽管两者在文化形象上相差甚远。但两者所代表的都是绝代佳人。其联想意义相同，所以在翻译中完全可以将“美若海伦”换成“貌比西子”。而持“异化”观点者则坚持保留源语文化中的形象，认为海伦是海伦，西施是西施，高鼻子，蓝眼睛的古希腊美人与淡扫蛾眉，朱唇半启的古代中国美人决不能混为一谈。其实，归化与异化，各有利弊。归化的长处在于，经归化处理过的译文，其文化形象都是译文读者所耳熟能详的，读来地道，生动，不会给读者带来任何理解上的困难：然而归化也有其弊病。“它是以把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并牺牲了大量附载信息为代价的。人们阅读完全采用归化法翻译的作品，严格说来只是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温习。而已失去了了解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意义。异化的缺点在于异质文化的介入使译文晦涩难懂，加重了读者的负担：但也有好处，那就是将新鲜的文化因素引入了目的语文化。”扩大了目的语文化的含量。给读者以原汁原味的感受，增长了读者的知识。比如英语中有一句俗语“throw straws against the wind”，如果采用归化的译法，则可以译为“螳臂挡车”，读者一下子就明白这是比喻不量力的举动，很容易理解：如果采用异化的译法。就是“扔草抵风”，乍一看，读者肯定茫然不知所云，但多读几遍。想象一幅在狂风中拾起一捆稻草以抵挡风势的画面。再结合上下文，读者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是指“自不量力”啊!读者在阅读中所费的时间和精力多了，但从此学到了“自不量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在处理文化差异上，归化和异化。并无孰优孰劣之分，采用哪一种方法，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主要应取决于两个因素：1、译文的读者。译文的读者如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学者，则可以考虑采用异化；如读者是一般大众，则最好采用归化。2、译文的目的和用途，译文主要是用来娱乐，宣传，鼓励呢，还是学习新的表达方式，了解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意义。前者宜采用归化。后者不妨用异化。所谓“翻译无定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小说等文学翻译中，译者还可能利用注解来说明译文中不容易理解的地方，而影视翻译中是不可能的。必须让观众一听就懂。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影视译者必须充分发挥其二度创造功能，创造性地将原作品的文化信息，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译语观众与源语观众在接受性上和谐统一，又要考虑本国观众的接受力。下面我们就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一、片名的翻译

一部影视作品能否吸引观众，好的译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惠南指出，影视片名的翻译“既要符合语言规范，又要富有艺术魅力，既要忠实于原片名的内容，又要体现原片名的语言特色，力求达到艺术的再创造”。要讲求“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和艺术性”，要能起到很好的导视和促销作用。比如，外国的影视片喜欢用人名和地名或事件发生的地点作片名，借以突出主人公的形象。而中国观众对外国人名和地名感到陌生、拗口。如果直译，势必会降低观众的兴趣。使导视及促销作用大打折扣。因此，经验丰富的译者往往从观众接受性角度出发，紧扣原片的主题和内容，译出了既有艺术性又有实用性的片名。如好莱坞影片Julia Roberts 2000年主演的影片Edn Brockvich译作《永不妥协》就是耐人寻味的佳译。影片主人公Erin的执著性格和永不妥协的精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译者按字面把片名直译成《艾琳・布洛克维奇》就不符合我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不但难以记忆也缺乏艺术感染力。再比如电影Thelma&Louise《末路狂花》、Dolores Claiborne《热泪伤痕》、Driving Miss Daisy《温馨接送情》、Few Good Men《义海雄风》等都是中文片名取的不错的例子，真要照原名翻的话，你会想看一部《赛尔玛与路易斯》，《桃乐丝・克莱彭》，《接送黛丝小姐》或者《难得的好人》的电影吗?的确，成功的片名是招牌。往往对整个电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以及审美观念的不同，有些英美观众可以心领神会的片名直译过来会令中国观众十分费解。如影片They，原片名对中国观众来说毫无吸引力可言，甚至莫名其妙。而译名《恶梦缠身》无论从艺术性还是市场效应显然比译成《他们》更胜一筹。美国电影Marvin's room如果按字面翻译成《马文的房间》则显得很平常。译者独具匠心把片名译成《一切从心开始》，与影片内容十分贴切，令人回味无穷。

二、对白的翻译

在《阿甘正传》中，小阿甘和珍妮在校车上认识。珍妮邀阿甘坐在她旁边，从此两人成为好朋友。阿甘独白了这样一句话：

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 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She taught me how to climb.

如果采用直译的译法。则译文为：

从那天起，我们总是在一起。珍妮和我 就像豌豆和胡萝卜一样。她教我爬树。

在欧美国家中，豌豆和胡萝卜常用在一起做菜，比如色拉和蔬菜汤中总会有这两样东西，因此作者用此比喻两个人关系亲密。对于西方观众来说，这个比喻很恰当也很形象。观众由此得到了语言上的审美享受。然后翻译后的语言不仅不能使中国观众得到一定的审美享受，而且还造成了观众理解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正式两国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在此，我们不妨采用归化法，将“象豌豆和胡萝卜一样”改译成“形影不离”这样译，既使观众易于理解，又保留了语言的生动性。

我们再来看影片《闻香识女人》中的一段对白：

Slide:so,what are you doing here,in this sparrow-fart town?

Charlie:I.I attend Bird.

施雷德中校：那麽，你到这个狗屁小镇来干什麽?

查理：我。我来博德学院读书。

Sparrow-fart如果直译，就是“雀屁”。汉语中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表示对某事物的不屑，汉语中常用的粗话是“狗屁”，因此在翻译时我们进行了形象的更换。虽然语言不雅，但却保留了原文的风格，对表现片中上校故作粗鲁无理的态度是很有必要的。

再看英国电影It Happened One Night《一夜风流》里的一段台词：

Peter:Oh?This?Well,I like privacy when I retire.Yes,I'm very delicate in that respect.Prying eyes annoy me.Behold the walls of Jerichho!Err.maybe not as thick as the ones that Joshua blew down with his trumpet.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耶利戈城墙，比不上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

“耶利亚城墙”“约书亚”这两个词语均与《圣经》故事有关，而大多数中国观众对西方宗教文化是比较陌生的。为使中国观众理解这些词语在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使原文涉及的文化因素尽可能清晰的传达给观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对这段文字采取诠释法翻译。做如下调整：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像《圣经》中的耶利戈城墙，虽比不上以色列的军长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

经过这样的润色，观众不禁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出处。增强了文化内涵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傲慢与偏见》中有这样一句对白：

Mr.Darcy:lf the dragon returns,then,George will know how to deal with him.达西先生：那恶龙要再来，降龙将军自有办法。

这里的“dragon”指的是刚刚追着莉齐跑的在片中被班奈特先生讥讽地称为“一个非常罕见的宝贝”的令人讨厌的柯林斯先生，而“George”是达西先生风趣地用来指代自己的，来表达自己愿意而且有能力帮助莉齐摆脱和对付难缠的柯林斯先生。这两个词分别译为“恶龙”和“降龙将军”是归化翻译。“dragon”在西方文化中是传说中邪恶的怪物，而不是几千年中国龙文化中的龙。但两者也有相通之处，如形象怪异，本领很大等。“George”在这里并不是一普通男子名“乔治”，而是西方文化传说中的那个圣人。曾英勇地杀死“dragon”从而救出利比亚国王的女儿。

因此，把“dragon”就译成“龙”会使中国观众错误地有各种联想，不明其意：而“恶龙”则点明了该名词贬义的指称。同时。“George”译成“降龙将军”也明确了“dragon”和“George”之间的对立关系，让中国观众能即刻领悟达西先生英雄救美的殷勤意思。当然，英语文化中关于“dragon”和“George”的经典传说则无法传递给中国观众了，因为影视翻译没有注解。

又如我们经常会在翻译中碰到如“他犯了第七诫”这样涉及西方文化背景的句子，中国的普通观众对此往往不明白。如果这句话出现在小说中，译者可以在句子旁边加上注释，辅助说明“第七诫”是指基督教“十诫”中的一条“不可杀人”。电影配音中，受到对白口型的制约，根本无法加注说明。翻译时如照剧本直接翻译观众很难理解其真正含义。鉴于此。译者应取掉“第七诫”的源语词汇，保留其内涵意义。把这句话直接翻译成“他犯了杀人罪”。

第8篇

在今天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个人之间、社会团体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无不存在着文化差异甚至文化沟壑。增加跨文化交流的影响和活动，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的重要性在全球和国内环境有目共睹。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缩短文化距离，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迫切需求。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解读

随着跨文化交流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普遍，“跨文化能力”的研究在语言学研究和其他相关领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学生或社会各界有各种跨文化需求的人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上，如跨国公司人员、导游、涉外工作者等等，而对于教师，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任务的承担者，却鲜有人关注，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也相对匮乏。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自从霍尔在1959年提到跨文化之间的人类学，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演变成一个复杂的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过去几十年我们见证了跨文化交际研究戏剧性的增长。这表现在：从理论研究方面看，随着社会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被纳入高校外语教学水平评估和大学英语新教学大纲的内容之中，所以开展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量方法对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调查研究。本研究通过问卷的形式，对二十五名来自黑龙江省大庆市三所高校的具有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称的专业和非专业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调查。问卷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层面，它们分别代表跨文化交际动机、跨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答案设计采用莱克特五级量表，其形式是从“非常同意/我经常这样”到“非常不同意/我从不这样”。

四、研究结果分析

测试数据采用 SPSS 软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1.有关跨文化的研究沟通能力，其方法或评价从研究者更多的关注，这主要是邓炎昌，Gudykunst，鲁本，怀斯曼，Spitzberg。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仅处在中等水平，且在情感、认知和行为层面表现出不均衡分布。他们的交际技能和跨文化知识水平较低，尤其在后一项上相对薄弱。近年来学生大大强调，这影响了在中国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方向。因此，高校英语教师亟待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满足大学英语教学的需要及其自身素质的提高。而提高这种能力的主要方法在于增加跨文化方面的知识，其中又以社会规范、价值观、信仰和态度方面的知识为重。

2.大学英语教师的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力的保证增强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受试者的不同背景因素对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性别、学历、职称、授课对象的专业背景无论是在各个测试层面还是整个跨文化交际能力上均未发生显著变化，这一结果出人意料。从表面上看，上述结果似乎与我们的假设背道而驰，但是如果将其放到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即中国英语教育存在着内容结构上的缺陷，因其只注重语言结构性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关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上述现象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由于教学体系中没有跨文化部分内容，同时在教学大纲中又不要求教师传授相关知识，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一个人学习的时间越长（学历），授课时间越长（职称），以及用英语授课的时间越久（授课对象），其能力的增长不外乎就是掌握了更多的词汇，更精通的语法知识，以及更精于课堂知识的传授。由于大学英语教学主要方式为学生学习跨文化交际知识，因此，老师应该负责开发学生的国际竞争力。毫无疑问，这方面的知识积累有助于人们的跨文化交流，因为它是一切跨文化交际的基础，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因此，学历、职称和授课对象的不同并未对受试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肯定学校教育的积极作用，它依然是培养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在保持现有教育特色的同时，要重视跨文化知识内容的传授以及相关能力的培养，并在教材设计、教学大纲以及各类英语等级考试方面添加这部分内容。

（2）跨文化交际经历对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各个层面上产生了显著影响，经常与外国人交往的受试者的得分远高于对照组。鉴于受试者具备基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与外国人交往的频率就成?樘岣咂淇缥幕?交际能力的一种必要的补充手段。

（3）建立校际交流，派高校教师到目的语国家接触外国文化，直接体验（Immersion）目的语的民族文化，参与该文化，以达到用目的语的文化来评价跨文化交流心理感受的程度。在这方面，一些高校和沿海发达地区已取得一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推广。

（4）让多数高校外语教师直接到目的语国家进修学习是不现实的，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和网络资源，主动地接触目的语文化，如利用原声影院、卫星电视节目来增加对目的语文化知识的感性认识。再者，鼓励高校教师阅读大量有关文化方面的书籍，文学书籍是一个社会的全景图，是社会生活的万花筒，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教师们也可以增加有关目的语文化知识的理性认识。

（5）问卷结果分析还显示，年龄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显著影响。低年龄层（≤29）受试者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上的明显优于对照组。这主要是由于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英语教学改革，导致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在内容、方法等各方面与对照组存在显著的不同。这说明已经实施的英语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效。但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距离高水平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应继续加强和深入英语教学改革，将跨文化知识内容贯穿到教材设计、教学大纲以及各类英语等级考试中。在现阶段，为了建设一支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师队伍，应为各个层次的教师举办文化讲座、理论研讨、学术交流等活动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五、结论

第9篇

关键词：契丹；崇山；黑山；木叶山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001-02

在契丹族的精神世界中有两座山神山之祭，一个是木叶山祭山仪，一个是黑山魂归之祭。无论哪一祭，都是崇山观念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既为祭山，当是以山为载体和场所进行的典礼仪式，山是此仪式的主要的物质要素和观念要素。它的核心观念当来自于人们长期形成的崇山心理和习俗。崇山观念及其五花八门的崇祭习俗差不多是人类共有的自然崇拜现象。民族学在这方面的资料可以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考古发现山巅上有祭祀设施的例子。而游牧民族对山的崇拜则表现得更突出和独特。

游牧民族对山的崇敬可能源于多种观念因素的交杂：其一，崇山是出自对天地的敬畏以及祭天祀地的需要。在游牧人的观念中，天是至高无上的，茫茫草原上的草木禽兽均为天地所赐，辽阔苍穹的祸福兴乱皆由天地所定，天地是草原的主宰。天更是游牧民族自然诸神中最大之神――天神。拜天、祭天成为游牧民族生活的重要内容。《宋史》就有关对契丹族祭天所发的感慨：契丹主“一岁拜天，不知其几”。①《金史》记载女真族“俗有拜天之礼”。②《元史》亦记蒙古族“代有拜天之礼”。③而在人们的直观认识中山是最接近于天的，因此，山便成为古人祭天最理想的场所之一，中原王朝的封禅大典选择中原人认为最高之山――泰山，就是觉得泰山离天最近。历代王朝的郊祀筑坛祭天同样是这一观念的发展演变。游牧民族的崇山更具有敬天的意义，且拜天、祭天则多选择于山上。《辽史》中选择山上拜天、祭天的事例非常之多，如阿保机曾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④天赞四年“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⑤应历十八年（968）辽穆宗曾“登小山祭天地”。⑥山颠上祭天同样是蒙古族的习俗，《多桑蒙古史》载成吉思汗一次南征出兵前“登一高山，祈天之助”。⑦宪宗蒙哥即位的第二年，曾冕服“拜天于日月山”。⑧其二，由于某山与一个民族（部落）的起源有密切关系，而为崇拜的对象。众所周知，东胡族遭匈奴打击而散灭，后来发展壮大起来的两个支系都确立了自己的祖山，其中乌桓族以乌桓山为自己的族源地，而鲜卑族则以鲜卑山得名。至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部族同样也会有自己心目中的神山，并把自己的祖源与之紧密地联系起来。其三，山与游牧民族生活息息相关，而成为崇拜的对象。山及其山的走向往往是划分草原各游牧部族或部落集团的自然疆界，同时又是保护部族游牧畜猎生产的天然屏障。山阳之麓往往又是游牧民族卓帐聚居理想的家园和夏秋纳凉围猎的最好场所。多种崇拜心理交织使草原游牧民族、山林民族形成稳定的崇山观念。游牧部族的首领、贵族们往往利用人们这种朴素的普遍的神山信仰心理做文章，同萨满巫教结合起来，通过塑造神山，创制祭拜之礼，来加强部族或部族联盟的凝聚力并提高自己的威信。

契丹族源出东胡系统，东胡散灭后，后起的乌桓和鲜卑族都有明确的崇山观念，这种以追溯族源为主旨的崇山观念肯定对契丹族有着深刻影响。但是，由于契丹族在建国前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几乎没有留下崇山、祭山方面的任何痕迹。但是我们从唐、五代汉族文献中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成书于唐朝初年的《隋书》最早记述了契丹人的葬俗，我们可从中窥见契丹部民崇山的心理。史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⑨其后《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都转载抄撮了这一风俗，“其俗死者不得作冢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⑩中原史家对契丹族早期历史本来了解得非常有限，在区区有限的篇幅里把契丹的这一葬俗写进史书，可见这一风俗对于契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葬俗中肯定包含着契丹人崇山、敬天的观念。这种山葬（天葬、树葬）习俗追根溯源应当与乌桓族的葬俗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史载乌桓族“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11 另外，属于山葬后期萨满巫事活动的祝词更反映了亲人为死者向山神祈福的渴望心情：“夏时向阳食，冬时向阴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12 汉文献记述的契丹早期山葬习俗，当是普遍存在于契丹族中一般性的习俗，由于早期契丹受外部势力的打压，“迁徙无常”，“无有定所”，或许还没有固定的魂归之山。当然，在契丹各部互无统属的时代，每个部族应当有每个部族更为具体的山葬习俗。或许，每一个部族都有相对固定的死葬之山。

随着契丹社会的发展以及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古老的山葬习俗被土葬所取代，但是契丹族死后魂归神山的理念进一步升华，崇山观念进一步强化，并形成统一的、固定化的全社会共识的崇山心理。即形成了全国性统一的黑山祭祀。汉文献最早记载了契丹人祭祀黑山的历史事实。张顺民《使辽录》说：“虏中黑山，如中国之岱宗，云虏人死，魄归此山。每岁，五京进人马纸各万余事，祭山而焚之，其礼甚严，非祭不敢进山。”武在《燕北杂记》中也记：“冬至日，杀白羊、白马、白雁，出牲血和酒，黑山奠神。言契丹死，魂为黑山神管系。”契丹民族把黑山作为最终的归属地，黑山之祭远非一般意义的山神崇拜之属可比。

对于自然崇拜来说，崇山的最终目的是敬天和祭祖，已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而契丹木叶山祭山仪的形成使契丹人崇山观念和习俗终于以国家大礼的规制达到了最高境界。《辽史》卷五十六《仪卫志二》国服条下特别提出：“辽国以祭山为大礼，服饰尤盛。”13 《辽史》卷四十九《礼志一》，把祭山仪放在了吉礼中的第一位，而作为昭告契丹新皇帝登位的柴册仪以及拜日仪、告庙仪等国之重礼都屈位其后，已明确祭山仪是辽朝最重之大礼。从“祭山仪”条下的内容看，契丹族祭山大礼揉和了契丹族传统的自然、图腾、天地、祖先崇拜于一礼之中，又吸收了中原汉民族封禅礼、郊祀礼以及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经过较长时间的结合、融汇、再造、创新，最终形成了以突出皇权政治为主旨的综合性礼仪制度。其政治内涵的深邃性、文化内涵的广延性及其宏大的祭祀场面都远远超出其他较单一的礼仪制度。从一定程度上说，契丹祭山仪在内容上包容了柴册仪、拜日仪、告庙仪等仪礼核心部分。在祭天地、祀祖先以及仪式的各环节中，突出了皇权至上的思想，而庄严宏大的礼仪过程在凝聚契丹民族向心力方面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 释：

①脱脱.宋史（卷8）・本纪第八[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172.

②脱脱.金史（卷28）[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693.

③⑧宋濂等.元史（卷72）[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1780，1781.

④脱脱.辽史（卷1）・太祖上[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5.

⑤脱脱.辽史（卷2）・太祖下[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21.

⑥脱脱.辽史（卷7）・穆宗下[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86.

⑦多桑.多桑蒙古史（上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69.

⑨令狐德，长孙无忌，魏征，等.隋书（卷84）・北狄[M].中华书局，1973.

⑩刘.旧唐书（卷212）・北狄[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11 范晔.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第10篇

[关键词]　影视翻译；文化差异；原则

一、引　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影片陆续进入中国，译制片的观众不断增加。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好莱坞大片的涌入，译制片不再是高不可攀的“阳春白雪”，而成了雅俗共赏的大众娱乐品，观众如雨后春笋般陡然剧增。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层次和文化层次。从七八岁的小朋友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从文化程度极低的文盲、半文盲到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都能在观众中找到。观众的大众化分布首先必然要求影视语言的大众化，也就是浅显通俗。其次，影视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呢?电影电视节目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可以提供资讯、传授知识，开拓眼界，促进了解，是多功能的现代化媒体。那么如果问及影视节目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答案应是“娱乐”。当人们经过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回到家打开电视机，或坐进电影院舒适的坐椅中，目的就是“娱乐”。通过娱乐放松身心，消除疲劳。

二、影视翻译的原则

1　译文语言通俗易懂

译文语言若是晦涩难懂、矫揉造作，肯定会导致观众失去兴趣。所以翻译时要通俗一些，让观众看起来明白易懂。当然，易懂并不等于粗糙，并不等于平淡无力。要采取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即适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如电影片名Hamlet译为《王子复仇记》就比《哈姆雷特》好，因为前者更适应广大的观众，照顾到了没有接触过英国文学的观众；Gone with the Wind译为《乱世佳人》也颇为传神。“乱世”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佳人”又点明了影片的女主角，形象地展示出女主人公的坎坷的经历。1995年荣获奥斯卡6项大奖的经典影片Forrest Gump被传神地译为《阿甘正传》，而不是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就是一个很好的中西文化合璧的范例。译名借用鲁迅的《阿Q正传》点出这部电影是人物传记题材，“甘”出主人公的姓氏。更为巧妙的是，“阿甘”这个中国式的亲切称呼极易上口，深人人心，以至于影片获奖已过去10余载了，无数观众仍记忆犹新，为之津津乐道。再如2002年上映的Spider―Man，在台湾翻译为《蜘蛛人》，笔者认为就没有大陆的《蜘蛛侠》来得传神。这个“侠”字为西洋漫画增添了一分中国的侠士义气。而2003年全球火爆一时的美国好莱坞大片Catch me if you Can在中国却遭遇了令人大跌眼镜的票房惨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片名的翻译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部影片在国内的译名是《我知道你是谁》，不但读起来拗口，而且作为一部主要讲述FBI捉拿通缉犯的悬念迭出的侦探片的片名，却显得语气平淡，气势薄弱，根本无法先声夺人，引人入胜。大部分观众一看片名并不知道“你是谁”，故而理所当然地影响了票房收人。有人评价说，其片名的直译《有本事来抓我》或许都要略胜一筹。而比较一下这部电影在港台地区和海外的其他译名，如《逍遥法外》《智抓双雄》《神鬼交锋》《猫捉老鼠》等等，就不难体会到电影片名的翻译在技巧和原则上都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了。

因此影视剧的语言要尽可能地通俗一些，当然，“现代汉语里通俗化的语言有着极其丰富的表现力，它能反映简朴的思想，也能表达复杂的情感，关键在于能否使之生动活泼、准确自然。”

2　情节衔接顺利通畅

电影是一种视、听综合艺术，画面对语言可以起一种补充作用，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并不需要十分忠实于源语语言，缺失的信息部分可以由画面所负载的内容进行补充。有时候由于画面的制约，译者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法，使得对话与画面吻合。

比如在《角斗士》一片中，一开始，Maximus正率领他的部下准备与蛮族一战。他的部将Quintus正在部署战斗前的准备工作。

Quintus: Load the catapults, infantry form up for advance,archers ready.

Chief archer: Archers?

Centurion : Nook !

Archer: Nook.

昆塔斯：投石器上好弹药!步兵排好前进队形，弓箭手准备。

总弓箭长：弓箭手?

百夫长：搭箭!

弓箭手：就绪!

对话中的两个nock有不同的隐含意义：前者是百夫长在传达上级的命令，指挥士兵把箭搭上弦，后者是弓箭手的回答，意思是已经按照命令把箭搭上弦了。如果直译为“箭已上弦”，则从听觉效果上来说，不如nook一词来得干脆。其时画面上闪过一排排弓箭手箭已上弦、蓄势待发的画面，因此译者把“箭已上弦”这个具体的回答改成“就绪”，只有一个词，和战争爆发前的紧张气氛相吻合，同时也体现了军人的一种干脆利落的作风。至于“就绪”的具体内容，观众一看画面便知道了。

3　文化差异的处理

但是，我们使用归化的方法翻译时要掌握好尺度，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理解问题的部分，我们应采取归化的方法。在《阿甘正传》中，小阿甘和珍妮在校车上相识，珍妮邀阿甘坐在她旁边，从此两人成为好朋友。阿甘独白了这样一句话：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She tatught me how to climb，如果采用直译的译法，则译文为：从那天起，我们总是在一起。珍妮和我就像豌豆和胡萝卜一样。她教我爬树。

在欧美国家中，豌豆和胡萝卜常用在一起做菜，比如色拉和蔬菜汤中总会有这两样东西，因此作者用此比喻形容两个人关系亲密。对于西方观众来说，这个比喻很恰当也很形象，观众由此得到了语言上的审美享受。然而翻译后的语言不仅没能使中国观众得到一定的审美享受，而且还造成了观众理解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正是两国物质文化上的差异所带来的。这种情况下直译显然是不可取的，如果改译为“形影不离”。中国观众对“形”和“影”的关系非常熟悉，因为在汉语中有很多相关的成语，如形影相吊、形单影只、形影相随。这样译，既使中国观众易于理解，又保留了语言的生动性。再如英国电影《魂断蓝桥》一开始，有这样一段画外音：

Announcer’sVoiee：Atll：15 this morning，the PrimeMinister，speaking t0 the nation from Number Ten DowningStreet announced that Great Britain is at war with Germany，

广播员的声音：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此例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层意义。但对“唐宁街10号”这一隐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补充说明的话，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观众会茫然不知所云。大多数中国人知道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办公地方，但知道唐宁街是英国首相办公的地方的人并不多，因此如果加上几个字变成“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lO号――英国首相府邸向全国发表了讲话……”中国观众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Kitty：Oh，take no notice，The old dragson make her writethat，

凯蒂：你别在意，是母大虫让她这么写的。

以上例子中，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造成了翻译中的困难。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龙”是皇帝的代表，是尊贵的象征，整个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而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是一种会喷火的凶猛的野兽，是“邪恶”的象征，它在原句中指代“夫人”，把它翻译成“母大虫”显示说话人对她的厌恶。所以这时我们只能选择中国观众所能接受的文化意象来进行影片翻译。

而对于观众比较熟悉的文化知识，翻译时应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及文化特色，适当纳入西方文化。因为影视片是文化交流的渠道，通过影视片的欣赏，观众可以感受到异国风情和他们所特有的习俗，从而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如：在美国电影JFK《刺杀肯尼迪》中检察官Jim Carrisan有旬台词“We’ve au become Hamlets in onr country…”其中的Hamlets是中国观众都熟知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其文化内涵观众也不陌生，所以翻译时不必进行变动，可将其直译，不会影响到观众的理解。

又如在《闻香识女人》一片中，史雷德中校和查理在谈话，弗兰斯在外偷听，被上校发现，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Who’s there?That little piece 0f tail!Get out 0f here[Yeah…can’t believe they’re my blood，IQ of slogs，and themanner of bansees，

谁在那儿?那个小尾巴!滚出去!不能相信这是我的骨肉。又蠢又嚣张。

Bansee是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报丧女妖，女妖的出现或是夜间听见其哀号恸哭者表明亲属中有人要死去。Thenlanner 0f bansees意指举止嚣张、粗鲁。像这样一种民间传说中所特有的形象是不太可能找到相似的替代形象的，如果勉强用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牛头马面、阎王之类的形象来归化，不仅令观众产生滑稽可笑的感觉，而且也没能传达出原有的联想意义。这时我们将源语的联想含义直接译出。

三、结论

第11篇

关键词：英语学习，语言，文化差异

 

在语言、文化、跨文化交际三者的关系中，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影响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在以一种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应遵守该语言的文化语用规则。但不难发现，当一种语言在各种困素的作用下被广泛传播到本土以外、为众多其他地域的人们使用时，语言与文化之间会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关系，而在以该语言为媒介所进行的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遵守的语言使用规则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交际成功。但愿望与现实往往存在距离。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际受挫或失败，产生误解，甚至引起关系恶化的情况时有发生。很多人把这一点归结为语言不通。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语言不通，交际很容易产生障碍，但很多情况下，交际受阻或失败不是由语言引起。以英语学习为例，有不少英语学习者在具备相当的听、说、读、写技能后，却不能用英语有效地表达思想进行交际，对于这样的学习者，与其说他们的交际存在语言障碍，不如说是存在与交际对方的文化障碍。文化是语言所承载的内容，语言和文化互为作用，两者关系十分密切。语言和文化受到各国不同发展历史、地理环境影响。尽管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各国间的距离已经缩短，但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却依然存在。只有了解、理解和尊重这些差异，培养跨文化意识，我们才能跟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有效地进行交际。

一、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

语言的不同层次和相当层次的语言单位具有不同的文化蕴含内容。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英汉语言差异，是英语学习者有效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前提。词是语言中蕴含文化的核心。文化差异造成词汇语义理解障碍从而影响交际的例子非常常见，因此，英语学习者要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语言差异首先要了解文化差异对英汉词汇的影响。文化差异对英汉词汇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1．英汉文化部分重合导致词汇语义部分重叠。英汉文化中都有的实体，汉语加以明确区分，英语中可能不加区分。这种情况首先体现在概念词上。论文大全，语言。论文大全，语言。英汉语言中的亲属称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uncle”为例，英语中父母双方的同辈男性亲戚均用“uncle”表示，但uncle在汉语中可细分为伯、叔、舅、姑父、姨父、表叔等，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对这些细致区分的亲属关系肯定束手无策。同样，汉语中不加区分的实体在英语中会明确区分的也比比皆是。论文大全，语言。如汉语中“骆驼”一个词，它相当于英语中的camel，可细分为dromedary（单峰骆驼）和Bactrian camel（双峰骆驼）。汉语中一般只用“公”和“母”（或“雌”和“雄”）二字来区分动物的性别，而英语中则往往各有单独名称，小动物也另有名称。如英语中公马、母马和幼马分别为stallion、mare和foal。

2．英汉文化空缺导致词汇空缺。以别的语言为参照，任何一种自然语言的词汇中都可能出现“词汇空缺”现象。所谓空缺 （文化上） ，是指有些表达方式为一国所独有而别国没有。如“冰糖葫芦”一词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只能意译为candied haws on a stick；又如“Mr. Potato Head”中文中直译为“土豆头先生”，如果不知道它是美国的一种深入人心的流行玩具，跨文化交际者势必不能理解这一词的意思。这种词语使用上的空缺现象在英汉语言中非常普遍，而其在英语和汉语的谚语、成语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尤为突出。如汉语中的谚语“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激励人们坚持锻炼身体。英语中没有“三伏”和“三九”的对应词，如果你对外国人说 three fu 和 threenine，相信听的人会莫名其妙。此时译成英语要对其意义加以解释，例如In summer keep exercising during the hottestdays；In winter do the same thing during thecoldest weather。

3．英汉文化冲突造成词义冲突。所谓文化冲突，有两种情况：①有些表达方式，一种语言有另一语言也有，但涵义相反或意义相差甚远。如英汉语言中都有“个人主义”这一词，英语“individualism”在美国人眼里是个人的独立自主，它体现了美国强调的个人奋斗、努力进取的价值观，是褒义的。而中国人眼中，“个人主义”是“集体主义”的反义词，有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意思，是贬义的；同样词语貌合神离的例子枚不胜举， 如“pull one’ s leg”不是中文中的“拖后腿”而是指“开玩笑”；“drop a brick”不是指“抛砖引玉”而是指“说话闯祸”。②含义相同但在两种语言表达方式上不同甚至相反。论文大全，语言。如中文“红”与“绿”或“白”相对，而中文中表示嫉妒的“红眼病”英语中是“green-eyed”，如果用“red-eyed” 则是指把眼圈哭红的意思；“酒肉朋友”英文是“a fair-weather friend”，这跟中国人朋友见面少不了吃吃喝喝，英国人见面喜欢谈天气的文化差异不无关系；中国是农业国家，很多习语都与农相关，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瓜田李下”等，英国是岛国，所以很多习语与航海相关，如“put one’s oar in”、“walk the plank”等，“树倒猢狲散”英文中译为“ratsdesert a sinking”足见两国的文化特色。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

1．培养正确的文化态度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民通过创造活动形成并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产物。中西方文化由于各自人类文明进程不同。论文大全，语言。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所持的哲学观不同。因而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主体，崇尚勤劳、谦虚、谨慎的美德；西方文化则以物本为主体，崇尚个体性、开放性、创造性的文化传统。中西文化本质差异使中西方人们的生活大有不同，包括感情表达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行为方式等等。而这些无不对语言产生影响。因此。培养文化敏感性．即英语学习者在深刻理解本族文化的基础上具备对异国文化的观察、理解和反映能力应被视为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第一步。学习者对本族文化和异国文化要有正确的认识，摈弃民族主义，消除文化偏见的文化相对主义态度——即文化只有差异，而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基于正确的文化态度，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察觉到与本族文化有明显差异并可能发生文化冲突的异国文化特征，才能理性地理解与本族文化有明显差异的异国文化特征，才能在交际中真正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解决文化冲突，实现有效交际。

2．选择蕴涵丰富文化内容的学习材料

蕴涵丰富文化内容的语言材料是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途径。英语学习者在选教材时应有意识地多选取一些出自英美国家的原文材料，旨在使自己通过大量接触，潜移默化地培养跨文化意识。教材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代表性。通过对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学习者在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同时，发展了合作能力。因此，在选择教材时要注意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主流文化，触及西方文化本质，反映西方文化深层内涵的内容。例如西方的社会制度、哲学流派、经济理论、思想及价值观等等，这些内容有助于学习者自己去分析，去探讨，加深对西方社会的认识。得出自己的结论，最终达到跨文化能力的提高，自身素质的完善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成熟。（2）多元性。语言材料从类型上应包括己方文化、异域文化和跨文化的范畴。一味强调语言学习中异域文化的导入和异性文化的差异、矛盾、和冲突，相对忽视中西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影响、与融合，以及外语使用中本族文化的意义，也会使得跨文化交际陷入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加强学习者的主体文化意识，教材在选取上应当适当引入中国文化．语言材料应按不同角度来构建，对同一问题，可以用跨文化的角度来阐释。通过对己方、异域文化的认识，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中，达到对己方文化的再认识，对异域文化的真正理解．从而实现跨文化交际。（3）趣味性。教材不仅要符合学习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还要尽可能通过提供趣味性较强的内容和活动，激发学习者自我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

3．充分运用各种媒介，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

音乐、电影、电视、多媒体课件等都是文化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它们可以提供最新最生动的语言和文化信息；另一方面，有助于学习者对文化有直观的了解，留下深刻印象。学习者可以收集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资料和图片，了解外国艺术、历史政治、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等学习资源给自己直观的感受，使自己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进一步增进文化知识的积累。电影、电视是了解西方社会的有效手段，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片可以提供丰富的材料，使学习者对不同时期的社会习俗、衣着、建筑有所了解。通过电影、电视，学习者还可以观察人们的举止、表情非语言交际手段。这对语言能力的培养也是很有裨益的。此外，互联网也是辅助英语学习的有效手段。现在越来越普及的网络给学习者了解和学习西方社会文化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窗口。西方众多文化机构、语言机构、政府机构、科研机构以及大学等都建立了自己的网页。英语学习者可利用互联网与世界各国使用英语的人们进行交流，创造真实的跨文化交际氛围。总之，英语学习者应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体验、感受跨文化交际。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既反映文化，也受文化的影响。论文大全，语言。因此，学习语言不仅限于学习语言本身，在语言学习中，目标语的文化知识也应是学习的重要内容。文化因素始终存在于外语学习的背后，即使优秀的语言学习者其交际能力也会因文化原因受到限制。因此，英语学习者应培养自己对异国文化的敏锐感觉能力、对语言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能力，从而培养出真正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自己成为既有语言知识又有交际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2]谢金良.西方文学典故词典[M].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林纪诚.语言与文化综论[C]. 语言与文化，1998.

第12篇

【关键词】 留学生;文化差异;心理影响;应对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和对外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种族的留学生来华学习,他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异国文化,给我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活力。高校外国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种族背景、政治背景、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学历和社会经历各不相同,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也各有差异,很容易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不适感。

如果这种心理不适应不能长期得到解决,学习者可能会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而变得疲惫不堪、丧失学习的兴趣,甚至可能出现厌学和逆反情绪而直接影响其正常的学习与生活。长期以来,高校外国留学生管理工作一直侧重于为留学生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设施和配置必要的学术支持力量,没有对外国留学生来华生活所面临的跨文化心理适应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显然是目前高校留学生管理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甚至是盲区。

近年来,外国留学生的跨文化心理适应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随着留学生教育中“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呼声渐高,作为一名外事工作者,探讨如何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来对外国留学生有效实施科学管理,因势利导地调动其积极的心理因素,疏导和排除其消极的心理因素,使他们在中国度过富有成效而又有意义的留学生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留学生跨文化心理状态及影响因素

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求学与生活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心理因素和心理特征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当人们从一种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转入另一种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时,大多数人都会或早或迟、或大或小地对环境的突然改变外国留学生跨文化心理不适应所表现的心理状态包括两方面,即内心深处的孤独感、思乡感、无能感、无安全感和外部的易怒、抑郁、自我封闭的情绪和行为。如不知所措、焦虑、恐慌、抗拒、抵触、逃避、抑郁、沮丧、孤独感和相思病。

在对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实践中发现,影响外国留学生产生文化休克的因素很多,比如本国文化与别国文化的差异,学习者个人诸如年龄、心理素质、受教育程度和成长环境等的差异,不同国家文化圈的差异往往是诱发外国留学生产生“文化休克”的直接因素。这是由于内在的文化积累和外在的文化移入所引起的急剧变迁对外国留学生心理产生的极大冲击与震动所造成的。如当我们要求外国留学生如不能上课应向老师请假,外出长途旅行应先告知所去的时间、地点,公寓内不能养宠物以及外事部门抽查公寓卫生等,他们都会认为是干涉他们的隐私。

“文化休克”又叫“文化震荡”或“文化冲击”,是指一个人初次进入异文化环境后出现的各种心理上、生理上的不适应,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许多学者对国际学生在国外留学期间所需经历的跨文化适应的各个阶段都做了许多研究。美国的两位学者拉莱文和马拉・阿德尔曼把文化适应过程描述为蜜月阶段、文化休克阶段、初步适应阶段、孤独阶段、融合阶段。而在这其中出现的从“蜜月阶段”(the HoneyMoon stage)到“文化休克阶段”(the Culture Shock stage)则成为了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差异对汉语习得影响的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即从留学生初次来到国外时对新文化的生活所产生的新鲜感、兴奋感和好奇感到由于文化休克的不适应而产生的紧张感、焦虑感、挫折感、不适感以及无能感、愤怒感和抑郁感。

一般来说,当文化刺激所带来的兴奋随时间延长而逐渐减弱之后,文化差异对心理的负面影响便会显现出来,时间大都发生在到达异国他乡的第三个月到第八个月。在这一阶段,留学生的情绪会降到最低点。

一是,由于他们的某些物质要求得不到满足。相对中国学生来说,外国留学生对学习、食宿等生活条件有较高的标准,这主要与他们在本国的生活水平和习惯有关,如他们对卫浴设施的要求和24小时热水供应均认为是基本的条件。在教室条件方面,他们关心是否有舒适的桌椅和必要的现代化教学设施,是否有冬暖夏凉的空调系统等。在饮食方面,他们希望有供自己做饭的厨房,可以动手做他们自己喜欢的食品等。

二是,由于在异国他乡,他们很难在短时间里找到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朋友,无处倾诉自己的苦闷和烦恼,心中未免会产生孤独感,此时留学生会特别思念故国的朋友和亲人。

三是,由于原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得不到认同,自身的价值也得不到承认和赞赏,失落和挫败感会经常出现。

四是,由于异国的生活节奏、办事方式、社会体制等方面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国家,留学生会渐渐感到异国他乡的情况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从而产生泄气的心理,并会对日常小事也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怒。尤其在生病期间,情绪很容易波动,心情特别急躁,爱发脾气。

以上过重的心理负担和情感包袱必将直接影响外国留学生在华学习和生活状态。

二、应对措施

1.注重情感管理,善用激励手段。积极应对外国留学生跨文化心理适应问题外国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种族背景、政治背景、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这就要求留管干部能充分认识和了解影响外国留学生心理适应问题的诸多因素,能让留学生首先对跨文化心理适应过程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留管干部应以国际化的视野、现代化的理念不断调整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实施管理的思路,以更高的标准营造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来华留学环境,不断扩大规模、提高质量,推进高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持续发展。

留学生们一般都接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对事物的认知有其独特的判断力,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民主思想,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学习安排等方面都表现出自身的个性。他们不局限于教师和管理者的教导,敢于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有较中国学生更强的表现欲,并渴望自己才能的充分发挥。这就需要留管干部能看到外国留学生的需要和动机特性,努力挖掘留学生自身管理的积极性,重视和发挥留学生骨干的积极作用,运用鼓励表彰等精神激励法,调动他们的进取心和积极向上的热情,提供各种条件和展示才华的机会,以满足他们自尊和自我成就感的高层次需要。激发留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潜能,有助于培养他们对异国文化的认同感。经验证明:这样的激励教育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和效果。

2.管理者要善于利用各种载体。加强交流和文化熏陶沟通与交流是消除隔阂、减少分歧的最好途径。管理者要善于组织并运用各种载体,使留学生参与其中,在沟通中增进理解,在交流中建立友谊。要多举行一些中外学生共同参加的活动,如文体活动、联欢活动,甚至一些公益活动,寓教育于活动之中。在这些活动中,留学生与国内学生的交流增多,对我国社会接触面逐步扩大,交友的范围逐步拓展,使我们的优秀文化在潜移默化之中感染留学生,使我们的校园文化在逐步熏染着留学生的心灵,犹如一双温柔的手,抚慰着留学生离乡愁绪。

积极组织留学生参与省、市有关媒体组织的活动,组织留学生参加文明城市开展公益活动,组织留学生代表游览文化名胜等。通过活动使其在活动中感受学校的温暖,感受集体的关爱,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与友好。这样,自然可以延长留学生心理“蜜月期”,缩短调整期,使留学生迅速实现角色转变,在活动中增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增强对学校的感情,增强对我国社会的正面认识。

3.强化服务意识、满足外国留学生的生活需要。外国留学生不远万里来到人地两生的中国,在气候、水土、语言、心理和生活等方面都很不适应,许多在中国人看来很平常的事情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难题。要想让外国留学生安心愉快地完成学习任务,应对他们留学期间的困难和需要给与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始终坚持“外事无小事”的原则,强化服务意识,把留学生当作服务主体而不是管理对象,从积极预防的角度着手,尽可能早地赶在“文化休克”的负面影响产生之前,通过给他们提供各种必要的信息和指导,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减轻他们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受到的压力,使之尽快地适应在异文化环境中的学习与生活。高校留学生管理要树立管理即服务的思想,服务工作做好了,管理工作也就做好了一大半。高校留管干部应注重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来提高外国留学生对我们工作的满意度。

4.加强思想教育,完善制度,严格管理。留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留学生教育的重要部分,思想教育的成败对留学生的管理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成功的思想教育,会使留学生主动适应环境,服从管理,主动学习,积极融入到学校整体中去。反之,则会给管理带来诸多问题。加强留学生思想教育,也是留学生培养目标的要求。要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要遵循积极影响、不强加于人的原则。来华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制度使其所形成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准则与我们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强行要求与我们统一起来既不现实,也无可能,还会适得其反,要在其可接受的范围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教育工作。

其次,要坚持严格管理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规章制度是保证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措施,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能够把思想问题的产生控制在最低限度,保证思想行为的正确,思想教育若不与规章制度相结合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管理工作中如不抓思想教育,不向其宣传解释所制定的规章制度的正确性、合理性,引导其去自觉遵守,规章制度就往往流于形式,也就不可能被顺利执行。

但是必须注意,工作中对待留学生应平等信任,平等信任是做好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基本前提,在思想教育工作中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即使是犯错误者,对他也要关怀、体贴,要用真挚的感情去感染他,使其认识错误。实践证明,思想教育中只有以情感人,以关怀取得信任,以温暖启迪心扉,以友爱获得沟通,方能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1]陈玮.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9)

[2]方玲波.关于高校留学生柔性管理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06(32)

[3]张立军.文化差异对留学生的心理影响及对策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04(4)

[4]史成瑞.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心理特征分析.江西社会科学[J].2000(3)

第13篇

（长沙师范学院，长沙 410100）

[摘 要] 都市文化对儿童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上，都市文化对儿童教育的影响有两条路径，一种是直接的影响，一种是通过对儿童的文化化形成儿童文化，间接影响儿童教育的生态；微观上，都市文化涵括了都市物质文化、都市制度文化和都市精神文化，这三者在微观层面上对儿童教育的发展趋向、存在形态有着重要影响。对不同历史阶段都市文化中的儿童教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古典都市文化表现出权威化的文化形态，其儿童教育方式表现出显在的压迫性控制，其教育目的是培养镶嵌在这种文化秩序中的“小大人”；现代都市文化表现为民主型的文化形态，其儿童教育方式表现出隐匿的规训性，儿童被发现并确立了主体地位，其教育目的是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

[

关键词 ] 都市；儿童；文化；教育

一、都市文化对儿童教育的影响

都市是人类的一种生活空间，相对乡村而言，通常等同于“城市”的概念，指以非农产业和非农业人口为主，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功能，兼有资源、交通等便利条件，代表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文化、科技发展水平的居民聚集空间。从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有活动来看，所谓“都市文化”即是在都市环境中生产和消费的、由都市物质与精神符号形态承载的、具有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现代性文化。在当代社会，都市文化正日益成为一种强势的社会主流文化，正日益深入到儿童的具体生活之中。

（一）宏观影响

首先表现为都市文化——儿童——儿童教育的作用路径，即都市文化以儿童为中介对儿童教育产生影响。在都市文化中生长的儿童会逐步形成一些基于都市文化的思维方式、认知模式、行动方式。这些行为是儿童接受教育的基础，也为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凝聚于儿童身上的对象性文化因素。与此同时，都市文化还对儿童教育直接起作用。这主要是由扎根于都市文化的制度文化通过显在的方式规限的。如康德所说，“能够对人提出的最大、最难的问题就是教育。由于见识取决于教育，而教育复又取决于见识，故教育只能循序渐进，只有通过一代人将其经验与知识传给下一代人、由这一代加以改进后再传给下一代的方式，才能产生出正确的关于教育方式的概念。这一概念以伟大的文化和经验为前提，因此很晚才得以出现，我们自己对它的认识也并不纯粹。”文化和教育具有天然的联系，二者互相依存，都市文化对儿童教育的影响与此相同。

（二）微观影响

在广泛的意义上，儿童所处的环境、所面对的人、以及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生成的事件共同构成了儿童的教育生态。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中，儿童得以在天性的基础上，经由文化熏陶而逐渐成长。都市文化以其物质文化的显在和可触摸性为儿童的教育提供物质条件，如公园、游乐场、文化宫、博物馆等物质形态文化；以其制度文化的规范性为儿童教育提供方向、组织基础以及政策支持，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教育方针、儿童教育制度（学制）和各种教育政策对儿童教育的规范作用；以其精神文化的缄默性和：价值性内在地规限着教育的内容，引导着儿童教育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趋向。具体而言，都市精神文化以其特有的知识形态影响着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教育方式；以其特有的价值规范影响着儿童教育的价值追求；以其特有的艺术影响着儿童教育的审美情趣。

二、都市文化的变迁对儿童教育的影响

（一）古典都市文化与儿童教育

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古典都市文化在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古代的城市文化是其典型的代表。伴随着制度的变迁，中国古代都市化经历了邑制都市时期和县制都市时期，具有浓重的政治文化特征。都市的建造都经过缜密的设计，遵循严格的规制，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恢弘的气派和皇权至上的思想。“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诸宫廷和庙宇的控制之下”。这一时期，中国的都市大多呈现四边形的城郭和棋盘状的城区，并“始终以一种世俗政治权力中心的威严面目出现，体现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统治的至高无上”。这种都市文化对都市儿童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国古代都市的文化机构和设施比较发达，太学、书院等大学机构发展相当充分，相关的文献和资料也留世较多，但却很难找到直接表述古代都市儿童生活的文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敦煌出土文献，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教育儿童的道德规范，是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好孩子’的标准。在这一知识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被模式化了的‘高大全’式的儿童，而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欢乐与幸福，却被忽略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再来追寻这一童年的足迹时，既缺少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更缺乏图像方面的资料。”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童在古代都市那些值得书写的社会生活中的缺位和成人对儿童地位的轻视。不过，古代的儿童诗、婴戏图以及零星的关于儿童的文献叙述，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据这些材料来看，古代都市儿童没有专门的游乐场所，那时的儿童通常在门前屋后的空旷处玩耍，也没有专门的游戏设施，但取材于生活的玩具形式多样；正规的儿童教育场所则常常规规矩矩，配备了桌凳、教鞭等教学设施，但无配套的活动和游戏场所。

在教育制度上，古代都市的教育学制中很长时间没有初等教育的实施机构，直到清代才有所发展，初等教育多由私塾、蒙馆、社学等民间机构承担，其中社学多是乡村的基础教育机构，私塾、蒙馆承担了都市的儿童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也多被当时的忠孝伦理所渗透，儿童的精神发展从一开始就被嵌入封建伦理的位序之中，如吃饭时“妇女儿童必须等在后面吃”；“在私塾中规章极为严酷。塾师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除对学童授课外，与学童不交一言，不示一笑，犹如一尊菩萨，把学生成天禁锢在私塾里苦读经书。”这种权威型的文化形态和压迫性的教育方式，造就了诸多“少年老成”的孩子，其实质是把孩子当作小大人，使之很早就能被嵌入现有的社会秩序之中。

（二）现代都市文化与儿童教育

第14篇

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体现

（一）宗教方面

作为佛教圣地的古代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修缮了很多庙宇道观，在寺院与名山的相互融合下，更是成为了华夏文化的重要构成。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名山大川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有寺庙的存在，这种自然美感与艺术美感的高度融合，更是为整个的旅游业带来了特有的神秘魅力。然而在这种状态下，外国友人急需从种种的宗教文化中对中国的信仰有所了解，从而对中国宗教文化进行深度挖掘。例如为什么在庙宇的左右两侧都会有两个金刚把守、为什么每个寺庙上的观世音菩萨都在盘坐莲花？为什么十八罗汉各有法器？这些对于西方友人而言充满了神奇的历史文化，在整个的涉外旅游资料中进行英语翻译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民族文化差异下的旅游翻译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不仅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信仰同?r也具有着不同的图腾禁忌，例如猫头鹰在中国被理解为一种极其不祥的动物，然而在西方的很多国家中猫头鹰则是被认为是智慧的使者。所以在整个的旅游英语翻译环节中，我们每一名翻译者都要下大功夫来做好这种历史的衔接工作，以此来避免由于中外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误解和不愉快。

（三）饮食文化差异下的旅游翻译

作为一个重视饮食的国度，中国人民的饮食文化更是博大精深。然而中国饮食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更是让国外友人心旷神怡。然而中国的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总会为生活增加很多乐趣，例如喜欢对菜谱进行“命名”，可是很多名菜对于外国友人而言却是大煞风景。例如“龙虎斗”这道菜，对于西方国家dragon是恶魔的化身，而tiger则是需要人们格外保护的动物，如果我们没有注意这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而进行直接翻译，那么便会很容易在上菜、介绍的过程中让外国友人觉得没有了胃口。

（四）思维方式不同所产生的差异

可以说对于中西方文化产生分歧与差异的不仅仅是语言，很多情况下是不同生活背景所导致的思维模式的差异。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儿女喜欢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进行说明，而西方人则是喜欢开门见山的通过条理性与逻辑性来实现内心思想的表达，这种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中西方友人在旅游的过程中产生难以理解的感觉。

二、旅游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处理手段

通过对上面几种常见的中西方旅游文化差异的分析与总结，我们结合实践工作经验可以采取如下几种翻译手段来进行处理，以此来提升西方国家游客对于中国旅游文化更深层次的理解。

（一）增译法下的旅游英语翻译

为了让外国游客对一些与宗教有关的名词、人名、地名、朝代以及历史事件等进行对应的文化背景增加说明，对于一些宗教历史典故必须要通过导入相关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文化背景，来让外国游客有所熟知。例如在进行秦国兵马俑展开旅游介绍的时候，相关介绍者必须要从秦始皇的身份进行了解，通过例如“The first emperor in Chinese History who unified China in 221”等相关的介绍来对秦始皇的一生与业绩进行描述，以此来让更多的外国游客对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望有所理解。

（二）类比法下的中西方旅游英语翻译手段

如果我们单纯的向外国友人讲解孙悟空、黑猫警长、王府井进行介绍，他们难免会一头雾水。可是如果我们每一名旅游讲解员都能够通过对比法来与西方游客喜闻乐见的一些形象加以比较，就会很容易的让游客们对中国的人物、事物有所共鸣。例如祝英台和梁山伯便是西方的“Juliet and Romeo”，中国的猪八戒和孙悟空知名度可与“Mickey Mouse Tang Laoya”媲美，而七夕节则是西方的“Saint Valentine's Day”。

（三）释义法下的中西方英语翻译

在旅游资料的翻译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例如菜名、俗语的翻译，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些知识对于中国人而言属于一种常识性知识，而对于外国友人而言则是难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不妨利用外国人的知性思维直接对其进行释义法翻译，例如名菜“龙虎斗”可以翻译为“The civet cat and snake”、古迹阜三孔则可以翻译为“Temple and Cemetery of Confucius”等，通过这种直接的方式来为西方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第15篇

关键词：地域视角 基层 检察文化建设 定位 台州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个性文化，各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检察文化不仅需要展现检察机关性质职能的共性文化，也需要融合富有地域特色的个性文化，唯有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方能有效地实现彼此之间和谐统一。近年来，台州市检察机关紧扣检察职能特征，依托地域文化特色，全力打造富有台州气息的检察文化。同时，椒江、黄岩、路桥、临海、温岭、玉环、天台、仙居、三门等台州下辖九个县级检察院也着力围绕检察职能特征，深度融入自身地域特色文化，纷纷创建起了各具特色的“台检子文化”。

一、找准基层检察文化建设的发展主线

（一）突出基层检察文化建设的职能特色

在多年发展过程中，各个法系的检察制度都积淀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检察文化元素。它们既包括独具检察特色的司法观念、价值取向和职业操守等抽象理念，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内部规章、程序规范、工作标准等具体制度；既包括检察机关的建筑、设施和装备等物质形态，也包括检察人员办案办公、服务群众和生活休闲等行为方式。检察文化建设需要围绕这些元素展开，充分突显检察机关的职能特色，确保检察文化建设为检察履职服务。例如，三门县检察院调动各方力量，以群团活动为载体，由团支部、女检察官工作小组、检察法治宣讲团、等各群团自发组织活动，投身普法宣传、送法进校和职务犯罪预防等各项法律公益活动，积极树立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良好形象，促进了检察工作创新创优发展。

（二）突出基层检察文化建设的地方特色

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风俗各异。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各地方因地理方位、生活习惯和民族风情等不同，积累下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是一个地方最具感召力和凝聚力的独特标志。基层检察文化建设应当从这些独特的地方文化传统中，汲取充沛的滋B，展示独特的地方文化魅力。例如，仙居县检察院在检察文化建设中，就非常注重挖掘本地特色，组织全院干警瞻仰明代左都御史吴时来纪念堂，聆听讲解人员讲述400多年前的一位敢于秉公执法的“检察官”――吴时来的模范事迹，巧妙地引导干警从检察职能的角度出发，领会仙居地方文化的深刻内涵。

（三）突出基层检察文化建设的人本特色

检察文化建设不仅是组织的行为，更是检察人员的自觉行为。在检察文化建设过程中，要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结合当地民俗民风民情，充分发挥在岗在职检察人员的主体地位，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文化人”的示范、引领作用。例如，临海市检察院立足临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始终坚守“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以剑喻检，创作院歌《剑魂》，忠诚地展现临检人的赤子之心。同时，由该院青联会牵头，每个部门都征集确立了体现自身职能特点的部门训，每位干警都创作展示了体现自身职业追求的座右铭，充分展现了临海检察“文化人”艺术创作才华，推动了全院检察文化建设。

二、紧扣基层检察文化建设的发展面向

（一）检察精神层面

从检察精神的层面看，不同地方的检察机关在检察文化建设过程中，既要坚持检察工作的人民性，也要吸收当地的主流精神文化。如仙居县检察院从仙居历史上楚越战争、北人南迁和儒释道传播的养分中，培育了开拓精神；从古时下汤人对台州最初文明筚路蓝缕、积极有为的开发中，种下了奋斗精神；从仙居历史名人吴芾勇斗权贵、民女顾惜宝慷慨赴死的高尚气节中，形成了鲁迅笔下的台州式硬气，并最终汇流成了仙居检察“崇法尚文、敏思慎行、自强不息、创新发展”这一仙检精神，使仙居检察文化更加可亲、可感、可知、可行。

（二）检察职责层面

从检察职责的层面看，基层检察文化既要坚持立足法律监督职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又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炼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职责文化。如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台州沿海高速公路工程作为十二五规划要求加快建设的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全国100个挂牌督办的重点职务犯罪预防项目。台州市检察院切实发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职能作用，联合沿线三门、临海、椒江、路桥、温岭、玉环等6个县级检察院，共同对该工程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使检察职责文化呈现出了很好的地方特色。

（三）检察管理层面

从检察管理的层面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首要的就是讲求纪律性和严肃性。孟子有言：“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对于检察管理工作而言，既要坚持严格依法管理，规范执法行为，也要引进和加强现代科学管理。如台州市检察院借鉴企业管理的“精准化”管理模式，严格规范使用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建立了一整套执法流程控制体系和机关规范化管理制度。又如黄岩区检察院提出“人本化服务”、“信息化管理”的理念，它们把软服务和硬管理结合起来，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检察环境层面

从检察环境的层面看，检察环境是检察机关的形象展示窗口，是展示检察精气神的无声符号。如今，大部分县级检察院均结合“两房”建设，实现了检察机关建设的园林绿化，用书画艺术形式对办公场所进行了美化，用体现检察特色的法谚法语、名言警句点缀了机关走廊，营造出了检察机关高雅、严肃、活泼、浓郁的文化氛围。如仙居县检察院投资建设的“六大文化长廊”――“仙检精神文化长廊、廉政文化长廊、书法绘画文化长廊、摄影文化长廊、团队细节文化长廊和名言警句文化长廊”等，既美化了环境，又多元素地阐释了“仙检精神”。

（五）检察活动层面

从检察活动的层面看，检察机关既要狠抓思想政治的教育培训，也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基层检察机关，开展检察活动时，应当紧密结合当地民俗风情展开。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检察人员除了检察官的职业身份外，更多的是当地社会的一分子，民俗风情是融入当地人血液里的东西，是不可更改的基因。如椒江区检察院干警很多是当地戏曲“台州乱弹”的欣赏者，他们深受“台州乱弹”所反映的雄健质朴的剧风影响，大都具有非常淳朴的处世心态和积极向上的做事风格。

三、精构基层检察文化建设的发展路径

（一）深挖地域文化自身特征和内涵

当前，检察文化建设尚处于摸索当中，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各基层检察机关应因地制宜，主动寻找地域文化特色，包括地理位置、山水风景、人文历史和风土民情等各方面的文化元素。比如，天台山和合文化强调高尚的道德情操。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个绝妙的对答成为智慧人生谦卑世的至理名言。天台县检察院充分利用上述“和合”理念引导干警珍惜在一起的工作机会，讲友谊、讲理解、讲友情，彼此包容，由此营造出了一份积极向上、团结合作的工作氛围。

（二）积极促成地域文化有效映射

映射有“反映”之义。文化映射，是指从地域文化到检察文化的有效反映、衔接。在日常生活中，所呈现的文化形式基本上都是零散的、无序的，要做的就是将原有的地域物质文化，或者精神文化进行提炼加工，并找到与检察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二者之间的共存共荣。天台山和合文化提倡“贵和尚中”，贵和谐，尚中道，从而避免激烈的对立与冲突，以达到平衡和谐的理想状态。天台县检察院秉承“和合”理念，着力构建和谐的检察人际关系，凝心聚力，有效提升了检察队伍的执行力和战斗力。诸如此类的对于地域文化阐释和吸纳，都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科学策划具有地域特点的主题文化活动

基层检察机关应科学地制定主题文化活动规划，将地域文化融入其中，并同步落实保障措施。惟其如此，地域文化才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每一位检察人员，并渗透到其工作和生活之中。对此，台州市检察院在前期分析评估、提炼的基础上，草拟了符合台州实际的“十三五”检察文化建设纲要，并确立了如下几项原则：第一是层次原则，即在时间上，将检察文化建设分解成阶段性目标；在空间上，按照检察文化建设的几个层面，制定分目标。其次是适中原则，即检察文化建设目标要根据本院实际情况制定，同时也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考量。最后是个性原则，即要突显本单位鲜明的个性特征，并找到最切合自身条件的检察文化建设支撑点，继而充分挖掘和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检察文化品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