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历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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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江南（尤其是江苏）是中国茶文化发源地之一。据古籍《广陵耆老传》记载，晋元帝（公元317―323年）时，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位老妇人，每天提一壶茶去市上叫卖。茶香味浓，饮者甚多，但怪的是从早卖到晚，壶中茶始终不竭。她把茶钱全分给穷人，大家很感激，不料官府竟认为“有伤风化”，将她逮捕入狱。夜深人静时，老妇人携茶具飞出狱窗，杳无踪影。揭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外衣，即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卖大碗茶”的文字记载。

唐代是饮茶、制茶大发展时期，商业空前繁荣。陆羽的《茶经》进一步推进了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使茶的栽培和商品化水平逐步加快。陆羽曾走遍江、浙、赣各地产茶区，江南的南京栖霞区、句容茅山、丹阳、无锡、苏州等地留下了他的足迹。《茶经》―――这部中国第一部茶学经典著作，就是他在浙江湖州的苕溪写成的。至今，仍有苏州虎丘“陆羽井”、南京栖霞山“试茶亭”等纪念“茶神”陆羽的遗迹。旧时江南开茶馆的多供奉陆羽的瓷神像，当生意不旺时便向瓷像口里灌茶，祈求茶神保佑生意兴隆。

江南历代名茶辈出，至今蔚为烟酒茶糖大观。产茶既盛，茶的买卖自然兴旺。如浙江绍兴、宁波、台州一带出产的珠茶，早在宋代就称“江南第一名茶”，销路颇广。茶最初于清代外销时叫做“贡熙”，意为专门进贡皇上康熙的。19世纪时，“贡熙”在伦敦市场上的售价不亚于珍宝。

明清徽帮茶商在江南占有相当市场，不少茶行栈、茶楼应为徽商所开（至今南京街头上大部分茶行仍为安徽人经营）。民国后，扬州、福建商人也在江南争市场，称镇扬帮、福建帮。江南茶商也远至外地行商，至迟在清代雍正年间，苏州花茶就大量运销东北、华北、西北市场。辽宁锦州市“天后宫”，在1727年重建碑文中，就有苏州“关东庄”茶商捐款的记载。抗战时南北交通阻隔，华北茶商无法深入福建等南方茶叶产地，便云集南京，从皖南等地购入毛茶，在南京窨制成北方人爱喝的花茶运回北方，可见“北方帮”茶商在江南也很活跃。

另外，江南及长江流域一带还盛行“茶会”，这是包括许多种商品买卖在内的交易活动。旧中国各行业、各商帮一般都有其约定的茶楼（馆）作为这种活动场所。商人在“茶会”上饮茶时商谈行市，其中上海的“茶会”最盛。（责编 张圣荣）

第2篇

同样的还有陈中孚在《茶岭》一诗中记载海南茶岭茶树的景象，“天柱峰头拨晓云，灵芽一寸得先春。紫芹绿笋方知贵，雷发枪旗未足珍。”在烧水备具方面，例如宋东莞人赵必王象《和同社钱梅》写有“呼童涤茶皿”，在《避地惠阳鼓峰用徐心远韶》写有“风供松叶暖茶灶”；又如南宋琼州人白玉蟾在《清胜轩夜话》一诗中写有“茶铛无火召玉童”；又如南宋诗人杨万里曾任广东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广东提点刑狱，任职期间写有饮茶的诗句，如在《二月一日雨寒五首》中有“茶瓯火合对炉熏”；宋越州人李光被贬琼州期间，写有《即事十二首》，其中有“旋添活火待煎茶”；宋番禺人李昴英在《蒲涧山行宿景泰呈诸友人》中有“旋摘新芽拨涧泉”。宋东莞人张登辰在《茶磨》一诗中写有“枯叶旋煎鱼眼水”。在烹茶方面，如白玉蟾在《赠卢隐居》一诗中写有“且自烹茶学玉川”；又如坡在惠州度过第三个春节时，他在《新年五首》中写有“茶枪烧后有，麦浪水前空”，后被贬谪到儋州时，爱饮茶的他又写了《汲江煎茶》一诗，诗中描述了坡在贬谪期间烹水饮茶，通过饮茶来扫除自己消极的情绪。李昴英在《碧霄》中有“茶烹石鼎抱茅烧”。

在茶汤方面，白玉蟾在《凝翠》中有“茗花涌白雪”，又在《题瓮斋》有“茗花浮枕斗清芬”；宋舒州人朱翌被贬谪到韶州，在韶州居住十九年之久，他在《元日登城》一诗中写有“春生茶碗结琼花”，又在《喜雪》一诗中写有“客从暖浮茶乳白”。在饮茶及体会方面，杨万里在《食车螯》一诗中写有“老子宿酲无解处，半杯羹后半瓯茶”。白玉蟾在《送郭进之》一诗中有“茶甘齿颊香”。宋南海人刘镇在《念奴娇》一词中写有“玉川风味如许”。宋诗人唐庚谪居惠州时在《杂诗二十首》中写有“南方禁太饱，茗碗直须宽”。宋李昴英在《满江红》一词中写有“却坐间著得，煮茶桑苎”，把自己比作陆羽，可见李昴英非常爱好烹茶和饮茶。

一、以茶修身：佛道普遍的修行方式

茶很早就已经传到广东并与宗教人士结缘，据《晋书》记载：“单道开，敦煌人也，……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东晋穆帝)升平三年至京师，后至南海，入罗浮山。”可知，敦煌人单道开入罗浮山修行，亦将饮茶的方式带到罗浮山。唐代僧人与道士好茶，因而促进了茶风，许多名茶的烘焙亦是出自他们之手。五代至宋禅宗独盛，禅僧对于茶的爱好一直延续，并更盛于唐，不仅僧人的日常修行生活、供佛、赠香客等离不开茶，茶亦是寺庙重要日常经济来源，成为普遍种植的经济作物之一。此外，茶有不发的茶性，对于修行僧人的欲望亦有所抑制，有助于修行悟道。通过宋代广东寺庙的僧人、道观的道士在日常修行生活中与茶打交道的过程，可以清楚地展现茶与宗教人士生活的密切程度。从相关史料可知，宋代广东寺庙和道观香火兴盛，发达的宗教文化将士人们津津乐道的品茶文化传向田野，走向大众，大大促进了广东茶文化的发展。茶与僧人的结缘由来已久，且一般来说，僧人饮茶之风较道士来得兴盛，从在僧家长大的陆羽撰写的《茶经》就可以知晓，料想陆羽应是受其师傅智积禅师爱好饮茶的习惯而被感染。僧家向来种有茶叶，如宋韶州曲江人余靖在《游水南寺》写有“双刹耸浮云，层轩绝世尘。松溪千盖雨，茶圃一旗春”(余靖.武溪集(卷1).四库全书集部)。据《景德传灯录》记载：韶州“则川和尚：师入茶园内摘茶”(《景德传灯录》第3册,卷8,《则川和尚》.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写的是在韶州的白云寺、南华寺等寺院，向来有僧人开辟茶园种茶。在日常修行过程中，以茶供佛和饮茶成为僧人的必修课之一，如东莞人李春叟在《题云溪寺》写有“杖屦前溪踏晓霜，僧茶那定搅饥肠”，又如在李昴英的《赠云峰演庵主》一诗中的“佛粘土壁煎茶供”。宋时，文人到访南华寺，寺院都会设斋菜及茶水招待，或者与寺僧饮茶论道，如朱翌多次游访南华寺，留有“人众不烹茶”(《南华具素饭烹茶诗》)、“饮香休问水流西”(《丙寅十月游南华》)、“斗茶夸顾渚”(《南华五十韵》)等茶诗。寺院中，不仅饮茶成为日常生活必需，而且在日常师傅与弟子的对话中，处处充满禅机，有时于理论之际，亦常以茶示意，引起谈话机锋，并使对方了解所论的事，如《景德传灯录》记载：韶州“松山和尚：一日命庞居士吃茶，居士据起托子云：人人尽有分，因什么道不得？师云：只为人人尽有，所以道不得。居士云：阿兄为什么却道得？师云：不可无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师便吃茶。居士云：阿兄吃茶何不揖客？师云：谁？居士云：庞翁。师云：何须更揖。”(《景德传灯录》第3册,卷8,《松山和尚》.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又如，韶州白云祥和尚条：“韶州白云祥和尚实性大师，初住慈光院。广主刘氏召入府说法，……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石桥那畔有遮边无会么。僧曰：不会。师曰：且作丁公吟。问衣到六祖为什么不传？师曰：海晏河清。问如何是和尚接人一路？师曰：来朝更献楚王看。问从上宗乘如何举扬？师曰：今日未吃茶。”(《景德传灯录》第7册,卷23,《白云祥和尚》.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在南方广东，茶很早就与道教结缘。广东的罗浮山、西樵山等历来是古代道家修行的胜地，对在罗浮山修行的僧徒与道士们来说，饮茶有助于驱赶睡魔，何况宋代罗浮山有岭南第一泉的卓锡泉水，更是好茶好水两绝佳，在南宋广东英德人郑玠的《茶庵》一诗中如此写道：“道人宴坐碧山阿，啄木敲门拟客过。吾境本无妖魅事，日长翻有睡为魔。少水仍将活火煎，茶经妙处莫虚传。陆颠所在闲题品，未试罗浮第一泉。”(《茶庵》二首诗，清宋广业辑康熙五十六年刊《罗浮山志汇编》卷一九作逍遥子诗，第一首题为《茶庵》，第二首题为《罗浮茶》)南宋道士白玉蟾《张道士鹿堂》中写有：“清梦绕罗浮，羽衣延我游。新茶寻淮舌，独芋煮鸱头”。广东博罗人陈焕在《黄龙洞口道人送茶及筇竹杖》一诗中写道：“露泣新芽九节筇，芽如雀舌节如龙。烹来习习风生腋，拄上罗浮第一峰。”留元崇在游览罗浮山慈济庵时写有“归自星坛日未斜，草庵留住一杯茶。道人自点花如雪，云是新收白露芽”(《慈济庵二首》)一诗。南汉时，有乌利道人云游到南海西樵山炼丹，开辟茶园种茶，据《南汉书•乌利道人传》：“乌利道人，不知何许人，时称之曰乌利游方。至西樵山。耽喷玉岩之胜，构屋栖焉。辟谷食，能用禁咒。于所居侧辟园，遍植茶株。晚喜烧炼。岩下有丹井二，泉水赤、白各一。丹成，遂羽化”。

二、以茶待客：民间普适的礼俗习惯

茶发挥着以茶待客的功能，甚至在最南方的琼州，都有“客至但请坐饮茶”的民间礼俗，可知茶已经逐渐深入和普及到广东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李昴英在《后峒月溪寺》一诗中写有“茗苦苛留客”。据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邹浩志完以言事得罪，贬新州。媒孽者久犹不已。元符二年冬，有旨付广东提刑钟正甫，就新州鞠问。志完事不下司。是时钟携家在广州，观上元灯，得旨即行；漕帅方宴集，怪其不至，而已乘传出关矣。众愕然。钟驰至新，将志完拘之浴室。适泰陵遗诏至，钟号泣启封。志完居暗室，不自意得全，又闻使者哭泣，罔测其事，意甚陨获，良久，钟遣介传语，止言为国恤，不及献茶，且请归宅。志完亦泣而出。其后东坡闻之，戏云：‘此茶不烦见示’。”

第3篇

关键词：茶 茶文化 发展态势

在我国，茶的应用可追溯到神农氏时期――唐代陆羽的《茶经》有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然而茶的发现和应用不能等同于茶文化的产生。“茶文化”的历史始于被人们饮用之后超出其自然效应的范围，逐渐演变出一种社会功用，并升华成一种精神文化享受之后，正式萌芽于两晋南北朝时期。

1、两晋南北朝时期――茶文化的萌芽

茶开始发挥其社会功用并以一种文化的面貌出现，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然而，论其缘起，可追溯至汉代。

秦汉以前处于发现和利用茶的阶段。秦汉时期，茶作为风靡大江南北的重要商品而被广泛传播和饮用。汉代茶叶贸易的兴盛将茶饮推向千家万户，而将茶提升为一种社会功用并以文化的角色出现，主要是汉代文人的功劳。

饮茶自古为文人所好，汉代是我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国力强盛，各民族文化大融合使得儒学、经学等各流派思想文化展现空前繁荣，各阶层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赋家与词人不断涌现。然而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制度之下，茶开始与儒家思想有了关联，并成为文人追求“平等、仁爱”的精神知音。随着文人饮茶之风的兴起，饮茶亦因文人的气质而逐渐变得更富有文化韵味，这也便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茶文化的萌芽做好了铺垫。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腐败，社会风气奢糜。儒家提倡“俭”、“廉”以正身养性，而茶本身的清苦、质朴、自然的特质刚好与“俭”、“廉”的品德相一致，因此，有思想的政治家提出了“以茶养廉”以对抗奢糜之风。此时，饮茶已逐渐向一种提升人情操和精神境界的文化演变。以茶倡廉的做法开始受廉洁之士的喜爱。东晋陆纳以茶待客、桓温以茶代酒，是朝廷官员以茶养廉的典型代表；南朝齐武帝遗诏以茶祭祀并要求“天下贵贱，咸等此制”的故事，正是帝王以茶表示简朴的例子。自此，“以茶代酒”、“以茶养廉”一直是我们发扬廉洁、简朴精神的优良作风。

此外，南北朝时期，文化兴盛，茶业兴起，儒家、佛家、道家、清谈家与玄学家之间的思想交融碰撞频繁，然而各家皆少不了茶。随着玄学和道教的兴起，茶甚至已作为一种社会功用被广泛引入宗教领域。南朝刘敬叔的《异苑》中曾提到剡县陈务妻子以茶祭鬼魂的故事；陶弘景的《杂录》中的“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写的便是关于神仙饮茶以修养的故事。随着茶与文化思想领域的关系日渐密切，茶文化亦随之初现端倪。

2、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国家呈现空前盛世，经济文化无比繁荣，国泰民安。我国茶业大兴，饮茶习俗传遍大江南北，举国皆饮。这为茶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其次，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唐代大兴佛教，禅宗主张静心、苦修和顿悟，茶之清苦于佛家坐禅悟道时产生的“止睡和静气凝神”等积极作用使得僧人饮茶成风。茶与禅宗精神联系日趋紧密，禅茶文化兴起。唐代李咸用的《谢僧寄茶》中以“空门少年初志坚，摘芳为药除睡眼”描述了“以茶止睡”的功效；唐代封演的《封氏见闻记》卷六有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向仿效，遂成风俗。”由此可见，唐玄宗时茶已被佛家用于传教，且茶与禅之间关系密切。

唐代“茶圣”陆羽亦出生佛门，他将饮茶视为一种艺术行为与过程，创造了茶艺，并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和茶文化专注《茶经》。《茶经》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将“儒、释、道”三教思想渗透于茶事的制作过程之中，融物质与精神为一体，以内容与形式结合的手法诠释着茶文化的真谛。陆羽好友、著名茶人、诗僧皎然不仅以“九月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传递了自己对茶的情感，并道出了茶人超脱的精神品格以及茶与禅境之间的相通。此诗也是对陆羽《茶经》思想的诠释。

陆羽在《茶经》将茶事提升至精神层面，对茶人的品格和情操进行了定位，并提出将饮茶作为提升人精神品德和个人修养的手段，这为后世茶文化的发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依据（如图1）。

图1《陆羽煮茗图》

此外，每一阶段茶文化的发展皆离不开文人的推动作用，唐代亦不例外。

唐代科举制度严格，诗风鼎盛，一来饮茶可以止睡凝神，二来以茶代酒可提神助兴、醒文思、促灵感。文人雅士的好茶，自然而然加深了茶与自然山水、文学艺术之间的联系，也便促进了茶的艺术和文化性质。唐《凤翔退耕传》中关于会试奉茶以提神的记载：“元和时，馆客汤饮待学士者，煎麒麟草。” （据史料记载，诗中“麒麟草”为道家对“茶”的称谓）；唐代著名诗人卢仝的《七碗茶诗》以“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来形容饮茶助兴的神奇功效。唐末刘贞亮在《茶十德》文中将茶文化总结为“茶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这亦是对茶的文化功用的总结。

随着不断被挖掘着更深的文化内涵，茶文化已被正式烙上民族文化的印记，被提升为一门文化学。

3、宋代――茶文化的成熟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它于传承唐代经济文化的基础上开拓演进，形成了足以与唐代文化并肩屹立的宋文化。继唐之后，不论是政治、科学、思想还是文学艺术领域, 都闪耀出了夺目的光彩，宋代文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这也是后世常将唐宋文化并称的缘由。清代蒋士铨曾对宋文化评价道: “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亦于《邓广铭序》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唐朝茶文化是由文人和僧侣引领发展的时代，在宋代则不然。在经济文化大蓬勃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茶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不断成熟，制茶技艺亦更加精湛。

宋代，历代皇帝、上流社会王侯将相、达官贵人嗜茶成风，宫廷饮茶成为新的风尚。每有宫廷会试或宴会，以茶宴客（如图2――宋徽宗的《文会图》所示）；皇帝与群臣之间亦常以茶馈赠以示恩宠和友好。因此，宫廷饮茶成为宋代茶文化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图2《文会图》

宋徽宗赵佶甚嗜茶，并著有《大观茶论》，其以“阴阳相济，则茶之滋长得其宜”、“谷粟之于肌，丝之于寒，虽庸人孺子皆知，常需而日用，不以岁时之遑遽而可以兴废也。至若茶之为物，善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之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而好尚矣。”等段落分别论述了茶的知识以及茶与人的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大观茶论》中所谈及的“清”、“和”、“淡”、“简”、“静”不仅体现了宋徽宗本人的茶道思想，也是中国茶道精神内涵的最早概括。

除此以外，民间“斗茶”活动的盛行也对茶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斗茶”，又为“茗战”，是我国古代以竞赛的形式集体品评茶品质优劣的一种活动，即人们常说的“品茗大会”（如图3）。宋人唐庚在《斗茶记》中关于“斗茶”的记载：“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亦有相关记载：“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策之精，争鉴别裁之。”由此可见，斗茶多为文人志士以作消遣或是闲士斗富的手段。

图3《群仙集祝图》斗茶会

茶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物质享受，更能满足人的思想与精神需求。茶在宫廷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民间“斗茶”活动的开展，使得茶文化不仅演变为宫廷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了民间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门特色。自此，举国内外的产茶、制茶、烹茶技艺亦有了极大提升，茶文化得到了跨步发展。

由此可见，自宋代开始，茶文化的性质开始逐渐从清雅高尚向世俗转变。

4、元明清时期――茶文化曲折发展

宋代末年，受社会官僚的奢靡之风的影响，以团茶为主流。因团茶多追求外表的精致与奢华，茶风便日渐脱离了茶文化追求朴实、自然意境的初衷，茶文化的精髓呈现败落趋势。

至元代，豪放粗狂的蒙古族统一中原，北民南迁，南方文化以及人民的生活皆受到极大冲击。我国传统茶文化思想更是受到影响，几乎呈现中断的状态。直至忽必烈时期，因其喜好并热衷学习中原文化，饮茶文化才得以逐渐复苏。然而宋朝末年流传的“团茶”制作工艺精细而繁琐，被蒙古族人视为繁文缛节因而团茶地位亦逐渐被散茶替代。随着散茶的发展，饮茶文化逐渐走向民间。

明朝时期，制茶技艺空前发展。朱元璋出生草寇，重视民间疾苦，主张与民生息，而团茶生产过程过度精细会增加茶农的负担，于是下令废除了团茶进贡制度。朝廷都不好团茶了，民间自然就不会大量生产，这也就促进了散茶的大力发展，团茶的再度被弃使得团茶技艺开始陨落。明初的饱学之士多以茶雅志，如著名的“吴中四杰”，四人琴棋书画无不精通的才子却都不得志，皆好茶。唐寅的《事茗图》、《烹茶画卷》、《琴士图卷》等都是其以茶雅志的传世茶画。

唐寅的《事茗图》

明末清初，茶文化发展鼎盛，逐渐由民间饮茶文化演变出茶俗与茶礼。随着封建科举制度的推行和朝堂的腐败，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对现实失去信心和希望，喜欢饮茶以明志，市民泡茶馆的嗜好使得茶馆演变为各行各业好茶之人的聚集地，茶馆文化是清代社会形势的真实写照与浓缩，茶馆文化开始发展至。然而，此时的茶文化仅限于闲玩且日渐市民化，原先茶人饮茶的高洁情操与理论精髓亦逐渐被抛弃。

清朝末年，国家饱受帝国主义摧残，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茶文化从文人引领的时代彻底地结束，饮茶主体由文人向平民转化。在此时期，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和制茶技艺不断衰退，茶文化精髓自此陨落。然而，正因如此，也便有了民间“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著名说法，我国茶文化开始正式走向千家万户。随着茶与人们生活的日趋紧密，茶文化的主要精神开始被茶俗文化替代。饮茶、赏戏、会友等“茶馆文化”大兴。

由此可见，元明清时期，我国茶文化总体呈现曲折发展态势，茶文化的性质由文人茶向百姓茶演变、特征由“雅”转变为“俗”。随着清末国家的衰败，传统茶文化精髓亦随之日渐纤弱。

参考文献：

[1]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