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经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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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 要］在回顾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总结公共部门为遏制经济与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介绍各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复苏，在经济体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规则和新机制；论述经济与金融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进行的一些深度改革。

［关键词］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复苏；经济治理；金融治理；金融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6-0003-07

一、 引言

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的基础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质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银行和金融体系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已经显示出金融体系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的起因是市场无视经济积累模式的演变和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当下经济与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及其在国际上的迅速蔓延，更加凸显了国家调控的重要性。国家既是经济与金融活动的管理者，也是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参与主体。国家应维护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平衡，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平稳发展。当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表明，在世界经济和金融越来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单个国家企图阻止这场撼动了全球化经济之根基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在本国发生是不切实际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还揭示了建立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新的全球治理包含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货币与金融治理。全球经济治理旨在缩小衰退的持续时间和范围；全球货币与金融治理旨在预防或者限制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消除未来再发生更严重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为此，国际社会应开展大量的协调或协商工作，以便对经济与金融危机实施监控，并采取相关措施减小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尽管当前国际上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趋势，但复苏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而且金融体系与大量正在流通的不良金融产品相关，这就使得金融体系具有潜在的或实际的债务危机，因而金融体系存在动荡的风险。实际上，这些债务危机已经开始在多个国家中显现。政府为消除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救助计划，导致不良负债从私有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这些计划还大大增加了公共支出的数额，并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公共债务以及为促进经济发展所必须做出的各种艰难抉择等。

本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在回顾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总结公共部门为遏制经济与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第四部分介绍各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复苏，在经济体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规则和新机制。

二、 金融危机的起因

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国际结构性失衡、银行与金融体系功能失常、复杂金融产品（如衍生品和结构性产品等）的发展不受约束。这场金融危机损害了实体经济，但却让中介机构和投机者从中受益。

发达国家由于有世界其他国家支持其财政赤字，因而在财政政策上选择长期赤字。再加上，由于使用复杂的金融工程能使金融风险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散，这些国家的公共支出稳步上升。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利用本国有利的经济条件，实施持续的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来支持其“过度乐观”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虚拟经济，而不是依赖于那些真正创造财富的生产、服务环节。低利率产生了更大的金融债务和投资意愿，尤其是增加对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的投资热情，这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不合理上涨。在房地产领域，美国房屋价格1996年―2005年的增长率高达90%，其中2000年―2005年的增长率为60%。低利率也导致了投资者不惜成本追求收益的趋势。这一趋势也促使旨在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和金融、经济主体需求的复杂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开发。过多的资金流动性致使很多公司高估了市场吸收风险的能力，引发了公司管理者对业绩的盲目追求，也导致了金融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

随着美国的一个高盈利、充足信贷投放时期（尤其是1993年至2006年期间）的告终（以房地产景气结束、次贷市场崩溃为标志），人们开始质疑金融机构和银行设计并实施的复杂债券化产品。金融危机首先影响到对冲基金和银行金融机构，之后严重地冲击了资产和股票的价值，并大大降低了公司财务状况转好的可能性，因此也影响了物质生产和贸易服务等实体经济，导致了这次经济与金融危机。这次经济与金融危机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范围目前还没被完全认定。不断蔓延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是由四大恶性循环造成的。第一，资产价格下跌促使资产所有者出售资产，因而资产估值持续走低；第二，金融机构蒙受的损失损害了其融资能力，使得资产贬值加剧；第三，金融体系功能的衰弱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反过来经济增长率下降又削弱了金融体系功能；第四，经济增长率降低对劳动者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进一步使得商品需求下降和经济增长走低。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对很多经济和金融主体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银行，它使得许多银行濒临破产。

2009年全球GDP缩水2.2%，全球贸易额下跌近14.4%。这使得很多国家失业率升高，财政预算赤字居高不下。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紧张局势能否得到缓解，这种紧张局势形成的部分原因在于公共支出的增加及财政收入的减少。

三、 公共部门采取的措施

各国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灵活采用各种刺激经济的措施，如降低利率，调整资本额，向银行、金融和工业机构注入流动资本，实施行业整合政策以及运用恰当的预算和金融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等。

（一） 货币类措施

为了恢复经济和金融主体的信心，确保银行业的资金流动性，金融主管部门为银行提供了多种帮助。例如，2008年9月7日美国中央银行投入约2000亿美元解救美国房屋抵押市场的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另外，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很多中央银行通过降低利率来确保金融从业机构能够以优惠的条件重新筹措资金。各国中央银行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降低利率，其目的是保证金融从业机构在市场上积极地重新筹措资金；二是通过养老金向银行网络注入资金，此举主要是为了恢复金融从业机构的信心，保障银行业的资金流动性；三是购买一部分银行资产，包括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高风险的不良资产。总的来说，各国中央银行在确保本国银行和金融体系免于崩溃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实施这些措施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借助于造币。因此，在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曾经被银行持有的不良资产替代了中央银行的传统资产，大部分债券成为安全资产，这对各国中央银行的信誉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预算类措施

很多国家政府运用了预算工具，例如在经济领域采取重要的扶持措施，并开展针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纾困计划。其中，美国的保尔森计划主要为银行和金融体系提供援助，援助金额高达7000亿美元。类似的还有德国政府划拨了近5000亿欧元的预算，用于扶持计划中的金融市场部分。一些旨在结束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复苏的财政刺激计划也得以实行。大部分刺激计划将贷款作为融资的主要渠道，这些刺激计划涉及多个行业，尤其是受到经济和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行业（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而且大大提高了帮助私有部门摆脱危机的公共投资金额。

一些国家政府还将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例如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国有化比例为80%，美国财政部对其注资更是高达850亿美元。另一个例子是一家规模位列英国前八名的银行已经部分转为国有，其市场价值约500亿英镑。各国采取的财政与金融措施初见成效，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和新兴国家）在2009年的后期开始走出危机。但很明显，预算类措施大大扩大了各国的预算赤字。2009年，G20国家的赤字占GDP的7.9%，而2007年则不足1%。相对新兴国家而言，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尤为突出，2007年发达经济体的赤字平均占GDP的1.9%，而2009年则高达9.7%。希腊等国的赤字也在2009年急剧上升，达到GDP的12.5%。各国主要通过借贷来弥补预算赤字。低利率刺激了借贷，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倾向于公认比较安全的政府债券。结果，各国越来越深陷于低利率的债务，而偿债也保持着经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使他们产生了错觉，以为能维持高借债能力，而不用担心影响到财政；同时也使政府遭受了债务和偿债增加的风险。2010年，由于高债务水平和预算赤字带来的不信任，在希腊与2010年4月的欧洲平均水平相比，利率几乎提高了450个基本点。、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这种风险变成了现实。市场和评级机构对希腊等国家债务水平进行评估后，认定其为加剧贷款拖欠的主要因素。这些国家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临界值，并且还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攀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G20国家债务额的GDP占比已由2007年的62%提高到2009年的近75%。这一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尤为显著，二战以来一些国家首次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为此，在市场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了财政紧缩计划，以便能降低预算赤字和公债水平，实现宏观经济基本平衡，重振市场信心。但是，这些措施也可能导致需求减少，影响经济复苏乃至各国内部的社会平衡。

从分析财政和金融主管部门采取的不同措施可以看出，市场的自我调控功能随着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而黯然失色。私有部门在危机管理方面的能力以及市场经济的种种优点都遭到强烈质疑。因此，在对金融、经济领域进行调节、控制的过程中，国家干预正在回归。

四、 需要进行深度改革

2007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三年多，但危机仍然是热点话题，并继续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危机的起因是大规模贷款和投机性投资，这揭示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功能失常已经十分严重。金融市场不加约束地发展，导致了实体经济严重不稳定。事实证明，市场自我调节的信条是错误的，而且对全球经济极其有害。战胜危机、重振经济并解决威胁着许多国家（欧洲、墨西哥、日本等）的债务危机，始终是各国、各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的重要议题。

为了恢复信心、重新发展经济，各国运用了大量的预算和货币措施，并提供了必要担保。同时，各国还采取措施以加强对银行业的管理，削弱投机效应，强化金融监管，改善金融方面的国际协调。以美国为例，美国正在进行银行和金融体系改革，一项新的银行和金融业法案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规。得以通过。这项法案旨在对主要的金融从业机构采取新措施，实施更严密的监管，以防范危机。新措施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设立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及整合各监管机构，以预测全球危机和投机性泡沫的发生。二是严格限制银行和对冲基金业务，使银行资金无法用于开展与其给客户建议相反的操作。三是规定金融机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四是建立补偿基金，以应对未来的银行危机。该基金由银行提供，而不是来自国家预算。五是强化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主要途径是建立对场外市场（OTC）的清理和管理机制。六是拓展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七是更明确地划分储蓄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等。

目前实施的多种措施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带来了全球经济的轻微反弹世界银行在2010年6月的经济展望中预测，2010年和2011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分别为2.7%和3.2%，同时强调复苏十分脆弱，不排除2011年危机复发的可能性。。然而，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的威胁仍然十分明显，这值得关注。例如，金融体系中现存的大量不良资产（其中很多由中央银行持有）；多个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有可能转为社会与经济危机），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可能面临新的银行与金融危机等。对各国政府而言，进一步深入分析和反省，制定更全面、连贯的方案以应对现有和未来的挑战与风险已经刻不容缓。经过深刻反省，国际社会必将在新的制度与组织规则约束下，在确保可靠和可持续的前提下，重新定义银行和金融体系。我们要做的就是全面审视这一行业中各主体的作用，并检查约束其业务活动的各项规则。各国通过强化公共部门监控等方面的作用和能力、深入分析和防范危机以及开发有效的可操作工具，可以最终实现这一目的。

为实现金融与银行体系的一致、可靠、公平，并且保障这一体系以合理的费用为各个经济主体提供融资，各国和国际层面推进金融与银行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为确保金融与银行体系改革的成效，各国需要在密切协调和磋商的基础上完善这一体系中的国内和国际框架的所有组成部分。同样重要的是，各项行动的落实必须做到协调、渐进、有序。

（一） 银行体系的作用

需要牢记的一点是，银行的固有功能是接收客户的存款，并使之增值（客户可以是个人、养老基金―保险机构或者经济、金融机构等）。银行的作用还包括在存款者和投资者之间以及不同公司之间充当中介，配置资源、提供资金。也就是说，银行为创造附加值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金。尽管如此，随着金融业务的发展，人们发现银行除基本业务外，引入的新业务逐渐成为主导。银行并没有将其业务限制在为经济主体提供资金，而是转向了咨询和市场投资等新业务的开发，并积极参与各种市场活动。显然，这不利于银行行使其基本使命――为市场和实体经济活动提供资金。银行开发或推广销售的新产品（衍生品、债券化产品等等）越来越复杂。此外，它们还逐渐为金融从业机构（例如对冲基金）提供了过多的资金，而这些金融从业机构的基本使命是以牺牲银行的固有责任为代价，追求投机和快速增益。通过证券交易，贷款存在风险的银行得以向其他金融从业机构分散风险，这些贷款因而转化为有价证券。风险的分散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金融危机首先影响了金融从业机构，而后逐渐波及整个经济。对此，通过严格的规则来监管并控制银行资源（也就是储户的资源），确保银行管理下的储蓄安全，就变得越来越必要。其他一些措施也可用来监管银行行为，例如修改贷款资格标准，确保资金的合理利用，从而维护储蓄者及整个社会的利益；严厉打击内部交易；确保账簿管理的透明度及财务清单的可靠性。从这些方面讲，银行体系应该严格安排，杜绝不透明的记账和数据记录。这些措施的实施能限制小团体暗箱操作，从而打击垄断和减少任人唯亲的现象。除此之外，这些举措还能使对冲基金的一些不当行为收敛。这是因为之前的做法会使得个人、资本所有人乃至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巨大危险，从而影响到经济福利和整个社会发展。自从此次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系统前所未有地急需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银行体系就必须划清储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界线，明确各个机构组织间的权利和责任。重振公众对银行的信任还需要加强银行监管，强化公共管理部门的职能，限制甚至取消替换产品（诸如结构性产品，衍生品等），并保持各个部门间的关系分明。

(二) 金融市场的作用

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在保证资产流动性和资金周转流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比重的增加孕育出不少金融大亨，他们将自己的规则和条件强加到不同的经济活动者乃至整个国家身上。股票交易价格的演变必须依赖于公司的实际经济状况，而不仅仅是市场及其参与者的热度。经济实体间的价值交换也应该反映真实的资产价值，而不是投机或一些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与之相类似，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应该被投机者的臆想所左右，而应理性客观地分析自身金融情况及偿债能力。在一些体系中，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利益而占据上风。我们必须让这些破坏分子不再起作用，从而使这些不利因素从银行体系中逐渐消失。因此，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理性、全面的分析机制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一机制将考虑到问题的方方面面，从而提供现实情况的客观评估和对风险的准确预测。从这一方面看，我们采取措施，至少可以减少金融及经济的主要风险因素。为此，相关国家机构需要大力控制纯粹的投机行为，杜绝避税天堂。此外，各国金融市场还需要强有力的国际金融监管，以监视可疑对冲基金的流动，以此保证银行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三） 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

由于信用评级机构能够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破坏，我们必须以客观、职业、独立、负责、中立的态度重新审视信用评级机构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此次危机，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机构不仅不能只作为私有部门的一部分而存在，也不能继续享有封闭、不透明、无需监管的特权。信用评级机构必须通过管理、规划和整治，明确信用评级机构的特定职责和角色定位，避免利益集团游说，保障储蓄者的经济安全。回顾过去，我们发现，对次级投资评级的陡然巨变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着重分析在某一投资产品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机构间存在的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而过去信用评价机构对他们进行的评级往往过于宽容。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希腊爆发的债务危机一部分要归咎于整个国家债务评级的下降。这一降级加剧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公共债务的利率。简而言之，评级机构应由公共权力部门、专业机构及与这两种利益攸关方存在联系而又独立组织托管。成立公共管制或监控机构对评级方法做出考评，这一做法也会进一步保障评级行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四） 国家应发挥的作用

国际层面不均衡的不加以控制的交易和其他金融活动导致了危机的持续发展。因此，各国需要建立一个结构性的强化机制，以遵循新的逻辑，摒弃教条和旧式思维，发挥好整个社会和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作用。金融危机突出了国家的基本职责，国家不仅作为市场行为和金融体系的监管者，而且是经济复苏的主导者。政府出资救市，不仅挽救了银行和金融机构，还对一些重灾行业和个体提供资金支持。基于此，政府扮演的角色之重要以致其成为公众利益的唯一捍卫者、个人和所有经济参与者的权利职责维护人。为保障市场上众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持久和谐，发挥政府调控职能就变得越来越必要。我们需要政府及公共机构加强其监管职能，以保证国家、地区乃至国际间能协调好各方利益，统筹发展。为此，各国政府需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发展相关机构，建立健全组织框架，成立合格的相关法律部门，所有这些部门的协调发展将为经济良好运行打好坚实基础。除此之外，国家还应该保护那些在共享财富方面做出努力的部门。这种做法旨在保证社会和谐，打击一心只想快速获利、不公平致富而不顾及他人和社会的投机者。金融稳定只有通过透明的制度和公正的运作才能实现，因为透明和公正能创造价值，实现利润的合理分配。要充分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达到经济、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社会所有阶层的真实、平衡发展。这一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控制人力资本的不确定性以及弥补生产行为的不可预测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公信力的缺乏只会造成社会混乱、不公正，人们紧张、彼此冲突及缺乏安全感。因而，金融体系就不能担当起为经济和社会建立先进的可持续的组织构架的重任。国家、社会团体和金融专业人士必须确保作为经济支柱的金融不仅仅是投机者和权势阶层的工具。相反，资源分配应该取决于公司、企业家在创造财富，提升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一财富的获得应该有利于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使参与各方得到公正的收益，而不是扩大行业间、社会地位和收入方面的差距，因为这些差距是不安定和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有教条说经济自由不可挑战，如果这只是因为其创造性和在资源利用、价值形成最大化上所起的作用，那么事实上对市场和自我管理给予的过度自由反而会毁坏经济自由，导致危机。这种破坏作用不仅局限于某一特定行业，还会蔓延到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乃至整个社会。因此，正如公共权力部门之间一样，经济领域也存在着制约和平衡。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不意味着干预经济，相反，经济自由依然是不变的主旋律，个人和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国家具有一定的可操控范围是为了更好地保证经济活动高效有序进行，满足各方面利益需求。这种做法还有利于财富依据个人的努力进行合理分配，从而创造真正的价值，给国家、经济、社会带来一定的稳定，促进社会自信、公正、稳固、和谐地发展。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巨大充分显示了国家在维护经济稳定、恢复经济参与者信心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有需要，政府就必须建立管制体系，采取干预措施来纠正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必须成为经济活动中的楷模，这种楷模作用是通过良好地管理国家及各个公共领域体现出来的。

（五） 建立国际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国际社会正在就如何更好地监控金融体系、对其相关风险做出评估和管理达成广泛共识。的确，金融全球化使危机得以迅速蔓延到全球金融体系。这也凸显了建立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它能通过一场经济联合治理来缩短危机持续时间和规模，也能应用一场财政和金融治理来预防，至少减小未来危机的破坏力。假设金融不稳定性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影响，那么一国的规章制度要符合多边国家的规定也合情合理。这一做法会防止公司避开那些制度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避税天堂就是国际金融体系不透明的一项重要考量因素。国际金融体系的不透明使银行、金融、经济和整个社会体系疑云重重，充满不确定性。避税天堂的存在使得众多跨国公司轻而易举逃避产地国或所属国的征税。当前国际金融规章中的不少条目都基于一个理念，那就是与完全独立的国家管理机构进行自愿协调，以使自身免受政治干预。因此，通过认真分析、仔细挑选所建立并运作的新国际金融体能产生较好功效，因为它能监管、评价大型跨国银行、金融投资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从而以国际公认的制度准则来充分评估这些机构的运转情况。尽管建立这种监管机制是正当合理的，但想要把所有方案转化成现实却有不小难度，尤其是因为它需建立一个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高效、可靠的全球体系：(1)强制性多边协议，为商业和投资银行、机构性投资者（养老基金，共有基金，对冲基金，财富基金等）、评级机构制定一套适用规则；(2)各国政府承诺通过国家管制机构实施这些规则；(3)单边或多边机构共同负责规则的实施情况，并对违反者做出惩罚。

事实上，规则是否得以实施取决于各国政府做出承诺的能力和意愿。这就需要国际社会提高协调合作水平，建立管理机构。这一机构的建成能极大地提升信息搜集能力、政策分析和制定水平，从而防止危机发生，促进国际银行和金融体系更加安全可靠运行。

五、 总结

这次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它对相应国家银行和金融体系造成的危害程度不同。危机涉及范围甚广，至今全球经济复苏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也看到，许多金融机构在危机面前往往以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为借口将责任推给社会和公众。他们会强调说政府部门也经常以全球化为挡箭牌，替其不作为辩护。

为了走出危机，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目前采取的措施都势在必行。这些政策措施也必须在透明、负责的基础上实施。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以恢复公众对经济的信心，这对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参与者（公司、跨国集团、金融机构和银行、养老基金等）都至关重要。因此，这次危机也为我们创建新的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一新体系有利于我们吸取经验教训，因为它有助于全面衡量生产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巩固加强政府作为战略法规的制定者和评估者以及均衡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势力的保障者的作用。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该在风险监管分析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经验还告诉我们，公共力量也应在国际协调、磋商和合作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竭尽所能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的共同发展。这次危机让我们重新思考了国际金融架构，它需要各方在金融业管理规则、国际金融会计准则和金融交易处理方面展开更紧密合作。其目标就是加强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和稳定性。

最后，我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就是以人们和生产活动的需要为基准制定出一系列行业标准和规则，并确保它们有效执行，使金融市场透明、公正，因为这些准则是一个健康的全球经济的基石。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Crisis

Ahmed El Midaoui

(Morocco Audit Court, City of Casablanca, Morocco)

Translated by XU Fei1 DING Yue2

（1. 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fice of Audit, PRC, Beijing 100037, China）

第2篇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3篇

全球经济金融形势

一是全球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的集群式出现推动世界经济呈现出长周期波动，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一般历时54-60年。一般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产业革命开启了新一轮世界经济长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波周期进入了下行阶段。这意味着中低速增长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新常态。

二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向复苏仍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鉴于1929年大萧条的巨大破坏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掀起了一波史无前例的集体救市运动。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纷纷实行量化宽松政策（QE），保持充足的国际流动性;其他国家跟随出台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也第一时间推出四万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在托底全球市场需求、稳定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短期内，此次救市取得了相对理想的效果，主要国家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被有效隔离留待日后清理，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保持良好秩序，主要国家银行体系及时恢复了融资功能。在极宽松政策刺激下，大宗商品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很快迎来新一轮涨势。

然而，宽松的政策也造成政府债台高筑，更重要的是，在成功削弱危机强度和烈度的同时，也延缓了市场出清，直观表现在企业层面，大量“僵尸企业”苟延残喘，妨碍资源重新配置;在金融层面，有毒资产长期得不到彻底清理，金融机构融资能力受到掣肘;在宏观经济层面，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资产价格高涨和实体经济疲软并存，全球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讨论陷入“L”型复苏的可能。

三是复杂和分化是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由于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政府救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宏观经济变数，因此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各国复苏进程不一，各经济板块运行差异明显。总体看，美国等弹性较强、市场出清和结构调整较快的经济体表现出更强的复苏势头;欧元区受制于统一财政政策的缺失，不断爆发的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复苏;日本受人口老龄化困扰，难以走出长期通缩困境;新兴经济体易受外部冲击影响，金融市场波动增大。从短期看，造成这些板块经济分化的基本因素难以得到彻底改观，因此，复杂和分化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运行的基调。

四是推进深度再平衡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经常项目巨额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量顺差长期持续。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骤增，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6%飙升至2006年的5.8%。同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快速增长，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1%飙升至2006年的4.8%。二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长期背离。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到新兴市场，而货币金融中心仍主要掌握在美国等少数发达市场国家。于是就形成了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西方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用出口换取的外汇去购买这些产品;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的失衡甚至“荒谬”的全球经济布局。三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发行失去了黄金储备的制约，在理论上具有了无限发行的权力。在现实中，由于美元一家独大，储备货币发行缺乏有效竞争，美元发行缺乏必要的制衡，主要服从于美国国内经济需求，往往表现为其他国家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未来全球经济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推进深度的全球再平衡。

五是QE背景下的通缩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意味着大量基础货币的投放。与2007年相比，截至2015年6月底，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了4倍。但全球却面临普遍的通货紧缩压力，主要国家的通胀率始终徘徊在低位，日本和欧元区核心通胀率更是长期游走于零水平附近。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畅。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全球性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总体仍在合理区间。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不足，主要表现为投资增速放缓，消费增速缓中略升，进口降幅扩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总体仍在合理区间，为结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需求迫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延缓了我国经济的调整，造成失衡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投资和出口驱动依赖严重等。中国经济亟待通过结构调整重新激发经济活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三是人口红利加速消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10-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人口红利面临加速消失的风险。这将对经济潜在增速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对劳动生产率、利率、汇率等政策变量产生重大影响。

四是改革动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已度过了帕累托改进的增量改革阶段，深入到了涉及利益再分配的存量改革阶段，面临的阻力空前增长，改革的动力亟待进一步增强。但“危”也意味着“机”，国际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国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释放改革红利。

中国的应对

在当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背景下，中国能否迎难而上，这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能否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能否由大国过渡到强国的关键所在。

一是锐意改革，加快结构调整，集中释放制度红利。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形成政府和市场“双引擎驱动”，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造升级传统引擎。

二是致力开放，融入全球市场，充分释放全球化红利。一方面应扩大国内市场开放，有序推动金融、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应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顺应比较优势规律，合理引导优势产业转移，鼓励国内居民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分享全球化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