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经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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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 要］在回顾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总结公共部门为遏制经济与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介绍各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复苏，在经济体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规则和新机制；论述经济与金融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进行的一些深度改革。

［关键词］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复苏；经济治理；金融治理；金融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6-0003-07

一、 引言

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的基础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质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银行和金融体系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已经显示出金融体系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的起因是市场无视经济积累模式的演变和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当下经济与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及其在国际上的迅速蔓延，更加凸显了国家调控的重要性。国家既是经济与金融活动的管理者，也是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参与主体。国家应维护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平衡，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平稳发展。当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表明，在世界经济和金融越来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单个国家企图阻止这场撼动了全球化经济之根基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在本国发生是不切实际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还揭示了建立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新的全球治理包含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货币与金融治理。全球经济治理旨在缩小衰退的持续时间和范围；全球货币与金融治理旨在预防或者限制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消除未来再发生更严重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为此，国际社会应开展大量的协调或协商工作，以便对经济与金融危机实施监控，并采取相关措施减小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尽管当前国际上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趋势，但复苏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而且金融体系与大量正在流通的不良金融产品相关，这就使得金融体系具有潜在的或实际的债务危机，因而金融体系存在动荡的风险。实际上，这些债务危机已经开始在多个国家中显现。政府为消除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救助计划，导致不良负债从私有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这些计划还大大增加了公共支出的数额，并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公共债务以及为促进经济发展所必须做出的各种艰难抉择等。

本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在回顾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总结公共部门为遏制经济与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第四部分介绍各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复苏，在经济体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规则和新机制。

二、 金融危机的起因

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国际结构性失衡、银行与金融体系功能失常、复杂金融产品（如衍生品和结构性产品等）的发展不受约束。这场金融危机损害了实体经济，但却让中介机构和投机者从中受益。

发达国家由于有世界其他国家支持其财政赤字，因而在财政政策上选择长期赤字。再加上，由于使用复杂的金融工程能使金融风险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散，这些国家的公共支出稳步上升。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利用本国有利的经济条件，实施持续的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来支持其“过度乐观”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虚拟经济，而不是依赖于那些真正创造财富的生产、服务环节。低利率产生了更大的金融债务和投资意愿，尤其是增加对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的投资热情，这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不合理上涨。在房地产领域，美国房屋价格1996年―2005年的增长率高达90%，其中2000年―2005年的增长率为60%。低利率也导致了投资者不惜成本追求收益的趋势。这一趋势也促使旨在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和金融、经济主体需求的复杂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开发。过多的资金流动性致使很多公司高估了市场吸收风险的能力，引发了公司管理者对业绩的盲目追求，也导致了金融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

随着美国的一个高盈利、充足信贷投放时期（尤其是1993年至2006年期间）的告终（以房地产景气结束、次贷市场崩溃为标志），人们开始质疑金融机构和银行设计并实施的复杂债券化产品。金融危机首先影响到对冲基金和银行金融机构，之后严重地冲击了资产和股票的价值，并大大降低了公司财务状况转好的可能性，因此也影响了物质生产和贸易服务等实体经济，导致了这次经济与金融危机。这次经济与金融危机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范围目前还没被完全认定。不断蔓延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是由四大恶性循环造成的。第一，资产价格下跌促使资产所有者出售资产，因而资产估值持续走低；第二，金融机构蒙受的损失损害了其融资能力，使得资产贬值加剧；第三，金融体系功能的衰弱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反过来经济增长率下降又削弱了金融体系功能；第四，经济增长率降低对劳动者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进一步使得商品需求下降和经济增长走低。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对很多经济和金融主体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银行，它使得许多银行濒临破产。

2009年全球GDP缩水2.2%，全球贸易额下跌近14.4%。这使得很多国家失业率升高，财政预算赤字居高不下。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紧张局势能否得到缓解，这种紧张局势形成的部分原因在于公共支出的增加及财政收入的减少。

三、 公共部门采取的措施

各国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灵活采用各种刺激经济的措施，如降低利率，调整资本额，向银行、金融和工业机构注入流动资本，实施行业整合政策以及运用恰当的预算和金融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等。

（一） 货币类措施

为了恢复经济和金融主体的信心，确保银行业的资金流动性，金融主管部门为银行提供了多种帮助。例如，2008年9月7日美国中央银行投入约2000亿美元解救美国房屋抵押市场的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另外，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很多中央银行通过降低利率来确保金融从业机构能够以优惠的条件重新筹措资金。各国中央银行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降低利率，其目的是保证金融从业机构在市场上积极地重新筹措资金；二是通过养老金向银行网络注入资金，此举主要是为了恢复金融从业机构的信心，保障银行业的资金流动性；三是购买一部分银行资产，包括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高风险的不良资产。总的来说，各国中央银行在确保本国银行和金融体系免于崩溃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实施这些措施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借助于造币。因此，在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曾经被银行持有的不良资产替代了中央银行的传统资产，大部分债券成为安全资产，这对各国中央银行的信誉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预算类措施

很多国家政府运用了预算工具，例如在经济领域采取重要的扶持措施，并开展针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纾困计划。其中，美国的保尔森计划主要为银行和金融体系提供援助，援助金额高达7000亿美元。类似的还有德国政府划拨了近5000亿欧元的预算，用于扶持计划中的金融市场部分。一些旨在结束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复苏的财政刺激计划也得以实行。大部分刺激计划将贷款作为融资的主要渠道，这些刺激计划涉及多个行业，尤其是受到经济和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行业（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而且大大提高了帮助私有部门摆脱危机的公共投资金额。

一些国家政府还将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例如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国有化比例为80%，美国财政部对其注资更是高达850亿美元。另一个例子是一家规模位列英国前八名的银行已经部分转为国有，其市场价值约500亿英镑。各国采取的财政与金融措施初见成效，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和新兴国家）在2009年的后期开始走出危机。但很明显，预算类措施大大扩大了各国的预算赤字。2009年，G20国家的赤字占GDP的7.9%，而2007年则不足1%。相对新兴国家而言，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尤为突出，2007年发达经济体的赤字平均占GDP的1.9%，而2009年则高达9.7%。希腊等国的赤字也在2009年急剧上升，达到GDP的12.5%。各国主要通过借贷来弥补预算赤字。低利率刺激了借贷，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倾向于公认比较安全的政府债券。结果，各国越来越深陷于低利率的债务，而偿债也保持着经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使他们产生了错觉，以为能维持高借债能力，而不用担心影响到财政；同时也使政府遭受了债务和偿债增加的风险。2010年，由于高债务水平和预算赤字带来的不信任，在希腊与2010年4月的欧洲平均水平相比，利率几乎提高了450个基本点。、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这种风险变成了现实。市场和评级机构对希腊等国家债务水平进行评估后，认定其为加剧贷款拖欠的主要因素。这些国家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临界值，并且还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攀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G20国家债务额的GDP占比已由2007年的62%提高到2009年的近75%。这一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尤为显著，二战以来一些国家首次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为此，在市场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了财政紧缩计划，以便能降低预算赤字和公债水平，实现宏观经济基本平衡，重振市场信心。但是，这些措施也可能导致需求减少，影响经济复苏乃至各国内部的社会平衡。

从分析财政和金融主管部门采取的不同措施可以看出，市场的自我调控功能随着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而黯然失色。私有部门在危机管理方面的能力以及市场经济的种种优点都遭到强烈质疑。因此，在对金融、经济领域进行调节、控制的过程中，国家干预正在回归。

四、 需要进行深度改革

2007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三年多，但危机仍然是热点话题，并继续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危机的起因是大规模贷款和投机性投资，这揭示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功能失常已经十分严重。金融市场不加约束地发展，导致了实体经济严重不稳定。事实证明，市场自我调节的信条是错误的，而且对全球经济极其有害。战胜危机、重振经济并解决威胁着许多国家（欧洲、墨西哥、日本等）的债务危机，始终是各国、各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的重要议题。

为了恢复信心、重新发展经济，各国运用了大量的预算和货币措施，并提供了必要担保。同时，各国还采取措施以加强对银行业的管理，削弱投机效应，强化金融监管，改善金融方面的国际协调。以美国为例，美国正在进行银行和金融体系改革，一项新的银行和金融业法案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规。得以通过。这项法案旨在对主要的金融从业机构采取新措施，实施更严密的监管，以防范危机。新措施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设立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及整合各监管机构，以预测全球危机和投机性泡沫的发生。二是严格限制银行和对冲基金业务，使银行资金无法用于开展与其给客户建议相反的操作。三是规定金融机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四是建立补偿基金，以应对未来的银行危机。该基金由银行提供，而不是来自国家预算。五是强化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主要途径是建立对场外市场（OTC）的清理和管理机制。六是拓展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七是更明确地划分储蓄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等。

目前实施的多种措施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带来了全球经济的轻微反弹世界银行在2010年6月的经济展望中预测，2010年和2011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分别为2.7%和3.2%，同时强调复苏十分脆弱，不排除2011年危机复发的可能性。。然而，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的威胁仍然十分明显，这值得关注。例如，金融体系中现存的大量不良资产（其中很多由中央银行持有）；多个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有可能转为社会与经济危机），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可能面临新的银行与金融危机等。对各国政府而言，进一步深入分析和反省，制定更全面、连贯的方案以应对现有和未来的挑战与风险已经刻不容缓。经过深刻反省，国际社会必将在新的制度与组织规则约束下，在确保可靠和可持续的前提下，重新定义银行和金融体系。我们要做的就是全面审视这一行业中各主体的作用，并检查约束其业务活动的各项规则。各国通过强化公共部门监控等方面的作用和能力、深入分析和防范危机以及开发有效的可操作工具，可以最终实现这一目的。

为实现金融与银行体系的一致、可靠、公平，并且保障这一体系以合理的费用为各个经济主体提供融资，各国和国际层面推进金融与银行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为确保金融与银行体系改革的成效，各国需要在密切协调和磋商的基础上完善这一体系中的国内和国际框架的所有组成部分。同样重要的是，各项行动的落实必须做到协调、渐进、有序。

（一） 银行体系的作用

需要牢记的一点是，银行的固有功能是接收客户的存款，并使之增值（客户可以是个人、养老基金―保险机构或者经济、金融机构等）。银行的作用还包括在存款者和投资者之间以及不同公司之间充当中介，配置资源、提供资金。也就是说，银行为创造附加值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金。尽管如此，随着金融业务的发展，人们发现银行除基本业务外，引入的新业务逐渐成为主导。银行并没有将其业务限制在为经济主体提供资金，而是转向了咨询和市场投资等新业务的开发，并积极参与各种市场活动。显然，这不利于银行行使其基本使命――为市场和实体经济活动提供资金。银行开发或推广销售的新产品（衍生品、债券化产品等等）越来越复杂。此外，它们还逐渐为金融从业机构（例如对冲基金）提供了过多的资金，而这些金融从业机构的基本使命是以牺牲银行的固有责任为代价，追求投机和快速增益。通过证券交易，贷款存在风险的银行得以向其他金融从业机构分散风险，这些贷款因而转化为有价证券。风险的分散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金融危机首先影响了金融从业机构，而后逐渐波及整个经济。对此，通过严格的规则来监管并控制银行资源（也就是储户的资源），确保银行管理下的储蓄安全，就变得越来越必要。其他一些措施也可用来监管银行行为，例如修改贷款资格标准，确保资金的合理利用，从而维护储蓄者及整个社会的利益；严厉打击内部交易；确保账簿管理的透明度及财务清单的可靠性。从这些方面讲，银行体系应该严格安排，杜绝不透明的记账和数据记录。这些措施的实施能限制小团体暗箱操作，从而打击垄断和减少任人唯亲的现象。除此之外，这些举措还能使对冲基金的一些不当行为收敛。这是因为之前的做法会使得个人、资本所有人乃至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巨大危险，从而影响到经济福利和整个社会发展。自从此次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系统前所未有地急需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银行体系就必须划清储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界线，明确各个机构组织间的权利和责任。重振公众对银行的信任还需要加强银行监管，强化公共管理部门的职能，限制甚至取消替换产品（诸如结构性产品，衍生品等），并保持各个部门间的关系分明。

(二) 金融市场的作用

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在保证资产流动性和资金周转流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比重的增加孕育出不少金融大亨，他们将自己的规则和条件强加到不同的经济活动者乃至整个国家身上。股票交易价格的演变必须依赖于公司的实际经济状况，而不仅仅是市场及其参与者的热度。经济实体间的价值交换也应该反映真实的资产价值，而不是投机或一些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与之相类似，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应该被投机者的臆想所左右，而应理性客观地分析自身金融情况及偿债能力。在一些体系中，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利益而占据上风。我们必须让这些破坏分子不再起作用，从而使这些不利因素从银行体系中逐渐消失。因此，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理性、全面的分析机制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一机制将考虑到问题的方方面面，从而提供现实情况的客观评估和对风险的准确预测。从这一方面看，我们采取措施，至少可以减少金融及经济的主要风险因素。为此，相关国家机构需要大力控制纯粹的投机行为，杜绝避税天堂。此外，各国金融市场还需要强有力的国际金融监管，以监视可疑对冲基金的流动，以此保证银行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三） 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

由于信用评级机构能够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破坏，我们必须以客观、职业、独立、负责、中立的态度重新审视信用评级机构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此次危机，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机构不仅不能只作为私有部门的一部分而存在，也不能继续享有封闭、不透明、无需监管的特权。信用评级机构必须通过管理、规划和整治，明确信用评级机构的特定职责和角色定位，避免利益集团游说，保障储蓄者的经济安全。回顾过去，我们发现，对次级投资评级的陡然巨变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着重分析在某一投资产品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机构间存在的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而过去信用评价机构对他们进行的评级往往过于宽容。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希腊爆发的债务危机一部分要归咎于整个国家债务评级的下降。这一降级加剧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公共债务的利率。简而言之，评级机构应由公共权力部门、专业机构及与这两种利益攸关方存在联系而又独立组织托管。成立公共管制或监控机构对评级方法做出考评，这一做法也会进一步保障评级行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四） 国家应发挥的作用

国际层面不均衡的不加以控制的交易和其他金融活动导致了危机的持续发展。因此，各国需要建立一个结构性的强化机制，以遵循新的逻辑，摒弃教条和旧式思维，发挥好整个社会和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作用。金融危机突出了国家的基本职责，国家不仅作为市场行为和金融体系的监管者，而且是经济复苏的主导者。政府出资救市，不仅挽救了银行和金融机构，还对一些重灾行业和个体提供资金支持。基于此，政府扮演的角色之重要以致其成为公众利益的唯一捍卫者、个人和所有经济参与者的权利职责维护人。为保障市场上众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持久和谐，发挥政府调控职能就变得越来越必要。我们需要政府及公共机构加强其监管职能，以保证国家、地区乃至国际间能协调好各方利益，统筹发展。为此，各国政府需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发展相关机构，建立健全组织框架，成立合格的相关法律部门，所有这些部门的协调发展将为经济良好运行打好坚实基础。除此之外，国家还应该保护那些在共享财富方面做出努力的部门。这种做法旨在保证社会和谐，打击一心只想快速获利、不公平致富而不顾及他人和社会的投机者。金融稳定只有通过透明的制度和公正的运作才能实现，因为透明和公正能创造价值，实现利润的合理分配。要充分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达到经济、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社会所有阶层的真实、平衡发展。这一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控制人力资本的不确定性以及弥补生产行为的不可预测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公信力的缺乏只会造成社会混乱、不公正，人们紧张、彼此冲突及缺乏安全感。因而，金融体系就不能担当起为经济和社会建立先进的可持续的组织构架的重任。国家、社会团体和金融专业人士必须确保作为经济支柱的金融不仅仅是投机者和权势阶层的工具。相反，资源分配应该取决于公司、企业家在创造财富，提升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一财富的获得应该有利于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使参与各方得到公正的收益，而不是扩大行业间、社会地位和收入方面的差距，因为这些差距是不安定和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有教条说经济自由不可挑战，如果这只是因为其创造性和在资源利用、价值形成最大化上所起的作用，那么事实上对市场和自我管理给予的过度自由反而会毁坏经济自由，导致危机。这种破坏作用不仅局限于某一特定行业，还会蔓延到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乃至整个社会。因此，正如公共权力部门之间一样，经济领域也存在着制约和平衡。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不意味着干预经济，相反，经济自由依然是不变的主旋律，个人和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国家具有一定的可操控范围是为了更好地保证经济活动高效有序进行，满足各方面利益需求。这种做法还有利于财富依据个人的努力进行合理分配，从而创造真正的价值，给国家、经济、社会带来一定的稳定，促进社会自信、公正、稳固、和谐地发展。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巨大充分显示了国家在维护经济稳定、恢复经济参与者信心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有需要，政府就必须建立管制体系，采取干预措施来纠正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必须成为经济活动中的楷模，这种楷模作用是通过良好地管理国家及各个公共领域体现出来的。

（五） 建立国际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国际社会正在就如何更好地监控金融体系、对其相关风险做出评估和管理达成广泛共识。的确，金融全球化使危机得以迅速蔓延到全球金融体系。这也凸显了建立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它能通过一场经济联合治理来缩短危机持续时间和规模，也能应用一场财政和金融治理来预防，至少减小未来危机的破坏力。假设金融不稳定性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影响，那么一国的规章制度要符合多边国家的规定也合情合理。这一做法会防止公司避开那些制度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避税天堂就是国际金融体系不透明的一项重要考量因素。国际金融体系的不透明使银行、金融、经济和整个社会体系疑云重重，充满不确定性。避税天堂的存在使得众多跨国公司轻而易举逃避产地国或所属国的征税。当前国际金融规章中的不少条目都基于一个理念，那就是与完全独立的国家管理机构进行自愿协调，以使自身免受政治干预。因此，通过认真分析、仔细挑选所建立并运作的新国际金融体能产生较好功效，因为它能监管、评价大型跨国银行、金融投资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从而以国际公认的制度准则来充分评估这些机构的运转情况。尽管建立这种监管机制是正当合理的，但想要把所有方案转化成现实却有不小难度，尤其是因为它需建立一个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高效、可靠的全球体系：(1)强制性多边协议，为商业和投资银行、机构性投资者（养老基金，共有基金，对冲基金，财富基金等）、评级机构制定一套适用规则；(2)各国政府承诺通过国家管制机构实施这些规则；(3)单边或多边机构共同负责规则的实施情况，并对违反者做出惩罚。

事实上，规则是否得以实施取决于各国政府做出承诺的能力和意愿。这就需要国际社会提高协调合作水平，建立管理机构。这一机构的建成能极大地提升信息搜集能力、政策分析和制定水平，从而防止危机发生，促进国际银行和金融体系更加安全可靠运行。

五、 总结

这次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它对相应国家银行和金融体系造成的危害程度不同。危机涉及范围甚广，至今全球经济复苏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也看到，许多金融机构在危机面前往往以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为借口将责任推给社会和公众。他们会强调说政府部门也经常以全球化为挡箭牌，替其不作为辩护。

为了走出危机，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目前采取的措施都势在必行。这些政策措施也必须在透明、负责的基础上实施。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以恢复公众对经济的信心，这对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参与者（公司、跨国集团、金融机构和银行、养老基金等）都至关重要。因此，这次危机也为我们创建新的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一新体系有利于我们吸取经验教训，因为它有助于全面衡量生产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巩固加强政府作为战略法规的制定者和评估者以及均衡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势力的保障者的作用。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该在风险监管分析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经验还告诉我们，公共力量也应在国际协调、磋商和合作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竭尽所能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的共同发展。这次危机让我们重新思考了国际金融架构，它需要各方在金融业管理规则、国际金融会计准则和金融交易处理方面展开更紧密合作。其目标就是加强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和稳定性。

最后，我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就是以人们和生产活动的需要为基准制定出一系列行业标准和规则，并确保它们有效执行，使金融市场透明、公正，因为这些准则是一个健康的全球经济的基石。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Crisis

Ahmed El Midaoui

(Morocco Audit Court, City of Casablanca, Morocco)

Translated by XU Fei1 DING Yue2

（1. 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fice of Audit, PRC, Beijing 100037, China）

第2篇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3篇

全球经济金融形势

一是全球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的集群式出现推动世界经济呈现出长周期波动，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一般历时54-60年。一般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产业革命开启了新一轮世界经济长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波周期进入了下行阶段。这意味着中低速增长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新常态。

二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向复苏仍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鉴于1929年大萧条的巨大破坏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掀起了一波史无前例的集体救市运动。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纷纷实行量化宽松政策（QE），保持充足的国际流动性;其他国家跟随出台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也第一时间推出四万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在托底全球市场需求、稳定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短期内，此次救市取得了相对理想的效果，主要国家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被有效隔离留待日后清理，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保持良好秩序，主要国家银行体系及时恢复了融资功能。在极宽松政策刺激下，大宗商品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很快迎来新一轮涨势。

然而，宽松的政策也造成政府债台高筑，更重要的是，在成功削弱危机强度和烈度的同时，也延缓了市场出清，直观表现在企业层面，大量“僵尸企业”苟延残喘，妨碍资源重新配置;在金融层面，有毒资产长期得不到彻底清理，金融机构融资能力受到掣肘;在宏观经济层面，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资产价格高涨和实体经济疲软并存，全球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讨论陷入“L”型复苏的可能。

三是复杂和分化是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由于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政府救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宏观经济变数，因此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各国复苏进程不一，各经济板块运行差异明显。总体看，美国等弹性较强、市场出清和结构调整较快的经济体表现出更强的复苏势头;欧元区受制于统一财政政策的缺失，不断爆发的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复苏;日本受人口老龄化困扰，难以走出长期通缩困境;新兴经济体易受外部冲击影响，金融市场波动增大。从短期看，造成这些板块经济分化的基本因素难以得到彻底改观，因此，复杂和分化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运行的基调。

四是推进深度再平衡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经常项目巨额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量顺差长期持续。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骤增，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6%飙升至2006年的5.8%。同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快速增长，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1%飙升至2006年的4.8%。二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长期背离。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到新兴市场，而货币金融中心仍主要掌握在美国等少数发达市场国家。于是就形成了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西方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用出口换取的外汇去购买这些产品;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的失衡甚至“荒谬”的全球经济布局。三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发行失去了黄金储备的制约，在理论上具有了无限发行的权力。在现实中，由于美元一家独大，储备货币发行缺乏有效竞争，美元发行缺乏必要的制衡，主要服从于美国国内经济需求，往往表现为其他国家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未来全球经济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推进深度的全球再平衡。

五是QE背景下的通缩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意味着大量基础货币的投放。与2007年相比，截至2015年6月底，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了4倍。但全球却面临普遍的通货紧缩压力，主要国家的通胀率始终徘徊在低位，日本和欧元区核心通胀率更是长期游走于零水平附近。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畅。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全球性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总体仍在合理区间。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不足，主要表现为投资增速放缓，消费增速缓中略升，进口降幅扩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总体仍在合理区间，为结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需求迫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延缓了我国经济的调整，造成失衡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投资和出口驱动依赖严重等。中国经济亟待通过结构调整重新激发经济活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三是人口红利加速消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10-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人口红利面临加速消失的风险。这将对经济潜在增速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对劳动生产率、利率、汇率等政策变量产生重大影响。

四是改革动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已度过了帕累托改进的增量改革阶段，深入到了涉及利益再分配的存量改革阶段，面临的阻力空前增长，改革的动力亟待进一步增强。但“危”也意味着“机”，国际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国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释放改革红利。

中国的应对

在当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背景下，中国能否迎难而上，这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能否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能否由大国过渡到强国的关键所在。

一是锐意改革，加快结构调整，集中释放制度红利。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形成政府和市场“双引擎驱动”，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造升级传统引擎。

二是致力开放，融入全球市场，充分释放全球化红利。一方面应扩大国内市场开放，有序推动金融、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应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顺应比较优势规律，合理引导优势产业转移，鼓励国内居民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分享全球化红利。

第4篇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主权，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会强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物价稳定地区的资本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强劲的地区，如果资本流动额相对于资本流入国经济规模很大的话，在缺乏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本来物价稳定的地区，由于资本追逐高利润而流向别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平衡，从而在该地区造成不稳定。

第5篇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6篇

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市场万能论的彻底破产。万能论者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都是有害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迅速波及全球恰恰就是疏于监管而引起。

不可否认,市场确有自动调节供求平衡的功能,但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绝对的自由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这种绝对自由竞争即使在自由(laissez-faire)资本主义阶段也是不完善的,更何况当今世界早已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完全自由竞争是根本不存在的。垄断可以使市场的调节功能完全失灵。

当今的市场经济制度都是在一定的法律监管下的市场制度。完全没有监管的市场制度必然是维护垄断者利益的制度,是不可能完全靠自身来调节世界供求关系的平衡的。

中国没有追随市场万能论,也还没有走到开放资本账户这一步,同时采取了非常谨慎的金融货币政策,因而在这场危机中幸免一劫。虽然进出口贸易遭到沉重打击,双双下滑20%以上,但中国仍能靠扩大内需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对全球经济尽快复苏起到了不可小视的支撑作用。这本来说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达到了共赢的作用,但是却遭到保护主义势力的非议,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对人民币升值进行施压,其实是为保护主义措施打掩护。

中国政府定会坦然以对,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顺利实施的保障,也是全球经济尽快复苏的稳定器。外贸发展战略、外资政策、股市、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防止国际热钱冲击,产业升级,结构调整,自主创新,改善民生都有赖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货币制度完好无损,但中国金融货币制度改革的方向,包括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的目标不会改变。

据悉,中国银监会已经在着手准备,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实施《新资本协定》,这标志着中国的银行业在与世界银行业合作方面迈出了关键的步伐。中国金融市场已经成为世界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7篇

论文摘要: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全球化与中国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但它对中国的经济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必须在对外开放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有效地维护中国的经济主权。

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既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机遇，又面对着它们提出的主权方面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积极而审慎地对待金融全球化、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中国政府必须审慎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 “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 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 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 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但是，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主权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缺乏事实上的公正、合理性，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具有危害性。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规则制度，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的翻版。虽然规则建立后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对这一套规则一无所知势必屡屡违规操作而受到惩罚，同时为了获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被迫主动对金融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 “金融霸权”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形的主权让渡和无形的主权销蚀将对中国的经济主权产生深刻的影响。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不仅规定要监督援助资金的使用，而且还要求受援国改变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对一个国家主权构成严重干涉和破坏。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而求助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干涉中国经济主权亦不可避免。无形的主要销蚀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的行使。短期资本的不规则涌入和涌出，国际金融投机者在市场上的作乱，将会引发我国货币汇率波动和资本市场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中国的利率主权，使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冲击的风险。第三，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资产组合选择行为、资产相关操作以及预期心理等复合渠道在国家间传递的。金融市场的跨市场 “羊群效应”和 “交叉感染”EI益显着。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统一性，使民族国家依靠传统的领土主权来保护一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成为不可能。中国之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损失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和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与中国整个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分不开。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发信用危机的风险增大，给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从自身来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竞争力较差;另一方面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几近于零，法制建设落后，没有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外资大规模流入、在高竞争、名品牌战略面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盖的终结而被放大，极可能引发国内金融界的信用危机，也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三、金融全球化视域下国家经济主权的维护

第8篇

世界资本主义自2008年开始爆发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复苏。要说明这次危机的原因和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尤为巨大，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是在电讯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70年代后，以微电子技术、个人电脑和网络为标志，推动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方式，使更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转过程，而且使劳务的远程即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信息技术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娱乐等各个方面。第二，经济的服务业化。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平均已达到68％，美、法等国甚至超过70％。服务业已取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门。正是这一特征，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经济的虚拟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证券、外汇、金融衍生品等非实物的虚拟资产急剧膨胀，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虚拟资产的交易额与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额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国际汇兑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就高达14000亿美元，而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的国际贸易只占5％－8％。虚拟经济在资产存量和交易数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第四，经济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一种长期和固有的现象，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货币与信息的国际流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正在商品、生产要素、资本、货币、信息的全面跨国流动基础上联成一体。

然而，在这些直观和表面的特征后面，还可以观察到资本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变化。这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高度。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方面，是资本的终极所有权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发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础上，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更加分散了资本的终极持有，而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则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资本却是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由其支配，结果是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能动的资产阶级管理阶层的资本权力。第二，在资本结构上，金融业资本相对于非金融业资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资本、证券资本、风险资本、投机资本等金融业资本不仅对于实体经济中资本的运转和积累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业资本相对独立的过度膨胀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第三，在资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逐利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面。在资本家看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经常性的病态。第四，在资本的实现条件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市场相对于其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的相对饱和，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在其内部充分实现，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未达到现在这样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点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个新阶段，左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如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等等。我倾向于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应以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主导特征为标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是突出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作为垄断资本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尽管在一般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性有所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国际流动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主导产业的世界市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此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同于19世纪末期以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或20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或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前的国家调节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从以上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特征的简要论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几点基本判断。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会不断地发生演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调整。这表明，资本主义还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面貌与古典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变。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追逐利润仍然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目的，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的性质，当然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深刻矛盾通过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仍然困扰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的最新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这场世界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应该如何概括?我倾向于以下观点：这场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传统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而是一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上是工业主导型的，是由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波动所直接支配的。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阶段较低的利率、充裕的货币供给、急剧的信用扩张和渐趋狂热的证券市场，适应了并大大促进了由利润上升预期所驱动的工业投资高涨；而危机时期的高利率、货币紧缺、信用断裂和股市暴跌，则成为引致和大大加剧工业生产及投资下降的推动力量。然而尽管如此，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过程中，货币信用关系的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仍是派生的现象，原动力还是来自工业部门。

此次经济危机则有所不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大资本日益依靠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如果说90年代美国IT金融狂热与泡沫对推动当时的超长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实体经济中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支撑；那么在世纪交替时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大资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来刺激消费与投资，以保持经济的表面繁荣，攫取大量金融利润与实际利润。其中，住房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起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联储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多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动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扩张。结果，房地产金融的狂热不仅刺激了住宅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的迅速增长，日益上涨的房价、股价则借助财富效应扩大了居民以债务为基础的个人消费，并带动了来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进口与供给。可见，这一轮周期的驱动力显然不是植根于工业部门，而是首先来自金融领域。而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为基础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必然导致美国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来概括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总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适的。

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此次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的类型。关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界定，金德尔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义：“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由此可以把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看作金融危机的基本表现。但金融危机的具体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与实际经济危机的关系，学术界通常将其区分为独立(于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与经济危机)共生的金融危机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区分对于认识金融危机的具体性质无疑很重要。但我认为，共生性金融危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派生性金融危机和先导性金融危机。派生性金融危机主要与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是由工业危机支配和派生出来的；先导性金融危机主要与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虽然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的矛盾这个基础，但对实体经济中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爆发起着更为先导性的作用。这里的“先导性”，主要不是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关系的意义上说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这场开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似乎就可以界定为先导性金融危机。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日益转变为金融危机形式，工商业危机很少或不再发生了。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新的条件下，危机的形式的确有变化，独立的金融危机确实更为频繁，经济危机也可能具有更强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经济危机的根本性质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不是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一直在相对缩小，生产并未超过需求，而个人消费却极其兴旺，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所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与往常不同，它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

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我也不太认同。我的基本认识是，尽管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导性或先导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层基础仍在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即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的经济背景，经济全球化虚拟化条件下美国特殊的资本积累模式，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在大约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数量空前的制造业产品被提供给世界市场。其结果便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不能不使资本利润被挤压。这种现象从1965年开始显现，到70年代更为加剧。面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础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逐渐兴起。但这种发展只会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全球性积累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基本形势在总体上并未缓和。资本选择的第二条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门转移。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时，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强烈冲动，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响应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国的宏观政策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从凯恩斯式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来拯救深陷“滞胀”困境的国内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就已经敏锐地指出经济金融化与生产能力过剩之间的基本联系。法国左翼学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来私人资本(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强自身地位的运动与政府原有的越来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一切发生在‘黄金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之下。虽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但是脱离……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长期受到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值困难(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这种观点，已成为西方多数左翼学者的共识。

其次，考察当今以金融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美国资本积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第二，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不仅在国外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在国内也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有利于压低实际工资；同时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长时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则使美国可以在实际上赖掉一部分债务。这就在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居民消费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膨胀”。美国借助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实际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乃至资本资源，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不可否认，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利润率回升，并在90年代实现了所谓“新经济”繁荣，进入新世纪后也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新型积累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从此次危机中美国、欧洲和日本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曾经发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来。美国左翼学者布伦纳是主张这种论点的突出代表。他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此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明斯基危机”、金融投机泡沫破裂在危机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观点，强调指出“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虽然为了理解当下的危机“你还必须证明实体经济的虚弱和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

第三，再看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从美国实际GDP增长与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的对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每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将近两倍。这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的平均数据，考虑到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严重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能保持经济正常增长，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衰退似乎也不严重，甚至出现个人消费十分兴旺的现象呢?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劳动力参加率(主要是妇女)和延长劳动时间(如做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过金融运作扩展债务经济，对于推动消费需求的表面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那些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来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8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所以实际情况是，美国通过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动的债务扩张，刺激了表面旺盛的个人消费支出，进而带动了商品进口和国内供给的增长。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条件下，看美国的生产过剩不能仅看其国内的工业产出，还应该包括巨额的产品进口；同样，看美国的需求不足也不能仅看由债务支撑的个人消费支出。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作后盾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第9篇

论文摘要：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全球化与中国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但它对中国的经济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必须在对外开放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有效地维护中国的经济主权。

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既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机遇，又面对着它们提出的主权方面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积极而审慎地对待金融全球化、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中国政府必须审慎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 “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 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 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 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但是，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主权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缺乏事实上的公正、合理性，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具有危害性。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规则制度，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的翻版。虽然规则建立后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对这一套规则一无所知势必屡屡违规操作而受到惩罚，同时为了获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被迫主动对金融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 “金融霸权”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形的主权让渡和无形的主权销蚀将对中国的经济主权产生深刻的影响。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不仅规定要监督援助资金的使用，而且还要求受援国改变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对一个国家主权构成严重干涉和破坏。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而求助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干涉中国经济主权亦不可避免。无形的主要销蚀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的行使。短期资本的不规则涌入和涌出，国际金融投机者在市场上的作乱，将会引发我国货币汇率波动和资本市场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中国的利率主权，使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冲击的风险。第三，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资产组合选择行为、资产相关操作以及预期心理等复合渠道在国家间传递的。金融市场的跨市场 “羊群效应”和 “交叉感染”EI益显著。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统一性，使民族国家依靠传统的领土主权来保护一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成为不可能。中国之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损失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和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与中国整个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分不开。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发信用危机的风险增大，给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从自身来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竞争力较差；另一方面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几近于零，法制建设落后，没有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外资大规模流入、在高竞争、名品牌战略面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盖的终结而被放大，极可能引发国内金融界的信用危机，也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第10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超主权货币：人民币国际化

 

 

2008年9月底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金融间现代化交易链条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危机对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这次危机来势猛。传播速度快，牵涉面广。影响层次深，时间长破坏性大，为世界所罕见。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机构或破产或整合。大量实体企业或破产或重组，生产销售困难，产品积压。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各国财政税收锐减。进出口贸易额急剧下降，各行业遭受重创，复苏难度相当大。 

我国的经济体系和外汇储备体制与美元币值联系密切，与美国投资和直接贸易比重较大，同他国大量贸易和投资往来用美元结算。使我国经济紧紧地绑架在美国的经济战车上。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次优选择，到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5亿美元。却持有美国债7274亿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证券类资产达1.20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2/3。危机先后使我国主权基金投资、银行及理财公司投资、大型实体企业并购或套保投资等直接损失达2000亿美元以上，导致几家大型企业高管更替，社会就业难度增大。 

 

(二)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制度影响 

1、直接挑战美元的世界通币地位。美国的泡沫损失和挽救危机投入的巨额资金更加剧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趋势是长期的，鼓吹强势美元的战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战美国长期全球性扩张的“双赤字”政策，并引起国际社会不同力量对比变化。 

3、将引起国际货币组织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不论是超主权货币还是多元化货币，将会诞生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 

4、将对任意国际货币主权国的财政收支、国际收支预算，经济上“扩张与收缩、双赤字或双赢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选择与制定产生影响。 

5、危机后新型经济体作为国际货币参与国，在维持本国币值稳定与坚挺上。不仅仅是与金融制度的安全与完善、外汇储备的多寡、虚拟经济的发达与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实体规模与产出量、外汇储备中真金白银和战略物资储备量休戚相关。 

 

二、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启示 

 

(一)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技术和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随着经济大国的“资本+制造产业”在我国转移，带动了我国贸易高速增长，也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依存度高达60％以上。对外出口直接拉动了原材料、能源、服务业上游产业的发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赖于低人力成本和资源的消耗来支持，且我国长期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条件低，人民币对各主要通币比价低。我国总体经济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农业生产资料都源于原生矿产资源，相当大比例源于我国。尽管外汇储备相当大，但环境与资源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许多矿山城市资源枯竭，废渣尾矿堆放成灾，自然环境恶化，农产品供给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国必须改变出口拉动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成以内需为主和以提升产品核心技术出口为重点相结合的模式。

(二)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 

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上人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国长期奉行全球性扩张政策、超前消费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的风险。美元的信用风险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人民币国际化提上日程。当今我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总额、外汇储备、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已占重要地位。对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已有重要影响。而美元持续贬值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人民币币值总体上是稳定的，周边国家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已使用人民币，年初我国已和多个国家进行了总额达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举一方面促进双方进出口贸易，有效防范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我国贸易、减少外汇储备风险、提升国际地位，当然也对我国的经济、货币政策带来挑战。我国应充分调查研究、推行试点，着手人民币国际化的组织、制度、渠道、结算网点建设。

1、试点和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收支结算制度。先进行清算制度、组织机构、渠道网络建设。建立起人民币投放和回笼渠道，除通过口岸结算、货币互换外，还要通过涉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向贸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间的人民币跨境清算渠道、结算网点等的建设。 

2、加大双边关系中人民币与他国货币兑换业务，既直接推动进出口贸易又避免美元汇率波动风险，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算业务的发展。 

3、实行一定范围内国际交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4、健全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坚持量入为出原则不动摇。保持财政收支盈余，偶尔可赤字，但长期趋势是盈余。保持贸易的长期顺差，幅度可增减变动。但每一年度不逆差。这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石。 

5、加强对广义金融市场规范建设和监管，严控异常资本项目流动。打击恶意投机炒作和洗钱犯罪。 

第11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

2008年9月底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金融间现代化交易链条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危机对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这次危机来势猛。传播速度快，牵涉面广。影响层次深，时间长破坏性大，为世界所罕见。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机构或破产或整合。大量实体企业或破产或重组，生产销售困难，产品积压。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各国财政税收锐减。进出口贸易额急剧下降，各行业遭受重创，复苏难度相当大。

我国的经济体系和外汇储备体制与美元币值联系密切，与美国投资和直接贸易比重较大，同他国大量贸易和投资往来用美元结算。使我国经济紧紧地绑架在美国的经济战车上。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次优选择，到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5亿美元。却持有美国债7274亿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证券类资产达1.20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2/3。危机先后使我国基金投资、银行及理财公司投资、大型实体企业并购或套保投资等直接损失达2000亿美元以上，导致几家大型企业高管更替，社会就业难度增大。

(二)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制度影响

1、直接挑战美元的世界通币地位。美国的泡沫损失和挽救危机投入的巨额资金更加剧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趋势是长期的，鼓吹强势美元的战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战美国长期全球性扩张的“双赤字”政策，并引起国际社会不同力量对比变化。

3、将引起国际货币组织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不论是超货币还是多元化货币，将会诞生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

4、将对任意国际货币国的财政收支、国际收支预算，经济上“扩张与收缩、双赤字或双赢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选择与制定产生影响。

5、危机后新型经济体作为国际货币参与国，在维持本国币值稳定与坚挺上。不仅仅是与金融制度的安全与完善、外汇储备的多寡、虚拟经济的发达与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实体规模与产出量、外汇储备中真金白银和战略物资储备量休戚相关。

二、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启示

(一)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技术和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随着经济大国的“资本+制造产业”在我国转移，带动了我国贸易高速增长，也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依存度高达60％以上。对外出口直接拉动了原材料、能源、服务业上游产业的发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赖于低人力成本和资源的消耗来支持，且我国长期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条件低，人民币对各主要通币比价低。我国总体经济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农业生产资料都源于原生矿产资源，相当大比例源于我国。尽管外汇储备相当大，但环境与资源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许多矿山城市资源枯竭，废渣尾矿堆放成灾，自然环境恶化，农产品供给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国必须改变出口拉动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成以内需为主和以提升产品核心技术出口为重点相结合的模式。

(二)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

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上人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国长期奉行全球性扩张政策、超前消费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的风险。美元的信用风险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人民币国际化提上日程。当今我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总额、外汇储备、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已占重要地位。对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已有重要影响。而美元持续贬值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人民币币值总体上是稳定的，周边国家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已使用人民币，年初我国已和多个国家进行了总额达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举一方面促进双方进出口贸易，有效防范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我国贸易、减少外汇储备风险、提升国际地位，当然也对我国的经济、货币政策带来挑战。我国应充分调查研究、推行试点，着手人民币国际化的组织、制度、渠道、结算网点建设。

1、试点和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收支结算制度。先进行清算制度、组织机构、渠道网络建设。建立起人民币投放和回笼渠道，除通过口岸结算、货币互换外，还要通过涉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向贸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间的人民币跨境清算渠道、结算网点等的建设。

2、加大双边关系中人民币与他国货币兑换业务，既直接推动进出口贸易又避免美元汇率波动风险，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算业务的发展。

3、实行一定范围内国际交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4、健全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坚持量入为出原则不动摇。保持财政收支盈余，偶尔可赤字，但长期趋势是盈余。保持贸易的长期顺差，幅度可增减变动。但每一年度不逆差。这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石。

5、加强对广义金融市场规范建设和监管，严控异常资本项目流动。打击恶意投机炒作和洗钱犯罪。

第12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济衰退 预期 信心

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金融市场动荡、交易规模下滑、失业率上升,原本写在书本上的景象正呈现在我们面前,衰退背后是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和无奈。走向复苏需要信心,但信心无疑是今天市场上最稀缺的东西,历史上有关危机过后经济萧条的描述让悲观预期成为此时行事的基础,因为人们相信这种判断是理性的。然而单单基于过去预测未来属于适应性预期,只有最大限度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行动才是理性预期。本文置身充斥消极情绪的环境,分析经济周期自身属性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以期提升市场信心,实现中国经济的尽早回暖。

一、市场悲观预期蔓延加剧全球经济衰退

过去一年多来,全球经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自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完成由虚拟经济领域到实体经济领域、由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蜕变,演化为一场世纪性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环境、市场概况以及面临风险的看法,严重挫伤了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乐观态度。悲观预期,令经济效率源泉的自由市场运行的流畅程度大大降低,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全球经济快速恶化正是交易伙伴间信任关系的断裂,市场体系内部信用崩溃的表现。

1.悲观预期促使金融机构纷纷“去杠杆化”

全球金融危机让金融机构脆弱性暴露无遗,此前已有一些机构由于过高的财务杠杆比率付出惨重代价(见图1),为了降低财务风险,金融机构纷纷降低杠杆率,防止陷入破产的绝境。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归入商业银行体系,投资银行传统的约30-35倍的杠杆比率将逐渐向商业银行十几倍的杠杆比率转化。与此同时,对冲机构破产与大幅度削减杠杆比率也将导致金融市场的杠杆率大幅降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行为不仅造成金融市场混乱,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流动性高度紧张,预计全球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累计损失将超过50万亿美元。同时“去杠杆化”行为会导致信贷萎缩,影响投资和消费,波及实体经济,在更大“去杠杆化”规模发生之前,金融市场难以恢复正常,实体经济稳定和复苏遥不可及。

2.信心不足引发投入要素价格大幅跳水

受预期需求和产出下行的影响,国际能源、金属矿石、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经历剧烈波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跳水,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2008年初90美元/桶攀升至年中147美元/桶,年末又大幅降至44.6美元/桶。农产品、黄金、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也经历了相似的调整。次贷危机显现之后,各经济体也纷纷下调了其国内利率水平。为了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力度,美联储多次降息,联邦基金率自去年年初的4.25%降至0%-0.25%,降至历史新低。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采取协调行动,推动数轮大幅联合降息。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水平也呈现出下滑趋势。由于预期消费水平降低,企业主正在压缩产出、裁员或降薪,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时候,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谨慎行事。

3.市场悲观态度弱化了政府干预的效果

市场信心与政府干预存在微妙的关系,此前美国政府对贝尔斯登的救助曾一度使危机趋于平缓,但此后拒绝援助雷曼兄弟的战略性失误,令危机全面升级,此前暂时重建的信心最终随雷曼兄弟的烟消云散。丢失信心的市场呼唤政府的介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出台了规模庞大、层次多样的救市计划,减息、注资、推出扩张性财政刺激计划等等。政策效果地释放离不开市场主体的积极配合,但在悲观预期的环境中,市场对于刺激政策的冷漠会弱化干预效果。例如,之前美国政府向银行系统注资来迫使银行解除拆借限制,但是银行本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仅遵循自身利益行事,银行间融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又如,美国政府希望建立公私合营投资基金购买问题贷款和证券的计划很可能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当前“现金为王”的投资理念很难激发私人资金介入这一领域。

二、客观审视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走出困境的过程,伴随着市场信心的重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一味强调不利因素,无视经济运行中的有利因素,就会让悲观预期拖延经济复苏的时间。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没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定局。正因如此,中国更加需要客观审视此次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为市场主体重建信心奠定基础。

1.经济周期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内在合理性

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尽管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但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治愈衰退,衰退总会在一轮繁荣过后不期而至。立足经济周期视角,当前经济衰退与8年前美国互联网泡沫危机有极为深远的联系,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激活了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令经济很快复苏并趋于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并非经济自我调整后健康机体,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个泡沫,并且比此前的互联网泡沫更大。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造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乃至全球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事实上,今日的严重衰退正是一场姗姗来迟的衰退。

2.外部与内部原因致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趋于放缓。自200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0.6%,此后四个季度渐次回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降至6.1%(见图2)。全球金融危机首先冲击了深度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的经济体,随后波及了高度负债和依赖外部融资的经济体,最后影响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存在资本项目管制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受到冲击的程度远远低于欧盟、韩国、冰岛等经济体,但是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转化,中国由于较高的对外依存度而成为危机损失的被转嫁方之一。与此同时,在危机来临前的一年多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趋于紧缩,为了医治久久不能平抑的经济过热,多次提高利率、调高准备金率、加速货币升值甚至直接控制信贷规模和流向,也给经济增长不小的内在压力,但是随着政府转向扩张性政策的出台,来自政策方面的压力转变为增长的动力。

三、保持中国经济发展信心的力量源泉

温总理指出,在经济困难便面,信心与合作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来自于国内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同类型国家的事实以及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力实施。

1.中国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另外三个国家

外部冲击和此前紧缩性的政策冷却了一度过热的中国经济,但是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自2008年第三季度,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纷纷出现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金砖四国的另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在2008年前三季度实现了6%-7%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同期增长速度达到9.9%。从投资和消费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提高。2009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消费增速趋于平稳,2009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0%,未来,消费依然是GDP中相对稳定的因素。

2.中国政府具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信心和能力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手快、出拳重的特点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捍卫经济增长的决心与信心。去年11月份,国务院宣布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政府筹措1.2万亿,其余来自配套贷款和自筹资金。投资方向集中于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中国政府家底厚,国有经济部门资产规模大、质量优的特点保证了中国政府有能力落实刺激计划:第一,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增至19460亿美元,过去的5年时间中,财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银行和社保基金的隐性债务大幅降低。第二,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左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量增至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60%,且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降至7%左右。随着各项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刺激计划已初见效果,自2008年12份至今,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四个月回升,并与2009年3月一举突破标志着经济扩张和收缩分界点的50点关口,达到52.4。

参考文献:

[1]吉尔•福斯乐.2009:全球经济预测与展望.国际金融研究,2009.2.

[2]黄益平.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际金融研究,2009.1.

第13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超主权货币：人民币国际化

2008年9月底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金融间现代化交易链条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危机对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这次危机来势猛。传播速度快，牵涉面广。影响层次深，时间长破坏性大，为世界所罕见。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机构或破产或整合。大量实体企业或破产或重组，生产销售困难，产品积压。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各国财政税收锐减。进出口贸易额急剧下降，各行业遭受重创，复苏难度相当大。

我国的经济体系和外汇储备体制与美元币值联系密切，与美国投资和直接贸易比重较大，同他国大量贸易和投资往来用美元结算。使我国经济紧紧地绑架在美国的经济战车上。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次优选择，到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5亿美元。却持有美国债7274亿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证券类资产达1.20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2/3。危机先后使我国主权基金投资、银行及理财公司投资、大型实体企业并购或套保投资等直接损失达2000亿美元以上，导致几家大型企业高管更替，社会就业难度增大。

(二)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制度影响

1、直接挑战美元的世界通币地位。美国的泡沫损失和挽救危机投入的巨额资金更加剧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趋势是长期的，鼓吹强势美元的战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战美国长期全球性扩张的“双赤字”政策，并引起国际社会不同力量对比变化。

3、将引起国际货币组织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不论是超主权货币还是多元化货币，将会诞生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

4、将对任意国际货币主权国的财政收支、国际收支预算，经济上“扩张与收缩、双赤字或双赢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选择与制定产生影响。

5、危机后新型经济体作为国际货币参与国，在维持本国币值稳定与坚挺上。不仅仅是与金融制度的安全与完善、外汇储备的多寡、虚拟经济的发达与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实体规模与产出量、外汇储备中真金白银和战略物资储备量休戚相关。

二、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启示

(一)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技术和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随着经济大国的“资本+制造产业”在我国转移，带动了我国贸易高速增长，也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依存度高达60％以上。对外出口直接拉动了原材料、能源、服务业上游产业的发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赖于低人力成本和资源的消耗来支持，且我国长期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条件低，人民币对各主要通币比价低。我国总体经济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农业生产资料都源于原生矿产资源，相当大比例源于我国。尽管外汇储备相当大，但环境与资源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许多矿山城市资源枯竭，废渣尾矿堆放成灾，自然环境恶化，农产品供给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国必须改变出口拉动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成以内需为主和以提升产品核心技术出口为重点相结合的模式。

(二)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

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上人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国长期奉行全球性扩张政策、超前消费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的风险。美元的信用风险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人民币国际化提上日程。当今我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总额、外汇储备、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已占重要地位。对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已有重要影响。而美元持续贬值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人民币币值总体上是稳定的，周边国家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已使用人民币，年初我国已和多个国家进行了总额达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举一方面促进双方进出口贸易，有效防范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我国贸易、减少外汇储备风险、提升国际地位，当然也对我国的经济、货币政策带来挑战。我国应充分调查研究、推行试点，着手人民币国际化的组织、制度、渠道、结算网点建设。

1、试点和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收支结算制度。先进行清算制度、组织机构、渠道网络建设。建立起人民币投放和回笼渠道，除通过口岸结算、货币互换外，还要通过涉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向贸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间的人民币跨境清算渠道、结算网点等的建设。

2、加大双边关系中人民币与他国货币兑换业务，既直接推动进出口贸易又避免美元汇率波动风险，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算业务的发展。

3、实行一定范围内国际交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4、健全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坚持量入为出原则不动摇。保持财政收支盈余，偶尔可赤字，但长期趋势是盈余。保持贸易的长期顺差，幅度可增减变动。但每一年度不逆差。这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石。

5、加强对广义金融市场规范建设和监管，严控异常资本项目流动。打击恶意投机炒作和洗钱犯罪。

第14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河北省；实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1－0069-04

2008年下半年，几乎全球所有的经济体都受到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也不例外。具体来看，本次金融危机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冲击我国实体经济：第一，外贸途径。由于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总需求下降，加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应抬头，导致我国出口额迅速下降，出口企业由于产能过剩不得不被迫转型或倒闭，直接冲击了我国与出口型企业及其相关的实体经济。第二，投资途径。由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外投资减少甚至抽逃，使部分对外资依赖较强的企业遭遇资金压力，加剧了宏观经济的运行风险。第三，汇率途径。受金融危机影响，各主要经济体为减缓本国经济下滑的趋势，竞相采取贬值货币刺激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大国间经济刺激政策博弈的焦点之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迫于其国内压力，采取各种手段要求人民币升值，导致人民币被动升值压力加大，总体上，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外向型实体经济、外资依赖比较强的地区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大。因此，首先受到这次金融危机冲击的地区是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其后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其负面影响逐渐向全国各地区扩散。

一、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经济的影响

河北经济对外资和外贸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不仅远低于江、浙、粤等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初期受到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伴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一方面，早期遭受严重冲击的沿海外向型企业加大开拓国内市场的力度，从而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并且会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寻求低廉的要素成本来为其遭受重压的外向型出口产能减压；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期冲击伴随着市场流动性的变化、要素价格的升高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逐渐传递到河北。这对综合竞争力不强的河北企业来说构成巨大压力。一方面，直接受到了同类型沿海外向型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的挤压，另一方面，在同一地区面临沿海外向型企业过剩产能在同质化政策下向中部寻找出路的压力。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的冲击可以概括为：“近忧较小，远虑堪忧”八个字。具体来看，金融危机对河北经济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始阶段

由于河北经济发展对外依赖程度还不够高，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的直接冲击还不十分明显，间接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出口困难。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总需求下降导致河北省的出口额下降，但由于河北实体经济总体对外依存度较低，所以，在这一阶段出口贸易下滑对河北实体经济总体影响相对较小，实体经济依然表现出总体向上的态势。据石家庄海关统计：2009年进出口总值完成296.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2.9%，其中出口总值156.9亿美元，下降34.6%，降幅分别比上年收窄0.6和1.4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完成出口28.5亿美元，下降15.4%，降幅比上年收窄6.3个百分点。出口贸易所受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但受到的冲击幅度远小于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实体经济。

2. 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引资困难。长期以来，河北省的发展始终受到资金瓶颈的制约，而近期全省范围内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资金短缺更为严重。金融危机的出现，导致国内外流动性骤减，在危机的初期国外投资出现减少甚至抽逃，国内各地区的跨区投资也出现大幅度萎缩，这给河北省的对内对外引资工作带来了困难。2009年前三季度，河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49%，增幅居全国首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8.9%，拉动经济增速5.7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增速为9.6%）。虽然从数据上来看，河北省的引资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要把这些数据放到河北省各地积极推进“三年大变样”以及承接国内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其引资工作仍不容乐观，各地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仍存在较为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总体上来看，外资以及国内跨区投资不足加剧了河北省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

3.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总需求不振导致钢铁等原材料价格下滑，大大降低了河北省实体经济中支柱产业的盈利能力。同时，由于国家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导致国内粗钢和建筑用钢需求极度萎缩，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以粗钢为主要产品的河北钢铁产业压力颇大。

（二）延伸阶段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纷纷出台各种经济刺激政策，采取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手段，如我国沿海部分有实力的外贸企业在金融危机环境下把发展的重点放到内地，由此也给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压力。

1.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大面积倒闭影响了沿海资本向经济增长的第三极――环渤海区域的转移，而且还同河北省竞争国内投资，给河北省吸引国内资金参与省内建设的构想形成一定的障碍，影响河北省的经济发展。

2. 部分有实力的外向型企业，在外部需求日益趋紧的形势下把目光瞄准国内市场，实施战略转型。由于这些企业积累了相对充裕的资金、成熟的生产技术和高水准的管理水平，使得这些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相当强的竞争能力，这些企业的转型直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给河北省企业带来了竞争压力。以浙江省为例，2009年，在净出口同比下降22.1%的情况下，浙江经济保持了8.8%的增长速度，这与企业迅速调整了市场结构是分不开的。

（三）复苏前的黑暗阶段（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阶段）

金融危机到底会对世界金融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到底会对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世界经济到底会在何时见底，到底会在何时走上复苏之路？这一系列问题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可以预见的是――复苏前的黑暗阶段、碳关税条件下的贸易保护、“两反一保”的调查升级以及竞相的货币贬值就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在危机末期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在这一阶段，欧美发达国家把保护的重点放到加强其国内市场竞争的有效性上，以维持其技术优势产业的全球垄断地位。在这一阶段，中国庞大的实体经济的过剩产能所受到的挤压超出人们的预期，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内各区域经济间的竞争也会因此而加剧。据美国劳工部称，美国的失业率仍维持在10%的高位。同一阶段公布的欧元区失业率也达到10%。以往经济危机的历史表明，欧美失业率居高不下往往会造成其政府纵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在这一阶段，全球以增加社会责任为借口的各种各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逐渐蔓延，为危机中的全球经济复苏增加不确定性。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在国际贸易保护行动中“首当其冲”受害在所难免，2009年1―4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发起“两反一保”调查38起，案件数同比上升26.7%。

从河北省当前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河北经济在延伸阶段和复苏前的“黑暗”阶段受到较大的冲击。事实上，统计数据显示，河北省2009―2010年生产总值增速全年为10%左右，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0%和7%左右。这印证了我们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在初期对河北省经济冲击相对较小的判断。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河北省经济受直接冲击较小的背后既有经济外向性较低的因素，也有国家大力投资基础建设对河北省钢铁等产业拉动较大的因素。如果全球金融危机不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被扼制，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各种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蔓延，将导致河北省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日益恶化，河北省所固有的诸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竞争力较差、产品科技含量低等劣势将逐渐显现，河北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将受到不利影响。

二、河北省应采取的对策

应该看到，当前国家所采取的维持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都是围绕在短期内维持经济以相对较高的速度发展而制定的，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短期政策。这些短期政策措施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河北省在经济发展上已经落后了其他沿海地区，但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调整、缩小差距的机遇，我们必须在国家刺激经济计划的大框架下，结合河北省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经济发展计划，从而使河北经济在下一个经济扩张期内实现可持续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河北省应该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在初期对河北实体经济直接冲击较小的宝贵时机，把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河北省的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提升企业竞争力结合起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努力扩大内需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为渡过金融危机冲击的后期阶段以及实现实体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增长提供保障。具体来看，河北省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发掘新的投资来源

目前来看，河北省能够发掘的新投资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把吸引外资的重心从美、欧、日等地区向外扩展，把单纯吸引发展资金向吸引先进技术转移。比如，可以考虑到资金充裕的中东、拉美等产油国进行定向招商，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发展河北省的石油化工产业，充分利用河北要素价格较低的有利条件，吸引产油国的资金和原油资源到河北省发展石油重化工业；到具有技术优势的欧美发达国家，吸引拥有先进、专有加工技术的中小企业与河北省的低价格要素结合，打造定向产业园区，提高河北省传统行业的技术升级。第二，扩大对内开放力度，吸引沿海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从实体经济退出的大型产业资本到河北省投资，充分展示低要素价格对大型产业资本的影响力。

（二）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升级

河北省的产业结构已经到了亟待升级的地步。在其主要支柱产业中，钢铁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为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约四分之一的钢铁及制成品依赖国际市场。2009年粗钢产能超过了7亿吨，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加剧。煤化工、水泥、平板玻璃、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重点发展的产业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过剩。具体来看，实现产业升级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第一，坚决淘汰、转移落后产能；第二，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提升现有产业；第三，发展一批有增长潜力的新兴产业。虽然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等社会问题会给河北省淘汰落后生产力、实现产业升级带来极大的压力，必须克服当前困难，充分抓住欧美很多大企业由于金融危机不得不放松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及新技术的出口限制这一有利时机，结合河北省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融合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产业升级、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三）增强省内企业的竞争力，积极抢占经济复苏后的国际市场

河北省这次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省企业的竞争力强。金融危机终将过去，国际市场的需求也一定会恢复。由于很多外向型企业元气大伤，对外向性不强的河北省企业而言，这将是一次难得的重新洗牌的机会，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未雨绸缪、早做准备，我们就会成为危机过后最早获益的地区。对河北省而言，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途径主要有两条：第一，谋划未来河北省对外贸易的发展要适应人民币货币环境变化所释放出的引导信号，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降低单位出口产品中的资源、能源与廉价劳动力的占比，减少出口品对廉价生产要素的过度依赖，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财政手段鼓励河北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产业技术增加值，引导、鼓励、企业主动增加河北省新兴产业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的进口，使用全球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调整与发展，实现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第二，从贸易方式上看，由于服务贸易对环境与资源的消耗极低，而且贸易条件较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要优越，尤其是高端服务贸易出口环境相对宽松，应该成为河北省对外贸易增长的新动力。

（课题组成员：孙东升、董葆茗、孟萍莉、樊亚宾；

执笔人：孙东升、樊亚宾、孟萍莉）

参考文献：

［1］刘重.国际金融危机对京津冀地区实体经济的影响与发展趋势分析［EB/OL］.省略/news/txt//content_17758897.htm，2009-05-11.

［2］张志英，邵惠芳.金融危机对河北省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30）:102-103.

［3］张艳.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启示［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9，（2）:30-31.

第1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预期信心

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金融市场动荡、交易规模下滑、失业率上升,原本写在书本上的景象正呈现在我们面前,衰退背后是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和无奈。走向复苏需要信心,但信心无疑是今天市场上最稀缺的东西,历史上有关危机过后经济萧条的描述让悲观预期成为此时行事的基础,因为人们相信这种判断是理性的。然而单单基于过去预测未来属于适应性预期,只有最大限度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行动才是理性预期。本文置身充斥消极情绪的环境,分析经济周期自身属性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以期提升市场信心,实现中国经济的尽早回暖。

一、市场悲观预期蔓延加剧全球经济衰退

过去一年多来,全球经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自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完成由虚拟经济领域到实体经济领域、由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蜕变,演化为一场世纪性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环境、市场概况以及面临风险的看法,严重挫伤了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乐观态度。悲观预期,令经济效率源泉的自由市场运行的流畅程度大大降低,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全球经济快速恶化正是交易伙伴间信任关系的断裂,市场体系内部信用崩溃的表现。

1.悲观预期促使金融机构纷纷“去杠杆化”

全球金融危机让金融机构脆弱性暴露无遗,此前已有一些机构由于过高的财务杠杆比率付出惨重代价,为了降低财务风险,金融机构纷纷降低杠杆率,防止陷入破产的绝境。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归入商业银行体系,投资银行传统的约30-35倍的杠杆比率将逐渐向商业银行十几倍的杠杆比率转化。与此同时,对冲机构破产与大幅度削减杠杆比率也将导致金融市场的杠杆率大幅降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行为不仅造成金融市场混乱,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流动性高度紧张,预计全球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累计损失将超过50万亿美元。同时“去杠杆化”行为会导致信贷萎缩,影响投资和消费,波及实体经济,在更大“去杠杆化”规模发生之前,金融市场难以恢复正常,实体经济稳定和复苏遥不可及。

2.信心不足引发投入要素价格大幅跳水

受预期需求和产出下行的影响,国际能源、金属矿石、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经历剧烈波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跳水,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2008年初90美元/桶攀升至年中147美元/桶,年末又大幅降至44.6美元/桶。农产品、黄金、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也经历了相似的调整。次贷危机显现之后,各经济体也纷纷下调了其国内利率水平。为了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力度,美联储多次降息,联邦基金率自去年年初的4.25%降至0%-0.25%,降至历史新低。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采取协调行动,推动数轮大幅联合降息。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水平也呈现出下滑趋势。由于预期消费水平降低,企业主正在压缩产出、裁员或降薪,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时候,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谨慎行事。

3.市场悲观态度弱化了政府干预的效果

市场信心与政府干预存在微妙的关系,此前美国政府对贝尔斯登的救助曾一度使危机趋于平缓,但此后拒绝援助雷曼兄弟的战略性失误,令危机全面升级,此前暂时重建的信心最终随雷曼兄弟的烟消云散。丢失信心的市场呼唤政府的介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出台了规模庞大、层次多样的救市计划,减息、注资、推出扩张性财政刺激计划等等。政策效果地释放离不开市场主体的积极配合,但在悲观预期的环境中,市场对于刺激政策的冷漠会弱化干预效果。例如,之前美国政府向银行系统注资来迫使银行解除拆借限制,但是银行本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仅遵循自身利益行事,银行间融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又如,美国政府希望建立公私合营投资基金购买问题贷款和证券的计划很可能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当前“现金为王”的投资理念很难激发私人资金介入这一领域。

二、客观审视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走出困境的过程,伴随着市场信心的重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一味强调不利因素,无视经济运行中的有利因素,就会让悲观预期拖延经济复苏的时间。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没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定局。正因如此,中国更加需要客观审视此次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为市场主体重建信心奠定基础。

1.经济周期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内在合理性

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尽管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但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治愈衰退,衰退总会在一轮繁荣过后不期而至。立足经济周期视角,当前经济衰退与8年前美国互联网泡沫危机有极为深远的联系,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激活了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令经济很快复苏并趋于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并非经济自我调整后健康机体,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个泡沫,并且比此前的互联网泡沫更大。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造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乃至全球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事实上,今日的严重衰退正是一场姗姗来迟的衰退。

2.外部与内部原因致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趋于放缓。自200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0.6%,此后四个季度渐次回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降至6.1%。全球金融危机首先冲击了深度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的经济体,随后波及了高度负债和依赖外部融资的经济体,最后影响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存在资本项目管制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受到冲击的程度远远低于欧盟、韩国、冰岛等经济体,但是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转化,中国由于较高的对外依存度而成为危机损失的被转嫁方之一。与此同时,在危机来临前的一年多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趋于紧缩,为了医治久久不能平抑的经济过热,多次提高利率、调高准备金率、加速货币升值甚至直接控制信贷规模和流向,也给经济增长不小的内在压力,但是随着政府转向扩张性政策的出台,来自政策方面的压力转变为增长的动力。

三、保持中国经济发展信心的力量源泉

温总理指出,在经济困难便面,信心与合作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来自于国内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同类型国家的事实以及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力实施。

1.中国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另外三个国家

外部冲击和此前紧缩性的政策冷却了一度过热的中国经济,但是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自2008年第三季度,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纷纷出现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金砖四国的另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在2008年前三季度实现了6%-7%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同期增长速度达到9.9%。从投资和消费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提高。2009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消费增速趋于平稳,2009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0%,未来,消费依然是GDP中相对稳定的因素。

2.中国政府具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信心和能力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手快、出拳重的特点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捍卫经济增长的决心与信心。去年11月份,国务院宣布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政府筹措1.2万亿,其余来自配套贷款和自筹资金。投资方向集中于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中国政府家底厚,国有经济部门资产规模大、质量优的特点保证了中国政府有能力落实刺激计划:第一,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增至19460亿美元,过去的5年时间中,财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银行和社保基金的隐性债务大幅降低。第二,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左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量增至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60%,且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降至7%左右。随着各项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刺激计划已初见效果,自2008年12份至今,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四个月回升,并与2009年3月一举突破标志着经济扩张和收缩分界点的50点关口,达到52.4。

参考文献:

[1]吉尔•福斯乐.2009:全球经济预测与展望.国际金融研究,2009.2.

[2]黄益平.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际金融研究,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