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亚洲金融危机分析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 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税收通货紧缩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许多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拉动实现的。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相当微弱。

进入2004年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了稳健财政政策时期，并取得了积极效果。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对策，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8年以来中国具体财政政策措施

1.1998年～2004积极财政政策阶段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来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达到供给和需求平衡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的一种财政政策。

1998年，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制成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1999年～2004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形势困难，国内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解决。为此，中国在以后几年时间里仍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财政支出规模根据形势变化有所调整。

2.2005稳健财政政策阶段

稳健财政政策具有新颖的、丰富的、深刻的科学内涵,概括地说,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时，应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当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且易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和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中国2003和2004年间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10%，而这两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和9.5%。所以，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中国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998年～2004年,中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到2003年，共带动配套资金3.28万亿元。连续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资料显示，从1998年至今，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的同时，也使国债规模达到2万多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接近3%。2004年，中国经济基本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并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在不同程度和方面引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2.稳健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及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钢材、汽车、房地产等过热行业开始出现降温迹象或者局部出现降温，农业、教育、能源等相对落后行业开始看到较好的发展前景。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和防止通货紧缩，保持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平稳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由于稳健财政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就目前实施情况来讲，还处于探索和实践阶段，但是其积极效果已经在部分领域内有所显现。

三、中国未来财政政策走向

尽管尚未公布明确的时间表，但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现行固定汇率制度将逐步转向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基于经济环境及各种增长要素的变化，中国实施的相应财政政策一定要和改革步伐保持一致，即应该将收入的增量更多地用于支持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这样既可以实现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又可以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

根据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应该将宏观调控的重心从目前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短期的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相结合方面来。通过“稳健”的财政政策解决短期稳定问题的同时,保证中长期的供给稳定，实现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使宏观经济指标维持在长期来看适宜的区间内。

四、结论

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经历了从积极财政政策到稳健财政政策过度的历史时期，成功解决了经济“软着陆”之后的国内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外贸出口困难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并且不失时机地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并取得了改善税收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增长、废除部分农业税等积极效果。应对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及中国入世尚未解决的各种经济问题，中国应该适时采取正确的财政政策，探索和实践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关财政政策体系及创新路径。

第2篇

1995年，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大幅度升值，由于泰铢与美元挂钩，泰铢也是不断升值，这就意味着泰国的出口商品成本更高，不利于泰国的出口，造成了泰国的经常项目的逆差，虽然泰国一直是鼓励外国投资，但是由于泰国经济的发展，泰国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同时泰国本身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而国际上，美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外资不断地从泰国撤资，转向美国市场。为了平衡泰国的国际收支，可以通过市场的作用或者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调节，从市场的角度，由于泰铢的升值在外汇市场上，投资者会买泰铢，泰铢的供给量不断增加，使得泰铢会贬值，或者由于泰铢升值导致泰国的出口减少，增加其他国家的出口，从而使得其他国家的货币逐渐升值，最终使泰铢达到均衡价格。或者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政府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在泰铢升值时，为了让其重新回到均衡价格上，政府将卖泰铢，使之贬值。当时泰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泰铢的价格是固定的，因此政府只能调高利率，采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而这种高利率和固定汇率制度使得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巨鳄”有机可乘。

索罗斯看重了东南亚经济中最不稳定的环节―泰国，当时的一段时间泰铢升值过快，索罗斯预测泰铢的升值空间不大。当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时”，索罗斯联合其他的投机者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售泰铢，由于泰铢在外汇市场上供大于求，致使其大幅度贬值，但是由于泰国政府动用了120亿美元国际外汇储备，购买了当时外汇市场上多余的泰铢，使得索罗斯和其他投机者的投机成本增大，尽管第一二次狙击泰铢失败，但是却造成了一些持有泰铢的散户的恐慌，由于这种投机具有很大的杠杆性，因此索罗斯投入的资本很大，这也就消耗了泰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加剧了泰铢的贬值趋势。索罗斯之后狙击泰铢之前，先在远期外汇市场上沽空泰铢，并且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泰铢，引起拥有泰铢的人们在外汇市场上纷纷抛售泰铢。当泰铢贬值后，再低价购买泰铢，再以当时签订的远期合同上的价格卖出泰铢，从而赚取差价。1997年泰国政府决定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采用浮动汇率，由于本身泰铢被高估，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当日泰铢贬值20%。由于东南亚国家具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以及经济模式都趋于相同，索罗斯采用同样的方式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机，使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在股市上和外汇市场上的货币也是大幅度贬值。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基本上几十年的经济毁于一旦，但是这却为东南亚各政府，甚至是全世界上了宝贵的一课，政府应该注重国内经济结构的改善，东南亚大部分的国家都以“出口型经济模式”为主，而这次的金融危机却把这种模式的缺点暴露无遗。从泰国的固定汇率制度我们可以看出，一国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及长时间的高利率能提供很大投机的空间，并且长时间的固定利率会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引发国内一系列的经济问题，那么汇率制度又将何去何从呢？

一国的汇率制度和金融安全密切相关，因此国家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调整汇率制度，并不是说固定汇率制度一无是处，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贸易发展，吸收资本流入，在特殊时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是可行的，但一国实行资本开放并且同时长时期地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则必然产生投机的空间。所以应该见好就收，同时亚洲金融危机汇率制度的管理不善为中国做出了很好的预警，首先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高速时期，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遭受着泰国一样的情况，那么影响会更加严重。但是中国与泰国等不同的一点是，中国实行的资本管制，意味着像索罗斯这样的投机者如果在中国外汇市场、股市上进行投机，他却很难将这些资金转移出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投机的可能，维持了经济环境相对安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取消资本管制是一个必然趋势。

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必须思考适合本国的汇率制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明显，中国已经不再适合固定汇率制度，但是就目前中国的资本尚未完全开放，因此采取谨慎的汇率制度，中国逐渐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从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固定汇率制度的缺陷，中国参考的一篮子货币，能够避免由于一种货币的变动而引发的大幅度贬值或升值，使得外汇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也就阻止了投机的可能。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果，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浮动汇率制度亦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同时还要被动地接受美国的一些无理货币政策。因此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定势而动，随着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改革汇率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调整汇率制度以适应中国特殊经济体系的发展。

第3篇

关键词：债券市场；债券品种；企业债券

1.我国公司债券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1.1国债市场的发展，为公司债券的定价提供了基础

当前，我国国债市场已初具规模，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债利率的期限结构曲线已经形成，基础利率逐步稳定，为公司债券的分析提供了基础。

1.2相比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而言，公司债具有以下优势

（一）融资规模大，成本低。

公司债券可为企业在当期融入上亿资金，而从银行难以一次性贷入如此大量资金，且在融资成本方面，企业债券相对于同期贷款利率更低，可更节约融资成本。

由图1-1可以看出，三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较同期债券的发行利率更高

图1-1 2007-2011银行三年期贷款利率与平均票面利率对比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二）融资期限多样化

企业债有多样化的融资期限，可分为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15年期和20年期等

（三）资金使用灵活

企业债券发行后，资金融资到位时，可以用于补充项目资金，调整财务结构，

兼并重组，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具有更好的灵活性。

2.我国企业债券发展现状

根据迈尔斯的融资顺序理论，企业的融资顺序选择是：第一，内部融资，然后发行债券，发行股票，但我国的现状是：第一个国家投资，那么企业发行债券，最后，即使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企业债券，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直接投资，同时，企业债券在政策的促进作用的发展走上新的。然而，我国企业债券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

表2-1 我国企业债券历年发行额及占GDP比值（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2000-2011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从表2-1可以看出，从1987年起，我国开始探索企业债券，2004年以前，我国企业债券发行额仅350亿元以下，占GDP比重不到0.1%；2005年-2009年间，随着我国政府提出了“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筹集资金，改变债券融资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丰富债券品种，促进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鼓励债券市场发展的政策；2007年8月14日，发行额从04年的327亿元跃升至09年的15864亿元，占国债市场发行额比重也从5.7%跃升78.33%，最高达到98.57%，市场规模和市场结构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Study on Korea’s Corporate Bond Market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China’s Bond Market Development， January 2004

但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而言，我国企业债券发展仍然相对落后。2008年美国新发行企业债券达到7024亿美元，而我国仅1330多亿美元，仅相当于2001年韩国公司债券市场的发行额；从GDP占比来看，到2010年，我国公司债券占GDP比值虽然有了较快发展，但仍然仅占3.89%，尚未达到其他亚洲国家2001年的水平。日本拥有亚洲最大的企业债券市场，韩国紧随其后。在全球企业债券突破万亿美元的今天，我国公司债券市场规模与我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

3.发展我国公司债券市场措施

3.1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我国应放松管制，建立评级，信息披露和公司债券市场信用体制，与发行人信用责任机制为核心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他配套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和投资机构的职能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3.2 加速公司债券利率市场化

需要放松对利率的管制，充分分析和考虑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投资风险等因素，由承销商和发行人确定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利率，利率可以反映市场的供给和需求。

3.3 增强公司债券流动性

把公司债券计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国的企业债券在交易所上市交易阻碍了公司债券。目前，大多数的公司债券不符合上市条件，公司债券的上市不高。其次，培育机构投资者。银行为企业债券的投资者队伍，壮大机构投资者的队伍。

总的来说，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使结构性问题在中国金融市场得到很好的改善，提高资本市场的供给，抑制资产泡沫。资本市场的均衡发展，减少金融风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建国：关于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几点思考[J].武汉金融， 2007， （04）

第4篇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2001

第5篇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金融危机 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 2001

第6篇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2001

第7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 金融危机 结构突变 数据生成过程

1997年和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世界和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衡量我国通货膨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因此研究CPI的动态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CPI序列数据包含着复杂的动态结构，而单位根和结构突变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时间序列变量的动态特征。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最主要的意义在于确定宏观经济变量是否受剧烈冲击的影响发生了结构突变，并由此判断其是服从分段趋势平稳过程还是单位根过程，此结论对政府政策主导下的宏观调控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如果宏观经济序列是含有单位根的非平稳过程，那么它的趋势由随机信息累加得到，即由随机趋势所决定。而如果经济时间序列不含单位根，则它的趋势沿着确定性均衡路线上下随机波动，冲击只是对经济发展的局部产生短暂性影响，并不能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均衡路径产生持久性冲击。另一方面，通过深入剖析其发生的结构突变点，探究使其发生结构突变的原因，可以得到冲击对宏观经济序列产生突变影响的传导原因，对经济政策的有效制定具有实际意义。本文试图以1997年和2008年为大背景，从结构突变的角度对我国CPI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定量分析，研究其是否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发生了结构突变以及结构突变点产生的原因，进而分析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CPI产生的影响。

文献综述

数据生成过程（Data Generating Process，DGP）是指变量的数据源于具有何种特征的随机过程。然而，由于一些剧烈的冲击，如金融危机、体制转变等，可能导致DGP具有结构突变。Perron（1989、1990）在ADF检验基础上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 成为突变问题研究的里程碑。Banerjee、Lumsdaine和Stock（1992）采取在原样本范围内连续抽取不同子样本的方式提出3 种含有结构突变点的单位根检验方法：递归检验、滚动检验和循序检验。国内学者对于结构突变研究较少，王少平（2003）认为，单位根检验没有考虑数据生成过程中的变量的系数的时变性问题，然而剧烈的冲击，可能导致DGP具有结构突变。本文的创新之处正是基于结构突变理论，从新的视角对1997年与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CPI序列的DGP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模型设定与数据

（一）结构突变的单位根过程

Perron针对已知突变点给出三种经验模型，按照一般到特殊的模型选择原则，笔者选取Perron的模型C进行检验（假定发生结构突变的时点已知为tB），即：

yt=μ0+μ1Dt+δ0t+δ1Dtt*+et，其中Dt=1，当t>tB；Dt=0，当t≤tB。

当et～I（1）时，yt具有结构变化的单位根，而et～I（0）时，yt具有结构变化的趋势稳定。于是，结果变化的单位根检验就转化为对退化趋势之后的残差的单位根检验。但是外生确定结构突变点这种检验依赖于数据特征，在结构变化不显著时可能失效。为了避免犯主观性的错误，我们通常采用内生结构突变检验。

（二）样本和数据

笔者研究了从1996年6月到2011年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指数，数据来源于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在宏观经济计量中，对时间序列数据取自然对数可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且这种变换不影响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调整效应。基于这一思想，笔者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记为πt）。

（三）内生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

为确保检验的准确度，笔者将分别采用退势法与滚动回归法进行内生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另外，为提高结构突变检验的势，笔者采用部分样本来检验，即用1996年6月-2000年2月的数据来检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CPI的影响，用2006年5月-2011年11月的数据来检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CPI的影响。

实证分析

（一）内生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

基于前述的分析，对于第一个子样本，所有可能的结构变化点为t1=1997年3月，t2=1997年5月，t3=1998年4月，并分别定义虚拟变量为D1=1，t> t1；D1=0， t≤t1；以此类推。得到最小的ADF值发生在1998年4月，其相应的退化趋势和对退化趋势数据的ADF检验为

πt=4.6927-0.0075D3-0.0042t+

0.0046D3 t3*+e3t

t=(1876.0830) (-2.1605) (-23.0937) (17.3610)

Δe3t=-0.2456e3t-1+ε3t

AIC=-8.1447，ADF(0)= -2.0607

式中，et残差项，t为时间趋势，即对应1996年6月，t=1，对应1997年7月，t=2，以此类推。由于min t(ρi)=min{ADF}=-2.0607，显然，-2.0607>-2.6186（1%的临界值），故接受单位根的原假设。

笔者对CPI序列继续进行滚动回归检验，相应的滚动回归检验ADF序列图，如图1所示。

第8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影响；卫生

中图分类号：D5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213-03

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有限，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不完善，金融危机已经威胁到这些国家贫困居民的生存，过去几十年取得的社会进步有可能遭到严重破坏，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面临巨大的挑站[1]。目前，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正在扩大，造成的冲击不容忽视，出现了出口贸易下滑、国民经济增长放缓、失业人口增加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2]。为了评估金融危机对卫生系统发展和居民健康的影响，特别是贫困群体以及失业人群的影响，提高各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性和紧迫性，总结各国的经验和措施，为今后制定更好的策略提供建议，在世界卫生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在中国深圳市开展了相关调研评估工作。

一、研究背景：选择对国际贸易依赖程度高的地区

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此次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3]。比亚洲金融危机波及的范围更广，中国恢复经济的外环境较差；二是中国目前对出口的依赖程度更高，恢复经济的阻力可能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经济状况[4]；三是对国际投资的依赖程度降低，说明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在增强，自我应对能力在提高；四是中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5]，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制度，金融危机演变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很难独善其身，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主要是经济增长放缓、出口贸易下降、居民就业压力增大、物价波动较大、特别是食品价格等。在中国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下，社会经济状况正在逐步好转。

为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此次研究选择了对国际贸易依赖程度高的地区，因为国际贸易下降出现经济增长下降、失业工人增加的可能性更大，矛盾更突出。根据2008年的情况，深圳市是中国外贸出口总额最高的城市[6]，出口总额占国内GDP的比重甚至超过了100%，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城市。

根据深圳市的社会保障结构看，针对出口加工企业的工人的医疗保险为劳务工医疗保险。从参加劳务工医疗保险的职工的数量看（见下页图1），2008年4—5月份达到最高，到2009年逐渐回落，这种情况与出口行业的出口量变化紧密相关，但是变化的幅度为100万人左右，可以推断在整个经济领域，受影响较大的出口加工型企业的职工的数量所占的比例可能不是很大，或者这些企业裁员的数量占整个经济领域的产业工人的数量的比例不是很高。进入2009年后，参加劳务工医疗保险的数量又开始回升。由此可以看出，深圳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的冲击，出口量急剧下降，失业劳务工出现增多的趋势，但是社会消费情况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说明居民的生活相对安定。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危机对部分产业影响较大

（一）危机影响较大的产业工人收入降低

为了调查受影响最重的行业，此次研究选择了电子和家具制造行业的在岗工人以及失业工人进行调查，共计480名。在岗工人的调查主要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抽中的企业作整群或随机调查，失业工人主要采取随机偶遇调查。

通过产业工人调查发现（见下页表1），与2008年上半年相比，工人的收入下降了16%～17%，失去工作的人的下降幅度更大。与2008年上半年相比，无论是在岗工人还是失业工人，身体健康状况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承受的生活、工作压力增大，心理健康状况下降，失业工人在这两方面尤其严重。但从卫生服务利用的情况看，没有发生大幅度降低，在岗工人的就医经济负担有所降低，失业工人有所增加。从调查数据看，产业工人在2009年的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在岗工人的收入下降16.65%，失业工人下降17.69%。从收入的绝对数量看，两个群体的收入相差300元左右。今年与去年相比相差700元左右。

（二）工人心理健康在危机前后变化明显

对于工人健康状况的评价和危机前后的变化情况，此次研究主要选择了自感身体健康状况、承受的压力和心情的好坏以及有无自杀倾向等指标，通过比较发现，自身健康状况没有明显变化，但是心理健康状况下降明显。目前失业工人的主要压力是找工作，特别是对于流动人口，居住在外地需要支付房租、生活费等，主要压力来自于找工作。通过访谈也发现，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工作，这些流动人口只能返回家乡。根据这些工人的估计，在其周围认识的朋友中，有大概一半的人返回家乡，如果经济状况好转，他们还会再回来找工作。说明了金融危机等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活压力方面，在影响心理健康传递过程中作用有所减轻，结合2008年的情况分析，对在岗工人的情绪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对失业工人的影响比较大。也间接说明了失业以及金融危机对工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影响，这需要卫生部门以及劳动保障部门加强这方面的监测，防止危机造成更多的社会负面影响。从情绪低落发生的频率看，失业工人的情绪低落的发生情况要明显高于在岗工人，例如近一个月来情绪低落发生很多次的人的比例比在岗工人高出14.4个百分点。

从健康状况相关指标的比较看，与2008年相比，无论是在岗工人还是失业工人，自感身体健康状况没有发生变化的超过了70%，出现下降的失业工人较多，好转的在岗工人较多。但是整体上差距不大。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不会短时间内对产业工人的健康造成影响，即使少量的不吃饭或者营养摄入不足，也不会在短时间内表现出来。从2008—2009年的压力变化情况看，无论是产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的压力普遍出现增大的情况，但是失业工人变大的趋势更明显，这也于整个行业出口量下降，订单减少造成的用工需求量减少有关。

（三）受影响较大的产业工人的医疗服务利用在危机后略微下降

从调查工人对因病就诊率和因病未就诊的比例看（见表3），两类人群的情况基本相似，从是否获得医疗服务的情况看，有需求时，在岗工人获得医疗服务的比例要高于失业工人约8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失业工人的服务利用情况略低于在岗工人。

进一步分析未获得医疗服务的原因可以发现，无力支付费用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选择最多的是其他原因。调查中了解到，主要原因是工人觉得没有必要去就医，例如感冒后一般是自愈，不吃药也不去找医生，这种情况是绝大多数。由此可见，对于失业工人，经济困难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金融危机对居民的健康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些主要集中在电子和家具制造这两个相对影响较大的产业工人之中。从访谈中了解到，目前整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量趋于稳定，并没有明显减少，但是产业工人的总数量在减少，说明金融危机对产业工人的医疗服务需求的抑制作用较小。

三、结论与对策：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基层卫生服务体系抵御了危机

综合深圳地区的情况看，金融危机对居民的健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从整体上讲，冲击并不是很大，特别是在卫生服务利用方面，仅有小幅度的变化。主要影响体现在对失业工人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综合分析其中的原因可以发现：

一是劳务工医疗保险相对完善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是实行社区首诊，积极引导参保病人利用社区卫生机构，节约卫生资源；另一方面，实行门诊统筹、总额预付，提高社区卫生机构控制费用、开展预防服务的动力；另外，还通过提高社区卫生机构的报销比例引导居民利用社区卫生服务。

二是及时根据金融危机进行调整，一方面降低工人的缴费水平，个人缴费由原来的4元降低到2元；另一方面是调整医疗保险基金的分配比例，用于门诊统筹的缴费资金由原来的6元增加到8元[7]，住院统筹资金由原来的5元降低到3元，保证工人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

三是相对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深圳市通过医院设立社区卫生机构的管理形式，建立了覆盖广泛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立了双向转诊体系，提高了社区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并且落实了业务用房租金补助[8]、人员经费、培训经费和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经费补助，提高了社区卫生机构的公益性，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的数量大幅度提高。

四是政府各部门动员，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了给企业减轻负担，深圳市政府要求各个部门为企业减负做贡献，卫生部门降低了职业病健康查体的收费标准，医疗保险部门降低筹资标准，税务部门减免税收等，对于抵御金融危机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完善社会保障措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于降低金融危机对卫生领域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World Bank.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9[Z].2009.

[2] 李鸿昌，程道普.亚洲金融危机的本质及中国的对策[J].经济经纬，1998，（5）：71-74.

[3] 王大用.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国际经济评论，1998，（9-10）：37-40.

[4] 常霞.美国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起因的比较[J].市场研究，2009，（5）：5-8.

[5] 游霭琼.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及对策[J].港澳经济，1998，（7）：9-11.

[6] 段玉彬.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出口贸易[J].特区经济，2009，（2）：257-259.

第9篇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让世界在一次次惊骇之余还是那样地手足无措。

对爆发于2007年春天的美国次贷危机，当许多经济学家还沉浸在反思多米诺骨牌效应并尝试着逐本溯源的时候，次贷危机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短短的十几千月内，演变成了场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在这场威力被称为超过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风暴中，美国总统布什面向世界惊呼：“我们身陷其中，我们将共同渡过”、“我们想同你们合作”。

与国际资本特别是“热钱”的疯狂涌入而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有着本质的不同，此次经济危机的根源表面上是长期以来美国金融系统缺乏有效的国家监管而导致的次贷危机，但最根本的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作用的结果，但危机的结果却是一致的：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了区域性经济的长期持续低迷和艰难复苏，而本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国家将有多少、区域将有多广，损失将有多大，在短期内还难以预测，而其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是局部性的金融灾难，而次贷危机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战争。

今天，一个世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金融战争”时代已经随着美利坚的次贷风暴而全面到来了。

如果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迹于拿破仑滑铁卢战役依靠的是金融资本原始积累之初的卑鄙、残酷和血腥，索罗斯击垮英镑，挑起了亚洲金融危机则更明显地体现了资本无所不在的逐利性和现代国际金融大鳄深邃的战略眼光与高超的投资手腕，那么，此次发源于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最重要经济体的金融风暴则将“金融战争”推进到了国家战略层面。世界各国主动或被动地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作为国家战略的当务之急。

面对这场新型的“战争”，中国准备好了么?

今天的中国，正乘着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东风，以惊人的速度将自己变成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系列的经济数据和迹象都表明，庞大的中国经济航母已起航，全世界也都把目光投向中国。笔者认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真正实现“大国崛起”梦想的最主要隐患，恰恰是来自于“金融大战”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危险系数将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而与日俱增。

《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这场前景尚难以准确预知的特殊“战争，中，我们也完全可以说；“金融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根据对近年来美国一系列对外军事政策的分析，由于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没有达到理想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效果，进而转变战争观念，思路和方式，打一场更大规模的金融战争就成为美国当局必须的和必要的举措，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极具可比性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最终成功地击退了日本的经济进攻，换而言之，日元升值，就是美国对日本的一次经济阻击战――成功地把日本20多年的发展财富转移走了!反观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香港保卫战”，正是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屈服于世界的舆论压力而坚决运用“宏观调控”进行入市干预，成功挺住了索罗斯的进攻，保住了香港几十年的发展成果。

有学者称，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其风险甚至可能大于让美国的所有航母编队开到中国临近海域。这个比喻虽然不太恰当，但非常深刻地揭示了“金融战争”对中国经济安全防务战略的巨大挑战，而问题是 未来中国如果遭遇隐形的金融“核讹诈”甚至“核攻击”，在中国金融界的人才库中，能否找到钱学森和邓稼先式的能够挺身而出的栋梁?

第10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能源贸易；中国

中图分类号：F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0)02-0051-12

一、危机之后能源贸易日益凸显重要性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随着雷曼倒闭，贝尔斯登、美林等投行也相继崩溃，全球信用紧缩导致的投资不足、需求下滑使得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生产均出现急剧萎缩。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最新的调查显示，2008年12月美国制造业PMI指数由9月份的43.5降至32.4。当前根据最新数据，2009年3月该指数为36.3％，总体经济连续6个月收缩。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也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2008年11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大幅度回落，外贸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仅0.3％，预计到2010年上升到3％。新兴国家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8年的6.25％下降到3.25％，出口和融资需求仍然疲软，商品价格处于低迷态势。其中预计中国2009年增长率为6.7％，预计2010年将达到8％。

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IA)预测，当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世界经济开始恢复，对能源的需求也会回升。2010-2013年是经济恢复的阶段，预计到2015年石油价格会反弹到110美元／桶，2030年升至130美元／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能源的需求也不断减弱，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迅速崛起成为能源需求的新增长点。中国和印度在能源市场上的影响力不断变大，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2008年国际油价变化趋势：基本呈倒V字型变化。2008年国际油价起伏跌宕，国际油价从2008年初的98美元／桶连续6个月上涨至144美元／桶。随后从7月中旬到11月的100天时间里，油价跌幅近60％。

从价格上涨的方面来看，一方面，长期以来国际石油市场投机气氛很浓，研究表明，当前石油价格大幅上扬的主要原因是石油投机基金作用。目前石油期货投机达到2／3，假使国际市场油价上涨10美元，其中投机性因素占涨幅的70％。近年来，由于全球房市、股市暴跌，大量国际游资涌向石油期货市场，投机炒作对于油价涨跌的影响日益增强。欧佩克组织的官员们，甚至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都在公开场合指出，目前国际石油高价的背后受投机行为推波助澜，短期内价格不会回落。另一方面，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各方资金纷纷涌向石油期货市场寻求套期保值的机会，造成石油价格一路飙升。

2008年石油价格升至每桶145美元，之后油价进入滑坡轨道。8月以后，金融危机爆发，投资收益下降，对冲基金纷纷退出商品市场，导致油价大幅下滑。9月飓风艾克登陆美国墨西哥湾，造成美国近22％的石油停产，国际油价大趺。几乎同一时间，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的担忧，市场信心严重受挫。之后随着美国政府出7 000亿救市资金，市场对美国经济可能带来的作用和影响产生了各种猜测，而油价也随之上下波动。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元持续走强对于国际油价的影响。从2008年7月15日～11月21日，美元指数由71.5涨至88.5。这一时期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商品价格均出现暴跌。由于世界大多数商品都以美元标价，因此美元指数的变化与大宗商品价格呈现负相关关系。最近几个月，美元走强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大宗商品期货等高风险资产，换成相对安全的美元来避险；二是解除杠杆金融交易需要大量买进美元，导致美元需求增加。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因素，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后为了使美国安全度过金融危机，不惜一切代价力保美元强势地位。以上种种因素表明，在金融危机没有化解之前，只要美元汇率一路保持强势态势，那么对于石油价格的波动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压，从图1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国际原油现货价格一路攀升。图2中，2007～2009年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呈明显的倒V字型，2008年7月达到近10年最高价143.95美元／桶，之后一路震荡下跌。

二、 两次金融危机下能源产业和能源贸易的对比分析

(一)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从1997年7月爆发，到1999年7月基本结束，历时近两年。首先从泰国爆发，继而席卷整个东南亚，使东南亚各国和地区金融市场严重受挫，货币大幅贬值，股市急剧下跌。之后转向东北亚，迫使日本和韩国沦为重灾区，企业大量倒闭，韩国也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求援。1998年8月后，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世界经济，俄罗斯、巴西、哥伦比亚等国家的股市和汇市暴跌，甚至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1998年第4季度开始亚洲地区的金融市场和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回升态势，1999年上半年，大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始出现正增长，东南亚各国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同比下降约2个百分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同样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我国对外贸易冲击较大，使我国出口增速大幅下降，1998年前6个月，中国内地出口额同比仅增7.6％，远低于上年同期26.2％的增长率。其中，中国对韩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的出口同比分别下降了30.2％、20.8％、41.9％、12.4％。同时，外资利用受到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降。

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很大区别就是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美元就会贬值，就会形成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资金从亚洲市场抽走，资金外流，造成亚洲经济的衰减。亚洲国家没有“世界货币”发行权，资金抽走直接导致该地区货币供应紧张，造成该地区经济运行中的资金链断裂，后果是直接导致该地区经济的衰减，从而影响需求、影响贸易伙伴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能源需求的减少，引起我国煤炭行业

陷入困境。此外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乃至世界，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石油化工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1　国际石油价格　如图3所示，1997年以后国际石油价格急剧下趺，跌至12年来的最低点。世界均价1998年12月创历史最低8.72美元／桶，12月布伦特原油也创下了1986年以来的最低纪录：9.33美元／桶。

图4显示的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非欧佩克国家和中国的石油现货价。可以看出，两个价格的走势基本一致，非欧佩克国家的价格在1998年12月低至9.07美元／桶，中国的价格在同时期为9.9美元／桶。

2　金融危机对能源企业和能源贸易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石油生产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低油价使石油销售收入大幅下降。1998年欧佩克11个成员国石油收入同比减少了36％，为1989年以来最低。从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来看，石油需求出现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成品油价下跌，炼油厂开工率下降。1998年我国原油出口量同比减少21.3％，轻柴油出口同比下降56.9％。1998年上半年我国石油化工行业首次出现全行业亏损，石油石化企业出现效益下降局面。

3　石油生产和消费：与上年相比，降幅明显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石油生产和消费受到严重打击。1998年和1999年石油减产非常明显。与上年相比。1998年石油生产量仅增加0.03％，1999年仅增加0.02％。从石油消费来看，1998年消费量仅比上年增加0.51％。

4　中国石油进出口贸易：出口量变化明显，进口量低位震荡　各国化工产品向其他国家出口大幅增长。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亚洲一些国家(尤其是韩国)的货币贬值，产品出口竞争力增强，加之内需萎缩，急需增加出口换汇清偿外债，这些国家的化工产品出口大增。亚洲石油和化工出口产品先是涌向我国，对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形成了较大冲击。成品油、原油和汽油的出口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原油的变化最为明显。由于周边国家的石油厂商在金融危机期间以低价大量抛售产品，甚至采取倾销手段，我国石油出口严重受阻。1998年以来，中国原油出口一直处于下滑态势，5月跌至46万吨，之后飞速上扬，6月升至历年来最高点280万吨，之后再次进入下挫趋势，不停震荡变化。

从进口方面看，除汽油变动趋势几滑之外，原油和成品油变动十分明显。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原油进口在10月低至114万吨，之后在1999年4月达到433万吨。

，我国应对措施：积极促进石油业发展，鼓励出口贸易

为了缓解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我国石油行业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及时出台有利于中国石油克服困难稳定发展的措施和政策。1998年下半年，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国石油业发展的有效措施。一是控制原油加工总量，打击成品油走私，暂停汽柴油进口，建立原油成品油市场定价机制，赋予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原油成品油进口自，并负责国内成品油批发业务等。二是积极推进行业兼并重组，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1998年国内石油和化工行业进行了一系列兼并重组，并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大总公司的基础上互换了部分油田和炼化企业等，重新组建成立了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重组后，两大集团的公司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得到增强。

(二)2008年金融危机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国石油行业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减少了对石油的需求，使得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国石油行业陷入困境。目前我国的处境应该和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类似，因为目前美国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本国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的需求。

1　世界石油供求量　从世界石油供需量来看，2004年以来石油需求量逐年上升，进入2007年，虽然第2季度和第3季度有所回落，但在第4季度达到近年来最大量，870.1万桶／天，进入2008年，石油需求开始逐渐减少。而从石油供给情况看，历年来的供不应求形势在2008年第2季度之后得以扭转，供给量超过需求量。可以看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内石油需求大减，进而波及全球石油需求量。

2　国际石油价格　国际石油价格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呈现前所未有的下滑态势(如图5所示)。2006年以来，世界石油价格一路稳步上扬，2008年7月到达最高点137.11美元／桶，之后开始急剧下跌，同年12月跌至40.99美元／桶，创近年来最低纪录。2009年之后，油价开始缓慢走出谷底。从中国情况来看，2009年1月石油现货价格跌至35.65美元／桶。

3　我国石油生产和消费　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石油产量和消费量的影响稍有缓解。如图6所示，从石油消费来看，2006年消费强劲，较上年增加近8个百分点，2007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国内石油消费有所下滑，较上年仅增加4％。从石油生产来看，与2005年相比，2006和2007两年的生产量增加率均呈下降趋势。2006年增加1.57％，而2007年增加1.62％。

4　中国石油进出口贸易　受本轮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中国能源产品出口也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以成品油为例，2007年9月～2008年5月出口量处于持续低迷状态。从进口方面来看，成品油进口量一路小幅震荡，2007年5月～2008年3月持续低迷。同时期成品油的进口也呈低迷态势。

三、金融危机下我国能源贸易面临新的机遇

(一)需求激增，我国能源供不应求

根据IMF统计，2008年石油价格从7月份最高值回落，跌幅达60％。据IMF预测，2009年石油价格约为50美元／桶，2010年可能升至60美元左右／桶。

近年来，中国的年能源需求均以两位数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而石油依存度接近60％。从图7可以看出，2005年以来我国石油一直供不应求，需求量已经远远超出国内的供应量。面对油价、油源、油路和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的扩大，中国是在极大困难和复杂的环境下为自身的发展谋求海外能源。

从表1可以看出，按照美国能源情报署的预测，中国的能源产量(石油和天然气)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巨大的能源需求缺口。由此，积极开展能源贸易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二)危机当前，我国积极寻求能源贸易机会

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在“危”中积极寻求“机”，通过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效应变动，在能源贸易方面开展了多项努力工作。

1　中国伊朗两国签署17.6亿美元石油开发协议　2009年1月14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价值17.6亿美元的伊朗北阿扎德油田开发协议。该油田位于

伊朗西部胡齐斯坦省，预计原油储量达7亿桶，可连续25年每天开采7.5万桶，是世界最大的油田之一。

中伊协议采取的是回购条款模式，中石油在开发完成后将把油田运营权交给伊朗，并在若干年内从石油产品中获得利润以支付其投资。预计第一阶段的开发和偿还和第二阶段将持续12～17年。根据协议，中石油将分两个阶段开发此油田，开发计划的两个阶段结束后，油田的日产量将达到15万桶。

2　中俄250亿美元“贷款换石油”协议　2009年2月1了日，俄罗斯和中国签署了价值250亿美元的大型能源协议，从而确保了未来20年获得来自俄罗斯的石油供给。同时，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向俄方提供250亿美元贷款。有专家指出，金融危机中俄罗斯经济的恶化是促成这一大单的重要原因。俄罗斯2009年财政预算的重要参考指标是国际石油价格底线为75美元，当国际油价为每桶60美元时，财政收入开始出现赤字；低于50美元时，赤字将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此轮油价暴跌对俄罗斯外汇储备影响惨重。俄罗斯石油公司曾为收购破产的尤科斯石油公司的资产大量举债，且需大量资金投资购买新油田。而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则需大量资金投资购买管道，因此急需大量资金。这样的背景下，中俄双方的谈判进程加快并迅速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俄罗斯将在201l-2030年间，每年向中国通过管道输送1500万吨石油，这一规模相当于2008年中国石油进口量的1／10左右。此次中俄石油贸易大单的签订是中国建立能源战略储备的重要一举。

由于中俄贸易以大宗商品为主，此次协议对进一步扩大中俄贸易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

3　中非能源合作增加新内涵　2008年10月26日和27日，中国石油分别在乍得和尼日尔举行了炼油厂奠基仪式，这两个合资炼油厂的建设将从根本上改变两国长期进口成品油的历史。

非洲被誉为“第二个中东”，其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233.8亿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12％，到2010年有望上升到20％。目前非洲大陆原油日产量达800多万桶，约占世界原油日产量11％，到2010年，非洲石油产量在世界石油总产量中的比例有望上升到20％。因此非洲成为全球“黑色黄金”大棋局中的重要一环。

非洲蕴藏的轻质石油非常适宜中国本土的炼油企业，目前，非洲石油占中国总石油进口的1／3，并且还有较大的增长趋势。中国同时在非洲地区拥有数十个油气勘探开发和生产建设项目，年获取权益原油产量上千万吨。业内人士评价，平等互利的政策是中国争取到非洲稳定的石油供应的关键，这令许多意在争取非洲石油资源的西方石油企业相形见绌。苏丹是中国石油企业较早进入的国家，目前，中国石油集团在苏丹拥有的6个产油区块及输油管网和炼油厂，是其最大的海外资产。中国石油已将苏丹最大炼油厂的原油日处理能力扩充至10万桶。作为中国第一大原油供应伙伴的安哥拉已经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得了3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重建该国深受战火摧残的基础设施。中国石化表示，同意出资6.92亿美元购入安哥拉3个深海石油区块的股权，并在该国修建一座炼油厂，以帮助满足当地的石油产品需求。尼日利亚石油部长在接受道琼斯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他们已基本决定将石油区块交由中国海油开采，作为回报，中国将向尼日利亚提供25亿美元贷款。中国海油有望获得该国海上石油区块国际招标中的优先购买权。中国石油去年早些时候也在尼日利亚购入了4个区块。同时还同意为该国的卡杜纳炼油厂投资20亿美元。乍得原油日产量约为17万桶，石油资源还有很大部分待字闺中，一旦中国石油企业成功收购乍得的石油资产，修建一条起点在乍得或邻国尼日尔、终点在苏丹港口的石油管线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中国也因此将再添一条海外原油进口通道。

4　中日能源合作

2007年中石油和日本石油公司，中海油与日本三井物产分别签署合作协议。4家公司将拓展在能源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根据协议，4家公司将共同进行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工作、交换石油精炼和石化产品技术，并扩大在石油产品方面的贸易，寻求并加强在可再生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

四、中国未来能源贸易的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对能源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价格、能源供需量以及进出口贸易量等方面。对比两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经济滑坡对能源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突出。两次金融危机期间，石油价格均大幅震荡下跌，并一度触底。由于经济不景气，各工业国国内对能源产品的生产、消费和贸易需求也不断减少，导致产量和价格双重下滑。此外，受周边国家经济变动和货币币值波动的影响，各国能源产品进出口贸易也受到严重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减轻经济滑坡对我国石油企业的负面冲击，政府和企业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与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我国能源企业在此次危机中体现出了较好的抗风险能力。本轮经济危机下政府的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尤其以石油消费最为明显。1993年之前我国是石油净出口国，对石油需求的快速增加导致我国石油进口量不断增加，1993年之后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并且净进口增长幅度较大。因此，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此外还有亚洲溢价的因素。当前油价不单纯受供求关系影响，还受到投机炒作影响。“亚洲溢价”增加丁东亚地区原油进口成本，过去10年，从中东销往东北亚地区的轻质原油价格比销往欧洲的价格平均高1.01美元／桶，与销往美国市场的相比，差距有时达3美元／桶以上。

时隔10年，通过对比两次金融危机对世界和中国能源(以石油为主)经济的影响，如何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找寻机遇，推进能源产业迈向新的发展途径，积极开展能源贸易，并维护我国的能源安全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有如下几点值得思考：

1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实现能源渠道多元化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已经在能源贸易上日益开放并采取新的贸易方式获得石油供应源。通过与俄罗斯、日本、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我国的石油进口来源日益多元化，通过利用我们的资金、技术到世界其他国家去勘探、开采，并积极与外方进行合作，逐渐减少对中东地区原油的依赖。

此外，还应推进运输方式多元化，保证能源进口渠道的安全性。中国的石油运输大多数是海上运输，管道运输很少，而在海运中，中国大约4／5的海上石油运输经过马六甲海峡。还需要积极推进运输渠道的多元化。目前中国进口石油的一半以上来自中东地区，近80％的石油进口需经过马六甲海峡，而该地区及附近地区的海盗活动非常猖獗，对通行船舶构成严重威胁，此外，马六甲海峡的交通秩序比较混乱，穿越海峡的客货运输及随意性极大的渔船已严重影响船舶航行的安全。因此加快建设原油进口四大运输通道很重要：即中哈和中俄陆路原油运输通道、马六甲海峡和中缅海上原油运输通道。

2　建立原油期货市场，争取石油定价权　1980年里根政府放松金融管制，开放货币、期货及衍生工具市场后，石油期货交易逐渐成为国际石油的定价手段，油价的定价权也开始

由欧佩克逐渐向纽约商品交易所等三大期货交易所转移。目前以期货价格作为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基准已经成为世界通行规则，据标准普尔分析，中国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度不到0.1％，其中燃料油是对国际油价产生影响的一种产品。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燃油期货，为争取在国际石油定价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迈出了第一步。

据标准普尔分析，拥有石油定价的发言权至少能让中国企业节约1～3美元／桶的石油进口成本，因此，中国要积极适应国际规则，通过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石油期货市场，参与规则制定，使国际油价的形成过程能反映我国的市场供求关系，体现我国的国家利益。亚洲市场至今没有一个能与NYMEX、IPE相竞争的，能够反映亚洲原油供需情况，代表亚洲国家利益的原油期货市场。日本和印度先后推出了自己的原油期货，争夺定价权，意图改变亚洲在原油进口贸易中的被动局面。2004年8月25日，中国成立了上海石油交易所，推出燃料油期货，由于没有原油期货，所以其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中国也应利用这个机会，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原油期货市场，利用监管权和规则制定权来对市场施加一定的影响，使油价的形成过程能反映我国石油市场的供求关系。从参与原油定价角度说，亚洲地区缺乏一个原油定价中心，中国国内巨大的原油需求及由此产生的套期保值和投机需要足以支撑中国建立自己的原油期货市场，并进而成为亚洲地区的定价中心。

3　加强能源战略储备，提高抗风险能力　首先要加快国内石油储备体系建设。中国计划建立4级石油储备体系，分别是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各地方政府石油储备、三大石油公司的商业石油储备和中小型公司的石油储备。2001年3月国家“十五”规划提出“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有浙江镇海、浙江岱山、山东黄岛和辽宁大连。镇海被认为是四大战略石油储备基地中规模最大、工程进度最快的一个。按照国家的计划，中国四大石油储备基地建成以后，总共能形成约10余天原油进口量的政府战略石油储备能力。再加上全国石油系统内部21天进口量的商用石油储备能力，中国总的石油储备能力将超过30天原油进口量。截至2009年，库容达2 680万立方米的石油储备二期工程已规划完毕，今年中国还将开建锦州等8个战略石油储备基地。2007年12月18日国家石油储备中心成立。

其次可以利用当前经济危机下的国际石油市场购买廉价的战略性资源。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升级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一趺，据专家预测，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的过程中，一个商品牛市可能来临。因此，中国可以抓住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商品价格处于相对低位的有利时机，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买原油、金属等战略性资源。

再次可以通过海外并购获取能源储备。当前经济低迷、油价下滑，全球油气行业投资处于低谷，近期是我国加快海外油气资产收购的战略机遇期。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很多国际石油公司都曾进行油气资源并购活动。由于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石油企业资产大幅下跌，这使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本大幅降低，此外，金融危机的加深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石油公司的融资能力，银行信贷收缩、资本市场的低迷也使股权融资困难重重，许多境外石油企业迫切需要现金流，这使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并购的阻力有所下降。当前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国内外企业对并购标的的定价比较容易确定，这也为我国能源企业加速进行海外并购创造了条件，降低了时间成本。

同时，由于近年来美元贬值，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风险，可以考虑将部分外汇储备变成蓄势而涨的油气资源储备，增强我国油气资源储备能力。正如国际能源署称，在长期，经济预期是乐观的。新的供应、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新的技术进步虽然会被延迟，但是终归会产生。许多能源企业可以利用目前能源产品的低价实行兼并收购，获得廉价的资产。

参照已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美、日、德、法等发达国家，其政府储备加上民间储备，他们的石油储备量分别相当于本国158天、161天、117天和96天的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建议成员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标准是90天的石油净进口量，中国石油储备的远期目标也应参照此标准予以逐步完善。

4　推动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11篇

[关键词] 次贷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 危机成因 传导机制

一、危机成因

1．危机隐患。追根溯源，次贷危机同美国房产市场泡沫破裂密切相关。作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房地产业与其他产业关联度很高。网络泡沫破灭和“9・11”恐怖袭击之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也导致美国房产市场的泡沫。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借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为危机埋下了隐患。

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源于1997年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导致泰国汇率机制的转变并迅速蔓延。一些亚洲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

2.发生背景――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全球化。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和金融波动的全球化成为金融危机国际传导的助推器。Masson最早提出了季风效应，这种效应在现代金融危机传导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同样，金融自由化在提供提高安全性的金融工具的同时又增加了风险因素。政府部门和投资机构的风险意识淡薄，只看到了巨额的利润却没有想到今后可能发生的风险。金融自由化以后，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的难度加大，给危机的发生提供了温床。

二、金融衍生品在危机传导中的作用

美国次贷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的波动具有衍生品的性质。在次贷危机中出现的CDO等产品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次贷风险，但也存在结构性缺陷。首先，基础资产面临信用风险时众多衍生证券将产生链式反应。其次，CDO等产品高度个性化，投资者依赖复杂衍生金融工具如信用互换来管理和对冲违约风险，市场难以为此定价。另外，对冲基金、银行等机构运用高杠杆比率进行融资，放大风险。外部环境发生改变后，次贷市场交易额仍以大约30%的速度递增，直到越来越多的借款人违约，积累起来的危机终于爆发。

亚洲金融危机同样与金融衍生品市场密切相关。当时在国际市场上游荡的量子基金等利用金融衍生产品及现货市场实买空卖、风险对冲，对东南亚各国货币发起多轮立体攻击，货币贬值后进行现货交割或对冲远期合约，获得高额回报。另外，它们在国际市场融资，由于杠杆放大作用，一国政府倾其所有外汇储备有时也难以与之对抗。投机者同时在汇市、股市、衍生品市场横扫东南亚。

三、危机蔓延――市场非理性成分与羊群效应

近年的危机常常在国内繁荣的假象下发生，具有极大隐蔽性。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重要原因。

首先，非理性的繁荣造成了市场的泡沫。早在危机发生之前就有人预见到可能引发危机的种种因素。克鲁格曼在1994年《亚洲奇迹的神话》中就预见到亚洲金融危机；次贷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在房价暴跌可能性下的风险。然而投资者或决策者的信心异常地高，他们只看到巨额利润，再加上国际媒体的推波助澜，投资者或决策者对这些风险因素置之不理，对市场的期望丝毫未动。长期景气掩盖了经济中的深层矛盾，偶尔的个人理性并不意味着整个市场的理性，人们只有在价格突变之后才可能警醒。

然而，人们无法推测预期何时转变，资产价格的涨落却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未来价格趋势之预期。这类预期常受到各种消息的影响，遵循“羊群效应”。危机初现端倪时，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变化造成信心危机，预期自我实现，引发金融恐慌。政府和公众都缺乏应急准备，陷于束手无策的状态。1996年，东南亚地区吸引了750亿美元的外资，1997年6月以后，市场传言亚洲五国金融市场将出现危机，外资减少到120亿美元。投资者的集体行动最终导致结果成真，金融恐慌进一步蔓延。

四、两次危机的思考

1.信用衍生品发展需谨慎。信用衍生品被认为是金融创新的胜利，在全世界都在惊叹信用衍生品给他们带来的财富时，次贷危机可能会让我们清醒。目前规模近30万亿美元的信用衍生品市场在金融市场信心受到次按市场地震的普遍打击之后，立刻遭遇“信用贬值”的冲击。欧洲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信用衍生品市场，承受的冲击会更严重。对中国来说，要严格防范衍生品风险，尤其是近期股指期货的推出要慎之又慎。

2.机会与风险并存。随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加快，全球联动效应的影响将会明显增大。全球危机的频繁发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美国财政部的一项研究表明，截至2006年6月，中国机构购入美国按揭证券增至1075亿美元，占亚洲同期投资美国按揭证券2260亿美元的47.6%。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及交通银行也都表示持有一定的次贷资产，但都采取了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故对整个业务影响不大。影响大小暂且不论，最重要的还是危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流动性过剩，房价居高不下，法律法规不完善等等。通过分析危机发生的内在机制，可以让我们未雨绸缪。在当今的世界中，我国的机会与风险并存，中国必能吸取教训，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Carmen M. Reinhart & Kenneth S. Rogoff. Is the 2007 U.S. 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 So Different? An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mparison[J], February 5, 2008

第12篇

关键词：亚洲金融危机；区内贸易；FDI投资；东盟五国地缘经济格局

东盟五国的经济发展在本时段内可谓是起起伏伏，并不是一帆风顺。首先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随即影响到其他东盟四个国家，进而影响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蔓延至整个亚洲地区，使东盟五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都受到严峻的考验。接着是“911”事件后美国经济开始衰退，欧盟与日本的经济也开始进入缓慢发展时期，世界三大经济体出现经济不景气。而对于对外依赖较强的东盟五国来说，严重受到世界经济局势的影响，经济严重受挫，有的甚至出现经济负增长。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东盟五国也清楚的见证了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危机中，经济发展越好的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就越小。东盟五国中，新加坡受到的影响最小，马来西亚拒绝接受外界的援助，依靠自身勉强渡过难关，而泰国和印尼仅依靠本国力量无法使本国经济迅速走上正轨，最终只能选择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五国地缘经济格局出现了以下新特征：

（一）区域外贸易稳定与区域内贸易得到加强

东盟五国区外贸易情况没有多大变化，区外贸易大国一直是美日欧以及中国和印度，且近几年来中国的影响逐年增大，但在此仅对区域内贸易情况进行分析。为了促进区内贸易的发展，东盟五国开始降低关税和逐渐去除贸易壁垒。截至2003年7月，新加坡基本实现区内CEPT清单商品贸易的零关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则分别有98.2%、93.7%、92.1%的商品关税税率在5%以下。[49]1997年以来，东盟五国区域内贸易总额占其贸易总额的20%以上。同时，1997-2007年期间，东盟五国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百分比均超过50%，对外依赖性大。因此，只要外界出现一点小状况，东盟五国的经济必然受到影响。

从区内贸易总量来看，1997-2007年期间，进出口贸易金额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除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世界欧美日主体经济衰退的影响，贸易总额出现严重减少。1998年，东盟五国区内出口贸易总额为69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区内进口贸易总额为510.13亿美元，同比也出现了20%的负增长。经过一年的经济恢复，到2000年区内进出口贸易总额回升至危机前的水平。然而好景不长，2001年由于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东盟五国的贸易再次受到影响，出现小幅回落，出口额由2000年的841.59亿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826.89亿美元，进口额也2000年的712.69亿美元跌落至2001年的646.84亿美元。这次贸易额的小幅下跌，经过一年的时间也恢复至之前的水平。从2002年到2007年，东盟五国区内贸易大幅上涨。200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554.95亿美元，到2007年增长到3683.43亿美元，是2002年的2.37倍。

从贸易方向来看，新加坡是东盟五国的最大贸易国。东盟五国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相互贸易量最大。2007年，在各国十大贸易国中，东盟五国具体情况如下：马来西亚是新加坡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印度尼西亚是其第三大出口国、第五大进口国，泰国是新加坡第七大出口国、第进口国；对于泰国来说，东盟五国中新加坡是它的第四大出口国、第六大进口国，马来西亚是其第四大贸易进口国、第六大出口国，印度尼西亚是第出口国、第九大进口国；新加坡和泰国分别是马来西亚的第二、五大出口国，其第三、五、进口国分别是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是印度尼西亚第三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马来西亚是其第六大出口国和第四大进口国，印度尼西亚的第九大出口国和第六大进口国是泰国；就菲律宾而言，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是其第六、七、十大贸易出口国且分别是其第三、七、十大贸易进口国。

（二）FDI资金额波动式增长

东盟五国作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最具发展活力的国家。1998-2007年东盟五国GDP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因此也是吸引外资最集中的区域。1997-2007年间，东盟五国吸引的对外投资金额占整个东盟的89%，由此可知，绝大部分进入东南亚地区的FDI资金是流入到东盟五国。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经济严重受挫，外界对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信心也受到一定影响。从整体来看，1997-2007年东盟五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情况如下图所示，呈波动式增长。一直到2004年FDI资金流入东盟五国的金额才达到并超过1997年的水平。在此期间，1999年，FDI资金流入金额有所增长但并未达到1997年的水平，此后便一直走低，2002年吸引FDI金额为154.25亿美元达到最低点。

然而，进入东盟五国的FDI资金并非均匀的散布在这五个国家。新加坡是东盟五国中吸引对外投资资金最多的国家。在1997-2007年期间进入新加坡的FDI金额除了1998年和2002年的占流入东盟五国FDI资金总额低于50%，其他9年里均超过50%，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2007年流入新加坡的FDI资金金额为315.5亿美元，是1997年流入金额的2.3倍。其次，吸引资金最多的国家是泰国和马来西亚，1997-2007年间流入FDI的总金额占东盟五国FDI总金额的比例分别是21%和14%。泰国在2007年吸引对外投资金额是112.38亿美元，是1997年的2.89倍，其余三国吸引的FDI资金增长速度均低于新加坡和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东盟五国中吸引对外投资资金最少的国家，1997-2007年间流入FDI的总金额占东盟五国FDI总金额的百分比均仅为5%。此外，在东盟五国区内投资中，经济实力最强的新加坡是主要的投资者，2000年向区内投资的金额仅为6.41亿美元，至2007年新加坡向东盟五国内部投资金额达到72.31亿美元，投资金额增长了10倍。其余四国向区内投资金额总额11年期间从未超过新加坡的投资金额。2007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四国向区内投资金额仅为新加坡的16%。

从东盟五国吸引的FDI资金来源来看，其吸引区内和区外对外投资金额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区内和区外流入东盟五国的投资金额总量相差悬殊，区外FDI资金金额远远大于区域内部的相互投资金额，如2007年区外投资金额为536.46亿美元，而区域内的相互投资金额仅有83.88亿美元。东盟五国吸引的区外投资金额在1997-2007年间为“W”的增长方式，在1998年和2002年间收不良内外经济形势影响出现了低谷，在2002年是118.7亿美元成为该时段的最低值。东盟五国区内相互投资的情况则是以2002年为界线分为两段，FDI资金金额增长趋势均是先递减再递增。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五国经济严重受挫，各国忙于用资金恢复本国国内经济，因而对其他国家的投资金额有所减少。而在2001年国际三大经济体出现衰退的形势下，区内投资却大大增加。这是因为，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五国意识到，单纯依靠欧美日等大国资本主义资金是不会使本国及本地区经济繁荣起来，唯一依靠自身和本地区的力量才是发展经济的出路。因此，在外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东盟五国扩大区内投资，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减少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促进本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在区域贸易和FDI资金流动中，一国的综合国力有很大的决定作用。经济实力越强，在区域贸易量和吸收FDI资金量就越大，对区内经济发展的贡献就越大。因此，区域内各国经济实力的提高是区域总体实力增强的前提条件。只有区域内各国经济均得到快速发展，该区域的整体实力才会得到增强，才能出现“共赢”的局面走向国力的共同富强。

第13篇

一、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

1、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原有的救援机制如IMF表现令人失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反映出“传染效应”在区域性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传染效应是指：一个国家或经济实体陷入金融危机，危机将迅速向其他国家（经济实体）和地区传播，导致相邻国家（经济实体）也随之陷入危机。金融危机扩散的传递机制包括：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倾销、投资者信心和通货膨胀预期等。所谓收入效应是指危机的发生将导致危机发生国收入的下降，进而导致国内需求包括对邻国出口需求的减少。所谓替代效应是指危机国出口竞争力因货币贬值而得到加强，邻国出口被危机国出口所取代。危机国企业由于严重的支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为了避免倒闭，往往不惜血本在邻国和第三国进行倾销以换取硬通货。由于危机国与邻国之间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相似性，当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投资者往往会对其邻国的经济稳定丧失信心，进而停止对邻国的投资或是撤出资金。由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特别是危机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其邻国往往不得不使本国货币贬值。因而，一旦一个国家货币贬值，国际投资者就会预期其邻国的货币也会贬值。这种贬值预期往往使国际资本急剧流出危机国的邻国，从而使这些邻国（尽管其经济基本面可能并无严重问题）也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大量经验研究证明，传染效应确实是许多东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秦朵（2000a，2000b）通过计量分析发现，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并不是人们普遍相信的企业过度负债，而是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染效应。

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使得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种区域性的现象，其防范和解决已日益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区域性问题。传统上当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候往往只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IMF的表现使东亚国家大失所望。首先，由于对东亚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可能的后果估计错误，来自IMF的救援来得太晚而且救援力度太小。其次，由于IMF的条件主要是为了维护贷款人（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同时由于IMF的条件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忽视了危机国的具体国情，许多IMF强加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例如，在建立存款人保险制度之前，IMF匆匆在印度尼西亚关闭了一系列银行，结果引起了金融恐慌。此外，IMF在印度尼西亚还取消燃油、食品的补贴，使大量民众的生活下降到贫困线以下。

2． 全球货币体系--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美国霸权；欧元的崛起；蒙代尔预言在20年内将出现美元、欧元和亚洲货币区三足鼎立的局面

尽管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张在亚洲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种反应。但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张已有很长的历史。发展区域金融合作，特别是发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思想源远流长。欧洲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的挑战。长期以来，美国用贬值了的美元支付其国际贸易逆差，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即通过其独有的货币发行权占有其他国家的资源。在流通中的美元大致有4000亿，其中在美国境内流通的美元大致只有400亿到600亿。由于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得以用美元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并累积起1.5万亿美元的外债。与此相对应，其他国家不得不以牺牲自身的实际资源为代价，而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

欧元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美元的霸权。欧元区现有11个国家，希腊、英国、瑞典、丹麦等国很快也将加入。考虑到其他欧洲国家正在积极谋求加入欧盟，预计在未来10年内，欧元区可能扩展会到28个国家。此外，中非和西非的13个CFA 法郎区国家通过钉住法郎，实际上间接地钉住了欧元。如果北非和中东的部分国家也选择钉住欧元，那么欧元区可能扩展到50国，总人口超过5亿，总的GDP规模将大于美国。

蒙代尔(Mundell，2000)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即“稳定性三岛”。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紧锣密鼓。与此相比，亚洲的货币合作却仍然在讨论和交换观点的阶段，如果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亚元区可以脱颖而出，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

二、亚洲金融合作的内容及其理论基础

亚洲的金融合作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层次：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固定的汇率区、单一货币区。

1. 政策协调：

之所以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是由于国家之间存在政策的外部性，一国采取的政策行为会影响其他国家。由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目前区内贸易和投资比例已分别占到其贸易和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亚洲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信性与其他国家的可能反应密切相关，一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其它国家的战略选择。在经济高度依赖的情况下，不合作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货币合作会给双方带来共同利益。

亚洲国家需要增加本国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并且定期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贸易政策方面，亚洲国家应该协调各自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建立区域内的国际分工体系，这样可以防止过度的竞争和资源浪费，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经常账户的平衡。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亚洲各国应定期研究和交流贸易伙伴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并根据这些研究和交流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各国还应该在金融监管和建立早期预警体系等问题上加强合作。

2．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

对于东亚经济来讲，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范新危机的发生。从全球范围内，这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即建立某种机制限制资本的过度流入和波动，减少危机的传染性。从区域范围内来看，最重要的工作是，作为imf的补充，在亚洲建立某种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

这种区域性防范机制因该承担区域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最后贷款人是指当个别金融机构或整个金融市场因外界因素影响而对流动性需求猛增时向其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机构或部门。亚洲的货币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流动性不足引起的危机，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及时有效地注入流动性，最后引发了连锁性的东亚货币危机。如果在亚洲建立一区域的最后贷款人则可以更有效及时地提供援助，因为周边国家在诊断本地的特殊经济问题和制定适当的解决方案上具有比较优势。

另外，东道国和投资国应彼此合作，互相提供有关资本流动的完全信息，同时引入资本的东道国要帮助投资国真正了解本国借款者资信和相应的宏观经济条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应阻止国际投机者利用本地的货币市场对第三国和地区发动攻击，阻止热钱的流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本输出国应对本国资本流出进行监督，抑制本国资本对外国的过度流出。亚洲国家要联合建立机构性的基础设施比如建立清算系统减少结算风险。有经验的政府应对风险管理和各国的中央银行如何使用金融工具的组合应对投机冲击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3.联动汇率机制

汇率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亚洲发展中国家长期经受着汇率不稳定的肆虐。尤其是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对亚洲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害。根据日本学者关志雄（2000）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也随提高，这时往往还伴随着泡沫经济的扩张，资产价格快速上扬。日元相对疲软，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增长也随之减速，资产泡沫崩溃。

由于日元对于美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以及亚洲国家长期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在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在亚洲地区很容易诱发连锁性的货币贬值。这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将进一步加剧亚洲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动荡。为了防止上述现象的发生，东亚国家和经济之间不同汇率安排的管理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亚洲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易受投机冲击，如果措施失当，会比浮动汇率带来更大的汇率不稳定。然而，由于经济结构缺乏灵活性，欠发达国家又需要稳定的货币。为实现货币的稳定性，亚洲国家是否应该和可以建立起一个类似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汇率区？目前在东亚有不同的汇率安排，如何使不同的汇率安排相容，并使之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繁荣？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4.单一货币区

第14篇

1999年5月19日，股市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从1000点附近一跃而起，在短短的40天时间里上涨超过70%，很多个股价格大涨数倍。这是经济走下坡路的情况下，股市走牛的“人造牛市”的经典案例，也是政策干预市场的杰作。在此之后，每当市场不好，希望政府出台政策干预股市时，投资者总是回想起当年的5・19行情。

现在市场有一种声音，认为当前的股票市场政策面和基本面与几年前的5・19行情十分类似，言下之意将会出现第二次5・19行情。在经历了一年的下跌之后，该判断无疑带给很多投资者以希望的曙光；再看看手中的股票，大多数价格已经不到一年前价位的30%，于是很多人加入了抄底的行列。

当前的市场形势与5・19行情的确有些相似。5・19行情的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而如今是全球金融危机；1999年，中国企业的出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国内有国有企业改制的挑战，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如今是大量出口企业面临困境，有些甚至倒闭，大量农民工失业回乡；1999年物价是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如今是物价增幅从8%迅速下跌到3%，很快出现负数，通货紧缩的威胁日益加重；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降到7%上下，电力消费出现了少有的负增长，如今电力消费已经出现负增长，工业增加值从17%左右快速回落到10%以下，GDP将出现“保八”的挑战。

在1999年的危机和挑战面前，政府采取了刺激股市的措施。因为政府需要寻找经济增长点，搞活股市在当时被认为是一招活棋：只要股市活跃，老百姓的手中财富增加，可以刺激消费，有利于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泥潭；股市可以为国有企业融资，有助于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刺激股市上涨可以增加内需”。

从现象上看，当前的股市政策面及基本面和1999年十分相似，但客观地分析，当前的市场背景与5・19行情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对股票市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政府对股市的好感来自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使我们看到了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的缺陷，同时认识到直接融资的优越性，该认识在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后被进一步强化。因为新经济泡沫破灭了，股市大跌，但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这就是股票直接融资的优越性。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金融改革目标模式实际上定准了美国，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和美国类似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大力发展股票直接融资”、“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建立创业板市场”等都是在这种改革思路下的产物。

需要强调的是，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增加居民财产型收入”同样是美国的舶来品，直接来自于美国的“资产型储蓄”。维系美国高消费的重要手段是“资产型储蓄”，即通过居民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增值来弥补储蓄的不足，资产型储蓄成为储蓄的替代品。无疑，如果我国能通过增加“资产型储蓄”（即“财产型收入”），就可以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内需不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但十七大之后的股市大幅度下跌的事实告诉我们，“增加居民财产型收入”并非一件简单的事，弄得不好就成了“居民财产的再分配”。2007年10月份的6124点至今，股票流通市值已经缩水5万亿元，指数下跌70%，几乎所有持有股票的投资者损失惨重。作为理财“专家”的基金同样没有幸免，一年来基金共亏损超过1万亿人民币！

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居民财产型收入是靠不住的，储蓄才是正道。在次贷危机之后，温总理有一个总结，认为“要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这三句话正是我国政府对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刻总结与反思。如果说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不再迷信“东亚增长模式”的话，那么次贷危机将使我们重新认识美国的金融发展模式，使我们重新认识股票市场及投资银行的风险与监管问题。

“金融国九条”中，对股市的定调是“保持股市稳定”，而扩大直接融资的重任已经落到“债券市场”，这是决策层对股市态度的重大变化，股票市场前头的许多定语和修饰词悄然消失了，此时再提“股市上涨可以刺激内需”这样的话未免有些“天真”了。

第二，经济基本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挑战，但赋予中国更多的是机会。正是由于那次危机，使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得以突破，使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得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使中国基础设施得以完善，汽车业也是从那个时候进入百姓生活的。

住房制度改革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1999年后得到空前的发展，房地产投资成为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成为全球重工业繁荣的直接推动力。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无法再找到类似的经济增长动力了。不仅如此，房地产价格泡沫将成为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包袱，而且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主要国家的房地产都是如此。

另外，1999年IT产业正如火如荼，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IT行业的上市公司也成为当时全球股市上涨的龙头。中国股市在那一轮上涨行情中的龙头就是科技股，“清华同方”、“清华紫光”、“综艺股份”、“海虹控股”、“中兴通讯”等是那个时代的“骄子”。

没有主导产业的经济增长是乏力的，没有龙头行业和龙头品种的股市行情也一定是不能持久的。在9年后的今天，我们找不到类似房地产这样的经济支柱产业，也找不到类似IT行业这样的股市兴奋点了。仅仅把希望寄托在政策上，底气未免有些不足。

更重要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使国际产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亚洲主要国家的制造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很多转移到了中国，使中国迅速崛起成为制造业大国。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世界经济需求端没有出现问题。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发达经济体在当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因此，当时的市场需求没有什么变化，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国家的制造业遭到打击，为中国让出了市场。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挑战是暂时的，只要将眼光拓展得更宽些，亚洲之外是更广阔的天地。

而如今，“天下乌鸦一般黑”，全球金融危机使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都遭到严重打击，全球的经济需求急剧下降，这对于严重依靠外部需求的中国经济来说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有一种选择是扩大内需，将中国的内部需求刺激起来，但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从短期看，如果给低收入者多些收入，则需求很快增加，但如何给这些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呢？收入高的那部分人会同意这样做吗？从长期看，要增加需求需要政府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这都是艰巨的工程。

从政府已经出台的政策看，主要是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通过这种方式增加需求只能解决短期经济增长的问题，无法实现经济真正转型，无法使中国经济走上主要依靠自我循环的道路。因此，增加投资无法使经济出现转折，也不能使股市出现拐点。

第三，股市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

2002年前，政策对股市起决定作用，只要政策暗示做多，股市一定上涨。但2002年以后，政策对股市的作用越来越小，原因是市场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是投资者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01年前的机构投资者与2005年后的机构投资者有很大的差异，2001年前的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大多数是短线资金，很多钱是通过银行、信托、财政挪用来的，资金取得的方式并不十分合法。因此，这些资金只能做短线投机，当有政策暗示的时候，大家携带资金一起冲进来，这导致了2001年前的行情波动很大，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大，是典型的“政策市”。此时的股市博弈主要是庄家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或者说是投资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而2002年后市场悄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崛起，基金持有的股份占流通市值的比例从2000年的1%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5%，2005年的10%，2007年的30%,基金成为市场真正的主力。

基金的发展改变了股票市场的生态结构，博弈的对象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基金的迅速壮大使“坐庄”行为难以为继。道理非常简单，“坐庄”需要高度控制流通筹码，当市场出现了很多基金后，好股票里都有很多基金驻扎，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基金是庄家的天敌”。2002年之后，基金规模出现超常规增长，基金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2001年至2005年的熊市可以看作是基金消灭“庄家”的过程。当股市跌到1000点时，昔日的“庄家”基本上被消灭，因此股价见底。2005年后的股市博弈主要是基金之间的博弈。

当市场的主要博弈对象是投资者与政府时，政策对市场的影响自然很大，但2002年后，基金之间的博弈越来越成为市场的主导，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开始下降。

其次是市场规模发生了变化。1999年的市场规模按照流通股市值计算只有现在的15%，当时的流通市值是居民储蓄存款的10%，而如今，股票流通市值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膨胀（主要是股改所致），流通市值很快将超过居民储蓄存款的50%（假如股价不变）。当市值很小时，只要很少的资金就可以操纵市场的涨跌，而股市容量膨胀后，单个的机构很难操纵市场了。这也是目前政策难以改变市场走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1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菲律宾；经济影响；比较

[作者简介]段东南，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8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中图分类号]Fll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6-0033-03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各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菲律宾经济也同样深受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两次金融危机对菲律宾经济的影响，对我们深入认识金融危机的危害有着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1997年金融危机对菲律宾经济的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菲律宾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菲律宾经济受到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金融危机迟滞了菲律宾经济的增长，通胀压力加大。自1993年开始，菲律宾经济就已经持续增长，但是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打乱了菲律宾经济的正常发展，菲律宾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预期，将1998年的增长率从6％调为4％，后又调整为2.5％～3％。实际上，1998年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0.5％，增长幅度低于1996年的5.9％和1997的5.2％。1998年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0.08％，远低于1996年和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7.2％和5.2％。1998年菲律宾的通胀率达到9.7％。比1997年的5.9％高出3.8个百分点。而在1992年到1997年之前这段时间，菲律宾的通胀率平均为8％左右。突然而至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菲律宾经济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菲律宾金融危机中比索大幅贬值，股市动荡，国家财富损失惨重。1998年的平均汇率为40.89：1，这比1996年的26.22：1贬值了55.9％，比1997年的29.47：1贬值了38.8％。由于菲律宾的外债多数以美元计算，比索贬值使菲律宾国家的大量财富化为灰烬。相似的情况出现在股市，律宾股票交易综合指数由危机前的3447点一路下跌到1998年9月的1092点，股价平均下跌61.8％。菲律宾几年的股市繁荣景象连同繁荣带来的利润全部损失殆尽。

第三，金融危机影响投资，加重了债务负担。金融危机给外国直接投资也带来了风险。菲央行数据显示，1998年菲律宾的外国实际直接投资为8.8亿美元，分别比1996年的12.8亿美元和1997年的10，5亿美元下降了30.9％和16％。同时国内外私人投资也变得谨慎，1998年菲律宾批准的私人承诺投资为3751亿比索，但实际投资只有2033亿比索。同时菲律宾债务负担加重，1997年底菲律宾外债为454.3亿美元，1998年底外债比1997年增加5.2％，达478亿美元，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已达73.4％，其债务远大于菲律宾的外汇储备。

第四，企业经营困难，出口增长减缓，政府财政出现赤字。比索贬值、利率上调以及市场疲软，使本已陷入困境的菲律宾企业雪上加霜。据统计，1998年菲律宾共计有3072年企业停产或缩产，比1997年增加了166％。危机加重了企业经营困难，出口减少，1997年菲律宾出口增长率为22.8％，到2008年出口总额295亿美元，增长率下降为16.9％。为避免经济陷入衰退，菲律宾政府采取了扩大开支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1998年菲律宾的财政赤字接近500亿比索。而在1996年菲律宾政府财政盈余达到62.6亿比索，1997年也有15.6亿比索。

第五，影响国民生活水平，失业率上升，失业人数激增。在经济危机的“海啸”中受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普通民众了。货币贬值和高贷款利率使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百万人失业。1998年菲律宾的失业率达到10.1％，比1997年7.9％高出2.2个百分点，共计有314.4万人失业。菲国家统计局1998年的调查显示，占全国人口90％的1350万家庭认为自己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生活水平下降。危机导致失业增加，贫困人口数上升，影响菲律宾的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以及长期的发展。

二、2008年金融危机对菲律宾经济的影响

本次金融危机起源于金融业发达的美国，危机波及的范围特别广，菲律宾经济在本次危机中也未能幸免，具体来说菲律宾经济受到的冲击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菲律宾金融领域受到冲击，股市汇市动荡，投资减少，通货膨胀率上升。在危机影响下，菲律宾比索持续贬值，到2008年10月24日，比索汇率收于48.99：1，创21个月的最低记录。而在2007年比索曾是亚洲地区表现最好的货币，升值达20％左右。在金融危机下投资者变得更加谨慎。据菲律宾投资署的数据显示，2008年菲律宾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5.2亿美元，比2007年的29.16亿美元减少了一半。受美元贬值、国际市场粮油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出现新一轮的通货膨胀。2008年菲律宾通胀率高达9.3％，远超出2007年的2.8％。随着应对措施的实施，2009年菲律宾全年通胀率降低为3，2％。但是金融危机还在继续，菲律宾经济仍面临通胀的压力。

第二，进出口贸易受到影响，经济增长压力增加。菲律宾等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奉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商品出口、资金和技术都依靠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外依存度较高。这种不对称的依赖容易使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受制于人，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菲律宾出口减少，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调整压力。据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菲律宾进口总额同比下降24.2％，为430亿美元；出口额比2008年的491亿美元下降了21.9％，为383亿美元。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发达国家经济放缓，需求减少，这也影响到菲律宾经济的增长。2007年菲律宾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2％，但统计部门的2008年菲律宾经济增长率为3.8％，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0.9％，是菲律宾自1998年以来的新低。

第三，财政赤字攀升。2010年2月菲财政部数据显示，由于菲政府部门和国有机构借贷热潮持续，截至2009年6月底，公共部门的未偿债务上升至5.6万亿比索。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外国投资和需求减少，出口减缓，本国消费不振，菲律宾政府只有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以弥补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不足。因此，菲律宾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2008年和2009年财政赤字达681亿比索和2985亿比索。

第四，影响菲律宾的劳务经济，失业人数增加，就业形势严峻。外劳经济是菲律宾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2008年的外劳汇款达164亿美元，同比增长13.7％。2009年菲律宾外劳汇款增长5.6％，达173亿美元，与2008年相比下降不少。由于菲律宾的大部分外劳从事的都是低端产业，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外劳面临的失业压力加大。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预测，2009年800万外劳中将会有59万人面临失业。菲律宾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菲律宾失业人数为238万人，失业率达7.5％，比2008年的7.4％略有上升。但2010年3月经济学家预计菲律宾贫困人口可能从2008年的33％增至2010年的38％。

三、两次金融危机下对菲律宾经济影响的比较

由于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同，给菲律宾经济造成的影响也各异。

第一，两次危机对菲律宾经济影响的相同之处。首先，两次金融危机都使菲律宾金融体系遭受刨伤，比索汇率出现大幅贬值，股市都出现大幅波动，外资纷纷撤离菲律宾市场，给菲律宾经济带来沉重冲击。同时两次危机后菲律宾的通胀率迅速上升，远高出危机前的水平。其次，两次金融危机影响进出口贸易，进出口额减少，同时外国投资下降，内需不振，企业经营困难，失业人数增加，失业压力增大，国民生活水平下降。虽然具体的数字不同，但两次金融危机对这些方面的影响是切实的。再次，亚洲金融危机使政府外债增加，1997年底外债总额为454亿美元。政府采取的扩大财政开支，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1998年就接近500亿比索。在目前的危机中，菲政府也在2009年实施了3300亿比索的刺激经济计划，财政赤字达2985亿比索。

第二，两次危机对菲律宾经济影响的不同之处。首先是影响程度不同。1997年亚溯金融危机由于直接发源于东南亚国家，所以受到最先和最沉重的打击的是亚洲国家，在危机中菲律宾经济损失惨重。而在目前的危机中，菲律宾经济受到较大的影响，且长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如果说菲律宾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的是急性病，那么此次菲律宾得的将是慢性病，其后果可能会更严重更长久。其次是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情况不同。1997年金融危机菲律宾短期外债比例过大，外汇储备的不足造成在面临国际游资的冲击下没有足够的资金抵御危机。而目前危机发生时，2007年底菲外债为549亿美元，其中87.1％为长期外债，美元占51.8％，日元为25.2％。短期外债比例减少。外债构成发生了变化，尽量多元化而不是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