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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1―0011-04
中图分类号:F830.49
文献标识码:A
资产定价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研究最系统、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从1900年Bachelier开始研究到现在的一个多世纪中,有关资产定价的研究汗牛充栋,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局面催生出了诸如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等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可以划分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两个阶段。无论是传统资产定价理论还是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都对金融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的特征是资产定价理论大都基于传统金融学的若干假设提出,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卓有影响的理论,如最优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无套利定价理论(APT)和消费基础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CAPM)等。这一阶段是资产定价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阶段,开创了资产定价理论专门研究的先河,为后续的行为资产定价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MPT)
Markowiz于1952年提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以减少投资者总量风险。其风险分散原理是:多种证券组合的总收益等于个别证券收益的加权平均,而组合的总风险可以比个别证券风险的加权平均小。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金融学这一学科正式确立。
Markowiz的模型以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作为选择的对象,而不去考虑个体的效用函数。一般来说,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并不能完全包含个体作选择时所需要的信息。但是,在假设效用函数为二次的或者资产回报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下,个体的期望效用函数能够仅仅表示为资产回报率均值和方差的函数,从而,投资者可以只把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作为选择的目标。“均值――方差模型”自提出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后期,研究者在Markowitz模型框架中引入不对称信息、流动性限制、交易成本等因素来研究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Jaganmatham和Ma(2002)研究投资组合权重受限制时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尽管均值――方差不能用来完全刻画个体的偏好,但由于其灵活性以及经验上的可检验性,应用较为广泛。
(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italasset pricing model,CAPM)
在Markowitz工作的基础上,Sharpe(1964),Lintner(1965),Mossin(1965)独立地得出了资产均衡定价理论(CAPM理论)。该理论是金融学的支柱之一,自提出以来就一直是实证金融关注的焦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CAPM的贡献在于,运用均值与方差的概念并利用求极值的简单思想,推演出一个对应于各种特定风险下的投资资产组合可行机会集合曲线(porffolioopportunity set,即资本市场供给),和一个由投资者根据相应的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构成的风险资产组合(即资本市场需求),把证券的超额回报率与市场证券组合的回报率联系起来,并用β系数描述单个证券与整个市场的关系,以及β系数与证券的收益率和风险的关系。但由于该理论建立在信息的完全性、市场参与者的完全理性、市场的无摩擦性、风险可计量性、投资者为价格接受者等严格的假设前提下,使之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许多悖论,而且在实践上面,临挑战。
杨策平,刘磊(2005)通过改变和放松CAPM的相关假设,利用Markowitz的组合投资模型将CAPM模型进行推广,证明当投资者具有二次效用或是收益率服从联合正态分布的时候,推广模型的结论与CAPM一致。黎祥君(2006)在CAPM的基础上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对证券收益率的预测作为未来证券收益率的估计,不仅能得出与CAPM类似的结果,而且避免了CAPM对收益率必须服从正态分布的限制,使其应用更为广泛,同时可以有效地反映证券市场的时变特性。
(三)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APT)
除CAPM理论外,另一种重要的定价理论是由Ross(1976)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建立的套利定价理论(APT)。套利定价理论是建立在多因素进行个体套利行为之上的一种均衡模型。通过消除套利机会,套利者使市场更具有效率。
CAPM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的非常理想化的模型,这些假设包括Markowitz建立一期最优投资组合模型时所作的假设。APT所作的假设则少得多(APT的核心是假设不存在套利机会)。APT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建立了证券收益与宏观经济中其他因素的联系,将资本资产定价从单因素模式发展成为多因素模式,为证券走势分析提供便利。因此,从模型的真实、准确度来讲,套利定价模型所得出的预期收益的数据的实用性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大大增加了,其不仅能告诉投资者风险的大小,还能告诉他风险来自何处,影响程度多大。可以说,APT是复杂化多元化了的CAPM,在内涵和实用性上更具广泛意义,既是对CAPM的肯定,更是一种补充和修正。
李佼瑞(2002)运用APT模型对深圳成分股中的34种股票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股票市场的非系统风险对股票的价格、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及投资决策都有较大的影响;阳玉香等(2004)基于套利定价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公司规模、市值与账面价值比以及市盈率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所有靠查找公司的这些信息及确定股票对不同因素的敏感程度来判断股票价值是被高估还是低估,从而选择投资、调整投资组合的努力都不会有成果的,股价的未来走向是任何人都不能事先预知的,所以股票价格的变动是随机的且不可预测的。
(四)消费基础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onsumption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CAPM)
继CAPM之后,Rubinstein(1976),Breeden和Litzenberger(1978),Breeden
(1979)提出消费基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核心思想是把投资视为对消费的一种保障,本质是交换经济下一般均衡理论在资本市场的延伸。
CCAPM通过使用资产收益率与总消费增长率的协方差来描述风险,不仅引入了投资者的效用函数,而且能够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同时考虑消费和投资的决策,把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各种变量通过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联系起来,从而简化基本定价方程,使得证券的期望超额回报率和证券的超额回报率与消费之间的协方差相联系,由此获得对资产组合决策的真正意义上的一般均衡分析。但是CCAPM无法解释股票溢价之谜(Mehra和Prescott,1985)和无风险利率之谜(weil,1989)等金融市场“异象”,在CCAPM里,我们并不能保证存在某个证券组合其回报率与总消费完全正相关。这说明CCAPM模型同样存在理论上的缺陷。
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
(一)产生背景
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人假说是传统金融学的基本前提。传统金融学家法玛坚持,市场是效率市场,资产的市场价格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体现了它的真实价值,而另外一些金融学家则认为,市场并非效率市场,资产的市场价格并非总是资产的公平合理的价格,市场可能对资产估价得过高或者过低;如果人们是完全理性的,那么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应该就是其真实价值的体现,然而,大量研究表明,市场上存在很多异常现象,如风险溢价之谜(equity premium puzzle)、股票市场波动之谜(stock manet volatil―ity puzzle)、无风险利率之谜(risk―free rate puzzle)、弗里德曼-萨维奇困惑(Friedman-Savage puzzle)、 日历效应(Calendar effect)、均值回复(Mean rever-sion)、期权微笑(Options smile)等,很难以传统的金融学来解释。
行为金融理论是在克服传统金融理论的缺陷中而逐渐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金融学在对金融市场中各种异常现象的不断探索中蓬勃发展,通过借鉴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传统金融理论的基本假设及分析范式作了修正,形成各有所异的理论解释,成为20世纪最后十几年来最迷人的研究领域之一。
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行为金融理论之核心。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基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套利有限性(Limits of Arbi-trage)提出,更加符合实际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情况,被视为是更具体化与现实化的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从解释实际市场现象和接受实证检验的需要出发,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作了开创性的拓展,从而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具有解释力,因此其后续研究十分活跃,形成了繁荣的行为资产定价家族。这个家族中声名最显赫的成员就是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 asset-phcing model,BAPM)
(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 asset-pricing model,BAPM)
为了更好地对资产进行定价,Shefin和Statman(1994)构筑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BAPM将投资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的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 traders),一类是非理性的噪音交易者(noise traders)。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严格按标准CAPM行事,不会受认知偏差的影响,不同个体之间具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而且通过套利使资产价格趋于理性价值;噪音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不按CAPM行事,时常犯认知偏差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
将信息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两类投资者在市场上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资本市场的价格。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导致噪音估计的发生和形成噪声交易者风险(Noise Trader Risk,NTR)。“理性”的信息交易者无法“量化”这一新的风险因素,只能在真实风险之上再加上额外的风险,它用行为来表示。这样,在BAPM中证券的预期收益决定于行为β系数,即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的β。换句话说,在BAPM中行为β与均值方差有效组合的切线有关,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
(三)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扩展
Bakshi和Chen(1996)研究基于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理论,通过求解基于消费偏好的消费――投资组合模型,得到了相应的资产定价模型。在Bakahi和Chen的模型中,投资者的消费和财富都是其效用函数中的变量,那么投资者不但关心其消费的波动,也关心其财富的波动。因此,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不但要对冲资产的消费风险,而且要对冲资产的财富风险。利用财富偏好可以很好地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但是很难解释股票溢价之谜。
Sundaresan(1989)研究丁基于习惯形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习惯因素引入资产定价主要体现在效用函数的重新构造上。Sundaresan的模型通过向效用函数中引入不同的习惯测度指标,使之可以运用现实的数据来检验习惯和资产定价之间的关系。基于习惯形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用于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
Abel(1990)提出了基于追赶时髦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原理是:由于此期和滞后一期的消费增长率都进入资产定价方程,所以代表性投资者的追赶时髦行为会影响经济中所有资产的均衡收益率。在基于追赶时髦的资产定价方程中,通过调整参数可以得到低水平的无风险债券收益率。因此该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股票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但是研究表明,参数的调整将对该模型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Gali(1994)和Collier(2003)研究了基于嫉妒的资产定价模型。嫉妒是指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定义在投资者自己的当前消费水平和当前的经济中的平均总消费水平之上。嫉妒与追赶时髦都具有消费外在性,只是外在性影响偏好的时间不同,追赶时髦的消费外在性是滞后的,而嫉妒型的消费外在性是即时的。
Kahneman和Tversky(1992)认为投资者不但厌恶风险,而且厌恶损失。于是,Barberis,Huang和Santos(2001)在Lu-cas(1978)基础上,认为投资者不但规避消费风险,还规避财富的损失。他们通过对定义在消费和财富波动下的效用函数修正之后得到了基于损失厌恶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四)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应用
理论的价值在于应用。理论用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资产定价理论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尝试着用来指导实践。正如前文所述,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作了开创性的拓展,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从解释实际市场现象和接受实证检验的需要出发,从而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具有解释力,所以资产定价理论发展到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后,极大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Becker和Mulligan(1997)建立了主观贴现因子内生决定下的资产定价模型。Becker和Mulligan的模型中主观贴现因子不再是常数,而是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收入的函数效应。这些变量的随机性将会使得主观贴现因子随机波动,从而增加了资产价格的波动性。Mehra和Sah(2002)将主观贴现因子的波动称为情绪波动,并进一步研究了主观贴现因子的波动对均衡股票价格的定量影响。通过计算他们发现,投资者情绪的较小波动,可以引起股票价格的很大波动,从而解释了股票市场的过度波动性。
在我国的研究中,张树德(2005)通过研究带有价格波动项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发现,股市存在一种风险控制机制,这种机制允许股票存在溢价与风险,但溢价与风险都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波动,即溢价存在一个临界点,当溢价在临界点之下时,追逐风险将会带来高收益;但是溢价的上升高于临界点时,追逐风险,溢价却减小了。这种内在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调节机制可以避免股市大起大落的风险。
姜继娇,杨乃定(2006)将流动性因素纳入股票横截面收益的关键影响因素,构建了基于流动性风险调整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利用欧拉方程确定了模型均衡价格。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揭示了买卖差价、交易频率和市场效率等因素以流动性偏好形式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机理。
王敬,张莹(2006)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对不同时期的上证50成分股中的40支股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在股价处于较高价位,噪音交易广泛存在的条件下,BAPM才优于CAPM,而在低价位时期,市场中存在着负噪音,此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更有效。
三、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比较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与其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揭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是为了说明资产真实定价是什么,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则是研究资产应该如何定价。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产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修正和完善。因此两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并不否认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理性,但是它给参与者的理性施加了限制。首先,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不排斥理性假定。早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仅假定参与者是理性的,而且这种理性是完全的,任何影响投资者行为的因素都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简单的未来现金流的贴现方式加以解决,但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并不接受投资者仅仅权衡收益――风险的两分法决策,而是考虑一个现实的投资者的行为本质究竟如何?按照新的理论,投资者在决策时不仅要权衡收益风险,而且决策本身要受到消费习惯、财富禀赋、对损益的态度等的影响,这就使得金融学的研究更贴近投资者的真实状态。也就是说,在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中,参与者的理性受到限制了。但和行为金融学中其他理论不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更倾向于承认投资者的受限制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其次,以BAPM可以解释CAPM的两个悖论:正是因为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不断犯错的噪声交易者,所以交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经常的;同时正是噪音交易者的存在导致了风险资产的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背离是持续的,“套期保值”交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可以说,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延伸,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传统金融学是兼容的。
四、结论
关键词:资产定价;传统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资产定价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研究最系统、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从1900年Bachelier开始研究到现在的一个多世纪中,有关资产定价的研究汗牛充栋,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局面催生出了诸如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等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可以划分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两个阶段。无论是传统资产定价理论还是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都对金融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阶段的特征是资产定价理论大都基于传统金融学的若干假设提出,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卓有影响的理论,如最优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无套利定价理论(APT)和消费基础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CAPM)等。这一阶段是资产定价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阶段,开创了资产定价理论专门研究的先河,为后续的行为资产定价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odernportfoliotheory,MPT)
Markowiz于1952年提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以减少投资者总量风险。其风险分散原理是:多种证券组合的总收益等于个别证券收益的加权平均,而组合的总风险可以比个别证券风险的加权平均小。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金融学这一学科正式确立。
Markowiz的模型以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作为选择的对象,而不去考虑个体的效用函数。一般来说,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并不能完全包含个体作选择时所需要的信息。但是,在假设效用函数为二次的或者资产回报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下,个体的期望效用函数能够仅仅表示为资产回报率均值和方差的函数,从而,投资者可以只把资产回报率的均值和方差作为选择的目标。“均值——方差模型”自提出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后期,研究者在Markowitz模型框架中引入不对称信息、流动性限制、交易成本等因素来研究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Jaganmatham和Ma(2002)研究投资组合权重受限制时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尽管均值——方差不能用来完全刻画个体的偏好,但由于其灵活性以及经验上的可检验性,应用较为广泛。
(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APM)
在Markowitz工作的基础上,Sharpe(1964),Lintner(1965),Mossin(1965)独立地得出了资产均衡定价理论(CAPM理论)。该理论是金融学的支柱之一,自提出以来就一直是实证金融关注的焦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CAPM的贡献在于,运用均值与方差的概念并利用求极值的简单思想,推演出一个对应于各种特定风险下的投资资产组合可行机会集合曲线(porffolioopportunityset,即资本市场供给),和一个由投资者根据相应的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构成的风险资产组合(即资本市场需求),把证券的超额回报率与市场证券组合的回报率联系起来,并用β系数描述单个证券与整个市场的关系,以及β系数与证券的收益率和风险的关系。但由于该理论建立在信息的完全性、市场参与者的完全理性、市场的无摩擦性、风险可计量性、投资者为价格接受者等严格的假设前提下,使之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许多悖论,而且在实践上面,临挑战。
杨策平,刘磊(2005)通过改变和放松CAPM的相关假设,利用Markowitz的组合投资模型将CAPM模型进行推广,证明当投资者具有二次效用或是收益率服从联合正态分布的时候,推广模型的结论与CAPM一致。黎祥君(2006)在CAPM的基础上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对证券收益率的预测作为未来证券收益率的估计,不仅能得出与CAPM类似的结果,而且避免了CAPM对收益率必须服从正态分布的限制,使其应用更为广泛,同时可以有效地反映证券市场的时变特性。
(三)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APT)
除CAPM理论外,另一种重要的定价理论是由Ross(1976)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建立的套利定价理论(APT)。套利定价理论是建立在多因素进行个体套利行为之上的一种均衡模型。通过消除套利机会,套利者使市场更具有效率。
CAPM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的非常理想化的模型,这些假设包括Markowitz建立一期最优投资组合模型时所作的假设。APT所作的假设则少得多(APT的核心是假设不存在套利机会)。APT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建立了证券收益与宏观经济中其他因素的联系,将资本资产定价从单因素模式发展成为多因素模式,为证券走势分析提供便利。因此,从模型的真实、准确度来讲,套利定价模型所得出的预期收益的数据的实用性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大大增加了,其不仅能告诉投资者风险的大小,还能告诉他风险来自何处,影响程度多大。可以说,APT是复杂化多元化了的CAPM,在内涵和实用性上更具广泛意义,既是对CAPM的肯定,更是一种补充和修正。
李佼瑞(2002)运用APT模型对深圳成分股中的34种股票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股票市场的非系统风险对股票的价格、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及投资决策都有较大的影响;阳玉香等(2004)基于套利定价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公司规模、市值与账面价值比以及市盈率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所有靠查找公司的这些信息及确定股票对不同因素的敏感程度来判断股票价值是被高估还是低估,从而选择投资、调整投资组合的努力都不会有成果的,股价的未来走向是任何人都不能事先预知的,所以股票价格的变动是随机的且不可预测的。
(四)消费基础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onsumption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CAPM)
继CAPM之后,Rubinstein(1976),Breeden和Litzenberger(1978),Breeden(1979)提出消费基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核心思想是把投资视为对消费的一种保障,本质是交换经济下一般均衡理论在资本市场的延伸。
CCAPM通过使用资产收益率与总消费增长率的协方差来描述风险,不仅引入了投资者的效用函数,而且能够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同时考虑消费和投资的决策,把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各种变量通过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联系起来,从而简化基本定价方程,使得证券的期望超额回报率和证券的超额回报率与消费之间的协方差相联系,由此获得对资产组合决策的真正意义上的一般均衡分析。但是CCAPM无法解释股票溢价之谜(Mehra和Prescott,1985)和无风险利率之谜(weil,1989)等金融市场“异象”,在CCAPM里,我们并不能保证存在某个证券组合其回报率与总消费完全正相关。这说明CCAPM模型同样存在理论上的缺陷。
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
(一)产生背景
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人假说是传统金融学的基本前提。传统金融学家法玛坚持,市场是效率市场,资产的市场价格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体现了它的真实价值,而另外一些金融学家则认为,市场并非效率市场,资产的市场价格并非总是资产的公平合理的价格,市场可能对资产估价得过高或者过低;如果人们是完全理性的,那么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应该就是其真实价值的体现,然而,大量研究表明,市场上存在很多异常现象,如风险溢价之谜(equitypremiumpuzzle)、股票市场波动之谜(stockmanetvolatil—itypuzzle)、无风险利率之谜(risk—freeratepuzzle)、弗里德曼-萨维奇困惑(Friedman-Savagepuzzle)、日历效应(Calendareffect)、均值回复(Meanrever-sion)、期权微笑(Optionssmile)等,很难以传统的金融学来解释。
行为金融理论是在克服传统金融理论的缺陷中而逐渐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金融学在对金融市场中各种异常现象的不断探索中蓬勃发展,通过借鉴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传统金融理论的基本假设及分析范式作了修正,形成各有所异的理论解释,成为20世纪最后十几年来最迷人的研究领域之一。
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行为金融理论之核心。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基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套利有限性(LimitsofArbi-trage)提出,更加符合实际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情况,被视为是更具体化与现实化的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从解释实际市场现象和接受实证检验的需要出发,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作了开创性的拓展,从而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具有解释力,因此其后续研究十分活跃,形成了繁荣的行为资产定价家族。这个家族中声名最显赫的成员就是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asset-phcingmodel,BAPM)
(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BAPM)
为了更好地对资产进行定价,Shefin和Statman(1994)构筑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BAPM将投资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的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一类是非理性的噪音交易者(noisetraders)。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严格按标准CAPM行事,不会受认知偏差的影响,不同个体之间具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而且通过套利使资产价格趋于理性价值;噪音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不按CAPM行事,时常犯认知偏差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
将信息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两类投资者在市场上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资本市场的价格。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导致噪音估计的发生和形成噪声交易者风险(NoiseTraderRisk,NTR)。“理性”的信息交易者无法“量化”这一新的风险因素,只能在真实风险之上再加上额外的风险,它用行为来表示。这样,在BAPM中证券的预期收益决定于行为β系数,即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的β。换句话说,在BAPM中行为β与均值方差有效组合的切线有关,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
(三)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扩展
Bakshi和Chen(1996)研究基于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理论,通过求解基于消费偏好的消费——投资组合模型,得到了相应的资产定价模型。在Bakahi和Chen的模型中,投资者的消费和财富都是其效用函数中的变量,那么投资者不但关心其消费的波动,也关心其财富的波动。因此,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不但要对冲资产的消费风险,而且要对冲资产的财富风险。利用财富偏好可以很好地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但是很难解释股票溢价之谜。
Sundaresan(1989)研究丁基于习惯形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习惯因素引入资产定价主要体现在效用函数的重新构造上。Sundaresan的模型通过向效用函数中引入不同的习惯测度指标,使之可以运用现实的数据来检验习惯和资产定价之间的关系。基于习惯形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用于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
Abel(1990)提出了基于追赶时髦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原理是:由于此期和滞后一期的消费增长率都进入资产定价方程,所以代表性投资者的追赶时髦行为会影响经济中所有资产的均衡收益率。在基于追赶时髦的资产定价方程中,通过调整参数可以得到低水平的无风险债券收益率。因此该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股票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但是研究表明,参数的调整将对该模型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Gali(1994)和Collier(2003)研究了基于嫉妒的资产定价模型。嫉妒是指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定义在投资者自己的当前消费水平和当前的经济中的平均总消费水平之上。嫉妒与追赶时髦都具有消费外在性,只是外在性影响偏好的时间不同,追赶时髦的消费外在性是滞后的,而嫉妒型的消费外在性是即时的。
Kahneman和Tversky(1992)认为投资者不但厌恶风险,而且厌恶损失。于是,Barberis,Huang和Santos(2001)在Lu-cas(1978)基础上,认为投资者不但规避消费风险,还规避财富的损失。他们通过对定义在消费和财富波动下的效用函数修正之后得到了基于损失厌恶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四)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应用
理论的价值在于应用。理论用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资产定价理论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尝试着用来指导实践。正如前文所述,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作了开创性的拓展,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从解释实际市场现象和接受实证检验的需要出发,从而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具有解释力,所以资产定价理论发展到行为资产定价理论阶段后,极大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Becker和Mulligan(1997)建立了主观贴现因子内生决定下的资产定价模型。Becker和Mulligan的模型中主观贴现因子不再是常数,而是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收入的函数效应。这些变量的随机性将会使得主观贴现因子随机波动,从而增加了资产价格的波动性。Mehra和Sah(2002)将主观贴现因子的波动称为情绪波动,并进一步研究了主观贴现因子的波动对均衡股票价格的定量影响。通过计算他们发现,投资者情绪的较小波动,可以引起股票价格的很大波动,从而解释了股票市场的过度波动性。
在我国的研究中,张树德(2005)通过研究带有价格波动项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发现,股市存在一种风险控制机制,这种机制允许股票存在溢价与风险,但溢价与风险都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波动,即溢价存在一个临界点,当溢价在临界点之下时,追逐风险将会带来高收益;但是溢价的上升高于临界点时,追逐风险,溢价却减小了。这种内在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调节机制可以避免股市大起大落的风险。
姜继娇,杨乃定(2006)将流动性因素纳入股票横截面收益的关键影响因素,构建了基于流动性风险调整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利用欧拉方程确定了模型均衡价格。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揭示了买卖差价、交易频率和市场效率等因素以流动性偏好形式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机理。
王敬,张莹(2006)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对不同时期的上证50成分股中的40支股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在股价处于较高价位,噪音交易广泛存在的条件下,BAPM才优于CAPM,而在低价位时期,市场中存在着负噪音,此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更有效。
三、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比较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与其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揭示:传统资产定价理论是为了说明资产真实定价是什么,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则是研究资产应该如何定价。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的产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修正和完善。因此两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并不否认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理性,但是它给参与者的理性施加了限制。首先,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不排斥理性假定。早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仅假定参与者是理性的,而且这种理性是完全的,任何影响投资者行为的因素都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简单的未来现金流的贴现方式加以解决,但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并不接受投资者仅仅权衡收益——风险的两分法决策,而是考虑一个现实的投资者的行为本质究竟如何?按照新的理论,投资者在决策时不仅要权衡收益风险,而且决策本身要受到消费习惯、财富禀赋、对损益的态度等的影响,这就使得金融学的研究更贴近投资者的真实状态。也就是说,在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中,参与者的理性受到限制了。但和行为金融学中其他理论不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更倾向于承认投资者的受限制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其次,以BAPM可以解释CAPM的两个悖论:正是因为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不断犯错的噪声交易者,所以交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经常的;同时正是噪音交易者的存在导致了风险资产的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背离是持续的,“套期保值”交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可以说,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延伸,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传统金融学是兼容的。
摘 要 本文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典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研究起点,这一时期提出的资产定价模型构成了资产定价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后续很多新的资产定价模型都是在它们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进入90年代以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主要是围绕解释CAPM异象来进行的,因此本文主要从模型修正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最后鉴于近几年来行为金融在解释资产定价异象上越来越有成效,本文又介绍了行为金融学方面的一些模型,并且指出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将进行结合来促进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发展。
关键词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多要素CAPM 行为金融学
资产定价理论是金融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是20世纪金融领域最受瞩目的前沿课题。著名的资产定价模型CAPM、APT和期权定价模型,它们为确立资产定价理论在金融理论的显赫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资产定价理论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还有很多重要的模型例如零贝塔CAPM、Merton(1973)的多要素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目前虽然在实际中还没有得到广为运用,但其理论价值却非常重大。同时各种资产定价异象的发现也同时促进了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的行为金融的兴起。行为金融对建立在理假设基础上的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研究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行为金融认为投资者并不完全是理性的,非理性投资可以影响资产价格。运用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等基本工具,行为金融从另一个视角对各种异象进行了全新阐释。进入90年代以来,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支持者和行为金融学家围绕资产定价异象的解释更是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他基于理性基础的资产定价模型或者行为模型可以取代CAPM在金融学中的地位吗?这些问题似乎不能简单地回答。基于这一点,本文尝试从资产定价理论演进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因为只有比较全面地了解资产定价理论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了解这些理论存在的缺陷及其实证检验上的限制,才可能中肯地得出一些结论。
一、 Sharpe(1964)、Lintner(1965)和 Mossin(1966)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在 Markowitz 的资产组合理论基础上,Sharpe(1964)、Lintner(1965)和 Mossin(1966)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即CAPM。CAPM的本质是存在无风险资产和无限卖空的资产组合理论。它不仅仅考虑了单个投资者的决策,还考虑了加总他们确定市场均衡。在资产组合理论中,资产的价格外生地给定,且不受任何投资者的影响。给定这一价格,投资者形成他的概率分布,并且允许投资者的预期不相同,但是CAPM也有很多缺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CAPM是一个静态的单期模型,在现实情况中,投资者往往面临的是动态的多期的情况,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二是资产收益率必须是线性相关的是CAPM 的一个隐含假设,排除了一种日益重要的金融工具-衍生证券的定价。因为衍生证券的收益率往往表现出很强的非线性关系。三是CAPM 中还有一个假设仍然受到批评:即假设所有资产是可市场化的。虽然由外国法规问题导致的某些投资限制在国际CAPM中得到了考虑,但是,诸如人力资本是不可市场化的。因此,市场组合不能准确的确定。
二、Black(1972)零贝塔 CAPM
Black考察了最初的CAPM,他发现,无论是无风险资产的存在还是投资者以无风险利率借款和贷款的要求都不是该理论成立的必要条件。然而,当不存在无风险资产时,就会产生CAPM的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他的观点如下:无风险资产的贝塔为0。由于无风险资产的收益不存在波动性,因此它不会随市场一起变化。假设能创造一个与市场无关的投资组合,那么它的贝塔就是0。可以说零贝塔CAPM比CAPM前进了一步,但是0贝塔组合必须依靠卖空才能实现,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进行卖空的操作。许多机构投资者是被禁止卖空或者在卖空方面受到限制。
三、Fama 和 French 的三因子模型
CAPM 在实证检验上的连续受挫使得很多人对传统单贝塔CAPM理论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盈余报酬率效应、规模效应、账面市值比效应等大量异象的发现更是对这一理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这些研究发现很多贝塔之外的变量尤其是公司特征的变量可以更好地预期收益率。相关研究还表明,股票收益率在特定时间段显示出某种变化规律。如“长期收益率反转效应”和“短期惯性效应”。由于传统的CAPM明显不能通过贝塔差异解释上述现象,因此它们被称为“异象”。Fama和French 以1963-1990为样本期运用横截面回归法研究贝塔与收益率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并不相关,甚至在控制了规模变量后,贝塔与收益率的关系仍然不显著。而股本市值和账面市值比两个变量联合起来可以更好地解释股票平均收益率的横截面差异。CAPM异象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是CAPM 错误设定了。Fama和French首先研究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CAPM异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CAPM中缺乏考虑其他必要的风险因子。基于FF(1992)得出的股本市值(ME)和帐面市值比(BE/ME)变量可以更好地解释股票平均收益率横截面差异的结论,他们在随后1993年的论文中进一步证实了CAPM 异象可以用一个三因子模型来解释。这三个因子分别是(1)市场超额收益率(Rm-Rf);(2)股本规模因子(SMB);(3)帐面市值比因子(HML)。
四、行为金融学对CAPM异象的解释
(一)“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或帐面市值比效应)”的行为解释
Barberis和Huang(2001)以“损失厌恶”和“心理帐户”的概念来解释个股收益率行为。他们考虑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投资者关心个别股票,对于个别股票价格的波动有损失厌恶的倾向,而且决策会受到前一次的投资绩效所影响。他们将这种情况称为个别股票的心理帐户。第二种情况是投资者关心整个投资组合,对于整个投资组合价格的波动会损失厌恶,决策会受到前一次的投资绩效所影响,他们将这种情况称为投资组合的心理帐户。他们认为个别股票的折现率是股票过去的绩效的函数,假如股票过去的绩效很好,因为私房钱效应,投资者会认为这个股票风险较低,而用较低的折现率折现未来的现金流量。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较低的折现率会推升价格股利比,所以导致下一期的报酬较低,这也使得股票收益率波动变大。
(二)“短期惯性效应”和“长期收益率反转效应”的行为解释
行为金融学家通常运用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理论对“收益率反转效应”和“惯性效应”作出解释。最早提出市场长期过度反应概念的是De Bond和Thaler(1985,1987)。他们认为新信息出现时,投资者并没有依照贝叶斯所提出的客观方法调整他们的预期,而是高估新信息的重要性,低估旧有的与较长时期的信息,换言之,他们对结果的概率评估,是根据所谓的“代表性原则”,而不是根据历史概率所作的客观计算。结果股价不是涨过头就是跌过头,不论收益、股利或其他客观因素发生什么变化,反弹都必然可期。Shiller也认为资产价格所具有的过度波动,其实就是市场过度反应的现象。
主流金融学对于资产定价理论的检验以及资产定价异象的解释陷入困境时,行为金融学的出现及发展无疑为新的金融研究提供了思考方向。利用展望理论,行为金融能比较好地解释传统预期效用理论与实证结果的分歧。另一方面,行为金融认为投资者的非理并非是随机发生的,市场发挥套利机制的作用相当有限,因此,传统金融理论赖以生存的基础――有效市场假说并不成立。无疑,自展望理论和有限套利理论提出之后,行为金融的影响力及地位日益提高。利用这两个工具,考虑到非理决策的影响,行为金融为解释资产定价异象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资产定价模型。应该注意的是,行为金融不应该与传统金融相排斥和对立。行为金融理论过于专注个体行为而忽略了市场的客观条件,而传统金融理论则着眼于客观的市场状况,忽略了“人性”。因此,适当与平衡地结合二者是未来金融研究的一个可行且合理的发展方向。在资产定价研究方面,金融学家Shefrin和Statman提出的BAPM已经朝这一方向迈开了第一步。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研究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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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方的行为经济学家把心理学纳入以证券投资为代表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中。通过对理论研究与观察实践进行对比,他们对主流金融学的投资者“理性”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例如其代表性的“期望理论”:通过坐标轴内建立的s线,将投资者在面对风险与收益时的实际行动所表现出的凹函数与凸函数进行分析,把投资者的“感受”与“情绪”纳入到投资者的行为分析中,构成了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基础。
因此,虚拟经济中的“观念”与行为金融学中的“感受与情绪”都是经济行为人“心理”要素的反映。虚拟资本的发散价格波动体系与行为金融学对金融产品的研究中引入“从众心理”等命题所得出的定价结果有相通之处,所以,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行为金融学的与之结合是有空间的,二者有共同作用的平台。
一、虚拟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简介
遵循虚拟经济的研究线索,其内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主要是指以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作为突破重点,沿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虚拟资本”的概念进行研究;广义地看,利用虚拟资本,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进行交易活动(如信贷、股票、债券、商业票据、房地产市场、邮票、收藏品市场无形资产等)所引起的各种经济形态,以及经济中的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差距(如货币)等内容均可被纳入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中。可以这样讲,整个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发展沿着“资本化定价”的经济范式。凡具有这一特点的经济活动均可视为虚拟经济的具体表现。我们将经济发展中这些虚拟的部分统称为“虚拟经济”而将虚拟经济的膨胀速度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的现象称为“经济的虚拟化”。主要体现在货币的虚拟化与价值增殖的虚拟化。
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既对立又密切联系的,虚拟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形态,而各种形态都有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从二者的关系上看,虚拟经济脱生于实体经济,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虚拟经济可以为实体经济动员储蓄,提供融资支持;虚拟经济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地揭示和传递实体经济的信息,提高实体经济运行的效率;有利于促进资源的优化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益;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实体经济的增长。同时,虚拟经济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减少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降低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效率,出现经济泡沫,增加实体经济的运行不稳定性和投机风险等。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评述
作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为传统金融学在解释现实的经济世界中所遇到的难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行为金融学基于心理学的原则,把金融投资过程视为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他的研究对象集中体现在对资本市场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中,这与虚拟经济的研究领域有重合之处。众所周知,主流金融学建立在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米勒和莫迪利安尼套利定价理论、夏普一林特纳一布莱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布莱克一斯科尔斯一默顿期权定价理论(opt)的理论基石之上的。主流金融学之所以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以最少的工具建立了一个似乎能够解决所有金融问题的理论体系。在capm中,所有投资者均被假设为只关心投资回报和投资组合的协方差(风险),二者的均衡便导出结论。行为金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改变capm的假设,使其更接近现实。和主流金融学一样,行为金融学也由许多有用的工具构成。这些工具有些为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共有,有些则是行为金融学独有,如人类行为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认知缺陷(cognitiveerrors)、风险偏好的变动(varyingattitudestowardrisk)、遗憾厌恶(aversiontoregret)、自控缺陷(imperfectself-control)以及同时将理性趋利特性和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等等。一些人认为:行为金融学不过是将心理学引入了金融学。但是,心理学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学。尽管行为模型不一样,但所有的行为都没有超越心理学。主流金融学又何尝不对投资者的行为(指导行为的是心理)做出假设呢?只不过主流金融投资者的行为被理性(rational)所模型化,行为金融投资者的行为则被置于正常(normal)的模型之中。
行为金融学基于心理学的原则,把金融投资过程视为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认知过程往往会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情绪过程可能会导致系统性或非系统性的情绪偏差;意志过程可能既可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又可能受到情绪偏差的影响,这些个体偏差加上金融市场上可能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可能导致投资或投资组合中的决策偏差。投资决策偏差就会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而资产定价偏差往往会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进一步产生认知偏差与情绪偏差,这就形成一种反馈机制。如果这种反馈机制受到市场其他因素的激励或强化,就会形成一种不断放大的效应,形成泡沫或者破裂。下图描述了这一过程:(图略)
在相应的金融理论中,典型的投资者应被称为“行为投资者”——而非“理性投资者”:理性投资者的效用依赖于财富或消费的绝对水平;行为投资者的“效用”则反映在预期理论的价值函数中,是一条中间有一拐点的s形曲线(横轴的正半轴表示盈利,负半轴表示损失)——在盈利范围内通常是凹的、在损失范围内通常是凸的,且曲线的斜度在损失范围内比在盈利范围内要陡。
均方差组合投资者将资产组合看成一个整体,他们在构建资产组合时只考虑不同证券之间的协方差,并且他们都是对风险的态度不变的风险厌恶者。由于风险投资者的个性差异,经历的不同等原因。行为金融组合者则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结构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金字塔的每一层都对应着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和风险特性(方差)。一些资金投资于最底层防止变得不名一文,一些资金则被投资于更高层次用来争取变得更富有。
作为主流金融学中capm的对应物。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声交易者(noisetraders)两种类型。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噪声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将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在行为金融学的分析中,由于证券市场中噪音交易者,因此bapm的证券预期收益中存在行为β,即正切均方差效率资产组合的贝塔。这与市场组合是有区别的,因为存在着噪音交易者对证券价格的影响。行为β比传统的β值估计更为困难。原因是正切均方差效率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就好比虚拟经济研究中的“观念”变化一样,这一期还在起重要作用的行为因素到了下一期可能微乎其微,在精确进行定量分析方面具有相当的难度。bapm涵盖了包括理性价值特性在内的价值特性的诸多因素,例如,人们的观念中对具有较好声誉的公司有明显的偏好,在进行投资选择中,他们的这种观念中的“偏爱”已经明显超越了理性预期回报的解释能力。所以,经过事实证明:受“观念”支撑的价值感受理应成为与理性趋利的假设一样,应该成为决定预期收益的参数。
三、虚拟经济的理念与行为金融学研究的互动效应分析
虚拟经济的研究与行为金融学一样,都对资产定价模型进行了重新地审视。二者都对传统的模型中的“资产价格由供需双方决定”、“信息的充分性”、“理性的经济人”等前提假设发起了挑战。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观念”定价被视为资本化定价的基础;在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中,假定了投资者对资产有不同的“期望”,存在信息交易者与噪音交易者,因此在确定资产的定价时存在差异。“观念”与“期望”是同一出发点的不同表述。“观念”的差异导致了投资者不同的“行为规范”,即投资者意向的“规则”,并以此来约束自己的投资行为。行为金融学研究中投资者的“避害心理”、“从众心理”、“减少后悔”等心理因素都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心理特征都被虚拟经济研究中的“观念”二字所涵化。
在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虚拟资本市场中,旧有的“理性价格”是指风险与收益对称时的价格,主要由预期收益模型确定。但是,一直以来的各种预期收益模型均无法验证其完全的有效性。在资本化定价中,不是仅对投资者所耗成本进行定价,关键是对所有者的投入的赢利能力定价,这种赢利能力的定价是资本化定价的关键。在虚拟资产的定价过程中,这种赢利能力体现在虚拟资产带来的预期收益,这种预期收益集中了各种影响要素,直接内化于人的“观念”与“心理”之中,影响着经济主体对可选择项目的主观评价,从而进一步影响资产的价格与收益。但是,在目前对虚拟资本的各相关领域,定价模型还缺乏行为金融学所提出的“偏好”、“认知偏差”、等有限理性的解释变量。所以在行为金融学中认为不存在纯粹的“理性”价格。
以股票市场为例,传统的金融理论认为股票的价格取决于公司的账面价值,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有关学者对股市的暴跌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股票的价格会由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偏离价值。”给予经验的观察,凯恩斯更是提出了投资的需求受“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影响;“股票的价格是代表证券市场的平均预期”,而这种“预期”就由人们的“心理”因素的所决定。在他看来:股票价格=资本的边际效率+风险补偿。随后的各种资产定价模型都试图对影响资产价格的各种因素作出准确预测,从而正确定价啊,以减少投资中的不确定性。但事实证明,这些将现时条件进行简化的模型所得出的结果仅仅是理论上的结果,而以股票为代表的虚拟资产的价格变动往往是非线形的,实际的虚拟资产市场受多种因素的影。这些“不确定性”集中反映在人的“心理”上,促使投资者以“观念”要素对投资品进行定价,这使虚拟资产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方式,这种定价关系充分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关系”的本质。
再看货币。在传统的经济学中,货币只是为了简化交易,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是至关重要,货币作为一种信用关系,与资本构成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核心。这在实体经济的研究中是重点,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更是重中之重。在经济虚拟化的过程中,货币的虚拟化伴随着黄金的非货币化与货币的非金属化过程,货币的符号化最终实现。货币的出现主要解决了资源的跨期配置的问题,导致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分离。由于货币的供应与货币的需求经常性地不相一致,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经常性地发生。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人们的心理因素就会对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凯恩斯将人们对货币持有的需求分为“消费性需求”与“投资性需求”,从而使货币的需求直接受货币持有者“投资需求”的影响,而投资需求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而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的需求直接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对股票、期货等虚拟资产投资的研究中,人们“观念”中的预期利率至关重要,由于以货币供应量为重点的货币政策密切关注货币需求,所以投资者的“心理”因素也会通过“集群”效应影响对资产的“投资性需求”进而影响货币需求。从现实看,许多政府中的专家已经意识到货币的供应量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央行都将稳定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市场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以持币者手中的货币流向为基础,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其关注的目标不仅有实际资本,而且必须关注虚拟资产,例如将股票价格等作为重要参数引入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这首先要考虑股票等虚拟资产价格的评估,虚拟资产的价格受“观念”定价的影响,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中考虑虚拟资产对货币流的吸收效应时,必须注意对投资主体“心理”因素的关注,正如格林斯潘的观点:货币政策必须迎接大量的“观念资产”的挑战。行为金融学发展为我们研究这一实际问题提供了思路。
四、总结
经济的发展,呈现斑驳的繁荣。在每一个经济转型的时代,习惯性因袭的力量需要破坏与重建,新生的未加控制的力量需要质疑与纠正。通过对虚拟经济与行为金融学研究的共生性进行的一系列分析中,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对虚拟经济的研究而言,其理念的提出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扫清了理论的障碍。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其“价值系统”的特性越来越明显。以资产“观念”定价为研究范式的虚拟资产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作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加大。在这一大背景下,一些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已经不适应新形式的需要,许多固有的经济问题需要重新进行定义与解释。在具体的研究中,行为金融学研究资产定价过程中对人的“心理因素”的重视无疑与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其理论框架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不仅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突破口,也对我们相应的微观投资行为,中观生产计划,以及宏观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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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逻辑悖论;理论突破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5-0047-05
一、引言
1952年,马科维茨发表了《投资组合选择》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 标志着现资组合理论的开端。 在此基础上,William Sharp(1964)、Lintner(1965)、 Jan Mossin(1966)分别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CAPM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刻画了资产收益与风险的关系,代表了金融学领域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是现代金融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CAPM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竞争均衡的资本市场中, 非系统风险可以通过多元化加以消除, 对期望收益产生影响的只能是无法分散的系统风险(用β系数度量),期望收益与β系数线性相关。
CAPM对于资产风险及其预期收益率之间的关系给出了精确的预测。 这一关系给出了两个极富创造力的命题。首先,它提供了一种对潜在投资项目估计其收益率的方法;第二,模型使得我们能对不在市场交易的资产同样做出合理的估价。 该模型的简单明了和在诸多重要应用中的高精确度, 使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然而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现实金融世界中存在很多经典金融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被称为异常现象),如“封闭式基金折扣之谜”、“股权溢价之谜”、“红利之谜”、“过度反应”、“反应不足”等等。其实,市场异常现象也就是金融资产定价的异常(宋军、吴冲锋,2008),现实中金融异常现象如此之多如此之常见, 必然要求人们反思经典金融理论所内含的资产定价方法,CAPM在现代金融理论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反思的出发点之一。
二、CAPM简述
(一)模型的假设
该模型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假设:(1)所有资产均为责任有限的,即对任何资产其期末价值总是大于等于零;(2)市场是完备的,即不存在交易成本和税收,而且所有资产均为无限可分割的;(3) 市场上有足够多的投资者使得他们可以按市场价格买卖他们所想买卖的任何数量的任何交易资产;(4)资本市场上的借贷利率相等,且对所有投资者都相同;(5)所有投资者均为风险厌恶者,同时具有不满足性,即对任何投资者,财富越多越好;(6)所有投资者都追求期末财富的期望效用最大化;(7)所有投资者均可免费获得信息, 市场上的信息是公开的、完备的;(8)所有投资者对未来具有一致性的预期, 都正确地认识到所有资产的收益服从联合的正态分布;(9)对于任何风险资产,投资者对其评价有两个主要指标:风险资产收益率的预期和方差。预期代表收益,方差代表风险。
基于以上假设,CAPM表达为:
E(ri)=rf+β[E(rM)-rf]
其中,E(ri)表示投资组合预期收益,rf表示无风险利率,β表示市场组合的风险(也就是系统风险)系数,E(rM)表示市场组合的预期收益。
(二)CAPM的含义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认为, 资产组合面临的风险可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是与整体经济运行(如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相关的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是与资产自身特性相关的风险。多样化的投资可以降低直至消除资产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而系统性风险因与整体经济运行有关,是不能通过多样化的投资消除的。理论上说,一个由足够多的资产构成的资产组合只有系统性风险, 市场组合就可以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组合。CAPM模型对资产的定价是对该资产的系统性风险的定价(非系统性风险是得不到市场回报的)。在一个所有投资者都遵循资产组合理论并达到均衡的市场上, 给定资产或资产组合的收益由无风险收益和风险补偿共同组成,COV(Ri Rm)是资产组合P与市场组合M的协方差,β是市场组合的风险(也就是系统性风险)系数,可以衡量资产组合的系统性风险。E(rM)-rf是资产组合P因承担系统性风险所得到的回报(风险补偿)。也就是说, 投资者所投资的资产的预期回报等于无风险利率与风险回报的和。
(三)对假设的简单评析:
假设(1)~(4)是关于资本市场的一种理想化,概括起来, 实质是认为一个理想的市场应该是完备的,无摩擦的,从而对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的。当然,这种理想的市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假设(5)、(6)、(8)、(9)是关于投资者的假设,风险厌恶的假设具有代表性。但现实中并不是每个投资者都对风险厌恶。另外,当面对一个收益极高的诱惑时,投资者考虑更多的可能是对回报的渴望而不是其风险概率发生可能性的大小。假设(7)是对市场有效性的假设。假说所认为的有效市场在现实中也不会存在。
三、模型的逻辑悖论
按上述假设,首先,我们可以判定市场投资者选择的最优风险资产组合必须是相同的, 当然这个最优风险资产组合也就是市场组合。其次,这个市场的均衡是投资者根据不同资产风险收益对比而将资金在无风险资产和市场组合间进行动态调节而达到的。
由分析可以得出如下悖论:
悖论一:CAPM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投资者的最优风险资产组合是怎么得到的。 在形成这个最优风险资产组合时,投资者要买入一些资产,并卖出另外一些资产。但根据上述的假设,由于投资者决策目标一致,持有的资产结构完全一致,而市场中交易双方都是这些投资者, 这意味着交易双方都想同时买入或同时卖出某项资产, 这样的交易显然不可能发生。
悖论二: 对于集中需求或集中供给会导致资本资产价格调整, 由此形成新的均衡。 这似乎也不可能,因为信息完全透明,投资者人人皆知,而且对资产价值的判断完全一致, 因此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资产交易活动发生。
悖论三: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在投资组合持有期间内,无风险利率是不断变化的,这意味着最优投资组合的内部资产价值构成比例发生调整。而这种调整又会遇到前面提到的无法交易这个问题或者说在无风险利率发生调整时原有均衡仍将得以维持,投资者之间不会发生实质性的资产交易活动,均衡点仍然在原处,但该点已经不是最优点(李学峰,2006)。
悖论四:模型在推导过程中,对于资产组合δ,推导者认为δ2要远小于δ,因此δ2可以忽略不计,在省略了δ2之后从而推导出了CAPM。 仅从数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CAPM是通过一个并不完全严格精确的推导过程推导出来的, 只是表面看来似乎精确的模型。 现实中应用者仅使用了模型的结果而很少有人考虑它的推导过程, 忽略了过程而仅去使用一个表面俨然的结果去对资产定价, 也就不可能是精确的定价。
悖论五:CAPM意味着大多数投资者采取的消极投资法,是将无风险资产与某一指数基金组合,该指数基金中无风险资产的比例与市场投资组合相同,其效果等同于积极研究证券并试图战胜市场。投资者确实能通过努力获取收益,但是从一段时期看,他们之间的竞争减少了收益, 甚至会低于诱导他们从事工作的最低必要水平。 其余的人仅仅通过消极的投资就可以从他们的工作中获益(Zvi Bodie,2000)。意思是:投资者试图去“战胜”市场是徒劳的,但如果大家都不去试图“战胜”市场,那么市场就是不可以“战胜”的。因此,对于一个具体的投资者而言,他认为市场是可以“战胜”的,还是不可以“战胜”的呢?投资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悖论六:CAPM是在瓦尔拉斯均衡的框架下得到的。在不确定条件下的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中,交易者在决定自己的需求时,并不需要利用“均衡价格反映所有交易者信息”,价格变化仅仅改变交易者的预算约束,而不改变交易者对物品效用的私人评价,因此交易者在决策时不用猜测并利用别人的私人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者有“弱智”嫌疑。然而,证券市场中的商品即证券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中的一般商品,证券市场也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其典型特点是信息分散、不对称。时间和不确定性的介入已使证券市场与传统经济学中的一般商品市场有了本质区别。正如格罗斯曼(Grossman,1980)所言,在信息分散的证券市场中,“价格反映信息的事实并不出人意料,但假定交易者无视均衡价格反映信息却是令人奇怪的”。这说明了传统瓦尔拉斯均衡框架用于描述证券市场价格形成机理时存在着局限性(石善冲,齐安甜,2006)。 建立在解释一般商品的瓦尔拉斯均衡基础上的CAPM却要在证券市场中对资产定价,这必然存在着严重不足。
上述悖论使我们有理由认为, 原有的达到均衡市场的分析存在问题,加之现实中所存在的大量异常,我们便有理由质疑模型是否成立。而CAPM在实际中的运用也证明了我们的质疑是正确的。
四、CAPM在现实中的尴尬
(一)试验的尴尬
加州理工学院的皮特・博萨茨(Peter Bossaerts,2001) 指出, 我们试图在现实世界的市场中检验CAPM的想法太过妄想。 他探索使用试验市场来检验CAPM, 但到目前为至这样的试验所提供的对CMPA是否有用的证据难以统一。当然,这一结论也因试验数量较少对论点的支持存在不尽完美之处。
(二)国外现实应用中的尴尬
早期的林特纳(Lintner,1953)把每只股票的β值和平均收益回归,发现存在大量偏差,证明对CAPM的实证检验并不成功。1977年Roll提出了著名的Roll批评,他认为,CAPM在实际中是不可检验的,通常检验的数据存在缺陷, 真正的最优风险资产组合是不可得的。班茨(Banz,1981)发现小资本公司股票的业绩要优于大资本公司股票, 这明显违背了基于有效市场理论之上的CAPM。Rein-ganum(1981),Lakonishod和Shapiro(1986)发现平均每股收益与其之间的相关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数据中消失了。Fama和French(1992)也通过检验1962年到1989年之间的数据,证明即使在β为惟一解释变量的情况下,CAPM所预言的关系仍不存在, 基本否定了CAPM的有效性。作为模型的核心建立者之一,Fama甚至撤回了其对CAPM的支持。
(三)国内现实应用中的尴尬
1990年我国建立沪深股市之时, 适逢CAPM的构建者William Sharp等人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该模型在我国得到了暴风骤雨般的传播和应用。但近二十年来,现实应用效果却并不尽人意。
李学峰(2006)将沪深两市上市的54家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进行研究, 对基金的理论β值和其投资组合的实际β值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发现,只有3只基金的投资组合的实际β值与其投资策略所规定的理论β值基本相符, 仅占样本基金的5.56%, 而其余51只基金都出现了投资组合与投资策略不符的情况。也就是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基本上存在投资组合的构建和调整与各自所制定的投资策略是相违背的,其实际β值并不是稳定的现象。由经典金融理论可知,CAPM最应该在基金投资策略中应用,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于我国整个沪深两市而言,CAPM不适用的研究文献随处可见。施东辉(1996)以1993年4月至1996年5月上证50只股票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CAPM不适合我国股票市场。顾荣宝等(2007)选取2000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深圳股市203支A股周收盘价为研究对象进行验证, 得出CAPM尚不适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结论。 张阿洁等(2006)选用2003年7月11日至2005年9月30日108周上证B股市场的50只净收益排名较好的股票数据,运用BJS方法对CAPM进行了实证检验, 发现CAPM与B股市场严重不符合。 胡聪慧等(2008)选择1997年1月1日至2007年3月31日沪市A股数据进行研究,发现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中我国股票市场的表现不支持CAPM模型。 另外还有杨朝军(1999)、 陈小悦(2000)、 靳云汇(2001)、 徐国祥(2002)、 陈学华(2005)、曹莹(2008)等人做了大量有关验证CAPM在中国有效性的检验。 大多数关于CAPM模型在我国的实证研究都表明, 目前CAPM并不适用我国的证券市场。
五、资本资产定价的理论突破
CAPM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该模型在现实中进行应用,而应在于其所表达的一种定价思想给后来者带来的资产定价启示。在这种定价思想的指导下,资产定价的新方法在现实中有了广泛的应用, 资产定价的新理论也不断涌现, 这才应该是CAPM重要性的真正所在。
资产定价是金融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关于资产定价理论的研究文献已成为金融学领域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CAPM内在的逻辑悖论及其在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尴尬境况, 对资产定价的理论需要重新认识和构建。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学家就进行了广泛的探索,这一探索基本分两条线展开: 其一是在过去的金融理论模型中嵌入制度因素,着重研究金融契约的性质和边界、金融契约选择与产品设计、 金融契约的治理与金融系统演化、法律和习俗等制度因素对金融活动的影响等。其二是一些金融学家基于卡尼曼(D・Kahneman)等人发展的非线性效用理论, 开始引入心理学关于人的行为的一些观点, 来解释金融产品交易的异常现象,如有限套利、噪音交易、从众心理、泡沫等,这些理论形成了现代金融理论中的行为学派,称为“行为金融”。
从目前的理论发展看,两条线索互相竞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基于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和一般均衡理论的模型在解释金融市场异常方面有明显不足;但行为金融学不能有效地应用于金融产品定价,并且现有理论本身缺乏更广泛的经验证据支持。双方处于争论阶段,构成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主旋律(James Montier,2007)。
现代金融定价理论主要有:(1) 基于CAPM的标准金融资产定价理论体系: 限制借贷条件下的零β模型、跨期的动态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理论(CCAPM)。(2)非标准金融资产定价理论: 基于行为金融研究成果的行为金融资产定价理论、 建立在混沌理论基础上的异质信念资产定价理论。
纵观现有最新金融资产定价理论研究成果,大部分还仅限于对各种市场异常现象的单独确认和分别解释中,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也就是说,现有最新的金融理论是在对经典金融理论的反思中发展来的,在对经典理论的“破”中形成了大量零散的理论,而真正能够代替经典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未能“立”起来。所以说现有金融理论还是一个“外延”清晰而“内涵”模糊的框架(宋军、吴冲锋,2008)。
最新研究放宽了根植于新古典理论中的非现实假设,通过引入心理因素等使之更加现实,其理论和方法给新古典金融理论带来冲击和深远影响, 最新理论对经典理论补充或重建的趋势逐渐显现。 但因目前能够普遍使用的成型模型还不多, 还不能找到一个能够替代CAPM的新的资产定价模型(这也是目前CAPM还能大行其道的原因), 所以现有理论还需向更深层次突破和发展。 目前现实中所使用的定价模型, 大多都是在试图寻找股票的内在价值,但其所忽略的是, 价格是在市场中供需双方力量均衡的结果,而价值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投资者关注更多的是如何能够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而并不完全在乎资产的内在价值是多少。也就是说,对投资者行为及市场心理进行关注, 对资产定价设置合理变动区域, 应该是证券市场资产定价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六、结语
通过本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尽管CAPM是现代资产定价理论的核心, 因为CAPM所存在的许多逻辑悖论, 使其并不能成为一个精确的定价模型。(2)CAPM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模型在现实中的应用,而在于该模型所表达的一种定价思想。这种思想在金融学的发展史中应该是革命性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专注于该模型的应用, 也不能因为该模型在现实中的诸多尴尬就否定该模型的价值。(3)在CAPM定价思想的指导下, 资产定价新方法有着广泛的应用,理论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但目前还不能找到一个能够完全替代CAPM的新的资产定价模型,所以现有理论还需向更深层次突破和发展。(4)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资产定价模型, 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是金融研究者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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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资组合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和投资理论的基础,它主要研究的是投资者在权衡收益与风险的基础上实现期望效用的最大化。本文以现资组合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从理论深化到实证研究的思路,将全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从Marko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出发,建构了均值—方差模型并求取了有效边界,对放宽了限制条件的模型进行了拓展。针对方差在度量风险中存在的弊端,引入了半方差和LPM的方法,并对三者的应用效率进行了比较。
第二章分析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揭示了当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的资产定价问题。在此基础上,放松了标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的某些限制条件,对不存在无风险证券、存在非适销资产的CAPM以及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行了考察。最后结合现代行为金融理论,介绍了非理性预期下的行为定价模型。
第三章分析了风险资产的套利定价理论,对套利定价理论的模型进行了推导。针对套利定价理论的核心问题—因子的选择进行了深入研究,介绍了两种主要的因子选择方法,分别分析了二者的使用范围,结合各自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
第四章分析了VaR这一新型的风险度量方法,重点对VaR的四种主要计算方法进行了考察。对于应用较为广泛的历史模拟法,针对单一的收盘价提供的信息量不足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加入开盘价、最高价以及最低价的历史模拟修正算法,希望能对VaR的计算方法进行改进。
第五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本研究利用两阶段回归法,参照Fama和Macbeth提出的横截面回归模型,结合深证B股市场36支股票的周收益率数据进行CAPM的实证检验,样本时期为1996年7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实证结果显示:深证B股市场的股票定价行为与CAPM不符,非系统性风险对股票收益率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关键词:均值—方差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
风险价值模型;历史模拟法
:36000多字的统计学专业硕士论文
英文摘要、目录及参考文献 价格400元
摘 要: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是由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演变而来的。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弥补了传统金融学对个体行为研究的不足。风险管理理论作为金融理论的研究重点,将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的风险管理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对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将首先分别阐述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并分别分析与对比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最后将探讨通过分析与对比两种理论的异同所获得的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传统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 风险管理理论 启示
风险管理理论一直占据着金融理论研究的核心位置,是目前金融学研究的重中之重。随着金融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壮大,风险管理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均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的风险管理理论存在着诸多的共性与差异性[1-2]。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金融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
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理论依据的。随着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对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已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相关学者针对以股票作为标的资产的买进期权提出了定价公式。该定价公式认为可以从标的资产的价格波动中预测出期权存在的风险,同时标的资产的价格还能够预测未来市场的预期。这一理论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与理论基础。风险价值模型作为风险管理方法的代表被广泛应用。风险价值模型是对市场风险的综合评价分析,并对金融资产的具体风险进行了考虑。然而这种方法对风险管理对象的管理范围较窄,主要以金融资产的客观概率为基础,无法使经济主体的风险得到有效反映。
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
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是在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凭借其理性原则对市场行为提出了理想假设,通过严密的数学公式,为金融决策提供了逻辑科学的数据参考[3-4]。然而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对于金融市场中存在的金融异像仍无法彻底的解释。行为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理论融入到了对于金融投资者的行为分析中,通过分析其心理变化对于风险管理的影响作用,实现了风险管理理论的新发展,进而产生了行为金融学理论。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风险管理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期望理论、行为组合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等。
三、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相同点
(一)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来源相同
行为组合理论是由传统资产组合理论演化而来的,是对传统资产自合理论的延伸。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同样是在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基础之上而发展而来的。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并非完全脱离于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而是对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不足与缺陷的有效补充。例如,对于理性人假设理论,行为金融学认为人存在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非理性的一面。而对于市场有效性理论,行为金融学针对传统金融学理论中套利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改正。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与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是有着一致性的。
(二)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切入点相同
行为金融学与传统金融学对于风险管理理论进行研究的切入点,均是构筑在对市场主体决策行为、市场运行状况、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投资者的市场活动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与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同样认为人是对市场活动造成影响的关键因素,并以人为中心,对市场中人的风险决策行为与心理进行分析,采用理论模型实现市场风险管理的量化。
(三)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手段相同
行为金融学与传统金融学对于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手段,均是以一种经济学假设为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理论模型的可靠度均取决于所参照的假设条件是否与市场实际相近似。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与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方向均是从对市场个体的决策行为,到个体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再到市场整体,且均是以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对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进行解释,以这种方式接受市场的考验。
四、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不同点
(一)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
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以市场有效性假设与投资者的理性假设作为理论依据。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认为,投资者的理性使其能够在投资市场中,抓住任何一个非理性投资行为所带来的套利机会,进而造成非理性投资者在市场投资中出现利益损失,最终从竞争市场中淘汰。然而行为金融学则与其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其认为非理性投资者与理性投资者之间,由于存在市场信息披露不均衡的情况,使两者所掌握的市场信息不相等[5]。因此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认为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市场有效性假设并不成立,该假设并没有满足成立的条件。市场是非有效性的构建了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基本假设。
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认为,市场中所有参与的投资者均是理性的。理性的投资者以资本资产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作为决策依据,在资本市场中谋求利益的最大值。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进行投资时所暴露的情绪与心态即是投资者的价值感受。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则认为,市场中的投资者存在四类不同的情绪与心态。这四类情绪与心态包括避害大于趋利、减少后悔及推卸责任、追求时尚及从众心理、过于自信。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往往会受到这四类情绪与心态的支配,进而影响投资者在市场中的投资决策,使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具备一定的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决策行为存在多变性与多元化,且这种行为通常形成于投资决策的过程当中;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其行为的性质与决策的环境会对投资者的决策方法与过程造成一定的影响;投资者的行为更趋于满意性,而非最优化原则。这些特性导致投资者往往不愿意按照金融学定义上的最优化数学模型进行投资决策。因此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认为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中投资者是理性的假设并不成立,其认为投资者应是基于价值感受的非理性。因此非理性的投资者构建了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基本假设。
(二)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基础不同
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是以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作为理论基础。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则在此基础之上,对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理论进行了借鉴。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主要通过对市场主体的决策行为与心理因素等特征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身的风险管理体系。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假设投资者是在风险规避、理性预期的前提下,将预期效益最大化,而忽视了投资者决策行为与心理因素的影响作用。
(三)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模型不同
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模型则主要是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该模型是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不同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该模型认为投资者可以被分成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分别为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与提供信息的市场投资者。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不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理论为理论基础,往往会导致其出现各种认知上的错误与偏差,进而受到各类错误与偏差的影响,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而提供信息的市场投资者则是在严格遵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理论的基础上,对投资组合的方差与均值进行关注,不会遭受自身投资认知偏差对自身投资的影响,进而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6]。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与提供信息的市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市场的定价趋势。当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成为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投资者时,市场将呈现无效率的状态;而当提供信息的市场投资者成为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投资者时,市场将呈现有效率的状态。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认为,证券市场的预期收益决定于均值方差有效组合的切线斜率。然而在证券市场受到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的影响时,均值方差有效组合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市场组合将不相等。
五、对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对比研究的启示
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过程是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托,同时结合现实中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行为金融学已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的信赖。投资者根据行为金融学理论基础,自创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投资决策手段,并且通过该手段在市场中的应用,实现了一定的收益。这些投资者通常将自己的投资策略建立在假设市场其他主体不变的前提下,而当市场其他主体应用与其不同或相反的投资手段时,投资者往往会处于十分被动的不利位置。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现象,对投资者未来在市场中的投资决策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大力推广,使广大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对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基础有了一定的理解,使投资者在市场中的投资决策对心理因素的依赖逐渐降低。因此只有不断的完善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并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才能对金融市场的投资决策、金融市场的投资管理、金融资产的创新经营带来正面与积极的影响。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仍会逐渐向市场有效性假设的方向发展。这时,资本市场将慢慢转变成客观存在的有效性市场,这一客观事实将导致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对金融市场的引导作用慢慢消亡。
按照行为金融学的研究结果,投资者在接受到资本市场上的信息后,由于自身的投资经验等其他因素的干扰,往往会根据发行者的宣传效应,过高或过低的对市场上发行的金融产品进行估价。而根据资本市场的验证结果,投资者往往会对自己的投资决策行为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差。因此投资者应清醒的认识到,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基本假设中投资者是理性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在实际的投资决策中,投资者往往会受到来自心理、自身经验等较多因素的影响。投资者需要对自身在投资决策中的情绪与心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掌握自身情绪与心理对投资决策过程的影响[7-8]。投资者应清醒的认识到自身在投资决策上的失误,将导致自身的利益损失将成为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与利润。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应通过坦诚自身非理性的弱点这一事实,不断强化自身的风险意识。投资者应针对每一次投资决策,充分的做好事前的风险预测与风险控制。在投资决策实施后,市场出现波动时,投资者应努力学会对自己的情绪与心理进行有效的控制,防止自己做出非理性的错误决策。
在实际的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行为存在着较高的复杂性。不同的投资者会按照自己过去的投资经验,对市场中的金融产品做出自己的初步分析与判断。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中,投资者的心理决策变化同时也在不间断的发生。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不仅仅会受到自身心理变化的干扰,同样也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包括市场规范、市场其他个体等。因此风险管理的决策过程也具备着一定的复杂性。针对风险管理中存在的可变因素,不能仅仅参照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结果,其研究结果往往对于市场异像无法进行有效的解释。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应从市场环境等外在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与考虑。
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使得风险管理理论不断的被应用于市场实践中。证券市场的不断优化与升级,使得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框架、理论内容、管理结构等各方面均面临着巨大的改革。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应从更全方位的视角,通过不同的理论体系,开创新的研究思路,使原有理论体系得到完善与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并不是相互对立存在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互相融合、互相渗透、互相补充。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中的不足与缺陷进行了弥补与纠正。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从心理学、行为学的角度上,将投资者的行为模式与心理认知均作为风险管理的研究对象,相对于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更符合资本市场的实际。然而目前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仍主要是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与投资决策心理等进行研究,还没有形成完善立体的理论体系。因此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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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投资学;标准金融范式;行为金融范式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4-0011-03
以马克维茨投资组合理论为起点,以Fama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林特纳、夏普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和布莱克-斯克尔斯的期权定价模型为核心,形成了现资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被称为标准分析范式,因为它以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和金融市场完全竞争为假设条件,以个人最优化和一般均衡分析为方法论,来研究投资行为和金融资产定价。基于标准范式的投资理论在指导投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一方面由于标准范式的投资理论对很多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和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难以做出满意的解释,另一方面,由于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另一种投资学分析范式――行为范式日益受到重视。本文的目的在于比较这两种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差异,并对未来的发展做简单的展望。
一、两种研究范式的理论假设条件比较
任何理论体系都有其假设条件,投资学也不例外,而标准投资学研究范式与行为投资学研究范式在理论假设条件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这种假设条件的差异导致了理论框架和指导投资实践的理念方面的差别。
(一)人们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行为特征的假设差异
投资学主要研究人们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进行跨期资源配置问题,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刻画投资者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行为特征。标准投资学研究范式认为投资者是理性的预期效用最大化者,这等价于投资者的偏好关系必须满足相应的公理化假设。
在Mas-Colell等(1995)看来,理性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等价于投资者的偏好关系满足完备性、传递性、独立性(该假设由Luce和Krantz(1971)提出)三个最基本的公理化假设。而Jehle和Reny(2001)则认为其等价于偏好关系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单调性、替代性(该假设最早由von Neunman 和Morgenstern(1944))四个公理化假设。偏好的完备性与传递性就是经济学理性,完备性公理要求投资者能够对任何两个备选投资计划具有明确的偏好关系,而传递性则保证了上述偏好关系保持一致性。单调性公理等价于决策者是自利的,行为方式是最优化的,这等价于Mas-Colell等以定理而非公理形式给出的一阶随机占优和二阶随机占优条件。而独立性公理或替代性公理是用预期效用函数(v. N-M效用函数)来描述投资者偏好的必要条件。
在关于投资者是理性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假设下,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投资者是同质的,因为投资者都是预期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具有相同的行为目标和模式,因此可以将投资者视为是无差异的。而投资者同质假设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因此投资者偏好满足公理化假设是标准研究范式关于投资者行为的基本假设,也构成了标准范式下投资学理论的基石。
显然,标准研究范式对投资者的行为假设是非常苛刻的,比如要满足偏好关系的完备性与传递性,要求投资者具有完全认知能力和无限的计算能力。与此同时,大量实验经济学所提供的案例表明,投资者的实际选择行为与偏好关系的公理化假设不相吻合,这给标准范式下的投资学理论基石带来直接的挑战。著名阿莱斯悖论(Allais paradox)说明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选择行为与公理化假设并不一致。而马金纳悖论(参见马斯-科莱尔等,微观经济学,P253-254)给出了选择行为违背偏好独立性公理假设的例子。
正是由于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假设的苛刻性和现实投资者实际行为与偏好公理化假设不一致性,导致了对投资学标准研究范式假设的不满,以及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投资学的行为研究范式应运而生,并日益在理论和投资实践中受到重视。
行为研究范式摈弃了过于理想化的预期效用最大化者的假设,它假设投资者是一个具有认知偏差、情感和意志的现实人。投资者的认识能力、情绪与环境等因素均会对投资者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决策产生影响,并造成系统性决策行为偏差,这种行为偏差主要包括启发式偏差(heuristics bias)和框架偏差(framing bias)。
认知心理学认为,一般而言,人们主要通过两类方式来解决问题:算法(algorithm)和启发法(heuristics)。算法指解决问题的一套规则,人们按照规则程序化地解决问题。而启发法则强调人们在解决问题时注重经验和直觉,主要运用启发法来解决大部分问题,因而在决策中,难以达到完全理性,进而形成启发式偏差。
框架偏差是由决策过程中的框架依赖造成的。框架依赖指事物出现的方式会影响决策人的判断,本质上相同的事物以不同方式进行描述时,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与标准研究范式的替代性公理或稳定性是不一致的。
行为研究范式假定上述行为偏差会系统地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金融资产的定价,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相应的投资理论。
(二)关于投资者风险态度假设的差异
在对风险的态度上,标准研究范式假设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这等价于投资者关于财富的伯努利效用函数是凹的,效用随着财富的绝对值上升而增加,但增幅递减,即边际效用递减。这表明投资者在任何时间、任何财富水平都是风险厌恶的,虽然厌恶程度不同。
相反,行为研究范式认为仅用风险厌恶假设是难以对投资者风险态度做出完整描述的,投资者在更多时候展现出损失厌恶和后悔厌恶的特征。
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认为人的风险态度类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在面对利得时表现出风险厌恶,而面对损失则显示出追求风险的特征,在同等财富变化的情况下,对损失的厌恶程度要比对盈利的满意程度大。后悔厌恶是指人们做出错误决策时,对自己的行为会感到很痛苦,为了避免这种痛苦的行动会导致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三)关于市场有效性假设的差异
市场有效性也是标准研究范式的一个基本假设,该假设与投资者的理性假设有密切联系,理性投资者假设是市场有效性假设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理性投资者参与的市场必然是有效的,因为投资者会理性地评估证券价格,导致证券价格会对信息做出及时、迅速的反应;但在部分投资者是非理性的情况时,市场仍旧能够达到有效,只要投资者的非理是随机的,并会相互抵消;即使长期内投资者的非理并非随机而是系统的,套利将消除这种偏差,长此以往这些非理性投资者将因为长期亏损而被淘汰。
行为研究范式显然认为市场并非有效的,资本市场大量的异常现象①表明市场并非有效。而行为金融学正是在尝试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二、两种研究范式下的理论框架比较
投资学标准研究范式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多位著名学者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准范式下投资理论的基本“骨架”为马克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和林特纳、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现代经济学核心思想――最优化和一般均衡思想在微观金融市场的自然延伸②。
投资组合理论认为,投资者一般会以投资预期收益(均值)和风险(预期收益率的标准差)作为投资决策的基础,风险厌恶的投资者的选择就是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最大化预期收益,或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最小化风险。投资者的选择范围(相当于消费者理论中的预算集)就是不同资产组合,最优选择位于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缘上,风险厌恶程度不同的投资者会选择有效边缘上不同的点。投资组合理论告诉投资者如何进行组合的选择。
而托宾分离定理则是联系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桥梁。托宾分离定理在假设投资者能够以无风险利率自由拆借资金的情况下,推断出所有投资者的最优资产组合都包含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并且不论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如何,他们持有的最优风险资产组合都是一样的(都会选择风险资产组合有效边缘上的同一点),风险厌恶程度的差异体现在资产配置在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同。
投资组合理论和托宾分离定理分析了投资者的最优化行为。而夏普、林特纳在马克维茨和托宾的基础上,给出了资本市场均衡以及均衡条件下资产定价模型――CAPM。假设投资者是同质的(所有投资者是理性和具有相同预期),并且投资者按照马克维茨提出的行为方式进行资产配置,那么投资者的资产配置行为将导致市场趋于均衡,在均衡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线(capital market line, CML)与风险资产有效边缘相切于市场组合点(在风险资产组合中每种风险资产的比例为该风险资产市值与所有风险资产总市值之比)。更为重要的是,夏普指出在均衡条件下,单个证券的风险由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构成,非系统风险通过组合方式可以规避,单个证券的期望收益率与证券的系统风险成正比,该关系就是证券市场线。Ross则进一步提出了套利定价模型。
由此可见,标准研究范式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该理论体系系统地阐述了单个投资者如何进行资产组合的最优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市场如何达到均衡和均衡条件下的资产定价。
与标准范式完善的理论体系相比,行为范式下的投资理论总体上仍旧处于形成和完善之中,但在关于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投资者决策理论方面,Kahneman和Tversky的前景理论已经成为行为投资理论的核心和基础。
行为范式认为标准范式对于不确定性环境下投资者的行为假设不符合实际,因此作为行为研究范式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行为决策理论,而Kahneman和Tversky(1979)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提出的前景理论在行为金融学的发展中具有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地位(李心丹,2003)。K&T利用两个函数来刻画个人在面临不确定性时的决策行为: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前者取代了传统预期效用函数中的伯努利效用函数,后者取代了预期效用函数中的概率。价值函数认为人们在决策时价值的变化并不决定于绝对财富水平的变化,而是考虑相对于参考点的财富变化,并且在面对盈利时呈现风险厌恶,而在面临损失时呈现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风险态度是损失厌恶而非传统决策理论认为的风险厌恶。而决策权重函数不但受事件的客观概率影响,而且受到与事件相关的其他因素影响;通常个人会对小概率事件赋予高于概率的决策权重,而在事件发生的概率比较大时,决策权重又小于事件概率。
自从K&T于1979年提出前景理论以来,许多学者利用展望理论解释了许多标准投资学所无法解释的现象,诸如机会成本和原赋效应(Thaler, 1980,1985)、后悔效应(Thaler,1980)、处置效应(Barber和Odean,2000)、心理账户(Shefrin和Thaler, 1988)等。
尽管行为研究范式下的投资理论在解释不确定性环境的投资决策和众多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在关于资本市场的定价方面尚未取得如标准范式的CAPM和APT那样广为接受的定价理论模型。
三、两种研究范式投资实践指导意义的比较
投资学的标准研究范式和行为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体系的假设和理论体系框架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指导投资实践方面也存在不同。
标准研究范式下的投资理论对于投资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组合投资和持有消极的投资策略。
马克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表明通过投资组合的方式能够降低投资风险,组合投资已经成为投资界普遍遵循的最基本信条,证券投资基金和机构投资者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部分在于,相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他们具有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组合投资降低风险的优势。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资本市场是有效的,所有的信息已经被反映到证券价格中,证券价格受未来信息的影响,而未来信息是不确定和随机的,因此证券价格变化是随机和不可预测的。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从另一角度表达了相似的指导思想:投资的回报率与风险成正比,要想取得高回报的惟一途径就是承担高风险。
在证券价格变化是随机的情况下,投资者应该在投资时采取消极的策略,通过投资组合的方式获得与承担的风险相对应的回报率。任何想战胜市场的积极投资策略都是徒劳的,任何投资者均不可能持续地战胜市场。这对于中小投资者在选择基金经理时的指导作用在于:基金经理的过去业绩并不能成为他们选择基金经理的可靠依据。根据标准投资学的理论和原理,这种以过去业绩为标准的选择方法是不可靠的,基金经理过去的业绩好仅仅是因为他的运气好,因而并不代表他未来的投资业绩就好,因为一个基金经理不可能持续战胜市场。
而行为投资学对于投资者的指导意义在于:第一,在一定条件下,积极的投资策略是有效的;第二,投资者应该如何控制非理性投资行为带来的损失。
标准投资范式假设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因而市场也是有效的,投资收益决定于投资者承担的风险,积极的投资策略是徒劳无效的。而行为研究范式认为投资者是具有认知偏差、情绪的现实人,他们不可能像完全理性的投资者那样不犯错误,因此市场也不可能是有效的。无效的市场意味着证券价格是可以根据某些特定的因素进行预测的,这种预测可以分为横界面报酬可预测性和时间序列报酬可预测性。
横界面报酬可预测性包括小公司规模效应与账面市值比效用,即小规模公司比大规模公司平均报酬更高,较小市值公司的平均报酬更高。横界面报酬可预测性意味着购买小规模公司或高账面市值比公司证券的投资策略将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时间序列报酬可预测性是指,一般而言短期内(一般在1年以内)股价报酬率呈高度正自相关,长期内(一年以上)股价报酬率呈负相关。这意味着动量策略和反向操作策略更容易获利。
比如,行为投资学著名学者Thaler不但在研究投资者的非理方面取得很大成绩,而且积极利用研究成果进行投资实践,他与Fuller组建的Fuller&Thaler资产管理公司主要利用投资者认知和行为偏差所产生的无效定价而获利(饶育蕾等,2002)。
发现并利用投资者的非理获利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只有那些最先发现某些异常现象的研究者才可能有获利的机会。相比之下,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投资学的行为研究范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如何避免自己的非理给投资带来损失。投资者并非如标准范式所假设的那种“圣人”,从不犯错误,投资者的认知偏差、情绪波动均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并可能产生错误。而行为研究范式的投资理论对上述大量投资者容易犯的错误做出合理解释,这有助于投资者防范这类错误。比如,投资者在买卖股票时容易犯“卖出盈利股票,持续持有亏损股票”的错误,导致“小盈大亏”。而K&T提出的前景理论认为这与投资者的损失厌恶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使用止损策略就能够有效地防止损失的不断积累。
四、投资学研究范式展望
尽管标准范式与行为研究范式的假设条件迥然不同,但任何理论研究均需要有参照系和研究平台,因此二者的关系决非对立的,可以把标准研究范式视为行为研究范式的理论参照系和研究平台,行为研究范式是对标准研究范式假设条件的一般化和理论体系的拓展。
行为研究范式在对标准范式假设条件的一般化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建立了以前景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并对许多标准范式无法解释的金融市场现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尽管在资产定价理论方面行为投资学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DSSW(1990)噪音交易模型,但尚未形成具有“投资者行为假设――投资者选择――市场均衡和资产定价”逻辑,并广为接受的理论模型。因此以标准行为范式的投资组合理论和资产定价模型为参照系和研究平台,构建行为研究范式下的投资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未来投资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二者之间呈现相互融合是未来投资学研究的重要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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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ama, E.F.,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empirical work [J]- Journal of Finance, 1970, 25:383-417.
摘要:金融资产交易中的成交量在传统金融理论体系里并没有被纳入为资产定价模型中的参数。很多的研究指出成交量是反映市场参与者心理状态的一个指标,而金融资产在市场七的价格义是市场参与者之间买卖行为的结果。能令资产成交的元素是影响资产价格的因素,而对资产价格产生作用的元素也会影响资产成交的水平。换言之,这说明成交量与资产价格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本文探讨成交量在资产定价问题中的角色。
关键词:同质预期;相异预期;意见分歧
一、引言
成交量在金融资产交易中有着其独特的含义,近代有很多研究部认为心理状态其实是可以从成交量去观察的,成交量的大小能反映投资者对于前景的倾向。很多理论模型都指出,买卖交易是由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information)所带动,由意见分歧(divergeneeinopinion)所引发,而成交量则反映了买方群体和卖方群体对于该金融资产价值认知不一的程度,亦即是由他们心理质素的差异性来决定。
二、传统金融理论体系对成交量的忽视和所隐喻的成交量
JohnVonNeumannandOskarMorgenstern(冯纽曼和摩根斯坦)(1944)1在他们为合作博弈论奠基的著作《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了预期效用理论(ExpeetedUtilityTheory)的概念。他们从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假设出发,发展出预期效用函数理论。在这个公理体系之上,经济学家们建立了大量的微观经济学模型而形成了传统金融学的理论体系,当中最主要包括Markowitz(马科维茨)(1952)2的投资组合理论,Sharpe(夏普)(1964)3、Lintner(林特纳)(1965)4和Mossin(莫辛)(1966)5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Ross(罗斯)(1976)6的套利定价理论和Fama(法玛)(1970)7的有效市场假说。
传统金融学的基本观点包括(1)市场是有效的;(2)市场参与者皆为理性的且基本上存在同质预期,即是,他们都是用同样的理性对信息可以做出无偏的估计,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也是同样的客观和公正;(3)市场参与者一般都是风险厌恶的。在这样的基础下,资产的价值被假定为可客观地由该资产自身的属性所决定而不会受到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所影响。传统经济理论在分析市场均衡的问题时会对市场的众参与者采用了单一代表性人模型(representativeagentmodel)的假设。Lucas(卢卡斯)(1978)8在研究市场均衡的问题时说明,如市场上所有的个体都是完全相同的,则资产的交易数量在任何时候本质上都只会是零。
若在一个市场里所有的参与者皆能获得相同的信息、拥有相同的理性能力、能进行相同的分析而产生相同的认知和最后对资产的价值得到相同的结论时,他们之间的这一种同质性意味着无论他们是已持有还是未持有该种资产,他们的行为都会朝向同一个方向。即是,若该种资产被认定为应有更高的价值时,所有的参与者都希望持有,至使未拥有的去追购但已拥有的又不愿意卖掉,造成不能成交;又或是,若该种资产被认定为应只有更低的价值时,所有的参与者都希望抛售,至使已拥有的去求售但未拥有的又不愿意买日入,也是会造成不能成交。买卖双方参与者群体在这种同质性的情况下对资产的价格进行“同向性”的博弈,意味着他们并非是两个而是同一个局中人,亦即是等于没有博弈,也没有均衡。市场上的参与者必须是非同质的、参差的、有差异的,才能产生不同的局中人在市场上进行“异向性”的博弈,形成纳什均衡的价格。
三、买家为何会买?卖家为何会卖?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行为金融学的观点认为,由于每一个人的认识偏见和心理波动的原因造成价值观上的差异,对同一件物品,不同人去购买所愿意付出的最高金额是有所不同的。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差异,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个人感观因素方面,主要是因为偏好和效用的差异。经济因素方面,则主要是考虑未来经济利益和现在付出的代价的比较。一件物品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根据个人对未来资金流的预期和个人对时间价值的判断而量化出来的。不同人的判断,会得出不同的预期经济利益,所以不同的人会愿意付出不同的代价。金融资产一般来说都不能满足持有者的感观偏好和效益,因此,对它们的价值判断主要是从经济因素方面考虑。诸等差异都会令到市场上的参与者出现判断上的分歧,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有人急赶买入,有人急赶卖出,有人抱观望态度。因此,传统金融理论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市场上的所有参与者设下同质预期的假设是不切实际的。
自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发表了后,同质预期的假设一直被受批评。有很多学者提出应以相异预期(heterogeneousex-pectation)取代同质预期的假设来进行研究。相异预期的概念就是要否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认为所有投资者对资产的概率结构具有相同的判断和拥有相同的预期的假设。Miller(米勒)(1977)9指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世界里,是非常困难去作出预测的,鉴于不同的投资者会存在着不同的心理素质,所以投资者是没有甚么可能在每一只股票中会拥有相同的回报和风险的意见,因此相异预期的假设比同质预期的假设来得更有力。由于成交量反映了买家和卖家对于该股票意见不一的程度,相异预期的假设将给予成交量在定价过程中一个新的定位,亦更能代表定价时的心理状态。市场上参与者之间存在差异和相异预期,一方面是因外在的信息环境不对称所影响,而另一方面是因参与者内在的心理状态、理解能力和理性程度所造成。
四、信息不对称造成投资者对金融资产定价的分歧
如果市场的结构不完整,信号不能完全展示变量的真正价值时,持不同信息的投资者会有不同的回报预期。由于投资者拥有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他们对于金融资产回报率的预期亦有所不同,亦同时显示出他们相异的心理状态,成交量的多少正能反映出关于投资者行为的信息,而通过对这些关于人因素的认识,便能够更有效地去建立更准确的定价模型。JiangWang(王江)(1993)10指出金融资产价格的走势主要是取决于投资者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投资者之所以能完成买卖是因为他们并不相同,而成交量正是反映了投资者异质性的指标。
五、投资者心理状态的差异造成投资者对金融资产定价的分歧
行为金融学引进了大量心理学研究的成果。KahnemanandTversky(尼曼和特维斯基)(1979)11发表主导行为金融理论的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对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决策行为给出了解释的模型。前景理论揭示了影响人类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因素,确实地把人类有限理性的本质建立起模型。由于经济环境的复杂性、未来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人们的理性在经济行为中是有限的,而投资者的选择经常会受到个人偏好、社会规范、观念习惯的影响,因此未来的决策存在着不确定性。
市场上所有参与者之间存在相异预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各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心理状态的差异。Gilletteetal(吉列等人)(1999)12指出相异预期比同质预期更能代表投资者的心理状态,他们研究的结果证明了众买家之间的主观预期是存在分异性的。相异预期的假设比同质预期更能形容市场的状态,而且更显示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心理质素,并对价格有着不同的预期。
六、差异创造交替动力
在一个系统里,某种东西的交替动力表征为该种东西发生交替的频繁程度,它可以是该种东西发生交替的次数或该种东西发生交替的规模。从上述的讨论,我们得到一个启示,就是一种东西能产生交替动力的先决条件是系统内与这种东西相关的其中两类客体之间必须存在有利于这种东西交替的评价差异,差异越大,产生的交替动力就越大。从另一个角度看,交替动力可以理解成是清除相关客体之间差异的手段,越大的交替动力,便能清除越大的差异。
在自然界系统中,引力场里两个不同位置点之间若没有存在有利于一个物体进行运动的位能差异,物体便不会从高位能处走向低位能处而产生机械动力。同样地在电磁场里两个不同点之间若没有存在有利于电子流动的电荷差异,电子便不会从相对负电荷的位置走向相对正电荷的位置而产生电流。
在金融市场上,必须在各参与者之间存在着有利于金融资产交易的价值认知与评估差异,即参与者之间存在相异预期或意见分歧,金融资产才会从那些持相对低价值观点的已拥有者手上易手给那些持相对高价值观点的未拥有者去。若所有参与者都是持相同意见的时候,交易便不会产生。这种从两个持不同价值观点的市场参与者之间发生易手的交替动力就是该金融资产在市场上的成交量。该种金融资产的已拥有者对其价值认知越是低于该金融资产的未拥有者对其价值的认知,便会造成越大的成交量。成交后,原先的已拥有者变成未拥有者。而未拥有者变成已拥有者。假若他们对该种金融资产的价值认知与评估在成交前和成交后是一样的,则发生成交后,便清除了参与者之间原先存在有利于金融资产交易的价值认知与评估差异。这样,在发生新的成交前,必须要出现新的有利于金融资产交易的价值认知与评估差异,亦即是说市场上参与者的价值认知必须发生变化,令到出现新的已拥有者对该种金融资产的价值认知少于新的未拥有者对其价值认知的条件。Karpoff(卡波夫)(1986)13认为成交量并不只是由意见分歧来决定,还有取决于意见分歧的转变率。参与者的价值认知与评估发生变化,可能是由于外在因素所造成的如市场上出现了新的信息,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不同人会接收到不同程度的信息造成市场非完美有效,而且亦因各人背景的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此外,亦可能是由于内在因素所造成的,如有一部份参与者自身的理性能力和判断受到限制,即是他们是完全非理性或有限理性,又或是他们在心理状态上存在差别。这意味着市场中有一些参与者的价值认知与评估偏离于完全理性参与者所判断的价值,而且他们各人的价值认知与评估并非各自固定在某一个偏离点上,而是可能随机无意识地不断改变。
七、成交量对金融资产定价模型的重要性
关键词:行为认知偏差 期望理论 行为资产组合理论 行为资产定价模型
一、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先进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的日益复杂多变,传统财务学不能够反映由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交互制约作用所产生的规律性和能动性的局限日益突出。行为财务学作为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以财务行为在财务信息流程中的作用过程及效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们在投资决策过程中认知、情感、态度等心理特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市场非有效性,强调客观经济环境(包括资本市场)对财务行为的反作用。
行为财务对现代财务理论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带来了重构财务新理论的契机。针对现代财务理论的缺陷和不足,行为财务的出现不是要取代现代财务理论,而是要弥补现代财务理论在个体行为分析和现究方法上的不足和缺陷,加深了人们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促进了财务理论研究向更现实的方向发展。
二、行为认知偏差与完全理性
现代财务理论借助“理性”原则对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进行了理想化的假设,认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和相机抉择等假设基础之上的,并且将投资者的决策过程抽象成一个追求主观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运用严密的数学推理与表达,得出投资者总是寻求“理性的线性、元偏和最优解”的结论。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投资者并不总是以理性态度作出决策。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对理性决策的偏离是系统性的,并不能因为统计平均而消除。行为财务学从心理学和行为认知学的角度对投资者对理性决策偏差的原因作了阐释。认为投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投资者在心理上计量风险与收益的过程,因此决策结果必然会受到投资者心理认知偏差的影响。行为财务学已经鉴别的具有潜在公理地位的投资者心理认知偏差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过度自信: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都表现出过过分自信,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而低估运气和机会在其中的作用。例如,对一项关于司机能力的自我判断的调查显示,有65%到80%的司机都认为自己的能力是“超过平均水平”的。在财务活动中这种心理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度自信在投资活动中表现为投资者喜欢频繁交易,这会降低投资者的回报。投资者并不是财务市场中唯一受过度自信影响的人群,专业人士和机构投资者也同样无法避免。
2 心理账户:所谓心理账户,是指每个个体根据自身的参考点来订出一个决策的方案。参考点可以是特定时间的组合市值、单个证券的购买价格或者是托付给基金管理人的金钱数。在参考点附近,人们的态度最有可能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理论假设所有的资金都是等价的,但是现实中,人们眼中的资金通常并不是可以完全替代的,例如,1000元赌博赢得的资金和1000元工资收入在人们的眼中往往是不等价的。
3 损失厌恶:损失厌恶是指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认为损失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有关研究表明,损失带来的影响是同样大小的利得的2.5倍。损失厌恶反映了人们的风险偏好并不是一致的,当涉及到收益时,人们表现为风险厌恶;当涉及到损失时,人们则表现为风险寻求。
4 后悔厌恶:后悔厌恶是指当人们作出了错误的决策时,会对自己的决策感到痛苦。为避免后悔投资者以强烈的从众心理,常常做出一些非理。如投资者倾向于购买受大家追涨的股票,因为当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后悔的情绪反应或感觉会有所降低。
5 倾向于确认偏差:人们往往只是重视条件概率,而忽视了先验概率。如在电视中看到坏人30%面貌丑陋,那么以后看到这类面孔的人一定会被认为是坏人。它过分强调典规模型类型或常识的重要性,而不顾其他潜在可能的证据。
另外,投资者的认知偏差还有遗憾与认识不协调、精神间隔、脱节效应、历史无关性、歧义想象、可得性启发、文化与社会传染等。
三、行为资产组合理论与资产组合理论
根据马柯维茨资产组合理论的均值方差模型。投资者是风险厌恶者。其隐含的重要假定就是市场上不存在混合类型的投资者。但是,现实中的投资者很难是完全理性的,他们在不同情况下的决策会表现得不一致,对风险的偏好也会出现反转。前景理论中的处置效应认为,投资者在收益时表现为风险厌恶而在亏损时则表现为风险偏好,所以他们会继续持有亏损企业的股票而卖出盈余企业的股票。依据前景理论,一个投资组合中更多保留的是亏损企业的股票,投资组合内部的相关性就变得很高,因而并不能有效地降低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即使随组合企业数目的增多其降低非系统性风险的程度也不显著。可见,前景理论与传统的投资组合理论的结论并不一致,企业进行投资组合并不能有效地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
Sheffin通过引入多重心理账户等概念,提出了行为资产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投资者并不像传统投资组合理论假设的那样会将所有组合看做一个整体,而是将投资资产分成不同的心理账户,在每一个心理账户里,投资者还是按照类似传统均值方差模型的方法来确定最优组合,投资者的总体效用和投资组合只是各个层次上的心理账户共同影响的结果。行为投资组合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某个心理账户内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是一致的,而在不同的心理账户之间其偏好则可能出现偏差。行为投资组合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前景理论中的处置效应现象,投资者将盈利的证券和亏损的证券划入不同层次的心理账户,从而出现不同心理账户下由于风险偏好的不同而导致的与传统投资组合理论不一致的行为。通过设立更多层次的心理账户就可以模拟出更多、更复杂的投资决策方案。
行为资产组合理论较之均方差组合理论较好。但行为资产组合理论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突破。比如:如何将不同的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进行定性、定量的区分与描述,如何具体构筑塔型层状组合结构每一层的资产组合等。
四、期望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是标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它假定投资者是风险厌恶者,投资者根据未来的收益风险状况从整个投资组合的角度作出投资决定,并且总是作出一致、准确和无偏的理性预期,不会受到主观心理及行为因素的左右。然而,各方面的研究表明,传统的投资决策理论假设不尽合理:首先,投资者未必有一致无偏的理性预期;其次,投资者的投资选择与投资者既定的
盈利亏损状况密切相关,而非仅决定于未来的收益风险关系。总之,投资者由于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而明显具有某些行为特征,投资者行为的非理性方面难以用传统投资决策理论去解释。1979年,期望理论的提出用于描述不确定性情况下的选择问题,改进了预期效用理论的不足。
期望理论将决策过程分成编辑和评价两个阶段。编辑阶段是对所给定的各种可能性进行事前分析,从而得出简化的重新表述,投资者通常是以获利或损失来感受结果,而不是财富的最终状态。获利或损失总是与一定的参照物相比较,称为参考点,参考点可以理解为进行比较的个人视点、据以构建各种情形的现状(通常是现有财富)。评价阶段是投资者评价各种经过编辑的可能事件,选择价值最高的情形,它取决于价值函数和概率评价函数。
期望理论是用价值函数来表示效用的概念的。价值函数与标准效用函数的主要区别不再是财富或消费的函数。而是利得或损失的函数,即以结果和开始设想的差距为基础,而不是结果本身。价值函数是S型的,认为在参与点以上的部分(获利区间),价值函数上凸,表明投资者是风险爱好型;在参考点以下的部分(损失区间),价值函数下凹,表明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在参考点附近,价值函数的斜率有明显变动,表明风险态度的变化――对损失的感受大于获利,由风险厌恶转为风险爱好。这意味着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是一致的,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回避者;当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偏好者。最后,价值函数呈不对称性,投资者由于亏损导致的感觉上的不快乐程度大于相同数量的盈利所带来的快乐程度。因此投资者对损失较为敏感。
期望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概率评价函数。在评价效用时,投资者对不同效用值所对应的事件发生概率的主观感受是不一样的,因而在实际情况下,投资者是根据主观概率评价值,而不是实际概率值作出决策的。据此提出了概率评价函数概念。通过把实际概率值划分为极可能、很可能、很不可能、极不可能四类,发现了不同情况下投资者的行为有明显差异。
期望理论白提出以来,其理论与应用研究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通过价值函数与概率评价函数,许多异常现象便可以用期望理论来作出合理的解释。如证券溢价之谜、股指股票的历史回报率远高于债券及国债的历史回报率,而投资者更乐意于投资后者的现象,这都可以由期望理论的损失厌恶来解释。
五、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标准财务理论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假设所有投资者均为只关心投资回报和投资组合的协方差(风险)。然而,1994年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的提出,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两种类型。信息交易者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噪声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
BAPM中证券的预期收益取决于其行为B。即正切均方差效率资产组合的B。由于噪声交易者对证券价格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率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比如:噪声交易者倾向于高估成长型股票的价格,相应地,市场组合中成长型股票的比例也就偏高。为了纠正这种偏差,正切均方差效率资产组合较之市场组合要人为调高成熟型股票的比例。
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中,供求曲线既取决于理性趋利特性,也取决于消费者的价值感受。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供求仅仅决定于理性趋利特性。而BAMP则涵盖了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等诸多因素。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对成长股的追捧同样超越了理性。事实证明,价值感受特性和理性趋利特性一样。应当成为决定预期收益的参数。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标准金融学;有限理性;认知偏差;非有效市场
[中图分类号] F830.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8-0008-05
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一直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研究人们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认知、感情、态度等心理特征及其引起的市场非有效性的一系列问题(李心丹,2005)[1]。伴随着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出现以及心理学等相关科学的发展,以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为前提的标准金融学无法解释金融市场的大量异象,于是出现带着心理行为特征的行为金融学。
一、 行为金融学的渊源和发展
(一)由标准金融学到行为金融学的起源和发展
1.标准金融学的起源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金融学开始起源。1952年,Markowitz最为著名的论文《投资组合选择》(Portfolio Selection),提出了均值―方差模型(Mean-Variance Portfolio Theory),建立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这标志着标准金融学的诞生。Markowitz因为这个理论而被誉为“投资组合理论之父”,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64年, William Sharpe在他的老师Markowitz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单因素模型,购建了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Stephen Ross发展了无套利原理,将资产定价和金融市场上没有免费午餐这样的简单命题紧密联系起来,建立了富有影响力的套利定价理论(APT)。1970年,Fama提出有效市场假说(EMH)之后,Black-Scholes-Merton 建立期权定价模型(OPT),标准金融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统一分析框架的逻辑更加严密的学科体系。
2. 行为金融学的起源和发展
由于金融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市场是否有效”,即资本和资产的配置效率。20世纪80年代,一些金融学家对金融市场的大量实证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发现了许多标准金融学无法解释的异象,学者们将心理学应用于对投资者的行为分析,并因此涌现了大量实证文献,而逐渐成为越来越有活力的行为金融学派。这一领域国外称之为Behavioral Finance,国内文献称“行为金融学”或“行为经济学”。1999年克拉克奖的得主Matthew Rabin和2002年诺贝尔奖的得主Daniel Kahnerman和Vernon Smith,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这些最为著名的奖项授予行为金融这个领域的专家,正是进一步说明了主流经济学对行为金融学这个领域的充分肯定。
这段时期的两篇代表论文是Kahnarman and Tversky(1979,1974)[2][3]发表的论文“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和“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在行为金融学的专著方面,Shleifer(2000)[4]的“Inefficient Markets: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Finance”是第一本行为金融的学术专著。另外,还有Montier(2002)[5]的“Behavioral Finance: Insights into Irrational Minds and Markets”,Shefrin(2002)[6]的“Beyond Greed and Fear: Understanding Behaviorial Finance and the Psychology of Investing”,都是较为全面的行为金融专著。
(二) 行为金融学的概念和定位
美国芝加哥大学Thayer教授提出,行为金融学应该是研究人类认知、了解信息并付诸决策行动的学科。通过大量的实验模型,它发现投资者行为并不总是理性、可预测和公正的,实际上,投资者经常会犯错。行为金融学研究的是人的非理因素,包括投资者信念、异质性研究及投资者判断偏差等。
饶育蕾(2003)[7]认为,行为金融学是基于心理学的实验结果,来进行分析投资者的各种心理特征,并在此类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研究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及其对资产定价影响的一门学科。投资者是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人,非理导致了市场的非有效性,进而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基本价值。
李心丹(2005) [1]认为,行为金融学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研究人们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认知、感情、态度等心理特征及其引起的市场非有效性的一系列问题。
De Bondt, W. and R., Thaler(1985)《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进而引发起行为金融研究的复兴[8]。此后,行为金融的研究不断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其原因有这样四点:①经济学开始回归经济行为主体,金融学顺应转向微观金融研究;②大量异象产生和心理学证明了标准金融学的缺陷;③对研究方法论的再思考,行为金融理论在试图找出市场异象背后深藏着的更深层次的经济学解释;④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三)行为金融理论与标准金融理论比较
标准金融学认为金融投资过程是一个动态均衡过程,根据一般均衡原理,依据在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之下,推导出证券市场的均衡模型。有效市场假说是标准金融理论的核心之一,它反映了标准金融的研究思路和脉络。Shleifer(2000) 认为,有效市场的建立基于三个假设条件上:投资者是理性的;即使投资者是非理性的,由于投资组合和交易的随机性,也能抵消它的影响;部部分投资者的非理,市场可以通过“套利”使价格恢复其理性[4]。
李心丹(2005) [1]将行为金融的研究归纳成三层次:①有限理性个体研究;②群体行为研究;③非有效市场研究。这样,行为金融学的三个研究层次正好和标准金融研究的三个层次形成了对应关系:有限理性和理性人假设的对比关系;随机交易行为与群体行为的对比关系;完全市场假设和非完全市场假设的对比关系。这些对比关系见图1所示。
表1将标准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假设和研究主题进行了比较,我们看到行为金融学以人的行为为中心的生命范式代替了标准金融学的机械式的力学范式,同时行为金融学承认标准金融学的范式在一定范围内正确。从研究方法上看,二者的相同之处都是在假设基础上建立模型,并用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各种现象做出分析和解释;不同之处是行为金融学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行研究。
行为金融学是在标准金融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研究目标各自不同。标准金融学描述的是经济个体的最优决策行为,而行为金融学则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决策行为。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框架和内容
在过去20多年里行为金融领域的相关研究中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一是资产定价,即行为资产定价,主要考察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心理和行为对资产价格的影响。Hersh Shefrin (2007)[9] 对行为资产定价方法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综述。二是投资者行为,主要考察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和策略,并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对这种行为的原因进行解释。三是行为公司财务,主要考察投资者或者经理人的非理性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
对于行为金融理论,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研究体系框架。不同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过各种不同的观点,综合各个学者的观点,笔者将行为金融的研究框架归纳为四个方面:有限理性的认知和行为偏差;前景理论;非有效市场的异象研究;行为资产定价和行为组合理论(见图2)。
(一)有限理性的认知和行为偏差
认知偏差是运用认知心理学原理,将人的判断与认知过程理解为信息加工过程,根据信息处理的特征,从原理上分析认知过程存在的偏差。大量的心理学实验表明,人在认知过程中,会运用一种叫做启发式的认知捷径,也叫经验法则,它包括代表性启发法、可得性启发法、锚定与调整等,这一过程可能会导致启发式偏差;另一方面,人们所面对问题的背景或表现形式也会对人们的判断带来影响,从而导致框定偏差。这些偏差是导致人有限理性的心理学原因。
人们在金融投资过程中,还有各种心理特征和情绪特征导致投资过程中的行为和决策偏差,如过度自信、反应过度、反应不足、后悔厌恶、损失厌恶、时间偏好、证实偏差、心理账户、羊群行为等。这些情绪特征也是形成投资决策偏差的心理学原因,这些因素解释了金融市场中为什么会存在过度交易、对信息的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反转效应与动量效应、禀赋效应、隔离效应、反馈机制等非理性的行为效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证券市场异象之谜的原因。
(二)前景理论
标准金融学的“理性人假设”的预期效用理论存在公理化假设,而心理实验却表明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存在选择偏好,导致预期效用理论在现实中存在反射效应、偏好反转、孤立效应等特征,这使预期效用理论的结论出现问题。经济学家试图通过放松个体决策与偏好的公理化假定,对预期模型进行了修正或改进,但很多修正模型仍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
Kahneman和Tversky(1979)[2]提出的前景理论,也叫期望理论,对个体偏好提供了更合理的解释。前景理论包括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等原理,这些可以用两个图来刻画(见图3)。
(三)非有效市场的异象研究
Fama(1970)根据市场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将有效市场分为弱式有效、半强式有效、强式有效三种市场类型[10]。然而,由于这个理论是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建立起的逻辑推导产物,理论结果还有很多问题,如股票收益的日历效应、规模效应、“黑色星期一”等,所以有效市场假说是有缺陷的,表现在假设缺陷、检验缺陷、套利的有限性等方面的局限。这其实说明了证券市场中长期存在并被广为关注的异常现象,如股票溢价之谜、股票价格的长期偏离、股利之谜、弗里德曼―萨维奇困惑、规模效应、日历效应、账面市值比效应等。Barberis和Thaler(2003)认为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和代表性认知可以解释波动率之谜[11]。经济学家们试图在不动摇市场有效性的前提下对这些异象做出解释,如偶然性或选择的方法和模型问题等,并认为只要找到适当的方法就可以消除异常。但理性的解释都不能从根本上令人满意。
(四)行为资产定价和行为资产组合理论
资产的定价总是与该资产的风险相联系的。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可分为信息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两类。信息交易者是理性投资者,噪音交易者则会犯一些认知偏差错误。两类交易者相互之间有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资产的价格。
Barberis,Huang和Santos(2001)[12](BHS)将前景理论引入到股票的一般均衡定价模型中。尽管Shefrin和Statman(1994)[13]建立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他们将CAPM中的β值扩大,但由于噪音交易者非理性因素难以准确衡量,所以BAPM模型并没有办法被广泛接受。由于行为金融学没有推导出核心的基于行为的资产定价模型,研究只能通过实证说明市场的非有效性,而并不能进行理论描述和表达出非理性金融资产的定价机理。
学者认为,投资者心理偏差是造成异质性信念的原因之一(Scheinkman and Xiong,2003)[14]。因此,研究学者期望在将来行为金融学研究的核心模型时,可能会将基于前景理论、有限套利理论和投资者非理性心理及异质性信念有机结合。另外,行为资产组合理论运用心理账户原理,将投资者对资产的态度分为不同的心理账户,并构建单一账户证券组合选择模型和多重账户证券组合选择模型。
三、行为金融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展望
(一)行为金融学在中国的研究
1.中国学者在行为金融的国内研究现状
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中国市场近20年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为大量学者和市场参与者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不可否认由于整体研究水平的限制,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将国外的研究方法与国内数据相结合,进而验证国外研究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而且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开创性的研究并不多见。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才刚刚开始研究投资者心理导致的金融市场异象,沈艺峰、吴世农(1999)实证检验了我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反应,结果表明是市场不存在过度反应[15]。赵学军、王永宏(2001)对中国股市的“惯性策略”和“反转策略”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充分表明中国股票市场有反转现象,但无惯性现象[16]。彭星辉、汪晓虹(1995)采用调查分析的方法对上海市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特点和个性心理进行了调查,调查和分析结果发现,高反应性个体倾向于较为保守和低风险的投资策略,采取较多的辅助投资活动,而低反应性个体则倾向于选择风险性较高的投资策略[17]。王垒、郑小平、施俊琦和刘力(2003)对中国证券投资者行为和心理特征进行研究,分析表明,中国股市是一个政策市,投资者对投资对象了解的越多,独立性越强,投资获得盈利的可能性才越大[18]。林树、俞乔、汤震宇、周建(2006)通过心理学研究试验,发现较高教育程度个体投资者的“赌徒谬误”效应对股价时间序列的变化均会强于“热手效应”[19]。
李心丹、王冀宁和傅浩(2002)通过国内某证券公司7,894位投资者的个人交易数据进行了过度交易现象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个体投资者确实存在上述认知偏差[20]。李心丹(2005)连续几年对行为金融的深入研究之后,提出了研究体系框架,将行为金融学分成三个层次:①投资者的个体行为研究;②投资者的群体行为研究;③有限套利和非有效市场研究[1]。这一研究体系的初步提出,对后续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饶育蕾在多本《行为金融学》[7][21]著作中除了提出行为金融的研究体系框架外,还对中国机构投资者认知偏差和预测市场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检验我国机构投资者是否理性,即检验我国的机构投资者是否具有启发式、框定依赖等认知偏差,实证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存在锚定和框定依赖等认知偏差。饶育蕾实证检验了中国机构投资者情绪指数是否与证券市场未来投资收益率之间具有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机构投资者不能有效预测市场。
郭文英(2007)[22]通过分析投资者对信息的评价方法,发现概率测度忽略了信息的冲突,包含概率测度的非可加测度则提供了不同投资者对信息评价方式的数学表示,而由于人类模糊思维的影响,模糊测度下的预期更能体现实际的现象,所以基于模糊测度的Choquet期望可以表现投资者的悲观和乐观态度,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资产组合选取模型更好的反映了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行为。模糊测度是一种非可加测度,而基于概率测度的模糊测度反映了投资者的主观信念,代表了和投资者信念一样的对事件的可能性评价。因此,用模糊测度表示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能模型化投资者的心理现象,表现投资者对信息的判断,解释已被证实的投资者的悲观和乐观等经济行为。在Choquet预期下,结合行为金融学中关于效用函数的观点,郭文英(2007)首次用能够充分体现投资者的悲观和乐观态度的Choquet积分构造异质性信念下的资产组合选取模型。
2.国外学者对中国现象的行为金融研究
Hersh Shefrin(2007)[9]在《资产定价的行为方法》的中译本版序中说,对于了解中国市场的运作而言,行为金融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投资者中间存在明显的行为现象。就此而言,中国的投资者看来和西方投资者一样具有相似的特点。比如,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投资者和西方投资者一样都会表现出强烈的处置效应。各国的投资者都不大愿意出售当前价格低于买入价格的股票,而且对表征推断的依赖看来也让中国的投资者受制于外推偏误,这和西方的个人投资者是一样的。但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投资者表现出和西方投资者不一样的特征。比如,看起来亚洲投资者要比西方投资者有着更强烈的自信。而且性别差异在中国投资者行为当中不像西方投资者那样突出。在西方,男人看来会比女人交易更多,但是在中国,男人和女人在交易模式上更为相似,一旦控制了注入年龄、交易权利以及证券组合分散化程度这些其他的因素之后,在投资者群体中,女性占据的重要比例比西方更加接近于50%。
投资者基于自身的信念进行交易,不同的信念能够导致获利或损失。投资者为了“生存”需要不断的根据过去的绩效更新自己的信念从而改变资产持有策略。这样,金融市场就可以看成一个投资者信念演化的生态系统。Taylor and Jonker(1978)提出的模仿者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的微分形式,给出投资者行为的模仿者动态概念,该定义是建立在单一群体对称阶段博弈、以及选择动态为收益正性的动态模型[23]。
(二)行为金融在中国的研究展望
中国学者对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近几年迅速增多,学术期刊上开始较多的出现,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起步,而且研究仍然缺乏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框架。总体看来,对认知偏差、投资者情绪及基于投资者心理的最优组合投资决策和资产定价问题的研究还很缺乏。这一领域的研究只有试图建立新的基于行为因素的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资产组合理论,才能改变行为金融学实证较多、核心理论模型较少、描述性的较多、指导性较差的现状,推动对市场有效性的检验。
长期以来,证券市场的效率问题备受学术界、实务界的关注。它涉及到证券市场是否有效、资产价格是否无偏差地反映所有信息以及投资者是否理性等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中国证券市场能否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行为金融的研究对解决一些异象问题,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现实紧迫性,有着良好的研究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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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Behavioral Finance:Origin,Orient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
Long Jing,Li Yanxi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
关键词:行为金融;证券投资策略;证券市场
现代行为金融学理论是集现代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实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理论为一体的新兴综合理论。长期以来,传统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市场的市场价格不仅是稳定的,同时也包含了金融市场的所有信息,是以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的一种理论。行为金融学理论则认为,证券市场存在着一些价格变动,比如说短期市场的证券价格波动,长期市场的价格高波动性。有些时候投资者往往会在投资之后出现后悔的心理反应,因为投资者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这种心理因素往往会造成投资行为偏差,从而导致投资市场的特异性。
一、现代行为金融学的概念和内涵
现代行为金融学理论是现代各大学科理论的集合,尤其是心理学,在现代行为金融学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金融学理论从投资者的行为入手,分析了产生这种行为的心理因素,并将这些心理因素作为分析研究金融市场趋势的方向。通过分析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中的行为反应,来分析投资者在不同的投资环境下的决策行为特征。
传统的金融学理论认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的。但大量的心理研究指出,人们在投资决策过程中还没有进行,例如,人们在投资时表现出的盲目的信心、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偏差不能通过统计平均法消除。传统金融学有效市场理论认为,理性的投资者往往会利用一个不理性的投资者的决定进行套利,因此,在投资市场上只能存在理性投资者,而没有不理性投资者的生存空间。但是,在实际的投资市场中,并非是理论中的那么完美,投资市场中大量的非理性的现象是传统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因此不能在假设中不考虑人的因素,而是应当将人的心理、行为纳入到研究的范畴当中。
二、行为金融理论的主要内容
1.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出现在1979年,期望理论出现的初期对金融市场造成了空前的剧烈影响。期望理论认为,人的理性主要表现为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这一理论在数学界的含义是加权效用的最大化,权值就是指事件发生的概率,这种概率也称为真实概率。但是由于人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心理因素的作用下,人的行为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会导致真实概率的变化,因此,我们将这种发生变化之后的概率称为心理概率。
传统的金融学理论中认为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现代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金融投资者都是正常人,也就是说,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理性的情况。在理论上,传统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的行为是一样的。但是由于金融投资具有风险性,而风险的大小都是采用真实的风险系数来衡量的,投资者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往往都会掺杂一些主观因素。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经常会忽略小概率的事件,而重点关注一些可能性较大的事件,也就是说,投资者往往会对事件的概率进行夸大或缩小。
2.行为资产定价模型
行为资产定价模型是在现代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理论认为,投资者关注的只是投资的预期收益和方差,在同一观点的投资者的互动作用下,投资者能够得到一个风险系数,并最终达到市场均衡,形成均衡价格。但是,投资定价模型理论的认为,并非是每个投资者都有同样的理性信念,因此,金融市场可以分为两类投资者,一种是知情交易者,另一种是噪声交易者。前者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将会严格按照现代资产定价模型理论进行,而后者认知偏差不能按照均方差偏好进行投资。
3.行为资产组合理论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投资者将资产作为一个整体,并考虑资产之间的协方差,因此,并不需要单独考虑资产的风险和预期收益。但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投资者很少能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构建的投资组合实际上是一种金字塔状的投资组合,根据投资者了解不同资产的风险,将投资目标和风险分为不同的层次,而各层之间的相关性就被忽略了。
4.羊群效应模型
羊群效应模型理论是在心理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模型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了投资者在不确定环境下的投资行为的特征。在羊群效应的解释中,有两种描述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是序列羊群效应,另一种是与之相对应的非序列性羊群效应。在序列羊群效应中,投资者通过贝叶斯过程获得了他们需要的信息,即投资者需要从其他投资者的决策和市场的噪声中获得某些信息,从而进行投资决策,这种决策过程形成了金融投资市场的“信息流”。同样,非序列型羊群效应是建立在贝叶斯法则之上。假定任意投资者跟随趋势相对固定,那么,当效仿趋势较弱时,市场整体表现服从高斯分布,当这种效仿趋势较为强烈时,市场可能会出现崩溃现象。
三、行为金融理论下的证券投资策略
事实证明,目前的金融投资市场并不像传统金融理论描述的那样完全理性,投资者在投资的过程中会经常性地出现认知偏差,导致投资出现非理性的行为。行为金融学理论的现实意义就是将投资者的心理因素考虑到金融投资当中,使行为金融学理论更加符合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吸取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再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适合我国证券交易现状的证券投资策略。
1.反向投资策略
【关键词】金融数学 模型
一、金融数学概念
金融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在不确定的环境下,经济人在空间和时间上分配或配置金融资产的活动。这种金融行为涉及到金融资产的时间因素、不确定性因素即金融资产的价值和风险问题。处理这种复杂性常常需要引入复杂的数学工具。金融数学是指运用数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金融运行规律的一门学科。其核心问题是在不确定多期条件下的证券组合选择和资产定价理论。套利、最优和均衡是其中三个主要概念。证券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和资产结构理论在现代金融数学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金融数学中的模型
1有效市场理论
市场的有效性这一概念起源于本世纪法国人Bachelier的研究。他首次运用布朗运动模型来导出期权公式是在1900年,市场有效性的起源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然而市场有效性与信息相联系,是近几十年来的工作。Fama指出价格完全反映了可以使用的信息时,这个市场才能被称为是有效的,但是市场是有套还是无套利,是高效还是低效,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程度问题。
有效市场假设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无数次理论研究和实证考察,对有效的市场理论的逻辑基础提出疑义:一方面市场的有效性是投机和套利的产物,而投机和套利都是有成本的活动;另一方面,因为市场是有效的,所以投机和套利是得不到回报的,这些活动就会停止,但是一旦停止了投机和套利的活动,市场又怎么能继续有效呢?无疑,投机和套利活动使得价格更为有效。正是这一矛盾统一体的不断变化,才使市场呈现出统计上的周期性变化。
2证券组合理论
金融学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始于马科维茨的证券组合选择理论。马科维茨首先将概率理论与数学规划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把组合投资中的股票价格作为随机变量,用其均值表示受益,方差表示风险。当收益不变、使风险最小的投资组合问题可归结为二次规划的最优解。通过数量分析得出的这种结论,迎合了投资者规避风险的需要。随着量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组合理论及其实际运用方法越来越完善,成为现资学中的交流工具。但马科维茨组合理论中的许多假设条件无法满足,使其在现实中失效。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后来发展了基于神经网络的证券优化算法。
3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主要描述了当市场处于均衡状态下,如何决定资产的相关风险以及收益和风险的相互关系。在均衡的市场中,理性的投资者都会持有市场证券组合的比例。市场证券组合是包含对所有证券投资的证券组合,其中每一种证券的投资比例等于它的相对市场价值,一种证券的相对市场价值等于这种证券总的市场价值除以所有证券总和的市场价值。该模型首先给出了风险资产收益率与市场风险之间的线性关系。同时也给出了单个证券的收益与市场资产组合收益之间的数量关系。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理论精华是一种证券的预期收益,可以用这种资产风险测度β来测量,既建立了期望收益率与β之间的线性关系。这一关系给出了很好的的两个命题。第一,为潜在的投资提供了一种估计其收益率的方法。第二,也为我们不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同样作出合理的定价。比如估计一级市场股票发行价。
4 APT模型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刻画了在资本市场达到均衡时资本收益的决定机制,他基于众多的假设,而且其中一些假设并不符合现实,在检验CAPM时,一些经验结果与其不符,为此在1970年罗斯提出了一种新的资本资产均衡模型即套利定价模型。该模型认为风险是由多个因素产生的,不仅仅是一个市场因素,尤其是他对风险态度的假设比CAPM更为宽松,也更为接近现实。APT的核心是假设不存在套利机会,证券的预期收益与风险因素存在近似的线性关系。APT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对均衡状态的描述。但由于APT理论只是阐明了资产定价的结构,而没有说明是哪些具体的经济的或其它的因素影响预期收益,所以这一理论的检验和实际应用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5期权定价模型
布莱克和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模型的推导建立在没有交易成本、税收限制等6个假设基础上。该模型表明:期权的价格是期权商品市场价格、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期权执行价格距到期日时间的长短以及安全利息率的函数。自从布莱克和斯科尔斯的以后,由默顿、考克斯、鲁宾斯坦等一些学者相继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重要的推广并得到广泛的应用。期权定价模型可用来制定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价格,是各种衍生产品估价的有效工具。期权定价模型为西方国家金融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指导,是现代金融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6资产结构理论
在现代金融理论中,公司的资产结构理论(也称为MM定理)与有效市场理论和资产组合理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成果。MM定理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正是因为这些假设抽象掉了大量的现实东西,从而揭示了企业金融决策中最本质的东西即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行为及其相互作用。该定理公开发表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又对这一定理采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进一步证明。其中最著名的有Hamda用资本定价模型进行了再证明,还有Stiglize用一般均衡理论作了再证明,结论都与MM定理是相一致的。
三、结语
数学模型已经大量的应用在金融学中,极大的促进了金融理论的发展。金融数学模型都是在很多假设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这些假设有些与客观现实有一定差距甚至抵触,因而解决这类问题就不理想,范围也十分狭窄,需要在数学上改进和发展。世界各国金融背景和管理模式各异,需要大量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金融模型和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夏普Wi1liam.Sharpe(1964)、约翰•林特JohnLimnerLimner(1965)和摩森Mossin(1966)等人在资产组合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APM)理论,研究所有投资者在都投资相同的最佳风险资产组合的情况下会对资产价格产生的影响,也就是研究风险资产预期收益的预测方法,CAPM理论也开创了现代资产定价理论的先河。该理论用模型中的β系数衡量不同证券风险属性的统一指标,反映资产对市场组合风险的影响,也解决了马柯威茨的资产组合理论无法统一计量不同资产在组合投资下的风险属性这一问题。CAPM有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证券的期望收益率是关于B因子的线性函数;第二,不同证券在期望收益率上的差异仅仅是由于它们的B因子不同,也就是说,与公司特征有关的个别因素不影响证券的期望收益率。鉴于CAPM模型具有简捷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因此在股票的收益预测、资本成本估算和事件研究分析等方面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外学者就该模型在西方成熟资本市场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上的适用性问题做了大量实证研究,既有支持该模型的实证结果,也有否定该模型的证据,比如众多反常现象的存在。
Fama和Macbeth在其1992年的实证检验中发现股票平均收益和β之间的线性关系在1963—1990年间消失,即使把β单独作为解释变量也是如此。他们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了公司规模,账面价值/市场价值,市盈率和两个杠杆变量,账面资产/市场价值,账面资产/账面价值。经过回归分析,Fama和Macbeth发现,公司规模和账面价值/市场价值包含了股票平均收益中杠杆和市盈率的作用,对平均收益的截面变动有明显的解释能力;β不论是单独作为解释变量换还是和其它变量一起回归,均不能拒绝其系数显著为零的假设。由此Fama和Macbeth得出结论说,CAPM不能说明近50年的平均股票收益。
对于CAPM在中国股票市场上的适用性问题,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陆续做了研究,多数学者对上海股票市场的实证检验表,CAPM尚不适合我国证券市场。国内的有关研究主要围绕标准形式的CAPM进行。杨朝军,邢靖(1998)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该问题的文献之一。其后还有陈小悦、孙爱军(2000),陈浪南、屈文洲(2000),阮涛、林少宫(2000)和李和金、李湛(2000)。从这些文献的研究结果来看,在1999年以前的中国股市,CAPM基本上是不适用的,而且股票收益率与B之间的关系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但是,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自2005年股份制改革以来,中国的股票市场已得到了迅猛发展,上市公司的数量、规模以及交易制度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的的研究已不能反映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最新发展态势,因此非常有必要重新检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当前中国股票市场上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本文在综合国内外学者有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研究的基础上,对2008年1月1日-2011年1月1日最新沪市股指进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实证研究,以期对上海股票市场的研究做一个新的扩充。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及数据的采集
我们的研究从上证市场取2007年12月31日后上市的全部850支股票作分析。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历史不长,市场数据不丰富,我们选取最近的2008年1月1日-2011年1月1日的数据对其进行检验,时间跨度为3年。用当年银行一年定期储蓄存款利率来代表无风险利率。
(二)模型构建
1.股票收益率的计算
(1)(1)P-Pr=Pitititit其中,rit为第i只股票在t时刻的收益率,Pit为第i只股票在t时刻的收盘价,(1)Pit为第i只股票在1t时刻的收盘价。
2.时间序列回归
通过时间序列回归以下方程,估计各样本股β值,时间跨度为三年(08-10)。iiimiR=α+βR+ε其中:()iifR=Err,()mfRErrm=;iR是证券i的收益率;mR是市场的收益率;iε为随机误差。β估计值未实际回归得出,直接采用RESSET数据库数据作为结果依据。
3.截面回归
()ifiiMfiRR=α+βRR+ε其中:itR是单个股票三年的平均收益率;MR是市场三年的平均收益率,fR是三年平均的无风险收益率,()MfRR是市场风险溢价(MarketRiskPremium);iβ是样本股的β值;tε是估计残差;()MfRR、iα是要估计的参数。()0:MfHRR=实际市场风险溢价08年-10年实际市场风险溢价为-0.0183,为负值,而CAPM模型估计值为0.0945,不相符合。在5%置信区间内,()MfRR是显著不为零的,P>|t|=0.044。0H:cons=0,检验结果p<0.001,cons显著不为零,说明很可能样本股以价格计算的收益率实际低于CAPM模型估计的收益率。
4.T检验
()0:MfHRR=-0.0183检验结果表明,()MfRR小于-0.0183显著,所以拒绝原假设,估计的()MfRR显著小于实际风险溢价。
三、结论
(一)本文研究成果
中国上证市场不够成熟,CAPM模型暂时不符合。本文对深圳股市的时间统性风险在股票定价中起没有太大作用;股票的平均收益与系统性风险并不是CAPM预料的线性序列检验和横截面检验,结果表明:上海股市系统性风险与股票收益相关性很差,股票系关系,还有其他风险因素在股票定价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股市虽有较大发展,但是其市场效率并没有明显变化,与CAPM假设的条件比较仍然相差很大。换言之,上海股票市场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股市。Beta与收益间不存在显著的传统的无条件相关关系。尽管CAPM是现代资产定价理论的核心,因为CAPM所存在的许多逻辑悖论,使其并不能成为一个精确的定价模型。CAPM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模型在现实中的应用,而在于该模型所表达的一种定价思想。这种思想在金融学的发展史中应该是革命性的。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专注于该模型的应用,也不能因为该模型在现实中的诸多尴尬就否定该模型的价值。在CAPM定价思想的指导下,资产定价新方法有着广泛的应用,理论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但目前还不能找到一个能够完全替代CAPM的新的资产定价模型,所以现有理论还需向更深层次突破和发展。
(二)政策建议
1.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资产定价模型,可以对原模型进行修正,亦可以创建适合中国市场的相应模型。模型应对投资者行为及市场心理进行关注,对资产定价设置合理变动区域。
2.完善证券市场监督机制,避免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控制等干预市场的行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夏普Wi1liam.Sharpe(1964)、约翰•林特JohnLimnerLimner(1965)和摩森Mossin(1966)等人在资产组合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APM)理论,研究所有投资者在都投资相同的最佳风险资产组合的情况下会对资产价格产生的影响,也就是研究风险资产预期收益的预测方法,CAPM理论也开创了现代资产定价理论的先河。该理论用模型中的β系数衡量不同证券风险属性的统一指标,反映资产对市场组合风险的影响,也解决了马柯威茨的资产组合理论无法统一计量不同资产在组合投资下的风险属性这一问题。CAPM有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证券的期望收益率是关于B因子的线性函数;第二,不同证券在期望收益率上的差异仅仅是由于它们的B因子不同,也就是说,与公司特征有关的个别因素不影响证券的期望收益率。鉴于CAPM模型具有简捷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因此在股票的收益预测、资本成本估算和事件研究分析等方面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外学者就该模型在西方成熟资本市场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上的适用性问题做了大量实证研究,既有支持该模型的实证结果,也有否定该模型的证据,比如众多反常现象的存在。
Fama和Macbeth在其1992年的实证检验中发现股票平均收益和β之间的线性关系在1963—1990年间消失,即使把β单独作为解释变量也是如此。他们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了公司规模,账面价值/市场价值,市盈率和两个杠杆变量,账面资产/市场价值,账面资产/账面价值。经过回归分析,Fama和Macbeth发现,公司规模和账面价值/市场价值包含了股票平均收益中杠杆和市盈率的作用,对平均收益的截面变动有明显的解释能力;β不论是单独作为解释变量换还是和其它变量一起回归,均不能拒绝其系数显著为零的假设。由此Fama和Macbeth得出结论说,CAPM不能说明近50年的平均股票收益。
对于CAPM在中国股票市场上的适用性问题,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陆续做了研究,多数学者对上海股票市场的实证检验表,CAPM尚不适合我国证券市场。国内的有关研究主要围绕标准形式的CAPM进行。杨朝军,邢靖(1998)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该问题的文献之一。其后还有陈小悦、孙爱军(2000),陈浪南、屈文洲(2000),阮涛、林少宫(2000)和李和金、李湛(2000)。从这些文献的研究结果来看,在1999年以前的中国股市,CAPM基本上是不适用的,而且股票收益率与B之间的关系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但是,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自2005年股份制改革以来,中国的股票市场已得到了迅猛发展,上市公司的数量、规模以及交易制度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的的研究已不能反映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最新发展态势,因此非常有必要重新检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当前中国股票市场上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本文在综合国内外学者有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研究的基础上,对2008年1月1日-2011年1月1日最新沪市股指进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实证研究,以期对上海股票市场的研究做一个新的扩充。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及数据的采集
我们的研究从上证市场取2007年12月31日后上市的全部850支股票作分析。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历史不长,市场数据不丰富,我们选取最近的2008年1月1日-2011年1月1日的数据对其进行检验,时间跨度为3年。用当年银行一年定期储蓄存款利率来代表无风险利率。
(二)模型构建
1.股票收益率的计算
(1)(1)P-Pr=Pitititit其中,rit为第i只股票在t时刻的收益率,Pit为第i只股票在t时刻的收盘价,(1)Pit为第i只股票在1t时刻的收盘价。
2.时间序列回归
通过时间序列回归以下方程,估计各样本股β值,时间跨度为三年(08-10)。iiimiR=α+βR+ε其中:()iifR=Err,()mfRErrm=;iR是证券i的收益率;mR是市场的收益率;iε为随机误差。β估计值未实际回归得出,直接采用RESSET数据库数据作为结果依据。
3.截面回归
()ifiiMfiRR=α+βRR+ε其中:itR是单个股票三年的平均收益率;MR是市场三年的平均收益率,fR是三年平均的无风险收益率,()MfRR是市场风险溢价(MarketRiskPremium);iβ是样本股的β值;tε是估计残差;()MfRR、iα是要估计的参数。()0:MfHRR=实际市场风险溢价08年-10年实际市场风险溢价为-0.0183,为负值,而CAPM模型估计值为0.0945,不相符合。在5%置信区间内,()MfRR是显著不为零的,P>|t|=0.044。0H:cons=0,检验结果p<0.001,cons显著不为零,说明很可能样本股以价格计算的收益率实际低于CAPM模型估计的收益率。
4.T检验
()0:MfHRR=-0.0183检验结果表明,()MfRR小于-0.0183显著,所以拒绝原假设,估计的()MfRR显著小于实际风险溢价。
三、结论
(一)本文研究成果
中国上证市场不够成熟,CAPM模型暂时不符合。本文对深圳股市的时间统性风险在股票定价中起没有太大作用;股票的平均收益与系统性风险并不是CAPM预料的线性序列检验和横截面检验,结果表明:上海股市系统性风险与股票收益相关性很差,股票系关系,还有其他风险因素在股票定价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股市虽有较大发展,但是其市场效率并没有明显变化,与CAPM假设的条件比较仍然相差很大。换言之,上海股票市场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股市。Beta与收益间不存在显著的传统的无条件相关关系。尽管CAPM是现代资产定价理论的核心,因为CAPM所存在的许多逻辑悖论,使其并不能成为一个精确的定价模型。CAPM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模型在现实中的应用,而在于该模型所表达的一种定价思想。这种思想在金融学的发展史中应该是革命性的。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专注于该模型的应用,也不能因为该模型在现实中的诸多尴尬就否定该模型的价值。在CAPM定价思想的指导下,资产定价新方法有着广泛的应用,理论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但目前还不能找到一个能够完全替代CAPM的新的资产定价模型,所以现有理论还需向更深层次突破和发展。
(二)政策建议
1.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资产定价模型,可以对原模型进行修正,亦可以创建适合中国市场的相应模型。模型应对投资者行为及市场心理进行关注,对资产定价设置合理变动区域。
2.完善证券市场监督机制,避免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控制等干预市场的行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