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模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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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公共管理与伦理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已经是伦理化的社会了。”［4］（P2）这意味着，伦理学的产生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无论就理论还是就实践而言，公共管理与伦理都存在密切的联系。第一，伦理对公共管理行为具有重要的约束与规范作用。公共管理活动是在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外部环境中进行的，许多时候需要其主体随机作出选择和决定，然而，刚性的管理规则却无法也无力约束这些选择。因此，具有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等基本价值取向的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就发挥了规制与约束的功能。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公共管理主体的良心、责任感、正义感是其接纳与实现公共管理行为的依托。伦理既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机制，也是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认同。［5］为此，公共管理主体在强化刚性规范的同时，还应该重视伦理道德的自律意识，以提高其伦理修养来弥补法律、法规等刚性约束的不足，形成对公共管理行为的伦理判断。第二，伦理精神的践行需要公共管理提供相应的制度与法律保障。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是保障伦理精神践行的两种有效方法。外部控制有伦理立法、伦理法规与伦理监督，内部控制主要是通过伦理教育、伦理激励、伦理宣传与伦理文化建设等方式来进行。而不论是外部控制还是内部控制，都应由相应的公共管理机构来完成的，这就关系到公共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问题，也涉及到许多具体的行政程序、管理方式和管理技术问题。这说明，公共管理能为伦理精神的践行提供相应的保障。第三，公共管理必须在伦理框架下运作才具有实质合法性。公共管理的合法性有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分。程序合法性即法律形式的合法性，任何政治权威仅仅具有法律形式的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具有实质性的合法性。这种实质合法性就是合规范性，即合道德性，道德基础才是公共管理最坚实的基础。合道德性的实质意义在于，“政治统治的公正、正义，而公正、正义又体现在对于公民的权利与利益的保护上。如果失去了合规范性，形式合法性也就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也就丧失了政治权威存在的理由。”［6］这意味着，公共管理必须在伦理道德的框架下运作才具有实质合法性。然而，纵观人类历史坐标，并不是公共管理运行的每个阶段都具有实质合法性。在统治型与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下，由于行政与伦理的严重背离，其运行的实质合法性受到挑战；而在行政与伦理高度统合的服务型模式中，伦理道德给予了公共管理有效运行的强力支撑，其实质合法性才得以逐步确认。

二、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伦理被沦为行政的工具

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是农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是以地域、种族、家族等因素为基本依据而把治理对象隔离成不同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制造不同身份群体间矛盾与冲突，然后分而治之的社会。王权专制的“统治型”社会要求整个社会根据统治的需要而在等级结构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政府管理只不过是统治者私人管理的延伸，带有强制性和明显的暴力倾向。而统治者为了唤起并维持公众对其“合法性”的认可，也竭力进行意识形态的宣教，差等正义论、君权神授论和王权至上论等皆是这一时期的典型表现。这样，“国家就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从此，人们一直在少数人的统治下生活，民主、自由被专制和奴役所取代。”［7］（P165）因此，在这一时期，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统治。它以统治者为中心，以实现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以维护阶级统治为主要任务，以统治者的任意专断为管理方式。［8］（P17）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一种“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治理模式。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是一种建立在权力关系基础上的“权制”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切制度设计与安排都要围绕巩固和扩大统治权力而进行，它表现的也是是权力意志的物化。由于权力意志总是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任性”的特征，所以需要得到某种力量的矫正。法治是人们首先想到并认为理所当然的矫正工具，但由于其限制了权力的任意运行，历代的统治者至多把它当作一种“边缘化”的工具偶尔采用。如果有谁把“法治”抬高到首要地位，只能以失败告终。法治对权力意志矫正的失败让人们再次思考什么才是权力的稳固外在约束力量，德治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一般认为，统治型模式中公共管理的质量取决于治理者的德性、能力和权谋，被统治者希望统治者是一个“有道明君”，而统治者为了权力的巩固也愿意以德治的面目示众，用德治对权治进行修饰、补充、完善，以为其统治谋求长久的合法性。这意味着，要矫正权力意志的“任性”特征，只能更多地求助于包含伦理精神与朴素道德规范的德治。这种道德规范首先介入到权力的边缘地带，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矫正权力意志和约束权治行为的重要力量，在不与权力意志发生根本性冲突的条件下，是权治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此，在统治型公共管理中，德治就有了不同于法治的命运———被统治者大力推崇，被统治者迫切期望，甚至一度超越“权治”而成为一种“主流话语”、“宏大叙事”。［9］但是，由于农业社会并不具备产生完整的、系统的伦理规范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与民主法制，即使有些伦理因素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作用，也只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一般伦理关系在政治活动中的映射，一旦与权力意志发生冲突与矛盾，权力意志就会表现出对道德规范与伦理精神的蔑视与排斥，从而使他们的矫正、约束、规制功能丧失殆尽。也许有人会说，与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相联系的道德是与政治同构的，道德条目及其内含的价值准则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如中国儒家推行的道德理想就是作为政治理想而存在的，古希腊的柏拉图所推行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所推行的城邦至高的善也是讲求道德与伦理的表现。［10］但是，在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下，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家所提出的正义与善其实只是一种差等的正义与善，其实质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先在不平等；而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只能是一种理想，甚至是一种空想……如果统治型社会存在着一些可以判定为德治的形式与内容的话，那也只不过是权治的补充或辅助因素……‘德治’本身并不是一项根本性制度，而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甚至，常常会沦为一种欺骗社会的幌子”。［11］（P177-178）也就是说，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德治往往是“权制”下的一种工具，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宣扬的是臣民“愚忠与服从”的“美德”，这种无“德制”保障的德治是虚假的、随意的德治，是工具性德治，因而其所蕴含的行政伦理也不过是“权治（制）”的工具和手段而已。“这种‘德治’并不是必然的，往往与少数开明的最高统治者（君主）联系在一起，如果君主昏庸，也就没有什么‘德治’可言……总之，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仅仅拥有了‘德治’的形式与外衣，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德治’”。［12］（P179）可见，由于缺乏“德制”的保障，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德治仅是个人的信念、理想与修身养性，而不是制度化的要求。因此，从根本上说，对以暴力和以暴力为后盾的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习俗化的家元伦理并不能减缓其强化人侵犯性品质的倾向，伦理道德无疑会隶属并让位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权力，并直接成为了统治阶级催生臣民意识、强化人生而不平等的先在平等观与差等正义论、维护稳固统治秩序的“工具”。

三、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行政与伦理的背离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工具的革新，生产力突飞猛进，社会的组织化、体系化程度迅速提高，机器化大生产带来了以“效率”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为了消除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一批批先进的思想家们高举人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对专制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由此引发了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的范式危机。在这种语境下，政府的统治色彩日益淡化，管理职能得到强化并居于主导地位，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由此产生。该模式以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与韦伯的官僚制为理论支撑，其主要特点是：以经济、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忽视公共行政中的责任与公平；强调管理技术、程序与规则，忽视了被管理者的情感需求与组织成员的创新精神；秉行价值中立的观念，注重行政人员的专业化和技术化。显然，与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相比，这一模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它推崇的是庞大的官僚制机器，建立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权威与严密的等级秩序，偏重于科学分析和工具理性立场而忽视人类直觉、情感与道德的单向度思考，所以这种模式严重阻碍了个人伦理道德的自主性，剥夺了个人的任何内心情感，使进入其中的人只能有效率地执行别人的意志而不用发挥主观能动性。正如库珀所言，“进入官僚制以后，人们的良知就消失了”。［13］（P195）可见，这个历史阶段成长起来的公共管理模式陷入了科学化、技术化的追求中，丧失了价值考量，加剧了行政伦理的困境，因而它在一切涉及到人的存在与生活的问题时，都显得格格不入。如果说官僚制确立的技术理性、价值中立原则是这一时期行政与伦理背离的理论基础，那么整个社会陷入的一种效率至上、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功利主义倾向则进一步加剧了行政与伦理的背离。梁漱溟认为，西方以功利和个人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伦理文化虽在改造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精神上却因此受了伤，在道德上产生了堕落的危机。［14］（P76）受此影响，人们产生了有史以来最极端的向钱看的观念，产生了拼命赚钱、精于计算的商业文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血缘、爱情、友谊、相亲和社会关系，统统受到商业性个人利益的玷污与腐蚀。［15］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曾对此有深刻的描述。他指出，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出于自己的利益为自己指定的行为准则与公共理性为全体利益而指定的规则常常完全相反。“恐怕没有一个生活富足的有钱人不被他贪婪的继承人暗中希望早点死去-甚至连他自己的儿女也是如此；没有一个海上船只的事故不被另一些商人视为喜讯……人们不得不相互关爱却又彼此伤害。由于职责，他们生来就是敌人，而由于利益，他们又相互欺骗。”［16］（P81）这说明，这一时期所尊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标准致使个人权力和利益极度扩张，从而使伦理面临缺失其存在的理论预设的危险，其直接影响是严重腐蚀了公共行政中公益至上的价值观，破坏了办事规则与制度规范，加剧了行政与伦理的进一步背离。此外，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中的“法制”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行政中的伦理因素。管理型公共管理强调的是“法制”下的“法治”，突出的是权力的制约和权利的保障。它力求在权力分散的基础上，对权力腐败进行制度上的防范。然而，法律在限制权力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排除了道德，在法律治理的明确性与可操作性的追求中，道德被看做了无关紧要的东西。［17］（P143）因此，公共行政中的法律和道德、行政与伦理就发生了背离，在需要权力制约的领域和需要用法来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的领域，法制支配着一切。虽然以沃尔多与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不断地重申与呼吁公共行政中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力挺公共行政的公共、公平、责任、公民精神等伦理价值，强调社会公平应与经济、效率一同成为官僚制的三大支柱，但是在传统公共行政的深远影响下，在人们普遍确立的以法为纲领的治理理念的干扰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道德秩序，道德规范只有在与法、与经济效率不冲突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认可。尽管人们也有意识把日常生活领域的道德规范带入公共领域，但不道德的社会在人走入社会的时候却对人进行了重塑，使人放弃了日常生活领域的道德。为此，张康之教授指出，“如果说统治行政还拥有虚假的道德外衣的话，那么管理行政连这一层面纱也撕破了，对于管理行政来说，完全封闭了伦理化的道路；它的法律制度化与科学化要求在本质上是反伦理的”。［18］（P103）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下伦理与行政的背离可见一斑。

四、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行政与伦理的统合

从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的整体来看，它的法制安排与政治体制安排之间存在相当大的悖论，法制要满足市场经济自由平等的要求，而政府体制则以层级化的设置去把法制付诸实施。并且，在法制变成现实的过程中，时时处处都能看到行政命令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对行政生活的全面干预直接带来了政府职能的扩张与行政规模的庞大，导致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繁文缛节、力不从心，由此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批判与质疑，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全面的危机。为此，从20世纪70、8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掀起了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力图解决与超越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的诸多弊端。该运动呈现出以下三种倾向：一是市场化倾向。主张企业化政府，顾客化公民，并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实现全面质量管理和无缝隙流程再造，以提高政府的灵活性、回应性、责任感；二是民主化管理趋向。主张通过政府再造以实现社会公共行政的公平和正义；主张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构建协商合作的治理网络。三是强调服务型公共管理的理念。认为服务型公共管理应强调社会本位、公民本位、权利本位和服务本位，以权力共享、公民参与、合作共治为运行方式，使政府和公民各自回归社会契约的原始逻辑设定，真正践行还权于民的努力方向。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为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而兴起的管理模式，也是行政共和主义的重要载体。他从公民性的视角出发，对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行政伦理提出了更高的挑战。［19］这一挑战意味着，该模式要在扬弃统治型、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隔绝式、分化式的控制机制的基础上，从事“统合”的工作。通过“统合”，把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积极成果综合成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纠正由诸种分化而造成的消极效应。显而易见，作为规制人类行为的基本道德准则，伦理是首要统合的对象。

1、市场经济的伦理诉求呼唤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中行政与伦理的统合。市场经济使个人利益得以凸显，并追求一种个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造成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领域的分离。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新公共管理倡导的企业化政府改革造就了一批对公共服务缺乏热情、道德水平低下的公务员队伍，致使政府腐败与不道德行为越来越多。［20］（P82、158）在这种情境下，整个社会面临一系列价值预设的缺失。例如，市场化中人们的价值迷失与人格裂变，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定的模糊性，科学性原则下公共行政标准的统一化与社会价值、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之间的冲突，理性官僚制下公共组织片面追求效率而对公平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背离和贬损，人们在市场化与全球化中“我是谁”、“我找谁”、“我信谁”的绝望呐喊。这表明，市场经济对行政伦理提出了新的诉求，这种诉求使伦理与道德的重要性得以彰显，善、应当、公平、正义、公共利益等概念重新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就是说，此种背景下的公共管理必然要协调由于利益分化与冲突所引起的各种利益关系的紧张状态，维护社会的和谐有序，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这一取向呼唤着行政与伦理的统合。

2、对公共利益的共同追求是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中行政与伦理统合的基础。在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下，行政与伦理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性、服务性与合作共治性是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的根本特征。其中，公共性又是其根本要义之所在。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公共组织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它的一切行为都应建立在社会公共意志的基础上。“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1］（P153）因此，作为具体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公共管理者，必须维护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并将这种价值观念贯彻在公共管理的日常实践中。［22］（P215-219）这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无论从公共管理的整体导向还是从公共管理的主体特征来看，公共管理的价值都离不开公共利益，“即使社会大众对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迭有争议，但是其作为公共管理者的职责所在和其行为的指南，却是毋庸置疑的”。［23］（P85）另一方面，此种模式下的伦理也有强烈的公共利益取向。之所以认为此模式下的伦理有强烈的公共利益取向，是因为用其对一定行为进行评判时，往往以其是否有益于公共利益的实现作为其正当性的依据。这种对行为结果的强烈关注，使得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集中于公共利益之实现，从而使公共管理活动不偏离其最终的目标。可见，对公共利益价值追求的同一性决定了行政与伦理必将统合在一起。

3、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为行政与伦理的统合提供了制度保障。无论从制度设计、行政立法还是行政监督来看，统治与管理型公共管理都存在制度化“官官相护”的无道德的窘境。道德是法律的补充，因而当行政人员触犯法律时，可能会受到制止，而失德与缺德并不影响他成为合格的行政人员。在某种意义上，统治与管理型公共管理自身就是一个不道德的行政体系。“有权者对无权者、权大者对权小者的专横跋扈、无忌妄为，以及权小者对权大者、无权者对有权者的逢迎‘拍马’，归依求庇，构成了行政体系不道德的一面。”［24］（P312）而在服务型公共管理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恰恰相反，法律是道德的补充。只有当道德的约束机制失去效力时，法律才发挥作用。同时，由于服务型公共管理强化了服务意识，淡化了权力观念，就从制度上动摇了行政人员失德和缺德的基础。因为，“权力拜教物的终止，可以使人们对掌权者的监督成为可能，而且不论行政人员的职位有多高，只要他的行为有悖于行政道德，就会受到社会的唾弃法律的惩治。”［25］（P312）此外，在服务型公共管理中，行政人员健康的职业群体意识将取代传统的“官官相护”的族群意识，族群的观念变成了团结互助、有效合作、树立整体服务优势的动力，因而行政行为中的任何不道德现象，都会变得与整个行政体系格格不入，进而受到严厉的制裁与阻止。因此，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为伦理道德建设和其在行政行为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只有在这种模式中，法律与伦理才是统一的，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才是合乎公正、平等、正义原则的。张康之教授甚至认为，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相关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蕴含着对“服务”这一充满道德价值色彩的词语的考量。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中的伦理是对服务的引申、具体化和体系化，是伴生于服务型政府并指导服务型政府建构的标准。［26］（P185）可见，行政与伦理的统合是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本身的应有之义。经过统合，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中的伦理具有独特的气质内涵：一方面，它成为了在个性发展和道德约束间保持合理张力、规范公共领域中所有公共行为的，公共组织、公共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社会公民都要遵循的价值准则；［27］另一方面，它不再是工具，不再是妄图用“献身”、“自我牺牲”等“利他主义”去说教公共人员甚至全社会，而是充分运用责任、理性和道德感知对他们进行伦理感化，通过管理者服务观念的确立和服务行为的践履，催化人们内心的道德意识。可见，对公益至上的公共利益的维护与追求显然是这一伦理不同于其他伦理的本质所在。这意味着，在服务型模式中，“行政人”应该成为“公共人”，公务人员在道德价值取向上应实现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转化。在库珀看来，这种转化是公务人员公共行政角色与市民角色分离的必然结果。这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服务型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应当要重视公民的德性建设，重视对全社会的价值关切，维护公民的权力，维护公共秩序与公共精神，追求公益至上的善。

第2篇

对效率单一的过度性苛求，不仅失去了组织的激励功能，也致使出现了人性异化的问题。因此，公共管理除了要顾及技术理性的时效性之外，还应紧跟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对社会价值的评价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了解。官僚制的效率优先原则，把人们转变成了没有生命力的“零部件”，这种管理模式下人们逐渐变得趋于一致，人类具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特点将走向“死亡”，严重制约了人们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行政控制对人们起到的激励功能也会逐渐消失。20世纪80年代，以官僚制为政府管理模式受到了西方政府一系列改革的严重影响，从而加快了原有管理模式转变为现代服务型管理模式的步伐。新型的管理模式具有以下显著性特征：第一，政府在管理中起着“掌舵”的作用；第二，关于市场管理的问题，政府应较多地制定出相应的机制，减少直接干预的次数；第三，政府应把部分权力交还给社会，从而采用公民更好地接触社会，在合作中提高管理社会的水平；第四，应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健全政府管理体系，力求使该体系具有较强的责任性、民主性以及高公开性等等，从而使政府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管理职责。从技术角度来讲，官僚制建构了一种具有市场化、弹性化的管理结构，能够进行灵活地调整，满足更多公众提出的需求。而传统官僚制的管理结构却起不到这样的效果，公众参与决策的程度较低，无法激发组织成员工作的热情，使得组织没有生机和活力。就价值角度来讲，服务型管理模式除了重视提高管理的效率之外，也对社会公平这一原则给予了高度重视，使公共的需求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足以说明，民主与参与的需求日常受到现代社会的重视，传统官僚制中权力中心的偏好发生了较大转变，后官僚制更加重视满足公众的需求，公民手中握有一定的自。关于官僚制这一问题，韦伯只是简单地指出选择官僚制是现代人们所作出的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还指出了实现行政官僚化的地方，其最终形成的权力关系的类型实际上是很难受到外界力量破坏的。因此，韦伯并没有抛下官僚制自身的主体，而是将其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管理模式由于起初的官僚型转变为服务型。在官僚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现代文明也同样在发展前进。原有的管理环境在经济全球化、制度分权化等这一大背景下有了较大转变，这就对政府提出了较高要求，应改变原有的管理模式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韦伯认为国家将官僚制当做一种符合法律标准的统治工具，并且建立起的官僚体系也与政府运行发展有较强的适应性，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统治方式”。

二、公共管理模式中公共权力日趋回归

公共权力通常是由政府用于统治国家和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由于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是政府，因此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公共权力用于公共管理，又不可避免的带有公共性。公共权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能够使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矛盾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而公共性则能够使公共利益相关的问题得到及时地处理，使政治系统的存在变得更加科学、合理以及合法。公共权力在应用于公共管理的实践中，产生逻辑与结果评价之间存在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权力的异化是这些问题的极端指向。公共权力应用的范围主要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等等，假如超越了原有的界限，公共权力将会受到公共权力严重性的影响。此外，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公共权力出现异化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性与公共性之间产生的矛盾。为了不使公共权力出极权主义的问题，西方国家在起初制定制度时就选择了采用的体系，以便公共权力能够在竞争机制、权力制衡机制以及法制机制等各种机制的制约下正常地运行及行使，但是掌握公共权力是“理性的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诱惑是其不可避免的。公共权力在实施的过程中，权力行使者在制定决策、设计决策以及实施决策的过程中会带有个人主义色彩，公共利益或公共意志的体现自然而然要受到相应的影响，从而致使出现公共权力带有人性色彩的结果。在近代民主与、自由与秩序的制度中，公共权力与其来源的母体处于一种时而相连时而分离的状态，而“20世纪工业文明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福利社会进步的彰显，改变了政治发展的取向，其取向逻辑从近代的人民迁移至更具厚度和复杂性的公民权利。”从公共服务、公共物品的保障机制上能够看出公共权力与其自身的本源越来越接近。进行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后，总结出公共管理趋势具有几下特点：

（1）对公共权力的主体做出了调整，使公民与政府的委托—关系得以确定，不仅包括政府，其他权力运行的中心也有了很大变化。采用服务型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不再是极少数的个人，政府通过公共权力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方式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政治网络中逐渐有公民参与其中，并且公民的意见和看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先前政府属于唯一中心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各种受到公众支持与肯定的组织机构都有机会转变为不同层次的权力中心；

（2）权利运行模式使得先前具有抽象性的公共权力日益变得实际化、具体化。以往的管理模式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人治方式，这是由于管理模式仅对职业官僚负责；新公共管理模式中，权力运行具有弹性化和市场化的趋势，公共从政府手中得到了部分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在人类的管理过程中走过了这样一段历程：公共权力拥有强制性的特点，而没有了原本的公共性。在前工业社会管理期间，统治者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带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充分体现了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历经管理型模式时期，全球政府治理过程中出现了维护集团利益或个人利益的问题，政府原有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地位遭受了冲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府治理法制化和民主化发展的进程。各个国家为避免公共权力异化的事态日益严重，纷纷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如运用全面质量管理、战略管理以及后果管理等方法，全面地监督和控制政府官员工作实践中的工作过程、工作效率以及工作方式和方法，使人们对政府人性化的管理模式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了解，从而顺利地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三、结语

第3篇

20世纪80年代，以官僚制为政府管理模式受到了西方政府一系列改革的严重影响，从而加快了原有管理模式转变为现代服务型管理模式的步伐。新型的管理模式具有以下显著性特征：第一，政府在管理中起着“掌舵”的作用；第二，关于市场管理的问题，政府应较多地制定出相应的机制，减少直接干预的次数；第三，政府应把部分权力交还给社会，从而采用公民更好地接触社会，在合作中提高管理社会的水平；第四，应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健全政府管理体系，力求使该体系具有较强的责任性、民主性以及高公开性等等，从而使政府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管理职责。从技术角度来讲，官僚制建构了一种具有市场化、弹性化的管理结构，能够进行灵活地调整，满足更多公众提出的需求。而传统官僚制的管理结构却起不到这样的效果，公众参与决策的程度较低，无法激发组织成员工作的热情，使得组织没有生机和活力。就价值角度来讲，服务型管理模式除了重视提高管理的效率之外，也对社会公平这一原则给予了高度重视，使公共的需求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足以说明，民主与参与的需求日常受到现代社会的重视，传统官僚制中权力中心的偏好发生了较大转变，后官僚制更加重视满足公众的需求，公民手中握有一定的自。关于官僚制这一问题，韦伯只是简单地指出选择官僚制是现代人们所作出的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还指出了实现行政官僚化的地方，其最终形成的权力关系的类型实际上是很难受到外界力量破坏的。因此，韦伯并没有抛下官僚制自身的主体，而是将其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管理模式由于起初的官僚型转变为服务型。在官僚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现代文明也同样在发展前进。原有的管理环境在经济全球化、制度分权化等这一大背景下有了较大转变，这就对政府提出了较高要求，应改变原有的管理模式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韦伯认为国家将官僚制当做一种符合法律标准的统治工具，并且建立起的官僚体系也与政府运行发展有较强的适应性，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统治方式”。

二、公共管理模式中公共权力日趋回归

公共权力通常是由政府用于统治国家和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由于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是政府，因此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公共权力用于公共管理，又不可避免的带有公共性。公共权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能够使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矛盾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而公共性则能够使公共利益相关的问题得到及时地处理，使政治系统的存在变得更加科学、合理以及合法。公共权力在应用于公共管理的实践中，产生逻辑与结果评价之间存在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权力的异化是这些问题的极端指向。公共权力应用的范围主要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等等，假如超越了原有的界限，公共权力将会受到公共权力严重性的影响。此外，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公共权力出现异化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性与公共性之间产生的矛盾。为了不使公共权力出极权主义的问题，西方国家在起初制定制度时就选择了采用的体系，以便公共权力能够在竞争机制、权力制衡机制以及法制机制等各种机制的制约下正常地运行及行使，但是掌握公共权力是“理性的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诱惑是其不可避免的。公共权力在实施的过程中，权力行使者在制定决策、设计决策以及实施决策的过程中会带有个人主义色彩，公共利益或公共意志的体现自然而然要受到相应的影响，从而致使出现公共权力带有人性色彩的结果。在近代民主与、自由与秩序的制度中，公共权力与其来源的母体处于一种时而相连时而分离的状态，而“20世纪工业文明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福利社会进步的彰显，改变了政治发展的取向，其取向逻辑从近代的人民迁移至更具厚度和复杂性的公民权利。”从公共服务、公共物品的保障机制上能够看出公共权力与其自身的本源越来越接近。在分析和研究多数学者意见及看法的基础上，本文从权力来源等诸多在对上述模式进行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后，总结出公共管理趋势具有几下特点：

第4篇

(一）企业化政府模式

企业化政府模式是公共行政和私人行政的结合。在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权分立，也就是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三权互相牵制。而这里的行政，是国家政府以国家为后盾，通过公共行政部门履行公共职能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活动称之为公共管理。私人行政是指企事业单位对单位内部的管理活动。公共行政与私人行政在管理方式、管理目的上存在诸多的差别。正是因为这种差别的存在，所以两种管理模式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企业化政府模式正是公共行政与私人行政的有机结合。企业化政府是社区拥有的政府，政府更多的不是通过一味的压制，而是深人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让民众能够顾直接的感受到政府的关怀。

(二）参与政府模式

参与政府模式也称之为授权政府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将行政权下放。在政府组织架构中，分为高中低层，甚至是更多的层级，但是我们知道基层工作人员和基层部门是政府组织架构中数量最多的团体，也是直接和民众接触的团体，所以他们往往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因为民众遇到问题，首先找的是基层工作人员，一般也是基层工作人员为他们解决问题，那么工作人员的态度与问题解决的好坏就直接决定了民众对政府的看法、支持，以及政府的公信力、威信力等。正是如此，参与政府模式主张应该将权力下放，减少政府组织机构层级，通小高级政府人员与基层政府人员之间的距离。这样高级领导层级可以更有效的掌握民众的情况，也能更有效的解决民众的问题，提高办事效率以及政府的公信力。

(三）灵活政府模式

灵活政府模式调整的是政府组织和政府雇员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下，政府雇员是终身制，也就是一旦进人政府机构内，只要不犯重大错误，不对民国经济或者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自己愿意可以一直工作至退休。这样一种政府模式，从保证政府雇员的忠诚度以及积累政府雇员的工作经验等上来说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长期处于传统的行政体制下，“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思想观念会慢慢产生，政府雇员的惰性也会逐渐形成，不利于我国政府的与时俱进与迎接挑战。所以，灵活政府模式倡导是在这种一种任职终身制的模式下引人一种更为灵活的行政模式，例如：采用临时雇佣制。可以通过雇佣的形式招聘一批工作人员来从事特定的工作，当工作完成以后或者聘用期限结束|t，该工作人员即离开。这样，这样即可改善政府组织状况，同时还可&培养政府快速应变的能力。

(四）放松规制政府模式

放松规制政府模式也称之为解除管制政府模式或非管制政府模式。放松规制政府模式其主要调整的是政府和公务员、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中，公务员必须依章办事，严格的受到程序的限制，其对于决策更改的权力非常的小，因此，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自身潜能的发掘都受到严重的束缚。长此以往，公务员对工作的态度就变得对工作没有热爱。而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下，需要办事的民众也是深受繁琐的程序之苦，在办理一项事情之时，往往需要经过一整套的程序，时间、精力都耗费了不少。所以，民众对这样的一种行政模式也不甚赞同。放松规制政府模式倡导的就是减少行政程序或手续，让公务员有更多的决策权，以及变更的权力。

二、公共管理主要模式分析

(一)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

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又称官僚模式、科层模式，是一种政府通过庞大的官僚组织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和垄断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管理模式。在这样一种公共管理模式下，市场对公共管理的方式是间接的。公共管理产生的理论基础是20世纪20年代，马克斯的官僚模型。在干预模式下，人们一天的生活都在政府的干预之下，从一睁眼到睡觉期间，哪怕是睡觉时间，都受到政府的干涉。在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发展的30多年间，由于政府行政环境的大幅度变化，此种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所以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市场模式的公共管理。

(二）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

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即为将政府管理与市场管理相结合，政府与市场分权。政府与市场分权最明显的表现就在于公共服务的收费制度，例如：医疗服务、卫生服务等，这些公共服务的收费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提髙公共管理人员进行公共管理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公共管理市场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指公共选择的是由政府来进行的，也就是非市场主体。政府制度和市场制度中的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点--追求利益。在这种利益追逐下，不管是官僚机构还是一般的企事业单位，其设立也许只是为了谋求某种利益。所以，纯粹的通过市场管理来进行公共管理的模式也是行不通的。而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倡导的是将市场与政府相结合来进行公共管理的一种模式。

三、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选择及公共管理的社会化

通过对不同公共管理模式的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时期应该适用不同的管理模式，我国现在在政府或者说公共管理模式中存在三个问题：（1)官僚体制严重；（2）社会公共问题凸出；（3)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智能作用不突出。这三个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必须以解决这三个问题为前提，所以，我国可以采用“引导政府模式”的公共管理模式。所谓的引导政府模式即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组织、协调作用，但是具体的事务则以市场运作的方式发挥政府外的职能。我国政府职能机构长期失衡，积累了诸多的社会公共问题，如：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问题；环境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同时也需要引进市场的竞争作用。从而在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很好的予以掌控。

四、结语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轨变型期，不管是市场体制还是同市场体制想配合的行政体制都没有建立起来，这是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中面临的现状。封建官僚制的遗存是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很大问题，官僚制的存在一来降低了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工作的热情，不利于行政管理管理工作的开展，二来繁杂的程序和手续也阻碍了民众与政府的沟通，不利于民众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培养。所以，我国公共管理模式一定要在既能够把握住宏观调控，又能够充分的发挥市场的灵活性作用。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和作用与市场的灵活相结合。

第5篇

［关键词］大数据；公共管理；模式创新

引言

近年来，具体的公共管理措施中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占比呈现增长趋势，导致公共管理的环境因素和时空背景产生一定改变。党和国家对此十分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级政府部门作为公共管理特别是行政管理的主体，对大数据资源的管理、使用和调度具有明显优势，可由此推进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创新。与此同时，大数据具有一定的繁杂性、不确定性、技术性等特点，为公共管理模式的发展和创新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因此，各级各类公共管理主体需要强化大数据意识，建立有序的协作关系，通过科学严密的组织和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实现大数据时代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1大数据在社会公共管理中的内涵及意义

1.1内涵

对于大数据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达成统一的界定和共识，从其内涵特征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应用的数据量庞大。大数据分析是数据分析的一种，但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数据分析，是基于大数据下的海量信息分析，最明显的特征为衡量数据的单位从TB提升至PB并快速迈向ZB的量级，数据分析总量呈现出指数型增长，整个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数据信息体量比较大，无法估量。②储存和提取渠道及应用方式多样，主要表现为大数据应用的复杂性。大数据时代海量的网页、图片、音频、视频等非结构化的数据在分析应用上比传统的以文字为主的数据信息要复杂得多。③数据处理速度快。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产生快速是大数据本身的属性。其中，对信息数据处理的快速性体现在数据储存、导入、分析等技术上，目的在于及时通过大数据进行实际问题分析，以保证相应预测、决策的实效性。

1.2意义

往往大数据的价值都隐藏在海量的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中，需要通过专业的大数据技术对信息进行收集、提取和分析，从而利用可视化技术呈现其价值。大数据在公共管理模式创新中最大的价值之一是预测价值，主要是集合各个行业和领域中的数据，利用机器学习模式匹配数据处理技术，进而明确数据中潜藏的趋势及模式。通过预测分析可以推断和预测特定人群甚至个人的行为。例如：在公共管理中需要切实解决和平衡教育资源分配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应的教育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择校热”就是较为直观的体现，相应的考生及家长会通过表面信息如学校占地、学校基础设施以及升学率等作为择校的依据，并没有从实质上分析学校的教育理念、教学内涵、教学质量等。这样的考量显然不能客观反映出学校的教书育人水平，并不可取。而对于学生及家长盲目择校的行为给社会公共管理在平衡教育资源的工作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形成一些学校招生超限而一些学校名额未满的局面，使当地教育的发展失衡。因此，大数据下的公共管理可以有效利用大数据分析对择校行为进行预测，利用更科学精确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加以有效管控，实现更优的教育资源分配，继而促进公共管理中教育事业的平衡发展。

2公共管理模式创新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挑战

2.1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影响了大数据的应用

在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无疑是发展与应用的核心要素。而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囊括一身的大数据应用更是对专业技术人才具有极大需求。从大数据应用的3个环节即对数据的“采集、处理和”来看，涉及数据的全面采集、精确筛选、科学转换和有效整合，只有具备专业技术人才才能从中发掘信息和规律。同时这也是公共管理模式创新中必须重点研究和考量的要素，因此大数据技术人才在大数据时代公共管理模式创新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大部分的公共管理工作者均为政府管理人员，均没有过硬的大数据技术背景。他们的职业素养更多偏向于管理领域，对大数据技术的掌握和应用并不擅长。同时，从整体上看，大多数公共管理部门并没有根据大数据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特点引进或者培养相应的大数据技术人才。所以，造成大数据时代公共管理模式的创新在专业技术人才上形成一定的空缺，影响了具体的大数据应用。

2.2各部门间“各自为战”的局面对数据信息整合形成一定阻碍

大数据时代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即是有效利用庞大的数据信息来提高相应的管理效率、工作效率和生活效率，且达到高度精准化的服务与管理。而数据本身如果不能有效应用则会失去实际意义。目前，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我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创新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有效整合信息。由于“信息孤岛”现象存在，对大数据整合并有效利用公共管理形成阻碍。一方面，源于各部门间的协作和资源共享关系不够紧密，几乎形成一定程度上“各自为战”的局面，使各信息系统间的数据信息兼容不畅，从而加剧了公共管理实践中的“信息孤岛”效应。另一方面，传统电子政务系统通常是根据业务流程管理和服务系统建立的，导致电子政务信息很难实现信息资源相互沟通和分享，继而对各部门间的信息整合形成较大的阻碍。

2.3大数据意识薄弱

由于大数据技术是近些年才兴起的，以至于相应的公共管理工作人员及国民在大数据意识上均较为薄弱。从整体上看，公共管理部门人员大多不具备大数据意识，导致他们在各自的决策和管理时仍然依赖传统的惯性思维和过往经验，让具体的决策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很难保证相应的决策精确性。如果利用好大数据技术中丰富的信息资源和科学先进的数据进行分析，则可以提高决策管理的效率、精准度和客观性。实际上，我国政府的数据收集手段并不欠缺，但公共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并不具备通过数据协助决策管理素养培养的能力，大数据意识亟待提高。

2.4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随之而来的是信息呈井喷式增长。各种类型的数据信息大量出现，且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极速性和难控性，让大数据下的信息安全问题成为公共管理模式创新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尤其涉及的保密数据、隐私数据等越来越多，相应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国防军事机密以及个人信息安全等方面面临着剧烈的安全隐患。同时，由于公共管理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行业、各领域，再加上政府部门在数据信息资源上具有比较强势的调度和使用权，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公众在此背景下并无实质的隐私。因此，相应的数据占有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在大数据纷繁的背景下有可能成为最大的信息隐私泄露者。在实际的公共管理中，需要及时有效地应对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面临的威胁，妥善解决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问题。

3公共管理模式在大数据时代的创新对策

3.1加强公共管理中大数据技术队伍的建设

根据大数据特点及其对公共管理的影响，相应的公共管理工作质量与效率将由具体的大数据处理分析和科学管理来综合决定。因此，建立和培养一支具备大数据专业技术的人才队伍，是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基本要求，具体可以从下面几个角度着手建设。①内部建设的角度。仔细分析公共管理中大数据技术工作所需的知识理论体系，并科学规划如管理学、信息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培养，继而有力加大队伍内部建设力度。②外部引入的角度。利用引入、整合等多手段、多途径来有效扩大公共管理中大数据分析技术的队伍规模，从而逐步壮大具备大数据分析素养的公共管理人才队伍。③学习和深造的角度。大数据下公共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应当建立具体的“再学习”制度，通过外出交流学习以及组织培训等多种渠道和方式建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制度。3.2加强数据信息共享建设对于信息共享局面的建设，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一，在公共管理部门与公民共享数据信息的层面。以往人们对公共管理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所掌握的数据信息处于一种模糊甚至不知情的状态，而相应部门所占有的数据信息资源某种意义上属于公共资源，对公民了解与自身生活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公共管理部门与公民间的数据信息共享中应该提供丰富的原始数据信息，除去涉及国家安全及个人隐私的信息，相关部门都应积极公开，从而实现大数据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效共享。其二，针对公共管理部门间的数据信息共享。加强各部门间有效的数据信息共享能够促进大数据资源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从而打破“数据碎片”“各自为战”和“信息孤岛”局面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真正发挥出大数据在公共管理模式创新中的作用。在这样的数据信息共享格局下，社会对公共管理的监督能得到相应提升，同时公共管理工作的效率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

3.3加强大数据思维意识建设

在传统的公共管理工作中，政府部门通常注重收集信息，而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大数据背景下，政府部门应在收集原始信息的同时，注重加强自身大数据思维意识建设。学会在决策和管理实践中，进一步增强利用大数据优势提高工作质效的能力。大数据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信息交往网络化和信息资源数字化两个方面，相关的公共管理工作人员需要积极适应和有效融入，并利用大数据意识切实促进社会公共管理建设。这也是适应大数据时代全球信息化发展态势的必要条件，同时更是贯彻实行以人为本服务宗旨、提升管理质量、健全管理体制的有效途径。传统的管理思维存在一定的保守、主观、片面、不确定等因素，已经不适用大数据时代的创新型公共管理模式，应从思想意识上改进和变革。

3.4建立健全与大数据应用相关的法律法规

安全问题是贯穿大数据应用发展始终的核心问题。在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公共管理模式创新中，首先要解决好信息安全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应的管理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需要切实加大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力度。有必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公共管理中的大数据应用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据有效统计，我国80%左右的网络用户存在信息安全隐患。所以，通过建立和完善保护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变得十分紧迫。另外，也需要及时出台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存储、信息加工和产权归属等各层面的法律，尽可能建立适用于我国数据应用的法律体系。具体如相关部门在收集原始数据时，有义务先行告知用户相关信息应用情况，让用户能够切实保障自己的知情权；而在实际应用数据的过程中需要对用户的数据信息进行合理整合及应用，严禁侵犯隐私甚至以此谋取私利的行为，从而让公共管理中的数据应用在信息安全上得到相应保障。

4结语

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数据井喷式增长的大数据时代，相应的公共管理模式需要从专业人才建设、大数据意识、法律法规建设和数据共享等层面进行改进和创新，进而通过大数据分析促进决策管理客观、准确、全面、高效、智慧，从根本上实现大数据时代公共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张小红,费保升,方海,等.大数据时代公共管理的挑战及创新模式探究［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2］刘奥.大数据时代下的公共管理创新［J］.人力资源管理,2018(1).

［3］张玉龙.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下中国政府数据开放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8

第6篇

论文摘要：经过分析，本文认为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成功存在三个内在决定因素，即官僚制的高度发育、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强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西方各国政府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对于这场运动，学者们有着诸多不同的称谓，“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企业家政府”等。尽管它们的称谓不尽相同，却内在本质地一致，即针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市场化方向、社会化方向的改革措施。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在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习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在于它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成功替换，使人们看到了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巨大生命力。正是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存在的种种弊病及新公共管理范式示范效应，使人们坚信新公共管理范式是未来公共行政的发展目标模式，新公共管理范式取代传统行政范式是历史的必然。

在当代中国，这种思潮同样存在，将新公共管理范式作为未来中国行政改革目标模式选择的呼声不断。“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也面临同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困境。行政效率低下，政府规模庞大。’，阴因此.我国许多学者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应该进行新公共管理式的改革，把新公共管理范式作为未来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模式。我们无法否认新公共管理模式在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但这并非意味着它就能够作为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模式。“当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时，不能从行政本身作孤立的描述和比较，而必须进一步了解它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闻对一个国家公共行政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行政系统本身，而应该跳出行政系统，从社会这个大系统来考察行政。正如里格斯所言:“只有以生态学的观点—亦即从非行政的因素去观察，才能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和行政。”满以，对新公共管理运动必须进行生态分析，找出其成功背后的决定因素，从而为我们对新公共管理模式提供更为深人的认识。

一、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三种范式

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在其(新公共管理的现状》一文中将公共行政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并相应地存在着三种公共行政模式，即前传统模式、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冈传统行政模式主要特点是“官僚制”，这是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科层制为代表的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行政机构的高效运作，正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使得它成为全世界各国政府广泛采用。阶‘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及实践是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政府管理相适应的。’，IN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各国逐渐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传统公共行政模式逐渐显示出与社会的极大不适应。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原则都受到了社会民众的普遍怀疑和指责，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是政府众多问题的根源，公共行政遭遇严峻的挑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各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公共部门中出现了针对传统行政弊病的新管理方法。这种新的管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同时也使公共部门的管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着许多名称，‘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无论它的名称有多少种，都是在描述着同一个现象，即对以“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行政模式的批判，主张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思想、方法、技术来管理公共部门.将市场竞争机制引人公共部门中，强调市场取向等等。学者们把这一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称为“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工业时期向后工业时代过渡时期.一方面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应;另一方面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公共部门获得巨大的成功。这种巨大的反差.便得西方许多国家纷纷开始构建新公共管理模式，推行新公共管理理念，“新公共管理成为一种国际思潮”。新公共管理的兴起，不仅仅是对传统行政模式的革新，更是代表着一种新的模式的建立，它代表着公共行政的发展进人了新的历史时期阶段。正如休斯在《公共行政与管理》一书中所说:“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已发生了转变，曾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的那种刻板(僵化)。层级官僚体制形式逐步转变为一种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形成。后者并不是一种改革事务或管理方式的微小变化，而是政府作用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一种深刻变化。传统公共行政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已受到怀疑，新公共管理的采纳意味着公共部门的领域中新范式的出现。”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背景分析

我们知道，传统行政模式是以“官僚制”为基础，与工业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休斯把传统行政模式的特点归纳为七点:"1.官僚制，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方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3.官僚服务。4.在政治、行政二者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S.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唯一动机，为公共服务是无私的付出。6.职业化官僚制。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从传统行政模式的特点可以看出，“在分工精细、任务简单、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工业社会，科层制模式的公共行政府和需要。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之后，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遍应用，全球化日益加强，这都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整个社会。新时代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社会变革的要求面前，传统行政模式却显示出力不从心。“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科层制比较僵化、迟钝，而且使行政机构和公共预算总额产生最大化倾向，易于导致高成本、低效率，显然难以满足这些要求，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时代变迁呼唤着新的公共行政模式。”rug于是，新公共行政模式应运而生。 针对新公共管理模式成功的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来自四个方面:1.经济和政治因素将行政改革提到议事议程;2.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西方政府和新公共管理的产生;3.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是西方行政改革的动力之一;4，传统官僚制的实效以及私营部门成功的示范性。ns}我们无法否认上述四方面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产生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因素只是表面的。事实上，在新公共管理模式的产生过程中还存在着根本决定性的因素，而这些因累则构成了新公共管理模式产生的根本因素。或者说，如果缺乏这些必备的因素，即便存在上述四方面的所谓动因，新公共管理模式也不会产生。这些因素是:I.官僚制的高度发育;2.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3.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强大。

首先，高度发育的官僚制是新公共管理模式产生的直接因素。在西方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中，传统行政模式所遭受到的严厉抨击的起因便是高度发达的官僚制，这也成为新公共管理产生的起点。事实上，建立在官僚制基础之上的传统行政模式，不仅能够确保行政的统一性，更能维持行政组织的稳定性。但是，过度发育的官僚制使得行政组织变得僵化、迟钝，无法及时、快速地回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后工业社会极不适应。于是，对官僚制的不满日益增加，同时对新的行政模式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新公共管理在对传统行政模式中的官僚制进行抨击，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新的管理思想。所以，对高度发育的官僚制的抨击成为新公共管理的开始，是新公共管理产生的直接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讲，过度发展的官僚制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发起的导火索，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起奠定了致变因素，为新的行政模式的产生埋下了成长的种子。

其次，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是为新公共管理提供生存的土壤。从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到后工业化社会时期，市场经济已经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市场经济已日趋完善。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市场成为社会中资源分配最为有效率的手段，市场已经成为政府之外的私营领域中的唯一分配主体。与此同时，在公共领域中，传统行政模式下的政府其运行效率却是十分低下，与高效运作的市场极其不适应。正是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人们反思传统行政模式。一方面，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下的私营部门取得了管理的巨大成功，市场经济使得私营部门走向社会的前台。另一方面，传统行政模式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为新公共管理产生提供了可能性。新公共管理正是吸取了私营部门的成功经验，把市场规则引人公共部门。可以说，新公共管理脱胎于市场经济，同时它又回归市场经济，根植于市场经济。它的思想是来源于市场经济，它的主张又要依靠市场经济来实现。因此，无论从新公共管理产生的思想根源还是其主张的措施来讲，市场经济是新公共管理的生存土壤，离开市场经济，新公共管理便无法生存。

第三、市民社会的发展并不断强大是新公共管理成功的保障。我们知道，新公共管理模式主张将私营部门的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引人公共部门，主张民营化、分权和社会化。这一切的措施都是存在一个逻辑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强大的市民社会。在一个市民社会相对比较软弱的社会中，即便将一部分的公共权力回归社会，社会也是无法承担起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当然更不会存在公共部门向私营部门学习的可能。因此，市民社会的崛起和不断壮大，使得私营部门不断成长和壮大，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新公共管理模式成功运作的保障。在市民社会相对强大的社会中，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私营部门也是高效运作的，这就提供了两种可能性:一是公共部门向私营部门学习的可能性，只有私营部门成功了，公共部门才会有动力去学习私营部门。二是私营部门能够承担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只有市民社会的强大，私营部门才有能力承担起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市民社会是新公共管理模式成功的保障。

第7篇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物联网；超越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7-0109-04

物联网是通过信息技术将物与物联通在一起的新一代网络，在近几年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将物联网视为摆脱金融危机和发展新经济的“双引擎”之一，欧盟提出“物联网行动计划”，日本提出“数字日本创新计划”，韩国提出“U-Korea计划”，纷纷参与到物联网发展制高点的争夺之中。在中国，对物联网的全面关注与研究始于2009年。迄今为止，物联网的研究和开发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技术和社会层面面临着很多挑战，但其对区域公共管理模式的革命性影响，彰显出物联网与区域公共管理相关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面对物联网时代，我们急需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做出相关的调整、充实和提升。

在物联网时代，超越组织边界的复杂问题层出不穷，区域性公共事务和区域化公共问题展现出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相互渗透、紧密结合的特征。政府、社会和市场通力合作，努力追求区域公共事务的双赢或多赢局面，这正在成为时代主旋律之一。在此背景下，现行区域公共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就价值层面而言，经济价值取向过度。公共价值取向不足，公众参与意识淡薄；就权力层面而言，分权与集权失度，政府、社会与市场权力失衡；就结构层面而言，机构整合协作乏力，组织运作缝隙过大。由此，区域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势在必行。在物联网时代，区域公共管理将从诸多方面实现对传统模式的超越。

一、重塑区域公共管理价值

（一）淡化经济价值取向

传统区域公共管理模式主要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其基本价值取向在于提高效率，实现经济价值，因而衡量管理绩效的侧重点是经济和效率。经济学理论对于传统区域公共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物联网时代逐步显现出一些缺陷。一是西方经济学以个人利益为重的核心理念会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物联网所提供的海量信息具有易感性和难知性，受众在获得信息之后，往往被媒体的传播力量左右，很难对信息内容进行深入甄别和研究，导致传播内容简单化、肤浅化和失真化，个人私利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很可能因为物联网的力量无限放大。二是以“工具人”和“经济人”为信条的西方经济学忽略了人作为“社会人”、“复杂人”的另一面。在这种信条下，区域公共管理往往会忽视文化因素对网络世界中人性的规制，忽略德治的重要性，使人性的弱点借助物联网而由网络世界传人现实世界，最终引发区域公共伦理危机。三是单纯将西方经济学应用到区域公共管理是一种不太高明的构想。区域公共管理生存于日趋网络化的环境之下，而单纯将经济学手段引入其中，决定了它采纳的价值准则一定是效率优先，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等价值准则会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或剔除，进而陷入区域公共管理合法性的认同危机。

物联网本质上并非谋利的工具，而是一种深刻影响整个社会生产、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公共产品，除了为企业创造利润之外，更核心的价值是增添社会福利。物联网的公共性应用，其终极目标是通过发掘和覆盖已有的和潜在的市场需求，削减社会成本，最终实现一种社会化盈利。随着物联网画卷的逐步展开，区域公共管理将在一定程度上摈弃西方经济学“经济至上”的价值理念，至少在管理对象和目标上会超越“效率”的价值理念，采纳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各公共机构将以追求区域公共价值作为其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物联网所提供的人与物、物与物的互动模式有利于人们培养整体性思维、互动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反思性思维。其中，整体性思维是所有思维模式的核心。因此，在物联网时代，改革者将运用整体性思维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反思与超越，更加强调区域的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更加注重体现区域社会的代表性、回应性等民主价值，从根本上推进区域公共管理由经济价值到公共价值的重塑。

（二）创造区域公共价值

物联网作为战略性先导产业，在寻找和创造区域公共价值上具有重大作用。一是有助于改进区域公共管理问责方式。物联网既能够为现有的同体问责（即公共管理组织内部的问责）转化为异体问责（即外部对公共管理组织的问责）提供合适的技术平台，也可以为公民参与公共管理和问责提供有效的网络渠道，能够明显减少区域公共管理权责不明的现象，最终实现区域公共管理责任的明晰化。二是有助于完善区域公共危机应对措施。物联网极其便利的信息通信，有助于及时预警区域公共危机，深入了解区域公共危机产生的缘由，有针对性地采取区域公共危机救助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区域公共危机的损失。三是有助于建设区域联合服务型政府。通过物联网，公民能更加便捷地参与和监督区域公共管理活动，区域地方政府能及时了解区域社会的需求，高度协调相互之间的管理措施，从而改变政府以往公共决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大大增强公共决策的整体性、全面性、开放性和协调性。四是有助于改变区域公共管理程序复杂、权力集中的局面，实现简化公共管理程序、下放公共管理权力的目标。物联网通过感应器和互联网来达到人与物的沟通和交流，实现对“物”的智能化、精确化监管与操作，这为精确寻找区域公共价值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创造区域公共价值提供了着力点。

物联网时代的区域公共价值管理将越来越专注于如何创造区域公共价值。所谓“区域公共价值”，就是区域内公民对区域公共管理期望的集合。区域公共价值的创造与否，主要取决于区域公共干预是否实现了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在内的区域整体效益。在区域社会中，各类公共组织的责任不是确保自身的延续，而是根据区域发展的需要，积极改变自身的职能和行为，发现、定义和创造区域公共价值。然而，区域公共价值的变动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因此，管理者们需要借助物联网来在绝对变动中寻找相对不变的区域公共价值：其一，分析不同人群的利益偏好；其二，确定公众的利益关注点；其三，引导公众了解区域公共问题，表达区域公共诉求，探究区域问题缘由，寻求区域公共对策。

（三）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区域公众偏好对区域公共价值发挥决定性作用。区域公共价值最终南区由公众定义，在区域公众与区域公共部门的良性互动中得到确认。在传统媒介中，主体因知识程度、社会阶层等方面的不同，对物体的感知和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物联网比以往媒介呈现出更强烈的开放性与平等性，因而这种差异性将逐步缩小。譬如，互联网时代的维基百科强调主体对文字的编辑和对信息的分享，它没有固定的编辑者和把关人，鼓励所有人平等享有修改其中内容的权利。与维基百科不同，物联网强调物体和主体的共同自主。只要用能联网的手机等载体，区域社会的每一个人就都能参与到物联网传播体系中，更为直观地发现自身和寻找信息目标。在物联网社会中，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这些观念变迁折射到区域公共管理中，就是人们追求平等互动的意识越发强烈，认为其本质是一个协商、互动和交流的过程。物体作为媒介的实现，更加方便公众将区域公共管理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转化成现实，平等性、开放性也成了物联网时代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

二、重构区域公共管理权力

（一）寻求分权与集权的有机结合

传统区域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主张就是分权管理，这一主张比较适应传统区域公共管理的需要。然而，进人物联网时代后，在这样一种权变、风险、不确定性的复杂社会生态下，市场变得无界化，信息出现无缝隙化，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高度渗透的趋势，区域乃至全球社会间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状态。物联网使得区域性和区域化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得到很大增强，分权管理的弊端逐步凸显出来：它直接削弱了区域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在物联网社会中越来越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危险的和不稳定的。由此，物联网时代的区域公共管理开始强调分权与集权的动态平衡。在价值导向上，将以区域公共事务和问题为主要价值导向，从根本上打破行政区域限制，通过物联网把“外溢性”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事务完全纳入区域管理之中。在主体选择上，将抛弃“全能型政府”的理念，推行“合作型政府”的理念。在顶层设计上，将改革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推行政府、社会和市场“多中心”治理模式。

（二）构建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权力平衡

物联网集公共性与商业性于一身。一方面，物联网通过不同主体的参与来传递和接受信息，这意味其承担着社会公共性，需要按公共领域的规范要求来运行，向公众开放，为公共利益服务。另一方面，物联网有服务对象的限制和利益的局限，并非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到它的开放性。物联网自其诞生之日起，商业化就已经在其体内潜藏，直至今日生根发芽，并大有枝繁叶茂之势。今天，随着经济的繁荣、制度的完善、大众文化的发展，媒介商业化作为其众多变化的诱因和先导，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前进。。物联网的上述属性决定了区域公共管理权力的平衡不再局限于政府内部。事实上，随着物联网铺天盖地的发展和人们素质的提高，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和组织权力的外移已成大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组织层级制度的消亡。在物联网时代，区域公共管理所寻求的适度集权，不过是将政府内部的权力平衡提升到更高层面的政府、社会和市场间的权力平衡。

寻求区域公共管理的权力平衡并非是在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绝对平等地分配权力，这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在那些具有全区域意义的公共事务上，区域地方政府要毫不犹豫地把权力集中起来，并通过行政系统行使这些权力。比如，建立区域发展战略小组和区域公共管理执行处等。但在局部的公共事务上，应当充分赋予社会和市场相应的管理权力。实现区域公共权力的平衡需要做到三点。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在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权力配置确定好后，要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这种权力配置，如果没有法律制度的规范保障，权力就难免陷入“收一放”循环的怪圈。二是强化权力监督。在区域公共管理权力失衡或失控的情况下，缺乏有效监督将直接导致权力滥用。因此，必须借助物联网来构建和强化各种监督机制，保证政府、社会和市场相互之间实现严格有效的监督，维护区域整体利益。监控机制应该做到政府既尽可能少干预微观的公共服务事务，又能确保对宏观公共事务实施有效调控，通过监督使政府、社会和市场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自由行事。三是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任何改革都是系统工程，需要制定和实施相关的配套措施，区域公共管理权力配置改革也理应如此。

三、重组区域公共管理结构

（一）加强公共机构的整合与协作

传统区域公共管理试图解决过去存在的条块分割和部门中心主义问题。但权力的过度下放造成了公共管理机构剧增，公共管理协作决策和问题解决机制缺乏，公共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存在较大困难，区域公共管理组织结构和服务供给呈现半碎片化。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区域公共管理机构的整合将加速。在物联网中，物体与主体的交互促进了区域社会公共空间的建构和理解。其一，物联网拓展了区域公共空问。物联网在激发主体潜能、建构私人空间的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扩张了公共共享空间。因为物体在使主体更加便捷地获取信息、知识和自我的同时，也增强了区域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其二，物联网推动了区域社会关系变革。一方面，物联网推动区域社会关系的联结。因为当物体成为信息的载体和实际发起者时，它已经成为传播体系中某种原则的制定者，而这种共识和规则是区域社会关系建立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物联网推动区域社会关系的变换。媒介的每一次发展，都促成区域公共空间结构的变化。物联网出现后，将进一步促进区域社会关系的细化，使区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不断重构和分化，其界限也将日渐模糊。相应的，区域公共组织也会朝功能化和分布化方向发展。因为区域公共组织不能功能化，就难以因应区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模糊化的态势，整个管理就不可能平稳而有序。因此，区域公共管理者应该充分利用物联网来加强公共组织之间的协作与整合，建立一种由政府、社会和市场组成的新型网络结构和协作机制。

（二）实现公共组织的无缝隙运作

在物联网中，物体是真实性与虚拟性的有机结合体。所谓虚拟，主要是指利用媒介技术，通过数字化来取代原事物而形成新事物。在物联网中，主体通过自身生活体验进入到区域社会空间，物体以或真实或虚拟的方式呈现自身及文化形态：就私人空间而言，物体通过虚拟技术延展了人的真实存在；从区域公共空间来看，物体通过虚拟增加了真实的信息共享机会。由此，物联网一方面带来信息的“虚构”，另一方面也使主体共享的区域空间发生变化。相对传播手段的“虚拟”来说，这种区域公共空间的变化是真实的，并与私人空间的变化紧密相联，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区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无缝隙状态。

无缝隙的区域社会空间需要无缝隙运作的区域社会组织。传统区域公共管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科层制的弊端，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总体提升。但在区域公共事务日益网络化、区域公共需求日益多样化的物联网时代，这些做法已经不合时宜，应当构建一种新的“整体性治理”理念。区域公共管理组织结构不应当再基于一种或几种特定的功能，而应该以公众的公共需求为中心来进行顶层设计，在不影响专业化分工的前提下实现公共组织之间的协作。这一顶层设计要具备一定的创新意图，使设计出来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机制能够实现纵向层级结构之间和横向功能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这种顶层设计既要克服部门主义、视野狭隘和各自为政的弊端，提高对复杂区域公共管理问题的应对能力，又要调整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横向关系，以政府为纽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通力合作，和谐运转的区域治理网络，以便更好地满足区域公共服务的需求。

四、重建区域公共管理关系

（一）从侧重市场调控走向市场调控与宏观调控并重

传统区域公共管理的市场化主张体现了其对区域市场化倍加推崇的理念，然而，区域市场化在许多时候和场合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减少公共管理，而是应该实行不同的公共管理，因为没有公共管理的区域市场将导致撕裂化的区域社会。在某些特定的区域环境条件下。市场机制的局限会凸显，甚至会对整个区域造成一些消极的影响。就利益分配层面而言，市场经济本质上以利益为导向，因此它不但不阻碍，甚至可能促进纯租金的出现；就伦理层面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区域社会将构建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但它并非市场机制的产物。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并没有传统观念想象的那么神奇，毫无必要对市场化盲从。

传统区域公共管理所推行的过度市场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私人机构成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要生产者时，政府就几乎放弃了应尽的区域公共管理责任。物联网本身就是市场性与公共性高度结合的新媒介，舍弃其一都会导致严重失衡，因此，物联网时代的区域公共管理不应当反对市场化，但应当反对过度的市场化和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的某些不适当的做法。因此，在物联网时代，对传统区域公共管理的过度市场化采取的重大修正举措就是加强宏观调控与市场调控的有机结合。政府要充分利用行政、经济、法律、教育诸多手段来调控区域宏观公共事务，同时把部分应当承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重新收回来自己进行生产和提供。

（二）从第三方政府走向网络化政府

区域公共管理经过多年的市场化发展，出现了所谓的“第三方政府”模式，即政府依赖私人公司和非营利组织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例如。当前美国联邦政府的每一个主要政策行动都是通过公私伙伴关系来进行管理的，如岗位培训、医疗卫生、环境清理、扶贫项目、高速公路等。当政府主要依赖第三方来提供区域公共服务时，政府的绩效也会主要依赖于对合作伙伴的管理能力。然而，虽然第二三方政府与私人组织合作的程度较高，但其对公私网络的管理能力却比较缺乏。因此，物联网时代的区域公共管理对过度市场化的第二个修正就是，以物联网为依托来建设网络化政府，实施网络化治理。事实上，传统区域公共管理在市场化方面最致命的错误并非市场化本身，而是对市场化的管理还保留着明显的等级制政府模式。在公共服务网络单一的年代，这种模式不会有太大问题，公共组织可以通过命令的方式来出色完成整齐划一的日常工作任务。然而，随着物联网的发展，日益发达的区域市场网络和日趋复杂的区域社会网络却迫使公共行政者开发新的治理模式。

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说，网络化治理不仅是对过度市场化的一种修正，更是一种与所有超出单一组织的活动相适应的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当政府、社会和市场共同参与到区域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中来，权力越来越分散，组织界限越来越不固定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跨越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执行网络去完成任务。在这种模式中，公共行政者的核心职责不再是直接管理人员和项目，而是组织区域公共资源、创造区域公共价值。因此，政府直接供给服务的功能将逐步淡化，管理区域公共价值的功能将大大加强。

物联网为第三方政府向网络化政府的发展提供了上乘的技术方案，它使得区域公共管理的信息成本得到极大的下降。伴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跨组织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将变得更好、更快、也更廉价。物联网革命已经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将复杂的区域公共管理系统组织起来，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更加有力地促进网络化区域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推动网络化区域公共管理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0，（4）：37-49.

[2]彭彦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地方政府合作与行政权协调[J]，经济体制改革，2009，（6）：138-141.

第8篇

一、城市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管理职能“越位”。对于城市公共管理来说，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造就了与这种体制相适应的利益集团，由于利益的原因，总是习惯于旧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而行政管理模式的转变，意味着权力的减少甚至丧失，意味着掌握权力时拥有的租金的丧失，意味着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重新学习的痛苦过程。无论哪一方面的变革都会使其既得利益减少，成本增加。因而总是倾向于加强或维持原有的管理模式，使传统的城市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客观上存在着强大的阻力。政府的“越位”行为还会造成另一种后果：如果政府在经营领域过多地插手，必然引发城市公共管理的“缺位”，在公共管理领域必然会缺乏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只管收费不管治理，担心加强治理会影响地方税费收入，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精神文明建设倒退，足以从反面证明城市经营导致政府职能“越位”产生的弊端。

2．城市建设规模失控。积极推进城市建设是解决城市诸多问题的有效手段。为此，资金短缺和建设任务繁重，是政府管理城市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提倡城市经营多半是想突破财政收支的约束，利用政府信用负债开发，加快城市建设进程。因此，负债经营是经营者抢抓机遇提升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城市建设以经营方式大举负债，其可行性值得探讨。因为城市公共建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城市建设形成的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很难以经营方式回收资金。其次，政府官员为追求政绩普遍有扩大城市建设规模的偏好。虽然政府财政收入有限，但银行受其控制，考虑到政府的权力和信用，银行很少会限制政府借贷。由此极易推动城市建设负债经营超出适度范围，引发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建设债务无法按时归还。如果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建设企业垫付资金就会被长期套牢。与此同时，上游的建筑材料供应商也难于收回款项，由此产生债务连锁反应，大批企业可能被拖垮。因此，在政府作用较强的条件下必须谨慎对待城市经营，这是防止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预防债务危机，降低金融风险的需要，也是保护广大企业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城市持续发展的需要。

3．城市管理中政府官员的能力不足。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城市政府管理模式未能进行及时和全面的转变。究其原因，除了诸多客观因素外，在主观上还受到政府自身能力不足的制约。城市公共政策过程是社会价值分配的过程，要求综合平衡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这就对城市政府人员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然而，从目前看来，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诸如失业、环境污染、住房拥挤等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政府的政策能力的虚弱。由于自身素质较低，对有关市场经济方面知识的掌握不系统、不完全，无法深刻理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迁及其对传统公共管理模式提出的挑战，仍然因循过去的管理理念、思维方式及管理模式。尽管城市政府有时也会意识到转变公共管理模式的重要性，但对于转变什么、怎样转变及具体的操作都缺乏明确的认识，从而在根本上制约着管理模式的切实转变。

二、转变管理理念，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

1．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增强公民知情权。由于我国城市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城市社会网络的普及以及迅速涌起的各种利益群体，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已不适应当前的城市社会。在社会利益格局重新划分的城市里，城市政府必须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模式。一方面，城市管理者必须处处以城市内部居民生活质量的保证，城市公共事务的处理与城市公共问题的解决为重心，推动城市整体福利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必须从城市动态发展的角度，随时关注社会的变迁带给城市的种种改变，顺应潮流，做出适时的调整，以保证城市在未来发展中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需要具备长久的战略眼光，对城市进行有效的经营与管理中，适应当前公共管理变革的趋势，不断提供城市公民参与执政的空间，增强城市的民主氛围。目前迫切而又可行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增强与此直接相关的公民知情权。一些地方出现问题尤其是重大事故总是“捂盖子”，对上汇报总是“报喜不报忧”，对下则“私吞”政策和法规的现象，根本在于信息不透明，使得原本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的沟通中介，成为欺上瞒下的信息阻塞者。故而城市管理及公共治理的当务之急，在于提高透明度。近年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发言人制度，建立电子政府等，都具有明显的成效。

2．转换城市治理结构，转变城市政府职能。从公共管理的职能来看，公共管理不仅包括了对自身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同时还将管理的焦点由传统公共行政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政府机构过程和程序转到重视项目、结果和绩效。公共管理的对象“外化”必然要求政府的职能作出新的定位，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再注重对具体过程的管理，而要注重发挥政府宏观决策的作用。使政府对整个经济、文化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起催化作用，政府是城市发展的“掌舵人”而不是“划桨人”。城市政府应集中精力做好决策、监督、协调和指导工作。把公共物品生产的具体职能让渡给企业和半行政的机构去做。

三、完善体系建设，实现管理方式的创新

1．建立健全城市基础设施管理运营系统。城市基础设施管理运营系统建设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础和核心，这个系统出了故障必然打乱城市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这是衡量一个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一定要完善城市总体规划，更加重视埋在地下的基础设施项目，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需求预测和管理。同时要注重管理体系的理顺和管理办法的健全。上海将供水、排水、河道、桥梁、公共交通和出租车管理等六个行业管理法规一起“打包”修订，从城市发展的整体性、系统化的层面上加以把握，将城市管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值得借鉴。

第9篇

关键词：信息化；高职院校；公共管理

1高职院校在公共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

1．1不能充分认识信息化工作

信息化工作具有长期性及持续性的特点，有的高职院校对于信息化工作的任务没有落实到位，高校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信息化工作的改革重要性，这是高校目前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及工作未落实的根本原因。因此信息化工作就没有明显的进展，部分学校不够重视公共管理工作，将学校的重点放在了科研以及教学的投资中，从根本上就忽略了公共管理的工作，开展公共管理的工作从投资方面就被限制。实际上，不仅仅是高校的管理阶层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创新公共管理方法的重要性，有的经办人员也缺乏创新的理念，没有创新的想法，从而产生了学校公共管理体系跟不上学校的实际发展，对于学校的发展空间也有一定的限制。

1．2缺乏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

将管理平台进行信息化的改革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平台的使用方法，学校对于平台的应用情况应该进行合理的监督及掌握，即使调整管理系统的工作状态，提高应用管理体系的成效，监督的意义在于将学校内所有工作的现状以及工作的状态清楚的展现给校内有关部门，从而进行有效的调整，促进工作发展。目前，由于没有相关的评价方式和体系，高校内缺乏完善的评价管理系统及绩效评价系统，不能很好的促进监督的作用，也不能有效的推动发展。使高校关于公共管理方面仍有很大的不足。

1．3缺乏整体性的信息化工作

现阶段，高校更多的是块状的信息化工作，例如对车辆、图书馆、财务、固定资产、档案及人员的管理等工作均未在一个整体中，都在不同的管理体系中分布，从而就不能有效的共享资源。缺乏整体性的信息化工作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可以采取资源整合的方式对此进行创新、完善。目前的发展是以信息化为主的，就高校的发展而言，想要使高校更加符合以技术为中心的发展趋势，就要与信息化技术接轨，勇于开阔创新之路，也可以认为目前高校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整体的高校信息化改革方面开展。

2高校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公共管理中产生的影响

2．1高职院校应用信息技术会影响到运营管理

高校对人员的管理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建立更加完善的管理机制。将人力资源的管理软件应用于高校中，就将高校中不同领域的人员通过协调或者集成的方式进行有效的管理，这种方式可以高效的管理相关人员，并且及时分析人力资源的数据，使高校及时了解人员的改变，并且准确掌握高校的发展方向，高校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进行有效的预测人才资源潜在的风险。除此之外，高校可以将电子信息的系统进行储备、购买、有利于加强不同工作部门之间的合作交流力度，将高校的所有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并且给予最高的配置，从而取得最大的效益。所以，高校运用信息化的管理技术是非常有效的。

2．2院校将信息技术应用于财务的管理方面

高校将信息技术应用于财务管理中，有利于科学的监管财务，并且计算机技术能够准确的反应出学校的财务情况。财务管理部门是高校管理最重要的部门，它是高校正常运转的最有利的保障。财务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将其建立的更加完善，更加合理，具有更加准确的财务信息从而对高校的决策提供保障。高度集成性是信息技术所具有的重要性质，能够全面监管高校的财务数据，科学的分析高校财务状况。分析财务情况的时候，高校通过计算机的分析使结果增加客观，财务的形成更加有逻辑。实时分析财务对高校来说更加容易，将人工计算产生的误差也很好的避免了，从而促进高校的发展。

3结束语

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促进国家的发展，还进行了很多的改革，进入国际经济中，使我国的经济具有国际化，现代化、正规化的管理模式已经融入到我国的各个行业中，包含高校中的管理形式，最大的体现就是高职院校正在进行信息化的管理改革。我国高校在进行信息化管理时，将已有的管理体系完善，使高校具有足够的实际加入国际交流。所以，日常管理高校的时候，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取得更好成效，具有更强的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第10篇

摘要：新公共管理理论已经成为70 年代末开始的世界行政改革主导潮流的名词，它的基础是将市场原则运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中，当前，国外大多数高水平大学均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使高等学校管理中形成一种竞争机制，从而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促进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大学

新公共管理是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它以现代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的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强调文官对社会公众的响应力和政治敏感性，倡导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行政环节上实行更加灵活、富有成效的管理。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公共行政的新管理途径开始在美国受到重视，与传统管理途径相类似，这一新途径也是以改革为取向，以期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在美国，新公共管理理论曾经被原副总统戈尔全国绩效评估中去。其执行要点包括：顾客导向、提升服务机关的执行力、创造动态市场机制、借由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分散决策权力与简化预算流程等。如今，其已在美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管理途径。[1]

一、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界定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国家政府的兴起和发展，新公共管理在当代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中显现出其主导地位。其管理学的角度批判了，倡导私营化的管理技术，认为适度分权、信任、放松规则等是整治传统并过时了的管理模式的的组织原则。

同时，新公共管理把政府和公共部门看成是一种契约关系，是在契约的参与者共同同意的基础上的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互惠承诺，它倡导人们在那些运用于私人部门的制度结构中探索公共管理的新机制，重点就是为公共行政引入契约管理的理念和方法。

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观点

新公共共管理模式具有以下基本观点：

（一）专业化管理。专业化管理，就是"让管理者来管理"，即由管理者对结果进行负责，而不仅仅是服从上级的命令。

（二）关注绩效。新公共管理的基本价值由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效能、和公平转为经济、效率、和效能，显示了其对绩效的关注和对经济价值优先性的强调。

（三）以市场为取向、以结果为导向。市场取向是新公共管理的一种方法取向，它一方面主张缩减政府和官僚制组织的作用范围，另一方面倡导新合同主义，通过签订合同，公开招标等方式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新公共管理的基础是将市场原则运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结果导向。新公共管理认为，实现某些结果不仅是组织的而且也是个人的主要目标。新公共管理首先关注的是结果，至于结果如何实现则没有一定之规。

（四）引进私营部门管理方法。在这方面，新公共管理的主张具体有：引入合同制度改革人事制度，通过解制建设弹性的组织和预算，引入绩效测评、战略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举措。

（五）顾客导向。新公共管理认为，“行政就是服务，公众就是顾客”，而且认为整个经济效率须依赖于公共部门在提供商品及服务时如何对顾客需求做出反应。

（六）政府应该放松管制。新公共管理更应该重视市场竞争、顾客需求及对机关的负责，从而有效的利用人才和财政资源。

（七）外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应尽可能朝弹性、创新、解决问题、具有企业精神的方向发展。公共部门的管理者现在其部门或机构的外部关系中是积极的参与者，趋向于和利益集团、政策团体之间建立积极的伙伴关系。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的运用

新公共管理的基础是将市场原则运用到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中。在高等教育中，新公共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进而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第一，从教育实践方面来看，在20 世纪90 年代初的大学学费几乎是免费的，实际上政府一直支付相当高额的经费。随后阶段性地导入了个人承担费用制度，特别是从90 年代后期，学费上升极为显著。到2003 年，国立大学收入中，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负担的费用降低到5 成以下。从1998 年开始中国采取了积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政策，其中，在接受国立大学监督的同时在运营上完全依靠学费收入的"独立学院"急剧增加，这些机构每年收取15000 元的高额学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加大对个人负担的依赖程度。

第二，从科学研究方面来看，中国政府从90 年代末开始，为迅速提高研究水准，开始对重点学科集中投资，进而也扩大了竞争性研究资金。相反一般大学的研究经费却限于较低的水准。而且中国的大学，由于实际上财政方面的独立性很强，不论是对政府资金还是民间资金，为获得研究资金正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并且大学创办企业，其中发展为大型企业的也为数不少。由于大学教员的基本工资较低，研究资金的获得不仅与高额的附加工资挂钩，还允许研究资金的一部分变为研究者的个人收入，因此对研究者获得研究资金形成了强大的诱因。

如上所述，世界上的高等教育在不断地扩大规模，设施、设备也在不断的更新、优化，而满足这种需要的大多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这个意义上，高等教育展示了特有的市场化模式，这与高等教育在极短时期内迅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新公共管理模式的运用于发展使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成为必然。

所以，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趋势充分表明，其只有与政府干预和私人资助相配合才能发挥最大化的效用，而新公共管理模式正顺应了这一趋势，大学管理者们积极吸取这一模式的优点，充分为自身的发展谋取相应的条件与利益。国内的大学管理者应该从中吸取经验，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第11篇

政府组织机构是政府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组织、管理、协调、控制、指挥的载体，是行政管理的主体，它的设置理念直接体现行政管理模式质的因素。行政管理通常是指政府(国家行政机关)运用依法获授的国家公共行政权力，在法律原则规定的范围内运用行政裁量权，以行政效率和社会效益为基本衡量标准，处理公共行政事务的进程和活动。

行政管理模式是政府为管理社会而形成的与社会的互动机制，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意味着政府处于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融的状态之中，其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类已经发明过两种行政管理模式: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统治行政是传统等级社会中的行政管理模式，在现实的公共生活中，统治行政模式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管理行政产生于近代社会，并在本世纪最终确立起来。管理行政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体;公共管理无所不在，公共管理的职能迅速分化为许多专门的领域，机构膨胀的趋势不可遏制，在担负公共管理职能时，往往有公共预算总额最大化倾向，造成高成本、低效率。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中出现了新的行政模式，即“新公共管理”模式。它的变革意义在于实现了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管理行政模式在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后，各种弊端逐渐暴露出来，诸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政府机构膨胀、管理成本无限增长、和腐败等问题的出现。当初，人们试图通过对“管理行政”进行调试和修补来解决问题，但当这些努力受挫之后，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全球行政改革浪潮掀起，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是一场“重新塑造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了。

二、新公共管理的发展及理论价值

1.发展历程

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西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石油危机以及福利国家负担过重等因素，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衰退，公共财政也因收人减少和福利开支过大等因素出现了持续的赤字，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困境。其次，自二战以来，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政府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这使得西方各国政府机构普遍臃肿，效率低下。再次，由于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影响，使得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各国政府行政与组织的内在变革。通过在政府管理中实施企业化管理，以顾客为导向引进竞争机制，推广民营化等改革措施，西方国家普遍掀起了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浪潮，这些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国家普遍进人了新公共管理时代。

2.理论意义与价值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政府体制金字塔式的科层官僚架构，无法对社会做出灵活快速反应，而且行政机构规模和公共预算最大化的倾向，易于导致政府高成本、低效率。为提高政府效率，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导向，先后开展公共行政体制改革[’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将政府的政策职能和管理职能分开，将金字塔式科层官僚政府改造成扁平式组织机构，要求政府应该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变为公共服务的监督者，公共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利用绩效合同作为主要管理手段，评价政府的绩效要重产出，而不是投人，从而最终降低公共部门的成本，提高其工作效率。新公共管理开阔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畴，传统公共行政学理论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以及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其理论研究的范畴主要集中在官僚组织、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监督、行政效率等，而新公共管理把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及技术融合进公共部门的研究之中，具有一系列的创新研究主题。

三、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模式

新公共管理基本主张强调经济价值的优先性与市场机能，强调运用企业管理的哲学和技术，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的行政风格等。基于这些核心理念，在各国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政策反映和实践趋势的基础上，从不同视角可以总结出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包括企业型政府模式、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等，在比较系统、规范的层次上，形成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模型化。

1.企业型政府模式

“新公共管理”有时被当作单一模式概念，有时则被当作包含不同模式的类概念。由奥斯本提出的“企业型政府”模式是一种单一模式14履，其主要内容为:l)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2)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3)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人到提供服务中去;4)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5)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人拨款;6)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非官僚政治需要;7)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8)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9)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企业型政府的理念并非要求政府的运作完全与私人企业一样，而是认为政府必须在市场机制下，引进竞争机制，使政府更具活力。企业型政府的理论给传统公共行政带来了新的变化，企业型政府引起的公共行迁见。

2.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模式

有些学者如英国学者费利耶则认为，并不存在统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而仅仅存在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新公共管理”模式仁创。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至少有过四种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它们都代表了建立新公共管理理想类型的几种初步尝试。

(1)效率驱动模式。这是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模式，它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居于支配地位，但目前受到挑战。这种模式代表了将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和技术引人公共部门管理的尝试，强调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一样要以提高效率为核心。

(2)小型化与分权模式。这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没有像效率驱动模式那样处于支配地位，但其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它与20世纪组织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组织发展形成了新的趋势，包括组织的分散化和分权，对组织灵活性的追求，日益加强的战略和预算责任的非中心化，小的战略核心与大的操作边缘的分离等。这些趋势既出现在私人部门，也同样出现在公共部门。

(3)追求卓越模式。这种模式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企业文化管理新潮相关，部分反映了强调组织文化重要性的人际关系管理学派对公共部门管理的影响。该模式强调价值、文化、习俗和符号等在形成人们的实际行为中的重要性，它对组织及管理的变迁与革新具有强烈的兴趣。

(4)公共服务取向模式。这是目前最不成熟的模式，但仍展现出无穷的潜力。它代表了一种将私人部门管理观念和公共部门管理观念的新融合，强调公共部门的公共服务使命，但又采用私人部门的“良好的实践”中的质量管理思想。

3.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美国一些公共管理学者提出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及公共管理实践中正在出现的以新公共管理定向的四种治理模式〔71: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型政府模式、弹性政府模式、解制政府模式。笔者主要从组织结构、管理过程、政策制定等方面刻画和比较这些模式的特征(见)。

虽然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有着不同的含义与特点，但它们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即强调职业化管理，有明确的绩效标准与绩效评估，实行项目预算与战略管理，强调顾客至上，实现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引人竞争机制，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改变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的关系。这些要点既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取向，又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模式的最主要特征。

四、借鉴新公共管理思想，推进改革

新公共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在西方国家的普遍开展，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增强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我国政府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如何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对此，有必要进行深人的研究。

(1)强调政府的企业化管理与管理的高效率。我国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效率低下的现象，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公共管理应像企业管理那样，将效率放在首要地位，这一思想值得借鉴。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应该树立效率意识，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将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人公共行政领域。尽管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在各自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并不合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等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通过将企业管理重视投人和产出、重视成本核算的做法引人政府公共管理之中，既可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又可更

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

(3)将竞争机制引人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水平，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宏观管制的同时，可以将竞争机制引人公共服务领域，开放公共服务市场，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营部门进人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如在具有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产业中进行这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产生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公平、效率的价值协调。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坐标，同时也是公共管理追求的理想状态。西方新公共管理变革于传统行政管理，由于制度模式惯性，很大程度上依然把效率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就整个近代公共行政管理的历史来看，当公共管理应社会要求追求公平时，往往牺牲了效率;当它突出效率时，又往往丧失了公平。就公共管理的本质而言，对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都应认真考虑。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市场机制主要解决效率问题，政府的政策机制主要解决公平问题。这启示着在今后的公共管理实践中要更好地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5)防止权力腐败的趋向。新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将导致特权的消失和特权意识的弱化，其顾客至上的理念改变了传统行政体系的主体中心主义，这种主体的边缘化使腐败丧失了发生的根据。由于把公众的满意度作为追求的目标和评价标准，行政行为就必须满足公众的要求和意志，以公共利益为中心。同时，新公共管理由于实行公开竞标，将增加行政行为的透明度，把行政行为放在公众的监督之下，使公共权力不仅在制约机制之内得到监督，而且必须接受整个社会的普遍监督和制约，从而降低了权力异化和谋取私利的行为。

第12篇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改革 

    上世纪70年代，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传统的政府运行机制已经很难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政府规模不断膨胀，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

    面对如此困境，为了解决问题，西方各国于上世纪70年代未相继进行了被称之为“改造政府”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而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 New Public Management)应运而生。

    一、“新公共管理”的主要观点

    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新公共管理”都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形式内容。具体来说，有如下观点。

    (一)政府的管理职能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收取税金和提供服务，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

    (二)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政府服务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的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有责任心的企业家，公民则是“顾客”或“客户”。这样公众就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顾客或市场为导向将会建立起一个推动政府改善工作的良好机制。

    (三)政府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

    传统的官僚制使基层人员缺自主权，难以适应快速多变的外部环境。而“新公共管理”认为，与集权相比，授权或分权有许多优点: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更有灵活性，更有效率，更有创新精神，而机构成员有更高的士气，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效率。

    (四)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如: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弓玫率分析、目标管理等。同时，政府可以把巨大的官僚组织分解，使决策与执行分开，并移植私营部门的某些管理办法:“如采用短期合同，开发合作方案，签订绩效合同以及推行服务承诺等等。”这样，经过民营化或半民营化的公共部门公众有亲密接触机会，了解公众之所需的公共服务部门，它们了解公共管理的关键所在，从而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

    (五)政府应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

    传统的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的事情应该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领域应该由政府单独承担。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引人竞争机制，取消公共产品供给的垄断，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引人竞争机智，从而提高服务公共的质量和效率。

    (六)政府应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

    “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刻板执行法律规范，轻视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与之签订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这使行政组织由过去的“规则驱动型”向“任务驱动型”转变。

    (七)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

    “新公共管理”认为，行政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要求公务员完全保持政治中立是不现实的。因此，“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对部分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这样能使他们正确理解政策的目的意图。

    二、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背景比较

    “新公共管理”源自于西方，它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同样经历着全球化浪潮，新公共管理的很多新观点新经验也是中国急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能否在在中国存活，需要通过理性分析中国与西方政府改革的背景，才能作出判断。

    (一)中西方国家政府改羊背景的相似点

    1理论背景相似点

    当代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都是在传统官僚制理论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引发的。

    20世纪最后30年，官僚制受到广泛质疑，它们在行政人格问题、价值规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的理论缺乏导致了传统理论无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经济健康增长的需要与政府生产力落后的矛盾也显现出来。官僚制是中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理论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如何改革传统官僚制也是中西方国家政府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2.政治和经济背景相似

    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背景条件下引发的，其突出表现在:

    (1)当代中西方国家都面临着财政困难，政府机构庞大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社会福利难以为继等问题，是各国政府进行行政改革的重要原因。

    (2)信息技术的运用使政府变得灵活、高效、透明成为可能。新技术的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均迫使政府的改革必须真正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

(二)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背景不同点

第13篇

[关键词] 行政体制； 公共管理； 管理模式

作为一种正在成长着的公共管理新理论范式以及实践模式，新公共管理是公共部门改革的必然产物。新公共管理倡导以顾客、结果和竞争为导向的行政理念，对传统的公共行政体制和方式进行了深刻地扬弃。新公共管理有其新颖、合理之处，它反映了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新成就。如何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模式，值得探讨。

一、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内涵

新公共管理运动起源于英国、美国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并逐步扩展到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在当代，新公共管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其作用和影响日益突出。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让管理者进行管理;衡量业绩;产出控制;顾客至上;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引入竞争机制;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改变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的关系。这八个要点既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取向，又是新公共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

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公共性”作为新公共管理的一种基础性内涵，决定了新公共管理的客体或对象是公共事务，即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公共利益必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满足统治阶级的根本需要；新公共管理模式力图将政府市场化，冒着让社会步入危险的风险让市场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也产生了如何与公共职能有机结合的问题。一味注重实效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过分强调对“绩效”、“效率”的追求，反而易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应用于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构想

(一)加强政府的治理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在经济转轨时期，各级政府普遍面临一方面政府要放权于企业、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另一方面政府还要承担起培育市场主体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任务。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社会自主化管理，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都要政府的支持和扶植。现阶段我们仍然存在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不够规范，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仍然很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未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未能很好发挥的问题。有鉴于此，当前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进一步调整组织结构，加强和统一宏观调控部门，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流通管理体制和金融监管体制，强化市场监管力度的改革上。通过这样的措施，可以进一步重新构建政府新的职能体系，明晰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责任关系。使政府得以充分发挥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领导和治理作用。

(二)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和手段。

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管理的成本意识淡薄，庞大的财政支出不仅影响了政府形象，也妨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十六大提出了通过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新思路。电子政务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表现为具有生产力性质的政府管理工具的创新，政府通过现代管理手段，转变传统行政方式，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三)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职权。

要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属于中央职能范围的事务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属于地方政府职能范围的事务由地方政府自主管理；处理好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必须按照既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统一，又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依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及相互关系应当由宪法加以规定。

(四)大力推进以事业单位为代表的管理体制改革。

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是我国今后机构改革的重点。我国政府改革的重点是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培育公共服务体系，遵循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历史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在未来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中，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满足公共服务需要、科学合理、精简高效的现代事业组织体系。

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模式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

(一)建立新公共管理理念。

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正在带来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飞速变化，带来社会各个群体行为和要求的变化，也要求政府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方式必须发生变化。公共管理所涉及的转变观念实质上是转变对政府作用的定位认识。新公共管理是公共部门应对社会要求、顺应市场化浪潮的时代产物。新公共管理重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重在公共利益上;强调政府组织与其公共组织相统一，重在政府组织上；主张社会问题管理与资源管理相统一，重在问题解决上；关注结果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统一，重在结果管理上;提倡管理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相统一，重在公平上;要求公共组织的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相统一，重在外部管理上。公共管理内涵的本质是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是社会性的升华或抽象。公共管理的主体、价值观、手段、对象和目标都体现了公共性，从而与私营部门的管理区别开了。公共管理从权力中心向社会中心转变，从管理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管理原则从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转变，等等，也都体现了公共性对公共管理的基本要求。

(二)准确定位服务对象。

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选择等理论为基础，认为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主张建立一个“企业式政府”。一个政府官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家或企业管理人员”，从而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公众则是因向政府纳税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公民对政府的制约主要通过行使政治权利来实现，顾客对企业的控制主要通过购买其商品和服务来实现。企业家式的政府应是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并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为此，政府应该以服务对象为顾客，以顾客为上帝，政府服务应该以顾客需求或市场为导向。新公共管理将市场模式引入公共领域后，试图运用顾客驱使制度原理，迫使政府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我国政府的主要精力和主要财力应当集中到满足公共需求，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上。“十一五”规划纲要体现了这个要求，首次划定了政府公共服务领域范围，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加强”，将更多的财力投向公共服务领域。

第14篇

论文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西方发达国家挺起了行政改革的新一轮浪潮。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表趋势。而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其内在的缺陷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适的行政模式，只能是官僚行政的纠错机制。官僚制模式因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控济社会条件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但它日苴受到人们的批评也说明引进新套共管理模式等纠错机制的矗要性、紧迫性。因此，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不应立足于新舟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不相容选择，而应立足于二者的相容、互补。实现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有机结合，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西方各国进入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时代。无论是英美、欧洲大陆国家.还是在地球另一边的澳大利亚、新酉兰和日本，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浪潮，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起因、过程、战略以及改革的范圈、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都具有一个相同或相似的基本取向，这就是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竟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眼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或新公共管} ( NPM: New Public Management〕纲领。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本趋势。而传统的官僚行政模式由于在长期运行中高度成熟并带来其弊端的充分基露.因而成为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众矢之的。在各国政府的推动下，在公共对“官僚”的厌恶与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期望下，新公共管理模式大有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取官像制而代之的态势。

从理论上看，官僚行政的主要倡导者马克思·韦伯在极力挺朱官僚制的同时，对民主行政采取了否定的立场，他把民主行政“仅仅看作是类型上的边缘状况”，认为它只适用于地方组织或成负数最很有限的组织，而“凡是存在共同体的地方，直接民主的行政管理处处都是不穗定的。’.“凡是涉及到群众性的行政管理的地方，‘民主’的概念特别明显地改变了它的社会学意义，使得想在那个总名称下寻求相同的东西，变得十分荒唐”。与此相反。以新公共管理为导向的民主行政的倡导者之一欧文·休斯则认为，传统的官僚制行政模式已经过时，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有效地取而代之。这种变化表现为从宫僚制的行政模式向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发展的典型转换，后者与私营部门的模式密切相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位思想家都认为新公共管理棋式与官僚制模式之间只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不相容选择。然而公共行政的实践不能证明这一主张，因此分析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关系.在理论上很有价值，而且对于推进我国行政改革也有着十分童要的意义。

二、新公共管理模式不是一种独立的普适的行政模式

以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企业家政府理论为指导的西方新公共管理实践棋式，取得了很大成效，如新西兰通过系统化的行政改革，其经济被认为是管理得最好的经济之一，也是腐败最少的国家，达到了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法国、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低于荷兰的失业率。可以说，相对干官僚行政的机械、呆板、冷漠而言，新公共管理模式在保证行政活动对民众的服务性以及决策的民主化等方面有显著的优势，但它也有着明显的内在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毕竟是一种处于发展之中的新理论，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与范式，因此，以新公共管理为主要摸式的西方行政改革也引起了不少争论和质疑。主要有:

1.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是否有根本区别。新公共管理模式认为政府应完全借鉴企业管理的做法和经验进行行政改革。但是公共管理的市场化趋向不等子完全市场化，两者的主体、客体以及职能等方面都有本质的差异。公共管理与企业管埋相比，从评价标准看，前者是多元的，而后者是一元的;从目标看.前者既追求效率又兼顾公平，而且效率的含义也是多元的，后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从涉及的范围和产生的影响来看.前者宽广.后者相对狭窄。

2.市场化能否解决所有公共管理的问题。虽然政府干预并不一定能纠正“市场失灵”，政府也可能失败，还可能要运用市场机制去纠正‘.政府失灵”。但历史和实践都已说明市场并非万能。一些间题如纯外部性问题，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一些市场规则的维护等，还必须有某个权威性的组织—政府的干预才能有效。即使市场机制能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而且在公共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其多元化的目标并不一定会导致高效率，反而可能会引起混乱。

3行政监怪约束机制的有效性即“监督缺位”间题。政府通过民营化、承包、合同出租、委托等形式将公共服务职能交给私营企业、中介组织或非盈利组织，只注重结果而无法对过程加以控制。打破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后缺乏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监份制约保障机制，极易导致各竟争主体的行为失范，是否能真正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也就令人怀疑了，更不用说保证公开了。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针对“企业家政府理论”完全相反的十条原则。

三、官放行政的生命力

官僚行政作为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一种行政模式，有其产生、存在、发展的客观条件。由于这些条件的存在，官僚制得以孕生，而一且这些条件不复存在.官僚制也将为人们所抛弃。对于官僚制形成、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前提条件，韦伯曾作过详尽阉释。概括地说这些条件主要有:1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统治者能以固定的货币报酬代替对官员的实物报酬，这对官僚组织取代封建组织产生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要求规范的、以明确的规则而非以个人好恶与主观意愿为依据的行政管理。2.行政管理任务在数且上和质量上的扩张。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官僚制的重要政治基础。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扩展及相互间竟争的加剧，其内部管理任务在数盘上和质量上大幅度扩张，对行政管理的统一性的需求也更为迫切，这些客观上要求实行集中统一的官僚制行政管理。从历史上看，“正是官徐体制最发展的政治机构，最终摧毁那些基本上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之上的馄杂体”。3.官僚制具有其它行政管理方式无可比拟的效率优势。这是官僚制产生、发展的决定性的原因。“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保密、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节约物资费用和人力，在由训练有素的具体官员进行严格官僚体制的、特别是集权体制的行政管理时。比起所有合议的或者名誉职务的和兼任职务的形式来.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官僚制的法制化、程序化、效果的可预见性、把职务工作和私人生活明确区别开来的非人格化管理是现代民主法制对行政管理的必然要求。是在行政管理上以法治代替人治的具体体现，适应了现代民主政治对依法行政的追求，因此“官僚体制组织是现代群众民主的不可避免的傍随现象，。。就当代世界的容观情况来看，上述官僚制形成、发展的前提条件井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国家被要求承担起调控经济运行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确保社会公平以增进人民福利等等许多的职贵，国家职能由此而大大扩展。随着国家职能从“守夜人国家”、“譬察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变，国家行政管理的任务无论在云上还是在质上都空前扩展，这必然对官僚制行政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英国学者约翰·基恩曾不无优伤地指出:“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都生活在全是专业人员的官僚主义机检不断延伸的阴影下”，“官僚主义的支配和服从关系盛行于当代生活的一切领域”。在《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基恩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的。然而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在一个特定的或一个不大的区域内出现这种情况，或许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种情况，则一定有其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因素。也就是说，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并没有造就全面取代官僚制的历史条件，宫僚制在总体上仍然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酉方发达国家对官僚制的批评不绝于耳、声势极为浩大，但官僚行政依然在西方公共行政中占主导地位，显示出官僚行政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四、官像制镶式的缺陷与新公共管理棋式的纠错

第15篇

论文摘要：移动通信提供的技术和产品从多维度上改变着公共管理模式，已悄然应用于公共管理的很多领域中，以领先技术及移动交互，随时随地、无所不在，无时不能的应用方式对公共管理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目前的移动通信技术对于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不再是一种辅助的技术手段，而将成为一种必要的公共管理手段。从模式上对公共管理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一、移动通信技术对公共管理模式的影响

(一)促进政务公开

政务公开是时代的要求，是公共管理的必然趋势，而传统的媒介存在覆盖范围窄，单向应用无法实现互动反馈等不足，很难适应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近年来，移动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移动用户高速普及，其与各个领域的结合高速推进，这些已远远超乎了人们的想象。在移动通信的世界里，每个客户都被作为平等的权利主体，享有通信自由人的一切权利，都有权共享信息，及时了解各种管理动态，可以足不出户，随时随地完成与公共管理部门的交流。公共管理部门也能够从收集信息、制定决策到执行的整个过程都公开透明，有力推动了政务公开。尤其在工商、税务、教育、服务等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百姓关注的领域，都可以运用移动通信技术解决公共管理问题，这对于公共管理模式的改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影响不仅在于公共管理办事程序的简化，工作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可实现信息的对称和共享，使公共部门随时接受公众的监督，极大提高了政务透明度，促进公共管理改革的良性发展，使政务公开变为可能。

(二)推动公共管理流程再造

在新形势下，公共管理通过采取各种信息手段，实现了其管理环节的优化提升及流程的再造。移动通信技术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技术手段，而成为了链接公众与公共部门各个环节的纽带，这从移动网络技术在社区管理应用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社区综合电子管理系统的应用使原来处理社区事务流程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缩短了解决投诉的时间，还为街道、公安派出所、城管执法分队提供了共同办公平台，多家部门通过城市综合电子管理指挥系统共同进行社会治安防控、城市管理好公共服务。这种新型的社区管理模式引发的社区管理流程极具复制性，对整个地区、城市乃至社会的公共管理流程再造都将具有示范、启迪及借鉴作用。

(三)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

社会的发展使得信息以成倍的速度膨胀，信息量和决策量爆炸性的增加将增加决策的难度，正确的决策离不开信息的广泛搜集。尤其公共管理决策必须要建立在完善深人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基础上，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但决策者无法从纷繁复杂的信息源中辨明民意源，无法对复杂的环境变化及各种突发事件做出及时的反应，从而容易使公共决策信息不健全，准确度不高，决策过程缺乏监督，偏离了公共目标。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它将信息收集扩展到每一个移动终端，它的“无缝隙”覆盖，使公共管理者与公众“零距离”接触，可以进行实时监控，其交互性特色使操作层与决策层直接沟通，使决策层做出的决策能够更高效更科学，使执行能更精确更到位。

(四)塑造全新的服务理念

公共管理是服务型管理，管理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随着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管理中的服务意识越来越强。公共管理者已经逐渐意识到管理不是管制，而是服务，其出发点、立足点与根本目的都是围绕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管理与服务的换位不是简单思想意识上的换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需要公共管理部门拿出实实在在的服务手段和措施。移动通信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为公共管理提供了丰富的使用便捷的服务手段。目前如何围绕服务来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如何为公众享受公共服务提供便利，成为当前公共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创新地将移动通信技术应用于公共管理领域，既完善了公共管理的服务内容和手段，更对公共管理自身的服务理念提出了挑战。

二、新型公共管理模式探究

(一)互动模式

移动通信技术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互动性，它将积极促进公共管理、公共决策的科学合理性，未来的信息互动除了语音和图像，还有气味、温度、浓度等众多信息都可借此媒介进行传递，它使信息接受力和发出方可以实现实时互动交流，使沟通无所不在。当有重大灾情、疫情时，通过移动终端的远程监控，可以让所有相关部门都能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做出科学决策。通过先进的移动通信技术互动，公共决策能快速准确地制定、执行，使公众与公共管理者之间的互动沟通更加便捷、普及。公共管理者通过移动通信终端从公众那里汲取大量信息，在互动过程中，交流信息、共享资源，减少分歧和决策盲目性，克服自身有限性。在博弈中公共管理者与公众形成公共决策的共同人士，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趋于一致，从而使公共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二)参与模式

公共管理部门运用移动通信技术完善自身的管理模式，同时，移动通信的发展也对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质量提出了挑战。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复杂化服务单靠原有公共管理部门是很难独立完成的，庞大复杂的管理任务需要更多社会主体的参与。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行政部门、非赢利组织、私营部门、公民个人等都可成为公共管理主体，他们彼此合作，相互依存，共享公共权利，共管公共事务，使公共管理更加多元化。这些公共管理主体通过信息共享、交换资源，又形成资源共享，相互依赖，互惠合作的社会网络管理体系。移动通信技术为此提供了技术支持，在这个网络体系中，政府部门实现了从管理到服务的换位，非政府部门实现了从被动排斥到主动参与的变化。

(三)移动政务模式

移动通信将带来政务模式的改变，继而实现其组织结构和组织间关系的变革。所谓移动政务模式就是使政务摆脱固定网络束缚，实现移动政务。人们用移动终端可随时查阅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相关行业领域的视频录像;轻松处理带有大量数据量附件的邮件;在任何地方都可使用可视语音导航信息，在突发事件时就近得到援助;在手机上召开视频会议，繁杂的公务都可在移动终端传递处理，形成移动办公模式，节省办公时间，提高办公效率，尤其是杜绝不必要的推诱扯皮现象。这种移动政务模式产生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组织结构和组织关系的重要变革。过去公共管理部门工作条块分割严重，各自为政的现象将得到极大改进，由原来技术手段限制造成的信息传递扭曲、失实等现象将得到很大改变。信息传递中间环节渠道消失，组织结构扁平化，传递速度加快，信息共享范围扩大，移动通信将成为公共管理组织间协作管理的纽带，促进组织结构和组织关系的重大变革。

三、进一步增强移动技术对公共管理模式促进作用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监督，确保充分发挥移动通信在公共管理中的战略保障作用

移动通信在服务于公共管理各领域的同时，其发展离不开在政府有效管制下创造的和谐发展环境，只有完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通信政府监管机构，才能按照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加强对通信业的统一管理，加大对移动通信业的支持，通过统筹规划，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有效维护移动通信网络的完整性、统一性、先进性、安全性，提高移动通信技术的更快发展与更好应用。也只有完善了移动应急保障机制，才能提高移动通信在公共管理，尤其是应急突发事件处理中的统筹调度和高效运用，发挥移动通信在公共管理中的保障作用，进而促进公共管理模式的进一步优化。

(二)重视移动通信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其在公共管理突发事件中的保障能力

移动通信在公共管理各个领域中的应用为公共管理注入了新的资源和活力，抗击非典、抵御冰雪灾害、实施地震大援救、奥运通信保障，使全社会更进一步深刻认识到移动通信在公共管理，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在进一步寻找移动通信技术与公共管理服务结合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立足当前，谋划长远，采取积极措施，探化改革，推进合作，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移动通信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运用，积极推进国民经济和政府信息化进程，全面提高政府部门乃至全社会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