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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劳活动;探索;发现
新《纲要》中重点指出美劳的目标在于能初步让幼儿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出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
美劳活动渗透于主题教学活动之中,主题教学活动可以来自幼儿园教材中,也可以来自幼儿的生活和感兴趣的活动。根据预设与生成相结合的结果,确定主题活动内容。如在“爱祖国”的主题中,我们设计了美劳活动:制作脸谱扇子、装饰青花瓷盘子等。根据幼儿的生活经验,使其动手操作,发挥想象,尽量能把平时的经验积累在画面中表现出来,激发幼儿对美术的审美力、表现欲。在“新年来到了”这一主题中,设计了剪纸漂亮的窗花、剪影人等活动,幼儿特别感兴趣,而且在活动的过程中尽量留给想象的空间和选择的余地,发挥幼儿的创造潜能,把这些活动以美劳形式表现出来,形成生动完整的成品和画面,使幼儿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使美劳活动与主题教学活动有机结合。
教师在美劳教学活动中积极引导,可有效促进幼儿创造性的发展。教师只有在幼儿创造过程中进行指导,才有可能贴近每个幼儿的实际,指导到点子上。如绘画脸谱,利用幻灯片欣赏,让幼儿欣赏京剧中人物的变化,再观察脸谱的对称性和花纹的色彩美,从而使幼儿产生灵感,进一步激发幼儿创作的欲望。另外,在教学过程中,遵循幼儿自发创造的原则,在充分唤醒幼儿潜意识创造力的同时,也渗透着理性的指导,充分体现了教师在活动中指导的重要性。
美劳活动是促进家园共育的一个很好的平台,是联系家园互动关系的纽带。无论是班级环境的创设,还是亲子活动,都能充分体现出在家园互动中促进幼儿发展的理念,同时美劳活动还有利于充分调动家长资源。请家长与幼儿收集有关的资料,如:照片、图片及美术作品,使幼儿的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产生联系,使直接经验得到升华,为最终的创作做好铺垫后,再组织幼儿进行美劳活动,使幼儿能活灵活现地创作不同的作品。在创作中充分体验美劳活动带来的快乐。
新《纲要》“以人为本”的理念中,将环境布置融入美劳课程活动中,活动的环境由幼儿来参与创设,让幼儿体会到“我们的活动室,我和老师一起设计,一起布置”的主人翁的成就感;在平时的美劳教学中,幼儿创作出的作品各具特色,同时把创作出来的作品布置到活动室和走廊让大家欣赏,让幼儿体会参与布置的过程,体会成功的快乐。许多美工作品都是班级环境布置的最佳选择,既美观了环境,同时,也直观而形象地起到了向家长汇报教学成果的作用。
关键词:城市化;地区差异;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48-03
中国科学院的《2012年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51.3%。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也显示着我国城市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1979~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实现从18%~51%的快速增长,仅用30多年的时间便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其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化的历史上是仅有的。然而,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3.7%、42.1%、36%,到2011年末,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约为60%,而西部省份如贵州的城市化率不足40%。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必然进一步加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因此,如何协调区域间城市化进程,防止区域间城市化差距进一步拉大,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一、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进程的地区差异
城市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即人口的城市化,而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则构成了城市化的主要来源。劳动力流动主要从三个方面促进城市化的发展:第一,对GDP的贡献。流入城镇的劳动力与城市的资本结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第二,劳动力流动是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已经构成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农村劳动力流动冲击了城市的计划福利体制,补充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降低了城市劳动成本,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城市职工的流动性。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城市化率,200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27.7%,远低于按照常住人口登记所测算的城市化水平(43%)。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劳动力流动又是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目前,虽然已被算作城市人口的2亿多农民工大部分还没有实现市民化,但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点,不能因为农民工还没有进入城市社保体系就将他们剔除在城市化进程外。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标志,否则很难解释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51.3%的城市化水平可称为毛城市化率,这样既肯定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增长的共性,也反映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纳入城市社保体系的特性。
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输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接近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比为65.4%,中部地区占比为17.6%,西部地区占比为16.7%。可见,人力资本的流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477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从以上统计数据可看出,大量的劳动力涌向了东部地区,这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也拉大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差距。
二、劳动力流动规律与中国城市化发展新阶段的判断
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很少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二阶段,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三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有所减少;第四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大大减少直到第五阶段人口流动消失,即城市化达到最大程度。在整个过程中,人口流动呈现倒U型的曲线。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在每个阶段的速度往往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在城市化进程中,20%以前为起步阶段,发展缓慢;20%~50%为加速阶段,速度递增;50%~60%为基本实现阶段,速度逐步放缓;60%~80%为高度发达阶段,每年的增长微乎其微。这样,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一个“s”型(诺塞姆曲线)阶段演进规律。
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是一一对应的。在城市化起步阶段,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较少;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后,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到了城市化高度发达的阶段,人口流动也逐渐消失。
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51.3%,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过去那种快速突进式的城市化进程不会一直延续,即城市化水平达到50%后会有所放缓。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正在逐渐减少。通过把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预测结合起来观察,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持续低于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同时,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意味着内地劳动力开始选择性地在沿海和内地间务工。2010年以来,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虽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已经趋缓。中西部地区由于收入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跨地区转移意愿弱化,“用工荒”特征更加明显。尽管目前对我国是否达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有争论,但由我国的国情决定,可以用“刘易斯拐点”这个概念,即以时期数代替时点数,以说明和概括农村劳动力供应所出现的上述紧张现象的本质。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这意味着过去那种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浪潮,将演变为在一个庞大存量基础上的细水长流式的增加。因此,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此阶段,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将有所放缓,但城市化的质量会有所提高。
三、劳动力回流的成因
从曾经的“东南飞”,到现在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导致部分时期的农民工“返乡潮”,还可以从以下几个原因进行探讨。一是农民工的生活成本提高。东部地区的消费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物价的逐年上涨使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逐渐提高,这将促使他们迁移至中西部欠发达、生活成本低的地区。二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制造业受到较大冲击,作为吸纳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军,国际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影响直接导致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从而不得不选择返回中西部地区。据统计,我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国际金融危机失业返乡。三是国家对农业的扶持。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使农民农业收入逐步提高,大量农民返乡务农。
四、我国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差异将会缩小
首先,东部沿海地区开发空间约束越来越大,城市发展可利用的空间在减少,土地要素资源价格大幅上升,基础设施及城市配套建设空间近乎饱和。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城市化仍然处于加速阶段,对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建设都会吸引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其次,伴随劳动力成本上升及西部市场的扩大,将有大量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迁移到中西部地区,这将进一步带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再次,作为导致城市化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回流使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减慢的同时,必然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将从政策、制度和投入等方面向中西部倾斜,这将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到中西部地区,进而会加速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地区差异的缩小,不仅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有利于我国区域间非均衡增长向均衡增长过渡。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之间的理论关系出发,讨论了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地区差异的现状,并根据劳动力流动规律及我国的现实情况,分析认为我国目前城市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进一步讨论了目前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后,分析了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地区差异将有所缩小。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关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指出,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而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引导其合理流动不仅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也有利于缩小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差距。因此,应抓住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的边缘产业,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进而调整劳动力流动方向。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趋势,我国呈现工业经济重新配置的新格局。
长期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以加工制造业著称,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消失,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很难寻找到新的利润空间,并且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产业劣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无遗,因此企业转型以及产业升级成为企业和产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为这种调整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从而形成我国国内产业升级的雁阵模式。一旦中西部地区接纳并吸收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会形成新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流动人口流人中西部地区,从而有利于缩小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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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舫.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2007(3):4-12。
关键词: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市场;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09C-0006-05
一、问题的提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各国以教育促进就业为前提,发展本国教育事业。当前,我国教育投入持续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人力资本提升通常有两种途径:其一,通过学校教育对未来劳动力的培养;其二,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劳动力,实现自身创新发展。[1]人力资本理论、符号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相继表明,教育与人力资本提升、劳动力市场选择具有交互关系,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与人力资本呈正比,进而提高劳动边际生产率,劳动力市场通过文凭筛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进入不同的劳动力市场。[2]研究表明,劳动者所处行业和职业是其就业状况的重要指标[3],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行业、职业分布。
教育与劳动者行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第一,各行业在职工选聘时,通常对其受教育程度和类型有要求。第二,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所处行业的工资水平,人力资本是行业内职工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与行业性质共同构成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4]第三,教育影响行业代际继承性,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其行业的代际开放性高于受中等和初级教育的子女。
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所从事的职业受多种因素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5]Spence在阐述筛选理论时指出,教育的最大功能是通过学历对求职者进行筛选,将求职者按教育水平的差异安排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市场职位匹配理论认为,与劳动者人力资本相匹配的职位将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此才能使投资教育的劳动者获得该岗位的比较优势。[6]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从普通职员到管理者是常见的职业发展通道,内部升迁给劳动者突破职业的等级限制提供了可能,但通常会受到资历、学历的影响。
教育可以增加劳动者人力资本,以此成为健全劳动力市场的途径之一。本文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不同行业、职业的分布情况,将富有创新性的劳动力市场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相联系,以此作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数据支撑。在现阶段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为劳动者个体配备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方面承担重要责任。为此,培养与未来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人才,是健全劳动力市场、提高职业教育实效的共同要求。
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行业、
职业的数据分析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至2009年我国就业劳动人口数量由7.5亿增长到7.8亿,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57.9%增加到58.4%。根据2004年、2009年的数据,可以初步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行业分布以及职业分布的变化。根据2009年数据,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各行业中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职业分布上呈现的分层现象。此外,结合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关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劳动者整体受教育水平与OECD国家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存在一定差异。
(一)我国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及与OECD国家比较
2009年我国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就业人口占比79.8%,与2004年相比,有较大提升。小学学历及以下的比例下降,这表明我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在纵向上有一定提升。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上的劳动者中,高中、大学专科学历的劳动者比例呈下降趋势,总比例由2004年的18.4%减少到17.5%,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则增加0.5个百分点。2004年到2009年,我国低学历(小学及以下)的劳动者比例在下降,高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劳动者比例在增加。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劳动者所占比例仍较大,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份额极低,2009年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劳动者仅占7.4%。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比较研究成为劳动力市场研究的必然趋势。据2011年OECD的统计数据,25-64岁的劳动力中,中等教育程度以下占25%,中等教育程度占44%,高等教育程度占32%。同时,报告中显示,我国中等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为78%,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比例为22%,我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7]OECD国家认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技能(high-skilled)劳动者的充足供给,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他们被雇佣的可能性呈正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的国际竞争力将明显不足,其在行业、职业上的分布将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带来挑战。
(二)我国劳动者的行业构成和职业结构
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的19个行业中(如图1),吸纳劳动力最多的行业为制造业,其次分别为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数量上看,劳动者在这些行业中均呈增长之势。在纵向上增幅最大的为租赁和服务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呈负增长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三大行业。有学者将行业分为四大类别:第一类为农林牧渔业;第二类为采矿建筑、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制造、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第三类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房地产,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第四类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金融。[8]从现有数据来看,我国就业人员集中于第二类,而第三类的从业人员规模相对较小。
2004年、2009年劳动者的职业结构发生一定变化(如图2)。具体而言,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职业的劳动者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数据表明,在这几年我国劳动力向第一、第二产业转移较为明显,生产、操作类初级职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大,而专业技术等高级职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小。
(三)受教育程度对劳动者行业、职业的影响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进入的行业具有差异。以2009年初中学历劳动者为例,初中学历的劳动者在多数行业(建筑、采矿、住宿和餐饮、制造业等行业)占比大(如图3),由于制造业吸纳的劳动者人数最多,因此可判断初中学历的劳动者主要集中于制造行业中。同时,教育、金融业的初中学历劳动者比例低。两相比较,一方面表明初中学历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事的行业差别较大;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对劳动者的最低受教育程度有要求。除初中学历具有这一特征外,大学专科学历的劳动者在行业分布中同样存在这一现象,大学专科的劳动者在国际组织、金融业、教育行业占比高,而在其他行业则有明显降低。与以上两个学历不同的是,高中学历的劳动者显示较强的普适性,除农林牧渔、建筑业的高中学历劳动者占比较小外,其余行业中的高中学历劳动者占比相差小(基本处于同一曲线周围)。而小学以下和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各行业的比例均较低,这与其在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占比低有关。对劳动者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的行业,如金融、教育、科学研究行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在中等教育水平以上的占比大,以大学专科为主。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对劳动者职业分布同样具有影响,基本形成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职业分层(如图4)。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具有明显的分层现象,表现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趋向于从事不同领域专业技术职业,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趋向于从事农林牧渔生产。而高中水平的劳动者,与其在行业中的普适性相一致,在各职业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为均衡。
从事相同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单位负责人从业者主要为中等教育及以上的劳动者,其中,单位负责人尤以高中学历比重最大(36.7%),专业技术人员以大学专科比例最多(29.1%),而商业和服务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则以初中学历为主,分别占比53.1%和61.2%,农林牧渔水利的生产工作则主要由初中及以下学历(94.1%)的就业人口构成。
综上可见,目前我国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行业分布上,大多数劳动力集中在制造业、教育行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职业结构中,以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居多,这表明我国还有大量劳动力滞留在传统的农林牧渔行业,难以实现转移。此外,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所处的行业和职业。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劳动者在职业分布中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已初步形成职业分层。另一方面,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集中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行业、职业)中所占的比重过小,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大学专科人才输出不均衡,对第二、第三类行业的人才供给不充足,影响我国未来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三、健全我国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以继续教育为导向提高在职劳动力素质
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占多数,需要通过教育提高在职人员的技能和素质。调查数据显示,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希望通过接受多层次的教育获得知识增长和学历提升,非传统高等教育将成为他们继续教育的主要场所。[9]一方面,国家应鼓励各行各业形成劳动者从业的基本规范,规范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确保劳动者从业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加强校企合作,形成企业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和职业学校为企业服务的新常态。职业学校应承担社会责任,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通过公益讲座为企业员工提供提升职业素养的通道,为在职员工提供适合的在岗培训,帮助其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和符合自身实际的职业发展规划。建立劳动者继续教育的绿色通道,通过学费资助等形式,鼓励在职劳动力通过职业教育提升学历水平。此外,还应为中等学历水平的流动人口进入大学专科提供便捷的途径。
(二)建立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职业教育结构
新世纪以来,“以省为主”的省域高等教育发展呈扩大态势,一定程度上符合省内经济社会发展对受教育程度高的专门劳动力的需求。[10]为提高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首先,应加强劳动力市场动态监测,形成区域劳动力市场对人才层次、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方面的需求信息,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未来趋势。其次,优化本地区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结合区域产业升级和人民需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中等、高等职业教育。[11]最后,优化职业教育专业结构,职业院校应以缺口行业为专业设置导向,提高对劳动力市场的敏感度,提供适销对路的人才。
(三)形成劳动力市场导向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当前,为适应各行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职业教育应转变人才培养模式。首先,高等职业院校应重视劳动力市场需求导向,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教学实践水平和创业教育实效。[12]其次,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提高职业院校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最后,在劳动力市场中提升劳动者素质是人才培养的一大途径,需要打破行业、职业的垄断和分割,通过不同岗位的实习,增加未来劳动者在行业实习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提高不同行业、职业的适应性。增加正规就业的灵活性和非正规就业的稳定性,鼓励人才自我雇佣,职业院校应为其创设包容的环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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