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情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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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金融市场差异 全球经济失衡 战略

一、前言

经济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金融市场差异的出现归根结底由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以及体制所决定。在金融市场差异条件下，各国对资本的吸引力会有所差别，久而久之则会导致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出现。对金融市场差异以及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分析能够为使有关部门及人员认识到当前国内经济的发展状态，这对于发展策略的调整能够起到导向作用。

二、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简介

（一）金融市场差异

金融市场主要指以办理有价证券以及处理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买卖的市场。根据不同国家经济体制以及整体实力的不同，金融市场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对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而言，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各项金融业务的办理以及衍生品的买卖的过程中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而上述目的的达成又能够反过来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1]。相对而言，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则恰恰相反。由此可见，金融市场差异的状况一旦出现，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对其进行解决，其状况会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指的是世界各国由于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一种失衡状态，同时也指受长期的金融市场差异影响而导致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出现往往源于长期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各国都必须提出一项长期的规划，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国家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增长提供保证[2]。

三、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全球各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市场的种种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其中金融市场差异的出现便属于非常严重的一项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由此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也已经影响到了很多国家。

（一）金融市场差异现状

从全球的角度看，金融市场差异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世界各国的金融资产总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地区之间的差异却十分明显。根据对近些年来全球金融资产分布情况的调查发现，全球金融资产分布状况十分不平衡，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美国金融资产分布情况占全球金融资产总数的31.9%，其总量较亚洲其他国家的总和多出1.8%。相对于美国而言，日本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全球各国的第二位，其比例为11.7%，但较美国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中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实际金融资产总量的7.6%，在各国的排名中较为靠前，但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其次，不同收入的国家金融市场差异较大。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家的收入也会存在差别，鉴于此，国家之间金融市场的差异也就会不断的扩大。

最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较为明显。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向主要为发达国家，深入分析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收益相对较高，且在风险防范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金融市场差异。

（二）全球经济失衡现状

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并非从未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属于全球经济出现的第一次失衡。就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其中美国为主要代表。自20世纪后，美国经济出现逆差的状况便一直存在，并在2006年达到了巅峰。受美国经济逆差的影响，很多与美国存在经济往来的国家均受到了波及，在这一情况下，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开始变得更加明显[4]。

四、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下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

在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下，为避免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必须积极转变发展战略，要使其能够有效的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的发生，这样才能使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稳定。

（一）转变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在过去，我国采取的一直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即在进出口贸易中以出口为主，进口为辅的发展战略，同时，为了鼓励出口，国家还提出了大量的鼓励措施，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国家的出口商品数量急剧增长，在增加了出口总额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这对于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转变出口导向型战略能够有效的拉动内需，从而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5]。需要注意的是，保持进出口的相对平衡非常必要，这是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途径。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内需不足是当前国内金融市场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居民对于储蓄的需求量过高方面，通过深入的分析发现，导致居民储蓄量过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因此居民往往会出于养老以及医疗等目的进行储蓄。为拉动内需，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加强设备保障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要从医疗卫生以及养老失业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建设，从而使居民能够在失业以及疾病等问题发生时得到国家及时的补助。在这一环境下，居民的储蓄量必定明显减少，同时也会促使其更加热衷于消费行为，在促进资本流动的同时，国家经济的发展必定能够被注入新的活力，这对于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能力的提高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五、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各国经济体制等方面问题的影响，金融市场差异的问题正在逐渐深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金融市场差异会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的发生。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下，为避免自身受到过多影响，转变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要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从进出口战略的转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两个角度出发使国家经济能够得到更加快速、更加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付争.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J].世界经济研究，2012，07：10-15+35+87.

[2]张.论美元本位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特征及可持续性[D].吉林大学，2011.

[3]姚晓磊.金融发展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D].吉林大学，2014.

[4]李宏，陆建明，杨珍增，施炳展.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一个文献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10，04：3-20.

第2篇

[关键词]经济增速发达经济体债务货币政策效应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1-0048-04

从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的基本走势看，复苏之路布满了阴霾，增速下行风险大于复苏动力，以发达经济体债务与财政为主要特征的危机层出不穷，导致全球经济前景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和危险性。 一、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呈下行态势 2012年全球经济的风险和负面因素主要有：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增速明显乏力，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停滞日渐明显，从而使全球经济增速下行风险扩大；发达经济体债务与财政危机继续深化和蔓延，不仅欧债危机依然困扰着欧洲和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稳定，而且美国“财政悬崖”的浮出水面使全球经济平添了一层风险；全球经济又一次面临着衰退的可能性，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风险因素，有关国际金融机构一方面纷纷下调对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一方面不断发出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的预警。依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1年12月的早期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将有2.6%的增长率，但事与愿违，经历一年的坎坷后，受欧债危机加剧和各经济体增速减缓影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为此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不断下调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2012年6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2012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2.5%，尔后9月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又下调至2_3%，既低于2010年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的4%，也低于2011年的2.8%。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最新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显示：从美国经济基本面分析，虽然预计201 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1.3%，但与其期望值相差甚远，如果一旦坠入“财政悬崖”，恐怕2013年的经济增速还不及2012年，甚至如果经济形势出现进一步恶化， “滞胀”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从欧元区经济和债务危机的现实状况看，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依旧徘徊在衰退的边缘，估计2012年的经济将萎缩1.6%，欧元区仍是全球经济面对的最大风险，未来一段时期一旦欧元债务危机进一步深化或出现新的变故，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以债务与财政为形式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将在所难免。由于日本经济复苏重现疲软态势，估计2012年日本经济增速也只有2.2%，与前期期望值的2.4%有一定的距离。另外，虽然看似在灾后重建和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目前日本经济有所修复，但受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低迷的影响，日本经济则难以独善其身，甚至今后也有可能随着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一同陷入经济“滞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受内外因素的拖累和影响，2012年经济增速也相应减缓，并出现了下滑惯性的迹象。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内部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的情况下，2012年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速将放缓至3。6%，远远低于201 1年的6.1%。因此，各经济体增速的集体下滑，自然导致了2012年全球经济整体增速下行态势的形成，使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当然，目前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对2012年全球经济的预测还不算是最终的结论。最终数据有可能会被不断修正和改写，但无论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往上调还是下调，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行态势已经形成。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风险

到2012年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已攀升至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不仅阻碍着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复苏，成为危及全球经济的头等风险要素，也是2012年世界各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IMF近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目前欧元区的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公共债务水平均已超过GDP的100%。因此，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危机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首当其冲的风险，随时有可能成为引爆全球性新一轮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导火索，尤其是欧、美、日债务与财政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导致2012年市场恐慌情绪持续升温。

2012年以来，欧债危机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继续深度恶化，依然是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障碍和困惑欧盟的难点问题。在欧债危机不断蔓延和深化的情况下，虽然IMF多次表示要“随时准备为欧元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呼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欧盟也为挽救欧债危机达成了意向上的共识。但是，由于目前IMF和欧盟拥有的资源和潜在的资金并不充足，一旦前期援助资金消耗殆尽，恐怕再难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进行后续的救助。在欧债危机不利因素的渲染和恐慌氛围的烘托下，2012年不仅欧元区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岌岌可危，而且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进一步加剧。

此外，欧债危机发生后欧元区之外英国的债务与财政状况也是风险有加。近年来为应对经济衰退，英国政府不断大量发行国债，在财政上入不敷出，随着债务的日积月累和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英国债务与财政危机随时有可能浮出。据智库――英国政策研究中心（CPS）2012年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2月底英国国家实际债务总额达到3.6万亿英镑（约合5.93万亿美元）。另据有关机构预测，到2013年英国公共债务总额与GDP比率将上升到56%，英国的财政和债务状况与欧元区的希腊等国相比虽无近忧但有远虑，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也曾对英国的债券评级敲响了警钟。

从美国的债务与财政状况看，2012年“财政悬崖”（fiscal cliff）不仅再次把美国逼到了债务违约的边缘上，而且即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的又一突出风险因素，其负面影响甚至不会亚于欧债危机。“财政悬崖”问题的解除不等于美国债务违约风险的解除，美国真正需要小心的是脚下陡峭的“债务悬崖”，一旦坠入其深渊，对美国和全球都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危机，或许比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当前的欧债危机影响更为广泛，冲击力更大。虽然，2012年年底，美国最终避免了坠入“财政悬崖”，但美国国会两党围绕财政和债务问题的博弈远远没有结束。从“财政悬崖”与债务违约的相互关系看，到2013年初，美国国债将再次突破2011年国会批准的16.39万亿美元法定上限，届时如果国会不能再度提高国债上限，债务违约将取代“财政悬崖”成为美国经济的最大风险。因此，目前美国离债务违约已为时不多，解决其问题的紧迫感与危机感已然逼近。

另外，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潜在的债务与财政危机也不可小视。近年来，在税收大降及老龄化所致福利成本激增等背景下，政府试图通过大量举债摆脱经济萧条，从而债务规模与日俱增。据2012年10月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日本的公共债务总额将升至日本GDP的237%的水平，成为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最高的国家。对此，IMF对日本不断增多的债务和财政问题提出警告，称其债务和财政恶化程度和脆弱性“相当高”。同时，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和标普也发出警告，称日本信用评级将因政府债务激增而受到威胁，可能进一步下调日本政府债券评级。

欧洲以至美国、日本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加剧，预示着全球面临着巨大的债务风险，如果进一步加剧和扩散，有可能蔓延至抵御风险脆弱的地区和国家，导致国际金融形势再度恶化。

三、全球宽松货币政策效应减弱

为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和刺激经济增长，2012年上半年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宽松货币政策，到了下半年，世界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尤其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力度加大的趋势明显，导致全球范围货币政策集体全面放宽。然而，2012年全球宽松货币政策集体行动的效应，却远不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宽松货币政策，不仅没有对刺激经济增长和活跃国家金融市场带来明显作用，而且导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博弈愈演愈烈。

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效应的明显减弱或失灵，一方面反映出宽松货币政策并非是刺激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另一方面，反映出宽松货币政策过度的使用也会渐渐失去它的作用，甚至是适得其反，加大国际货币市场汇率的频繁大幅波动和货币贬值的竞相比拼，增大新一轮全球通胀的风险。

2012年下半年在失去利率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并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保持一致，启动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Q3）。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频繁使用，说明美国目前经济增长和金融运行已找不到更有效的牵引力。QE3给市场带来的刺激作用并未像市场预期的那样强烈，与前两轮量化宽松的刺激作用形成了鲜明的比对，由此表明美联储量化宽松对市场的刺激作用在渐渐减弱。

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美元在市场流动性的增强，对亚洲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将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亚洲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货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压力骤然增大，从而导致亚洲地区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出口严重受阻，并进一步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二是在经济增速减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开始向宽松货币政策倾斜，新兴经济体国内自身通胀和输入性通胀双重压力自然上升，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平衡宏观调节的难度进而增大。另外，2012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央行的集体量化宽松政策，既加剧了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动荡，也加剧了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全球主要经济体既有陷入所谓“汇率战”的风险，也面临着“贸易战”的威胁。

因此，在经济增速下行回天乏术的情形下，发达经济体恐怕只能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无奈地继续选择刺激经济的量化宽松政策。姑且不论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作用是否有效，但无疑会在全球范围催生新的资产泡沫，使未来全球经济复苏与通胀矛盾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在2013年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或全球性通胀。

四、2013年全球经济形势展望

全球经济在发达经济体债务和财政危机以及普遍增长下滑的阴霾下，欧元区能否从债务泥潭中拔出？发达经济体经济颓势是否能扭转？全球经济走势又将如何？这些难题2012年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悬念留给了2013年。

依据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2013年全球经济前景的预判和评估，无论是对发达经济体来说还是对新兴经济体来说，2013年仍将是黯淡的一年，全球经济下行惯性已显现端倪。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2013年极有可能走上一条经济“滞胀”和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的不归之路；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尽管经济下滑惯性还未形成，但同样存在着经济增速减缓的迹象。由此，2012年12月联合国的《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前景》下调了2013年和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由2.7%和3.9%下调至2.4%和3.2%，虽然略高于2012年，但仍远远低于2010年全球开始复苏的水平，也不及2011年的水平，这或许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下行惯性已经形成。

从基本面看，全球经济能否从增速下行的阴影中摆脱出来，需要进一步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风险依然，主要体现在：由于目前全球经济并未全面走出危机，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仍旧面临着下行风险。特别是美、欧、日不仅经济经济增速下行难以逆转，而且均处在高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台高筑的状态，这种财政不断恶化和高负债的复苏，必然导致发达经济体向外不断释放风险，从而使全球经济风险大增。事实也是如此，至今不仅欧盟和IMF还没有找到更多的办法使欧元区摆脱债务危机，而且危机仍在深度深化，发达经济体也没能拿出更有效措施来保证其经济会有一个良好的表现，而且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2013年发达国家恐怕只能无奈地继续选择实行刺激经济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无疑会在全球范围将催生新的资产泡沫，带来新的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使2013年全球经济的复苏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或金融危机。

当然，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还会不断调整和修定，目前只是初步的预测，可信度并不高。从近年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的规律来看，初期的预测总要高于后期的调整和修定，似乎初期的预测带有一定的“水分”，尔后便是不断下调增长预测，这几乎已成为预测全球经济前景的定式。因此2013年全球经济能否实现高于2012年的增长，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第3篇

全球经济在经历了2005年稳定增长后，2006年前三个季度，虽受到油价高位波动、利率捉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东地区动荡加剧以及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但仍难以阻挡全球经济的良好运行和快速增长。特90是，虽然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对不同的国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体上说，高位徘徊的油价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的冲击比预期想像的要弱。多数专家认为，其主要原因是：(1)油价上涨是全球经济持续发展导致能源需求旺盛的结果，并非供应不足，高油价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比预期的要轻，同时也体现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活跃和繁荣；(2)发达国家高度依赖石油的经济增长模式在逐步转变，十分重视对能源利用的效率并不断得到提高，经济活动已经向能源需求相对低的服务等行业转移；(3)近期高油价带来的负面影响同以往石油危机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对高油价的承受能力已经得到加强；另一方面石油输出国需要大量购买所需商品和服务，石油收入被需求增长大量消耗，弥补了因石油收入增多带来的贸易不平衡差距的拉大；(4)油价的上涨和石油收入的增多使许多石油输出国大量购买发达国家的债券，导致投资和消费的持续增长，有助于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活跃和发展。

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形势看，尽管有关国际权威机构对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的基点不同，但初期一致认为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减缓，低于12005牢的经济增长。半年过后，全球经济总体运行超出了国际机构最初的预期，经济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态势。第一、第二季度全球经济同比分别增长了4.7%和4.5%，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同比分别增长了2.9%和2.8%，发展中国家经济同比分别增长了6.5%和7.0%。对此；有关国际机构又一致认为2006年上半年以来，虽然全球经济仍面临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后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同时存在，但经济复苏将明显加快，并纷纷上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2006年初，联合国的《2006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报告》中指出，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略高于3%，与2005年基本相同，下半年联合国根据全球经济发展趋势重新调整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上调至3.6%。世界银行最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与联合国最初预测基本一致，最初预计全球经济增幅为3.2%，与2005年持平，上调后的预测高于联合国，上调到了4.4%，并大幅度上调了部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测。WTO的预测则略低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认为最终全球经济增长可达3.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期和近期的预测则均高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WTO的预测。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为4，3%，2006年4月上调到4.9%。尔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06年即使在原油价格高位徘徊的情况下，全球经济依然表现活跃与强劲，对全球经济前景更为乐观，将经济增长预测再次上调到5.1%。上述预测还不能说是最后的预测和最终的增长，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和最终的增长有可能还会被改写，无论是上调还是下调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已成为定局。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1.世界各国消费需求旺盛。2006年全球经济摆脱了通货紧缩的束缚，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世界各国消费需求持续旺盛，持续旺盛的消费需求同样也支撑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从需求上看，2006年世界各国消费需求的增加不仅体现在能源上，而且对有色金属产品的需求保持着较快的增长。由于美国制造业发展状况良好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对有色金属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推动了国际市场上有色金属产品价格的持续走高，年初以来国际有色金属产品价格与能源价格并肩屡创新高。在居民消费需求上，2006年上半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持续旺盛，美国商品零售额1-5月份同比增长率保持在7%以上，其中5月份增长了7.6%，比上月高出0.6个百分点；1-4月份消费信贷折年率分别增长了3.9%、2.1%、0.8%和5.9%；欧元区第一季度居民消费同比增长了0.7%，高于2005年第四季度的0.3%，4月份零售额同比增长了1%，为近年来最高水平；日本上半年民间消费增长了0.6%。与此同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需求也出现快速增长趋势。2006年在能源和有色金属需求强劲和居民消费增长的驱动下，上半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工业生产增长呈现强势增长。以美欧日为例，美国工业生产1-5月份同比分别增长了3.2%、3.1%、3.8%、4.7%和4.3%；欧元区1-5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分别增长了1.6%、1.7%、1.8%、2.2%。和2.6%；日本1-5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分别增长了2.8%、2.5%、3.1%、3.3%和3.1%。世界各国消费需求持续旺盛，为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条件和增强了动力。

2.经济行为活跃。经济行为活跃是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从许多预测数字表明，2006年全球各种经济活动十分活跃，特别是商业和服务业(如旅游、商务旅行、交通、零售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等经济活动并没有因恐怖活动的猖獗和自然灾害的发生而减少，反而进一步活跃。以商业和服务业对全球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程度和贡献上看，预计商业和服务业的活跃将推动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增加0.4个百分点，再加上与此相关的连带效应，这个数字则有可能扩大1倍，经济行为的活跃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将继续保持下去。

3.全球贸易增长加快。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2004年全球贸易迅猛增长，贸易额增长了21%，贸易量增长了9%，2005年增速有所回落，但仍高于近10年的平均水平，2006年上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全球贸易继续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据统计，200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长了9.5%，进口同比增长了10.3%，全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7%，明显好于2005年。其中经合组织(OECD)贸易增长将在5.5%-6%，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量将进一步扩大。全球贸易持续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加快以及发达国家提供了主要的消费市场，进口明显要快于出口；另一方面，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成为当前全球贸易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和动力。另外，近期国际泊价、矿产品和有色金属价格进一步上涨，导致全球贸易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在石油和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石油和资源出口国出口额猛增，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部分盛产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强劲需求的带动下从中受益。

4.国际投资进一步复苏。2004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全球经济普遍复苏的情况下，国际投资开始呈上升趋势，2005年全球国际投资继续大幅度增加，达到8950亿美元，增长29%。从2006年的国际投资形势看，随着全球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加快，以及全球经济活动的活跃和跨国企业并购的增多，全球国际投资将继续攀升。从国际投资流向看，国际投资流向的主流仍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据有关人士分析，2006年国际投资流入发达国家将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流入美国的国际投资将超过2000亿美元，这不仅将有利于恢复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市场的活跃与繁荣，同时也将给美国和西方整体经济的恢复注入新的强有力的活力。与此同时，2006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也进一步增加，从资源战略上看，国际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侧重点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其主要原因是全球对石油等资源需求旺盛，资源问题已成为许多国家极为关注的战略问题。另外，从地区特点上看，国际投资的重点也开始从传统地区向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转移，未来亚洲和东欧地区的国际投资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国际资本对拉美的投资将进一步复苏；流入非洲地区的国际投资将保持稳定增长。当前，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复苏，体现了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繁荣与活跃。

第4篇

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判断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走势?

中国经济能否拉动全球经济

全球经济继续受到去杠杆化、贸易保护主义、消费下挫的困扰。

从数据来看,全球经济喜忧参半,执全球经济牛耳的美国经济同样如此。全球金融去杠杆化盛行,贸易额急速下降。美国去年12月份进口额为1737.3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2031亿美元相比下降13%左右。而中国1月份进口额比上年同期骤降43.1%,更能反映国内需求情况的一般贸易进口也下降了40.1%。美国非农工作岗位连续三个月丧失60万个,去年9月美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在今年一季度将增加1.2%,时至今日,大部分经济学家的预测是,美国经济一季度将下挫4.6%,奥巴马含糊不清的救市政策成为替罪羊。

但另一些数据显示经济有企稳迹象,主要反映在信贷利率、制造业指数和海运指数上。1月份,美国零售额“意外”增长1.0%,而经济学家此前的预期为下降0.8%。在美国、欧盟与中国三大经济体,多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均在1月份小幅上扬,预示着制造业活动的收缩势头可能正在放缓。银行间拆借利率也在回落,银行间的三个月短期拆借市场利率与联邦预期利率之间差额缩小,这意味着,企业的信用逐渐恢复,一些信贷市场正在解冻。

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对提振全球信心功不可没。衡量原材料海运成本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航运指数(Baltic Dry Index),1月份较去年12月份的22年低点反弹了1.5倍以上,这个指数受到中国大宗商品进口的强烈影响。在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在增加,中国电力企业为了与煤炭企业博弈,转而从国际市场进口煤炭。所有这些,都表现为经济景气的复苏。

目前,全球经济的反弹是由美国信用体系的逐步复苏,由中国经济的刺激计划促成的,而全球经济能否走出低谷,有赖于以下两点:一是美国国内的资产去毒化过程接近终点,不会爆发出大规模的坏账危机,或者由政府成立坏账银行接收坏账;二是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能够让中国国内经济转危为安,进而通过对大宗商品的需求等,拉动全球主要经济指标,使全球经济走出紧缩周期。

中国经济不可能引领全球经济,虽然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大,但全球经济的心脏仍在美国。美国此轮紧缩与消费的下降,使得全球经济受挫,如今美国经济形势虽然走出最坏阶段,但仍处于紧缩周期。

中国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不过可以判断,目前的复苏是短期反弹。随着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出台,一些资源性行业暂时好转,如一些钢铁企业受惠于基建计划,在春节期间减少铁矿石库存,春节后增加了进口。粮食、有色金属等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作为钢铁大用户的房地产业景气复苏缓慢,有色金属与钢铁的产能没有全面恢复开工。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十分艰巨。与投资相比,居民消费占比过低,虽然政府在花大气力提升社会保障系统,但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实际失业率已经上升到10%以上,资金密集型大企业、大项目受惠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经济份额中占比达到70%的民营企业仍在泥潭中挣扎。中国经济的症结是,缺乏一套明确的、经过实践检验和详尽论证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方案。

结构性失衡可能加剧

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辅之以切实的经济结构性调整,在短期的提振作用过去之后,结构性失衡会加剧。

我国扩张的信贷、投资,基本上都投向了大企业、大项目,而这意味着资金投入不能带动相应的就业、消费,更无法缓解民营企业的经营困境。

我国信贷中隐藏的结构性问题浮出水面。信贷被用来“以新还旧”,表外贷款进入表内,在总量1.5万亿元的非金融公司贷款中,票据融资和中长期贷款分别占到了41.6%和34.9%。中长期贷款的增加显示央行将主要贷款投向了政府项目,票据则被视为一种无风险信贷,显示出银行风险规避倾向至今仍占上风。企业活期存款占到八成左右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出现了自2008年4月以来的连续第9个月增速下滑――截至1月末的M1余额为16.52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68%,增速低于上个月末的9.06%,跌入了1997年有货币量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这完全反映出,除政府投资以外的企业投资活动继续萎靡不振。

央行在压力之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以激进的态度发放信贷,但通过具体数字我们了解到,大部分贷款去了大项目、大企业,这相当于政府自己给自己担保、自己给自己放贷。对于大部分仍在资产负债表中挣扎的中小企业而言,这是他人院里的果实,与自己无关。信贷放松了吗?放松了。大部分企业受益了吗?没有。

在1998年的时候,政府和它直接能控制的国有大型企业占社会资源的50%,甚至更多,到2008年占到30%,用30%的政府投资带动70%的社会资金,政府项目往往效率较低。如果资金无法配置到高效的企业,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从长远来看,有可能面临下降态势,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会上升。

1998年的时候,中国居民的消费对GDP的贡献是45%,基础设施投资导致居民消费贡献受挤压,目前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下降10个百分点。如果居民消费不能跟上,产能过剩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即使在政府投资初见成效的现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是遮盖不住。

再以钢铁行业为例。钢材价格是国民经济的领先指标,去年6月底7月初,钢材价格见顶,到9月底前缓慢下跌15%左右,国庆节后暴跌30%。宝山钢市指数去年12月初达到868点后,逐渐反弹到933点,目前已经开始下滑。这个指标,值得关注。虽然经过政策强心针的刺激,全国钢铁企业状况有所改善――企业复工情况良好,河北省12月钢产量创下历史新高,但钢铁大省如山东、湖北和上海市的产量都萎缩了二至三成。

出口钢材量下降,一月的钢材出口量更是大幅度下降。全国库存在去年10月达到低点后,很快回升到历史高位附近,上海等地的长材出现压港卸货的情况。由此导致钢铁价格经历了下降、反弹、再下降的过山车。可见,通过刺激可以在短期内降低企业库存,但长期的去库存化,只能依赖于以下两点:全球消费形势的好转,国内居民消费提升。

此轮提振经济中最有新意、最积极的举措是,通过家电下乡、医改、房改等方式,以补贴的形式刺激居民消费。此轮提振经济举措中最令人沮丧的是,大企业、大项目独得其利的情况没有丝毫扭转。我们无法想象,日益垄断的企业对应着千变万化的消费需求,相比而言效率比民营企业更低的企业主导着中国经济未来,而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比70%的民营企业,却只能依靠民间信贷与自有资金扩展规模。

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再辅之以结构性调整,中国经济可能冲出难关,前提是,全球经济不再螺旋式下跌。否则,产能过剩的障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解。对于2009年,我们要有继续备足粮草过冬的心理准备。

第5篇

IMF修正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IMF将其对2008年全球经济增幅的预期由4月份时的3.7%上调至4.1%，并将其对2009年经济增幅的预期由3.8%小幅上调至3.9%。

2008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放缓程度并不像预期那么差。但IMF看到下半年经济增速有进一步放缓的迹象，预计2009年经济将逐步复苏。同时，IMF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Johnson）在报告会上表示，对于金融市场动荡的忧虑已经被对原油和食品价格上涨的更大忧虑所取代，后者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是一个更为难解的问题。

IMF上调增长率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经济令人吃惊的韧性，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1%。IMF把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上调至1.3%，4月份时的预测是增长0.5%。约翰逊称，由于商品价格上扬而信贷条件收紧，2008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计持平或温和下降，2009年将会缓慢回升。IMF对其预期也从0.6%小幅上调至0.8%，理由是房地产市场预计将在未来几个季度见底。

IMF报告：全球经济减缓及通胀攀升

第6篇

全球经济预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国际贸易形势的观点，国际贸易规模曾被预测会在2011至2013年间实现6%的年均增长，较前几十年的年均增速高出1个百分点。但到目前为止这一预期未能实现。近18个月以来，国际贸易的增长态势疲软，年化增速仅为约2%。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全球贸易增长率低于全球产出增长率。由此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不可或缺的一股助推力量缺失。事实上，经济低迷正在通过全球贸易传播开来。

欧元区是这一动态过程的核心。虽然全球经济联动效应已不像金融危机期间那样明显，但这种效应确实存在。欧洲经济体属于贸易密集度最高的经济体。鉴于它们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欧洲国家互相之间的进口规模急剧萎缩。

但由于欧洲的经济规模非常庞大，其进口大幅下降还在国际范围内激起了巨大的溢出效应。与欧洲存在紧密贸易联系的亚洲现已直接感受到了这种影响。随着亚洲经济增长放缓，其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趋于下降，并将更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拉入了下行通道。

全球市场需求疲软又进而加剧了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经济运转失调。它们曾因在经济危机最严重阶段所表现出的经济弹性受到赞誉。就在6个月之前，IMF的《世界经济展望》仍将新兴经济体看作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缺少了全球市场需求的缓冲作用，新兴经济体由来已久的经济结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土耳其货币的大幅贬值就是一记警钟。

现在人们再次把希望寄托在了发达经济体上。但如今已经没有能够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需要有消费者需求推动的经济繁荣作为支撑，而正是这种消费繁荣引发了经济危机。

第7篇

自2007年7月以来，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不断加深，逐渐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并引起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这场风暴先是摧残了华尔街以及全球重要金融机构，导致美国五大投行、两房公司以及AIG等大型金融机构纷纷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全球股市以及期货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目前又开始逐渐影响实体经济中的房地产、汽车、IT等行业，使得失业率不断走高，消费支出快速减少，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极大挑战。

是什么导致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进而引起多米诺骨牌似的破坏传导效应，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方向如何，中国经济又何去何从，值得我们深思。

全球经济运行周期的必然结果

本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发因素，是美国次级债务引发的金融领域信贷危机。然而，放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信贷危机在全球的迅速蔓延与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金融领域扮演的主导角色有着密切关系。同时，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点与全球经济运行中的调整阶段不无吻合。

美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回顾美国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发展状况，可以清楚看出，美国的发展与停滞，与全球经济的上行及减速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主要原因是美国占全球GDP比重仍然在30%左右，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

自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性已经被证明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通过周期预测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研究未来经济走势的一个重要方法。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扩张期后必然伴随着一个经济放缓甚至衰退的调整期的到来。

下面我们来分析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美国经济发展周期状况：

美国GDP调整的年份发生在1973-1974、1981-1982、1990-1991、2001-2002，一直到近期我们预测的2008-2009年。从中可以看出：

1、经济周期时间上，8-10年美国经济便会出现一次调整，从而带动全球经济步入调整；

2、调整幅度上，1982年的调整幅度较大，由于当时两次石油危机聚集的恶性通胀导致经济生产大倒退，其余年份调整幅度都在1%之内；

3、调整时间上，每次调整时间都维持在2年左右；

4、调整原因上，全部是由于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导致。其中，1973-1974年为第一次石油危机、1981-1982年为第二次石油危机、1990-1991年为日本、俄罗斯、拉美等危机集中爆发、2001-2002年为网络泡沫破灭、2008-2009年为次级债危机。

综上分析，结合经济发展的周期理论，本次经济低迷是在经过2002-2007年全球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一个必然调整时期，本次经济调整即使不由次级债危机引起，也会由其他方式爆发，因此本轮金融危机在此时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经济周期运行的必然结果。

全球经济面临调整

低迷状况还将持续

按照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一个经济周期要经历高涨、危机，萧条、复苏四个阶段。经过前一阶段2002-2007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全球经济必然面临一个调整阶段。

从近期各国公布的最新宏观经济数据来看，金融危机已经逐渐蔓延至实体经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衰退和增长放缓已经不容置疑。欧元区和日本已经连续两个季度GDP增长率为负值，正式出现了经济衰退。美国第三季度的GDP下降0.3%，美国已经宣布2008年经济陷入衰退。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经济增长的放缓。而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发酵之中，从银行业、保险业等金融行业到房地产业、汽车业等实体行业，整体的不景气还在深化。

这次金融危机会带来大萧条吗？从当前情况看，此次危机规模很大，但和以往的危机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在应对措施上有很大不同。一个鲜明的特点是，这次危机出现后，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迅速采取了果断的大规模救市计划，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抵御金融动荡。同时各国协同连续降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刺激经济。虽然如此，要使经济脱离严重的衰退、迎来复苏，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危机发展的阶段，随之而来的萧条不可避免，全球经济极有可能在2009年延续目前的调整，进入衰退阶段。如果当今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足够有效的话，全球经济可能在2010年逐步复苏，从而开始一个新的经济周期。

中国经济发展“危”“机”并存

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影响，实际已表现在多个层面。在宏观经济层面，财政收入明显下降、外汇储备可能的缩水、外贸出口的减少、经济增长的减速。在经济微观层面，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这就是大批低附加值中小企业面临困局，目前已经有一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其中出口型纺织企业就已倒闭上万家。显示金融危机正冲击中国大陆的实体经济，而企业倒闭增多，将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

经济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第8篇

但全球经济集体性衰退的趋势在七月也出现一丝见底迹象，保增长战略有些成效，经济下滑趋势有被稳住的可能性。

目前全球经济唯一亮点，居然是美国。七月全球经济继续下行，其中欧元区17国7月制造业PMI数据均疲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失业率继续攀升，在欧元区高负债国家，经济危机有向社会危机演化的迹象；美国经济前景很难判断，可用“时好时坏”来形容。7月底，美国的一系列制造业、服务业数据仍然趋冷，美联储也称，美国经济复苏在今年上半年逐渐失去动能，就业增长仍在放缓，失业率依然较高，房产市场仍疲惫不堪。但观察8月初公布的实际数据，美国房地产业基本已稳住，就业人数在7月大涨，非农就业增加16万人，虽然失业率微升0.1个点达8.3%，而这正是因申请就业的人数较上半年增加，这被认为是就业市场改善的标志之一。

综合评价，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是稳定的，基本实现了“稳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佳。而美国经济的表现，很可能有助于下半年全球经济实现“稳增长”。

笔者以为，美国制造业虽然在复苏，但在全球经济趋冷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很难一枝独秀，除非欧债危机彻底缓解，中国经济走出谷底。而这些，还要观察。下半年，美国经济能稳住就很不错，不要指望其“高歌猛进”，只要不形成拖累就好。

鉴于欧美经济的现实情况和全球经济的复杂性，八月初，全球几大央行纷纷采取继续观望的策略：美联储未推出QE3，欧洲央行没有出台购买西班牙意大利国债的计划，中国央行也没有降低存准率这都与市场预期有很大差距。虽然策略相似，性质却大不同。美联储是因美国经济表现稳定而决心稳住货币政策，“杀手锏”要留到最关键的时刻再用；欧洲央行很想出手和“超宽松”，但却不敢单兵独进。而欧洲央行 “束手无策”，很可能使欧债危机进一步蔓延深化。

未来全球经济最大的麻烦还是欧债危机，但另一大隐患是很难找到新的增长点，而后者可能才是最致命的。

欧债危机不仅使欧元区经济开始步入衰退，全球各大经济体也受到拖累。如欧债危机得不到控制，欧元区不仅金融业受损，制造业也会受损，全球主要经济体不仅虚拟经济受损，实体经济也会受损，欧债危机仍有可能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8月3日，标普再度下调意大利十几家金融机构的评级，此举与美国七月非农数据利好形成对冲，给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泼了一盆冷水。

第9篇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在“寒流”中越陷越深，主要发达经济体经年累积的沉疴被一一点燃，发展举步维艰，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增长瓶颈。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需求疲弱，美国长期信用评级被下调，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升级，国际金融市场反复大幅波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速回落，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全球通胀压力依然较大。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宏观调控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2012，全球经济发展必定充满坎坷、崎岖，那么，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在哪？2011年9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面下调了当年和2012年对美国、欧洲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不过该组织也指出，今年新兴经济体将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部分抵消美、欧经济疲弱的影响，推动全球经济继续增长。渣打银行最新研究报告称“新兴经济体情况可以应付自如”。2012，全球经济的希望在新兴经济体。

2011年12月中旬，俄罗斯历经18年艰苦谈判，成功加入世贸组织，这是唯一一个未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国家，随着俄罗斯入世成功，必将成为远期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利好，也必将让世界对新兴经济体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浮想联翩”，并抱以更多的期盼，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俄罗斯入世无疑为全球摆脱经济寒冬，增强发展预期，注入一剂强心针。更重要的是其余新兴经济体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也存在系列重要利好因素，如巴西宏观经济基础比较稳固，消费主力军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投入都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联合国最新预测报告强调，亚洲经济增长在中、印带动下会高于其他地区，为全球复苏创造有利条件，加之印度庞大的国内市场、工业化进程等带来的国内需求，都将成为明年新兴经济体，促进自身发展，并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当前，各国对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的“火车头”的地位，基本形成共识，2012全球增长仍然离不开中国的发展。上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为2012中国经济发展制定了稳中求进的基调，会议通过“抓住一个主题、一条主线和四个牢牢把握”鲜明扼要，逻辑严密，重点突出的为2012中国经济发展破题。会议指出“更加注重经济工作各个目标、任务之间的平衡及和谐发展”，对当前发展过程中各个目标、任务之间，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而导致的失衡，并阻滞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及时予以校正。会议明确了2012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主基调，同时针对国内外形势，对拉动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进出口”三者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进一步予以明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方向和重点。

雪莱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个越来越包容、自信、自省的中国的引领下，新兴经济体有能力、有实力继续担当2012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引领世界经济逐步走出“寒流”的侵袭，全球对此都在翘首以盼，毕竟这是本次经济“寒流”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让世界看到希望和得以慰藉的，新年的第一丝暖意。

第10篇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

第11篇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经济政策必将对全球经济带来重要影响。他提出的“减税、贸易保护主义、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三大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波动，将是全球经济金融的最主要风险，这一点是“确定”的。建议中国企业密切关注2017年美国经济金融政策与走势；但“不确定”的是，以上波动将如何发生、何时发生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程度。

全球经济总体低位运行是必然

此次“危机”与以往大大不同，即全球经济增长过后并未完全反弹，而是缓慢下跌。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济“危机”特征――先往上再逐渐往下。这意味着，当下经济既未发生新的危机，也未产生强烈反弹。预计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还将维持在3.1%的水平，继续低位运行，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

当全球经济整体走低后，又会带来新的经济特征。具体而言，2007年“危机”过后，全球GDP增长持续下滑，全球投资急剧下跌，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放缓，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相对于2007年的经济水平，当下经济下跌了10.5%。而经济下跌也会带来油价的大幅下跌、供给结构的改变，以及通货膨胀的急剧下滑，且全球真实利率也会变成负值并呈现持续走低态势。

总体来看，全球经济格局可概括为“低经济增长、低投资、低贸易增长、低国际资本流动、低通胀、低油价、低利率”，这是当下全球经济增长的真实写照。预计以上低位运行，将在未来几年内长期存在。

特朗普政策是全球经济的最大不确定

本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中作出了无数关于经济增长的承诺，提出了很多新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本身带有很大不确定性，对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同样不确定。特朗普政策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三项：

一是减税。特朗普要将美国居民所得税减至10%-25%；同时要对比税的上限从1.2万美元提高到3万多美元，所以他是“既给富人减税，也给穷人减税”，对富人、穷人都是利好。此外，由于他还计划将公司税从当下35%降到15%，所以认为美国有空间、也有动力进行公司税的调整。

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要将就业留在本国内，理由是美国出口太少、进口太多，所以特朗普希望将出口增长进度调低，进而将工作机会留在国内。由此断定美国退出TPP完全可能。加之美国贸易政策从来都是“白宫”做出的，所以特朗普上台后必定实行其贸易政策。

三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预计美国将对基础设施投资5500亿-10000亿美元。该投资幅度可能性极大，因为20年前美国对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可占GDP的2.8个百分比，当下则只有1.4个百分比。且道路、铁路、码头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质量的下跌，还会引发相关危机。

预计特朗普上台后，将积极推动以上政策，但具体如何实施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任何具体实施方案、数字以及相关团队的实施计划。

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究竟是继续向市场预期走，还是市场预期往回走，也是不确定的。而风险预期的变化，必将引起全球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和再定位。由此可以断定的是，未来特朗普政策必定产生巨大的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2017美经济对中国企业影响几何？

第12篇

理念、规划和结构

文■孙 伟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监管金融全球化、避免周期性的汇率危机、保持世界经济平衡等方面的致命弱点，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现实迫使西方放下身段，接受新兴经济体的参与，扩大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的范围，确立新的全球经济发展理念，建立新的国际货币规制，搭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全球经济治理终于迎来改革良机。

一、理念：“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代替“新自由主义”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自由化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内嵌的自由主义形态被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代替，并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减少国家干预，重新向自由市场制度回归，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两大目标早已抛之脑后，终于，以虚拟经济过度扩张为结果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被击得粉碎，标志着传统市场理论、传统监管和政府理论的彻底失败。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促进贸易自由、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进入世界市场的自由作为基本目标。于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核心机构开始依照华盛顿共识来调整自身的目标和运作模式。首先，在货币机制方面，随着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货币虚拟化和证券化浪潮席卷西方世界，以美元、欧元为代表的货币进入了竞相滥发的无政府状态。其次，在贸易机制方面，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走向是贸易干预最小化、贸易体制中性化。这样一种自由化的国际贸易体系， 需要通过规则使各国的贸易政策趋同，达到没有政府的治理状态。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推行经济自由化为己任，为受贷国提供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隐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味。第四，世界银行集中关注结构调整政策，强调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 鼓励出口导向型增长、反对保护主义。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总体呈下降之势。贷款形式则由传统项目投资贷款，更多地转向以支持借款国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为目标的调整贷款。

当金融危机彻底摧垮了新自由主义建构的辉煌大厦之后，以何种理念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备选答案首先是内嵌型自由主义，重新以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作为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但这必然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限制已经处于全球化深度发展时代的全球经济增长，而增长正是目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发展型国家主义，即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但国家积极干预促进经济以促进重要产业的发展，同时对金融实行严格的国家监管，资本项目不对外开放。在国际上参与国际市场，以出口为导向，并通过政府政策促进出口增长。虽然这一观念已经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土壤之中的发展型国家主义移植到西方发达国家，必然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主张必将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目光，在选择经济发展时作为重要参考。综合二者的优缺点，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应该是汲取了放任的自由主义教训，吸纳了发展型国家主义经验之后的一个混合概念，可谓“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即在充分实现合作的基础上，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限制高风险的经济自由主义，充分实现经济治理的全球化。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首先，全球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合作，提升各国政府对本国宏观经济的控制和约束能力，合作建设有效政府，而非小政府，以达到解决需求和供给的全球化与宏观经济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其次，各国加强金融监管，并与他国合作，在保障资金流动性的前提下限制热钱的投机性流动，对金融创新行为的风险进行提前预估，解决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最后，推进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的自由贸易机制，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多边贸易自由机制作为最终目标。

二、规制：“多储备货币体系”代替“美元体系”

二战以后，国际货币规制几经变更，大约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双本位货币体系三个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黄金是基础，美元是唯一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这一体系是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控制世界经济的重要标志。1971年，当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和政府对美元升值预期降低，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其他资产时，美国被迫于当年8月7日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牙买加体系是在1976年签订的“牙买加协议”基础上建立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认可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地位，实现黄金的非货币化和多种储备货币并存，建立了特别提款权这一特殊储备资产。但实际上该体系还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多种储备货币制度，美元仍然是国际间最主要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手段，德国马克、日元只是作为辅的储备货币存在。但同时，美元的地位相对于以前已经在逐渐下降，国际货币体系进入货币彻底虚拟化和浮动汇率时代。

双本位货币体系确立了以美元—欧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起源于2002年欧元的诞生。欧洲作为区域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地区，统一货币是重要一步。欧元诞生后，凭借欧洲超强的经济实力，迅速获得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开创了美元、欧元两大主要货币，英镑、日元两大次主要国际货币同时存在的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随着美元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的不断衰落、欧元作为另一个国际本位货币与美元的竞争，使得国际货币丧失了统一性，但同时与美元一起，共同将国际货币体系推向了竞相滥发、无序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从此，国际货币体系滑入了一个由“虚拟货币”的流通规律来主导其运行和发展的时代。虚拟货币时代的盛世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

金融危机的一个根源在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规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以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存在天然的结构性缺陷。从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在面临本国经济风险时可以毫无顾忌地保持大规模的贸易逆差，造成币值大幅波动，并由贸易顺差国买单。正如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经指出的，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在日益扩大的全球经济中，储备货币的供应国被迫保有经常项目逆差，于是逐渐走向一种举债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会因为它变得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本和外国资产所有权而一步步削弱实力和独立性。长此以往，世界经济将严重失衡，该货币无法继续胜任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责。第二，美国对经济霸权红利的过度消费导致了美元的大幅波动。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贸易定价和结算中的霸权地位，将积累的财政赤字通过浮动汇率形式转嫁到大量储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元的保障下，美国国民采取过度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激励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从而将美国内部信用危机传导至全世界，酿成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第三，美国不具有始终愿意将至关重要的国际责任置于国内争端之前的价值观念，这一点在近期美国政府提高债务上限导致的管理危机中显现无疑，使国际社会对于加速寻找替代方案的意愿更加强烈。第四，国际货币规制缺乏国际监管，处于无政府状态。成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IMF本应承担国际货币体系监管的职责，但在美欧的联合控制下，仅仅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工具，无法完全履行监督责任。第五，国际储备货币与国际经济格局脱节。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沿革来看，国际储备货币的确立是与国家经济实力相辅相成的。美国一国独大时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西欧、日本崛起时将德国马克、日元进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欧洲强盛时欧元堪堪与美元比肩。按照这一逻辑，在当今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的时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无法与经济格局相匹配。作为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中国应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由居世界前三位的经济体欧元区、美国、中国本币组成的“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最佳选择。

从国际货币规制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在国家依然是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行为体的今天，大国博弈是引发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是国家意志与市场选择的共同结果，因此，与国家经济实力格局相适应的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大势所趋。自从牙买加体系开始，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可能。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现有国际储备货币的衰落意味着新的储备货币出现成为需要。从表1中主要本币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看出，历史上的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首先要具备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需要世界其他经济体对此有一个自然的接受过程，然后通过制度将本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固定下来，再通过对贸易、投资、金融的统治来稳固本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条件下，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理论可能的前提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本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等条件，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即使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是低层次、受挤压的辅助型国际储备货币。

近期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将有望推动多储备货币体系的最终形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接受度空前提高，使人民币国际化获得良好机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币直接投资和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继续上升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将取得更大成就。有学者预测，2016年中国对新兴市场贸易量的一半有望使用人民币结算，2020年中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有望与日元或英镑持平。2013年10月8日，中国（上海）金融自贸区的成立正是中国加速推进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将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基础上全面试验金融开放等条件。如果试验能够成功，新的国际货币规制将有望形成。

三、结构：“东西共治”代替西方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领导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在西方世界内部治理。二战以后，冷战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需求，这就要求美国全力提升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于是，美国与西欧共同建立了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国际经济秩序，利用IMF、世行、GATT等机构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监督和惯例，全力帮助西欧、日本等恢复经济。此时的经济治理基本是由美国进行治理，并局限在西方世界内部。

第二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治理世界。1975年，为了应对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等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恶化情况，同时也由于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G7成立，一个新的治理全球经济的集团出现，开启了经济共治的先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七个国家实现共同管理。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一机构开始执行全球经济治理总部的职能，充分控制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以IMF、世行、WTO为主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保证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模式向全世界推广。这段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达到高峰，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新兴经济体也因此受益。

第三阶段，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治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鉴于危机的严重程度，美国主动提议召开G20会议，寻求新兴经济体的帮助。2009年，G20首脑会晤实现机制化，标志着G7向G20的转变，也标志着原来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决定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状况正在改变，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下降。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决策的民主化和分散化，将提高达成一致意见的成本，相应提高操控决策的成本。八国集团机制下，除法国和俄罗斯外，其他国家（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的意见受到美国强大影响，美国事实上是八国集团的“霸主”。二十国集团机制下，美国仍占明显优势，但要操控其他十九个主体以形成一致意见的难度明显上升，美国地位由“霸主”开始转向“盟主”。更为重要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开始主动参与并塑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且得到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尊重，话语权也得到提升，新兴经济体得以充分利用G20这一平台与发达国家展开对话，改变长期以来不利的全球经济规则。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会进入第三阶段，即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共同治理，虽然达到和保持这一局面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随着危机后的形势渐缓，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出现起底反弹，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G20集团政策承诺和决议无人监督的制度缺陷，G20自身的发展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但至少从中期看，华盛顿和欧盟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而且G20集团已经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禁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决议，避免了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体系崩溃的风险。无论愿意与否，以G20为代表的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必须承担起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重任。

在发展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同时，原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改革在同步进行。以IMF为例，2010年IMF通过改革决议（见表2）将发达经济体的份额整体下降2.8个百分点，投票权下降2.7个百分点，均转让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份额提升2.39个百分点，投票权提升2.26个百分点，达到6.07%，超越德、法、英，跃居第三位。但目前该决议由于美国国会尚未通过，决议尚未生效，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对于推进共同治理的矛盾心理，也反应出共同治理的推进将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第13篇

论文摘要：最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发展中最具有全面影响的事态，首推全球经济失衡。尽管全球经济失衡已延续多年，但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只是近年来才真切感受到它的影响，而且被强加了矫正失衡的责任。文章将从全球经济失衡这个大环境中，找出一些应对措施，力求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健康和可持续。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

第14篇

一、“十二五”时期的全球经济

“十二五”时期世界将进入“后危机时代”，这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其表现为世界经济在结构变动过程中的逐步复苏。在这个阶段，由于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世界经济的重心和主题也随之发生改变。具体而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及其主题的变化表现为以下五个层面。

第一，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将“回归”实体经济领域。相关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超出了实体经济承受范围，是产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是金融深化的必然结果。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的基本特征，它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社会信用的扩张，虚拟经济的规模迅速扩大，甚至超过了实体经济。以美国为例，2007年其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30倍。这种情况下，虚拟经济发展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泡沫化”极为严重，成为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由此，“后危机时代”，通过金融体系“去杠杆化”挤压经济中的“虚拟泡沫”，使整体经济发展重心回归实体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一大特征。

第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将“重塑”经济平衡状态。全球经济失衡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失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危机后必将难以为继，世界经济结构将出现一次大的调整。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点在于各国经济结构的转变，体现为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由此，各国经济结构转变带来的世界经济重新平衡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

第三，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将“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人类应对经济危机并最终摆脱危机“后遗症”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外战争和国内革命，另一种是新技术革命。其中，实施新技术革命的社会交易成本较低，是最为积极和有效的“去危机”手段。1857年，以生产过剩危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英及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企业在此次危机中纷纷破产。但是，之后十年内，以电气化为核心的产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国家注入了增长动力，使这些国家迅速摆脱危机，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而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产业革命的发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新的源泉。由此，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而本轮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必将“催生”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第四，全球经济发展亮点将“凸显”低碳经济和绿色增长。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迹象趋于明显，以发展“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增长”模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标准模式”，各国只有在这个基本模式框架中寻找符合本国的发展路径，才能融入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促使本国经济良性发展。“低碳技术”可能成为“后危机时代”新技术革命的主要方向。在“低碳技术”推动下，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创造“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新增长动力，寻求经济的“绿色增长”，将是“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遵从的主题。

第五，全球经济合作主题将“锁定”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各国经济迅速下滑，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由此，各国开始强调地区合作的地域开放性和领域协调性，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有加快的迹象。例如，欧盟通过地中海联盟扩大了区域合作的边界，东非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决定加强合作，西半球国家决定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等。与此同时，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也是此次危机中区域一体化的亮点。由此，“后危机时代”，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迎来新的。

二、“十二五”规划的全球战略

从本质上来说，“十二五”规划是我国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案。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针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生的新变化和新调整，“十二五”规划中比较系统的“蕴含”了中国政府的“全球战略”。

第一，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加快内外结构调整。“十二五”规划将通过推进城镇化进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强政府民生投入，以及加快市场流通体系建设等多重措施，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同时，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最终，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并以此促使中国从“外供型”经济转向“内供型”经济。

第15篇

摘要：最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发展中最具有全面影响的事态，首推全球经济萧条。尽管全球经济萧条已延续多年，但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只是近年来才真切感受到它的影响，而且被强加了矫正萧条的责任。文章将从全球经济萧条这个大环境中，找出一些应对措施，力求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健康和可持续。

全球经济萧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萧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萧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萧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萧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萧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萧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萧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萧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萧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萧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萧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萧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萧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萧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

全球经济萧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萧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萧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萧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萧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萧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萧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