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类型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金融监管的类型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界关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及如何监管才更有效的质疑声四起。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研究,涉及不同的参与主体,包括: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同其他监管行为一样,金融监管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其中最突出的是委托—问题。

    国外较早利用信息经济学对金融监管进行研究的是Stiglitz和Weiss(1981),他们将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引入信贷市场的分析,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Kane(1981)提出一种“辩证”分析监管的框架,利用“规避管制”理论和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他的研究表明,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是引起监管低效的主要原因[2]。Boot和Thakor(1993)以及Walsh(1995)等也通过实证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4]。Laffont 和Tirole(1993)在其《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一书中,系统地将激励问题引入监管问题的分析,成为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分析监管问题的典范[5]。Dewatripont和Tirole(1994)的《银行审慎监管》(The 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Banks)着作中运用的也是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分析工具 [6]。

    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存在着社会公众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的多层委托关系(如图1)。不难看出,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问题仍然是这些多层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国内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研究金融监管问题相对较晚,但相关研究成果却不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1.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郭根龙、冯宗宪(1999)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如何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 [7];谢平、陆磊(2003) 就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行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监管当局与被监管对象的跨时博弈模型,分析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胁迫与共谋[8];刘晓星、何建敏(2004) 对我国金融监管运行机制进行了博弈分析[9];李明扬(2006)的研究表明, 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这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强化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解决的办法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行为进行监管约束[10];张仰谦、叶民强(2007) 在引入声誉机制的基础上用博弈论方法分析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间的寻租行为[11];王春梅(2009)指出金融市场各方主体间存在着目标上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实施准入监管的过程成为一个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博弈的过程[12];吴桐、徐荣贞(2010)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对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与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进行分析[13]。

    2.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①之间相互博弈。王定元(2001)认为,伴随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违规投资行为普遍存在,这是监管者与投资者博弈的结果[14];蒋海、刘少波(2004)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者的目标会偏离,导致监管者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不足和监管的低效率[15];饶育蕾、王颖(2011)通过建立监管条件下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的多方博弈模型,分析信息结构对冲突、监管行为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16]。

    3.监管机构内部博弈。王振富、冯涛(1999)针对我国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的金融目标多重性和矛盾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博弈分散有限的监管力量、金融监管双方存在着同谋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分析[17];陆磊(2000) 分析了信息非对称和利益集团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利益的负面影响[18];李成、马国校和李佳(2009) 应用进化博弈理论透视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协调行为,发现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处于低效率状态,监管各方在博弈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19]。

    4.政府与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金融监管治理)。江曙霞、郑亚伍(2012)针对监管者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分别就政府部门与金融监管人员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委托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激励机制设计有借鉴意义的建议[20]。

    纵观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在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问题(委托-问题)。本文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结合博弈双方不同风险偏好,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有效性进行研究。不同于以往从整个金融系统角度出发的研究对微观个体的关注不够,本文从金融机构个体的角度出发,尝试研究微观个体风险偏好和经营效率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影响。力求避免从整个系统角度出发研究监管有效性而可能存在的不足,即顾及了整体的系统性风险,但提出的对策却过于宏观,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3年第5期2013年第5期(总第185期)江曙霞,夏徐斌:风险偏好、监管强度与金融监管有效性基于委托理论的博弈分析

    二、金融监管机制模型

    (一)基本模型设定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心,以降低存款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银行监管还应努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充满竞争的银行体系[21]。即监管机构不仅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要保持金融系统必要的活力和竞争力。

    借鉴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的原则,引入变量q,表示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健性的比值,即q=竞争力指标值/稳定性指标值②,q值同金融监管效率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初级阶段,机构的活力和竞争力都远远不够,在保证金融机构必要稳健性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会给监管当局带来更多的收益。当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并且慢慢走向成熟之后,稳健性对于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此时提高稳健性会给监管机构带来更多的收益。金融监管当局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在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同阶段,平衡好机构的竞争力和稳健性。

    设定1:委托人(监管机构)希望人(金融机构)按照委托人的利益选择一个q值。监管机构收益为S(q),且监管收益最初随着q值的增加而增加,在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定性最佳平衡点q*达到最大,之后随着q值的增加而减少。在q*左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竞争力不够;在q*右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稳健性不足。本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指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维持金融机构最优状态的有效性,表现为实际q值同q*的偏离程度。偏离程度小,金融监管有效性高,监管收益大;反之,金融监管有效性低,监管收益小。

    设定2:

    金融机构没有固定成本,成本存在不同类型θ∈Θ={θ-,},>θ-,θ为金融机构的单位成本,体现金融机构效率的高低,低效率对应,高效率对应θ-。虽然单位成本只有高低两种类型,但是它的具体值是变化的,并且随着q值从大到小呈现出从无穷大逐渐降低最后收敛于一个固定值的趋势。不同类型出现的概率为v和1-v,成本函数为C(q,θ)={(v,1-v)θ-q,q}。该函数表明,金融机构要注重平衡自身的竞争力和稳健性。如果竞争力很高,θ逐渐收敛于一个固定值,但稳健性过低,则q值会很高,总成本C(q,θ)会很高;如果稳健性好,但竞争力太低,金融机构效率太差,θ值很高,总成本同样会很高。

    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知道自己的类型θ,但是监管机构不知道;非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不确定自己的类型,但是知道自己的类型概率分布为{(v,1-v)高效率,低效率},监管机构同样也不知道,因此信息是不对称的③。

    设定3:

    契约变量Ν={(q,t)q∈R+,t∈R+},t为监管机构从监管收益(部分源于激励机制实施而节约的监管成本)中拿出的用于激励金融机构的支付,这同传统的监管机制有所区别。这里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不仅仅是监管,同时还有激励。从监管实践中也可以看出,传统的监管理念已经很难做到有效监管。

    (二)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契约

    在完全信息下,最优契约等同委托人自己执行

    (三)可行契约设计

    在不对称信息下,高效率的金融机构可能模仿低效率的金融机构从而获利,这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因此,设计一种契约,使得高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q-*,t-*},低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t-*}。这个契约必须满足以下激励相容约束:t--θ-q-≥t--θ-,t--≥t--q-。

    即高效率金融机构不会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样低效率金融机构也不会模仿高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从以上激励相容约束可以推导出:θ-(-q-)≥(-q-),因为≥θ-,则q->。

    (四)信息租金

    在完全信息下,所有的金融机构只能获得零收益,即金融机构相应的收益水平U-*和*分别满足:U-*=t-*-θ-q-*=0和 *=t-*-*=0。但是,在不完全信息下,情况有所变化。考虑一组契约,{(q-,t-);(,t-)}是激励可行的,则高效率金融机构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水平为:t--θ-=t--+Δθ=+Δθ。

    Δθ称为信息租金,这种收益源于人对于委托人的信息优势。下面,将用U-=t--θ-q-和=t--分别表示每种类型的信息租金。

    三、低监管强度下最优契约分析

    所谓低监管强度,是指监管机构监管力度小,缺乏相应的审核和惩罚机制,或者是虽然有审核和惩罚机制,但是执行不力,形同虚设。下面分析在这种背景下,不同风险偏好的参与者(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博弈行为。

第2篇

一、双边合作模式的合作基础

（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两种博弈类型

双边合作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重要模式，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从投资、贸易、科技、文化到军事防务、争端解决，几乎涵盖国家交往中的所有领域。双边合作所表现出的广泛性，主要是由于在这一交往模式中，参与方数量少且固定，合作程度的可选择空间非常大，从对双方具有完全约束性的正式双边条约（bilateraltreaty），到不具有约束效力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aofunderstanding）、联合公告（jointpressreleases），参与方可以根据议题的领域、谈判的时间、国内的政治情况自主决定最终进行合作的方式。双边关系的本质是典型的双人博弈过程，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会因为议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类型。在金融监管的双边合作关系中，国家其实面临着两类博弈情境。首先，国家与他国，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与本国金融市场相比，具有较弱竞争力的国家，在金融监管合作领域中呈现出典型的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尽管二者都明白在金融监管领域进行合作，对两国而言将获得更高的绝对收益。但同时，对于具有较强金融市场竞争力的国家而言，如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就集中性较强的证券市场准入问题展开合作，会加大本国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压力。因此，对于处在这种金融关系中的两国，所具有的合作意愿是不同的，对于占有金融市场竞争优势的国家而言，并不具有强烈的合作激励。其次，金融交易技术手段的创新与便捷，使得巨额资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跨境转移，从而给一国的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带来巨大波动；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交易技术与金融交易工具的创新，也给金融犯罪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空间。就维护两国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利益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而言，两国的合作关系又体现出了“性别之争”［1］107型的博弈模式①。即两国对于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领域应当进行合作是具有共识的。但是，鉴于相关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每个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有所不同，两国会在合作的范围与方式等具体执行问题中存有分歧。

（二）合作的基础

前文阐述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中的博弈类型，说明了两个国家面对金融监管的不同问题，具有不同的合作激励。除了合作激励以外，双边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建立，还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两国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威廉姆森将交易频率分为一次、数次和经常三种类型［2］35。交易频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两国间关系的联系程度。较高的交易频率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联系度较高，有着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的两国在金融领域具有较高交易频率，就意味着由此产生的较强相互依赖关系，将给两国带来较高的监管合作激励，进而提升两国进行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意愿。第二，两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国家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家的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两国如果同属市场经济型国家，且具有较为相近的政治制度，那么，两国就具有较高的同质性。金融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具有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管理理念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也会反映在金融监管领域，包括金融监管的目标、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部门的实际执行能力。这种差异性越高，意味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制度中的交易费用就越大，而过高的交易费用很可能使得双方对监管合作望而却步。如果两国政府能够克服经济类型的差异性，而决定开展金融监管合作，但如果两国的政治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则会使得政府间达成的合作方案，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最终获得通过的概率有所不同，而这将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顺利执行。第三，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主要是指各自对对方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与交易频率有关，两国在金融领域的交往频率越高，势必对彼此的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的就越多。基欧汉与奈在关于世界政治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对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特征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强调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这种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三个层面①。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构成了跨国联系的主力。两国在金融领域中较高的交易频率，表明了两国跨国金融企业往来密切。跨国金融企业通过具体实践可以更多的、更为具体的了解对方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进而帮助本国政府在实践层面而非原则层面了解对方的监管法律制度与模式。第四，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决定两国能否在金融监管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关系的一个前提性因素。如果两国存在根本政治分歧，甚至处于严重政治对立状态，即使已经具备了前三项双边合作条件，两国也绝对不可能在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融领域展开双边合作，甚至会单方面终止已经存在的双边合作关系。由此可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直接决定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存续。

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双边模式的两个模型

（一）美国—欧盟间的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金融市场，代表了现代金融的发展方向。两个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紧密，欧洲企业15％的股权融资来源于美国市场②，美国在银行业与其他金融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50％是在欧盟，而在银行与保险领域的欧洲投资者将75％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美国③。鉴于美欧金融市场如此紧密的联系，美国与欧盟在2002年设立了美国—欧盟金融市场监管对话机制（USEUFinancialMarketsRegulatoryDialogue，简称FMRD）。美国与欧盟委员会派出本国的高层决策者与监管者，通过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会议实现双方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双方的会议议程，主要包括对各自管辖区域内有关监管政策变化的信息分享，解决双方的监管冲突以及协调双方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法规。由FMRD负责解决的问题包括同意逐步完成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与国际金融报告标准的趋同；由美国证监会（US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负责组建一个监管大型非银行性金融联合企业的部门，以符合欧盟对金融联合企业的监管要求；以及制定新的外国私人发行者撤销登记的监管要求。美欧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欧盟委员会在2005年的一份有关美欧金融市场发展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欧良好紧密的金融市场关系，为两个市场间节省了60％的贸易交易成本，增加了50％的双边贸易量以及降低了9％的股权融资成本①。美国与欧盟之间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成果，主要是因为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在金融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和紧密的市场联系，在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方面较为相似，对彼此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且金融企业间的联系紧密，符合上述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所有条件。

（二）美国—澳大利亚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澳大利亚在2008年签订的备忘录（MOU）中，就两国在证券市场中对证券经纪业务以及交易业务的相关监管问题达成了合作共识。与美国—欧盟的双边对话机制所关注的监管合作范围不同，美国—澳大利亚在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监管合作共识的，仅限于证券市场中对跨境服务者，证券服务业务的监管权限分配问题。在这份备忘录中，美澳双方允许一方的证券经纪商在对方的司法管辖区域内，为对方国民提供包括证券经纪与证券交易两项业务的金融服务，前提是为对方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证券经纪商已得到了母国的严格监管。与此同时，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须对本国与对方国家的证券经纪商以同样的标准实施同样的监管行为②。美国与澳大利亚在证券市场对彼此的证券经纪商做出开放性的经营活动规定，源于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在对于经纪商以母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原则达成共识的同时，要求母国证券监管机构需与东道国证券监管机构时时共享对证券经纪商的监管信息，并保证两国的监管标准与所实施的监管行为具有可比性。美国—澳大利亚的谅解备忘录不仅要求双方的证券监管机构在监管标准的制定上进行合作，也要求它们在实施具体的监管行为时进行合作，以协调两国在证券监管方面的冲突，即真正做到了管制（regulation）与监督（supervision）两个方面③的双边合作。这与美国—加拿大间在对证券发行者监管问题上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美国—加拿大“多重管辖披露系统（MultijurisdictionalDisclosureSystem）”中仅要求，加拿大证券发行者只要依照加拿大国内有关证券发行信息披露的规定做出了发行信息披露，就可以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发行证券④。美国—加拿大间在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合作，仅体现在了监管标准的承认上，并不涉及在具体监管行为实施阶段的合作，与美国—澳大利亚监管双边合作模式相比，在合作范围与程度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有学者（PierreHuguesVerdier）也指出美国—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在美国—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中，缺乏一个与双方都不存在利益关系的独立执行机构；其次，美澳间的监管标准是建立在双方各自的监管标准具有可比性的基础上的，而没有独立的、包含具体细节的，适用于双方的监管标准存在；最后，美澳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牢靠。这种合作关系是建立在任何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关系的潜在威胁基础上的［3］81－83。首先，对于PierreHuguesVerdier教授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中，很难在两国国内设立一个与两国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独立监管合作机构；两国也更不可能将合作监管下的执行任务交由除两国以外的第三方执行。这种高度的对外授权化行为，在关涉国家重要金融安全与利益的领域是不可能发生的。其次，关于两国应当制定独立的、具体的适用于两国金融监管合作关系的标准方面，在考虑时间成本与技术成本的情况下，这一做法似乎并不可行。这类标准的制定因为涉及双方在金融领域的根本利益，必然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协商，对于一些根本性利益双方甚至很难做出妥协。与此同时，尽管双方在证券监管方面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双方在监管技术与监管机构的职能分配上都存有不同，完全的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对于合作关系建立在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的基础上是否牢靠的问题，本文认为，任何一类松散的双边合作关系都存在单方终止的潜在威胁。显然，国家不会因为这种潜在威胁的存在而决定是否展开双边合作关系。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开展是建立在双方因频繁的交易活动、紧密的市场联系需要通过监管机构间的监管合作，以降低两国金融机构在双边金融交往中因监管政策法规冲突而引发的交易成本，减少市场风险传递的需求之上的。

第3篇

双边合作模式的合作基础

（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两种博弈类型

双边合作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重要模式，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从投资、贸易、科技、文化到军事防务、争端解决，几乎涵盖国家交往中的所有领域。双边合作所表现出的广泛性，主要是由于在这一交往模式中，参与方数量少且固定，合作程度的可选择空间非常大，从对双方具有完全约束性的正式双边条约（bilateraltrea?ty），到不具有约束效力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aofunderstanding）、联合公告（jointpressre?leases），参与方可以根据议题的领域、谈判的时间、国内的政治情况自主决定最终进行合作的方式。双边关系的本质是典型的双人博弈过程，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会因为议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类型。在金融监管的双边合作关系中，国家其实面临着两类博弈情境。首先，国家与他国，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与本国金融市场相比，具有较弱竞争力的国家，在金融监管合作领域中呈现出典型的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尽管二者都明白在金融监管领域进行合作，对两国而言将获得更高的绝对收益。但同时，对于具有较强金融市场竞争力的国家而言，如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就集中性较强的证券市场准入问题展开合作，会加大本国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压力。因此，对于处在这种金融关系中的两国，所具有的合作意愿是不同的，对于占有金融市场竞争优势的国家而言，并不具有强烈的合作激励。其次，金融交易技术手段的创新与便捷，使得巨额资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跨境转移，从而给一国的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带来巨大波动；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交易技术与金融交易工具的创新，也给金融犯罪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空间。就维护两国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利益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而言，两国的合作关系又体现出了“性别之争”［1］107型的博弈模式①。即两国对于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领域应当进行合作是具有共识的。但是，鉴于相关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每个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有所不同，两国会在合作的范围与方式等具体执行问题中存有分歧。

（二）合作的基础

前文阐述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中的博弈类型，说明了两个国家面对金融监管的不同问题，具有不同的合作激励。除了合作激励以外，双边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建立，还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两国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威廉姆森将交易频率分为一次、数次和经常三种类型［2］35。交易频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两国间关系的联系程度。较高的交易频率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联系度较高，有着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的两国在金融领域具有较高交易频率，就意味着由此产生的较强相互依赖关系，将给两国带来较高的监管合作激励，进而提升两国进行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意愿。第二，两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国家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家的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两国如果同属市场经济型国家，且具有较为相近的政治制度，那么，两国就具有较高的同质性。金融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具有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管理理念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也会反映在金融监管领域，包括金融监管的目标、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部门的实际执行能力。这种差异性越高，意味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制度中的交易费用就越大，而过高的交易费用很可能使得双方对监管合作望而却步。如果两国政府能够克服经济类型的差异性，而决定开展金融监管合作，但如果两国的政治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则会使得政府间达成的合作方案，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最终获得通过的概率有所不同，而这将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顺利执行。第三，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主要是指各自对对方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与交易频率有关，两国在金融领域的交往频率越高，势必对彼此的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的就越多。基欧汉与奈在关于世界政治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对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特征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强调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这种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三个层面①。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构成了跨国联系的主力。两国在金融领域中较高的交易频率，表明了两国跨国金融企业往来密切。跨国金融企业通过具体实践可以更多的、更为具体的了解对方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进而帮助本国政府在实践层面而非原则层面了解对方的监管法律制度与模式。第四，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决定两国能否在金融监管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关系的一个前提性因素。如果两国存在根本政治分歧，甚至处于严重政治对立状态，即使已经具备了前三项双边合作条件，两国也绝对不可能在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融领域展开双边合作，甚至会单方面终止已经存在的双边合作关系。由此可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直接决定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存续。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双边模式的两个模型

（一）美国—欧盟间的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金融市场，代表了现代金融的发展方向。两个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紧密，欧洲企业15％的股权融资来源于美国市场②，美国在银行业与其他金融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50％是在欧盟，而在银行与保险领域的欧洲投资者将75％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美国③。鉴于美欧金融市场如此紧密的联系，美国与欧盟在2002年设立了美国—欧盟金融市场监管对话机制（US?EUFinan?cialMarketsRegulatoryDialogue，简称FMRD）。美国与欧盟委员会派出本国的高层决策者与监管者，通过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会议实现双方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双方的会议议程，主要包括对各自管辖区域内有关监管政策变化的信息分享，解决双方的监管冲突以及协调双方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法规。由FMRD负责解决的问题包括同意逐步完成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与国际金融报告标准的趋同；由美国证监会（US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负责组建一个监管大型非银行性金融联合企业的部门，以符合欧盟对金融联合企业的监管要求；以及制定新的外国私人发行者撤销登记的监管要求。美欧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欧盟委员会在2005年的一份有关美欧金融市场发展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欧良好紧密的金融市场关系，为两个市场间节省了60％的贸易交易成本，增加了50％的双边贸易量以及降低了9％的股权融资成本①。美国与欧盟之间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成果，主要是因为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在金融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和紧密的市场联系，在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方面较为相似，对彼此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且金融企业间的联系紧密，符合上述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所有条件。#p#分页标题#e#

（二）美国—澳大利亚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澳大利亚在2008年签订的备忘录（MOU）中，就两国在证券市场中对证券经纪业务以及交易业务的相关监管问题达成了合作共识。与美国—欧盟的双边对话机制所关注的监管合作范围不同，美国—澳大利亚在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监管合作共识的，仅限于证券市场中对跨境服务者，证券服务业务的监管权限分配问题。在这份备忘录中，美澳双方允许一方的证券经纪商在对方的司法管辖区域内，为对方国民提供包括证券经纪与证券交易两项业务的金融服务，前提是为对方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证券经纪商已得到了母国的严格监管。与此同时，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须对本国与对方国家的证券经纪商以同样的标准实施同样的监管行为②。美国与澳大利亚在证券市场对彼此的证券经纪商做出开放性的经营活动规定，源于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在对于经纪商以母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原则达成共识的同时，要求母国证券监管机构需与东道国证券监管机构时时共享对证券经纪商的监管信息，并保证两国的监管标准与所实施的监管行为具有可比性。美国—澳大利亚的谅解备忘录不仅要求双方的证券监管机构在监管标准的制定上进行合作，也要求它们在实施具体的监管行为时进行合作，以协调两国在证券监管方面的冲突，即真正做到了管制（regulation）与监督（supervision）两个方面③的双边合作。这与美国—加拿大间在对证券发行者监管问题上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美国—加拿大“多重管辖披露系统（MultijurisdictionalDisclosureSystem）”中仅要求，加拿大证券发行者只要依照加拿大国内有关证券发行信息披露的规定做出了发行信息披露，就可以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发行证券④。美国—加拿大间在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合作，仅体现在了监管标准的承认上，并不涉及在具体监管行为实施阶段的合作，与美国—澳大利亚监管双边合作模式相比，在合作范围与程度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有学者（Pierre?HuguesVerdier）也指出美国—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在美国—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中，缺乏一个与双方都不存在利益关系的独立执行机构；其次，美澳间的监管标准是建立在双方各自的监管标准具有可比性的基础上的，而没有独立的、包含具体细节的，适用于双方的监管标准存在；最后，美澳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牢靠。这种合作关系是建立在任何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关系的潜在威胁基础上的［3］81－83。首先，对于Pierre?HuguesVerdier教授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中，很难在两国国内设立一个与两国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独立监管合作机构；两国也更不可能将合作监管下的执行任务交由除两国以外的第三方执行。这种高度的对外授权化行为，在关涉国家重要金融安全与利益的领域是不可能发生的。其次，关于两国应当制定独立的、具体的适用于两国金融监管合作关系的标准方面，在考虑时间成本与技术成本的情况下，这一做法似乎并不可行。这类标准的制定因为涉及双方在金融领域的根本利益，必然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协商，对于一些根本性利益双方甚至很难做出妥协。与此同时，尽管双方在证券监管方面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双方在监管技术与监管机构的职能分配上都存有不同，完全的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对于合作关系建立在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的基础上是否牢靠的问题，本文认为，任何一类松散的双边合作关系都存在单方终止的潜在威胁。显然，国家不会因为这种潜在威胁的存在而决定是否展开双边合作关系。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开展是建立在双方因频繁的交易活动、紧密的市场联系需要通过监管机构间的监管合作，以降低两国金融机构在双边金融交往中因监管政策法规冲突而引发的交易成本，减少市场风险传递的需求之上的。与此同时，两国的政治关系与市场发展状况也会成为决定监管关系存续与否的重要因素，而单方终止合作关系的潜在威胁并不会对监管基础牢靠与否产生实质性影响。

美国—欧盟间的双边合作模型，代表了一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参与方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高度一致，金融交往异常活跃，金融监管技术水平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双方较为全面的金融监管合作关系。尽管这种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仍表现出一定的松散性，但其合作范围广泛，有利于金融市场内不同部门在双边监管合作框架下更为均衡的发展。与之相反，美国—澳大利亚间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型，反映了大部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的典型特征，即监管合作领域较窄，一般仅限于金融市场内的一个或几个部门，且每一个部门的监管合作均单独进行，并不存在一个全面系统的金融监管合作协议。尽管以美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型在合作议题方面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但对于全球化时代，金融市场混业经营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往往会因缺乏系统的监管合作协议而形成监管合作真空。

第4篇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监管；改革；分业监管；混业监管

一、金融监管的概念与类型

（一）金融监管的概念。金融监管是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为实现宏观经济和财务目标，按照国家法律和有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金融活动监督管理条例而进行监管。目的在于作为金融体系市场失灵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从本质上由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财务决策的经济发展来权衡的，决定着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系统的有效与否，关键是它可以确保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和能力的该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

（二）金融监管体制的具体类型。金融监管体制按照不同的依据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按照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划分金融监管体制可以分为统一监管体制、分业监管体制、不完全集中监管体制。①统一监管体制：只设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业务进行全面的监管。代表国家有英国、日本、韩国等。②分业监管体制：由多个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承担监管责任，一般银行业由中央银行负责监管；证券业由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管；保险业由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管，各监管机构既分工负责，又协调配合，共同组成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体制。③不完全监管体制：不完全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可以分为“牵头式”和“双峰式”两类监管体制。④“牵头式”监管体制：在分业监管机构之上设置一个牵头监管机构，负责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够工作。巴西是典型的“牵头式”监管体制。

二、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问题

（一）当前金融监管面临的挑战。近几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步伐正在显著加快，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创新，网络化，数字化，提高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国际化程度，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挑战。

1、金融市场继续深化部门分离监管体系的挑战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的金融机构，市场改革深化资本市场，尤其是在市场利率，加快汇率弹性的过程，进一步扩大了金融市场，资本账户也逐步开放，金融崛起互联网，在金融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金融联动市场与实体经济不断增长，金融体系和跨市场效应的顺周期波动显著增加传染的风险，现有部门的分割监管体制也将迎来新的挑战。

2、在混合财务管理不断增长的趋势下，分业监管模式面临挑战。凭借金融产品的逐渐多元，影子银行、金融、基金、投资，跨入资产管理时代之间的相互渗透的迅速崛起，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机构出现不断增长的趋势，金融控股公司（集团）涉及多种业务领域；不同的股票，债券，外汇和期货市场之间的联系显著上升，目前的分业监管模式的金融风险的复杂性也日益暴露监管漏洞，延迟和失败的问题，不再符合当代金融的发展需要。

3、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立足监管挑战的机制。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为基础的金融创新的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和驱动无尽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互联网+金融”出现越来越多的跨行业，跨区域，跨快速扩大市场，跨市场的金融产品和网上银行传统形式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混业经营。网上银行和影子银行等金融创新，加强金融行业的各个子行业和交叉传导的风险，目前的监管方法的机构和监管协调的对象已经与新兴金融的提升渐行渐远。

（二）金融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金融监管框架改革已火烧眉毛。从2008年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风险不断增长，也逐渐显示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近几年，包括：在全社会中，债务水平上升过快，特别是在企业部门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全球的列表，僵尸企业贷款有上升趋势；从目前的脱节分业监管模式混合分离逐渐转向财政运营商；监管的标尺不统一，导致一些新的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监管等等。

三、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建议与说明

一是确定监管职能，完善监管理念。金融监管的核心目标是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此外，没有其他。这通常是通过在实践中的其他目标，如稳定增长，发展或部门利益等。在监管理念方面，央行近期提出了加强在原有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系统的概念的基础上，与危机后的全球化监督管理改革的大体目标和我国现如今的社会现实相联系，将改革更进一步的发展和落实。

其次，监管机构的改革。目前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一方面形成监管真空，另一方面造成部分多种监管或监管五龙治水的现象。推进监管机构改革，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同时落实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重要制度性保证。

二是要进行对原有的监管机构进行改革。目前开发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和现在的金融市场越来越不能满足其发展需求，一方面是形成监管缺失漏洞，另一方面造成一些部分更多的监管的现象。推进监管机制的改革，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而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确保重要机构的全面实用性。

三是要统一监管标准，加强力度，广度和深度的监督。在银行业为例，这相当于提高监管标准（如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要求），加大现场和非现场检查的频率，对于系统关键性银行要预先设计好危机应对计划，加强对影子银行等新的监管企业的监管。对于新产品，新的业务目前正处于监管盲区，我们需要明确其相应的管理机构和职责。

四是要制定和完善监管人员的信息培养。任何一种机制，监管的最终实现需要各个人员的落实。敬业精神和监管机构的业务能力直接影响到调控效果。特别是，整个金融改革推进过程中，随着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直接融资体系，促进发展的各个方面，提高了相应的人才储备和专业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在信息中，除了信息共享，提高微观监管信息的收集和处理，监管当局之间，以及信息处理判断能力（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和判断）迫切需要加强。

在最近的金融监管改革方面需要做好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监管安排，并没有这样的东西作为全球最佳模式条款。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欧洲，英国和其他国家在制定监管机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调整，而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尤其是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的作用显著变化得到提高。例如，大多数的英国金融监管放回央行，并将金融稳定委员会平行于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

其次，虽然分业监管模式会带来协调方面的问题，但统一监管模式也将带来过度集中的监管后的风险。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大监管模式也将消失。

最后，如果当下监管机构的改革，主要采取手术方案，选择从点上看可能是最糟糕的。大手术方案是在危机后的合适的最小阻力时间点，或在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健康的时刻下。在金融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已经发展到必须尽快解决的阶段。一旦在短期内将消耗太多的时间和资源可能会给团队带来一些不可控因素，大手术方案的实施，在金融监管改革方面取得进展等各方面的延误，导致系统性风险的进一步上升，甚至发生失控的状态。

（作者单位：1.安徽财经大学；2.黄山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晓桐.浅析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问题与对策[J].消费导刊；2015

第5篇

金融监管混业经营监管体制

一、混业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现实的两难选择

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是金融业的两种不同经营模式。分业经营是指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开经营，它们的核心业务不同，互不交叉，它们的机构也分开设立、互不隶属，相互独立。混业经营是指金融机构在传统业务基础上还经营其他金融业务，如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这一体制适应了当时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但随着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中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开始相互渗透，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越来越多，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不断发生，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盲点和低效率，极易引发金融市场的混乱和风险的聚集。监管必须与监管的对象相适应，面对变化了的监管环境和对象，改革现行的监管体制以m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二、对混业经营在我国发展现状的优劣势分析

按现行的有关法规，我国目前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商业银行在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禁止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人为割断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联系。但近几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经济全球化和混业经营趋势明朗并加强，美国、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积极调整其金融体制；在国内，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内分业经营政策也出现了适度调整和放松。

尽管我国目前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我国的法律也未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但事实上近几年我国的混业经营一直在扩大，已经存在像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平安保险集团等控股多个金融机构的金融集团，以及在境内外控股或设立投资银行和上市银行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同时跨业银行、保险、证券、信托业务等。例如，中国光大集团拥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和光大信托三家金融机构，并且控股申银万国证券、组建中加合资寿险公司。“光大模式”其实就是金融控股公司下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综合体，同时又实现了在同一利益集团主体协调下的混业经营的格局；中信集团出资设立了中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信控股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和管理境内外中信公司所辖的各类金融企业，包括中信实业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投资公司、中信期货经纪公司、中信资产管理公司和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中信资本市场控股公司、中信国际资产管理公司等；平安保险业同时立足四大主业，包括财险、寿险、信托和证券；中国银行控股香港上市银行――中银集团，拥有中银国际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中国工商银行控股香港上市银行――工银亚洲，也拥有工商东亚从事的投资银行业务；中国建设银行于1995年与摩根斯坦利合资成立中金公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同时，2005年2月，《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出台，被认为是发展混业经营的明确信号，经有关部门批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及交通银行将成为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为金融业分业框架下实践金融混业经营提供了政策依据，导致了我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出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长期隔离的状态被打破。由此可见，我国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如何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对金融集团有效的监管已成为金融监管当局不容忽视和回避的难题。

三、混业经营趋势下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障碍

面对混业经营步伐的加大，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主要存在以下障碍：

1、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要规范和约束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集团公司的内部交易和其它业务活动，必须做到依法监管，保证金融监管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杜绝随意性，维护金融监管的客观性、公正性、公平性。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的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使得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领域相互渗透，但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很不健全，虽然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多达四千多部，但主要还是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还没有任何法律对此做出规定，存在监管空白，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不配套，无法适应混业经营趋势。

2、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并存。在混业经营趋势下，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业务的趋同性和替代性削弱了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监管职能的缺位或监管机构之际的相互推卸责任，进而导致监管的真空。本来不同部门按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因业务的交叉又必须按业务进行监管，重复交叉监管现象突出，同时也严重制约了金融业务的创新活动。

四、功能型监管――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路径选择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以效仿美国为主，设立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别监管，这固然可以发挥专业监管优势，但这种监管在体制上的障碍不但有悖于金融混业发展的趋势而且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产生冲突，而功能型监管与传统的分业监管有着根本的不同。功能型监管是相对于机构型监管来说的，机构型监管是指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来安排监管，而功能型监管则是按照金融活动的类型来安排监管。功能型监管是指在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进行监管。功能型监管的最大优势就是其能够顺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更好地反映监管对象的实际情况，实行跨产品、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监管。

参考文献：

[1]王刚，杨军战.我国金融行业监管现状与制度变革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05）.

第6篇

金融对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如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要想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适应国际金融形势变化的需求，就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改革措施，结合自身国情，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不断的改进、创新，来有效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一定要在对金融管理理论的理解基础上，从多角度、多方位去思考、研究，适应金融行业的形势，对金融业务、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不断革新，进一步来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最终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基于对金融相关理论知识的探讨，结合金融改革方面的先进经验，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金融市场的现状做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合理化建议，希望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金融监管体制理论

金融监管。金融监管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金融监管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业进行监督、管理，来使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保持一个安全、健康的发展状态，是对金融活动的一种领导、组织、控制等。对于金融机构的管理可以说是从自由放任，到严格监管，再到金融的自由化，这样一个发展历程，而目前金融监管处于一个安全与效率并重的一个阶段。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进行着一定程度的金融监管，我国也在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着不断的改革和创新，来尽可能克服金融监管自身的缺点，以达到逐步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目的。

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体制主要指金融监管的职责以及权力分配的问题以及相应的组织制度，这一体制主要是解决由谁来进行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相关金融业务的监管，并且明确以什么样的监管方式来进行以及监管的效果由谁来负责的问题。金融监管体制主要涉及到监管的政策依据、监管机构的设置、监管权限的分配、监管的执行方式等问题。可以说金融监管体制是否能够得到完善和有效控制，直接影响着金融监管的效果以及金融市场是否能够有序发展的问题。金融监管体制的类型有很多种，依照监管层次进行划分，主要有单线单头体制、单线多头体制以及双线多头体制三种，依照监管主体的权利范围可以分为混业型金融监管体制、分业型金融监管体制、不完全混业型金融监管体制三种。

2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及评价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主要是以“一行三会”为主导的，制度体系的内容为：金融监管以及金融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为监管的具体实施、金融行业的运营过程提供了法律依据；金融行业内部形成的行业性的条文对行业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对金融组织也是一种约束。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对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金融监管起着极大的作用，“三会”作为重要的金融行业监管机构也在履行自身职责，对监管的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章也在进行制定和修改，来有效监督金融活动，降低金融行业的风险。各级地方政府以及相关行政机关也在承担着各自的金融监管职责。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评价。由政府主导的金融监管体制在相应的政策支持以及法律法规的保障下，具备了强制的执行力，在具体监管中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分业监管体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金融风险得到有效的防范，这种监管方式对降低金融风险具有很大的意义。实行多层多级的金融监管机构，可以促进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以及相互学习，不仅可以加大各个监管机构的力度，还避免了监管的垄断。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优点，但也存在着一些难以避免的缺陷。金融监管体系还不够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各级金融监管机构的利益取向不一致，以至于它们之间缺乏一定的协调机制；金融监管的职责还存在着一定的真空以及交叉重叠；金融监管机构的组织结果还需要不断的调整，需要进一步完善。

3 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启示

金融监管体系有很多形式，但是每一种模式都存在各自的优缺点。统一型金融监管体制对于适应国际化的发展、提高监管的效率具有重要优势，可以促进金融业的高效发展，但是要注意这种监管模式很容易形成垄断，因此在应用中要尽量规避这样的缺陷，方式监管的官僚化。在分业型金融监管体制的应用中，分工比较明确，而且监管的效率也比较高，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可以有效降低金融风险，但要有效避免监管真空以及重叠交叉。不完全统一型金融监管体制是以上两种类型的综合运用，可以有效避免监管垄断以及分业型的监管缺位的现象，但在这种监管模式下，很难确定金融体系的风险控制主体由谁来承担。因此在对金融业进行监管中一定要结合各个金融监管模式的优缺点以及具体的国情，进行不断改革，来不断达到更高的监管效率以及更好的监管效果。

4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对策建议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根据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发现金融监管机构的模式采用统一型更加直接有效，这种监管模式可以实现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管，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自身特点以及全球化的环境会使统一型监管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定的困难。基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段，要实现更高效的监管就要更好的协作，做好分业监管工作。监管主体应该得到实质性权威机构的授权，使监管部门得到足够的权利进行监管工作。对于监管协调来讲，中国人民银行应起到一个主动协调的作用，并由各个监管部门进行有效配合。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体系。为了保障金融监管的权威性，一定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改进、和补充，为金融监管提供足够的法律依据，确保监管有法可依，是金融监管能够有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在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方面一直是金融机构忽视的一个问题，因此要进一步改进、完善，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金融机构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公开性应该得到保证，建立完善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来提高金融的透明度以及金融业的稳定。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体系。要想达到有效监管就要具有一个完备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使得监管工作得到法律的支持、制度的支持以及组织的支持，当然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建立一个健全的组织体系，注重组织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拥有一个合理的组织架构，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责权利也要得到合理分配，监管部门中的人力资源的配置也要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保障监督工作的有效进行，同时对监管部门也要实行一定的监督机制。

第7篇

摘 要 2007年次美国贷危机的影响已经从局部扩散到全球，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均受到了深远的影响，各国开始反思金融监管模式的恰当与否，中国在应对这场危机时也不例外。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问题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在阐述金融监管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金融监管的演变过程，并结合当前金融业发展状况和有效金融监管模式，针对我国目前金融监管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统一监管模式的构建，提出相关发展建议。

关键词 金融监管 监管模式 分业 混业

一、金融监管模式的定义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复合词。金融监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授权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约束、管制，使它们依法稳健运行的行为总称。广义的金融监管是指除主管当局的监管之外，还包括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与稽核、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督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等。金融监管模式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政府以强力颁布的一系列行为规则，是多数行为主体经过博弈之后的制度安排，从广义上来说，这种制度安排包括：金融监管法规体系、金融监管主体组织结构、金融监管主体的行为方式等。如按监管机构的设立划分，可分为由中央银行或监管当局独家行驶金融监管职责的单一监管体制及由中央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承担职责的多元监管体制；如按监管机构的职权范围划分，又可分为集中监管体制和分业监管体制和不完全统一监管模式。

二、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历史沿革

（一）建国后至1978年的金融监管情况

1950年11月，经政务院批准的《监管当局试行组织条例》明确规定，监管当局受政务院领导，与财政部保持密切联系，主管全国货币金融事宜。从1952年至1969年，我国开始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管理体制，实行单一的监管当局制度。“”时期，明文宣布废除金融法规和把监管当局同财政部合并，更是谈不上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监管问题。

（二）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时期（1979年―1992年）

1979―1984年为恢复调整阶段：党的以后，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配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2月，先后独立出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专业银行；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1985―1992年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金融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成立了近10家集团公司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2家住房储蓄银行；各类保险机构、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期货公司、信用卡公司、典当行以及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和交易中心、证券登记公司、融资中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也登上了金融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监管当局的职能得到了强化，金融监管机制日趋完善，监管力度日益加大。

（三）现行分业监管模式的建立及完善（1993年至今为完善阶段）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监管当局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1993年至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相继挂牌，初步形成了我国现行的金融组织体系。

1995年分业监管的体制不断完善，1992年10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证券委）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共同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的体制。1997年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和健全“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199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将其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职责全部移交证监会，真正形成了银行与证券的分业监管。1998年11月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的成立，使保险监管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体系中独立出来。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成立，银行监管职能从央行分离，真正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

三、我国金融监管的现有构架分析

曾经在监管上一统天下的央行十几年来经历了3次大的分离：1992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成立，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职能从央行剥离；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对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也离开央行；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监会成立，对银行的监管职能再从央行独立出来。至此，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犹如三辆独行的马车，行驶在各自的跑道上。2003年国务院对于三者进行了分工：银监会统一监管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保监会统一监管全国保险市场。

与发达国家上百年的金融监管历史相比，我国的金融监管起步晚、历时短。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自运行以来，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不断加强、监管水平也大有提高。但是，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飞速变化，尤其是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发展，这一监管模式也暴露出许多弊端：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之间业务的趋同性和可替代性，削弱了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无法保证金融监管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监管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与行业发展不匹配，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过于重视政府监管，对行业自律和社会外部监管重视不够；处罚力度不够，对违规行为的警示和震慑作用不够等等。

四、建立全国统一监管模式的政策建议

一个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模式应该既要尊重历史，又要符合现实国情，还要考虑未来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都是根据本国的国情来设计本国的金融监管模式；而且，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应该选择不同的监管模式。结合我国金融业的运营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实行集中统一监管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追求的长远目标。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模式应该是：按照功能性金融监管的思路，通过立法设立一个覆盖所有金融业务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对整个金融市场和各类型金融机构进行集中统一管理。为保证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切实保护金融领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一监管机构要能够根据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集中收集监管信息，统一调动监管资源，通盘考虑和制定金融法律法规，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测和评估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同时，在这一监管机构内部，应该设立综合监管部、银行监管部、证券监管部、保险监管部、信托监管部等多个专业化部门，对于类似金融控股公司性质的综合性金融业务可以由综合监管部负责监管，其他按照金融业务来确定监管部门进行监管。这样，监管的一体化和专业化都能得到很好体现。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应该在原有监管模式的基础上，借鉴美国“伞形+功能”型的金融监管模式，尽快建立一个监管机构专门负责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1）完善现行分业监管模式的协调监管。做好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监管工作，不断提高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专业化水平，提高监管效率；进一步加强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机制，定期、不定期就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加强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重视央行与三大监管机构的业务分工与协调；金融监管机构应该与财政部、发改委、审计署等国家经济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保持密切配合，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此外，被监管部门也要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

（2）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从中国金融近几年的实践来看，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迅速，事实上已成为从分业经营走向综合经营的中间平台，也会成为我国下一步综合经营的重点。因此，对金融控股公司能否进行有效监管是能否最终过渡到集中监管模式的关键。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实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3）完善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法律法规。如前面分析，现阶段，金融控股公司仍是我国实现综合化经营的一个较为可取的模式。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在市场准入机制、监管机制、风险控制等方面可参考国外立法体例并针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开展的情况做出相应规定，建立起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法律制度，使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有法可依，并以此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的建立和发展。

（4）引入先进的监管理念，支持和鼓励金融创新。在目前的监管中需要引入激励监管的理念，尊重并鼓励金融机构的自主创新能力；引入监管成本、收益理念，要求监管当局必须对所采取的监管措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实施那些监管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措施，力避监管过度或监管不到位；监管当局要努力实现由原来的合规性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

（5）建立一支高素质金融监管队伍是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必要保证。现阶段，急需建立一批既精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务等金融理论知识，又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技能的懂管理、廉洁的金融监管人才。而这一类型人才的获得，需要进行专门培养，所以建立金融监管人才培养机制应为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周道许.现代金融监管体制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2]谢平.金融经营模式及监管体制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3]李成.金融监管学.科学出版社.2006.

第8篇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之下，金融行业逐渐向自由化与创新的方向发展，可以说，综合经营是当前社会金融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大量的实践可以证明，综合经营有利于促进金融行业的发展与创新，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国内外的金融业监管体系变革工作的进程。在新形势的驱动下，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必须以综合经营为必然途径。当前，我国金融行业的监管方面存在一定的弊端，无法完成我国金融行业进行发展的需求，使得我国金融行业的市场竞争力有所降低。

1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所存在的问题

1.1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相关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会议的召开并没有周期性与规律性，并且，由于其不具备公开性使得监管协调会议的权威性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之间相互独立，彼此之间无相互约束的权利与义务，三者并没有资源共享的平台，这就使得信息资源无法进行及时沟通，严重影响着金融监管工作的进行。

1.2 对金融风险控制存在盲区

当前，在对金融行业的产品进行监管的过程中，对于跨行业的金融产品缺乏明确的权责分类与定位，这就使得在具体的监管工作中，各个监管部门出现责任不明，重复监管，甚至是无人监管的情况，严重影响着监管的工作效率。与此同时，金融行业的主要三家监管部门欲进行对各个产业根据业务的性质与特点分类经营与监管，在进行分类监管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弊端，如缺乏监管主体等问题。

1.3 对金融的创新缺乏有效支持

金融行业的各监管部门为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欲主张进行分业监管的工作模式，因此，在具体的兼顾工作过程中，监管部门意图控制其所监管的金融单位的经营范围与内容，对于一些具有创新性与开拓性的产品采取抗拒的态度，以期减少监管的工作压力与风险，通过实践可以证明，该种方式严重阻碍了金融行业的发展，使得我国的金融行业无法得以有序的综合经营，在全球的市场经济竞争的过程中，逐渐处于底端。

1.4 金融全球化趋势对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

当前，无论国际与国内的金融体系都具有不稳定性，在当前金融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形势之下，市场的竞争也就愈加激烈，因此，各金融行业为提高经济效益而不断拓宽自身的经营范畴，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对其所经营的产品与经营方式进行不断地创新，以开拓其经营范围，这就使得全球的金融体系的风险性日益增长，金融危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就日益严重，金融行业的交易结构变得更加复杂，由此可以得出，对于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增加了我国监管部门的工作难度。

2 综合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变革路径

2.1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

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协调小组，监管的主体主要是由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以及人民银行与财政部等部门构成，在进行实际的管理过程中，金融监管协调小组应当由国务院的专管领导进行直属领导，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的工作内容.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应当加强金融行业监管协调小组与金融协调委员会（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以及人民银行、财政部组成）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在此过程中，应当充分调动各监管单位的工作积极性，使得对于金融行业中所出现的问题能够及时制定有效的策略与决定，通过不断地实践与完善，建立健全的沟通协调机制。

2.2 建立健全的主监管制度

在进行实际监管的过程中，为避免各监管部门出现权力争夺、监管内容重复与交叉的情况，应当通过法律的制定来对各个监管部门的职权进行明确规定，明确规定其监管范畴与监管力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根据各个金融行业的不同性质与特点进行分类，并确定其直属的监管部门。在明确规定各部门的监管职能的同时，也确定主要监管部门的地位，与此同时，加强主要监管部门与附属监管部门之间的联系，建立健全的信息共享平台，以方面日常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以及信息资源的共享。在此期间，应当建立应急事件的绿色通道，将具体的操作程序进行简化处理，在实践时根据以上原则，对于监管工作中所出现的不足之处给予及时的补充与完善，以推进金融监管工作的有效进行。

2.3 完善功能性的监管

借鉴先进的功能监管思想，对我国的金融行业进行全程监管，有效规避风险并且完成市场公平竞争的目标。在金融行业进行综合经营的形势下，对金融行业的全程进行科学的风险预测和监管，以避免金融行业中过多风险的堆积甚至是金融危机的出现。在具体的金融行业中，具有不同的经营产业类型，而不同的产业类型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相同或类似之处，这就使得监管的难度加大，因此，必须完善功能性的监督，根据功能监管的具体理念，根据具体问题给予与之对应的解决方法，从而推动稳定的金融秩序。

2.4 加强监管能力的建设

如上文所述，在实际的监管工作中，综合经营的方针使得当前我国的金融行业的监管工作日益复杂，监管难度也与日俱增，这就要求相关监管部门必须立足于宏观的视域，拓宽自身的监管观念。与此同时，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对金融行业综合经营过程以及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实时监测，以得到对当前金融行业综合经营过程中所面对风险的信息，并对其进行有效地分析与排查，从而完成有效规避风险的目标，在相应的工作完成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系统地分析与总结。并且，应当加强金融监管人才队伍的建设。在此过程中，对监管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以提高其专业的业务能力，强化其道德观念，从而将其培养成为各方面素质协调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以更好地完成当代金融行业的监管工作目标。

第9篇

2007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所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使整个世界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次级抵押贷款是指向那些信用级别不高的低收入者家庭和个人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金融创新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众多金融机构纷纷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手段,比如通过资产证券化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信用增级,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换成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证券,以此融通资金。

美国的金融创新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且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但是,这场由次级贷款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人的梦想。金融创新只是这场金融危机的“伏笔”,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金融监管的失效。在此次金融危机面前,一向被人认为是“成功典范”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当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非理性的迅速膨胀起来的时候,危机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下了,当大范围的次级抵押贷款人还不了贷款的时候,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二、金融创新产生金融风险的原因

金融创新是有风险的,有学者把其归纳为:表外业务风险、伙伴风险、创新工具风险、操作风险、泡沫风险、信息化风险、清偿能力风险和法律风险。金融创新并不能消除金融风险,反而产生更多、更强的金融风险,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意识到,贷款发放机构通过打包方式转嫁给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在其交易对手面临经营风险加大时,会通过利益链条的传递危及到自身。其原因是:

(一)金融创新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体系的构成,由于金融创新出现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的出现就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因为,首先,这些金融机构一向不是监管的重点,当它们出现的时候并没有有效的监管措施,它们开发出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而对于这些金融衍生产品更是缺乏相应的监管。其次,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借贷关系或者资金往来,一旦发生金融风险将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灾难。再次,在资本流动国际化的趋势下,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如果一个国家出现金融风险,将会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发生。

(二)金融创新使金融风险更加隐蔽

金融创新为单个投资者提供了转移风险的手段,但是,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它却没有这项功能。因为,当单个市场主体认为有风险的时候可以出售手中的金融产品,出售之后这个风险仍然存在于市场中,并没有消除。并且,如果出现巨大的市场变动因素当所有金融创新产品持有者同时都想出售金融产品时,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将是致命的打击。

(三)金融创新使金融风险更加便于积累和传递

通过金融创新手段开发出的金融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业迅速壮大,另一方面它可以成倍的把风险放大。因为,金融衍生产品属于结构性产品,它通过对资产、信用、风险等环节进行结构性重组,然后分配给不同的投资者。并且,各个环节都是关联紧密的和有风险的,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手段生产出的金融衍生产品把各个环节的风险一层一层的传递,并且逐步积累,最终产生系统风险,并且,这个系统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发生危机,将是整个系统的瘫痪。

三、金融创新不能脱离金融监管

新金融机构的出现和新金融产品的开发打破了旧的金融格局和秩序,需要新的监管手段对其进行规制。金融创新不能脱离金融监管,我们必须在金融监管框架下发展金融创新。

(一)金融监管制度既要严格又要有包容性

金融监管制度对于金融创新具有保护性或者说具有保障性的作用,有效地金融监管可以减少交易风险,可以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可以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盲目的金融创新会导致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监管制度的制定应该严格而且具有前瞻性。同时,金融监管也应该具有包容性,在制定金融监管制度是既要考虑到监管的需要又要考虑到被监管主体的利益,给它充分的发展空间。

(二)政府监管和市场监管相结合

市场本身具有自然的监督机制,它会对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具有一定的市场淘汰机制。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强调市场的自律作用,通过加强市场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等措施,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但是,市场自律机制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在相信市场自身的同时不能放松政府监管的作用。

(三)监管方式及手段的创新

要加强金融机构对自身的监管机制建设,要在努力调整金融机构产权安排的同时,积极建立金融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要把促进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内部控制制度的弱点和纠正内控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要加大对金融机构创新业务内控制度的检查监督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创新业务的操作制度,防止金融创新的衍生风险。同时,加强监管手段的创新,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网络的作用,推进金融监管电子化进程。争取提前掌握金融风险的信息,以便及时、准确的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四)金融监管模式的转变

传统的监管模式是机构监管,是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来设立的,各自的监管机构只监管各自的金融机构。其优势是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都有相应的监管机构对其进行监管,可以随时随地的监管,缺点是某一类别的监管机构不能干预其它金融机构的活动。随着金融创新活动的加强,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各个金融机构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业务趋同趋势加强,严格按照机构监管模式执行已经不适应金融监管的需要。所以,应该向功能监管模式转变,功能监管就是按照金融体系的功能来设计监管,关注的重点是金融机构的业务和功能,而且可以实现跨机构、跨产品、跨市场的监管,可以适应金融创新而产生的金融监管的需要,可以有效地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第10篇

[关键词]中国；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2002年5月1日，德国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成立，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而在我国，随着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沿用了近5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银行监管“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正式结束，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系已基本确立。因此，研究中德两国同在21世纪初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正确认识和比较两国金融监管体系，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一、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1. 金融监管模式不同。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类型主要是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PBC）、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证监会（CSRC）、中国保监会（CIRC），体现了严格分立的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最先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而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多次进行了重大改革，终于形成目前的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09家城市信用社、近3 4万家农村信用社、200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以及15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在德国，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和保险业务间的区别正逐渐消失，银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一体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那些能够在市场上容易有效地扩大产品范围的银行、金融服务业以及保险机构间就形成了跨行业联合集团。与此相适应，成立现代一体化监管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同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结构考虑到了行业区别：为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资产管理成立了独立的组织部门。而那些跨行业任务则由从传统监管功能分离出来的几个交叉业务部门执行。因此，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集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资产管理（BAWe）为一体， 代表了完全整合的监管模式。它整合先前的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BAWe）的办公机构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并且集监管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功能为一身。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联邦机构，由隶属联邦财政部的部长通过公共法掌管。具有法律特性。两个办公室分处波恩和法兰克福，大约有1000个雇员，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监管2700个银行，800个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个保险机构。新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有利于监管局间的信息交换、有利于组织间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增强德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2. 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方式不同。按照授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不在各州设立下属机构，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监管，就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和这些办事机构下属的118家分行承担。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只是代为承担银行监管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将监管的情况向金融监管局报告，由其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央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这使得金融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不过因行使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可从央行那儿获得。而央行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做的报告，也会向金融监管局提供。同时中央银行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部门的审慎监管。一是中央银行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监管发挥作用；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内含联邦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三是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共享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参与金融监管。在中国，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其原先的银行监管职能交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银监会完成，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也分由证监会、保监会管理。三者并列，处于同一层次。在金融监管信息的获得方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具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从平级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采集、汇总信息，并逐级上报最高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具有向金融机构征集信息的权利。由于侧重点不同，央行获得监管信息和其他三个机构获得的监管信息很多时候并不对称。

3. 金融监管目标不同。虽然两者都把保证本国金融业稳定作为金融监管最高目标，但存在着监管目标具有统一性和分散性之分。一般而言，金融监管的目的有三个：维持金融安全稳定和良好的金融秩序；防止金融业的垄断以保持金融效率；保护投资者存款人的利益。监管是要兼顾安全、效率和存款人利益三项目标，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对监管目标的侧重点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中国在这方面与德国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德国，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首先是保证德国整个金融业的正常稳定运行，由此派生出保证金融资产安全和保护客户和投资者的利益。而在中国，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特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其监管目标存在差别，因此有不同的监管目标，不同于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具有统一、清晰的重点，比如在我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证券业监督管理的目标，就是促进证券市场规范健康稳定发展。要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为证券公司的发展、壮大积极创造条件。由此可见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存款入、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机构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充实监管力量，转变监管理念，切实把工作重心从审批事务转移到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上来。必须从健全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改进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体制等方面，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4. 金融监管方式和手段不同。德国金融监管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赖非政府力量来监管银行，而较少使用政府直接监管措施。在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同时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德国金融监管当局放宽了对资金来源渠道、业务范围、经营地域、利率水平等方面的管制措施，而同时从总体、宏观方面对金融业加强了监管。实现了从常规性监管到风险性监管的转变，重视内控制度建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防范金融风险，实现安全与效率并重的监管目标。而我国金融监管的形式一般有三类，一是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它是中国目前使用最主要的监管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分为两种方法，即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稽核管理；二是中央银行或监管部门委托监管，可以委托银行进行内部的稽核监管，也可以是委托外部的第三方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或咨询评估机构；三是行业自律管理，建立银行业同业协会进行行业协调和监管。针对上述不同的监管形式，形成三种不同的监管手段，即法律或法规的监管手段、行政监管手段和自律监管手段。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制订了以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的银行法规，但是由于长期行政化管制形成的路径依赖，中国的银行监管手段依然主要是行政监管手段。这种行政监管手段，主要体现在银行市场准入限制、价格管制、分业监管等方面，其核心是行政审批制和行政管制。

二、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第11篇

【关键词】金融创新；监管制度；金融管制因素 1.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历程

1.1金融组织创新

中国金融组织创新的发展过程，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推动的，主要由中央银行组织实施，为完善中国人民银行职能，为使中央银行的组织机构设置适应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的要求而逐步推进的。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非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涌现代表着中国金融组织创新的重要方面，形成了一个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这一体系为建立向市场转轨的金融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证。

1.2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

从贷款业务看，扩大了贷款对象的范围，出现了抵押贷款、质押贷款、按揭贷款等品种。在此基础上，各专业银行开始进行了各种类型的设备贷款、基建贷款、商业网点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外汇贷款、票据贴现贷款、票据抵押贷款、个人抵押贷款等新型贷款业务。

从存款业务看，对企业和城乡居民的存款业务进行了深入的创新，先后出现了大额支票账户、存款通存通兑、存款保值储蓄、购房储蓄、工资代收存款、信用卡存款、通知存款等新业务品种。

从中间业务看，拓宽了各种类型的汇兑和结算业务，新开发了诸如异地托收承付、代收代付、代客保管、个人信汇、电汇信用卡等业务，各商业银行还成立了信托业务部、证券业务部、租赁业务部、房地产信贷部、信用卡部等，开展了票据贴现、票据回购、资金拆借、货币互换等业务，在更广阔的金融市场业务领域内进行创新。

中国金融工具的创新，在货币市场上包括国库券、商业票据、短期融资债券、回购协议、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在资本市场上包括中长期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股票、收益债券、股权证、基金证券等；股票市场的工具创新，除引进国际通用的普通股、优先股等吸纳性创新外，还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B股股票、法人股权证和内部职工股等；在保险市场上包括健康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意外保险、投资分红保险、保障类保险、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等。

我国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的过程中呈现三个特征：（1）以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为主，但这些业务与工具创新还停留在浅层面，缺乏基于促进资金融通的流动性和防范与降低金融风险的深层次创新；（2）资本市场的工具创新以吸纳型为主，结合中国具体金融环境的原创型创新很少，债券融资工具（尤其是企业债券融资工具）创新种类远远不足；（3）金融业务创新单一，严重缺乏交叉业务创新和跨行业金融工具，并且缺乏与新技术的结合，金融电子化程度低。

2.我国金融创新中的主要问题

2.1微观金融机构缺乏创新动力

我国的金融创新主要是由体制转换和改革政策等外部因素推动的。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由于产权单一，尚未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此缺乏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力。国有金融机构的创新往往是在无序过渡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出现了许多不计成本甚至负效益的金融创新。

2.2金融创新活动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

具体表现在：一是金融创新活动缺乏系统性，创新成果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各金融机构至今还没有一个真正建立在研究客户需求基础上统一的规划协调部门，没有专门的主管机构，业务开发缺乏系统性。二是金融创新活动缺乏科学性，金融创新产品的优势无法发挥。

3.金融监管制度创新

3.1有效监管模式的安排

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当今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我国的微观金融机构的创新范围也将逐步的由单一领域扩大到多领域，为了满足跨领域金融创新的需要，笔者认为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应采取逐步推进的思路，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短期内：（1）先应采取措施打破现有的银行业垄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实现银行运行机制的转换，推进产权改革，完善内控制度，生发出市场对银行监管的力量。（2）由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风险性、功能性监管转变，让传递同样风险和收益信号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及金融市场受到相应的监管。（3）逐步建立起由中央银行牵头的监管模式。央行设立协调机构，定期召开金融联席会议，实现银行、证券、保险在信息交流、法规、日常监督、处理上的协调。（4）推进银行、证券、保险监管的专业化，加强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渐成熟和商业银行的运作规范化，以及金融业内各行业间将相互开放、相互进入的金融发展格局时，可以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创建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具体做法是：成立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统一全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监管活动，协调金融监管与外部各有关方面的关系，提高监管能力，实现协同效果和规模效益。在金融监管委员会下，设立银行监管局、证券监管局、保险监管局、信托监管局，将原分业的金融监管职能进行重新归并和组合，由相应的监管局取代，分别负责相应行业金融监管工作的具体实施。

3.2金融监管的法律支持体系

金融监管的有效运行要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作条件，而这个条件能否具备则依赖于健全的金融法律体系。

尽快制定金融法律实施细则。监管者要有效履行金融监管职能，除了主体法律体系外，还需要一套较为完整的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还要对立法环境尚不成熟、近期不易立法的有关金融行业，先制定过渡性的暂行条例。另外，针对目前银行面对企业大量的金融法规行为无能为力、社会信用环境恶化的状况，必须尽快成立金融执法机构，专门受理银行、证券、保险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诉讼案件，重塑我国金融司法秩序。

加强商业银行退出方面的法律建设，构建有问题商业银行的退出机制。相关法律要赋予监管机构退出市场决定的自，即在银行破产倒闭前采取适当纠正行动的权利，使监管机构能根据具体情况，对产生问题或经营效率低下的商业银行进行及时处理或勒令其退出市场。

3.3建立高效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

借鉴发达国家金融风险防范的经验，结合我国金融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和风险特征，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从宏观层面可分为三个层次建立：（1）建立国家宏观金融预警系统。可由国务院牵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家统计局、各大金融机构共同参加，按照统一领导、统一指标体系、分级监控的原则，组建国家宏观金融预警组织系统，负责全国范围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同时，负责监测国际金融风险走势，将各种风险信息和对策措施及时传输到政府各部门和各金融机构中去。（2）建立区域金融预警系统。由中国人民银行跨省区分行和区域内银行监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和辖区内各大金融机构共同组成，主要负责辖区内金融风险的检测和预警，及时将各种风险信息和对策措施传递到上层预警组织和各金融机构。（3）建立地区金融预警系统。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心支行、银行监管部门与设在当地的金融机构共同组成，主要负责辖区内金融风险的检测和预警，将各种警情信息及报时上级预警系统和监管机构以及各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第12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监管;模式;比较;经验

一、国际金融监管模式比较

1.自由开放的监管模式

世界上对于金融市场几乎不加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行政管制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主要凭借其发达的金融信用信息系统实现对金融体系的监管,美国目前正在使用的监管信息系统主要有两个:全国检查数据库系统和银行机构全国桌面系统。全国检查数据库系统属于美联储国家信息中心的一部分,该系统专门服务于监管职能,因此,只有美联储的监管人员能够进入和使用。银行机构全国桌面系统的最大特点是数据的共享性强,通过一些新的功能设置能有效地增进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同时有助于监管人员对不同机构的同种业务类别和风险特征进行比较分析。

2.适度约束的监管模式

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属于这一模式,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从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已经过渡到放宽管制,甚至完全取消管制。

a.英国金融监管

在0多年的经济变革浪潮中,英国金融监管体系始终书写着三国鼎力的鸿篇巨制。面对金融市场的动荡,被推向风口浪尖的英国金融监管体系在改革的压力下,终于迈出了向“中央集权靠拢的艰难一步。

新的监管体制改革实现了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统一。他认为,英国现行的金融体制是在混业经营潮流中树立起来的,其益处在于能顺应当时混业经营潮流,有利于英国金融业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中增强国际竞争力;其弊端则是政府放松了管制,“亲商变成了放纵,导致金融业败德行为泛滥,英国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策源地。英国央行对金融集中监管,有利于及时准确地获取和反馈信息,避免了多方监管的低效和疏漏,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加大监管力度,并降低金融风险。

b.日本金融监管

日本传统的金融监管制度侧重于事前限制,从而形成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的监管机制,随着金融监督厅的设立和运营,金融监管将转变为注重事后监督,以国际统一会计标准和法律规范交易行为促进竞争的机制,真正建立起透明、公开、公正的金融市场。日本金融政策的制定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原来均由财政部负责,权利过于集中,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997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金融监督厅设置法》及其相关法案,进行一元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财政部的官方金融检查部和证券交易等监督委员会以及银行、证券、保险各局的监督、检查职能分离出来,统一集中于金融监督厅。其目的是增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增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3.严格管制的监管模式

这一类国家大多实行外汇金融的严格管制,对贸易、非贸易项下的外汇使用都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且几乎毫无例外地实行资本项目下的货币不可兑换。这些国家存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一般历史上都经历了或仍处在资金短缺的阶段,金融监管体系较为僵硬,不容易适应国际新情况,相应的配套法律及设施也很不完善,需要加强和改善的地方很多。中国也曾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分析学习这些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于我们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匈牙利原来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的分配呈集权状态,因而整个金融体制以中央计划为基础,在金融结构方面,实行大一统的银行制度。最近几年,外国资本在匈牙利银行业的股权已经占到了65%左右,保险部门中外资参与程度达到了90%,70%的投资基金受外资控制。在匈牙利,外资控制金融机构已经完全合法化。这对匈牙利金融监管形成了极大的挑战,消除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也就变得更加重要。99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最大的警示之一就是:只有运用综合的、有弹性的、有预防的手段进行金融监管,才能适应金融产品创新和机构交叉的新形势的需要,从而促进金融和经济有序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导致了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规则的变化。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政策建议

目前国际现行的金融监管方式主要有四类:分业经营、混业监管,如韩国;混业经营、分业监管,如美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混业经营、混业监管,如英国和日本;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这是中国内地采取的模式。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行为的金融监管必须获得法律法规的明确界定,以保证金融监管本身能够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程序执行,以杜绝随意性,维护客观性和公正性。另外,我国普遍缺乏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措施,监管成本较高。在现行金融监管中,“重审批、轻管理、“重国有银行、轻其它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重外资、轻中资的倾向十分突出。对此,笔者拟提出为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六点建议:

1.直接组建统一的监管机构,实行功能型监管;

2.要建立金监委、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与人民银行之间的定期会商机制;

3.要加强金融业的自律作用;

4.完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

5.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杜绝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真空;

6.建立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机制,加强社会公众的监督,深入开展有关市场规则、金融意识和知识的教育,增强人们的金融风险意识、社会信用观念,遏制非法金融活动的社会基础。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在历经25年缓慢发展并且成型不久,便已经开始面临新的挑战。现在提出的成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否被接纳,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用了25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还是与我国金融的发展程度和监管的水平相适应的、相符合的。这次的改革,应该会于当初的“一行三会的分离改革和当前的“分久必合一样,同具“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方式,提高监管质量的性质,因为不论结果如果,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高效运行,才是金融监管改革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 赵晓. 英美金融监管体制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当代金融.2009

[2] 李然. 国际金融监管模式刍议.金融家.2007

第13篇

伴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金融业竞争尤为激烈，混业经营已经是国际大趋势，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尚未完善的金融监管领域问题频发，金融监管模式的不确定性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本文提出当下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和具体做法，为我国金融监管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混业经营；监管模式

一、文献综述

国内目前在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其中，郭亮（2013）在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模式进行探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实践，研究混业经营趋势下的金融监管制度。曹凤岐（2009）在改革和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也提出分三个阶段进行改革的建议。吴利军、方庆（2012）指出我国现行监管体系的弊端，并据此提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改进型路径。高田甜、陈晨（2013）对危机过后的英美两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作出介绍和评价，提出应妥善处理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冲突，加强宏观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

二、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一）目前监管现状和国际主流监管模式。

在金融混业经营下，混业监管本就应该是常态之事。但是，由于受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所影响，中国目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刚刚拉开，在金融监管领域上，分业监管仍然是目前的监管模式，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存在的监管漏洞、重复监管、监管资源浪费、监管机构间协调性欠缺等问题逐渐的暴露客观上要求我国对既有监管模式进行调整和转换。最近几年的事例有以下几个：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使得90多家中小企业倒闭，其中监管上有一个原因就是央行和银监会不协调。2013年6月货币市场“钱荒”，也是由于央行和银监会同业业务存在不协调。最为严重的2015年6月股灾，更是集中暴露了现行监管体制的显著弊端，分业监管体制开始备受诟病。6月中旬，A股大幅下跌，上证指数跌幅超过30%，直到7月9日在救市政策出炉后不久才企稳。然而，8月18日之后，A股再次下跌，沪指一路跌到了8月26日的2，850点，两个多月时间沪指近乎腰斩，逼迫国家动用超过万亿资金救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快速大跌中，众多个股一度连续无量跌停，市场流动性缺失。业内人士认为，股灾背后反映了银行、证券乃至其他金融主体之间无法割裂的联系，即彼此通过各种通道实现资金流动以及通过创新处于监管灰色地带，从而带来金融风险。由此看来，混业经营不再是争论焦点所在，混业监管模式的选择才是目前重中之重。面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才能更好地为金融市场保驾护航。我国在这方面也做过不少有益的探索。2013年8月初，国务院正式确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强调这一制度“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不削弱有关部门现行职责分工，不替代国务院决策。”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前述银行人士认为，这种淡化行政色彩的做法，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但是，联席会议制度并没有实质权利，对事实上的监管改革没有太多的帮助。目前，全球金融监管模式有四种：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综合监管、双峰监管，在这里美国是一个例外，不属于这四种的任何一种，但是又兼具了四种的一些特征。机构监管也称分业监管，是指将金融机构类型作为划分监管权限的依据。我国就是典型的机构监管国家，但事实证明在混业经营下，机构监管是不可取的一种模式。功能监管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设计金融监管体系，就是规定某一类金融业务由某个监管者进行监管，而不论这种业务是由何种性质来从事的。这比较能够有效地解决机构监管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漏洞，当然成本增加，机构之间过度竞争导致的倾向性监管也是弊端。综合监管是指金融系统中所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活动都由同一个监管机构负责监管，这一监管者既负责所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也负责所有金融服务的行为监管。其能有效地解决由于监管不确定性形成的监管重复或真空问题，但是效率难以保证。双峰监管又叫目标监管，是以监管目标为基础通过设立两个监管机构分别负责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审慎监管机构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行为监管机构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双峰监管能够保证各自监管领域内监管的一致性而避免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和制约关系。但是，一个金融机构会受好几个监管机构监管，从而出现管理成本上升，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在这一点上与功能性监管相似。从以上综合比较来看，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监管模式，各种模式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论之。在中国目前“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的现状下，当务之急应该是打通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渠道，尽早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监管框架。在监管模式的设计中，风险与效率的权衡是关键，而风险与效率的权衡又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金融业在这个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中国金融市场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在监管模式上，笔者认为可以选择功能监管，借鉴双峰监管的一些优点。

（二）微观领域的金融监管。

笔者认为应该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之上设立一个金融监督管理局，将三家纳入其中，该局直接隶属国务院，负责金融领域微观审慎监管。这样可以建立一定的协调机制，加大配合力度。在信息交流和信息协作上，可以建立一个广泛的信息交流机制，从而实际上减少信息缺失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失误。对于当前热门的金融控股公司等新型的金融集团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联合机构独立于“三会”之外，更好地对交叉领域或空白领域进行监管。另外，在法律法规方面要制定相关监管细则和操作流程。例如，《金融控股公司法》应该被首先制定，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以及监管主体，界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权利与义务，为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发展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宏观审慎监管上我们应该明确央行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央行的独立性。

（三）宏观领域的金融监管。

在宏观背景下，央行仍然要发挥其作为唯一货币机构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货币政策制定时还要注意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在改革进程中，要把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央行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可以根据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是否引发系统性危机来选择用何种金融工具对其进行援助。这也为具体监管机构找出具体成因，采取相关措施提供了必要的解决时间。

作者：张天赐 张良彬 何鹏辉 赵飞 王长庆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郭亮.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监管制度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3.

［2］高田甜，陈晨.金融监管体制：国际比较、发展趋势与中国选择［J］.上海金融，2013.10.

第14篇

关键词：风险监管；全球化；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

一、风险防范与控制渐趋成为金融监管立法核心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而金融领域又是竞争最激烈，风险程度也最高的领域，加之金融行业自身的脆弱性，没有风险就没有金融活动，风险与金融形影相随。因此，金融风险的积攒和蔓延，势必对全球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当今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金融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的核心和焦点。风险监管作为新的监管理念，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可。

(一)金融全球化与风险监管

金融全球化使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金融市场主体的日益国际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的提高。这都促使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使风险得以蔓延和扩张，并难以得到防范和控制，金融全球化中的任一环节一旦发生问题，将直接对全球经济形成巨大冲击，从而加剧金融风险。金融全球化还直接导致任何单纯一国监管的低效，加之金融业自身的脆弱性，在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金融风险跨国感染和蔓延的机会大大增加。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已迅速蔓延和扩展，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充分说明了，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与稳定，建立和健全以风险防范与控制为核心的风险监管法律制度作为依托和保障至关重要。

(二)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

风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随着信息技术以及统计学的不断进步，人们认识和预测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强，缩小了不确定性的范围，减少了不确定性的程度。于此同时，由于各种各样新事物和新制度的涌现，人们还来不及了解其影响时已不得不去适应它，因而，又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新的潜在风险，正是因为大量不确定性的产生和存在，人类始终面对着一个充满挑战、机遇及危险的世界。随着当今金融全球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快以及金融创新的日益很活跃，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金融创新浪潮已涉及金融的各个领域，不仅包含金融工具的创新，同时也包含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组织、范围和功能的创新。金融创新一方面大大提高了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使金融市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大大增大。模糊了传统的金融业务的分类，对传统的金融分业监管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分业监管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需要，不但不能实现对风险的有效防范和控制，反之，是对金融创新发展的制约和束缚。金融监管需要在金融创新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变革和加强。金融创新是传统的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对日渐深入的全球化金融服务业中管制因素和管理体制的变化所形成的日益激烈竞争的反映。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全球化无疑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规模效益，两者的相互促进形成了金融业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激烈的竞争，导致了金融业务更加复杂、金融行为瞬息万变、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风险防范和控制的任务更加严峻。

(三)金融自由化与风险监管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由此也揭开了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的帷幕。与此同时，为摆脱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窘境，主张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成为发达国家金融改革的主流。于是，金融自由化就成为了世界金融改革的主流内容。而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自由化与放松管制一方面促进了金融法创新的发展，活跃了资本，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客观上也导致了金融机构更多的冒险行为，利率自由化、混业经营范围的扩大以及更多的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集中了更高的风险和投机性。这些都引起了金融脆弱程度的增加，容易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而完善且执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法律框架有助于提高一国的制度质量，从而减少金融自由化所引发的金融脆化现象。因此，体现在金融监管领域，就是金融监管法要以风险的防范和控制为核心和重点。建立和健全风险监管法律制度。

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的渐趋完善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

回顾百年来金融理论演进和全球金融发展的历史，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剧。现代金融及金融理论的发展与传统的金融及金融理论已经不能同日而语，“此金融而非彼金融”。现代金融表现出极强的脆弱性、结构的高度复杂性、巨大的负外部性、日益明显的虚拟性和独立性，加上金融市场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的开放性、流动性和全球性，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波动与危机迅猛的跨国界传导，传染性与破坏性极强，这都促使了全球金融风险的迅速全面升级。面对这种金融风险全球化的趋势，单个国家面临着日益艰巨和复杂的金融监管压力，单单依靠某个国家内部监管当局的力量越来越难以实现对本国金融业的有效监管，为了避免监管信息采集、检查和处置工作的重复成本，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金融监管无效和失灵，以及由于各国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差异所带来的监管冲突，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就日益凸现出其重要性，并逐步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52届年会讲演上指出：“在许多问题上，各国努力与国际支持相结合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很多困难都超出了各国自行解决的能力范围。”这句话用在金融监管方面尤为恰当和贴切。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建立和健全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的价值在于促成全球化利益的实现，体现在金融监管领域，监管的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在于消除或减缓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全球传染效应，在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促进金融业安全和快速发展。因此，在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进程中，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日益得到重视，已成为一个明显趋势。

(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目前，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合作与协调的主要有效实现方式是国际组织的建立及达成的诸多法律文件，各种国际会议和论坛的召开。国际金融监管最初表现为银行监管者之间的双边接触，后来逐步扩展到金融的各个领域。1975年。在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框架内成立了巴塞尔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交流金融监管信息，制定银行监管条例，加强各国监管当局间的国际合作和协调，维护国际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

所说的“巴塞尔协议”)。1997年9月又正式颁布实施了更为重要的《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1984年，证券监管者国际组织(IOSCO)成立，是国际证券业监管者合作的核心，先后发表了《里约宣言》、《监管不力和司法不合作对证券和期货监管者所产生问题的报告》和《承诺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监管标准和相互合作与援助基本原则的决议》。1992年，保险监管国际协会(IAIS)成立，制定和颁布了《新兴市场经济保险规则及监督指南》。为了对有可能阻碍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进行协调，以推进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WTO对金融监管法律也进行了国际协调。1993年12月，缔结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及其金融附件，1995年达成了《金融服务承诺谅解》，1997年达成了《全球金融服务协议》(FSA)等文件。各国际金融领域基本上初步形成了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法律文件。并在不断的适应新的国际金融形势，不断的修改和完善。此外，监管机构之间的双边或多边信息共享与合作及技术性和程序性的安排还是比较普遍的，主要表现为谅解备忘录的形式(MOUS)和金融信息备忘录(FIMOUS)，前者通常规定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条件，通常包括获取彼此所拥有的官方文件和其它信息的规定，而金融信息备忘录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备忘录，规定获取更一般信息的条款，或进一步规定关于国际经营企业风险评估认定的常规报告要求。以上这些都说明，基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维护全球金融安全、健康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已成为大势所趋。但在此方面有两个问题要引起注意：1、坚持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并不是否认国家经济原则，也更不是对国家原则的质疑和动摇，也更不代表就是现在较为流行的“弱化论”和“让渡论”的拥护者。各国要在坚持国家经济，公平和互利的基础上，本着“双赢，互惠”的目的进行金融监管领域的合作与协调，这样才能真正的维护本国的利益，从而进一步促进全球金融安全与稳定。2、目前普遍认为国际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文件不具有强制力，具有软法的性质，由各国监管当局自由决定是否实施，但绝不能以此忽视，甚至否定这种软法的效力。全球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世界各国的彼此依赖性加大，软法的效力虽然不直接来自于各个单个国家的强制力，但是，国际法制的创设过程也就是国家权力之间相互博弈与较量的过程，其具有规范效力，软法一经形成，相应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守，如果违反，就会遭到舆论的谴责，纪律的制裁，甚至被共同体开除等制裁。因此。国际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文件虽然不具有法的强制约束力。但却对各国有着更高的吸引力，更应受到广泛的信奉、认可和遵守。

三、动态性金融监管和系统性金融监管相结合

(一)系统性金融监管立法

风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动态的运动本质，随着资本和加速运作，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尤其是在金融创新日益活跃的情况下，金融创新形成了以资金链为基础的竞争关系，各金融机构之间表现出更强的相关性和连动性。当一个机构出现问题时。就会迅速波及其它机构，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危机到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此外，金融交易手段的创新，在提高金融活动效率的同时，也伴生出新型的交易风险。如：股票指数交易、期权、期货交易等。这些新型的工具具有显著的杠杆效应，在产生风险时，这种杠杆效应的存在更使风险倍增。金融风险更呈现系统性扩张和蔓延的特征。

所谓的系统性风险，一般就是相对个别金融风险或局部性金融风险而言的，指的是通过单个金融风险的传染和蔓延而形成的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其在规模和性质上，均大于个体金融风险的简单相加，具有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区传染等显著特征，往往会对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致命的影响和威胁，最终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近期始发于美国次贷危机而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使系统性风险监管问题受到高度关注。2008年3月，我国央行、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应该正确处理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金融系统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发展状况，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进一步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有效保障国家金融安全。”这充分说明在金融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的背景下，风险从其一产生，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领域，在金融监管中确立系统性监管的理念，将监管视野扩大，用系统的、全局性的思维去设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非常重要，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的立法趋势。

(二)动态性金融监管立法

金融监管是个动态博弈的复杂过程，在当前金融风险不断加剧，系统性风险凸现的背景下，与时俱进的重视动态金融监管非常重要。将动态性监管与系统性监管相结合，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立法的趋势。动态性金融监管立法的本质特征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信息化监管。金融市场是信息高度不对称的不完全市场，金融风险又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和蔓延性。因此，大量真实、及时和有效的信息是金融监管部门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其中，信息披露制度非常重要。在金融监管实践中，由于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直接导致了信息供给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者就很难做出使监管资源最优化的决策，极大的妨碍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因此，完备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非常重要。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朗曾对信息公开制度作过这样的评价：“公开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与产业弊病的矫正政策而被推崇，阳光是最有效的消毒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鉴于此，为了提升金融监管的信息化，国际社会近年来做出了积极的努力。2001年4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保险业协会及国际证券监管者组织组成的工作小组，出台了《多方工作小组关于提高信息披露的最终报告》文件，对完善金融机构信息公开披露专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与指南。2004年6月26日，在经过长达5年的修订后，巴塞尔监管委员会颁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最终稿。在新资本协议第四部分，即第三支柱――市场纪律中，就明确说明了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并要求通过建立一整套披露要求以达到促进市场纪律的目的，并对相关的要求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2、及时化监管。监管信息，监管措施及政策的实施，都具有时效性，动态监管要求及时的收集监管信息，并及时进行信息的鉴证、扫描与分析，及时编制信息报告，并将监管信息及时高效传递或披露，在第一时间提供给有关的监管决策层并迅速转化为具有针对性的监管行为。时滞的信息以及监管措施，难以真正起到实效，会导致监管成本的增

加。监管低效，甚至对金融风险的积聚和扩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4、持续性监管。金融监管是个动态博弈的复杂过程，应在监管中不断的自我改进和完善，与时俱进，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监管。动态性监管应是持续性的监管，一是应着眼于监管的方案、程序、技术的不断调整与修正，以适应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二是要充分发挥激励相容机制在金融监管领域中的作用，注重金融机构自身对风险与缺陷的持续改善，直到其安全性、稳健性和效益性等指标符合金融监管的需要。

5、预防性监管。金融监管的时滞性普遍存在，监管往往是事后监管，在风险充分暴露，大规模蔓延时才监管，容易导致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率低效。因此，针对当前金融风险与日俱增的客观现实，为了避免金融监管的滞后性，更好的防范和控制风险，维护世界金融的安全与稳定，“预防性金融监管”制度的确立日益重要。金融业“预防性监管”的方法和手段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最初主要是以单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方式进行的。1993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建议使用“标准化监管”方式。但仍然延续了这种行政指令式的特征，1996年，巴塞尔金融监管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以内部模型监管方法替代了“标准化监管”，但内部模型监管方法却被称作是一种“半刚性”的监管方法，没有完全解决行政命令式监管的弊端，而且在内部模型监管的运用上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随着信息经济学在产业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非对称信息博弈研究和运用的成果，金融监管领域产生了预先承诺方法，体现了动态监管的理念，以实现预防性金融监管的高效为目标，将成为金融监管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

四、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

第15篇

关键词：混业经营；监管模式

一、文献综述

国内目前在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其中，郭亮（2013）在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模式进行探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实践，研究混业经营趋势下的金融监管制度。曹凤岐（2009）在改革和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也提出分三个阶段进行改革的建议。吴利军、方庆（2012）指出我国现行监管体系的弊端，并据此提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改进型路径。高田甜、陈晨（2013）对危机过后的英美两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作出介绍和评价，提出应妥善处理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冲突，加强宏观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

二、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一）目前监管现状和国际主流监管模式。在金融混业经营下，混业监管本就应该是常态之事。但是，由于受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所影响，中国目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刚刚拉开，在金融监管领域上，分业监管仍然是目前的监管模式，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存在的监管漏洞、重复监管、监管资源浪费、监管机构间协调性欠缺等问题逐渐的暴露客观上要求我国对既有监管模式进行调整和转换。最近几年的事例有以下几个：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使得90多家中小企业倒闭，其中监管上有一个原因就是央行和银监会不协调。2013年6月货币市场“钱荒”，也是由于央行和银监会同业业务存在不协调。最为严重的2015年6月股灾，更是集中暴露了现行监管体制的显著弊端，分业监管体制开始备受诟病。6月中旬，A股大幅下跌，上证指数跌幅超过30%，直到7月9日在救市政策出炉后不久才企稳。然而，8月18日之后，A股再次下跌，沪指一路跌到了8月26日的2，850点，两个多月时间沪指近乎腰斩，逼迫国家动用超过万亿资金救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快速大跌中，众多个股一度连续无量跌停，市场流动性缺失。业内人士认为，股灾背后反映了银行、证券乃至其他金融主体之间无法割裂的联系，即彼此通过各种通道实现资金流动以及通过创新处于监管灰色地带，从而带来金融风险。由此看来，混业经营不再是争论焦点所在，混业监管模式的选择才是目前重中之重。面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才能更好地为金融市场保驾护航。我国在这方面也做过不少有益的探索。2013年8月初，国务院正式确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强调这一制度“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不削弱有关部门现行职责分工，不替代国务院决策。”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前述银行人士认为，这种淡化行政色彩的做法，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但是，联席会议制度并没有实质权利，对事实上的监管改革没有太多的帮助。目前，全球金融监管模式有四种：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综合监管、双峰监管，在这里美国是一个例外，不属于这四种的任何一种，但是又兼具了四种的一些特征。机构监管也称分业监管，是指将金融机构类型作为划分监管权限的依据。我国就是典型的机构监管国家，但事实证明在混业经营下，机构监管是不可取的一种模式。功能监管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设计金融监管体系，就是规定某一类金融业务由某个监管者进行监管，而不论这种业务是由何种性质来从事的。这比较能够有效地解决机构监管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漏洞，当然成本增加，机构之间过度竞争导致的倾向性监管也是弊端。综合监管是指金融系统中所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活动都由同一个监管机构负责监管，这一监管者既负责所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也负责所有金融服务的行为监管。其能有效地解决由于监管不确定性形成的监管重复或真空问题，但是效率难以保证。双峰监管又叫目标监管，是以监管目标为基础通过设立两个监管机构分别负责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审慎监管机构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行为监管机构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双峰监管能够保证各自监管领域内监管的一致性而避免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和制约关系。但是，一个金融机构会受好几个监管机构监管，从而出现管理成本上升，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在这一点上与功能性监管相似。从以上综合比较来看，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监管模式，各种模式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论之。在中国目前“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的现状下，当务之急应该是打通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渠道，尽早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监管框架。在监管模式的设计中，风险与效率的权衡是关键，而风险与效率的权衡又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金融业在这个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中国金融市场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在监管模式上，笔者认为可以选择功能监管，借鉴双峰监管的一些优点。

（二）微观领域的金融监管。笔者认为应该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之上设立一个金融监督管理局，将三家纳入其中，该局直接隶属国务院，负责金融领域微观审慎监管。这样可以建立一定的协调机制，加大配合力度。在信息交流和信息协作上，可以建立一个广泛的信息交流机制，从而实际上减少信息缺失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失误。对于当前热门的金融控股公司等新型的金融集团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联合机构独立于“三会”之外，更好地对交叉领域或空白领域进行监管。另外，在法律法规方面要制定相关监管细则和操作流程。例如，《金融控股公司法》应该被首先制定，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以及监管主体，界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权利与义务，为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发展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宏观审慎监管上我们应该明确央行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央行的独立性。

（三）宏观领域的金融监管。在宏观背景下，央行仍然要发挥其作为唯一货币机构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货币政策制定时还要注意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在改革进程中，要把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央行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可以根据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是否引发系统性危机来选择用何种金融工具对其进行援助。这也为具体监管机构找出具体成因，采取相关措施提供了必要的解决时间。

作者:张天赐 张良彬 何鹏辉 赵 飞 王长庆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郭亮.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监管制度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3.

［2］高田甜，陈晨.金融监管体制：国际比较、发展趋势与中国选择［J］.上海金融，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