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环境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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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经济增长

想要实现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经济增长这三者的共存，我们必须要辩证地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增长势必要导致污染物的排放，而污染物的排放是引发环境问题和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有效的环境治理又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现状作为文章内容的切入点，并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进行了详细地阐述。

1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我国在实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经济总量实现了大幅度增长，但是，由于资源过度消耗致使污染物的排放量剧增，可以说，我国污染物排放与环境治理的现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污染物排放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污染物的总排放量始终居高不下，环境问题已经十分严峻。主要体现在：SO2、COD以及氨氮的排放负荷依旧非常大，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同时，农业源污染问题和机动车辆尾气污染问题也已日益凸显。污染情况的不断加剧，使得我国环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以往我国的污染物介质主要是以水和大气为主，而现在却向着水、大气、土壤这三种污染介质共存的方向转变，而污染物的来源原先主要是以生活、工业污染为主，而现在的污染源是以农业、工业、生活污染物的共同存在。由此可见，我国的环境问题非常严峻，治理任务艰巨。

1.2环境治理的现状

我国的环境治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在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我国整体环境还较好，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在治理的资金投入方面也不足，经验也较为缺乏。

（2）在发展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和经济发展、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保护也受到了更多地重视。而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已经逐步健全。

1.3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

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我国的第二产业在GDP的构成中非常稳定。和世界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GDP结构还有非常大优化空间，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潜力仍旧很大。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来看，我国的GDP能耗呈现出下降趋势，而能源利用效率呈现出整体性提高的趋势，经济增长质量有所提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异在进一步扩大，区域差异明显。

2我国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

2.1升级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树立科学发展观念，想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必须打破传统发展观念的藩篱，运用科学的发展观念指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创新体制，以经济增长方式提供法律支撑。通过行业标准的制定，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的进程，将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凸显出来。

（3）加速推进科技进步，实现自主创新。科技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而科技创新能够在最大限度范围内节约原材料、时间和劳动力，可以说，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经之路。

2.2将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出来

节能减排作为构建环境节约型社会的重要途径，政府应充分发挥好自己的职能，开展好相关工作。我国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高碳排放将一直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能够尽快结束高碳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将节能减排变成硬性指标。政府的工作人员应把节能减排作为提高正经济运行的入手点，通过节能减排指标来对政府只重GDP增长不重环境的行为进行制约，对那些资源利用效率非常低，碳排放量较高企业生产结构进行优化，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2.3提高政绩考核绿色化、科学化

转变传统的考核方式，打破唯GDP论的思维模式，提高征集考核的绿色化和科学化。自我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内容，而对官员政绩考核也主要是围绕经济增长来开展。但是，我们应充分认识到GDP不能将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涵盖进去。如果政府官员的征集考核仍是以之前的经济发展为标准，那么改善环境质量的目标无法实现。因此，在低碳环保发展理念的倡导下，应注重政绩考核和绿色经济协调发展，建立有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考核体系。

3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分析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虽然，现阶段在开展相关工作的工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是，只要相关部门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模式，转变工作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来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的长远、高校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徐文成,薛建宏.经济增长、环境治理与环境质量改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5,(02).

[2]侯景新,沈博文.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EKC模型分析[J].区域经济评论,2015,(04).

第2篇

一、FDI对碳排放的效应分析

1.FDI对碳排放产生的规模效应

FDI碳排放规模效应是指一国FDI流入量增加的同时带来碳排放的变化，其对碳排放的影响包含正、负效应两个方面。正效应表现为FDI规模扩大减少了东道国的碳排放量。

改革开放后，我国FDI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2010年成为世界上利用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这个时期FDI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最主要形式（90%以上）。吸引外资的增多促进了我国GDP的不断增长。GDP的逐年递增也导致我国CO2的排放量不断增加，在2013年碳排放量达到109.37亿吨。但是自2004年开始，CO2排放量增长率逐渐减低，由15.35%降到2013年的2.65%。所以，FDI规模的增加加大了我国CO2的排放量，但它较小的减碳作用也开始显现。

2.FDI对碳排放产生的结构效应

FDI碳排放结构效应是指一国FDI的流入改变了东道国产业结构进而引起碳排放的变化。引资初期，FDI凭借自身优势和政策支持轻松地进入了我国的污染行业和能源密集型行业，造成了能源过度开采、使用、浪费，排放物增加等环境问题。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加大第三产业的引资力度，在2011年服务业FDI流入额首次超过制造业，达到582.5342亿美元。近年来，我国加大产业结构升级，注重外资质量，合理优化三大产业的引资规模。从而进入我国的FDI产业结构投资逐渐从“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所以，FDI的产业结构对我国碳排放的正效应逐渐显现。

3.FDI对碳排放产生的技术效应

FDI碳排放技术效应是指FDI的流入带来环保技术的直接进步和间接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会降低相同产出下的碳排放量。

我国企业与外商企业存在着较明显的技术差距，但近些年来通过改变引资方向我国的技术水平有所提高。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改善了我国国内企业的生产方式，而且对我国环境保护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多个行业的碳强度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例如，煤炭开采和细选业由2005年的5.22万吨/亿元降到2011年的1.76万吨/亿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由2005年的4.82万吨/亿元降到2011年的1.37万吨/亿元。可见，FDI的技术效应对我国碳排放产生了明显的正效应，促进了碳减排。

4.FDI对碳排放产生的环境管制效应

FDI碳排放环境管制效应是指政府制定、实施环境法律法规、标准、政策，运用各种有效管制手段，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减少碳排放。外资环境管制政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不断完善。在2007年、2011年实施新的外资指导目录之后，污染密集型的采矿业、制造业等行业吸引外资额逐渐减少。可见，我国通过设置环境准入壁垒来阻止低质量外资进入，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减少碳排放做出一定贡献。

总之，FDI规模的增加加大了我国CO2的排放量，但它较小的减碳作用也开始显现。FDI的结构效应对我国碳排放产生一定的正效应。FDI的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的正效应越来越明显。FDI的环境管制效应对碳排放的正效应逐渐显现。

二、对策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FDI带来的正效应显而易见。因此，我国要继续加大引资力度，充分发挥FDI对碳减排逐渐显现的正效应。

首先，我国进一步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健全监督机制，提高执法能力，强化行业监管，改革、创新管理体制，加大对外资项目的环保审查力度。从而在法律层面保障引资的清洁性，并且为优质的外资提供公平透明的投资环境。

第3篇

目前我国环境污染总体上处于“爬升”阶段，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形势严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普遍存在。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而环境税的缺位使得经济政策对环境问题的解决缺乏有效的传导机制。

一、开征环境税对我国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影响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工业化转型的推进，中国的环境问题逐渐凸显。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表明，环境问题已经日益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一个国家和政府能否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做出承诺和切实的努力成为检验国家责任感和国际威望的重要试金石。因此，打好“环境牌”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2.环境税的实施有助于整个环境经济政策运行

环境税是环境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征环境税，有助于引导全社会在保护环境中谋求发展，实现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同时，环境税的实施将改变以往以行政办法为主导的管理模式，转变为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3.发达国家利用环境税差异制造贸易壁垒，对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环境税作为重要的环境经济手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近年来，发达国家利用环境税差异制造绿色壁垒，对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开征环境税，既符合国际环境政策发展趋势，也有助于消除不利国际影响，保护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征收环境税的具体实施方案及须注意的问题

随着我国的税收改革逐渐深入，环境税作为一个全新的税种，不仅是经济发展趋势所向，也是对我国财税制度体系的重要补充。

1.开征环境税的主要目的

通过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征税，强化税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控作用，减少污染排放，促进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1）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对特定排污行为或消费对环境有害的产品直接征税。如通过开征碳税以确保在某一个目标年度前使碳的排放量低于基年的水平，对污水排放征税以保护饮用水源、恢复江河湖泊水质。

（2）节约能源消费

开征环境税，提高能源消费成本，引导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有利于减少能源消费，促进提高能源利用率、节约使用能源。

（3）促进环境技术提高和环保产业、再生资源业的发展

污染控制、废物回收、能源替代等都依赖于环保技术的发展。环境税应发挥调节作用，鼓励新能源、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以及推广。

2.环境税的征税范围

（1）污染物排放行为

污染排放税的计税依据为污染物的排放量，通过对特定排污行为或消费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征税，直接增加排污成本，有助于直接刺激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经济行为向环境友好的方向转变。

（2）二氧化碳排放行为

鉴于二氧化碳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应考虑将其纳入环境税征税范围。作为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开征碳税可有效激励公民和企业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提高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形象。

3.环境税的制度设计

环境税的开征初期征税范围不应过大，应从重点污染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后再扩大征收范围。当前我国污染排放环境税税目应基本确定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业废水、二氧化碳四大类。

（1）二氧化硫税制要素设计

面向我国境内生产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硫的单位和个人。对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煤炭进行征税,以其当期煤炭中的含硫量为计税依据, 规定幅度定额税率。对于大宗排放者，若其排放达标，可对所征收的硫税实施返还政策或是补贴政策。一方面促进大宗排放者对二氧化硫末端排放的治理，另一方面又能减轻由于征税使得成本增加的负面影响。

（2）氮氧化物税制要素设计

面向我国境内生产过程中排放氮氧化物以及使用运输工具排放氮氧化物的单位和个人。对其使用的煤、石油、天然气、汽油、柴油进行征税，以其当期燃料的使用量为计税依据。定额税率，规定每公斤NOX适用税率。生产过程中排放氮氧化物的纳税人采用自行申报方式，使用运输工具排放氮氧化物的纳税人采用由燃油销售方代扣代缴税款的方式。

（3）工业废水税制要素设计

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可以先把工业废水纳入到环境税征收范围，暂时对生活废水和农业废水免税。

面向我国境内排放工业废水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水进行征税，以排放量和污染程度为计税依据。先确定基准的“污染单位”，废水排放根据其排放量和污染浓度折换成标准单位后纳税，对超标排放污水实行加倍征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企业，在当前减排技术水平下仍承担较重税负的给予减免优惠。

4.开征环境税须注意的问题

（1）分阶段实施战略

环境税收政策应采取先易后难、先旧后新、逐步推进的实施战略。首先实施条件成熟、易于推行的污染排放税、污染产品税以及生态保护税，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在适当时机开征碳税。在长期，逐渐将现行排污费全部纳入环境税体系当中。

（2）与现行排污收费制度的协调

费改税是我国环境税制度建设的必然方向。但由于环境税和排污收费的不同功能定位，环境税和排污收费政策结合使用将是一段时期内环境经济手段的基本格局，

（3） 环境税的收入归属

鉴于环境税的开征并不以取得收入为目的，为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鼓励地方改善当地环境，建议环境税作为地方税，由地税征收。

第4篇

一、WTO中的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相互联系和作用的集中表现。气候变化的挑战涉及敏感的政治决策、艰巨的技术变革和深远的全球影响。虽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措施与国际贸易规则以不同的方式运作，但是相互间存在着交集和融合，从而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影响。

(一)WTO与气候变化的联系

WTO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提供了一个规则框架，为贸易进一步开放提供了一个多边谈判论坛。1995年签署的《建立WTO协定》明确提及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已将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以确保市场开放与环境社会目标的协调发展。

尽管贸易及贸易开放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影响尚不能确定，但一个简单而重要的观点是，贸易发展与开放有助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比如，贸易开放可以促进世界范围内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进而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更高需求)，改善环境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从目前看，WTO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贡献就是通过多哈回合开放环境货物、服务和技术市场。

迄今，气候变化问题还不是WTO多边谈判领域的内容，WTO规则中也没有专门的、具体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规定。但毋庸质疑的是，WTO与气候变化是有关联的。国家层面上的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采取的政策措施有可能改变一国的竞争条件，进而对全球贸易发展和多边贸易规则产生影响。WTO规则和机构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WTO原则和规则提供了一个保证可预测、透明和公正地实施气候变化措施的框架，它可以对实施的气候变化措施进行审查，以保证符合援引WTO环境保护例外条款的条件。

WTO规则与全球气候变化制度并非独立运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明确规定，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不应构成对国际贸易任意的、不合理的歧视或变相的限制，在实施有关措施时应尽量减小对其他成员方贸易、社会、环保和经济的负面影响。尽管WTO框架下没有贸易与环境的专门协议，但WTO规则也留下了足够的政策空间，有不少重要条款涉及到环境保护。WTO规则允许各成员以非保护主义的方式优先考虑环境问题，允许成员在特定条件下为了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为了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而采用贸易限制措施。

(二)WTO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活动

WTO框架下与气候变化问题相关的活动有三个层面：一是WTO宗旨明确“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考虑对世界资源的最优利用，寻求保护和维护环境”，这在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之间建立了清晰联系；二是WTO多哈回合中有多个方面都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相关，比如：农业谈判和渔业补贴、贸易与环境议题等，其谈判结果将对应对气候变化起到积极作用；三是在WTO日常工作中，也为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一个平台。

1　环境货物与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

在多哈回合中，贸易与环境议题谈判的一个重要议程是开放环境货物和服务市场。WTO成员呼吁，酌情削减或取消环境货物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全球市场准入，在更有效率、更多元化、更低成本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有助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已经建议了一系列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其中很多技术正在WTO的环境货物和服务项下进行谈判。

2　WTO与多边环境协定关系谈判

贸易与环境议题谈判的另一个议程是解决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关系问题。WTO成员正在寻找方法，以确保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中旨在保护环境的具体贸易义务(STO)能够和谐共存。WTO成员希望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促进自由贸易与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互协调与支持。考虑到目前国际社会对于追求多边主义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这些旨在促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多边谈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　WTO农业和非农产品谈判

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会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一些积极影响，尽管有些是间接的。首先，发达国家农产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以及农业支持的减少会使全球资源配置和生产更加有效。其次，贸易谈判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机会和贸易收入，收入的增加能增强贫困国家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比如增加灌溉方面的投资等。

气候变化的挑战促进了生物燃料产业的发展，因为许多国家认为生物燃料可以帮助他们达到《京都议定书》的温室气体减排的承诺。由于生物燃料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消费国，目前生物燃料的贸易规模还不大。生物柴油的生产和消费目前主要集中在欧盟，欧盟内部的生物柴油贸易开始兴起。而在过去几年生物乙醇的贸易呈现增长势头，巴西是新兴的主要出口国。自2000年以来，有20个WTO成员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范围内通报了37个有关生物燃料的措施。

4　WTO常规工作中的气候变化问题

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TBT委员会)和贸易与环境委员会(CTE委员会)的工作都与气候变化问题密切相关。

TBT委员会提供了一个重要论坛，在此可以探讨政府为减缓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技术性规定。那些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技术规定和标签要求正属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范的范畴。近年来，一些旨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控制温室气体减排的产品标准和标签要求都向WTO进行通报。TBT委员会对气候变化措施予以评判，以确保它们不对国际贸易构成不必要的障碍。

CTE委员会的工作方案涵盖了贸易与环境交叉领域的主要问题。与气候变化间接相关的问题被放入CTE讨论，例如取消能源和林业部门的贸易限制产生的环保效应、能源效应标签对市场准入的影响等。CTE委员会作为一个孵化器推动贸易与环境议程的进展，也是成员想进一步推动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联系的途径。

二、WTO与气候政策有关的法律条款

WTO框架下没有将贸易与环境问题单独立法。但在现实中，一些旨在保护环境的措施在本质上具有限制贸易的特点，会对其他成员的权利产生影响，也可能违反WTO的非歧视原则和禁止数量限制原则。为规范这样的行为，在WTO《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1994)第20

条“一般例外”中对保护环境做了相关规定。根据WTO规则，成员方在满足特定条件下可采取与贸易有关的措施来保护环境。WTO争端解决机构解决与环境相关的贸易争端时也多是依据这些与环境有关的贸易规则。

WTO框架中也没有专门的、具体的规则与气候变化问题直接相关，但气候变化与WTO规则具有潜在的关联。除监管措施外，国家、区域或多边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措施有：政府采取的以价格为基础的措施(如税收和关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其他一些措施(包括补贴)。这些措施实际上都与贸易相关，要受到WTO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在设计气候变化方案和进行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时，都应当将这些措施对贸易的潜在影响以及各成员在WTO规则下的权利与义务考虑进去。从广义上说，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如GATT第20条，加工和生产方法问题、相似产品定义)WTO规则和判例，都与气候变化措施的审查有关。WTO的一般做法是，承认只要严格满足一些条件、为达到某些政策目标、一定程度上的贸易限制是必须的。

一些WTO规则和协议同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相关，这里做一简要归纳。

(一)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GATT第1条和第3条)

GATT第1条第l款规定，一国给予任何其他国家任何产品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应立即无条件给予所有其他缔约方的同类产品。GATT第3条第2款规定，不得对进口产品直接或间接征收超过对本国同类产品直接或间接征收的任何种类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GATT第3条第4款规定，在有关影响产品的国内销售、标价出售、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要求方面，进口产品所享受的待遇不得低于同类本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与非歧视原则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即“相似产品”和“力工或生产方法(PPMs)”与气候措施相关联。

(二)一般例外条款(GATT第20条)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WTO成员可以实施贸易限制。GATT第20条“一般例外”列举了十种特定情况，其中有两种情况与环境保护有密切联系，即第20条的(b)项和(g)项。它们也被称为环境保护例外条款。GATT第20条规定，任何WTO成员都可以采取“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须的措施”(b项)，采取“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配合，为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措施”(g)。为防止对一般例外条款滥用，在序言中对“例外”的适用提出两个条件加以限制，一是根据第20条采取的措施不应“对情况相同的国家构成武断的或不正当的歧视”，二是有关措施不能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三)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ASCM)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采用了“专向性”补贴的概念，即补贴只针对成员政府专门给予其管辖范围的某一些企业或某一些产业的优惠或好处，此类“专向性”补贴要受到WTO规则的约束。如果确认存在补贴，则将被征收反补贴税。在气候政策与贸易规则的联系上，关于补贴的争议一直存在。一些人希望对碳密集产品进口实行反补贴税来抵制“碳搭便车”(carbon free riding)行为。政府对于温室气体排放不采取措施能否被视作一种公共补贴或环境倾销行为?在出口国没有对碳排放实施控制的情况下，进口国能否对其征收反补贴或反倾销税?在应对气候变化中，一些国家对本国的高排放、贸易量大的行业提供免费的碳排放权配额，这种做法是否构成补贴?这些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

各国都制定了名目繁多的技术规章、标准以及合格评定程序，这些都十分重要，但若随意设置就可能成为贸易障碍。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协议》)做了有关规定，以寻求确保技术规章、标准以及检验和认证程序不对贸易产生不必要的障碍。《TBT协议》范围包括强制措施和自愿措施。强制措施也称“技术法规”，其定义为规定强制执行的产品特性或其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而与资源使用效率和碳排放相关的技术要求典型地依赖于生产方法而不是产品特性。但WTO上诉机构对“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没有明确的解释。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正大力倡议《TBT协议》要包括生态标签计划，但发展中国家认为，诸如生态标签的措施并不适用于《TBT协议》。

(五)普遍取消数量限制(GATT第11条)

GATT第11条规定，除非满足第11条第2款的三个例外情况，成员方禁止实施配额、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的数量限制措施。而这三个例外情况都不能适用到产品的碳足迹限制上。今后，一国有可能对没有实行严格温室气体减排国家的进口产品实现进口禁止或限制，将他们归人到“肮脏”产品。

(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TRIPs的相关规则与气候友好型技术和专有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密切有关。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知识产权由于同技术转让密切相关而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促进技术开发，但同时也有可能限制技术转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议，强制许可制度是改善绿色科技市场准人的重要途径，但遭到了发达国家的强烈反对。

(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TRIMs)

TRIMs只适用于影响货物贸易的有关投资措施。由于某些投资措施有可能限制或扭曲贸易，TRIMs规定不得实施违反GATT第3条(国民待遇)或第11条(数量限制)的投资措施。TRIMs在其附件中列出一份与GATT这些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的解释清单。今后，许多国家都有可能打着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旗号来实行一些与WTO规则不相符的投资措施来保护国内产业。

三、多哈回合中的贸易与环境议题

环境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推动绿色产品和技术的快速传播，促进国际贸易发展。WTO成员希望通过推进首个多边贸易与环境谈判，加强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相互支持，实现环境、贸易和发展的“三赢”。

(一)贸易与环境谈判的目标

WTO《多哈部长宣言》第31段明确规定了贸易与环境议题的谈判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现行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MEAs)中所列具体贸易义务(STO)之间的关系，谈判只限于在所涉多边环境协定缔约方中现行WTO规则的适用性的范围，谈判不得损害任何非所涉多边环境协定缔约方的WTO成员的权利；二是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与相关WTO委员会之间定期信息交流的程序，以及给予观察员地位的标准；三是酌情削减或

取消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贸易与环境议题谈判将在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特别会议(CTESS)主持下进行。

(二)贸易与环境谈判的现状

在多哈回合中，最重要的议题是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人谈判，环境议题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议题。由于受到农业、非农市场准人谈判进展的牵制，贸易与环境议题的谈判进展缓慢。迄今该议题谈判仍处于澄清有关概念、确定货物清单范围和讨论谈判方式阶段，各项议题均未进入实质性问题谈判。经过谈判，各方感到对第1项和第2项内容的讨论引发了较多的政治性因素，相比之下第3项内容更为务实。

WTO坎昆会议后，环境货物和服务自由化成为贸易与环境谈判的重点，但目前也仍处于要求各成员确认环境货物范围以及明确谈判方法阶段。由于环境服务的谈判内容和方式与环境货物不同，谈判主席建议先进行环境货物的讨论。CTESS同意在讨论环境货物基本概念的同时鼓励各成员提交自身的国别清单，以尽可能多地列出环境产品，同时要求各成员对确认环境产品可能的关税待遇、特殊和差别对待(S&D)、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发展相关问题提交提案。

(三)环境货物和服务谈判的情况

多哈回合为开拓环境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提供了条件，WTO成员正努力消除环境货物和服务的贸易壁垒。将OECD、APEC和世界银行的环境货物清单结合在一起，共包括211个产品(HS6位编码)，Hufbauer和kim(2010)根据这一数据预测，消除环境货物关税将使世界环境货物进口额增加约560亿美元，相当于目前世界环境货物进口总额的12％左右。

1　环境货物贸易谈判

环境货物涵盖许多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消除这些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会降低它们的价格，使它们更容易获得和使用。促进环境货物贸易将加剧该领域的竞争，从而刺激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技术创新。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发现，消除清洁能源技术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能够使18个高排放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增长14％。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已确定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技术。其中很多技术正在WTO的环境产品和服务项下进行谈判，包括风能和水电涡轮机、太阳能热水器、生物气体生产设备、沼气收集垃圾填埋坑等。欧盟和美国在2007年12月的一份提案中建议，在WTO谈判中给予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友好型货物和服务以优先权，这些气候友好型产品占先前WTO定义的环境货物种类的1／3左右。

2　环境服务贸易谈判

在环境服务谈判中，WTO成员试图寻求《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旨在与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可能直接相关的活动做出具体承诺。在乌拉圭回合制定的服务部门清单中，被列入环境服务部门中的服务侧重于基础设施服务，例如污水处理服务、垃圾处置服务和卫生服务等。被列人“其他”服务项下的其他环境服务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这些服务如废气清洁服务、景观保护服务等，实际上也直接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有关。

近年来，由于环境管制标准不断提高，这些“其他”环境服务的重要性逐渐提高。这些环境服务活动是在商业的基础上提供的，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前景。目前，这些环境服务正就WTO中进行谈判，并且希望能为新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提供更好的前景。不过，由于环境服务的实行主要依靠环境产品来进行，目前在环境产品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环境服务的谈判基本没有进展。

3　环境货物谈判的焦点

一是货物清单问题。截止到目前，共有11个国家和地区(加拿大、欧盟、日本、韩国、新西兰、挪威、瑞士、中国台北、美国、沙特阿拉伯和菲律宾)提交了环境货物清单。环境议题谈判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对环境货物的涵盖范围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定义。为弥补这一空白，OECD、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世界银行等组织或机构都在研究并拟定各自的清单。其中OECD和APEC的清单受到各方重视，也是WTO框架下讨论并生成环境产品清单最主要的借鉴。

二是谈判方式问题。自贸易与环境议题谈判开始以来，对以何种方式削减环境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WTO成员提出了四种建议方法，即清单方式(Listapproach)、项目方式(Project ap-proach)、综合方式(Integrated ap-proach)和出价要价方式(Requestand offer methodology)。至于采用哪种谈判方式，目前还没有明确。从目前情况看，也许这几种谈判方式混合正在一起可以成为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比如说“清单+项目”的方式，对于公认的纯粹环境产品(如风力发电设备)可以用清单方式对如何降低关税进行谈判，但是对于具有多重功能的环境产品，可以通过项目方式更好地解决。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也不排除用要价出价方式作为一个补充。

中国在环境货物问题上提出了“共同清单”和“发展清单”的概念主张，为在环境货物的谈判中充分体现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提出了明确主张。目前，中国尚未提交具体的符合自身利益的环保产品清单。中国的谈判立场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中国认为环境产品的主要目的必须用于解决环境问题。第二，同意为真正的环境产品制定一个清单，但是反对“搭便车”。第三，环境产品谈判的结果应该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生产环境产品的能力。因为要提高发展中成员提高保护环境的能力，才能真正促进世界环保事业的发展。

(四)贸易与环境谈判的未来走向

第5篇

[关键词]EKC；生猪养殖；碳排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引领下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路径研究”（2015YZD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湖地区畜禽养殖污染形成机理及管控政策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71303099）、江西省普通高校科技落地计划科学前沿项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利用与生物多样性变化及优化技术”（KJLD12065）和江西财经大学2015年度学生科研课题（XS3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孔凡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西财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江西南昌 330077）；王智鹏，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潘丹，江西财经大学在站博士后（江西南昌 330032）。

一、引言

畜禽养殖碳排放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报告《畜牧的巨大阴影：环境问题与选择》统计数据显示，生猪、牛、羊和家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以二氧化碳当量计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8%。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情形之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养殖模式呼吁而出，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生猪养殖碳排放的脱钩发展，成为低碳养殖研究领域中十分关注的问题。目前，学者对畜禽养殖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畜禽养殖碳排放的测算。学者主要运用碳转化系数法、IPCC排放系数法、综合调查法和碳排放指标体系等，对碳排放进行测算①。二是畜禽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做了很多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存在“正U型”“倒U型”“正N型”或“倒N型”等多种曲线关系①。国内学者应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验证畜禽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较少。孟祥海等运用EKC模型分析了我国畜禽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污染程度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且已跨过曲线拐点②。田素妍等对中国畜禽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进行了EKC验证，结果发现：东部地区畜禽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中、西部地区畜禽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则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③。

综上所述，现有对畜禽养殖碳排放的研究多以国家、省际作为研究单位，对省、市级研究甚少。同时，目前对畜禽养殖碳排放的测算往往集中在肠道发酵与粪便管理④，很少从系统的角度去测算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产生的污染物总量，这将导致碳排放量测算的不准确。而有学者研究表明，污染物测算不准、不全往往是导致EKC检验结果不准确的主要原因⑤。基于此，本文将以江西省生猪养殖为例，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LCA）系统测算生猪养殖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对生猪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EKC关系进行检验，并分析影响生猪养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生猪养殖业在中国畜禽养殖业中占主导地位，是中国畜禽养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江西省是全国十大生猪主产省之一，其生猪碳减排工作对全国生猪碳减排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致力于打造“生态明文先行示范区”和“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江西省而言，对生猪养殖碳排放进行EKC检验以及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显得尤为迫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生猪养殖碳排放量测算

FAO温室气体排放评估框架《IPCC 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指出⑥，生猪养殖直接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生猪肠道发酵CH4排放与粪便管理系统中CH4、N2O排放，间接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饲料粮种植、饲料粮运输与加工、饲养环节耗能和猪肉产品屠宰加工等环节中能源与资源消耗所产生的排放。因此，本文结合江西省生猪养殖的实际情况，借鉴胡向东和孟祥海的研究成果⑦，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LCA），选取饲料粮种植、饲料粮运输和加工、生猪肠道发酵、粪便管理系统、饲养环节耗能和猪肉产品屠宰加工六大环节，测算出生猪从幼仔养殖到出栏以及到猪肉产品销售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产生并排放到空气中的CH4、N2O等温室气体折算成二氧化碳当量总和。目前，生命周期评价（LCA）已被广泛应用于碳排放（即温室气体排放）研究领域①，但国内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应用于畜禽养殖业特别是生猪养殖碳排放测算较少。

生猪养殖碳排放量测算公式如下：

C=EGF +ESM +EMT +ECD+EGE +ESF（1）

式（1）中：C为生猪养殖碳排放总量；EGF为饲料粮种植产生的碳排放量；ESM为饲料粮运输与加工产生的碳排放量；EMT为生猪肠道发酵CH4排放产生的碳排放量；ECD为粪便管理系统中CH4、N2O排放产生的碳排放量；EGE为生猪饲养环节耗能产生的碳排放量；ESF为猪肉产品屠宰加工产生的碳排放量。

（二）生猪养殖碳排放的EKC模型设定

参照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②，根据测算的生猪养殖碳排放总量，环境质量指标选用碳排放量来衡量，经济发展指标选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

同时，本文采用含参数估计的生猪养殖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模型，来验证江西省及各地市生猪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EKC拐点。EKC模型的设定多以二次、三次多项式为主，但三次多项式相对灵活③。为消除数据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分别对生猪养殖碳排放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取自然对数，采用对数三次方作为回归方程的基准方程对生猪碳排放进行EKC检验：

lnCt=θ0+θ1lnYt+θ2（lnYt）2+θ3（lnYt）3+εt（2）

式（2）中：Ct为生猪养殖碳排放量；Yt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t为时间；θ0为截距项；θ1、θ2、θ3为模型估计参数；ε1为随机误差项。根据模型估计参数θ1、θ2、θ3，其取值的不同，可以反映出生猪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同关系。

（三）生猪养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

1.变量选取与说明

现有研究表明，碳排放具有不确定性和受人类活动影响等特点④，受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交通便利情况、人力资本、市场需求和政府支持等因素影响⑤。基于此，本文结合江西省生猪养殖实际情况与现有的研究成果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以下七个变量作为生猪养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1）猪肉消费总量（X1）：用人均猪肉消费量与城镇人口之积来表示。一般情况下，人们对猪肉的消费总量越多，意味着生猪养殖总量越多，将会消耗更多的能源和资源，碳排放量越多。

（2）对外贸易程度（X2）：用对外出口的生猪总额与牧业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一般情况下，对外贸易程度越高，说明对外出口的生猪数量越多，产生的碳排放量越高。

（3）公路密度（X3）：用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来表示。通常而言，交通条件越便利，越有利于生猪的运输以及对低碳养殖技术的推广，生猪养殖的碳排放量将会越少。

（4）农村劳动力价格（X4）：用城乡劳动力人均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劳动力人均收入之比越高，生猪养殖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生猪养殖户会选择进城务工以获取更高的非农收入，选择生猪养殖的概率更低，生猪养殖数量下降，生猪养殖碳排放量下降。

（5）产业结构（X5）：用牧业生产总值与农业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牧业生产总值占农业生产总值比重越高，说明生猪产业发展越好，用于生猪养殖的资源越多，生猪养殖所产生的碳排放越高。

（6）政府环保管制（X6）：用政府环境治理投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政府环保管制越高，对低碳养殖技术（例如粪便处理技术推广和沼气池建设技术）等的补贴越高，从而降低生猪养殖所产生的碳排放。

（7）能源利用效率（X7）：用单位GDP能耗来表示。一般情况下，在生猪养殖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能源的利用会间接产生碳排放。能源利用率越高，生猪养殖产生的碳排放越低。

2.模型构建

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同时不改变数据的特征，本文采用变量的对数值。生猪养殖碳排放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lnC=θ0+θ1lnY+θ2（lnY）2+θ3（lnY）3+Yi lnXi+ε；i=1，2…（3）

式（3）中：C表示生猪养殖碳排放量；Y表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i为解释变量；θ0为常数；θ1、θ2、θ3、Yi为估计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

（四）数据来源

生猪养殖碳排放量测算与EKC检验采用1990―2014年江西省及11个市区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1991―2015年《江西省统计年鉴》。由于2000年以前生猪养殖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缺失且较难获取，因此，生猪养殖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采用2000年之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2001―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江西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生猪养殖碳排放的EKC检验及拐点分析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生猪养殖碳排放的EKC进行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

由表1可知，θ10，且θ3

第一，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454元时，该时期为1990―2003年，生猪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变化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增长的态势，而生猪养殖碳排放呈下降趋势。这一阶段生猪养殖业多为农户散养经营，生猪养殖总量相对较少，有足够的土地吸纳生猪养殖废弃物，能够有效实现“废弃物―有机肥―种植业”的种养结合，废弃物环境友好型处理率较高。且该时间段生猪养殖业的发展更多依赖于劳动力的投入，物资资本、能源等的投入未急剧增加，因此生猪养殖碳排放呈现下降态势。

第二，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介于2454元至10864元之间时，该时期为2004―2014年，生猪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同步上升的趋势，即随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生猪养殖碳排放也在增加。该阶段随着人口规模壮大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猪肉市场需求增加使得生猪养殖总量不断攀升，生猪养殖模式由传统散养模式向小、中、大规模化养殖模式转变。随着生猪养殖业专业化、规模化程度日益提高，但养殖户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且生猪养殖业在一般情况下属于微利产业，污染治理投资与运行费用相对较高，多数养殖户在资金需求上难以承受。因此，相当一部分生猪养殖场缺乏必要的粪污处理设施，大量未经处理的禽粪污随意排入河流、稻田、荷塘等，使得大量生猪粪污及废弃物不能实现资源化、循环化综合利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农牧脱节，使得“废弃物―有机肥―种植业”的种养结合模式难以实现。同时，政府对沼气的推广尚在起步阶段，“废弃物―沼气―有机肥”的资源化循环经济模式效果不显著。而且，随着劳动力对生猪养殖产出的贡献力逐渐减弱，生猪养殖产业的发展更多依赖于物资资本及能源的投入增加。因此，该阶段生猪养殖碳排放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同步上升的态势。

第三，当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大于10864元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猪养殖碳排放将逐渐降低。这一阶段，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对环境质量需求也不断提高。政府对生猪清洁生产更加重视，对生猪低碳养殖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的补贴力度加大，如沼气池建设、干清粪工艺、尿粪固液分离工艺推广等。同时，政府采取一定的激励或者强制措施，促进生猪粪便还田，减少生猪粪便向环境排放。实施生猪养殖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工程。大力发展养殖业循环经济，建立以沼气为纽带形成“猪―沼―菜”“猪―沼―果”“猪―沼―林”“猪―沼―鱼”多功能生态养殖和循环经济模式。减量化、资源化、再循环模式成效的显现，使得该阶段生猪养殖碳排放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二）生猪养殖碳排放EKC拐点的时空特征分析

1.空间分布特征

2014年江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997.0元，还处于临界值（10864元）左端，意味着当前江西省生猪养殖碳排放随着经济发展仍然呈现上升的趋势。将江西省十一个设区市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临界值（10864元）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南昌市（12266.8元）、景德镇市（11410.1元）、萍乡市（12617.6元）、新余市（12678.9元）和鹰潭市（11215.4元）五个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其临界值，生猪养殖碳排放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渐降低。可能的原因是：2014年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和鹰潭市生猪养殖量分别为25万头、66万头、40万头和58万头，远小于江西省129万头的生猪平均养殖量。这四个设区市生猪养殖量较小，可以较好地实现“废弃物―有机肥―种植业”的种养结合，以及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和养殖技术的推广，如“废弃物―沼气―有机肥”循环经济模式等，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使得这四个区域生猪养殖碳排放经过高拐点值进入了下降阶段。南昌市是江西省的省会城市与经济发展中心，政府对生猪养殖造成的环境污染更加重视，且南昌市生猪养殖专业化、规模化程度较高，中、大规模养殖场较多，得到的补贴更高；较好地实现了“废弃物―沼气―有机肥”多功能生态养殖和循环经济模式，使得南昌市生猪碳排放从高拐点值开始逐步降低。其余六个设区市生猪养殖碳排放还未到达高拐点值，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猪养殖碳排放仍然呈现上升的趋势。那么，这六个设区市的生猪养殖碳排放何时才能到达高拐点值？接下来本文将对各市到达高拐点值的时间路径进行分析。

2.时间路径特征

根据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及各市2010―2014年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速，首先预测出各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且将其作为预估时间的年均增速；然后，计算出各市到达高拐点值所需要的时间；最后，确定到达的具体年份。根据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在2015年到达EKC高拐点值的市包括九江市、宜春市、抚州市，在2016年到达EKC高拐点值的市包括吉安市和上饶市，赣州市将在2018年到达EKC高拐点值。不同市到达EKC高拐点值的时间不同，可能由于各市生猪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的。九江市、宜春市、抚州市、吉安市和上饶市生猪养殖业占有重要地位，2014年这五市生猪养殖量分别达到了95万头、284万头、124万头、175万头和127万头，分别占江西省生猪养殖总量的6.66%、19.99%、8.73%、12.30%和8.92%。这五市生猪养殖量大，碳排放总量更高，使得生猪养殖碳排放量更高。生猪养殖业蓬勃发展，使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高，到达曲线高拐点值的时间相对较短。赣州市位于赣南地区，面积相对广阔，主要还是以包括生猪养殖业在内的农业发展为主，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到达曲线高拐点值的时间相对较长。

（三）生猪养殖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stata10.0统计软件进行生猪养殖碳排放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处理数据，模型R2为0.9985，且F值为265.6139，说明模型整体拟合优度较好。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满足θ10，且θ3

表3结果显示，猪肉消费总量（X1）的系数为0.1378，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猪肉消费总量对江西省生猪养殖碳排放具有正影响作用，与预期一致。这表明，随着猪肉消费总量的上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猪养殖碳排放呈上升趋势。

对外贸易程度（X2）的系数为0.0963，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对外贸易程度对江西省生猪养殖碳排放具有正影响作用，与预期一致。这表明，随着对外贸易程度的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猪养殖碳排放呈上升趋势。可能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生猪从我国进口，使得碳排放环节发生在我国，出现了“碳转移排放”现象，这与林百强和蒋竺均研究相符①。

公路密度（X3）的系数为0.0880，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公路密度对江西省生猪养殖碳排放具有正影响作用，与预期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公里密度的提升，交通条件更为便利，生猪规模饲养数量将会增多，生猪养殖碳排放量增加。

农村劳动力价格（X4）的系数为-0.5527，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村劳动力价格对江西省生猪养殖碳排放具有负影响作用，与预期一致。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城市收入越高，养殖户生猪养殖的机会成本就会越高。基于人们对经济效益的抉择，城市务工收入越高，从事生猪养殖人员就会相对越少。这与邓力群的研究类似，养殖机会成本对养殖户饲养行为产生负影响，即农村劳动力价格将会抑制生猪养殖碳排放的增长①。

产业结构（X5）的系数为0.8767，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产业结构对江西省生猪养殖碳排放具有正影响作用，与预期一致。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业结构的提升会使得生猪养殖碳排放呈上升趋势。这与杜江和刘渝的研究结果相符②。

政府环保管制（X6）的系数为-0.1549，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环保管制对江西省生猪养殖碳排放具有负影响作用，与预期一致。张学刚和王玉婧认为，政府对环境的管制等对环境质量改善有重要影响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对环境保护越重视，对生猪低碳养殖重视会越高，使得生猪养殖碳排放下降显著。

能源利用效率（X7）的系数为-6.6554，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能源利用效率对江西省生猪养殖碳排放具有负影响作用，与预期一致。赵爱文和李东研究发现，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显著影响能源使用强度①。在生猪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使得能源使用强度显著下降，使得生猪养殖碳排放减少。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1990―2014年江西省及十一个设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LCA）测算出江西省及各市生猪养殖碳排放总量，利用EKC模型检验了江西省及各市生猪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EKC关系，并对各市的碳排放拐点变动及时空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对江西省生猪养殖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长期发展来看，江西省生猪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N型”的EKC关系，且存在临界值分别为2454元和10864元的双拐点。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于2454元时，生猪养殖碳排放处于下降的态势；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2454元而低于10864元时，生猪养殖碳排放由低拐点值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同步上升态势；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10864元时，生猪养殖碳排放由高拐点值向下呈现逐步下降趋势。

第二，从空间分布来看，2014年江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997.0元，还处于临界值（10864元）左端，意味着当年江西省生猪养殖碳排放随着经济发展仍然呈现上升的趋势。江西省有五个市生猪养殖碳排放超过了高拐点值，其中包括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和鹰潭市；其余六个市当前生猪养殖碳排放还仍未到达高拐点值，即随着经济发展生猪养殖碳排放仍然呈现上升的趋势。

第三，从时间路径来看，在未来三年内，有三个设区市将到达EKC高拐点。九江市、抚州市和宜春市已在2015年到达EKC高拐点；吉安市和上饶市将在2016年到达EKC高拐点；赣州市将在2018年到达EKC高拐点。

第6篇

关键词：挥发性有机物（VOCs） 污染防治 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大气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以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为特征污染物的区域性复合型大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损害人体健康，影响社会和谐稳定。VOCs是臭氧和二次有机颗粒物的重要前体物，在大气化学反应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日益受到关注。

VOCs成为继COD、NH3-N、SO2、NOx之后国家重点管控的第五类污染物，VOCs的控制和减排成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一项重要工作。VOCs具有种类多、分布广、涉及行业众多的特点，石化作为VOCs排放的重要行业，其减排工作是国家VOCs控制的重要内容。

1.石化行业V00s排放对总VOcs排放的贡献率

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形成工业企业VOCs监控的有效机制。各种渠道公布的关于VOCs的来源、各排放源的排放量以及贡献等资料大都来自于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Klimont等学者估算的2000年中国VOCs人为源排放量为1563.4万吨，而最近的INTEX B污染源清单显示2006年中国VOCs人为源排放量已达到2320万吨。

2009年起环保部污控司组织中科院生态中心、清华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对VOCs人为源排放情况进行估算。机动车和溶剂使用是大气中VOCs最主要的来源，所占比重分别为21.5%和23.2%；石化行业也是VOCs排放的重要来源，石化（石油化工、石油炼制）和油品储运过程中排放的VOCs所占比重为14.5%，同时由于我国较大的石油化工企业多为央企，是国家及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石化行业VOCs的防控日益成为国家重点监控对象、企业污染治理的重要内容。

2.石化行业VOCs污染防治相关要求

从2012年12月起，国家陆续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对石化行业VOCs治理提出要求。

此外，国家还出台了《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0-2007）、《汽油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1-2007）、《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2007）等VOCs控制标准。环保部即将的《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对VOCs控制要求和排放限值也做出了规定。

除了国家层面的相关标准，一些地方也已经或正在制定严格的VOCs控制标准。

2.1 建设项目要求

VOCs排放总量控制要求作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新建石化项目原油加工损失率控制在4%o以内；新改扩建石化项目应在设计与建设中提高设计标准，实现设备、装置、管线、采样等密闭化。新建储油库、加油站和新配置的油罐车需同步配备油气回收装置。

2.2 排放控制要求

2015年底前完成储油库、油罐车和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原油成品油码头进行油气回收；治理工艺有机废气，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2015年底前完成严格控制原料、中间产品、成品储运损失；推行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强化废水废液废渣系统逸散废气治理加强非正常工况污染控制；完善废气监测系统（包括有机废气排放口和厂界）等。《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要求有机废气排放口去除效率≥95%，特殊区域去除效率≥97%。

3.石化行业VOCs污染控制现状及存在问题

3.1 企业VOCs排放总量难以准确估算

石化化工生产工序多样，涉及到VOCs排放环节较多。关于总量核算，环保部环境评估中心于2014年5月就《石化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量估算方法技术指南》公开征求意见，将石化企业的污染源分为11类，针对每一类VOCs排放源，按优先顺序列出了多种估算方法，如实测法、类比监测法、物料衡算法、模型估算法、公式计算法和排放系数法等。使用排放系数法，计算相对简单，但与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差距较大；采用实测法可以获得准确的VOCs排放量，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监测统计技术规范，企业目前普遍没有开展实测，导致准确核算VOCs排放量难度较大。

3.2 技术规范缺乏

设备泄漏是企业VOCs的重要排放源。目前国内的炼化企业多数是20世纪70年代建厂，部分设备、管道、阀门和辅助生产设施的设计标准并未考虑限制VOCs的排放。如：油泵的密封是单机械密封，甚至还有填料密封；设计规范中生产装置阀门、法兰、垫片的选用只考虑操作、压力和物料的腐蚀性，对物料的渗透性和挥发性考虑很少。国家正在积极推行LDAR技术，但是尚未形成有效的技术规范。

3.3 有机废气处理效率有待提高

石化企业不同生产环节的污染源，VOCs组分气量不同，适应的治理技术也不同。以污水处理厂的废气治理为例，企业采用的治理技术包括生物法、催化燃烧法、吸收法、吸附法和等离子体技术，但是不同处理技术的处理效果差异较大，加上部分企业对处理设施的管理比较粗放，导致非甲烷总烃的处理效率甚至不到50%。

4.石化行业VOCs污染控制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VOCs监测统计体系

国外通常选用总有机碳或总烃浓度并同时选用特征污染物浓度表征VOCs。建议开展行业监测统计方法标准研究，针对每一类排放源建立VOCs监测统计方法，出台行业监测统计技术规范，利用实测法得到各企业真实的VOCs排放总量。

4.2 推行清洁生产，源头削减VOCs的排放

通过加强管理、原辅材料替代、工艺改革、设备改进等措施，源头控制VOCs的排放。将锅炉、加热炉进行清洁燃料替代；改进工艺，包括推行储油罐密闭一体化技术，转变装卸方式等；改进设备，包括选用高质量密封设备（如屏蔽泵等）、全面推行密闭采样、油品浮顶罐二次密封等。

4.3 完善设计标准和技术规范

尽快修订石油化工生产设备、管道、阀门和辅助生产设施的设计施工标准，在设计施工阶段充分考虑控制VOCs的排放；尽快出台LDAR技术规范，规范LDAR操作、数据的处理和统计等，解决企业检测数据处理、检测规范和维修要求缺乏等问题。

4.4 开展有机废气处理技术适应性研究

石化企业的有机废气污染源包括催化汽油氧化脱硫醇尾气、聚丙烯装置尾气、苯酚装置氧化尾气、橡胶尾气、对苯二甲酸装置氧化尾气、己内酰胺尾气等有组织排放废气以及污水处理系统释放气、酸性水罐呼吸气、油品中间储罐呼吸气、油品装车装船挥发气等无组织排放废气。建议开展专项研究，分析不同污染源VOCs气量、组分，结合工艺特点进行技术评估筛选，并开发新的处理技术，确定最佳可行技术名录。

第7篇

关键词：石油化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中外比较

一、中国石油化工类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概述

（一）石油化工类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中国企业在信息披露方面起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发展至今从无到有，已有长足进步但仍存在很大不足。这些法律规章的仍旧存在覆盖面仅仅限于上市公司的问题，各项实施细则有待明确，在具体的实务操作实施方面仍旧需要完善，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急需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具体的法律、法规。

中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开端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2008年，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上市环保核查管理制度加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稽查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两部指导意见，推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二）石油化工类上市公司披露内容

中国石油化工企业内容披露大致分为三类：记述性披露、货币性披露、非货币性披露。

其中，记述性披露主要对公司环境方针政策的宏观展现。记述性披露对公众来说接受度最高，但存在通过转换文字表达方式或文字性夸大或缩小环境会计生产要素的作用，缺乏客观性。

货币性披露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最核心内容，通过资本货币化的表达方式，将社会企业的生产行为所产生的收入、支出、负债、所有者权益进行了相应的直观表达与论述。货币性披露具有可审计、客观、数据可追溯等优点。因此，环境会计的货币性披露可作为行业统一、强制性披露内容，不仅客观、直观、还具有标准易统一等优点，从而准确的体现一个企业的环境价值。

非货币性披露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补充环节的主要内容与体现形式。通过一些不能货币化的环境指标披露，全面展现企业的在运营的各个环节、各个时期运行的具象化指标，利于环境部门监管、社会舆论进行监督。

（三）石油化工类上市公司披露形式

目前，未有专门针对石油化工行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与形式进行规定的全国性或地方性法律、规章规定。石油化工企业处于社会舆论压力，主要以自愿性披露形式进行。上市企业大多以董事会报告、年度报告附表形式披露。

从表格可看出，企业进行信息披露采用的形式主要由董事会报告、财务报表附注、重要事项披露等方式。董事会报告披露内容最为详尽，包括企业在上一会计年度中的环保措施、节能减排措施、环境改善情况、主要废弃物有排放情况以及企业环保风险、环保对策、环保技术研发等情况，形式综合、包含记述性、货币性、非货币性等多种信息，主要倾向于记述性信息描述。

而财务报表附注作披露形式与内容较为单一，主要分布在管理费用、政府补助、营业附注等信息中。主要倾向于资本货币化描述，少量文字记述信息进行补充。

在重要事项披露方面，包括重大仲裁事项、耗费自然资源总量、环保负债、环保拨款、补贴等方面。2008-2012年以来，披露数量水平逐渐下降。一方面是由于近年以来安全生产的开展使重大安全事故数减少，同时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逐步定期推出使企业逐渐放弃重要事项公布这一平台，尽量减少公司股价的波动。从而保证企业平稳运行，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取代临时性、随机性。

二、国外石油化工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概述

（一）国外石油化工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

全球环境保护运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达到，上世纪70年代的《环境污染的会计问题》开启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环境会计先河。

在欧洲、美国、日本的石油化工企业一方面按照一般企业法律准则与规定进行环境信息公开之外，还单独设立监管机构对石油开采行业以及化工生产行业进行监管。从而确保石油化工企业的生产清洁、安全。

1.美国石油化工行业信息披露

美国石油行业监管起步较早，由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美国国家环保局等机构从会计准则、会计实务、环境成本核算、成本分配、环境信息应用技术指南等层面跨行业的法规的建立，为美国石油化工企业信息披露提供了具体而又详实披露方法，规范相关企业信息披露的实践。美国将监管分为"上游监管"、"下游监管"两个环节，其中上游环节主要对资源利用效率、清洁生产、安全生产等环节进行监管。

2.欧洲石油化工行业信息披露

欧洲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对石油行业亦是逐渐加强监管。挪威最早对企业信息披露做出规定，要求披露公司对自然环境影响、减少环境影响采取的措施以及环境审计。英国最早由英国石油行业会计委员会"建议实务公告"对石油天然气会计进行规范，2001年"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生产与废弃活动会计"对石油化工行业的废弃活动会计规范与披露进行了规定。丹麦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规定最为全面。

3.日本石油化工行业信息披露

1997年制定环境影响评价法；2000年制定特定化学物质排放量存进管理改善法和环境环境报告指南；2004年制定环境活动评估计划

日本政府在推动石油化工企业进行ISO14001标准认证的同时，逐渐制定本国相关法律，并且每年逐渐更新环境报告指南指标和内容。

（二）国外石油化工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均对本国企业的生产信息进行货币化披露、非货币化披露、记述性信息披露结合的方式。

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美国康菲公司的报告中对连续几年的环境政策进行详细披露，同时在报告中以财务表格方式对环境成本、环境负债进行披露。

欧洲主要石油公司壳牌公司、BP石油公司在披露中补充非货币化信息如问世气体排放量（百万吨）指标、防空燃烧（百万吨）指标、漏油事件（千吨）指标，使企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变化联系更加直观。

日本index石油在《环境活动评价》中披露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以及独立董事具体监管范围职责，以及对环境风险的应对处理情况。

（三）国外石油化工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形式

美国信息披露制度起步较早，同时社会信息披露意识强，因此美国石油化工企业被要求强制性披露企业环境会计信息。

欧洲国家对石油化工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形式众多，难以统一。但欧盟国家企业被鼓励参与EMHS计划（Enviromental Management and Aduit Scheme），以较为统一的环境报告进行披露。同时各国还可根据本国规定，要求相关石油化工企业在财产报表附表中进行披露。

日本政府积极引导相关石化企业，通过环境独立报告书与投资者、消费者、地区居民等进行主动信息交流，从而在企业社会责任层面，最大化企业的价值，倡导"环境亲民型"的企业经营与发展的转型。

三、中外环境会计披露比较

（一）制度方面

在制度方面，中国对石油化工类企业的具体、微观层面仍旧不完善，随着中国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务院、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部门对石油化工类企业相关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做出了进一步规定，但和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想比较，仍旧存在不小差距。同时，缺乏统一的、强有力的制度执行部门，也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能完全发挥其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义务，改进生产工艺与技术的作用。没有达到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内涵。

（二）内容方面

在内容方面，由于中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企业在披露方面没有具体披露数据、内容可以依据，因此企业往往选取指标数据较好的项目进行披露，对于真正存在污染等问题的环节反而避重就轻，使信息披露内容水平、质量不高，不能如实的反应企业环境运营状况。欧美等国家在信息披露指标方面做出了具体而又详细的规定，从"三废"废弃物、能源、生产原料等各个环节进行披露，全面反映企业经营全貌。

（三）形式方面

由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在我国建立时间较短、进入实务环节时间不长，从而导致企业信息披露意识不强。一些上市石油化工类企业仅仅以财务报表附表中的一个小标题进行披露，从而看出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不重视。同时只披露强制性披露内容，对非强制性披露信息从不主动披露，对于突发重大环境状况往往也讳莫如深，仅以简单公司官网简单公告的形式披露。欧美主要国家对于信息披露的强制性、非强制性做出了明确规定，对于重大事项的披露也做出了相应规定，同时采取经济鼓励、税收政策优惠的方式鼓励企业进行主动信息披露。

四、中国石油化工企业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方面

我国环境会计相较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开端晚，宏观层面政策构建基本完成，但微观层面的制度非常不完善。同时信息披露要求大多局限在上市企业，对广大未上市中小企业未有制度层面的规定。同时制度制定后缺乏强有力的监管部门和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无法对不符合"企业财务报表或重大事项披露"要求的长期污染行为进行处罚，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力度不够，只能短期内对企业起到警示作用，企业对环境的破坏不能反映到其经济业绩上来，从而导致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对清洁生产、安全生产等环境保护行为产生抵触，缺乏主动改进动力。

（二）内容方面

中国石化企业在披露篇幅较少，内容单一不全面，多以记述性的披露为主，无法真实反应石油化工企业在开采、生产、炼化、销售各个环节的环境会计信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寻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意义与初衷无法体现。在披露中，需要实物、图表和文字等多种方式进行辅助补充，从多个角度客观反映企业运营对气候环境的影响以及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低碳经济所做的贡献。

（三）形式方面

中国信息披露水平参差不齐，规模较大企业会单独编制环境会计信息报告书，而中小规模企业大多选择在公司网站主页公布，获取难度高、公示作用差，无法起到舆论监督作用。一些大型企业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进行披露，侧重点在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也无法对环境会计信息要素做出突

五、关于环境信息披露报告建议

为解决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标准不统一、内容不全面等问题，通过编制的环境会计披露报告附表，从企业微观角度，切实解决在实务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在编制过程加入记述性披露、货币披露、数量披露等三个层面的披露，以真实反映环境要素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价值，披露环境信息内容如下：

（一）企业环境基本状况

1、企业简介

2、企业环境政策

3、企业环境目标

4、企业环境方针

5、企业环境现状：排放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和去向；环保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重大环境事项的披露；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减少污染措施；环保效果；企业污染物主要处理措施；采用环境标准及其变化对数据的影响；环境会计所采用的方法及其变化带来的影响；环境监测制度与监测技术；实施环境会计审计的情况；环境诉讼；环境质量认证；清洁生产执行情况；新投资环保项目设施支出等。

（二）企业环境要素信息

1环境资产：环境货币资金；短期环境资产；应收环境治理款；应收环境治理补贴款；应收环境破坏赔偿款；自然资产原值；自然资产净值；短期环保投资；环境资源；环境固定资产原值；环境固定资产净值；环境准备金；环境应收补贴款；环境在建工程；环境工程物资；长期环境资产；环境无形资产；长期待摊环境费用；其他环境资产；环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环境固定资产净额；环境治理工程物资；环境治理在建工程；环境固定资产清理；环境无形资产；环境长期待摊费用；其他长期环境资产等。

2环境负债：应交环保税；应付环境设备款；环境污染预计负债；环境治理借款；应付环境治理款；应付环境补偿费；应付环境资源税；应付罚款；应付排污处理费；应付自然资源恢复费；应付自然资源降级处理费；其他应交款；环境营业费用；环境管理费用；环境财务费用等。

3环境权益：自然资源资本；自然资源资本增值；环境基金；环境留存收益；环境利润等。

4环境收入：政府环保拨款与补贴；税收减免；环境补偿收入；环保无形资产转让收入；利用"三废"生产产品收入；环保成绩突出获得奖金收入；其他企业赔偿的污染损失收入；转让排污许可证收入；转让碳排放权收入；接受环保捐款收入；清洁生产结余；政府环保奖金；其他环保收入等。

5环境成本：环保设施支出；对原有环保设备改造的支出；新投资项目的环保设施支出；环境污染治理费用；环保机构和人员经费；环境技术开发支出；排污费；绿化费；环境补偿费用；环境诉讼费用；资源税；环保工艺支出；环保产品或专利支出；环境研发费用；对职工特殊工种的环境补贴费用；环保罚款支出；环保责令停业损失；临时性或突发性环保支出；

与环境有关的社会活动赞助支出；环保贷款利息支出；其他费用等。

⒍环境收益：环境投资收益；环境补贴收入；环境营业外收入；环境营业外支出；提取法定环境公积；提取法定环境公益金；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提取环境储备基金；提取企业环境发展基金；环境利润归还投资等。

（三）环境资金流信息

环境资金流信息：收到的与环境有关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支付的环境影响的经营活动有关的信息；支付的环境税费；收回环境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环保借款所收到的现金；政府拨放环保费用所收到现金；发生筹资费用所支付的现金等。

（四）环境评价指标

环境评价指标：环境投资收益率；罚款、赔偿额的比重；奖励额所占比重；环境资本性支出指标；废弃物回收利用率；单位工业产值工业用水量；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废气去除率；工业水重复用水率；能源回收利用率；资源、能源效率指标；成本损失率；环境保护支出占营业成本的比例；环境保护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环保保护净收益占营业利润的比例；每股环境收益；环保投资率；环保收入增长率；环保支出增长率；环保净收益增长率；环保社会贡献率；主要污染物每单位工业产值排放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率；工业废水综合利用率；工业废水处置率；资源产出率；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企业环保设施运转率；烟尘控制区覆盖率及清洁能源使用率；遗留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工业危险物处置率；生态效益的指标等。

参考文献：

[1]宋子义.环境会计研究[M].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2]宋子义.低碳经济下环境会计对策研究[J].中国内部审计，2011.（8）.

[3]宋子义.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M].天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徐欣.对欧盟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广东外语贸易大学，2007.

[5]张琳琳.中国惬意借鉴日本《环境会计指南2005》的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7.

[6]李静.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问题探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2.

第8篇

关键词：环境污染；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001-07

珠海市是广东省珠江口西岸的核心城市，区位优越，东与香港隔海相望，南与澳门相连，是珠三角中海洋面积最大、岛屿最多、海岸线最长的城市，素有“百岛之市”的美誉。珠海市生态环境优美，山水相间，陆岛相望，气候宜人，人居环境一流。全球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联手哥伦比亚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共同创建的“城市中国计划”（UCI）于2014年4月16日在北京对外的《2013年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报告》指出，珠海市可持续发展指数综合排名全国第一。2014年6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宣布珠海市通过国家生态市技术评估。目前，珠海市正在全力以赴率先创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市，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珠海市下辖香洲、斗门、金湾三个行政区，均已先后成功创建省级生态区和国家生态区。位于珠海西部的金湾区是珠海市人口最少、历史最短的行政区。金湾区地处珠江出海口磨刀门与崖门之间的南海之滨，2001年4月4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金湾区拥有丰富的土地、海洋、旅游等资源，港珠澳大桥延长线、珠海机场、广珠铁路、江珠高速、沿海高速、机场高速均在金湾区内汇集。天然便利的区位优势，使金湾区一建区就出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喜人景象。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金湾区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从2002年的31.57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179.24亿元，人均GDP从2002年的32 149元增长至2013年的119 372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从2002年的1.14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15.95亿元。但是，在金湾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类污染源不断增加，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不断增加，对金湾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金湾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研究金湾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关系，分析其内在规律，对金湾区政府制定适合金湾区情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湾区建区以来经济结构的演变

经济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的构成，有多种表现形式：（1）从社会生产关系来看，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构成。（2）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来看，表现为产业结构（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构成等）、分配结构（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内部的结构等）、交换结构（如价格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3）从包含的范围来看，表现为国民经济总体结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以及企业结构等。（4）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门研究的需要来看，表现为经济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人员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能源结构、材料结构等。

经济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结合，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研究经济结构，既要重视其要素特性及其结合形式，又要重视其比例关系。影响经济结构的因素很多，主要因素是社会对最终产品的需求，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碍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打算全面详细地研究金湾区的经济结构，只是简单化地通过对金湾区建区以来产业结构统计数据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近似地描述金湾区建区以来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金湾区建区以来产业结构的相关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Clark，1905―1989）率先提出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通常开始以第一产业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转向以第二产业为主、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继而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从表1的数据来看，金湾区建区以来，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4.4%逐步降低至2013年的2.6%，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78.3%逐步降低至2013年的72.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7.3%逐步上升至2013年的24.6%，呈现第一、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步上升的趋势，表明金湾区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出现明显的优化趋势，符合克拉克提出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虽然金湾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78.3%降低至2013年的72.8%，但是2013年金湾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近四分之三，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而金湾区的建筑业增加值总量不大，2013年只有10亿元左右；第二产业增加值主要以工业增加值为主，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发现，2013年金湾区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就高达118.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66.1%，正好占三分之二，说明金湾区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工业的快速增长。工业的快速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金湾区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快速增长，因此可以判断金湾区的环境污染源主要以工业污染源为主。通过加工整理金湾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多次曲线回归模拟，建立金湾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对回归模拟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金湾区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变化规律。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提出与发展

199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Grossman和Krueger[1]对66个国家和地区的14种空气污染物（1979―1990年）和水污染物质（1977―1988年）的变动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大多数污染物的变动趋势与人均GDP的变动趋势相关，从回归模拟曲线上看呈“倒U”形关系，并于1995年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2]（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指[3]，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程度会随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不断提高，环境质量逐渐变差，当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时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程度达到最高，也就是环境质量处于最差的阶段，随后出现转折点，经济持续增长，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程度却随之不断降低，环境质量逐渐改善，即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变化趋势呈现出“倒U”形的曲线关系。

从国际上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曲线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时期普遍适用。从中国一些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来看，“倒U”形并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唯一表现形式。中国学者李慧娟[4]通过研究发现，不同城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与转折点不同，同种污染物在不同资源型城市的曲线不完全相同。陆根尧[5]、邵锋祥[6]、方杏村[7]等则分别采用相应的环境质量数据验证了浙江、陕西、黄石市等中国省、市级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结果也各有差异。那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曲线在金湾区是否适用呢？这就是本文所要寻找的答案。

三、金湾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及数据

根据研究金湾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需要，选取金湾区工业企业常见的六种污染物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指标，选取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指标。从有关政府部门搜集到金湾区建区以来的相关统计数据（见表3）。

（二）回归模型的构建

国内外有关文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通常采用二次函数模型、三次函数模型、二次函数和三次函数与对数形式相结合的模型这三种模型。使用SPSS软件对金湾区工业企业常见的六种污染物排放量及人均GDP的相关统计数据按这三种模型分别进行多次曲线回归模拟，发现在三种模型中三次函数模型模拟效果最好，因此采用三次函数模型进行模拟，三次函数模型公式为：

Y=b0+b1X+b2X2+b3X3

公式中，Y为工业污染物排放量；X为人均GDP；b1，b2，b3为模型参数；b0为常数。

使用SPSS软件对金湾区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数据进行三次函数模型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三）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一种应用很广的数量分析方法，用于分析事物间的统计关系，侧重数量关系变化，在统计数据分析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在回归分析中，R是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R2是回归分析的决定系数，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形成的散点与回归曲线的接近程度，其数值介于0和1之间。R2数值越大说明回归的效果越好，也就是散点越集中于回归曲线上。Sig值是回归关系的显著性系数，当Sig值≤0.05的时候，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的影响，回归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如果Sig值> 0.05，说明二者之间用当前模型进行回归没有统计学意义，应该换另一个模型来进行回归。

1.金湾区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数量关系

金湾区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函数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其中R2=0.89>0.6，Sig=0.00035

Y=-1 581.202+0.084x-（1.061E-6）X2+（4.33E-12）X3

金湾区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三次函数模型的图像（见下页图1）。图像显示曲线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而后继续上升的特征，总体依然呈上升趋势，表明随着金湾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金湾区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出现了反复上升的波动。该曲线在2009年金湾区人均GDP达到60 624元/人的时候首次出现转折向下，主要原因是，金湾区大力实施碧水工程，整治辖区水环境。积极鼓励引导企业开展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大力促进清洁生产，已有50%的重点工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和实现均衡达标排放。在接下来的几年金湾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出现了比较纠结的状况，虽然从曲线来看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从表3中工业废水排放量数据上来看，2009年下降，2010年上升，2011年下降，2012年上升，2013年下降，呈现出增减拉锯、势均力敌的局面。这一结果与近几年来金湾区大力发展工业废水排放量较大的生物医药产业有关。建区以来，金湾区先后引进了联邦制药、丽珠制药、汤臣倍健、亿邦制药、润都制药和生化制药等一批知名的医药企业，2010年以来这些医药企业纷纷增资扩产，最近金湾区还新引进了普瑞博斯等一批大型医药企业。由于医药企业的大幅度外延性扩张导致金湾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在2010年以后反复出现上升。这很可能是金湾区工业废水排放量正处在反复筑顶的过程，预计在医药企业的大幅度外延性扩张结束后，金湾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就会完成筑顶的过程，随后将开始出现持续的下降。因此，金湾区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在图形上基本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特点，只是目前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左侧的位置，尚未出现明显的转折点。

2.金湾区工业COD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数量关系

金湾区工业COD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函数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其中R2=0.661>0.6，Sig=0.02758

Y =-1 902.328+0.096x-（1.124E-6）X2+（4.12E-12）X3

金湾区工业COD排放量与人均GDP三次函数模型的图像（见图2）。图像显示金湾区工业COD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近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的特征，该曲线在2008年金湾区人均GDP达到56 963元/人的时候出现转折点，说明金湾区工业COD排放量在2009年开始进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右侧，工业COD排放量开始进入下降趋势。虽然从2008年之后的数据来看，短期内似乎还有所反复，但是从上页表3中2013年金湾区工业COD排放量大幅下降的数据来看，下降的势头是明确的。而且从近两年金湾区环境保护局不断从严审批新项目，加大对排污企业的监管力度的做法来推测，金湾区工业COD排放量还将进一步下降。因此，金湾区工业COD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的特征，并且已经越过转折点，进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右侧并开始步入持续向下的阶段。

3.金湾区工业SO2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数量关系

金湾区工业SO2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函数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其中R2=0.857>0.6，Sig=0.00097

Y=2131.873-0.113x+（1.85E-6）X2-（8.13E-12）X3

金湾区工业SO2排放量与人均GDP三次函数模型的图像（见图3）。图像显示金湾区工业SO2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特征，该曲线在2012年金湾区人均GDP达到117 500元/人的时候出现转折点，说明金湾区工业SO2排放量在2013年已越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到达了曲线的右侧，并开始步入持续向下的阶段。工业SO2排放量持续下降的趋势与金湾区近年来积极实施蓝天工程，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推行清洁生产，大力改造老旧锅炉，加强工业废气治理，减少空气污染密切相关。

4.金湾区工业固废产生量与人均GDP的数量关系

金湾区工业固废产生量与人均GDP的三次函数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其中R2=0.857>0.6，Sig=0.00097

Y=-11.66+0.001x-（5.96E-9）X2+（1.91E-14）X3

金湾区工业固废产生量与人均GDP三次函数模型的图像（见图4）。图像显示金湾区工业固废产生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特征，该曲线在2009年金湾区人均GDP达到60 624元/人的时候出现转折点，说明金湾区工业固废产生量在2009年已越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到达了曲线的右侧，并开始步入持续向下的阶段。金湾区工业固废产生量持续下降的趋势与近年来金湾区环保局加强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是分不开的，近年来金湾区环保局加强项目审批管理，实施环境安全工程，综合治理固体废物及危险废弃物，有效抑制了辖区工业固体废物的增长。

5.金湾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数量关系

金湾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函数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其中R2=0.89>0.6，Sig=0.00034

Y=-2 194 641.531+107.842x-（1.27E-3）X2+（4.75E-9）X3

金湾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三次函数模型的图像（见图5）。图像显示曲线总体依然呈上升趋势。即随着金湾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金湾区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持续上升。金湾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在图形上基本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特点，目前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左侧的位置，尚未到达转折点。

6.金湾区工业NO2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数量关系

金湾区工业NO2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函数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其中R2=0.886>0.6，Sig=0.00863

Y=-110.766+0.004x+（1.75E-8）X2-（1.91E-13）X3

金湾区工业NO2排放量与人均GDP三次函数模型的图像（见图6）。图像显示金湾区工业NO2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初步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特征，该曲线在2013年出现转折点，说明金湾区工业NO2排放量在2013年已超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到达了曲线的右侧，工业NO2排放量开始下降。至于接下来能否持续下降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四、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来看，金湾区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三次曲线特征，但是不同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曲线的形状有所不同，有的处在持续上升阶段，有的处在反复筑顶的阶段，有的已经筑顶完毕进入转折向下阶段，多数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在2008年达到峰值，2009年出现明显下降，部分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曲线走势呈现出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倒U”形特点，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环境库兹涅茨 “倒U”形曲线适用于金湾区。

为什么金湾区多数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在2008年达到峰值，2009年出现明显下降？这个转折不是偶然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四个百分百”的环境保护政策导致了金湾区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明显减少。金湾区建区初期，环境保护机构不健全，管理体制不顺畅。先是由珠海市环保局的派出机构西区环保分局负责金湾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同时，珠海市政府赋予珠海高新区三灶科技园市一级审批权限，三灶科技园（实际上就是三灶镇政府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享有市一级审批权限。三灶科技园管理松散，凡是招商部门招来的项目不管是否污染环境一律照批，而且在环保上只批不管（只批准工业项目的建设不监管工业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不少工业企业趁机偷排、乱排工业污染物，导致金湾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随着环境质量的恶化，金湾区政府逐渐认识到，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因此，金湾区政府成立了金湾区环保局，逐步理顺环境管理体制，并开始将环保理念逐步融入招商引资、园区规划、环境监管中，严把新建项目环保审批关，从源头上控制工业污染。金湾区制定出台了“四个百分百” 的环境保护政策，即新增工业项目百分百进入园区、污水垃圾百分百达标处理、山体百分百恢复绿化、节能减排百分百实现目标。随着“四个百分百” 的环境保护政策有计划、按步骤逐步得到落实，金湾区逐步控制住环境质量恶化的局面，并使之逐渐趋于改善。同时，金湾区还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环境宣传教育，下大力气解决环境问题，群众对环保工作满意率达到95%以上。在这一过程中，金湾区推出的“四个百分百”政策以及其他相关配套措施起了关键性作用，使金湾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走向出现了转折点。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导致了金湾区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明显减少。2008年前后爆发了众所周知的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国际金融资本放大堆积成的金融泡沫崩盘。国际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影响广泛，导致全球经济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进入衰退，世界贸易环境恶化，金湾区出口增速明显回落。在出口、投资和消费这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贸易是金湾区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金湾区主要出口对象的欧美国家内需普遍减缓。受全球商品贸易量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生产成本剧增、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金湾区出口企业的订单大幅减少，业绩急剧下降，相当部分实力较弱、单纯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的外向型企业因接不到订单导致停产甚至倒闭。最典型的例子是金湾区三灶镇赫赫有名的思泰电子厂最高峰时拥有数万名员工，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因接不到订单而倒闭。这些企业的倒闭客观上导致了金湾区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明显减少。

总而言之，以上两个因素共同影响，形成共振效应，共同导致了金湾区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明显减少。从总体上看，近几年来金湾区所推行的环境保护政策是成功的，成绩是可喜的，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明显减少，先后成功创建省级生态区和国家生态区。今后金湾区应再接再励，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环境执法监督，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实现节能减排，切实保护金湾区生态环境，率先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最终实现政府与企业双赢、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本文具体提出五点建议：（1）加大环境保护考核力度。既考GDP，又考COD，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金湾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2）加强生态环境规划。将保护生态环境纳入到金湾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统一规划，统筹考虑，相互衔接，避免脱节。（3）建立招商选资综合评价体系。加强产业选择，科学谋划发展，坚决拒绝高污染、高能耗项目落户金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4）建立健全环保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按照属地化、精细化和网格化的管理要求，科学配置环境执法人员，增强环境监管能力，实现“污染点源管得住、环境问题摸得准、监管责任说得清”的目标。创新执法理念，环境监管从“重处罚、轻整改”向“处罚、整改并重”转变，从“重监管、轻服务”向“监管、服务”并重转变。（5）率先探索实施排污权交易。排污权交易以环境资源有偿使用为前提，有污染物排放的企业每年都要购买排污权，获得许可方可生产。企业购买的排污权，没有用完的可通过排污权交易平台进行交易。通过排污权交易，实现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金湾区应率先探索实施排污权交易。通过增加排污成本的手段，倒逼辖区排污企业主动进行技术改造或产业升级，实现减排。实现减排后，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购买排污权的成本，另一方面减少下来的排污权通过交易可以让企业获得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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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Y06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YJA790212）；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10ZDAXM002）；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课题（10JD011）

作者简介：徐盈之（1970-），女，浙江杭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王 进（1987-），男，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学。

摘要：运用1990～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逐点估计方法，就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动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人均GDP和能源消费之间呈现N型关系，在人均GDP从低到高变化的过程中，存在一段平稳下降区间，在此区间前后人均GDP均显著地促进了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能源消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存在。进一步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研究表明，高收入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而低收入地区的能源消费持续提速。最后为我国制定能源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能源消费；经济增长；非参数逐点估计； 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中图分类号：F22233；F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8-0001-05

1 引言

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签署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从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到2011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的正式出炉，由能源消费带来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能源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不同程度环境问题的产生。因此，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是能源经济学的一个热点。

能源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在近些年来能源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众多学者将其不断引入到经济领域，研究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序列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Kraft利用美国1947～1974年的数据，采用Sims方法首次发现了GNP与能源消费的一个单向因果关系[1]。Cole研究发现，1970～1992年OECD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交通能源消费总量随着GDP的增加而增长[2]。之后，许多专家学者运用协整理论以及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技术研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如Stern[3]。二是面板数据研究。进入新世纪，面板数据分析逐渐成为主流。Lee最早将面板协整分析应用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4]。之后，Bwo-Nung Huang等将研究拓展至动态面板模型[5]，Mehmet Balcilar等采用Boostrap方法检验G7（除德国）国家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6]。国内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最早的赵丽霞和魏巍贤把能源因素加入到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使用之间的关系[7]。陈幸祎等利用灰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以及各行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8]。赵湘莲等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以及空间集聚状态[9]。

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现，其大都运用参数分析研究方法，并且对于面板数据的分析集中于线性模型。即使有研究考虑到非线性关系，也大都局限在线性方程设定的框架下，通过添加平方项方法主观设定参数非线性的形式，如赵进文首先将非线性STR模型引入我国[10]，而刘长生等采用门限回归模型的非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得出其研究对象也具有类似非线性复杂关系[11]。参数模型设定存在两方面的局限：第一，人为地设定模型形式有可能会导致非一致性和无效的参数估计；第二，参数估计结果无法表示随着自变量变化因变量的变化趋势。目前运用非参数方法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计算生产率、测度能源效率以及模型优化等方面[12～14]。关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关系的非参数研究还不多，刘浚仅用非参数方法得到我国能源消费与GDP之间的拟合曲线，并没有更大的实际意义[15]。因此，本文将在Ullah等学者的非参数局部线性估计[16]的框架下，将经济影响偏向效应的分析拓展至动态分析，以进一步丰富现有的研究。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将使用全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面板数据模型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人均GDP的边际效应进行逐点估计分析。一方面观察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其对能源消费有着怎样的动态影响；另一方面考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边际效应又会发生怎样的动态变化，特别是具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人均GDP对能源消费边际效应的动态变化会呈现怎样的差异。

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21 模型设定

参数、半参数和非参数分析是三种常用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本文主要采用非参数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同时建立参数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对比。

本文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前，先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来决定使用哪种形式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步骤为：首先通过F统计量检验应该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还是混合回归模型，检验结果显示F=4428>F005（28，549）=15，因此选用面板数据模型；接着通过Hausman检验来决定是运用固定模型还是随机模型，检验结果显示p=0021

（1）

其中，被解释变量PEC表示人均能源消费量；解释变量PGDP表示人均实际GDP（1990年不变价）；αi是截距项；β1i和β2i表示PGDPit和PGDPit2的估计系数；εit表示残差项，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i和t表示第t年的第i省份（市、自治区）。

为克服上述参数模型设定中存在的局限，本文建立了如下的非参数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2）

其中，αi为省（市、自治区）固定效应，m·为未知的回归函数，除光滑性外未做其他限制，所以非参数模型比参数模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模型（2）可依照Ullah等学者的非参数局部线性方法进行估计[16]，具体过程为：

（3）

其中，εit中包含局部线性化后的余项，βx等于mx的一阶偏导数，即βx=mxx，表示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边际影响。由式（3）可得：

（6）

同参数估计不一样的是，非参数模型的估计式m（x）为X的函数，而同时偏导数βx不再是固定的常数。因此，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将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自变量的取值不同而发生动态变化。

为得到人均GDP在平均水平处的估计，本文计算非参数估计x在处的值，即，=1/nT∑ni=1∑Tt=1it。为进一步刻画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边际影响，本文采用逐点回归的方法，将区间mini，txit ，maxi，txit 等分成49个子区间，在每一区间点处应用式（5）估计x，用式（6）估计x，以此来观察人均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关系，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分别求得人均GDP动态变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以考察随着时间演进和人均GDP增加能源消费边际效应的变化。

22 变量说明

本文的分析对象是1990～2010年除和港、澳、台地区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1997年后重庆各年的数据并入四川。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具体而言，计量方程中各变量的含义分别如下：

PECit：第t年第i省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即能源消费量与人口的比率；

PGDPit：人均GDP，即实际GDP与人口的比率，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人均GDP的实际数。

①本文也做了a=09、15时的估计结果，但对比发现非参数估计对窗宽的选择并不是非常敏感，因此，只取a=12时的结果进行分析。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动态关系

在非参数面板数据模型中，采用高斯函数（即标准正态核函数）为核函数，K（u）=12πexp（-u22）。根据Ullah[16]等最优窗宽的选择标准h=a×n-1/7，其中a为正常数，n=580为面板数据的样本总量。本文对回归函数x和导函数x进行非参数逐点估计，其中非参数估计的设定和图形做法是：取a=12，将区间mini，txit ，maxi，txit 等分成49个子区间，共有50个端点，在每一个端点处应用式（5）估计x，再用式（6）估计x。利用等分点以及估计出来的x，描述出我国人均GDP和人均能源消费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

图1给出了参数估计和非参数估计（a=12）①两种情况下的关系图，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参数估计的结果显示出人均GDP与人均能耗之间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当人均GDP水平为55万元时，人均能耗达到最大值，而后不断减少，这一结果与许广月的研究结果[17]基本一致。非参数估计的结果显示出人均GDP与人均能耗之间呈N型关系，低人均GDP水平下经历倒U型变化之后，人均能耗开始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快速上升。因非参数面板估计模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因此本文着重研究非参数逐点回归方法下的拟合曲线。如图1所示，当人均GDP较小时，人均能耗随着GDP的上升而增大，大约x=35万元/人时人均能源消费量达到最大，为37吨标煤/人，也就是倒U型的顶点。此后，人均能耗随着人均GDP上升而缓慢下降，大约到x=62万元/人时，这种倒U型关系被打破，人均能耗又与人均GDP呈正相关。相比第一阶段，这种升幅速度有所提高。此后，人均GDP与人均能耗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一直维持稳定，到x=73万元/人时人均能耗达到了41吨标煤水平。

由此可见，我国人均GDP与人均能耗之间实际呈N型关系。正如“重组假说”所描述的情况：能源压力和经济增长分离状态不会长期持续下去，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高收入时的物质利用会再次增加，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会重新组合。我国出现这种现象，本文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政策原因。我国实施与节能相关的政策措施起步较晚，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导致企业用能粗放、效率低下，居民的节能意识欠缺。二是经济原因。我国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减物质化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经济增长率超过了能源消耗强度，从而出现重新组合的情况。

32 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动态边际效应

我国人均GDP与人均能耗之间为什么会出现N型的关系，高收入水平下人均GDP与人均能耗相互连结的影响是什么？以下通过分析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动态边际效应来寻求回答。为了同时体现随着时间演进和人均GDP增加对能源消费动态边际效应的影响，采用与上节一样的逐点回归方法分别求得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全国各省份各人均GDP水平上的动态边际效应，以观察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动态边际效应会随着时间演进发生怎样的变化，所得结果如图2所示①。

首先，综合考察样本期内所选取的5年人均GDP对能源消费倾向的动态影响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演进，这种边际能源消费倾向大体呈倒U型，即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随时间变化先上升后下降，在2000年前后达到最大值，此时平均边际能源消费倾向为125；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边际能源消费倾向呈U型，即人均GDP对能源的边际效应随人均GDP的上升先下降后上升，在人均GDP水平达到很高时出现稳定情况，并且在这期间人均GDP对能源的边际效应全部大于0。

①本文选取的5年中，将每一年的人均GDP等分为50个点，在每一个点上估计出了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展示了其中隔点选取的20个数据点。

②参考《中国统计年鉴》中区域的划分，把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甘肃、贵州、云南和广西10个省（区）。由于没有相关数据，并且将四川和重庆的数据合并成大四川，所以本文研究的三大区域共包括29个省（市、自治区）。 其次，研究样本期内随着时间演进和人均GDP的变化，能源消费倾向的边际效应又如何发生变化。研究发现，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边际能源消费倾向基本保持U型，但是仍然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在样本期的前一段时期，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在经历短暂的下降后迅速进入平稳状态，而后一段时期则完全经历了一个U型变化才变得平稳。这表明我国能源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随时间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各个时期都有特定的边际效应，与当年的产业结构、能源效率、节能措施均息息相关；第二，随着时间推移，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出现拐点时所对应的人均GDP基本上是不断增大的，分别为：23、19、23、41和63。这表明，我国能源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不是简单的递减趋势（如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样），而是会在更高经济增长水平转折呈增长趋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呈现N型关系。

最后，进一步考察人均GDP对能源消费边际效应的变化趋势。本文给出了1990～2010年二者之间的平均变化关系图，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开始出现小幅下降，之后随人均GDP的增长而上升，到达21万元时，边际效应最大，为11；接下来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下降过程，到人均GDP为62万元时，边际效应最小，为028左右；最后，当人均GDP突破62万元后，边际效应又开始呈上升趋势。

通过以上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动态边际效应的分析，再一次验证了我国并不存在能源消费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而是呈现N型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我国主要通过大量的物质、人力和资本投入来促使经济的增长，并不考虑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导致国内能源消费快速上升。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能源利用效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国家也开始提倡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边际能源消费倾向开始降低，能源消费有所下降。但是，当我国的经济发展到更高程度（人均GDP达到62万元），可以发现边际能源消费倾向开始出现上升趋势，这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3 区域间差异的进一步比较

我国地域广阔，资源丰富。由于各个区域经济基础不同、区位优势不同以及能源储量上的差异，造成了我国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较大差异。因此，研究我国不同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该地区制定出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和能源战略选择的政策和法规，有助于缩小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②。

研究的具体方法与上文介绍一致，将每个区域的两极值之间分成49个区间，然后求出每个端点所对应的x，最终根据端点与估计值描述出三大区域人均GDP和人均能源消费的关系，如图4所示。

由图4可以看出，我国三大区域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人均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基本呈倒U型曲线，在人均GDP为58万元时达到最高点，但是进一步观察发现，当人均GDP超过62万元后，人均能耗有微弱上升的趋势；中部地区人均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呈一条缓慢上升的直线，随着人均GDP的提高，中部地区的人均能耗也随之上升；西部地区人均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呈一条快速上升的直线，伴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西部地区的人均能耗将快速增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上述三大区域出现明显的差异？本文将通过分析东、中、西三地区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来寻求问题的答案。

由图5可以发现，西部地区的边际能源消费倾向最大，其次为中部地区，最后是东部地区。这就说明了在同样的收入水平下，每增加一单位的人均GDP，西部地区要消耗更多的能源。具体而言，西部地区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呈M型，在人均GDP为15万元时，边际效应达到最低点，为16，当人均GDP大于4万元时，边际效应趋于稳定，在18附近；中部地区大致呈倒U型曲线，在人均GDP为1万元时，边际效应达到最高，之后开始下降，在边际效应为06时稳定；东部地区呈明显的倒U型曲线，除开始边际效应随人均GDP的上升有所下降之外，其余部分与倒U型曲线相吻合，最高点是当人均GDP为21万元时，边际效应是082。对于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呈现出差异的现象，可以总结为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战略对区域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较大。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实施优先发展战略，引进和采用国际先进科学技术，促使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均能耗下降，出现能源消费的倒U型曲线；中部地区受“中部塌陷”效应的制约，产业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近年来在“中部崛起”的推动下，导致了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刚性需求；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作为我国主要的能源供给区，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增长速度随之迅速发展。第二，各地区现有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造成了区域能源消费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中部地区以农业、原材料加工业为主，西部地区由于劳动力水平较低、资本投入有限，因此以资源型产业为主。根据产业转移理论可知，在能源资源使用过程中，优质的能源资源会向经济结构好、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转移，而经济基础差的地区则存在各种要素的流失。因此，造成了我国现阶段三大区域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的明显差异。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1990～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逐点估计方法，对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动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呈现N型关系，并不存在能源消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一步分析我国三大区域间的差异表明，高收入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中部地区则表现为缓慢的“双增”趋势，而低收入的西部地区能源消费将持续提速。

基于以上结论和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随着我国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高，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已经出现了“重新组合”的情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鉴于我国必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处于能源消费伴随经济增长的现实，政府应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同时，政府应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开发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从根本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于能源消费的推动效应。

第二，结合我国三大区域之间的明显差异，在考虑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制定适当的协调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区域政策，统筹三大区域共同健康发展。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基本呈良性循环关系，需要各省在当前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下尽可能地因地制宜；中部地区是我国能源消费较高、高能耗产业的集中区域，需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及加快技术进步，实现经济与能源的协调发展；西部地区工业发展落后、技术缺乏，需要充分利用西部丰富的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优势，加大对西部地区技术和资金的投入，带动西部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第三，鉴于我国政府在能源领域调控作用十分显著，因此政府首先要保证我国能源相关政策和管理的长效机制，通过相关立法等工作规范

我国能源管理和政策制定工作，保证能源管理政策的统一性、连贯性，形成能源管理的长效机制；其次，要制定和完善我国的能源立法，保障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产业健康发展；最后，在能源结构调整中，通过制定相关标准来规范和度量新能源的开发应用以及传统能源的节能增效，通过标准的规范从而引导能源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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